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就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19:57:59

学术成就

学术成就范文篇1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1]《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⑤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②③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①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③④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⑤⑥⑦⑧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②③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④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②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③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学术成就范文篇2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1]《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⑤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②③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①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③④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⑤⑥⑦⑧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②③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④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②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③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学术成就范文篇3

关键词:胡适学术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1]《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⑤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②③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①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③④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⑤⑥⑦⑧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②③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④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②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③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学术成就范文篇4

当然,不管大奖小奖都会有给的不合适的地方,诺贝尔奖也有几位是有问题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科学上只有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贡献才是顶尖的、站得住脚的。达到这种水平的贡献也必然受到大科学家的关注。从1954年到1970年,每届都有拓扑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而获奖的大数学家道姆(R.Thom)、米尔诺(J.Milmor)阿蒂亚(M.Atiyah)、斯梅尔(S.Smale)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论文中引用过吴文俊的工作。获得首届沃尔夫奖的盖尔范得(I.Gelfand)在1956年吴去苏联时,就主动关注吴的工作,其他东欧国家也都知道吴工作的份量。说到底,吴文俊拓扑学的工作在当时已经毫不含糊地是国际领先的,而不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要在几年内赶超国际水平。吴文俊这方面的工作已成世界数学宝库中的经典,他1950年的论文到2001年还有人在引用!

如果说,拓扑学说到底是西方人的独创,吴文俊只是大大发展它,那么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则是完全他从研究中国数学史而产生的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它走上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显示出吴文俊特立独行的风格,它成果累累,也得到许多客观的西方数学家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吴文俊荣获了厄布朗(J.Herbrand)奖,而这个奖本来是奖给数理逻辑方面的杰出研究的。

一、坎坷的数学之路

吴文俊走上数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的是,他受到家庭有益的影响。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福同出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逢甲午战败,各界人士都积极思考如何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的问题。百日维新虽然失败,西学东渐之势已势不可挡,上海处于门户开放之地,得风气之先,新学堂纷纷上马。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就是在1896年成立的,一开始还没有小学部、中学部,吴文俊的父亲就是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特别是打下英语的基础,当时上海是科学的中心,也是出版业的集中之地,吴福同从高中毕业以后,就在一家医药书籍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而且,有时还兼报刊的编辑工作。在当时,这种职业要求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有时要比老板挣的还多。正是由于吴文俊的父亲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尽管不太富裕,但生活总是有保障,衣食无缺。吴先生回忆起来说,他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生活有基本保障,他才能在家庭的支持下去搞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不必为生活担忧。他的父亲也鼓励他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家庭条件也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父亲的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养成阅读的习惯,小学时,已经读过许多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喜欢看《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这对他不喜欢“学而优则仕”以及官场作风有一定影响。他也读过《胡适文存》之类的书,表明那时已经有一定的思想水平。

相对而言,吴文俊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比较一般,按部就班。数学是一种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兴趣和才能的课程,但是,吴文俊在小学和初中期间,并没有显出对数学的偏爱。很长时间,他只是对物理感兴趣。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也许选择物理而不是数学。少年时期他只是读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的基础应该说,是高中打下的。

高中时期对青年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吴文俊也不例外。他说,在高中阶段,他打下了数学的基础,同样,英文也是这个时期才达到自由运用的境地。

在初中,吴文俊学习数学并不困难,但还谈不上主动,而在高中,学习数学已经变成一件十分有趣、十分主动的事,这时成绩优秀自不在话下,他学的东西远远超出课内所要求的,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下的学数学。

事情来自高中一位几何教师,是位福建人,也许是因为口音或是因为教学无法,很不受学生欢迎。不知什么原因,他看上吴文俊,就要求他把课外书上的习题做一遍。这些远远超出课堂要求的,但是却吸引吴文俊冥思苦想。平面几何要求学生有非凡的创造力,它需要奇思妙想,也许正是这个把学生分成两半,多数人应付,而少数学生越解题越有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吴文俊就属于后者,越难越吊起胃口,非解出不可。这往往是走向数学的第一步,通过巧招解出一道难题的喜悦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它同时也推动人向更高峰攀登。

不过,他的兴趣始终在物理方面。一个偶然的因素才使他走向数学。在吴文俊高中毕业那年,学校提出要设立三个奖学金,资助三名尖子生上大学,但是由于学校指定大学及系科去报考。学校指定吴文俊报考交通大学数学系。当时学费昂贵,没有奖学金,普通家庭一般负担不起,因此,吴文俊就这样走上学数学的道路。

交通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尤其以工科著名。吴文俊于1936年入学,正是交通大学解放前最辉煌的时期。这一年在学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10人。但是,1937年紧随着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入侵并占领上海,交通大学迁往内地,留下来的迁往租界上课,学习生活很不稳定,有时三、四年级在一起上课。

长期以来,大学数学课没有什么变化。一年级是同物理系、化学系学生一起上,主要是微积分,除此之外,也要学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也要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还要一起做实验课,这对不喜欢动手的吴文俊是个难关,免不了要出差错。使他比较受益的是德语,大学的学习使他打下阅读德语书的基础,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很有好处。到了二年级,有些老师讲课照本宣科,让学生不知所云。教材也偏重计算而少理论,文俊越发感到索然无味,甚至产生辍学不念的想法。

本来已经对数学感到厌倦的吴文俊,在大学三年级,听了武崇林所讲的实变函数论的课,对数学特别是实变函数论产生莫大的兴趣,这成为他的数学生涯的一大转机。

如果说,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学得都是19世纪中期以前的经典数学,那么现代数学则是从20世纪初由几位法国数学家建立的实变函数论开始。实变函数论的基础是勒贝格(H.Lebesgue)等人建立的测度论,而测度论的基础是康托尔(G.Cantor)只手建立的无穷集合论。所谓现代数学可以说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个集合论的基础之上的。正是集合论—测度论—实变函数论指向现代数学的康庄大道。而19世纪中之前的经典数学是无法到达这种境界的。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吴文俊只是按部就班的听课,作习题,那是根本无法打下现代数学基础的。吴文俊的方法可以说是完全靠自学。

吴文俊一旦对这个方向产生兴趣之后,在课下就废寝忘食地攻读经典著作。当时,求知欲旺盛,吸收力强,很快就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有了实变函数论的基础之上,很快进入康托尔的集合论,然后进而钻研点集拓扑。20世纪初正是点集拓扑学的黄金时代,出版一系列经典名著,最著名的有德国数学家豪斯道夫(F.Hausdorff)的《集论大纲》,至今这还是一本经典,后来的发展都来源于此。此外还有德国数学家舍恩夫利斯的著作以及英国数学家杨格(W.H.Young)的《集合论》。这些书吴文俊都精心钻研过。

有了这些基础后,吴文俊更扩大战果,一直打到点集拓扑的前沿。在这方面,波兰成了这个领域的领头羊。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时期,波兰的数学突飞猛进,产生出许多国际水平的大数学家,在数理逻辑、点集拓扑、泛函分析、测度论、概率论、调和分析等领域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这些学科的基础大都是点集拓扑。为此,波兰人创办一所国际性的数学杂志《数学基础》,专门登载上述领域的原创论文。这些论文可以说代表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吴文俊正是通过一篇一篇阅读这些论文而到达当时数学前沿,而这通过大学教育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1940年暑期,吴文俊从交大数学系毕业。在那时,数学系毕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出路,只有教中学。而且又是日本占领时期,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十分艰苦的黑暗时期。对于吴文俊尤其如此。大学毕业正好是美好的青春时期,大学最后两年也确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和道路。但是在国家沦亡、山河破碎的现实面前,个人的理想真可谓微不足道。实际生活的困难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养家糊口,而要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使并不容易。经过朋友介绍,他到一家中学——育英中学教书。在教中学的职位上,他深深感到中学教师生活的清贫和艰辛。他们一周要上20几节课,收入十分微薄,为了保住饭碗,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在这方面,吴文俊也不例外。但是吴文俊还有更大的问题,他较为害羞,不擅长讲课,因此他教的课时不足,这样,他就必须兼做教务员,那是十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而且要从早到晚盯在那里坐班。这对一位要成为数学家的人来说,不啻是时间与生命的巨大浪费。江泽涵先生曾谈过,大学毕业后,干两年中学教员,那就什么都拣不回来了,而这样的事,吴文俊整整干了五年。

二、大转折(1945-1947)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饱经劫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这个最野蛮、最凶残的帝国主义长达14年之久的欺辱和蹂躏,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世界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此,“战前”和“战后”再也不能等量齐观了。

原来在沦陷区交通大学的教职员工成立上海临时大学,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时,吴文俊开始走上大学的讲堂,开始了一生至关重要的转折。

1945年到1947年是吴文俊迈上新台阶的第二个两年黄金年。第一个两年黄金年是大学三、四年级,他由极为普通的大学数学课程通过自修达到当时数学的前沿,但是,5年的停滞对于任何未来数学家来说,都可以说是致命的。幸好,命运之神再一次向他招手,短短两年时间,他完成了三次转折,这三次转折为他铺下数学家的成功之路。

第一次转折是由中学走向大学,这时,他的授课负担一下子减少一大半,开始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数学研究了。同时,大学的环境与中学完全不同,他又有可能接触最新的资料,同时,他也结识了当时一些国内的最好数学家了。他的朋友赵孟养以及其他数学家也给他新的消息,当时正招考中法留学交换生,他考上了,这成为他的第二个转折。也是通过赵孟养和其他人的帮忙,他进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受教于陈省身,这成为他的第三大转折。经过这三次转折,他已经稳稳地踏上数学研究的道路了。

对吴文俊事业影响最大的是陈省身。陈省身于1946年4月回到上海,但并没有直接到北平就任清华大学教授,而是留在上海筹备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这对中国数学发展至关重要,而对吴文俊来说,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吴文俊经过赵孟养介绍,同他的朋友钱圣友一起去见陈省身,当时,他有点担忧,他亲戚给他打气,说陈先生是学者,只考虑学术,不考虑其他,不妨放胆直言。于是他同陈先生见面时,就直率提出想去数学所工作。当时,陈省身不置可否,但送他出门时,却说,你的事我放在心上。果然,陈省身慧眼识英才,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这一决定使吴文俊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数学所筹备处规模很小,在岳阳路几个单位中,只占据一座楼的第二层,最大的一间供会议与报告之用,次大的一间是图书室,吴文俊的工作地点就在图书室内,其他人分居其他各室。吴文俊很喜欢学习,他总是在图书室阅览书刊。有一次,陈省身来图书馆,就同他说,你该还债了,意思是,不要只看书,要想问题写文章了。吴文俊的确也是爱思考,富于创见的人,但他的基础,主要还是点集拓扑方面的。一次他把自己这方面的结果给陈省身看时,陈省身立即指出,你的方向不对。正是陈省身这句话扭转了他的研究方向,真正走上代数拓扑学的康庄大道。

