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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社会实践等相结合,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成功改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二是形式上,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元素,使其转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出场路径

“出场学”是一种动态地研究和阐释事物的学术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即从“出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时空语境中顺利在场的意义、条件及实现途径。“出场”一词本是舞台表演的专用术语,在成为哲学话语后“出场”一词便有了新的内涵。其中,“出”是由遮蔽到祛蔽,由幕后到台前的一种转变;“场”也不是日常意义上的表演舞台,而是指人类历史舞台。在出场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鲜明主题。相对于德里达的幽灵说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飘忽不定的幽灵,而是不断出场在场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不是普世的原理,而是本土化的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意义

(一)国际意义。就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而言,马克思不仅为诸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革命的指引,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这些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到了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学者大肆宣扬“历史的终结”,其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受此影响,国内理论界也出现了一些噪音和杂音,一些研究者在尚未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本质与内涵的前提下,就将马克思的理论肆意拼接于西方后现代的某些话语或学说,削弱甚至消解了马克思的现实批判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布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可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滞后。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出场是由当前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时代课题。那么,在当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该如何重新出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9)马克思主义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一天不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就要“在场”一天。主权债务危机、华尔街海啸,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都促使人们再度把探寻危机根源的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国内意义。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指引了无数中国人,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繁荣前仆后继、殚精竭虑。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合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打破了苏式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同时也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受压迫地区的革命前途指明了新的出路。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创造性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从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顺利过渡,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三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由此重新焕发出内在的生命力,帮助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美丽中国梦的进程中继续指引我们前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将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勾勒出美好的轮廓,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劲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回答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一艰巨的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成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在关键时期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拓宽和发展了多元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歌猛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也提出更新的要求和需要。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出场路径是指马克思主义在特定语境下的出场方式或者方法。任平对此做了精湛论述,他提出了“一体两翼”的解释模式。所谓“一体”,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中,对“什么问题出场,为什么出场,怎么出场”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做出的哲学反思。所谓“两翼”,包括重新解读经典作家及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寻求对话。如果说“一体”是马克思主义试图“再造世界”的关键所在。那么,“两翼”就是给重读马克思主义提供全新的可能性。以“一体”来设计安排“两翼”,通过“两翼”来实现“一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它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反思,通过与不同思潮之间的对话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顺利出场。通过唤醒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记忆和景仰而获得一次重生。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要面向实践,要与民众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而不是将其完全视为一种“经院哲学”而束之高阁。在出场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可尝试多途径进行,例如将显性文化转化为一种“春风润物”般的隐性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为大众所接受。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中,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着手,通过传播手段和方式的转变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出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总体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学术界对此不乏研究。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主题的转化和解答”为标准,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题,第二阶段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题,第三阶段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展开。由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得以创造性地产生了差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中国形态和经验。这就提醒我们,若要再现马克思主义的无限魅力,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国情,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以符合现实需要的方式出场有着很强的理论动因,其出场方式的创新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生命力,还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主要包括“问题”“对话”和“方法”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指向性和现实指向性。[2]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61)马克思主义不是被供奉在庙宇神坛的偶像,而是敢于面对社会现实,并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指南。(一)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有明显的民生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回归到我们共在的生活世界,理性面对社会的多元差异,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不断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才能从根本上触动群众心灵,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之所在。“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意识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简单粗陋的理论灌输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被少数党的理论精英和学术精英理解和掌握,而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归到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3]观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初动机便是关切民生,关切民生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之一。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之一,对“现实的个人”的关注也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正是基于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才赢得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景仰和膜拜,并成为广大劳动者寻求解放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60)在选择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时,必须把人民作为出发点和指挥棒。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要充分考虑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的心理接受能力及现实需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关切民生”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并最终脱颖而出的独门秘籍和制胜法宝。强化问题导向,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鲜明特征。它告诫我们:一切行动重在解决问题,如果不解决问题,就会流于形式、走过场。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是需要切实把握的大逻辑。“关切民生,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生存权作为立党的政治纲领;关切民生,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关切民生,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理论;关切民生,江泽民提出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切民生,胡锦涛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3]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要着力突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其不仅关乎着自身的出场,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其回归生活世界的根本出路。然而,如何真正地做到关切民生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给饥寒交迫者提供生活之所需,给流浪者提供安身之所等都不能说是真正地做到了关切民生和以人为本。关切民生是一个很难定性的完整系统。要做到关切民生,除了关心人的生存状况外,还要关注民众的愿望和梦想,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才是关切民生的根本所在。(二)对话。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话和交流。在全球化的这一历史背景下,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和地球村的日益成熟,世界各国普遍掀起了一股文化对话浪潮。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来的优秀文化思潮开启了民智,促进了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文化对话中夹杂的一些糟粕容易渗透到本国文化中,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和破坏。当下,国学学习和宣传蔚然成风,形成了新一轮“国学热”,孔子学院的扩建即是最好的明证。借助“国学复兴”,我们不仅可以唤醒国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记忆,还可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然而,部分人却以此为借口来排斥、拒绝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应该遭到摒弃。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顺利出场,从而探索和构建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需要,又符合中国人认知习惯、思维定式和文化心理的新的出场方式。最近在崇洋媚外的不良影响下,“西马独尊”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理论动向。然而,“西马”所诉求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学术化,并最终使得作为资本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验化。可见,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仅仅成为一种空头理论,中国问题还需由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空间与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究竟该以何种面貌出场,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必须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二元逻辑,增强解决问题意识,并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真实对话。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从而做到对理论的片面抽象性与现实的片面直觉性的双重超越。(三)方法。最后,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探究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工具。当前,我们亟须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以批判法律假想的自律性,不停地驳斥国际当局借助强大的民族——国家,借助技术——科学的资本、符号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高度集中进行的事实上的接管”[4]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依然要坚守自己的批判精神,既要以审慎的态度去抽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刺儿”,也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解决问题。如是,才能针对社会顽疾开出有效良方。任平从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只有通过持续地、深入地对话,不断地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他是从如下几个角度切入的:一是立足于新旧全球化浪潮下的语境差别,明晰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之差别;二是反思当代全球化中的重大问题,突出中国特色,建构既符合全球化趋势又适合中国的问题学和发展学;三是谋求中西对话,创立一种新的解释学,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做出新的阐发。[5]马克思主义只有赢得群众的满意和拥护,才能真正迸发出其原有的生命力。因此,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探索中,我们要敢于、善于开拓其中的未知领域,拓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素材,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准,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三、马克思主义出场的语境

