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论文十篇

危机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旅游危机管理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一、引言

关于旅游危机管理，大多数旅游目的地管理层仅仅看成是目的地在非常态下的一种反应。其主要表现为：危机管理是非常态的管理活动，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事后补救措施，危机管理只会对旅游目的地发展增加成本负担等等。其实，这是对危机管理的一种偏见。事实上，危机管理固然会造成短期目的地管理成本增加，但就长期而言，它不仅能规避危机和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失、加快目的地危机后的恢复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危机管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二、旅游危机管理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危机管理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即危机预防、危机应对、目的地重建或恢复（危机救治），来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一）旅游危机预防

危机预防是旅游游危机管理中的开端，主要是构建预警机制，尽可能做到危机规避，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在此过程中，旅游目的地往往形成许多竞争优势。

1.预警机制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产品的竞争力。预警机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创造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这不管是对目的地的生产产品（有形和无形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大有裨益。预警机制除用来防范危机，还可以将其用做保障环境质量和保障产品质量等用途。

2.危机预防是目的地附加利益竞争优势的保证。所谓附加利益就是指对度假的满足超出了基本利益以外的利益。则附加利益竞争优势就是指通过附加的和持续的情感利益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它很难被模仿。在旅游目的地竞争激烈的今天，许多目的地在基本利益方面一般都是可以替代得，这使得附加利益竞争优势成为目的地竞争取胜的一个法宝。

3.危机预防有利于增加目的地的知名度。旅游经济是体验经济，顾客在目的地旅游就是为了体验和享受生活。因此，游客对目的地的满意度就体现在该地的“体验”和“享受”两方面上。危机管理在预防阶段的功能主要是清除可预见且可控制的潜在的危机毒瘤，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使目的地拥有较高的安全感。再加上拥有居安思危的领导和职工─他们的真诚和热情─使目的地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顾客体验和享受等价满质的服务，购买货真价实的商品。科扎克(MetinKozak,2001)在研究旅游者满意度、之前的访问经历以及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游客之前的旅游经历与满意度也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不难理解，因为游客对某目的地有较高的满意度，他就会产生重游或重温该目的地，并且向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推荐该目的地。结果是，该目的地不仅与游客建立了长期关系，而且还能增加该地的知名度，增加新顾客。

（二）旅游危机应对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等特点，导致许多危机事件发生不可避免。这就有必要做好危机管理，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能减轻危机事件的危害度，还能在其中寻找机会。

1.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任CEO奥古斯丁说过：“每次危机的本身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企业危机管理的精髓”。Faulkner指出：“依据混沌理论，危机管理实质上被看作是一个创造过程”。有效的危机管理可以减轻危机负面后果，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对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危机冲击，都可视为“创造性破坏”。

2.危机事件促进旅游目的地管理更完善。危机事件的爆发往往能暴露目的地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如，SARS的爆发，就暴露了中国在应对大规模公共危机方面，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和经验，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这可以使目的地地管理者更真实全面地了解自己，清楚地看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这一过程可以使目的地战略分析更全面，战略制定与选择更加准确，战略实施与控制更加到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目的地的战略管理水平，为培育与保护目的地竞争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可以为目的地管理者提供创新的勇气和思路，在目的地内部达成创新共识，为目的地找到创新的突破点，切实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三）旅游目的地恢复

旅游目的地恢复是旅游危机管理的最后阶段。危机管理的建立健全能加快旅游目的地恢复。著名旅游经济学家科恩曾言：“一个为危机做准备的组织，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速度比没有做准备的组织要快两到三倍，且花费的财力和人力成本也明显的减少。”

当今，旅游目的地竞争激烈异常，谁在危机中先恢复起来，少受危机事件的影响，谁就取得先入为主的优势。对旅游目的地而言，时间就是优势，是一种营销成本。目的地恢复时间越短，它消耗的时间成本就越少。旅游危机管理除了在旅游目的地恢复过程中产生时间成本优势外，它还能正如科恩所言的那样，减少在目的地恢复过程中花费的财力和人力成本。所以，危机管理创造了恢复后的旅游目的地成本优势，增加了它的竞争力。

三、结论

危机管理是旅游目的地常规管理的延伸，是目的地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管理不仅是目的地规避危机，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进行危机处理救治的主要途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危机管理还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措施。做好危机管理首先就得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目的地管理者才会对危机管理开怀接受，才会投入精力和财力去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

参考文献：

[1]李继红.我国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理论探讨.东南亚研究，2005.

[2]李树民，温秀.论我国旅游业突发性危机预警机制建构.西北大学学报，2004，（5）.

[3][4]德克格莱泽著，安辉，译.旅游业危机管理.中国旅游出版社.

危机管理论文篇2

（一）档案馆危机管理是全面管理而非局部的管理

档案馆与外界环境或相关组织的任何不平衡或冲突都可能导致档案馆危机。档案在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展览等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的疏忽或处理不当也都可能引发危机，制定危机预案以及处理危机时，应系统分析和统筹安排，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外，危机管理是档案馆的重要管理职能，是一项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决策非程序化的管理过程，有效的危机管理应该包括培养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能力、设置危机管理机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档案馆管理制度、妥善安排危机管理的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只有全面地为危机预警和处理做好各种安排，才能真正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二）档案馆的危机管理是全程管理而非某一阶段的管理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危机从出现到结束过程有不同阶段，且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危机管理需要按阶段确定工作重点。档案馆应根据各种征兆来辨别危机，并着手处理。许多档案馆投入大量精力于危机后的救治及恢复工作，殊不知，有些损失本可以避免的。档案馆危机管理应是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处理的连续链条，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等于危机后的救治，也不仅是危机前的预防。

（三）档案馆危机管理是全员管理而非某部门的管理

危机管理作为档案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其纳入到所制定的法规、制度、方针、政策中。档案馆领导者是危机管理中主要的管理主体，领导者的危机意识、创新管理能力、专业技能以及对技术发展和外界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决定了档案馆危机管理的有效性。档案馆工作人员是档案业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要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合、组织、提供利用，因此需要熟练掌握相关信息技术、正确操作各种信息系统，时刻注意保护档案实体安全及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营造有益于危机管理的组织文化。除此以外，档案馆危机管理还涉及档案界研究人员、学术团体、学会、协会、社会公众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有关政府部门、电信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等），实现这些主体在分工基础上的通力合作是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基本策略。

二、改进我国档案馆危机管理的策略

（一）优化档案馆管理危机的管理

管理危机是由于档案馆管理水平落后，思想意识保守，管理体制不健全，责权利不明确，缺乏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缺乏可供借鉴的标准等原因而造成的危机，实现档案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首先，提升战略规划水平。战略规划是在全面了解档案馆所处环境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面向未来的使命、远景、目标、战略及其实施计划的思维过程与框架。提升战略规划水平，档案馆应主要从以下三点入手：一是准确定位，即根据本馆的组织结构、人员素质、服务能力、馆藏状况、研究与开发能力、设备与财务状况、档案馆外部环境特征等，制定其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二是在战略规划中要突出数字资源管理开发与创新档案馆服务，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三是强化评估体系，监督战略规划的实施过程，以确保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次，创新档案馆组织结构。传统的档案馆组织结构，是根据档案在档案馆的流动而进行的分工，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而不免会存在重复劳动、责任推诿现象。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对机关档案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整合，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创新组织结构是在档案业务流程重组的基础上，对档案馆组织结构进行的改革，使档案馆成为一个紧凑、富有弹性的组织。最后，完善管理制度。“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制度是档案馆管理不可缺少的工具，是档案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档案馆所面临的管理危机、档案实体及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安全危机、资源危机、服务危机等都需要通过制定、执行完善的制度而减免。

（二）优化档案馆资源危机的管理

首先，优化馆藏资源建设。一方面，综合档案馆、高校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城建档案馆等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在资源建设方面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档案馆应根据本馆定位建设馆藏，如综合档案馆作为社会记忆保存的主要场所，其资源体系也应是多维的，要能反映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应将数字档案资源与传统档案资源进行整合。大量档案以电子邮件、音（视）频等电子形式生成、传输、利用，这些记录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在构建社会记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喜的是，数字档案资源的建设在上海、青岛等地的档案馆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次，完善档案组织存储效果。组织是使档案资源程序化的过程，是其可用的前提。档案组织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和利用档案及其价值，然而，大多数档案组织是专业性有余而可用性不足。笔者在访问国内大多数档案信息网站时发现，各档案馆能够从多个角度组织档案信息，进而提供多个检索途径，如分类号、档号、关键词、责任者、发文时间等，但这些组织方式无不是从档案工作的角度出发，很少用户能真正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更别说利用这些途径检索档案了。因此完善档案信息组织效果，应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从完善馆藏分类体系、优化档案著录效果、优化电子文件元数据标准、采用XML等资源描述方法等方面入手。

（三）优化档案实体及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运行安全危机的管理

档案实体及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安全是档案馆赖以存在的前提。近年来，由于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致使库房及档案实体遭遇灭顶之灾的事件已不罕见。病毒、黑客、不正当操作等对档案管理信息系统造成的损失有时也是致命的。应对这些危机，档案馆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档案馆基础设施的安全建设。档案馆建筑设计及分区布局必须严格按照《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2000）》以及相关标准进行，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配备相适应的防火、防盗、除尘、加湿、空气净化等设备设施，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确保各种形式的档案在保管、利用等过程中的安全。其次，确保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安全。信息系统环境下，档案著录、档案检索、原件的批量扫描与批量挂接、鉴定销毁等业务活动中有一大部分是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来实现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档案工作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还会增强。因此，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保证机房的安全。在《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中，根据机房所承载服务的重要性将其分为A、B、C、D四个等级，并对各级机房制定明确的设计规范。档案馆应为本馆机房选择合适级别并严格执行设计规范。除此之外，还应从机房选址、机房抗震防洪、防雷电、电磁屏蔽、通风、供电、防火、排水以及安全保卫系统等方面确保机房的安全。第二，保证计算机服务器、网络交换设备、存储设备、通信设施等硬件的安全。除了要采用质量合格的产品外，还必须要做好日常的监测、维护工作，以及时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保证软件系统的安全，可以从定时升级、杀毒、合理划分使用权限、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用户培训等方面入手，防止各种有意或无意行为对管理系统造成的损害。

（四）优化档案馆服务危机的管理

为了避免在网络时代惨遭淘汰，档案馆必须转变服务观念，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方式。首先，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档案在支持决策及业务运营方面价值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档案馆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条理化、精细化的品格、较高的沟通能力和业务水平，还应该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多维的知识结构、较强的专业素养及沟通能力，主动将档案信息及信息产品推送出去，实现档案多元的价值。在天津、浙江等省市实施的《天津市档案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实施办法》、《浙江省档案管理岗位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等规定，就有利于提高档案实践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及理论素养。其次，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方式。数字环境下，用户需求个性化越来越强，但档案馆的个性化信息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若能将日前较流行的微博、微信以及一些即时交流的方式整合到档案馆服务体系中，必将大大拉近档案馆与用户的距离。另外，档案馆应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能，目前档案馆大多是通过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展览、讲座等方式实现的，这些方式的受益人群有限。而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档案信息网站是履行其教育职能的重要阵地，如在NARA网站中，有“数字化教室”这一板块，并根据用户类型（如教师、学生、科研人员、军人等）提供不同的内容，这对我国档案馆服务领域的拓展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三、总结

危机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危机管理;4R理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

1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存在严重危机

目前，图书馆管理存在诸多危机，如服务危机、人才危机和资源利用危机等，其中数字资源利用危机最为严重，在国内高校中普遍存在，尤其在高职院校显得更为突出。笔者在2009年12月对秦皇岛市4所高职院校图书馆(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秦皇岛建材学院、秦皇岛环境保护学院)和河北省57所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利用情况分别进行调查：对前者调查采用纸质问卷的形式，调查的人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理讲师以及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780份；对后者的调查采用网络搜索的方式(两个调查结果分别见表1、表2)。

从两个调查表可以看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存在严重的危机，具体表现如下：①读者不习惯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读者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逐渐趋于数字资源的利用。在秦皇岛四所高职院校中，有459人倾向于利用搜索引擎，远远超出利用纸质资源的347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8.8％；但是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人数不多，仅有10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13.1％，说明读者不习惯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②对数字资源的宣传做得不到位。秦皇岛四所高职院校中有500人(占64.1％)不知道有数字资源；只有152人(占19.5％)通过图书馆网站了解到有哪些数据库，加上通过某种培训而了解到数字资源的87人，总共只有23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0.6％，所占比例确实很低；读者希望了解数字资源的渠道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读者希望向馆员咨询、希望图书馆提供纸质版数字资源使用说明和电子版使用说明的人数分别是456、410和738，其中读者对电子版使用说明更加青睐；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中虽然有28所在网站上有数据库使用说明，但只有1所有更直观、读者更容易理解的PPT版。③读者培训工作做得不到位。在秦皇岛4所高职院校中有500人不知道有数字资源，有119人知道有数字资源，但是不会利用；通过图书馆培训而了解数字资源的人数为87，只占总调查人数的11.2％；读者希望图书馆提供网络信息检索方法和技巧、馆藏数目查询以及数据库使用方法的人数分别是682、364和634，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87.4％、46.7％和81.3％。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中只有3所做了馆前培训，有5所在学期中做了信息检索培训。④不能保证网络畅通。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吕只有28所链接到了外网上，严重阻碍了资源共享的实现；在对秦皇岛4所高职院校的调查中，读者不愿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原因中。选择网络问题的人数为419，占总调查人数的53.7％，可见网络不畅通也是影响数字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

