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态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17:14:47

学术生态

学术生态范文篇1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高校是一个小生态系统,或者称为生态群落。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主要指这一群落的生态环境。

高校学术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这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多维交叉镶嵌的复杂系统。自然环境主要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有气候、空气、噪音、地理、地貌等等;生物环境有动物群落、植物群落、植被、绿化等等。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经济、科技、家庭等因素,以及校内的系科、专业、班级,学校的管理机构、设施、制度等因素。文化环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如社会风气、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舆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校园文化等等。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心理素质,如智慧、德性、心态、性格、情绪、风格、个性,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理。

二、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高校学术生态又可以分为内部生态(小环境)和外部生态(大环境)。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内和学术群落(学术团体)之间的氛围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后者主要指高校学术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生态要素的关系。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既存在“历史问题”,也存在“现实问题”。

中国历史上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认识论哲学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采取的是“经世致用”的哲学。清代晚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师夷”以强国,大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论哲学基础。虽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推行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严酷的客观事实使“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原则始终在中国大学无法实现。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1957年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最不讲学术原则的批判和迫害;“”10年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梁效”的恶劣影响。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总是首当其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历史悲剧。

中国高校背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因而其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新办院校更为突出。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办院校为“麻雀”加以剖析,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工业区和城市带。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地方不惜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创办一批新大学。令人振奋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大批内地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拓荒创业。创办之初,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南来的专家教授也意气风发,要在几年内建设起与内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政府官员抱怨: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学校总是上不了层次;引进那么多高层次人才,却干不成什么大事,出不了多少成果。地方高校的专家教授则抱怨:地方把我们引进来之后就不怎么理了,这个地方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缺乏学术氛围,缺乏研究的条件。抱负付之东流,“书生老去,事业难成”。企业抱怨:地方高校培养不了高层次的人才,出不了有市场价值的高新技术,解决不了企业急需的大量的技术问题。学校抱怨:政府干预太多;企业对学校科研力量不信任,舍近求远。更为要命的是,学校内部也不安宁,内耗很大……

从生态学的眼光看,因为这些高校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物种、种群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经历长期的矛盾运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协同进化的复杂系统一样,学术生态也是由无数相关生态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形成和稳定也决不是朝夕的功夫。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足以进行学术活动的生态系统,那么引进的专家学者就难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出学术成果。

学术生态也是这样。即使地方领导、群众和从事学术活动的专家都有多出成果的迫切愿望,然往往难以如愿以偿。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大师都不愿轻易到一个新办院校长期工作,不管这个学校提供多么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原因就是这些院校还缺乏学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里不是搞学术的地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是“求贤若渴”,但是,人才引进以后,却对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缺乏重视。他们对举办高等学校热情很高,对办出水平也十分迫切,但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和特殊性却缺乏认识。因此,往往干预过多,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对高校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曲折过于敏感,频频更换学校领导,这就更加影响高校学术生态的建立。

另外,新生的城市是刚从农村转变而来的,缺乏学术活动所需的文化底蕴;学校是新办的,缺乏丰厚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尚未形成相对平衡、共同进化的学术生态。

以上是珠江三角洲新办院校的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老牌高校、合并改组的大学同样存在学术生态问题,只是程度和表现不同而已。学术生态的状况,关系到大学能否担当重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

三、知识经济和大学学术生态的优化

学术生态系统充满适应与不适应、平衡与不平衡、共生与竞争、退化与进步的矛盾运动。这个系统的优化,就是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达到效率与公平兼容,在空间上的平衡和时间上的延续。

学术活动的本质是高级的认知活动。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要依靠学术活动去培育。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是大学的灵魂。在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里,大学的学术——认知活动必须是与经济社会协同进化。因此,高校不仅要使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且要使外部生态环境优化。瑞典学者玛瑞恩·D·麦克凯尔威(McKelvey)提出了“认知环境”和“体制环境”的定义,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是求知的结果,本身建立在参与者对环境条件的理解以及他们能力与经验之上”。

如图所示,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市场——政府是用数轴表示的两对矛盾。前者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科学通过知识的创新来理解自然,技术通过产品的创新来控制自然;后者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经济活动的回报来配置资源,政府以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和公平原则来配置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求知(学术)活动的四种环境:S—M(科学—经济环境)、S—G(基础科学环境)、T—G(技术—政府环境)和T—M(技术—经济环境)。〔3〕

借鉴这一定义,我们提出有关优化高校学术生态需要考虑的环境包括:人际—心理环境,指学术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及心理因素;科学—人文环境,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兼顾与和谐;体制—文化环境,指知识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的文化氛围;政府—市场环境,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的经济导向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科学—技术环境,指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促进和转化;物质—生活环境,指开展科研的设施和科研者的生活条件。如此等等。

由此,可以提出一些优化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思路。

●建立绿色人际关系。绿色人际关系即一种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依赖、和谐合作、协同进步的生态环境,克服“文人相轻”,消除内耗。

●优化校园文化环境。科学需要文化的滋润,技术需要人文的关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研究高深学问,发展高新科技的必要基础。

●活跃学校学术氛围。以充分显示生物多样性原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为标志,营造高校良好的学术氛围。因为自由的学术空间,浓厚的学术气氛,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活动的温床。

●改善科研工作条件。没有现代化的科研设施,就难以创造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

●减少上级行政干预。让高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办学,是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重要条件。

●加强信息交往流量。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没有信息的大量流通和利用,就没有创新。

●提高教师个人素养。学术活动主体的素养,包括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修养、智商和情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高低,是带决定性的因素。

●密切高校与社会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是营造良好的外部学术生态环境的关键。

建立相对平衡、协调共进的学术生态系统,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做好这一工作,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知识经济时代的重任,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强支柱。

参考文献:

学术生态范文篇2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高校是一个小生态系统,或者称为生态群落。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主要指这一群落的生态环境。

高校学术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这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多维交叉镶嵌的复杂系统。自然环境主要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有气候、空气、噪音、地理、地貌等等;生物环境有动物群落、植物群落、植被、绿化等等。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经济、科技、家庭等因素,以及校内的系科、专业、班级,学校的管理机构、设施、制度等因素。文化环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如社会风气、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舆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校园文化等等。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心理素质,如智慧、德性、心态、性格、情绪、风格、个性,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理。

二、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高校学术生态又可以分为内部生态(小环境)和外部生态(大环境)。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内和学术群落(学术团体)之间的氛围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后者主要指高校学术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生态要素的关系。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既存在“历史问题”,也存在“现实问题”。

中国历史上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认识论哲学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采取的是“经世致用”的哲学。清代晚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师夷”以强国,大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论哲学基础。虽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推行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严酷的客观事实使“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原则始终在中国大学无法实现。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1957年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最不讲学术原则的批判和迫害;“”10年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梁效”的恶劣影响。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总是首当其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历史悲剧。

中国高校背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因而其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新办院校更为突出。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办院校为“麻雀”加以剖析,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工业区和城市带。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地方不惜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创办一批新大学。令人振奋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大批内地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拓荒创业。创办之初,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南来的专家教授也意气风发,要在几年内建设起与内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政府官员抱怨: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学校总是上不了层次;引进那么多高层次人才,却干不成什么大事,出不了多少成果。地方高校的专家教授则抱怨:地方把我们引进来之后就不怎么理了,这个地方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缺乏学术氛围,缺乏研究的条件。抱负付之东流,“书生老去,事业难成”。企业抱怨:地方高校培养不了高层次的人才,出不了有市场价值的高新技术,解决不了企业急需的大量的技术问题。学校抱怨:政府干预太多;企业对学校科研力量不信任,舍近求远。更为要命的是,学校内部也不安宁,内耗很大……

生态学的眼光看,因为这些高校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物种、种群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经历长期的矛盾运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协同进化的复杂系统一样,学术生态也是由无数相关生态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形成和稳定也决不是朝夕的功夫。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足以进行学术活动的生态系统,那么引进的专家学者就难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出学术成果。

学术生态也是这样。即使地方领导、群众和从事学术活动的专家都有多出成果的迫切愿望,然往往难以如愿以偿。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大师都不愿轻易到一个新办院校长期工作,不管这个学校提供多么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原因就是这些院校还缺乏学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里不是搞学术的地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是“求贤若渴”,但是,人才引进以后,却对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缺乏重视。他们对举办高等学校热情很高,对办出水平也十分迫切,但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和特殊性却缺乏认识。因此,往往干预过多,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对高校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曲折过于敏感,频频更换学校领导,这就更加影响高校学术生态的建立。

另外,新生的城市是刚从农村转变而来的,缺乏学术活动所需的文化底蕴;学校是新办的,缺乏丰厚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尚未形成相对平衡、共同进化的学术生态。

以上是珠江三角洲新办院校的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老牌高校、合并改组的大学同样存在学术生态问题,只是程度和表现不同而已。学术生态的状况,关系到大学能否担当重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

三、知识经济和大学学术生态的优化

学术生态系统充满适应与不适应、平衡与不平衡、共生与竞争、退化与进步的矛盾运动。这个系统的优化,就是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达到效率与公平兼容,在空间上的平衡和时间上的延续。

学术活动的本质是高级的认知活动。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要依靠学术活动去培育。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是大学的灵魂。在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里,大学的学术——认知活动必须是与经济社会协同进化。因此,高校不仅要使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且要使外部生态环境优化。瑞典学者玛瑞恩·D·麦克凯尔威(McKelvey)提出了“认知环境”和“体制环境”的定义,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是求知的结果,本身建立在参与者对环境条件的理解以及他们能力与经验之上”。

如图所示,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市场——政府是用数轴表示的两对矛盾。前者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科学通过知识的创新来理解自然,技术通过产品的创新来控制自然;后者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经济活动的回报来配置资源,政府以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和公平原则来配置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求知(学术)活动的四种环境:S—M(科学—经济环境)、S—G(基础科学环境)、T—G(技术—政府环境)和T—M(技术—经济环境)。〔3〕

借鉴这一定义,我们提出有关优化高校学术生态需要考虑的环境包括:人际—心理环境,指学术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及心理因素;科学—人文环境,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兼顾与和谐;体制—文化环境,指知识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的文化氛围;政府—市场环境,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的经济导向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科学—技术环境,指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促进和转化;物质—生活环境,指开展科研的设施和科研者的生活条件。如此等等。

由此,可以提出一些优化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思路。

●建立绿色人际关系。绿色人际关系即一种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依赖、和谐合作、协同进步的生态环境,克服“文人相轻”,消除内耗。

●优化校园文化环境。科学需要文化的滋润,技术需要人文的关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研究高深学问,发展高新科技的必要基础。

●活跃学校学术氛围。以充分显示生物多样性原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为标志,营造高校良好的学术氛围。因为自由的学术空间,浓厚的学术气氛,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活动的温床。

●改善科研工作条件。没有现代化的科研设施,就难以创造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

●减少上级行政干预。让高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办学,是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重要条件。

●加强信息交往流量。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没有信息的大量流通和利用,就没有创新。

