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范文10篇

学术范文篇1

关键词：高校；学报编辑；学术惰性；学术情怀

高校学报是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高校学报办刊水平较高，发展前景较好，从整体上说是拥有诸多优势的。但不排除仍有部分学报相对处于劣势的地位上，其办刊水平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学界已有所论析，但一些学报编辑自身存在“学术惰性”和缺乏“学术情怀”等原因却鲜被关注。

一高校学报编辑的学术惰性

所谓学术惰性是指研究者的学术活动缺乏积极性主动性的一种状态，是与勤于学术相对而言。目前高校学报的多数中青年编辑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或学位，受过专业的学术研究教育，发表过学术论文，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他们不应仅仅是学术期刊工作者，而更应同时是学术研究者。由于这种双重属性，高校学报编辑的学术惰性既表现在学术活动状态上，也表现在工作活动状态上：一方面，他们较少关注学术动态，懒于写作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他们在编刊时又重形式规范，轻内容的创新及审核，编辑校对差错率较高，少思考工作改进，亦少主动关心学报的健康发展与长期发展。此种学术惰性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一，职称晋升空间受限。一方面职数限制。有些高校学报创办时间较短，编辑人员少，且没有形成合理的年龄差，学校一般只给学报编辑部一个高级职称岗位。受此影响，很多编辑没有晋升空间。另一方面专业限制。高校学报编辑有很多是其他专业背景，在从事编辑学研究时不易出成果，申评高级职称便存在先天劣势。从实际情况看，高校学报编辑评上副编审已属不易，再评编审难度更大。这是其产生学术惰性的最大原因。其二，职业成就感低。部分高校学报通常会有一、两个“亮点”栏目，但从整体上看，各栏目发展是不均衡的，其布局常呈头重脚轻的态势——少数好栏目和大多数一般性栏目形成鲜明对比。要将少数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优势，极其困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少数栏目的发展是以占用大多数栏目的发展资源为代价的，由此造成其他栏目发展资源的匮乏，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栏目的生态布局和整体发展。［1］因此，高校学报的多数编辑都在处理普通稿件，比较难有工作业绩，职业成就感无从谈起。其三，高校学报前景不乐观。为了获取有限的优质稿源，学术期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进行竞争。有些高校学报由于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不被各种期刊评价体系选入，难以吸引优秀作者，在优质稿源竞争中常处劣势。更有一些高校学报过于依赖学报领导或某个编辑的个人能力，抑或照顾校内稿源，而忽视制度建设，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很多高校学报领导不是专职编辑出身，流动性强，较少认真进行学报的长远规划，亦较少考虑编辑的职业发展。这不但浪费了有限资源，还可能因此丧失真正的长远发展的时机。影响及于学报编辑，其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其四，外部不良学术环境的侵染。一段时期以来，受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一些学术研究者的学术道德观念发生扭曲，轻慢学术，追求功利，追奉“不惟学术”“惟职称化”“惟有用化”等功利思想，丢掉了学术研究者所应有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品质。［2］在现实生活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时有发生，轻学术无道德的伪学者春风得意，得不到应有的处罚，而重学术守道德的真学者则寂寞寥落，甚至连该有的待遇都未必能保证。“惩恶扬善”的环境尚未形成，客观上纵容了学术道德意识的不良发展。在自身学术底蕴不强的情况下，高校学报编辑易受外部不良学术环境的侵染，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

二高校学报编辑的学术情怀

何为学术情怀？北宋思想家张载曾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此为“横渠四句”。［3］笔者认为，学术情怀的内涵便是这“横渠四句”。学术情怀，既是对学术的真诚热爱和顶礼膜拜，也是对学术的深刻理解和孜孜以求。只有把学术情怀植入心中，学者才会超脱于现实，超越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学术情怀是人生大美，学术情怀是向善的境界。它需要学者努力、坚持、不懈地追求。它是一种历史情怀，也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4］20孟子的浩然之气需要“直养而无害”，学术情怀同样需要自我涵养。其一，高校学报编辑应不忘“学者的初心”。海德格尔说：“艺术是把真理性的东西带到世界上来。”所谓真理性的东西，是指艺术家发现的真、善、美，艺术家的思想便蕴含于这真、善、美之中。学术作品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艺术品，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学者的思想，学者必须在学术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表现真、善、美。初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是“赤子之心”，具有与生俱来的博爱、真诚、责任、进取等品质。学者的初心，就是为人们的生活增添真善美。学者须牢记初心、忠于初心、守住初心，只有这样，他及他的作品才能得到人们真诚的尊敬与喜爱。德才兼备，是优秀学者的自觉追求，是学术至善的完美体现。“人之初，性本善。”作为社会精英，学者更应心存善念，口出善言，身行善举，做一个真正的善人。学术之所以能给人以向善的力量，正源于学者在学术作品中倾注了善心与善念。学术的公益性，决定了学者不能只有一己之私，不能只为一己之利。只有心存善念，心有大爱，才能让学术走进公众，服务公众，赢得公众。学术为民而作，应是一个优秀学者的自觉理念，亦应能显示他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学报是发表学术论文的阵地，高校学报编辑应坚决维护学术性这一学报根本属性，不忘学者的初心，与学术和学报同荣辱、共进退。其二，高校学报编辑应追求“学术不朽”。司马迁把著书立说称作名山事业，曹丕也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人的生命历程有限，但学术研究可以充实生命，学术作品可以延续生命，在学术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学者的灵魂；这灵魂是创新，是自信，是追求不朽的精神。什么是不朽呢？既能满足民众一时之需，更能满足民众一世、数世乃至万世之需，是为不朽。能想出办法满足民众一时之需的人，是智者，而能想出办法满足民众一世、数世乃至万世之需的人，则是大智者。流传于世而不朽的文章是前人遗馈后世的精神食粮，是后人学习传统智慧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真正的学者，不是单纯“为稻粱谋”而学术，而应该对学术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热爱，自觉承担起使命和责任。只有做无愧于历史的学术事业，才会得到无价的回报——学术会记住你！历史会记住你！说高校学报编辑应追求“学术不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心态、一种境界。当他用心去享受这过程，把“享受”当作其编辑人生的常态，那么，他的精神将得以升华，后人将通过不朽的学术作品而记住他、感谢他。其三，高校学报编辑应注重“学术大美”。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4］96爱美是人类的天性，而美的事物则有大有小，真正的学术研究“充实而有光辉”，属于世间大美。学术大美既源自外在的形式美，也源自内在的内容美，它不会从天而降，轻易获得，而需要学者们付出劳动和汗水，付出耐心和寂寞。只有付出劳动和汗水，付出耐心和寂寞，学术之美才会绽放。这创造学术大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美，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之美，是一种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之美，是一种从失败到成功的奋斗之美。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贡献者，高校学报编辑参与了“学术大美”的创造过程。他们以高校学报为阵地，倾听学术的声音，把握学术的律动，追求学术的真善美，并让真善美的光芒引导心灵、升华灵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窥见学术的真谛，获得历史的定位。其四，高校学报编辑应耐得住寂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三句话描述理想的人生境界：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独辟蹊径，耐得住寂寞；其次须孜孜以求，辛勤付出，坚持不懈，百折不回；最后则功到自然成，一切辛苦化为成功的喜悦［6］。耐得住寂寞，是走向成功人生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在学术浮躁的当下，耐得住寂寞更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古来圣贤皆寂寞”，那是因为圣贤的内心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追求，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他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一时难得世人理解，所以他看起来是孤独寂寞的，但其实，他的内心充实而崇高。学术研究堪比圣贤事业，学术生活亦是寂寞的生活。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从事学术研究需要学者远离生活的喧嚣，把人生精力用于对世界的认知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上。高校学报编辑亦应如此。在从事编辑工作时要耐得住寂寞，当好幕后英雄，“为他人做嫁衣裳”，全心全意编好每一篇稿子；在从事科研工作时也要耐心打磨自己的作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打造学术精品。高校学报编辑应守住一份寂寞，让内心徜徉于学术之间，用心与学术对话，让学术给生活加油，在学术追求中融入对生命的思考，这样，就能在寂寞中攒积前行的力量。