2高职院校数字资源利用危机产生的原因

高职院校是一个新兴的院校群体，具有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①经济力量不够雄厚，数字资源不够丰富。笔者对河北省28所高职院校的数据库资源做了统计，拥有数据库资源最多的是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有9个数据库；最少的是秦皇岛建材学院，有3个数据库。②学院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够。绝大多数院长都十分重视招生、教学和就业；至于图书馆，只要求馆藏资源达到评估标准即可，根本无暇顾及资源的利用达到何种程度。③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宣传不到位。大多数读者不知道图书馆有数字资源可以利用，秦皇岛市4所院校中有64.1％的受调查者不知道数字资源就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④忽视读者培训工作。两个调查表中的调查结果都反映出读者培训工作没有引起图书馆的足够重视，河北省高职院校只有3所院校做了新生馆前培训，5所院校在学期中有信息检索培训。由此看出，不重视读者培训是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现象。以上几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就导致了高职院校数字资源利用危机的产生。

3什么是4R理论

4R理论是一种危机管理理论，是由美国危机管理专家危机管理大师罗伯特·希斯(RobaHeath)在《危机管理》一书中率先提出的。4R管理框架是危机管理的基本框架之一，在企业危机管理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危机管理4R模式由缩减力、预备力、反应力和恢复力四个阶段组成。该理论围绕着减少危机情境的攻击力和影响力，使企业做好处理危机情况的准备，尽力应对已发生的危机以及从危机中恢复危机管理的四个过程，阐述企业应该如何主动应对危机，为企业应对危机做出很好的指导。如图1所示。笔者认为把4R理论应用到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利用危机的管理中，同样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4如何利用4R理论应对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的危机

4.1缩减力

危机缩减管理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对于任何有效的危机管理而言，危机缩减管理始终是处于首位。其目的是通过缓冲来减少危机情境的攻击力和影响力，转移或缩减危机的来源、范畴和影响。对于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管理而言，缩减力不是主张缩减对数字资源的资金投入(实际情况也不允许，高职院校的数字资源远远少于本科院校)，而是通过对所购买的数字资源进行风险评估，对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或现实事件的客观判断，得出可能有的负面结果，从而防害于未然；还可以加入图书馆联盟，实现资源共享。

美国图书馆联盟多达200多个，一个校级图书馆如加州数字图书馆就拥有3200万项数字学术资源。我国先后已经有CALIS图书馆联盟、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河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上海网络图书馆、天津市高校图书馆联盟等，很多高校都加入了图书馆联盟，并从中受益匪浅。例如通过联合采购，浙江大学图书馆在2009年就新增12个数字资源。所以高职院校图书馆加入图书馆联盟是必然趋势，能极大缩减数字资源利用的危机。

4.2预备力

预备力指预警和监测。预警和监测系统在危机管理中是一个整体。它们监测一个特定的环境，对每个细节的不良变化都会有所反应，并发出信号给其他系统或负责人。数字资源利用的危机与火灾、水灾等突发事件带来的危机有很大不同，不具备很强的破坏力，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完全可以进行预警和监测，信息收集就是很好的手段。只有对各种存在问题的相关信息进行系统扫描，才能收集其中可能导致危机产生的信息，进而实施对危机进行预警。

信息收集手段可以分为问卷调查、点击率调查以及馆员在日常服务中的监测。

4.2.1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使用最广泛的监测方式，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不受时间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具体可分为纸质问卷调查和网络问卷调查。相比较而言，纸质问卷调查适用于较小范围，并且回收率较高。网络问卷调查适用的范围比较广，不受空间限制，主要是发电子邮件，但回收率不能保证。

4.2.2点击率调查此种方式调查准确率高，但必须求得数据库开发商的帮助。因为大多数高职院校都采取定期包库购买的方式，数据库开发商给一个固定的IP地址，用户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享受其服务，而没有查点击率的权利。所以要查点击率，唯一的方法就是请数据开发商来统计，操作起来不切实际性，有很大难度，所以一般不予采用。

4.2.3馆员日常服务中监测

馆员在日常服务中关注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尤其是负责电子阅览室的馆员，在工作中随时为读者提供辅导，并留有记录，定期分析，为馆领导提出合理化建议，在数字资源使用推广和资源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4.3反应力

数字资源利用危机一旦爆发，就有较强的破坏性，甚至可以引发图书馆的管理危机和服务危机等，所以必须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快速控制，查出原因，在最短时间内把危机解决，并处理好善后工作。

根据调查结果，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3.1加强图书馆的网站建设

把“图书馆”放到校园网的主页上，能大大提高数字资源的点击率。

每个高校图书馆的网站都链接到校园网上，但是通过调查得知，包括本科院校在内，国内许多院校在校园网的设计上不把“图书馆”放在主页上。而是设置在学校机构的链接里，读者还要花点时间去查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是院校领导重视不够，多数都以为图书馆是学校的教辅部门，不足以高度重视。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中只有4所能直接从校园网主页进入。图书馆虽然不在教学一线，但是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学生撰写论文、就业信息查询等都需要图书馆来提供信息，所以非常有必要把“图书馆”放到校园网的主页上，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接触数字资源，大大提高数字资源的点击率。

把资源共享和信息安全防护结合起来。

秦皇岛4所院校中有53.7％的读者因为网络的问题不愿意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河北省57所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网站能链接上的只有28所。由此看出，图书馆要把资源共享和信息安全防护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信息安全领导机构，制定管理岗位责任制及有关措施，严格内部安全管理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培养，加强与兄弟院校的经验技术交流，及时掌握国际上最先进的安全防范手段和技术措施，防止计算机病毒、木马、恶意代码、物理故障、人为破坏等各方面威胁，确保在较高层次上处于主动地位，以确保资源共享和信息安全稳定。

在网站上设计好数字资源的使用说明。

调查显示，能链接到的28所图书馆网站上都有数据库使用说明，但只有河北石油职业学院有PPT版的使用说明，而接受调查的读者有738人(占94.6％)喜欢阅读PPT，所以图书馆非常有必要做好这项工作。

做好互联网资源的整合工作。

网上数字资源的整合包括网站和具体信息的整合，图书馆技术人员可依照本校的科研课题、各系部不同阶段的教学重点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等，有针对性地搜索相关网站或找出相应信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整合，把它们链接到图书馆网站上。河北石油职业学院图书馆网站上就有求职招聘网站、各种搜索引擎、国内大学图书馆、免费信息资源等链接。这样通过对网上数字资源的整合，使读者慢慢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一旦需要信息首先登录图书馆网站进行查找。

4.3.2做好数字资源的宣传、读者培训工作笔者认为，数字资源的宣传与读者培训工作密不可分，只宣传而不培训，读者依旧不会利用；只是培训而不宣传，培训也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最恰当的做法是宣传和培训相结合，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比如通过网站、海报、橱窗、宣传单、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争取让更多的读者得知信息和接受培训。

至于读者培训，笔者认为图书馆要抓好新生馆前培训和学期中的各种培训。新生馆前培训一定要有系统、有秩序，培训面要广，确保受训读者能够掌握数字资源的使用技巧。学期中的各项培训可以灵活多样，不受时间的限制。比如召开数据库资源使用讲座、在校园中张贴海报、举办信息检索知识问答等；还可以利用读者互相培训的方式，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曾充分发挥读者协会的作用，图书馆先培训协会成员，然后在一周之内让每一位成员培训5名读者，45人的读者协会在一周之内就培训225名读者，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将近有1000人掌握了数字资源的使用方法，这1000人在实际运用中再把检索技巧传授给其他读者，利用数字资源的人数还会大幅度增加。对于教师读者，图书馆可以派专人深入到系部进行培训、指导。负责培训的馆员必须完成定量的任务，而且必须有受训教师的认可签名，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培训达到预期的效果。

4.4恢复力

恢复力指对危机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分析，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恢复计划。对于图书馆来说，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培养读者自主构建利用数字资源的意识和习惯。

危机管理论文篇4

论文关键字：企业；危机；危机管理

近几年，关于我国企业的危机事件层出不穷，许多行业领导品牌都纷纷踏入危机的深渊。2008年是中国企业危机的强力引爆年，三鹿的三聚氰胺危机事件，接下来的万科捐款门，再到康师傅水源门。然而2009年则是企业危机爆发的升级年，例如：王老吉夏枯草事件、五粮液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事件、淘宝秒杀门、农夫山泉深陷\"砒霜门\"等等。而今年的企业危机更是层出不穷，富士康跳楼事件、肯德基秒杀门、郁美净过期门等等。这些危机的发生，都对企业经营管理造成了重大影响。危机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关注危机，研究危机，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获得关于危机管理的策略，从而做到防范于未然，或者最大程度抑制其负面冲击力。

一、危机管理概述

企业危机管理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个概念，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传入我国，深受企业界和理论界的认可。1987年，国际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英国查尔斯·巴克公关公司危机管理部经理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Register)首次出版《危机公关》(CrisisManagement)一书。它透过世界上几大著名的危机公关案例的分析，引出企业危机管理的步骤与方法、传播技术、技巧与策略，总结出一份危机管理纲要。危机系指企业因内、外环境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对组织生存具有立即且严重威胁性的情境或事件。[1]一般而言，危机通常具有三项要素：(1)危机乃是未曾意料而仓促爆发所造成的一种意外。(2)威胁到企业组织或决策单位之价值或目标。(3)在情况急速转变之前可供反应的时间有限。所谓危机管理，即是企业为避免或减轻危机情境所带来的严重威胁，而所从事的长期规划及不断学习、适应的动态过程，亦可说是一种针对危机情境所作的管理措施及应付策略。[2]有效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1)预防第一原则。企业危机管理应从事前做起，避免危机的发生，预防胜于治疗。(2)快速反应原则。危机的突发性特点要求危机处理必须迅速、有效。危机一旦发生，企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调集人员、设备、资金，以便迅速查明情况并进行处理，实施危机管理计划。(3)公众利益至上原则。危机虽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但更会给某些社会公众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危机发生后，企业危机管理部门以负责的态度来维护公众的利益，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危机。(4)真诚坦率的原则。危机发生后，企业要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安慰，尽量避免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护，使社会各界知道企业是要真心真意地处理危机的。(5)主动面对原则。当危机发生时，企业应该主动出面担负起责任，立即承担第一消息来源的职责，主动配合媒体的采访和公众的提问，掌握对外信息的主动权。

二、当前我国企业所面临危机的新特点

1、企业声誉危机事件迅速上升在企业危机类型中，涉及企业声誉方面的危机事件大幅上升--许多企业在诚信度、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力度、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都出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企业危机的爆发。

2、网络成为企业危机策源地

中国网民已突破3.38亿，\"自媒体\"时代全面来临，每一名网民都可以成为企业、品牌的\"杀手\"。近年的企业危机事件中，几乎每一个危机事件的爆发、扩散、深化都与网络舆论息息相关。网络成为企业危机重要策源地，例如BBS、论坛社区、博客、大型网络社区、MSN、QQ群等方式。

3、行业领导品牌遭遇危机冲击机率大增无论王老吉、万科、康师傅、农夫山泉还是富士康，每一家都是响当当的行业领导品牌，正是因为这些品牌都是企业标杆，所以媒体关注度以及社会关注度都很高，企业点滴的失误更容易被放大，危机一触即发。

三、目前我国企业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危机意识淡薄，重视不够任何企业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企业的\"常态\"，因此必须警钟长鸣。那些最优秀的企业总是常常有一种忧患意识，例如比尔·盖茨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海尔集团的生存理论是\"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现阶段，众多中国企业的危机意识还不强，还在\"自我感觉良好\"之中，对危机管理不够重视。

2、管理人员的危机识别能力薄弱管理人员能否在危机尚未全面爆发时敏锐快速地意识到潜在危机，对于化解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具有的危机识别能力的国有企业仅为24.1%，合资企业为34.8%，外资企业为25.2%，私营企业为29.4%。[3]不仅如此，我国企业管理者在危机识别中还存在着轻视性，表现在对于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效益具有非常直接关系的危机，而对于法律诉讼、诚信缺失、媒体危机等与企业的经营和效益关系不那么直接的危机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3、缺乏完善危机管理体系，企业危机管理专业水平不高大多数企业没有将危机管理计划纳人到企业年度经营计划中，没有投入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建立与完善危机管理体系，没有对危机管理相关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没有对危机的紧急处理进行培训与演练，使企业危机管理的能力处在较低的水平。

四、我国企业转\"危\"为\"机\"的应对策略

1、企业领导者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企业领导者要有远见，未雨绸缪。要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正确态度来面对危机，事先制订好危机应急计划，确定和培训处理危机的专职或兼职人员。再以长期规划的观点来对组织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准备，并建构一套周详的危机管理策略。有了充分的准备，企业才能在危机出现时，有信心地实施危机处理计划，做好危机处理工作，从而达到危机管理的成效。

