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十篇

危机管理篇1

这段极具洞察力的话表明，莎士比亚不仅是天才的诗人、戏剧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一家又一家的企业陷入危机，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如同潮水一样规律地涨落着，然而危机的发生往往毫无征兆，令局势扑朔迷离。

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拯救、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成功的机会，便是危机管理的精髓；而习惯于错误地估计形势，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无人否认尼克松总统对“水门事件”极力掩盖引发的危机，要大于他开始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机。

危机的规避 危机如同艾滋病毒一样，预防与控制是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但它都常常被忽略，这正是许多管理者将危机视为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缘故。为什么大公司会遇到那么多危机呢？其规模说明了一些问题，管理者必须牢记，在数以千计的人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失误或失职而将整个公司拖入危机。

谨慎与保密对防范一些种类的危机至为关键，如在敏感的谈判中泄密而引发的危机。如果你想保守秘密，就必须将接触到它的人减到最少；同时，在谈判中尽可能地加入一些不确定因素；最后，“人为地将商业链在人员之间切割开来，每个人或小组只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位互联网内容服务商的总裁说道。

管理工作时刻都处于风险之中，通过清楚地告知员工他们的行为准则，把公司暴露的风险减到最小；当我们冒了风险后，就不应对其带来的危险感到惊讶。

危机管理的准备 管理者们面临严峻的市场压力，很少有精力放到可能发生的危机准备上来。著名咨询顾问史蒂文·芬克（Stevcn Fink）在他的《危机管理》一书中指出，企业主管“都应当像认识到死亡和纳税难以避免一样，必须为危机做好计划：知道自己准备好之后的力量，才能与命运周旋”。在对《财富》500强的CEO进行调查后发现，89％的人认为商业危机不可避免，不足50％的说他们有应付危机的计划，然而有97％的人确信，当危机来临他们能应付自如！这令我想起我的女儿有一天信誓旦旦地宣布：“今年的4×100米接力我们一定会赢！去年我们过分自信了。”

经验告诉我们为应付突发事件应该做哪些必须的准备。想想IT行业在1999年度对千年虫（Y2K）问题的策略：建立一个危机处理中心，确定危机处理小组成员，制定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提供完备而畅通的通讯设施，在组织内部进行充分地沟通。正如美国政府从“偷袭珍珠港”事件中学到的：再好的计划，如果不能有效地传达出去就毫无价值。

危机的控制 当你来到岔路口无论如何得选一条路走。在混乱中要做出艰难的决定，而且要迅速，立即停止大量损失。英特尔芯片出现浮点运行纰漏，时任总裁的安迪·格鲁夫堪称真正力挽狂澜的企业领袖。不幸的是多数危机的早期阶段都逼迫CEO们面临相互抵触的因境：法律部门会警告：“什么也别告诉他们”，公关部会请求立即召开新闻会……商业历史告诉我们：多披露比少掩盖要好，即使有损害自身法律地位的风险也值得，至少不会引发进一步的信誉危机。

宝洁公司对它的一款被担心可能引起中毒性休克的卫生棉条的反应值得借鉴。当管理层在得到并不充分且结论不完全一致的证据后果断决定立即停止生产这一产品并将其从市场上收回。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会招致内部员工或股东的反对，会使公司蒙受大笔损失，但与公司长期获益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沃伦·巴菲特在处理完所罗门兄弟投资公司危机时说：“必须清楚地说明你并不了解全部情况，并迅速将你知道的说出去。你的目的是正确对待、迅速处理、公布消息最后将问题解决。问题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改变。”

危机的解决 速度是关键，如果你站着不动，即便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也会被撞倒。当手机产生的电磁辐射会引起脑瘤的指控出现时，手机制造商们立即请中立专家直接向民众解释实际情况，公众的担心逐渐清除。当百事可乐的软饮料罐中发现了注射器时，公司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们迅速向公众演示生产流程让公众了解这些异物只可能由购买者放进去的。结果这场喧闹得已平息。然而强生公司没有那么幸运，它除了向公众证明泰诺胶囊是由于购买者在投放氰化物后将其再次返回市场而造成死亡事件，还必须彻底改变生产工艺：制成片剂或一次性开启的包装瓶（开启后无法复原），这就是危机管理的高昂代价。然而泰诺至今仍是强生公司销售最好的产品之一。当公司CEO吉姆·伯克谈及此事时强调，“如果你经营的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公司，你就不能无视他们的感受和愿望。而这一点往往被CEO们忽略。”他还说：“公司的信誉比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当你迫切需要人们相信你的时候，人们能否相信你取决于在危机前的数年间你的公司及你本人在公众心中建立起的信任度。”

危机管理篇2

[关键词]危机；政府；管理；应对

中图分类号：D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4-0278-01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公共安全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这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经历了非典、禽流感、三鹿奶粉、东方之星沉船后的严峻考验后，虽然公共危机管理现在越来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并逐渐成为全球化的崭新课题，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国已经建立起应急管理体系仍然缺乏系统性，有待完善。不得不说，认识危机的概念特征及其分类，建立一套完备的危机预警、应急和完善处理体系实为必要。

一、正确认识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

“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检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以减少损失，甚至将危机转化成机会，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维护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管理。”[2]

由此可见，政府危机管理属于公共危机的一部分。政府作为既定的区域范围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控制和应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突发事件导致的公共危机负有直接的责任。

（二）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

首先，危机管理以保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为目标。

其次，由于危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潜伏期，所以公共危机具有可预防性且公共危机管理的外部环境是开放的；另外，当危机突发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出应急处理，所以公共危机管理的处置时有应急性，而且要求政府在处理危机时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以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基础。

最后，在突发公共事件和逐渐增多的趋势的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的对象和预测是有不确定性，相应地，其预控和预案也具有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公共危机管理还要受公众的监督和约束。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公共危机的管理还具有综合性和国际性。

二、公共危机的管理与应对

在危机频发的当今社会、政府必须时刻做好应急管理，应急管理是指政府依法对突发公共事件采取预防、处置及善后措施及时加以处理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解决危机，要求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危机管理的体制与机制。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领导机制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主体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应对公共危机是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职责与责任。总的来说，“公共危机管理的领导体制可分统一指挥、政府职权划分、责任机制与监督机制几个方面。”[3]

政府做应急管理工作时，要切实履行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本着“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居安思危，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依法规范，加强管理，快速反应，协同应对，依靠科技，提高素质”的工作原则，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充分发挥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并采取先进的监测预警机制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二）公共危机的管理的机制

1.预警机制

关于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而且有很多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对于突发事件这类特殊情况，无疑早发现处理显得尤其重要。毕竟，预警是应对突发事件的第一步和主要环节。

具体内容分为：制定与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健全预案体系；进行信息监测与分析；完善各项基本资源储备和加强公共危机应对的培训。

2. 决策机制

由于危及决策具有时间紧迫、信息和资源有限的特征，公共危机管理的要求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迅速地做出正确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权力集中原则、结果优先、短期目标优先原则、强制原则和勇于承担风险原则。

3.应对机制

可以说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它的基本应对流程是相似的。第一，建立应急处理小组，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领导和协调机构；第二，迅速调查情况和收集信息，作为应对决策的基础；第三，综合分析、果断决策、有序应对、控制和隔离。公共危机和应急处理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部分。其实施目的，是为了及时有效地化解危机状态，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4.善后机制

“恢复与重建，调查与评估，学习与进步；是公共危机善后机制的基本内容。”[4] 由于公共危机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会持续一段时间才能消失，危机平息后，必须采取措施消弭其造成的威海，做好恢复重建工作，哲理的重建不仅包括物资方面，而且包括心理方面，使公众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树立信心。

三、我国政府应急管理的现状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呈飞速发展态势，相应的，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也需要有一定的提高。一般情况下，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上存在缺陷。致使当时场内人员高度聚集，组织混乱、疏散不力，很多人盲目逃生，缺乏自我救助以及救援设备安装不合理。所以，政府加强危机管理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急需全方位、多角度的完善应急管理体制。

对此，政府可以采取如下几种举措：健全的应急体制，加强专业协作，应提高地方政府“属地管理，就地消化”的应急处理能力，并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的应急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职责；加强预警机制，完善应急预案。政府应抓紧建立综合性、多元化、全方位的信息集成网络，为做好应对和处理工作提供可靠基础。

此外，政府还应抓紧建立和完善部门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实现各部门间的资源的整合共享和综合利用；全面整合资源，加强应急保障。各级政府应合理地调整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做到专款专用，确保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加强宣传教育，构建社会应对网络。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广泛宣传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2]丁文喜.《突发事件应对与公共危机管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危机管理篇3

关键词：危机管理  预防  准备  确认  控制  解决  总结

企业经营活动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企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以及内部员工与股东间利益的调整行为。由于各种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取向不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当这些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对企业声誉、经营活动和内部管理造成强大压力和负面影响时，就演变成了企业危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着多种危机，并且无论哪种危机发生，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对于企业来说，危机管理迫在眉睫，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处理突发性事件，而注重挖掘企业管理的深层次原因日渐成为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危机管理呢?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曾说过，“管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危机管理也是这样，它的过程是消除企业危机因素的系列活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危机的预防、为危机管理做准备、危机的确认、危机的控制、危机的解决、危机的总结。

1、危机的预防

危机管理的重点就在于预防危机，而不在于处理危机。出色的危机预防管理不仅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情境，积极采取预控措施，而且能为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好准备，拟好计划，从而自如应付危机。

要预防危机，第一，要将所有可能的突发危机事件一一列举出来，考虑其可能发生的后果，并且估计预防所需的花费。这样做可能很费事，但却很必要。因为企业内的任何一个人、一个环节的失误或疏忽都可能将整个企业拖入危机。