三高校学报编辑学术情怀的践行路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伟大情怀，见诸实践。高校学报编辑的学术情怀有自己的践行路径。其一，高校学报编辑要不断提高改稿能力和写作能力。改稿能力指编辑在初审阶段帮助作者优化稿件的能力。改稿是高校学报工作的基础，是高校学报编辑初审工作的主要内容，应予以高度重视。高校学报的很多稿源是工作研究类论文，因而，提高改稿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是编辑本人要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多写编辑出版研究论文，探索总结工作研究类论文的写作目的、写作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自己都没有写作能力，又怎能去帮助别人优化稿件呢？高校学报编辑不断加强改稿能力的途径还有：参加编辑资格考试；参加编辑业务培训和自主学习；继续从事自己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正确认识“待改稿”。待改稿未必是烂稿，很多待改稿如同璞玉或原钻，编辑要有研磨师的眼光与技巧，帮助作者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修改意见。编辑要放下身段，摆正心态，将改稿视为交友与学习的机会。编辑如果认真审阅稿件，进而提出中肯的、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那么绝大多数作者都会虚心接受的。改进后的稿件得到认可并最终得以发表，作者则会从心底感激编辑，并乐于与编辑交朋友［7］。对编辑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其二，高校学报编辑要不断优化论文写作指导。除了在编稿改稿时做好单个作者的论文写作指导外，高校学报编辑还要争取机会参与有关于教师论文写作的指导培训授课。如有些地方在各级各类教师培训中安排了一定课时用于学术论文写作的培训，这时候，资深编辑就是理想的师资。他们有撰写学术论文和投稿的经验，更熟悉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而他们所拥有的丰富的稿件处理经验更是作者所需要的。这些资深编辑主动走出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积极服务于社会，既能为学报树立良好形象，又能为学报扩大稿源并提高稿件质量［8］。随着学术自媒体的发展，编辑还要掌握并善于利用技术手段，如开通工作微博、工作QQ群、工作微信、工作微信群等，为编辑和作者搭建多样化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为作者提供便捷的服务。高校学报编辑可以精选“优质”的学术学习资源，供水平较低的论文作者学习借鉴，如此，则能“授人以渔”，收事半功倍之效，作者可以自行下载学习参考资料，编辑也就不必再像以往那样费时费力地一对一讲解或用电子邮箱、QQ发送相关资料了。其三，高校学报编辑要持之以恒做好一两个学术专栏。国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体制机制改革为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所有非时政类报刊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实现出版产业大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学术期刊清理、发展科研、净化学术环境等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科研成果需要快速普及与转化，这给高校学报提供了丰富资源。高校学报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传播学术的媒介角色。高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关系密切。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经费的增加，只要高校学报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及经费预算，很多高校基本上都会支持。这使高校学报有条件支付各种费用，特别是优厚的稿费、审稿费、约稿费等，甚至学术会议的举办费用，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高校学报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充分吸收其他优秀学术期刊的先进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高校学报编辑要利用有利时机，敢于打破常规，出奇制胜，办好一两个学术专栏，创造性地推进学报的发展。其四，高校学报编辑要不断改进编务工作。常见的编务工作有：制作中英文目次、费用表；邮寄样刊、用稿通知、稿费、明信片；登记来稿和记录稿件编辑状态；处理专家审稿事宜和印刷事务等，这些工作在高校学报编辑部中通常并无专人负责，而是由编辑兼任。编务工作属于日常的、事务性的工作，琐碎繁杂、重复机械。要思考如何改进编务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以腾出更多时间钻研编辑校对等核心业务，以及促进个人学习、推进学术研究。比如利用EXCEL格式的“作者名录”，可以制作一个当期的作者名录，进而制作中文目次、英文目次、稿件编辑状态、送样情况、样刊邮寄目录、稿费审批表。扩而大之，学报编辑部可制作一个所有作者的名录，用于稿件统计分析。此外，还可应用电脑自带的批量处理技术，利用Word“工具”栏里的“邮件合并”功能，处理打印信封、用稿通知、明信片等编务工作，既轻松又高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用技术手段改进编务工作有利于提高编辑工作效率，提升编辑水平。

总而言之，一名真正的学者，应当具有开阔深远的眼界、开放博纳的胸怀、筚路蓝缕的毅力和别开生面的自信，做到反本开新，敢于担当。高校学报编辑应当谨记“横渠四句”，把学术情怀作为内在自觉，克服学术惰性，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成为一个合格的学术期刊工作者。

参考文献：

［1］张胤.走出“成长型高校陷阱”:“成长型高校”走向“成熟型高校”的战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2（10）:14-19，36.

［2］郭玲,郭华,王会.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环境的SWOT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0（10）：62-64.

［3］张载.张载集［M］.章锡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320.

［4］孟子.孟子［M］.焦杰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魏文帝.典论［M］//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9.

［6］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曾垂超.高校学报编辑的“改稿能力”培养［J］.出版广角，2013（Z1）：68-69.

学术范文篇2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术不端行为;防范对策

一、引言

一般而言，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的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师、学生及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和学术研究文章。一直以来，在名利的驱动下，学术期刊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则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甚至利用一些高科技、新手段，让学术不端行为更为隐蔽，更让人防不胜防。这些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不仅给我国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严重损害了科技期刊的声誉和形象。对此，多位编辑同仁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徐石勇等以《丝绸》杂志为例，对期刊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的现象、成因及防范措施做了详细剖析[1]；田恬等从出版道德角度对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通过学术道德规范来实现科技期刊的监控[2]；冷怀明探讨了撤稿引起的出版伦理问题及处理方式[3]。本文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就学术期刊如何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提出一点看法和措施，仅供同行参考。

二、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

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指原文抄袭、成果剽窃、学术造假、文字、数据篡改、一稿多投等行为。在如今数据库越来越多，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原文抄袭或大段文字抄袭较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剽窃别人的思想、观点、成果，调整文字、图表表述方式，一稿多投等现象频频出现。经过梳理发现造成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主要有：（1）个人原因。一些科研能力较弱，学术水平不高的作者，为了实现自己个人利益（比如职称评定，项目评审，学业毕业等），不惜冒着学术造假的风险，抄袭、剽窃、修改别人论文并据为己有。可见，学术诚信和道德约束力丧失是造成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2）技术原因。虽然现在检测数据库越来越多，但每个数据库收录资料的侧重点不一样，如超星侧重收录书籍，知网侧重收录论文。学术期刊一般都是采用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检测，所以，有些作者就钻了检测系统这个漏洞，大量抄袭、剽窃书籍原文而避开了审查。另外，检测系统只对文字进行，且只能按照原文文字顺序进行检测。如果造假者通过变换文字表述方式，把文字变成PDF图片或做成表格，改变图题、表题等方式就能避开审查。（3）管理原因。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大部分被用于职称评定、项目评审、学业毕业等。稿件从审稿通过到正式见刊，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就让学术不端者有空子可钻。比如，一些项目评审和高校研究生毕业只需要论文录用通知就行，这就让一些人凭论文录用通知获得项目或毕业以后再从编辑部撤稿，将其论文再挪作他用。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规定，但对学术不端者的惩处力度还是不够，最常见的处罚就是撤消和造假有关的一切荣誉，如职称、奖项、学业等，但并没有引入司法机制，所以造假者才会铤而走险，冒险而为。

三、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

1.严把初审关。初审，是“三审三校”工作的第一步，主要是编辑部就文章内容、、查新、语言表达、文章结构等的审定。编辑部必须按照各个流程一一进行，特别是不能只采用单一的系统，因为每个系统的侧重点不一样，如技术性论文可采用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它主要收集的是期刊文献；而社会科学类论文可采用超星数据的系统，它主要收集的是书籍为主。不同的系统检测的结果有时相差甚大。因此，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应该采用多个系统对稿件进行初审。不合格一票否决。此外，在文章正式出版前还必须再次进行检测，以防作者一稿多投后，因不同期刊出版时间上的差异，使得该文章有可能在别的期刊刊登了而不得而知。本编辑部通过这种做法，已成功阻止了数篇论文的重复刊登。2.严把外审关。外审一般只要求对文章的学术价值、科学创新、正确与否做评价，没有要求专家对是否抄袭、剽窃做评判。因此，建议把该文章的情况一并送与专家，让专家结合看看是否存在抄袭或变相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比如，是否剽窃观点？是否改变表述顺序而避免查出重复？甚至可以请审稿专家对作者参考较多的文献进行比对，看看有无不端行为。这样一来，可能会延误审稿时间。为此，必须不断补充审稿人数据库，注意审稿人文章数量的分配，要给审稿人充分的时间进行审稿。另外，可适当提高专家审稿费用。目前专家审稿费较低，和他们的劳动不成正比，可酌情提高审稿费用，让专家劳有所获。建议审稿费用可由作者投稿时自行支付，这样，也可以减少作者一稿多投。外审一定要采取“双盲”制度，更要避免研究生、博士生导师审自己学生稿件，尽量杜绝人情稿、关系稿，保证审稿的公平、公正。3.严把作者关。作者是学术不端行为的主体，只有从源头上把好作者关，才能彻底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把好作者关，一是加强法律、政策、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让作者从主观上不愿做。二是制定相关的管理规范，让作者不能做。比如，当稿件初审通过后，编辑部可以和作者签订一份论文著作权许可及独家授权书之类的协议，让作者明白一旦出现剽窃、抄袭、一稿多投等不端行为，编辑部有权从法律层面追究作者责任。三是如果发现作者有学术不端行为，编辑部除了撤消其稿件外，还可将其列为编辑部失信黑名单，永远不再刊登其文章。同时，向其所属部门反映其行为，建议相关部门在职称评定、项目验收、科研评奖、学位授予等方面考虑此人行为。只有让造假者受到惩处，付出代价，才能让其造假行为得到收敛。

参考文献

[1]徐石勇，叶靖，等.期刊学术不端的现象、成因及防范措施[J].编辑学报，2019（4）

[2]田恬，陈广仁.明确学术出版道德强化期刊编辑规范[J].编辑学报，2017（3）

学术范文篇3

[关键词]绥远旅平学会学刊;学术期刊;萌芽

随着的兴起和发展,内蒙古的一批知识青年和省外求学的内蒙古籍学生,纷纷依托同乡会、同学会及学会组织,创办了《蒙古留平学生会》《绥远旅平学会学刊》《蒙古月刊》《励志月刊》《蒙古向导》《新蒙古月刊》等进步刊物。如《绥远旅平学会学刊》(以下简称《学刊》)系在北平的绥远籍学生约于1919年成立的刊物,是以传播文化、砥砺学问、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改良社会为宗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介绍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及新思潮、新学说,研究内蒙古绥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实际问题的进步期刊。该刊除设立《评论》《会务报告》《文艺》《书报介绍》等栏目外,还设立《学术》《论著》栏目,用较大篇幅登载学术性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兼具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在思想性、逻辑性、行文结构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很成熟的学术论文,故《绥远旅平学会学刊》应属于内蒙古学术期刊的萌芽,在内蒙古期刊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学刊》刊发的学术文章的基本内容