●提高教师个人素养。学术活动主体的素养,包括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修养、智商和情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高低,是带决定性的因素。

●密切高校与社会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是营造良好的外部学术生态环境的关键。

建立相对平衡、协调共进的学术生态系统,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做好这一工作,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知识经济时代的重任,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强支柱。

参考文献:

学术生态范文篇3

1科技期刊应对科研诚信问题进行有效规范与监督

一篇科技论文的发表包括投稿、评审、编辑、出版等环节,其中每一步都涉及对科研诚信问题的核查与监督。科技期刊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应对常见问题高度敏感,尽量主动发现,提前排除。1.1对常见的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问题进行规范说明。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做不到熟知诚信伦理相关的所有知识,而且不同研究领域往往还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习惯。因此,科技期刊可在投稿指南、稿件处理流程等公开信息中提炼出本刊常见的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问题与规范,供作者比对、参考。这是科技期刊参与诚信体系建设的最基本途径,也是我国部分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较为薄弱的环节[1]。以生命科学领域经典期刊《JournalofBiologicalChemistry》(中文名为《生物化学学报》,创刊于1905年)为例,在投稿指南中,除了期刊特有的出版政策,还包括编审流程、科研成果共享原则、医学伦理政策、数据可获取性要求、版权要求、撤稿要求、图片处理要求、利益冲突说明、署名标准等等[2]。可以看出,这些往往是科研工作者最困惑、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如果作者能够理解并遵守,期刊能够有效监督,通常可以满足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方面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期刊可要求作者必须按照要求提供相关的原始数据;科研图片必须反映原始的结果,不得过度处理;图文版权转移、再使用需要遵守相关规定;作者必须申明论文所涉及的学术工作没有利益冲突,著作权人需要从书面上对科研诚信做出保证;论文中涉及的实验方法与材料、软件数据等要与所有科研人员共享;科研工作必须符合相关的学术伦理规定;涉及人体的研究需要提供相关的审查文件;作者署名和排序要符合相关标准,通信作者要承担相应责任与享受应有权利;等等。1.2对科研诚信相关问题高度警惕并主动核查。在论文编辑过程中,科技期刊编辑应关注出版全流程,主动探测、挖掘潜在的科研诚信与伦理规范问题,并充分利用各种工具、信息进行排查。同时,学术不端行为也呈现出越来越隐蔽的趋势[3],期刊编辑应积极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对新老问题都能保持熟知与警惕。在出版过程中,需要集中核查的问题包括重复发表、抄袭与剽窃、不合理引用、非正当署名、违反出版法律相关法规、未完成实验伦理审查、政治问题等。对于每篇投稿,重点问题都应至少排查1次,且力争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后期的无效投入。目前,已有多种软件和支撑数据库来帮助期刊完成这一过程,如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AMLC以及国外检测系统CrossCheck、eTBLAST、PaperFree等。国内外大多数主流期刊已将软件核查作为文章处理的必需流程,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投审稿系统EditorialManager的标准流程中,甚至包含了对每篇投稿进行科研诚信方面的人工核查,只有核查通过的稿件才能送达编辑部手中。对于存疑的稿件,期刊编辑部应及时通过多种方法确认,如对于稿件,可参考业内专家总结的方法进行识别和防范[4-5]。确认存在疑似学术不端行为以后,期刊编辑部应尽量进行退稿而非退修,退修往往会使初次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为编辑部带来更多隐患[6]。1.3严格遵循同行评议的原则与规范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沿用数百年的核心规则。同行评议既是对科研诚信相关问题的监督,同时也是一个本身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例如,2017年4月,国际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对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所发表的107篇来自中国的文章进行一次性撤稿,其原因就是作者推荐了虚假的审稿人,得到了虚假的评审意见。然而,在此过程中,《肿瘤生物学》编辑部并没有对审稿人资质进行严格审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研究指出,对于高质量科技期刊来说,编辑部审稿制度结合同行评议制度可大幅提升期刊的运行效率[8]。期刊编辑部在组织同行评议的过程中,首先应该从制度上维护审稿的独立性,合理确定评审模式(单盲、双盲、单双盲结合、开放评审等),合理制定审稿的流程和审稿人规范,保证其他各方(包括主编、编委会等)不进行非正常的干涉。其次,期刊编辑应仔细评估审稿人资质与质量,慎重对待作者推荐和回避的审稿人。再者,期刊编辑对审稿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常现象应高度敏感,比如过快过慢的速度,过好过差的质量,可能存在的偏见,等等[9]。最后,期刊应该尊重同行评议的结果,不随意删改评审意见,并帮助评审人与作者进行适度沟通,同时合理地处理申诉。当前,同行评议的公正与规范已经成为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2科技期刊从业人员本身应恪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在已公布的科研诚信案例中,涉事主体除了科研人员以外,有时还包含了期刊编辑,其中有些是期刊编辑有意为之,有些是工作中的粗心与失误。可见,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对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应洁身自好,恪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2.1加强对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期刊编辑的工作往往难以被读者、作者所直接了解,工作量和质量也难以进行量化和考核。对来稿的核查标准更多地依赖于编辑本身的精益求精,这也是期刊编辑职业素养和敬业态度的最直接反映。因此,应重视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使其真正成为科研诚信的捍卫者和防火线。加强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牢记自身岗位在科研诚信共同体中的责任使命,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以科学公正的态度对投稿论文严格把关。第二,严格遵守期刊制度,崇尚道德自律,按照期刊标准处理稿件,拒绝利益稿、人情稿、关系稿等[10]。第三,严格遵守科技期刊出版在过程中的“第三方服务边界”[11],不与中介公司、等不合理、不合规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合作。第四,编辑稿件严谨耐心,一丝不苟,严格遵循我国现有的编辑出版相关标准与规范,实现内容的标准化、精品化,切实为科学家提供优质服务。2.2对涉及的失范行为谨慎而积极地处理。之后,将由广大读者监督并反馈科研诚信相关问题。对于此时暴露出来的潜在失范行为,期刊不应消极回避,而应该谨慎核实其真实性,积极面对,按正当程序及时严肃地处理,必要时可与作者所在机构沟通商讨解决方案。对于可能出现学术不端问题的稿件,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撤稿。撤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明确证据显示文章内容不可靠(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内容在之前发表过;构成抄袭;研究过程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作者一致主动要求撤稿。撤稿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编辑部而非作者,对于符合撤稿标准的稿件,期刊应按撤稿规范妥善处理,在所有版本上撤稿声明。撤稿声明应单独成文,免费开放,并在网络版本上与原文互为链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某些不符合撤稿标准的稿件,不应简单粗暴地进行撤稿,而应采用关注声明或更正声明[12]。其中,关注声明主要针对以下情况:存在疑似但无法确定的学术不端行为;作者的解释相互矛盾,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对于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需要时间较长,等。更正声明主要针对论文中存在的少量非主观性错误。对于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相关的多种伦理问题,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简称COPE)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建议,尤其是COPE流程图[13-14],是实际工作中期刊编辑的有益参考。2.3积极主动地履行传播科技的责任与使命。除了保证内容真实和符合法规,科技期刊还应关注自身在科技传播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在实践中促进研究内容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分享。这不仅是出版伦理的延伸,也是科技期刊在学术生态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体现。首先,论文内容应按照既定模式保证文章内容的可获取性。获取模式主要包括订阅、开放获取和延迟开放获取。这由期刊所有者、出版机构等共同商讨决定,一旦确定就应遵守,无论是作者、期刊还是第三方,不得对订阅论文擅自进行免费传播,也不能对免费的论文进行收费售卖。其次,论文的获取模式也应尊重相关规定,促进科技论文的开放与共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所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6~12个月后应在国家平台上免费开放获取。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规定,所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出版1年后,应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研究知识库并免费开放获取。期刊应支持并监督这一投放过程。第三,期刊应监督文章支撑数据的妥善存储。国际上科研共同体建立了多个公益性开放数据库,专门存放期刊无法直接发表但对后续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数据,如蛋白质数据银行、核苷酸序列数据库等,期刊出版者应监督作者按照已有规定提供相关内容妥善存储。

3完善学术生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对于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的重要意义,我国各界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共识,相关研究成果增长明显[15]。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如科研数据真实性检测难度较大、学术不端相关问题反馈渠道尚不清晰、联防联控机制尚不完善等。这里针对科技期刊编辑人员面对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3.1利用大数据系统助力科研诚信问题的探测与审查。在科研诚信方面,除了较为熟知的比对系统之外,国内外还开发了多种大数据系统保障科研诚信的监督与管理,可成为科技期刊工作者的有益参考工具[16]。例如,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RCID)、全球科研人员交流的网络社交平台ResearchGate等。在这些数据库中包含的学者任职、论文、基金、审稿等信息,不仅全面、公开、透明,而且多为第三方导入,保证了学术名片内容的真实性。针对作者定义贡献不清的问题,国外科技期刊服务商开发了作者贡献度角色分类法(ContributorRolesTaxonomy,简称CRediT),将作者贡献分为较为清晰的14类。目前,ORCID、CRediT等已经得到了很多投审稿系统、出版系统的支持,并已加入Crossref元数据中。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应与时俱进,充分了解、利用这些大数据信息,协助探测和排查科研诚信问题。3.2有效整合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法规信息。在实践中,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出版工作者,往往都难以系统、详尽地了解所有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法规,而这些内容又有很强的学科特点;因此,将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整合,言简意赅、定向高效地传播给科研工作者,可对学术生态系统建设带来较大帮助。此外,对于目前已经出现的案例,尤其是常见的抄袭剽窃、一稿多投、撤稿信息等,可以建立相应的数据体系。美国已于2010年建立了国际撤稿监测网站(RetractionWatch),监测跟踪撤销学术不端的论文。我国期刊也进行了相应尝试[17-18],目前还应进一步推广,建立更为系统、全面、具有较强可见度和实用价值的撤稿数据库、学术不端案例数据库等[19],从而达成有效的信息共享,供科技期刊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借鉴参考。3.3加强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法制建设。当前,我国在科研诚信方面的法制体系尚不够健全,使科技期刊在反馈、核查、处理相关问题时低效且被动。如,根据对2007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的207篇撤销论文进行的统计,明确提出对作者进行处罚的仅16篇,其中仅有2篇提供了所有作者的姓名。责任认定、处罚依据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20]。这一数据与之前类似研究的结果相比,并未有所改善[21]。对于一稿多投、抄袭等其他常见的学术不端现象,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22]。此外,科研诚信相关法律尚存在较多真空地带,如对等行为如何定罪,对相关机构如何取缔等。在缺乏有力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期刊编辑部、科研院所相关机构等的职能和权限非常有限,实际承担主体职责时遇到大量困难。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建立明确的反应机制和健全的问责制度,将是科技期刊工作者提升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问题处理水平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障。

4结束语

学术生态范文篇4

一、学术生态:一个新的命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高校是一个小生态系统,或者称为生态群落。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主要指这一群落的生态环境。