第二，谨慎和保密对于防范某些组织危机至关重要，比如由于在敏感的谈判中泄密而引起的危机。1993年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与通用电气宇航公司（general electric aerospace）通过多轮磋商终于达成了30亿美元的收购案，这一秘密消息在高度紧张的日子中被封锁了27天，结果却在预定宣布前两小时泄露给了媒体，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要想保守秘密，就必须尽量使接触到它的人减到最少，在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加入一些不确定因素（专家们称之为“噪音”），这会使窃密者真假难辨。即使做了这些，也应当有所防备，因为任何秘密都可能会泄露。

第三，引入危机管理框架结构。以前，人们总是在危机发生时建立一个危机管理小组来协调和控制危机及其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小组是临时组建的，不具备行使一些特定任务所必备的各种技能，同时用来挑选小组成员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危机管理组织结构框架，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信息系统，第二部分是决策系统，第三部分是运作系统。

信息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工作，由信息整合部、信息对外交流部和咨询管理部组成。信息整合部对外派出信息侦察兵来收集信息，并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和评估鉴定；信息对外交流部负责应付公众媒体、利益团体和危机之外的人，咨询管理部主要负责分析危机的影响和危机管理造成大众及相关利益集团对企业组织的看法，并提出改善的建议，把一些重要信息及时向企业高层报告。

决策系统由危机管理者统帅，负责处理危机的全面工作，他必须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决策，一般由首席危机管理者，如公司的经营决策层担任，也可由中级或基层管理者担任，但是这时必须由高级决策层授予其较大的权限。

运作系统由部门联络部和实战部组成，其中部门联络部负责联络公司内部受危机影响的部门与不受影响的部门，是正常经营地区与受危机影响地区的联系纽带，而实战部则负责将危机管理者的策略计划翻译成实战的反应策略和计划，并通过专业知识来实施这些计划。这种危机管理框架结构，不管应付何种类型、规模与性质的危机，都清楚地限定了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和目标。将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和提供给外部团体的信息分开，减少了误解和对抗，降低了对企业信誉所造成的影响。

第四，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危机预警系统就是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变数进行分析及在可能发生危机的警源上设置警情指标，及时捕捉警讯，随时对企业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对危害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进行事先预测和分析，以达到防止和控制危机爆发的目的。

2、为危机处管理做准备

危机就像死亡和纳税一样是管理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所以必须为危机做好多方面的准备，比如行动计划、通讯计划、建立重要关系等。应急方案要按最坏的情况设计，不能留下盲点。例如，美国在1991年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一家危机公司为美国政府模拟了128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并逐一分析其发生的或然率，并制定了相应的危机预案，对发生几率高的状况更是格外重视。虽然其中有许多都没有发生，但可以想像，一旦发生，有一套完整的应急方案将会减少多少不必要的损失。

另外在为危机做准备时，还要考虑到第二层的问题。例如，在1992年安德鲁飓风过后，电话公司管理者们发现，他们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短缺的不是电线杆、电线或开关，而是日间托儿中心。因为，在这场灾难中，许多电话公司的野外工作人员都有孩子，需要日间托儿服务。当飓风将托儿中心摧毁之后，必须有人在家照看孩子，这就导致在最需要人手的时候工作人员反而减少了。最后公司招募了一些退休人员开办临时托儿中心，从而将父母们解脱出来，投入到电话网络的恢复工作中去。

3、危机的确认

这个部分的任务是确认预想的危机是否是真的危机。有时候，管理者为他们假想的危机忙碌很长时间后才发现，真正的危机在别的地方，而不是他们正在忙碌的。

以发生在1994年年底的英特尔公司奔腾芯片的事件为例，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英特尔将公共关系问题当成一个技术问题来处理了。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简直是毁灭性的，不久之后，英特尔在其收益中损失了4.75亿美元。更可笑的是，当公司愿意更换芯片时，很少有用户肯接受。估计仅有大约1%到3%的个人用户更换了芯片。可见，人们并不真的要更换芯片，他们只要知道他们有权利换就行了。

这个部分的危机管理通常是最富有挑战性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寻找危机发生的信息时，管理人员最好听听公司中各种人的看法，并与自己的看法相互印证。

4、危机的控制

企业亲临危机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控制：

(1)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危机处理计划，如果初期反应滞后，将会造成危机的蔓延和扩大。当然不能照本宣科，由于危机的产生具有突变性和紧迫性，任何防范措施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应针对具体问题，随时修正和充实危机处理对策。

危机管理篇4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着多种危机，并且无论哪种危机发生，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对于企业来说，危机管理迫在眉睫，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处理突发性事件，而注重挖掘企业管理的深层次原因日渐成为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危机管理呢?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曾说过，  管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危机管理也是这样，它的过程是消除企业危机因素的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即危机预防，危机化解，危机总结。

危机管理篇5

红榜

麦当劳：迅速反应力挽狂澜

麦当劳的危机公关迅速而有力，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

对于企业来说，上央视“3・15”晚会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双汇、蒙牛等品牌在央视曝光后都损失惨重。麦当劳却成为一个例外。

2012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麦当劳销售过期食品的现象。麦当劳号称对食品制作流程进行严格的操作规范，但北京三里屯麦当劳店却将已过期食品再次重复计时保存，保存时间本为30分钟的盐鸡翅竟超时近3倍。员工还将掉在地上的食品未经任何处理继续加工。一个麦当劳员工声称，如果食物到了规定保质期，“标准是扔！但是不可能扔，没有一家店是扔的，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定是人定的”。

麦当劳被曝光后，媒体第一时间来到北京三里屯的麦当劳门店进行后续采访报道。3月15日晚9时，麦当劳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赶到现场。面对媒体，其公关部相关负责人没有提供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员工手册。她表示，麦当劳方面对此事十分重视，将借此契机加强内部管理，并启动系统自查，如果查明属实将对相关员工进行惩罚。

同时，麦当劳于被曝光后一小时内快速在新浪网官方微博上做出回应。在众多媒体官方微博的带动下，@麦当劳官方微博这条信息获得了上万次转发量，直接一次转发覆盖的人数超过1000万，实现了社交媒体时代最大程度的信息传递效率。麦当劳很好地运用了危机公关速度第一的原则，将危机的危害降至最低。首先，这个在所有曝光企业中第一时间做出的反应，必然成为第二天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其次，众多媒体的转发建立话语的可信度，有利于减少社会质疑。最后，麦当劳官方微博的回应措辞经过了精心准备，语句精准，富有公关技巧，没有一句废话，一句一层意思，有效实现了与媒体和消费者的真诚沟通，缓解了消费者的抵触心理。

此外，当晚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就给媒体记者发去通报，表示麦当劳中国对此非常重视。麦当劳方面将就这一个别事件立即进行认真调查，并坚决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向消费者表示歉意。麦当劳中国副总裁、新闻发言人栾江红坐最早一班飞机从上海总部赶往北京，接受国家食药局约谈。谈后栾江红表示，被曝出这样的错误感到很痛心，麦当劳（中国）已连夜召开了管理层电话会议，对被发现问题的店进行停业整顿，并会对全国1400多家店进行彻底自查。麦当劳中国CEO曾启山于3月16日一早对全体员工发出电邮，重申餐厅操作标准，提出希望全体员工赢回消费者信心。麦当劳还主动邀请工商检查，率先展开停业整顿，不仅着眼于问题的表面现象，而且深入发现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并对其进行整改。

可以看出，麦当劳的危机公关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处理时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和连续性，把危机事件快速解决并把危害控制到最小。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高层领导非常重视，所有决策都由高层领导亲自颁布或带头执行，确保了执行的有效性和速度性。

网友们在麦当劳“3・15”事件后，自发发起支持品牌的微博活动“我信麦当劳胜过信央视”，其中82.5%的网民表示更相信麦当劳。众多加V的微博用户也纷纷支持麦当劳，认可其在这一事件中的迅速反应，并质疑央视“3・15”晚会的公正性。事后麦当劳生意依然火爆，股票甚至上涨了0.75美元。

加多宝：出色公关扭转乾坤

凭借出色的公关技巧，加多宝将致命危机化为无形

2011年，由于商标使用权纠纷，广药集团一纸诉讼将加多宝集团告上法庭。广药集团与加多宝集团之间的“王老吉”商标之争正式揭开序幕。2012年5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定，加多宝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加多宝的“王老吉”饮料2011年创造了160亿元的收入，销量早已超越罐装可口可乐。痛失苦心经营17年的商标，可谓突临灭顶之灾。

面对败诉，加多宝迅速反应，除上庭“反诉”要求撤销仲裁结果外，还快速以“受害者和弱者”的定位召开两次新闻会，三道声明，反复强调鸿道集团与加多宝公司是商标“王老吉”与“红罐”唯一合法使用者。其中，首次败诉说明会吸引了总共300多家媒体的关注，有利于加多宝对大众展开全面危机公关。

加多宝在会上展现的态度理智、诚恳而富有策略性。加多宝声称，仲裁结果是对加多宝公司多年的付出及消费者都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在对仲裁结果表示深感失望和遗憾后，也希望相关单位部门保持冷静克制，共同维护凉茶行业大好局面；同时感叹民营企业力量微薄，并强调“加多宝”自始至终都拥有“凉茶创始人”王泽邦先生祖传秘方。

会上，加多宝还邀请泽邦第五代传人王健仪“火线加盟、现身说法”。这种充分利用第三方证言的公关策略运用，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加多宝确实是正宗”的印象，增加了加多宝的可信度，也让加多宝在处理危机时有了底气。

不论是打“加多宝是民营企业”的悲情牌，还是强调“加多宝”凉茶的“正宗”性，加多宝已经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了加多宝公司坦诚和更名实属无奈的态度，让消费者觉得“加多宝”就代表着正宗凉茶文化，从而赢得更多消费者的情感认知和理解。

不仅如此，加多宝充分利用微博等新兴媒体与外界沟通交流，有效处理与消费者的关系。截至2012年6月，加多宝公司的新浪官方微博共有26万多名粉丝，而广药集团的王老吉官方微博却只有可怜的1000多名粉丝。王老吉的微博内容多是一些企业新闻动态，不能吸引消费者，缺乏互动性；而加多宝的微博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新产品的、音乐、影视、娱乐、美食等领域，粉丝的参与度和互动性非常高，拉近了消费者与品牌的情感联系。互动内容差距可见一斑。

