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范文10篇

学术规范范文篇1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学术规范范文篇2

关键词：学术论文；题名；英译规范

一、引言

在中国，据2010年9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公报[1]，2009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51种。武汉大学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邱均平等依据“凡学术论文数超过其论文总数的50%的期刊即为学术期刊的标准”，对中国9000多种期刊进行比较、研究和筛选后确定了6170种期刊为学术期刊[2]。这些学术期刊绝大多数为中文期刊。

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深入，为了便于国际间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文期刊的学术论文要求同时包括一定的英文信息。因此，论文的英文题名、作者（拼音或外文）及英文作者单位、英文摘要与英文关键词就成了学术论文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学术论文题名英译规范

根据学术论文的构成要素，题名（title）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题名又称文题、题目。它以准确、简练、清晰为原则，是反映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的逻辑组合。当前，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现代通讯手段的极大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科技期刊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争取被更多的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收录，都非常重视论文英文题名的撰写与编辑。

1.中英文题名内容的一致性：同一篇论文，其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要词语一一对应。英文题目既要完整准确地表达中文题目的意义，又要符合英文习惯。许多文题常有“……的研究”、“试论……”、“浅说……”、“……初探”、“……分析”等词，译时往往省去不译。但是，若“分析”、“研究”等词带有限定成分，则应译出而不宜省去。如，“可靠性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of……），误差分析（ErrorAnalysisof……）；实证研究（Casestudyon）。

2.题名中的介词使用要正确：介词的用法比较灵活，且有很多固定搭配，这里特别提醒文题中介词of的使用。在题名中如果一个of套一个of，连续出现三个，就会引起读者的厌烦。此时如果允许，可用其他介词on，for等来代替of；也可用’s（所有格形式）；或用名词来形容名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种表达方式是常见的。从精简标题的角度，大部分介词短语型标题题首的介词也都可省略。

3.题名的构成以名词短语为主要形式：即全部题名由一个或多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定语和（或）后置定语构成，因此在题名中出现的一般有名词、形容词、介词、冠词和连接词，个别情况下出现代词（a），动词一般是以V-ingV-ed的形式出现（b），一般没有谓语成分。

4.题名通常不用陈述句与疑问句形式：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意，同时，陈述句一般显得不那么简练、清晰。这样题名可由陈述句改写成名词短语形式。而疑问句不利于文献的检索，所以尽量不用。

5.题名字数的限制：国外科技期刊对题名字数有限制，一般可在10个词以内，不宜超过15个词。如英国数学学会的刊物要求每个题名不超过12个；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杂志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美国医学会规定题名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超过42个字符和空格（characterandspace）。当然，这并非绝对，总的原则是，在题名准确、简练、清晰的前提下，字数越少越好。

6.题名中的副标题：题名中的副标题可起补充、阐明作用，但副标题的使用不可过多。习惯上，英文题名比中文题名更多地使用副标题，有时可收到很好的效果。有的时候，虽然中文题名原无副标题，但是译成英文时可以拆成主、副两个部分。

例如：UsingRegressionAnalysistoAssessFluctuationsofNoise（无副标题）.

AssessmentofFluctuationsofNoise：ARegressionAnalysis（有副标题）.

用回归分析方法评价噪声涨落。

7.题名中的冠词：近年来在研究论文的题名上趋向简洁的风格，定冠词可用可不用时均可不用，实际上，题目中的冠词只起语法作用，一般名词前的冠词可省略，尤其是当冠词位于题首时一般都省略，把题首位置让给更重要的实词。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定冠词省略只限在题名中，摘要及正文中该需要的地方绝不能省略。

8.题名中的缩略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术语大量产生。这些术语由多词构成，无论书写，还是口述均感不便，因此人们多采用缩略词（abbreviation）来表达。但是，在题名中，缩略词的使用必须严加限制——只有那些全称较长，缩写后的形式已被公知公认，并且在读者群中非常流行的，才可使用。但若中文题目中带有英文缩写词的，翻译时可照写。省略最多的虚词是冠词和动词“tobe”。例如：ItalianEx-mayorMurdered=An：ItalianEx-mayorwasMurdered.

DNA（deoxyribonucleicacid，脱氧核糖核酸）

注意：缩略词的使用范围，受读者群的制约。

9.题名的书写格式：题名的书写格式通常有以下三种。（1）全部字母均大写：如果题名中含ph，α，β，γ等不大写，如：α-RAY，γ-RAY，β-PARTICLE。（2）每个实词的首字母大写：DeterminationofReactorKineticParametersinaTwo-coreReactor.双堆芯反应堆的动力参数的测定。这种用法相当普遍，但是有许多细微的地方需要引起注意：1）题名里的冠词（a，an，the）、连接词（and，but，or，nor）及字母少于5个的介词（of，in，on，to，for，from，with等）的首字母不大写。但当这些词位于题名中首字，或位于题名中冒号之后副标题的首字时，首字母要大写。当题名的最后一词是少于5个字母的介词时，也要大写首字母。2）题名中5个字母（含5个）的介词要大写首字母，如About，Within，Between等（美国认为题名中4个字母的介词，其首字母都要大写，如From，With等）。3）X-ray中ray的第一个字母r不大写。4）对于类属（genus）名的首字母要大写，但种名（species）的首字母不大写。5）题名中的复合词，如果作为一整体修饰词，则其两个词的首字母均大写。连字符后面的词如是名词、重要形容词或其他同等重要的词首字母大写。如果其中各词单独而立，该词的首字母大写。High-TemperatureSystem。6）在题名中，测量单位的缩写形式不大写，但其拼写词的首字母要大写。AnalysisofMilligramAmounts→…of2mg。（3）整个题名中，只首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均小写。在标题大写的格式中，有几点要注意：1）题名中专有名词的首字母要大写。2）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方向词的首字母大写，但其形容词的首字母不大写。Northeast→northeastern；Midwest→midwestern。3）普通仪器设备名称的首字母不大写，spectrophotometer分光光度计。4）一些专有名词的形容词的首字母大写。Gaussian高斯的；Newtonian牛顿的。5）冠以姓氏的名词的首字母不大写，Einstein’stheory爱因斯坦理论。

