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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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权

学校学术权与行政权探索

本文作者:江颖黄霖工作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的权力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变革中深受传统文化和结构制度的影响,于不同的时期、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但纵观世界各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或权力模式的发展情况,发现自中世纪大学建立以来,一直就存在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为主线的两种基本权力。这两种权力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缠斗,始终处于胶着的不平衡状态,正如钟摆一样,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总是交替在高等学府占统治地位,呈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优势。[5]形成行政权力主导模式或学术权力主导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必然和选择必然。就行政权力主导模式产生而言,一方面,高校的权力来源于政府和社会的授权。伴随着社会的现代性增长,科层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正规组织中,大学未能幸免于外。因此,现代大学遂演变为规模庞大、结构层次鲜明的科层组织,尤其是行政序列[6];另一方面,为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高效管理的需要,大学的内部组织结构日益专业化和科层化,其管理理念也受到企业组织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7],因此,高校组织成为行政组织的复刻版,行政权力日盛。就学术权力主导模式产生而言,一方面,许多古老大学通常由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发展起来,初始规模较小,仅具有知识传播的单一功能,知识通过师带徒的方式被教师完全垄断,专业性的优势决定了教授在大学中的绝对权力,也决定了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至高无上地位[8];另一方面,大学中的教师群体以研究和创造高深学问为宗旨,这种复杂的专业活动需要从业者必须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其研究要具备纯粹的知识性,所处环境要不受纷繁外界的干扰,因此,学术活动和学术产品的特性决定了以学术生态群落聚合的权力反对外来的干涉和控制[9],他们更看重“同道”的评价和认可,对学术权威的追随要胜过对行政权力的遵从[10]。上述两种权力结构模式都有自身的优缺点,如行政权力能产生最佳效率,达成组织目标,但当其过大时,则可能使大学忽视学术权力的存在,背离学术导向[11],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缺乏生机、活力和创造性;而学术权力强调追寻和探索高深知识,不受尘世的烦扰,但当其过大时,会导致学校因固守象牙塔而变得保守,对社会变化漠视或无动于衷,也忽视办学效率和办学效益[12]。当代大学的管理系统是一个二元异质结构,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对立与冲突[13],在现实中,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常常缠绕在一起,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难以截然分开,也难以让某一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因此,配置和平衡大学内部权力成为当代大学治理者面临的极大挑战。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迈克尔•夏托克认为,“成功的大学总是尽量保持治理权的平衡。”[14]因为权力是组织运行的驱动力和依赖性函数[15],其配置会影响到组织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本身也是一种可以进行分配并能改善组织运行的特殊资源,所以作为一种重要和稀缺的宝贵资源,无论对于管理者还是教师,平衡内部治理权在大学中至始至终有着微妙的关系[16]。只有形成一种双主体共享权力并互相牵制的“平衡”格局,采取协调、合作的运作机制,把行政组织的立项与大学的学术价值吁求整合起来,才能使两者在利益取向上由冲突到平衡[17],形成往前的合力。总之,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该成为治理下的大学的自主的价值选择,才能为大学内部权力制度的建设开辟新视野。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逐渐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高等教育领域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为了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发生了变化,但长久以来,其管理的“行政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高校仍然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实施管理,如学校权力过于集中于行政系统,行政权力影响、包办学术事务的现象比较严重,也使去除行政化成为高校内部体制变革中最难攻克的堡垒。