此外，加多宝公司坚持娱乐营销和节日营销策略，先后赞助了“中国好声音”、“铿锵三人行”、“势不可挡”、2013湖南卫视和央视的跨年晚会等大型节目。电视与网络视频的结合，在广大消费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关注，提升了“加多宝”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了渠道经营商的品牌信心，对加多宝渠道营销公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加多宝对危机的反应非常敏感和快速。早在商标争端之初，出于对王老吉商标使用权前景不确定的预期，加多宝就已加快去王老吉化步伐。2012年2月29日，红罐王老吉启动全新包装，增加醒目的“加多宝”字样。平面海报也很难找到王老吉商标踪影。在痛失商标的致命打击下，加多宝在短短30天内迅速切换品牌，短期内渠道铺货率达75%。2012年7-12月，更名后的加多宝罐装凉茶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继续稳居凉茶行业第一的位置。加多宝的变身可谓大获全胜。

黑榜

三鹿奶粉：自杀式危机管理

一家有望进军国产乳业前三强的国企，因为危机管理失误而灰飞烟灭

作为国企的三鹿奶粉，在当年人神共愤的三聚氰胺事件中消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三鹿离谱的危机应对。

2008年3月起，三鹿集团先后接到消费者反映，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这些投诉却丝毫未引起应该有的重视。一位网民揭露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还被三鹿集团公关删除帖子。

2008年6月中旬后，三鹿又陆续接到婴幼儿患肾结石等病状去医院治疗的信息，但对外并无反应。7月，徐州儿童医院医生冯东川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的留言系统里反映问题，希望政府部门能协助明确原因。此留言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说明三鹿奶粉或者根本没有将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这样的重点网站纳入舆情监测系统，或者视而不见。

在关键信息长达半年被忽视之后，危机开始全面爆发。2008年9月8日，甘肃岷县14名婴儿同时患有肾结石病症，引起外界关注。三鹿集团对外宣称，当地质检部门对该集团奶粉的检验显示没有质量问题。然而，两个月内中国多省相继有类似事件发生已经引发公众的不信任。

2008年9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已对此事件开展调查，并对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同日上午，三鹿集团传媒部负责人表示，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三鹿集团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标准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过，事后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召开新闻会，声明该局从未接受过三鹿集团的委托检验。当晚，三鹿集团态度逆转，承认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曾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同时产品召回声明。但三鹿并未谈到对患病儿童的救治和赔偿问题。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团声称，此事件是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在8月初检测出问题后，就已向石家庄政府通报。三鹿集团态度之多变、前言不搭后语，让公众感到疲惫和迷惑。

2008年9月12日，三鹿与百度合作的一份希望百度屏蔽和删除关于三鹿集团一切负面新闻的“公关文稿”也被网民搬到网上并迅速传播，再次激发全民愤怒。

在公众的愤怒浪潮和三鹿集团的不作为下，2008年9月13日，国务院启动国家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随后，三鹿集团停产整顿，董事长和总经理田文华被免职并遭刑事拘留。而后，三鹿集团也被宣布破产。

“三鹿式危机公关”，非但没有弱化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的恶化。

首先，缺乏成熟的信息监测系统和预警机制。三鹿根本没有开展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并进行分析和正确评估风险后果。其次，危机意识不足，对危机影响预估不当，对早期投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回应，丧失了解决问题的先机。再次，危机意识陈旧，还停留在国有企业老一套的有问题就上报主管部门的“政府公关”层次，忽视正深受其害的消费者。最后，危机全面爆发时，严重缺乏公关策略。信任丧失和推卸责任的“道德丧失”使三鹿深陷危机。

三株口服液：自负式危机管理

自负必然导致自误。逞一时之气，让三株跌下神坛

在中国企业群雄榜上，“三株帝国”曾经如此醒目。1994至1996年短短三年间，三株从注册资金30万元发展为拥有48亿元净资产、销售额达80亿元的保健品巨头，创造了中国保健品行业史上的纪录，至今无人能及。

谁能想到，终结三株无限风光的人竟然是一个叫陈伯顺的普通老汉。1996年6月，湖南常德汉寿县退休老人陈伯顺在喝完三株口服液后去世。其家属随后向三株公司提出索赔，财大气粗的三株则拒绝给予任何赔偿，坚决声称是消费者自身问题，意欲敲诈，并再三声明自己产品没有问题。遭到拒绝后，陈伯顺家属一张状纸将三株公司告上法院。

1998年3月，法院一审宣判三株败诉，20多家媒体炮轰三株。三株对此束手无策，听任媒体按照常德中院的审判结果和观点大肆报道，任由事态发展，直到危机总爆发，上下游合作商反目，使企业经营完全陷入困境。4月，三株口服液销售额就从上年的月销售额2亿元下降至几百万元，15万人的营销大军被迫削减到不足2万人，生产经营陷入空前困境。三株公司介绍，官司给三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亿元，国家税收损失达6亿元。

虽然1999年3月法院终审判决三株公司胜诉，但此时三株帝国已经陷入全面瘫痪状态。三株的200多个子公司停止业务，绝大多数工作站和办事处全部关闭，全国销售基本停止。创造中国保健品奇迹的三株公司，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却极为稚嫩，缺乏应对智慧，直接导致品牌陨落。

首先，三株在发展过程中盲目自信，危机意识淡薄，忽略了企业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老汉家人告状的时候，就应该积极安抚家属，认真调查事件，争取私了，不要把事情炒大。而三株公司在危机发生后，凭一时之勇和当事人唇枪舌剑、对簿公堂，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危机管理篇6

关键词：大学生危机管理机制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高校招生数量连年增长，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这同时也给各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几年来，一些大学生犯罪案件，如，马家爵事件、清华大学生刘海洋残害黑熊事件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广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对大学生危机管理机制的反思和讨论。建立健全大学生危机管理机制势在必行。

一、高校学生危机问题的分类

结合大学生的实际，可以将大学生“危机问题”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学生学习危机。经历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以后，可以说，进入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心中都怀有一股胜利的喜悦。正因如此，很多人都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结果，身负种种学习荣誉的同学们在考试前却不得不为了学习而疲于奔命。进而造成了高校中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

其次，大学生生活危机。由于当前我国高校的财政投入有限，大学生求学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家庭提供，这样一来，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同学就很难维持一种相当水平的生活。随之而来就是，很多同学为了维持基本的学习生活，不得不进行着大量学习以外的利益性质极浓的工作，甚至有些同学还进行着一些触犯法律法规的活动。

第三，大学生心理危机。心理危机的出现是由多种情况综合影响所导致的，比如个人、家庭、同学、社会等等。如果说是按照对大学生的影响程度来说的话，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确不容忽视，然而，就心理问题的本质而言，我们却只能说它是心理问题而无须将其上升到危机的高度。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心理失衡而产生的人际问题、社会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1]

第四，大学生人际危机。由于当代大学生中大多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以后的独生子女，相对来说，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心理、征服欲望，自然而然地，在进入大学以后的陌生的人际关系群里无所适从。他们在与宿舍舍友、同班同学以及其他相关联的人的交际沟通中显得很不成熟，疏于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近一步发展。[2]

第五，大学生感情危机。当前我国的大学生入学年龄大都在18周岁左右，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很多人对感情的认识也逐渐由朦胧、暧昧转向理性、成熟，大学生恋爱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毕竟大学生的心理年龄还不是和他们的生理年龄完全适应，所以，面对感情，大学生们理性不足而冲动有余，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系列感情危机。

第六，大学生前景危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社会，毫末的疏忽就会有被淘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个人有再强的能力，也不能保证自己在竞争中有着不可撼动的优越性。由于大学生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他们期望值的攀高使他们不能够理性地看待形势。

二、危机管理的含义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森塔尔在1989年曾提出，“所谓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我国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孙本初认为，“危机是指因内、外环境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对组织生存具有立即且严重威胁性的情境或事件”。

三、高校学生危机问题的预防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大学生的危机管理应首先从预防开始。危机预防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培养危机意识

不管是政府机构、学校领导，还是广大教职员工、学生都要树立危机意识、安全意识。危机意识需要长期不断的灌输和培养，才能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遵纪守法、自觉自为，形成良好的行为方式和习惯，最大可能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

2、建立健全危机预警系统

预警系统作为危机管理中预防危机的子系统,是对预警对象、范围中的预警指标这一关键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获取预警信息,以便评估信息、评价危机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发出危机警报,进行危机预告的重要环节。

（1）预警对象、范围

高校学生的预警对象,可分为群体对象和个体对象。

群体对象包括贫困生、复读生、优秀生、独生子女；个体对象是指具有某些人格特征、家庭教养环境和行为表现偏常的不特定的个人。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境况艰难,他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无助感以及家人的高期望都会对其心理产生较大的压力,使他们的内心产生冲突、矛盾乃至自责。他们所特有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和情感体验使他们产生较深的焦虑。而在学校的学习、生活适应中,这种焦虑不仅不能得到缓解,还有可能增加或强化,对其身心发展不利。

（2）预警指标体系

传统的预警方法多采用事件跟踪的方法,现代则更加重视预警指标的方法。预警指标是依据对预警对象(事件、个人)的情况建立一套有监测功能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预警指标,利用某种理论与经验,分析确定预警对象与危机情势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进行危机早期预测。

（3）预警信息评估

①危机环境分析。环境分析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引起危机发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因素的了解、评价和预测。通过对学生所在的外部环境的分析研究,掌握客观环境的发展趋势和动态,了解与危机事件发生有关的微观动向,从而敏锐地察觉环境的各种变化,保证当环境出现不利的因素时,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趋利避害。