高校学术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这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多维交叉镶嵌的复杂系统。自然环境主要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有气候、空气、噪音、地理、地貌等等;生物环境有动物群落、植物群落、植被、绿化等等。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经济、科技、家庭等因素,以及校内的系科、专业、班级,学校的管理机构、设施、制度等因素。文化环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如社会风气、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舆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校园文化等等。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心理素质,如智慧、德性、心态、性格、情绪、风格、个性,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理。

二、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高校学术生态又可以分为内部生态(小环境)和外部生态(大环境)。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内和学术群落(学术团体)之间的氛围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后者主要指高校学术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生态要素的关系。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既存在“历史问题”,也存在“现实问题”。

中国历史上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认识论哲学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采取的是“经世致用”的哲学。清代晚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师夷”以强国,大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论哲学基础。虽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推行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严酷的客观事实使“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原则始终在中国大学无法实现。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1957年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最不讲学术原则的批判和迫害;“”10年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梁效”的恶劣影响。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总是首当其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历史悲剧。

中国高校背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因而其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新办院校更为突出。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办院校为“麻雀”加以剖析,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工业区和城市带。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地方不惜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创办一批新大学。令人振奋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大批内地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拓荒创业。创办之初,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南来的专家教授也意气风发,要在几年内建设起与内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政府官员抱怨: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学

校总是上不了层次;引进那么多高层次人才,却干不成什么大事,出不了多少成果。地方高校的专家教授则抱怨:地方把我们引进来之后就不怎么理了,这个地方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缺乏学术氛围,缺乏研究的条件。抱负付之东流,“书生老去,事业难成”。企业抱怨:地方高校培养不了高层次的人才,出不了有市场价值的高新技术,解决不了企业急需的大量的技术问题。学校抱怨:政府干预太多;企业对学校科研力量不信任,舍近求远。更为要命的是,学校内部也不安宁,内耗很大……

从生态学的眼光看,因为这些高校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物种、种群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经历长期的矛盾运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协同进化的复杂系统一样,学术生态也是由无数相关生态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形成和稳定也决不是朝夕的功夫。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足以进行学术活动的生态系统,那么引进的专家学者就难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出学术成果。

学术生态也是这样。即使地方领导、群众和从事学术活动的专家都有多出成果的迫切愿望,然往往难以如愿以偿。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大师都不愿轻易到一个新办院校长期工作,不管这个学校提供多么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原因就是这些院校还缺乏学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里不是搞学术的地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是“求贤若渴”,但是,人才引进以后,却对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缺乏重视。他们对举办高等学校热情很高,对办出水平也十分迫切,但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和特殊性却缺乏认识。因此,往往干预过多,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对高校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曲折过于敏感,频频更换学校领导,这就更加影响高校学术生态的建立。

另外,新生的城市是刚从农村转变而来的,缺乏学术活动所需的文化底蕴;学校是新办的,缺乏丰厚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尚未形成相对平衡、共同进化的学术生态。

以上是珠江三角洲新办院校的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老牌高校、合并改组的大学同样存在学术生态问题,只是程度和表现不同而已。学术生态的状况,关系到大学能否担当重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

三、知识经济和大学学术生态的优化

学术生态系统充满适应与不适应、平衡与不平衡、共生与竞争、退化与进步的矛盾运动。这个系统的优化,就是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达到效率与公平兼容,在空间上的平衡和时间上的延续。

学术活动的本质是高级的认知活动。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要依靠学术活动去培育。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是大学的灵魂。在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里,大学的学术——认知活动必须是与经济社会协同进化。因此,高校不仅要使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且要使外部生态环境优化。瑞典学者玛瑞恩·D·麦克凯尔威(McKelvey)提出了“认知环境”和“体制环境”的定义,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是求知的结果,本身建立在参与者对环境条件的理解以及他们能力与经验之上”。

如图所示,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市场——政府是用数轴表示的两对矛盾。前者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科学通过知识的创新来理解自然,技术通过产品的创新来控制自然;后者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经济活动的回报来配置资源,政府以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和公平原则来配置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求知(学术)活动的四种环境:S—M(科学—经济环境)、S—G(基础科学环境)、T—G(技术—政府环境)和T—M(技术—经济环境)。〔3〕公务员之家:

借鉴这一定义,我们提出有关优化高校学术生态需要考虑的环境包括:人际—心理环境,指学术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及心理因素;科学—人文环境,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兼顾与和谐;体制—文化环境,指知识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的文化氛围;政府—市场环境,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的经济导向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科学—技术环境,指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促进和转化;物质—生活环境,指开展科研的设施和科研者的生活条件。如此等等。

由此,可以提出一些优化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思路。

1建立绿色人际关系。绿色人际关系即一种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依赖、和谐合作、协同进步的生态环境,克服“文人相轻”,消除内耗。

2优化校园文化环境。科学需要文化的滋润,技术需要人文的关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研究高深学问,发展高新科技的必要基础。

3活跃学校学术氛围。以充分显示生物多样性原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为标志,营造高校良好的学术氛围。因为自由的学术空间,浓厚的学术气氛,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活动的温床。

4改善科研工作条件。没有现代化的科研设施,就难以创造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

5减少上级行政干预。让高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办学,是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重要条件。

6加强信息交往流量。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没有信息的大量流通和利用,就没有创新。

7提高教师个人素养。学术活动主体的素养,包括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修养、智商和情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高低,是带决定性的因素。

8密切高校与社会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是营造良好的外部学术生态环境的关键。

建立相对平衡、协调共进的学术生态系统,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做好这一工作,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知识经济时代的重任,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强支柱。

参考文献:

学术生态范文篇5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

生态语言学主要涉及生态学及语言学交叉领域的学科,是近年来语言学发展衍生的分支学科。与传统的语言学不同,生态语言学秉持包容开放的理念,着力构建出多元化的生态系统,促使语言本身、语言的应用及外部条件有机融合[1]。当前,生态语言学主要是根据哈利迪的“环境语言学”及豪根的“语言生态学”两种主流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环境语言学”重点关注语言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和所产生的作用,而“语言生态学”则是重点聚焦于生态环境是如何影响语言功能的。本文基于生态语言学,以语言本身、学习者及所在群体、语言教师及外部的环境作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素,着力构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从而大力提升学术英语写作评估及反馈水平,强化大学生学术英语写作的灵活运用能力[2]。

一、学术英语写作的发展阶段及应用

(一)学术英语写作生态及动态评估的发展阶段

发展多元化、多维度的英语写作模式,对于唯结果论的写作评价与评估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写作评价与评估逐渐转化为以过程为导向、注重交互行为的模式,使学术写作课堂的教学实践与评估有机结合,教师依托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阶段的水平及个人能力实施高效的交流互动和适度干预来调整英语学术写作的教学进度和任务。因此,该种评估架构可以有效覆盖学习的全过程,并创新、渗透有意义的学习实践活动,从而引导学生全方位了解并学习学术英语写作。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学术英语写作评价与评估已经迈过了客观测试及整体评分的两个重要阶段,并于1986年开启了全新的形成性评估阶段,即鼓励和倡导给学生的多篇习作及写作任务建档立卡,并注重写作水平提升的整体过程。随后,杨希认为,学术英语写作第四阶段的关键评价是以多元化的考察方式对学生的综合写作能力进行生态动态的评价,借助案例分析、写作档案记录、交流访谈、学生英语写作文本分析、行为观察,以及数据统计等定性及定量多种分析形式,从不同维度考查语言学习者个体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及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作用。基于此,学术英语写作的生态及动态评估体系已经初见雏形[3]。

(二)学术英语写作动态评估的应用

动态评估是基于过程性的评估方式的统称,可以分析和反馈出语言学习者内在可深入挖掘的学习潜质。维果茨基提出了动态评估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评估者语言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动作,摸索和了解语言学习者近期的提高板块,并主要依托干预或介入的手段,为语言学习者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撑。写作动态评价体系尚处于发展萌芽阶段,但目前学界已经有学者研究形成了干预式支架介入、交互式反馈及二者相互融合的写作档案袋评估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成果[4]。1.干预式支架介入。教师有针对性地采用客观测试及整体评分的终结性评估方式,同时强调过程性的反馈及学生自我反思等,在学术写作教学过程中,按照特定的步骤和方式鼓励引导学生持续参与整个学习过程。例如,塞维尔列举了6周学术英语写作评估架构:第一部分,独立完成写作素材、拟定论文写作计划及最终版本论文写作计划。该部分由评估者进行反馈评价,占比为15%。第二部分,课堂多篇习作,并编辑完成论文的初稿。该部分包含过程性的评估及师生之间互动答辩,占比为15%。第三部分,学习者根据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深度修改并提交修改稿,最终由教师审定评估终稿。该部分占比最大高达70%。此外,部分干预式支架介入鼓励教师联合图书馆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和培育学习者的电子阅读及写作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契合学科发展目标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2.互动式反馈。该种方式主要是教师根据语言学习者撰写多次习作,来分析和反馈给学生在学术写作当中需要改进和指导的方面,剖析学习者的共性和个性化问题,从而提供科学和有针对性的学术英语写作指导。此外,也有研究者基于行为观察与访谈的互动形式,具体分析反馈过程中影响师生之间交互关系及反馈对于学习者学术写作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化的提升策略[5]。3.“干预+互动式”写作档案袋评估。与前两者相较而言,该种评估模式更加注重语言学习者的体验感,尤其是反思日记的写作,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学术英语写作过程的重要意义,强化其在语言认知及情感沟通方面的衍生能力。根据安德鲁的调查分析,该种强调过程性与形成性的发展思维并利用档案袋的反馈价值评价方式,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写作的递减规律。结合各种类型的规范性体裁学习,能够使学生深入把握学术英语写作的内在逻辑,在学术阅读及写作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以此实现学习与评估双向实践的紧密融合。

(三)学术英语写作生态评估的应用

当前,学术英语写作生态评估还处于构想的发展阶段。生态评估模式表明,语言习得者的个体学术写作能力与其自身的阅读与写作经历密不可分。实际上,在人的成长阶段,尤其是儿童早期能够将与外部环境接触习得的语言变体内化为自身的语言体系,但是由于个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导致个体在成长成熟后出现语言学习能力和主动性的差距,同时,个体的语言学习还受外部环境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换言之,语言习得者自身、语言使用者及语言使用者和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都会影响语言习得者的语言能力。基于此,生态评估模式关注了写作者、环境等交互因素,利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数据的互联互通和结果的分析分享。具体而言,大学一年级的作文评估重点在于学生习作的完成状况及其过程,主要是依赖于写作档案袋和课前、课后的调查来进行过程性评价与反馈。对于民族志的评估的关注点,一方面是语言学习者的阅读及写作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和研究学校组织对于语言学习者阅读写作知识迁移的推动或是阻碍作用,主要是借助纵向个案分析、写作档案袋、个人访谈、课堂内部观察和写作语篇分析来考察评估学习者的语言写作能力。写作中心辅导评估模式的侧重点在于了解写作中心如何有效促进知识迁移转化,该模式运用写作中心学生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此获得科学合理的评估结果。而专业写作任务评估则主要了解不同的项目以何种方式提升和发展学习者的能力,此种评估模式是通过专业领域写作相关能力的发展与评估来判断语言学习者的能力及水平。此外,通识教育项目评估的关注点是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的能力提升和全方面发展,那么评估的方式则是搜集大学一年级时期的作文,打造和构建本科时期的点子档案写作袋。