2、应该建立网络危机的实时监测体系企业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发性，对于危机的发生企业无法预测，要想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就需要企业建立一套实时的、立体的监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监测的方式，对网络信息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测，将监测的范围从平面媒体、门户网站、专业网站，向下级网页中BBS、论坛、以及热点博客中延伸，从中发现可能发生危机的关键信息，及时警示企业相关部门或人员给予重视。这是应对网络危机的核心。

3、对危机进行有效切割

一旦危机发生，企业需要建立防火墙，切断其局部市场与整体市场的联系，把出现的问题尽可能排除在企业整体之外或控制在小范围内，这就是危机切割，也就是把危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危机进一步被扩大化。

4、将危机管理常规化、制度化

企业必须将危机管理的工作常规化、制度化。每个企业应该制定成文的危机管理制度，来规范日常工作的出现的各种问题。危机管理属于非常事件，企业无法按照现有制度来应对，必须事先拟定成文的有关危机事件的管理制度，从而保证在危机发生时全体员工遵守共同的处理原则和方法，避免发生管理混乱。危机管理要有组织保障，要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确保企业内信息通道畅通，使企业对任何危机先兆均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妥善处理，在业务流程方面，企业可以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流程\"再造\"。[4]

参考文献：

[1]刘轶博.企业危机管理的系统策略.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李继红.我国企业危机管理能力的理论探讨.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

危机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公共关系；公共关系危机；危机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分化，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企业难免与社会公众产生各种矛盾、冲突，进而演化为公共关系危机，在传媒发达的今天，企业公共关系危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广泛扩散。面对公关危机，一些企业成功地化危为机，一些企业在危机中遭遇损失，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不同的企业在对待公关危机时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企业要持续生存并获得发展，必须进行科学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从另一角度，危机具有双重属性，危机具有损害性的同时，还有正向性，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转机。表面上，公共关系危机具有突如其来的偶然性，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出现，甚至突然爆发。事实上，组织出现公共关系危机，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还是两者都有的原因，都是企业公共关系疏于警觉的结果。即使是非常偶然的人为因素和意外的自然灾害，也有其暗含的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不论周期多长，都具有反复出现的多现性。把握规律和公共关系危机处理要点，做好公共关系危机管理，能够将危机中的压力转化为动力，驱使企业因势利导谋求技术、市场、管理和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提高风险免疫力，主动地、有意识地化危机为契机，恢复组织信誉，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优秀的组织越是在危机的时刻，越能显示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必要将危机公关意识及危机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二、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法国管理学家费尧认为：“管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危机管理也是如此，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是处理危机事件过程中的公共关系管理，是企业为了解决自身陷入的危机，挽回不良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损失，在出现公关危机状态时，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预防、扭转、挽救作用的策略和措施，它的过程是消除企业危机因素的系列活动。从阶段上，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分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恢复。

（一）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预警

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预防是事前防范，通过公关危机意识和公关危机的预警机制实现公共关系危机预防，帮助将危机扼杀于摇篮。

1、树立危机意识和公关意识。这里所说的“危机意识”是特指如何创造一个能让企业克服困难、不扰的良好舆论环境的危机公关思维意识。没有危机意识，单纯的硬性危机防预体系是无力的，超前、无形、全面的危机意识才是企业公共关系危机防范中最坚固的防线，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声誉和形象意识。把信誉和形象视作企业的无形资产、无形财富，把树立和维护良好的组织形象作为企业危机公关目标，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2）传播意识。主动利用一切传播机会和传播媒介影响公众、引导公众和争取公众，引导新闻媒体对企业正面宣传，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3）诚信意识。市场经济不是智力游戏，比谁比谁更聪明，它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任何的欺诈行为都会对诚信社会造成伤害。诚信是企业拥有良好公关危机意识的重要体现。面对危机，企业要开诚布公地说明事情原委，采取诚意的态度接受批评，淡化矛盾、转化危机。

2、建立公关危机预警系统。公共关系危机预防着眼于未雨绸缪、策划应变，必要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及时捕捉企业危机征兆。首先，组建公关小组。只有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才能有备无患的应对公关危机。危机管理小组强调企业内各个关键环节都有人参与，在危机爆发初找出问题所在，避免拖拉、推诿，以便掌握主动。最重要的是，在危机管理小组中指定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来临时刻，企业内部很容易陷入混乱的信息交杂状态，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危机传播，因而形成统一的对外传播声音是形势要求的必然结果。新闻发言人专门负责与外界沟通，尤其是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口径一致地按照企业的对外宣传的需要把公关信息出去，形成有效的对沟通渠道。其次，建立科学的预报系统。在日常加强危机自查情况下，对危机持一种正确积极的态度，对出现的前兆危机要进行客观及时地评估，对各种潜在的危机形态进行分类，对各种危机情况进行全面、清晰的预测，制定预防危机的方针、对策，为预警危机制定策略和步骤，监督方针和步骤的正确实施，避免危机转化直至造成毁灭性后果。再次，健全和调查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促进沟通和社会公众加强交流，建立相互信赖关系，避免公共关系危机对外宣传的无序、混乱，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公众猜疑，便于企业驾御危机公关信息的传播，经住各种突发事件考验。最后，制定危机管理方案或危机处理预案。为处理每一项潜在的危机制定具体的战略和战术，确定可能受到危机影响的公众，对全面工作做指导和咨询，对企业存在的危险情况制定涉及全公司的危机防范措施。

（二）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处理

公共关系危机预防，只能使危机爆发次数或程度减到最低值，而无法杜绝危机。对于企业，危机的恶化很大原因是由于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因此，危机发生之后，企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通过积极的沟通，引导舆论，稳定人心，重构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1、处理原则。处理危机时的原则，有管理专业人士提出了“5S”，即速度第一（SPEED）、系统运行（SYSTEM）、承担责任（SHOULDER）、真诚沟通（SINCERITY）和权威证实（STANDARD）5个原则，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5个原则同样适用，根据公共关系危机特点，其处理原则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1）临危不乱。潜伏性和意外性是公共关系危机的重要特点，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企业应临危不乱。乱则无法看清危机实质，更无法有效地进行整体公关，只有抓住危机实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才能迅速做出判断，并制定出相应的危机公关方案。（2）快速反应。危机发生后，企业必须采取果断的应急措施，澄清事实、化解误解或敌意，控制事态，并及时与新闻界联系，企业的快速反应能最大可能地消除公众对危机的各种猜测和疑虑，防止连锁反应。（3）与新闻媒体合作。企业危机之所以出现失控的局面，主要是对危机出现了“信息真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媒体对信息传播具有加速、放大和扭曲效应，危机事件中不免有些毫无根据的猜测，混淆是非，扰乱人心。企业应及时与新闻媒体联系，确保危机消息来源的统一，将事件真相、处理进展传达给公众，杜绝谣言、流言，稳定公众情绪，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4）控制影响。公共关系危机要在尽量早的阶段消除影响，创造妥善处理危机的良好氛围，减少曝光，平息冲突，及早消除不利影响。2、处理程序。发生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时，企业公共关系便处于危机状态之中，企业要面对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和危机四伏的社会关系，沉着冷静，循序渐进的处理是中心工作。（1）发现危机。危机是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结果，发现它才能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扼制并扭转。发现危机是指在日常的公关工作中，通过事物的现象和长期工作经验，对公共关系危机及时察觉和判断，它包括隐性状态下的发现和显性状态下的发现。隐性状态下公共关系危机情形下，公关工作还处在表面正常的状态，但是隐患已经在某些因素和环节中存在。例如，企业内部门关系、上下级关系不和；或者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效益低；或者是出现了企业和公众之间不协调；或者是企业与政府、同行产生了摩擦等，当一些细小的环节或因素上出现问题时，企业应该敏感而及时的发现。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需要学习和长期经验的积累，它不仅是理论学习的结果，也是社会经验，工作经验的体现；显性状态下公关危机相对于隐性状态比较容易被发现，它是既成事实的危机，而且多是影响较大的突发性危机，以重大的损失为标志，容易为企业所重视，但是对于重大显性危机的危害程度的认识和判断却需要丰富的公关经验，对危机的判断关系到危机处理决策、手段及处理措施的实施。（2）识别危机。对危机的识别很关键，如果对危机的形势识别不准确，就无法制定出相应有效的措施。公共关系危机的识别，通常从三个方面着手：查明事件的性质与危害程度；查明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及影响；查明事件牵涉的公众对象和在社会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力。查明事实和影响，考察这种危险情况是否真正影响企业的最终目的，所鉴别出的潜在危机其真实性如何，企业现有的行为能否阻止或遏制危机的产生，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经得住公众考验，企业是否具备危机管理所需资源，公众对企业行动是否能接受，不采取行动的结果将会怎样等。（3）处理危机。面对危机企业应尽可能掌握主动权，避免被动，处理中，“沟通”是贯穿所有重要环节的核心，充分、恰当的沟通才能使危机得到控制。常见公共关系危机有两种情形：报道失实和谣言传播，它们是公共关系危机处理的核心。第一，报道失实的处理。报道失实是指新闻媒介报道的情况与事实本身不符致使企业形象受损，处理要点为：迅速搜集新闻媒介失实报道的信息内容，核准其失实程度；立即据实向发表失实报道的新闻单位提出更正要求；尽全力找到失实报道的记者、编辑及制作者，诚恳地提出更正要求；如失实报道的新闻单位和个人拒不认错，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处理，借其他新闻单位发表文章或广告，把真实情况公诸于众；如失实报道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不良后果，可诉诸法律，依法维护组织声誉。第二，谣言传播的处理。谣言传播指不正确事实的非正式渠道传播，它是对事实的蓄意渲染、夸大、歪曲，或是无中生有，损害组织形象和信誉，处理要点为：对谣言追根溯源，揪出谣言制造者；邀请本领域、本行业的权威人士、有关领导、新闻记者及其他有关公众来，以澄清事实，妥善辟谣；必要时组织新闻会，就有关问题向新闻界做出说明，公开事实真相，倘若属于不正当竞争而发生的恶性中伤事件，则应诉诸法律解决。

（三）公共关系危机总结

危机总结是整个企业公共关系的最后环节，当公共关系危机处理后，需要总结公共关系处理方法，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找到处理危机的规律，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企业新的公关危机预防提供参考。企业危机总结内容包括：

第一，对工作全面评价。包括对企业危机预警系统的组织和工作内容、危机应变计划、危机决策和处理等各方面的评价。

第二，对危机发生的原因、预防与处理等措施的总结。研究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公众受到的不良影响是不是降到最低；在危机公关的实施过程中，给社会造成的损害是不是最少；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所进行的处理过程中，企业是不是以最小的代价，保住了企业在经济方面最大的利益；在危机公关的处理完成后，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的损害是不是最小，或者是否已经以最大的努力在公众中建立起企业的新形象，以最大可能恢复了企业美誉度和公众对其的信任。

第三，对危机管理中的问题综合归类，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为企业今后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提供经验和方法上的借鉴。

三、结束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何企业的成长、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企业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自身陷入危机，一旦遭遇危机，就要接受它，重视危机的存在，客观认识到危机的危害性，做好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对企业危机事件公关能力的重大考验，有效的危机管理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使对企业的降到最低限度，危机管理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发掘危机中蕴涵的“商机”，帮助企业在危机事件中发现机遇，化危机事件为企业转机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唐燕凌,姜国刚.公共关系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危机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危机；早期发现；预防措施

Abstract:Thepsychologicalcrisesofcollegestudentsmainlycomesfrompersonalpsychologicalproblemswhichwereaccumulatedforquitesometimeandcouldnotbesolvedintime.Thisarticle,withworkingpractice,triestoexploretheregulationofpsychologicalcrisis,combineclassroomeducationandstudents''''activitiestogether,makeageneralsurveyofpsychologicalproblemsandinitiativeappointmentswiththestudents,takecareofthembyhavingconsultationindividuallyoringroupsandbydoingsomepsychologicalqualitytraining,adoptingsomemeasuressuchaschoosingapsychologicalofficertocollectinformationindormitory,constructingfour-gradepre-warningsystem.Inoneword,thepurposeofthemeasurestakenistoavoidmalignanteventarosebypsychologicalproblems.