②预警信息分析。在对信息的分析方面,真实性是至关重要的,任何虚假、失真的信息都会导致因预测不准,又过分偏重而出现失稳的状态。排除虚假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是预警信息分析的重要方面。危机表现为个体或群之间的互动行为,人的态度和行为自始至终影响着危机的发生和进程。因此,确认与危机相关的个体或群体为预警对象,分析他们的认知态度,行为方式特点,根据预警指标,评价其危机的严重程度,才能确定是否进行危机预告。3、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体制

首先，组建危机管理机构。设立常设机构，配备精干的管理人员，负责危机意识的培养和宣传、人员的培训、危机监测和预警、危机管理计划的制定、日常管理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以及危机公关。其次，实行专业队伍与学生相结合以应对危机。一方面提高专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做到临危不乱；另一方面通过演练把知识、技能和实践相结合，确保操作准确熟练，万无一失。第三，制定危机处理计划。按照计划做好准备工作，当情况不断变化时，要进行追踪决策，并对计划进行相应的调整。[3]

四、高校学生危机的应对原则

危机的应对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面对危机只有沉着应对，巧妙斡旋，才有可能最终化解危机，渡过难关并过重塑形象。处理大学生危机事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维护稳定的原则。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也是各种敌对势力争夺、攻击的重点，维护稳定的任务相当严峻，因此，维护稳定是高校危机管理的首要原则。稳定压倒一切，无论出现何种事件，都必须从维护稳定的原则出发，要千方百计地防止事态的扩大。

2、迅速快捷原则。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影响大、扩散性强等特征，一旦发生，就不容延误，亟待解决。要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降低其影响，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采取最有效的措施，迅速控制局面。

3、明辨是非原则。高校突发事件类型很多，引发的因素也很复杂，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在处理过程中，要正确分析，同时必须坚持明辨是非原则。

4、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原则。高校突发事件大多涉及到青年学生，更多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处理此类事件应本着教育第一位，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因此，在高校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及时消除因患。

5、人道主义原则。危机在不少情况下会带来生命或财产的损失,舆论界对造成危及人的生命安全的事故或事件尤为重视,甚至加以渲染,因此,危机处理中首先要把救护伤员放在优先地位。[4]

五、启示与思考

高校学生危机管理问题不仅需要各高校引起重视，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大学生自己也学要有相应的措施。

1、政府应加强对危机的调控

作为政府，要注重加大对高校的关注力度，通过政府的努力减少大学生危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例如，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减少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造成的生活危机等问题；通过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以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危机等等。

2、社会应理性对待大学生危机问题

作为社会，要对高校大学生多一份宽容之心。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群体，大学生并不如大众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有着高强的能力、完美的才华，他们也有缺点，他们也会犯错误，如果他们老是肩负着自己所不能承受的压力，他们又怎么会不产生压力，不出现各种危机呢？

3、高校应加强科学管理

作为高校的管理者，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校方都应该站在广大大学生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毕竟，大学生才是一个大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问题，就应当具备一种高度的预防心理，做好各种危机事故发生的预案；还应当在平时的学习中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及时纠正在同学们之间出现的任何偏颇思想意识；另外，在大学生危机问题的解决上，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性化的解决问题。

4、舆论媒体应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思想

作为大众媒体，要加强舆论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养成。由于大学生们对新事物接受的速度较快，但同时他们并不能够很好地判断获取信息的价值量，所以很容易走向极端。这就需要我们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在内的大众媒体做好信息传递中的筛选、纠正工作。让大学生们有一个既宽松又正确的信息接受来源。

5、重视学生中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目前，在多数高校同学间都存在老乡会、QQ群联盟等虽未经学校有关管部门承认，但在同学们中就某些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的非正式组织。在危机管理中，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些组织的作用，并充分加以利用，尤其是这些非正式组织的核心人物，能够引导其在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

6、发挥学生组织（学生会、学生社团）的作用

以学生社团为例，我们曾面向济南、泰安的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泰山医学院等六所高校做过相关调查，在问到“你认为学生社团能够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上发挥相应作用”时，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A．应该参与到学校民主管理中去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30.73%

B．可以作为一种声音参与到学校民主管理中去：46.88%

C．没有必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6.25%

D．不清楚：11.4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学们对学生社团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与热情还是很高的，有近八成的同学于此持肯定态度。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引导，并建立健全参与机制，这必将使我们的危机管理工作开展的更加顺利。

7、大学生应加强自我完善

作为大学生本身，要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给自己定好位。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以现实的态度面对一切。另外，要多接触外界包括身边的同学、老师，社会上的种种事务。只有清楚地认识了外界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从而进一步认识外界、完善自我。

大学生群体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我国的未来，保障大学生的发展空间，就是保障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务必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大学生危机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郭兰等.大学生心理危机及预警系统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2]解小娟.大学生人际交往危机管理[N].光明日报,2001-5-17.

[3]苏宝利、吕贵.高校健全危机管理机制探讨[J].煤炭高等教育，2002.

[4]叶国文.预警和救治:从“9·11”事件看政府危机管理[J].国际论坛，2002.

[5]纪宝成.从“非典”防控看高校的危机管理[J].中国高教研究，2003.曹

[6]汤敏轩.危机管理体制中的信息沟通机制——基于组织整合的流程分析[J].江海学刊，2004.

[7]刘建军，朱喜坤.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作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

危机管理篇7

一、财政危机是否存在

通常，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居民应债能力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述指标构成了财政宏观预警机制，指标的变化能真实地反映该国是否发生了财政危机或财政危机演化的程度。但是，这一系列指标在中国的运用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下面将借用债务依存度这一最常用的指标来集中阐释中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债务依存度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该财政年度中，政府公共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按计算方法的不同可分为"政府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更具现实意义。该指标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2］如此简单的一个公式，其计算的结果，竟然使得我们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比如1997年，有人认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95．92％（丛树海，1998），此为高者；低者为19％（世界银行，1998）。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值，如55．61％（刘溶沧、夏杰长，1998），55．77％（高培勇，1997）等等。结论如此对立，而在判断国债规模是否合适，以及财政是否发生危机时所采用的标准又非常的统一，即按照国际通用指标--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以25－30％为安全线。如此，不同的债务依存度和统一的安全线相比，便如同事前做好了一双鞋，让不同脚码的人分别去试穿，结果非常容易判断。

债务依存度使用中的对立与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债务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子用当年国债发行额来表示一般无疑义。［3］分歧点在于对分母--当年财政支出额的理解，这是导致对债务规模的判断各成一家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不同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相差很大，一般说来有下列五种。

（一）按中国统计年鉴的通常做法，财政支出就是国家预算，不包括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并且将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冲减国家预算收入。记为A。

（二）因为中国的债务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偿还旧债的，所以财政支出还应在A的基础上加上债务的还本付息。记为B。

（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政府所掌握的全部公共支出都应列为财政支出，则在B的基础上加入财政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记为C。

（四）按照预算完整性的基本要求，将政府预算内外支出都列为财政支出，则在C的基础上再加上预算外财政支出。记为D。

（五）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将所有具有财政支出性质的公共资金流都认定为财政支出，则该范围还应包括D和银行系统的政策性贷款部分。记为E。

从理论上讲，应该将政府的全部支出都列为财政支出，但由于技术上难以做到，因此，政府许多支出项目，如在体制外循环的"小金库"支出，则不能计算在内。从A到E，财政支出相差非常大。1995年政府公布的财政支出和中央财政支出分别为6823．72亿元和1995．39亿元，而世界银行认为的数据分别为15013．27亿元和7924．85亿元。当年的国债发行额为1549．76亿元，相应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77．67和19．56。

对债务依存度的讨论已经流于形式，准确地讲，学者们在玩数字游戏。每个人对自己的计算方法都不表示怀疑，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一游戏的背后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大者担心债务失控，形成财政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过小者从宏观角度考察，认为国债规模大有拓展的余地，主张到下一世纪国债规模须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当然认为国债规模适度者亦有之，其主张便是谨慎从事。必须指出，上述观点已经对政府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正确运用国债杠杆来调控经济运行造成了混乱。在199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收1000亿税收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抵消的结果便是政策的无效。可以将政府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直接归因于学术讨论和政策建议的莫衷一是。

随着始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超规模发行国债的局面已经形成。至2000年底，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达到6000亿。可喜的是学者们对国债依存度的探讨基本上取得"共识"。运用财政债务依存度判断财政危机的见解被大部分人放弃，原来担忧财政危机的专家也开始转换观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共识"是在将辩争回避，结果自然是我们更看不清中国财政的运行轨迹。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十成的速度迅猛增长，似乎看不到我国的财政危机出现在那里。表面的繁荣和数字游戏进一步混淆了我们的视线。Polackova（1998）指出政府负债具有以下四个选择特征：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并据此建立了财政风险的支付矩阵。目前学者对中国政府负债的认识不同，其实是对这个支付矩阵的认识不同。那些认为中国财政安全的人，其实只是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巨大债务的冰山之一角。由于从这个角度进行数字游戏式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更不能停留在数字游戏中。如果说讨论国债的规模是技术分析的话，那么认清中国财政的走势，还要靠最基本的分析。

二、经济决定财政

经济决定财政是思考中国财政危机的最基本出发点。无论是著名的拉弗曲线，还是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以及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的理论都表明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否是判定中国财政是否出现危机的前提。从下面的事实来看，中国的财政运行基础已遭受严重的侵蚀。

1．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以"公共支出不断增长"为内容的瓦格纳法则（Wagner＇sLaw）自创立之日起便成为政府公共支出膨胀的公理，也成为人们为潜在财政危机辩护的借口。这是以公共产品是优等品为前提的。中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并不总是优等品，它具有鲜明的时间特征。

