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就范文10篇

摘要：胡适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这在学术界已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胡适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出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为其治学提供了参考比较的材料；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他治学的一把利刃；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他治学前进的动力。有这四个因素，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中驰骋，也正是在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学术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摘要：胡适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这在学术界已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胡适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出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为其治学提供了参考比较的材料；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他治学的一把利刃；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他治学前进的动力。有这四个因素，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中驰骋，也正是在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学术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摘要：胡适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这在学术界已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胡适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出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为其治学提供了参考比较的材料；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他治学的一把利刃；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他治学前进的动力。有这四个因素，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中驰骋，也正是在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学术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吴文俊是少数几位有国际声誉和重大影响的中国数学家之一，不过在国内，他似乎一直默默无闻。2001年2月，国内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颁发给吴文俊和袁隆平时，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早已名满天下，而记者在争相报导吴文俊时，却发现原始材料少得可怜。其实，吴文俊获大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第八次了。国际、国内的大奖只是向公众和媒体传达了一个信息，吴文俊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判断吴文俊的工作有多重要，还是要看行家的评判。吴文俊获得第一个大奖是1956年中国颁发的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当时获一等奖的只有三人，华罗庚、钱学森、吴文俊。华、钱的大名在当时已经屡屡见诸报端，他们获奖的确在意料之中，可是吴文俊的名字有多少人知道呢？而且他获奖的工作“示性类和示嵌点的研究”对于大多数数学家来说，至今也还是说不清道不明，更不用说一般平民百姓了。吴文俊在国内虽然名气不大，但在当时国际数学界，尤其是领头人物当中，却非常知名。美国著名数学家、国际数学联盟第一届主席斯通(M.stone,1903-1989)在1961年的文章中讲到新中国的数学时，写下这样一段话：虽然从整体上讲，中国人的贡献在数学界影响不是很大，但“少数大陆中国人被公认为天才而有成就的数学家，他们最近的贡献被高度评价。做为例子可以举出，吴文俊引进的新拓扑不变量，以及华罗庚对许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9]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恰巧是斯通举的两位在五年前获得数学方面两个一等奖。

当然，不管大奖小奖都会有给的不合适的地方，诺贝尔奖也有几位是有问题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科学上只有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贡献才是顶尖的、站得住脚的。达到这种水平的贡献也必然受到大科学家的关注。从1954年到1970年，每届都有拓扑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而获奖的大数学家道姆(R.Thom)、米尔诺(J.Milmor)阿蒂亚(M.Atiyah)、斯梅尔(S.Smale)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论文中引用过吴文俊的工作。获得首届沃尔夫奖的盖尔范得(I.Gelfand)在1956年吴去苏联时，就主动关注吴的工作，其他东欧国家也都知道吴工作的份量。说到底，吴文俊拓扑学的工作在当时已经毫不含糊地是国际领先的，而不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要在几年内赶超国际水平。吴文俊这方面的工作已成世界数学宝库中的经典，他1950年的论文到2001年还有人在引用！

如果说，拓扑学说到底是西方人的独创，吴文俊只是大大发展它，那么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则是完全他从研究中国数学史而产生的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它走上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显示出吴文俊特立独行的风格，它成果累累，也得到许多客观的西方数学家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吴文俊荣获了厄布朗(J.Herbrand)奖，而这个奖本来是奖给数理逻辑方面的杰出研究的。

一、坎坷的数学之路

吴文俊走上数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的是，他受到家庭有益的影响。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福同出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逢甲午战败，各界人士都积极思考如何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的问题。百日维新虽然失败，西学东渐之势已势不可挡，上海处于门户开放之地，得风气之先，新学堂纷纷上马。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就是在1896年成立的，一开始还没有小学部、中学部，吴文俊的父亲就是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特别是打下英语的基础，当时上海是科学的中心，也是出版业的集中之地，吴福同从高中毕业以后，就在一家医药书籍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而且，有时还兼报刊的编辑工作。在当时，这种职业要求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有时要比老板挣的还多。正是由于吴文俊的父亲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尽管不太富裕，但生活总是有保障，衣食无缺。吴先生回忆起来说，他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生活有基本保障，他才能在家庭的支持下去搞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不必为生活担忧。他的父亲也鼓励他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家庭条件也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父亲的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养成阅读的习惯，小学时，已经读过许多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喜欢看《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对他不喜欢“学而优则仕”以及官场作风有一定影响。他也读过《胡适文存》之类的书，表明那时已经有一定的思想水平。

