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讲座心得体会十篇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1

学术讲座学生培养问题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讲座，是指某一领域的学者、专家将一定主题的知识或观点在短时间内通过报告或讲演的形式传授给学生的活动。在传授知识和追求真理方面，讲座是对高校学术多元化的一种贡献，从而引导学生们捕捉前沿知识，激发他们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意识。

一、高校学术讲座开展所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术讲座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正因为这一文化价值具有隐性作用，使它容易被忽视。同样是讲座，有的积极提倡，有的认为可有可无。学术讲座直接反映出一所高校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氛围，是校园文化和学术底蕴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所以，讲座的价值只有得到认可，高校才会重视讲座的开展并确保师资、场地和资金的投入，讲座的运作方式也会科学合理。

一是内容上的无序化。有的讲座只是为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有机会了解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往往是很肤浅地介绍某个领域的研究趋势。有的讲座往往是主讲者节选自己研究的一个方向，至于他个人研究的这些理论与学生现在学习的知识能否有效的结合，则不关心。

二是安排上的无序化。有些高校讲座总是匆忙开演，闪电结束，没有一个真正系统的组织流程，提前两三天的海报宣传，临时的讲座通知，或事后的校园资讯报道。讲座宣传的形式比较单一，讲座开展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播。很多学生感兴趣的讲座，在讲座结束之后才被发现。讲座宣传时间紧凑，很容易造成“上座率”不高和“抓壮丁”现象的出现。

二、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术前沿讲座为例

高校只有对讲座价值认可了，才会对其投入资金；只有对讲座的内容设置做出合理有序的计划，才能做好前期的讲座宣传，才能使学生能够“各取所好”，才会有高质量、高水平的讲座使学生获益。与此同时，高校还需要与来自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教授联系沟通，在流程操作上也确实不易。

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术前沿讲座为例，凭借上海大学社会学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各位老师广泛的学术联系，定期的约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到上海大学开办学术前沿讲座。实施情况：仅2013年一年举办学术前沿讲座60余场次，其中，海外学者主讲28场，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国内外大量最新的学术信息、政策走向、社会动态，得以迅速传递给社会学院的师生们，不但为上大社会学营造了异常活跃的学术氛围，而且使本校师生充分享受到了国内外最优质的学术、教育资源，为上大师生能迅速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充分借用国内外一流的学术和教育资源，打破不同学校、不同地区、国内外等体制性因素的限制，突破上海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的局限性，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型人才为宗旨。目前，学院的前沿系列讲座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不但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顶尖学者主动申请到上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来过的学者也不断的给学院推荐更多、更优秀的学者加盟。这些讲座已经成为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培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三、关于学术讲座促进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一）精心策划讲座主题

针对高校讲座开展过程中的存在的不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就讲座的认识、形式、内容和方法等问题进行全面思考。通过精心策划讲座主题，分类设计形成系列，解决了讲座内容无序化、随意性强的问题，加强了高校讲座的导向性同时形成品牌效应，增强了讲座的吸引力。学院策划了两方面的品牌讲坛：“费孝通学术论坛”（主要指校内教师学术报告），取继承费老的学术思想，薪火相传之意。论坛目的是为全体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参与者主要为本院教师，以反映各专业的部分学术动态和学术经历。“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系列讲座”（主要指校外学者学术报告），先后策划了“当代中国治理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中国社会建设高层论坛”“两岸组织转型与城市文化变迁”、转型中的城市社会与城市生活”等系列讲座。通过这些系列讲座，增进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密集互动，使得本系师生能够迅速掌握最前沿的学术信息；通过这些系列讲座，有机会与国内外一流学者的直接交流，培养本系师生高水准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

（二）讲座运作科学合理

高校讲座的品牌效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体现在建立合理的讲座运行机制，从而保证讲座的高效运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术前沿讲座有一套科学的流程管理：从前期的“策划讲题――确定主讲人――预定场地――制作宣传――信息公开”，到中期“现场布置――接待讲师――讲座主持――志愿者管理，再到后期“整理文字――讲座要点――讲座回顾”。确保每场讲座有序运作。

这里需着重说明：讲座的时间安排正是组织者前期要考虑的关键内容。包括讲座的频次，和学校大型活动、考试时间的协调，等等。一般来说，应保证一个月两次学术讲座，这样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形成一种氛围。同时，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有助于让学生形成一种习惯期待，有助于形成讲座的品牌效益，不定期可以保证一些临时性的优秀讲座走进校园。

知晓度也是学生参与学术讲座以及品牌打造的重要前提。要实现讲座信息渠道多元化、及时性、有效性，可以在校园网上开设固定的讲座专栏，及时讲座信息。

组织者在安排讲座工作上需点面结合，在接待校内外师生时热情细致，从而使上下信息渠道畅通无阻，讲座质量不断提高，管理模式科学规范，运作机制灵活开放。

（三）丰富讲座互动方式

目前，多数讲座的形式都局限于讲授式，很多学生反映讲座中缺少互动环节。因此，在讲座方式上应力求创新，采取互动参与式的方式，尽量避免单向灌输、空谈理论，积极寻求和创造互动空间。组织者可采取学生与专家教授微博、微信互动的方式，在相对有趣的讲座形式下，学生对于讲座的印象度将会有很大的提升。

真正有思想性的讲座是要让学生和教师平等自由交流，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术前沿讲座设置了提问环节（甚至超过了主讲者演讲的时间），每个问题都显现出学生们的独立思考。演讲者的学术魅力和个人魅力在此时展现，学生的智慧和灵气也会在提问中闪亮。师生们在相互学习、共享知识的平台上激发和产生创造力，享受知识共鸣的。

要珍惜每次讲座开展的机会，师生们都要共同参与到这项学术活动中来，组织者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高起点、高水准的学术交流平台，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启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知行合一”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编.费孝通学术论坛讲谈录[M].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4.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 德国高等教育 讲座制 研究型大学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以科学研究见长的研究型大学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有力助推剂，是保持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研究型大学还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大学的科研职能是德国教育家洪堡顺应时展提出来的，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建设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19世纪，讲座制在德国大学中诞生。讲座制的诞生巩固了科研在大学职能中的重要地位，推动了一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为德国的科技进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研究讲座制的诞生、发展可以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讲座制及其含义

讲座制中的讲座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讲座是有所区别的。在德语词典中，与讲座有关的词有很多，比如：kurs、lehrgang、vortagsserie等。Kurs指路线、课程和证券等；lehrgang指讲座、讲课；vortagsserie指一系列的演讲、报告、陈述。《韦伯司特新国际英语大词典》对讲座也有相似的注释，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指椅子或用作椅子的东西；二是类似椅子、有椅子支撑功能或以椅子形式存在的支撑物；三是指官方席位、主教席位、教授席位等；四是当权者、尊贵者的职务。［1］讲座制是一种学术组织结构形式，我国学者符娟明认为：“讲座制是在大学里定出教学研究的专攻领域为其教学研究方向，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进行授课与科研的制度。一个讲座往往代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方向，是大学的教学、科研、财务、人事、行政的基层单位。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两名有学位的助教就是一个‘讲座’的基本成员。此外还可以配备一至四名行政助理、教学辅助人员或技术实验员，由教授领导。”［2］讲座制作为学科分野和学问领域的规范制度，有利于大学科学研究朝纵向发展，极大促进了当时科技的进步。

二、教授治校与教授的聘任

讲座制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中期，当时的师傅（教授）组织一些工匠（助教）和一批学徒（学生）成立了行会。而讲座制的组织模式直接来源于当时的行会模式。在中世纪的行会里，师傅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处于绝对的优越地位。在讲座制里，教授同样具有绝对的优越地位，特别是正教授。19世纪的德国研究型大学“把研究和教学统一在正教授身上，加强了他作为研究所主任的领导地位和大学管理方面作为兼职决策者的影响”。［3］讲座制继承了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但又使教授的职能得到了突破。教授不仅承担起了教学的职能，而且必须进行科学研究。近代德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形式是典型的以教授为中心的讲座制。教授是他所在领域的讲座的唯一负责人，从而拥有很大的权力。讲座里课程的设置，学生的选拔录取及考核评价，科研经费的申请与划拨，讲座内部教师的聘用，等等，教授都要全权负责。这充分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思想，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学术自由和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当然教授的权力并不是越大越好，但纵观我国研究型大学里教授的地位。教授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教授在学术方面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大学管理方面的话语权更是十分有限。教授处于科学研究的前沿，然而现存的大学制度很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研究的发展，不利于大学科研职能的充分发挥。给予教授适当的权力有利于大学教授主体地位的体现，可以充分发挥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