Keywords:collegestudent;psychologicalcrisis;discoveryinearlytime;preventivemeasure

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校园自杀、伤害及精神疾病等心理危机事件引起了学校、社会的高度关注。建立更有效的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机制，以便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这种机制不健全，措施不得力，自杀或更严重的伤害行为还会发生。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说明了这一点，老师和同学很早就发现了凶手（赵承熙）存在心理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心理干预，但由于措施不到位，过程存在诸多疏忽，最终酿成了惨案。建立“四早体系”：早教育、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探索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早期发现、有效预防的措施对避免心理问题的恶化，减少校园恶性事件、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主要类型

所谓心理危机是指当事人主观上认识的失衡，即当事人认为自己所经历的某一事件或境遇是其个人资源和原有的应付能力所无法解决的困难，引发的无助感和困扰冲突，当得不到及时缓解或帮助时，导致当事人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功能失调甚至冲动地自毁或伤及他人，其后果是令人心痛和震惊的。

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危机包括：其一，由于人格缺陷、自我认知偏激引发的心理危机；其二，家庭重大变故或激化性事件引发的心理危机；其三，由于教育缺失，行为冲动引发的心理危机；其四，由于恋爱情感受挫，难以自拔引发的心理危机；其五，由于学业压力、竞

争择业受挫引发的心理压力；其六，人际交往矛盾冲突引发的心理危机。

二、大学生心理危机早期发现与预防的措施

（一）探索心理危机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预防

大量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危机有其发生发展的特定规律：

首先，从季节上，每年春季和岁末年初是抑郁症、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导致自杀率上升。

其次，从学年阶段看，第一年，由入学适应不良、专业学习困惑、人际交往引发的心理问题较为常见；第二年至第三年，因学业压力、情感与恋爱、人际关系、自我发展引发的心理问题为多数；第四年，因就业压力、择业困扰、遭遇挫折引发的心理问题较多。

第三，从人群、地域分布上，与城镇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更多一些;与男性大学生相比,女性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更多一些;与家境较好的大学生相比,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更多一些。

认识掌握心理危机的发生规律、早期征兆，细致观察学生的言语、身体、性格、行为等反常表现，能对学生心理危机的爆发作出预判，要特别关注特殊群体的心理状况，诸如：（1）单亲家庭、孤儿、经济特困家庭学生，如遇患病、失恋、竞争挫折、考试失误不及格、家庭重大变故时，情绪行为有无反常等；（2）关注有着人格缺陷、性格暴躁的学生，这类学生自我中心感强烈、极端自私、偏执敌对，常常夜不归宿、沉迷网络等；（3）跟踪关注心理普查筛查出的高危对象；（4）关注处于高自律、高压力的尖子生等等。力求早发现、早干预，将心理危机化解于萌芽状态。

（二）以课堂为主渠道，开设心理健康课及专题讲座等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立足教育，重在预防。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确保全体学生受到系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指导。根据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环境适应、情绪调控、人际交往、恋爱与性、学习方法、珍视生命、择业观念等开展教育，适时举办专题讲座，加强人文学科渗透；通过生命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善待人生；通过自我意识与发展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愉快接纳自我，积极发展自我，树立自信，克服自卑；通过生涯辅导课程，帮助学生合理地面对自己的专业和未来发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涯规划，可以有效地减少困扰，化解潜在的心理危机。此外应增加危机应对教育，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危机，人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危机，同学的哪些言行是自杀的前兆，以及对出现自杀预兆的同学如何进行帮助和干预。引导学生及早发现需要帮助的对象，提高自助、朋辈互助的意识。

（三）以活动为载体，营造氛围，提升学生心灵品质

心理健康教育重在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落脚点是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鉴于大学生的心理困惑具有明显的共性，心理训练活动是发展和完善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必要手段，要以活动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心理素质拓展及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应经常性地围绕一些专题开展心理训练,例如：如何克服考试、人际交往紧张；大学生应确立怎样的恋爱观；贫困生如何诚信、自强；大学生活中如何帮他人分担痛苦传递关怀；如何应对求职面试等等,使大学生自我生存、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认知等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针对贫困生开展“超越自我，魅力人生”的自信心训练；针对新生入学适应，开展“相逢、相识在今秋”，针对宿舍人际关系开展“同在屋檐下”，针对毕业生开展“充满自信奔职场，心怀感恩辞母校”等主题团体辅导活动、特色鲜明的主题班会、系会；在活动中通过分享、感悟、理解、支持，对提升学生心灵品质，树立自助与助人意识很有益处。

利用校园网络平台、校刊、校报、广播、宣传橱窗、展板、宣传手册、资料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氛围。每月定期播放心理访谈剧、心理影片；精心筹划“我爱我”宣传月活动，组织心理知识竞赛，“心灵绿洲”征文，心理漫画赏析、心理沙龙、排练校园心理剧等主题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四）通过心理普查识别评估危机征兆信息，早期干预，防止心理问题恶化

学院每年对新生进行心理普查，将测查结果写成分析报告，提交分管院长、学工处等部门，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提供参照依据。对测查中筛查出的高危对象以合适的方式反馈给各系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及辅导员并进行跟踪关注。咨询师通过与学生约谈，帮助其疏导缓解心理困扰及压力。此外还派专职咨询师深入各系走访了解，识别评估同伴、家长、教职工等提供的危机征兆信息。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重点学生实施跟踪关注，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及危机预防起到预警作用。

(五)设立宿舍心理信息员，构建宿舍—班级—系—校四级预防预警工作体系

按照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朋辈关系是对青少年个体心理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在宿舍安排心理信息员并发挥宿舍干部的作用，构建宿舍—班级—系—校四级预防预警工作体系，是将心理危机的早期发现与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实现点面结合的必要措施。在四级防御工作体系中，学校负责统一领导，提供专业化服务；系级部门肩负本系统的管理教育工作；而建立在班级、宿舍的防御环节最为关键。如果说四级防御网络体系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校园安全网，那么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学生骨干就是这个网络中的必要支点。大量实践表明，发生在校园里的心理危机事件，学生往往是问题的最早发现者，在实施跟踪关注及心理康复过程中，他们又适宜在自然状态下提供朋辈沟通、关怀支持和信息传递，此举能有效提高心理危机防御的覆盖面和辐射力。

（六）队伍建设与培训双重并举，提高对心理危机的识别干预能力

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中，要一手抓队伍建设，一手抓队伍培训，建立一支以学生政工干部为主体、专业教师为依托、学生骨干为基础，专兼结合、院系结合、师生结合的骨干队伍。通过组织政工干部、辅导员、宿管工作人员、学生干部、心理协会成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等各类培训，一方面提高他们自身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提高他们觉察心理问题的敏感性和对心理危机的识别干预能力，增强他们自助与助人的责任意识和专业知识，使他们在心理危机的早期发现和预防中发挥重要作用。

（七）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提供多形式的咨询服务

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坚持“面向全体、兼顾个体、预防为主、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为学生提供多种方式的咨询服务：一是“坐诊”式，中心专兼职咨询师定时值班，接待来访学生；二是“预约”式，通过电话、网络、预约登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其指定教师的咨询服务；三是通过电话、信息网络平台为不愿面谈的学生提供咨询；四是“约谈”式，对心理测试等各方面反映出的高危对象，主动约谈、评估，必要时跟踪关注、辅导；五是“关怀”式，主动与特殊家庭（孤儿、单亲、重大变故等）、经济特困学生交心谈心，了解其心理现状和具体困难，提供心理关怀和心理支持，与学生资助中心协作，把解决具体困难与心理疏导、优化心灵品质教育结合起来；六是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为学生推荐专业化咨询渠道，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七是“转介”式，对评估出有严重心理障碍或早期精神疾病症状的学生，及时转介到专业医院治疗，有效避免了心理疾病的恶性化。

（八）整合各方面教育资源，构建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

危机管理论文篇7

互联网技术带给传播介质的冲击和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交互性与及时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见，因而被称为“第四媒体”。在缺乏针对性监测与管控的情况下，网络负面信息快速传播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对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舆论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这就使得面向网络的舆情监测与危机管理变得极其迫切。目前，我国大约有6亿多网民，其中青年网民的占比增长迅速。根据官方数据，20~29岁年龄段网民比例是30.7%。2013年的数据则显示，网民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高校学生约1.19亿人，占学生网民的75.31%”。相较于其他网民而言，高校在校生是对社会生活领域各类信息最为敏感的一群，他们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又具有激进的批判精神；既具有独特的思维优势，又具有典型的心理脆性。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网络的介入既以其开放性、多元性为大学生使命感、责任感、批判精神向社会领域的延展提供了实践平台，同时也以其虚拟性、隐匿性为大学生心理脆性的非理性爆发创设了空间。网络舆情的兴起，对高校的日常管理与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要密切关注网上动态，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要运用技术、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强校园网的管理，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不过网络舆情并非洪水猛兽，其兴起亦是一种契机。“要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型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网络文化建设主动权，使网络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阵地。”可见在战略层面已有双向部署，那么如何有序加以实施就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危机管理研究唤起的必然理由。

2.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危机管理面临的“三个困局”

高校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其舆情的酝酿、发展、高涨、回落、反馈，每一个阶段的演进都伴随着“示范性”的勾连效应，时刻经受着“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公共管理”冲突的拷问。一方面，高校力图借助网络监管将校园舆论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应用的管理资源与管理手段权限，在确有必要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监管的情况下，科学界定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管理的限度，是高校网络舆情监管工作需首要破解的认知困局。高校网络舆情监管效果显著与否则取决于管理体系是否完善有效。美国学者费姆•邦茨认为：“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纵观我国大部分高校的舆情监管，大多采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行政命令、政治动员等形式，这种工作模式由于内部信息传递渠道狭窄单一，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时很难快速显效，只能扮演“围、堵、截”亡羊补牢的角色，十分被动。缺失科学有序的高校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应对体系是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亟待破解的机制困局。显效的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体系建设要有合乎信息传播规律与认知规律的设计思路，更要有必要的投入，譬如包括人员的投入，设施的投入。从前者的角度来说，受限于编制，多数高校的舆情监测依靠少数的网络管理员来完成，他们日常工作本已庞杂繁琐，更难以抽出精力做常态化监测。从后者的角度来说，虽然国内已有信息技术公司推出了适用于网络舆情信息监控分析的应用系统，可以进行专业化、即时性的网络舆情信息收集、预警和处理等工作，但由于其购置成本及后期维护费用较高，大部分高校会因经费紧张而放弃硬件投入与配备。人员缺失与硬件设施费用高昂是高校亟待破解的成本困局。

3.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危机管理困局的破解

网络舆情事件的发酵升级代表着公共管理危机的涌现。在管理学领域里，危机管理也被称为危机沟通管理。由此，破解认知困局，把握高校舆情监测管理的合理“限度”，亦应以沟通管理为抓手，与诉求对象进行多渠道沟通。“围、堵、截”是一种监管方法，但常态化的监管并非拘泥于“堵”“疏”与“导”也是一种监管。相较于传统的管控思路，这种以疏代堵，事前介入的工作思路更好地拿捏住了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公共管理之间的“度”，使监管手段与监管效用在动态中达到理想的平衡。张弛有度，动态平衡的管控思路需要有对应的体制机制设计来加以保障实施。具体地说，就是要遵循网络舆情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分别针对舆情发生、发酵、发展、高涨、回落、反馈阶段的信息传播特点，构建“预警—引导—应急—重塑”四级联动的舆情预警及紧急处理机制。在舆情发生、发酵期，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敏感源的解析与筛除，做出预见性的舆情预警；在舆情发展期，通过主动性的信息与释疑，进行集中的舆情引导，为远期的舆情重塑创设有利环境；在舆情应急期，针对已触发的恶性事件，启动网上和网下联动机制，捕获并整合关键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在舆情回落期、反馈期，积极进行舆情重塑，消解衍生谣言触发新的网络舆情的风险。

危机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应急法制；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指导；后非典行政法律问题

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简称非典疫情、SARS疫情）的伟大斗争正在举国展开、全力推进、力争全胜，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正在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非典公共危机也暴露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诸多薄弱环节，包括公共应急法制准备不足，故亟需提升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法治化水平。为此，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和立法建议。

一、应充分认识应急条例特点，依法加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刚刚颁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它大大提高了非典危机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在举国上下全力抗击非典力争全胜的关键时期，切实把握这个应急条例的特点，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中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法律调整作用，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1.条例适应了当前非典危机管理的现实需要。

通俗地说，就是“应急条例应了急”。在这场抗击非典的艰巨斗争中，本届中央人民政府不是坐等危机结束之后再来调整政策、完善机制、修改法规，而是在应急法制建设上雷厉风行见诸行动，仅用20多天时间就制定出这个条例[①]，以急诊医生抢救生命的速度建造出这艘“行政立法快艇”。这样的行政立法速度创造了一个纪录，在我国行政法制史上将会写上重要的一笔。深一层言之，应急条例的迅速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水平放在第一位、坚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推进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设、坚持全面深入推行依法行政的态度和决心。

2.条例的制定既立足于应对当前急需，又着眼于长远发展考虑。

这个条例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总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些有效做法，重点解决了此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暴露出的信息不准确、反应不及时、应急准备不足等突出问题，更完备地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健全适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创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这个条例在举国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出台，不仅为依法防治非典提供了更丰富、更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稍后卫生部还于5月12日施行了专门的部门规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相配合），对于正在举国全力开展的非典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工作指导作用；而且，这个条例本身就是完善我国公共危机应急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一个良好开端，对于其他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建设，对于整个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其别是尽快制定出我国统一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都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产生系统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的配套立法效应。

3.条例注重程序制度设计和程序责任规范，可操作性强。

例如，应急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就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程序规定了严格的时限要求；第四章（共19条）不仅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实体问题，而且就各层次的具体操作规程等大量程序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更系统地为非典防治工作提供了步骤、时间、顺序、手续等方面的具体规范。这也为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为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强制立法，恰恰是亟待大力加强、正在酝酿突破的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