在当时,代数拓扑学虽然已有50年历史,却方兴未艾。正是战后十年,由于包括陈省身和吴文俊等人在内的努力,这个当时的灰姑娘才变成雍容华贵的数学的女王。刚刚从普林斯顿回国的陈省身敏锐地感到代数拓扑学是未来数学发展的领头羊,而且必将成为影响其他学科的主流学科,因此迅速地决定把这门学科普及到中华大地上。1946年下半年,陈省身每周讲12小时拓扑学,为年轻学子打下基础,听讲的年轻人,不少就成为著名的拓扑学家,特别是吴文俊、陈国才、杨忠道、王宪钟、张素诚、廖山涛等几位。

一旦方向找准,吴文俊以他非凡的智力很快就取得突出的进步。“初生牛犊不怕虎”,吴文俊这时研究的问题是示性类理论的基础,惠特尼(H.Whitney)的乘积公式。这个公式是惠特尼在1940年提出来的,惠特尼是美国数学家,是微分流形理论、示性类理论、奇点理论的奠基者,1981年荣获显赫的沃尔夫(Wolf)数学奖。1935年到1936年,瑞士数学家施提菲尔(E.Stiefel)和惠特尼独立从不同途径提出了示性类,由此开创了示性类理论,它们的示性类也有他们的名字命名,称为施提菲尔—惠特尼示性类。初期对它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也不会计算。惠特尼乘积公式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式,但是惠特尼只能证明最低维的情形,他在1941年说,一般公式的证明极为困难。刚刚入门的吴文俊,凭着非凡的胆识及创造,毅然去攻这个难题。当然,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1947年春天,陈省身到北平清华大学去教课,曹锡华和吴文俊同行,他们同往在清华的一间宿舍里,吴文俊每天攻关到深夜,睡觉时觉得证明出来,早晨一觉醒来,就发现错误,于是继续攻关,如此反复多次,最终获得成功。这时离他到数学所还不到一年。这充分显示了吴文俊的实力,吴文俊的这篇著作已成经典,在现在示性论理论中,它成为公理,是整个理论的基石。

在北平呆了两三个月,他得到考取中法交换生的消息,这样他赶回上海,准备去法国。他在大学时,已经自学法文,能够流利地阅读法文数学文献。但是听、说又是另一回事。当时他也参加几次法语口语班,但是没有坚持下去。到了法国,日常生活吴能勉强应付,至于数学讨论班,他大致听得懂,没问题,这多少也有点天才。他同数学家私下交流时,大都用英语,沟通没有困难,因此在语言方面问题不大。

1947年暑期,考取中法交换生的40名学生到南京集训。其间法国文化参赞手头已有陈省身的推荐信以及H.嘉当准备接受吴文俊的资料,自然把他派到当时嘉当任教授的斯特拉斯堡。这位文化参赞多少有些糊涂,于是他一古脑地把四位学数学的学生以及一位理论物理的金星南都派往斯特拉斯堡。其余的大都去巴黎。

暑假以后,吴文俊就不去数学所筹备处上班。他这一年的经历的确初步打下研究数学,特别是代数拓扑学的基础。正是因为有这至关重要的一年,他才能到法国更上一层楼,与国际接轨,走到数学的前沿。

三、法国四年(1947-1951)

吴文俊到法国原是跟H.嘉当(H.Cartan),这是由陈省身的推荐,嘉当回信表示接受,于是,吴文俊来到斯特拉斯堡。但当吴到斯特拉斯堡时,嘉当已去巴黎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因此,他就换一位导师,C.埃瑞斯曼(C.Ehresmann)。埃瑞斯曼也是布尔巴基学派成员,他的博士导师是H.嘉当的父亲,E.嘉当,是当代数学大师,微分几何学的领袖人物。埃瑞斯曼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格拉斯曼流形的同调群,而它则是后来示性类研究的基础。埃瑞斯曼有不少原创性的思想,例如纤维丛、近复结构、导网(jet)叶形、等,对整个数学至关重要,对吴后来的工作也有一定影响。

吴文俊到了法国,一开始对当时布尔巴基式的抽象很不习惯,也十分不理解,有些不适应。经过埃瑞斯曼等人的指点,吴文俊很快就知道,他所习惯的具体对象与他们所讲的抽象结构是如何对应起来的,很快搞清楚抽象名词背后的具体内容,这道关一破,吴文俊就像过去一样,很快就取得了跳跃式的进步。到了1948年,他已经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学生一般难得见到导师,每当有一些成果之后,他才向导师汇报,如果结果很好,导师就会建议他送到《法国科学院周报》(ComptenRendus)上发表。有一次,吴文俊把他做好的一些工作告诉埃瑞斯曼,埃瑞斯曼说,很好,你可以写成文,送到《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然后,吴文俊说,我还得到了一个小结果,是关于近复结构的,出乎吴文俊意料的是,他这个自以为不太重要的结果,得到了埃瑞斯曼的称赞,并说这个结果极为重要,要他马上写出来先行发表。吴先生后来回忆起这事,评论道,这才是导师应该起的作用,分清主要的问题和次要的问题。实际上,流形上是否存在复结构是当时大家关注的中心问题。而复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近复结构的存在。近复结构的存在是一个拓扑问题,正好是吴文俊研究的突破所在。通过示性类,吴文俊证明,4维实流形存在近复结构的条件,特别他证明5[4n]不存在近复结构。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当时已经引起注意,英国的顶尖拓扑学家J.H.C.怀特海(Whitehead)写信来了解情况。特别是当时拓扑学界的大权威,霍普夫(H.Hopf)知道吴文俊得到若干个惊人结果之后,以为靠不住,于是对埃瑞斯曼“兴师问罪”,以为这是吹牛。不久,霍普夫亲自来到斯特拉斯堡,见到了吴文俊,两人就坐在大学校园的石桌旁,谈起来,到了最后,霍普夫完全信服吴的证明是正确的。他十分高兴,邀请吴文俊到他所在的苏黎世理工大学访问。

1949年初,吴文俊已经得到足够多的结果,埃瑞斯曼提出,可以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写成博士论文,于是吴文俊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把它们整理成博士论文,于1949年7月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导师希望修改之后再出版,因此,出版一再拖延,以至当校样寄来时,吴文俊已在回国的船上。这样吴文俊的博士论文迟到1952年由厄尔曼(Hermann)出版社出版,没有想到,在这三年期间,无论是纤维丛—示性类理论,还是代是拓扑的其他方面都获得了飞跃发展。吴的博士论文没有发挥应有的更大影响,但是,吴文俊的结果已通过其他渠道,传播到世界主要的数学中心。

1947年秋天,吴文俊应H.嘉当的邀请,到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作研究工作,先任助理研究员后升至副研究员。

在巴黎期间,他在示性类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简单说,主要是得出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完整地解决施提菲尔-惠特尼示性类的理论问题,其中一个结果是证明该示性类的拓扑不变性。现在公认这个结果为道姆所证,但是,吴文俊最先证明最主要的情形W[,2]的拓扑不变性。这是1949年底得出来的。他的手稿没有发表,他就把结果告诉道姆,道姆很快就得出一般结果,即所有施替费尔-费特尼示性类均为拓扑不变量,于是,吴文俊进一步得出该示性类的明显公式,即微分流形M的示性类表示成具体公式其中史包含M的上同调环以及斯廷洛德(N.Steenrod)平方运算。这就是著名的吴文俊公式。由于上同调环和上同调整运算都是同伦不变的,因此施提菲尔-惠特尼示性类也是同伦不变的,从而自然是拓扑不变的。

更重要的是,1956年道尔德(A.Dold)等证明,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的所有关系都由吴文俊公式导出,吴文俊公式自然处于核心地位。

吴文俊回国之前,在各个数学中心传扬着这位年轻人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数学、特别是拓扑学的一次地震。而引发这次地震的是在法国工作的四位年轻数学家,他们依次是这样排序的:塞尔(J.P.Serre)、道姆、吴文俊、A.保莱尔(A.Borel)。塞尔是菲尔兹奖也是沃尔夫奖的获得者、道姆是菲尔兹奖的获得者,A·保莱尔后来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他们都是公认国际一流的大数学家。由此可知吴文俊在当时国际数学界的知名度。195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寄到巴黎,这时吴文俊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

五、数学研究所(1952-1958)

吴文俊回国后,先在北大教了一年书,后来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到了1952年底,才到了1952年7月成立的数学研究所,开始自己独立的拓扑学研究。

吴文俊在1953年到1957年研究拓扑学可以说是他第二个五年拓扑年。与每一个五年拓扑年不同,他完完全全是独立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前一个五年,他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数学家的影响,陈省身、埃瑞斯曼、H·嘉当,而且,幸运的是,这些影响都是积极的、正面的。他与同龄人的交流对彼此也有好处。而现在,他几乎是一个人独自闯关。他还很年轻,30岁出头,可是他得完完全全地独立工作,像一位成熟的数学家那样开拓自己的方向。这时,他不指望任何人的指点与帮助,也没人能指点他,因为他已经站在前沿,前面的路需要自己去摸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可以躺在过去的成就上,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小改小革,做点小的改进,也能应付下去。但吴文俊不这样,他要与时俱进,开拓新方向,探讨新问题,而且,更为突出的是,他不随大流,甚至说有点反潮流。

当时的拓扑正好处于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短短10年产生一系列大突破,当时国际数学大奖,只有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单是这10年的拓扑学就造就了5个获奖者。拓扑学成为大热门。许多结果与吴文俊的成果有关。

但是,身处中国大陆,所能交流的只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而在50年代,由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年轻一代的努力,这些国家的拓扑学已大大落后了。吴文俊只能自力更生走出自己的路。他看到当时所知道大多数拓扑不变量,如同调群、上同调、平方运算、同伦群等等都是同伦不变量,那么有没有非同伦不变的拓扑不变量呢?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塞尔等人在同伦论取得大突破,大家都拼命跟着享用由此获得的大批成果时,谁会钻这个冷门呢?恰巧是吴文俊真的这么干了。

一到数学所,吴文俊就确定自己的战略方向。1952年,他去数学所作了一次报告,对当时的拓扑学做了一次全面分析。在报告中,他针对同伦性问题提出了拓扑性问题。代数拓扑学发展早期;许多著名的重要问题大都是拓扑性的,但由于拓扑学中出现的主要工具,例如欧拉示性数、贝蒂(Betti)数、挠系数、同调群、上同调环、基本群、同伦群等等都是同伦性的,具体说是同伦不变量,当然也是拓扑不变量,但这些工具对拓扑性问题往往无能为力,因而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拓扑学的发展转而集中于同伦性问题,特别由于塞尔等人的突破,许多原来不能计算的同伦不变量,现在也可以计算了,更使同伦性问题成为当时拓扑学发展的主流。在这个问题上,吴文俊明显地表现出他的不随大流的“反潮流”的独创精神。