任何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产生的,其运用也应顺势而变,才能充分展现出其应有的生命力。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制胜之道。相应地,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要做到与时俱进。任何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都会形成创新并滋生差异,由此,准确定位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及其语境便显得十分重要,否则,对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每次创新和差异的合法性、合理性辩护就会缺失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就会缺少重新设计和历史安排。“出场绝不是原初在场的启封,而是一种重新的选择和创造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6]出场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缺席”的补充,或是修正乃至否定在场的现状,以新的出场形式取代旧的在场形式,这是新的历史语境下出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做出全面完整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给出恰如其分的定义,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做出合理而有效的设计。(一)新时代和新征程。当今世界的变革日新月异,思想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平、安全、繁荣、发展等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面临着新的世情、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出场进行新的规划和设计无疑十分必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自晚清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释放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现代化的新道路,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已有的成绩,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最后冲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面对现实问题的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培养战略思维,提出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二)新思想和新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集中国梦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土壤、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时代背景和文化底蕴、战略布局和总体目标、实现路径和独特贡献于一体。”[7]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全体中华儿女心愿的集中表达,它是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便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一统。此后,虽经历无数次改朝换代,但中华文明却生生不息,延续至今,堪称文明奇迹。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在儒、释、道文化的教化下,形成了爱好和平、与邻为善、讲究礼仪、恩泽四方的优良传统。这些不仅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中。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所必须正视的历史前提和文化资源,也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国梦,根本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从根本上指引着当代中国内政和外交。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将立足本国的国家利益,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继续高举人类和平和发展大旗,坚决拥护全球贸易自由化,坚决反对和打击全球各类形式的恐怖主义。“一带一路”倡议即是这一主张最鲜明的体现。只有时时不忘自身的使命和宗旨,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未来作为全球化引领者的同时也可避免被全球化所裹挟。

作者:陈春英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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