教授是讲座的主要负责人，讲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座教授个人。鉴于讲座教授在讲座的独特地位，讲座制中教授的选拔格外值得关注。在讲座教授的选择与任用上，应聘人员的学术水平是考查的核心内容。《德国史1800―1866》有这样的记载：“在选择教授人选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地区的考虑，不是同事个人的好恶，不是社会交往能力或口才好坏，也不是笔头或教课能力，而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独创性。”并且，“在讲座制高等教育体系中……力量的核心在于从同僚中选举讲座教授……‘任命’来自下面而不是来自上面，不是来自一个高级官员或首脑”。可见，讲座教授的选拔的唯一标准就是应聘人员的科学研究能力，同时任命过程也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性和公正性。这样就保证了讲座教授是讲座所在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也奠定了讲座教授在这一学科领域施展这种学术权威的合法性。德国《高等学校总法》对讲座教授的聘用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大学采取公开招聘方法录用大学教授。招聘公告必须说明该职位所承担的具体工作，并由所在州相关法律规定的主管机构根据建议的人选进行招聘。一般由有关学科或专业人员组成招聘委员会，应聘者必须到学校进行实际讲学，然后委员会从中遴选出3名候选人，并确定候选人的录用建议次序，报学校校长，由学校报大学所在州政府的有关政府部门审批。一般来说，州政府按照所报候选人次序，任命第一候选人为教授。［4］讲座教授招聘和任用过程中的规范化、民主化和公平化，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教授的聘用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学术的等级分工

讲座里有非常明显的学术等级制度，教授一人在学术的最顶端，在讲座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学术权力。副教授也拥有一定的学术权力，主要辅助教授管理讲座日常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而其他教师则主要辅助副教授负责讲座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的管理工作，处于学术的最底层。在讲座里，教授、副教授和教师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平稳而有序，保证了讲座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亨利・A.罗兰（Henry.A.Roland）就对如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保持一定的等级制度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公开性、多元性，以及同行评议的做法进行过讨论。罗兰认为，金字塔结构仍然是高等教育系统人才配备的最佳结构，凌驾在这种结构之上的应当是极少数杰出的科学精英，但它的底层却要向所有具备发展可能性的人才开放。［5］一味地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为地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否认学术按照不同等级分工，这种行为本身就与知识的等级性背道而驰，知识的价值属性也遭到了淹没，是另一种学术强权表现。历史已经证明，讲座制中适度的地位差别，适度的等级分工不仅可以促使教师产生适当的压力，而且可以使教师产生希望而不断激励自己上进。因为没有差别和等级，就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也就不利于教师的公平发展。

讲座制的学术等级分工还间接地保证了学术自由和学术水平。讲座制这种小规模、高度自治和自给自足的科研组织能给教学、科研和学习更多的自由，讲座教授在招聘教师的时候也能根据讲座实际需要招聘到适合讲座发展的教学工作人员。在历史上，行会垄断式的讲座制在捍卫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认为：“虽然个人化的权力总是具有被滥用的可能，但是，没有这种权力，高等教育系统显然不能有效地运转，因为它保证个人研究时的创造自由和个人的教学自由。”［6］

四、学术创新与学术新人的成长

讲座是以讲座教授这个学术寡头为中心的封闭式的学术群体，如果管理不善就有可能产生学术专制。因此，来自讲座外部的影响和社会的监督必须对讲座制中教授的特权进行适当的干预。如果讲座教授缺乏开放、包容的精神，就会成为学术创新和学术新人成长的障碍。这样的讲座缺乏学术创新的氛围，一旦有些创新的想法站在与教授相反的立场上或危害到教授的利益，就会受到教授的抵制，甚至被扼杀在摇篮里。在对讲座内部教师的科研评价和教学评价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教授的个人偏见，不利于讲座内部的公平和公正，影响讲座内部人员的团结，甚至会催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恶性竞争。伯顿・克拉克说：“从19世纪20年展起来的操作层次，特别是它的‘讲座’形式的局部控制，到19世纪末，有许多已经变得僵化，已经变成凝固的权力。负责管理的教授已经发展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在他们领域内兴起的新专业作为亚专业保留在他们自己研究所以内，而不允许它们成为新的研究所或独立的讲座。”此外，讲座制还极大地阻碍了教授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的自由流动，从而形成无形的学术枷锁，不利于学术的传播交流与知识的共享。

在中世纪的德国只有教授才有资格申请科研经费，主持科学项目研究。而要获得教授资格首先必须完成博士学位，再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准备教授资格考试，最后才能获得教授职位。在一个讲座中，年轻的教师不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研究的创新，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许多创造力强的年轻科研工作者看不到职业前景和缺乏科研经费而流失美国，造成了科技创新人才的严重流失。其原因是：相对于德国，美国的工作环境比较好，收入颇丰，待遇优厚。［7］因而，我国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减少作风，改善工资待遇，优化科研软环境，吸引优秀的科研人才，为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提供人才上的保障。

五、讲座制的应用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于中世纪的讲座制的一些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并逐渐被系科制所代替。但是，讲座制中任然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值得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所借鉴。讲座是一种相对比较独立的学术组织，讲座里的教授和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有限，客观上保证了科学研究的学术自由。历史上就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讲座制在柏林大学走向成熟，同时，讲座制又帮助柏林大学取得了辉煌成功。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之初就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与科研三者相统一原则”，即通过科研将教与学联结起来。柏林大学选择了讲座制，有效地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并达到了相互推动的目的。被誉为“设在巴尔的摩的柏林大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该校创办初期全方位学习柏林大学并引进德国大学的教授法，以实施研究生教育为重点，成为美国第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高等学校。［8］另外，日本东京大学在创办初期，高薪聘请欧洲知名教授，不久也设立讲座制，一方面使科研得以深入，另一方面也留住了人才。［9］虽然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是以系科制为主，但是院系下设的研究所则可以采取改良后的讲座制。研究所设一名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统管研究所的科研及相关工作，相当于讲座里的教授。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则主要从事日常管理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通过给予研究所一定的学术权力从而保证研究所内的研究人员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这对于研究型大学提高科研能力，增加科研产出无疑具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讲座制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要结合实践、不断探索、科学利用，进而加快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韦伯司特新国际英语大词典［Z］.第三版：370.

［2］符娟明.比较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71.

［3］伯顿・克拉克等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51.

［4］［7］许庆豫，葛学敏.国别高等教育制度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

［5］缪榕楠，谢安邦.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J］.高等教育研究，2007，（1）：7-12.

［6］马超.从讲座制的心衰透视大学内部管理的新趋势［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6）：27-32.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中国顾客满意度测评模型 顾客满意度 学术讲座 测评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016-03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学术讲座作为高校提供的一种教育服务形式，在营造良好校园学术氛围、开阔师生视野、推进整体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丰富学生第二课堂内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重要渠道之一。为保证这种服务形式的正常运转，高校每年需要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及财力来予以保障。高校学术服务满意度是否能测量出来？学生对于讲座满意度究竟如何？本文尝试从学生的角度，通过引入顾客满意度理论来对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进行测评。本文的学术讲座界定为本校或学院主办的，现场且免费的学术型或素质型讲座，不包括校外的、录像、网络视频及商业性宣讲。

二、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测评模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的借鉴与构建

本文基于对中国顾客满意指数模型（CCSI）的分析，结合高校学术讲座服务的特点，影响学生对讲座服务满意的因素等，对中国顾客满意指数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一个新的测量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的测评模型，见图1：

本模型对传统的中国顾客满意指数模型（CCSI）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去掉潜变量品牌形象，增加一个潜变量讲座服务，并将其作为学生满意的原因变量，取代原CCSI模型中品牌形象对对顾客满意的驱动效应。且模型中假定讲座服务这一变量外生，不受学生期望和学生感知的影响。第二，在增加讲座服务对学生满意这条直接路径的同时，增加了讲座服务对学生忠诚这一路径。本模型共有6个隐变量，其中讲座服务、学生期望、感知价值和学生感知是学生满意的原因变量，学生忠诚为学生满意的结果变量。

（二）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的测评指标体系

基于前文的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的逻辑框架，得出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研究假设与数据

（一）研究假设

如前文分析，讲座服务会影响学生的感知价值和对满意度的判别，同时也会对学生忠诚有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讲座服务和感知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2：讲座服务和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3：讲座服务和学生忠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感知价值是与学生的期望密切相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期望越低，学生就会从更大的感知差距中获取更高的满意度。因为学生期望是基于学生对讲座开讲之前学校提供的学术讲座质量水平的长期评价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包括讲座内容与个人兴趣的相符期望、与个人见识拓展的期望以及对主讲人的演讲风格的期望等。如果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讲座质量并不认同，或者认同度比较低，那么他们在讲座开讲之前对讲座质量的期望就很低。因此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4：学生期望和感知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5：感知价值和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于学术讲座而言，学生感知主要包括学生对讲座平均质量的感知。由于学生感知的测量通过学生对讲座的内容、进行氛围以及主讲人的演讲的认真态度和学识渊博性的真实感受来衡量，本研究重点研究学生感知质量对学生满意的影响，假设H6：学生感知和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学生满意水平的提高将会带来学生忠诚度的提高。虽然学生满意并不代表学生忠诚，但学生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忠诚度，反之亦然。本研究提出的假设为H7：学生满意与学生忠诚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

基于高校学术讲座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笔者编制了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采取配额抽样的方式，调查对象是西南地区某高校全日制本科学和研究生。于2011年11月中旬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210份，收回204份，去掉缺失值，有效问卷165份，有效回收率为97.14%。使用SPSS16.0作为数据分析工具。