《学刊》刊发的学术文章起到了砥砺学问、传播学术的作用,其内容涉及绥远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如在政治方面,有《县政府在训政期间的地位与作用》《绥远政务的概观并对于当局者的希望———就吏治与自治而言》《所谓(帝国主义)》等文,这些文章关注绥政,评论制度,既批判监督,又建言献策,为绥远的政治改革开出良方。对经济领域进行研究的文章如《合作运动给与现代经济组织的变动》《发展绥远农业的刍议》《抵制日货声中我们应如何推进绥远的毛织品》等,这些文章对绥远的经济现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诸多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在教育方面,有《几个中国教育行政问题的讨论》《怎样发展绥远的女子教育》《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及今后建议的刍议》等文,对绥远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和严密充分的论证,并针对教育领域存在的弊病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在《学刊》发文的有些作者在文学历史领域造诣很深,所发表的作品如《常平仓、义仓、社仓,清苗法之沿革》《魏晋南北朝之学校状况》《词的演变》《五言诗起源考》等,都是基于对大量古典文献进行研究而总结出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所刊发的学术论著还涉及管理学、哲学、法律、心理学等很多领域,选题切合实际,论证充分,在思想性、逻辑性、行文结构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是很成熟的学术论文,使刊物的质量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内蒙古期刊。

二、《学刊》刊发的学术文章的学术性

学术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性的学问,学术文章是学术成果的载体,它的内容是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对某一课题进行潜心研究而获得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的特点。(一)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文章要客观地立足于实际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论证材料充分、准确、可靠,得出的结论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并能据此提出中肯、可行的解决办法。《学刊》中的论文多是学者们立足于所生活时代的社会现状,以社会上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多为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观察法等,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和对策。如曾经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者张遐民,十分关注绥远实业,在《学刊》发表的《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见》《从此次的整理说到今后平市票的前途》《抵制日货声中我们应如何推进绥远的毛织品》等文均是针对绥远实业之弊病,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开出了治理良方。《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见》一文,是张遐民针对当时绥远省钞价格跌落而使民生凋敝的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而著,是一篇思想性、实操性、结构性都成熟的学术著作。首先,作者深刻揭示了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原因,即各路军阀退踞绥远后,均以军阀的威力或政治名义向绥省唯一的金融机构———平市官钱局———进行勒索,从而导致平市官钱局资金匮乏而滥发纸币,最终造成省钞价格大跌。加之平市官钱局发行的纸币不与外省流通,在资金薄弱、范围狭小的情势下势必导致钞票价格跌落。其次,作者分析了省钞价格跌落带来的不良后果:运用推理分析法揭示了省钞价格跌落、物价上涨,必然导致民众利益受损、谋生困难的逻辑关系;运用调研法获悉在商会注册的商户由原来的1500多家已缩减至半,走贩外蒙、新疆的驼商由原来的十六七家缩减至不足十家等商业状况,得出了生产力减低、贸易停滞等不良影响。最后,作者对整理省钞、改变经济危机提出了现实的解决办法:(1)筹备现金,包括地方筹划和向中央贷借等途径。(2)变更官钱局的组织,使官钱局的行政与政府分立。(3)用限数兑现和分类兑现两种办法将准备金兑现。[1]以上三点都是依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局而提出的具体明确的方案,作者还进一步论证了三种方案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强调了政务、财务公开和监管的重要性,可谓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结论深刻,对策可行。1931年,绥远当局提出了整理平市票、稳定省钞的具体举措,但该举措诸多方面均不利民生、难以奏效,舆论界纷纷发文指责,对此,张遐民又发表《从此次的整理说到今后平市票的前途》一文,通过分析研究后就当局举措发出议论:首先,作者用采访调查法总结了票价低落给地方民众带来的痛苦,说明了钞票价格稳定的重要性,间接地指出了混乱的政局、腐败的体制是导致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其次,作者对省府颁布的整理平市票的办法提出了三点忧虑:(1)平市的旧账不公开宣布难以提高人民对票价的信用。(2)现存的准备金额较旧票的票面额相差甚远,将来恐难维持票面一定的价格。(3)省内其他不兑现纸币的票面额已经超出新钞票面额数倍,将引起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后,作者从平市的组织、现金的筹备、收兑旧钞及发行新钞的方法三个方面给出了稳定平票的举措。[2]该文从立论上讲是针对绥远当局调整平票的具体举措,在对策方面是对《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见》中所提方案的进一步补充和说明,两篇文章可洞见作者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不仅是对民国时期绥远金融局面的深刻阐释,也是绥远学术史上的不朽之作。此外,在《抵制日货声中我们应如何推进绥远的毛织品》一文中,张遐民通过实地调查归纳总结出了绥远省毛织品不发达的原因,如机器不良、产品不精、价格高昂、成品不多、运费繁重等,但主要原因是绥省当局者对毛织业不提倡、不鼓励、不引导,指出了绥远当局者变动频繁,每每上台后都大唱“振兴实业”“开发利源”的高调,却不去落实,揭露了统治者愚弄百姓、吹嘘功绩的虚伪做派。作者继续阐释了毛织品对绥远实业的重要性,并指出现实路径:在积极方面,政府应创办小规模的毛织品工厂,在平津等地设立分销所,量情减免毛织品运费;工厂应改用毛织机器,充实工厂资本,雇佣熟练工人。在消极方面,政府应令地方各官署人员一律穿用毛布,施行奖励办法,聘用专家改善牛羊种子;工厂应该顾及信用不要轻易动摇价格,合聘专家以便随时指导,成立设计委员会和检定委员会。此外,还应该抵制日货,使绥省毛织品得以推广。[3]可见,该类学术文章是建立在对当时的行业现状有深刻了解、有专业知识并进行实践的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反复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的力作。(二)创新性。创新性是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的价值和生命力,需要研究成果有新意,具体表现在: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研究;或者发前人所未发,对前人不曾发现或探讨的问题提出质疑;就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维度,运用不同的方法,用最新的实践,针对不同表现,提出新意,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使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分裂混战、列强入侵的局势下,绥远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兵匪交加,天灾人祸频仍,实业不兴,民不聊生。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入中国,冲击和影响着学者们的思想,有志学人对家国苦难深感忧虑,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和丰厚学养让他们纷纷从专业角度对社会弊病进行深入剖析,撰写深刻的理论文章为家国命运谋求治理良方,可以说,此阶段发表的学术论著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多为发前人所未发,其创新性毋庸置疑。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农村推行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合作运动,由此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各类农村基层合作社。合作社的类别涵盖较广,分类标准也不同。学界对于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团体组建的合作社进行了很多研究,王泉的论著《合作运动给与现代经济组织的变动》《农业金融十年计划与绥远合作运动》,选取绥远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个案进行分析和对比研究。《合作运动给与现代经济组织的变动》[4]追溯了合作运动的国际缘起,分析了合作运动历史的演变过程,阐明了合作的定义、性质、法制,并据此对中国现行的合作社进行分类,分析了其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制度、分配制度、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带来的影响。《农业金融十年计划与绥远合作运动》一文,作者介绍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及农村合作运动的现状,将农业银行和农民银行进行了比较,认为当时绥远成立的由私人集资和公款联合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实则与《合作制度法》背道而驰,因此,应取消绥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和省赈务会,请求中央拨款补助,以《农业建设实施方案规定办法》为准则制定金融振兴计划,并筹备由公款创建的农业银行和绥远省农业金融委员会。[5]针对当时封建制度的弊习在的家庭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张恺然发表了《急应改良的几个家庭问题》,指出来家庭破产的主要原因:(1)遗产制之弊,即遗产传子孙,但子孙不上进者会滋生懒惰习性,甚至会成为社会败类。(2)大家庭同居之弊导致家庭秩序难以维持,权利稍微有出入便生冲突,导致婆媳抵牾,妯娌不和,兄弟不亲。(3)婚姻专制之弊,即父母包办的无爱婚姻使青年倍受摧残。(4)受过新思想洗礼和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自由、理想化的婚姻恋爱观,处理家庭矛盾时容易产生消极绝望的心理。[6]此外,作者还依据实际情况列举了当时婚姻的四种组合方式以及财产划分方式,例证翔实,材料充分,具有说服力。最后,作者针对导致家庭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良办法。(三)理论性。理论是在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是实践的凝练、提高和升华,最终用于指导实践。学术论文的理论性体现在对一系列问题和材料进行总结和分析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提炼出普遍的客观规律,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学刊》的作者无不是生长于斯,对社会环境有切身的体会,对自己学习研究的领域有着清楚的研判。曾就读于绥远女子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的卜效霞先生,对中国以及绥远的教育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曾在《学刊》上发表了数篇研究教育问题的学术论著,如《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及今后建议的刍议》《怎样发展绥远的女子教育》等。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家庭观念认为,男子的最高追求是扬名立万、光耀门楣,只求个人荣华富贵,不顾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危;轻视女子,认为女子本来属外,只需要遵守“三从四德”,不必接受教育,也无所谓人格;抹杀儿童的天性,过早教育其谙于世故,致使儿童“少年老成”。对此,卜效霞在《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及今后建议的刍议》中批评了这种错误教育观念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阻碍作用,阐释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应自然化、科学化、社会化,应教授子女知识,重视对子女健康、健全的人格的培养,使其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对于中国学校教育落后的原因,卜效霞将其归结为三点:(1)财政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政局混乱,军阀因利害冲突连年混战,财政主要用于军饷,无暇为教育拨款,抹杀了教育的生机。(2)观念方面,受传统的“礼义”等观念影响,中国教育缺乏科学精神,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3)办学方面,学校营利目的强,没有明确的办学目标,也不能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计划。学校软硬件设施较差,教师待遇难以保障,没有施行西方国家的强制义务教育制度,小学教育不普及,职业教育未出现。据作者引用的教育部调查数据,当时中国共有三千七百一十九万学龄儿童,受到学校教育的仅有四十三万人,受教育比不足1.5%,可见中国的教育落后状况。同时,作者还将中国教育状况与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当时中国学校教育的病态。对此,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应该顺应二十世纪的时代潮流,在思想、理论、行动上做合乎时代需要的教育。因此,作者提出了统一教育制度,施行强制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独立等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重大教育改革举措。[7]除此而外,针对当时国民政府提倡的改革县政方针,张遐民发表了《县政府在训政期间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他依据百姓遭受的剥削和苦难以及县政腐败的现状,犀利地指出了封建官僚体系下的县政长官们盘剥百姓只求升官发财的本质特征,国民党集团施行独裁统治,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要求的“民权有所托付,主权在民”之教义背道而驰,直接指出国民党的训政是失败的事实。[8]绥远省设立了县政研究会,李启元发表了《绥远县政研究会与裁局并科后之旧行政效率问题》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国成立后,鼓吹由专制变为民主,但是却一如旧观的真相,政治上没有任何进步。他指出行政改革之研究为现在中国政治上最迫切的需要,地方政府“裁局并科”不应是简单的形式变化或者粉饰门面,要成立行政研讨的机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效率。[9]这些文章都能穿过事物的表象从理论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综上,《学刊》中登载之学术论文均能立足现实问题,透过庞杂的社会现象和所掌握的材料,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关系,以专业知识和洞察力得出深刻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与结论的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已具备优秀的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而以大量篇幅刊载该类学术论文的《学刊》可视为内蒙古学术期刊的萌芽。

