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范文10篇

学术权范文篇1

本文作者：江颖黄霖工作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的权力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变革中深受传统文化和结构制度的影响，于不同的时期、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但纵观世界各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或权力模式的发展情况，发现自中世纪大学建立以来，一直就存在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为主线的两种基本权力。这两种权力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缠斗，始终处于胶着的不平衡状态，正如钟摆一样，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总是交替在高等学府占统治地位，呈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优势。［5］形成行政权力主导模式或学术权力主导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必然和选择必然。就行政权力主导模式产生而言，一方面，高校的权力来源于政府和社会的授权。伴随着社会的现代性增长，科层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正规组织中，大学未能幸免于外。因此，现代大学遂演变为规模庞大、结构层次鲜明的科层组织，尤其是行政序列［6］；另一方面，为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高效管理的需要，大学的内部组织结构日益专业化和科层化，其管理理念也受到企业组织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7］，因此，高校组织成为行政组织的复刻版，行政权力日盛。就学术权力主导模式产生而言，一方面，许多古老大学通常由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发展起来，初始规模较小，仅具有知识传播的单一功能，知识通过师带徒的方式被教师完全垄断，专业性的优势决定了教授在大学中的绝对权力，也决定了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至高无上地位［8］；另一方面，大学中的教师群体以研究和创造高深学问为宗旨，这种复杂的专业活动需要从业者必须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其研究要具备纯粹的知识性，所处环境要不受纷繁外界的干扰，因此，学术活动和学术产品的特性决定了以学术生态群落聚合的权力反对外来的干涉和控制［9］，他们更看重“同道”的评价和认可，对学术权威的追随要胜过对行政权力的遵从［10］。上述两种权力结构模式都有自身的优缺点，如行政权力能产生最佳效率，达成组织目标，但当其过大时，则可能使大学忽视学术权力的存在，背离学术导向［11］，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缺乏生机、活力和创造性；而学术权力强调追寻和探索高深知识，不受尘世的烦扰，但当其过大时，会导致学校因固守象牙塔而变得保守，对社会变化漠视或无动于衷，也忽视办学效率和办学效益［12］。当代大学的管理系统是一个二元异质结构，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对立与冲突［13］，在现实中，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常常缠绕在一起，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难以截然分开，也难以让某一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因此，配置和平衡大学内部权力成为当代大学治理者面临的极大挑战。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迈克尔•夏托克认为，“成功的大学总是尽量保持治理权的平衡。”［14］因为权力是组织运行的驱动力和依赖性函数［15］，其配置会影响到组织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本身也是一种可以进行分配并能改善组织运行的特殊资源，所以作为一种重要和稀缺的宝贵资源，无论对于管理者还是教师，平衡内部治理权在大学中至始至终有着微妙的关系［16］。只有形成一种双主体共享权力并互相牵制的“平衡”格局，采取协调、合作的运作机制，把行政组织的立项与大学的学术价值吁求整合起来，才能使两者在利益取向上由冲突到平衡［17］，形成往前的合力。总之，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该成为治理下的大学的自主的价值选择，才能为大学内部权力制度的建设开辟新视野。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逐渐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高等教育领域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为了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发生了变化，但长久以来，其管理的“行政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高校仍然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实施管理，如学校权力过于集中于行政系统，行政权力影响、包办学术事务的现象比较严重，也使去除行政化成为高校内部体制变革中最难攻克的堡垒。著名高等教育家、前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曾经指出“：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我们一般的高等学院里‘政治挂帅’比较厉害，真正的科学家、教育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19］学者熊庆年认为，“我们的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当然主要的矛盾还是学术自由的不充分。从大学内部管理的角度上看，主要表现是教授在学术事务决策上应有的权力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学术民主在制度上缺乏保障。”［20］这些都说明了当代中国大学中行政权力的盛行，学术权力的式微。广播电视大学从一开始创建，由于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业务指导”的模式，系统具有不同于普通高校的特殊性，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其行政性管理倾向一直大于学术研究倾向，甚至比普通高校更甚。主要表现在（：1）沿袭传统院校的内部机构设置、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电大存在机构臃肿，资源分割，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拖拉推诱，效率低下等弊端……在固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学校工作机关化，机构设置小而全，岗位冗员多。”［21］虽然近年来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受传统习惯势力的制约以及等待观望、从众心理、畏难情绪、观念滞后等因素的影响，行政势力的影响仍然大于学术势力，在权力行使上更是以行政权力为盛。（2）缺乏学术思维和理念。有学者指出，广播电视大学的学术活动很不活跃，呈现一种“集体性失语”的状态[22]。更有学者言，当前广播电视大学只有大学之名，而无大学之实，更无学术研究传统。魏顺平等人通过对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发表的期刊论文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实际参与科研、撰写论文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很低，年人均数仅为0.1篇[23]。山西电大课题组对山西电大教职员工在科研方面投入的工作量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平日科研投入只占到其工作总量10%—20%，其主要还是从事本职工作[24]。1999年之后电大虽然实施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也开展了开放本专科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作了一定贡献，但长期的行政管理倾向，导致全国各地的电大走上教学为绝对主导的“一条腿走路”发展路线，采用“轻学术重文凭”的发展方式，使其在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一直无法提升，也使电大内部的学术权力长期被行政权力压制。大部分教职员工习惯于采取行政思维思考问题，积极完成学校分派的教学或行政任务，却往往忽略了对学术和科研的追求，学校也变相成为“政府机关”，却又不具备政府机关的真正职能。（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双肩挑”的干部制度，行政权和学术权合一，电大系统沿袭了此种干部制度，内部虽然也建立了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但因其成员大部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导致大部分学术事务最终由行政权力掌控。行政权力下的学术权力话语权减少，本应是主体的学术群体反而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和从属，并逐渐游离于教育目标之外。在弱化的学术自治氛围中，电大的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和形态，政治权利完全承担了组织社会形态并规定其发展路径的作用，表现为具体的教育体制［25］，高校一直都在沿着行政的思维模式前行。这种思维模式映照到电大系统，造成电大的内部治理权结构对整个高等教育生态进行照搬和模仿，因而形成以政府行为为主体的“官本位”式的垂直隶属关系组织结构和传统院校机构设置模式。第二，电大多年来的办学更多体现的是“大家学”、“大众学”理念，注重改变精英高等教育模式的使命，却同时缺乏对高深学问的探讨和高层次学术理想的追求，在大学的“学术性”与“高等性”方面有所缺失。第三，电大没有完全将自己定位于像普通大学一样，缺乏追求学术研究高层次的理念和象牙塔精神。因此，在过去的30多年发展历程中，电大内部治理权更多地体现为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学术权力服务于行政权力的状况。就此情况，有学者断言，“电大的生存和发展至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所谓政策或行政手段，甚至不同层面决策者的个人意志。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实体，固然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意义大学的特点，但若将这些特点放大到甚至可以在事实上否定它是大学的程度，不仅无法与国际接轨，而且势必丧失其存在价值及功能作用。”［26］同时，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失衡也会严重削弱开放大学面向社会和求学者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及应有的办学优势，如不深化改革，势必影响到办学的开放和教学现代化建设进程，弱化开放大学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竞争中的主力军地位。