著名高等教育家、前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曾经指出“: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我们一般的高等学院里‘政治挂帅’比较厉害,真正的科学家、教育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19]学者熊庆年认为,“我们的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当然主要的矛盾还是学术自由的不充分。从大学内部管理的角度上看,主要表现是教授在学术事务决策上应有的权力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学术民主在制度上缺乏保障。”[20]这些都说明了当代中国大学中行政权力的盛行,学术权力的式微。广播电视大学从一开始创建,由于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业务指导”的模式,系统具有不同于普通高校的特殊性,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其行政性管理倾向一直大于学术研究倾向,甚至比普通高校更甚。主要表现在(:1)沿袭传统院校的内部机构设置、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电大存在机构臃肿,资源分割,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拖拉推诱,效率低下等弊端……在固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学校工作机关化,机构设置小而全,岗位冗员多。”[21]虽然近年来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受传统习惯势力的制约以及等待观望、从众心理、畏难情绪、观念滞后等因素的影响,行政势力的影响仍然大于学术势力,在权力行使上更是以行政权力为盛。(2)缺乏学术思维和理念。有学者指出,广播电视大学的学术活动很不活跃,呈现一种“集体性失语”的状态[22]。更有学者言,当前广播电视大学只有大学之名,而无大学之实,更无学术研究传统。魏顺平等人通过对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发表的期刊论文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实际参与科研、撰写论文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很低,年人均数仅为0.1篇[23]。山西电大课题组对山西电大教职员工在科研方面投入的工作量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平日科研投入只占到其工作总量10%—20%,其主要还是从事本职工作[24]。1999年之后电大虽然实施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也开展了开放本专科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作了一定贡献,但长期的行政管理倾向,导致全国各地的电大走上教学为绝对主导的“一条腿走路”发展路线,采用“轻学术重文凭”的发展方式,使其在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一直无法提升,也使电大内部的学术权力长期被行政权力压制。大部分教职员工习惯于采取行政思维思考问题,积极完成学校分派的教学或行政任务,却往往忽略了对学术和科研的追求,学校也变相成为“政府机关”,却又不具备政府机关的真正职能。(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双肩挑”的干部制度,行政权和学术权合一,电大系统沿袭了此种干部制度,内部虽然也建立了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但因其成员大部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导致大部分学术事务最终由行政权力掌控。行政权力下的学术权力话语权减少,本应是主体的学术群体反而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和从属,并逐渐游离于教育目标之外。在弱化的学术自治氛围中,电大的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和形态,政治权利完全承担了组织社会形态并规定其发展路径的作用,表现为具体的教育体制[25],高校一直都在沿着行政的思维模式前行。这种思维模式映照到电大系统,造成电大的内部治理权结构对整个高等教育生态进行照搬和模仿,因而形成以政府行为为主体的“官本位”式的垂直隶属关系组织结构和传统院校机构设置模式。第二,电大多年来的办学更多体现的是“大家学”、“大众学”理念,注重改变精英高等教育模式的使命,却同时缺乏对高深学问的探讨和高层次学术理想的追求,在大学的“学术性”与“高等性”方面有所缺失。第三,电大没有完全将自己定位于像普通大学一样,缺乏追求学术研究高层次的理念和象牙塔精神。因此,在过去的30多年发展历程中,电大内部治理权更多地体现为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学术权力服务于行政权力的状况。就此情况,有学者断言,“电大的生存和发展至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所谓政策或行政手段,甚至不同层面决策者的个人意志。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实体,固然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意义大学的特点,但若将这些特点放大到甚至可以在事实上否定它是大学的程度,不仅无法与国际接轨,而且势必丧失其存在价值及功能作用。”[26]同时,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失衡也会严重削弱开放大学面向社会和求学者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及应有的办学优势,如不深化改革,势必影响到办学的开放和教学现代化建设进程,弱化开放大学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竞争中的主力军地位。