四、研究假设的验证

从表2可以看出，讲座服务与感知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465，这说明讲座服务和感知价值之间具有正相关，验证了H1假设。讲座服务与学生满意的相关系数为0.602，这说明讲座服务与学生满意具有正相关，假设H2成立。讲座服务与学生满意的相关系数为0.435，这说明讲座服务与学生满意具有正相关，假设H3成立。由此可以总结出，讲座服务对感知价值、学生满意以及学生忠诚均有正向影响，其中讲座服务对学生满意的影响最大，达到0.602，说明学校对于前期的讲座服务工作，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提高前期讲座服务水平，这样有助于学生满意水平的提高、学生对聆听过的讲座的感知价值评价的提高，以及有助于学生忠诚的培育。

学生期望与感知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450，这说明学生期望与感知价值具有正相关，验证了假设H3的成立，说明学生期望作为一种学生对学校长期提供的学术讲座的平均质量的主观心理感受，与感知价值――对学校长期提供的学术讲座平均质量的平均感知，是有相关关系的。感知价值与学生满意的相关系数为0.833，这表明感知价值与学生满意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假设H4成立。这充分说明，学生对学术讲座的满意度主要还是基于他们对聆听过的讲座平均质量的感知价值。

学生感知与学生满意的相关系数为0.734，这表明学生感知与学生满意之间存在较强正相关，假设H5成立。学生感知包括学生对所听过的讲座内容新颖性、讲座内容与主题吻合度的感受、内容可信度、对主讲人演讲态度和讲座进行氛围的评价等，学生感知提高了，满意水平就高。

学生满意与学生忠诚的相关系数为0.651，这表明学生感知与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假设H7成立，这表明学校应重视提升学术讲座服务的满意度，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忠诚，鼓励学生继续关注学校的讲座信息，提高他们继续听讲座甚至是主动带动身边同学听讲座的意愿。

综上，前文的七个假设全部成立，说明设计的高校学术讲座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较好地反映了讲座服务、学生期望、学生感知、感知价值、学生满意和学生忠诚六个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顾客满意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是适用的。高校学术讲座服务不仅具有一般服务的四大显著性特征，其本身还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服务的特征：专业性、长期性、不能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可贮存性等。学生是讲座服务的直接顾客。因此，顾客满意理论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适用。

从相关性分析当中，可以得出讲座服务和感知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讲座服务和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学生期望和感知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感知价值和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学生感知和学生满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学生满意与学生忠诚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二）建议

首先是在讲座前期宣传工作中，应对主讲人的个性特点和特长有重点地介绍；对讲座信息的介绍尽量全面，选择演讲主题时应该考虑其是否新颖、时效性强；采取一种宣传方式为主，多种宣传形式为辅的方式来宣传讲座信息。

其次是学校应该以学生为“顾客”，开展一些以讲座需求为主题的调查，丰富学术讲座的内容体系，拓宽讲座涉及的学科范围，适当降低专业学术型的讲座，提高文化素质类的讲座所占学术讲座的比例，学术讲座与课堂教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

第三，应该避免强制性地让学生参加自己不喜欢的学术讲座，将参加学术讲座与修学分挂钩，以免让学生产生对听讲座的心理抵制情绪，并积极鼓励学生之间跨班级、跨专业、跨院系甚至跨校带动身边熟悉的同学听讲座。

第四，对学术讲座的质量要严格把关，开发利用校园网络平台，将一些重要的讲座进行摄像录制，挂在网上，及时更新补充，提供能够后期浏览，增进理解与交流的平台。

第五，讲座结束后及时开展反馈调查，了解学生想法和建议，取长补短。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4

随着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多元化，图书馆已不仅仅是一种书的简单载体，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和更广泛的表达形式。图书馆的社会文化功能越来越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文化中心和人际交流场所，而公共图书馆所开发的讲座作为阅读的一种延伸，以更直观的感受和更深层次的交流，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心理需求，迎合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步走过了零星摸索阶段和渐次推广阶段，进入了全面铺开阶段。特别是在全面构建中国梦的国家架构中，文化软实力被提上了新的高度，而讲座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载体，近年成为其繁荣时期的一个高点。

一、公共图书馆讲座发展共性

（一）发展特点

第一，讲座常态化。中东部地区图书馆大都选择了固定的时间开展讲座（集中在周末），非特殊节点不做更改。

第二，讲座多元化。不论讲座主题还是讲座形式上都做了扩充创新，以更新颖的形式和更广泛的主题丰富了讲座。

第三，讲座系统化。部分图书馆在固有的讲座品牌下建设了单元版块，而在单元版块内又进行了系列讲座。

（二）发展趋势

在各图书馆的讲座呈现了共同特点的同时，图书馆讲座也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更为广泛的讲座资源共建共享。讲座联盟成立之后进行了讲座资源的层级共享，国图和上图也进行了讲座数字资源共享。在未来，讲座资源的共建共享将打破这种单一的模式，从讲座主题的挖掘到讲师资源的共享，继而到讲座系列的共建日渐成为一种趋势。

第二，更为立体的讲座形式。传统讲座模式是为主讲老师的“独角戏”，在部分图书馆讲座尝试了新的讲座模式后，迅速在全国图书馆讲座界风靡。更为立体的讲座形式、更为新颖的表达方式，成为图书馆讲座共同的发展趋势。

第三，更为深入的讲座主题。图书馆讲座主题趋向于打破一次元的讲座主题策划，向更为纵深的多次元主题发展。例如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红楼e梦与哆啦a梦”采用了三次元主题，融入了中日文化差异、e时代和传统时代的矛盾、古典文学与现代漫画形式的对比。

由直接节点策划，向更为深层次的大众心理需求靠近。例如以国际妇女节为节点的讲座策划，上海图书馆“情定四季，戏里姻缘――老戏中的婚姻男女”以一全新角度从心理层面切入。

二、公共图书馆讲座发展差异

不同的地域在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教育水平、城市发展规模、区域辐射力上的差异造成了图书馆讲座呈现出地区差异。

（一）三大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的图书馆讲座开展时间较长，发展较为成熟。与其他两个区域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图书馆讲座打破了省级馆的架构，地市级馆甚至于区县馆都开展了讲座。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地市级馆建设的讲座平台也达到了常态化和品牌化。

中部地区的图书馆讲座建设介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6个省级馆都开设了讲座平台，部分图书馆讲座建设品牌化。个别地市级馆也开始进行讲座建设。讲座频率较东部地区低，讲座形式较东部地区相对单一。

西部地区图书馆建设相对落后，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有讲座平台建设，大部分图书馆讲座未形成常态化。

（二）三级层级差异

由于文化地域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程度不同，在同一地区图书馆讲座也呈现出层级差异。

根据地缘差异，本节选取中东部地区，三级地区的代表性地区进行讲座分析。划分为文化教育发达地区，文化教育次发达地区以及文化教育发展中地区。

文化教育发达地区选取北京、上海为代表城市，以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例；文化教育次发达地区选取武汉、南京为代表城市，以湖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为例；文化教育发展中地区选取石家庄、太原为代表城市，以河北图书馆、山西图书馆为例。

1.讲座受众。北京与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在图书馆讲座开展上有着共同的地缘优势：

广阔的讲座受众群体（Cause：A.北京与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庞大的人口基数为讲座提供了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B.两地作为文化的中心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教育辐射范围，求学和发展形成的巨大流动人口也成为两地讲座的受众群体；C.数量众多的高校在形成讲师资源库的同时也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学生型讲座受众群）。

学习理念的深入和讲座方式的认同（Cause：A.两地都处于全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前沿，“终身学习”的理念在两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B.讲座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在北京和上海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同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图书馆讲座在全国来说属于开办最早的讲座平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成为了图书馆讲座的排头兵，走在了全国前列，有着共同的时间优势。

文化次发达地区讲座受众群体范围稍小。武汉、南京文化辐射范围波及省内及周边省市，但与文化发达地区的全国辐射范围相比，辐射范围明显减小。锐减的人口基数和高文化需求的人口的减少使得本地区的讲座受众范围较文化教育发达地区要小。同时，学习理念在两地部分群体中普及，讲座作为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正逐步的为大众所接受。

文化发展中地区，石家庄和太原同前两级地区城市相比，讲座受众群体范围小。两地虽为所在省省会城市，人口较多，但与前两级地区相比，明显失去了人口基数的优势。高校的稀少，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也造成了有效受众范围的局限。同时终身学习只在极少数受众有共识，并且学习理念还在灌输过程中，讲座这种学习方式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不高。

2.讲座主题。文化发达地区讲座主题更多的呈现出一种系统性，以系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其他两级图书馆的讲座主题缺乏系统性，文化发展中地区尤甚，讲座主题类型比较分散。

文化发达地区讲座主题策划更为深入。例如时政热点“一带一路”，国家图书馆策划的讲座成为系列，在时政热点之外还策划了“汉唐盛世与丝绸之路”及“世界遗产和文化战略――关于世界遗产大会的观察与研究”主题，对一个点纵向挖掘。

同时讲座主题的差异还表现在次元上。文化发达地区讲座次元相对较多，对讲座元素的重组重构较多，而其他两个地区则表现出讲座元素的单一性。文化发达地区的主题策划更注重次元的增加和横向扩展，例如国家图书馆“误解与争论――中法两国书法传统刍议”采用了“小品式”冲突与对比。

3.讲座形式。文化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讲座形式创新时间较长，基本上已经走过了摸索阶段，进入了发展巩固阶段。而且在讲座形式创新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非讲座元素，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讲座更立体饱满。例如上海图书馆举办的“麒派的永恒魅力”，邀请海派京剧表演名家陈少云和艺术评论家谢春彦进行对话式讲座，在讲座过程中辅以陈少云的现场表演。

文化次发达地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摸索，开展的对话式呈现增多的趋势，并且基本保持两位主讲老师的对话。

而文化发展中地区，新颖讲座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进行了初步尝试，场次不多。

4.主讲人。文化发达地区具备丰富的讲师资源（Cause：A.