学者吴丽萍认为大学内部治理权的平衡包括三个含义：其一，学术性是大学的固有属性，也是其根本属性，学术活动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因而，大学学术人员作为高校多元权力主体之一存在是必然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其二，平衡的目的是为了重视多元权力主体的互补功能，增进多元权力主体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多元权力主体的互相促进而不是相互制约，以促进大学健康的发展。其三，就现实而言，大学行政化现象已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因此，大学治理权的平衡有利于弱化行政权力、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27］。大学生活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微观政治生活，不同利益群体所获取的权力份额取决于对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的支撑力的大小［28］。在大学内部，应以学术权力为本，因为学术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是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得以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而行政权力的诞生原本是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及学术发展服务的，若无学术组织及学术活动的存在，则行政权力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前提，因此，行政权力应该为大学更好地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以实现其“培养人才、开展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使命。平衡内部治理权对当前开放大学权力制度建设，尤其是章程建设有重要意义。雅斯贝尔斯曾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换，是学术勃发的世界。”［29］开放大学是真正的大学，与普通大学一样，它属于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性社会组织，追求真知和新知，因此，它的学术权力应该与行政权力处于同等地位，但需要通过制度予以确认和形式化，给学术权力以应有的地位和权威，建立发挥其作用的制度保障机制。开放大学的内部治理权的构建可遵循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时提出的“各司其职”的正义原则，在其制度（章程）建设中明确以下两点。（一）建立开放大学内部权责划分的制约机制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使开放系统的任何一方，在制约另一方的同时，也受到制约，是双向的“相互监管”，强调权力运行方式是双向的［30］。其中，权力之间、利益之间、职能之间、决策之间、上下级之间、机构之间、成员之间、机构和成员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督，是构建开放大学内部治理权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也是委托理论中强调的所谓“制衡机制”。与近代的大学相比，大学已经演变为一座功能复杂的城市，在这个数万人的城堡中，为保证生活的秩序和学习活动的进行，需要制定复杂的规则和进行专门的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学内部应该采用尊重民主的原则，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应决定和统治另一个群体，每个群体都应该有表达声音的渠道，不同群体寻求平衡的结果也只能是归宿到平衡模式［31］。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罗伯特•伯恩鲍姆曾提出“：在所有情况下，任何机会都应当保证代表不同参与人员利益团体的人们能够相互作用”。他还指出，“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同事一起工作有助于更全面地考虑问题”［32］。因此，开放大学内部治理权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具体划分党政职责，对决策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注重协作和相互支持，主要表现在学校决策、干部任免和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另一方面，让学校内各利益主体都充分参与进来，加强学术委员会的权威，提高学术委员会在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力范围，包括职称评定、教育教学发展规划、学科研究规划等。关键要能听到学术人员的声音，并且这个声音，是真正拥有“话语权”后而发出的。制度的确认还“要由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以某种民主的方式来制定和予以确认”［33］。在监督阶段，除了行政管理人员，还应有学术人员作为监察者的资格来审视内部治理权的平衡。（二）实施学院（部）参与型的治理制度开放大学是以知识为主要运作内容的组织，各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过度集中管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以学校的领导为主的行政权力处于上位，难以具体细化管理，因此，开放大学应将权力中心下移，实行以学院（部）为重点的管理体系，发挥学术权力的自我监管作用。比如，牛津大学从建校以来就实施的以学院为主的管理，数百年过去，仍位列世界大学之翘楚。学院（部）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在开放大学权力制度建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代表各学术利益的群体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参与大学治理的决策。学术人员是开放大学中治理的核心，行政人员是各种资源、服务的有效提供者，他们都应该在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上，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同时，这种制度要使决策、执行和监督与管理相分离，充分体现构建开放大学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制衡和分配的制度原则［34］。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的决策与执行系统，学院（部）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院（部）务委员会的讨论和批准，关于学院（部）教学、科研、管理重要决策，均需由院（部）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建立有效的参谋咨询系统，为了充分发挥教授和业务专家的参谋咨询作用和参与学院（部）的学术管理，按学院（部）规定设立诸如学术分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等原有机构，除继续执行原有的职责外，还同时作为院（部）领导的参谋咨询机构。

学术权范文篇2

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及特点

关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涵，学界早已有过论述。学术权力是指学术管理的权力，主要指高等学校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学位授予以及招生就业等方面的管理权力。行政权力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基础，以行政管理职能为依归，主要由行政机构或行政人员所行使的一种法定权力。通常意义上看，学术权力的主体主要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学术人员包括拥有学术头衔的教授、副教授等［1］;学术组织包括决定学术事务的有关组织，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授会等。与行政权力相比，学术权力具有松散性、自主性和民主性的特征。不论是军校还是地方普通高校，学术权力的运用是以学术自由为前提和基础，要遵循学术管理的特点与规律，要有程序的约束和规制，使它沿着规范性和程序性的轨道运行，以避免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绝对性、无序性和随意性［2］。

行政权力主要是院校的管理决策层为实现组织目标，依照一定的规章对院校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行使权力的主体不仅涉及到与职位相联系的院校长及高级职位的人员外，还包含政府、军队相关的部门。简单而言，军校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地执行院校的意志而依据法律、法规、条令、条例及其原则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行政权力是制度化了的权力，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和强制性，其组成部分是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处长、科长等，他们通过行使行政权力来维持大学的运行。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两个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概念，军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又拥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范围和价值取向，它们之间存在的制衡关系尤其体现在美军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网络中。

二、美军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美国军事教育实行统一归口、按级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分权制的特点非常明显。各院校在内部的领导编制及职能划分上分工明确，机构精简。

(一)政府部门与军校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政府与各军校的关系来看，全美国的军事教育按照统一归口的方针，实行分级管理。国防部虽然没有统一的院校领导机构，但在宏观层面上执行统一领导职能，主要把握院校的发展方向，制订宏观决策和目标，体现整体性和强制性。其间也有相关部门自行负责，采取分级管理的方式，各级组织严密，军校的各级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

1、教育规划与方针的制订

美国国会、国防部和各军种部总体把握军事教育的方针和政策，确定指导思想和原则，决定军校教育深层机制和发展方向。根据形势需要，国防部还负责制订军事教育的战略纲领性计划以及院校管理的条令、条例和其他一些法规性文件，如近年制订的“关于联合军官管理和联合职业军事教育的战略计划”等。国防部负责制订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确保军事教育所要完成的使命和达到的目标的有效性。国会赋予军校教育、训练和培养的历史使命，美军还通常通过国会立法，之后再采取必要的重大改革或重大举措，如从1957年到1999年，美国国会审议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等百余部教育方面的法案，形成了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涉及到优秀军事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等各方面，以确保美军在军事教育方面的领先优势。美军院校非常注重体现教学计划制订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一经制订，必须严格督促其实施执行，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由国防部和各军种部确定统一的指导思想、教育训练计划、方针、政策、条令、条例和教育大纲，各院校根据总体要求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出具体可行的教学计划，在总体教育规划与方针政策制订问题上体现出较强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教育经费与条件的保障

美军把对军校的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对院校予以重点保障，保证军事院校有充足的经费开支，此外，美军还常常优先给军校配发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军院校的经费投入主要来源于行政权力主体的财政拨款，通常国会拥有的对军校的较大控制权限，在教育经费的规划和投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军校官员们非常熟悉华盛顿的一条格言，即“国会给的，国会可以收回”，“军校是根据国会的决定创办的，因此，国会也就有权将其关闭”［3］。在经费的投入和使用上，国会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联邦政府在财政上支持军校的力度较大，以西点军校为例，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的排列中，西点从2008年的位居第六跃升至第一。西点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教育实力超群，被称作是“不差钱的西点军校”。有了联邦政府巨资投入，西点军校的教学质量和设施条件有了保障，生源质量也有了保证，学员的全数学费由军方承担，每名学生每月可获津贴895美元，由此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西点军校［4］，可谓优中选优。

3、领导管理与人事的任免

从领导管理和人事任免来看，政府与军校的权力关系主要表现在军校院校长及高级职位的人员任命方面，学术人才主要由行政主管兼任。以国防大学为例，其校长为中将，由三军轮流派人担任，直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副校长为国务院任命的大使级官员;参谋长在校长的直接领导下统管全校工作。参谋长和行政教务长直接向校长负责，并负责向大学和各个学院提供支援。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和教务处长直接向校长报告工作。学校的参谋人员都是具有教育与军事综合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有能力对教学计划的实施进行评估，与联合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关键官员密切配合，与各军种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并与民间学术机构互相合作［5］。各学院行政主管即院长和教务长直接向校长报告工作，接受校长的政策指导和指示。各学院的院长对本院课程计划的制订、学员的各种活动以及学院内部的行政管理负有主要责任，提出教员发展、任免等方面的意见。再比如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院长曾由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联合兵种的副司令、美国陆军联合兵种中心司令兼利文沃思堡驻军司令兼任，不仅如此，他还担任作战指挥作战实验室主任。

(二)军校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

从形式上看，美军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为两权分离，互相渗透，各司其责，但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

1、行政权力占主导的组织职能体系

以西点军校为例，其主要权力集中在决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校长、参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员队司令、教务长组成;此外，为了体现学术的权威性，校长还指派两名在职教授参与决策组织，规定教授的任期为3年，不能连任。决策委员会是校长对全校一切重大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的主要渠道。在接受校长直接领导的同时，决策委员会还必须接受陆军部的领导和制约，一切重大决定都要交陆军部审批。决策委员会的决策依据产生于所属的小组委员会，共有总务委员会、终身制人员选拔委员会等10个小组［6］。西点军校虽然设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但其成员主要由院校各级的部分行政主管组成，如校长、教务长、学员队司令、体育办公室主任、13个文化教学系主任、军事教育系主任、招生办公室主任和医院院长等，没有专门的专家学者席位，所以学术委员会主要还是行政权力的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职能。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确定招生标准和学习成绩考核标准;制订各项教育与行政管理的方针政策，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对学校的一切学术问题向校长提出建议。每年平均开会35次。教务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决定的事呈校长批准，由教务长带回办公室贯彻执行［5］。由此可见，西点军校的学术委员会是由专业学术人员和非专业学术人员共同组成，行政主管人员所占的比例较大，行政权力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西点军校的另外一个权力机构是视察员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或主席指定的人;由副总统或参议院议长委派的3名议员，其中2名必须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或主席指定的人;众议院议长委派的4名众议员，其中2名必须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美国总统委派的6名成员，任期为3年，每年撤换2名到期人员［6］。视察员委员会的职能是每年对西点军校视察一次，主要检查学校的教学规章制度、实施计划以及教学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情况。视察结束后需要向总统递交一份视察报告，其中包含对西点军校的情况介绍、意见和建议。视察员委员会建立于1815年，一直沿袭至今，这种来自于上方的监督组织，对学校的行政干预性非常大。

