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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调节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13:57:37

危机调节

危机调节范文篇1

关键词：资本风险控制调研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与风险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与风险分析

1998-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厦门、武汉等地置业，这就有了“温州购房团”。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商铺、公寓、别墅是温州人炒房的首选。

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正好给温州的闲资提供了一个出路，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深究起来，却是误入歧途。炒楼毕竟是短期的获利行为，一旦政策波动，或炒楼资金链断裂，其风险可想而之。姑且不论大量游资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单以温州经济发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该在产业推进中发挥作用的资金大量流失，对温州经济发展后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果10万温州人拿着1000个亿“炒楼”，那么这1000亿中已经参与到炒楼的部分，不过是支撑整个炒作市场的一个资本系数。而这无疑意味着，温州购房团正在撬起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此过程中银行实际在承担着大部分风险，不及时控制，最终将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因为房地产市场模式，只要负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可以拥有一座完整的房产。那么这1000亿游资，将托起一个规模达4000-5000亿的房地产市场，加上跟进的炒作资本，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和更庞大的房产市值，不啻是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

“炒房资金、民间借贷、实业投资”共同组成的温州资本正鏖战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温州“炒房团”所掌握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还有外来参股的资金，资金模式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有的甚至是从银行贷款或借高利贷而来的，一旦被套牢，这些家庭就会倾家荡产，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高利贷本身也会带来风险，第一个是法律上的风险，因为民间金融目前在我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第二个是利率比较高，本身就有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煤炭投资与风险分析

前些年，随着煤炭投资的不断升温，山西省也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温州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山西，进入煤矿。据统计，2005-2006年两年间，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2009年，随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的《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亿元投资全部要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投资煤矿最大的风险就来自政府频繁的政策变化，其次是煤矿生产中的风险，如矿难等，这些风险是不能预料的。

温州富裕的民间资金形成了一个独有的融资模式，一项投资的背后总会牵连到很多家庭。温州资本深陷山西煤矿，直接连累温州民间资本，连累一批温州投资人。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小煤矿的关闭造成大量的民间债务和无数家庭的破产，很容易引发因民间融资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山西省此次整顿小煤矿“国进民退”的过程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大的希望是，民营小煤矿能作价入股国有企业，这样既能保持民营投资的原有意向，同时也将减轻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但是，温州投资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兼并，民营小煤矿作价入股与国有企业合作，无疑等于破产。而由于中间费用比较大，增加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成本。在鲜明的成本差距中，温州投资者心里都清楚将自己的煤矿作价入股大型国有企业的后果了。

（三）温州民间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及风险分析

创投实际上是建立在别人企业基础上的经营模式，这种投资方式更有选择性。在实体经济遇冷的情况下，温州资本又出现从房地产、煤炭、原油、棉花、股市中大幅回撤的迹象。人力资源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以及内需走软，导致温商的实业投资越来越难。因此，温州民资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势必将转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合一的领域。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上半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到PE领域的规模大致有1500亿元，除了外地的创投机构到温州募资外，温州本地也成立了近200家创投机构。但随着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温州民间资本进入PE行业的步伐明显放缓,募资规模也出现显著下降。外地创投纷纷到温州募资的同时,温州本地的创投也在开始行动,并逐渐走向联合,以形成相对雄厚的资金团体,进行一些集中的股权投资。实业领域几乎已经无利可图,做实业的环境也越来越困难。温州民间资金正在抱团进入创投领域，已经有1500亿温州民间资金涌入了创投领域，成立投资基金数量达到300个。在经历了对房地产、矿产、棉花、股市、能源的投资之后，大量温州民间资金开始转向VC（创业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这是当前国际金融风暴下“温州热钱”的最新动向。VC、PE风险会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加剧致估值升高。参与PE/VC的人越来越多，各路资本的流入，对项目的估值确实整体在提高。二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中国的创业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而在美国，看一个行业其他人做得差不多了，就不做了。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大家想的事情就是复制，看谁的钱多，比谁的融资能力强，以谁能上市为标准，很容易导致行业泡沫。三是风投不怕输钱怕输名声。目前一些风投企业出现诚信问题。

