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论文十篇

危机意识论文篇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许多国有企业属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产业，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压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这些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一大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生存能力。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在“备战”的口号下，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具备正常的生产条件。这些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很难摆脱亏损。

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余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可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政府只好按“计划”叫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冗员比例甚至超过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些社会性政策负担把许多国有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政策性负担必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损。国家只好采用各种方法扶持国有企业，其中包括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在实行了“拨改贷”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3]国有企业亏损的“责任归属”非常模糊，无论是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往往没有谁需要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具体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必然转化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政策性贷款可能直接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负担同样加剧了银行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从而加速了国有银行内不良贷款的累积。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中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于宏观金融政策的变迁，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4]

如果西方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追究银行管理人员的责任，直到让这家银行关门倒闭。可是，很难处理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甚至找不到需要直接承担责任的肇事者。既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那还着什么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越积越多。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是体制问题，说到底只有两条：

(1)政企分开

(2)通过市场竞争选择金融人才。

只有政企分开才能避免各级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贷款坏帐。只有让优秀金融家来主持银行才能保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两个条件是改革国有银行的前提条件。第一条是政策环境。如果政府官员不停地干预银行业务，哪怕就是再优秀的金融专家也难以施展身手，甚至会被恶劣的经营环境逼走。第二条是说人的因素，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人的因素第一。尤其是在现代金融行业，千万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

有人说，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开放民营银行，为什么不先帮助国有银行搞好改革？经过好多年反复研究讨论，多数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银行要比创建民营银行困难得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做到上述的两条。

政企不分使得国有银行的改革格外困难。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在组织上、人事上和心理上，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都必然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一方面他们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意图，另外一方面，一旦国有银行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基础和需要。例如，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政府发国债筹资用于充实银行的资本金；[5]如果国有银行不良债权过高，资产质量低劣，国家则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在帐面上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6]正因为有政府的干预和担保，国有银行养成了相当严重的“道德危机”，补充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不断下降，债转股以后不良债权又迅速积累。政府的担保一方面破坏和瓦解着国家信用，另一方面则阻碍着民间信用的建立和发展，是债信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商业化是化不了的。因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是一家，政府、银行、企业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银行的改革没有需求，没有动力，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

如果国有银行能够找到优秀的金融企业家，并且他能够得到上级充分的信任和授权，顶住各种压力，政企分开，拒绝政府过度干预，那么，即使维持国有产权，也存在着办好国有银行的可能性。

可是，金融人才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目前，国有银行的行长是由组织部挑选，由各级党委决定的，最后还要经过当地政府发个任命状。在这种体制下就很难避免双重扭曲：首先，组织部难免按照政府官员的标准推荐一些庸才。其次，就算凑巧蒙上一个人才，如果人事权控制在上级政府手中，怎么能够要求行长们做到政企分开？

在组织部推荐的人选中，就是按照概率分布，也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也会有几个能够和上级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尽管大部分有问题，总可以找出几个较好的典型。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好的案例，使得许多人仍然对办好国有银行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规则地选择合格的金融家来管理国有银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在现有体制下，要做到这两条非常困难。即使偶尔出现几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也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要搞好国有银行的改革，必须改变过去选拔干部的程序，通过公平竞争，从真正懂行的专家当中来选拔银行行长。行长的任命权必须交给银行的董事会，而不能由政府官员或者党委来决定。从理论上讲讲似乎很容易，真正做到，非常难。

由于目前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很难鉴别谁是金融人才。银行的董事会形同虚设，变成了退休老干部俱乐部，没有监督管理的能力。改变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挑选规则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试图做到政企分开，必然会遭遇许多政府部门的反对。如果不做出重大的突破，想要让国有银行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果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四)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体制有两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以现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格局不会改变，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也不会改变。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

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我积累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更加依赖外部资金的扶持。如果国有银行按照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来运作，经济效益普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将遇到极大的融资困难。目前，国有企业占用了80%左右的银行贷款，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难以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主渠道的地位。国有银行必须承担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大部分功能，它无法完全按照自身改革的需要调整运作方式和业务范围。因此，国有银行能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能否顺利走向商业化经营模式并生存下去，首先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否顺利。

如果国有银行希望降低不良资产，无论是通过国家财政还是通过资本市场，只要一有动作就势必牵涉到国有企业。例如，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这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在西方工业国家中也经常这样处理企业债务。“债转股”的结果是让国有金融机构持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假若国有企业的资产状况良好，那么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并不是一件坏事。银行可以定期分红，如果不想要了，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把股份转化为资金回收。可是，偏偏那些国有企业几乎都是老大难企业，往往早已资不抵债，连年亏损，哪里谈得上什么利润分红。既然连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造都一筹莫展，让银行持有一些国有企业的股份就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吗？各级政府见了这些国有企业就头痛，银行作为政府的下属单位难道比政府的本事还大？倘若国有企业继续亏损下去，银行手中的股票早晚会变成“垃圾”。虽然在短期内银行的坏帐换了一个方式，作为整体来说，坏帐还是坏帐，国有银行肩上的坏帐负担并没有减轻。

国有银行正在推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无论其产权无论如何变革，政府必然保持其主导地位。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必然要同时照顾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政府在处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矛盾时，必定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定优先顺序。对于那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会站在银行这一边，执行金融纪律。但是，当一些国有大企业出现资金流动危机时，为了维护本地区的稳定，政府就不能不站到国有企业一边，干预银行的运作。如果不挽救国有企业可能马上就出乱子，弄得不好，各级官员要丢官罢职。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假若能够说服银行给企业一笔新贷款，就是出问题也不会在眼前。拖一天是一天。贷款到期之日，恐怕已在自己的任期之后了。出问题也是下任官员的麻烦。

如果国有银行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出发，力图减少资产呆滞和被拖欠的风险和损失，势必会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国有银行收缩传统信贷业务将意味着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减少，大量储蓄沉淀在银行中而不能转化为社会投资。而银行自身在不能开展投资业务的情况下也同样难以发展。

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着眼未来的发展，国有银行改革都受制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直接融资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国有银行的改革在面对复杂的产权变革时，还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程度和整个社会投融资体制的发展状况来调整自身的改革进程，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事实上，由于金融改革的一再拖延，国有银行已经大量聚集了来自于国有企业的风险。国有银行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

(五)国有银行的产权矛盾

明晰的产权结构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前提。

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成为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市场经济主体。银行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问题。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独资的。国家作为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所有者，事实上无法行使所有权，这就出现了产权主体虚置的问题。由于政府作为国家的人，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权，于是，在实践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将银行看作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从构筑现代商业银行所需的产权结构出发，为了实现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能否通过资本市场引入非国有资产？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在资本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国有银行上市必然会与国有企业争夺资金。如果国有银行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必然会增加国有企业直接融资的难度，反过来又增加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要求。因此，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必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还要面临现存的大量不良贷款问题。作为一种历史遗留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十几年改革的成本。在银行产权变革中必须决定如何分担这种改革成本。显然，由国有银行单独承担巨额改革成本既不合理也不可行，银行没有能力予以消化。比较可行的做法是通过社会化来消化这些不良贷款，这就必须通过资本市场来运作。这一过程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