恩格尔系数（EM）是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内）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从时间序列来看，1980－81，1987－89，1992，2000年，EM＜0，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劣等品；1982，1986，1991，1993年，0＜EM＜1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必须品；1983－1985，1995－1999年EM＞1政府公共投资属于优等品。在二十年中，政府公共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据刘树成（1998）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1977－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0。新中国五十年GDP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有九次，我们正好实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资料表明，恩格尔系数的周期性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大体一致，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4］。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在于政府的干预，而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变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握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扩张和收缩效应，通过控制公共投资，政府可以相对有力地调控经济的运行。但政府的失灵使得政府投资效益低下。在政府主导的改革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使得政府公共投资在宏观调控中有如一柄双刃剑。在供给不足时，通过资本的集中和规模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品的瓶颈约束，但也造成了社会总需求忽高忽低难以收拾的局面。很多研究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而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最常采用、也最熟练的措施就是压缩基建规模，包括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这一人为而不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行为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一个轮回。而1990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之后的扩张性政策似乎也没有走出这一窠臼。

2．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

民间投资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随着政府投资的急剧扩张，民间投资渐呈疲态。1997－1999年政府预算内投资分别增长11．32％，71．9％和40．7％，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8％，13．9％和5．2％。虽然有大量的文章通过计量模型证明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挤出效应（刘溶沧、马栓友，2001），但民间投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5］樊纲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国有经济投入产出为负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较好的增长，非国有经济作用居功至伟。因此，民间投资的衰退，会从根本上动摇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当前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投资难，二是筹资难。二十年的竞争使得传统产业接均利润率，而民间投资所从事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因此，如何使投资转型，民间富裕资本如何找到出路，乃当务之急。在利润率颇高的电力、邮电、石油、汽车、金融等行业，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在政府垄断的背景下，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是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的结果。多数群体社会福利受损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财富的集中又会提高外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实业投资没有较高回报保证时，"热钱"--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又会造成过度储蓄的风险，在国有经济软约束和储蓄者硬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的实质破产又为经济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从相反的角度讲，许多具有活力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在资金的筹集中同样遇到体制的障碍。资本市场的拒绝和国有银行的苛刻条件加上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使得民间投资失去了提高竞争力、进而容纳就业、稳定社会的机会。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逐年提高，如国有银行1997年5．02％1998年8．35％，1999年8．56％，而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则分别为15．51％、18．31％和21。98％。［6］这表明银行的资金是充裕的，在保证国家借款之后，并没有将资金供应给急需资金的民间企业。

3．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消费畸形，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稍稍弱化了自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二元社会"的等级制度，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民的境遇又每况愈下，改革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后来几次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在遭受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财富缩水的同时，二元结构导致的"工农业剪刀差"并没有缩小。据统计：占人口80％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李嘉图陷阱"现象形成。

和农民一样，消费水平的下降群体还包括城市中处于社会低层的工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收入约束，使其无力增加除温饱以外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的消费水平仍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比如为机关事业单位增发工资。

虽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一些民间组织的局部、片面的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结果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技术的原因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近年某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4．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经济运行风险难控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净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1997年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主要原因就是当年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外部需求严重不足。而这两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不是刺激内需的结果（杨帆，2001），而是金融危机警报解决后，中国政府当初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回报，是净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萧条时期净出口拉动经济"是经济的基本规律，1990、1994和1997年国内经济萧条时期比较突出，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曾为37．53％、11％、19．16％。由于体制、技术、社会分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中国加入WTO的迫切心情上可以略见一斑。而现在世界经济正经历繁荣之后的衰退期，特别是经历过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必定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可控性。

三、财政危机确实存在

1．"钢丝财政"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7］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蔽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如红塔集团每年提供的利润和税收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70％；山东省蒙阴县银麦集团、鱼台县孔府宴集团都大约提供当地财政收入的90％左右。经济决定财政，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山东临朐县著名的标王"秦池酒厂"衰败前后，当地政府公共收入亦成云泥。

2．隐性负债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欠账。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而低工资和剪刀差的贡献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在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据世界银行1996年测算，这部分债务1994年占中国GDP的46－49％大约为21468－32202亿元。［8］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3．或然负债或然负债是指政府可能的支出。政府是用来防御公共风险的，是微观主体最后的担保者。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必然会使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性。当私人不能抵御风险时，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的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然负债便产生了。目前，政府或然负债主要集中在应对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的支出。中国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决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化解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在居民储蓄硬约束和国有企业软约束下形成的巨额不良债务，仅从已实施债转股的规模来看就有12000亿，而总额接近27000亿。在加入WTO后，外部的冲击要求中国必须放松金融管制，银行的倒闭、股市的崩盘等等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都要求政府为此增加额外的储备，这必然加大财政的支出压力。

4．金融抑制收益金融抑制收益其实是一项隐性的税收，它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压制国内利率水平以及控制资本流动使其国内融资成本人为降低，进而获取的收益（李广众，2001）。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薄弱，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信贷为基础的体制之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十分依赖于信贷来为投资筹措资金。国有商业银行是主要的信贷供给者，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依赖政府。政府的金融抑制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如我们实行的非市场化的低利率，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向，证券市场中的歧视，以及债转股等都是其表现。通过金融浅化，政府隐性地减少了支出，实际上增加了收入。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金融深化是必要的，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根本上减少了政府的公共收入。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外部冲击也要求我们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而一套较少管制的自由的金融制度从长期看肯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有助于公共收入的提高，但从短期来看，它只能弱化政府对公共收入的获取能力，这有点类似于"J曲线效应"。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要求加快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最基本的要求的满足，会使政府借金融抑制而获取的收益锐减。资料表明，主要由本币贬值及利率水平差距带来的金融抑制收益在1990－1996年间大体为GDP的0．71％以及各项税收收入的6％。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9］和严重的资本外逃（李扬，1998）［10］的大前景下，李广众（2001）估计，只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后政府的隐性收益将减少100亿到150亿元左右。

5．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从一定程度上讲，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取得来解决暂时的财政危机是最便利的事。一些短视的政府曾经普遍采用过。从短期来看，政府付出的成本极低。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长期来看，政府公共支出对铸币税的过分依赖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它在迅速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如果政府过分依赖此举，则极易通过货币增长--货币幻觉--财富效应--需求膨胀--供给不变引发通货膨胀。如，玻利维亚1984－1985年铸币税收入占非铸币税收入比重超过138％，通货膨胀率12600％。中国在九十年代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总和占GDP的比重在通货膨胀时高达10％以上，而通货紧缩时仅为1％左右。可以认为这是政府短期行为的自然结果。过于依赖铸币导致通胀，恐惧通胀而紧缩又引起通缩，现在为治理通缩又欲"以毒攻毒"。这都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大了公共的风险。顺便提一句，从1997年始，物价已经低迷很长时间，政府无形中增加了支出。特别是在公共债务存量庞大的背景下，为维持信誉，政府承受了额外的负担，财政风险加剧。

综合上面列举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财政的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为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赤字过大，以及行政支出中的"十羊九牧"现象。这些显性的风险是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而其背后的公共风险才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这些风险的扩展加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要预防财政危机，前提是必须明晰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四、财政危机产生的原因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政府作为理性人，从本质上是追求正当性（Legitimacy）最大化的即政府追求长治久安。但是，诺斯（1991）曾经明确地指出：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是"诺斯悖论"。政府之所以会面临二难的选择，关键的一条在于社会目标是长期的，而财政目标是短期的。二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

正当性最大化这个目标实现的经济基础有二：一是有一套与产权保护、激励与约束、法制化相结合的市场制度；二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制度，后者其实就是财政问题。前者是做蛋糕，后者是切蛋糕。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考查，二者是统一的。从短期来看，二者必然存在着冲突。这一点可以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在存在政治周期的民主社会中，公共选择学派设定的"选民--政治家--官僚--选民"的循环决定了政府的许诺是即时的。三者中任何一方都是追求短期利益的。因此，要求政治家只追求长期的制度建设而置短期政策操作于不顾是不现实的。他们面临的是"囚徒困境"的两难选择，在长期的制度建设和短期的政策操作的博奕中，政治家作为一个理性人，选择后者是必然的。

政府之所以会选择这种并非收益最大化的政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果不能解决短期的财政问题，即期的负面效应便会立刻凸现。由于政府是来解决外部效应的组织，因此，如果财政出现问题，便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治的稳定。社会稳态结构便可能打破，因此，政府首先要保证财政的安全。在社会资源既定的约束下，市场和政府是有活动边界的。如果政府在短期内获取的公共收入过多，或者说超过了社会最有效率要求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市场的效率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从而根本上动摇了财政的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社会资源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即资源配置并非处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最优状态，那么增加一个人的福利，必须要减少另一个人的福利。如果要减少的福利属于一个强有力的集团，那么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时候"游说"等院外集团的活动足以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得以保留。因此，长远的经济发展便会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受到制约，义理性最大化的目标便不会实现。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上述悖论的方法，即短期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而下降，那么政府必然会选择一种有利于长期制度建设的改革之路。因为它不必担心即短期的财政困难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矛盾激化。制度建设有利于义理性最大化，这也是政治家寻求连任的基本条件。同时，官僚追求短期利益阻碍长期根本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减小。这其实是解除财政危机的一种思路，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具体探讨这种思路的可行性。

从上面的理论出发，结合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可以大致总结出中国财政危机出现的基本原因。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就是逐步放松国家对公有产权的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国有经济占有资源和产出不对称的大背景下，政府维系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得不放松的结果。改革虽然经历了一个公有产权分散化的过程，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因此，国有经济收缩呈现出非主动性的特征。在其中，政府表现出极强的"父爱主义"，在试图搞活国有企业，甚至扩大国有企业规模的过程中，政府运用的是一种"试错"的方法。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到"税前还贷"以及政策性贷款，债转股等等，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输血"的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输血的方法经历了以下的历程：先是借助于财政，在19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90年代中期以后在金融风险不断增加的约束下，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居民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在给定了国家的税收能力的前提下，更多的政府债务和上市公司跑马"圈钱"便显得合情合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政府支出拉动内需的孤军奋战又增加了税收的负担和债务的巨额膨胀。

对国有企业的试错改革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较量。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恋恋不舍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这种结论是基于下面的判断：

第一，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而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由于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所以它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

