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十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

（一）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当时的苏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是配合俄国新政权实现确保远东边界安全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使苏俄有了影响中国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地。当时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苏俄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军阀吴佩孚的身上，但吴佩孚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军阀，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转变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改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为首的新、新军阀开始了权利的争夺，特别是左派领袖廖仲凯被谋杀，使权力的争夺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状况相一致，瞿秋白这个时期的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贵，但也是有缺陷的，没有想到反革命势力的顽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做好心理准备。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奠基作用。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如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形式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有正确认识的。从理论上我们党内并不只是一人取得正确的认识，但认识最早最深刻。尽管这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革命前途、武装斗争重要性、土地革命重要性、农民问题重要性等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10 ―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P43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必然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

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说存在相异之处是不可否认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并不是说没有相通的地方，如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国家本位与爱国主义思想、中庸思想与防左反右思想、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天下一气”思想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等等的相通。中国还有一些文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韩非子・喻老》中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与量变质变原理相通，《淮南子・难一》中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通等等。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正是因为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之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中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心理基础；也因为两者相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顺利地、迅速地传播开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符合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 ，失去理论的生命力 ，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2〕（P117）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中国人民接受新文化和改造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波普尔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理论”，就不理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只能照搬和照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导致全盘西化，这样只会走上拿来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扬弃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精髓，在中西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选择、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韵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获得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主要有两条道路：其一，在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的精髓，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继续走民族特色的原创性文化道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其二，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吸收其对传统文化有益的成分，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道路，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转变。第一，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挖掘出现代化的内容，更不可能也不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如果继续走这种小农经济的本土文化，中国必定走不出封建时代和走向社会主义时代，更不要谈实现共产主义了。虽然本土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实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平衡状态适应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求，给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带来滞后，所以必须吸收合理的外来文化来打破这种平衡和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可以借鉴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所用，取长补短，化为自身的现代化转变。因此，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两面性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华子孙，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对于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我们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习惯、风俗以及理论观点等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中扎根和成长。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制度的“刽子手”，因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势必会给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带来障碍，如果不坚持批判的态度，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原有的味道”，也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文化的专制主义滞后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使得党和人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等。这就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即“实事求是”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辞海》解释为：“实事求是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并且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第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儒家文化中的“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需要每人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状态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吐故纳新”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吐故纳新出于先秦庄周的《庄子・刻意》：“吹呼吸，吐故纳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与中国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国情相结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与和谐的经济，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是有悠久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如果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渊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独特性文化的存在，使世界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通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追求和谐社会境界的内容，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吸收。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张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05）.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3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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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王同起.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贡献[J].理论与现代化,1992(4).

[10]人民出版社.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中国共产程[J].支部生活,2007(11)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4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周易》中提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谐相处。在人际关系方面，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应该取“和”弃“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对待自然应有敬畏之心，要尊重规律。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社会不公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与社会负面情形都荡然无存。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做过详细论述，认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主张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追求———“大同”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有契合大同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绘的是一种社会状态，根据《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来看，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大同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关于大同思想的著作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设想。在古代这看似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超越，是古代人们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同思想虽然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但是与其他封建思想不同，它不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政治领域上并没有完全带有传统封建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一种反抗，这个方面的内涵被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所借鉴，作为他们反对清政府的强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将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多部著作都提出了其对理想社会的相关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相关论述，这是理想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同，都是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比其政治意识更加强烈，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从目的上来看，二者都是想要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其根本目的都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社会，虽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差别，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