10.题名中尽量少用缩略词，必须用时亦需在括号中注明全称。

11.特殊字符集数字和希腊字母在题名中尽量不用或少用。避免使用不常见或不规范的符号，如化学式、上下角标、特殊符号（数字符号、希腊字母等）、公式、非英语词汇（包括拉丁语）。

12.题目中有关时间和数量等概念的表达应做到能用数字精确表达的最好不用模糊含义的词。如long，few等。

学术规范范文篇3

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电影美学”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就更不必说“中国电影美学”了。尽管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的理论问题，但是，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的问题才能恰当地提出来并且得到确定。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我们已经有了多么丰富的电影美学思想，电影美学的研究都不大可能卓有成效地展开（因为电影美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不是为了限制电影美学研究的创造性，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发挥这种创造性。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群体性（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与协作，而不是单干）和机构性（即有组织地进行）运作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包括财力与智力的投入）。在国内有关高校正在积极申请国家影视学术基地之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便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电影审美现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电影审美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电影审美现象是一种效果现象（当然同时它也是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电影审美现象只能根据电影观众的审美接受状况来确定。

而电影审美接受只有在与电影艺术接受的区分中才能更明确地加以确定。这又涉及到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解问题。我认为，电影审美接受可以界定为对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电影艺术接受可以界定为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专业工作者却特别敏感的因素的带有探索性的职业性接受。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审美接受不同于电影艺术接受。但必须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接受可以转化为电影审美接受。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现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转化为电影审美现象，而电影审美现象则必定曾经是电影艺术现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娱乐片”，还是“艺术探索片”，都是既有审美因素，又有非审美因素，只是，这两者的两种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娱乐片以审美因素为主，探索片以艺术因素（较严格意义的艺术）为主。应该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残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既不是审美因素，又不是艺术因素，而是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审美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在电影中是应该绝对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进行美学分析。对电影作品作美学分析，不同于对电影作品作艺术分析。这种不同主要是着眼点的不同。其次是所针对的电影作品的断层不同。艺术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在专门化和创造性两个方面的贡献。美学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电影审美形态）这一既成事实的形成规律，或者说电影作品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分析与运用。因此，美学分析比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作为整体的复杂构成。在对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在这样的理解与分析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才能形成。与此同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分析，即对在电影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发挥作用的审美规律与审美原则的分析。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规律性分析。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所说：“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1]

如果说电影艺术学研究的是电影作品媒介的“特化”特征，那么，电影美学研究的就是产生电影作品效果的“普化”规律（尽管它要面对大量个别的电影作品）。也就是说，电影美学必须在同电影艺术学的区分中加以界定。

接下来是对中国电影美学如何理解的问题。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讲的是古希腊的悲剧。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他的《诗学》称之为《古希腊诗学》？我们有什么必要在电影美学前面冠以“中国”二字呢？顾名思义，中国电影美学属于中国电影理论。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建立中国物理学或中国生物学呢？我们有必要提出建立中国电影理论的问题吗？这确实是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将会决定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方向。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的悲剧理论是世界性的，或者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比古希腊文化更高的文化存在。此外，我们还可以解释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就是说，中国的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世界性的和世界级的。否则就谈不到任何成果，或者说不算成果，而人文科学就不同了。人文科学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普遍性。跟黑格尔同时代的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谢林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皇帝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皇帝。其他国家的皇帝只是他自己国家的皇帝，而中国的皇帝则是整个世界的皇帝。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不论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理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只能是世界性的理论，而不会是中国的理论。如果我们在今天仍然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的话，那么，发生于中国的电影美学（而不是中国电影美学）就应当是世界性的电影美学，也就是电影美学。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眼光、气魄与信念，所以才要提出建立所谓的中国电影美学呢？这种意图难道不是与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关于中国的夜郎自大的论调恰好相反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提出中国电影美学之时所必须考虑的。

法国学者是不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法国电影美学呢？据我所知，至少巴赞和米特里都没有这种想法。麦茨是否有这种想法就很难说了。据我所知，麦茨甚至对于他的理论分析的适用范围都是存有疑虑的。那么，美国的电影学者是否提出了要建立美国的电影美学呢？在电影理论家当中似乎没有。但超出电影理论家以外，就很难说了。

总之，不管有还是没有，这其中肯定会有它的原因。但问题在于，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可以这样说，建立中国电影美学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电影属于文化范围，而文化是有文化圈或者文化类型之分的。

事实上，精神分析就是如此。精神分析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比如，美国学者霍兰德在精神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相当谨慎（尽管这种谨慎显得有点儿可笑）。更有意思的是，他对精神分析中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现象，诸如英国精神分析、法国精神分析、奥地利精神分析等等，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深深感到不安。他的疑问与我们前面的疑问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英国物理学或法国生物学，甚至在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也不再存在民族风格了。只有精神分析依然被各民族所瓜分。”在他看来，精神分析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现象表明，精神分析的推动力量与其他学科的推动力量不再是一致的了。其他学科的推动力量是对真理的追求、新资料的积累和新方法的发展。而精神分析只能响应时尚。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没有美国的精神分析，而是美国所建立的只能是美国的精神分析，而不是世界性的精神分析。霍兰德的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呢？