吴文俊在报告中重新提出拓扑性问题,而且他创立一般方法系统引入非同伦不变的拓扑不变量,特别是n重约化积,有了新工具之后,他用它去研究各种拓扑性问题。当然,一切都要经过试验,试验中也有问题不能用这种办法解决,但是,在嵌入问题上却取得辉煌的成功,从事系统地建立了示嵌类理论。在嵌入问题取得成功之后,他又用来解决浸入问题和同痕问题。

1957年,吴文俊把他的理论整理成书,在数学所油印成册。其后由于工作停顿,1964年将此书修订后,总结于《多@①形在欧氏空间中的嵌入,浸入及同痕》一书,196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上两本均为英文,中译本《可剖形在欧氏空间中的实现问题》一直到结束时才问世,但是其中主要结果在1958年前均已做出。

在数学所5年间,吴文俊另一项工作是关于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拓扑不变性问题。吴文俊在系统完成施提菲尔-惠特尼示性类的工作之后,自然考虑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同样问题。但庞特里亚金示性类问题要难的多,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吴文俊研究时,只有庞特里亚金的一个简报(1942)及一篇论文(1947)。庞特里亚金主要论文是俄文的,他在法国就是靠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查看明白的。吴文俊在做博士论文时,首先系统地建立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理论,并确定宠特里亚金示性类与陈省身示性类之间的重要关系。庞特里亚金原来用的同调,吴首先把它改造成上同调,并对其里腔分解作了一系列简化。值得一提的是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名称也是吴文俊首先提出的,这些基础工作后来得到世界公认。

吴文俊回国后,希望能证明某些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拓扑不变性,但是,当时工具不多。他首先用自己的拓扑不变量证明模3类的拓扑不变性,后来又用新的上同调运算证明模4的拓扑不变性,其后又推出某些庞特里亚金的模p组合的拓扑不变性。

1958年,吴文俊应邀来到阔别6年半的法国。当时他的博士导师埃瑞斯曼已去巴黎任教,于是自然成为接待吴文俊的东道主。在巴黎,他报告了他在国内独立创立的示嵌类的工作,受到普遍的关注。他做了一系列的讲演,听讲者中有瑞士数学家海富里热(A.Haefliger),后来他做了嵌入方面出色的工作,就是受了吴文俊的影响。

埃瑞斯曼听过吴文俊的工作后十分惊喜,说“没想到你做出来如此出色的工作”。当然,他们不了解,在与世界隔绝的新中国,也能出现像吴文俊那样的不亚于法国同行的独创性结果。这时,吴文俊的工作真正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许多人跟着他的步伐前进。

五、从到(1958-1976)

当吴文俊从法国回国时,国内形势已经大变样。全国一片的形势,理论工作完全停摆,降了修水库、大炼钢铁、除四害、打麻雀之外,数学工作完全要理论联系实际。二年之后,理论研究再度“复辟”。复辟三年后,开始了四清及。在近20年的折腾当中,也就是吴文俊,仍然在许多新领域有所创造,特别是对策论、奇点理论、拓扑学、布线理论以及代数几何学等还进行大量数学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在后期,他完成自己研究方向的巨大改变,通过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

1958年吴文俊首先改行学运筹学,学新东西难不倒他。运筹学中只有线性规划在国内有所发展,但还有其他几个分支尚待开发,吴文俊先是学习排队论,学过一段时间以后,又改学对策论。在对策论方面,他化了两年多时间。吴文俊是在中国首先引进对策论,并首先先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对策论又称博奕论,公认为由大数学家冯·诺伊曼奠定基础。对策论或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地利经济学家莫根施坦(O.Morgenstein)合著《对策论与经济行为》,在1944年出版。从书名来看,对策论与数理经济学密切相关,显示,这种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对策论如果脱掉经济学的干系,却是一门由数学家建立的数学分支,在运筹学蓬勃发展的50年代被纳入运筹学这个大家庭中,借着运筹学的庇护,进入“理论联系实际”的数学领域。

对策论有一个基本定理,二人对策的极大极小定理。这个定理是对策论的基石,冯·诺伊曼在1928年首先给出一个完整的证明,其后他又给出另外三个证明。而第二个证明是用拓扑学中熟知的布劳威尔(Brouwer)不动点定理。而这正好是吴文俊理解对策论的切入点,也是他研究的出发点。与此相反,排队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套新概念,和他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找到了共同点,吴文俊很快就上了路。1959年初,他的第一篇对策论论文《关于博奕理论基本定理的一个注记》发表,这是中国第一项对策论的研究工作。

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普及性文章“博奕论杂谈:(一)二人博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基本定理的证明。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田忌赛马”的故事。这篇1959年的论文,也第一次道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对策论思想。当时,他对中国数学史可以说还一无所知,可是,他已经在西文数学文献的海洋中分析出其核心的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这也说明他后来对中国数学史研究并非出于偶然。这篇文章之后,本应有(二)、(三),但是遗憾的是,后面的文献从未发表。

吴文俊善于抓住一门学科的主要问题,这不能不让人佩服,吴文俊对于这门过路的课题,虽然认为自己的工作微不足道,可是还是抓住了发展的主题,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原来冯·诺伊曼主要讨论的是合作对策,而其后对策论的一大突破则是纳什(J.Nash)的非合作对策。现在纳什已经变得家喻户晓,甚至上了电影的人物。可是在50年代,纳什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人跟着做,纳什本人也转向纯数学的研究,并在吴文俊走向这个领域时精神失常。但吴文俊认出其重要性,他写了两篇非合作对策的论文,第一篇在1961年发表,后来一篇写后给他的学生江嘉禾看,江指出有些小错,于是两人合作发表。吴文俊对于活动区域受限制的情况下,利用角谷不动点定理的推广,推广了纳什定理。在一般情况下,均衡点未必存在,吴文俊等还引进“本性均衡点”的概论,它具有更好的性质,即没有本性均衡点的对策,多多少少是例外的情形。

纳什这位数学家的杰出思想,经过数学家与经济学家的通力合作,在60年代到70年代成为与经济现实密切联系的工具。到80年代,对策论早已跳出运筹学的范围投入经济学的怀抱,成为经济学的一门主课。大部分对策论工作是在经济系做的。

在冯·诺伊曼和莫根施坦的奠基性著作《对策论和经济行为》发表5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纳什和其他两位经济学家,奖励他们在非合作对策方面的奠基性工作,这再次肯定离异很久的经济学和对策论再度联姻。对策论成为经济学大家族的正式成员。

正是由于纳什不可思议地再度辉煌,沿着纳什路线稍做改进的吴文俊等的工作也受到关注并被引用。

六、中国数学史(1974-)

对于科学家和中国科学事业是一场灾难,对吴文俊也不例外。但是,吴文俊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突破逆境,变坏事为好事,化腐朽为神奇。55岁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一般已经过了最好的时期,的确可以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享清福了。吴文俊再次不同于常人,他开始了第二次长征:从中国数学史过渡到数学机械化,而这与他前期的研究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

发展到1974年已经8年了。事件之后,数学所的业务工作稍有恢复。就在这当口,掀起一波批林批孔运动。在运动中,由于批孔的关系,对于历史要进行盘点,这使得吴文俊开始对于数学史进行探讨。他发现以西方为主的数学思想成为主导数学及数学史研究的中心,而对中国古代数学完全视而不见、置之不顾。这使他很气愤,从此开始对中国数学史进行正本清源式地清理,结果做出一系列的重大发现,而且进一步概括中国数学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一下子扭转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方向,给数学史以很大的冲击。1986年,吴文俊被邀请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的报告,集中反映了他12年研究的结果。时至今日,他对中国数学史仍在进一步深入研究。

七、数学机械化(1976-)

1976年10月的破灭标志着的结束,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吴文俊这时可以全心全意投入科研,毫无后顾之忧了。正好这时,他开始一整套新计划——数学机械化。

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思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思考导致的战略转变。他认清计算机出现对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巨大促进,更认识到计算机对于未来脑力劳动机械化的潜在影响。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微机,微软也刚刚建立,没人想到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的变化。吴文俊想的更远,他不仅看到体力劳动的机械化,更高瞻远瞩地看到脑力劳动的机械化。而数学正是最纯粹的脑力劳动。脑力劳动的机械化当然从数学做起,数学的两大任务是证明定理及计算,数值计算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把证明化为符号计算并且由计算机实现,这就是数学机械化中心思想。

大部分数学定理是不能机械化的,但是这不是全部,吴文俊必须做出一个示范,从简单但并非平凡不足道的问题入手,他从平面几何开始,在1976年底取得成功。

不可否认,在1976年底,1977年初,科研环境稍有改善,但人们的思想则远未解放。长期以来,西方数学在数学领域占主流地方形成一种思想定式,对于“标新立异”之作持怀疑态度。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妄自菲薄”,而吴文俊早就知道,站在国际前沿的数学家什么样,他在这个圈子里呆过,在国内工作时也做出国际领先水平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数学史告诉他在16世纪之前,中国数学优于西方。尽管有种种议论,也有一些数学家是支持他的,例如数理逻辑家胡世华和调和分析专家程民德等,尤其是关肇直,对他更是全力支持。关肇直在1979年末成立系统科学研究所,就声称吴文俊愿意搞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不幸,关肇直于1982年11月去世。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吴几乎是孤军奋战。1984年他取得系统的成就,并得到国外的广泛注意。大约同时,他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样影响一点一点扩大。研究机械化的成员只是系统所一个小研究室——基础室的一小部分。

这一次又是重复拓扑学情形。从1979年起,吴文俊几乎年年出国,他的数学机械化许多成果已经享誉国际,这引起许多科学家的注意,特别是程民德先生等都及时地把吴的工作在国际上的反响反映给领导,另一方面,日本搞的第五代计算机虽然吹的沸沸扬扬,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及实际上没有稳固的基础,与此相较,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上是可靠的,方法是可行的,这恰巧是人工智能方面最为重要的。这样,吴方法也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工智能方面人士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从科委、科学院这一级开始对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研究进行有效的支持,其标志就是1990年8月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样20世纪90年代成为吴文俊研究兴旺发达的十年。

比起拓扑学来,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它包含丰富的内容,这里只能概括一下要点:

1.解决问题的普遍框架。首先,将任何问题化为数学问题,其次,将数学问题化为代数问题,最后,将代数问题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组的问题。当然,这个普遍框架每一步不一定行得通,但一旦行得通,问题就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组的问题。

2.求解代数方程组是数学上极为困难的问题。在理论上属于代数几何学。但是,西方数学难以建立有效算法来真正去解这个方程组。而吴文俊方法恰巧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3.由于理论的可靠性及方法的可行性,产生许多重大的应用,理论上自动推理,例如由开普勒定律推出牛顿万有引力定理,在实用上,解决力学、物理、化学、机器人、连杆设计等一系列问题。

在1999年5月庆祝吴文俊80寿诞之际,张恭庆发言指出,吴文俊是中国数学界的一面旗帜。这句话准确地概括吴文俊学识、工作、人品及思想各个方面。本文只是对他在学术上的影响略陈一、二。更祥细内容参看[1]-[5]以及[6]中一些论文。吴文俊的著作目录参见[2]。关于数学机械化的最新综述,参看[7]。

【参考文献】

[1]胡作玄:“吴文俊”,《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卢嘉锡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93-111。

[2]胡作玄:《吴文俊》,《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一卷,程民德主编,江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377-400。

[3]胡作玄:“吴文俊”,《世界数学家思想方法》,解恩泽、徐本顺主编,山东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1689-1754。

学术成就范文篇5

关键词:束星北;李政道;王淦昌;相对论;统一场论

Abstract:Fromthe''''macroscopic''''pointofview,ShunXing-bei''''sacademicpositionisdiscussed.Fromfouraspects,namelyfromtheappraisementsonShubytheveryfamousscholars,fromtheacademicleveloftheperiodicalsonwhichShupublishedhismajorpapers,fromhismajorprofessors,andfromtheanalysisoftheunsuitableappraisementsonShu,itisshownthatShuwasoneofthefirstrankphysicistsinChina,andhemadethecreativeandim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theoryofrelativityandunitedfieldtheory.