二、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的构建

(一)学术英语写作的架构

学术英语写作是参与个体通过语言表达、逻辑架构、内容呈现的方式呈现出特定的话语内容及价值观念,具有群体交互的典型特征,还会影响同一类语篇体裁的修辞方式。学术英语写作的体裁与修辞知识、认知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三个板块为学术英语写作架构提供了框架性的支撑。为进一步剖析与解构其本质,本文对三大板块进行进一步划分。1.体裁与修辞知识板块。写作主要是依托于阅读者对于阅读价值判断的对外输出形式,而这种价值判断则是源自读者阅读统一体裁文章的体验。因而,优秀的学术写作需要展现出作者所表达的意境,同时也有读者的思想意识,从而彰显语篇体裁的语言表达和修辞特征。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修辞学三角”,明确指出学术写作需要涵盖作者传达意蕴的信度、文章整体的逻辑及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互动交流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关键核心要素在不同类型学术表达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和受不同修辞目标驱动,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文章整体架构、文笔风格及语言表达的体裁特征,形成了学术英语写作的体裁与修辞知识。2.过程和策略知识板块。从20世纪中后期起,学术英语写作的认知过程和策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过程与策略知识总体上涵盖了选题、资料查找与归纳、调研考察、分析整理、草拟文章架构、打磨修订、排版及公开发表等各关键过程的核心和有针对性的写作策略。这需要写作者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3.学术话语共同体知识板块。这一板块的划分是基于对语言学习者身份的考虑,语言学习者一方面需要充分了解英语语言表达,另一方面还需要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文化知识。该板块与上述的题材及修辞知识、过程,以及策略知识板块的内容密切相关。这一板块重点涵盖了文献综述、引用及规范罗82列,即涉及语篇文本的观点借用。此外,学术英语写作者在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同时也是借助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术领域互动以此构建起相互联系的身份关系,涉及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作者的立足点与语气呈现及读者交流互动的模式。

(二)生态语言学视域下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评估体系构建

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评价注重语言习得者的认知过程、文化环境等交互因素,由此学术英语写作步入生态动态评估等范畴。根据豪根对语言本身及语言与外部环境等双向互动促进语言能力发展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语言学习的直接或间接环境下构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生态动态评估体系。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生态动态评估体系聚焦于直接课堂情境与间接教育情境的相互作用。前者在学术英语写作的课内情境中,各主体在不同环境下采用生态动态评估的形式,利用课堂教学的交互实践来开展生态动态的形成性评估,从而实现题材与修辞知识、过程与策略知识、学术话语共同体知识三大板块的融合。第一,思考选题与干预、介入式的分析讲解。同一专业的几名学生构成一个研究分组,合作查找相关文献,共同探讨并确认选题,此后根据初步查找的文献资料,再各自检索所需的信息及思考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干预、介入式的阐述文献检索、信息分类、阅读文献的专业技巧。具备相同学术研究背景的成员聚在一起查阅文献资料,构建课内外环境学术共同体,为文章的结构搭建创造积极的有利条件。第二,文章结构性框架搭建及教师介入式讲解。当选题确认后,学生通过阅读文献绘制思维导图并梳理文献的信息资源和内在逻辑。而教师介入讲解修辞策略和体裁知识,有助于提升文章组织架构的逻辑性与层次感。例如,根据不同类型的语篇题材、修辞目的及阅读受众,教师要关注其内在的创新和矛盾,进而帮助语言学习写作者提高文章表达的可信度,推动文字内容与阅读受众产生认知共鸣和情感共振。第三,学术写作中文献的规范性引用及使用技巧。教师在学术英语写作训练过程中,就学习者提出的文献引用规范性问题给予介入阐述,从而促进语言学习者在学术英语写作中的引述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达到良好的表达和规范效果。第四,学术写作规范标准的解释与文章初稿的互相评价。课内教师以提问的方式,以在内容、结构、表达、语法、规范五大板块为核心,帮助学生充分了解专业写作的标准。当学生完成初稿,小组成员依据标准来阅读写作文本,同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疑问或是提出修改意见。第五,初稿修订及面谈。语言学习者根据小组成员提出修订意见进行完善和修改。初稿针对学习者的语言表达、行文逻辑采用逐一面谈访问的形式;二稿关注词汇的规范化使用、表达不恰当的地方及亟待提升的空间,与语言学习者开展逐一面谈。谈话的重点是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及写作的目的、经历,帮助学生有逻辑、完成清晰地传递写作思路。第六,形成定稿并编入电子写作档案袋。语言学习者在完成最终版本的论文写作后,将学期内的两个、三个题材各自编入电子档案中。后者则是在课堂生态情景之外,学术英语写作课程教学需要保持与学术英语写作相对独立又密切相连的关系。第一,开设学术英语写作相关课程。通过建立电子学术英语写作记录档案,利用动态数据的跟踪比较,来评估语言学习者学术写作水平的变化。第二,开展英语写作竞技比赛。比赛有助于改变对语言学习群体的氛围、评估写作能力、开展相关的写作训练。第三,英语通识学术写作课。面向于学校不同级的学生,此种评估模式旨在多维度、多渠道来提升学术英语写作能力。未来,间接学校教育情境评估的构想是,全面搜集和吸纳不同学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和竞赛的资料,通过建立电子写作档案袋的形式,嵌入访谈介入,从而对语言学习者的学术写作能力进行更为全面的综合性评价。文章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构建了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生态动态评估体系。该体系重视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语言本身、学生个体及群体、教师和教育环境之间的交流互动作用,教师通过课堂观察、当面谈话、学生习作文本分析等形式,发现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并提供有价值的介入式帮助。与此同时,不同的写作课程设计及项目依靠电子写作档案袋关联,能够动态监测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空间,从而大力提升其学术英语写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评估体系尚未发展成熟,例如学术英语写作的过程与策略知识板块的评估亟需完善、提升,从而推进语言学习者在文献研究、语言表述、逻辑分析等内在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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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萍,侯丽娟.从体裁分析角度探索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培养[J].外语界,2012,(6):74-80.

学术生态范文篇6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真理、推动进步,其原初功能为繁荣文化、传承文明。学术评价的初衷和使命是有效引导和促进学术繁荣进步。但当浮躁和功利侵入学术生态圈后,包括学术评价异化在内的学术乱象时有所闻,反思和批评声也不绝于耳。其矛盾源头在于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客观的张力。在这些批评声中,由于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之间承担着某种意义上的“标准”作用,学术期刊受到的压力传导更为明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包含价值判断(主观性强),这使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性强)显著不同,因此人文社科期刊与科技类期刊在办刊理念和风格上有着明显分野。以科技类期刊的评价方式来评价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质量(社会效益),自然水土不服,其带来的典型后果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同质化、模式化、功利化,坚守自我和本初变得越来越难。究其原因,包含价值判断的根本特征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主体天然多元化。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蕴含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内容多维性和主体多元化这一朴素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圈(或者说学术共同体)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主体:从事学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学术期刊,以评价机构、学术团体为代表的各类学术组织、科研机构/科研管理部门。除此之外,由以上几类核心主体衍生或拓展的群体,也是学术生态圈的组成部分,如高校学生、实务部门的理论工作者等。在学术生态圈中,所有主体是共存共生关系。因学术评价牵涉学术生产、消费、服务和管理的各方主体,所涉利益众多,而有利益就需要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要求相应主体具备评价能力。尽管存在学科背景和专业深度等差异,但作为学术生态圈的组成部分,不同主体尤其是核心主体都具备评判学术的基本能力,在基础评价标准上也有基本共识,如学术规范性和逻辑性、学术创新与贡献度、学术投入度、学术宽度、学术素养等。这也是学术共同体得以凝聚的基础。就学术生态圈存在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学术评价既是所涉各主体的权利,也是其共同责任。由于各组成主体都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评价角度也是多维度的,因此不存在“法定”评价权主体。换言之,组成学术生态圈的每一方主体都具有天然学术评价权,也是当然的被评价对象。以关涉学术期刊的评价为例:期刊可以综合评价作者的学术能力、学风学养等,也可以评价具体的学术成果;作者可以评价期刊运行的规范性、学术评判能力专业性等;评价机构可以评价学术期刊和作者,作者和学术期刊也可以对学术评价机构的客观性、评价结果有效与否做出判定;学术期刊可以对科研机构的队伍发展和学科竞争力做出评价[1],参与学术期刊评价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也可采用评奖、资助、白名单和黑名单的形式对学术期刊做出评价;学术期刊可以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如期刊协会组织的评定等。这就是交互式学术评价的外在框架,其以学术生态圈多元主体的评价权为理论基础。所谓交互式学术评价,是指学术生态圈的各方主体以互动式交流和开放式合作的方式进行自我学术评价和对他学术评价。在这种评价关系中,学术共同体各方既是评价主体,也是被评价对象,评价在双方、多方之间以互动、反馈、合作形式组织化常规化正式化运行,任何一方主体都不是学术话语权的绝对掌握者或主导者。交互式学术评价能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式学习,各方通过交流合作、彼此补益形成学术信任,达成对学术成果、学术期刊、学者或机构科研实力等相对一致的客观认识和评价。在评价共识的基础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评价过程的正式化起到制衡和避免功利性俘获的功效。