2、上下通连、相互制约的科层化权力网络

美军院校内部的权力机构以制度化为基础，领导编制体系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网络，即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化”组织，目的是突出院校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军校的各级机构层次分明，各级委员会和部门各行其责，上下通连、相互交织、彼此制约。以美军院校设置的学术委员会等决策机构为例，其成员一般由院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教授、学员队总负责人以及招生委员会主任组成，各尽其责。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体现了各级对学术工作的参与程度，委员会同时也就院校管理、人事安排、经费来源等重大问题向院校长提出建议。学术权力行使的范围相对有限，主要是下一级部门向上一级部门、委员会、院校长的意见报告。相比而言，美军院校行政管理部门更加健全，其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对于提高工作效率，确保院校整体目标的顺利实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选任过程分权化的管理模式

美军院校为教员提供不断更新知识的平台，在军校选拔、考核教员时非常注重其学术背景，选任工作主要由各类专门的委员会负责，重视系一级的需求，达到适度“分权”替代高度“集权”的制度。从教员来源看，以西点为例，教员队伍由军职和文职组成，两者的比例为7:3。学校实行教员轮换制，80%以上的教员都是临时的，大多是来自部队的优秀上尉或少校。西点军校教员都有部队、机关、院校等多重经历，非常重视教员的学术背景和能力［8］。以文职教员为例，他们中有来自本校的毕业学员、有来自地方院校、科研团体，甚至政府部门的教授或专家［9］。军校有着严格的选拔、考核教员制度和专业化的考核机构，对军职教员实行全面考核，对文职教员实行广泛征召，择优雇用。为了体现“学术性”和“应用性”，院校以系一级的意见为主要依据，同时教员评选委员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系都非常重视教员的招聘选拔，在教员推荐、选任、续任中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并且主要以学历和任教能力为主要考核条件。大部分教员拥有高级学位和职称，每年规定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著作或科研成果，教学能力上必须拥有渊博的知识，教学经验丰富，必须是本学科的带头人或学术权威。西点军校的选任和职称等级评定程序严格规范，尤其对教授、常任副教授以及任期延长至20年的教职人员。学校教授与常任副教授评选程序相同，首先必须是评选委员会公开宣布招聘担任常任副教授职位的人员，招聘启事刊登在各种刊物上。然后就候选人的学术、专业和个人能力方面进行详细考查。待候选人员名单确定后，委员会向与候选人学科有关的地方著名学者提出咨询。如果评选委员会确认候选人没有达到应有的条件，会向教务长报告位置的空缺，直至找到合格候选人为止。考查程序完成后，委员会向教务长和校长提出推荐意见并报告咨询人的意见。在教员的选任过程中，学校赋予委员会较大的权力，选任副教授是两个在教务长领导下的常设评选委员会负责，每个评选委员会至少要有4名成员。委员会成员任期两年。从教员的选任职称等级评定来看，美军院校重视人员专业背景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对于教学管理人员的要求非常高，学校强调教学管理人员不是只看中单纯的行政管理能力，而是注重他们的教学经历，要求人员必须是教学的内行，所以在选配教学管理人员上比一般教员要求还要高，包括文职在内，必须有10年以上教龄，要求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既从事教学管理，又身兼一定的教学任务。如国防军事学院的院长曾经就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哲学博士、战略学家，曾在空军军事学院长期任教，作为院长本身就还要担任战略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既是教员，又是教学的管理人员，有利于协调学术和行政之间权力的关系。

4、学术事务决策的集权化管理格局

在涉及到对学术性事务的决策中，军校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常常交织在一起，相比之下，行政权力机构发挥的作用较大。比如在西点虽然设立了学术委员会，但在有关学术性事务的重大决策中，行政干预作用较大，校务委员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涉及诸如学术课程的改革等事宜必须得到校务委员会的同意认可。在西点军校的规章制度的制订和落实方面，校务委员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许多方面真正代替了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素有“西点军校之父”之称的西点第四任校长西尔韦纳斯•塞耶上任后，主要贯彻校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校务委员会一直沿袭下来。后来证明，校务委员会是塞耶改革和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军校改革过程中遇到外界干涉时，校务委员会给了校长极大的支持。校务委员会是西点军校管理校务的机构，由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学员司令官和各系主任等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就学校的教学事务向校长提出意见和建议，具体内容包含负责确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时间分配，选择教材，组织实施考试以及评卷，颁发毕业文凭并对学员任职提出建议。此外，校务委员会的职责还包括:根据陆军部现行政策向陆军部提出增加学员名额的建议;审查报考本校或重新入学学生的资格和推荐入学新生的身份;审查学生课程学习、军事训练和发展的成绩;提出开除不合格学员的建议;审查学员毕业资格并提出到武装部队任职的推荐意见等［6］。

由此可见，西点军校的校务委员会在学员学业成绩认定方面拥有非常高的权威性，校务委员会的人员掌握着重大问题的实权，如有关学校发展的计划及相关事宜都由委31员会制订标准和实施程序。一般情况下，校务委员会的决定都是出于保守的角度考虑，成员首先关心的是稳定和继承军校传统，为了达到此目的，校务委员会牢牢控制着对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完全剥夺全体教职员工在制订政策上的发言权。另外，教务长和系主任的任期实际上是永久性的，而校长和学员队指挥官的任期为三年。所有提交到校务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都通过表决裁定。在西点军校，没有设立教职员工理事会。通过课程和教学的标准化，一些持不同意见甚至批评意见的教员的影响被抵消，在西点军校，军校制度及其保护者成为校务委员会的道德专横的代名词。校务委员会的权力过于集中，无论是表面的集中还是实际的集中，都是由于缺乏向现状挑战的魄力，这种集中化的管理格局阻碍了教授权力的发挥。按照富林兹和拉温的关于权力的观点，美军院校主要以体现组织机构的强制性为主，其间赋予学术团体组织的部分参与性权力，国家和军队对军队院校的控制力度较强。在教育规划方面，主要是国家对整个军队院校实行宏观统筹，如美国国防部负责确定军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总体方针和政策、招生规模、教育经费以及院校长的人事任免上。美军院校的招生计划涉及到国家对整个军队院校教育发展规划的控制，在招生计划和规模上，各军校没有自主权。在教学及科学研究方面，各军队院校有较大的自主权。总体上，美军院校中行政权力占据着主导地位，学术权力发挥的部门确实存在，但多以行政主管兼职的形式，主要是意见参与，缺乏应有的作用空间。

三、关于军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理性思考

从美军院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模式上看，院校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定受到国家、军队相关机构、部门的控制。无论美军院校还是我军院校，内部的学术机构大都依托于机关部门，这样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之间就形成明显的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的关系。

首先，区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由于军校行政色彩浓厚的特殊性，军校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以院校教员的学术成果认定和研究项目申报为例，虽然各军校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委员会等机构，但其体现出明显的学术权力行政化倾向，学术水平、资质的认定等本应是学术事务管理机构的工作，在实践中却掺杂了大量的行政要素，其过程中所普遍采用的数量化、技术化等方法使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有些情况下基本上是由行政权力机构确定的，使得行政权力的作用远远大于学术权力的力量，院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机关的职责交织在一起。

学术权范文篇3

1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高校是一个由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组织结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权力行使的主体不同,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二者的失衡和冲突。

(1)高校中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机关化倾向,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仍然存在。诸如应当由学术系统做的事情基本由行政系统包办,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频繁,忽视教授、专家对学术事务的管理。行政权力泛化的结果是官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使更多的人关心权力而不关心学术,甚至有些教授、专家、博士都将“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信条,希望谋个一官半职。举一个例子,我同学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导师被提升为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在学校仍然兼职当导师,每次论文答辩,这位具有行政级别的兼职导师说话总是很有分量,其他评委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诸如此类已经成为高校屡见不鲜的现象,由此导致有些具有学术和科研天分的人才,宁愿不惜一切代价混个一官半职,既清闲,又体面,更受人仰慕。

(2)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中的分配不合理。从理论上说,我国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权力配置的重心往往偏向行政人员。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了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但现实中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作为咨询机构被置于其外。各种学术权力委员会中党政管理人员占据绝大多数,以致学术权力运行的结果仍然是行政权力占主导。学术权力系统沦为行政权力系统的附庸,代替执行某些行政权力。有调查显示,高校学术组织的成员基本上由校院系的主要行政领导构成,或由行政领导负责,也就是说学术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行政和学术双重头衔,从成员的构成上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学术决策中也必然更多地从行政取向和行政利益出发,而一般的学术带头人很少有参与重大学术活动和项目的资格和机会。