(六)敷衍应付还是彻底改革

看到金融当局的困惑，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人物，清朝的李鸿章。他在满清王朝的末年出将入相，职掌大权。办洋务，练海军，办外交，也曾风光过一时。在他手上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开办了北洋水师学堂等新式学校。他在临死之前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罢，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补，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以何术能负其责？”[7]

李鸿章的这段话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裱糊匠的心态。李鸿章把自己的所有作为都定位为一个裱糊匠。发现了窟窿，就拿张纸糊上，从表面来看似乎还挺漂亮，但是，只要风雨一来，就马上分崩离析，不可收拾。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的某些金融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象是一个裱糊匠。在嘴上天天叫喊要改革金融体制，但是实际上只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金融体系和满清王朝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满清王朝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更何况，金融官员可以换了一茬又一茬，缺了谁，银行都一样要开张。金融体系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绝非儿戏。

国有银行中的某些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垄断特权，他们甚至希望把金融改革也垄断起来。他们口口声声要改革金融体制，每年都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前几年，人们还很有兴趣，关注官方提出的各种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和计划。可是，一年又一年，金融体制的改革趑蹰不前，问题越来越严重。看起来，官方的某些研究机构也“江郎才尽”，提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了。这些金融官员们在口头上也欢迎海外学者回国效力，欢迎懂得现代金融的专家参与改革，但是，当专家们提出改革金融的建议时，马上就暴露出他们“叶公好龙”的真面目。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就金融改革的政策正面展开研究讨论，于是，某些金融官员采取了拖延战术，千方百计，回避争论。当许多学者建议刊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通过建立民营银行实现金融体制的制度创新，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公平竞争逐步提高国有银行的竞争素质。实现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本来应当动员更多的力量，齐心合力，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可是，有些金融官员只想当“裱糊匠”，尽量不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只求得表面上过得去，根本不考虑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在国有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几个裱糊匠。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且有能力，有魄力对旧的金融体制实行大破大立的建筑家。

参考文献

[1]本章是在多次研讨中综合了林毅夫、光、曹远征等人的观点后写成的，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文中如有谬误则应由本人负责。

[2]有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分析请参见本书第14章。

[3]这种扶持能否继续就要看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继续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

[4]参见周小川，“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原因与出路”，《大思路，专家论述：东亚危机和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第83页。

[5]在1998年中国政府通过增发债券一次向国有银行注入资金2400亿。

危机意识论文篇2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危机意识论文篇3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管理观；“易”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81-1

一、中国危机管理观起源于传统“易”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真正把危机管理理念理论化并有据可循的是我国的经典巨著《周易》。《周易》一书的原功能就是用于防患于未然。比如《易经》上经第一卦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君子白天小心谨慎，晚上反思警醒，就不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断定吉凶征兆。梁韦弦先生在其著作《易学考论》中说道：“《周易》虽是卜筮之书，但它绝不是天书，而是人间的产物，不能不蕴含着人们从社会生活中得来的关于吉凶祸害、利害得失的看法。而《易传》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揭示并弘扬了《周易》的思想内容，使之开始摆脱卜筮形式的束缚，成为一部反映中华名族祖先理性思维成果的宝典”。

陈来先生在其著作《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中说道：“春秋后期社会充斥的暴力、混乱、失范、篡逆、和不公正，激发了这一时代贵族有识之士的革新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其后果是强化政治秩序的努力和政治改革的出现。春秋时代以前，古人对于卜筮活动与卜筮结果有一种几乎迷信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在越来越理性思考的春秋时代渐渐衰落。而《周易》的卦爻辞也在春秋时代逐渐变成独立于筮占信给的文本体系，并在脱离占筮行为的意义上经历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

二、中国文化中危机管理观的文化载体

（一）经典著作体现

早在殷、周时期，我国古代许多知名的著作就体现了危机管理的思想，《周易》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中国的经典著作最能够体现中国古代的危机管理思想。

甚至有人认为，世界危机管理研究的源头就是在中国，起源于我国现存最早的已有3000 多年历史的文典《周易》。古人把卜筮当作是预测危机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方法，在现代人看来固然是不科学的，但古人对危机预测的重视，又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纵览《周易》，无论是《易经》十篇或是《易传》十翼，处处饱含着危机管理的理念，表达了深重的危机意识。除此之外，《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其中也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理念，蕴藏着博大精深的危机管理思想。

（二）歌辞赋表达

在整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当是文人志士们的优良传统。而宋代是我国危机文化史上一个相当突出的时期。冯天瑜先生的《中华文化史》中说道：“朔方冲击的文化效应之一，是在两宋文化系列中引发出一种极为深重的忧患意识。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交织在一起，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三、中国文化中危机管理观的特点

（一）预防为主的危机管理观

如前所述，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既然危机管理是对危机事件全过程的管理，中国人认为危机的事前管理是危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预先防范，有备无患。

（二）主动面对的危机管理观

中国人在应对危机时不逃避、不退后，这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心态――主动面对。《周易》说：君子以作事始谋。意思是说君子做事情是始于谋的，也就是始于主动去面对。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说做事情最后成不成功要看上天，但一定要先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这件事。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不畏惧，不退缩，相信“人定胜天”，这就是一种积极乐观、主动面对的精神。所以，主动面对的危机管理观就是敢于负起责任，积极主动应对危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危机管理观的特点之一。

（三）全局至上的危机管理观

一般情况下，一个危机可能是由某个局部的突发事件引发的，但是危机的危害影响会扩散到全局。因此，在处理危机时，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应该顾及长远的、全局的利益。

诸葛亮在隆中决策时，既分析了敌、我、友，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和；又区分了优势和劣势因素，规划了分阶段的目标和整体的战略目标。这里有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的问题。全局是由一个个不同层次的局部组成。全局制约局部，而局部又影响全局。在局部和全局发生冲突时，要能果断地舍弃局部，以抓住重点，保证全局；在局部可能导致全局失败时，又要高度重视局部，步步落实。

参考文献：

[5]何海燕，张晓.危机管理概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6]梁韦弦.易学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危机意识论文篇4

关键词：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管理；防控

一般而言，校园暴力是指在学校及周边发生的，针对师生生命、安全或财产进行的威胁或伤害，容易引发学校管理危机行为。近年来，在众多独立学院等民办高校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及时、有效地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已成为学院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就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略抒已见。

一、危机管理理论

危机管理是冷战的产物，最初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随着企业经济运行环境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危机管理理论逐步形成并被率先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目前，“危机管理”已成为现代管理理论和世界范围内企业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与内容，并且逐步渗透到学校等组织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笔者认为，危机管理是指为避免、减轻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重大冲击和损害，而制定和实施系统的预防、应对策略和措施的活动和过程。

二、运用危机管理理论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的基本要求

危机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危机管理，特别是对独立学院校园暴力事件防控的启迪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在坚持危机管理理论所倡导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作为防控独立学院校园暴力的基本要求，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应当引起学院管理者的重视。