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论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加全面的对二者进行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论看，首先物质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其他都是物质派生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虽然未提出物质之一概念，但是也是把类似物质的概念作为世界本源，比如道、气、五行说等。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方面二者也存在共同点，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哲学对其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由中国古代诗句中，即可窥见一斑，比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其次，意识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且意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也具有差异性，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从辩证法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相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变化的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更加彻底、全面，但中华传统的辩证法与唯物论与其的相通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这诸多的相通相似之处，所以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八年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就是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必然的包含了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的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方针和办法，“实事求是”，游击战术等都是典范。建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只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是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会持续证明的。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属于西方文化，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其未能洞悉东方文化的神韵。这之所以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是因为西方文化属于人类领先的文化，掌握了这种文化，也就把握了人类文化的主要矛盾和主导趋势”［4］。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东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但其差异是天然的，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的价值文化。两种价值文化的区别在于两种生活模式的选择，西方习惯于以个人为单位，而东方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氏族为单位。东西方的这种选择分别产生了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东方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显著表现即是人们心中宏大的集体观念，通常表现为国家观念。无数的仁人志士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祖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无论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现出来对于自身安乐的忽视以及对国家的深深爱意。这无不包含着宏大的集体观念，而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不可自弃。而西方国家则置以个人价值于首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甚于集体。其次，东方文明崇尚精神激励，而西方文明则提倡物质激励。这与两种文明的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明对于个人价值的推崇必然导致其对于物质激励的依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自诞生之日就蕴含着宏大的集体主义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较于个人安危更加重视集体荣辱，所以向来重视精神超过物质。再次，东方文明重德治，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虽也有法治，但在儒家思想等的影响下，更加重视德行的教育，欲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西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以及唐朝的“德本刑用”就是具体体现。西方文明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来建立一个尽可能平等的社会。所以，西方文明认为，用法治来规范人的行为是天然的。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于不同的地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五、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文化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5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就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普适的。我们知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并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听说物理学的中国化?化学的中国化?数学的中国化?没有，从来没有，尽管也存在风格迥异的各种物理学派、化学学派、数学学派，但一旦有定论了，那结论马上就消褪了各种色彩，而成了普遍的、各学派共有的并共同接受的东西。所以，国王要求阿基米德把物理学讲得使他也能听懂，阿基米德的回答却是：没有专为国王设计的物理学。然而主义和哲学却不是这样，因为确实有专为国王设计的主义和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过去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关于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的问题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其特殊性。

但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又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普适的，否则它可能就是顽固难化或顽固不化的。当公开中国人民十大军事原则时，不少人曾有顾虑：毕竟兵不厌诈，岂不怕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解释却是，这是人民军队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也不可能化为反人民的原则。因此，既然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那么它与那些化它的主义和哲学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共同性、共通性。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它又不是完全特殊的，而是与某些主义和哲学有某些相似性、共同性、共通性，因此又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舍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和普适，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全方位、全盘的，正如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时不可能全盘西化一样。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化和西化分开的做法，除了是一种单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外，在学理上是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化应该是、实际上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和一环节。那种将西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将马克思主义化理解为其反面的做法，是一种狭隘的不当的划分。

马克思哲学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就是简单的马克思化。关键在于化的方向，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从马克思走向……”；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马克思的哲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体用倒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只能是部分地化，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武器，都是如此。连邓小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申明：他只接受过共产主义ABC的教育。

除了化和被化方面各自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可能全盘化和被化外，化也是一种相互关系，而绝非一厢情愿。一句话，既然是化，只能是化其可化者，而不能化其不可化者。也就是说，化和被化至少要有通约之可能。由此便知，那被部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本身内在地就和中国哲学有某种关联，如此才有化与被化的可能。

尽管与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有某种关联性或通约性，但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无论其思想中有多少对今天仍有意义的可贵成分，但如果不化，其内涵和形式已经陈旧，它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今天诸如现代化建设等诸多信息。说白了，它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化是势所必然。化的结果，中国哲学仍然是中国哲学，它不可能完全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中国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但由于化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又不同于过去旧有的中国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所以我同时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只有沉埋于中国的故纸堆中的人才是在搞中国哲学，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背景无关；反过来，似乎只有沉埋于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人才是在搞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与中国哲学的底蕴无关。

还不止于此。化和被化，除了相互必须存在理论的关联和通约外，还有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化和被化的，只是有选择的一小部分。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就说得很明确：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列宁则说得更直接：就是几何学公理，如果与人们利益无关，照样也会被人们抛弃掉。

[NextPage]

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理论的关联性和通约性，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选择与被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现象，将它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什么化(类似的，可有俄国化、意大利化、法国化、南斯拉夫化等等，不一而足)的正常现象。同样的理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作如是观。对此，既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好恶来评判，也不能诉诸“走向马克思”。

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哲学家(如那些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抓住了马克思的一些只言片语，另一些哲学家抓住了马克思的另一些只言片语，各取所需，把它化在了自己的哲学中或自己国家的哲学中。更极端的是(这也是常有的)，对立的双方各自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各执一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被肢解了(尽管任何一个思想家哪怕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就是在同一时期、同一阶段都是难以避免的)。