二、民间资本的开发路径与风险控制分析

（一）加快民间资本的对内市场开放

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应当放开和规范民间信贷。开放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市场准入的开放，第二个是在价格保护方面的开放，第三个是对于金融管制的开放。在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面，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信贷机构，同时尽快放开民间信贷。对于目前相继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控制过严，应尽早放开过于僵硬的行政控制。现行制度对于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对资金互助社的要求普遍偏高。应制定更加符合现实、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准入制度，并根据小型信贷机构的不同性质或规模，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据预测，目前温州民间资本总量大约在6000亿，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势必对温州民间资本有效配制以及引导温州经济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为民间资本开放垄断性行业

金融危机下，民间资本投资迎来新的发展良机，迎来了“走出去”的大好时机。长期以来，大量民间资本却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领域，而是大量集中在房地产、资源类商品、股票上，传统行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投资空间有限；而有发展前景、高回报的产业垄断门槛高筑，民间资本很难分得一杯羹。金融危机肆虐下，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巨大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种实体经济投资领域，这对于解决投资资金不足、振兴温州地方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保证温州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近年来，随着国有经济改革及其战略性调整的不断深入，为温州民间投资大展身手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同时，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也激发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改善各地区基础设施的巨额国债投资，间接拉动了民间投资。

（三）加快设立创投引导基金，规范与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流动

随着山西强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国务院“新国十条”等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的出台，大量民间资金回流到温州。如何将民间分散的可投资资金有效转化成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资本金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即将运作之际，建议抓紧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大对民间资金的对接和引导力度，使得巨额的民间资本为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四）政府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规避投资风险

规范设置投资准入条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对各类投资主体的市场准入实行同等标准，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支持民间资本以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移交)、TOT(转让—经营—移交)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实行特许经营；将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及其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目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竞争；要逐步提高政府采购民营企业产品、工程和服务的比例。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设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项目用地、财政资助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民间资本利用现有土地和厂房，加快传统特色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逐步扩大财政资金扶持民间投资的各类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等项目。

危机调节范文篇2

关键词：造价控制，决策阶段，控制措施

1.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1)在投资决策阶段做好基础资料的收集。造价人员需要收集工程所在地的水电路状况、地质情况、主要材料设备的价格资料、大宗材料的采购地以及已建类似工程资料，并对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认真分析，保证投资预测、经济分析的准确。

（2)必须做好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技术经济论证。可行性研究的结果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成败，且可行性研究阶段形成的项目投资估算是确定限额设计总值的重要依据，并影响到设计总概算和施工图预算。为加强其精确性需要作充分的市场调查研究。市场研究就是指对拟建项目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可能性分析，包括国内外市场在项目计算期内对拟建产品的需求状况；类似项目的建设情况；国家对该产业的政策和今后发展趋势等。

（3)做好方案优化是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据国外统计资料表明，在项目决策方案优化过程中节约投资的可能性为80％左右。在完成市场研究以后，要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在满足生产的前提下，遵循“效益至上”的原则，进行多方案比选。技术经济人员应该和设计人员密切配合，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通过方案优化，使工艺流程尽量简单，设备选型更加合理，从而节约大量资金。

2.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决策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的工程建设存在投资膨胀严重的现象,造成工期越拖越长,工程造价越来越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建设前期决策不合理。

2.1对工程造价投资决策不够重视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投资决策是产生工程造价源头,这一阶段耗资约占总投资额的0.5%~3%,但能有效提高项目的投资效益。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选择是对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项目投资效益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发达国家对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十分重视,不惜花大本钱,大力气进行投资决策阶段的工程造价研究,出具相对比较准确的工程造价,进行控制。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工程建设一直缺乏建设前期确定工程造价的有效依据,只能依据专家、决策者们借鉴已完成的项目工程造价进行估算,但又往往因为诸多因素影响,“三超”现象相当普遍。

2.2开展造价控制的基础性工作欠缺

根据我国现行的基本建设程序,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提出项目建议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初步设计和编制工程概预算,以及按照管理权限提请有关单位审批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因时间紧迫,在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的情况下,例如在没有充分做好项目的投资预测,对工程所在地的水文地质条件不了解、主要材料设备的价格未摸清的情况下,盲目地委托设计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编制投资估算。由于相关单位缺乏数据信息,或技术经济人员数量不够、质量不高、信息不灵,无法进行可靠的市场预测分析,使得生产规模的确定缺乏足够的依据,加之基础资料不落实就急于开展工作,资金筹措和各种外部协作条件往往凭经验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投资估算缺乏可信性。另外还有部分建设单位为了所报项目能被立项部门顺利批准,要求设计单位在投资估算时有意低估,搞“钓鱼工程”,增加了估算的不准确性。