1.树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实施危机管理的前提

危机管理理论特别强调对危机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动态管理。其中，事前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克服常态管理中经常出现的消极应对的心理，转而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事件多具备双方当事人以年青人居多、群体攻击现象比较普遍、暴力的发生会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害、社会影响大等特征，因此，在防控校园暴力时，独立学院管理者更应该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变的心理准备，这是实施危机管理的前提。正确的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应当包括独立学院管理者积极防范危机的意识、对学院内外环境(含“重点”学生的社会网络关系等)的监控意识和对师生的安全教育意识等诸多方面。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意识建立的最佳状态是全员危机意识的建立并渗透到学院管理和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

2.建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预警系统――预防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的关键

“预则立，不预则废”。独立学院多数的校园暴力事件在发生前都会出现某些征兆，因此学院可以通过建立预警系统来捕捉这些暴力事件的先兆，从而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建立预警系统的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管理小组。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一般由院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学院的法律顾问或法制副院长组成。危机管理小组成员应该具有反应敏捷、善于沟通、严谨细致、理智镇静、亲和力较强等素质，以便能够通览全局、迅速、有效地组织各种资源和力量，高效地处理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事件。(2)建立危机信息监测系统和自我诊断制度。建立危机信息的监测系统和自我诊断制度，有助于在暴力事件发生前捕捉其先兆，从而保证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学院管理进行检查、剖析和评价，找出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发生校园暴力事件的诱因。此外，还要定期召开各种汇报会，分析学院各个管理部门的运行状态，找出薄弱环节，及时做出整改措施，预测以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3)建立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应变预案。对于校园暴力危机事件的预警固然重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件是在意想不到或者不可抗拒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防控校园暴力还需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即危机应变预案。

危机应变预案是提供应付、处理紧急事件所需要的人力、组织、方法和措施的一整套方案。美国的危机处理专家菲克将危机应变预案比喻为“手电筒”，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条不紊地处理暴力事件。根据学校危机的一般特点，危机应变预案包括暴力事件发生后的即时准备、现场处理、时候处理、预防工作、整体性跟进工作和注意事项等六个方面。应变预案应围绕“假如发生某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的思路，最大限度地提出可能发生的各种暴力事件假设和拟采取的行动。例如，假如学院发生一起与他校学生的团伙斗欧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应首先做什么，接着做什么，具体怎么做，每一步都要尽可能详尽地提出行动指南、关注到暴力事件的各个细节。最好能在各种校园暴力危机应变预案的基础上，结合其它校园危机应变预案，形成独立学院校园危机处理手册，以便有效地指导学院管理者和师生员工在不同暴力事件发生时，理性地应对和妥善进行处理。而这方面的工作，正是我国多数独立学院所缺乏的，为此，应引起学院管理者的足够重视。

三、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事件的善后――处理独立学院校园暴力危机的必要环节

危机意识论文篇5

[关键词]混沌理论　高校图书馆　危机管理

[分类号]G251

1　引言

高校图书馆作为开放性的信息服务中心，除了肩负文化传承、推广教育的任务外，确保所有读者能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使用各项图书资源与服务，亦是所有图书馆的责任。因此，居安思危，加强危机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对危机爆发与演化的复杂性，传统图书馆管理理论对其还不能做出圆满解释和有效预测，研究结论常常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偏差，给传统管理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危机本质是一类非线性的复杂演化过程。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系统及其演化的一门新兴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着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思想，其揭示了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有助于辨识出危机复杂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为研究危机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混沌理论与危机管理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图书馆危机管理中应用具有独特优势。

本文运用混沌理论研究高校图书馆危机的混沌特征及其发生动因，力求进一步完善图书馆危机管理机制，树立图书馆人员的危机管理意识，从而实现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图书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图书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2　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内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危机管理已经引起了图书馆界的普遍重视与关注，成为图书馆必修课之一。

2.1　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含义

图书馆危机管理是对图书馆运行中出现的危机因子和危机事件从发生到消亡全程全面监控处理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图书馆危机管理是对图书馆危机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面全程监控处理的连续链条，是一个系统工程。图书馆作为社会组织之一，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以及内部因素等的影响，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就是针对各种影响因素，对可能给图书馆带来的各种现实威胁与潜在威胁进行预防及管理。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图书馆危机的预防与控制，力图使图书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2　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危机类型

在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中，由于其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不断变化与发展，对图书馆总体目标的实现和读者利益构成威胁而引起的现实危机和潜在危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危机成因可以将图书馆危机分为以下几种：

2.2.1　资源危机 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提供文献信息保障能力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根本所在。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相对有限，图书馆经费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造成资源短缺，硬件条件相对落后难以进行深层次技术开发和服务创新，最终可能导致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下降并危及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资源危机。

2.2.2　人才危机 目前图书情报学专业的研究生生源有所增加，但他们拿到学位后并不优先考虑从事图书情报方面的工作，导致图书馆专业人才流失。与此同时，在中国急剧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急需大量高素质的图书情报专业人才，未来图书馆将可能面临严重的人才危机。

2.2.3　服务危机由于缺乏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服务态度恶劣，服务手段落后，效率低下而造成图书馆无法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信息需求，最终可能导致读者流失的危机。

2.2.4　形象声誉危机 图书馆的形象与声誉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可度，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竞争力，图书馆形象声誉一旦遭受破坏，就会给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灾难。

2.2.5　安全危机现代图书馆是一个人员密集、知识密集和设备设施密集的地方，任何可能导致图书馆的馆舍、读者、文献资源和设施遭受重大损失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图书馆的安全危机。另外在数字化环境下，现代图书馆还面临黑客攻击、数据非法访问等网络安全问题。

2.2.6　政策法律危机我国图书馆行业的立法薄弱，《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对图书馆危机管理政策的制定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图书馆危机有着自己的行业特点，很有必要制定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相关政策法律。

3　高校图书馆危机的混沌特征描述

近年来，混沌理论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影响深远、发展迅速的前沿学科，混沌理论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混沌行为具有“蝴蝶效应”，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能够导致系统未来长期运动轨迹之间的巨大差异。②混沌系统具有自我控制性。在秩序与混乱的交界点即混沌的边缘，系统既有维持稳定的吸引力，同时又有一种张力，使其聚变、演化。当系统脱离平衡到一定程度时，以自组织方式自发地走向更复杂的模式。③混沌行为具有内随机性。内随机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间的非线性随机作用。④混沌行为存在有序性。混沌运动所表现出的通常意义下的非周期性和非对称性，并不能说明混沌运动是无序的。相反，却表现了一种混沌序，这是一种整体稳定、局部不稳定的运动状态。

由于混沌理论广泛的适用范围和独特的数学手段，因而能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和描述客观世界的属性及其复杂的规律性。高校图书馆危机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从危机的性质来看，图书馆危机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这表明图书馆危机及其演化具有明显的混沌现象特征。高校图书馆危机内在的混沌特征包括：

图书馆危机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开放系统。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的开放系统，高校图书馆服务管理环境中不缺少诱发蝴蝶效应的初始条件，如关键的领导者、图书馆员与读者关系等。网络化、全球化的态势更加剧了这种敏感性。蝴蝶效应的存在使得长期预测、战略等变得不够可靠，向金字塔组织结构以稳定、平衡为目标的传统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正是因为图书馆危机具有如突变性等非线性系统的一般特征，才成为图书馆危机发生的诱因。