三、民国时期内蒙古学术期刊的特色

学术范文篇4

1禁绝由“第三方”论文。科技工作者应基于自身研究工作和实在的试验数据完结论文编撰，坚决抵抗“第三方”供给论文效劳。

2禁绝由“第三方”。科技工作者应学习、把握学术期刊投稿程序，亲身完结提交论文、回应评定定见的全过程，坚决抵抗“第三方”供给效劳。

3禁绝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正。论文作者托付“第三方”进行论文言语润饰，应基于作者完结的论文原稿，且仅限于对言语表达方式的完善，坚决抵抗以言语润饰的名义修正论文的本质内容。

学术范文篇5

学术话语权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依靠学术话语进行传播推广，进而对整个学术共同体产生影响。学术期刊所确立的学术交流的正式渠道、统一流程和标准规范，搭建起了面向学者的广阔交流平台，从而大大提升了学术话语表达和传播的效果，对于学术的发展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维度看，在期刊发展史中，出现了许多学术期刊推动学术话语传播及学科发展的成功案例;从现实维度看，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历史方位对加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从责任使命来看，推动学术话语传播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路径。由此观之，面向学术期刊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传播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实践应然及责任使然。

(一)历史必然:学术期刊推动话语传播的成功经验

作为新生的传播媒介，我国的学术期刊在20世纪二三十年展迅猛空前，1934—1935年则被称为“期刊热”或者“杂志年”，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时期，期刊对于学术话语构建与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月刊《新亚细亚》于1930年创办，刊载的文章以探讨中国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为主，对中国边疆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由历史学家顾颉刚创办于1934年的半月刊《禹贡》研编并举、兼容并包、经世致用，在中国边疆史及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了学术救国的典范。这两本学术期刊对当时边疆话语构建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全国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乃至当下的边疆研究工作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934年12月创刊的《食货》，是民国时期第一份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专刊，由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担任主编，其发行量一度高达4000份，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阵地，为民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晚年的钱穆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4］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即围绕五大理论问题展开争鸣，其中《文史哲》有意识地引导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三场论争，这些论战也让山大历史系名声大震，从而奠定了其在国内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从我国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些例证不难看出，学术期刊对于推动学术话语传播、促进学科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实践应然:新历史方位推动学术话语传播的新要求

从国际维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是“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局面，西方世界主宰着世界学术的走向，引领着世界学术的发展动态，想要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迫切需要传播“学术中的中国”，让世界承认中国有独立的学术，让世界认可中国的学术研究范式;从国内维度看，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临新发展环境，新发展任务，以及新发展命题，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更为严峻，所应对的问题更为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更为多元，迫切需要学术期刊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迫切需要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为新发展阶段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二、学术期刊推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传播的价值遵循

学术期刊推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传播，需要广大学者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坚持学术的独立性，既要让中国人民，也要让世界人民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必然要求:坚持学术的原创自主性.原创性是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是避免话语体系同质化的根本要义，也是学术期刊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缺乏原创性，也就使话语丧失了核心竞争力，从而难以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难以产生独立的学术体系。构建并传播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归根到底要在话语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具有“中国味”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活水源头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要注重开掘本土资源，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吸收和创新性转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呈现出来、表达出来，更加响亮地阐明中国主张，增强对外学术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要辩证看待西方学术范式，“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都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传统、历史脉络、现实经验、实践需求、民众诉求进行创新。”［9］既要立足国内，又要放眼世界，兼容并包，促进多元思想交流碰撞。

三、学术期刊推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传播的路径畅想

“当代中国的学术，既要勇于、善于面对世界，讲给世界听;也要勇于、善于讲给国人听;既要让世界听得清晰，也要让国人听得透彻。”［10］新发展阶段，学术期刊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传播，关键要通过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展示学术期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常态自觉，在传播的内容、形式、手段等多重维度上下功夫，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难题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框架，从根本上增强学术话语传播的有效性和说服力，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未来，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问题导向做好内容生产

学术期刊推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传播，首要的是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做好内容生产。在选题策划环节，学术期刊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性，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以及深层次的学理内涵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解读。其次，学术期刊要立足中国实际，放眼全球发展，围绕国内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使其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鲜明标识。在议程设置上，学术期刊应立足办刊宗旨定位，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新问题、切准真问题、聚焦大问题，精心打造和培育品牌栏目、特色栏目、重点栏目。如2021年恰逢建党100周年，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很多学术期刊都提前谋划，开辟专栏，邀请权威学者围绕建党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伟大成就开展了丰富深入的学术探讨，如《党的文献》从2021年第2期开始，便开辟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栏，邀请全国高校、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如罗永宽、沈传亮、曲青山、林建华等从党的建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伟大成就等多重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共开设6期“中国共产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专栏，组织黄群慧、谢伏瞻、王韶兴等学者开展理论讨论。多本期刊同期发声、同频共振，兴起了党史党建的研究热潮，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七一”讲话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顺势而为，推出了“学习‘七一’讲话精神”专栏，组织了顾海良、孙代尧、姜辉等知名学者进行学术探讨，总结传播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

学术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科研不端行为学术道德科研评价防范措施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中国科技教育水平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科技界科研道德失范、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屡屡被新闻媒体披露。目前，高校学术腐败现象呈现出不断递增的趋势，严重损害了高校的学科建设，阻挠了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对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因此，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并分析其成因，进而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是极为重要的。

1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

美国联邦政府2000年12月通过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SP)了科研不端行为联邦政策，其中对科研不端行为作了如下界定:科研不端行为是指在准备、实施、整理以及发表等科研环节中出现的造假(fabrication)、窜改(falsification)以及剿窃(plagiarism)行为。美国联邦政策除了对作假行为做出界定和分类之外，还规定了判断作假行为的基本条件:①是否明显背离相关科学研究共同体的规范;②行为是否具有故意、明知以及草率特征;③是否有充分的证据。

中国科协已出台《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专门对科研不端行为做出了具体界定:科研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剿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表现是: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求职和提职申请中作虚假的陈述，提供虚假获奖证书、证明、文献引用证明等;侵犯或损害他人著作权，抄袭他人作品;成果发表时一稿多投;参与或与他人合谋隐匿学术劣迹;以学术团体、专家的名义参与商业广告宣传等。

中科院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六条认定标准包括: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损害他人著作权，包括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剿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认识、假设、学说或者研究计划;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研不端行为，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同时明确界定，在研究工作中非有意的错误或不足，如对评价方法或结果的解释与判断错误、因研究水平和能力原因造成的错误和失误等，不能认定为科研不端行为。

2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

与社会生活中道德环境恶化现象同样，国内的科研活动中，科研不端行为虽说不上泛滥，但也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些行为不外乎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2.1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主观原因

科学家缺乏学术道德，不重视学术规范。科学工作者的人品、高尚的科学道德是科学家之魂。科学道德对于科学工作者自身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自律作用不可替代。一些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往往比较注重科学知识地运用却忽视了自身科学道德和素质地培养。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中为了得到成果便不择手段，明知是不正确或违法的做法，但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往往置科学道德、国家法律于不顾，缺乏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缺乏诚实、公正的科学道德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对科学道德和科研精神的无知，是科研不端行为泛滥的内在原因。

科学家受急功近利思想的支配，为在科学职业化地位竞争中取胜而不择手段。科学研究是一个厚积薄发和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想取得一定的成果，必须经过多年的积累，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就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员除了运用正确的方法外，还要能够苦学深钻，持之以恒。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当科学家有了被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因此就出现了科研创新中急功近利的现象。急功近利对我国科研创新的危害十分严重，常常导致违反科研设计实验的程序和要求;导致不尊重客观事实，甚至伪造实验数据和结果;导致研究者在研究创新中对同行封锁信息，不愿合作;甚至导致学术腐败、抄袭、剿窃、弄虚作假的严重后果，使研究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一些科研人员为了申请经费、、岗位升迁、工资待遇等，忽视了对知识的追求，淡忘了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只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是擅于捏造事实、编造数据、骗取科研经费。

科技管理部门揭露不力和有意庇护为科研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一些科研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在工作中违背职业道德，或是视而不见，不制止、不纠正，或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对某些科研人员予以“特别”关照或报复，故意制造了一起起不公正事件。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处分了一些在项目申报中的科研不端行为，部分是在申请中伪造人员信息。作为高校科研处或高校院系科研秘书是非常清楚本校有关人员情况的，完全能够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为了能充实项目组的研究实力，增大项目中标的可能性，高校科技管理部门表现出了听之任之的“不作为”。一部分高校为了获得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奖励，而许多项目暂时又不能达到相关要求，特别是距离相关要求差距不是太远的时候，科技管理部门便协助项目申请者隐藏或伪造一些信息，表现出非常积极的“作为”态度。高校科技管理部门揭露不力和有意庇护在无形中为科研不端行为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2.2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客观原因

