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目标。一是要明确研究对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性视域研究生产方式；二是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好唯物辩证法及其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三是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从顶层设计以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实践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是要明晰研究目标，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经验，上升为发展理论，并回答和破解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对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等等。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等历史重任，同时明确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为我们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立场和研究目标。

一、要明确研究对象，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性视域研究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学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明确研究对象对于确定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至关重要。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明确的解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经济范畴，揭示了劳动和资本以及二者敌对的关系，进而得出接近于生产关系的概念。在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论述了生产方式这个概念。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进一步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为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实践对象。贯通地看，“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2］（P7）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和选择存在错位与偏离的问题，或者疏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或者模糊、颠倒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主次逻辑关系，或者直接用生产力替代生产关系。由此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到实践层面，使得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比如，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公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推导出否定公有制的结论，在互联网上形成一股私有化的杂音，严重混淆了网民的视线。再比如：在关乎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方面，过分释放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关产业的生产力，带来了房价高、入学难、看病贵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农民工群体面临着子女入城后高额成长成本的问题。其实，生产力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为前提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更多地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既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又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变化。马克思生活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故他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这对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仍有启示意义。一方面，中国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尚未改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深入考察当今中国的现实，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显现，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明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中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起来，既重视生产力，又不能撇开生产关系片面发展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要立足于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引导社会生产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使生产的成果由人民占有和共享，实现物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生产关系必定要研究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或分配，产生于生产关系内部，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因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对于任何否定公有制的观点必须予以坚决批判，必须牢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二、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好唯物

辩证法及其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变革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彻底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指出，他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正是辩证方法”［1］（P21），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现象背后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从研究物与物的关系转为人与人的关系，从经济物质外壳的探讨深入到经济社会内在规律的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之处。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3］，“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4］，“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5］等。的重要指示既是对唯物辩证法这一根本研究方法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指出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抽象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具体应用。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抽象法是以个别客观事实为依据，占有具体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从事物的运动、发展和相互联系中抽象出来具有规律性的一般东西。马克思运用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抽象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目前我国在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时，却缺乏这种抽象的概括。”［6］（P27）因此，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高度重视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有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化，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突破、有所拓展。开放性、包容性、吸收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充分吸收借鉴了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秀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是《资本论》中关于数学定量方法的运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7］（P191）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要打通方法论上的学科界限和“门户之见”，既要充分运用抽象法、矛盾分析法、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统一等方法考察经济问题，同时也要充分吸收一切有益的现代科学方法。要看到，“系统论与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控制论与辩证法中内因外因关系的观点，信息论与辩证法中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等都是相通的。”［8］（P12）要深入挖掘定性与定量、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使之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数理支撑，从而使中国经济理论得到更全面的阐述。”［9］（P62）需要注意的是，要正确处理唯物辩证法与其他现代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要明确现代科学方法是服务唯物辩证法的，是为唯物辩证法提供支撑和补充的。既要把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又要明确唯物辩证法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主体和统领地位，既不能武断地用现代科学方法代替唯物辩证法，也不能片面盲目地追求现代科学方法的形式主义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真，一切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都要“落地”，都要解决实际问题，最终都要进入抽象提升凝练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要坚定研究立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鲜明的立场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创新的方向和路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去触碰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不关心无产者的疾苦，“他们的任务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10］（P615）因而他们没有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己任，通过科学方法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进而号召无产阶级通过社会变革获得解放。对大多数人福祉的关心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动因。对于莱茵省议会站在地主贵族的立场通过了反对林木盗窃的法案，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坚定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为维护农民利益进行辩护。在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永恒的生产方式的缺陷，确立了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人性的异化”进行了哲学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工人非人性化的片面发展，表达了工人们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自我的要求。因而“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物质生产看作是孤立的个人生产，把资本主义生产说成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以求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明工人阶级的残酷命运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发生改变，劳动人民将从资本中解放出来，摆脱物的依赖性。由此观之，马克思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始终代表人民的立场，始终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3］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1］（P21）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紧扣民生福祉，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具体的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2］（P213）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相关制度安排，加快构建和落实优先发展民生的共享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分配到人民群众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必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体落实到生产领域、分配领域、交换领域、消费领域的实践中。在生产中，物质生产要以人民为中心，补偿劳动力生产耗费；在分配中，强调人民共享成果，深入推进收入体制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在交换和消费中，践行公平交换、绿色消费理念，淘汰不利于人生存发展的过度消费。

四、要明晰研究目标，总结中国经验，回答发展问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植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在探索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成熟起来的。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中国实践、探索发展真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目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始终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主线。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起就以发展为导向，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历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往往都是在回答重大发展理论问题的探索中生成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发展理论的支撑，同时也为发展理论的深化提供实践土壤。把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进而上升到指导发展实践的发展理论，并在理论与现实互动中回答21世纪中国的发展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出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的探索本质上是回答时代条件下发展的科学内涵，即为什么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和时代烙印，关于发展的探索都是发展所处历史条件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不同的时代和历史阶段，发展的对象、发展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路径等具有差异性。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发展的运动状态，立足于发展的时代条件，在动态中探索发展的时代内涵。发展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的探索就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永无止境。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3］（P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用了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取得了阶段性历史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的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P10）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在西方学者中开启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讨论。系统地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不仅理论上和实践上日渐成熟，而且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中国发展实践，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中具有天然优势。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14］从理论的角度看，理论的提炼和经验总结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提炼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把寓于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理论中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性归纳总结无疑是总结发展经验的重要路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中国发展理论建设和发展经验总结结合起来，立足于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站位，从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的视角展开研究。问题导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根本遵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正如指出的：“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围绕中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不仅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真谛，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创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比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以此对“十三五”发展布局谋篇，为解决发展新旧动能转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遵循；再比如，党的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抓住了新时展的主题主线，而且指出了破解新时展问题的出路，等等。综合来看，破解发展中的问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归宿。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的经验值得世界参考，特殊性中有着一般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资源，解析其中成功的经验为世界发展提供经验，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职能。

作者:韩喜平 王晓慧 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