考虑到以上的问题，提出建立中国电影美学的任务，还具有充分而且正当的理由吗？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理由是，第一，尽管电影是“舶来品”，但电影仍然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这一点是电影文化史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电影不同于法国电影、日本电影和中国电影。我们所要确立的电影美学，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显然应当以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为主。第二，我们所要确立的电影美学，其思想来源，不仅应当包括当代西方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应当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要强调这一方面。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方面，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民族自我）的，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伟大的。中国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富于生命力的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即使是从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保证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目标的正当性。当然，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在近代世界确实是落伍了。那么，这是否表明中国文化本身确实有它的不足和缺陷呢？我认为，这种不足和缺陷应该是所有文化的特点（在文化问题上应当坚决反对“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站在更宏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不足和缺陷不满，而且对西方传统理论与当论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同样不满意的。这里没有必要掩饰我们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西方文化和民族自我的意图。

最后是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适当地提出并得到某种解决，电影美学的群体性研究和机构性研究就根本不可能展开，电影美学研究就无任何学术规范可言（这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草率行事）。

鉴于国内尚没有提出这样的框架，本人尝试提出一个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受惠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以作抛砖引玉或就教于方家之用。

电影美学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电影作品显现为一种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四个明显的要件，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系统有四个依次递进的基本单元，即知觉单元、故事单元、思想单元和特征单元。在这四个单元的依次递进的关系中，形成了电影作品的三条表意主线：知觉——>故事——>思想——>特征。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这四个单元中的知觉单元与故事单元本身所具有的“超符码”表意作用，即：

一部电影作品便形成了三个层面、四个单元和六条线索的构成格局（这里不必举例，上述表意线索肯定是存在的）。在我即将出版的《电影学》一书的第二章（即“电影美学”一章）中把电影作品的这种系统构成图示为：

这一分析系统的复杂性在于，知觉单元（简单地说，视听单元）和故事单元本身还有复杂的构成和特征。其中，知觉单元的构成包括两个方面：影像构成和声音构成。影像包括人物造型、环境造型、文字造型和表现造型四个方面。声音包括话语、音乐和音响三个方面。故事单元的构成更灵活，也具浮动性。由于任何故事都是被讲述出来的，故事的表意功能只是通过相互关联的讲述方式和讲述内容发挥出来的。其中，讲述方式的构成包括叙述结构，讲述内容的构成包括母题。一般所说的本体论研究，主要是指对知觉单元的研究。而对故事单元的研究却可能被归结为对电影作品的文学性研究。

这一分析系统的复杂性还在于，思想单元和特征单元各有其不同于知觉单元与故事单元之处。虽然知觉单元也表达思想，但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电影作品思想的主体。而思想是以其整体的方式来表现特征的（当然，知觉单元也参与表现特征）。思想对于特征的表现作用，要通过对思想的分类才能理解。

思想是通过故事表现的，而故事的核心却是（人物的）动作。编导者如何处理动作，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其中包含了思想）：人可以采取有理据的动作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表达的思想是“人定胜天”或“有志者事竟成”，所传递的是对人的智慧的自豪感，是对于自然的征服感；人不能采取有理据的动作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表达的思想是“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或“人算不如天算”，所传递的是对人的智慧的无用感，是对于自然的臣服感；人物所采取的主要动作都不是有理据的，因而也是无目的的，所传递的是一种一切都不可理喻的思想，是对于自然的无可名状的荒诞感。编导者通过自己的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可能是隐蔽的，也可能是含糊的。但是却是可以分析的，因而也是一定存在的，并且是表现特征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故事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确定其思想与特征的关系。一般的观众与电影批评者是不作这种分析的。这是电影美学研究者的任务。

特征单元把握起来更为困难。因为特征是一个感受性事实。而感受又是需要表达的。一般说来，对于电影作品特征的表达有两种：一是非整体性表达，如我们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纪实性”作品，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具有很强的“写意”性，等等。二是整体性表达。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类型化表达，如悲剧、喜剧、正剧、闹剧、情节剧之类，一种是个性化表达，如痛切、沉重、亢奋等等。

以上所描述的，还只是对于电影作品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由于审美现象是一种极其广泛的存在现象，并不限于电影作品，所以美学研究所发现的一般规律对于电影作品也是适用的。把这些规律运用于电影作品的分析之中也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已经提出了三条规律：审美的关联性规律，审美的权重性规律、审美的结构性规律（穿透率）。其中每一规律还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如权重性规律就包括均衡原则和极致原则两条原则。[2]关联性规律揭示了审美对象如何利用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关心。权重性规律揭示了审美对象的各种构成因素的不同重要性的综合作用。结构性规律揭示了审美对象的内在结构与人的内在关系。

学术规范范文篇4

科研诚信是保证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科技期刊在维护科研诚信当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一直以来在学术界违背科研诚信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科技期刊的规范性建设与国际一流期刊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包括国家规章制度，以及期刊本身规范性的治理工作。因此作为学术期刊本身，规范性治理极其重要。可以说，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也是监测和暴露科研诚信问题的主要平台[1]。同时，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发表的第一环节，本身扮演着科技成果筛选者的角色，因此，学术期刊应当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学术诚信把关，筑牢出版伦理底线，在端正学术风气、净化学术环境、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起到桥头堡作用。

二、我国的期刊规范性的相关文件和行业标准

期刊规范性治理是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对科技期刊和学术出版规范等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近年来连续相关文件和行业标准，对科技期刊的功能定位、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等问题提出规范。2015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印发《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在文件中，给出了如何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功能定位。[2]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审稿质量，加强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把关。[3]2019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适用于学术期刊论文出版过程中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有助于期刊建立更加合理、规范的工作流程和处理机制，标志着学术出版界首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行业标准诞生。2019年9月，中国科协组织编写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正式。该书系统地总结归纳了科技论文写作与投稿、同行评议、编辑与出版者的伦理道德规范，为我国科技期刊对学术不端的认定和处理、防范学术不端的技术手段等方面提供了规范性指导和可操作的准则。[4]