科学作假行为不只是学术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一系列具体而实惠的科研奖励诱使部分“学者”身在学术界，心在学术之外;学术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和不端行为的处罚制度不完备使得一些科研工作者敢于并且能够成功地挺而走险。

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是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体制原因。在现行的科学体制中，缺乏科学、公正的科研评价机制，科学奖励系统在运行中失范。上世纪80年代末，以量化为指标的学术成果考评体系从管理部门借鉴到了高校科研改革中来。由于这一方法改变了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的无秩序状态，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实事求是地说，此项改革对高校教学、科研的高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发展到今天量化指标考核体系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出来。现行的学术科研量化考核制度的核心是，根据的数量确认学术研究成果的大小，根据学术论文所发表报刊的行政级别来判定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很短困。在这种轻质重量的量化评价机制下，数量成为科研人员追求的现实目标，由此造成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追求数量而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剿窃，甚至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信誉。

奖励应是对科研工作者首创性工作的强化激励，是实现科学价值目标的手段。奖励重要的是精神性荣誉，而我国的奖励制度却侧重于功利性的物质奖励，且奖励与报酬挂钩，报酬产生派生效应，与个人的晋升、福利、分房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奖励就失去了其以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理，进行科研创新的作用，而蜕变成为人们从事科研活动的目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本末倒置，就有可能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正是由于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的失灵使防范科研不端行为失去了外在的屏障，这是科研不端行为普遍发生的体制原因。

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罚的透明度和力度不够，是造成科研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对很多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缺乏公开透明性，譬如对汉芯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说明对处理科研不端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尽管对陈进个人有了处分，但是对他能申请到巨额资助的幕后原因，以及责任负责人并未进行相应的处理。尽管某些人的科研不端行为经过了媒体曝光，但是处罚却没有达到同其实施科研不端行为相当的程度。1997年12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青岛某大学教授侵犯著作权案做出终审判决，要求侵权者向被剿窃者赔礼道歉。但是在结案一年时间里，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依然稳坐破格教授的交椅，并仍然保留“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的头衔。这种处罚结果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不会减少科研不端行为，相反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造成科研不端行为的大量出现、屡禁不止。

“官本位”的不良思想侵蚀了神圣的学术殿堂，污染了学术环境。在一些高校与科研院所，无论是校级课题，还是部级、部级课题的申请、审批、考核等诸多环节都难以摆脱“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结果是领导者科研课题多、科研成果多、奖励奖金多，“官大学问大”成为这种现象的经典解读。所以，不论学识高低，只要弄上一官半职，就可以凭借现有的官本位笼罩下的学术体制，轻而易举地搞到项目和经费，晋升高级职称，继而很快就成为“学术名流”。而且，官做得越大，越容易获得高层次的项目和奖励，越有人为之捧场。这种“官本位”思想对科学研究的侵蚀，污染了学术环境，衷读了学术形象，败坏了学术风气，成为某些当权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科研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阻碍了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公务员之家

出版与编辑环节存在的漏洞及某些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为科研不端行为摇旗呐喊，助长了学术造假之风。我国期刊、论著的出版与编辑环节缺乏制度管理。不少学报和期刊每年都编印增刊或专辑，花上几百元至上千元版面费，任何低劣论文都可以发表。交上个上万元，就可以出版一本专著，而论文审查人和责任编辑一般都不承担因发表的论文系抄袭剿窃之作而事后追究的责任，使得论文审查者和责任编辑的责任心大大降低。新闻媒体对某些不负责任或失实报道的行为缺乏法律监督与约束机制，在出错甚至违法而不受惩罚的背景下，有的新闻媒介为了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和时效，对一些虚假的科研成果甚至是伪科学及一些靠弄虚作假出名的“学者”进行报道和吹嘘，其中不乏有偿新闻。这些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对科研不端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促进作用，助长了科研造假之风。

3科研不端行为的防范和治理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防范和治理，可参照国外的一些制度和做法，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3.1重视对科研工作者的科学道德教育，重视科学道德的自觉培养

科研不端行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很难通过规范来防范所有的不端行为。因此，我们需要提倡道德自觉意识、加强舆论的引导，特别是要重视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道德规范教育。在极端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更应倡导求实、创新、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无私、诚实的科学道德。只有当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内化于科学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科学共同体获得了自身道德伦理的主体地位，才会使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产生道德上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才不会致使其成员由于道德上的迷茫、价值观的混乱而在金钱和权力的魔笛声中翩翩起舞。加强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应当加强正面教育，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加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强调在学术活动中为人师表的重要性。同时，针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和人员，要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

3.2建立规范的学术管理机制，形成科学、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强与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中国现行的学术管理制度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式管理方法，过于量化和僵化。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建立一套规范的学术管理机制，以法治、法律的力度从根本上遏制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科研过程中的不端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项目、课题经费分配的行政化，以及学术评价体系的形式化。所以，除了合理的学术管理制度之外，还要建立相关配套的透明、科学的学术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制定严格、严肃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和检查的条例规定。以期严格、公平、公正地进行学术资源分配，从而杜绝学者、教师为了争取立项，分得高数额的科研经费而不惜违规甚至违法做出不端的科研行为。此外，还可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报纸杂志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曝光力度，倡导政府机构和民间机构，甚至个人对学术行为的监督和批评，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实行真正的自治与法治、大学微观管理与社会宏观监督相结合。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就于日前表示，科技部计划为学术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以遏制日益猖撅的学术不端行为。此举对于净化社会风气、荡涤学术氛围、提高学者的学术道德、加强学者自律有重要意义。

3.3加强编辑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做好学术期刊的“守门人”

根治科研不端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作为学术期刊“守门人”的广大编辑最终决定着读者能够看到哪些内容。因此，他们的责任重大，更应该对各种科研不端行为提高警惕，不给学术不端者以可乘之机，守住学术领域的一方净土。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加强编辑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增强编辑职业道德意识。确实坚持双向匿名审稿制，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树立诚信意识。对管理部门来说，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刊物扩版。此外，还应控制审批增刊数，加强编辑的道德建设。有些杂志学报的编辑不讲职业道德把办增刊当作创收的手段，只要交钱什么文章都敢发，甚至于出版盗版学报，从而导致学术质量下滑，平庸乃至劣质文章遍地。作为编辑不能为讲人情而不讲原则，应本着对读者、对刊物负责的态度，树立诚信意识，不发注水文章，切实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

4结语

学术范文篇7

网络在传播信息时有其特有的优势，具有及时性强、交互性强、信息量大等特点，在时效性、连续性、搜集并提供大量相关信息等多种信息形态上表现出很大的优势。网络上的大量信息为期刊编辑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网络使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具有更高的效率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期刊编辑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作方式从传统的纯手工操作演变为如今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不仅可以实现从收稿登记、审稿、组稿、编校、录用、查稿、发稿直到打印、支付稿酬与稿件存档等整个编辑过程的动态管理，而且可以对大量稿件进行智能化分类、统计，并且支持实时查询。借助该技术，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实现与作者实时、高效的交流与沟通，这在传统的编辑工作中是难以实现的。此外，还可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相关数据库，对作者的相关信息，诸如履历、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等进行详细记录，以形成强大的专家学者团队。网络技术为判断稿件的创新性、科学性提供了便利以往没有利用网络技术时，仅依靠期刊编辑人员本身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很难判断稿件的创新性、科学性甚至是有无一稿多投的现象。但网络技术出现后，期刊编辑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数据的检索，很方便地查询文章是否已发表或文章是否有重复等，并且可以及时了解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结合网络与自身的知识来判断稿件的创新性与科学性。