Keywords:ShuXing-bei;LiZheng-dao;WangGan-chang;Relativity;Unitedfield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1]一书,作者用特殊的文学体裁,写出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至今,对束星北在物理教学中的优异成绩,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对束星北的学术成就,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看法,如在[2]中,关洪认为束星北‘够不够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个问题’,他又认为:‘按照乐观的估计,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上的贡献,在1930年前出生的物理学家当中,适宜于归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档次。’人们要问:关洪如此的评价是否符合束在学术上的客观实际?

除了体育的多数比赛是靠仪表测出比赛的名次而无甚争议外,所有其他的评价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评价者的主观成分,那种自以为可以代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讲话者大概也不会例外。

对学者学术成就的评价,大体上有‘宏观’和‘微观’两种方式。所谓‘宏观’方式是把有相当高学术水平的学者对被评价者的看法归纳起来,供读者作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把被评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刊物告诉读者,以期从刊物学术水平的高低看看被评价者的学术水平;看看被评价者的导师的学术地位;以及通过对已有评价不当或不妥内容的分析与再评价,促使评价更为合理和客观。所谓‘微观’方式是非常专业化的评价,评价者指出被评价者学术论文中,他的创新点究竟在哪里;这种评价方式,显然仅适用非常专业化的专家读者。本文采取‘宏观’的评价方式,因为作者选定的读者并非专业化的专家们,而是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素养的读者们。

1李政道谈束星北

在中国,李政道是家喻户晓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和世界级的物理大师,全面地了解与分析李政道的论述是十分重要的.

(1)李政道向推荐束星北

李政道在[1]序言的开头,就写下了如下一段重要的事实:“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请读者注意,以上引文中所涉及的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和作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在谈论‘有才学的人’来华讲学。这‘有才学的人’会是二流科学家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由于双方崇高的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这种‘有才学的人’无疑应该是一流的科学家。

其次,李政道以其敏捷而又严谨的思维方式,没有直接回答是否请‘有才学的人’来华讲学,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说中国就有这样的人,而且推荐了束星北。我想,毫无疑问:李政道是把束星北作为一流的科学家向推荐的。

(2)束星北是李政道普通的启蒙老师吗?

1943年夏,李政道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但‘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决定由化工学转为物理学’[1],这说明束星北对李政道选择物理为人生奋斗的大方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李政道又说:‘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又说:‘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训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

大家知道:费米是世界级的物理大师,吴大猷是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我想,在李政道心目中:束星北也应是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

(3)李政道对束星北学术成就总体的评价

李政道曾多次对束星北的学术成就有相当高的评价,在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病逝后,李在11月2日致束星北夫人的唁电写道:“束老师是中国物理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他的去世是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重大的损失。”[1]

以上引文的‘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重大的损失’,说明李认为束的去世造成的损失,不但是‘重大的’,而且是‘极重大的’,‘重大’之前再加上‘极’字,可见李视束学术地位之高!

2王淦昌谈束星北

在与束星北同辈的物理学家中,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而且深知束的人,非王淦昌莫属。他们之间可以为学术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又亲如兄弟,这种情谊是难能可贵的。

王淦昌(1907-1998)曾为中科院院士、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从1931年至1950年长期与束在浙大物理学共事,彼此了解甚深。王在[6]与[7]中,对束的学术成就均有很高的评价。

王说:‘我很敬佩他的物理基础的坚实,思维的敏捷,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因此我常请教他,得益匪浅。’‘束星北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狭义相对论》’就是他几十年教授这门课程结晶。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7]。

3程开甲谈束星北

程开甲为中科院院士,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曾在束星北直接指导下从事科研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

程在[8]中写道:‘束星北老师的物理学思想十分敏捷深入,很多见解在今天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认为束‘具有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地科学态度’,‘对于物理学基本原理,理解十分深透,因而非常坚定,一丝不苟地按原理来考虑问题。’[8]

程曾写了一本英文专著《超导机理》[9],专门用了整页的版面写上了对束的献词:“献给束星北教授,学生们从其启发性的物理洞察力和哲理中,获益良多。”显然,这样的献词不会是一位二流学者所能承受得了的。

4束星北部分学术活动和成就的简介

以下部分地介绍束的一些学术成就,供读者参考。

(1)束19岁时完成的第一篇论文

1924年9月束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在之江大学和齐鲁大学读了不长时间,即到美Baker大学读了不到一年,又在1927年到旧金山办报和读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名为‘行星距离和轨道速度新规律,’[10]文本写明是他在Baker大学时所写,即他在19岁写的。一个在校三年级的大学生即在学术刊物上,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实属罕见,这恰恰说明了他的‘聪慧异常’,‘有奋斗精神’的特点。

(2)束在《自然》刊物发表的一篇论文

束一生中,正式约共22篇,其中属天文学的1篇;属物理学的11篇;属气象学的10篇;属海洋动力学的2篇;在1955年前发表的共20篇,后因受严重政治打击而论著锐减。在《物理评论》、《数学物理学报》、《哲学杂志》、《自然》和《国立浙江大学科学报告(ScienceReports,UniversityofChekiang)》上。这些刊物中的《自然》,现通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学术水平最高的两种刊物之一。束于於1946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为“二任意加速系的相对性转换关系”[11]王淦昌认为该文“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在理论界应该有所反应”;他又说:“我出于好奇,也将这个公式用一般的相对原理试加推导,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李寿楠先生(曾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和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也曾对此式加以验证,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6]。由做过同一题目的学人来评价他人的学术成就通常是最为恰当和可信的。

(3)束改搞气象学和海洋动力学的学术成就

1952年10月束由浙大调到山东大学后,由理论物理改搞气象学,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内,即在《物理学报》,《气象学报》和《山东大学学报》发表有关气象学的论文10篇。王淦昌对此评价为:‘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6]

束于1974年68岁时,始获平反,摘掉‘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后,1978在获曾荣的信用,开始转搞海洋动力学,不幸于1983年因病去逝。其所写海洋动力学论文,于1985年发表[12-13]。王淦昌对此感慨地说:“他的理论基础非常之好,搞什么都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很快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潜入其奥秘,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6]

5束星北的导师

(1)E.T.Whittaker(1873-1956)

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其间,束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E.T.Whittaker和C.G.Darwin,二人均为一流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在此值得一提是E.T.Whittaker在195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14],他以一章的标题为“彭加勒和洛伦兹的相对论”,实际上否定爱因斯坦作为相对论创立者的地位,令人惊讶!

(2)A.S.Eddington(1882-1944)

1930年2月至1930年8月期间,束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师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爱丁顿,不知何故,束不久即离去。束到剑桥时,爱丁顿刚任英国物理学学会会长,由于他在1920年和1923年先后有重要的相对论专著问世[15、16]和他在1919年率领日食观测队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而美誉全球科学界。

(3)D.Struik(1894-2000)

1930年9月至1931年8月,束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师从斯特洛伊克,他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数学家,他首先在西方发表过有关马克思数学手稿的论文[17],他所写的《数学简史》一书[18],曾被翻译成18种文字出版,声誉全球。束为什么会师从于他呢?

原来,斯特洛伊克和控制论的创建者N.维纳,同为MIT教授,私交甚好,曾共同研究并发表过有关量子相对论的论文[19,20],可能正是这一研究背景,促使束拜他为师。

6中国两位重要物理学家谈束星北

(1)周培源隐谈束星北

在[21]中,周写到:“真正做相对论的工作的到1929年才有。做研究的人很少,论文也不多并且其中有一部分流入玄想岐途”。

以上引文所指的‘流入玄想岐途’的人,大概是指束星北。因为在1930年到1950年的中国,谈到相对论研究,首先提到的就是周与束[22]。由本文以上所述内容可知,束是不宜戴上这顶帽子的。

(2)吴大猷谈束星北

吴大猷是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论著甚丰,是一位深受国人爱戴的学者。在1984年和2001年,分别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出版了同一内容的两本书[23,24],他在[23]中写到:“有一位先生叫束星北。……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所以,也没有真正认真的待在哪个地方做个研究、得个学位。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这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辈子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重要结果。”

由于[24]上写明该书是吴大猷讲述、黄伟彦等整理的,而不是作者执笔时深思熟虑的专著。吴大猷对束星北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也讲错了,甚至可能吴还不知道束在《自然》上发表过的两篇论文。

7结论

由于束星北天赋甚高和治学勤奋,虽自1955年至1978年长达23年期间,他被无情地剥夺了科研的条件和时间,但从他已有论著看,他仍是当时我国一流的物理学家,在相对论和统一场论方面做出过创造性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关洪.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2月17日

[3]李政道.序言.载[1]的1-2

[4]李政道.发给束星北夫人的唁电。载[1]的368

[5]政协江苏省邗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1993

[6]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载于[5]1-3

[7]王淦昌.《狭义相对论》序言。载于束星北:《狭义相对论》,青岛:青岛出版社,1995

[8]程开甲.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载于[5]:7-11

[9]ChengKaijia.Studyonmechanismofsuper-conductivity.Beijing:NewTimes,1992

[10]HsinP.Soh.Anewlawofplanetarydistancesandorbitalvelocities.PopularAstronomy,1027,38:327-329

[11]HsinPeiSoh.Relativitytransformationsconnectingtwosystemsinarbitrayacceleration.Nature,1946,58:99-100

[12]束星北.耿世江等.利用海流观测资料检验近海内波.海洋学报,1986,7(5):533-538

[13]束星北.赵俊生等.用单站测量确定近海内潮波的方向和速度.海洋学报,1985,7(6):665-673

[14]WittakerET.Historyofthetheoriesofaetherandelectricity,vol.2.NewYork:NeleonandSons,1953