3.投资决策阶段在工程造价中的控制措施

工程建设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对项目的工程造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建设标准水平的确定、建设地点的选择、工艺的选择、设备材料的选用等,都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的高低。因此项目投资决策阶段的造价控制是决定工程造价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各个建设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是否科学合理。建设单位作为投资的主体应积极做好工程造价的控制与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3.1收集资料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首先要做好投资决策阶段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做好工程的投资预测,需要很多的资料,如工程所在地的水电状况、地质情况、主要材料设备的价格资料、大宗材料的采购地以及现有已建类似工程资料,对于做经济评价的项目还要收集更多资料。造价人员要对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认真分析,保证投资预测、经济分析的准确。其次要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对工程造价以及项目的经济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阶段。可行性研究要以质量控制为核心,对项目的规模建设标准、工艺布局、产业规划、技术进步等方面应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

3.2重视工程造价投资决策并选择最优方案

正确决策,是合理确定与控制建设投资的前提,是确保投资方向正确性的基础。项目投资决策是选择和决定投资行动方案,对拟建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对不同建设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及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过程。正确的项目投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项目投资决策。项目决策正确,意味着对项目作出科学的决断,以及在建设的前提下,选出最佳投资行动方案,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合理地估计和计算建设投资,有效地进行投资控制。因此,要重视项目投资决策,在充分研究投资决策阶段影响投资控制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多方案比选,选择能够实现业主投资意图的最经济方案。投资决策阶段影响投资控制的因素一般包括:①首先是建设区位选择(包括建设地区和建设地点的选择)。建设地区选择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拟建项目的命运,影响着项目投资、质量目标,影响项目建成后的经营状况。②建设标准水平的确定。建设标准的主要内容有:工艺装备、建筑标准、配套工程、劳动定员等方面的标准或指标。建设标准的编制、评估、审批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依据,是衡量建设投资是否合理及监督检查项目建设的客观尺度。③工艺和设备的评定选用。④融资模式的选择。⑤建设时机的选择。

3.3认真编制投资估算并进行严格审查,保证投资估算的准确性。

投资估算是拟建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是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因为投资决策阶段进一步分为项目建议书阶段、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详细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工作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随着决策由浅到深、不断深化,投资估算的准确度逐渐加强。投资估算编制要有依据,要尽量细致,并力求尽可能全面,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到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不利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考虑市场情况及建设期间预留价格浮动系数,使投资基本上符合实际并留有余地。使投资估算真正起到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作用。因此,只有加强决策深度,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和可行的数据资料,合理地计算投资估算,保证投资估算打足,才能保证其他阶段的建设投资控制在合理范围,使投资控制目标能够实现,避免“三超”现象的发生。此外,确保投资估算的准确性,必须保证估算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目前我国使用的估算指标应进行较大改革,实行量价分离,指标中将“量”列全、列细,便于在使用指标时,根据拟建项目的具体情况对“量”作必要的修正,进一步提高估算的准确度。

3.4重视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是在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过程中,采用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对项目建设期和生产期内投入产出诸多经济因素进行调查、预测、研究、计算和论证,经过比较选择,推荐最佳决策项目的重要依据。经济评价是可行性研究和评估的核心内容,决定项目的上与下,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决策阶段必须做好项目的经济评价工作。

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应遵循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宏观效益分析与微观效益分析相结合、价值量分析与实物量分析相结合、预测分析与统计分析等原则,完成以下主要任务:

(1)完成项目相关的市场供需预测,分析拟建规模、厂址、技术方案等内容。

(2)计算项目的投资估算,对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济效益进行预测和分析,综合考虑资金筹措和平衡问题,预测投产后的获利能力、投资清偿能力等经济效益指标。

(3)选出最优的投资方案,并提出结论性意见或建议,作为投资决策的经济论证评价。

危机调节范文篇3

上述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离不开全国全市人民在危机中抢抓机遇，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在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共同努力。同时我认为，我们所以能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关键的原因是党和国家，以及天津市政府为规避国际贸易风险而采取了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一、为了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国际经济失衡加剧，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导致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利用自己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地位，会运用各种打压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甚至不惜损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转嫁发达国家的困难和危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规避国际贸易风险，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这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原本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转移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交流合作，特别是在一个大市场中进行商贸往来的环境。我们已经不能单单只根据国内的情况，仅仅着眼于从调整国内的宏观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要跳出中国看中国，放眼世界看中国，从全球经济发展中找准我们的位置，发挥我们的优势，实现我们的目标。