二、交互式学术评价的相对优势

在寻求建立更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过程中,主管部门一直试图以行政权威引导发展方向,出台了系列文件,也推出了系列举措。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未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学术评价生态环境。一方面,现有学术评价机制固然有缺陷,但仍不可否认其具备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制度惯性下,高校科研管理机构和部分学术群体也对既有的学术评价有路径依赖。然而学术研究自由与科研行政管理存在冲突,任何外在的、带有行政色彩的评价都无法避免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和固化,并可能导致功利式异化和背离。由于学术具有高度自主属性,建立有效的内在驱动力是完善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路径。学术评价实质是对学术声誉的认定,其离不开学术共同体这一土壤。换言之,学术共同体才是学术评价的当然和真正主体。交互式学术评价正是以学术共同体为真正评价主体的机制。与现有评价机制相比,交互式学术评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优势。1.评价话语权的共享性在交互式学术评价系统中,所涉各方都将参与其中,评价主体具有多元性。多元主体的参与促使评价标准更为合理,评价过程更为公正公开。在此种模式下,评价的话语权不再集中于某一方,而转由多方主体共享。话语权的分散共享让评价内容更全面,结果更客观,有利于学术生态圈和谐共处和良性运转。交互式学术评价系统中,无论是期刊还是学者,都不必再围绕学术评价“指挥棒”生存,而转向扎实做好内功建设。2.评价标准的多元性对当前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和质疑之一就是评价维度单一和评价标准不透明。尽管有个别机构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尚未形成通用规则[2]。学术评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标准?有论者提出,“唯论文”的根源是单一评价维度的问题,主张学术评价主体应避免单一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3]。还有学者提出,学术评价应该包括纵向比较评价、横向比较评价和现实性评价三个维度,即从学术发展史、研究现状、现实社会的需求着手,从而避免重复性、低水平和空洞化学术研究,对学人和成果的评价应置于该三个维度中进行[4]。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思辨性、情感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对评价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5],单一的评价标准不符合学科和学术的自身特性,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因而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是共同的诉求;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决定了真正多元的评价标准必须由多元主体提出和实施,如果评价权集中于单一主体,那么难以避免评价标准取舍和具体操作中的主观影响。在多元主体间实施交互式学术评价,必然会产生不同主体视角的多元评价标准。3.评价过程的双向性、反馈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问世时间不长,系统化、组织化、规模化乃至数据化的现代学术评价机制尚处于框架建构与调适阶段[5]。当下有组织性、公开性的学术评价主要由学术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对象主要是学术期刊,其突出特点是评价主体和被评价主体二分化。在评价过程中,尽管各评价机构都设置有“专家评议”“征求意见”等环节,然而从实质上看,这种学术评价仍然是偏于单向度的。这种评价机制备受学界和期刊界批评[6],由于其自身缺乏有效的评价反馈渠道和制约制度,多数学术期刊在其中处于话语弱势,只能被动地接受评价结果,并且不同期刊的话语力被评价结果日益梯度式强化。从评价主体向被评价主体的学术评价是以矢量形式运行的,被评价主体的反向学术评价则是断点、发散式运行。陷于这种单向度被动式的评价旋涡后,学术期刊趋同化变得明显,坚守自我变得异常艰辛,甚至有期刊被迫以“公开信”发出呐喊,激进反抗[7]。与之相反,在交互式学术评价中,各学术主体既是评价方也是被评价方,评价以双向甚至多向度形式进行。由于评价是交互式开展的,类似主观性价值选择和判断的信息得到有效反馈,接收信息的一方也能借鉴式吸收消化。如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双向评价,可以实现良好的互促;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的双向评价,可以纠正评价机构自身学科的局限性,可以促进期刊布局和结构的主动优化。4.评价形式的公开性、正式性客观来说,学术生态圈中一直存在交互式学术评价的雏形,但除评价机构的组织化学术评价外,其他主体的评价都没能进入主流。少数有组织评价如“名刊名栏”“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学术自治团体的评奖等,因其覆盖范围有限,自身也未侧重打造学术评价功能,尚未被纳入主评价体系。政府期刊管理部门公布的各种“不合格”“违规”期刊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非学术评价。个别学术主体为主动参与评价付出努力,如华东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侨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等学术期刊“黑名单”,所起效力也有范围局限。可以说,除了学术评价机构,其他主体间的评价大多是自在式、非组织性的,缺乏正式的运行路径,以隐性、非规范化的方式存在。如期刊和作者之间的互相评价,更多在非正式情况下进行内部交流,不仅是随机和分散的,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从作者对期刊的评价来看,期刊级别、见刊时间是科研人员首要的两个评价标准,之后才是审读专业性、流程规范性等。其中,期刊级别是作者接受的“外来标准”,而见刊时间快与期刊质量之间没有必然正向关系,甚至有可能是负向关系,它们与作者对期刊真正的“学术”评价还有一定距离。此外,自在式的评价中,个别体验和口口相传极易出现信息失真和谬误,导致评价的不客观、不准确。交互式学术评价机制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将这些自在的、隐性的、非组织性的评价公开化、正式化,通过机制化、常规化、规范化塑造,使其加入学术评价主流体系并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是学术共同体的固有意义之一。与现有学术评价相比,评价形式的公开和正式会极大促进学术评价正向功能的发挥,促学术、正学风,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5.评价结果的综合性评价主体多元和评价标准多维度保证了交互式学术评价结果的综合性。这种综合结果与当前在文献计量学基础上通过赋值、加权、归一、平均等得出的“综合性”评价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既包括定量的结果,也包括定性的结果;既有客观量化指标,也有主观评价;既有总体的结果也有分项的结果。不同的科研管理主体可以根据需要自取其中部分或整体评价结果,各评价主体也可以限定自己做出的评价结果的使用范围和条件。

学术生态范文篇7

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学术生态范文篇8

1866年海克尔创立了生态学概念,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概念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图尔德发展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文化生态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高等学校是高校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3]。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组成了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模块,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来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组织、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群体,包括管理群、学院群、机关群、教师群、学生群等,在这些群内又有工会、学生会等小群,这些群及其成员间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和模式,并与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织成高等学校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包括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高等学校这一文化生态系统,既有完整的内部文化生态环境,又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高等学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学校管理生态环境背后的“场”,由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等多个因素所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层次中,管理哲学是最高范畴,引领着学校管理的建构方向,规定着管理理念、目标和模式,具有统摄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级的范畴,是人们对高等学校管理中管理权力的分配和限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同权力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总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学基础,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管理理念同时还规定着管理的目标、组织结构、制度规定和物资支持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则是第三层次的范畴,体现着管理生态文化的具体性和鲜活性,是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现。物质支持系统更多的则是受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管理技术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从属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各因素不仅在系统内表现出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生态功能,系统外还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体现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

高等学校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管理文化通常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各国的大学都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形成和发扬独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学为官被世人认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国高等学校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学生权力主导或教师权力主导的办学模式,而是一开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虽仿效西方大学设置,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赋予的。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大学堂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尽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和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深刻体现在每所高等学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管理,统一调配各种资源,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部门,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从收费到扩招,从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学城建设、教学评估等。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具有“行政化”的传统。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多维因素合力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高校“行政化”通常是指在高校管理中采用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把高校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现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内部集权。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既是对历来“官学一体”教育办学模式的传承,又是我国建国初期“赶超式”国家目标取向的需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系,国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执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态也存在着弊端。钟秉林指出,高等学校“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或其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内部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4]。具体而言,过度行政化办学体制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带来了4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投入渠道的单一化。政府和学生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的10年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占到经费来源的47.65%-60%,学杂费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格局[5]。这样的经费来源结构,使得高等学校高度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数量。在政府投入难以大幅提升而生源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输入危机。

2.外部应变能力的滞后化。过度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在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不足。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无法因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内部调整,存在滞后性。同时,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护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也难以催生出主动寻求改变的内在动力。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市场的脱节,使得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响。

3.内部结构系统的官僚化。现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机构系统,是按照行政逻辑搭设的,各组织部门是按照与政府机关对口的原则设置。管理文化生态的决策信息传导,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部门、高校管理层、院系管理层至基层师生,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这样的结构系统也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内部的资源分配渠道,资源流向的决定权也需由行政部门决定。这造成高校“逐官”风气比较浓厚,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难以自由和自主发展自我,相反更加受束缚于行政性指导,学术群体难以潜心修为。

4.内部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化。在学校层面,高等学校的学术性组织孱弱,缺乏明确的制度或规章,缺乏对其成员的必要约束。高校教师更多将自身定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接受行政人事管理,而非作为专业人员接受专业团体和职业精神的规约,从而造成了专业精神的式微。此外,校内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被严重地形式化和程序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表露出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失衡和错位,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危机。这一危机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解决这一危机的入手点,在于以高等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内外部环境条件为基础,尊重教育和科研的基本规律,调整行政与学术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文化生态体系,打造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文明。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优化的指导理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需要主动调整来积极适应,需要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重建动态平衡,以维持生态稳定性的需求,形成与实际需求和时代变迁更加符合的结构、制度和形态。笔者认为,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变迁与优化,需要首先厘清优化的方向,包括优化哲学、优化理念和优化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哲学

从组织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的系统结构都源自其素有的文化传统,而对系统功能选择和功能目标的建构有直接影响的则是文化中的哲学主题。可见,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不仅仅是改变和调整系统结构,其关键应在于文化生态高度上的价值观取舍与系统的耦合。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行政化”的哲学观念支撑我国高校的管理哲学,如“学而优则仕”、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等管理哲学,是导致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根源。因此,建立在人性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管理是文化生态的呼唤和要求。现代管理学理论提出“决策人”假设,其核心是:设想把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操作者的所有人都看成自主决策后采取相应行动的主体[6]。基于这一哲学基础,在现代管理哲学精华指导下,高等教育管理就有可能扭转管理主体错位的现象,将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主要管理决策和行为主体,而行政人员则只是作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辅助性力量,从而确立“学术权力为主,行政权力为辅”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上的意义是深远的,意味着高等院校将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工作和活动中心,其他一切必须服从这个中心。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理念

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大学理念概括为“4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Autonomy)、学术自治(AcademicFreedom)、学术中立(AcademicNeutrali-ty)、学术责任(AcademicAbility)。当前我国学术界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下的高校管理理念的变迁目标在于重组和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在于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笔者看来,学术自由才是高等教育管理最终要确立的管理理念。在学术自由的管理理念下,专家教授应该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在高等学校里开展学术自治、保持学术中立、履行学术责任[7]。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目标

高校作为一个旨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特殊社会机构,有其办学和发展规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需要有中国特色,每一所院校更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了院校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包涵了院校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反映了院校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地域、服务对象等方面凝炼出自己独特的气质,以实现各自管理目标,完成各自院校的历史使命。因此,“遗传与环境”可以造就出千姿百态、各有千秋的高校。在转型时期,不唯行政命令是从,定位准确,办学自主,注重内涵办学,推动院校特色型发展,实现管理目标的细化和多样性,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要求。

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优化

在人才培养上,要从师生群体自由发展的生态需求出发,激励群体摒弃学术不道德、浮躁思想,确保以个人价值来确定生态位的准则。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通过培植创新、敬业、求实、协作的文化土壤,促进科研文化的提升,从而创造与时俱进的科学文化生态环境,推进科学进步和创新。高校文化生态在内在文化生态因子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将形成具有很强免疫力的可持续的自我运营机制和环境,形成高校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依托和文化土壤。具体的优化措施应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一)重构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与现实客观情况的变化,构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外部关系要求将以往“象牙塔”为主的模式转移到“创新和实践”导向的模式,即在协调高校内部各种关系的基础上,加强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高校与国家战略、高校与科技前沿、高校与实践等关系的协调,实现高校现代化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政府对学校管理进行优化,“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二)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资源渠道

增强高等教育的自主性,促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发展,需要拓宽和优化高等教育的资源渠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未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这就必须切实推进多元筹资的进程。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

(三)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

对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加以优化,应做到:(1)将领导和管理职能转变为监管和服务,实质性推行校院两级教授委员会治校以及校长、院长聘任制度,加强监督,明确奖惩机制;(2)要完善选举等民主制度,创新和优化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增强治理应变能力,营造环境,还高校学术自主和自由。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