三、国际重要科学组织的出版道德规范

目前，国际上有多个专业组织致力于推动科学出版伦理规范，并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下面对几个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出版道德规范进行解读和分析。（一）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成立于1997年，以促进科研及其出版诚信为使命，旨在定义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最佳实践并以此帮助相关的作者、编辑、编委会成员、读者以及出版机构[5]。目前，其成员包括来自全世界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的编辑和出版机构。COPE目前已经出版了《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6]《期刊出版机构行为准则》[7]等一系列出版伦理方面的指导方针。同时，COPE还了一系列流程图，为编辑处理各种期刊相关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操作性极强的指南。《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从“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实际行动）两个角度，对期刊编辑如何促进出版伦理规范进行了阐述。该指南首先概述了编辑的一般性任务和责任，接着从编辑与读者、作者、审稿人、编委会成员和期刊出版机构的关系这5个角度分别论述了期刊编辑的行为准则和最佳做法。接下来，该指南就“编辑和同行评审过程”“质量保证”“保护个人数据”“鼓励符合伦理的研究”“处理可能的行为不端”“保证学术记录的真实完整”“知识产权”“鼓励争论”这8个方面为期刊编辑提供行为指导；最后，该指南指明了期刊编辑在遇到“投诉”“商业考虑”“利益冲突”3种情况时该如何来做。《期刊出版机构行为准则》规定了期刊出版机构在维护出版伦理方面的一般责任和义务。该行为准则指出，期刊出版机构应当和编辑一同恰当地制定期刊政策，并努力满足这些政策；与作者、读者、审稿人沟通交流期刊政策；定期审查期刊政策（是否需要修改更新）；保证学术记录的完整性；协助调查学术不端事件；文章的更正、说明和撤回；及时地内容。COPE还制定了一系列流程图，为期刊编辑处理可疑学术不端行为提供具体解决方案。流程图共有17个，对应17种具体情形。COPE目前已中文版流程图[8]，文献[9]也对该流程图进行了详细解读。（二）欧洲科学基金会。欧洲科学基金会也在科学不端治理和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做了巨大努力，2000年率先颁布了指导性文件《研究和学术领域中的良好科研行为》。2008年《促进诚信：欧洲各国促进和保护良好科研行为的机构措施》的报告。2010年，欧洲科学基金会联合全欧科学院了其成员国共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10,11]

四、信通传媒在期刊规范治理方面的实践

我国已的相关文件和行业标准，以及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出版伦理建设方面的规范性和指导性文件，为学术期刊的规范出版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笔者所在的北京信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目前国内通信领域唯一一个学术期刊集群，包括《通信学报》《电信科学》《电信技术》《JournalofCommunicationsandInformationNetworks》《物联网学报》《网络信息安全学报》《智能科学与技术》《大数据》等学术期刊。我们始终将维护科研诚信作为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使命，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以及不断地与时俱进，在科研诚信治理方面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因此，下面给出学术期刊集群在科研诚信治理方面的实践方法和经验。（一）对于作者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监测和处理。目前学术期刊集群的投稿都是线上投稿，作者投稿之前，都会针对具体的每一篇文章，上传有单位盖章的“涉密声明”“学术不端声明”等。线上稿件在送审之前，首先编辑部会根据合作的系统对稿件进行重复率检测。对于重复率超过20%的稿件，编辑部会核查具体的检测报告，分析重复率过高的原因，进而予以相应处理。目前，采用技术手段检测重复率的方式已为大多数学术期刊所采用，但如何利用好检测结果则是期刊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编辑部不宜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高重复率的稿件进行退稿，而是需要对检测报告进行分析，从而挖掘出更有效的信息、做出更恰当的处理。重复率检测这一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发现剽窃、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但对于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行为，却很难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到。这就需要编辑和审稿人进一步发挥作用。一方面，编辑会对作者进行背景调查（包括研究方向和最近的情况等），通过作者背景信息进一步判断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另一方面，编辑会向审稿人介绍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提高审稿人监测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例如，编辑在送审时会特别提醒审稿人关注稿件原创性、实验结果真伪等问题。以上都是对于“问题”稿件的监测和处理。实际上，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学术不端行为才是更为重要的。笔者在编辑经验中发现，不少稿件涉及学术不端行为，是作者缺乏意识造成的。因此，期刊通过公布“作者须知”“道德声明”等途径，增强作者意识，正向引导作者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二）对于审稿人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防控。审稿人涉及学术不端行为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和作者存在利益相关或利益冲突关系，给出不公正的审稿意见；二是企图利用稿件内容或审稿人身份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例如盗用稿件内容、胁迫作者进行利益交换。首先，期刊从审稿模式和送审流程上避免审稿人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期刊采取双向匿名审稿，作者和审稿人相互不知道身份，这就几乎杜绝了审稿人因利益相关或冲突产生的不公正评审，也避免了作者和审稿人之间可能的利益交换。尽管是双向匿名审稿模式，编辑仍然会核对审稿人和作者的学习经历和工作背景，避开和作者有过同一机构工作或学习经历的审稿人。此外，作者在投稿时可以披露存在利益冲突的审稿人，编辑在送审时会避开这些审稿人。同时，期刊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促进审稿人给出客观公正的评审。期刊向审稿人提出了利益冲突披露及保密的要求，对审稿人起到一定约束作用，并增强了审稿人的相关意识；期刊设置了优秀审稿人奖项，将审稿客观公正作为一项评审指标，对审稿人起到了激励和示范作用；期刊开通了作者申诉渠道，作者如果认为审稿意见不合理，可以向编辑部提出申诉，编辑会介入处理，例如重新给稿件分配审稿人。最后，期刊已采用线上投审稿系统，保证审稿流程透明可追溯。稿件所对应的审稿人身份、审稿意见在系统上均有记录，对于审稿人的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证据，因此对审稿人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监管作用。（三）对于期刊编辑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防控。期刊编辑自身也可能涉及学术不端行为。对此，期刊出版平台和编辑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流程，采取了有效的规范性建设方案。期刊出版平台专门成立了研究中心，对期刊规范性治理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学习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调研国际相关组织的规范性文件，追踪国际知名出版商的相关做法。同时，信通传媒定期组织编辑进行学习，增强编辑自身的意识。出版平台还采取抽查制度，对稿件的处理流程进行抽查，保证编辑按照规范处理稿件。同时，在编委会上也将期刊规范性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议题，重申出版伦理，共同讨论更加合理有效的建设方案。