二是，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已经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实质上置身于全球化经济发展之中，国内国际市场化的竞争态势主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会挨打，这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得到验证。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内的经济发展与国外的经济大势紧密联系的全球化问题。在世界性的经济博弈中，实力的强弱，往往会决定竞争的胜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是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必须讲究竞争艺术，具有战略性的应对举措，这就是实行对内与对外相协调的宏观金融调控。

四是，从国际政治斗争和经济霸权主义的情况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是，国际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竞争的复杂化，使国际经济秩序很不规范，很不平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美国，蔓延到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强烈冲击。国际贸易既是合作、竞争，又是一场斗争。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加剧和放大。为了防止大国政治对我们的冲击，就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并辅以必要的外交手段，应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在金融贸易上对我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实现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

二、宏观金融调控政策需要进一步强化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但是仍然存在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所以说必须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向着趋于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我们还不能说经济运行已经根本好转，复苏的根基还不牢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提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使得经济复苏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就要拿起宏观金融调控的武器，随时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出现的危机余波甚至狂澜再起。

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很脆弱。在一定程度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还没有做到完全和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滞后的矛盾依然突出。由于对国有资产的行政监管缺位，还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劣势企业干扰着经济发展。国内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和内需消费，还是在初始的、封闭的、粗放的状态下产生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受国际因素的牵制不大。为了防止这些潜在危险的出现，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政策。

第三，在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上存在着缺失和不足，需要完善和加强。比如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管控乏力；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和控制使用还不够有力；大量的财政投入与实际收益还不成比例，等等。再如，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数万亿美元。一方面说明我国在财富上的储备能力，而另一方面又说明一旦出现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面临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必须予以合理适度的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仍不能退出，而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后金融危机条件下宏观金融调控的对策

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要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所以，要共同实施有效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国与国之间贸易上的互利共赢或者多边多赢。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国积极参加了多次国际金融峰会，与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研究探索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前不久又与“金砖国家”共同召开峰会，研讨经济的发展。今后，国家还会以负责任的姿态，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发展中宏观政策的制订和协调，用以推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二是，着力解决国内区域经济失衡的矛盾。应对国际经济失衡最好的办法是克服自身的经济失衡。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胜，首先要解决好国内的问题。要在金融投入上支持沿海地区、农村地区、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高科技、高产能、低消耗、低污染的高端企业和实体经济率先发展。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它们主要靠政策的支撑在艰难生存。对此，要实行优质企业市场准入、劣质企业依法退出市场机制，经过调整经营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能参与国际化竞争的新的高端企业集群。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逐渐打破垄断行业的陈旧体制和独霸地位，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三是，严格控制盲目投资，科学规范基本建设。回顾我国经济上的几次宏观调控，最大的难点都是因为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投资过多，超过了我们的能力。目前，各地方财政投资增长的冲动难以控制，许多地区甚至负债投资。大部分投资用于基本建设，在拉动内需方面成效并不显著。对此，要通过调整宏观金融政策，严加控制过热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钱花在刀刃上。各级财政投入，要向促进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倾斜；向内生增长、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行业倾斜；向实施节能减排，提倡绿色环保，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倾斜；向社会保障、教育、“三农”、民生等关乎人民生活的领域倾斜。同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努力保持收支平衡，并通过增强内外部约束力，有效防范经济犯罪，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

四是，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控。我国的货币及其汇率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制定的，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要看到，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美元币值的不稳定，会出现国际贸易中的投机性攻击，由此会造成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强势经济体都可以利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承担过多的责任。因此我们主张自由贸易，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对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别国的汇率升值。要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危机调节范文篇4

一、当前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良好的会计内部控制环境尚未形成

1.对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银行管理人员认为内部控制就是整章建制，就是各种规章制度的汇总，就是稽核或管理层的事，与会计无关或关系不大，从而对内控在业务运行过程中环环相扣、监督制约的动态机制认识不够，对会计的职能作用没有充分认识；部分会计人员风险意识不强，对岗位之间的相互制约重视程度不够，甚至认为相关风险控制措施手续太繁琐，没必要，从而以相互信任代替制度制约。