第二，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高社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现实中，社会资源由国有企业优先使用，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非国有企业不能获得相当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因而产出不足（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相比）。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对资源的优先利用，政府首先是限定了产业的范围，将利润高的行业由政府垄断后交付国有企业使用，并宣布该领域对非国有企业禁止进入。此为其一。其次，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年代对资本实行行政分配的体制，通过国有银行制度将居民手中的"金融剩余"集中起来，再通过政策性贷款的手段转注入国有企业。并且实行一系列的金融管制力图堵塞"金融剩余"向非国有经济漏出的"缺口"（朱光华、陈国富，2001），或者与公有企业的经理共谋在资本市场上诱引"金融剩余"。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抑制，后者主要表现为股市的泡沫。

第三，由于政府把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不足，"政府缺位"，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划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这又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的需求。最后，以搞活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在公共资源向国有倾斜的过程中，由于所有者缺位，监督成本的高昂和机会主义的存在，资源向少数人漏出是理性人做出的最适选择。这事实上造成了不公平。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幌子下，蛋糕的分配愈发不公平。

第三，政府向国有企业输血的过程，其实就是财政危机加深的过程。它并不必然表现为预算赤字的扩大，前提是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为正。如果扣除垄断利润，国有企业整体上是入不敷出的。从前面提到的输血方式可以看到，当借助于金融手段不能满足公共资金的需要时，政府便只能在税收和债务上努力了。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债务是延期的税收，从目前来看，二者的同时提高正在应验诺斯悖论。如1998年政府正式的税收增加1000亿元，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增加了14．4％，几乎是经济增长率7．8％的两倍。这几年税收收入一直按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长。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税收不可能保持中性，它是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超额负担。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经济产出最大化不相容定理［11］是成立的。因此，重税不是实现正当性最大化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当口。

由于按照MC＝MR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在，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2001）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

第四，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危机到了顶点。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任何官员都不愿意进行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二十年对国企试错改革耗费了大量资源，投入产出极不相称。资料表明对GDP贡献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有部门占用三分之二的全社会资本资源，其中银行信贷占57％，（吴敬琏2001）。这里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财政目标难以实现。原因可能在于短期效应的累积使得达到长期目标的源泉枯竭。不过不能否认，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仍然一支独秀，财政危机并没有完全爆发，这里应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如果找出这种力量并且使其壮大，则潜在的财政危机可能会消失于无形。第五，由于中国国有经济的庞大，政府对其偏好，实质上是加强了政府的干预。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体制复归"的趋向（魏凤春2001）。因此，政府财政不振兴乃至出现潜在的危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渐进化改革的成效可以用财政的运行轨迹来表明，成功的改革体现了一种源与流的协调关系。而我们现在只是关注于流而浪费了源，结果是水流越来越少。J．D．Gwartney和R．A．主持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认为1997年中国经济自由度［12］在115个国家中排名第81［13］。2001年7月至10月政府为筹集区区几十亿社会保障资金而减持国有股对整个证券市场的破坏给我们带来了"诺斯悖论"的感性认识。四个月股指狂跌700点，市值损失1．7亿，10月21日减持办法停止。财政目标没有达到，市场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中国面临着义理性最大化的困境。五、危机转化与增长支撑虽然中国财政运行的基础正在受到削弱，潜在的危机也暗香浮动。但中国毕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其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表面化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发生财政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财政危机的表现形式问题。作为政府核心的"财政"，出现危机一般意味着政府出现了危机。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财政危机、政府更迭的事情常见。而在中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1994年《人民银行法》的出台从制度上割断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间的直接融资渠道，但由于财政、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与统筹规划，财政危机往往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

目前来看，以下几点可能导致中国金融的潜在危机。巨额的不良资产主要是在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有银行替代财政向国有企业输血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银行成为"人质"［14］的结果。此为其一。其二，国有银行核心资本不足，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30年国债补充国大商业银行资本金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2700亿的国债是由四大银行认购的，银行增加了资产（第二储备）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金，但是把债务推给了财政。如果30年后政府不能还清债务，必然会通过发行货币来筹资。其三，证券市场的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圈钱"为国企解困，"一股独大"造成的。其四，现在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府试图用通货膨胀来对付通货紧缩的主张。如果马栓友（2001）"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及时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积极财政政策应在适当时候酌情退出"的主张成立的话，当前以毒攻毒的政策可以理解为政府财政对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极度依赖。因此，表面化的金融危机就是财政危机。我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财政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因为金融的管制推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罢了。但无论如何，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存在的。

2．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为政府负债提供了担保。根据StnleyFisher和WilliamEasterly（1997）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公有资产出售收入是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一种基本方式［15］，它冲减政府的初级赤字。中国有几万亿的公有资产，它的存量资产效应对政府筹资起了一定的担保作用。在中国，政府向公民负债除了以信誉和未来的税收担保外，庞大的公有资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仅仅由政府，从微观金融学的观点来看，政府以公民的资产作抵押向公民借债是不可以的。但由于存在着代际差异和所有者缺位问题，政府可以较多的负债。我们前面提到过，政府公有资产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部分公民已经成为老人，已经成为政府的补贴方，在这个意义上，代际差异可以理解为没收父亲的房子后以此抵押向儿子借钱。又由于公有资产不能量化到个人，所有权是虚的，因此，政府上述行为得以成行。公有资产的这种作用虽然推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但由于公有资产的价值贬损，这种效应越来越弱。从政府"抓大放小"、"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依靠抵押资产筹资已经难以为继。

3．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在第四部分中我们曾经指出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力量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张军（2001）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经验观察中分离出"竞争侵蚀利润"和"亏损侵蚀利润"两种效应后对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恶化趋势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二十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在政府舍卒保车的磨难中成长起来，并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1998年为例，非国有经济部门创造出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16］。相应地，在国有经济对财政贡献为负的背景下［17］，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政府暂时与财政危机保持距离的机会。但是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又使得财政离危机越来越近。

六、走出财政危机的建议

财政危机解除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解决燃眉之急，其次还要从长计议，追求正当性最大化。这便提出了一个短期的政策操作与长期的制度建设如何协调一致的难题，是在挑战"诺斯悖论"。我们认为，下面三条建议的实施结果可望与我们的目标耦合。

1．部分公有资产出售

我们（魏凤春于红鑫2001）在对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框架：即出售部分公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欠账的问题。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政府最大的隐性债务，政府面临着即期付债的巨大压力。因此，出售公有资产可以满足前述方案的第一个要求，即短期操作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政府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减少了对国有经济的补助。除此之外还有更长远的利益可以获得。

第一，出售资产筹资不仅可以筹资，它更可以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有利于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难题，也是追求正当性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政府面对国有企业"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两面难选择时，维持前者的资金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于政府在给定银行体系风险不增加的约束下，唯有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才能真正解决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体制内矛盾。国有企业二十年改革的"试错"也证明这一点。

第三，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靓女先嫁"。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

第四，居民储藏存款余额已达七万多亿，资产管理公司所持的国有不良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顺利出售都表明了购买力不成问题。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值为参考进行定价，"天下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

2．非国有经济的制度完善

公有资产出售可以看作一个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退关系的动态描述。公有资产的出售首先是为非国有经济进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创造空间，并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剩余提供出路。这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算不上积极主动的完善，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需要非国有经济的承接。国有股减持的高定价可以反映这一点。

我们这里提出的制度完善主要指政府的主动改革。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我们虽然不赞同下面的观点：在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即社会主义国有制与行政协调之间具有弱联系，国家试图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兼容的努力是徒劳的，"第三条道路"行不通（科尔奈1992）。但是必须认识到国有经济一次次试错的结果和非国有经济极强的生命力，更为现实的是要正视非国有经济萎缩引起经济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樊纲（2000）曾经提醒到：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增长停顿的情况可能发生。

第二，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帕累托改进的状态，培育非国有经济必然会收缩国有经济，会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因此，作为广大公民代表的国家应该在扫荡改革阻力上负起全责。这里还隐含着另一个层面的意思，中国的入世可能会使政府放慢破除阻力的步伐。在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大背景下，外部的冲击会给我们的市场化进程带来机遇，但是如果只是依赖外援而忽视自力更生，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而我们一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内部的改革会更重要。

在我们看来政府需要主动改革的几个要点（当然非国有经济本身也需要改进）包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历史遗留下来不明产权的清理、鼓励和允许许多领域内的私人投资、鼓励民间金融、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的国民待遇等。

3．财政管理的技术改进前面的两个建议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的举措，而要真正地实施，则尚需时日。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使其难产或流产，因此，它是远水。近渴的解除还依赖财政管理的技术改进。技术改进的目标应该以减支为主，而不应该注重于增收。费税改革、政府采购、国债资金的使用、对国企补贴的取消、行政开支的缩减、政府资金的效率、公共决策的配合等等都可以暂时地缓解财政的窘境，但它并不能根本地使财政远离危机。

注释：

［1］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2］有学者用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收入额来表示债务依存度，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不妥。一，债务收入不宜包含在财政收入当中，否则，财政收支就永远是恒等的（陈共，1994），因此，此比值意义不大；二，因为存在着"递延性"问题和"X－非效率"因素的存在，使得以财政收入来衡量财政规模的准确性较差，而用财政支出则比较合理（李俊生，1994）。

［3］有学者用债务收入额代替国债发行额，因为上一财政年度国债收入结余额通常较小，二者可以替换使用，而不影响做出判断的准确性。

［4］具体的分析请参阅魏凤春："政府公共投资的性质"，（《体制改革与经济杠杆》页98－1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出版）。

［5］比如说，1998年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投资活动因信贷萎缩而增长放缓，全年投资为负增长（－3．8％）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冲击很大。

［6］《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1年，第一期。

[7］《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一章总则第三条1995年施行。

［8］见参考文献9（张春霖，2000）。

［9］CCTV2《经济半小时》20011031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黑市比价为18．25而官方价格为18．29，人民币实际升值。