(四)培育和优化高等教育文化生态的学术群体

学术生态范文篇9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术英语;生态意识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日常学生教育管理是当前学生培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生态意识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将生态思维传递给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教育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通过系统全面传授生态环境知识为手段的教育理念。生态教育不仅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要求将生态意识、生态系统、生态思维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系统的学习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作为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之一,《学术英语•理工》秉承“以结果为导向”的学术英语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同时,其课文内容以生态环境为主线,将生态意识贯穿于语言教学中,将高校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提高生态教育的系统性和精准性

《学术英语•理工》采用多种英语教学方法,将语言训练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生态意识。第一,大量阅读的输入。该教材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若干单元主题,每个单元主题安排至少三篇学术论文或学术文章。教材以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任务为重点,共分六个单元。教材中设定的单元主题分别为:选择(论文)题目、查找信息、听讲座、撰写文献综述、撰写学术文章、做口头展示等。课文内容涉及网络生态、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网络黑客与信息泄露、人工智能的利弊、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核辐射的危害、转基因食物的优势和风险等。第二,定量、原汁原味的、有思想的文章有利于学生对生态意识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如:Unit2Text9GlobalWarmingandItsEffects一文中,教材用1752个词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全球变暖对于气候变化、动物王国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全球变暖造成极端天气的出现、动物数量的锐减和臭氧层被破坏,这些后果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使学生意识到全球变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课文通过列举数据、引用例证的方式增强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读性,将大学英语由日常语言交流学习推向了学术思考的新高度。又如:Unit2Text10GlobalWarming一文中,作者通过数据例证的方式证实在过去的70年间,地球比上一个千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变暖在急剧加速。虽然可能会有年长的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回忆过去的某个时候,那时夏天更热、天空更蓝,但与客观数据相比,这仅仅是选择性记忆的情况。课文以不断上升的气温趋势这一事实为依据追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业废气的排放之外,还有太阳输出的变化(黑子周期)和火山喷发等因素,并详细阐释了这些因素导致气候变暖的过程,引起学生对于生态意识的辩证思考,提高思考的质量和深度,拓宽学生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全面地看问题。第三,以生态项目教学为主线,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学术英语•理工》突破语言教学的传统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开展生态项目教学研究,在培养学生系统了解有关生态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的综合能力。如:Unit4WritingaLiteratureReview中各篇文章的共同主题是核污染及其危害,基于生态项目教学,要求学生阅读几篇有关核污染及其危害的文章,并掌握文献综述的书写格式和规范、撰写要点、如何撰写独立文献(Self-containedLiteratureReview)和撰写为论文一部分的文献综述(WritingaLiteratureReviewasaPartofanEssay)、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课文撰写摘要以及避免学术剽窃等。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结合课文中核污染与人类健康这一主题进行生态项目教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学习到文献综述的撰写技巧和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又可以将学生置于生态保护、人类健康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运用课文练习撰写文献综述或课程论文,并通过课堂展示、小组展示的形式汇报交流,有助于学生系统、精准地提高语言技能和生态意识。

2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完善。第一课堂是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一般来说,第一课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有别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活动,是对第一课堂的延伸和拓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对以语言技能提高为核心目标的大学英语第一课堂的补充,包括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有关英语综合技能提高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可涉及经济、文娱、学术等各个方面。《学术英语•理工》通过在教学单元中插入以关生态环保为主题、以听讲座、做口头展示为形式的第二课堂相关内容,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完善生态教育第二课堂。《学术英语•理工》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教师将教学内容由课内延伸至课外,通过设置听讲座、做口头展示等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将书本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从而更好地将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将课内和课外有机结合,整合大学英语课内课外两个维度,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实现学习与实践的高效联动。如Unit3ListeningtoLectures中,教材从听前准备、讲座介绍、例证解析、指示信号词、记笔记等几个方面较为系统地为学生听讲座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巧和建议。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讲座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方向指引以及兴趣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材运用任务型语言教学方法,“任务”以语言运用为主要导向。经过前两个单元的学习,学生已经对于学术英语的文章的行文模式以及生态环保的相关知识有了初步掌握,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感悟能力,能针对有关生态环保的相关主题较为清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评论,具有一定的数据收集整理和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本单元从听讲座的本身入手,在介绍技巧方法的同时,每一部分都配有以任务为导向的讲座视频。如第二节Lecture10,课本以两类题型(选择、简答)的形式,设置了两项任务,要求学生在观看讲座的同时解决相应的问题。如:演讲者是如何引入讲座的主题的;演讲者有关能源利用效率的态度是什么;演讲者有关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建议是什么等。题目设置以演讲者为主体,突出了讲座的实际效用;演讲者的内容与生态环境有关,通过数据、推理、提问等方式与观众互动,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尝试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课内外相关内容对课本中的任务进行改编和补充,将其设置为完整的任务链,在促进学生英语综合技能提升的同时,提高学生听讲座的效率和技能。同时,在生态项目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用生态良心提高生态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又如在Unit6MakinganOralPresentation中,课本从口头展示的准备、组织口头展示的内容、使用适当的语言、做演讲、使用直观教具、回答现场提问、参加小组讨论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如何做一场优秀的口头展示。在大学英语日益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背景下,学术英语口头演讲打破了教师单向的知识传递与灌输,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以组织交际活动为特色的良好学术氛围。教材任务的设置中,要求学生根据所给图示和给定的主题(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做口头展示,引导学生从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以及对野生动物行为的影响、雪线的上升和物种的灭绝等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变暖的影响并做口头展示。学生可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例证、辅之以PPT或者讲义的形式,以小组或个人讲述的方式在课下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或小组讨论。这些形式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第二课堂,提高了学生口语和交际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将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生态平衡的意义更主动地传递给大众,使大学英语自觉主动承担起生态道德教育的伟大责任,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国际化人才。

3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学术英语•理工》致力于培养学生利用英语养成良好的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达成工作和实际交流的目的,从而实现英语学习和专业学习的双赢。《学术英语•理工》属于“学术提升”类教材,将英语教学和专业教学相结合,兼顾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提高学生国际背景下的学术应用能力。如在Unit1ChoosingaTopic中,教材课前先介绍了学术论文标题的标准和原则,然后通过缩小、限定所给定标题范围的形式,让学生评判各类标题的可行性,并设置了相关任务:给定相关主题,让学生根据已学内容适当增加限定从而使得研究主题具体可行。师生在互动中完成了英语语言的学习,同时又培养了学术思维、扩大了眼界,将专业知识、学科思维和教学方法融入到英语教学中,在“做中学”中实现了育人目标,也是现如今所推行的“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模式的贯彻落实。课程内容的安排也体现了跨学科的概念,突出共性,丰富学生理工背景下的学术共识。如在Unit2SearchingforInformation中,通过具体信息来源(教材、课堂、网站、维基百科、实验……)引导学生思考信息的可靠性。教师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时间、空间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思考影响信息可靠性的因素,也可以就同一事件引入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报道,从词汇的选择、作者的态度等不同维度辩证思考其差异性,培养学生形成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又如在Unit5WritinganAcademicEssayText15GeneticallyModifiedFoods—FeedtheWorld?课文阐述了转基因食品的好处,又分别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理性分析了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以及生物技术本身面临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农作物歉收仅仅是导致饥饿的一个原因,其根本原因是贫穷。即使转基因产品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贫困地区的农民也种不起转基因作物。除了经济条件,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地理条件等因素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转基因食物为切入点,在分析转基因食品的利弊之后,指出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因素和其他外部条件,进而培养学生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剖析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应超越语言的差异,从语言的共性、一般的规律和科学的态度出发,考察语言在学术领域下的魅力;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成为语言功底扎实、学术风格严谨、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并运用生态思维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运用科学辩证的方法审时度势,推动自身全面发展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4结语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历史使命。立足于生态思维,《学术英语•理工》颠覆了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将语言练习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术研究品质和生态意识;将生态系统由课外引入课内,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视野;将英语教学和专业发展相结合,充分挖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国际背景下培养学生的生态思维,满足国家、社会在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当然,学生生态意识的构建应立足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需要教师在教学理论上不断创新探索,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大学英语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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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存海.校园讲座是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J].滁州学院学报,2007,(9):82-84.

学术生态范文篇10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期刊发展/编辑思想/学术生态环境/期刊高层论坛

【正文】

2005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著名学术期刊的总编辑和主编们济济一堂,围绕“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的主题,就“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情况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第五届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举行之时,正值《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迎来创刊25周年庆典。与会代表向《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表示热烈祝贺!

2005年10月26日上午,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开幕式暨《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庆典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高层论坛的全体代表和江西省期刊出版界、学术界、社科界、高校的领导与来宾130多人参加盛会。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发来贺信,副省长孙刚参加了高层论坛开幕式和刊物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有教授,省社科院、社联党组书记、省社联主席尹世洪研究员,省社科院、社联党组副书记、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教授,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池红编审参加开幕式与庆典。省社科院、社联党组成员、省社联副主席郭杰忠教授主持会议。

孙刚同志代表江西省政府向论坛的召开,向《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他指出: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自2001年起举办以来,在全国学术期刊界和学术界影响广泛,在引导学术期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促进了学术期刊自身的建设。《江西社会科学》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展示我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窗口。25年来,《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坚持以“传承学术,创新理论”为己任,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和众多的荣誉。在创刊25周年之际,希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强烈的使命感,谱写我省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辉煌的新篇章!

会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傅修延教授首先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政司何健同志也随后致辞,对高层论坛的举办和《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还收到全国各地大量贺信、贺词。

二、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是本届论坛最热门的话题。编辑思想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它决定了刊物的总体面貌和风格,也是综合类期刊拓展发展空间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在本届论坛上首先做了《努力拓展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空间》的主题发言。她对论坛五年来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她说: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从第一届的“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第二届的“学术期刊与学术事业”,第三届的“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第四届的“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到本届的“编辑思想的凸现与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空间的拓展”,经历了一个论坛主题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学术期刊不仅在自身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因对自身角色意识的自觉而对学术活动的参与也更加积极主动。五年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论坛设立的建设性意义。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正以它更加自觉的角色意识、更加积极的参与姿态活跃在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它对繁荣学术事业的推动作用已经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如何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秦毅认为:综合类学术期刊在我国的学术期刊中占有很大比例,已经成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形式。就科学研究的一般需要而言,对综合类期刊的需要并不会太大,所以在其他国家综合类学术期刊比较少。但是,在我们国家,综合类期刊不仅存在,而且还日益繁荣,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

综合类学术期刊不容易办,这是业界人人都知道的,困难来自方方面面,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它的定位。首先是它的学科定位;其次是它的读者定位;还有它的市场定位。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综合类学术期刊出路何在?在未来的发展中,学术期刊应该以专业化为主要方向。现有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将逐步分化,一部分将逐渐走向专业化,成为真正的专业期刊;或者依然保持综合类学术期刊的架构,内容上突出本刊的传统优势学科或专业领域,甚至某一专门问题,成为该领域的核心期刊。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刊物开始向这一方向发展。另一部分或许会走向另一种专业化:专门刊登跨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类学术期刊。这是一条更具探索性的创新之路,也会是一条需要更大投入、更加艰辛的办刊之路。