2.未健全合理高效运转的岗位体系。内控管理往往存在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控制低下的情况。在人员安排上，对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业务素质要求不高，将一些学历低、素质差的人员调到会计队伍中来，而将一些熟悉业务的会计人员调配到信贷等部门，影响了会计工作的连续性和会计人员的稳定性，阻碍了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

3.会计队伍整体素质与人员配备难以适应会计内部控制的需要。会计人员业务知识掌握不够，对业务的风险点了解不透，规范操作意识没有得到强化；会计人员技术应用能力较低，熟悉传统会计业务的人员多，熟悉新业务的人员少，熟悉单项业务的人员多，熟悉全面业务的人员少，熟悉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人员多，熟悉外币结算业务的人员少。

4.商业银行人事激励机制未完全有效建立和运行。内控中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缺乏应有的控制机制，个人决策行为、业务行为、责任行为没有操作性强、规范的制度制约。岗位轮换、职工轮岗、有效制约未得到切实落实。人员素质与道德修养、金融文化建设不能有效跟进。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难以保证员工的诚信程度、工作态度、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等符合要求。

(二)缺乏适应会计业务发展需要的健全的会计内控制度体系

1.会计内控制度缺乏整体性。有关内控制度建设的具体要求散见于各种会计制度中，缺乏完整性，不利于会计人员对内控制度全面学习，不利于相关部门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价。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等新业务的不断涌现，相应的会计核算往往由相应业务主管部门自行规定、自行处理，各居一方，缺乏有机的结合，造成各部门会计内部控制各行其是，有的甚至相互抵触，严重削弱了会计内部控制的力度。

2.部分会计内控制度不切合实际。商业银行虽然制定了很多旨在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的规章制度，但有些制度的可操作性及执行情况受到质疑，很大程度上成为应付上级行检查的一种摆设。

3.会计内控制度建设存在滞后性。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既推动了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风险。原有内控制度很大程度上已不能再适应计算机支持下的银行会计业务，如不能及时调整、健全和完善相应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仅制约业务发展，而且容易形成风险隐患。

(三)缺乏对内控运行的风险测定机制和具体考核评价指标

银行风险是客观、普遍存在的，完全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将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可预见、可接受的范围内，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建立风险测定机制，健全内控评价指标。但内部预警系统建设滞后，却是商业银行的普遍现象。

(四)内部检查监督未充分发挥作用

1.会计检查辅导不到位。管辖行由于忙于应付各类各级检查活动，对本行检查辅导缺乏计划性、针对性，往往是上级布置，下级应付，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基层行(部门)虽然大多设立了专职或兼职会计辅导员，但运作中专职不专、兼职不兼的现象较为普遍。网点会计辅导岗位一般由会计主管兼任，但平时会计主管需履行管理职责，接待税务、稽核、央行及上级行等多方检查，还要不定期外出开会、学习、调研、临时代班等，造成每月正常的检查辅导不能按时到位，职责难真正落实。

2.内部稽核控制不到位。内部稽核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充分发挥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诊断、自我完善、查差防弊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一方面，力量配备不足。在稽核人员配备上未按实际工作量进行配备，对稽核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未作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人员素质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对稽核人员缺乏系统培训，加之部分稽核人员平时不注重业务学习，不及时更新知识，导致政策法规水平和业务技能跟不上会计内控发展形势。

(五)银行会计电算化内部控制能力较低

1.部分会计内控制度不能适应会计电算化发展要求。由于金融业普遍运用计算机操作，原有的会计内控制度已经不适应计算机操作业务下的发展要求，一些明显陈旧的规章制度或业务操作规程没有及时清理、修订。特别是在电子控制技术深入运用于会计领域的形式下，没有及时调整、健全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仅制约了业务发展，而且潜藏风险隐患。

2.利用信息技术对业务操作流程进行风险分析监控不够。虽然银行广泛采用了电子信息技术处理业务，但银行后台仍然难以及时梳理出可疑交易、违规交易信息，并进行实时预警和处理，对交易的监督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仍然不足。

二、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策略

(一)改造控制环境，增强内控动力

1.树立正确的会计内部控制理念。首先，要重视会计内控文化的建设。在会计内部控制中体现以人为本思想，强调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变会计内部控制成为银行员工自愿的行为，实现员工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觉按照规范行事，共同实现银行内部控制目标。其次，要加强宣传交流。通过宣传、经验交流等方式，让员工对内部控制方式、方法与手段形成整体的认知。