[10］据李庆云、田晓霞（2000）估算，在1997年至1999年中，我国资本外逃数额每年都超过300亿美元，而且这一估算没有包含外逃资本的投资收益。

［11］关于税收收入与国民产出不可能同时达到极值的数学分析，可参见王书瑶："财政支出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定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8年第10期。

［12］经济自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受政府干预的程度，可以近似地代表该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李文溥（2000）。

［13］KimR．HolmesT．JohnsonandMelanieandKirpatricked．1997IndexofEconomicFreedomTheHeritageFoundationandDowJonesandCompanyInc．1997．JamesD．GwartneyandRobertA．Lawsoned．Economicoftheworld1997AnnualReportTheFraserInstitute．

［14］"人质"是指国有银行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贷款的现象（张军，1996）。

［15］根据StnleyFisherandWilliamEasterly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1）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2）D＝（初级赤字／GDP）－（铸币税／GDP）＋（实际利率－GDP增长率）D说明：1、D＝政府债务／GDP2、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16］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7］这里要说明的是，国有企业对财政的贡献主要是利和税，而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付出不仅包括补贴，还包括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在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从整体上来看对财政的贡献率为负。

参考文献：

朱光华，陈国富，2001："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理论解析"，《经济学家》，第3期。

科尔奈，1992："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之间的亲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

樊纲，2000："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经济研究》，第1期。

刘国光，2001："《论中国所有制改革》评介"，《经济研究》第7期。

张军，2001："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经济研究》第3期。

樊纲，1999："论‘国家综合负债‘"，《经济研究》第3期。

李广众，2001："金融抑制过程中政府收益的经验及国际比较"，《世界经济》第7期。

马栓友，2001："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及其冲击"，《经济研究》第2期。

张春霖，2000："如何评估我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第2期。

许健，2000："财政政策的困境及对策"，《财贸经济》第1期。

平新乔，2000："道德风险与政府的或然负债"，《财贸经济》第11期。

魏凤春于红鑫，2001，"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战略与管理》第2期。

武彦民，2001：《体制改革与经济杠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陈昕1994：《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共选择问题》，上海三联书店。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1996：《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4：《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尼古拉斯．R．拉迪，1999《中国未完成的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

布坎南，1998：《赤字中的民主》（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危机管理篇8

关键词：思考；应对危机；危机公关；管理危机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106-02

2002年12月媒体对“非典”疫情的信息中，公布的全国“非典”疑似病人的数量逐渐增加。我院领导在全院大会上要求职工注意自我防护以及在公共场所的自我保护，严格筛查发烧患者，号召全院职工共同维护环境卫生，尽可能回避人群的聚集。但是“非典”疫情信息还没能引起关注和警觉；没有对“非典”的传染性和传播途径等信息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了解。接着每天我院都有新增“非典”疑似病人，医院开始停诊，只收治“非典”疑似病人，全市职工放假、学校停课。医院一线医护人员轮流值班，全面隔离防护，一线医护人员整修期间住在隔离的宾馆也不让回家，这时大部分职工及其家属开始恐慌，甚至我院准备上一线的职工回家拿换洗的衣服都是家属用绳子从窗户掉下来的，不知道“瘟神”到底猖獗多久。搞得医院和职工有点手足无措，无法预期什么时间能够得到控制。

一、“非典”暴露我院在突发性危机事件处理方面存在很多管理漏洞

1．医院管理者对危机认识不足。我们的院长都是医务界的能手，具有很高的医疗专业的水准，在国内也有知名度，但缺乏对危机治理的认识。在“非典”发生之后，医院管理者没有认真对“非典”的危险进行评估，预警能力弱、反映速度慢、指挥协调不力、没有作应急准备工作，没有对首例病人作应急处理，隔离防护，只是进行临时性事务处理。

2．缺乏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长时间以来，医疗机构并没有真正注重过危机治理，医院在风险预警机制应对危机方面严峻缺失。对危机处理方面机制不健全、反应不敏感、效率低下。

3．危机应急处理的相关知识培训的缺失。长期以来医院没有一套完善的经常性的职工应急处理相关知识及能力的培训，没有接受过危机治理培训，所以当危机来临我们手足无措。

4．缺乏与媒体沟通、引导舆论的能力。医院管理者因缺乏应对突发危机事情的处置认识和技巧而置身于“非典”患者及其家属和大众的抨击之下，如果当时借助媒体作一些积极的正面报道会得到大众的理解。四面楚歌的严酷事实给医院治理者们上了一堂苦涩的“医院危机治理”课。医院一方面要应对“非典”患者，一方面还要应对媒体的质询，院长左右为难，焦头烂额，甚至与媒体沟通时会发生情绪激动，被媒体言论齐声训斥、声誉扫地。

二、“非典”对我院在突发性危机事件处理方面应作的补救工作

1．医院要建立危机管理的长效机构，由医院“一把手”牵头，并对其进行思想指导、提供法律和政策指导、建立预警机制、负责人员队伍的组成、应急资源的储备、保证信息支持、负责沟通协调等方面的探讨，使其能真正发挥应急作用。

2．要加强突发危机应急队伍的建设。应对危机需要专业人员，需要应对危机人员反应速度快，有指挥协调能力，需要相关专家提供决策咨询与技术指导，应对其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引进专业人员，使每个专业人员都能掌握应对危机的应急处理的要求和方法。

3．医院应设立保障危机管理的专用基金。医院要设立应对危机的专用基金，要有专用的物质和技术储备，保证调用科学、合理、及时、充足。要分析国内外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最新形势，制定涉及应急设施、设备、药品、疫苗及医疗器械。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验，针对传染病及其威胁公众健康的危机事件提供必要的知识宣传，特别是流行病学知识的宣传，保障技术供给。

4．强化医院全员危机管理意识，群防群治。“非典”对我院的冲击是个警钟，这个“瘟神”鸣响了医院的管理者及每一位员工，医院时刻都可能够遭遇危机，当碰到危机时，全院职工必需疾速行动——辨认危机的起源，抑止危机，并以最小的损失最终处理危机。全院职工以镇定、坚决的心态直视危机的降临。

5．对“非典”患者及其当时的疑似患者应给予后续的人文关怀。我院在抗击“非典”斗争中有10多名医护人员被确诊为“非典”患者，有多名医护人员当时被疑似，这些医护人员都是人先士率的抗击“非典”的英雄，被确诊或疑似的医护人员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多数的确诊“非典”患者，由于大量使用抗菌素，严重肱骨头坏死，影响正常工作、生活，甚至影响家庭生活，有的年轻女医护人员影响了生育。有的患上了恐怖症，谈“非”色变，改变了正常沟通能力，甚至影响了他们原有的人格魅力，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怨气、甚至抑郁。医院应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重新安排，生活上给予照顾，工会定期组织他们作一些有利于其恢复身心健康的活动，多作思想工作。教育全院职工向他们学习，树立为榜样。

三、“非典”对我院在突发性危机事件处理方面的启示是建立长效的危机公关机制

1．建立专门负责危机公关部门。作日常或应急的公关事务，拟定公关对象的名单，包括各大媒体、危机事件的相关人员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名单。作日常感情沟通、交流，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形成联动机制，保证公关系统的和谐运行。

2．在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后，危机公关部门及时与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公众之间形成信息良性互动。不能屏蔽信息，应向公众公开信息。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危机的信息传播的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有利于危机的处理。

3．及时、主动、诚恳地与媒体沟通，与关键的记者保持密切联系，让他们进行持续的、积极的、正面报到，赢得政府的支持、公众的信任，化“危”为“机”。

参考文献

危机管理篇9

武松在景阳岗显神威打死吊睛白额老虎之后，名震天下。十年后，景阳岗虎患再生，受乡人邀请，武松再度欣然出山。喝了三碗景阳岗牌白酒之后，踌躇满志地上山了。那么这次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两种可能。

一是武松在第一次打虎之后，仔细分析了老虎攻击的特点，勤奋练习，发明了一套打虎拳，结果三下五除二再次为民除害。

二是武松成了打虎英雄之后，趾高气扬，把偶然的成功当作必然的成功，不思进取。结果在第二次打虎时丧失危机意识，掉以轻心，落入虎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呢？企业要不断地稳步发展，就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危机迟早都会来的.危机意识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危机意识是一种对环境时刻保持警觉并随时做出反应的意识，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认识上：我们的头顶都高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　我们被无处不在的危机包围着，在通讯工具越来越发达，信息传播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任何一个坏消息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扩散，从而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清楚：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时刻都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必须把公司潜在的危机规避到最小。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失误或失职而将整个公司拖入危机。　企业的全体员工，上到高层管理者，下到一般的员工，都应“居安思危”，将危机的预防作为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

海尔张瑞敏： “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

·联想柳传志： “我们一直在设立一个机制，好让我们的经营者不打盹，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华为任正非：“华为总会有冬天，准备好棉衣，比不准备好。我们该如何应对华为的冬天？”

微软比尔盖茨:“我们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

·戴尔电脑迈克尔-戴尔：我有的时候半夜会醒，一想起事情就害怕。但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你很快就会被别人干掉。

正是由于他们的危机意识，使这些企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公司之一。

早在1985年，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将76台带有轻微质量问题的电冰箱当众砸毁，使员工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与责任感，由此创造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海尔式产品质量和服务，譬如“用户永远是对的”，“海尔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信誉”，“真诚到永远”等等。海尔的生存理念：“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成为海尔集团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只有全员参与和形成危机文化，才有可能在根本上意义上遏制和处理危机。

没有危机的个人，等待他的将是灾难。没有危机意识的企业，最终灭临的定是灭亡。

如果把一只青蛙扔进沸水中，青蛙会马上跳出来。但是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入凉水中逐渐加热，青蛙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跳出的能力，直至被热水烫死。这就是危机管理中的青蛙原理。企业中的危机也是这样，企业内部的一些小问题日积月累，就会使企业逐步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机制。

当你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当你在为无往而不胜的记录而骄傲时，当你陶醉于“没有过不去的坎！”的豪情时，你应该经常扪心自问，我们的企业是温水中的青蛙吗？

（二）危机管理能力自测

有一只野猪对着树干不停地磨它的獠牙，

一只狐狸问：“现有既没有猎人，也没有猎狗，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享乐呢？”

野猪回答说：“如果我现在不磨锋利牙齿，等到猎人和猎狗出现，我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当危机来临，你还有锋利的牙齿和危机搏斗吗？

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表现在四方面：

1． 对危机的前兆有敏锐的嗅觉。

2． 当危机来临能临危不惧，迅速做出正确反应。

3． 在解决危机时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

4． 化危机为契机，在危机中获利。

曹操率80万大军进攻孙吴联军，为了解决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的问题，把战船用锁链连成一体，人马在上面行走如履平地.如此周密的计划加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应该胜券在握了吧?没有想到的是，对方使用火攻又赶上当日东南风大作，于是，在赤壁之战中曹军一败涂地.