相对而言，吴文俊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比较一般，按部就班。数学是一种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兴趣和才能的课程，但是，吴文俊在小学和初中期间，并没有显出对数学的偏爱。很长时间，他只是对物理感兴趣。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也许选择物理而不是数学。少年时期他只是读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的基础应该说，是高中打下的。

摘要：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探讨束星北的学术成就，即按著名学者对束星北的评价、束星北发表主要论文的学术刊物的水平、束星北导师的学术地位，以及对束星北学术成就评价不当的分析，说明束星北在其学术生涯中，处于中国一流物理学家的水平，他在相对论和统一场论方面有创造性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束星北；李政道；王淦昌；相对论；统一场论

Abstract:Fromthe''''macroscopic''''pointofview,ShunXing-bei''''sacademicpositionisdiscussed.Fromfouraspects,namelyfromtheappraisementsonShubytheveryfamousscholars,fromtheacademicleveloftheperiodicalsonwhichShupublishedhismajorpapers,fromhismajorprofessors,andfromtheanalysisoftheunsuitableappraisementsonShu,itisshownthatShuwasoneofthefirstrankphysicistsinChina,andhemadethecreativeandim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theoryofrelativityandunitedfieldtheory.

Keywords:ShuXing-bei;LiZheng-dao;WangGan-chang;Relativity;Unitedfield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1]一书，作者用特殊的文学体裁，写出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至今，对束星北在物理教学中的优异成绩，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对束星北的学术成就，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看法，如在[2]中，关洪认为束星北‘够不够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个问题’，他又认为：‘按照乐观的估计，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上的贡献，在1930年前出生的物理学家当中，适宜于归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档次。’人们要问：关洪如此的评价是否符合束在学术上的客观实际？

除了体育的多数比赛是靠仪表测出比赛的名次而无甚争议外，所有其他的评价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评价者的主观成分，那种自以为可以代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讲话者大概也不会例外。

评价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很难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许多因素的混合：对未来学术趋向的影响程度，对同时代的学者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在当代学术界引起争议和关注的程度，思想观念的新颖性和体系范式的革命性等。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相当残酷的历史，它可能无情地淘汰了不少不幸而优秀的学者的鲜活的思想，而那些侥幸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学者，有时又不得不面临自己的思想被曲解和阉割的命运。学术史的残酷性还在于，它同人类的其他记忆一样，只会保存对于那些个性鲜明的学术“面孔”的记忆，而那些以陈旧的形式出现的学术思想，则难以逃避渐渐淡出学术史舞台的最终结局。在我们考察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诧异于同时代学者对一种学术思想的评价与学术史的“记忆”有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差异：一些受到同时代学者尊崇的学者竟然在学术史上湮没无闻，而一些遭受同时代学者严厉抨击或者蔑视的学术思想反而在学术史上大放光芒。这种悖论显示出在学术的“主流”和“边缘”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差异。学术主流是一个时期之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学术思潮所形成的主要学术趋向，而学术边缘则是游离于学术主流之外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与主流思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学术话语、学术范式以及所关注的主题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分野。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学术主流与学术边缘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格局，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的称呼，在学术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学术思潮的波动以及研究者兴趣的转移，学术主流和学术边缘之间存在着经常置换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为学术边缘的学术思想，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备受关注从而成为“显学”，而有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学术思想却有可能面临式微的命运，从而淡出学术视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底花落谁家，还有待历史本身来验证。

经济学的历史中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僵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翻阅经济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类型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他们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深远功绩卓著的人物，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和学术研究的范式，并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背景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比如瓦尔拉、希克斯、萨缪尔森，他们的分析方法已经通过无数的教科书而融入经济学的发展长河中，渗透进无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他们或者对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情有独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疆域，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异于主流学派，从而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思想和学术风格在经济学说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个性鲜明卓然不群的经济学家中，有马克思、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加尔布雷斯、布坎南、诺斯、贝克尔和森等。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另类（或者说异端，当然人们对于异端或者另类的标准并没有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经开启了经济学的某种主流思潮。以经济学说史的眼光来看，假如我们足够冷静和客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这三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另类经济学家”的价值的话，也许最合适最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这个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制度的运行特征，“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和各参与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而“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存在着根本的歧见和冲突。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在引导和影响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从而在左右社会思潮方面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后代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独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贡献给这个学科的思想资源，都是学术史所必将铭记的。与马克思同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时代弊端的还有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经济学家凡伯伦，这个行为怪僻离奇、思想独特卓绝的经济学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遵循着经典的经济学理念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却关注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断然否定经济学中流传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说，并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引入经济学来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凡伯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这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公允的评价。