北京与上海聚集了全国著名的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讲座资源丰富；B.各种科研机构院所在北京和上海的机构，也为两地的讲座提供了更多的主讲选择）。

文化次发达地区地缘优势稍弱，无论是高校的数量还是高质量的主讲人的选择上都与文化发达地区相比稍逊一筹。加之科研院所的减少，造成了本地区的图书馆讲座主讲老师的局限性。

文化发展中地区的石家庄和太原，高校的数量不多，科研院所大多为省市级科研院所，承载的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有限，造成了两地图书馆挖掘本地讲师资源的难度稍大。

（三）南北地域差异

在同一文化发展水平地区，由于地域的差异图书馆讲座呈现出南北地域差异。本节选取文化发达地区城市北京和上海，以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为例分析。

1.讲座主题。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文史类讲座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重新演绎是北京地区讲座主题的最大特点，并且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从《资治通鉴》看历史如何资治”，首都图书馆开展的“历史节点中的北京人物”活动。

而上海图书馆虽然文史艺术类讲座也占主导，但比重明显比北京地区的讲座要低很多，并且其更注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历史挖掘也更多的表现民国时期的文化。（Cause：北京与上海的历史发展不同。北京作为古都，建城历史悠久，文化在这里体现更多是一种积淀，传统文化在北京受众中更容易引起共鸣；而上海建城历史不甚长，但在民国时期作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民国的上海历史代表了上海的辉煌，作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在中国交流的前沿，所以在上图讲座策划中，舶来文化与前沿文化更引人入胜，民国元素的讲座更易在上海受众中引起共鸣）。

北京地区的讲座主题和上海地区的讲座主题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北京地区的讲座主题感觉是端庄的北方大家闺秀，而上海的讲座主题感觉是温婉的江南女子。例如，同样是讲述心理学中的情绪元素，国家图书馆策划主题是“情绪管理”简单直观；而上海图书馆的主题是“学会与压力共舞――职场负面情绪管理秘笈”更具诗意。

2.主讲老师。北京地区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的讲座主讲老师相对上海地区而言更“正派”，基本是著名高校专家教授、科研院所资深研究专家，偶有其他类型的老师也具有部级的社会影响力。以2014年11月为例，国家图书馆共举办了19场公益讲座，其中13场讲座老师为高校专家教授，4场主讲老师为国内知名艺术家，2场主讲老师为名家之后且自身具有较高学术造诣。

而上海地区的图书馆在主讲老师的选择上没有严格的界限划分，呈现出广泛的包容接纳性。以2015年4月为例，上海图书馆共策划6场讲座，3场为高校专家学者，1场为职业艺术家，2场为职业培训师。

3.讲座形式。北京地区的讲座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正统”的状态，虽然在基本的讲座形式之外也开展了对话式等新形式的讲座，但改变不多，基本讲座元素不变。

上海地区图书馆则采用了多形式的讲座形式。不仅有对话式、访谈式等讲座主元素的创新，还在讲座过程中融入了戏剧、舞蹈等多种表现形式，将讲座元素突破重组，并融入了更多的元素。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讲座;资源共享;公共图书馆;长三角城市

20世纪90年代，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在进行内部艺术设计时曾经确立了这样一个主题:创 新、 演讲、知识、对话。这一主题反映了多年来图书馆作为知识殿堂所应体现出的“ 引导学习、激扬智慧”的功能，而这种教育功能往往是通过演讲和对话等方式来发挥的。  [1]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迅猛发展，人们对新知识、新文化的渴求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和迫切 。社会发展呼唤文化的支撑，文化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长三角城市 图书 馆的“讲座热”已悄然兴起，并日益成为该地区的文化亮点。如何让长三角地区图书馆讲座 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必须走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道路。

1 大力宣传图书馆讲座及其共建共享的作用和意义

讲座是图书馆服务于社会的重要文化产品，它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听众的需求。讲座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充满着文化气息，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它的文化属性又带有明显的 时代特征。在各地图书馆把讲座列为本馆的核心业务之一，并促使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 势头时，一 个个 和谐的文化氛围也随之构建起来。这样的氛围能引起思想的激荡并迸发智慧的火花，多元化 的文 化在图书馆讲座这个平台上得以交汇、演绎，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在这样的氛围中， 人的精神、眼界和思维都会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提升，并化解和 弥合因社会差异所引起的冲突和裂痕，它是一种和谐的力量[1]。它是图书馆文化 属性的自然显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产品。

优秀的讲座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但它本身却是一种稀有资源。优秀的讲座受到 讲座主体(讲座主讲人)、讲座内容、讲座时效以及讲座时间、讲座空间等元素的限制。比 如说，中小城市的图书馆就 不易请到一些名家来开讲，从而使得这些地域的广大读者无缘听取大师的教诲。 为此，图书馆讲座必须走共建共享和共同发展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提升讲座质量，同时 节省社会资源、降低成本、丰富资源、拓宽传播渠道，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2 努力打造各图书馆自身的讲座特色和品牌

图书馆讲座要想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努力打造各自的讲座品牌，这是图书馆讲座 实现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公共图书馆利用优越的 地理 位置和完备的公共设施，举办各式各样的讲座，并注重讲座品牌的塑造，树立了公共 图书馆良好的社会形象。例如上海图书馆的“上图讲座”、浙江图书馆的“假日讲座”、金 陵图书馆的“名家讲座”、常州图书馆的“龙城讲座”、宁波市图书馆的“周末讲座”…… 这些讲座，不仅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一，而且已成为传播新知识、新文化、新技术 的“ 知识风景”和城市文化新亮点，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和赞扬。2003年8月，上海图 书馆馆长在第69届国际图联年会上作了《城市教室: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的演讲，“上图 讲座”的展板也在年会展览会上进行了展览，从而使“上图讲座”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国际图 联 。

公共图书馆讲座的兴起和品牌的塑造，拓展了公共图书馆业务的新领域， 已成为专家、学者与公众进行沟通的桥梁，成为传递 知识信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2]。

3 加强讲座资源的整合

资源的整合、集聚和辐射是一种良性循环，在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的同时，资源的组织者和使 用者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今，我国图书馆讲座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保持“讲 座热”，“资源整合，共谋发展”已成为图书馆人的一个共识。

资源整合首先是内容的整合。讲座并不局限于“你讲我听”的单一形式，它还可以通过信息 加工，以出版物、光盘、录音、录像等形式，使讲座信息得到二次甚至多次的传播，从而扩 大讲座的受众面和影响面。另外，还可通过与强势媒体(如电视台、主要报刊、网络等) 合作，使讲座真正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资源整合的另一方面即是地区之间的资源共享。在不同地区各自拥有丰富而极具特色的文化 资源 和人才资源的前提下，彼此之间的资源整合，是履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服务大众、共 谋发展”原则的重要行为。上海图书馆按照这一宗旨，率先于2004年6月首倡并组织了“长 三角18城市公共图书馆讲座资源共建共享协议”的签发仪式，描绘了图书馆人讲座资源 共建共享的远景。这一跨地域合作的举措将各协议图书馆所在地区的文化资源和人 才资源进行了整合，并无偿地向其他成员馆提供受知识产权保 护的讲座光盘等，实现讲座资源的共享。2006年，笔者所在的常州图书馆就是得益于这 一“资源共享”机制，在“上图讲座”中心和常州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与互动下，与上 海“东方讲坛”接轨，共同打造了常州的“龙城讲坛”(常州图书馆成为“东方讲坛”的第 19 6个挂牌授课基地)。而“龙城讲坛”通过这种资源整合的方式，提升了讲坛的质量，扩大 了讲坛的影响力，创造了富有常州特色的标志性文化品牌。实践证明，讲座资源的共建共享 已极大地推动了整个长三角地区图书馆文化的发展，使之成为广大市民听众 终身学习的“城市教室”。