其实这不仅是一个故事.很多企业都经历过赤壁之战.虽然计划极为周详，部署也十分严密，却总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状况.

这就需要具备随需应变的能力----对突发事件进行实时响应，从而可以突破旧有模式把握新的商机.

请你对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进行自测：

1． 公司在哪些方面很脆弱，从而极易成为危机的源头？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降低这些风险？

2． 我们在媒体和公众中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和媒体的关系处理得好吗？如果危机发生，媒体和公众的反应将是如何？

3． 公司的内部沟通系统畅通吗？例如如果我们星期天上午10:00遇到危机，需要多长时间消息传达到每一位相关责任人？

4． 公司有什么样的应急反应计划？以前有没有使用过以确认它是否有效？它与公司其他的反应计划能否匹配？

5． 如果危机发生，由谁来主持危机应对工作？

6． 如果危机发生，由谁担当新闻发言人？如果发言人不在或者不适合这样的场合，由谁替代？他们应对记者尖锐问题的能力如何？对他们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公司有多大的信心？

7． 如果公司发生了危机，我们将如何做出解释以降低事件对公司形象的影响？ 发言人应该向公众沟通多少信息？由谁来决定沟通的内容？决定的程序如何？

8． 如果危机发生，如何与内部员工沟通？如何与公司的经销商、供应商、及其它合作伙伴沟通？

危机管理篇10

关键词：全面危机管理；商业银行；运用

一、全面危机管理的内涵

实行全面危机管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危机管理要覆盖全面的危机因素；二是强调这些全面的危机因素应站在机构整体的角度进行全面的汇总和整合。这种汇总和整合本质上强调的是针对危机重叠的处理及针对危机相关性的处理和组合投资多样化分散危机的效用。根据全面危机管理框架，全面危机管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这个过程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危机，使之在企业的危机偏好之内，从而合理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商业银行导入和运用全面危机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危机管理战略必须与银行的业务战略相适应。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商业银行未来的全面危机管理首先将从完善危机管理战略人手，通过三个主要环节制定和实施危机管理战略。一是根据银行的危机偏好，测算特定业务战略所需的资本金数量。二是根据所需资本金数量建立相应的授信限额体系，通过控制该限额体系的执行，进而将业务危机控制在银行确定的危机偏好内。三是对各条业务线进行危机调整的绩效考核，评估和优化危机战略的实施效果，以平衡危机、收益和增长三者间的关系。

二、全面危机管理的优点

(一)可以大大改进危机——收益分析的质量。全面危机管理便于各级决策人员在决策时都对更广泛的危机状态加以考虑，同时，全面危机管理体系也可帮助解决各业务单位分散的决策者之间合作、协调的问题，并且在理论上可使各层次做出质量更高的危机管理决策，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可以使数据收集、测量与处理更加一致。促进审计与监督，使人们在操作中更不易产生错误，防止难以察觉的欺诈行为出现，改善对分支机构的控制。

(三)全面危机管理也可帮助商业银行向其持股人及潜在投资人提供更好的危机信息。银行可以更充分、精确地报告其危机状态，让人们了解银行的危机动向、资本配置及危机防范的措施，使投资人做出更有根据的决策。这样可以增强投资人的信心。

三、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管理缺失现状

(一)全面危机管理理念滞后。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往往将危机管理与业务发展看成是相互对立的，认为危机管理必然阻碍业务发展，业务发展必然排斥危机管理，局部利益至上的本位主义导致危机管理偏好和业务发展政策的过度波动。在这一理念影响下，一部分基层行的危机管理与业务发展被割裂开来，不能妥善处理好危机控制与业务发展的关系。

(二)业务战略与危机战略不匹配。多年来，商业银行在强调以效益为目标的同时，防范和化解不良资产。但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没有很好解决扩大业务规模与提高效益的关系、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表现为经营发展政策更多地注重规模、效益，而危机管理往往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管理人员素质还不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危机管理日益变化的需要。表现在全面危机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仍以信用危机管理为主，对市场危机、操作危机等重视不够；缺乏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实施差别化的理念，忽略了不同业务、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不能管理好业务危机，反而容易产生新的危机。

(四)危机管理方法较为落后。目前，商业银行在危机管理方面仍比较重视定性分析，如，信用危机管理中，重视贷款投向的政策性、合法性、贷款运行的安全性等。这些分析方法在强化危机管理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危机管理量化分析手段欠缺。在危机识别、度量等方面还很不精确。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危机管理所需要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商业银行无法建立相应的资产组合管理模型，难以形成危机预警机制，危机管理信息失真，直接影响到危机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也为危机管理方法的量化增添了困难。

(五)危机管理部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由于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原因，各业务部门各自为政、分头管理。危机管理部门并未能总揽全部危机管理工作，对于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危机管理并未起到检查和督导作用。结果一些银行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常会由于危机管理系统不能与业务发展同步，导致产生一些不合理的额外危机，甚至是出了危机才去制订相应的危机管理程序。

四、商业银行全面危机管理的有效导入与运用

(一)树立理性、稳健和审慎的危机管理理念。商业银行因危机控制不当而造成倒闭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它缺乏危机控制机制，而主要是因为其从业人员的危机管理意识过于薄弱。因此，商业银行全员自上而下树立科学的危机管理理念十分重要。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所有人员对危机的敏感和了解，并将危机意识贯穿于所有人员的自觉行动中去。商业银行各级管理层应认清防范危机与业务发展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到危机管理的任务就是寻找业务过程的危机点，衡量业务的危机度，从危机管理中创造效益。要在各级管理层中树立危机管理水平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意识，倡导在安全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才是正确经营之道的理念，改变过去那种重规模轻质量、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做法。必须在员工中大力宣传危机管理理念，牢固树立危机意识，使危机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贯穿于每个分支机构和每个员工的具体工作中，贯穿到业务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全面危机管理的有效施行，要求商业银行树立新的经营指导观念：一是危机观念，转变目前重规模扩张、轻资产质量管理的现象，扭转以很大的资金风险换取相对微薄的利润的经营局面，以危机管理作为经营管理的重心；二是资本约束观念，加强资本充足性管理，努力提高资产质量，发展中间业务，减轻资本占用压力，形成多元化的收入和盈利结构，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三是成本效益观念，克服不顾成本追求规模指标导致的经营成本偏高、资产质量低下的现实，实行全面成本管理；四是危机管理关口前移观念，从侧重于事后监控向全过程、全覆盖的危机管理转变。

(二)建立科学的危机管理模型。第一，加快危机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借鉴国外商业银行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的经验，考虑国内市场环境，利用现有客户资源和历史数据，构建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涵盖危机监测、危机分析和不良资产处置等危机管理环节，构建全过程危机管理网络体系，为提高危机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第二，研究开发易于量化、操作性强的危机管理方法，探索建立信用危机计量模型，并在规范危机管理和操作流程的基础上完成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与危机计量系统的集成，真正发挥危机监测的预警功能，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危机管理能力。第三，开发具有反欺诈功能的危机监测系统，通过量化和建模的方法，从中甄别出虚假的财务数据，将其剔除出去，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从源头扼制住危机的发生，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三)完善危机内部评级法，充分揭示危机。危机内部评级法是商业银行识别和评估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商业银行应借鉴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长期的危机内部评级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积极探索适合商业银行的危机内部评级体系。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完善评级计量模型。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评级标准。该标准应考虑不同环境、不同行业对受评对象的影响，涵盖企业赢利能力分析指标、现金流量指标及其他所有与危机相关的因素。由于目前商业银行计量模型开发技术存在局限性，故可借助国内外专业评级公司技术力量，开发危机内部评级计量模型。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评级基础数据库。商业银行要完善数据积累，必须在确保客户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加快对危机内部评级所需数据的收集，并完善对不良客户信息的收集工作。同时，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的资产负债状况、市场环境等情况及时更新客户信息，以便作出准确的危机分析。

(四)大胆引进先进的危机监控和资产保全工具。这是商业银行危机管理水平在短期内得到快速提升的捷径。在危机管理工具和系统方面，商业银行要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开发各类危机评估、计量模型和IT系统，因为危机计量是经济资本、危机限额、危机调整绩效考核等危机控制工具的基础。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要求，采用现金流贴现模型对所有减值贷款逐笔进行准备，实现对贷款危机的正确评估和有效覆盖；建立危机过滤模式和危机监察名单制度，并依托自行开发的危机监控系统，实现对所有贷款状态变化的迁徙分析。对非信贷资产进行全面危机分类，并实行按月、逐笔和系统化管理，将其纳入危机监控日常工作。

(五)建立和完善早期危机预警机制，制定完善的危机控制流程。商业银行可建立包括财务报表的早期预警信号、经营状况的早期预警信号、企业与银行关系的早期预警信号、管理人员的早期预警信号等的预警机制，做到尽早发现和控制危机。同时，商业银行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建立危机管理流程框架：一是危机管理政策、标准和工具的制订和批准流程；二是政策执行和监督流程；三是例外计划的处理流程；四是危机状况变动的连续跟踪流程；五是向高级管理层和相应的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