4.条例突出了科学，强调了法治，还重视了民主。

笔者认为，这个条例充分体现了一句常见的大实话：防治非典（或者其他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一靠科学，二靠法治，三靠民主。SARS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学方法、重视法律手段、重视民众力量在非典防治工作中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和有效的措施，使整个应急和防治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已开始收到明显的成效，扭转了前期的某种被动局面。应当强调指出，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体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这个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突发事件举报制度和信息制度（与政府的政务公开和公民的知情权有关），就体现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负责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管理权利（知情权和参与行政管理权），注意运用民主的力量和公开的力量。这既符合行政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也符合我们党和政府一贯的思想路线，即坚决相信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政府与人民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充分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来积极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故笔者建议，待这个条例施行一段后时机比较成熟时可通过修改条例，在条例第一章第五条（此条规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应当“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增加“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等内容，为公共卫生应急法制的建设和运作提供更全面的指导原则，提高民主参与的法律保障水平。

5.条例更明确地规范了行政不作为的责任问题。

这个条例与以往一些行政立法相比，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等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第五章的第四十五、四十七、四十九条），有利于在应急法制实践中克服行政不作为难以追究责任的老大难问题。这体现了建立责任政府、实现法治目标的现代行政法治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无庸讳言，相对于责任追究机制而言，这个条例对于公民合法权利受到损害产生了特别牺牲而寻求赔偿、补偿等法律救济机制，关注得还不够充分，这对后非典时期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不利，故建议在修改条例时予以补充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有许多特点也值得重视，此不展开。无论如何，这一行政立法的特点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法律工作者、行政实务工作者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举国上下的共同不懈努力，这部应运而生的公共卫生应急行政法规，连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得到全面和严格的贯彻实施，通过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法治化的力量，依法保障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取得最终胜利，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全面、持续和稳健发展。

二、应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提高危机管理法治水平

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体系也即公共应急法制，具有多因素、高成本、跨学科等特点，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制度建构难度非常大，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过是其中一个单项工程而已。这里透过对非典危机暴露出的政府应急管理薄弱环

节的进一步分析，对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加以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1.非典危机凸显公共应急法制亟待加强。

在非典公共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定点治疗和严加隔离、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等，取得显著成效，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同时，在防治非典的政府应急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必须全面加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设，也即危机管理系统建设或称公共应急系统建设（其中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来及时化解突发事件引发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特指一个行政区域内出现迫在眉睫的特别紧急情况而亟需公共行政管理者作出重要决断，调动本行政区域的一切力量作出共同努力并付出很大成本方能摆脱的困境，通常是一种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局势，也称为公共紧急状态（PublicEmergency）。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管理”，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政府应对机制。它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防御危机；如何化解、缓解和减少危机；如何准备、动员和调配资源；如何在危机过程中回应民众愿望、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在危机过后回复常态生活、恢复管理秩序、重建服务体系。

作为国家安全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国公共应急系统，从社会系统工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由技术支撑体系（硬件）和非技术支撑体系（软件）构成。前者包括基础设施、信息网络、科技投入等要素；后者包括信息披露规则、职业道德水平、行政管理机制、社会心理条件、预警指标体系、紧急行为方式、公共应急法制等要素。世界各国的危机管理实践证明，上述非技术因素对于国家公共应急系统的全面建设和有效运行，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机制，包括预防机制、应变机制、资源调配机制以及自动修复机制，涉及到紧急预案、组织机构、物质保障（技术、设备、物资、资金等）、立法、政策、宣传教育（旨在掌握有关知识与信息、改变信息不对称状态、改善社会心理条件）等等制度要素。因此，我国当前需要集中力量就非典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完善公共应急系统，开展全面深入的对策与理论研究，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1）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机制及其相应的数理模型；（2）信息沟通、反馈和解读机制；（3）社会动员机制[②]；（4）紧急救治与补救机制；（5）公民权利依法有效保护和行政权力依法有效行使与约束的法律保障体系；（6）有利于化解危机的社会环境条件和社会心理作用机制。通过这些专题研究，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的全面建设和有效运行提供科学依据。

各国防治非典的政府应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立法实践还警示人们：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即国家公共应急系统要高效稳定运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应急法制作为保障。[③]我国前一阶段非典防治工作中公共应急法制保障不力的种种情况表明，而且迅速制定和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行政法制实践也证明：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突发事件政府管理，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是国家公共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非技术支撑体系之一，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保障机制。因此，为使今后的公共危机管理能有稳健充分的法律保障，做到常备不懈、实现长治久安，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可谓势在必行。

大力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把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按照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完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更有效地调整公共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依法行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发展，这也是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功能。[④]

2.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理念与构成要素。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重大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和实施系统配套的紧急法律规范，来调整公共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有效控制和消除紧急情况，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这就是公共应急法制，其核心和主干规范是宪法中的紧急条款和统一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公共应急法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非常规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这里将其定义为：所谓公共应急法制，是关于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

与常规状态相比，在非常规状态下或曰紧急情况下，人们对于生命、健康、权利、信息、生活质量等等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深层原因是一种人本关怀、人文关怀的体现），对法律秩序和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依据、程序要求、行政成本等等也有很大差别。因此，与常规状态下的法律运作机制相比，公共应急法制具有许多特点。主要特征有五：（1）权力优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与立法、司法等其他国家权力相比，与法定的公民权利相比，行政紧急权力具有某种优先性和更大的权威性，例如可以限制或暂停某些宪定或法定公民权利的行使；（2）紧急处置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即便没有针对某种特殊情况的具体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也可进行紧急处置，以防止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受到更大损失；（3）程序特殊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过程中遵循一些特殊的（要求更高或更低的）行为程序，例如可通过简易程序紧急出台某些政令和措施，或者对某些政令和措施的出台设置更高的事中或事后审查门槛；（4）社会配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有关组织和个人有义务配合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并提供各种必要帮助；（5）救济有限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后，如果损害是普遍而巨大的，政府可只提供有限的救济，如相当补偿、适当补偿等等（但不得违背公平负担的原则）。

应当指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大量的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中断某些法律的实施，甚至暂停或限制公民的部分宪法权利（但不得限制和剥夺生命权、语言权、权等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极大的优先性、紧急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因此具有恣意和滥用的特殊条件和可能，必须对其加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尽管如此，也不宜简单地将行政紧急权力的运用视为“法外特权”、“法外行政”，认为它违背了依法行政的要求，因为总体上看，它是在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运行，符合现代法治行政的要求，符合国家、地区、社会和人民的长远、根本、总体的利益，实际上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的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要素和环节。其基本要素包括：（1）完善的应急法律规范和应急预案（为此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模型）；（2）依法设立的应急管理机构及其应急权限与职责；（3）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4）紧急情况下行政授权、委托的特殊要求；（5）紧急情况下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6）对紧急情况下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约束和制裁机制；（7）与危机管理相关的各种纠纷解决、赔偿、补偿等权利救济机制；（8）以及各管理领域的特殊规定。所谓各管理领域的特殊规定，如：人财物资源的动员、征用和管制；对市场活动、社团活动、通信自由、新闻舆论及其他社会生活的限制与管制；紧急情况下的信息公开方式和责任；公民依法参与危机管理过程；等等。

具体说来，从公共应急法制的制度运作角度看，其主要的制度环节有：（1）公共应急法制的立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各层次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律原则的确立，例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等专项法律的制定，以及行政应急性原则的普遍确立；（2）公共应急法制的执法，包括具有特殊要求的执法机构、公务人员、方法手段、紧急程序、特别经费、技术设备、配套条件等等的逐步完备；（3）公共应急法制的守法，包括各种组织、个人（也包括行政执法者自身）如何自觉遵守公共应急法律规范；（4）公共应急法制的司法，包括对于紧急状态下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格追究、对于行政纠纷的紧急审理和裁判、对于受损权益予以国家赔偿、补偿的实体和程序法律救济制度；（5）公共应急法制的宣传教育，包括在普法教育中针对全体公民，在普通学校、党团校和各种干部学校中针对青年学生、各级干部，进行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知识教育，以及关于各种媒体开展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和运作的宣传报道活动的权利和义务；（6）公共应急法制的环境条件，包括公共应急法制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如社会心理状况）和组织机构内部环境条件的评估和改善。

3.公共应急法制的现实状况与突出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法制改革和发展，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已有一定基础，在现行宪法、法律中已有一些关于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的零散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四项规定了全国人大行使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紧急权力，第六十七条第十八至二十项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动员与的紧急权力，第八十条规定了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令、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了国务院行使决定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部分地区的紧急权力；再如，在我国《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中，分别制定出一些关于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法律规范；又如，这次以超常规速度刚刚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针对非典疫情政府应对措施提供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了一系列公共卫生应急规范；等等。这些都为我们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依法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还远不健全。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现行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二是现行公共应急法制执行不到位。

首先，就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而言，主要表现在：（1）尚无统一的紧急状态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2）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政程序规范；（3）对紧急情况下行政越权和滥用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4）危机管理的权利救济机制不完善（如责令停产停业、强制征用征收、强制隔离、强制检定、其他人身强制措施等造成权利损害后的补救机制不完善）；等等。这里以此前的公共卫生紧急法律制度为例。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但是，哪些情况下必须或可以增加，通过何种程序（例如应否经过公开听证）来增加，如果必须增加而有关部门不作为或拖延作为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等等，有关法律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给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和责任的追究造成困难。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于1995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后，长达7年多迟迟未能颁布《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这很不利于更为清晰、严谨与便捷地处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其次，就已有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执行不到位而言，主要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政不作为）、难获救济等等。仍以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实施情况为例。《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授权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但是，由于正式公布的北京地区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的数量，今年4月20日在京召开的非典新闻会前后差别极为悬殊，所以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有关方面对此解释的原因之一是北京地区众多医院分属北京市、卫生部等部委、部队这样三个条块，各自收治和留置观察的非典病人与疑似病人难以准确统计并及时公布出来。[⑤]实际上，10多年前出台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至三十九条早已规定，即便是军队的医疗保健和卫生防疫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以法定通讯方式和在法定时限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报出传染病报告卡）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不消说，地方医卫机构也须如此。可见，有关法律规范和法定制度早已设立（尽管不完善），数据统计本不成问题，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有的地方、部门及部分公务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各行其是。[⑥]

同时，公共应急法制的社会基础条件，如公共应急法制的公众知晓度、认同度、适应度和配合度以及社会心理状况等等，还亟待进一步改善。[⑦]这也是造成已有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保障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行政法制观念上的某些误区，由于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加上其中一些应急法律规范在非典危机政府管理工作前期未能完全得到落实，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保障作用，因而产生了本可避免的许多消极后果和负面社会评价，致使人们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创新努力过程受到严重影响，教训深刻。

4.公共应急法制的完善对策与评价体系。

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路径是：按照和行政法治的要求，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迅速出台为契机和示范，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强化监督、落实责任、依法救济等环节入手，尽快完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确保公民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依法行使，形成紧急情况下行政权力与其他国家权力、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权限与政府责任、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公民社会责任与合法权利救济等等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完善的法律调整机制，加快实现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法制建设目标。

为完善我国公共紧急法制的宪法和基础，高屋建瓴、稳健持续地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宪法保障，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修宪程序，在宪法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实现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和高效化”。[⑧]

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尽快完善我国各层次、各领域的公共紧急法律规范，关键是制定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此外还要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逐步健全与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对机制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行政程序法制、行政强制法制、政府信息公开法制，行政征用（征收）法制，行政指导法制、紧急刑事法制、纠纷解决法制、国家赔偿（补偿）法制。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言，现阶段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非典危机中暴露出的公共应急法制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及其成因如何；（2）如何运用行政法治原则（包括行政应急性原则）来处理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及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包括将一些单行法律规定的紧急法律规范加以统一和协调，消除彼此之间的冲突；（3）如何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对策措施，包括立法、执法、守法、监督、救济、制度改革、机构和队伍建设方面的举措；（4）如何完善紧急情况下政府的危机管理行为的特殊程序规范，以有效约束行使紧急行政权力的行为；（5）如何完善与公共紧急法制有关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各种人财物资源的动员、征用和管制，对市场活动、社团活动、通信自由、新闻舆论及其他社会生活的限制与管制，紧急情况下的信息公开办法和责任，公民依法参与危机管理过程，等等；（6）如何提高公共应急法制的公众知晓度、认同度、适应度和配合度，改善公共应急法制的社会环境条件。

公共应急法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资料分析、走访调查、定量分析、案例分析、网络查询、专家咨询、比较研究、模型建构、对策研究等传统的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以非典危机中暴露出的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为突破口，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对机制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相应理论探讨，以保证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的完善路径和具体对策建议之科学性、可行性和前瞻性。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复杂、风险很高，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涉及无数公民和各种组织的生产、生活秩序与合法权利，因此行政紧急权力是否合法运用，公共应急法制实施效果如何，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公共应急法制评价体系来及时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反馈，加以有效监督制约。可以说，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应急法制评价体系，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