[15]EddingtonAS.Space,time,andgravitation:anoutlineofthegeneralrelativitythe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cityPress,1987

[16]EddingtonAS.Themathematicaltheoryofrelativity.Canbridge:CambridgeUnivercityPress,1923

[17]StruikDJ.Marxandmathematics.ScienceandSociety,1948,12:181-196

[18]斯特洛伊克,关娴译.数学简史.北京:科学家出版社,1956

[19]WienerN,StruikD.ARelativistictheoryofquanta.JMathematicsandPhysics,1927,7:1-23,

[20]WienerN.,StruikD.Quantumtheoryandgravitativerelativity.Nature,1927,118:852-854

[21]周培源,王竹溪.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理论物理.科学,1950,3-7

[22]申先甲.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略.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学术成就范文篇6

关键词:高校教师;教师激励;专业成长激励

“激励”一词最早起源于《史记·范唯蔡泽列传》“欲以激励应侯”,意为激发砒励,促人振奋。西方管理心理学则将激励解释为“指引个体产生明确的目标指向行为的内在动力。”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对职工的激励研究中发现一股情况下,职工的能力可发挥20%一30%,而受到充分激励后,其能力可发挥80%一90%。其中50%一60%是激励的作用所致。这说明激励可以有效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激励是现代社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它能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朝着组织希望的目标前进。其主旨便是调动人的积橛}生,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因此,如何完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眭,也就成了一个倍受重视的课题。

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型人才,拥有大量的知识资本,被看做是高等院校的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核心人力资源,可以说其学术水平和工作效能直接决定了大学的竞争力。那么,如何有效对高校教师进行激励,使其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与其他职业相比,高校教师有其自身群体的特殊性,他们是一个高学历、高学识的群体,其需要具有相对隐蔽性,同时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和环境影响的多样性:实践中对高校教师的激励较为困难。著名知识管理专家玛汉·坦姆仆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四个主要激励因素:“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和“金钱财富”。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所起的激励作用分别个体成长占33.74%,工作自主占30.51%,业务成就占28.69%,金钱财富占7.6%。这说明,对于知识型人才,个体成长因素对其更具有激励作用。因此,对高校教师采用一些促进其专业成长的激励措施,会更有实践意义。

一、基于教师专业成长激励的具体措施

1、专业培训

高校教师所从事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智力型行业,他们有较强的学习倾向,为了适应专业领域的不断发展,他们亦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以增加自己的专业资本,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因此,对在职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是教师自身发展需要且对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十分有效的激励方式。学校可以设置专门机构来组织教师的专业训练,把提高教师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其工作重点,对教师实施各种形式的培训。如定期聘请专家进行讲座或研讨会搜集最新的教育教学成果提供给教组织学习班对教师进行外语和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等。另外,对有不同层次需求的教师还可以逐级分层进行培训。对于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的岗前培对于在岗时间较长且近几年没有外出求学经历的教师可以安排出去访学和进修对于有志于学习深造的教师可以鼓励其在职读研凑豫对于全校教师依据其不同情况尽可能多的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习的机会等。

2、学术休假

学术休假是保证学校教学科研质量的一项有益举措。教师在休假期间,不承担教学任务,但依然享受全额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目的在于确保教师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诸如出书、研究、或短期专业学习等学术活动中。这种学术休假制度是同外大学常用的一项重要的旨在提高教师科研水平的激励政策。在美国和加拿大等高等学校,教师在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以上者,便可享受一次学术休假,用于进行学术方面的活动。例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校规定每一个终身教授在为学校全职服务满6年以后,可以申请最长l2个月的带薪学术休假。休假期间教师获得全额工资,同时学校继续为员T缴纳各项保险和福利费用。在俄罗斯高校,教师每5年中有半年的学术休假,休假期间教师的一切待遇不变,教师在学术休假期间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著书立说,或到校外进修。教师在学术休假后要向本学院院长做休假情况汇报,另外还要在全院大会上汇报自己的学术收获。完整的学术休假制度对于学校和教师是一项确保双赢的激励措施,一方而叮以保证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活动中,有效提高自身的学术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高校拥有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

3、观摩研讨

观摩研讨是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相互切磋、合作,分享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提高业务能力的教学活动,也是一项有利于教师的持续培训和专业成长的有效激励措施。教育实践中的观摩研讨存在一定的弊端,并不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取向,而以考核为目标,缺乏对教师本身课堂行为中肯的评价和合理建议,使这种激励形式蒙上了一层功利色彩,受到大多数教师心理上的排斥,削弱了其应有激励效能。在教育实践中,为完善观摩研讨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真正发挥出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业务水平提高的作用,学校要摒弃观摩研讨是以考核为目的的观念,建立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的取向,尽力营造同事互助的氛围,想方设法开展教师喜闻乐见的、灵活多样的观摩研讨活动,促使教师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在不断的教研切磋中使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持续地发展和成长,达到有效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的目的,真正发挥观摩研讨的激励作用。

4、提高工作自主权

高校教师是知识型的工作者,是富于智慧的高智商高能力的群体,他们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喜欢宽松自主的工作环境,比较排斥过多的条框限制和过分约束,而是倾向于在工作中进行自我引导和自我管理。强调工作自主对他们高校教师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激励因素。例如加拿大高校就很少去规定工作纪律、工作规范等约束措施。管理者认为,必须充分激发教师的自我约束力,只有在教师自我约束机制已经形成后,学校在管理中给教师的“自由度”越大,教师的自我约束力越强。反之,如果对教师约束过多,会大大打击教师T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教育实践中管理者要适当放权,赋予教师更多的工作自主权和白南度,给教师创造一个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把工作的自主权交给教师,放手让教师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处理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专业成长激励机制的心理效能

1、满足教师自我发展的需要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揭示了每个人都具有自我实现的需要。阿尔德弗的ERG理论也强调人有成长的需要即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渴望着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和外化,希望塑造成自己理想自我勾勒的完美形象,有能力迎接更大的挑战,完成更高要求的任务,使自己的潜能在现实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成就能够成就的一切,并从中不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成为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在知识更新速度不断飞涨的今天,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高校教师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形势,这种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而上述几项基于专业发展的激励措施恰恰能很好地满足教师发展提升的需要。专业培训、学术休假和观摩研讨等策略皆可以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提高教师自身的学术能力和水平,实现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愿望。

2、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个体对其能否胜任某一行为的能力的自我推测,是个体对自己组织、执行获取特定目标的活动的能力的信念,是个体的能力自信心在某些活动中的具体体现。自我效能感决定着人们将付出多大的努力以及在遇到障碍或不愉快的经历时将坚持多久。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努力程度越高,越能够坚持下去。当遭遇困难时,那些对自身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会放松甚至完全放弃努力,而具有很强自我效能感的人则以更大的努力去迎接挑战。自我效能感越强,个体设定的目标就越具有挑战性,其成就动机也越高。自我效能感强的人往往把行为的成功归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行为的失败归因为自己努力程度的不足。

自我价值感(self-esteem或self-worth)是个体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和接纳的心理倾向。是个体对自身的重要性价值的主观感受,它反映一个人对自己的悦纳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高自我价值感者对自己的悦纳程度较高,认为自己重要、有价值,因而成就动机水平也高,勇于接受挑战。低自我价值感者往往低估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对失败的恐惧胜过对成功的希望,心理素质水平较低。

人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的提高都与自身的成败体验直接相关的,成功体验越多的人,其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就越高。专业成长激励激励可以有效地帮助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高教师的工作参与意识与主人翁责任感,从而促使其在教育实践中获得更多地信心和成功的体验,进而提高自身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激起自己更高的工作期望和工作热情。

3、有助于缓解教师心理压力

近年来,知识分子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调查显示,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而且知识层次越高的人群,其健康状态越差。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认为7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过劳死的人群大多集中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新闻媒体等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部门。同时亚健康状态也是当前高级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亚健康的一个主要表现便是职员的职业枯竭和职业倦怠。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认为,职业枯竭是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身心疲惫的一种状态。目前这种亚健康状态也成为高校教师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造成过劳死和职业枯竭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繁重的脑力劳动、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方式单一以及缺乏必要的运动锻炼等因素造成的。随着高校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教师所面临的竞争和压力也越来越大,终日为晋升、教学、科研、著书、写论文等等众多的工作任务疲于奔命。致使健康状况出现透支。而专业培训和学术休假则可以将教师从单调而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安心而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放松身心,从而有效缓解了教师的精神压力,同时在自身能力得到提高以后也能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公务员之家:

学术成就范文篇7

关键词: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认知;创造性思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地的学校系统一直在为学校改革、过度拥挤、教师短缺和课程重点的改变而努力。毫无疑问,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导致基本就业的技能的切线,艺术教育项目常被看作没有必要发展的学术成就。一些教育工作者对于艺术教育在学校的延续所持的一个重要假设影响了这项研究的主题:学生对艺术教育是否具有或正在影响他们的学术生活的评价的重要性。为了让课程中包括艺术教育,教育者必须表明,这些研究是整个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艺术教育者被要求根据他们的专业是否有助于提高数学、阅读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分数来证明他们的专业存在的价值。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学生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教育经历,以及他们对艺术教育对其学术成就和目标的影响的看法。一些研究表明,学校系统显示对艺术教育的高度重视可能会让学生在其他学术领域更有进取心,更成功。有些侧重于视觉艺术的要素,而不是艺术教育经历的整体影响。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说明艺术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动机、认知能力或其他学科领域的成就。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艺术活动对学生在数学等学科的成绩没有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艺术教育对阅读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学术成就和目标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学生对艺术教育是否对他们的学业成就或目标有任何影响的看法在这些研究中并没有被考虑,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因素。

许多国家正在进行改革,并将艺术教育作为其核心课程的一部分。例如,瑞典将艺术项目重新设计为发展学生福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在课程中融入艺术的国家是日本,它强调在学校的工艺,在工作场所培养优秀人才。在学校里,特别是在初级阶段,教授表达艺术,使日本社会能够培养出宽容、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学生的美学、创造力和决策的欣赏。日本教育部了关于幼儿园教育的指导方针,认为幼儿园教育的目标是孩子的自然发展,教师可以通过使用表现性艺术来帮助孩子成长。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开始在核心课程中形成自己对艺术教育意义的看法,这是由于学生缺乏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美国的教育体系开始更加仔细地审视艺术教育中结构化项目的价值,并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评估,并采纳了瑞典的观点,即艺术教育发展了认知能力。学生对艺术教育的认知及其对学术成就和目标的重要性的研究是及时而重要的。如果将艺术教育(人文、美术)和它自己的评估方法纳入核心课程,这一改变可能会导致学校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学生成绩和目标的评价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几乎没有必要研究艺术教育与核心学科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表现不佳,一般的考试成绩较低。学生群体的多样性,让艺术教育成为纠正这种赤字的一种手段。总体来说,艺术是所有文化的语言,这在我们联系日益紧密的现代世界中是一个优势。