4 强强联合，提高讲座整体品质

讲座不同于专题报告，既要言之有物，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寓高深于平易。实践表明 ，选题是讲座成功的前提，主讲老师是讲座成功的关键，因此对于选题的策划及主讲人的邀 讲十分重要。[2]图书馆并非学术研究机构，这就需要通过图书馆 讲座的资 源共建共享平台，充分发挥各类科研学术机构的资源优势，挖掘各研究领域的专家人才，这 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民众。如“上图讲座”与上海“东方 讲坛”结盟，与之链接打造了嘉兴的“南湖讲坛”、常州的“龙城讲坛”，并且还与不少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名流建立了亲密联系，将这些优质资源作为自己讲座 的后备资源库。这些举措，实现了强强联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社会最优质的资源，从而提 高了讲座的整体品质。

5 以人为本、服务社会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目前我国各行各业发展的指导思 想，对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包括图书馆讲座)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图书馆讲座所形成 的“公众空间”，是一个聚合人群的地方，是以讲座这一文化纽带使人和人之间发生紧密联 系的地方。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讲座就必须以人为本，将图书馆讲座的发展重心放在最大 多数人的利益上，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3]。

讲座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一般来说，只要听者对讲座有兴趣，就可以参加，这就形成了 听众来源的广泛性。听众的广泛性与讲座的针对性有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即所谓“众口难 调 ”。为此，讲座组织者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积极了解和研究服务对象，以诚恳务实的态 度来策划、组织讲座 。如上海图书馆就是尽可能地 通过听众调查、现场交流、征询反馈等形式来了解听众需求，以便在筹划、 组织讲座时，能有的放矢。与此同时，“上图讲座”还积极引领 、 提高听众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质，努力把握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使讲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同和赞誉[3]。

一言以蔽之，公共图书馆讲座只有在实践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不断调整思路 ，在讲座内容、形式、运作方式上更新观念，大胆创新，才能走出一条以合作为手段、发展 为目标、区域图书馆讲座资源共建共享的和谐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世伟. 论创新思维与图书馆讲座[C]∥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 上海图 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图书馆讲座与城市文化建设论文集.上海:上海图书馆，2005 :99—102.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6

说到这里，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半个月时间每晚穿梭于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之间，赶听了十五场“文艺新批评新方法系列讲座”，简直是如饥似渴。1985年被称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方法论年”，赶上了真是三生有幸！虽然当时听得也是似懂非懂，虽然有不少同学途中知难而退，而我愣是坚持了下来，至今自感挺自豪的，而且笔记一直保存到现在。自认为那挤挤挨挨将小会堂、大教室里里外得水泄不通的讲座画面，毫无疑问是自己大学春秋中的珍藏版记忆。

读研时，华师大中文系的“学术前沿系列讲座”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那时已经做了十多年大学老师的我深感教师若不站到学术前沿就很难培养出走到前沿的学生。一晃又过去十多年了，“学术前沿讲座”上许多老师口吐莲花、挥洒自如的音容笑貌与那条美丽灵动的丽娃河一起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常常想，师大也许是最应该出大师的地方，因为她最懂得如何培养人。老师们为了推动学生走向前沿自己不得不挺身而出、及锋而试，有这种果敢的老师，我们的教育会有希望！

发人深省的学术讲座是人生的珍贵而美好的记忆。感受都是一样的，当2012年12月5日，吴敬琏先生应牛津大学邀请来做讲座时，主持和点评嘉宾之一Edmund Fitzgerald 教授首先掏出了一叠发黄的纸张，说那是30年前他听吴先生讲座时的笔记，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一次吴先生的讲座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改革体制在全球经济变化中面临的挑战”，所引发的关注可想而知。不过牛津的讲座教室一般都不大，充其量三五十人，七十人是超大的了，超员了门卫就会断然阻止进入。那天我们去赶吴老的讲座时，据说有不少人因为场地已满被挡在了门外。

不过，牛津大学的讲座如同牛津各个学院的“Formal dinner”一样，既神圣又家常。牛津大学几乎每天都有若干场讲座在不同的院、所或中心进行。而且牛津讲座并非只是重量级专家的专场，你有思想，你想讲就可以登上讲台。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刚到牛津月余，就有幸登上了牛津的学术讲坛。能开设这次讲座多少是沾了同胞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光。2012年10月11日得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牛津的中国学子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各国学子都很兴奋。牛津大学的“中国文化国际意识推进会”想组织一个“莫言周”，组织大家看电影、读小说、听讲座。组织者向到访的中国学者们求助邀讲座嘉宾。来牛津交流或访学的多为理工类学者，文科以英语、法律为主。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也许不少，但知道那是莫言原著的人恐怕不多。相比之下，像我这样大学时代品过《透明的红萝卜》、北师大进修也与莫言一样接受过童庆炳老师指导、读研时期又评过《檀香刑》的人一时在牛津成为稀有。讲座日期定在一个月以后。可以想象，我这个月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浸在了莫言作品之中。11月20日晚上七点“中国文化三维中的莫言及其作品”学术讲座如期举行。

组织者准备得可谓精心周密，近30名听讲者将“Seminar room”坐得满满。房间一角还来了几位外国朋友，一个中国男孩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外国朋友很有礼貌，听我讲完后，一一前来握手、致谢、告别。久违中文讲坛的我这回算是让自己狠狠地过了一把瘾，从民族、民间、民俗三个纬度入情入理地对莫言好好解读了一番，酣畅淋漓地讲了两小时。

次日，有英国同事关心地问“讲座很成功吧？”我爽快应答“是的，还行！”“有多少人提问题？”“没有人提问啊，呵呵！”“哦？没人提问？”同事瞪大了眼睛，仿佛非常吃惊。我也略感吃惊，但还是点头确认，“是啊，也许因为我很会讲座吧，大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不过，同事的反应还是有点令我不安，回办公室马上求证于华人同事，她大笑：“哈，傻子！没人提问，无人挑战的讲座是最不成功的讲座。”“哦？”我有点汗颜了，也陷入了深思。我一路从大学讲座走来，听过数不清的讲座，怎么没发现这个规律？

随着听取越来越多的牛津学术讲座，我发现，这真是牛津的讲座规律！牛津的学术讲座没有一场不是在尖锐的问答甚至辩论中结束的。讲座的后半部分的提问互动无疑是讲座的精彩之点。提问多意味着互动积极，互动积极意味着你的讲座点燃了学术的新知，启发了别人思考，这才是讲座的真正意义。牛津讲座“并非扔给你一堆死答案，而是刺激一堆新问题”。

牛津讲座被中间打断的时候也是有的。某日在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关于民族主义与争端的学术讲座上，讲者开场先列举了民族主义的若干界定，展示了很强的学术功底。然而，台下一位学医的听众不耐烦了，举手打断演讲，敬请主讲人尽快进入正题，后因未能如愿中途拂袖而去。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了加藤嘉一的“走出教育”讲座上，加藤马上接受建议，提炼、归拢，入题，结果受到这位出格听众的褒奖。“牛人”学术重在对话，讲座最忌石沉大海、杳无回声，所以牛津讲座尤其重视思想的交流与观点的碰撞，专注于精神。对于讲座形表的重视程度，和国内相比要逊色得多。我们心目中的学术总是有几分令人敬畏，讲座会场甚至常常有几分森严，讲者是嘉宾是贵客，听者如同学生不得随意犯上。现在看来，这样的理念之下，学术恐难获得生机，更不用说灵气了。

反思我的这场牛津讲座，也许因为我讲得确实高深让听者难以接招，也许因为在牛津真正读过莫言作品的人其实寥寥。但不管怎么说，作为讲者没有能激起听众的思考，调动听者积极参与其中，这委实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讲座。两天后有位中国学者来跟我讨论莫言作品中的审美与审丑的关系问题，又有一位德国同学来信跟我讨论莫言作品的翻译问题。我再遇到那位英国同事时，当然没有忘记告诉她这两个反馈，她真诚地说“哇，太棒了！”不过事后想想自己如此这般的举动，不禁哑然失笑！

比较起来，牛津的学术讲坛上缺少国内大学讲座的庄严肃穆，更像一场寻常的对话。听众不必做出毕恭毕敬、俯首贴耳的样子。牛津的学生似乎从来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他者，而是直接参与其中的主人。在这里，我们传统价值观所推崇的做人的内敛、为学的矜持反而显得有几分做作，缺乏交流的热诚。结果导致学术讲座变成了毫无疑问的坐讲。

牛津学术讲座无形中成了碰撞思想火花、唤醒学术自觉的契机。牛津学生对于辩论的关注和爱好达到令我吃惊的程度。某日，与几位基督徒学生对坐，其中有几位中国学生是在出国留学后受洗的。我开玩笑说：“你们还没有领略到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已皈依了基督，这是国内基础教育的遗憾啊。其实人类文化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圣经》的许多教义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甚至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常识。”不料我的话首先引起在座几位外国同胞的好奇，他们紧盯我的眼神那真叫“眸子炯如虎”，接着是连珠炮般的提问。我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爱心，谈到和而不同的胸怀以及有容乃大的气度，终究还是不能相互折服。