图书馆危机的不确定性是混沌现象内在随机性的表现。对于图书馆管理系统来说，系统内部充满了非线性的关系，作为基本组织单元的个体――馆员之间以及馆员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总的说来，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就是一个由自由个体通过一定的固定规则和复杂关系构成的耗散结构系统。

图书馆危机的突发性是混沌现象的结果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的表现。混沌理论认为，在非线性

系统中，在一定的条件下，输入的微小误差将导致输出的巨大漂移。在现实系统中，由于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初始时刻的“差之毫厘”的偏差将随时间指数放大，以至无法把握系统的未来行为。系统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是指微小的初值变化就会造成系统状态的巨大变化，这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这种情况在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中大量存在着，比如高校图书馆在为高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项目的设计、实施中，如果个别图书馆馆员个人服务意识淡漠或者服务态度恶劣，这种看似微小的失误，极有可能造成读者对图书馆的不信任态度，造成读者流失，引起图书馆服务危机。

4　图书馆危机实例分析

4.1　案情简介

2007年7月21日，云南省图书馆阅览室二氧化碳气体突然外喷，并向馆内蔓延，使图书馆陷入慌乱，造成图书馆危机，直接威胁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的生命安全。根据现场清查，气体泄漏共造成39人中毒。危机爆发后，图书馆高层领导针对危机及时做出部署，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预案，在最短的时间内，39名受伤人员被抢救出来，同时将馆内近千名读者平安、有序地疏散到了安全区域，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当危机得以控制时，云南省图书馆领导层，又紧急召开现场会议，并配合相关部门召开了新闻会，将危机爆发、处理等情况客观、真实地向媒体进行了通报。7月22日，云南省图书馆共接待读者3 557人次，并且当天还按原计划举办了讲座，整体服务情况良好。云南省图书馆对二氧化碳泄漏事件的处理，是图书馆危机管理实践中的成功案例之一。

4.2　“二氧化碳泄露”事件中的危机管理混沌特性分析

通常，一个管理系统的动态行为受到3种力的作用：系统内力x、政策力c和随机力R，即有一般管理系统方程可表达为x=f(x，c，R)。考虑到对图书馆危机系统状态变量的统计常常是离散的，因而一般根据危机系统在前一个统计周期的状态变化来调整系统的序参量，当统计周期相对很短时，危机管理系统就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离散的动态系统：xn+1=f(Xn，Cn，Rn)。其中，xn+1是系统的时间序列状态向量，c。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政策向量，Rn是人为不可控制因素向量。

图书馆危机系统作为非线性系统，其危机混沌产生的原因可能来自3个方面：①系统结构条件下的系统固有混沌，例如因高层管理者的认识能力有限，造成管理不当等内部原因而形成的危机。②可控政策作用的结果，如像经济增长方程那样，当不同的经济政策满足一定的组合条件时，系统就是混沌的。③外在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作用的结果，如高校外部政策、文化等环境的变化超出图书馆实际控制能力而导致的危机。上述3种力对系统的作用是同时的，当状态是混沌时，就不易分清是受到哪种力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哪种力的作用。这样，一般系统方程就可转化为广义的动态系统方程：xn+1=g(xn)+εn+1。表明图书馆危机状态的发生就是系统内在动力和外部扰动作用的叠加。

图书馆危机系统的混沌可以解释为是系统内在的一种本质特性，并不一定是外部连续不断冲击作用的结果。所以真正的危机在于图书馆内部管理的危机，是图书馆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只是通过不同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云南省图书馆在二氧化碳气体泄露危机事件后迅速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l和安全用电知识培训，对危机中暴露的图书馆管理中的不足与缺陷也进行弥补。

4.3　危机事件过程中的混沌管理原则

云南省图书馆危机事件的爆发，再次证明了危机混沌的突发性、破坏性及其随机性。在现实中图书馆危机并不是一个线性系统，它依赖于诸多复杂因素，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混沌管理的目的就是根据图书馆危机的演化机制，控制危机混沌发生的条件或规模，改变危机系统的动态行为，以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实现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4.3.1 正确调控图书馆危机的混沌吸引子 在混沌理论中，对于已知系统的吸引子域而言，可以通过调整初始条件使系统的运动进入预定的吸引子中。当图书馆发生危机时，只有改变吸引子在状态空间的位置和吸引子的类型，才能最终改变系统的终极状态。所以要改变图书馆的运行状态，就要对危机混沌吸引子设法加以控制。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吸引子是由“图书馆文化”决定的，即高校图书馆要拥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处于危机状态中的图书馆，应该迅速查找危机的根源，果断地采取措施。对于图书馆内部原因造成的危机，图书馆在处理过程中要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一旦危机发生，图书馆管理层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危机产生的原因等表达坦诚，争取做到信息真实、公开与畅通，及时对危机进行处理。云南省图书馆高层领导正确对待危机的态度与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现代图书馆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4.3.2　要重视图书馆危机中的初发细微情节 根据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可以得出图书馆危机管理中的任一偶发事件或对图书馆服务目标的微小偏离，都可能给图书馆服务管理系统带来巨大变化。图书馆在出现危机时，首先要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道歉。图书馆只有最大化地维护公众利益，积极采取行动，表明自身对待危机的诚意与态度，才能维护图书馆的形象以及长远利益。云南省图书馆在发生危机事件后，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预案，并及时上报云南省上级主管部门，同时争取110等力量的援助，开通绿色通道，对受伤公众及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治疗，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云南省图书馆对此次危机事件中细微情节的成功处理，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增加了公众对图书馆的信任度，有利于维护图书馆的形象及巩固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4.3.3　构建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中协同一致的原则

通过混沌理论，可以看出混沌的发生并不要求系统所有因素同时发生混乱，其中几个因素的协同作用就能导致危机产生。图书馆危机的发生也并不需要图书馆各个部门或环节同时发生混乱，可能只是其中部分单位混乱的结果。因此，要打破锁模现象，就得从系统单元之间的联系性和协同性着手。图书馆进行危机处理时，必须协同一致，分工负责，才能成功化解危机。首先，图书馆对外宣传解释要口径一致，达成共识；其次，图书馆管理层要及时应用危机预案，对危机处理尽快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案，避免因意见分歧而延误对危机的处理；最后，图书馆处理危机时，各部门要充分配合，处乱不惊，积极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团结馆员，凝聚力量，形成处理危机的稳定氛围。

危机意识论文篇6

关键词：未确知理论；盲数；供电；危机管理

供电企业作为国家的能源基础产业，对安全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不断对安全管理进行研究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安全事故的成熟经验，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但总体而言，供电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体制，企业危机管理整体水平或体系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危机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大量存在而引起的，在危机评估过程中，精确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一对十分突出的矛盾，而未确知理论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

本文重点针对供电企业危机管理中的危机识别与评估环节展开讨论，即应用未确知理论对危机评估过程提出一种新的评定方法，该方法充分考虑了危机的不确定性和参评人员主观认识的未确知性，并将评定结果量化，使得对危机信息的鉴别、分析及危害评估更准确，能更合理地反映危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一、未确知数理论