化和被化仅仅是部分的，甚至仅仅是一小部分，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定是、且不能不是片面化的。片面化在今天完全是一个贬义词。片面，然而是事实；片面，然而是真实。因此你能做的，首先是接受它、容忍它，而不是首先竭力批判它，竭力否定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西方特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苏联特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中国特色)，不管你是否喜欢，它都没有因之改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不能希冀你的批判能改变这一切，你的批判无非是以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我个人的主张是，在化与被化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放弃全面性的苛求。

化与被化这种情况，在复杂系统演进的本体论的树式结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说明。马克思哲学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棵大树的根。这棵大树无论如何不会只有一个枝杈(因此，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想使这棵树长成一根直直的木棒的愿望是很难、甚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这棵大树会长歪(不歪就不会开杈)；这棵大树会有分杈且决不会只有少数几个分杈，上面只写着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分杈都是一个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是自复制、自同构、自相似的。

但同样，它又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正如枫树的叶子是枫叶，每片枫叶都不同于其他树的叶子，但没有两片枫叶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绝妙之处。无论枫叶如何地不同，它们终究是枫叶，一如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片枫叶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一如每个什么什么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它们又相互不同，一如每片枫叶之相互不同。

不过，在枫树上也可能长出其他叶子，正如现在的嫁接技术可以达到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树上，也可能结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同化，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同化(“走向马克思”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地软弱无力)，相反，变异却是常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6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自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传播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怎样才叫做“中国化”，如何才能够“中国化”，一直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中国化”问题日益变成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

这里想从问题的角度，谈一谈反思性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依然要抛弃两种“僵化”：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僵化；一种是对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理解上的僵化。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解释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解释成编织所谓“中国化”知识体系的材料；后一种是把西方现有各种学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身上，当作所谓“中国化”最新最高水平的成果。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一种“僵化”，虽说还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有些时候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对于第二种“僵化”，至今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反而存在一种缺乏深入了解基础上的迷信。

比如，当人们强调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要有其价值倾向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时候，信奉某些现代西方文论的人便会拿出所谓“审美非功利”来加以反驳；当有人强调文艺理论要有“求真”的科学性时，一些人又拿出西方所谓“生命本体论”或“后现代”理论加以阻挠。这说明，在西方现代文论面前，只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缺乏带现实感的“本土”意识，是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弄成不伦不类或实用主义的东西的。

再以当下的“文化研究”为例。本来在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它与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一些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来讲是反诗意的。因此，“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他们一般不把“文化研究”归人某一具体学科。而我们中国，有些学者则鼓吹文艺理论要向“文化研究”作“战略转移”，要进行“文化转向”，甚至吓唬人地说，谁不搞“文化研究”，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仿佛“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出路，大有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势。这种“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构成的危害，恐怕不在其它教条主义之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髦化”或“庸俗化”。对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时尚，若“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外国理论是解决外国文艺问题的，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解决的是中国文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结合的好坏，就是“中国化”程度的高低。除此以外，走别的路子恐怕都是未必可行的。

不能不承认，在文艺理论领域，一种新的西化教条倾向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种倾向已波及到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对此，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早已有所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实现自己的“中国化”，一直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此外，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应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潮流，因为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是一致的。可现实情况是，要真正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往往需要有默认“非主流”定位的勇气，有同抢夺话语权、霸占媒体主体的“西化派”对垒的准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西式”僵化的危害。如果任凭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替代科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或者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边缘化，那我们真的就会沦为只能在西方“后学”的“殖民地”里耕耘。不可否认，人们已经看到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热情和能力，与传播和张扬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和能力相比，是很不对称、很不均衡的，后者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实际上，前者的任务和创新的课题，却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一则说明我们的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有某种偏离主航道的倾向；一则说明我们有效整合西方现有文艺理论和学说系统的独创性工作还做得不够；再则说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部还缺乏自觉的学派意识，因而缺少同国外学界交流、对话的独有的理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僵化滑向另一种僵化，不可避免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我理解，首要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艺问题。搞清楚我们时代的主流文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质上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同我国文艺实践结合的具体化，就是解决中国文艺实际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获取支持和营养。