网络环境下提高学术期刊质量的措施

1．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严把稿件质量关众所周知，学术期刊的根本在于它所体现的学术性，以及它所承担的广泛传播相关学科信息的重任。同时它也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在对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衡量方面。而稿件质量是学术期刊的根本，提高稿件质量是保证期刊高质量的首要环节。其关键就在于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于是不断追求高质量稿件的重任就落在了众多编辑工作者的身上。在提高稿件质量的过程中，编辑工作者需要充分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最大限度地挖掘那些高水平、创新性的高质量论文。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发挥编辑的主动性，不断提高投稿作者素质。学术期刊编辑部接收到的稿件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业务素质、文字功底、学历、职称等因素。因此，开发高素质的撰稿队伍是提升学术期刊稿件质量的关键。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在组稿时要打破常规，走出固定办公区域，发挥主动性。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及时跟踪相关的部级基金课题、省部委级课题的发展状况，并通过网络查询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进程，发现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同时要加强与相关研究人员的联系，及时主动组约稿。［2］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多方面了解有关项目人员的研究方向，从而建立特有的作者群。第二，充分利用网络约稿，收集高质量的稿件。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术界知名学者约稿是不断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方式。知名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拥有很高的权威，并且有独特的观点或设想，发表这类学者的文章通常可以提高刊物的关注度以及引用率，这对刊物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利。关注学术研讨会是编辑部发现优秀稿件的重要途径，也是编辑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渠道。编辑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建立与业界知名人士以及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的联系，及时获得业内最新信息，了解他们的最新学术动态，主动约稿，提高稿件的质量。第三，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了解读者的真实需求。读者是期刊服务的对象，任何一个学术期刊除了拥有稳定的作者群之外，忠实的读者群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期刊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信交流，借助于现代网络技术，编辑人员与读者可以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充分了解不同读者对期刊的真实需求。许多学术期刊有自己的网站，一方面搜集稿源，另一方面读者可以方便地阅读期刊内容，及时提出问题与建议。这样不仅有助于编辑人员了解读者的需求，获知读者对期刊的满意程度，而且可以搭建一个双方沟通的桥梁，提升期刊的满意度和知名度，形成一种良性的学习氛围。2．利用网络环境提升编校质量第一，选题与组稿。网上选题是指学术期刊编辑根据期刊的定位和特点，利用网络技术搜集信息，精心组织、设计、开发，提出高质量的选题，不断提升选题的水平。网上选题可以有效利用网络的特点，即网络信息量大、时效性强、交互性强、方便查询等，进而制定期刊每期甚至每年的出版计划。通过数据库查询相关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成果、热点问题与发展方向、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是国家自然及社科基金项目等内容，建立自己的选题数据库，为制定期刊的发展方向和计划提供参考，这样也可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稿、选稿。第二，稿件审查。稿件审查工作的严谨与否，直接决定着期刊质量的高低。在稿件的初审过程中，要对稿件的创新性、重复性以及是否有抄袭等做初步审查。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稿件的初审工作提供了方便，传统的稿件初审要依靠编辑自身的知识水平，审查时耗费相当大的精力，而且编辑不可能是每一方面的专家，知识掌握毕竟有限，因此审查时难免会出现问题。而网上查询已经成为稿件初审的重要方式，其可以有效减少抄袭、重复性发表等情况的发生。编辑部可以运用网络技术，利用数据库强大的查询检索功能，对题目、关键词、作者、来源期刊等内容进行检索，结合各种信息，对稿件进行初步审查，提高了初审的质量和效率，避免了无用功，大大改善了初审质量。［3］第三，编辑校对。编辑校对质量是体现期刊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编辑、校对人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所提供的编辑校对手段，提高编校质量和工作效率。比如，在稿件的编辑加工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就需要与作者联系，传统的联系是通过书信、电话等方式，不仅速度慢、成本高，而且一个问题往往要经过几个回合才能解决，有时还不一定能够讨论明白。而利用网络技术可以方便地解决这一问题，利用即时通信软件可以实现与作者的随时联系，不仅省时省力省钱，而且能够随时对稿件进行补充修改，直到最后定稿。第四，稿件管理。在传统的稿件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首先是对收到的稿件进行题目、作者、单位、联系方式及日期的手写登记，并进行编号，再进行稿件评审的登记。在这一系列的登记过程中，难免会遗漏或者错填一些信息。一旦出现此种状况，管理人员则需要翻找所有的登记，并进行重新核对与登记。这样的反复工作给传统的稿件管理无疑带来很大的不便。利用网络技术可以方便地进行稿件管理，改变了传统的封闭式管理。利用期刊已建立的网页、网站等，可以对稿件进行开放式管理。

学术范文篇8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真理、推动进步，其原初功能为繁荣文化、传承文明。学术评价的初衷和使命是有效引导和促进学术繁荣进步。但当浮躁和功利侵入学术生态圈后，包括学术评价异化在内的学术乱象时有所闻，反思和批评声也不绝于耳。其矛盾源头在于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客观的张力。在这些批评声中，由于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之间承担着某种意义上的“标准”作用，学术期刊受到的压力传导更为明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包含价值判断（主观性强），这使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性强）显著不同，因此人文社科期刊与科技类期刊在办刊理念和风格上有着明显分野。以科技类期刊的评价方式来评价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质量（社会效益），自然水土不服，其带来的典型后果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同质化、模式化、功利化，坚守自我和本初变得越来越难。究其原因，包含价值判断的根本特征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主体天然多元化。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蕴含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内容多维性和主体多元化这一朴素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圈（或者说学术共同体）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主体：从事学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学术期刊，以评价机构、学术团体为代表的各类学术组织、科研机构/科研管理部门。除此之外，由以上几类核心主体衍生或拓展的群体，也是学术生态圈的组成部分，如高校学生、实务部门的理论工作者等。在学术生态圈中，所有主体是共存共生关系。因学术评价牵涉学术生产、消费、服务和管理的各方主体，所涉利益众多，而有利益就需要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要求相应主体具备评价能力。尽管存在学科背景和专业深度等差异，但作为学术生态圈的组成部分，不同主体尤其是核心主体都具备评判学术的基本能力，在基础评价标准上也有基本共识，如学术规范性和逻辑性、学术创新与贡献度、学术投入度、学术宽度、学术素养等。这也是学术共同体得以凝聚的基础。就学术生态圈存在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学术评价既是所涉各主体的权利，也是其共同责任。由于各组成主体都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评价角度也是多维度的，因此不存在“法定”评价权主体。换言之，组成学术生态圈的每一方主体都具有天然学术评价权，也是当然的被评价对象。以关涉学术期刊的评价为例：期刊可以综合评价作者的学术能力、学风学养等，也可以评价具体的学术成果；作者可以评价期刊运行的规范性、学术评判能力专业性等；评价机构可以评价学术期刊和作者，作者和学术期刊也可以对学术评价机构的客观性、评价结果有效与否做出判定；学术期刊可以对科研机构的队伍发展和学科竞争力做出评价［1］，参与学术期刊评价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也可采用评奖、资助、白名单和黑名单的形式对学术期刊做出评价；学术期刊可以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如期刊协会组织的评定等。这就是交互式学术评价的外在框架，其以学术生态圈多元主体的评价权为理论基础。所谓交互式学术评价，是指学术生态圈的各方主体以互动式交流和开放式合作的方式进行自我学术评价和对他学术评价。在这种评价关系中，学术共同体各方既是评价主体，也是被评价对象，评价在双方、多方之间以互动、反馈、合作形式组织化常规化正式化运行，任何一方主体都不是学术话语权的绝对掌握者或主导者。交互式学术评价能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式学习，各方通过交流合作、彼此补益形成学术信任，达成对学术成果、学术期刊、学者或机构科研实力等相对一致的客观认识和评价。在评价共识的基础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评价过程的正式化起到制衡和避免功利性俘获的功效。

二、交互式学术评价的相对优势

在寻求建立更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过程中，主管部门一直试图以行政权威引导发展方向，出台了系列文件，也推出了系列举措。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未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学术评价生态环境。一方面，现有学术评价机制固然有缺陷，但仍不可否认其具备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制度惯性下，高校科研管理机构和部分学术群体也对既有的学术评价有路径依赖。然而学术研究自由与科研行政管理存在冲突，任何外在的、带有行政色彩的评价都无法避免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和固化，并可能导致功利式异化和背离。由于学术具有高度自主属性，建立有效的内在驱动力是完善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路径。学术评价实质是对学术声誉的认定，其离不开学术共同体这一土壤。换言之，学术共同体才是学术评价的当然和真正主体。交互式学术评价正是以学术共同体为真正评价主体的机制。与现有评价机制相比，交互式学术评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优势。1．评价话语权的共享性在交互式学术评价系统中，所涉各方都将参与其中，评价主体具有多元性。多元主体的参与促使评价标准更为合理，评价过程更为公正公开。在此种模式下，评价的话语权不再集中于某一方，而转由多方主体共享。话语权的分散共享让评价内容更全面，结果更客观，有利于学术生态圈和谐共处和良性运转。交互式学术评价系统中，无论是期刊还是学者，都不必再围绕学术评价“指挥棒”生存，而转向扎实做好内功建设。2．评价标准的多元性对当前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和质疑之一就是评价维度单一和评价标准不透明。尽管有个别机构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尚未形成通用规则［2］。学术评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标准？有论者提出，“唯论文”的根源是单一评价维度的问题，主张学术评价主体应避免单一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3］。还有学者提出，学术评价应该包括纵向比较评价、横向比较评价和现实性评价三个维度，即从学术发展史、研究现状、现实社会的需求着手，从而避免重复性、低水平和空洞化学术研究，对学人和成果的评价应置于该三个维度中进行［4］。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思辨性、情感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对评价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5］，单一的评价标准不符合学科和学术的自身特性，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因而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是共同的诉求；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决定了真正多元的评价标准必须由多元主体提出和实施，如果评价权集中于单一主体，那么难以避免评价标准取舍和具体操作中的主观影响。在多元主体间实施交互式学术评价，必然会产生不同主体视角的多元评价标准。3．评价过程的双向性、反馈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问世时间不长，系统化、组织化、规模化乃至数据化的现代学术评价机制尚处于框架建构与调适阶段［5］。当下有组织性、公开性的学术评价主要由学术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对象主要是学术期刊，其突出特点是评价主体和被评价主体二分化。在评价过程中，尽管各评价机构都设置有“专家评议”“征求意见”等环节，然而从实质上看，这种学术评价仍然是偏于单向度的。这种评价机制备受学界和期刊界批评［6］，由于其自身缺乏有效的评价反馈渠道和制约制度，多数学术期刊在其中处于话语弱势，只能被动地接受评价结果，并且不同期刊的话语力被评价结果日益梯度式强化。从评价主体向被评价主体的学术评价是以矢量形式运行的，被评价主体的反向学术评价则是断点、发散式运行。陷于这种单向度被动式的评价旋涡后，学术期刊趋同化变得明显，坚守自我变得异常艰辛，甚至有期刊被迫以“公开信”发出呐喊，激进反抗［7］。与之相反，在交互式学术评价中，各学术主体既是评价方也是被评价方，评价以双向甚至多向度形式进行。由于评价是交互式开展的，类似主观性价值选择和判断的信息得到有效反馈，接收信息的一方也能借鉴式吸收消化。如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双向评价，可以实现良好的互促；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的双向评价，可以纠正评价机构自身学科的局限性，可以促进期刊布局和结构的主动优化。4．评价形式的公开性、正式性客观来说，学术生态圈中一直存在交互式学术评价的雏形，但除评价机构的组织化学术评价外，其他主体的评价都没能进入主流。少数有组织评价如“名刊名栏”“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学术自治团体的评奖等，因其覆盖范围有限，自身也未侧重打造学术评价功能，尚未被纳入主评价体系。政府期刊管理部门公布的各种“不合格”“违规”期刊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非学术评价。个别学术主体为主动参与评价付出努力，如华东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侨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等学术期刊“黑名单”，所起效力也有范围局限。可以说，除了学术评价机构，其他主体间的评价大多是自在式、非组织性的，缺乏正式的运行路径，以隐性、非规范化的方式存在。如期刊和作者之间的互相评价，更多在非正式情况下进行内部交流，不仅是随机和分散的，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从作者对期刊的评价来看，期刊级别、见刊时间是科研人员首要的两个评价标准，之后才是审读专业性、流程规范性等。其中，期刊级别是作者接受的“外来标准”，而见刊时间快与期刊质量之间没有必然正向关系，甚至有可能是负向关系，它们与作者对期刊真正的“学术”评价还有一定距离。此外，自在式的评价中，个别体验和口口相传极易出现信息失真和谬误，导致评价的不客观、不准确。交互式学术评价机制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将这些自在的、隐性的、非组织性的评价公开化、正式化，通过机制化、常规化、规范化塑造，使其加入学术评价主流体系并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是学术共同体的固有意义之一。与现有学术评价相比，评价形式的公开和正式会极大促进学术评价正向功能的发挥，促学术、正学风，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5．评价结果的综合性评价主体多元和评价标准多维度保证了交互式学术评价结果的综合性。这种综合结果与当前在文献计量学基础上通过赋值、加权、归一、平均等得出的“综合性”评价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既包括定量的结果，也包括定性的结果；既有客观量化指标，也有主观评价；既有总体的结果也有分项的结果。不同的科研管理主体可以根据需要自取其中部分或整体评价结果，各评价主体也可以限定自己做出的评价结果的使用范围和条件。