学术规范范文篇5

[摘要]：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为社会所强烈关注的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最后以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其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而告一段落。①针对此事，教育部部长周济痛心疾首地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②为此，教育部还首次专门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发出通知。

“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虽然发生在医药学研究领域，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显露出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规范问题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对任何学科研究领域来说，学术规范问题都是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问题。

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目前，新闻界对涉及新闻学学术规范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体系等尚存在争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阐述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对于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实，这一争论的焦点根源于对学术研究是否有规范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规范“是通过专业认可的‘入场券’”，即“一套‘做活’的规矩，而且必须与学术界当下的认可结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分逾越‘规范’。”③

面临整个学界的质疑和争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对于规范是否有存在必要的争论。古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对“规范”的最朴素的表达。尽管在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使学术研究抛弃规范的理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存在是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首先，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依据是规范论。

关于规范与自由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很多论述。托克维尔在探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曾说过“既要自由也要法律”。他认为得到前者的最好方法是借助于后者，“自由和顺从并不互相抵触；正相反，自由包括对自己所立法律的服从。”?④这里托克维尔所指的“法律”更多地是具有与“自由”相对的“规范”的含义。涂尔干也说过，“正因为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我们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⑤这些论述都认为“规范”是“自由”的基础，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

正在此基础之上，规范论得以发展起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规范、规则以及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有人提出规范“是调控人们行为的、由某种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来支持的、具有不同程度之普适性的指示或指示系统。”⑥也有人提出：“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⑦这些定义其实都设定了一个前提，即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学术规范同样是必需的，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通过合理的框架设定和制度体系来保证新闻学研究在“轨道”内进行的规范，看似是具有限制性的规范，但却是学术对话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新闻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其次，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现实依据是学术失范现象的客观存在。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同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还存在不少失范现象，如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严重制约了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同时也大大损害了新闻学的学术声誉，影响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

例如，“新闻无学论”的产生和影响的扩大与新闻学研究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屡有发生就有很大关系。由于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不强，导致新闻学论文的独创性较低、书籍内容重复较多，所以尽管近些年新闻传播学科已被列为一级学科，曾经甚嚣尘上的“新闻无学论”的影响也已大幅减弱，但是“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不但许多新闻从业者不大认可新闻有学，就连一些新闻领域的研究者也对新闻学的学术性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了。

正因为如此，阐释新闻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以及探求新闻学实现学术规范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路径与策略，应当是当前的一个急需破题的工作。

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包括一些认识上的障碍。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以新闻学学术失范研究取代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统观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是对学术失范现象的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要继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是，究竟何为学术规范？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学术规范的保障机制何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反而没有得到回答。或者说，新闻学学术失范首先要有“范”可“失”，然而，目前的研究却避开这个较难回答的问题，直接进入对学术失范的研究，这在研究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第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缺乏宏观视野，陷入细节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并非只是那些简单的“规定”、“规则”、“条例”，而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但是对这一点，现有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并未体现出来。其实，新闻学学术失范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范进行约束，例如“抄袭剽窃”、“注释规范”、“一稿多投”等，然而，有更多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某个环节的细节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新闻学学术规范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理念、道德、结构、保障等各层面的问题，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这些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技术操作细节的研究。同时，也需要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使得研究者的思维产生了某种惯性，即将学术规范研究局囿于表面的技术研究，甚至仅仅将学术规范看作是对学术论文的格式规定。

第三，缺乏将英美学术规范研究经验与我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英美的学术活动被加以规范的历史比较长，其所积累的经验可以给我国的学术规范研究提供借鉴，但是有的研究一味地以英美学术规范为标准，却不考虑我国政治、经济现实以及学术活动的现状，因此，基于此探讨我国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实用性，难以实际应用。所以，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需要以西方为参照，同时也要以我国学术界的现实为基础。

第四，缺少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特有问题的针对性。美国哲学科学家库恩说过，如果你得出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门科学就不能发展了，因此就不能叫做科学了。⑧同理，新闻学研究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之处，这也决定了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不能仅仅取得与人文社会其他学科的共通点，而且需要着眼于新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对改善学术规范现状有所作用。

上述四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不得不正视的，需要我们调整研究思路，能够从固有的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

三、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开展学术规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闻学取得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这其中，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破题之道，也是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为基础，建立新闻学学术规范结构严密的体系。新闻学科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在学术规范上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同的问题，许多学术失范的现象也并非新闻学所独有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可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提供捷径。公务员之家