2.健全合理高效运转的会计岗位体系。各级会计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规定，结合自身人员、设施等实际情况，对岗位进行合理有效地分工，明确各岗位的职责，确保内控有力。

3.切实提高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一要把好会计人员“准入关”。对会计人员的任用必须择优安排，做到不懂业务的不上岗、有劣迹的不上岗。对于不适合继续在会计岗位工作的人员，会计部门有责任向主管领导提出调换人员的建议。真正将政治素质好、有较强组织能力、精通会计业务、敢于以身作则、敬业爱岗的会计人员充实到会计队伍。二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道德与法制教育。增强会计人员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执行金融法律法规。三要开展切实有效的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岗位培训和业务学习，让会计人员熟练掌握各项业务技能、提高业务素质，适应新形势下会计工作的需要。

4.完善科学有效的人事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保证员工的诚信程度、工作态度、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等符合银行经营发展要求。

(二)完善控制体系，夯实内控基础

1.抓薄弱环节内控制度建设，促内控制度与业务同步发展。在目前银行业会计核算电子化应用和推广速度日益加快形势下，必须坚持“制度先行”原则，做到新业务、新产品的推出与会计核算制度规定和操作流程同步进行。

2.尽快形成一套全面、完整、环环相扣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对现有的各项会计内控制度进行认真梳理、清理归类，根据业务和环境的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补充，逐步形成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操作性强的会计内控制度。

(三)建立预警机制，及时预示风险

1.完善风险测量预警机制。充分发挥银行会计对风险的反映、监督、预测、分析等作用，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预警系统，以便业务开展前可以测定风险状况，实现对带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预测预报，业务发生之后，便于对风险状况进行跟踪监测，并在定量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制订应对措施，规避或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

2.健全会计内控评价指标。首先，构建有效的银行会计内控评价体系。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才能对内控制度建设、执行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促进各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其次，要积极借助外部评价。重视社会中介机构对内控制度的评价，听取他们对内控制度建设、执行效果、改进措施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会计内部控制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监督制约，发挥监督作用

1.建立高效的会计检查监督队伍。要有效整合会计监督资源，培养一支以会计主管、会计检查辅导员、结算专管员、电算化专管员和出纳专管员为主要内控监督力量的会计检查团队，加强检查培训，提高检查水平，着力将会计内控存在的风险发现和解除在“第一道防线”中。

2.建立集中统一的稽核监督系统。要加强稽核队伍建设。安排熟悉金融法规和制度规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人员从事稽核工作，并保证对其实施继续教育和培训，使内部稽核部门成为查差防弊、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彻底将会计内控存在的风险发现和解除在“第二道防线”中。

3.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检查发现的违规违章行为要进行责任追究，对有关负责人要进行严厉的经济处罚或者纪律处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会计内控制度的贯彻落实。

(五)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强化会计内控管理

危机调节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危机调节范文篇6

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危机调节范文篇7

国际货币体系历经百余年艰苦探索形成今日之格局，其中不乏智慧闪耀之处，但总体看依然积弊丛生无法令人满意，甚至多次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直接诱因。一百多年来，美国依靠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使美元一直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应对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的顺、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此次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美国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其次，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再次，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一些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二、国际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方案

自现行的牙买加体系成立之日起，由于体系内部本身的缺陷，使得国际经济经常发生很大震动。因此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学者与专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这些改革方案主要有:回归新金本位制、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改革方案是在1997年2月15日至17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人林登•拉鲁什、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将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称为“彻底改革方案”，并将这个方案概括成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五是将WTO和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账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这种观点提议，各国至少把他们的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走向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三、我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政府与专家学者再次将目光聚集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上，这个存在已久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广泛争议。其中引起很大关注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

(一)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以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他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国内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四、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的平等的利益需要。

1.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够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

2.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稳定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如下:

1.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位可以分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在IMF账户中依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方向确立储备货币之间的比例。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的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的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危机调节范文篇8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危机调节范文篇9

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直接诱因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贸易顺差、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贸易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贸易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主要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加迫切

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发展。第二，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第三，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

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改革方案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的Lyndon.Larouche、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彻底改革方案”，方案有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五是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该观点提议，各国至少将其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中国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一）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受到广泛关注。他指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规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周小川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