历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中。该报告1944年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里时，这一概念没有变化。但在建国后，该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删除。这个变动，固然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也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和“在中国具体化”，其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可能认为后一个概念比前一个概念更为贴切、更为准确。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既包括观念方面的成分，又包括形式方面的成分。他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就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同革命的进步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同落后倒退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它必须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实施和传播。这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应当“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这一点，确乎已成为文艺学建设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已经明确表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搭界。这在当前理论“多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成果，可细究起来，它们与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还相差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形势下，还为数不少。 这个简单论文也接近于无。这和上海那家文艺理论研究刊物的状况比较相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上述现象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相当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正处在萧条、冷落、边缘化、被无视、被排斥的状态。这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初衷，是很不协调，很不合拍的。

三

与这种被冷落的情况相呼应，还有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都喜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都认为那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掘、拓展或超越。因而，出现明显的“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这也很值得深思。

譬如，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说“后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或“存在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中国化”学说呢?换句话讲，把“存在主义”、“实践本体观”与“主体间性论”等理论融合起来，是否就能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呢?是否这种观点就可以说成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又如，把西方的文艺学说、尤其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直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属性和特有原则，只是承认或强调所谓人类性、文化性或审美性，这样的文艺理论，尽管其中有相对合理的成分，但能说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吗?回归康德，回归尼采，回归“新感性”，回归“社会交往”或“文化诗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途吗?

再如，把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进程主要描述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 ’特征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过程解释成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不是视野狭窄、偏于一隅?是不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真实进程格格不入呢?这种梳理，打着改革开放和肯定成绩的旗号，其理论内涵恰恰带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实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和灵魂。

还有，就是认为我国“五四”以后的文艺理论走上了一条重功利、重政治、重道德、重反映论的歧途，主张新时期“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主张新时期文学理论要“改弦更张”，要回到“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上来。这种“改弦更张”论的药方，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诸如此类的所谓“中国化”现象，还有许多。尽管从全局看，这些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代表本质，但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其中有一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不能变成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文艺理论，也不能变成用所谓中国文艺理论去“化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变成中国文艺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还是强调“综合创新”，强调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强调“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总之，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提高到新的境界。这些不尽相同的提法，不过是各自强调的侧重面 ——有的侧重于它的实践性，有的侧重于它的创新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时代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民族性等——有所不同罢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归根结底是与它的鲜明的时代特性、突出的实践特性、浓郁的民族特征和不竭的创新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体部分，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一直在实践中铸就着有中国特点的文论品格。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既是一个实践诠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过程。而且，这种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一致的，有时实践诠释走在前面，有时文化解读走在前面，有时两者可能发生摩擦。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先进文艺的结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已经基本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呢?我认为是远远没有完成的。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个提法很有针对性，也很有新意，对文艺学的建设也很有指导意义。我理解这里的“推进”，就是创新；这里的“坚持”，就是继承；这里的“中国化”，就是具体化；这里的“结合”，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而这里的“基本原理”，主要就是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法。报告中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进一步表明，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过程，是需要许多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7

中国文化厚重绵延、博大精深、冠绝于世，自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以中国具体情况和文化理论状态为切入点，看外国人，说中国话，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包含哲学、宗教、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将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国情实际结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一种西方学说传入的，最初涉足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随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推动，中国人渐渐接受和扩大了作为理论思想和革命实践并存的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文化的创造源于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国和西方各有文化源流，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整套系统，作为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作为实践操作理论，是中国式的行动准则，不能武断地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东西方文化属性。

中国本土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民族性和分散的特点。绵延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儒家文化的地位不可撼动，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自身带有的文化基因不可也无法重组。

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思想体系来源于西方机密庞大的理论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简单地任意拼凑和武断曲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点上的契合，在哲学理论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理论、辩证思维相结合，在政治理想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国有同样的理想点（社会本质属性不同），在人文精神上，马克思主义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精神与中国传统儒家追寻的入世进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志相契。二者是有相互交合的基本点的。以中国传统文化审视实现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运用理论制造理论，平衡和探索中国自身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思维方式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心理积淀并不冲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由中国人自身改造整合，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国情的集成体，以中华本土文化为根，以西方理论学说为脉络，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在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性的解释和取材源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本身是被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对本土文化执行了非替代性的指导功能。