学者吴丽萍认为大学内部治理权的平衡包括三个含义:其一,学术性是大学的固有属性,也是其根本属性,学术活动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因而,大学学术人员作为高校多元权力主体之一存在是必然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其二,平衡的目的是为了重视多元权力主体的互补功能,增进多元权力主体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多元权力主体的互相促进而不是相互制约,以促进大学健康的发展。其三,就现实而言,大学行政化现象已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因此,大学治理权的平衡有利于弱化行政权力、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27]。大学生活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微观政治生活,不同利益群体所获取的权力份额取决于对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的支撑力的大小[28]。在大学内部,应以学术权力为本,因为学术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是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得以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而行政权力的诞生原本是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及学术发展服务的,若无学术组织及学术活动的存在,则行政权力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前提,因此,行政权力应该为大学更好地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以实现其“培养人才、开展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使命。平衡内部治理权对当前开放大学权力制度建设,尤其是章程建设有重要意义。雅斯贝尔斯曾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换,是学术勃发的世界。”[29]开放大学是真正的大学,与普通大学一样,它属于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性社会组织,追求真知和新知,因此,它的学术权力应该与行政权力处于同等地位,但需要通过制度予以确认和形式化,给学术权力以应有的地位和权威,建立发挥其作用的制度保障机制。开放大学的内部治理权的构建可遵循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时提出的“各司其职”的正义原则,在其制度(章程)建设中明确以下两点。(一)建立开放大学内部权责划分的制约机制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使开放系统的任何一方,在制约另一方的同时,也受到制约,是双向的“相互监管”,强调权力运行方式是双向的[30]。其中,权力之间、利益之间、职能之间、决策之间、上下级之间、机构之间、成员之间、机构和成员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督,是构建开放大学内部治理权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也是委托理论中强调的所谓“制衡机制”。与近代的大学相比,大学已经演变为一座功能复杂的城市,在这个数万人的城堡中,为保证生活的秩序和学习活动的进行,需要制定复杂的规则和进行专门的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学内部应该采用尊重民主的原则,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应决定和统治另一个群体,每个群体都应该有表达声音的渠道,不同群体寻求平衡的结果也只能是归宿到平衡模式[31]。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罗伯特•伯恩鲍姆曾提出“:在所有情况下,任何机会都应当保证代表不同参与人员利益团体的人们能够相互作用”。他还指出,“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同事一起工作有助于更全面地考虑问题”[32]。因此,开放大学内部治理权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具体划分党政职责,对决策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注重协作和相互支持,主要表现在学校决策、干部任免和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另一方面,让学校内各利益主体都充分参与进来,加强学术委员会的权威,提高学术委员会在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力范围,包括职称评定、教育教学发展规划、学科研究规划等。关键要能听到学术人员的声音,并且这个声音,是真正拥有“话语权”后而发出的。制度的确认还“要由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以某种民主的方式来制定和予以确认”[33]。在监督阶段,除了行政管理人员,还应有学术人员作为监察者的资格来审视内部治理权的平衡。(二)实施学院(部)参与型的治理制度开放大学是以知识为主要运作内容的组织,各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过度集中管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以学校的领导为主的行政权力处于上位,难以具体细化管理,因此,开放大学应将权力中心下移,实行以学院(部)为重点的管理体系,发挥学术权力的自我监管作用。比如,牛津大学从建校以来就实施的以学院为主的管理,数百年过去,仍位列世界大学之翘楚。学院(部)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在开放大学权力制度建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代表各学术利益的群体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参与大学治理的决策。学术人员是开放大学中治理的核心,行政人员是各种资源、服务的有效提供者,他们都应该在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上,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同时,这种制度要使决策、执行和监督与管理相分离,充分体现构建开放大学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制衡和分配的制度原则[34]。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的决策与执行系统,学院(部)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院(部)务委员会的讨论和批准,关于学院(部)教学、科研、管理重要决策,均需由院(部)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建立有效的参谋咨询系统,为了充分发挥教授和业务专家的参谋咨询作用和参与学院(部)的学术管理,按学院(部)规定设立诸如学术分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等原有机构,除继续执行原有的职责外,还同时作为院(部)领导的参谋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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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关联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对权力的解释是:权力是人际关系特定的影响力,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凡是依靠一定力量使他人行为符合自己的现象,都是权力现象[1]。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2]。由此可见,权力应该是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对某种资源的占有与控制,通过对该资源的分配实现对别人思想和行为的支配。大学的权力体系错综复杂,纵向来说,有系、院各层次的权力;横向来说,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等。学术权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1978年)提出,指学术治理的权力,是一种法定权力。高校学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学位授予以及就业、招生等方面的权力。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力,主要表现为校长、处长、科长等行政治理人员的权力。