中国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针对当时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当前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平等的利益需要。首先，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国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再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货币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危机调节范文篇10

原生态是古代人对自然的完全依赖状态，或者自在自然，比较广泛地指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侵淫、占有等传统工业文明的烙印尚未形成的前工业文明状态。而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和扬弃，是在工业文明提供的丰富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的基础上，人们自觉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不等于“回到丛林去”，不是鼓吹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怀。生态文明和原生态相比，是历史的进步。保持“原生态”是当前人类的一种自觉反省的结果。人们在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背景下感到惶恐不安，寄希望于历史的怀旧，在故纸堆里寻找生态文明的模型。然而，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令人心痛和难过。自在世界逐渐被“人化”为“为我”的世界，天然自然逐渐被人化自然所取代，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工业文明时代，金山银山的代价是碧水青山的消失。生活上的日趋富足不但导致精神上的空虚，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们普遍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是生态退化的原因和动力。当我们厘清了“生态文明”和“原生态”的关系后，就会发现，真正建立在人类自觉保护和自愿遵守的契约(及道德律令)之上的“生态文明”，它相比“原生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陈学明教授指出:“按照启蒙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与生态文明而不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3］27这里，他所讲的“工业文明”，如果仅指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文明的话，那是对的;如果泛指广义的，包括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型工业文明，即生态的工业文明，那就不对了。只有经过传统工业文明以后，并且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这个称谓才有其合法地位，而工业社会之前，“生态”不构成“文明”的形态，因而只是一种“原生态”。“穴居”已成历史幻象，原生态已经被工业文明彻底破坏，而新的生态文明正是在传统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某些“过度征服”的矫正，同时也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对自然的“不作为”，是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人，尽管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之外的自然界作为“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4］105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生态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立场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92其未来指向必然是一种被优化的人化自然———人类自觉形成的“生态文明”，而非自在存在的“原生态”。

误区二:认为全球化只是催化和加重了生态危机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流的工业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危机。发达国家由于最先掌握新兴技术和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它们通过资本全球化的方式把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国家进行初级产品加工和原料加工的场所。同时，发达国家还把本国的废弃物直接运往落后地区，使那里成为它们的垃圾堆和废物处理站。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这些野蛮的行为成为落后地区招商引资的自觉自愿的行为。经济霸权采取了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种掠夺和占领。全球化似乎成为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蔓延的始作俑者。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如下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对深陷其中的生态危机隐患不能觉察，或者希望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另一种是对自身发展道路深感忧虑，试图在发展中抵制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国家。这两种情况都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国别行为，而后一种自觉的生态建设行动，它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今天也只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英雄主义”的冲动，不足以抵挡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以及短期内的资源和环境的争夺。其实，建立生态文明社会同样是一个全世界人们共同的利益交集，尽管这种共同利益不足以促使发达国家为此自愿地付出更大代价，然而生态文明倘若依靠个别国家自告奋勇来承担大任，那也是于事无补的。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只能依靠全球化自身来解决。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资源侵占和生态危机“转嫁”，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其自身利益形成正效应;从长期的视野看来，发达国家同样不可能阻止大气的对流和江河湖海的涌动。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的后果绝不可能发生在单一的国家。因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全人类共同奋斗和追求。建立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提高全人类的环保意识，才是未来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可靠保障。资本全球化制造、转移生态危机，并使生态危机成为世界性的灾难。同样，解决生态问题也只能依靠全球资本和全球共识，在规范的、自觉的、具有暴力保障的基础上，生态文明的理想家园才可能美梦成真。

误区三:认为科技进步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4］89恩格斯也说:“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329科学技术并不具有伤害自然的天然秉性，科学技术的进步源自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求和寻求幸福生活的动因。它本身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原罪”。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人类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笔者注)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早几年。”［5］18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走向与抽象主体性相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与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必然性和自由相对立。”［5］19科学技术只有被资本役使的时候，才成为对自然盘剥的工具。“科学技术‘有害的甚至致死的方面’主要表现在通过违背自然规律和扭曲自然进程，造成与日俱增的、难以根除的污染，以及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等。”［3］66这些都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造成的。当然，那种“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1］265。“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有益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有害的工具，就看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样的目的去加以使用。”［3］68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看，科学技术要为生态危机负责，但这种责任不在于科学技术是否现实地改变了环境，而是在于它是否代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属性。解决生态问题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业已造成的生态危机需要科学理性地为其诊断、治疗。“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1］283科学技术是人类通过改良的方式使自然界更好地为社会持续发展服务的必要物质手段。只有超越资本的逻辑，使科学技术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自然界的胜利才不至于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因为它本身正是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