此外，作为上层建筑（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就包含了许多新的文化阐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身的细化，更来源于本土文化这样植根的土壤和像风一样吹来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丰富，不断被填充、被验证。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离开了优秀中国文化的支撑，是无法实现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中国本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运用，所提供的不竭文化养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旧被否认和排挤的今天，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越来越旺盛的重要动力来源。

二、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与探索

自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处在变动中的中国人民就一直在寻求本土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对文化进行革新加以时代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不断内省和学习，本土文化的民族化和现代化问题始终贯穿中国本土文化中。中国本土文化要延续民族化，继续发展现代化，要实现这种延续和转化，不能仅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而要进一步相互协调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这是不能断绝并且持久的过程，以现代先进文化塑造新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是解决本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要面对，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落实在中国本土文化中，随着无产阶级在中国掌握政权、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文化传统逐步被创造衍生。如共产党人的学风作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构造起的哲学、文学、美学理论，戏剧、音乐、电影等文艺作品，文化教育目的、内容、形式也有中国特色的变革，如应试、教材、文字、书写方式等的改变，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生活、礼仪、风俗变化等；这些新的文化因子构成了中国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在中国领土构建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深深进入了中国文化当中。中国现代本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多因素、多侧面、多样性的，更是变动的、多元的，多元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变动是要求自身具有时代性，其多元性表现为它的来源具有多民族性。其民族性要求在文化扩张中获得巩固和张扬。显然，异体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以中国本土文化为载体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所进行的自觉调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时代性的挑战。这不仅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是许多仁人志士的自觉意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落后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消弭隔阂斩断联系，而是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实现共同目标，寻找到共同道路。

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强大的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式改造。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体现的新特征、新形式，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要不断在本土文化中提取内容，扩大内涵。列宁曾经指出，不要把马克思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既不能照搬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成经验，又不能照走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在实践中探索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和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突出和表明了本土文化对于理论的基础性作用，经验与理性要趋于平衡。

三、中国本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的经验

在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大众化并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类别，而是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对本土文化，利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共同探索出一条可行性的道路，而民族化、时代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化历程。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毛泽东在这里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问题。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以中国革命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醒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且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观照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时，若硬是套用本土文化，并未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和国情相通，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共历史上数次出现“左倾”和“右倾”，曾经产生的“以俄为师”、“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这样中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事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桎梏，没有运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简单化、程式化。我们发现，所有“左倾”和“右倾”者都能在马克思列宁的论著中找到言语上的支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总有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读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跨地域文化，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以窥其全貌，那么如何恢复视力，窥其全貌呢？非但不能按正确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甚至将本土文化中的许多问题简化曲解，用想当然的马克思主义提出非理性的本土理论，非但在理解文化上有误区，而且在行为准则上也有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09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播种、开花、结果，除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外，还因为有着适合它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具有内在亲缘性。这种亲缘性既说明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何以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融合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

对于二者的亲缘性，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节录》的“社会主义商榷中”有过细致的阐述：“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有丝毫附会。”[1]40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67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亲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将“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305-306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阶级对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可以得到极大满足，因而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追求与《礼运?大同篇》所幻想的人们和睦友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种种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提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面对国内外的剥削压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在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野蛮时代，东西方人民有着近乎相同的悲?K遭遇，这也就使得东西方人民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理想。

第二，辩证思维与中庸之道。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变化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当我们能够用辩证思维来指导自己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时，就不会陷入极端、盲目的情绪中，因而有助于理性看待问题，避免陷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误区，这符合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将“中庸”理解为不思进取的保守、无原则的折中调和，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君子之道，是极高明的学问，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大学?中庸》）。“中庸之难，难就难在‘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势而变等等，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在变化之中有不变化者，在不变化之中又有变化者。”[5]65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掌握辩证法是达至中庸之道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是莱布尼茨第四代的嫡传弟子，莱布尼茨所吸收的中国哲学元素被融入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系统之中，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6]。