1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高校是一个由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组织结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权力行使的主体不同,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二者的失衡和冲突。

(1)高校中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机关化倾向,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仍然存在。诸如应当由学术系统做的事情基本由行政系统包办,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频繁,忽视教授、专家对学术事务的管理。行政权力泛化的结果是官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使更多的人关心权力而不关心学术,甚至有些教授、专家、博士都将“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信条,希望谋个一官半职。举一个例子,我同学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导师被提升为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在学校仍然兼职当导师,每次论文答辩,这位具有行政级别的兼职导师说话总是很有分量,其他评委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诸如此类已经成为高校屡见不鲜的现象,由此导致有些具有学术和科研天分的人才,宁愿不惜一切代价混个一官半职,既清闲,又体面,更受人仰慕。

(2)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中的分配不合理。从理论上说,我国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权力配置的重心往往偏向行政人员。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了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但现实中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作为咨询机构被置于其外。各种学术权力委员会中党政管理人员占据绝大多数,以致学术权力运行的结果仍然是行政权力占主导。学术权力系统沦为行政权力系统的附庸,代替执行某些行政权力。有调查显示,高校学术组织的成员基本上由校院系的主要行政领导构成,或由行政领导负责,也就是说学术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行政和学术双重头衔,从成员的构成上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学术决策中也必然更多地从行政取向和行政利益出发,而一般的学术带头人很少有参与重大学术活动和项目的资格和机会。

2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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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学术权与行政权关联论述

一、研究脉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研究和改革均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西方高校教育与管理思想的流入不断冲击着国内高校界,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建设和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高校管理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初的研究开始发现高校中行政权力为主导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弊端,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提出的方案都是对权力结构比较轻微的改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而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形成的行政权力为主体的高校权力结构和管理观念根深蒂固,学者们也没有对这些问题长远的未来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另一方面,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和经济体制还在转型阶段,原有的高校权力结构并未与社会和经济形式发生抵触,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而高校权力结构的行政化发展也尚未带来严重弊端,很多问题没有暴露并得到重视。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后,高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矛盾日益突出,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问题凸显并开始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健康发展,在政府致力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时候高校的权力结构已然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对高校权力结构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弊端的研究,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也比之前一个时期更加丰富。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对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弊端进行挖掘,特别是对于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对高校发展的长期影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削弱和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权、行政权力垄断学术资源、高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从长远影响来说行政氛围的加强削弱了偏离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办学目标等等,高校行政化暴露出问题的数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最终高校的权力结构将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此导致的高校权力结构的变革势在必行。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在于高校权力结构的失衡与不合理,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所认同。经过国际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我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对于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开始有所突破,大部分学者的解决思路主要集中于弱化行政权力和强化学术权力两个主要方面。

进入2010年之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公布引导了我国对高校行政化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研究学术界已经确定“去行政化”为高校权力结构变革的重要目标,仅2010与2011两年关于“去行政化”的研究论文就有236篇,超出之前所有相关研究论文一倍之多,现有研究普遍认同只有弱化行政权力、增强学术权力才能使高校返回学术为重良好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阶段的研究的焦点为“去行政化”,学者们对高校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基本概念都进行了讨论,尽管未有形成广泛而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两个概念的理解都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解读,研究都没有否认行政权力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要求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划分。有学者理性的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和大学的去行政化没有直接关系,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设立,有独立办学自主权,符合教育规律去办学的高校体制。基于对高校去行政化的深层次认识,针对行政化弊端产生的根源———高校权力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更切实可行的措施,都是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效思路。以下就高校权力及其构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其协调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二、高校权力的构成与内涵

(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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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关联

美军院校作为高层次军事人才培养基地、军队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调控方面尤其受到军队和政府机构的制约。分析美军院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宏观统筹方面,即指国防部等机构、部门与各军校的关系;二是内部体现方面,即指军校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任务、方针、制度及培养目标的制订与实施。

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及特点

关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涵,学界早已有过论述。学术权力是指学术管理的权力,主要指高等学校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学位授予以及招生就业等方面的管理权力。行政权力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基础,以行政管理职能为依归,主要由行政机构或行政人员所行使的一种法定权力。通常意义上看,学术权力的主体主要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学术人员包括拥有学术头衔的教授、副教授等[1];学术组织包括决定学术事务的有关组织,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授会等。与行政权力相比,学术权力具有松散性、自主性和民主性的特征。不论是军校还是地方普通高校,学术权力的运用是以学术自由为前提和基础,要遵循学术管理的特点与规律,要有程序的约束和规制,使它沿着规范性和程序性的轨道运行,以避免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绝对性、无序性和随意性[2]。