学术范文篇9

目前医药卫生期刊数量为1371种，是整个科技期刊中所占比重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类。每个医学专科均有自己的专业期刊，甚至某一器官、某一种重要疾病或者疗法都有专门的期刊；当然也有跨专科的医学期刊和综合性医学期刊；从载体形态看，以印刷出版型、电子视听型为主，按趋势发展推测，将来的网络出版期刊或将占据优势。对于医学编辑来说，出版一本专业性极强的医学学术类刊物，不仅要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丰富的医学常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对科学研究的程序、科研设计、医学统计学及论文写作非常专业，当然还要熟悉图像处理、多媒体课件制作、网站建设、网页设计这些当前网络出版的基本知识和技能[3]，这样才能在收到一篇稿件后，对研究内容的创新性、科学性、科研设计、研究深度以及出版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初步判断，作出正确的初审意见以及后续的处理工作安排。医学期刊的编辑来源存在学科多且不固定性。我国的编辑人员绝大多数是“半路出家”，即非编辑学科班出身。以中华医学会电子版系列杂志编辑成员组成分析，年青编辑多数毕业于医学院校，部分来自于英语、汉语言学、计算机和多媒体制作、医学信息、情报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而年长编辑则多是来自于临床科室，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但当前这个人员所占比例正在缩小，或是兼职编辑，没有经过出版专业的培训。作者所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期刊中心，下属9本医学期刊，内容包括普通外科学、肾脏病学、神经内科学、显微外科学、血管外科学、护理学、影像与放射学及胃肠外科学，并延伸到肿瘤、器官移植、临床营养等交叉学科领域，从事的25名年青医学编辑中毕业于医学专业12名，公卫和统计学专业2名，英语专业4名，新闻学1名，护理学2名，医学信息学2名，其他专业2名。

二新入职医学学术期刊编辑常存在的问题

医学学术期刊所涉及的政治内容并不如其他科技期刊常见。不过如果是译文刊物或者作者涉及国外科研人员，还有一些研究对象、实验材料的来源上，在著文中有时会无意或有意出现与我国国家主权、法律、法规相悖或模糊不清的内容或观点，编辑应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政治敏感性，妥善处理这类问题。某些医学学术期刊编辑在防范学术不端工作中缺少主体意识，初审时未通过多种途径查询学术不端，甚至铤而走险，协助不法者进行学术不端行为者，从而出现“人情稿”、“照顾稿”。2016年8月22日《人民法院报》曾刊登一篇文章《医学期刊女编辑的另类“权谋”》[4]，警示我们内容类传播产品的运营都应坚持“慎守其真”（《庄子•渔夫》）的精神，加强职业教育的同时，要着重强调诚信建设，重视守护科研环境，恪守学术底线，摒弃学术不端行为。作为医学学术期刊编辑，从业后不仅要策划完成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甚至还要牵头举办医学主题论坛和学术沙龙，因此编辑人员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与主编、编委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读者、作者、审稿者之间的关系，共同办好期刊及学术活动。而且现在的编辑部工作还涉及到和印刷厂、邮局、出版管理部门的工作沟通，不能顺利沟通，可能会造成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然而目前一些内向型办刊模式和定位以及部分编辑的性格原因，容易造成“闭门办刊”。编辑存在与编委、审稿专家、作者、读者沟通不够，与其他有关部门及同行编辑缺乏沟通等一系列问题，容易导致出版工作失误、信息落后等不利局面。随着医学飞速发展，各专科之间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精准医疗、转化医学、遗传基因、机器人技术等应用技术创新名词的涌现，学科知识的综合水平越来越高。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多元化和透明化将对大多数医学编辑的知识获取能力提出挑战。专业局限性也会降低编辑的新知识获取能力，反映为不能了解和及时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影响到期刊的选题策划。医学学术期刊编辑除应具备创造性、综合性、多维性、严密性、灵活性及比评性思维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统计学思维和英语思维[5]。事实上，统计学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应用科学，而我们的医学学术期刊编辑们没有学会、没有用对或者没有表达正确，关键是因为对统计的理解有误或统计学习脱离实际、实践不足。目前国内医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质量不容乐观，尤其以医学名词术语的问题较多[6]。英文摘要的好坏与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和是否引用的关系密切。总之，医学编辑需要多种知识技能，并将这些知识技能有效结合起来，面对新稿时多重思维能力协同作业，才能正确审稿、完善稿件的各种问题。而新入职编辑在这方面往往欠缺，处理稿件时易片面，不利于医学学术论文的处理。

三常规的再学习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时刻勤奋学习，才能做好一名医学学术期刊编辑，现在国家和各地新闻出版局、用人单位以制度形式确立的再学习内容主要有：对于刚刚入职的医学学术期刊编辑，还没有取得从事出版专业岗位工作的上岗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编辑从业者只有参加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取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初级或中级职业资格，才可以进而取得《责任编辑证》和聘任相应编辑职务。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用书包括出版专业基础（初级、中级）和出版专业实务（初级、中级），从“应知”和“应会”两方面阐述出版专业知识，编辑人员取得了相应资格，说明在出版专业知识、语法、修辞、逻辑、著作权等方面具备了编辑人员的基本条件。编辑任现职期间，应当结合实际专业技术工作需要，参加以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继续教育，达到规定的要求，并提交完成继续教育的有效证明才能进行责任编辑证的续展登记。现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各地新闻出版广电局、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高校期刊学术团体也会组织编辑进行面授学习。工作紧张的编辑也可以在远程继续教育学习平台参加在线培训，以完成年度继续教育。针对职业编辑，每个单位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发展和人事考核途径。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期刊中心来说，除招聘考核外，还要参加为期三年的流动编制考核（工作业绩及出版编辑知识的笔试考核），按照《中山大学出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例》，明确规定了出版专业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再到编审的各级职务资格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出版相关的论文。因此，在每一级的职称聘任道路上，虽然条件要求不能完全科学，但每个阶段都会促使编辑在某些方面有切实的进步，使得编辑能力有所提高。

四知识体系建立的其他若干考虑

学术范文篇10

【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法律法规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最悠久的学术传统之一。作为一种学术价值观，它既是大学学者长期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又因其巨大的学术影响力而成为现代大学组织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学术自由已经成为与现代大学共生共荣的基本组织制度。学术自由的实现需要坚实的制度根基，否则真正的学术自由就不可能实现。

一、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内涵及其制度价值

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观念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深受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影响的柏林大学，在其初创时期即把“尊重自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和学习自由”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它赋予大学教师以充分的思考、研究、发表和传授学术的自由权利。“自由”是与“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学术自由的“享有者”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其“限制者”，学者却有不同的理解。《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学术自由是教师在其学科领域内的自由。它保证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者不受政治的、基督教会的或其他行政当局的组织、戒律或指令从事其工作，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哲学观点、行为习惯或生活方式。它是授给这些个人的一种自由，以保证他们有机会为了发展知识从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目的来检验和质疑各种公认的见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把学术自由解释为：教师和学生不受法律、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和公众的不合理干扰而进行讲课、学习、探讨知识以及研究的自由。而蒙罗(G.R.Morrow)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认为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或其他高等学府）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识的自由”[1]。显然，学术自由是相对于两重限制而言的：其一是社会（大学外部）的限制，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动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宗教的和经济势力等的干扰和干预；其二是大学组织本身对学术活动的限制。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动会受到大学管理者的粗暴干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教师有可能受到打击甚至解雇。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工作条件，既是大学教师传播与追求真理所必需的，也是大学组织为了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组织（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的切身利益所必须给与大学教师的权利。大学教师之所以必须享有学术自由权利与大学的组织个性及其社会价值密切相关。布鲁贝克教授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大概最主要的是认识方面的[2]。大学教师从事的主要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追求真理是其重要目标。而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创新的过程。为了保证其客观性，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自由的气氛是学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必需条件。同时，如果“社会依靠大学作为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机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那么社会理应给予大学学术自由的权利。正如蒙罗(G.R.Morrow)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相信其繁荣与进步依赖知识的创新发展，而不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的权利则是显著的矛盾。学术自由的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为了他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3]。可以想见，缺少学术自由，大学必然无法形成“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活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之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的学术局面，和一切学术思想“自由审问、自由批判、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大学学术空气的压抑与沉闷只能窒息学术的生命力。大学教师既无追求真理的条件，也无学术创新的动力，自然无法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既无法把真知灼见传授给学生，也无法与学生进行无拘无束的心灵碰撞与交流，自然无法培养出创造性人才。不能“生产”有价值的和有生命力的产品的大学，也自然没有鲜活的生命力，大学根本无从发展，更谈不上促进社会进步。因此，可以说，学术自由作为一种悠久的学术观念，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制度底蕴，成为现代大学及学者维护自身权利、保障学术发展的有力武器。