2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正常的大学运转需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通力合作,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利益是共同的而不是对立的,两者都是大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像同事一样分享权力”[3]。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理顺二者的关系对高校内部治理和对外提升知名度日益重要。

(1)权责明确,协调发展。没有学术权威高校就不能称之为高校,同样没有行政部门,高校难以正常运转。对于高校而言,二者不能或缺。只有合理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建立一种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能分工,协调互助,高校才能良好运行。首先要把泛化的学术权力回归到适合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说,掌握行政权力的各级人员都必须真正了解高校行政管理是在“学术”这个特定的情境之中的管理,不能“越级”挤占学术权力的空间,其核心的意义是贯彻行政权力为学术进步服务的管理价值观念。在学术权力回归的同时,也要避免“学术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学术权范文篇4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研究和改革均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西方高校教育与管理思想的流入不断冲击着国内高校界，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建设和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高校管理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初的研究开始发现高校中行政权力为主导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弊端，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提出的方案都是对权力结构比较轻微的改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而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形成的行政权力为主体的高校权力结构和管理观念根深蒂固，学者们也没有对这些问题长远的未来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另一方面，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和经济体制还在转型阶段，原有的高校权力结构并未与社会和经济形式发生抵触，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而高校权力结构的行政化发展也尚未带来严重弊端，很多问题没有暴露并得到重视。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后，高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矛盾日益突出，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问题凸显并开始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健康发展，在政府致力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时候高校的权力结构已然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对高校权力结构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弊端的研究，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也比之前一个时期更加丰富。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对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弊端进行挖掘，特别是对于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对高校发展的长期影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削弱和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权、行政权力垄断学术资源、高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从长远影响来说行政氛围的加强削弱了偏离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办学目标等等，高校行政化暴露出问题的数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最终高校的权力结构将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此导致的高校权力结构的变革势在必行。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在于高校权力结构的失衡与不合理，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所认同。经过国际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我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对于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开始有所突破，大部分学者的解决思路主要集中于弱化行政权力和强化学术权力两个主要方面。

进入2010年之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公布引导了我国对高校行政化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研究学术界已经确定“去行政化”为高校权力结构变革的重要目标，仅2010与2011两年关于“去行政化”的研究论文就有236篇，超出之前所有相关研究论文一倍之多，现有研究普遍认同只有弱化行政权力、增强学术权力才能使高校返回学术为重良好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阶段的研究的焦点为“去行政化”，学者们对高校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基本概念都进行了讨论，尽管未有形成广泛而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两个概念的理解都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解读，研究都没有否认行政权力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要求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划分。有学者理性的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和大学的去行政化没有直接关系，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设立，有独立办学自主权，符合教育规律去办学的高校体制。基于对高校去行政化的深层次认识，针对行政化弊端产生的根源———高校权力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更切实可行的措施，都是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效思路。以下就高校权力及其构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其协调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二、高校权力的构成与内涵

（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内涵

关于行政权力的内涵，学界有多种不同界定。有人认为，行政权力是依靠国家法律、政府意志、社会要求、学校规章等手段，形成的影响、支配高校内部成员和组织机构的一种权力形式[1]；还有人认为，高校行政权力就是行政人员和行政机构所拥有的保障大学教育目标实现，保证大学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整体性、一元性和时效性等[2]。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是与职位相联系的制度化了的权力。高校中行政权力的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构及行政人员。其行政权力的作用方式是通过指示、指令、决议等，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3]。学术权力是高校所特有的一种权力，这是大学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目的在于传播知识和探求真理。国内学者对于学术权力的研究和界定更为广泛。当前国内学界对学术权力的界定大致有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为大学中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它强调的是学术权力的主体性特征，是最一般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指专家学者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它产生于学术权利及其民主形式，包括个人的学术权利及由享有学术权利的个人集合而成的组织的权利”[4]；第二种理解将学术权力本质归于专业和学术能力，它强调的是学术权力的个体权威，是狭义的理解，例如，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学术权力应该是某些学术权威因为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及影响自发形成的一种学术魅力[5]；第三种理解即为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它强调的是学术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是对学术权力广义的理解，例如，学术权力“就是根据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等的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的影响和干预力量，是学科规劝和管理技术的结合，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而对其特定的管理对象进行的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权力，主要由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构成[6]”。本文认为，学术权力是由专家学者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其权力来源是科学真理和专业知识。

（二）高校权力的构成

高校中存在的权力是多种多样的，有管理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学生权力、教辅人员权力、教学权力、科研权力、服务权力等等。对于高校的权力主要构成这一问题学者们的回答一直存在分歧，综合起来主要有二元权力观点、三元权力观点以及多元权力观点。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高校内部存在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对立的二元结构，即两元权力观点；持三元权力观点的学者虽然肯定高校内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型的权力，但对于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外的第三权力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高校治理中“传统的权力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其他权力受到压制”，而现在“市场权力”等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影响力量”[7]。有些学者认为根据高校内部团体利益的差别，可分为三大权力主体即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由这三种权力主体派生出来三种权力类型，即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生权力[8]。多元权力观点的认识也尚未达成统一，有的观点认为，高校权力由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党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组成。例如，在中西高校中，除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我国高校自1949年以来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党权力外，还有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以及来自社会的市场权力等[9]；也有观点认为，高校权力分为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外部权力。例如，有学者将国外高校的权力构成分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以及学生权力，将我国高校的权力构成分为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外部权力等。[10]产生上述三种权力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于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的偏差，即没有将“高校所拥有的权力”及“影响高校的权力”加以区分。“高校拥有的权力”是指高校这一特殊主体，因为其特殊的社会价值而拥有的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制力量和支配量；而“影响高校的权力”是指进入高校影响高校办学行为的外部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比如，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其权力的拥有主体分别是政府和市场，而不是高校，就不属于高校所拥有的权力，而更多地属于“影响高校的权力”。[11]政党权力作为“高校拥有的权力”被很多学者划入高校权力结构当中，本文认为从权力目的与手段上来说政党权力虽然与行政权力并不相同，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党是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政党权力和行政权力并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区别明显，因而不将政党权力作为独立的高校权力结构组成部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最主要的高校权力构成，即高校权力结构为二元权力结构，在我国高校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模糊、错位和滥用，是出现两种权力越位或缺位的重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清晰界定高校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基本内涵。

三、国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基本观点

基于高校内部的权力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所构成的二元权力结构，随着对两类权力研究的深入，现在国内学界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形成了三大类：融合论、分立论和不对称论。

（一）融合论

1、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而两者的功能是互补的。有学者明确指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互补和协调的[12]。还有人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的共存，是大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学术权力本身的缺陷无法保证大学内部统一、高校地运行，而行政权力参与到大学中来恰好能弥补这个缺陷[13]，换而言之，正是因为学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才使得行政权力参与到高校管理体制中来并日益占据主要的位置。2、两种权力主客体是重叠的，运行方式是交叉的。有人认为，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重叠交叉———相互依存的共同体[14]。大学的行政职务由学术人员担任，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不论是学术事务还是非学术事务，只要纳入行政系统的职责范围，就成为行政权力的客体。用行政手段管理学术事务，其权力行使的主体既是学术权力的主体，也是行政权力的主体[15]。3、两种权力在性质上是相似的，都是（行政法和宪法）法定权力[14]。

（二）分立论

1、两种权力是不同含义和性质的权力，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以及价值取向，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两种权力的并存不能抹杀二者的区别，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独立性，也决定了二者的矛盾性[13]。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实质和权力的作用时空范围等方面来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存在着必然的对立性。[16]2、两种权力存在矛盾的必然性。有人认为作为在同一个组织中运行的两种权力，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联系是广泛的，但冲突也是难免的[17]。也有人认为，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两者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18]。但实际上，无论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还是现实表现都证明了价值观和工作方式已不再是两者冲突的唯一甚或主导因素。因为，现代大学权力关系所涉及的已远不止效率目标和学术目标那么简单，而是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多的外部控制和影响，不仅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更增添了不少利益色彩。分立论和融合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认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一对对称的概念，与不对称论是相对应的。同时，两种观点都明确强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在协调与相互关联。虽然分立论更多强调的是两者之间对立的一面，但也认识到了化解冲突、缓和矛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三）不对称论