同时，目前，我国关于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和肤浅，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对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而这些恰是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新闻学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相应地，在学术规范研究上也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一些。例如，“一稿多投”的问题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一稿多投”毫无疑问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但是，由于新闻学是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研究领域，而不少论文都是用新闻理论来分析即时发生的新闻报道事件的，这些论文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具有时效性的，而现在期刊普遍的审稿期都在两个月以上，所以，一些作者不得已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来保证论文可以更快地刊出。这种做法虽然是有违学术道德的，但是就新闻学领域而言，这种现象的发生却是充满无奈的，因此，在“一稿多投”问题的讨论上，新闻学学术规范应当体现出自身学科的特点，寻找更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建立适合新闻学研究现实的学术规范体系。

总之，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现状迫切要求在理论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不断深入，能够透彻地研究学术规范体系的内容与机制，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完善的学术规范管理和保障制度，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以促进新闻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

为了对新闻学学术规范问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将“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本文就是该课题项目研究最初的成果之一。今后，课题组将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和规范的研究，也期望新闻界的朋友们能够予以关注和积极投入，共同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出力献策。

[注释]

1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16日。

2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16日。

3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提炼自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69-279页。

4[美]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2页。

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学术规范范文篇6

首先是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电影审美现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电影审美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电影审美现象是一种效果现象（当然同时它也是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电影审美现象只能根据电影观众的审美接受状况来确定。

而电影审美接受只有在与电影艺术接受的区分中才能更明确地加以确定。这又涉及到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解问题。我认为，电影审美接受可以界定为对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电影艺术接受可以界定为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专业工作者却特别敏感的因素的带有探索性的职业性接受。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审美接受不同于电影艺术接受。但必须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接受可以转化为电影审美接受。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现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转化为电影审美现象，而电影审美现象则必定曾经是电影艺术现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娱乐片”，还是“艺术探索片”，都是既有审美因素，又有非审美因素，只是，这两者的两种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娱乐片以审美因素为主，探索片以艺术因素（较严格意义的艺术）为主。应该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残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既不是审美因素，又不是艺术因素，而是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审美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在电影中是应该绝对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进行美学分析。对电影作品作美学分析，不同于对电影作品作艺术分析。这种不同主要是着眼点的不同。其次是所针对的电影作品的断层不同。艺术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在专门化和创造性两个方面的贡献。美学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电影审美形态）这一既成事实的形成规律，或者说电影作品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分析与运用。因此，美学分析比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作为整体的复杂构成。在对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在这样的理解与分析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才能形成。与此同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分析，即对在电影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发挥作用的审美规律与审美原则的分析。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规律性分析。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所说：“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

如果说电影艺术学研究的是电影作品媒介的“特化”特征，那么，电影美学研究的就是产生电影作品效果的“普化”规律（尽管它要面对大量个别的电影作品）。也就是说，电影美学必须在同电影艺术学的区分中加以界定。

接下来是对中国电影美学如何理解的问题。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讲的是古希腊的悲剧。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他的《诗学》称之为《古希腊诗学》？我们有什么必要在电影美学前面冠以“中国”二字呢？顾名思义，中国电影美学属于中国电影理论。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建立中国物理学或中国生物学呢？我们有必要提出建立中国电影理论的问题吗？这确实是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将会决定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方向。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的悲剧理论是世界性的，或者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比古希腊文化更高的文化存在。此外，我们还可以解释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就是说，中国的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世界性的和世界级的。否则就谈不到任何成果，或者说不算成果，而人文科学就不同了。人文科学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普遍性。跟黑格尔同时代的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谢林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皇帝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皇帝。其他国家的皇帝只是他自己国家的皇帝，而中国的皇帝则是整个世界的皇帝。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不论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理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只能是世界性的理论，而不会是中国的理论。如果我们在今天仍然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的话，那么，发生于中国的电影美学（而不是中国电影美学）就应当是世界性的电影美学，也就是电影美学。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眼光、气魄与信念，所以才要提出建立所谓的中国电影美学呢？这种意图难道不是与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关于中国的夜郎自大的论调恰好相反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提出中国电影美学之时所必须考虑的。

法国学者是不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法国电影美学呢？据我所知，至少巴赞和米特里都没有这种想法。麦茨是否有这种想法就很难说了。据我所知，麦茨甚至对于他的理论分析的适用范围都是存有疑虑的。那么，美国的电影学者是否提出了要建立美国的电影美学呢？在电影理论家当中似乎没有。但超出电影理论家以外，就很难说了。

总之，不管有还是没有，这其中肯定会有它的原因。但问题在于，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可以这样说，建立中国电影美学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电影属于文化范围，而文化是有文化圈或者文化类型之分的。

事实上，精神分析就是如此。精神分析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比如，美国学者霍兰德在精神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相当谨慎（尽管这种谨慎显得有点儿可笑）。更有意思的是，他对精神分析中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现象，诸如英国精神分析、法国精神分析、奥地利精神分析等等，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深深感到不安。他的疑问与我们前面的疑问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英国物理学或法国生物学，甚至在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也不再存在民族风格了。只有精神分析依然被各民族所瓜分。”在他看来，精神分析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现象表明，精神分析的推动力量与其他学科的推动力量不再是一致的了。其他学科的推动力量是对真理的追求、新资料的积累和新方法的发展。而精神分析只能响应时尚。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没有美国的精神分析，而是美国所建立的只能是美国的精神分析，而不是世界性的精神分析。霍兰德的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呢？

考虑到以上的问题，提出建立中国电影美学的任务，还具有充分而且正当的理由吗？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理由是，第一，尽管电影是“舶来品”，但电影仍然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这一点是电影文化史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电影不同于法国电影、日本电影和中国电影。我们所要确立的电影美学，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显然应当以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为主。第二，我们所要确立的电影美学，其思想来源，不仅应当包括当代西方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应当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要强调这一方面。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方面，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民族自我）的，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伟大的。中国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富于生命力的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即使是从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保证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目标的正当性。当然，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在近代世界确实是落伍了。那么，这是否表明中国文化本身确实有它的不足和缺陷呢？我认为，这种不足和缺陷应该是所有文化的特点（在文化问题上应当坚决反对“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站在更宏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不足和缺陷不满，而且对西方传统理论与当论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同样不满意的。这里没有必要掩饰我们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西方文化和民族自我的意图。