我要说的第三位带有“另类经济学家”印记的学者是哈耶克，尽管在货币、商业循环和资本理论方面的纯经济学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够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识界轰动和争议的成就却是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方面。40年代以来，“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一位尖锐的对经济计划和经济统制的理智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渐淡化，有些学者对此评论说：“哈耶克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941年他的全面论述经济理论的著作《资本纯理论》（ThePureTheoryof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叹：“我对（经济学）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纯理论》的4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从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RoadtoSerfdom,1944）的论证范式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这部后来声名大噪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却连遭非议，几乎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这种受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命运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转机，作为凯恩斯的反对者，哈耶克东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纳并奉为神明。经济学界对于哈耶克态度的这种变化从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稍显夸张和吹捧的评语中就可以看出：“鉴于哈耶克作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云云。哈耶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的典型命运：先是从“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转移出来而投入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探索，成为“边缘”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经济学“边缘”获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广泛的争议和攻击），然后在经受了历史考验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和尊崇，从而再次成为“主流”。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界所赢得的声誉与遭受的毁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加尔布雷斯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引起思想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与争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论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运用历史的和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他相信，“行为和感觉要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得到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神圣的综合分析”。这种信念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他屏弃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论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从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纳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犀利观点。有评论说：“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人们的信条，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由于他论点的力量，而且因为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不懈的严厉的批评者，加尔布雷斯讥讽经济学家们只是关注于数理分析而不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白痴专家”，这些尖锐的批评激起经济学家主流集团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许多经济学家反唇相讥，称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尽管如此，加尔布雷斯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论证方式，证明了经济学在影响公众和社会信仰方面所能达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

另类经济学家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贝克尔，他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广泛的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帝国”的创立者，显示了观察非市场性人类活动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崭新的视角，堪称20世纪末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布坎南，尽管他并没有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从而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蔑视，但是他将政治概念引入经济学，其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影响“超过了20世纪后期除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经济学家”，赢得学术界的普遍推崇。比如阿马蒂亚·森，他对于许多经济学的传统信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迫使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动因进行理论反思，他对道德哲学的关注呼应了古典经济学的终极关怀的诉求，部分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家们审视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视角，这些成就，足以使得森在世纪交替的经济学家中占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活跃着的许多“另类经济学家”，尽管毁誉参半，尽管命运多蹇，但是只有他们才会因为独特的理论个性而进入学术史的“记忆”。“主流”和“边缘”之间的攻击和争斗是徒劳的，只有历史才可以评判一切思想的最终价值。“另类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经济学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处于“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经济学家所应有的激情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正如一位自称处于“边缘”经济学家地位的学者所说的：“‘边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要枯竭。”我想，“另类经济学”的价值也在于此。

摘要：中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的“硬杠子”规则及其导致的简单化、教条化现象，使高校学术职称的学术性减弱，职称的本质被异化和扭曲，学术职称内含的公正原则被破坏，对教师造成了反教育的负道德取向压力，使教育缺少了文明和理智意蕴的制度和文化资源，其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消除教育行政化现象。