行政权力主要是院校的管理决策层为实现组织目标,依照一定的规章对院校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行使权力的主体不仅涉及到与职位相联系的院校长及高级职位的人员外,还包含政府、军队相关的部门。简单而言,军校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地执行院校的意志而依据法律、法规、条令、条例及其原则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行政权力是制度化了的权力,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和强制性,其组成部分是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处长、科长等,他们通过行使行政权力来维持大学的运行。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两个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概念,军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又拥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范围和价值取向,它们之间存在的制衡关系尤其体现在美军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网络中。

二、美军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美国军事教育实行统一归口、按级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分权制的特点非常明显。各院校在内部的领导编制及职能划分上分工明确,机构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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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案例发生背景、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分清著作权的归属、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等,具体请详见。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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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权力的法律机制

本文作者:谢尊武工作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校中,因学术权力的行使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纠纷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广大师生法律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缺陷与不足。此类纠纷如得不到妥善解决,必定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学术权力及其纠纷的界定

学术权力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学者们对其涵义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大学对学术事务和活动的管理与统治权力[1],也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某些学术权威因为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影响并自发形成的一种学术魅力[2],还有学者从逻辑层面和制度层面对/学术权力0一词提出质疑,认为应是/学术(自由)权利0。[3]上述关于学术权力的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准确、完整。要科学地界定学术权力的涵义,须从探究权力的含义入手,通过分析学术权力的结构来阐释其内涵。何为权力,我国5现代汉语辞典6的解释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0[4];我国著名法理学者卓泽渊教授进一步认为,权力是特定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和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5]据此可以认为,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控制力和支配力。在学术事务中,学术机构及其成员行使的学术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其理由是:(1)学术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特点,它是社会基于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而设置的一种强行性调控权力。在当代,学历、学位、职称等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为了对这些利益关系和资源进行分配和调控,国家设置相关的学术机构,行使相应的学术权力,使学术利益和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2)学术权力的行使具有单方性特点。学术机构在做出决定时,仅凭自己的单方意志和按照议事规则便可做出决定,而不受相对人意志的左右。(3)学术权力具有公共权力的确定性特征。学术权力行使的后果是对他人的行为和学术命运产生权威性的确定效力和约束效果,相对人自身不可改变这种结果。因此,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内的控制力和支配力,权力在有关学术活动中是客观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区分学术权力和学术管理权力两个概念,学术管理权力即高校组成机构及其人员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它包括以学术权能为基础的学术权力和以行政权能为背景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只是学术管理权力的一部分,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当的。至于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某些学术权威自发形成的学术魅力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学术机构的评审结果决定着他人的学术命运和前途,且这种评审结果还有一种制度作为保障,使得学术权力成为一种制度性权力。另一方面,就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而言,它包括学术权力主体、权力客体和权力载体。学术权力主体即学术权力的掌握者,主要是指代表高校行使学术权力的学术机构及其成员;学术权力的客体即学术权力的作用对象,主要是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学术权力的载体即学术权力的存在形式,包括学术事务、活动的体制和模式。因此综上所述,所谓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基于其专业背景和学术能力,对相关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施加影响和进行控制、支配的力量。