（一）盲数理论简介

首先，设R为实数集，R为未确知有理数集，G（I）为区间型有理灰数集。若存在ai∈G（I），αi∈[0,1]，i=1，2…n，f（x）为定义在G（I）上的灰函数，且f（x）＝α，x=a（i=1，2，…，n）0，x?埸{a，a，…，a}且x∈G（I）。若当i≠j时，ai≠aj，且αi≤1，则称f（x）是一个盲数，f（x）的阶数是n，称αi为f（x）的总信度，称αi为f（x）在ai点的可信度。

设盲数f（x）＝α，x=a（i=1，2，…，n）0，x?埸{a，a，…，a}且x∈G（I），其中，a∈G（I），αi∈[0,1]，i=1，2，…，n，αi≤1，则称一阶未确知有理数Ef（x）=α x=αx0其他为盲数f（x）的期望或均值。

（二）危机管理中不确定性量化的数学模型

一般来讲，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偶然性、危害性、传导性等特点，其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但危机的爆发一般都有一个从端倪到发展、再到爆发的变化过程。本文引入盲数理论，将不确定信息量化，可以保证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有效、真实的传递，也便于监管者及时做出反应和应对，将危机的发生率降到最小。

不确定性的量化多采用专家意见法，即将专家们的意见用一个不确定性的量来表示。如用一个未确知数、灰数或盲数来表示。如评定某一对象X，就某一组因素A1、A2、……An综合考虑，首先经专家及有关人员评定，根据各因素的重要性让专家B1、B2……Bm以十分制给每一因素打分，为减少打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要求每位参评人员打出分值区间Cij，即为未确知有理数或灰数，Cij∈G（G表示未确知有理数集）。Cij（i=1，2…n，j=1，2…m）表示的是第j个专家对第i个因素的打出的分值区间。事实上由于专家认识的主观未确知性，专家的打分Cij大多是信息型未确知有理数或灰数。就Ai来说，它的打分为Ci1，Ci2，…Cim（i=1，2…n）然后确定每位专家B1，B2，…，Bm的可信度分别为α1，α2，…，αm，再利用公式计算每位专家的综合可信度a1，a2，…，am，我们将集合{Ci1，Ci2，…，Cim}中的实数从小到大排列为Cij1，Cij2，…，Cijk（k≤m），这时相同的数字只算作一个，于是关于因素Ai得如下盲数：Ai=fi（x），其中：

fi（x）a，x=Ca，x=C……a，x=C0，x?埸{C，C，…，C}且x∈G

而a，a，… ，a分别是打分为C，C，…，C的那些专家们的综合可信度之和，所以，X的不确定性量化值应为C＝q1A1+q2A2+…qnAn，C称为评价对象X的不确定性量化值，显然C是一个盲数，它的期望值E（C）为一阶未确知有理数，且总可信度为1。显然E（C）就是专家意见的综合量化值。根据风险顺序数值的计算公式RNP＝E（CA1）*E（CA2）…E（CAn），计算其RNP，然后根据RNP的大小，确定采取措施的优先等级。

本方法与传统专家打分法的区别是：若本方法专家打分表中所有Cij∈R（实数集），则本法实质上就退化为传统专家打分法，而本法中专家意见是未确知数，是传统专家打分法的推广，并且有严格的数学理论做基础，因此，所得结果更为合理，更为接近客观实际。

二、危机的识别与评估

供电企业的危机管理系统可以划分为的三个模块：危机的识别与评估、分析与预防、控制和处理。危机的识别与评估主要是找出关键危机所在，本文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危机的识别与评估环节量化，以实现预防危机和减少危机损失的目的。

（一）危机的识别

危机会给供电企业利益相关方造成巨大损害，因此危机识别围绕供电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展开。本文从社会、环境、用户、所有者、伙伴、员工和供电企业七个维度展开，通过对六个利益相关方和企业自身可能产生影响的危机进行识别，识别的危机如图1所示，共识别危机14项，其中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危机有3项，分别是大面积停电、重要客户停电和重大活动停电；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危机2项：噪声污染和城市和谐干扰；对用户产生影响的危机有2项：客户关系重大纠纷和顾客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危机；对所有者产生影响的危机主要是是财务危机；对合作伙伴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信用危机；对员工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员工健康安全危机；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人力资源危机、工程建设危电网运行危机和声誉危机。

（二）危机的评估

在危机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采用失效模型和效果分析法（FEMA方法），从危机的后果严重度、发生可能性和可控性3个维度，对识别的14项危机进行了评估，形成了危机分级表。

评估采用调研的形式，由供电企业各部门对各危机的严重度、发生可能性和可控度进行1-10的打分。对严重度来讲，1表示危机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分值越高表示后果越严重；对发生可能性来讲，1表示完全不可能发生，分值越高表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对可控度来讲，1表示完全可控，分值越高表示危机的控制程度越差。然后计算每项危机的风险优先数值（RPN），RPN是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控性三者乘积，RPN的取值最小是1，最大是1000。数字越大，风险越高，采取措施的优先级越高。通过预防措施，减少RPN，降低风险。FMEA的中心思想是：通过风险顺序数RPN及其排序，使得对风险的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转变。本文根据供电企业危机评估的RPN的大小来衡量可能的危机事件及其等级，以便采取可能的预防措施，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减少事后损失，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三、供电企业危机评估算例分析

本文以某供电企业的社会危机中的大面积停电危机为例，综合考虑大面积停电危机事件的严重度、发生的可能性、可控度三个方面，采用10分制请每位参评人员对危机事件的严重度A1、发生的可能性A2、可控度A3的打分结果如表1所示。

将参评人员对每一因素的打分结果用一个盲数来表示，假定三个参评人员的可信度分别为0.7，0.8，0.9。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先计算其可信度的和为0.7+0.8+0.9=2.4，由此可以得到相应的综合可信度分别为：0.7/2.4=0.29，0.8/2.4=0.33，0.9/2.4=0.38，其和为1。

则供电企业大面积停电危机的严重度表示为盲数A1=f1（x）。

f1（x）=0.33x=[5,6]0.29x=[6,7]0.38x=[7,8] 0其他

大面积停电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表示为盲数A2=f2（x）。

f2（x）=0.38x=[5,6]0.29x=[6,7]0.38x=[7,8] 0其他

大面积停电危机的可控度表示为盲数A3=f3（x）。

f2（x）=0.33x=[3,4]0.38x=[4,5]0.29x=[5,6] 0其他

这样就把大面积停电危机三个维度的专家意见的不确定性进行了量化。显然A1、A2、A3都是盲数，它们的期望值E（C）为一阶未确知有理数，且总可信度为1，所以其期望值也是个实数，通过盲数期望值运算可以将盲数清晰化。

E（A）

＝（E（A1）E（A2）E（A3））

＝（6.556.454.46）

此时，

RPN

＝E（A1）*E（A2）*E（A3）

＝188.424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供电企业大面积停电危机的风险顺序数值RPN为188.424，说明大面积停电危机是在供电企业危机中是重要程度较高的危机事件，需要重点管理。

四、结论

本文以未确知理论为基础，针对供电企业危机管理的危机评估环节中存在的主观不确定性，建立了供电企业危机评估的盲数模型，并采用失效模型和效果分析法（FEMA方法），从供电企业危机事件的后果严重度、发生可能性和可控性三个维度分析，计算其风险顺序数值，进行风险预测，评估各项危机发生的概率，以此作为判定危机等级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某供电局危机评估为例，重点针对供电企业社会危机中的大面积停电危机的严重度、发生的可能性、可控性进行了专家测评打分，然后对打分结果进行清晰化处理，最后运用公式计算该危机的风险顺序数值。这种方法克服了以前危机评估中的主观性这一缺点，充分考虑了专家意见的不确定性，使得危机评估过程更加客观合理，增强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参考文献：

1、孟祥星,韩学山.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备用的探讨[J].电网技术,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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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维忠.我国供电企业危机管理体系研究[D].复旦大学,2009.