有学者指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对称概念[8]。有学者也认为，实际上学术权力是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力或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是一个对称概念[19]。不对称轮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理论上就是不对称的，基于不对称论的观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就不存在关系的争论。这是一种否定的视角解构了现有的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所有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可以重构两者之间的任何关系，协调共存就是其中的一种[20]。不对称论全面否定，彻底解构了现有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即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看作是一对非对称概念。[19]不对称论虽然对协调高校权力开拓了思路，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我们认为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同时是高校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协调，相互制约并共同为学校的整体发展发挥作用[21]；由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性质和权力主体等不同必然导致了两种权力的冲突，在一个组织内部同时存在两种强势权力时其冲突是在所难免，尤其在实际的高校管理中两种权力发生冲突时，某一权力发展过快或者过于强大会威胁到另一权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整个高校权力的不稳定或者是畸形发展。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将“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西方大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并指出其作为“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被延续下来”，高校组织的意义首先应该是作为“专门化”和“学术性”组织，其次才是行政组织。高校又是与众不同的学术组织，因此，学术权力是附着在大学组织上的特有产物，尊重大学的学术权力就是尊重大学办学的规律，作为权利主体的高校应当是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力结构最符合教育和学校的本质。

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结构现状剖析

虽然学者们认为在高校中学术权力应当发挥更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巨大影响，在大学内部管理中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行政职能泛化、行政级别分明，学术权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高校两权现状的主要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我国大学内部的权力构成实际上只有行政权力，也就是只有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而无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22]，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真正为大学所特有属性的学术权力成为了行政权力的附属，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或者为行政权力所左右，学术事务的决定权力由行政权力所把持；或者被行政权力边缘化，无法发挥出其真正作用。由于这种不当的干预，学术权力逐渐被行政权力侵蚀，为行政权力渗透的学术权力也有了级别之分，学术事物的决定权、话语权以及学术资源的配置都为行政权力所把持。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依据大学办学规律，发挥学术人员在大学办学中的作用的重要性，“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是在严密的行政权力体系下开始生长”。但是“在大学管理的实践中彰显学术权力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开端应该是那些与学术人员最为密切的学术事务，如参与学校发展与改革的决策，教师资格审定标准的制定及教师资格的审定，教育与研究活动规则的制定等。”[23]

（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权责不清

这是行政权力能够代替学术权力管理学术事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两权之间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从权力客体来看，对事务的属性的划分没有明确标准，行政权力是否越权也就没有一个实际的评判标准。从权力主体角度来看，高校中存在着行政岗位人员同时也是学术组织成员的现象，即所谓的“双肩挑”，在学术事务的决策中，这一类双重身份的人员就会为他另一个身份所影响，所占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偏差，进而所作出的决策会带有行政色彩，此外，其他学者可能会顾忌双重人份者的另一个身份，而迎合权威或者领导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学术事务由行政权力所左右，学术权力由行政权力代行使，真正的学术权力被忽略而无法发挥作用。

（三）学术权力市场化，行政权力官僚化、庸俗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开始对学术活动侵蚀和支配，高校中的学术权力开始对自己和自己利益共同体进行保护，讲求学术权力的效益性，学术权力开始变得市场化。与此同时，高校的行政权力成为了高于学术权力的官僚权力，“讲人情、讲关系、讲利益”，不再以服务于高校运行和目标为主要任务，逐渐官僚化、庸俗化。[25]

（四）高校权力中心向上偏移

我国高校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管理负责制，学院院长和系主任虽然名义上由民主选举产生，但最终由校党委和校长任命，他们必须对学校最高行政长官负责，作为校长的基层行政权力代表，他们通常很少全面系统地关注普通教授的意见[26]。在大学三层级结构的管理体制中学校层次几乎集中了对学校所有事务的决策权。院系行政管理组织与党的组织分享权力，尽管它分担了很多的权力，但院系一级并不完全掌握对院系事务的完全的决策权，院系内的人事任用、专业设置、课程调整、教学计划编制、经费分配与使用、招生与就业等都主要由学校层次决定，院系所拥有的权力非常有限，而它实际上只是履行了一种咨询、参谋和执行的职能。[27]高校权力结构呈现出向上集中的“倒金字塔”型，基层的教授和学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受到了忽视和限制，真正的学术权力应该在教授和学者手中，而他们的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意味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高校的民主权力实现遇到了障碍。

五、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思路

随着高校中行政权力的扩张和学术权力的弱化，我国的高校行政化日趋显著，而官本位和高校行政权力的使用不当使得高校权力结构弊端明显。高校对政绩与形象的追求，对规模、数量、速度，对大楼、大校园的追求已然完全压倒了对教育质量、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关注。“去行政化”是现阶段解决高校权力结构失衡、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一个主流改革思路。

（一）“去行政化”的提出与基本内涵

面对高校权力结构行政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早有学者提出了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方案，而我国在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正式明确提出了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即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去“去行政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尚无统一概论，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归纳为两点：一是高校外部的去行政化，即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高校内部的去行政化，从高校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高校内部去行政化主要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充分发挥学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职务评审委员会等由专家、教授组成的教育或学术决策组织的作用，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今后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也就是说去行政化并不是将现有的两元高校权力结构改革为只有学术权力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是改变现有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需要有行政权力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认为去行政化不是指废弃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抛弃官僚作风习气，合理规范行政管理权限。

（二）“去行政化”的难点

高校去行政化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内外两大环境。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出发，在中国这个长期以“礼治”讲“等级”的社会结构中，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被行政化”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在中国教育史上，传统官学机构实行的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教师的任命和所教科目均由政府掌控。科举制度则主张学而优则仕，更是强化了教育领域的“官本位”意识。[27]建国后至今高校仍旧主要在政府的控制力量之下，政府的行政力量对于高校的干预是高校决策中不可避免的。摆脱政府的干预可能会使高校的发展脱离政治力量的控制，因而高校去行政化的外部阻力巨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在高校内部一旦失去行政级别和行政权力可能将失去更多的信息和资源，特别是作为已拥有一定行政权力的高校内部人员并不会积极的配合推动去行政化进程的发展，这将使得去行政化在高校中的执行力度不够甚至于无法付诸实践。来自高校内外的双重阻力意味着高校去行政化将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

（三）“去行政化”的具体途径

高校去行政化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单纯“去掉高校行政级别”不能解决中国高校行政化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我国的市场经济为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在进步，然而政治体制和领导机制改革并未跟进，而是停留在较低层次，学者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的制度建设意见有以下几点：

1、立法保障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依法改变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高校要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社会服务等，并依法制定学校章程与规划，因此，制度和法律是两权的基础也是保障，自1985年以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有关条款中明确阐述了大学的党委、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为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法律依据[28]。有学者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以确保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遵从《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建立健全校务委员会制，吸收适当教授代表参与学校行政事务的决策。

学术权范文篇5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起诉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起诉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学术权范文篇6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校中,因学术权力的行使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纠纷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广大师生法律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缺陷与不足。此类纠纷如得不到妥善解决,必定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学术权力及其纠纷的界定

学术权力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学者们对其涵义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大学对学术事务和活动的管理与统治权力[1],也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某些学术权威因为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影响并自发形成的一种学术魅力[2],还有学者从逻辑层面和制度层面对/学术权力0一词提出质疑,认为应是/学术(自由)权利0。[3]上述关于学术权力的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准确、完整。要科学地界定学术权力的涵义,须从探究权力的含义入手,通过分析学术权力的结构来阐释其内涵。何为权力,我国5现代汉语辞典6的解释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0[4];我国著名法理学者卓泽渊教授进一步认为,权力是特定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和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5]据此可以认为,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控制力和支配力。在学术事务中,学术机构及其成员行使的学术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其理由是:(1)学术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特点,它是社会基于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而设置的一种强行性调控权力。在当代,学历、学位、职称等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为了对这些利益关系和资源进行分配和调控,国家设置相关的学术机构,行使相应的学术权力,使学术利益和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2)学术权力的行使具有单方性特点。学术机构在做出决定时,仅凭自己的单方意志和按照议事规则便可做出决定,而不受相对人意志的左右。(3)学术权力具有公共权力的确定性特征。学术权力行使的后果是对他人的行为和学术命运产生权威性的确定效力和约束效果,相对人自身不可改变这种结果。因此,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内的控制力和支配力,权力在有关学术活动中是客观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区分学术权力和学术管理权力两个概念,学术管理权力即高校组成机构及其人员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它包括以学术权能为基础的学术权力和以行政权能为背景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只是学术管理权力的一部分,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当的。至于有学者认为学术权力是某些学术权威自发形成的学术魅力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学术机构的评审结果决定着他人的学术命运和前途,且这种评审结果还有一种制度作为保障,使得学术权力成为一种制度性权力。另一方面,就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而言,它包括学术权力主体、权力客体和权力载体。学术权力主体即学术权力的掌握者,主要是指代表高校行使学术权力的学术机构及其成员;学术权力的客体即学术权力的作用对象,主要是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学术权力的载体即学术权力的存在形式,包括学术事务、活动的体制和模式。因此综上所述,所谓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基于其专业背景和学术能力,对相关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施加影响和进行控制、支配的力量。