这种演讲和辩论的学风传统，也是牛津大学着力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这对很多不擅言谈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个挑战。有位来牛津做数学博士后的叶姓同胞，刚到牛津时几乎每天叫苦“压力太大了！快受不了啦！周周Seminar（研讨会）！”原来每周都要求他主讲一个小时，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和研究心得。下面听讲的教授反复拷问，搞得小叶紧张得到英国一个学期了都无暇去一趟伦敦。不过第二个学期就不再听到他叫苦了，我问是不是没有Seminar了？他笑着说，“哪里！现在一周要讲两次，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一周讲了五次，习惯了，练出来了。呵呵！”我从他的笑声中听到了自信，甚至还有些自得。因为，第二学期开始，他可以给牛津的本科生上课了。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图书馆 文化 讲座

中图分类号：G25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249-02

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工作。早自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以至于改革开放，无时不给文化工作以关怀和支持。公共图书馆，就是始终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

传统的图书馆，以其大小库存的典籍文献定期提供阅览，潜移默化地哺育广大读者，从而提高其精神品质，丰富其文化教养。现代的图书馆，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而进行更新和改组。其中，讲座作为现代公共图书馆业务的一种延伸，日益成为市民喜爱的课堂，成为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学校”的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一。

福建省图书馆的讲座，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直至2005年，方才成立“读者服务中心”，从而使讲座成为省图延伸性、常态性的业务和核心工作之一。2007年，“东南周末讲坛”由于良好的文化效应和社会影响，特别是因它普及知识、人文教化、言行示范、人生引导等精神功能，荣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第十四届全国群星奖”之“图书馆服务奖”。2010年，“讲坛”又被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及省社科联评为“福建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门文化传播和科教普及的功能，同年，“读者服务中心”被更名为“文化教育部”。

在国家和本省主管部门的奖励和扶持下，新组建的省图文化教育部，虚心学习各兄弟图书馆的先进经验，认真总结自身的工作，让讲座的长效管理和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2011年，党中央根据国内外新的形势需要，审时度势地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国家文化发展问题，并作出了《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201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又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无疑将鞭策我们将“东南周末讲坛”的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省图文教部所主持的主要业务活动分为“东南周末讲坛”“市民生活课堂”“星期书友会”以及“图书展览”四个栏目。其中，“东南周末讲坛”又涵盖系列：“时政解读”“生活中的经济学”“文学艺术赏析”“八闽文化”“闽台交流”“教育科普”“节庆文化”以及“健康生活”。

讲坛凸显两大特色：一是紧扣大主题，突出导向性。正如党的十报告所指，大主题应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同时，“还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二是解读“大道理”，突出普及性。讲坛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知识的普及宣传，深入浅出地阐述科学理论、人文知识，使听众领略到真理的魅力，提高认识水平。

一般认为，组织好讲座，不外从选题、讲师、听众和宣传等方面入手，而我们目前的做法和拟加以改进的步骤是：

1 选题

“东南周末讲坛”的内容虽然涵盖八个系列，但归纳起来不过这样几类：首先是按照形势的需要，“时政解读”即属此类。比如党的十召开后，我们立即组织了党的十精神解读系列讲座。请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曹敏华、江俊伟两位教授，分别作面的解读和史的介绍，最后请省社科院曲鸿亮研究员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专题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是按照福建地区的特点、特色来安排讲座，如“闽台文化”、“闽台交流”即属此类。这方面我们曾组织过何绪通先生的“寿山石文化系列讲座”等。再次，是从提高广大听众科学文化艺术素养出发的选题，“教育科普”、“文学艺术赏析”即属此类。这方面比较成功的讲座，当属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的“用社会学的眼光看当代中国”。还未开讲，已经座无虚席。此外，关系广大听众生活的，如“健康生活”、“节庆文化”即属此类。对此，我们曾举办过“健康的牙齿，美丽的人生”等公益讲座。

虽然，我们讲坛的涵盖面已经较广，而且课题丰富多彩，还不乏成功的讲座。可是，党的十报告非常强调关注民生，要求“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对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生活问题来说，我们关注得还不够，另外，就福建地区的特点、特色说，我们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宣传也不多，这部有待今后加强。

2 讲师

选择的题目需要通过讲师向听众宣讲，必须按照课题来聘请讲师；但所聘讲师也必然是

研究具体讲题的专家，因而讲题的最终落实又必须通过讲师。这有一个互动的过程。聘请讲师往往遇到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个图书馆的条件有限，这就必须善于运用社会的资源和渠道。今年初获悉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遴选讲师时，我们得悉中国小说家学会会长雷达先生数年前曾预言莫言将是中国首获诺奖的作家。雷达先生此前在刊物及博客上已多次介绍、评论莫言的作品。3月初，我们通过国家图书馆力邀雷达先生来我馆作《莫言是什么样的作家》的演讲，获得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为了与专家、学者保持联系，我们已开始着手建立“名师档案”。档案内容除包括专家学者的个人资料，还附记讲后听众反映以及我们具体组织此次讲座的经验和问题，以便于今后改进。“名师档案”经领导审批，还报送国家图书馆。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不敢自诩“巧妇”，但肯定苦于无米之炊。资金匮乏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我们只是间或通过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关系邀请专家。这种方式，自不如长三角地区兄弟图书馆参加“人才资源共享联盟”那样，能有保证请到名家名师。即使幸而请到，旅费、接待费加上酬金数目可观。这就又形成另一种现象，照顾到外地名家又薄了本地专家这一头，用费相差二三十倍。这一来，外地专家不易请，也不敢多请；本地专家可及时就地取材，但由于酬金过薄每每遭到婉拒。笔者以为，以公拨结合私募设立讲座基金。再适当平衡本、外地专家的计酬问题，以符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兴许是解困之道。

在讲师问题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过多注意在传统讲坛上活跃的高校名师，而忽略发掘当地民间的专才。在福州的五一广场，有位年近八旬组织英语角活动的林泉老人。自2005年以来，每逢周一和周四，老人都积极组织英语角活动，通过这种方式，老人不仅成为了本土年轻人的良师益友，而且与许多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塔吉克斯坦、多哥的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坚持写英文博客，几年前他的经历被写成文章刊载在《纽约时报》上。我通过积极联系，邀请老人为我们做演讲。通过这种方式丰富我们讲座的形式与内容，更让公益的精神滋润每个人的心田。实践已经证明，寻找民间“有故事、有才艺的人才”上“东南周末讲坛”，无论就讲题的思想性、知识性或趣味性来说，都是毫无逊色的。

3 听众

听众和讲师在讲座中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必须做好两头工作才能保证讲座的成功。就听众这一头说，它是讲座的服务对象，只有摸清听众的需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里我们主要采取两个措施：其一、每次讲座都发放“读者参与反馈信息表”。在历次搜集、分析的基础上，召开读者座谈会，作为此后选题、择师的参考；其二，由省图文教部发放“学习积分卡”更广泛地了解省图广大读者的意见。重要讲座还向主要读者群发通知，以此巩固并扩大讲座听众队伍。

文教部虽有五位专职人员负责讲座工作，但要做好讲座的服务工作人手渐感不够。为此，我们尝试从高校团员以及热心的读者、听众中，筛选骨干分子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始在某些工作上协助专职人员做好服务。

按党的十要求，时时处处“以人为本”，尽心周到为听众服务，我们近期准备做好两件事：一是预制当次讲座内容有关的展示文档，帮助听众预知本次讲座的内容梗概，增强讲师的讲授效果；二是拟将外地优秀视频讲座与本馆现场讲座结合起来以增强、扩大效果。

巩固、健全志愿者队伍既是加强图书馆与广大读者、听众的重要纽带，又是延伸图书馆服务功能的重要力量。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证明，这是一项要加大力度、长期坚持的制度建设。笔者认为，当前似可先从定期培训，加强节庆日与馆员联欢活动等方面着手工作。

4 宣传

要使选题、讲师、听众数者串联起来，彼此相得益彰地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靠的是贯穿整个讲座过程始终的宣传工作。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寻取本馆宣传活动和多媒体相互结合、图书馆宣传服务和各高校宣传服务相补充的方式。

在举办讲座之前，本馆在大门前张贴海报、官方网站讲座讯息、最近还准备增添市公交车的滚动广告；报刊，提前刊登“东南周末讲坛”的信息；高校，则张贴招贴画、发短信等多渠道通知以广泛发动读者。

在讲座进行现场，则通过及时微博信息等手段，构筑各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进行多维宣传。

在讲座结束后，除了及时在搜集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召开听众（邀请媒体及志愿者参加）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外，我们还与部队、高校、工会、企业甚至于监狱合作，举办“走出去”的移动讲坛数十场，让各阶层的市民能共享讲座资源。我馆也十分重视讲座的后期制作与服务，迄今已有数十场讲座被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和国家图书馆所采纳。并先后出版了三本《东南周末讲坛》选粹，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

当然，在宣传工作上我们也同样有尚待改进、加强的地方。比如厦门市等兄弟馆对每次讲座的标题、宣传画、海报等都进行精心的艺术设计。讲座广告做到了市民密集的超市。其次，在讲座信息的个性化服务方面我们做得很少，效果也不那么明显。此外，在馆刊上更多发动志愿者及馆员撰稿也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达恩顿.阅读的未来[M].熊祥译，2009.