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学术权力纠纷的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院校中的学术权力纠纷不断发生,对于这类纠纷是否需要法律或法院来加以解决(当然法律解决不等于法院解决),理论界、实务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如刘燕文一案,有学者认为法院处理学术权力纠纷案件妨碍了高校的自主权,也有学者认为司法审查与学术自由二者并不冲突。[6]依笔者之见,学术权力纠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其理由是:(1)这是由学术权力纠纷的性质所决定的。学术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只有接受法律的监督才能防止其滥用;同时按照/无救济则无权利0的法治原则,法律赋予了广大公民的受教育权、学术自由权,而这些权利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下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将学术权力纠纷纳入法制化轨道,允许相对人在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术权力的不当侵害之时,诉诸于法律,这既有利于加强对学术权力行使的监督,也有利于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2)学术权力行使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相对人的重大权益。在当代社会中,职称、学历、文凭与个人的职务晋升、收入分配、社会评价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职称评定、毕业论文等级评定与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颁发等方面的学术权力行使状况,将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现实中,公民可以因为被罚款几十元钱甚至几元钱而能求助于法律救济手段,而对一个人有重大影响的学位论文评价等学术权力纠纷如不能求助于法律解决,这显然是违背常理和法治精神的。(3)学术权力纠纷的法律调整与维护高校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并不矛盾。现实中,学术权力纠纷的发生情形多种多样,既可能是相对人认为学术机构的组成不合理、违反规则侵害自身正当权益而引发的纠纷,也可能是相对人认为学术机构的活动违反法定原则、违反正当程序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纠纷,还有可能是因为相对人认为学术机构成员对相关学术问题评价不当或错误而引发的纠纷等。诚然法律专家只熟悉法律,对于专业技术问题,他们可能是门外汉,但是将学术权力纠纷诉诸于法律、提交给法律专家处理,他们至少可以从学术权力的行使原则、程序、形式等方面进行专业性审查,以监督学术权力的行使,至于专业的学术问题则可以交给依法设立的学术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这样,法律救济机制既为学术的公正、学术权力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一种程序上的制度保障,同时又保证了高校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当然,由于学术权力纠纷的特殊性,其法律解决途径会与其他纠纷的解决途径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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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行政权力德育论文

[摘要]我国学者把高校中存在的权力现象简单地分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把学术权力简单地概括为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行政权力是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实际上,学术权力是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力或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是一个对称概念。

[关键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二分法;质疑

Abstract:Someresearchersthinksimplythereareonlyacademicpowerandadministrativepowerinouruniversities,andgiveconceptionsthatacademicpowerisapowerwhichteachersandresearchersownandcontrol,administrativepowerisapowerthatadministratorshave.Infact,academicpowerisapowerofmanagingacademicaffairs,itisnotanoppositeconceptionwithadministrativepower.

Keywords:academicpower;administrativepower;dichotomy;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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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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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权威在高校德育的作用