笔者认为：公共应急法制评价工作宜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人大有关法制机构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共同牵头，政府督查室、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两院有关机构等部门以及有关新闻机构共同参与进行；公共应急法制评价的对象主要是各类执法行为；公共应急法制评价的内容是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政务公开、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公正廉洁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的情况；公共应急法制评价的重点是违法执法、超越职权、滥用权力、不遵守办事程序、执法效率低下、不作为等方面的情况。

公共应急法制评价可与人民代表评议、效能审计、效能监察、民意调查等其它评价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可采用实地调查、现场评议、问卷测评和统计分析等方法适时进行。例如：实地调查由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评价小组深入基层，通过走访调查、座谈会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实际情况和征求各方意见；现场评议由政府部门首长分别汇报本部门履行执法职责的情况，并通报被评价对象有关公共应急法制统计数据，由参加评价的各界代表现场投票、公开评价；问卷测评由评价者向公共应急法制实施主体、对象、监督机构和社会各界评价代表发放问卷测评表，实行加权统计的方式进行问卷测评；统计分析由各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统计部门负责收集有关数据，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统计数据，进行公共应急法制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报告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并形成反馈意见向被评价对象进行评价反馈；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开评价通报会，采用区分档次（例如好、较好、一般、差）或末位排名等办法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对于评价很低的应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承担政治责任。科学合理、运用得当的公共应急法制评价体系，是公共应急法制有效运作、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

三、应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指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滞后无疑是诸多原因使然，但从思想指导上来看，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都忽略了行政应急性原则在整个行政法制建设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或曰理论误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应将行政应急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1.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含义。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行政领域法律关系始终，调整和决定行政法主体的行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原理和准则，起着保证行政法制统一、协调和稳定的重要作用，直接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遵守、监督、救济等制度环节的运行发展。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可概括为行政法治原则，具体来说可将其大体解析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是指行政权力的设立、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要求，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行政主体必须严格遵行行政法律规范的要求，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无效；行政主体应对其行政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合法性原则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两方面的要求。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的行为不仅应按照法定条件、种类和幅度作出，且其行为应符合立法的意图和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符合全社会共同行为准则的社会公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为应当符合立法目的、出于正当考虑、合乎情理公德、彼此关系协调，否则应承担一定的后果。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既包括具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的行为，也可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规范甚至停止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宪法和法律条款实施的行为。为防止行政恣意和滥用权力，现代行政法治对行政紧急行为也提出了现实性、专属性、程序性、适当性的要求，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运用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为保障。

2.忽略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理应由行政应急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共同构成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内地许多行政法教科书在阐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时，仅提及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再把行政应急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研讨。[⑨]窃以为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既制约了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不利于行政法理论的全面发展。

例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多年来在行政主体制度建设和理论体系上，就难免忽视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地位、构成、职能、职权和工作制度（如各种应急预案）的研究和安排，也没有未雨绸缪地做好相应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至于非典危机出现后政府机关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一时间显得非常被动，不得不支付本可避免的巨大社会成本，个中教训非常深刻。

再如，在出现非典危机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机关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可否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包括各种应急性的行政指令措施与行政指导措施？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过去对此也没有形成共识，或者不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务工作者普遍知晓，也造成了危机管理工作的某些被动。

又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关于政府机关采取的危机管理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如何加以救济，过去就未能完善有关的监督与救济规范，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难。例如紧急征用行政相对人的房屋、设施等财产用于非典隔离地点或防疫医务人员轮换休息场所使用，应遵循何种程序，使用后如何予以补偿，发生补偿争议通过什么渠道和程序加以及时裁断和救济，此类问题已陆续出现不少，如果解决不好，难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不断出台的政府应急措施的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不利于保持良好的官民关系和政府形象。

3.在危机管理中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

表面看来，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还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法律规范实施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实质法治主义要求的、利大于弊的危机管理举措，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因此，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按照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过程中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及时采取公共危机管理所需的各种行政应急措施（包括行政指令、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种措施），同时予以及时和充分的权利救济，更加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地行使，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地发展。

四、应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

在出现非典公共危机这样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机关可否灵活适当地采用行政指导措施，与行政指令措施相配合发挥作用，更有效地应对危机管理的客观需求？这是否违背依法行政的原则？在危机管理实务中如何适用行政指导措施并予以有效监督和救济？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的现实问题。这里对此略加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1.非典危机管理中采用了许多行政指导措施并收到了特殊效果。

在控制SARS疫情的危机管理工作中，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了许多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行为，例如卫生部4月30日紧急通知要求凡是收治、隔离、观察以及发现有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场所一律禁止使用中央空调，一些地方政府紧急征用若干宾馆、饭店用于隔离观察非典接触者，一些地方行政执法机构禁止影剧院放映通宵和连场电影乃至暂时停止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营业，在车站、港口等处强制检测体温，等等，这些行政命令、实施行政强制的紧急措施，显然收到了应对危机的积极效果。而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还因时（地、事）制宜地采取了比较柔软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的许多行政指导措施。这些表现为指导、劝告、建议、宣传、示范、提醒等形式的应急指导措施中，有的是针对一个区域内不特定多数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例如教育部4月28日公布的《对“五一”期间高校学生活动安排和学生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卫生部4月29日公布的《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国家质检总局5月15日公布的《过氧乙酸消毒液安全使用指南》；有的是针对一个或多个特定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如辽宁省卫生厅长和辽阳市一位副市长于今年5月初共同写给辽阳市一位非典患者的建议信（希望他配合政府查找与之密切接触者以便尽快采取隔离救治措施），北京市裕中西里社区民警张岩同志专门到本社区内非典疑似人员王某夫妇家反复劝说他们去医院隔离就诊而后者终于接受劝告等等。[⑩]这些应急性的行政指导措施与行政指令措施配合运用，收到了特殊效果和积极反响。此类行政现象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对行政指导措施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非典危机管理中的运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2.在危机管理中实施行政指导并不违背现代依法行政的原则。

所谓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主体为谋求行政相对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在职责范围内实施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且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它具有非强制性、示范引导性、柔软灵活性、方法多样性、选择接受性等特征，是具有这些特征的行政主体一系列行为方式的统称。行政指导行为同设立行为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契约行为等等，共同构成了行政主体的行为方式体系，相互配合、各有所长地调整社会生活，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

从行政实务来看，由于一部分行政指导行为可在没有专项行政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所以对于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过去一直有争论。其争论要点是：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下采用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实施行政指导是否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对此，我们概括分析起来不难发现，无论在常规状态还是在紧急情况下，从有无具体法律依据的角度来看，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指导措施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其一，在已有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例如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四条关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宣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的规定），行政机关依此规定实施宣传、解释、示范等行政指导，这当然不构成合法性冲突；其二，如已有关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为了更及时、更有效、更经济地实现行政目标或紧急行政目标，行政机关可在依此法律规定作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政行为之前，作为弱行为前置程序而先实施行政指导，这也不构成合法性冲突；其三，如无上述两类专项行政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行政机关还可在不违背与行政法治一般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出于正当目的且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行政指导（主要是实施授益性、助成性、引导性的行政指导措施），应当说这也不构成合法性冲突。可见，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实施行政指导，不仅能有效满足行政管理包括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并不违背现代依法行政的原则。这也是当代行政法学和行政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也是各国行政管理的客观事实。

3.积极地实施行政指导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职责与有效手段。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公共应急法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例如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近期又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趋于完备），是否仍有采用行政指导措施的必要性？的确，以往人们大都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柔软灵活的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方式方法，行政相对人是否听从行政指导由其自主选择决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效果是不确定的，故充其量也只适用于常规状态下的行政管理，而在出现突发公共事件导致紧急情况特别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政府自当采用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来强力应对危机，而不大适用行政指导。但这次非典危机政府管理过程中采用了不少行政指导措施并发挥出特殊作用的事实表明，即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也有必要和条件适当运用行政指导，因为这有利于减小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张力，形成和维持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透过行政法治的实务观察和理论分析不难看到，无论人们主观上多么想把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以及公共应急法律规范设计得十分周全，实际上都不可能穷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应对举措的方方面面，无法对之全部作出细密的法律规定，难免存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以及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的空白之处和无力之处（也称为法律空地、法律软腹），无论人大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难以完全满足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公共危机管理对行政法律依据的客观要求，这是行政法制建设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普遍和永恒存在的矛盾，也即“立法文件永远落后于社会生活”这种有限理性现象的表现之一；而人民政府的角色要求（要努力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又决定了它不能简单地以“此事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为由，对某些现实而紧迫的公共管理需求（如非典危机管理需求）视而不见、消极回避或无所作为，如果出现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但属于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时，或者遽然采取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行为的抵触太大、成本太高、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更需要注重发挥行政指导的特殊作用，以满足经济与社会生活对行政管理的现实需求。这既是行政主体积极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角色要求，而且操作灵活、成本较低且较有实效，同时行政相对人具有自主选择性，符合行政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有利于保持和谐的官民关系。因此，即便在突发事件（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也并不需要一味只采取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还可适当采用柔软简便、不具有强制力、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指导措施与之配合发挥作用，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尽职尽责，有所作为。

4.必须注重对行政指导行为加以有效监督和提供法律救济。

当然，行政指导也是一柄双刃剑。行政指导措施一方面具有特殊功用，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某些固有缺陷，操作中易于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从我国行政指导实务来看，以往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相关认识滞后，行为不够透明，变相实施强制，责任不甚明确，监督救济乏力，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这次非典危机管理过程中，有的行政机关在的行政指导性文件中又加入行政指令措施且未作明确区分和说明，这种混合行为致使行政相对人易于误解或难以适从，难免使人产生“以表面的指导形式变相推行指令措施”的印象这样的负面效应。[11]如何克服行政指导行为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督、责任与救济机制，更有效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主体能够依法积极履行职责，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我国行政指导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而通过专门立法特别是专门的行政程序立法来规范行政指导行为，加快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就是一个重要思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日本国行政程序法、韩国行政程序法，就已经对行政指导行为作了专门规范。[12]正在制定中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也将设立专章来规范行政指导行为。

可见，无论在常规状态下，还是在出现非典公共危机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根据各地、各领域、各时期的现实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及时、灵活、适当地采用行政指导措施，与各种行政指令措施相配合，更有效地达到行政管理目标，满足经济与社会生活对于行政管理的特殊需求；当然，同时也要对行政指导行为加以有效的监督制约和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事实上，这也是当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对此，行政主体特别是行政公务人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积极和适当地运用，“该出手时就出手”，其成本不高、功效颇多。

五、应系统研究和积极解决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

关于非典，还有许多未知数；非典疫情及其防治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显露。防治非典过程中政府采取应对举措取得应急效果的同时，有些措施也带来诸多法律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问题，包括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强制措施带来的权益损害求偿问题，在非典防治后期乃至危机结束后很长时期内，将渐次甚至集中凸显出来，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带来新一波冲击甚至危机。例如，在非典危机期间，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的一些强制隔离、强制火化措施，紧急征用措施，责令企业暂时停产停业，责令文体场所暂时停止活动，暂停某些旅游线路和组团活动，紧急取消人群聚集性活动（如大型婚宴），等等，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使，易于引起认识分歧和利益冲突，造成一种特殊的行政两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非典时期，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会通过合法渠道主张权利，寻求法律救济；此外，在公共危机期间发生的某些违法问题，当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未予处理，在后非典时期也需要酌情处理善后；等等。此类问题，迫切需要加以系统的专门研究，以期深化认识、形成共识，更及时妥善地解决问题，消减行政两造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当然不仅限于行政法治领域）正日益凸显的现实课题。这里仅以有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举措的意见分歧和法律纠纷为例略加探讨。

1.关于疑似病人隔离治疗的法律依据。

这个问题在非典危机期间一直存在争论，给行政机关和防疫医疗机构采取隔离措施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在后非典时期已有人提出索赔要求，其理由是采取的隔离措施于法无据。但实际上，从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看，应当说采取隔离措施是有法律依据的：其一，《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48条第2款规定，其他乙类病人及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应当接受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13]从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对于几种人员的危险性排序来看，疑似病人排位在密切接触者之前，根据立法精神并由此条规定不难引导出对疑似病人隔离治疗措施的合法性；其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41条规定，对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可见，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且具有上述法律依据的强制隔离措施，并不存在普遍的合法性危机。已出现的一些纠纷，多系不了解此点或误解所致，可积极予以说明化解。

2.关于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的依据问题。

对于这方面的非议，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5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当地政府应当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部门采取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染疫动物密切接触人群的检疫、预防服药、应急接种等预防、控制措施；其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44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第20条都对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作出了具体规定。可见，非典期间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的行为，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至于执行不当引致的法律后果如何分担，另当别论。

3.关于三种人员（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留观人员）擅自逃逸出隔离区域的法律责任问题。

对此，应区别不同的情况加以认识和处理，首先要看该当事人当时是否已确诊并明确告知其病情；在此基础上方可依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来综合考察其应受到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其一，《传染病防治法》第66条第1款第9项规定，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人感染的，予以责令限期改正、5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情节较严重的可处以5千元至2万元罚款；其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51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第38条第6项规定，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的，予以责令限期改正、5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情节较严重的可处以5千元至2万元罚款，直至给予行政处分、追究刑事责任；其四，2003年5月15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2款明确规定，对有故意或过失情节的此类传播者，分别以故意或者过失（情节严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4.关于强制隔离、行政征用等行政措施致损的行政补偿问题。