6、田志宏.国际金融危机下电网公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2010.

危机意识论文篇7

关键词：未确知理论；盲数；供电；危机管理

供电企业作为国家的能源基础产业，对安全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不断对安全管理进行研究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安全事故的成熟经验，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但总体而言，供电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体制，企业危机管理整体水平或体系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危机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大量存在而引起的，在危机评估过程中，精确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一对十分突出的矛盾，而未确知理论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

本文重点针对供电企业危机管理中的危机识别与评估环节展开讨论，即应用未确知理论对危机评估过程提出一种新的评定方法，该方法充分考虑了危机的不确定性和参评人员主观认识的未确知性，并将评定结果量化，使得对危机信息的鉴别、分析及危害评估更准确，能更合理地反映危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一、未确知数理论

（一）盲数理论简介

首先，设R为实数集，R为未确知有理数集，G（I）为区间型有理灰数集。若存在ai∈G（I），αi∈[0，1]，i=1，2…n，f（x）为定义在G（I）上的灰函数，且f（x）＝α，x=a（i=1，2，…，n）0，x?埸{a，a，…，a}且x∈G（I）。若当i≠j时，ai≠aj，且αi≤1，则称f（x）是一个盲数，f（x）的阶数是n，称αi为f（x）的总信度，称αi为f（x）在ai点的可信度。

设盲数f（x）＝α，x=a（i=1，2，…，n）0，x?埸{a，a，…，a}且x∈G（I），其中，a∈G（I），αi∈[0，1]，i=1，2，…，n，αi≤1，则称一阶未确知有理数Ef（x）=α x=☉αx0其他为盲数f（x）的期望或均值。

（二）危机管理中不确定性量化的数学模型

一般来讲，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偶然性、危害性、传导性等特点，其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但危机的爆发一般都有一个从端倪到发展、再到爆发的变化过程。本文引入盲数理论，将不确定信息量化，可以保证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有效、真实的传递，也便于监管者及时做出反应和应对，将危机的发生率降到最小。

不确定性的量化多采用专家意见法，即将专家们的意见用一个不确定性的量来表示。如用一个未确知数、灰数或盲数来表示。如评定某一对象X，就某一组因素A1、A2、……An综合考虑，首先经专家及有关人员评定，根据各因素的重要性让专家B1、B2……Bm以十分制给每一因素打分，为减少打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要求每位参评人员打出分值区间Cij，即为未确知有理数或灰数，Cij∈G（G表示未确知有理数集）。Cij（i=1，2…n，j=1，2…m）表示的是第j个专家对第i个因素的打出的分值区间。事实上由于专家认识的主观未确知性，专家的打分Cij大多是信息型未确知有理数或灰数。就Ai来说，它的打分为Ci1，Ci2，…Cim（i=1，2…n）然后确定每位专家B1，B2，…，Bm的可信度分别为α1，α2，…，αm，再利用公式计算每位专家的综合可信度a1，a2，…，am，我们将集合{Ci1，Ci2，…，Cim}中的实数从小到大排列为Cij1，Cij2，…，Cijk（k≤m），这时相同的数字只算作一个，于是关于因素Ai得如下盲数：Ai=fi（x），其中：

fi（x）a，x=Ca，x=C……a，x=C0，x?埸{C，C，…，C}且x∈G

而a，a，… ，a分别是打分为C，C，…，C的那些专家们的综合可信度之和，所以，X的不确定性量化值应为C＝q1A1+q2A2+…qnAn，C称为评价对象X的不确定性量化值，显然C是一个盲数，它的期望值E（C）为一阶未确知有理数，且总可信度为1。显然E（C）就是专家意见的综合量化值。根据风险顺序数值的计算公式RNP＝E（CA1）*E（CA2）…E（CAn），计算其RNP，然后根据RNP的大小，确定采取措施的优先等级。

本方法与传统专家打分法的区别是：若本方法专家打分表中所有Cij∈R（实数集），则本法实质上就退化为传统专家打分法，而本法中专家意见是未确知数，是传统专家打分法的推广，并且有严格的数学理论做基础，因此，所得结果更为合理，更为接近客观实际。

二、危机的识别与评估

供电企业的危机管理系统可以划分为的三个模块：危机的识别与评估、分析与预防、控制和处理。危机的识别与评估主要是找出关键危机所在，本文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危机的识别与评估环节量化，以实现预防危机和减少危机损失的目的。

（一）危机的识别

危机会给供电企业利益相关方造成巨大损害，因此危机识别围绕供电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展开。本文从社会、环境、用户、所有者、伙伴、员工和供电企业七个维度展开，通过对六个利益相关方和企业自身可能产生影响的危机进行识别，识别的危机如图1所示，共识别危机14项，其中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危机有3项，分别是大面积停电、重要客户停电和重大活动停电；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危机2项：噪声污染和城市和谐干扰；对用户产生影响的危机有2项：客户关系重大纠纷和顾客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危机；对所有者产生影响的危机主要是是财务危机；对合作伙伴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信用危机；对员工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员工健康安全危机；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人力资源危机、工程建设危电网运行危机和声誉危机。

（二）危机的评估

在危机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采用失效模型和效果分析法（FEMA方法），从危机的后果严重度、发生可能性和可控性3个维度，对识别的14项危机进行了评估，形成了危机分级表。

评估采用调研的形式，由供电企业各部门对各危机的严重度、发生可能性和可控度进行1-10的打分。对严重度来讲，1表示危机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分值越高表示后果越严重；对发生可能性来讲，1表示完全不可能发生，分值越高表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对可控度来讲，1表示完全可控，分值越高表示危机的控制程度越差。然后计算每项危机的风险优先数值（RPN），RPN是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控性三者乘积，RPN的取值最小是1，最大是1000。数字越大，风险越高，采取措施的优先级越高。通过预防措施，减少RPN，降低风险。FMEA的中心思想是：通过风险顺序数RPN及其排序，使得对风险的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转变。本文根据供电企业危机评估的RPN的大小来衡量可能的危机事件及其等级，以便采取可能的预防措施，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减少事后损失，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转贴于

三、供电企业危机评估算例分析

本文以某供电企业的社会危机中的大面积停电危机为例，综合考虑大面积停电危机事件的严重度、发生的可能性、可控度三个方面，采用10分制请每位参评人员对危机事件的严重度A1、发生的可能性A2、可控度A3的打分结果如表1所示。

将参评人员对每一因素的打分结果用一个盲数来表示，假定三个参评人员的可信度分别为0.7，0.8，0.9。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先计算其可信度的和为0.7+0.8+0.9=2.4，由此可以得到相应的综合可信度分别为：0.7/2.4=0.29，0.8/2.4=0.33，0.9/2.4=0.38，其和为1。