一些关于艺术教育和学术成就的研究探讨了两个问题:(a)艺术教育在一般情况下有多有用;(b)艺术教育对学生发展有多少用。约翰•杜威指出,艺术与智慧有关。因此,艺术应该融入教育。他相信艺术教育是一个产生经验的过程,然后是产品。包括与环境和自然的互动,涉及稳定和秩序,并通过节奏和规律的方式产生有序的平衡和平衡的变化。这意味着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从而产生成就感。创造一个支持学生心理意象的环境,对于强化感官意识,增强学生的代表性能力和培育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使用故事和期刊写作,将视觉艺术和音乐融入作品中,可以激发创造性思维。通过对绘画或美学的书面回应,帮助学生发展了批判性的能力。因为他们更了解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事物和感觉,成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笔者相信,艺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孩子天生需要交流和表达情感;二是通过观察他们,记录他们的表达感如何;三是学生将学会欣赏和解释他们周围环境中的其他表达。创造一个支持发散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艺术环境,也在培养他们思考世界的能力以及在这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例如,用黏土创建一个艺术对象,并批评它,解释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让学生专注于通过操纵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手工制作的过程能让学生作出风格选择和美学选择。当他们使用游戏、艺术或音乐来表达他们的理解时,他们就在探索以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机会。艺术教育在我们生命的这一重要的发展阶段,以一种关键的方式促进思考,并为学生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将其推广到其他学术和社会领域。如果在艺术指导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发现的氛围,大家就会产生一种欣赏、探究、高度观察和反应的感觉。艺术教育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引起重视,从而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灌输更高层次的思维技能。学习艺术的意义:艺术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诠释和传达我们接触到的世界中的信息。它使用多种符号系统来提供更完整的图片和更全面的教育。换句话说,在学校里形成核心课程的数学、英语,可以被认为只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需要其他科目来平衡。本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在艺术教育课程上,学生是否认为自己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如果艺术教育被认为是对学术成就有所贡献的,就能凸显它的教育价值。艺术教育被广泛认为是非学术性的、有趣的、特殊的、与生活无关的,而且几乎没有教育意义。这些观念使得艺术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投资和教育科目变得难以合理化。这种对艺术教育的观察显示了20世纪艺术教育政策和课程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艺术界也看到了科技对艺术教育的影响。计算机可以简化这些经历,但在新媒体时代,艺术教育的重要影响力在世界上并没有削弱,尤其是通过艺术教育者的眼睛。

综上所述,艺术教育对人类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教育行业对艺术教育缺乏认知让对相关话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表明学生重视艺术教育,并认为它应该被纳入学校的课程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少数的管理者认为它很重要的学校里。这些新知识将帮助管理人员、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为学校选择和实施有效的艺术教育项目(基于学科的艺术项目)。最重要的是,这个话题描述了学生在学校里的自我报告以及他们的生活。它表明,学生相信他们的生活受到了艺术教育的积极影响,他们认为教师可以对他们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分析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教学实践,以鼓励将艺术教育纳入学校课程。

作者:王富康 单位: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郭生健.艺术教育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学术成就范文篇8

经济学的历史中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僵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翻阅经济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类型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他们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深远功绩卓著的人物,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和学术研究的范式,并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背景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比如瓦尔拉、希克斯、萨缪尔森,他们的分析方法已经通过无数的教科书而融入经济学的发展长河中,渗透进无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他们或者对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情有独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疆域,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异于主流学派,从而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思想和学术风格在经济学说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个性鲜明卓然不群的经济学家中,有马克思、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加尔布雷斯、布坎南、诺斯、贝克尔和森等。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另类(或者说异端,当然人们对于异端或者另类的标准并没有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经开启了经济学的某种主流思潮。以经济学说史的眼光来看,假如我们足够冷静和客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这三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另类经济学家”的价值的话,也许最合适最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这个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制度的运行特征,“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和各参与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而“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存在着根本的歧见和冲突。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在引导和影响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从而在左右社会思潮方面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后代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独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贡献给这个学科的思想资源,都是学术史所必将铭记的。与马克思同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时代弊端的还有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经济学家凡伯伦,这个行为怪僻离奇、思想独特卓绝的经济学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遵循着经典的经济学理念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却关注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断然否定经济学中流传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说,并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引入经济学来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凡伯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这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公允的评价。

我要说的第三位带有“另类经济学家”印记的学者是哈耶克,尽管在货币、商业循环和资本理论方面的纯经济学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够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识界轰动和争议的成就却是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方面。40年代以来,“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一位尖锐的对经济计划和经济统制的理智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渐淡化,有些学者对此评论说:“哈耶克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941年他的全面论述经济理论的著作《资本纯理论》(ThePureTheoryof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叹:“我对(经济学)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纯理论》的4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从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RoadtoSerfdom,1944)的论证范式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这部后来声名大噪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却连遭非议,几乎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这种受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命运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转机,作为凯恩斯的反对者,哈耶克东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纳并奉为神明。经济学界对于哈耶克态度的这种变化从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稍显夸张和吹捧的评语中就可以看出:“鉴于哈耶克作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云云。哈耶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的典型命运:先是从“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转移出来而投入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探索,成为“边缘”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经济学“边缘”获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广泛的争议和攻击),然后在经受了历史考验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和尊崇,从而再次成为“主流”。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界所赢得的声誉与遭受的毁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加尔布雷斯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引起思想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与争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论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运用历史的和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他相信,“行为和感觉要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得到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神圣的综合分析”。这种信念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他屏弃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论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从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纳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犀利观点。有评论说:“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人们的信条,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由于他论点的力量,而且因为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不懈的严厉的批评者,加尔布雷斯讥讽经济学家们只是关注于数理分析而不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白痴专家”,这些尖锐的批评激起经济学家主流集团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许多经济学家反唇相讥,称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尽管如此,加尔布雷斯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论证方式,证明了经济学在影响公众和社会信仰方面所能达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

学术成就范文篇9

关键词:学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标准;教育行政化

高校教师应该是什么?这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这个本来不应该有疑义的问题,在我们现实教育中却存在着问题。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师是应该对研究学问有兴趣且具有学问家人格的人,亦即应该是“热心积学”的学者。而学者是什么呢?学者则应该是潜心且执著于研究学问,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人,他们立足于对人类尚没有发现或没有认识到的知识或道理进行探索,他们追求的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其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或创新;他们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应该是人类文明和理性观念和精神的维护者,在社会道德败坏或沦丧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他们以文明、理性的境界和标准评价、继承、传播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思想,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姿态探索和创造新的知识和思想在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培育学生的灵魂和精神所以他们可以说就是思想家、教育家。在学者们比较集中的大学中,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往往与教育学生、培育人才活动融为一体,既研究学问,又培育人才。以研究学问提高培育人才活动的质量,推动培育人才活动的深入;以培育人才激励和促进学问研究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在大学中,不敢说所有的教师都是学者,但大学中的学者必然是教师。而以研究学问、发展知识、创造文化为宗旨的学者们,其表现自己努力和贡献的方式就是著书立说,人们对于他们的评价也一般是以其著书立说的水平或影响为基础。而为了对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有所区分,并且确定给他们的待遇和报酬标准,才产生了教师职称这个概念。而教师职称制度的引用,对于教师学问及研究水平的评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教师的事业发展和生活安宁营造了比较公平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也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曾几何时,教师的职称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认为,教师是不应该有自己本质性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所有的教师毫无区别的都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工具。再以后,教师的职称又被恢复了,教师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获得社会的承认了,而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趋利主义潮流,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使实利成为教育领域中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职称作为教育领域(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中“实利”的体现,成为人们奋力追逐的目标。特别是由于职称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等经济收入及物质待遇直接挂钩,从而成为教师事业是否成功、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有时甚至成为有些行政职务的任职条件(比如:教育部曾经规定,部属高校中的系主任必须是教授或具有正高职称人员)。这样,职称制度在短暂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便再次堕入迷茫,演变成为一些高校教师苦苦追求的体现现实理想的精神目标。一种本来是教师学术劳动结果标志的概念,教师们以其学术成就或学术劳动的水平,获得与自己学术劳动质量相等或相近的学术职称,其中教师的学术劳动为因,学术职称为果。是教师的学术劳动决定了自己的学术职称等次,而不是教师的学术职称决定其学术劳动的水平。学术职称无形中却成了一些教师从事学术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甚至成了吞噬人们心灵宁静、身体健康的“妖魔”。另外,在中国的高校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跑职称”的现象,亦即每年职称评审的前夕,一些申报职称的人为求评审顺利通过而四处“拜访”职称评委们。也有以单位的名义对评委们进行“公关”,其理由是为了单位的利益等。这种性质近似贿赂或者就是贿赂的活动,不但破坏了职称评审的公平环境,也破坏了高校的教育品质,其对高校教育作用及意义的消解,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而职称的价值和作用被异化如此,着实叫人感慨万千。

职称在普遍性意义上,既联系着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又联系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几乎是教师一切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教育生态品质或质量的体现。教师在职称问题上所遭遇的不公,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自己教学工作及学术成就或成绩的轻视或漠视,甚至会被理解为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轻视或侵犯,对其或耿耿于怀,或恨恨于声,或恨恨然而心生去意。然而,是什么原因让本来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在社会上处于上中水平的高校教师们,对职称问题这么在乎,以至于产生强烈的职称情结呢理解这个问题的较好参照,是同样在大学校园中,为什么以前人们对于职称的态度能够那么坦然、平和。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许多大学中的职称授予似乎比较“随意”:如清华大学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的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聘没有大学学历的吴晗为历史系讲师;北京大学聘没有大学学历的粱漱溟为讲师;在聘季羡林副教授天后(当时的北大规定:洋博士只能聘为副教授再聘其为教授等。这种看似随意的职称授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甚至还被作为佳话而长期传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实质性标准,亦即这些被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他们与被聘的职务是否名副其实。另一方面,那时的高校教育生态较好,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既有学识,又讲气节。高校中少有滥用职权、聘人不当的现象。那时大学中职称评审的规矩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严格,而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制造者极可能因为谋私而引起众怒而被驱逐去职。可以说是其时大学领导者们的开明和公正,才使那些规矩失去作用。我国高校在“”之后初期的职称评审中,也几乎少有尖锐的批评意见,那时的评审如潘懋元先生所言:“虽然评审的标准比较模糊,但过后看都还比较公正。”由于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当时的教师中虽然也有职称及工资方面的差别,但人们基本上都能够平静对待。在对待职称的问题上,可以说公平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和前提,也是最好的“解毒剂”。公平了,公正了,学校中无疑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的。