第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此马克思曾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58那么人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呢？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例如，孔子判断“孝”的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才能称为“孝”；对一个人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也认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至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充满生活智慧的的诗句，更是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8]187而追求实效同样体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是“实用理性”指导着中国人的日常伦理。至于邓小平最著名的三大论断[9]――“猫论”、“摸论”、“不争论”――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以及中国人实用理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四，人的本质与人伦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60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不是从单个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人与人的交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来把握人的本质属性。而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身外，更重视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应有的伦理规范，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必须在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中寻找生活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人的本质属性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二者都强调从社会关系中来把握人的存在，因而都不约而同地引申出了相似的道德观念，即家国一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第五，唯物主义与多神崇拜。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4]365驱逐出去，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人，也应该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神灵崇拜却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从拜佛祖菩萨、太上老君、土地公公，到拜孔子、关羽、岳飞、祖先，等等，中国人的神灵崇拜虽然异常丰富和复杂，但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心态，中国人的神灵崇拜并不专一，同时信奉多个神灵是常有的事情。这种多神崇拜看似与唯物主义、无神论是两个极端，实则是相反相成、两极相通。正因为普通中国人对每个神灵都信奉得马马虎虎，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宗教情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因为主张无神论而遭到排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由于信仰对象的唯一性、排他性，使得宗教徒的信仰格外虔诚，因而马克思主义不易被接受和传播。

第六，暴力革命与起义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异常贪婪和凶残。无产阶级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争取自己的权益，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对此，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10]578列宁也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11]194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不合理统治，以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思想与中国人的起义逻辑、革命记忆是相吻合的。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农民起义无不是在民不聊生时对封建腐朽政权的反抗，每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都是对前朝污泥浊水的荡涤，都是一次对社会病痛的刮骨疗毒，而新政权的建立所带来的土地重新分配以及人民群众生活的好转，都赋予了农民起义以天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数千年农民起义记忆的沉淀，使得通过革命改朝换代来获得更好的生活，在国家腐朽动乱时期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毫无疑问让腐朽黑暗年代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共鸣。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人素来温和善良、爱好和平、不尚武力，“忍无可忍”的起义逻辑和革命记忆蕴含的是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反抗精神，这与佛教提倡的逆来顺受、祈求来世以及基督教的自我忏悔、渴望神的拯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主要是为了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主张工人阶级单打独斗，而是鼓励尽可能多地联合同盟军特别是破产的农民阶级，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w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第七，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个论断同样深刻揭示了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28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样表达了相似的内涵，如《尚书》所讲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至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更是鲜明强调民众才是国家社会的根本，少数统治者不应损害人民的利益。总之，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强调和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利益。

第八，解放世界与修齐治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且对社会现实问题都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7]257。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61恩格斯也强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4]760总之，无产阶级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要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不能寄希望于来世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幻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理想，同样包含着济世情怀。在社会使命、责任担当上，孟子更是豪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正是因为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似的天下情怀和入世态度，所以早期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能够积极接纳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相似相通之处，使中国人对这一异域思想文化抱有极大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正如张岱年、程宜山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2]156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内核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过程。首先是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挨打渐次归因为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更是欲除之而后快；其后经过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人们逐渐从文化自卑的阴影中走出来，于是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重拾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自信。今天，我们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简单地全盘复古，更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至于前者，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落后、保守、迷信、专制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辩证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重点强调说明。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被重新认识和挖掘，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度过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不应再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而应回归自己的传统文化。其理由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救国只不?^是诸路不通后，死马当活马医的权宜之计；二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说明，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背道而驰；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得不偿失。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这里不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一一批驳说明。仅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属性而言，前者属于工业文明体系，而后者属于农耕文明范畴。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更贴近当今这个时代，而以农耕文明指导现代化建设则会产生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非此即彼。前文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这使得二者可以相互融合促进。在这样一个相互融合促进的过程中，二者的地位不是对等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改造提升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精神内核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并且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能够为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提供价值引领和信念支撑，最终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当代文化共同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总之，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应起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滤”作用，并及时将相匹配的基因注入其中，促使传统文化老树发新芽、旧貌换新颜。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应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上佛教曾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有过激烈的碰撞，在历经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后，佛教最终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历史的眼光看，近百年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终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但要加快这一历史进程，还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要跟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更要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要善于借用传统文化的“外衣”，赋予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中国色彩。要注意系统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相通的思想文化资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借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载体传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在结合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不能用表面上的相似相通掩盖实质上的不同。更要避免附加给马克思主义一些源于这种表面上相似性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13]。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宣讲其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或是注重宣传形式的大众化、普及化，而对如何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距离则重视不够、办法不多。如能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相通之处，作为宣传重点和突破口，以民族化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讲清二者的天然联系，更讲透二者的本质区别，或将有助于人民群众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同时强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此外，我们还可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最核心最基础的理论以“德目”形式凝练出来，再以传统文化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内容形式加以注解，以方便人民群众的记忆理解，从而将高深的理论与感性的生活相对接，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融合路径：培养兼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实践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和讲话鲜明地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正是这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