关键词：学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标准；教育行政化

高校教师应该是什么？这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这个本来不应该有疑义的问题，在我们现实教育中却存在着问题。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师是应该对研究学问有兴趣且具有学问家人格的人，亦即应该是“热心积学”的学者。而学者是什么呢？学者则应该是潜心且执著于研究学问，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人，他们立足于对人类尚没有发现或没有认识到的知识或道理进行探索，他们追求的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其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或创新；他们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应该是人类文明和理性观念和精神的维护者，在社会道德败坏或沦丧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他们以文明、理性的境界和标准评价、继承、传播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思想，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姿态探索和创造新的知识和思想在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培育学生的灵魂和精神所以他们可以说就是思想家、教育家。在学者们比较集中的大学中，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往往与教育学生、培育人才活动融为一体，既研究学问，又培育人才。以研究学问提高培育人才活动的质量，推动培育人才活动的深入；以培育人才激励和促进学问研究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在大学中，不敢说所有的教师都是学者，但大学中的学者必然是教师。而以研究学问、发展知识、创造文化为宗旨的学者们，其表现自己努力和贡献的方式就是著书立说，人们对于他们的评价也一般是以其著书立说的水平或影响为基础。而为了对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有所区分，并且确定给他们的待遇和报酬标准，才产生了教师职称这个概念。而教师职称制度的引用，对于教师学问及研究水平的评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教师的事业发展和生活安宁营造了比较公平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也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曾几何时，教师的职称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认为，教师是不应该有自己本质性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所有的教师毫无区别的都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工具。再以后，教师的职称又被恢复了，教师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获得社会的承认了，而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趋利主义潮流，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使实利成为教育领域中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职称作为教育领域（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中“实利”的体现，成为人们奋力追逐的目标。特别是由于职称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等经济收入及物质待遇直接挂钩，从而成为教师事业是否成功、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有时甚至成为有些行政职务的任职条件（比如：教育部曾经规定，部属高校中的系主任必须是教授或具有正高职称人员）。这样，职称制度在短暂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便再次堕入迷茫，演变成为一些高校教师苦苦追求的体现现实理想的精神目标。一种本来是教师学术劳动结果标志的概念，教师们以其学术成就或学术劳动的水平，获得与自己学术劳动质量相等或相近的学术职称，其中教师的学术劳动为因，学术职称为果。是教师的学术劳动决定了自己的学术职称等次，而不是教师的学术职称决定其学术劳动的水平。学术职称无形中却成了一些教师从事学术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甚至成了吞噬人们心灵宁静、身体健康的“妖魔”。另外，在中国的高校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跑职称”的现象，亦即每年职称评审的前夕，一些申报职称的人为求评审顺利通过而四处“拜访”职称评委们。也有以单位的名义对评委们进行“公关”，其理由是为了单位的利益等。这种性质近似贿赂或者就是贿赂的活动，不但破坏了职称评审的公平环境，也破坏了高校的教育品质，其对高校教育作用及意义的消解，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而职称的价值和作用被异化如此，着实叫人感慨万千。

职称在普遍性意义上，既联系着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又联系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几乎是教师一切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教育生态品质或质量的体现。教师在职称问题上所遭遇的不公，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自己教学工作及学术成就或成绩的轻视或漠视，甚至会被理解为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轻视或侵犯，对其或耿耿于怀，或恨恨于声，或恨恨然而心生去意。然而，是什么原因让本来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在社会上处于上中水平的高校教师们，对职称问题这么在乎，以至于产生强烈的职称情结呢理解这个问题的较好参照，是同样在大学校园中，为什么以前人们对于职称的态度能够那么坦然、平和。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许多大学中的职称授予似乎比较“随意”：如清华大学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的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聘没有大学学历的吴晗为历史系讲师；北京大学聘没有大学学历的粱漱溟为讲师；在聘季羡林副教授天后（当时的北大规定：洋博士只能聘为副教授再聘其为教授等。这种看似随意的职称授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甚至还被作为佳话而长期传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实质性标准，亦即这些被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他们与被聘的职务是否名副其实。另一方面，那时的高校教育生态较好，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既有学识，又讲气节。高校中少有滥用职权、聘人不当的现象。那时大学中职称评审的规矩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严格，而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制造者极可能因为谋私而引起众怒而被驱逐去职。可以说是其时大学领导者们的开明和公正，才使那些规矩失去作用。我国高校在“”之后初期的职称评审中，也几乎少有尖锐的批评意见，那时的评审如潘懋元先生所言：“虽然评审的标准比较模糊，但过后看都还比较公正。”由于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当时的教师中虽然也有职称及工资方面的差别，但人们基本上都能够平静对待。在对待职称的问题上，可以说公平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和前提，也是最好的“解毒剂”。公平了，公正了，学校中无疑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的。

如果有人在职称问题上以权谋私，其恶劣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其谋私的毒剂就如同渗入土壤中的污水，会使土质彻底破坏，长期不能正常地生长庄稼。

摘要：作为知识型人才的高校教师，个体成长因素对其更具有激励作用因此在教育实践中采取基于专业成长的激励策略是十分必要的。教育实践中比较有效可行的专业成长激励策略有专业培训、学术休假、观摩研讨和提高工作自主性等。这些激励策略将有助于满足教师自我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有助于缓解教师的心理压力；有助于教师拓宽人际交往空间，增强人际交流。