二、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

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必备权利，赋予大学教师以学术自由既是学术发展之必需，更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不论是社会（包括政治组织和宗教机构等），还是大学组织本身，都有维护和促进大学学术自由之义务和责任。但由于传统的偏见和狭隘的私欲作祟，更重要的是学术自由缺乏坚实的制度保障，从历史上看，对学术自由的侵害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德国的洪堡最早提出学术自由的原则，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洪堡创立的大学中，教授并没有享有言论与个人自由，19世纪的大学事实上并不享有这种学术自由”（《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727页）。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也觉得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不足。他指出国家教育当局对于教授的聘用有过多的干预[4]。在最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从建立第一所“英式”学院开始，大学教师为争取学术自由从未停息反对校政当局和社会势力粗暴干涉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冷战初期，不管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这一学术组织还是关于学术自由的普遍原则，都没能保护教授免于效忠宣誓和阻止麦卡锡主义把不少教授指控为共产党人[5]。在前苏联，则曾经有过李森科对孟德尔遗传学派的迫害。不难发现，对大学学术自由的限制与侵害，不仅来自大学内部，更来自外部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当代社会，学术自由观念之所以能被社会广为接受并成为与现代大学共生的基本组织制度，固然与大学学术发展在社会文明进步中作用的提高，以及社会的日益民主化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大学内部和社会为保障大学学术自由而建立的相关制度，即学术自由的制度化，才是最关键的。缺乏制度根基，学术自由只能是一种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一）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一：学术自治

大学学术自治指的是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的自治。作为现代大学最悠久、最核心的学术价值观，学术自治源于中世纪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惯例。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指出，所谓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Corporatecbody)，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任何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它是大学成员的自由，这些成员以代表的资格而非作为个人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它涉及的是在学校内部所必需的自我管理学者群体的权利[6]。一般认为，它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教员的人事推荐及任免权；(2)对大学校长、系主任等行政管理人员的选举权；(3)大学课程编制权；(4)学位资格的审查、认可及授予权；(5)规则、章程等校内各项制度的制定权；(6)选考新生权；(7)大学设施管理权；(8)大学财政自主权等[7]。大学组织之所以必须拥有自治权利，主要基于大学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的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一个自治团体”[8]。

学术自治制度赋予了作为法人团体的大学以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组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它成了大学组织有效抵御外部社会力量的影响与干预的“天然屏障”，以及维护内部学术活动自由的有力武器。大学学术自治的最终目标即是为促进知识的发展，并为知识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在一个大学中，知识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而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个大学将不再对它的本质忠诚，如果它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的工具。大学是为自由研究的精神所塑造。”[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纽曼认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从这个角度看，学术自治即大学教师的工作环境的条件性自由。条件性自由是为大学自由服务的，是学术自由得到实现的必要条件，“自治是学术自由的组织保证。”[10]离开了学术自治制度的支撑，丧失了栖身之所的学术自由，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饰品”。欧洲大学强大的学者团体自治传统（美国学者罗伯特·伯达尔将大学自治分为实质性自治与程序性自治，据此，即使是集权的法国现代大学亦具有程序性的自治权利）是欧洲传统大学学者享有比美国传统大学学者更多学术自由的重要原因。

（二）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二：教授治校

大学学术自治虽为大学学术自由提供了组织保障，但具有学术自治权利的大学并不能使教师自动享有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社会和政府保护和尊重大学自治，肯定可以为大学教师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避免学术自由受到过多的外部限制与侵害。但前文已经指出，学术自由同样可能受到大学组织内部的限制与侵害，她需要得到大学内部包括外行的董事会和不断扩张的行政系统，甚至少数学术寡头等的理解和尊重。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发表演讲时指出：“学术自由也意味着摆脱大学要求一律的压力。洪堡甚至强调，知识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而且可能受到来自知识机构本身的威胁。这些机构在它们开始之时即采取了某个特定的观点，然后就急于压制别的观点的兴起。”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不仅表现为教师（包括学生）有权选择、传播、使用和探讨知识，也表现为大学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多元化。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学内部学术自由的实现程度与作为学者团体的教师群体在大学内部管理活动拥有的权利大小息息相关。“教授治校”制度是大学内部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正是“教授治校”制度把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对“孪生”(twin)概念并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制度。

“教授治校”是来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种大学内部管理传统。中世纪巴黎大学基于“学者社团”性质，形成了“教授治校”制度：大学内部事务由学者们共同负责管理，学者们既是管理决策的主体，同时承担决策的执行与监督任务。“教授治校”制度因其适应大学内部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因而有利于弘扬学术精神，调动广大教授追求真理，发展学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学术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大学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现代社会，虽然“教授治校”制度的内涵早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中世纪大学的“正教授独掌治校大权”，但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人员群体作为“大学学术管理决策的主体”这一原则是一贯的、不变的。现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不仅表现为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人员组成的学校各层次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拥有大学学术领域，诸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招生政策、学位标准、学术人员聘任与晋级等的学术评价以及事关学术发展的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而且表现在以教授为主体的高级学术人员作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大学校务会（如德国、英国）或大学理事会（如法国）的主体之一，参与事关大学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如大学财务政策、大学发展战略、大学学术领导人选举等，发挥大学内部管理的主体作用；同时，由教授为主体组成的各种临时的专门委员会，作为大学内部专门事务决策的咨询机构，直接以决策建议等影响大学发展。即使在以“校外人士管理体制”为特色的美国大学，尤其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以校长为首的学术行政人员基本上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订的学术方针和规划”[11]的。

“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既是大学教师学术地位提高的结果，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大学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学术权力的突出作用。它成为阻止大学行政权力强势扩张的制度堡垒，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学术权力的行政化与官僚化，从而保持大学“学人社会”“知识性社会”的学术本色。显然，这才是大学学术自由赖以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欧洲传统大学内部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学者团体”，始终保持着“教授治校”传统，因而不仅学术自由得以在欧洲大学产生，欧洲传统大学的教师也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权利。相反美国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是大学教授在争取学术管理权力并逐步实现“教授治校”的进程中实现的。二者的同步共进促进了美国现代大学的学术繁荣。

（三）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之三：国家的教育法规与民主法制制度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毕竟无法脱离社会孤立存在，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的资源支持。在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干预力量面前，单凭大学的学术自治与“教授治校”传统是很难保证学术自由的，因此，学术自由的长久实现必须由社会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国家政府，用具有普遍社会约束力的法律法规保证其强制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家政府本身）都必须遵守和维护。在现代社会，国家保护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教育法规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最根本保障。西方各国为了保障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在依法赋予大学自治权力的同时，对大学解雇教师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日本《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为了保障教学、学术自由，校长、教师和部局长，不经大学自治机构审查同意，不得违背本人意愿调动工作、降职或免职。”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重申要保证避免无充足理由而解雇学术人员。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是保障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利的教授组织。该协会1970年规定：“正式聘用的全日制教授在退休年龄之前，其聘任期要得到保护，除非学校财务危机或教授不能胜任或道德败坏，不得解雇。”[12]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关于学术自由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对全社会都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

同时，大学学术自由作为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与整个社会的民主自由环境休戚相关。正如学者金耀基所言：“学术自由是与社会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时，学术自由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发展的机会。”在中世纪大学中，虽然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当时的学者并无研究学术的自由可言。因为在当时由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所担保并巩固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之下，人类的理性只能在教会有权者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任何对正统教义的怀疑和挑战，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镇压[13]。一个民主法制制度健全的社会，才可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学术环境，大学学术自由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矗现代社会一般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公民的言论及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护，为美国大学防止政府侵犯学术自由提供了法律支持。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对格雷斯俄德诉康涅狄格一案的判决书中所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权所包含的，不仅是发言(utter)或印刷(print)的权利。还包含着研究的自由(freedomofinquiry)、教学的自由(freedomofteach)……实际上就是整个大学社区的自由(thefreedomoftheentireuniversitycommunity)。”[14]为了学术自由的真正落实，一个社会必须通过民主法制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逐步增强社会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惟其如此，学术自由才会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呵护。正象阿什比所说的那样，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惟有当民意了解到大学是什么，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才能获得保障[15]。

总之，学术自由制度的生长、发展与成熟，既仰仗大学组织内部“教授治校”制度和学术自治制度的保障，更依赖国家相关教育法规和社会民主法制制度的支持。丧失了任何一个制度根基，大学学术自由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了解了这一点，无论是要重建大学学术自由制度还是弘扬学术自由精神，我们都必须以务实、客观的态度，从最具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入手，抓好大学制度建设与制度环境创新。只有这样，才算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参考文献】

[1][3]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三联书店，2001.172,174.

[2][8]［美］布鲁贝克著（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7.42;1988.28.

[4]MaxWeberonuniversities,editedbyEdwardShil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3.

[5][6]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95,88.

[7]王德耀，薛天祥.略论大学自治[J].上海高教研究，1994,(2).

[9][13][14]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78,199,99.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学人员地位的建议[J].世界教育信息，1999,(5).

[11]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