[2] 谢冕.我阅读一生[M].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4.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 科普讲座；科普出版；策划编辑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7-0225-02

随着当今社会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更合理、更科学、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公众追求的目标。在知识层面，公众需要了解科学知识，提高生活质量；在思想层面，公众需要更深刻地理解科学。

比如，非典、禽流感、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汉芯”事件、太湖巢湖蓝藻事件、西部水利大开发争论、怒江大开发争论、厦门PX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西医争论、伪科学的争论、珍奥核酸事件、转基因农作物、苏丹红、蒙牛OMP、安全饮用水、院士作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垃圾焚烧等等，公众都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

于是，名家讲科普、科普进社区、科普进校园等各种形式的科普讲座如遍地开花，对公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科普讲座仍因其受众面有限、持续时间短、场地限制等诸多因素让听众留有遗憾。

如何弥补这些遗憾，让科普讲座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为更多的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并借此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进而在全社会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呢？依托科普讲座开发的科普图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1传统科普图书面临的困境

1.1 市场购买力不足

近几年科普图书市场情况，基本上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科普图书领域中少见畅销书，热销品种也不多，科普图书总的品种数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根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李海宁对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七家出版社的调查发现，在这七家出版社中的任何一家出版社中，纯科普图书的出版数微乎其微。纯科普图书出版少，很显然是市场使然。现在是市场经济， 出版社都是市场化运作。因此，科普图书市场的规模大小必然会反映在出版社的图书结构中。

可见，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科普图书的市场购买力不足直接挫伤了出版社在出版科普图书方面的积极性。

大多出版社不愿意投资科普图书，因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是入不敷出，更不要谈精雕细琢、花大代价打造精品科普图书了。

于是，便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市场购买力越弱，图书质量越差、品种越单一、形式越呆板，读者越少。

1.2 作者资源有限

科普图书对作者的要求是多元的，既要是懂科学的专业型人才，又要是掌握各种写作技巧的作家。

但是，这种复合型人才又特别难得，懂科学的不懂写作，懂写作的不懂科学。致使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些科普作家写的科普作品漏洞百出，科学性受到严重质疑，而一些科学家写的科普图书又晦涩难懂，通俗性、趣味性不够。

除此之外，我国科研人员评价体系也严重制约了科研人员进行科普创作的积极性。出版科普图书或者开展与科普相关的活动不仅不能纳入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还常常被同行耻笑为是学术生涯进行不下去的一种无奈选择。所以，大多科研工作者不愿意涉及科普工作。

2科普讲座衍生的选题

一个选题的诞生，往往是策划编辑通过各种有用的信息和有力的支持，从各行业、各门类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那里获得信息和灵感，创造性地提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方案，并靠策划编辑的能力迅速、及时地进行落实。

及时发现类似于首都科学讲堂这样的品牌科普活动，并及时策划出版相关图书不失为打造高级科普图书的一种有效方法。理由有三：

1）首都科学讲堂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北京市科学传播的标志性活动。从首都科学讲堂已进行的314期（截至2013年10月）来看，其举办非常成功，深受群众喜爱，每次讲座座无虚席，问答环节大家争相发言，主讲者与观众的互动非常热烈。

这也意味着，如果将其改编成图书出版，讲堂本身就已经积累了相当庞大的读者群。而且，这些读者因为身临其境感受过讲堂的魅力，宣传图书会更有影响力。

2）首都科学讲堂充分利用首都知名专家云集、国际知名学者往来频繁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讲堂邀请的演讲者都是国内外各自领域的顶级专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两院院士，还有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就以笔者担任责任编辑的《科学在未来》一书而言，作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伊瓦尔·贾埃弗、道格拉斯·奥谢罗夫，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院长伊丽莎白·戴利，中国科学院院士申泮文、李家春、张景安，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倪光南，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荣休教授艾伦·霍夫曼，三星LCD副社长昔俊亨等。

这些作者通常特别忙碌，如果单纯为出版科普图书而进行创作，对他们而言完全不现实。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及时利用讲堂的资源，将他们生动的演讲加工转化成图书应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3）首都科学讲堂尽管培养了一大批听众，让很多首都市民从中受益，但与图书将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相比，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讲堂却因以“解读科学精神”为主线， 以“当今科学热点”为话题，深受大众喜欢。例如还未出版的一本《走钢丝的地球》中包括：唤醒沉睡的宝藏、水能利用与中国低碳之路、“太阳能”助力“绿色北京”、青藏高原那么远这么近、守卫湿地、替濒危物种争取生存权利、有多少水可以重来、走进量子调控、微纳技术让世界更精彩、走出超级细菌的误区，这些文章均在讲述科学的同时，引导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反思科学。

鉴于此，“首都科学讲堂”到《名家讲科普》的延伸，也是有效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实现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功能，拉近科学家与普通民众的一种高效的方式。

讲座与图书分别是科普的两种不同呈现形式，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讲座的语言风格比较自由，口头表述常伴随着一些肢体语言，现场有较多互动环节，所以即使主讲人在讲述过程中思维时有跳跃，也不会影响听众的理解。但是图书就不同了，需要严格遵守各项出版规范，充分考虑各种类型的读者需求。以从“首都科学讲堂”到《名家讲科普》的转换为例， 笔者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总结出五类问题及解决办法：

1）很多话在讲座现场并未觉得不顺，但是一旦通过速记形成文字，就会发现特别不通顺，甚至影响理解。因此，编辑在拿到速记稿或者经编者初步加工后的稿件后，首先要通读全文，理解主要思想，之后在不影响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大量修改。更形象地说，即对于讲座类文稿的修改，一定不能心慈手软。讲座中口语化的表述也需要编辑一一转化成书面语言；

2）首都科学讲堂的演讲者尽管努力让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但因为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习惯，总是不可避免会说出些专业术语。

对此，演讲现场的听众或者不留意，或者及时交流获得理解。而图书中出现此类术语就需要编辑下工夫做解释或者寻找相关专业人士补充解释。例如，《名家讲科普》系列图书在装帧设计之初，便在切口处专门留出版面用来解释这些术语；

3）在讲座中，重要的内容通常会被重复很多遍，但是作为图书，如果读者读不懂可以返回去再读，大可不必将同样的内容重复许多遍。那么对这些确实重要的内容又将采取什么方式凸显其重要性呢？《名家讲科普》尝试采用了两种方式。

一是将每篇文章最核心的话印在封底；二是将文中重要的观点用彩色标示出。这样，一方面体现了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使版面更加活泼，有助于增强科普图书的趣味性；

4）讲座中，主讲人通常会受到现场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讲些与主题似乎不是关系很密切的内容，使得整篇文稿逻辑性不是很强，有些段落之间无法连贯衔接。

对此，编辑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敢于将无关紧要的内容删去，并将必要的内容重新整合，让稿件不仅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各个小节的内容也要平衡一下，对有些内容太少的小节恰当合并，内容太多的可拆分成不同标题的小节，当然拟定新增小节的标题也需要发挥编辑的创造性；

5）讲座中往往没有图片，即使主讲人的PPT中有些相关图片，这些图片的版权究竟归谁，也很难确定。所以，编辑一定要留心图片的版权，如果是引用的图尽量说明来源，最好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出版社内部的图片库或正规渠道购买很能说明问题的图片。

4从科普讲座到全媒体出版

将“普”字进行到底，走出讲堂，让会场外的更多人群受益，通过电视栏目、网站做客、论坛互动、杂志专栏、广播参与等形式，实现同一专家、相同题目、不同角度、多种形式报道的立体化传播，提高传播力度和质量，形成品牌，这是首都科学讲堂的发展思路，也是传统科普图书出版迈向全媒体科普出版的可借鉴之处。

信息化的浪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出版物正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读者也越来越“挑剔”，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有声有形，甚至可以进行交互的书籍。特别是科普图书，因为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深奥的科学原理，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够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可以让科学变得妙趣横生、喜闻乐见。

同样，科普讲座对于满足科普图书的这类需求提供了难得的优势。以首都科学讲堂为例，每一期都留下了珍贵的视频资料，包括一位位科学大师的举手投足、魅力风采，讲座现场的激情互动、诙谐幽默等。

这些视频既可以制成光盘配合图书出版，也可以根据图书段落拆解后嵌入每个段落。这样读者一边可以看文字，一边可以通过触屏观看与该段内容相关的视频。

除此之外，高科技含量的数字出版物还可以为一些专业术语或者重要原理制作生动形象的视频，嵌入文本中，读者只需通过语音或者直接点按术语就可观看这些视频。

虽然科普图书的全媒体出版很令人憧憬，但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更加深入的调研和思考。

综上所述，科普讲座为高质量科普图书的出版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如何深度挖掘这些讲座的价值，有赖于策划编辑的职业素养和创新意识。

换句话说，科普讲座转换成科普图书的过程，不同于一般图书的编辑加工，这期间编辑不仅仅是编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所以，这类选题对编辑的要求非常高，其开发的成功与否与一个编辑自身的能力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国家图书馆；讲座；社会教育；冯仲云