则供电企业大面积停电危机的严重度表示为盲数A1=f1（x）。

f1（x）=0.33x=[5，6]0.29x=[6，7]0.38x=[7，8] 0其他

大面积停电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表示为盲数A2=f2（x）。

f2（x）=0.38x=[5，6]0.29x=[6，7]0.38x=[7，8] 0其他

大面积停电危机的可控度表示为盲数A3=f3（x）。

f2（x）=0.33x=[3，4]0.38x=[4，5]0.29x=[5，6] 0其他

这样就把大面积停电危机三个维度的专家意见的不确定性进行了量化。显然A1、A2、A3都是盲数，它们的期望值E（C）为一阶未确知有理数，且总可信度为1，所以其期望值也是个实数，通过盲数期望值运算可以将盲数清晰化。

E（A）

＝（E（A1）E（A2）E（A3））

＝（6.556.454.46）

此时，

RPN

＝E（A1）*E（A2）*E（A3）

＝188.424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供电企业大面积停电危机的风险顺序数值RPN为188.424，说明大面积停电危机是在供电企业危机中是重要程度较高的危机事件，需要重点管理。

四、结论

本文以未确知理论为基础，针对供电企业危机管理的危机评估环节中存在的主观不确定性，建立了供电企业危机评估的盲数模型，并采用失效模型和效果分析法（FEMA方法），从供电企业危机事件的后果严重度、发生可能性和可控性三个维度分析，计算其风险顺序数值，进行风险预测，评估各项危机发生的概率，以此作为判定危机等级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某供电局危机评估为例，重点针对供电企业社会危机中的大面积停电危机的严重度、发生的可能性、可控性进行了专家测评打分，然后对打分结果进行清晰化处理，最后运用公式计算该危机的风险顺序数值。这种方法克服了以前危机评估中的主观性这一缺点，充分考虑了专家意见的不确定性，使得危机评估过程更加客观合理，增强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参考文献

1、孟祥星，韩学山.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备用的探讨[J].电网技术，2005(1).

2、赵庭红.盲数的BM模型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J].商业研究，2004(36).

3、王光远.未确知信息及其数学处理[J].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0(4).

4、刘开第，吴和琴等.不确定性信息数学处理及应用[M].科学出版社，1999.

危机意识论文篇8

【关键词】公民教育 社会公共危机 时代诉求

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和谐与安宁，灾害、冲突、恐怖活动甚至战争依然存在。这些现实共同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危机。公共危机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但造成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和不安。在应对这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中，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公民参与非常必要。

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是对其管理能力的全面考察与综合鉴定，它是衡量和反映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应对这些危机事件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还需要公民的参与。①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危机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产生的后果严重。所以，如果没有公民力量的参与，一旦社会公共危机发生，纯粹依靠政府的力量，要么会造成决策的失误，引起更大的社会危机，要么会导致整个社会发生更多更大的混乱。

公民公共危机参与意识是政府化解危机的基础

危机意识是危机预警的起点。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缺乏危机意识，从而错失避免危机的良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高危机、多风险的时代，危机发生时如果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公民往往会表现得惊慌失措，甚至丧失理智，客观上会使公共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而政府在管理危机过程中如果也缺乏应有的判断力，会使危机的后果进一步扩大。要扩大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的行为，政府就要善于运用各种渠道和机制，进行危机应急知识的宣传和应急能力的教育，以此来不断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例如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强化公民的危机意识教育，提升公民应对危机的能力。所以，日本在遇到危机时，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淡定与有序，为政府有效解决危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全球性疾病的流行、世界范围的自然灾害的集中爆发、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冲突，甚至地区之间的领土争端等等，这一切都会成为社会公共危机。因此，随着社会公共危机范围的不断扩大，公民参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作用和意义也就更加重要。

学校应成为公共危机教育的主要机构。当今时代公共危机的发生覆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很多领域，不能简单地把公共危机看作是一些自然灾害或重大疾病，国家安全和、领土争端、经济贸易纠纷、文化交流冲突、军事侵略、货币战争等都可能导致公共危机的产生，因此，学校中的危机教育内容不仅包括对各种灾害的认识，还应该包括在全球化浪潮中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危机时刻良好的心理素质、处理及应对公共危机时的理性选择及自救能力、危机时的合作能力及责任感等，只有这样，才能使良好的安全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成为公民的基本素质，使每一个公民充分认识到危机预防和应对是公民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良好的民族精神是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的精神支柱

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一个民族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它，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教育提出了直接挑战。因此，作为一个民族的公民，如果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这个社会公共危机频发的时代就会面临一系列的灾难与恐慌。加强公民的民族精神教育是顺应社会和时展的战略性选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群体意识和品格，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文化、智慧、共同理想以及共同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等民族个性的综合体现。②进入21世纪，时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特定情况。而这些时展的新情况和新特征，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不断发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这就要求要不断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以使民族精神能顺应时展潮流。但是，如果对公民进行必要的民族精神培养与教育，我们要在一定的基础和依据之上进行。一是要创新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二是要依据时代的要求推动民族精神的教育和培养。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贯穿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等的结晶，是维护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要把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公民在参与管理社会实践和处理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中，以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整个人类的和平幸福为出发点，提高精神面貌和创新能力、强化和提升爱国情怀、自始至终秉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最后，在改变我们传统的单向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以及进行多维度渗透式的教育基础上，创新民族精神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将民族精神的教育与培养切实渗透到我们教育的各个学科、校园文化的各个方面，要增强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性，建立民族精神教育基地，构建民族精神教育的浓厚氛围。

传统政治文化教育是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的动力资源

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③文化特质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东西，要认识一个民族首先就要认识这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那么，在当今这个社会公共危机频发冲突不断的时期就会彻底丧失自己，带来的可能只是恐慌和灾难。因此，在社会公共危机频发纠纷不断的时代，对公民教育的诉求必须要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以提升公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达到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强是以了解和认识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汲取外来文化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基础，外来文化不仅不能被我们所消化和吸收，而且我们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进而削减甚至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④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件所形成的社会公共危机，如果大多数公民能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同时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外来文化，那么，当社会公共危机来临时就能理性面对，既能从维护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应对和处理危机状况，又能体察和遵循其他公民的文化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之策，减少文化之间的冲突，更大程度地避免社会公共危机带来的系列影响。因此，在公民教育中，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社会公共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包容精神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掘和弘扬，并在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自觉地吸纳外来文化中的营养成分，弘扬和培育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弘扬和培育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公民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全球化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也有很多政治元素，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和国家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特定政治文化对每个国家或民族成员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各个政治角色担任者的行为、他们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都会自然地受到政治文化的左右和影响。⑤然而，作为外来价值和理念的民主政治与公民教育，并不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教育历史自发形成的产物，因而我国公民教育不能因此脱离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而是应当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适合的契机和融入点。在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我国的公民教育的理论构建、内容设置、目标模式应当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精髓，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真正达到公民在管理社会公共危机当中既凸显民族性又顺应时代的要求。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