如果有人在职称问题上以权谋私,其恶劣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其谋私的毒剂就如同渗入土壤中的污水,会使土质彻底破坏,长期不能正常地生长庄稼。

我国有些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的谋私行为,已经演变为这些学校中根深蒂固的不良风气和工作的低效率。然而,为什么在职称制度本来应该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高校的职称却出现了“妖魔化”的趋向呢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则有必要审视一下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现状。我国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审分为高校自主评审和省市统一评审两种。前者主要是一些科研和教学实力比较强、办学历史比较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后者基本上是科研和教学实力相对较弱、办学历史较短的省(市)属高校。部属高校基本上都采取高校自主评审的模式,省属高校则基本上都采取省市统一评审的模式。另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高校的实力和水平差距较大,职称评审的标准也差异较大,所以本文主要依据笔者所熟悉的东部地区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情况进行讨论。而在这些地区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有这样一些背离职称本质的现象:

一是只看“硬杠子”现象。有些省市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规定了许多必备条件,诸如要在权威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要获得**项省级以上奖,要完成**项省级以上的课题,要出版**万字以上的专著,指导过**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等。这些条件被简化为一系列被称为“硬杠子”的数字,成为教师职称申报的基本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高一级职称,否则就不能申报。有些评审者甚至直接宣称,评审就是只看数字。在他们看来,当事人申报的奖项性质,完成课题的深度及撰写的论著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看其是否符合“硬杠子”的要求。在这样的传统和氛围中,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在意申报者真实的研究水平及学术影响。不在意申报者的论著是原创性的,还是诠释性的;是思想深刻,还是缺乏创见;是见解独到,还是人云亦云之间的区别。不在意其论著是否为独到见解,是否表达了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等体现申报者学术成就及资质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在意其是否符合“上面”规定的标准。从而使作为学术职称生命的本质性评价,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形式性评价。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将评审权力交给了所谓权威刊物的编辑,交给了参与评奖和课题评审的评委。

二是显著的简单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对第一种现象的延续,其特点就是教条和僵化。表现之一是对所有的学科几乎使用同一标准。在一些省市的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中,几乎没有学科区别。从知识大类的文、理科,到文、理各科中的具体学科,其标准都是一样的。表现之二是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学者的劳动数量。由于“热衷于追求科研成果数量的现象”受到批评,因而便绝对地否定了教师学术劳动的数量。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上述的“硬杠子”规则,其潜台词是:只要求达到标准,其他的都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在这样的认识主导下,一位教师的学术论文是5篇还是篇,是10篇还是100篇,在评价中没有区别,学者的勤奋和刻苦都似乎没有意义,只有“上面”规定的几种权威期刊才有意义,从而造成了教育界内部的权威期刊崇拜症。表现之三是简单地将学术论文的水平与期刊主办单位的规格或影响划等号。对于在学术领域中属于见仁见智的刊物声誉,以及学者们质疑的“全国所有高校及科研单位都面向数个本专业权威刊物或核心期刊是否合理的问题”,则无人理会。

三是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在一些省市的评审工作中,还是在一些高校内部的评审工作中,由于评审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所以参与者大部分还是各个部门的领导者。这种表面上追求全面的评委组成原则,却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外行位列其中。这些外行虽然可能是自己从事专业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极其著名的专家,但却未必是参与评审领域的专家,由他们参与评审的职称质量是令人疑虑的。因为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是看其学问做得好不好,所撰论著是否有学术价值,而有能力对此进行判断和评价的人,只是那些国内及国际的同行专家。事实上,在以往的评审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对教师申报的论著作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并非是所评审专业的内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积极地认同“硬杠子”规则。与外行评价内行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审程序上的短、平、快现象亦即一个涉及几千人的职称评审活动,专家们可以在3~5天的时间内完成。他们可能根本来不及仔细地阅读材料,更谈不上充分的交流和研究,而在基本不了解申报人学术水平、学术品格的情况下只能用所谓的“硬杠子”来“卡”了。只可惜教师们的职称命运,就在这种技术性的评审中被轻率地决定了。

四是缺乏申报人表达意见的“上对下”单向决定现象。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一样,是一种典型的“上对下”单向决定机制。在这样的机制及环境中,各种职称的评审标准几乎都是在“上对下”的心态和气氛中制定出来的。对于职称评审中的不合理现象,教师们即使有意见,也难以找到可以申诉自己意见及理由的地方。因为一些直接主管职称评审的组织,既能够以职称标准是由专家制定的借口而予以推脱,又能够以职称标准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为理由而予以拒绝。比如,某省在职称时间的确定上,一直采取年度与具体时间的双重标准,亦即教师的材料截止时间为年度标准(截止到**年底);而教师的资历时间却采取具体时间标准,亦即以现职称的批准时间为准(截止到**月)。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差距表面看是半年,而实际差则是一年,从而将教师的评审资历由规定的5年拖至6年。对于这样一些明显不合理或没有道理的问题,尽管教师不断申诉,但就是不予改正。再比如:在某省的评审职称条件中,有“本领域权威刊物”论文的条件,然而在该省的以往文件中,却从来没有规定过所谓的权威期刊。对于出现于职称文件中的规定,不仅教师,就连评委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显而易见,上述的职称评审现象,会使学术职称中内含的科学、崇高、文明、儒雅品质流失,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及价值取向被异化和扭曲,导致学术失范、学术腐败行为泛滥,造成教育界中看似公正而实际上却不公正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这块历来被视为高尚和纯洁的圣地,被庸俗风气严重污染。其对教师职称评审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忽视了对评审对象———教师学术成就的全面了解和评价。学术职称评审工作是对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术资质及水平的评审,评审的对象是教师。教师们作为学者,不仅在著述内容、方向、水平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人格、信念、境界、抱负、风格方面也有差别。对他们学术成就及声誉的评价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价值性的,而不应该是技术性的、时期性的、表面性的。学术职称作为教师学术水平的体现,应该以遵循学术规律为基础立足于促进教师在潜心学问、执著研究、探索知识、创造文化方面的心情宁静和专心致志,激励教师求实而不求虚,求新而不倒退,高尚而不庸俗。然而现行的一些教师职称评审标准,要么将教师当成完人,要求教师的学术成就面面俱到,亦即既要发表和出版论著,又要完成课题和获奖,既要能够专心致志的治学,又要能够八面玲珑地去“公关”(拿课题和争取获奖);要么将教师当成由一系列数字组成的“物”,只看数字不看人的研究资质,不看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看人的学术影响及声誉,以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教条化地对待“硬杠子”。在这样的评审活动中,教师作为申报者的品格、尊严、成就、声誉等品行特征,都被“硬杠子”所要求的数字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术造诣精深、学术著述丰富、学术品格崇高的学者,却因没有满足“硬杠子”的条件,而被排斥在职称之外;而一个学术思想平平,但却满足“硬杠子”条件的人则能够在评审中“过关”,从而造成学术评审中貌似公平而实则偏颇的现象。而“硬杠子”规则中理直气壮地张扬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技术化、教条化评审原则以及其内蕴的对教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神态是对教师劳动的轻视和人格的不尊重,是对教师学术尊严的践踏,严重地扼杀了学者的创造性。对教师形成了负道德取向的压力。我国历史悠久的“学在官府”传统,使教育从来没有成为能够充分地体现自己本质的、独立的学术或文化机构,始终处于被管的“下级”的地位,而负责管理教育的政府行政机构,一直都对教育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控制感,习惯于以“上对下”的感觉和态度来制定针对教师的规则和制度。而在这样的意识和思想的主导下,由他们所主导制定的教师职称规则或标准,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的意志、观念、要求甚至情绪,他们在教师学术职称标准上的面面俱到要求,使得本来应该潜心治学、鄙视庸俗风气的教师,根本无法安心地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学问。

在本来应该安心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琢磨如何评上奖,不得不思考如何申请到省级以上机构的课题,如何在单位或“上级”指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满足“上面”的规定或要求,有些教师为了评审职称,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道德和尊严。

许多本来是心高气洁、自尊自爱的学者,却不得不去进行各个方面的“公关”:为了自己的成果得奖去乞求或贿赂评委;为了自己的文章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去乞求或贿赂编辑。而这种“权威期刊”现象,则使学术腐败由教育界蔓延到出版界,造成一些“权威期刊”通过办“刊外刊”大谋实利。而正是职称政策制定者们对教育及教师职称本质的浅薄认识,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庸俗、卑下、丑恶风气的繁衍和蔓延。

一、“硬杠子”规则中蕴含的粗暴性破坏了教育的文明和理智传统

前述的“硬杠子”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教育体制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还是计划体制,亦即教育并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独特本质和宗旨的自主权,还是被决定、被管理的政府部门的下级。而这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上级对下级不放心害怕其脱离自己的领导。比如,为什么高校教师的职称不能由高校自己去评,而要由所谓的省市或部委组织专家来评审呢?由于对高校不放心,认为权力下放后高校就会降低标准或乱评,所以必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将永远不能落实)。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评价方面,作为学校“上级”的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相对于直接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们而言无疑是外行,然而这些外行却要制定管理内行的规则,他们在不熟悉学术规律及动态的情况下,其可能采取的最简单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个能够既包容一切、又比较简单易行的“硬杠子”。然而“,硬杠子”规则中所蕴含的强制性、不容违抗和探讨性,使职称评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商讨、回旋的余地,使以逻辑思辨、心灵直觉、精神涵泳为特征的学术活动,缺乏来自社会组织及制度方面的文明、理智、礼仪资源的支持,且极容易感染和模仿带有强权意味的行政化毛病,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和功利化。当然为了使“硬杠子”规则具有说服力,人们还煞有介事的声称采用“硬杠子”是为了保障评审结果的公平所以要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岂不知在职称评审问题上,关键是要保持公心,不能有私心。而保持公心的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制度(包括有效的监督制度)、社会风气和教育生态。以所谓的“硬杠子”来保持公正,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行政权力膨胀使职称评审制度“非教育化”

高校学术职称固然具有区分教师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高低、学术能力高下的学术成就分层功能,只是这种分层功能的作用,必须以教师学术劳动的成就或质量为基础,其结果必须体现对教师学术劳动成果评价的公平和公正。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由于高教领域中追逐实利目的的强劲潮流,以及我国高教领域中的特殊传统及组织结构特别是非学术的行政权力对职称评审的主导和控制,使人们对于学术职称的价值及意义形成了一系列误解和误识,为学术职称附加了太多的职称之外的内容和企求。一方面,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高校内部评审职称的范围无限扩大,遍及学校中的各个方面,高校内各方面的人员都能以各自的职称与教师来“相当”。这样,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及独特性均被消解,教育内部约束教师行为的职业神圣性和自豪感明显减弱。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无论是教师的学术职称评审标准,还是具体的评审过程,其组织和操作的力量都来自于行政部门,在权力监督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教育既无法解决外部权力者的越界获得学术职称问题,也无法解决内部权力者的超水平获得职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学术职称评审的信誉和生态受损,学术职称的公平和公正问题难以解决,职称拜物教难以消除。可见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浅显和短视,造成了教师学术职称制度设计及实施中的一系列简单化思维和行为,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和宗旨被异化和扭曲,使学术职称应该具有的保护学者利益、激励学术研究品质提高、建立公平学术环境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诱发了人们的趋利意识和投机意识,形成了学术研究淡泊明志品质与追求职称而彰显名利欲望之间的悖论现象。公务员之家