关键词：高校教师；教师激励；专业成长激励

“激励”一词最早起源于《史记·范唯蔡泽列传》“欲以激励应侯”，意为激发砒励，促人振奋。西方管理心理学则将激励解释为“指引个体产生明确的目标指向行为的内在动力。”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对职工的激励研究中发现一股情况下，职工的能力可发挥20％一30％，而受到充分激励后，其能力可发挥80％一90％。其中50％一60％是激励的作用所致。这说明激励可以有效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激励是现代社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它能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朝着组织希望的目标前进。其主旨便是调动人的积橛}生，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因此，如何完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眭，也就成了一个倍受重视的课题。

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型人才，拥有大量的知识资本，被看做是高等院校的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核心人力资源，可以说其学术水平和工作效能直接决定了大学的竞争力。那么，如何有效对高校教师进行激励，使其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与其他职业相比，高校教师有其自身群体的特殊性，他们是一个高学历、高学识的群体，其需要具有相对隐蔽性，同时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和环境影响的多样性：实践中对高校教师的激励较为困难。著名知识管理专家玛汉·坦姆仆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四个主要激励因素：“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和“金钱财富”。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所起的激励作用分别个体成长占33．74％，工作自主占30．51％，业务成就占28．69％，金钱财富占7．6％。这说明，对于知识型人才，个体成长因素对其更具有激励作用。因此，对高校教师采用一些促进其专业成长的激励措施，会更有实践意义。

一、基于教师专业成长激励的具体措施

1、专业培训

摘要：教学学术概念一定程度破解了备受社会诟病的高校面临的难题，但是在我国高校，教学学术理念依然缺失、教学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和灵活。因此，我们要树立教学学术理念，创新教学管理的体制机制，从而给教学应有的位置，使教学质量得到切实提高。

关键词：教学学术；教学管理；创新

自1990年代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rnestL.Boyer)提出“教学学术”的概念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关注教学学术、研究教学学术的热潮，在实践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部分高校忽视教学，或者不重视教学，或者科研冲击教学的做法。然而，尽管有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有敏锐的高校管理者的努力，但国内许多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多数教师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较少考虑教学和教学学术等，偏离了大学的本真。因此，我们从教学学术的视角对教学管理中教学学术元素的缺失进行探讨，并提出创新教学管理的建议。

一、教学学术的内涵

面对纳税人对大学的不间断地责难，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rnestL.Boyer）在二十世纪九十年表的《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报告中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他认为大学学术包括四个方面: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教学学术是关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学术；教学首先是一种学术活动和一个能动过程,是维系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桥梁。在一个好的教学过程中,老师既是知识传授者,也是新知识的学习者,他也很可能在此过程中得到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把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纳人学术范畴、成为教学学术是理所应当的。[1]教学学术概念的提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有的对教学学术作出行为描述，阐述教学学术这一行为的具体特征；有的对教学学术的构成作出分解，阐释教学学术的组合要素；有的对教学学术的概念作出整合，构建教学学术的系统模型。教学学术的概念因为争论而更加清晰，虽然各家仍有差异，但是都一致同意教学学术的共同特征：反思、交流、公开化。[2]高等学校教学的学术性是由教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同时，高校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教学在大学中也必然享有学术地位。[3]高等学校教学的学术性决定了教学管理必须立足于教学，从理念到制度，从领导到普通管理人员的中心应该是教学。然而，现实并非尽如理想。

二、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学术缺失的现状

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尽管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老话题，但从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这一维度加以透视并进行深入阐释的优秀成果还不是很多。如有学者从编辑的地位、待遇、学术、心理和角色等方面来分析编辑的边缘化现象，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的原因在于编辑主体对期刊的“依附性、传统杂家观念的影响、内在发展动力和责任感的缺失、编辑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编辑自身、职称评定和期刊自身发展方向等因素而产生的［2］;有学者进而提出克服边缘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编辑主体精神，期刊编辑应重视提高其职业“敏感心、责任感、理论素养和数字化技术意识和能力”［3］。这些探讨尽管已涉及问题的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现象剖析，较少从理论层面作出深入阐释。而如何从编辑体制和职业的多维复杂特性入手阐释边缘化问题的多重根源，进而从编辑学者化方向探讨边缘化突围路径，以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08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