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学术权力纠纷的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院校中的学术权力纠纷不断发生,对于这类纠纷是否需要法律或法院来加以解决(当然法律解决不等于法院解决),理论界、实务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如刘燕文一案,有学者认为法院处理学术权力纠纷案件妨碍了高校的自主权,也有学者认为司法审查与学术自由二者并不冲突。[6]依笔者之见,学术权力纠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其理由是:(1)这是由学术权力纠纷的性质所决定的。学术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只有接受法律的监督才能防止其滥用;同时按照/无救济则无权利0的法治原则,法律赋予了广大公民的受教育权、学术自由权,而这些权利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下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将学术权力纠纷纳入法制化轨道,允许相对人在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术权力的不当侵害之时,诉诸于法律,这既有利于加强对学术权力行使的监督,也有利于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2)学术权力行使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相对人的重大权益。在当代社会中,职称、学历、文凭与个人的职务晋升、收入分配、社会评价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职称评定、毕业论文等级评定与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颁发等方面的学术权力行使状况,将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现实中,公民可以因为被罚款几十元钱甚至几元钱而能求助于法律救济手段,而对一个人有重大影响的学位论文评价等学术权力纠纷如不能求助于法律解决,这显然是违背常理和法治精神的。(3)学术权力纠纷的法律调整与维护高校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并不矛盾。现实中,学术权力纠纷的发生情形多种多样,既可能是相对人认为学术机构的组成不合理、违反规则侵害自身正当权益而引发的纠纷,也可能是相对人认为学术机构的活动违反法定原则、违反正当程序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纠纷,还有可能是因为相对人认为学术机构成员对相关学术问题评价不当或错误而引发的纠纷等。诚然法律专家只熟悉法律,对于专业技术问题,他们可能是门外汉,但是将学术权力纠纷诉诸于法律、提交给法律专家处理,他们至少可以从学术权力的行使原则、程序、形式等方面进行专业性审查,以监督学术权力的行使,至于专业的学术问题则可以交给依法设立的学术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这样,法律救济机制既为学术的公正、学术权力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一种程序上的制度保障,同时又保证了高校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当然,由于学术权力纠纷的特殊性,其法律解决途径会与其他纠纷的解决途径有所差别。

三、我国法律对学术权力纠纷调整现状

在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学术机构及其成员是根据法律的授权或委托代表有关院校行使公共权力,其处于管理和支配的地位;而相对人则处于被管理和被支配的地位,双方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因此,学术权力纠纷应属于行政纠纷。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包括提起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然而综观这些相关法律规定,其在对学术权力纠纷进行调整时,存在以下不足:(1)规定的内容不明确。尽管5教育法6第四十二条第(四)项、5教师法6第三十九条、5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6第五条第(五)项都规定学生或教师对有关处分、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学校、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但是学术机构对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科研课题和职称的评审是否属于对教师、学生的处分、处理,以及它们能否适用上述条文,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而且法律也只是规定,只有当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才能提起诉讼,至于因学术权力引发的纠纷能否提起诉讼以及能提起哪种类型的诉讼,法律没有明确规定。(2)规定的内容不具体。如上文所述,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了教师和学生的申诉权,但这些规定是相当粗糙的,如没有具体规定申诉程序、申诉的受理机构、申诉时效、管辖范围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再加上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特殊关系,使得教师和学生的申诉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使申诉制度流于形式。(3)规定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完善。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申诉和诉讼两种纠纷解决方法,对于行政纠纷法律规定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方法解决;当然,由于学术权力纠纷的特殊性,它不适宜于用行政复议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采用学术仲裁的方法来解决比较复杂的学术权力纠纷问题。(4)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缺乏有机衔接。法律虽然规定了教师和学生享有申诉权和诉讼权,但是申诉与诉讼是一种什么关系,申诉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还是选择程序,提起申诉之后还能不能再提起诉讼,现行规定并不明确,这就使得这两种救济方式在实践中难以有效衔接。我国现行立法的这种状况,使得现实中的学术权力纠纷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这既影响了学校的稳定和发展,又影响了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学术权力纠纷法律解决机制。

学术权范文篇7

［关键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二分法；质疑

Abstract:Someresearchersthinksimplythereareonlyacademicpowerandadministrativepowerinouruniversities,andgiveconceptionsthatacademicpowerisapowerwhichteachersandresearchersownandcontrol,administrativepowerisapowerthatadministratorshave.Infact,academicpowerisapowerofmanagingacademicaffairs,itisnotanoppositeconceptionwithadministrativepower.

Keywords:academicpower;administrativepower；dichotomy;question

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权力最早为伯顿•克拉克在《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权力模式》中提出，认为从高等教育管理的最上层中央政府到最底层的系或讲座，各个层次的决策机构及群体所享有的权力就是学术权力，包括个人权力、专业权力、院校权力和政府权力、政治权力。我国研究者则大多认为，“学术权力是高等学校中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或简单地说，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1］。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所享有的权力称为行政权力。这种把高校中存在的权力现象分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将其作为一对对称概念使用，在已有的学术研究中成为普遍的认识。还有的文章中将高校内部权力分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学生权力、政党权力等［2］。但也有研究认为，学术权力应该指对“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并把学术权力分为学术行政管理权力和学术民主管理权力两种［3］。但在分析方面，还不是很清晰。

从已有的研究看，将高校权力分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标准有三种：其一是依据权力客体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的不同，认为“学术权力是在管理学术事务时的权力，行政权力是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其二是依据权力主体划分，“学术权力是学者掌握的权力，行政权力是行政人员掌握的权力”。其三是以权力的来源为依据，把高等学校的权力分为外部权力（包括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和内部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政党权力等），并试图区分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其实，仅仅从概念本身而言，这种划分标准就不清晰。学术、行政、学生、政党究竟是权力的主体还是权力的客体或对象呢？什么是学术事务？什么是行政事务？实际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概念。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对立，不仅在逻辑上存在错误，而且在法理上和实际生活中都不能说明高校中的权力问题。

二、学术权力应作广义的理解，是指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

什么是学术权力呢？从学术权力的对象、组织和主体来看，我们认为，学术权力应作广义的理解，是指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不仅仅是教师和科研人员等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第一，学术事务同样是行政管理的对象。行政权力中的行政（administration）,从词源上看是“执行事务”的意思。在通常意义上，一般认为“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等活动”，其中“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社会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称为公共行政”，“其他组织对其内部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是一般行政”，在某些国家称为“私人行政”［4］。行政权力是一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所享有的权力。学术事务是国家公共事务之一部分，国家的权力当然涵盖学术领域。国家通过立法、行政手段对学术事务进行政治领导，宏观调控、协调与管理，对学术上的可诉讼的争议进行司法审查，这些都是国家权力在学术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权力实际上是指行政权力在学术领域上的表现形式。当然，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行使权力的方式也有不同，如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家更多的是直接行使权力，而在联邦分权制国家，更多的是使用间接的调控手段行使权力。因此，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列为一对范畴就其本来意义来说并不成立。

第二，国家对学术事务享有管理权力，并不否认大学在其自身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上的自主管理权力。由于学术性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具有探究性、自由性、自主性和学科性的特点，大学应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在西方，这种自治权主要是指“大学的自治行政权”，即大学在处理与教学、研究、课程及进修直接有关的行政事务时所享有的自治权［5］（P127）。在德国，大学自治是指由法律规定大学的自治事项。在法定范围内，由大学机构按照自己的意思，决定如何处理事务，并自我负责，国家对该事项的处理不得干涉。大学自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要赋予大学对于学术、研究与教学等有关事务的自由裁量权；其二，大学不受其上级机关指令、监督的约束［5］（P127）。值得注意的是，大学自治的目的并非赋予大学对所有校内行政事务的完全自主决定权，大学只有在处理大学教学、研究、课程及直接有关的行政事务时才享有自治权。大学自治权始于中世纪大学，确立于近代德国的洪堡大学，今天亦为各国法律所确认。如德国《大学纲领法》规定大学事务为“大学自治事务”与“国家委办事务”，德国大学为“公法人”，对自治事务享有自治行政权，其范围包括立法自主权、人事自主权、组织自主权、财政自主权及计划自主权等，“国家委办事务”为接受国家委托所执行的国家事务。《大学纲领法》第58条规定，“自治事项”与“国家事项”均由大学内“单一行政组织”来完成［5］（P148）。我国《高等教育法》也规定大学享有依法办学的自主权，在相关的《教育法》、《教师法》及《学位条例》上也都没有出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划分。即使在《高等教育法》第42条规定成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也不能说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对立，只是说明学术人员应当参与大学管理，特别是与学术事务有关的管理。学术委员会究竟是学术权力机构还是行政权力机构，还是一个存疑问题［6］。从司法实践看，按“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判决，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行使的是行政权［7］。因此，从法律上分析，也并不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对立，大学自治权实质上是大学自治行政权，这种权力同样是以学术事务管理为对象的。