综观高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中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行政化。所以,要想纯洁教师职称评审环境,提高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声誉克服评审活动中的简单化、教条化、非人化缺陷,就应该从根本上消除教育行政化。试想,如果教师职称评审像美国高校那样校自为政,各校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要评审职称,教师则“良禽择木而栖”,高校皆为珍惜自己声誉而保持职称评审的公平、公正,学术职称的激励、褒奖、肯定功能自然能够发挥出来,良好的教育生态和精神环境也能够自然地形成,教育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具有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文献:

学术成就范文篇10

关键词:教学学术;教学管理;创新

自1990年代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rnestL.Boyer)提出“教学学术”的概念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关注教学学术、研究教学学术的热潮,在实践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部分高校忽视教学,或者不重视教学,或者科研冲击教学的做法。然而,尽管有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有敏锐的高校管理者的努力,但国内许多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多数教师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较少考虑教学和教学学术等,偏离了大学的本真。因此,我们从教学学术的视角对教学管理中教学学术元素的缺失进行探讨,并提出创新教学管理的建议。

一、教学学术的内涵

面对纳税人对大学的不间断地责难,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rnestL.Boyer)在二十世纪九十年表的《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报告中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他认为大学学术包括四个方面: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教学学术是关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学术;教学首先是一种学术活动和一个能动过程,是维系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桥梁。在一个好的教学过程中,老师既是知识传授者,也是新知识的学习者,他也很可能在此过程中得到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把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纳人学术范畴、成为教学学术是理所应当的。[1]教学学术概念的提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有的对教学学术作出行为描述,阐述教学学术这一行为的具体特征;有的对教学学术的构成作出分解,阐释教学学术的组合要素;有的对教学学术的概念作出整合,构建教学学术的系统模型。教学学术的概念因为争论而更加清晰,虽然各家仍有差异,但是都一致同意教学学术的共同特征:反思、交流、公开化。[2]高等学校教学的学术性是由教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同时,高校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教学在大学中也必然享有学术地位。[3]高等学校教学的学术性决定了教学管理必须立足于教学,从理念到制度,从领导到普通管理人员的中心应该是教学。然而,现实并非尽如理想。

二、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学术缺失的现状

在当前许多高校教学管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或那样忽视教学学术的现象,特别是管理理念、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

(一)管理理念的缺失

理念先行带动管理的成效。高校各级各类教学管理人员所秉持的管理理念将直接影响学校发展方向和管理成效。根据我们的调查,与国外相比,我国学者关于教学学术的理论研究仍不够成熟,主要以引介为主。如此致使教学管理者在实践中缺乏教学学术理论支持。不少管理者偏狭地看待学术内涵,他们认为只有生产知识才称得上学术研究,把学术视为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学术专著,将传播知识的教学未列入学术范围。故此,他们就不可能把教学上升到学术的层面进行探讨,而是把大学教学仅仅当做肤浅的技能。同时,为数颇多的高校管理者未能区分学科学术与教学学术之间的差异,从而采取相同的管理方式、方法对两种具有较大差异性的活动进行管理,不重视教学学术规律的独特性。认识的偏差使管理者在开展教学管理工作时不能缺乏教学学术理念的指导,热衷于教学的教师在教学上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他们的水平与成果都得不到得不到合理而公正的承认和评价。从而导致那些潜心钻研教学,全身心投入教学的教师的缺少成就感,进而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到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

(二)缺乏质量意识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许多高校教师教学质量意识缺乏。他们大多数人以上课多少的课时量来看待教学工作,较少关注教学效果,教学质量被忽视。高校管理人员考核教师的指标以具体可测的论文篇数、著作多少和课题级别等指标为主。至于教学,也是看课时量的多寡。对于质量缺少相应的可以测量的指标体系。长期以来,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具体落实效果不甚理想。如此,造成教学管理人员不重视教学质量,不关注教学质量;教师不关注教学,不研究教学。教学工作中心地位被忽视,教学工作被表面重视而实际上边缘化。

(三)评价机制缺乏灵活性

目前,我国多数高校对教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仍旧停留在文件中和口头上,对教学工作成绩的成绩承认不足,对教学工作的考核,采取对教学工作量的分解的方法,缺乏具体的、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高校的教师晋升主要是依据科研成果。尽管每所高校都会定期考核科研成果与教学成果,但其中科研成果所占权重远远超越教学成果。由于科研成果的多少与质量是教师晋升的主要依据。这一规定涉及到教师的切身利益,很容易导致一部分教师重点关注各自的专业领域,产生错误的科研决定轮,误认为学术上的成就可以替代教学的成就,科研好教学质量就高。还会导致一些教师把目光盯在出论著、发论文上,对教学投入较少。教师的教学质量与研究相比其他科研来说难以量化评价,即使涉及到教学工作也是最容易满足的条件。尽管部分高校出台教学岗位职称晋升网办法,但是其条件也是以可以量化的诸如教学比赛获奖等级等为主要指标,许多全身心投入教学、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很少用机会获奖。这大概就是周鼎现象产生的根源。如此僵化的评价机制,忽视了教学的中心地位,忽视了教学的学术性。

(四)激励机制缺失

在多数高校,教师不重视教学的原因还在于对教师的激励机制乏力。教学中心地位的突出,需要全校上下都重视教学,日常的行为围绕着教学。管理人员服务教学,教师重视教学学术,关注教学问题。但是,学校缺乏对教师出色的教学艺术、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效的欣赏、承认、关心和高度的评价,亦即对教师教学的激励不足。许多高校正在执行的教师绩效考核与教学质量关系不大,教学效果好坏对考核结果影响不大。如此便导致教师教学学术发展缺乏外在的来自于组织的动力,从而造成教学质量下滑。

(五)约束机制乏力

除了激励机制缺失之外,许多高校对于教师的教学行为约束不足是造成教学质量下滑的另一原因。约束机制是为规范组织成员行为,便于组织有序运转,充分发挥其作用而经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执行的具有规范性要求、标准的规章制度和手段的总称。虽然各高校都有相应的教学管理的约束机制,执行起来往往不到位,显得乏力。各高校对于备课、教学纪律、教学方法、教学考核等都有具体要求,但是对于不认真履行职责的教师特别是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多而不能履行教学职责的教师往往不按照制度执行。

三、以教学学术引导高校教学管理创新

为了促进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回归大学本位,我们根据从教学学术的视角分析了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对策促进教学管理的创新。

(一)树立教学学术的教学管理理念

教学学术不单单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理念。为了实现教学管理工作的创新,高校内部各级教学管理人员要树立教学学术理念,用教学学术来统领教学管理工作。首先,要充分认识教学的学术性。教学管理者要认真学习教学学术理论,充分理清教学学术的意义、内涵、作用和运行规律,将教学学术放在与知识生产的学术同等重要的位置。关注教学学术,把对于教师在教学学术方面的期望通过制度融合到他们的工作中,营造敏于观察教学现象、善于研究教学问题、用于发表教学见解的氛围。同时,要制定教学学术制度,规范教师教学行为,激励教学成就,搭建教师教学学术发展的平台。

(二)构建教学学术主导的评价机制

教学中心地位的突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机制的有效促进。在教学学术日益凸显其价值的今天,应该构建以教学学术为主导的评价机制,加大教学学术在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权重,有针对性地对教学工作作出评价。首先,制定突出教学中心地位的评价指标体系。把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创新,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教师之间个互相交流与合作,教学的反思与研究等纳入到教学评价中。其次,要建立同行评价机制。同行专家在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更能够理解教学学术的意义,掌握着本专业教学的规律和评价标准,他们的评价往往让其他教师接受,他们的肯定会使其他教师精神上得到满足,从而调动其教学积极性,促进其教学学术水平的提高。

(三)促进教学管理制度的系统化

在实际的教学管理中,制度完善和系统化是突出教学中心地位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以教学学术为主导,进一步完善教学准入制度、教学研究制度、教学交流与表达制度、教学质量管理制度、教学改革制度、教学反思制度、教学档案管理制度、教学经费投入与使用制度等。教学准入制度的完善将会改变过去的高校教师资格门槛过低的情况。通过准入制度可以对教师的学历、学位做出更高的规定,同时可以制定退出机制,从而保障了从事教学的教师的教学学水平。在教学质量管理制度方面,要构建教学信息获取机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教学实际,从而能够对教学质量做出准确的合理评价,真正保障教学质量。教学档案管理制度将为教学评价真实可靠的依据,为教师教学学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提供参考。凡此种种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务必要围绕教学学术来完成,每一种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要与其他制度相协调、不冲突,才能发挥管理制度的整体功能,从而保障教师教学学术的发展得到保证。如果各种制度之间缺乏协调各自独立或者各种规则出现矛盾,那将失去教学管理制度保障教学学术正常发展运行的功能。因此,各类教学管理制度要系统化,互相组合成为整体。

(四)构建教学学术主导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是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人的动力,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在多数高校的教学管理制度中,激励和约束机制行政化程度过高,激励不到位而约束失位。以教学学术为主导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应该平衡激励和约束的关系,使其相得益彰。就激励机制而言,高校应该以教学学术为中心设立奖项,激励教师探索教学、研究教学。例如可以设置基于同行专家评价的教学成果奖、教学创新奖,并将这些奖励纳入到教师晋级之中。同时,建立教师发表机制,鼓励教师公开教学成果。高校应该为教师教学学术发展搭建平台,为教师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表教学见解、交流教学经验、彼此评价教学效果等,从而使教学的学术地位得到承认,使教师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赏识,从而树立信心,促其教学学术水平得到提高。然而,仅有激励不足以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学术水平,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校可以建立多层次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来规约部分教师的不良教学行为,使教师能够按照制度要求规范各自行为,认真履行职责,确保教学质量,改变教师“重研轻教”的倾向。而且,约束机制要宽严适度,既有规则又具有灵活性。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因此,为了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使其发挥教学潜能,既要以各种激励措施来激发教师从事教学的主动性,还要通过约束机制规范教师不良教学行为。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教学管理的创新必须有教学学术来主导,围绕着教学完善制度,建构机制,贯彻有效措施,平衡各种关系,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回归大学本位,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娄欣生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Boyer,E(1990)ScholarshipReconsidered:PrioritiesforthePro-fessoriate.CarnegieFoundationfortheAdvancementofTeaching,Princeton.NJ.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