一、对学术权威德育作用的认识

学术权威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范围具有不同的主体。从狭义上看,只有在某一学术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才能称得上学术权威,这一类学术权威无疑引领着学术发展前沿,具有最大的学术影响力,但往往是凤毛麟角,一般的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很难拥有。从广义上看,仅就一个单位,或者说一所高校,尤其就地方院校、高职高专而言,除了上述的狭义的学术权威外,还应包括在本校工作,引领本校的学术风尚、为师生所熟知的专家、学者,这是我们学术权威的主体,也是我们专业教师的核心力量。一直以来,学术权威均是专业领域内的翘楚和师生的标杆。学术权威作为在师生心目中具有极高学术魅力和地位的人,其一言一行对学生均产生着影响,在德育工作中,学术权威更是具有德育工作者和行政管理层不可取代的作用。不过,高校对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认识严重不足,往往仅注重了其学术地位和专业影响力,而忽略了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管理层、德育工作者到学术权威本身均未全面意识到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职责。这种忽略是全方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管理层对此的忽略。学术权威作为专业上的权威,依赖于他的专业知识、学术成就和学术能力,得益于他在专业领域的高深知识和渊博学问,因而,学校管理层往往注重于挖掘和发挥学术权威在专业领域对学生和其他教师的引导作用,而对其人格魅力的挖掘则有所忽略,忽视了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上的重要功能。二是德育工作者和德育工作机构对此的忽略。目前,许多高校均设有思政教研室、学工部、团委等专门的德育工作机构,建立了一支包括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和专职思政教师在内的,比较强大和比较精干的专门的德育工作队伍,并在德育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方面,德育工作者和德育工作机构理所当然地认为德育工作为其份内之事,是其本职工作和责任;而另一方面,不管是德育工作专门机构及专门人员,还是行政领导阶层,均忽略了德育工作人人参与的重要作用,尤其未能重视学术权威的德育工作职能。三是学术权威自身对此的忽略。学术权威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其往往仅注重于对专业知识的传授及其专业领域的学术影响,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育人功能的广义性,忽略了自身的德育工作职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学术权威在专业上具有较高地位,但在修身、为人师表方面存在瑕疵,不但不能发挥其德育作用,还对学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二、充分发挥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目前,不管是高校领导层、德育工作者还是学术权威本身,均对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挖掘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这不仅不利于学术权威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和确立,更不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转变观念,多方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一是由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搭建平台。专职德育工作者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主力军,这一点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德育工作者对他们的影响在其人生发展旅程中往往不如学术权威。因此,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发挥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高校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分步进行。对于拥有狭义范围内的学术权威的知名高校,则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拥有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知名的学术权威的优势,充分发挥学术权威的德育工作优势;就地方性院校来说,狭义的学术权威相对紧缺,但仍然可以通过对广义的学术权威的挖掘达到预期的效果。地方院校在学术权威的德育工作作用的发挥上,可以分步实施。具体来看,首先是“立”,根据德育工作需要,采取新闻宣传、专题报道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舆论和媒体的作用,树立起适度、适量的学术权威。其次是“落地”,在树立好典型的基础上,结合德育工作实际,开展讲座、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让学术权威适当参与学生管理、德育工作等方式,让学术权威落地,来到学生中间,充分发掘学术权威的德育影响力。最后是“宁缺毋滥”,在学术权威的塑造过程中,要充分评估拟树立的学术权威个人的德行和学术修养,宁缺毋滥,防止树立起的“学术典型”在德育工作中的负面影响。二是引导学术权威主动承担德育工作责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高校学术权威的作用不仅仅是“授业和解惑”,还肩负着“传道”的重任。要让学术权威改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其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所应担负的相应的德育责任,使其增加德育工作和自身品德修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更加注重自身形象和德育品质的塑造,主动融入到学校的德育工作中。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树立学术权威积极向上、品格高尚的正面形象,避免出现学术权威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发掘其人格魅力,发挥其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将人人有责、全员参与的德育工作理念灌输到全校教育工作者之中。班主任、辅导员、总支书记及两课教师作为德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对德育工作担负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教师、学术权威、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同样对德育工作责无旁贷。对于学术权威、专业教师而言,主要由教务处对其进行职责认定,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专业教学,搞好科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提出了一定的德育要求,如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在专业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等等,但大多只是书面的要求,没有具体的职责划分,责任落实和评价考核,其德育实施大多处在一种无组织、随意性的状态。将人人有责、全员参与的德育工作理念灌输到全校教育工作者之中十分必要。

三、余论

一直以来,学术权威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中的佼佼者,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师生认同,不过,由于高校对学术权威的德育功能认识的普遍缺失,致使学术权威仅仅发挥了其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优势作用,而在德育工作方面的作用则微乎其微。实际上,学术权威在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的同时,在高校德育工作中拥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肩负相应的德育工作责任。在德育工作中,高校可以尝试由学校管理层主动搭台,学术权威积极参与,全体教育工作者全力配合,充分发挥学术权威的影响力,形成全员参与的德育工作局面,更好地做好高校的德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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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结合权力分析论文

日前,政坛流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因涉嫌巨额受贿正在受审,从87年本科毕业到2004年8月出事前的17年间,他除了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一直到逐渐堕落、东窗事发,发达与犯罪的轨迹令人瞩目之外,我还注意到了他的学术历程。他的正式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他1991年研究生毕业开始算起,因为是他是在职硕士研究生,此间边工作边学习,而且还没有取得研究生学历,应当还不算正式的学术生涯。这样一来,从1991年7月到2004年8月违法犯罪事发为止,其业余学术生涯应当为13年。

在这13年间,高勇在各类刊物上公开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在此期间,他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从91年起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任秘书,1993年,他开始在母校的工业经济系攻读在职博士。读到第二年时,四川省委的正处级秘书,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出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3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引资4800万元。1999年至2002年,高勇先后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2002年4月至6月,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正厅级)。2002年6月起,高勇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部长。