第三，在当今时代，要把学校事务分清哪些是学术事务，哪些是行政事务，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实在要分的话，可以大致分学者完全自治的事务，学者和行政人共同作用的事务和一般的行政事务，但其界限仍然难以划分清楚。“当我们把学术机构当成一个团体，或更进一步，将其视为一个共同体时，将学术机构的活动看成是生产知识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时，从权力的客体去划分所谓的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其实是很难的。例如，对科研经费的分配这样的活动，如果单纯作行政事务或学术事务加以管理，恐怕都会在合理性上打上折扣”［8］。即使像教师聘任这样被认为是典型的学术事务也是如此，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了解的无数事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让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由制度化的行政权力管理像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

第四，组织化的学术活动中，学术权力主体是多样的。行政管理是以行政体制为基础，以管理职能为依归，由行政机构或行政人员所行使的一种法定权力。这种权力是由制度所赋予的，是一种授予权。当行政机构或行政人员被授权管理学术事务时，即获得了学术管理的权力，即学术权力。行政机构或行政人员也就成了学术权力的权力主体。因此，把学术权力仅仅定义为由教师行使的管理权力，是说不通的。学术权力的主体和行政权力的主体存在着交叉，这种交叉现象是在高等教育和学术机构中独有的现象，在其他组织中是不存在的。“学术权力”是权力在学术领域上作用的反映，其主体可以是学术人员、行政机关及人员、学生等，其形式可以是教师自治或民主管理形式，也可以行政管理形式。在西方大学中，所谓“大学自治”是指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中有相对的自主管理权，“教授治校”是指在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中，以教师（过去主要是指教授）为主管理学校事务，特别是与学术有关的事务。在当代，无论是大学自治还是教授治校，其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源自于中世纪大学的大学自治权和教授治校权都在削弱，政治的和行政的干预与民主的参与管理则在增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0］。

三、在西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里，也出现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概念，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使用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Dichotomy）分析学术权力时，说明的是大学里教授（教师）权力（FacultyPower）与行政人员权力(AdministrativePower)的对立与矛盾，而不是简单地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对立相称。撇开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影响，由于学生权力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非常有限，教师与行政人员是主要的权力主体，也是一对主要的权力矛盾主体，当然这二者的关系更多的是合作与协调。伯顿•克拉克就写道：“官员成了自己院校的‘鼓吹者’，因为他们的工作奖励和职业成功比教授更直接依赖于院校表面的成功。”［11］不过，在现代高等学校里，由于行政机构与行政人员的膨胀，行政权力挤压教师权力，双方矛盾也比较激烈。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学校的活动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在西方大学里，形成了法人治理结构，学校组织中的各个成员或团体共同作用于学术活动。在二战以前，西方大学即形成了董事会、大学评（参）议会和教授会等自治管理机构，但其成员主要是由大学董事、校友、高级行政人员和资深教授组成。二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民主运动后，这些机构都进行了民主改革，其成员来源更为广泛，更有代表性。以美国为例，据美国教育行政学者吉尔模（J.Gilmour）在1989年对美国高等院校（包括四年制大学和二年制社区学院）所成立的学术参议会现况的调查报告，在402所高等院校中，大约有90%的大学已设立正式的参议会，教师、行政人员及学生共同参与学校行政管理（见表1）。在参议会里还设有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教学、科研和行政等各项事务（见表2）［12］（P39-43）。

在英国，大学行政体制各有不同，但大学重要事务很少出自一、二位主管之手，而是由各相关委员会来决定。最重要的三个委员会组成校董事会、行政委员会和学术评议会，其成员分布极为广泛。比如校董事会包括大学主要官员、捐款者、民间和政府代表、机构代表、当地国会代表及欧洲议会代表、大学成员（包括行政委员会和学术评议会代表）等。行政委员会成员包括主要官员、学术评议会代表和学生代表。学术评议会则包括主要官员、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12］(P194)。在学术事务决策方面，前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曾作了生动的解释：“学术事务……从下向上流动。最初它由系或部务委员会提出，然后它作为建议上升到评议会。评议会可能留下它也可能退回它，但很少改变这种建议……最后（中间可能还有好几级）它达到理事会，作为一项建议等待批准。和评议会一样，理事会可能留下它也可能退回它；如果理事会会对它作出改动的话，那将是严重地违反常规。”［13］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民主化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学生对所有校内外权威都看不顺眼，不断起来反抗，热衷于参加校外的政治运动（如反越战示威），在校内则争取对教师评定、课程设计、财务决策等大小事宜有更多的参与机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缓和，大学内展现出协商的、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特别是参与与学生事务有关的问题的讨论与决策，成为了制度规定（参见表1）。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在《高等教育总纲法》中规定，大学校务委员会里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代表。法国的《富尔法案》确立民主参与原则，要求大学管理机构必须有学生代表。

针对我国“政府对大学干预过多，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和教师在大学管理上人微言轻的现状，我国一些学者提出“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拥有和控制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学术界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同与响应。但是，从研究的角度看，笼统地说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拥有和控制学术事务的权力，是不准确的。当前，我们虽然要加强学术人员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增强他们在学术事务上的决策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切实地落实高校内不同群体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合理分配学术权力，建立科学的学术权力结构和制度规则，建立合理有效的权力分工与制衡的运行机制，确保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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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19．

学术权范文篇8

在这13年间，高勇在各类刊物上公开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在此期间，他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从91年起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任秘书，1993年，他开始在母校的工业经济系攻读在职博士。读到第二年时，四川省委的正处级秘书，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出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3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引资4800万元。1999年至2002年，高勇先后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2002年4月至6月，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正厅级）。2002年6月起，高勇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部长。

也就是说，这位政坛明星在一直担任重要岗位的行政工作，而且工作十分出色、繁忙的同时，每年完成了约24篇以上的论文（即每个月2篇）、0.4部个人专著、参编1.3部书籍、承担3.4个科研课题。按他的认罪书，这段时间，他“身边最多的朋友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小老板、企业家，几乎每一个工作阶段，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和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就他的科研工作量来看，大学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如果能达到这个工作量，恐怕每天工作12小时也难以完成。难道他有分身之术？至于科研项目，现在申请项目非常困难，一年申请成功并完成3.4个科研项目对一般人来说，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而且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开发部下，要申请成功这么多项目也难以想象：我想，在这么大的中国，即使是院士和著名学者，一生中能申请成功、完成44个项目的又有几个；37岁已经是正高职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即使是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定也只是少数难得的学术精英。那么，真是因为他是学术超人吗？不是。

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可能具有学术天赋，如果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是学界英才。但现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为。那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侵占他人成果，大部分著作和论文由他人或者在别人已完成的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二是利用职权申报科研项目，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挂名的“领导作用”。就是这么一位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平步青云的人，实际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其他自愿的或者不自愿的人的学术成果的人，居然还敢说“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能不出事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讲义气、道德高尚的人。学术上这么贪婪，面对金钱的诱惑，还会有什么“错误认识”吗？一个早已熟谙人情世故，摸透了政界行情和学界行情，时时利用国家给的权利待价而沽的政界败类、学术流氓，还在这里为了减轻罪责、获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同情而去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思想深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一般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政治上这么顺利，何必还要去在学术界不正当地去挤占资源呢，这对大多数又从事学问、又“权为民所用”的正直官员可能如此，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权力可以轻而易举猎取学术资源，而利用学术资源拉帮结派、整合政治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因为纯粹学者奋斗一辈子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滥用权力者垂手可得，权与学结合是大有可为的。当今不少有权力的学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学术权范文篇9