强制隔离措施造成的财产损失主要包括误工和歇业所影响的工资、收入、房租、摊位租赁费用，此外行政征用也易于发生补偿额度争议。笔者认为，对这方面的损失予以行政补偿，总的来看有法可依、合情合理。[14]首先，从正面来说，强制隔离是一种必要的合法的管理行为选择，一般不存在对与错（正当性）的问题，但存在是否公平（适当性）的问题，造成损害后理应予以补偿；其次，《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了国家侵权致损后求偿权利，且未明言只包括违法行为，所以按照合法行为侵权致损可依法求偿来理解和处理，显然也符合该条规定，至少不相冲突，这可视为行政补偿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尽管补偿制度不完善，但也有许多零散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公务侵权致损责任的规定、《草原法》第39条关于征用、使用补偿的规定），这体现了法治精神，应予以关注和运用；最后，即便《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没有直接和明确地规定行政补偿制度，但按照现代行政法理的公平负担原理和特别牺牲原理，也应对于个别人和个别群体的权利损害给予行政补偿。

5.关于通过行政干预纠正对非典痊愈者及其家属的歧视问题。

在后非典时期，这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受到歧视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非典痊愈者、解除疑似者及其亲属重新上岗难、重新就业难、社会救助难等等。笔者认为，这里当然存在利益冲突、社会心理等经济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更突出地存在违宪和违法的问题：首先是违背了宪法体现的平等权原则，而平等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之一；其次是违背了劳动人事方面的诸多法律规范，以及其他的违法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无为而治，任由市场自行调节，而应当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行政干预力度，包括各种行政指导措施和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抓住个别典型事例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并曝光，及时恢复正常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良性互动的官民关系，大力引导这一问题尽快向符合和行政法治原则的方向转化，这也是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基本职责要求。

[①]2003年4月14日国务院第四次常务会议作出制定该条例的决定，5月7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草案，经修改后5月9日总理签署公布施行该条例，前后共25天。

[②]面对这场生命攸关的SARS危机，只是依靠政府的决策和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民的理解、配合及支持，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特别是依靠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强意志，这对于有效化解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均如此。以新加坡为例：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能自觉自愿地积极支持和配合政府？这当然应归功于政府透明和相信人民，努力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归功于普通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新加坡人民信任并积极配合政府，政府相信并依靠人民，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抗击非典，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5月10日的文章《重新感受新加坡》（作者：何庶）。

[③]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而及时完善、认真实施公共应急法制，这在各国甚至国际组织均如此。例如泰国从2003年5月6日起实施新制定的预防非典条例，2003年5月初召开的欧盟卫生部长紧急会议确定了在欧洲范围内预防非典的基本原则，2003年4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专门签署行政命令将非典列入美国隔离检疫的传染病清单，等等。参见新华网2003年5月7日北京消息《世界各国加紧建立防治“非典型肺炎”体系》、《法制日报》2003年5月10日第三版文章《美国如何防非典》（作者：文昕）。

[④]参见莫于川：《政府法治新课题：大力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载《法制日报》2003年5月7日第8版。

[⑤]2003年4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非典防治工作新闻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先生的答问（中国新闻网北京4月20日电）。

[⑥]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坚决措施，于2003年4月20日果断调整了卫生部和北京市的某些主要领导，并采取了成立非典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定点治疗和严格隔离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抗击非典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些高官问责和公共应急措施具有深刻的政治与行政发展意义，也具有重大的行政法治意义。参见这一时期的各媒体相关报道。

[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调查组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2003年5月5－11日数据及分析而的《“非典”社会心理预警简报（第1号）》（中国新闻网北京5月16日电）。

[⑧]当然也可不安排在第二十八条，而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或者另外新增一条来加以规定。

[⑨]这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版的一系列高等法学教育统编教材基本理论部分的论述即可看出。

[⑩]这两个具体行政指导事例的资料出处：2003年05月09日东北新闻网报道文章《逃离北京非典患者张某受感化坦言：把家乡害了》（作者：周纯明）；《京华时报》2003年4月30日第6版报道文章《疑为非典不愿被隔离，民警劝说两小时终就诊》（作者：邹桂、李立群）。

[11]例如2003年5月5日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非典型肺炎医院感染控制指导原则》，其中许多条文采用了“不得”、“禁止”、“应当”等命令用语，实际上是一些强制性规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医院及其工作人员并无选择余地。当然，如将此类医院视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被授权组织，那么此类强制性规范就属于行政内部规定，另当别论。

[12]日本于1993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第四章、韩国199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第六章的章名均为“行政指导”，分别设立了5个条款和4个条款专门就行政指导行为作出规范。

危机管理论文篇9

(一)树立危机意识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太史报告下月初一将出现日食，宋神宗喟叹:“朕绍承祖宗，奉顺天地，罔敢槃乐，图惟乂宁，而变象将昭。”)这一感叹流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继承先人君临天下的帝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同样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既要上承天心、尊奉宗庙，还要抚育天下、教养万民。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初一日食后的晚朝上，宋高宗感慨:“朕常以谓奉天不如畏天。”正是这种敬畏，使危机意识在皇帝头脑中得以存在。危机意识的养成在危机管理中起先导性作用，使“亏损人君之明”的日食危机被重视。

(二)完善监测机构宋代日食的预测机构是司天监和翰林天文院。司天监为宋初沿用的五代旧名，元丰新制改司天监为太史局，“太史局，旧名司天监，元丰官制行，改今名”。太史局执掌“占天文及风云气候，凡〔祭〕祀、冠婚、丧葬则择所用日”。其中，具体观测天象的为崇天台。翰林天文院创置于宋真宗咸平元年至四年(998—1001年)之间，目的是与司天监观测、占卜的天象结果相验证，以证虚实。“互相关防，以质同异”的机构设置使日食预测的准确性有了更高保障。

(三)严密上报程序在传统的天人感应文化中，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预示着地上人事的吉凶。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因此对天象的观测和解读属于机密，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1．核实上报内容。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诏:“今后如有太阳、太阴、五星躔度凌犯或非泛星云气候等，所主休咎灾福，令太史局、翰林天文局依经书实具闻奏。如敢隐蔽，当从军法。”该规定从内容方面保证了天文上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2．垄断上报途径。建炎二年(1128年)二月，诏:“天文局、太史局自今后除奏报御前外，并不许报诸处。”天象异常除奏报皇帝外，不准奏报他处，可见天文局和太史局的上报途径是单一的直线型。3．规定上报时间。绍兴三年(1133年)七月，诏书规定:“历日所合书天文等事，令太史局依旧每月实封供申。”每月按时上报的制度性规定使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更准确。4．完善制度规定。绍熙五年(1194年)闰十月，提举太史局差权户部侍郎薛叔似建议:“今来提举太史局正是举行宋朝故事，合用印记乞下文思院铸造，以‘提举太史局印’六字为文。”专为提举太史局官员铸造印章的构想，反映出天象观测工作的重要性和管理制度的规范化。接着，他详细阐述了天象上报程序:“如遇有天象、风云、气候等凌犯，占属官书下休咎申提举官。提举官或径乞入对，或具奏状密封投进。所有奏状乞于通政司用黄袋，具提举太史局臣姓名封，许非时进，直达御前拆封。”提举太史局官员将天象变化或直接上报皇帝，或密封好交由通进司用黄袋呈上，上呈时间不受控制，直达皇帝处才可拆封。从薛叔似的描述中可知，此时的天象上报有极其详细的制度性规定。宋廷针对天象独特严密的上报程序，从制度层面阻止信息外泄，避免形成人心惶惶的社会局面，为皇帝应对天变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四)规范人事管理天文官负责观测天象，肩负为皇帝解读天意的重任，因此规范其人事管理至关重要。1．重艺业，轻年资。天文官属技术官，不能用考课磨勘法升迁。嘉定四年(1211年)八月，秘书省著作郎丁端祖建议:“太史局专法，局生与灵台郎皆合试补。灵台郎候及二年，遇直长〔阙〕，须候历算、天文，选取艺业最优者充直长，不许理年磨勘。”天文人员的提升抛开任职的年限资历，注重实际技能水平的考核，有利于优秀天文人才施展拳脚，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2．严考核，明赏罚。淳熙元年(1174年)，太史局奏报十一月初一日食十分。为减小推测误差，秘书省请求:“判局官以下凡在局者，各以已具推算时刻分数申省，将来考校中否，以行陟。”依据日食预测的精准度对推测人员加以进退的建议，体现出赏罚分明的管理特点。3．禁私习，广延访。宋政府禁止私习天文的同时广求民间精悉天文历算之人。天圣五年(1027年)，面对“多有闲人僧道于监中出入止宿，私习乾象。又街市小术之人，妄谈天道灾祥，动惑人民”的现象，宋仁宗随即下诏:“令开封府密切捉捕，严行止绝。”由此可见，担心民间不精天文术法之人妄言天灾，引发社会混乱是官方禁止私习天文的重要原因。南宋初年，太史局文籍、仪器和人员散佚。面对“自渡江后，言历差者多矣”的现状，南宋统治者及时深入民间广求知晓天文历法之人。淳熙元年(1174年)，国子司业戴先建议:“依绍兴三年、十年、十二年指挥，召草泽人就试”。并得到宋孝宗的应允。民间天文人员的参与推动了宋代天文历法的发展，使日食的监测更精准。针对天文工作的特殊性，宋政府采用丰富多样的人事管理方法，促进了天文预测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日食准备工作的开展。危机意识日常化、日食监测机构完善化、天象上报程序严密化和天文人员人事管理多样化等特点，凸显了宋廷在日食危机管理第一阶段良好的应对能力。

二、准备阶段———日食的准备预防

危机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做出计划，以确定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宋政府获悉日食监测预报后，随即展开应对日食的准备预防工作。

(一)效法先人历代帝王习惯于借鉴前人的统治经验，在应对日食的准备阶段，宋廷最直接的做法是效法古礼。元祐六年(1091)四月，面对将于下月出现的日食，王岩叟注意到两汉时期与日食相关的诏书和奏议，因而设想:“若宣谕讲读官令具录进入，陛下试阅之，宜有益于圣德。”该建议的出发点是希望皇帝了解前人面对日食的所思所想。嘉熙元年(1237年)十二月初一日食，宋理宗十一月二十四日诏有司“检会故实以闻”。这些做法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推动了日食危机管理准备工作的进程。

(二)重视礼法早在日食的准备阶段，宋政府已高度关注易服、避殿、减膳、撤乐和祈祷等礼仪法度。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十三日，司天监上报:“四月朔，日当食九分。”宋神宗从十四日起“易服，避正殿，减常膳”，于日食前17天展示出畏惧反省之姿。①天禧五年(1021年)七月初一日食，“前九日，上避正殿，分命中使诣宫观、寺院及坊市设道场祈祷”，借由提前避殿、设道场祈祷的举措，宋真宗表达了应对日食危机的诚意。宋代统治者应对日食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并未显露出临时抱佛脚的惊慌。

(三)筹备救日伐鼓礼古人认为:“凡有声皆阳事以压阴气”。日食是阴侵阳的外在表现，宋廷在日食出现时，沿用前人的救日伐鼓礼，希望以鼓声抑制阴气的侵袭。政和年间(1111—1118年)《合朔伐鼓仪》对日食的筹备工作如下:有司陈设太社玉币笾豆如仪。社之四门，及坛下近北，各置鼓一，并植麾斿，各依其方色。坛下立黄麾，麾杠十尺，斿八尺。在该仪式的筹备中，玉币、笾豆、鼓及黄麾在日食前已按规定的数量和方位摆放完毕，为日食当天行礼工作有条不紊的执行提供了保障。

(四)下德音、罪己诏日食是上天向皇帝传递告诫的讯息，皇帝通过德音和罪己诏两大载体表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的决心。皇祐六年(1054年)三月十一日，司天监上奏四月初一日食，宋仁宗五天后做出一番深刻的自我检讨:寻灾异之攸兴，缘政教之所起。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德不能绥，理有未烛。赏罚失序，听纳不明。庶政未协于中，众冤或壅于下。有违万物之性，以累三光之明。上穹动感，阳精示变，此皆彰朕过失。警予省修，畏天之威。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谷。兹用惕于夙宵，庶几减损之诚。宋仁宗勇于认错的行为表示了最高统治者积极解决问题的诚意。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司天监把四月初一日食的消息上报宋神宗。王安石建议:“今岁日食正阳之月，恐宜以此降德音。”宋神宗听从该提议，在深刻反思自身的行政阙失后对百姓做出施惠宽恤的承诺。

(五)增转对、广言路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为应对来年正旦的日食，宋神宗下诏“起居日增转对官二人”，反映出其主动听取时政的需求。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二十四日，面对即将出现在正阳之朔的日食，宋徽宗提前六天诏令求直言，②并承诺:“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允许官员和百姓上奏言事，并承诺不因言论不当加以怪罪，体现出统治者注重应对日食危机的全员参与性，有益于加强决策的科学性。