学术规范范文篇7

关键词：出版规范；科技学术期刊；插图；现状调查；问题与建议

CY／T171—2019《学术出版规范插图》（以下简称“插图标准”）是我国现行的12项《学术出版规范》系列标准之一，于2019年5月29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学术出版物插图的分类、构成及其要求、内容要求和编排要求，适用于学术类的图书、期刊及其他出版物［1］，旨在纠正学术出版行业长期以来在插图使用方面的混乱和不统一，引导学术出版物规范使用插图、提高出版质量。本文采用样本调查的方法，研究了科技学术期刊对插图标准的执行情况，探讨了普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科技学术期刊的现状提出了插图使用的几点建议，以供期刊出版同行参考。

一、调查内容

（一）调查样本选取

本调查选取了建筑类和建材类科技期刊各7种，在两类期刊中随机选取2期2021年出版的样刊，共28本，检阅了1067篇论文中的5464个插图，并将这些插图按图号、图题、图注、内容要求（主要指插图中的量和单位名称、符号、书写）、编排要求等项目，对照插图标准查找问题。

（二）调查样本中插图使用总体情况

1．插图按颜色可分为单色图、双色图和多色图，在所调查的14种期刊中，单色插图有9种，多色插图有5种，无双色插图。2．插图按所占版面可分为页内图、跨页图和插页图，所调查的5464个插图大多为页内图，仅有18个跨页图，无插页图。3．按插图与正文文字的位置关系可分为串文图和通栏图，在所调查的14种期刊中，有13种期刊正文为双栏排版，有1种期刊正文为通栏排版；在5464个插图中，串文图有4749个，通栏图有715个，分别占全部插图的86．91％和13．09％，串文图数量是通栏图数量的近7倍；在正文为通栏排版的期刊中，串文图和通栏图几乎各占一半。由此可见，科技学术期刊中，串文图是主流样式。4．插图按表现方式或制作方式可分为线条图和连续色调图，在所调查的5464个插图中，线条图有4113个，连续色调图有1351个，分别占全部插图的75．27％和24．73％。5．插图按内容可分为坐标曲线图、结构示意图、工作原理图、流程图和地图等，本次调查的5464个插图包含了上述所有种类。

二、调查结果

（一）图插图标准要求

图的内容与形式应力求统一，风格、体例一致，图形清晰。本文所选取的14种期刊，各自的插图形式、风格基本一致。在所调查的5464个插图中，线条图基本都线型清晰、粗细分明，图形布局合理、大小适当；色调图层次感和饱和度适当。有1种期刊插图整体偏小，大多为2－3个插图并列排在一起，宽度占一栏；另有1种期刊14．11％的插图宽度不满一栏，文字环绕排列其四周。

（二）图号与图题

插图标准对图号和图题有明确规定：“插图应编号，并在正文中用同一编号提及”“只有一个插图时仍应编号”“插图编号方式应统一”“期刊宜全文依序编号”“分图宜使用字母编号”“插图宜有图题”“图题应准确、简明地阐述插图内容”，以“应”表述的为必须执行的要求性条款，以“宜”表述的为推荐执行的非要求性条款。本次调查的5464个插图，图号和图题均符合上述规定。1．在编排方面，5464个插图在“插图宜随文编排，排在第一次提及该图图号的正文之后，不宜截断正文自然段”“图号和图题应置于图的正下方”“图号应置于图题之前，与图题之间留一字空”“图号和图题的字号宜小于正文的字号”方面，基本符合插图标准的要求，仅有1种期刊的321个插图图题字号与正文字号相同。2．在“图号和图题的排字宽度不宜超过图的宽度”方面，大部分期刊的插图都符合要求，其中，有1种期刊约65．12％的插图（209个）、另有1种期刊约43．89％的插图（115个），二者图号和图题的排字宽度超过了图的宽度。3．插图标准规定，当图题文字较多需要转行时，“应从意义相对完整的停顿处转行”，在所调查的14种期刊中，只有1种期刊的图题文字转行不符合该项规定。

（三）图注

图注分为整图注和图元注两种。插图标准规定：“整图注是对图整体所作的说明，可用‘注’引出或用括注等形式表示”“整图注应置于图号、图题下方”。整图注在科技学术期刊插图中使用较少，在14种期刊的5464个插图中，仅有2种期刊的3个插图使用了整图注。其中，有1种期刊的1个插图得整图注采用了括注形式表示，其整图注的位置符合插图标准规定；另有1种期刊的2个插图的整图注位置符合插图标准规定，但一处采用括注、一处用“注”引出，表示形式不统一。图元注在科技学术期刊插图中使用较多。图元注是“图构成单元或元素的名称或对其所作的说明”，可以直接在图元附近标注，如果数量较多或文字较长时，可以通过指引线标注注码，然后集中在图下或图侧放置注码和注文，注码通常为阿拉伯数字或拉丁字母。插图标准对图元注的位置、格式、排字宽度、字号大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但14种期刊在图元注的使用方面问题最多，具体表现如下：1．位置。插图标准规定“图元注应置于图号、图题上方”，有13种期刊都符合该项要求，但有1种期刊将图元注全部放在了图号、图题下方，不符合插图标准要求。2．格式。插图标准规定“图元的注码与注文之间可用一字线或下圆点隔开，各条注之间宜用分号隔开，最后一条注末应用句号”，有4种期刊所有插图的图元注最后一条注末均无标点符号，不符合该项要求。3．排字宽度。插图标准规定“图注的排字宽度不宜超过图的宽度”，有1种期刊插图的图元注文字宽度大于图宽，甚至在文字转行后宽度仍然大于图宽；另有1种期刊插图的图元注文字转行后对齐方式不统一，既有居中对齐又有居左对齐。4．字体号。插图标准规定“图注的字号宜小于图题字号或字体轻于图题用字”，有1种期刊图注的字号与图题字号一样，且字体重于图题用字，不符合该项要求。5．注码排列。插图标准明确规定“注码应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顺次排序”，有1种期刊注码排序不符合该项要求。6．数值。插图标准规定插图中的数值“应与正文以及同一文本中其他插图中的表述一致”，有1种期刊在数值的表述方面既有用“1000”的形式，又有用“1000”的，表述方式不统一。此外，在“图例系统应完备、一致”“指引线应间隔均匀、排列整齐，不得相交”方面，14种期刊的5464个插图均符合插图标准的要求。