学术权威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范围具有不同的主体。从狭义上看，只有在某一学术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才能称得上学术权威，这一类学术权威无疑引领着学术发展前沿，具有最大的学术影响力，但往往是凤毛麟角，一般的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很难拥有。从广义上看，仅就一个单位，或者说一所高校，尤其就地方院校、高职高专而言，除了上述的狭义的学术权威外，还应包括在本校工作，引领本校的学术风尚、为师生所熟知的专家、学者，这是我们学术权威的主体，也是我们专业教师的核心力量。一直以来，学术权威均是专业领域内的翘楚和师生的标杆。学术权威作为在师生心目中具有极高学术魅力和地位的人，其一言一行对学生均产生着影响，在德育工作中，学术权威更是具有德育工作者和行政管理层不可取代的作用。不过，高校对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认识严重不足，往往仅注重了其学术地位和专业影响力，而忽略了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管理层、德育工作者到学术权威本身均未全面意识到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职责。这种忽略是全方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管理层对此的忽略。学术权威作为专业上的权威，依赖于他的专业知识、学术成就和学术能力，得益于他在专业领域的高深知识和渊博学问，因而，学校管理层往往注重于挖掘和发挥学术权威在专业领域对学生和其他教师的引导作用，而对其人格魅力的挖掘则有所忽略，忽视了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上的重要功能。二是德育工作者和德育工作机构对此的忽略。目前，许多高校均设有思政教研室、学工部、团委等专门的德育工作机构，建立了一支包括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和专职思政教师在内的，比较强大和比较精干的专门的德育工作队伍，并在德育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方面，德育工作者和德育工作机构理所当然地认为德育工作为其份内之事，是其本职工作和责任;而另一方面，不管是德育工作专门机构及专门人员，还是行政领导阶层，均忽略了德育工作人人参与的重要作用，尤其未能重视学术权威的德育工作职能。三是学术权威自身对此的忽略。学术权威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其往往仅注重于对专业知识的传授及其专业领域的学术影响，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育人功能的广义性，忽略了自身的德育工作职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学术权威在专业上具有较高地位，但在修身、为人师表方面存在瑕疵，不但不能发挥其德育作用，还对学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二、充分发挥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目前，不管是高校领导层、德育工作者还是学术权威本身，均对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挖掘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这不仅不利于学术权威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和确立，更不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转变观念，多方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一是由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搭建平台。专职德育工作者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主力军，这一点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德育工作者对他们的影响在其人生发展旅程中往往不如学术权威。因此，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发挥学术权威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高校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分步进行。对于拥有狭义范围内的学术权威的知名高校，则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拥有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知名的学术权威的优势，充分发挥学术权威的德育工作优势;就地方性院校来说，狭义的学术权威相对紧缺，但仍然可以通过对广义的学术权威的挖掘达到预期的效果。地方院校在学术权威的德育工作作用的发挥上，可以分步实施。具体来看，首先是“立”，根据德育工作需要，采取新闻宣传、专题报道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舆论和媒体的作用，树立起适度、适量的学术权威。其次是“落地”，在树立好典型的基础上，结合德育工作实际，开展讲座、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让学术权威适当参与学生管理、德育工作等方式，让学术权威落地，来到学生中间，充分发掘学术权威的德育影响力。最后是“宁缺毋滥”，在学术权威的塑造过程中，要充分评估拟树立的学术权威个人的德行和学术修养，宁缺毋滥，防止树立起的“学术典型”在德育工作中的负面影响。二是引导学术权威主动承担德育工作责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高校学术权威的作用不仅仅是“授业和解惑”，还肩负着“传道”的重任。要让学术权威改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其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所应担负的相应的德育责任，使其增加德育工作和自身品德修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更加注重自身形象和德育品质的塑造，主动融入到学校的德育工作中。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树立学术权威积极向上、品格高尚的正面形象，避免出现学术权威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发掘其人格魅力，发挥其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将人人有责、全员参与的德育工作理念灌输到全校教育工作者之中。班主任、辅导员、总支书记及两课教师作为德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对德育工作担负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教师、学术权威、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同样对德育工作责无旁贷。对于学术权威、专业教师而言，主要由教务处对其进行职责认定，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专业教学，搞好科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提出了一定的德育要求，如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在专业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等等，但大多只是书面的要求，没有具体的职责划分，责任落实和评价考核，其德育实施大多处在一种无组织、随意性的状态。将人人有责、全员参与的德育工作理念灌输到全校教育工作者之中十分必要。

三、余论

学术权范文篇10

1托福·德泽维奇的工作权观点

他认为，国际认可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经历了理想化、概念化和实证化阶段，但它们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法律化程度。随后，他为了有条理地考察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的国际法规的实体范围，对与工作有关的人权进行了分类。他将与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分成以下四类：①与就业有关的权利(employment-relatedrights)；②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employment-derivativerights)；③平等待遇和非歧视权(equalityoftreatmentandnon-discriminationrights)；④辅助性权利(instrumentalrights)。在这四类权利中，第一类权利应被赋予中心地位(acentralposition)，并将它又细分为七个方面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即免于奴隶制和类似的习俗、免于强迫和强制劳动、择业自由、获得免费就业服务的权利、就业权(TherighttoEmployment，ortheRighttowork)、就业保护权、免于失业的保障权。第三类权利是由作为劳动关系产物的、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利和自由组成，如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权、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获得公允报酬权、接受职业指导和培训权、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作中受到保护权、获得社会保障权和其他权利。第三类是从非歧视和平等的角度提出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作为辅助性权利的第四类包括诸如结社自由和组织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和工人迁徙自由等，甚至还包括不太直接的集会自由，拥有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安全、公正审判权、表达自由权。

2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权利的内容

《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与《宪法》、《劳动法》相配套的立法，多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等，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少量司法解释。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劳动权利做出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大体包括：保障和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

3我国学术界对劳动权的界定诸说

劳动权也称工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二十世纪以来，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日益受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并相继载入宪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劳动权，但未对劳动权的概念作出解释。国内学者对劳动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内学者界定劳动权概念的外延大小，可以把对劳动权的界定分为“一权说”、“二权说”和“多权说”。

“一权说”认为，劳动权就是就业权，是指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权和选择职业的自主权”，是要求“国家或社会提供劳动机会的权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劳动权就是指“劳动的权利”。“一权说”认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权是构成劳动权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态度，后者体现了劳动者对职业选择的主观愿望及价值取向，并不包括“因劳动而产生的结果权利”，也即劳动权仅为获得劳动机会的手段，与劳动报酬并无必然联系，甚至有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导致劳动报酬落空的结果。诚然，权利不等同于利益，不是利益本身，但权利背后的基础是利益。“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一项权利之得以成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权利实现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利益是权利主体的目的指向，也即权利的目的属性。由于劳动权的行使与取得劳动报酬这种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关系，因而获得劳动报酬是行使劳动权的重要目的。19世纪法国工人高举的为“面包和工作”而战的口号，就是这一目的属性的反映。当然，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并不必然等于获得实际劳动报酬。权利的行使只表明获取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行使权利，可能通过这种权利的活动而得到利益，但也可能得不到利益”。因此，以劳动者并不一定能获得实际的劳动报酬来否认其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即使企业破产，劳动者也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报酬为受雇人以劳力取得之债权，故比其他债权应有优先受清偿之权利”。

“二权说”认为劳动权包括就业权与获得劳动报酬权，这是国内的主流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4)将劳动权界定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能够得到有保障并有适当报酬的工作的权利。”这里“有保障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固定的、稳定的工作，是用计划指令式的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劳动力资源，是“统包统配”用工制度的思想反映。它否认劳动者与雇主的意志自由，不承认失业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该概念也肯定了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只是“适当的报酬”，并不是按劳付酬。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劳动者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自主地出让自己的劳动力，并有权获得与自己提供劳动的质和量相符的劳动报酬。“二权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得到了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并按照其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入的权利”。相似的观点还有，“劳动权就是公民享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取得与其劳动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权利”。此观点不仅强调公民就业权，而且非常重视公民的劳动报酬权，并视为其他人权的基础。若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就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其他人权也就无从实现。但以上概念中的“收入”一词，令人费解。“报酬”含有“对价”之意，而这里的“收入”，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非劳动报酬，并不含有“对价”之意。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企业办社会的思想。过去的一些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金等方面均由雇主承担，一旦劳动者分配到企业，则企业就必须把这些社会福利给“包”起来。因此，用“收入”一词来界定劳动权在当时也符合实际。

“多权说”的论者都认为劳动权应包括多项权利，只不过各学者在界定劳动权外延时所持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己。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就业权是其核心和基础，同时又包括自由择业权、职业培训权、获得最低工资标准权、享有安全和卫生工作条件权、工作时合理限制权、休息权等，但不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劳动者以个体的名义行使的权利-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诸如团结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共益权则不属于劳动权的范畴。有的学者不仅认为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且共益权也属劳动权，把劳动权视为一种权利的代表，它代表了与工作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权利之集合。有的学者把管理决定权和社会保险权也包括在劳动权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广义上的劳动权与劳动权利等同，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广义上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宣言的权利。可见，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劳动权是指包括与劳动紧密关联的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权利。从外延上看，把劳动权视为劳动权利的简称也未尝不可”。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是其他人权的基础，因此，以劳动权为存在前提或与劳动权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会很多，统统归入劳动权的范畴，既不利于我们对劳动权的正确界定，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其他权利的真正内涵。

所以我们认为劳动权应是包括就业权、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健康及劳动安全权、休息权、结社权、集体谈判以及罢工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体系。

特别一提的是，还有学者认为外延上的劳动权由原权利、救济性权利和保护性权利三大部分构成，并由此认为劳动权是指劳动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享有劳动就业权、择业和变更职业权、取得报酬权以及劳动保护、社会救济权利的总称。该观点为劳动权的界定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有些表述我们确不敢苟同。众所周知，原权利是第一性权利，救济权利(又称补救权利)属于第二性权利，二者是以权利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的分类，显然，原权利并不包括救济权利，正如实体权利并不包含程序权利一样。同时，社会救济权利的权利主体并非就是指“劳动者”，根据我国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是指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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