［中图分类号］G25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0-0033-02

一、讲座的含义

“讲座”一词的古今含义是什么？《辞源》上说：“《陈书・岑之敬传》：‘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戎惺樯崛酥煲熘础缎⒕》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唐白居易《长庆集・五九・三教论衡》：“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这两段注释中的讲座都是讲席之意，是让解答问题的人坐在专设的席位上，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辞海》注：“某种专门学科或某一专题的讲授。如‘科学讲座’、‘专题讲座’。”从字义上看，“讲座”一词，从古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讲解问题和面对的对象不一样而已。《辞海》对“讲座”一词的解释接近于我们今天举办讲座的真正含义。

今天，全社会举办讲座的势头有增无减，犹如雨后春笋。各个讲座单位都在利用自己部门的特殊性、惟一性，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传达给社会大众。所以，讲座内容虽然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但人民大众则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生活。而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国家图书馆讲座，更是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它从内容到形式到听课的受众成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它今天的存在方式和今后发展应该有一个新的界定。比如，从它的规模和现象看，“讲座”一词应该加上如下内容，才能真实地反映和涵盖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讲座应有具体的管理部门，固定的听讲场地，详细的讲座计划安排，稳定的时间保证，相应的财政支持，具体的讲座负责人，被邀主讲人的学术身份和学术地位，主讲内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固定读者群的关照，主持人应持有的与讲座内容相关的开场引语和结束语，相应的机器设备，现场讲座材料的发放，讲座消息的对外（张贴宣传海报、向媒体发消息、网络传播）等，接送主讲老师交通工具的配备，讲座的后续产品（图书、光盘、数据库）制作。以上15项具体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总之，讲座已变成全社会众多部门向人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贡献文化财富的，喜闻乐见、严肃活泼的一种手段和表现形式。

二、国家图书馆创办讲座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如果说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在全国首开讲座之先河，那么第一任馆长冯仲云便是身体力行举办讲座的第一人。①

1952年12月，冯仲云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53年3月27日被政务院正式任命为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许多少年儿童都露天坐在图书馆院子里的树荫下看书时，场景既感人又让他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图书馆内就有了第一处少年儿童阅览室，随后就有了朗诵会，故事会等。这些活动便是讲座的雏形。

举办报告会，也可称之为讲座，是北京图书馆的一项群众工作。北京图书馆的报告会，闪耀着新中国一代文化名人的光辉。冯仲云为北图讲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且为讲座制定了最高准则，他要求“到我们这个讲台来，必须是第一流的”。为此他亲自请来郭沫若为大家演讲《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讲后由名演员赵丹、白杨朗诵屈原的诗篇。陆续登上这个讲台的有哲学家艾思奇，科学家王天木、王淦昌，历史学家荣孟源，音乐家时乐鳎作家更多一些，诸如老舍、冯至、赵树理、阳翰笙、林庚、常任侠等先生。讲题涉及文史哲科、古今中外。报告会固定在星期六傍晚举行，提前在报纸上发启示。届时，在图书馆的院子里拉起吊灯，摆上椅子，迎接陆续到来的听众，讲演者就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报告会成了当时北京城内引人注目的文化生活。每次讲完都印小册子，不但有提纲，还附上参考书目。

最初，冯仲云只是出于对党交给的一项工作的责任感来到图书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热爱这个事业以至于充满自豪。他说：“我领导的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百万大军。”他称“北京图书馆是社会大学，亚洲的明珠”。①

对于冯仲云在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学通讯》记者袁丁，在这家刊物1981年第3期上做过下面的评述：“冯仲云从1952年12月到馆，1954年10月调离，在短短不过两年时间，他用党的政策思想武装了北京图书馆，在他的具体领导、身体力行下，把一个长年平静的藏书楼式的旧北图改造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北图――坚定地为广大群众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在他潜心竭力的领导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流的报告会、展览会、作家与读者见面会，开创了图书馆面向社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代新风，给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的影响。”

三、国家图书馆讲座的作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图书馆集中了全国力量，大大丰富了馆藏的数量和质量。延续其服务功能的历史文化讲座工作也在历届馆领导传承有序和不懈的努力中开展起来。为办好每一场讲座，馆里向来对此项工作有高而严的要求。任继愈先生说：“讲座要办得场场精彩，不仅讲座内容要精彩，主讲人讲得也要精彩。”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历来被看作是社会大课堂，担负着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任务。而讲座工作作为图书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职能之延伸，常被人们称作是“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校”。原因是读者借书是自读自看自己为某一问题进行资料论证参考，而讲座的开办则是让读者坐在固定的场所内，听老师授课，传播知识。为办好每一场讲座，组织者会因某一学科某一类内容去邀请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来此授课，日积月累就会形成类似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教学内容。如此，各个知识学科聚集起来，就组建起了一个“大学的建制”，且是一个“航母”式的综合性大学。读者可在此听某一学者的讲课，成为他的学生，也可选其他老师的课，成为多个老师的学生。“听够了”不来了，就算毕业。“听不够”，永远来，课堂永远开，读者可以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学生。

因此，图书馆的讲座教育功能远比图书馆的借阅功能更立体、更直接、更宽泛，且无阶段性和时空长短之限制。所谓立体是指主讲老师的讲座是积聚一生的学术研究，跳出了书本，传授鲜活的知识。所谓直接就是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学科和导师，耳提面命，直接交流。所谓深入是主讲老师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学科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发展趋势、个人的研究方法、治学的心得传授给听众。所谓宽泛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它的教育对象宽，即无论职位高低、学问深浅、年龄大小，凡愿意学习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讲座内容；二是指它的教育内容宽，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无所不包。所谓无阶段和时空长短限制，是相对于一个人受正规教育阶段而言，讲座本身没有阶段性，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向一切社会大众开放的、有教无类的。读者可以有选择地听，也可以场场听。讲座只要向社会公告，就不会因为主办者自身的原因而随意取消（除不可抗拒原因）。讲座本身还具备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讲座后期有图书出版，有互联网的远程教育传播，它的受众面越大，时间积累越长，影响就越广泛，效果就越长远。这就是讲座时空没有长短限制的含义。由此可见，今天的讲座从内容到形式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昌明、开放和宽容的一个标识性文化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赋予讲座工作之新内容的一种必然。

老作家严文井当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小小的作家，多半是靠图书馆帮助出来的，那么你们现在不正在为造就一大批大作家、大科学家，帮助一大批能够领导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大人物服务吗！劳动是辛苦的，但很有价值。”②这是对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最高褒扬。正是有了这些具体工作者点点滴滴、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劳动，才成就起卫星上天、鸿篇问世的伟大事业。因此，办讲座的人必须懂得这个大道理，讲座是一片文化的净土，办讲座人心中也要勤扫尘埃，要树立全局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不计名利，勇于自我牺牲，甘当无名英雄，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我们才能做好这项工作，担负起应该担负的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

[注释]

学术讲座心得体会篇10

时下,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人们对癌症的恐惧不断加深,为帮助更多市民了解日常生活中防癌治癌知识,祈福医院于8月28日晚在祈福酒店举办大型健康讲座,由院长彭磷基博士亲自主讲。当晚,容纳2500人的大厅座无虚席,彭磷基博士妙语连珠,图文并用,把深奥专业的医学知识巧妙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表达,全场无不被主讲人的幽默风采及精彩内容所打动。1个多小时的讲座高潮迭起,掌声不断,场面轰动。由于当晚讲座用普通话,许多来自港澳的朋友则希望他以后专用粤语再开一场。故10月25日下午,彭博士“生活中如何防癌致癌讲座”(粤语)专场又拉开帷幕,讲座仍吸引了近千名广州本地、香港等地人士,同时不乏继上次讲座又再次到场的听众。

为给现场听众解答更多相关问题,首场讲座特地安排半小时的自由提问时间,而当时收到的提问竟达100多个,彭磷基博士挑选对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一一耐心解答。许多听众仍意犹未尽,讲座结束后,上百人簇拥在彭博士周围,争先恐后地向他请教更多防癌治癌的“秘诀”。不少市民写字条提议彭博士多开展类似的健康讲座,而对于当晚众多尚未来得及答复的听众,彭博士特别安排时间在祈福医院同医院肿瘤专家组一起进行义诊咨询,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而两个讲座的时间仍然十分有限,为让更多人了解防癌治癌方法,彭磷基博士专著《肿瘤绿色综合疗法》同时在讲座现场发售,市民争相购买。《肿瘤绿色综合疗法》为肿瘤治疗学注入了新理念,为众多癌症患者带来新希望。据了解,近几年来,祈福医院运用“肿瘤绿色综合疗法”,突破了传统手术,放、化疗治疗恶性肿瘤的局限,集德国热疗技术、澳洲螯合排毒技术、三氧疗法和中医中药、针灸、食疗、气功等于一体,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治疗的毒副作用,从食欲、睡眠、疼痛、心理等多方面解除患者痛苦,先后使1000多位来自美国、本国的肿瘤患者得到了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