(六)移闰正月初一是新年伊始，日食于正月朔尤为人君所忌。古代历官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闰月来变更日食时间，即移闰。宝元元年(1038年)六月，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上奏:“来岁己卯闰十二月，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宋仁宗认为“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发生于正旦的日食虽然可以通过调整闰月更改时间，但这种做法有规避天变、掩耳盗铃之嫌，并不受推崇。宋仁宗拒绝移闰的提议，彰显了其敢于直面危机的魄力。在日食的准备预防阶段，宋廷充分借鉴前人经验。礼制上，易服、避殿、减膳、撤乐、筹备伐鼓礼;政策上，通过罪己诏、德音进行深刻反思，提出政策调整规划;历法上，否决通过移闰变更日食时间的建议，展现出面对日食危机的理性姿态。

三、回应阶段———日食的回应控制

所谓危机的回应，是指危机出现后，通过各种反危机的措施，控制和降低损害。日食后，宋政府在筹备工作到位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方法积极应对。

(一)罢朝会、宴饮正月初一、五月初一和冬至是宋代举行大朝会的时间，皇帝御正殿接受包括外国使者在内的文武百官朝贺。既然包括朔日，就有遇到日食的可能。康定元年(1040年)日食于正旦，富弼和宋庠关于是否罢宴撤乐产生争论:知谏院富弼请罢宴彻乐，虽契丹使在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参知政事宋庠以为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使契丹还者，云契丹罢宴如弼言。上深悔之。契丹因正旦日食罢宴撤乐，而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宋廷却没能做到，让宋仁宗倍感懊恼。嘉祐三年(1058年)闰十二月十三日，宋仁宗下诏:“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燕契丹使无作乐。”宋仁宗吸取教训，于日食前17天下发明文规定，①积极应对本次日食。

(二)祭社、伐鼓救日宋代统治者因袭了前代日食祭社的做法。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初一日食，宋高宗派“权吏部侍郎李涧用牲于太社”。祭社礼在日食当天举行，是应对日食危机的惯例。救日伐鼓礼的准备工作在日食前已全部完成，典礼于日食当天隆重举行。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日食，典礼流程的详细规定如下:诸兵鼓俱静立，俟司天监告日有变，工举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读文，其词以责阴助阳之意。司天官称止，乃罢鼓。如雾晦不见，即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这次仪式确立了伐鼓礼的具体流程，形成制度性规范，并在政和年间(1111—1117年)得到进一步细化。

(三)改元、去尊号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初一日食，二月二十一日“改元，仍于尊号去‘宝元’二字”。宋仁宗通过改元、去尊号的行为自我责罚，传递出危机感和责任意识。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初一日食，谢太后主动削去自身尊号中“圣福”二字以应天变。可见直到南宋末期，政治、军事局面杂乱纷繁的情况下，统治集团依然坚持采用去尊号的做法回应日食危机。

(四)行宽恤之政嘉定三年(1210年)六月初一日食，宋宁宗下令“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十有九条”。施行仁政是应对日食危机最务实的举措，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审理狱案，减免刑罚。庆历六年(1046年)三月初一日食，宋仁宗“御崇政殿，录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皇帝躬亲审理案件并减免罪犯刑罚，为负责审案的官员做出榜样，体现出皇帝善待百姓的仁爱之心。2．减轻赋税，抑制科配。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初一日食，右正言何琮向宋理宗提议:“戒饬州县，已蠲阁租赋不许科督，绵帛不许抑买，苗米不许增量。监司察其违戾，许民越诉，甚者以赃私论，必罚毋赦。”三个“不许”流露出何琮对百姓生活的关切同情，其中明确规定对违规官吏的戒饬和惩罚办法，同时允许百姓越级上诉，从法律层面保障了赋税征发的公允。日食出现后，政府通过施行宽恤之政感召和气，减轻了百姓负担，有益于改善民生。

(五)调整人事日食为“阴阳之戒，在人事则臣陵君”，因此往往引发相关的人事变动。嘉祐四年(1059)正月初一日食，右正言吴及向宋仁宗揭发“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饮无度”，孙沔最终因此遭到罢免。日食引发人事调动的特点，使其难免沦为党争工具。蔡京掌权后极力打压与他政见不同的元祐党人，并利用宋徽宗以日食求言的机会使元祐党人的境遇雪上加霜:“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把日食作为党争工具，利用其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是应对日食危机过程中衍生的不利影响，无益于宋代政治发展。

(六)完善科举考试日食后广求人才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宋因袭了前代的做法。1．增加解额。淳祐九年(1249年)正阳之月日食，宋理宗下诏:“增通、泰、扬、真、和州、安庆府解额。”从数量上扩大了取士人数，为读书人进入仕途增大了机会。2．改良士风。宝祐元年(1253年)二月日食，宋理宗诏:“知贡举陆得舆等崇雅黜浮，丕变士习。”追崇高尚、黜落浮薄的选择标准有助于良好士风的养成。3．完善制科。宋仁宗朝，监察御史唐询建议突出制科的独特性，“自今更不与进士同时设科。若因国家灾异屡见，非时举擢贤隽，临时诏近臣审举之。其所举之人，宜如汉故事，亲策当世要务，罢祕阁所试六论。”制科不与进士科同时设置，于日食等灾异屡现时开设的提议，突出了制科的重要性，侧重对时政应对能力的考核使制科所举之人更具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4．改进武举。嘉祐五年(1060年)，监察御史里行王陶提议:“去年日食，今年星坠，皆在正旦。天狗主兵，宜豫防之。请诏中外举智武才勇之士，以备将帅。今武举取格太轻，宜仿唐制设科，优待以官，无若招士伍然。”王陶由接连发生在正旦的日食和星变联想到增强军备的重要性，建议效仿唐制，提高武举地位，进而增强军事防御能力。在日食危机应对中，增加解额、改良士风、改进制科和武举等举措推动了宋代科举的完善。

(七)特殊应对日食与时政背景相联系，会出现非同一般的应对方法。1．罢上元放灯。古代有正月十五上元节放灯的习俗，是皇帝与民同乐的庆典。嘉祐四年(1059年)正月初二，欧阳修上疏宋仁宗，希望他放弃这个与民同乐的机会。这年的开封出现雨雪灾害，恶劣的天气恰逢正旦日食，使欧阳修的建议更为理直气壮:“目下阴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圣驾所历，冲冒风寒。况方以日蚀避殿减膳，圣心忧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罢放灯”。面对日食，宋仁宗要畏天;面对忍受严寒的百姓，又须忧民。因此自然听从了罢上元放灯的建议。2．推迟内禅时间。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初二，宋孝宗“下诏传位皇太子”，宋光宗即位。其实关于禅位时间的选择，宋孝宗本来另有打算:“始孝宗将以正月内禅，宰臣周必大言:‘新天子即位而食，遽当避殿，恐宜少缓。’上大以为然。故展内禅在次月”。日食的出现使宋孝宗推迟了原定的禅位时间，这一特殊的应对手法发生于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之下。在日食的回应控制阶段，宋代统治集团从礼仪、政治、人事、文化等方面入手，多途径多方法地积极应对。尤其在特殊时期及时代背景下，宋廷特定的应对方案凸显了政策制定的灵活性。

四、恢复阶段———日食应对的反思改进

危机后的恢复阶段，是指通过各种措施恢复正常的社会运作。只有深入反思并不断改进危机应对策略，才能在危机再次出现时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一)完善历法作为“统天地、侔造化”的工具，历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食的推测离不开历法的支撑，其实际发生时刻及食分又可以验证历法的严密与否。1．以日食验证现行历法，推动历法持续完善。天圣元年(1023年)，《崇天历》修订完成，但在被推行颁用的第一年就因预测日食有误遭到质疑:“历既成，以来年甲子岁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效，诏候验。”日食依据当时所行历法进行推测，自然可用其出现的确切时刻和食分检验历法的可靠性，进而促使历法在考验中持续完善。2．以现行历法考订过往日食，纠正日食记录错讹。端拱(988—989年)中，翰林天文郑昭晏上言:“按历书云，凡欲取验将来，必在考之既往。谨按《春秋》交食及汉氏以来五星守犯，以新历及唐《麟德》、《开元》二历覆验三十事，以究其疏密。”郑昭晏据现行历法和唐代二历考校过往日食，通过驳正以往日食记录的误差加深对日食及历法的了解，为日食的监测工作打下坚实基础。3．广觅人才，多方参验。绍兴五年(1135年)，天文官和民间历人对正旦日食持不同的推测结果:“日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亏在辰正。常州布衣陈得一言，当食八分半，亏在巳初，其言卒验。”随后，宋高宗令“秘书少监朱震，即秘书省监视得一改造新历”。民间通晓历法之人在日食预测及历法参订方面的力量不容忽视，官方和民间监测结果相互参验的做法加大了日食预测的可靠性和历法的准确性。

(二)改变观念若预测的日食发生在阴雨天气，便会出现“当食不食”的现象，此时文武百官的常规做法是抓住时机向皇帝表达庆贺。宋代统治集团中并非所有人都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一先例，保持清醒的官员表达了不同看法。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初一日食，司天监预测日食六分，结果“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云阴雷电，顷之雨。浑仪所言不为灾”。权御史中丞王畴认为:“今日食之初，殊为晴彻，既为阴云所掩，方遂不见，亦不得与日不食同也。虽陛下至诚修德，答变感天，必不欲侥异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贺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当日食因天气原因没有出现或食分比推测少时，由于担心皇帝敬畏上天之情因此懈怠，宋代官僚群体中理智的大臣反对百官称贺，希望从礼制层面规劝皇帝，使皇帝保持清醒和敬天爱民的作风。上述日食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逐步推进。只有日常完成针对日食的监测预警，才能在日食发生前做好充分准备，准备阶段的按时完成又推动了日食应对工作的顺利开展，日食后的反思和改进促使日食危机管理更加完备。

五、结语

危机管理论文篇10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需求分析。后金融危机发展背景下，我国的企业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些企业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针对这一发展现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采取新的措施就有着其必要性。总的来说，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企业经济管理需求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发展限制，而在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过程中，企业间的的竞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所以面对这一形势，企业的降级管理模式就要能加强改革创新的步伐，向着资源集约型的方向发展。另外和国外的一些企业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企业在认同度方面不是很高，技术方面以及人员的稳定性方面都需要进行加强，所以在这一发展现状下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也就比较重要。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特征分析。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企业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也有着其独有的特征体现，主要表现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的联系比价强，后金融危机下的企业项目涉及到资金应用，这样在经济和企业管理间的联系就相对比较广泛，所企业部门以及人员也会涉及到，所以就要能形成良好经济氛围，这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才能形成促进作用。在后金融危机下的企业在经济管理上属于综合性的管理，也是对集体活动的管理，这对企业的效益提升就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再者就是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有着反映，根据相关的指标就能对企业的管理目标方针以来对生产技术和经营活动等进行有效科学的调整，从而推动了企业综合实力的增长。

二、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经济的影响及优化策略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经济的影响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对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产生了影响，世界经济一直是处在低水平的增长阶段，而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也比较显著，主要就是对我国的GDP增速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出口方面的影响，另外对我国的就业情况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出口行业的投资需求得到了降低，造成了就业形势的严峻，随着不断发展虽然在经济形势上已经逐渐平稳，经济有了增长，但所面临的问题还依然比较严峻。尤其是对我国的企业发展而言，使得企业的发展步伐比较缓慢，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的迫切性较高。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优化策略探究。针对后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要能通过相应的措施来加以应对，主要就是通过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实施创新举措来进行优化。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能够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观念实施创新，这对内企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要能够对企业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观念加以改变，同时也要能够对企业员工的观念加以创新，如此才能将企业的内部分为良好的营造。在此之中也要能适当将危机管理的意识以及战略意识等在经济管理中科学化引入，从而来促进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再者就是要对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实施创新发展，这是对企业经济管理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是对企业的内部资源组合效率的保障，也是企业的基本框架的组成部分，所以要能充分的将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科学化的制定。从具体的措施上来看，企业的活力来源主要就是管理制度的创新，只有在这一层面得到了保证才能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得以有效应对；还有是将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实施创新也要能对企业的资源实施科学化的整合，如此才能够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适合当前的整体形势，才能保证企业在创新中发展进步。另外，企业要能够对专门的财务管理机制进行创建，这样才能促使企业财务支出以及收入按照相应的章程进行。对企业的财务支出制度中一定要能严格的按照制度办事，对财务人员的岗位职责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要能对企业的公共财产使用管理制度加以强化。同时在科学的部门预算制度上要能得到充分构建，从而实现企业部门预算细化，不仅如此，企业也要能够对自身的发展情况实施分析，并制定相应的预算定额标准，将企业的经济管理预测能力得以有效提升，尤其是在内部的控制管理上要能加强，将经济监督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就是要对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实施创新发展，金融危机通常对造成企业的裁员以及降薪和培训减少等，而在后金融危机方面，要能够正确的将人力资源的创新工作得到完善，对人力资源实施优化重组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从而保证企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素养不断的提升，这样才能有效的促进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不仅如此，也要能够将企业的员工在财务预算管理的全面认识上进一步加强，完善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从而来促进企业廉政建设，只有如此才能将企业的经济管理得到较好的发展运行。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