当然,对于多数在目前的格局下已经取得一定学术地位,具有较大影响的综合类学术期刊,比如地方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大部分学术期刊而言,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反而是不确定的。大局上维持现状,局部适当吸收变动的积极因素,小步调整,稳中求进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是,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所提出的,需要有明确的、差别化的编辑思想,以使我们的刊物特色更为突出,风格更为独特,以此不断拓展生存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柯锦华认为:学术期刊功能的正常发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有高学术水准文章,二是要有选出好文章的机制。前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学术界的整体研究水平,第二个问题取决于相对完善的审稿制度和编辑的学术眼光。具体地说,首先,学术期刊应当严格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反对把学术创新简单化、庸俗化。离开了学术的有效积累和批判继承,学术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学术期刊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迷失在那些用所谓新观点、新方法造成的假象中,不能给浮躁之风推波助澜。其次,不要把“问题意识”当作一个口号,不要以为多喊几遍口号就真的会发现问题。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重要的是将自觉的问题意识贯穿在多年如一日认真严肃冷静的思考钻研中,这样才能有一种理论敏感性,才有可能对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在对学术发展的脉络的把握中捕捉到有价值的问题。再次,自律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来说尤为重要,应强化学术责任意识,自觉遵守学术规范。

关于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期刊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马自力的思路是:以编辑思想的坚守和凸显定位刊物的风格和品位,以编辑思想的延伸和期刊界的合作壮大刊物。他阐述了五点意见:(1)编辑思想或模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学术生产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深度介入、与作者交流互动、平等对话;或者以问题为导向,在学术层面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或者依托组织会议,通过会议主旨体现编辑思想,形成研究热点。(2)综合类学术刊物的编辑思想应以综合性为追求目标,力求在选题的思想性、当代意识、问题意识和跨学科的长时段研究上体现编辑含量,从而有别于专业刊物。这应该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立足于学术界的根本所在。(3)以编辑思想和学术品位的坚守、凸显,影响或引导学术发展,拓展学术空间,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刊物风格。(4)刊物形成品牌后的效应——学术发展的风向标。以编辑思想的延伸,如组织学术论坛、专题研讨会,发挥在学界的影响,起到学术发展风向标的作用。(5)学术刊物之间存在竞争,但在目前的大背景之下,更应强调刊物之间的相互合作,要认真研究、广泛认同并积极倡导一种真正符合人文社科研究规律的学术规范,而不是去迎合、屈就那些违背人文社科研究规律的、西化的、不符合审美原则和影响论文阅读效应的某些“规范”。

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责任,《学术界》主编袁玉立认为:编辑思想中,核心是价值观,即我们揭示和解决什么样的人文社会问题才是有意义的,从而决定我们在编辑的操作层面如何去组织、选择、加工和淘汰稿件,把我们理解的最具有人文社会主义的产品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社会。一个具有编辑思想的称职的编辑,尤其是主编,他应当通过自己的编辑、编纂、策划和最终产品,至少要对下列四个问题做出符合事实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回答:(1)学术期刊的角色、责任和使命;(2)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真理(善或美)的关系;(3)对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态度;(4)对于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的理解。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诠释,推进人们对于中国人文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解决。编纂思想是对编辑的学术思想的应用。编辑责任,既是健康的编辑思想的组成,也是编辑思想演化的结果,需要引导思潮,选择原创,评价优劣,扶持新人。

《人文杂志》总编辑杨明丽研究员也就怎样开拓学术刊物的发展空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1)学术期刊发展的思想和知识空间。首先,要求期刊的编辑者在办刊方针上有足够的开放性。其次,学术期刊的编辑应该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勇气。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践自由,探寻人类知识和思想的新领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指引。(2)学术期刊生存的市场空间。虽然说学术期刊是一种非营利的事业而非企业,但是,学术期刊要生存和发展,却不能离开市场。期刊面临着两个市场:学术市场和经营市场。怎样开拓刊物的经营市场,必须结合各刊自己的情况,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如果结合了刊物转型的可能性,其实有可能寻找到传媒市场的战略投资者,走一种市场化运作的道路。

“学术期刊不应忽视来自网络的竞争”,《湖北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唐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网上论文与期刊论文相比至少具有三个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作者的写作心态不同。鉴于目前的学术考评机制,社科工作者在每年或一个时间段对都有一定的数量要求。这就使作者在给学术期刊投稿时,经常是为考评而写,很多文章无论是结论还是研究角度、论证材料,都谈不上新意,不具创新性。而网上论文的作者,从写作动机上没有或很少世俗的功利性,往往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因而创新性经常较杂志文章强。其次是文风不同。写作动机不同,导致网上论文与期刊论文文风大不相同。前者往往语言简单明了,直达其意,中心突出,观点明确,可读性强。后者的许多文章却囿于程式化,“八股”气息浓,可读性差。最后,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强弱不同。网上论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具有实时性,这是期刊不可比拟的。除了这三点之外,网络论文与期刊论文在时效性、选题自由度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必须借鉴、学习网上论文的优点,增强学术活跃程度,学术期刊才能牢固占据学术前沿地位。

大学综合类社科学报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类学报与社科院、社科联系统的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刘曙光结合自身的办刊情况,就编辑思想的自觉与综合类学报风格的形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期刊风格有不可选择性方面,也有可选择性方面。期刊风格的决定性方面或不可选择性方面,包括期刊的办刊宗旨、办刊方针、学科定位、读者对象定位、市场定位,等等。这些东西是期刊风格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形成一个刊物的风格的基础性东西,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而期刊风格的选择性方面或非决定性方面,即期刊的主体特征,是期刊编辑努力可以改变的方面,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面。通过编辑的自觉追求,可以使刊物的个性(或者说特色、风格)更加鲜明。没有编辑思想的“自觉”,就谈不上刊物的风格。综合性社科学报应当贯穿主编的总体构思;立足于本校,突出地域特色、学科优势和历史传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整合资源,把学报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原则。

虽然对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大多认为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有不同意见。《甘肃社会科学》编审胡政平则就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谈了看法。他说:根据我国目前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综合类学术期刊应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由有三:(1)由现行体制决定了中国学术期刊是以单位办刊为主,而不是以学术团体等机构办刊为主,单位的综合性又决定了每个单位要有一种或几种综合类学术刊物。(2)提倡学术期刊专业化不现实。试想全国高等院校的每个院系和社科院研究院所都创办专业类学术期刊,会出现诸多问题,如:期刊总体质量不能够保证;每个专业学科期刊难免有“众刊一面”现象;高质量的专业性稿源也成问题。(3)创办综合类学术期刊是社会和学界的需要。我国的学科发展和学人发展非常迅速,按现行体制下各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专业类学术期刊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相对而言,综合类学术期刊则承载了大量学术成果推出的功能。当然,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劣势还是存在的,应当树立忧患意识,正视问题,要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突出办刊特色等办法逐步解决。只有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是大有前途的,主流地位会越来越稳固。

[page_break]三、关于“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与作用”,论坛讨论大体围绕着三个方面:一是对学术生态环境的认识;二是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学术期刊的使命;三是如何优化学术生态环境。

《云南社会科学》副主编范祖锖认为:当前学术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按照政治家的说法,学术界还有杂音,即与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不协调的声音。学者们应重视政治家的警示,坚持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从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来思考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必须减少消除那些干扰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杂音。然而,学术生态存在的问题主要还应由学术界自身做检讨,即学术界有不少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行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出现的弊端有关。问题的关键是学术界对这些弊端的根源、表现、危害要有深刻的认识,并采取卓有成效的对策进行治理,使中国的学术生态不断得到优化。在优化学术生态的过程中,学术期刊负有重大使命。学术期刊应在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包括政治方向、学术方向、学术旨趣。

《江西社会科学》主编余悦研究员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他说:第一,什么是学术生态环境?这是首先要认识清楚的。他结合自己的办刊经历,认为:当前,学术泡沫越来越多,学术腐败越演越烈,学风越来越差。现行的学术评价规范,初衷是希望学术界越来越好,但有一些规范、考核,可能和我们的目的南辕北辙,这是指整体的学术生态环境。第二,学术期刊所面对的学术生态环境。一是政治的视域。既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又要有利于理论创新,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作为办刊人,思想上应该非常明确。二是经济的压力。办刊经费不足,影响着刊物的发展后劲。这是不是属于学术生态环境之一?值得大家来考虑。三是人情关系的处理。人情稿、关系稿、权势稿怎么办?这是和学术问题、学术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属于学术生态环境的问题。第三,学术期刊要在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中承担起责任,要在,引领学术,学术传播,学术积累,培养学术人才,学术规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某些学术生态环境当中的问题,并不是期刊自身能够解决的。如何营造适合学术期刊生存的环境,这需要我们的宪法、法律、法规,有关的管理部门和与学术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宽容的、宽松的、和谐的气氛。

《社会科学研究》常务副总编张小路编审认为:当前学术生态环境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许多学术期刊内容缺乏创新,学术含量不高,学术与宣传不分,刊发大量平庸之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术自由缺乏充分的保障。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来说,应该允许学者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进行学术创新活动,也应该允许学术期刊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发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最大束缚,从根本上保障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期刊没有后顾之忧地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精品。除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外,当前对学术自由的束缚大量的还来自审批学术、规划学术和数量学术等的影响,因为这些性质的学术限制了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自由和潜心治学的自由,迫使他们穷于接课题、凑数量、多发表。同时,一些学者对学术之外各种功利指标的过于迎合甚至主动追求,则损害了学者自身对学术自由价值的自觉和守护。这些都使得学术创新失去了依托,致使大量假成果、快餐成果、低水平重复的成果得以面世。对这种现状,我们学术期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术期刊只有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追求,严格要求编辑同仁努力从才学识诸方面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推出一篇篇学术精品,才有条件担负优化学术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

为了促进我国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研究》副主编陶原珂博士对国外社科英文学术期刊的综合类型进行了分析。他说:从随机考察的目前国外社会科学综合性英文学术期刊的情况看来,其内容呈现形式的综合性可以分为各种类型。如由于一个期刊涵盖多个学科,涵盖的方式可以是不同学科文章的拼合,可以是不同学科知识交叉的文章构成杂志的学科交叉综合,可以是非学科栏目拼合形成的学科模糊综合,可以是侧重于编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论文而构成“问题综合”,也可以是围绕某些话题编发有关文章而形成的话题综合,等等。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综合型优势、研究的侧重点、切入问题的不同方式等不同特点,以适应学界、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

四、如何认清“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是本届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与会人员对于论坛的创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其应有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对于进一步办好论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对于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浙江学刊》常务副总编任宜敏研究员认为,这实质上与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学术期刊本身所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密不可分。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审视,论坛的角色意识和引导功能,应该是向学术性转换,超出单纯的、狭隘的编辑业务,承担起自觉引导中国学术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把握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推动学术创新、尤其是学术范式创新的使命。每一期论坛,都应不断向学术研究的纵深延伸。例如,梳理、提出学术研究中迄今为止的主要问题,通过对真问题的梳理,来分析学术研究的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再有的放矢地讨论我们期刊应该怎样介入这些问题。