注释

①岳静：“促进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9期。

②王东虓：“论民族精神教育与公民教育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

③莫税英：“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培养”，《学术论坛》2009年第10期。

危机意识论文篇9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 现代 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 工业 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捍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  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  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 科学 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自然 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正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所谓的科学危机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而引起的文化危机，而不是指物理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 哲学 危机，是一场人自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的流行，人们逐渐沉醉于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处于实证科学的统治之下，结果是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不再关注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偏离了理隆主义传统。胡塞尔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人面对命运枚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可以看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使科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人们由于迷信于实证科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世界。

    胡塞尔认为导致这样一场深刻的科学和人的存在的危机的根源便在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却是之于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在生活世界中，人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能在其中获得目的、价值、和意义，能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只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科学就不能把人的问题排除在外，而必须要自觉地回归到生活世界中，以重建一个人与世界相互统一的、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为给陷人危机的人类“寻找家园”，则从另一途径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回归，“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期持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认为人类的认识取决于语言，人对超出语言范围的东西，是无法获取认识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但人们有用于认识的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科学语言也就是一种人工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人工语言。

    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早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即试图用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他后期开始放弃对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追求，相反提倡回到多样的日常语言中，以日常语言的分析代替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为了解决语言和实在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提出了“生活形式”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来源于生活形式。他所谓的“生活形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可见，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摆脱严重的危机。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明确指出:“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

    可以看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通过回归现实生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期克服危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论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派别就是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派，这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影响，他们深刻地剖析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而导致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人受制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文化力量统治的生存状态。另外，他们还认为，要改变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下人的异化状态，就要真正唤醒人内在的批判的意识和超越性，从而通过价值和理性的结合，重建合理的理性观，其宗旨就是要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海德格尔虽然也曾对生活世界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但是，他并非像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白那样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以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现代科学、哲学和人，而是要通过对人的在世，通过对人的日常共在进行剖析，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和全面的异化。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全新异化的领域，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首先，日常主体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与他在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造成了常人状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支配所引起的人的平均化的结果。“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 艺术 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催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其次，日常共在的主体在逃避自由的同时，也在推卸责任。再次，日常共在的主体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从文化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其中失去主体性，全面异化的日常共在的世界。

    另一位代表人物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揭示了发达 工业 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危机萨特也同样深刻地他的存在 哲学 的出发点是上帝不存在。萨特认为，人被抛人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没有上帝预先规定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其他的物，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人是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而取得自己的本质的，从而也就造就了自己的世界。从这一点看，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本身是不可以选择和逃避的，人是被判定了的自由，但人在无法逃避自由的同时也无法逃避责任。正是由于人在自由选择时要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负责，从而带来了个人的烦恼、孤寂和绝望等情绪，这些生存状态也是不可避免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现存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这一不可更改的宿命上，他倡议人们要与困境作自由抗争，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他弘扬一种与绝望的危机境遇抗争的人的主体性。他曾明确指出，人虽处于绝望中，但又时刻怀有希望，希望的生成才是人的存在的现实展开。

    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诸多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 科学 技术的高速 发展 和人对 自然 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了更大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的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化层面批判了 现代 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而其中科学技术失控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合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性(单向度的人);同技术统治联姻又不断强化的官僚 政治 (独裁国家);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操纵意识);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深层异化等都成为最主要的批判主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化批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为自己依据的最高尺度，这完全反映出来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

    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派别掀起了当代最激进的文化批判思潮，他们也以构成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精神的理性主义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并不是工业文化精神遭受破坏的产物，而是以人之主体性和技术理性至上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企图从根本上不但要颠筱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之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他的解构哲学基点是要消解一切固定的结构，拆解一切既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与解构主义对立的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期待寻找一种确定的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传统文化精神假定世界有一个中心，存在一种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去认识和探寻。德里达认为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打破那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消解中心，放弃对终极真理和价值的追求，拒斥“在场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解构他者的同时，要达到一种自我解构。

    另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塔，从分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状态的角度揭示现代文化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生成的基秒。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正在经历着一场价值的危机，他们的地位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从萨特式的对运动的“介人型”，转变为能够高谈自由解放的“中间型”，是处于介人和非介入之间的，接着转人了从现实退回书斋的“非介人型”。利奥塔认为，知识分子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直接反映了知识状况的改变和危机。他指出，知识状况的最大改变就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电脑语言。而科技大规模地将知识变成了电脑语言，变为可以操作运用的资料，而不能电脑化的人文知识却可能被淘汰、被遗忘。这种商品化和电脑化的知识状况导致了传统人文科学所坚持的传统价值失去了效用，随着人文知识的地位的动摇，科学知识只能走向一种平面化。

危机意识论文篇10

在以往写给《新营销》的专栏文章中,我提到过一个观点,那就是危机公关就是在刀刃上跳舞。我个人是相当反对企业故意制造危机,以谋求眼球,扩大知名度这一操作手法的。危机唯恐避之不及,还特地弄点当作炒作的材料,殊为不智。

那么,如果真的有了危机,企业该不该充分利用“被迫站在聚光灯下”的机会,进行品牌推广?

最近,有一家网站,在和另一家知名网站微博的合作中,大概是由于技术流程上的一些原因,造成了一批用户不满。该网站创始人亲自写了一封很长的道歉信,表示歉意。以我一个还算是营销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我并不怀疑这位创始人道歉的诚意,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位创始人可能太想转危为机了,在这封2700个字左右的道歉信中,他用了将近1000字的篇幅讲述该网站过去和其他公司合作的业绩。一来,他想表明他们网站的信用不必怀疑,二来嘛,在用户眼睛里,就是在炫耀过去的成绩了。

很多人都以为,好不容易逮到一次受到注意的机会,在和公众解释的同时,顺便把自己的牌子给推出去,不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吗?但这些人有些自说自话了,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只有看你如何解释的心情,全无更好地了解你这个企业的想法。

比如说,你是生产玩具的,你的玩具据说用了什么不合格的材料,会给儿童带来不利影响。在家长的眼里,要么你能充分证明这个据说毫无依据,要么你就赔偿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至于这个企业的来龙去脉,什么数十年历史、行销全球各个国家,他们是毫不在意的。

危机的“机”字,的确代表某种机会。但这并不是指危险和机会并存,而是说将危险完满地消灭掉这个行动本身会是企业的一次机会。这倒是实情。一个犯了错误的企业放下身段,诚意解决,的确会得到公众原谅,并且可以挽回甚至提升自己的美誉度。但这并不是说在处理危险的同时,顺便利用这次曝光,喋喋不休地推广自己品牌的方方面面。危险的消灭和美誉增加的机会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因罢了。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懂得就事论事,就问题讨论问题,任何一方在试图引入更多的话题之前,必须是前一个讨论已经有了共识或者是双方都无意再讨论下去。否则,一定会被视为“不知所云,离题万里”。处理危机同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是,今天的公众握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他们可以在BBS上发帖―在讨论企业危机事件本身的同时,可以进一步质疑企业处理危机的手法是否诚恳、是否夹带私货。他们的媒介素养也比人们普遍想象得高。说实话,有很多很正常的文章都会被看成是营销软文,更何况企业刻意去做点炒作的事宜?一旦企业被公众认定假借危机事件行推销之实,这个企业的诚意,便轰然倒地荡然无存,又谈何危机管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