从根本的原则、方法上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要重点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并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实现融会贯通。

然而仅仅从上述抽象的理论层面予以解释说明还不够，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当前学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很多专家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这一最为关键活跃的因素。显而易见，只懂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懂中国传统文化，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肯定会有所隔膜、效率低下甚至会出现偏差。如果能培养造就千百万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效率将大大提升。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优秀表率。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既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又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化经典烂熟于心。特别是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典故，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因而“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对此，邓小平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4]382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通，是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性”有切身体会和准确理解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9

“和”指平静、协调一致“，谐”有协调的意思。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期望和梦想；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比如《国语•周语》中有“声应相系曰和”的说法，这里的“和”指的是音乐和调。《国语•郑语》的“以它平它谓之和”强调了统一性。荀子则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强调团结力量大。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的重要性。此外，还有“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百年好合”、“家和万事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说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创造活动都得到支持、创造才能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都得到肯定。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协调、民主法制完善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突出的问题。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首先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其次，要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体现公平正义，自觉维护安定团结，使全社会不同利益和观点的群体都能够合理分摊改革与发展成本，同时又能合理得到改革与发展收益和财富。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稳步发展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做保障。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必然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离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竞争推向极端，就会造成人心沦丧，道德败坏。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能更文明、科学，更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既符合人自然生存，又符合人自身价值的自然文明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的社会。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断提出新的历史性课题，也不断丰富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经济、政治、文化只是社会中的子系统。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建设理想的社会本身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党的十正是基于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论述基本上是从物质文明和政治目标的角度去讲的，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形态没有具体描述。社会和谐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的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收入途径多样化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们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机体保持活力的源泉。但从社会稳定运行的要求看，又必须把多样性整合起来。多样化与统一化是一对矛盾，“和谐”就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我们党管理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与发展。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目标主要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人民和政府之间和谐，其根本途径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关键是做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

（一）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首先，提倡绿色GDP，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绿色GDP能够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福利水平。用绿色GDP衡量各部门、各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经济工作业绩，可以迫使各级经济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放弃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环保、经济的高科技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按照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资源再循环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次，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维护和改善好生态环境。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展生态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同时，强化城乡污染治理，特别是重点流域、区域和海域的水污染、农田的污染治理。第三，加强教育，解决人自身的素质问题。通过全民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积极的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选择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方式；培养人们的环境伦理和道德，义无反顾地走永续发展的道路，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

（二）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重在经济利益上的均衡。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上的差距，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稳态社会经济结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国社会的多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除了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破坏，与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关系。国家必须在再分配中着重用税收等杠杆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合理改革税收制度，克服一些地方部门中出现的穷人税率实际高于富人的现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成果像甘霖一样普照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中国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11）也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阐释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自觉追问也越来越强烈，如何在发挥阐释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前提下，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成为国内学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包括董学文、童庆炳、朱立元、吴元迈、王元骧、冯宪光、畅广元、王杰、季水河、张宝贵、熊元义、宋建林、陈飞龙、马龙潜、郭昭第、赖大仁、张永清、马建辉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学者，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相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阐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基本问题的阐释。这种阐释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概念的辨析，又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途经、方法、原则、价值等方面的学理性思考与研究。例如张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相关问题的研究，王元骧从文化精神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行的研究，彭修银、侯平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哲学基础、理论特征的研究等，而由朱立元等人合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一书，分历史、当下、艺术人类学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行全面研究，是当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且涉及问题较为全面的成果。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阐释之外，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阐释经验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里首先包括对众多革命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阐释经验的研究，如、、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周扬等知识分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具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成果的研究与反思，如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多方位研究与反思等。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总体把握上，近年来也有不少新著产生，在这些成果中，宋建林、陈飞龙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童庆炳主编的《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总结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流变，同时还结合中国实际，勾勒相关理论的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思考。季水河所著《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一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既概括总结了建国5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成果，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多个基础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该著被评价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