误区四:认为市场经济一定伴随着生态危机

“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乃是贪婪和恐惧的化身。”［3］60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资本的性质，因为资本的性质受制于社会性质。对资本的任何限制，都会遭到资产阶级的歪曲、削弱，资本以瞒天过海的形式欺骗人民大众。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具体化为货币、技术、管理及一切人类生产和生活赖以维持的形式，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均可用货币价值予以通约。货币量是财富和生活幸福指标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载体，更是生活本身。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货币量的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只是充当着茶余饭后对落后地区行使经济、政治制裁的借口和“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经济理性和伦理理性是根本对立的，经济理性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秩序”，而道德理性强调的是“人为秩序”;经济理性崇尚“自利”的经济人，而道德理性的宏旨在于构筑“利他”的伦理世界。然而，经济理性所预期的“道德无涉”的伦理真空状态终究是不可能的［6］59-65。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总是要贯彻(渗透)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市场如果仅仅遵循经济理性，而不被纳入道德理性的范围，那么，它对生态危机的坏影响进一步加重就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既要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市场，使其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又要限制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社会主义最终将会消灭资本、消灭市场，但是，不等于说，“只要资本存在一天，它对生态文明的破坏就存在一天”［3］63。资本是市场的工具，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邓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品，尽管它是经过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才走向成熟的。为了建设“生态文明”而在各个方面限制资本，以期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伤害，无疑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把它贯彻到底，就有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改革开放的危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为了生产而生产”，更不是仅仅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本身而生产，它直接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把经济的发展主要寄托于消费的刺激和扩大上，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策”，从而滑向了消费主义。事实上，消费主义是造成人性扭曲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根源。这说明，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缺德”的某些弊端———虚荣、骄奢、对生态承受能力的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厉以宁教授所说的，调节市场经济的道德手段就成为必要的措施了。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道德力量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7］18。市场如果是可以被调节、被规范的，那么，“市场”本身就必然是中性的。只是被不同的阶级利用，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而已。市场既可能成为原生态的破坏者，也可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建设生态文明就要避免滥用“经济合理性”的法则，摆脱“越多越好”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完全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制度与市场秩序重建、生存范式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弘扬等方面消解市场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并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赵修义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伦理观、价值观上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正当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了自由主义“自调节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建立自由、平等、公正、互利、合作的人际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8］23。党的十八大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这正是对市场的“生态效应”的现实可能性的肯定。

误区五:把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当做一场思想革命

生态马克思主义及其追随者普遍认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120。把“生态意识”当作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和核心，认为只有在这场思想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生态文明的建设才是可以期望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鲜明地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生态马克思主义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疑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倘若过分沉湎于消费欲望的控制、思想道德的改良，则把问题引向了不痛不痒的细枝末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仅是一场思维领域的革命。只要“私有制依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5］24。资本对人的统治，技术和市场对环境的熟视无睹，正因为在私有财产分割的状态下，人类已经被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相互排斥的利益原子。在这种状况下，对自然的占有权限就是资本增值能力系数大小的标志。在人类走向自由自主的联合体之前，彻底清除生态危机的病根是很艰难的。消费观念的确是“生态病”的诱发因之一，但是，仅仅从心理和精神的视角来分析人心的“欲壑难填”，是得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的。道德情操的改进是一个缓慢进行的过程，然而在私有财产统治的历史背景下，把生态问题的肇始全然归结为消费需要的膨胀是肤浅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4］32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否定消费需求对文明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对异化消费的认同。倘若贪欲竟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那么，社会的一切丑恶将在人类贪婪的目光中露出狰狞的微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4］123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学的指导下竟然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呢?而消费主义竟然也成为与国民经济学共生的东西?这不是一个悖谬的命题吗?这恰恰说明，并非一种消费“思想”导致了生态危机，而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原子主义的利益个体充分发育的恶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保障。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2］从消费欲望、思想观念的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剖析，乃至建立道德规约，对于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的确是大有裨益的。然而，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证。

结论或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