也就是说,这位政坛明星在一直担任重要岗位的行政工作,而且工作十分出色、繁忙的同时,每年完成了约24篇以上的论文(即每个月2篇)、0.4部个人专著、参编1.3部书籍、承担3.4个科研课题。按他的认罪书,这段时间,他“身边最多的朋友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小老板、企业家,几乎每一个工作阶段,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和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就他的科研工作量来看,大学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如果能达到这个工作量,恐怕每天工作12小时也难以完成。难道他有分身之术?至于科研项目,现在申请项目非常困难,一年申请成功并完成3.4个科研项目对一般人来说,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而且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开发部下,要申请成功这么多项目也难以想象:我想,在这么大的中国,即使是院士和著名学者,一生中能申请成功、完成44个项目的又有几个;37岁已经是正高职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即使是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定也只是少数难得的学术精英。那么,真是因为他是学术超人吗?不是。

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可能具有学术天赋,如果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是学界英才。但现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为。那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侵占他人成果,大部分著作和论文由他人或者在别人已完成的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二是利用职权申报科研项目,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挂名的“领导作用”。就是这么一位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平步青云的人,实际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其他自愿的或者不自愿的人的学术成果的人,居然还敢说“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能不出事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讲义气、道德高尚的人。学术上这么贪婪,面对金钱的诱惑,还会有什么“错误认识”吗?一个早已熟谙人情世故,摸透了政界行情和学界行情,时时利用国家给的权利待价而沽的政界败类、学术流氓,还在这里为了减轻罪责、获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同情而去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思想深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一般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政治上这么顺利,何必还要去在学术界不正当地去挤占资源呢,这对大多数又从事学问、又“权为民所用”的正直官员可能如此,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权力可以轻而易举猎取学术资源,而利用学术资源拉帮结派、整合政治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因为纯粹学者奋斗一辈子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滥用权力者垂手可得,权与学结合是大有可为的。当今不少有权力的学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贪者自贪,他是不论金钱、地位、女色和其他名利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緾于个体的偶然与必然。问题是,贪污受贿有党纪国法加以制裁,今天的高勇贪污受贿金钱财物可以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但是对于他的学术掠夺又可以根据什么法律对他进行审判呢?还有那些没有贪财,只是利用权力进行学术掠夺的人,他们仍是风光的官员学者、学者官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专事学术的学者们有的只有同流合污、不得不苟且屈就,从他们的手上去分得一杯羹;有的保持自己的风骨,但不得不忍受学术资源和学术评价上的不平等待遇。学术体制之弊,使这种现状能够维持,使高勇们有用武之地。学者们早已经口诛笔伐,可是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得力的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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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术界对劳动权的界定探索

他在论及工作权时,将工作权与工作中的权利并列,以示工作权与工作中的权利是有区别。他在这里所论及的工作权是狭义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就业权。在他的论述中也出现过劳动权这个词,他使用的是复数,意味着劳动权包括诸多权利,但他并没有使用“劳动权”这个概念来概括他所称的“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而是使用了“与工作有关的权利”(work-relatedrights)更为宽泛的概念来概括“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并视它为“总体概念”(thewholeconcept)。

1托福·德泽维奇的工作权观点

他认为,国际认可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经历了理想化、概念化和实证化阶段,但它们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法律化程度。随后,他为了有条理地考察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的国际法规的实体范围,对与工作有关的人权进行了分类。他将与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分成以下四类:①与就业有关的权利(employment-relatedrights);②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employment-derivativerights);③平等待遇和非歧视权(equalityoftreatmentandnon-discriminationrights);④辅助性权利(instrumentalrights)。在这四类权利中,第一类权利应被赋予中心地位(acentralposition),并将它又细分为七个方面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即免于奴隶制和类似的习俗、免于强迫和强制劳动、择业自由、获得免费就业服务的权利、就业权(TherighttoEmployment,ortheRighttowork)、就业保护权、免于失业的保障权。第三类权利是由作为劳动关系产物的、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利和自由组成,如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权、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获得公允报酬权、接受职业指导和培训权、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作中受到保护权、获得社会保障权和其他权利。第三类是从非歧视和平等的角度提出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作为辅助性权利的第四类包括诸如结社自由和组织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和工人迁徙自由等,甚至还包括不太直接的集会自由,拥有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安全、公正审判权、表达自由权。

2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权利的内容

《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与《宪法》、《劳动法》相配套的立法,多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等,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少量司法解释。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劳动权利做出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大体包括:保障和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

3我国学术界对劳动权的界定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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