《北方论丛》常务副主编张晓校则说: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是全方位的。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平台”功能外,还不应忽视导向功能,或者说应强化导向意识。论坛汇集了国内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主力部队”,构成了强势群体,通过论坛交流信息、经验是必要的,但如何提升总体实力,发挥群体优势,加大对某些前沿问题的追踪力度,引导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则应成为论坛活动的核心内容。论坛的导向促进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我们在强调论坛导向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强调导向意识的具体化,体现清晰的学术研究指向,使论坛期刊成员有路可循,使期刊界一贯倡导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得以体现。

《东岳论丛》主编路士勋认为:论坛的角色是指论坛在指导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特殊功能而起到引领方向,探讨学术前沿问题,总结经验,办好刊物的作用。论坛的角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论坛在期刊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指各期刊在论坛中所发挥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其引导功能主要是:及时提出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把论坛的议题和学术研究、期刊的发展联系起来,切实为期刊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利用论坛所提供的机会,吸引有关专家和学者,开展学术讨论,加大论坛的信息量;利用论坛这一组织形式,开展与相关组织的谈判和协作,切实保护期刊的合法权益。

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论坛,《广东社会科学》社长、总编辑刘泽生研究员认为应该做好三方面的工作:(1)有必要进一步策划,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办出“论坛”的特色和品位,办出“论坛”的影响和权威,将会在学术研究和期刊发展上产生良好的互动,充分发挥出它的引导功能,而不仅仅是开个会而已。而且利用自己手中的阵地,对“论坛”进行必要的自我包装和自我宣传。(2)策划好每期论坛的主题,尽快解决或者说趋向于解决一些问题,尽管其中可能会涉及其他的诸如经济利益等等的矛盾。积少成多,逐步形成影响,品牌效应就出来了,也算是“论坛”的一个贡献。(3)加强联络,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休会期间还可以策划一些与“论坛”有关的系列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起到联络、沟通、协调的作用。

《求索》杂志总编乌东峰教授认为:作为有使命意识与深刻思考的期刊人,在经营谋划上追求对推动历史与社会前行的贡献性,就会以鲜明而独特的个性价值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蔚蓝天空。他还就办好论坛提出了三点建议:(1)关于格局问题。论坛从发轫到本期已是五届,如同企业生命周期一样,现在是到了需要创新的时候了。路径有两条可供思考:一是引进来,走出去。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改为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邀请港澳台期刊协会与世界先进国家期刊协会来本论坛交流信息,共谋方略。引进来,就必然会被请出去,去海外或国外开上一、二届,既壮其声色,也开阔了视域。二是开扇门,搭个桥。论坛可以适度邀请作者与学术团体代表参会,做一些编撰交流、编读交流工作。(2)关于地位问题。论坛可以申报一个“中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提高本论坛的分量。(3)关于论务问题。论坛不仅要讨论规范和创新期刊自身,还要讨论规范和改进外部性环境,要思考中国学术期刊人与期刊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福利环境等问题。要把论坛的某些建议和构想提供给管理层研究,争取为期刊人与学术期刊谋划更为科学而舒展的空间。

《学习与探索》主编张云鹏提议,从下一届论坛起,我们既要关注期刊发展的理论学术问题,也应关注与期刊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解决理论学术以及相关宏观问题的同时,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微观问题,必定会给我们的期刊注入新的活力,其价值意义丝毫不亚于人们所关注宏观问题。

五、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近些年来,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营模式,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长远发展来看,综合类学术期刊如何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经营模式,也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重要方面。

《江海学刊》常务副总编韩璞庚研究员以“市场化挑战与中国人文社科理论期刊”为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认为:综合地看,人文社科期刊所遭遇的市场化挑战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同质化与激烈的学术市场竞争态势;市场细分的挑战;国际化的冲击;网络媒体的介入,冲击着国内纸本人文社科期刊。在市场环境下,人文社科期刊如何理性反思,应对市场化与网络化的挑战呢?第一,面对细分的市场,找准自己的定位。学术理论期刊应按照学术市场的要求,培育自己刊物独立的特色与个性,寻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第二,专题化办刊,专业化经营。突破分科文集型的编辑理念,通过开辟特色栏目或组织专题研究方式,实现专题化经营,专业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做学术市场的延伸产品。第三,应对网络化的挑战,实现纸本媒体与网络平台的结合。一方面人文社科期刊要做好自己的纸本期刊,另一方面人文社科期刊又要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网站或其他网络媒体形式。第四,改变传统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国家应适当放宽管理权限,创造人文社科期刊相对市场化的氛围。人文社科期刊要创新观念,实现差异化经营,探索管理体制与运作模式的创新。第五,拓展国际市场,吸收国外学术期刊的办刊经验。国内人文社科期刊要谋求与国际期刊市场的接轨,将国内最新的社科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外同行中去,同时,注意引进外资,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实现人文社科期刊的有效扩张和保值、增值。第六,创新办刊理念,创造刊物特色。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要确立主体理念、生态理念、原创理念,以前瞻性的态势、敏锐的目光,推出富于创新的理论学术文章,成就特色刊物。

如何谋求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中州学刊》社长李太淼认为必须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1)要增强学术期刊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强化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功能。(2)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围绕实践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做一些深层次的、理性的学术思考。(3)作为地方性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要开辟并办好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栏目。

《社会科学战线》主编邵汉明则把自己的办刊思路和理念概括为“一、二、三、四、五”:所谓“一”,就是确立一个目标。所谓“二”,就是抓好两手,即刊物的质量和经济命脉。所谓“三”,就是突出三个字,一是求稳,二是求新,三是求变。所谓“四”,就是强化四个意识,一是敬业意识,二是责任意识,三是忧患意识,四是管理意识。所谓“五”,就是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关系;三是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四是名家与新秀的关系;五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一思路和理念又可概括为:定位要准确,质量要保证,个性要鲜明,管理要科学。

“综合类学术期刊有鲜明特色就具竞争力。”怎样才能办出特色呢?《学术论坛》主编张成兴认为:第一,在栏目和学科安排上要有重点。就是说在用稿、组稿(包括稿酬支付)上向一两个学科倾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全国期刊界逐步形成优势,从而带动和提升整个期刊的水平和影响力。第二,突出学术性、理论性、思想性,其拓展的学术空间更广、更深,更富于原创性、原理性、基础性,就更有逻辑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第三,鼓励创新和学术争鸣,为之提供平台。第四,为地方决策和三个文明建设服务,这种服务必须有效。

“培育品牌栏目,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质量。”这是《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董汉河发言的重点。他说:中国的学术类综合期刊有上千种,所设栏目绝大多数都相同或相似。特色的缺乏,导致独特品质和优势的缺乏,并因此影响了综合类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而且可以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通过重点打造品牌栏目的途径培育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并以此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质量。培育品牌栏目,要根据主办单位的优势和条件。首先是编辑的优势和条件。其次是地域优势,包括期刊所在地的学者优势和地域文化特色。再次,要勇于创新,通过科学地考察论证,组织创办独具优势的边缘学科栏目、问题研究栏目或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栏目。

学术期刊的选题,是与经营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江汉论坛》副主编陈金清说:制定选题计划是形成学术期刊风格的需要。就学术期刊而言,主要包括:方向性,学术性,超前性,系列性。此外,学术期刊制定选题计划还要注意均衡性、多维性、交错性。制定选题计划有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好的选题计划是编辑在工作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摸索,根据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制定出来,又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现实的变化,经过反复的修改、充实、完善才形成的。

对于综合期刊的经营模式问题,《福建论坛》杂志社副总编刘义圣说:核心期刊搞经营,不能搞综合经营、多种经营,而应该是搞特色经营、优势经营。要打造金饭碗,捧着金饭碗才能讨得饭吃。不能以损害期刊的公信力为代价去追名逐利,经营要以刊为本,不能本末倒置。要通过积累刊物无形资产,用无形资产来经营搞活。化整为零的经营方式:栏目经营——经营的个性化。从经营意义上说,不要把期刊当成“百货商店”对外经营,而要把它当成商店里的“专卖柜”对外经营。

《南方论丛》副研究员刘红娟则以自身刊物为例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学术期刊的定位。学术期刊的定位,应多出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树立学术精品意识。三是学术期刊要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加强对学术期刊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办刊中的重大问题。加大对学术期刊的经费和设备的投入,要作为宣传文化基金的资助重要对象,为学术期刊的良好运行和快速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有力保障。

六、关于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认识和评价,也是本届论坛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本次论坛参加者除了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人员外,还邀请了期刊评价部门和高校学报、文摘期刊的人员共同参与研讨。他们的到来,提供了大量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信息。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办公室主任马晓军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已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教学和研究机构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部姜晓辉主任说:就我国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整体来看,期刊的主办单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研究单位办的刊物一般以专业刊物为多,除了发表本单位的成果外,多数为外部稿件;大专院校的学报类刊物以综合类为多,以本校科研力量为依托,一般重点反映本校的优势学科和优秀成果;学术团体类的刊物,包括社科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办的各类学术期刊,往往是反映本系统或本行业科研成果,综合类和专业类并存。如果以统计数据(1999-2001年的200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为统计样板,表明大专院校的学报类综合性期刊占多数,是论文产出的主力军;研究单位的总体影响力不及大专院校的学报类期刊,但刊均影响力要高于学报类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主任李明霞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作为中国最大的期刊群出版单位,已走过了47年的历程,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的《复印报刊资料》有110种,覆盖了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把狠抓学术质量、提升学术品牌、实现精品战略当作自己不变的宗旨。《复印报刊资料》现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由过去的只有全文转摘和论文索引二合为一模式过渡到集年度综述、动态报道、全文转摘、论文索引和论点摘编为一体的多种形式并存于一刊的模式,扩大了刊物的信息量,增加了可读性和耐读性,更好地体现了贴近读者的原则。由单纯的复印制版改为全部重新录入排版,实现一个文本、三种载体,达到版式的整齐划一、清楚美观,同时还能校正原刊的错误,提高文字的正确率。

第五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主办单位负责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省社联党组成员、省社联副主席郭杰忠教授在论坛闭幕时作总结讲话。他说:这次论坛始终洋溢着热烈、喜气、务实、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召开的时间非常好,正逢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和《江西社会科学》创刊25周年庆典;二是主题非常好,“编辑思想的自觉和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立意高远;三是形式非常好,既有专题发言,也有自由发言,还有交流与考察相结合。论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通过这次论坛,大家总结了经验,增进了了解。对今后期刊的发展、期刊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一些影响的因素,做了分析,并达成了共识。(2)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交流了思想,明确了发展方向。期刊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政治方向、学术方向,也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就是把论坛办成一个品牌。(3)探讨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大家都认为,拓展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优化学术期刊的发展环境,必须遵循和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规律、学术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