三、插图使用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图号和图题的排字宽度

插图标准对图号和图题排字宽度的规定为“不宜超过图的宽度”，属于非要求性条款。调查发现，有2种期刊的插图图号和图题的排字宽度大于图的宽度。笔者认为，插图的图题文字应尽量精简，针对狭长形的插图，可考虑将2个图并列排成一栏或将3个图并列排成通栏，图题文字可采用转行后居中对齐的形式，这样既能保证图号和图题的排字宽度小于图的宽度，编排方式也更加规范。

（二）分图的排版

插图可以由几个分图组成，插图标准规定：“在一个版面排不下时可以转页接排”。在所调查的5464个插图中，仅有18个插图有转页接排的情况，这说明科技学术期刊中大部分插图都可以在同一页面内完成排版。因此，笔者建议在正文双栏排版时，插图的分图不要分栏排版，即不要将一部分分图排在一栏的最后，将另一部分分图排在另一栏的最前面。遇到此类情况，可以考虑将插图通栏排版或全部排在一栏，这样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插图标准还规定：“分图宜使用字母编号”，虽然其对字母大小写和是否需要加括号并无明确规定，但是在示例图中都以小写字母加括号的形式出现。关于分图编号，有8种期刊采用小写字母加括号的形式，有4种期刊采用小写字母不加括号的形式，有1种期刊采用小写字母加半括号的形式，还有1种期刊未采用分图。笔者建议，分图编号应尽量采用小写字母加括号的形式。此外，插图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分图图题，此次调查的14种期刊对分图图题的处理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没有分图图题；有的分图图题位于分图下方，居中对齐；有的将分图图题集中位于图号和图题的上方或下方，既有居中对齐也有居左对齐。笔者认为，“将分图图题位于分图下方，居中对齐”和“将分图图题集中位于图号和图题的上方，居中对齐”这两种处理方式较为合理，但要保持全刊统一。

（三）图元注文字的对齐方式

插图标准未对集中放置的图元注文字的对齐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但是，在示例图中，集中放置的图元注文字采用的是与图居中对齐的方式，文字换行后也保持与图居中对齐。在14种期刊中，所有期刊在集中放置的图元注文字只有一行时都采用了居中对齐的方式，但在有文字转行的情况下，有2种期刊既有居中对齐又有居左对齐。笔者建议，集中放置的图元注文字的对齐方式应与标准的示例图一致。（四）量的名称和符号插图标准规定坐标曲线图中，标目的“标注形式应用量的名称或符号／单位符号”。在14种期刊中，坐标曲线图标目采用“量的名称／单位符号”的标注形式为主流，但也有个别坐标曲线图上出现“量的名称／单位符号”和“量的符号／单位符号”混用的情况。笔者建议，同一个坐标曲线图上的标注形式要统一，不能混用。

四、结语

本文针对科技学术期刊插图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所选取的期刊距离CY／T171—2019《学术出版规范插图》标准实施都已超过一年半。从调查结果来看，14种建筑与建材类科技期刊在插图使用方面，对照标准中的要求性条款和非要求性条款，执行规范情况参差不齐，总体尚可，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于非要求性条款方面。科技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科技传播的重要载体，插图是科技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2］，必须严格执行插图标准的相关要求，做到规范严谨。

参考文献：

［1］学术出版规范插图：CY／T171—2019［S］．北京：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

学术规范范文篇8

[摘要]：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为社会所强烈关注的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最后以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其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而告一段落。①针对此事，教育部部长周济痛心疾首地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②为此，教育部还首次专门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发出通知。

“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虽然发生在医药学研究领域，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显露出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规范问题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对任何学科研究领域来说，学术规范问题都是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问题。

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目前，新闻界对涉及新闻学学术规范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体系等尚存在争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阐述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对于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实，这一争论的焦点根源于对学术研究是否有规范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规范“是通过专业认可的‘入场券’”，即“一套‘做活’的规矩，而且必须与学术界当下的认可结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分逾越‘规范’。”③

面临整个学界的质疑和争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对于规范是否有存在必要的争论。古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对“规范”的最朴素的表达。尽管在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使学术研究抛弃规范的理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存在是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首先，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依据是规范论。

关于规范与自由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很多论述。托克维尔在探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曾说过“既要自由也要法律”。他认为得到前者的最好方法是借助于后者，“自由和顺从并不互相抵触；正相反，自由包括对自己所立法律的服从。”?④这里托克维尔所指的“法律”更多地是具有与“自由”相对的“规范”的含义。涂尔干也说过，“正因为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我们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⑤这些论述都认为“规范”是“自由”的基础，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公务员之家

正在此基础之上，规范论得以发展起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规范、规则以及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有人提出规范“是调控人们行为的、由某种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来支持的、具有不同程度之普适性的指示或指示系统。”⑥也有人提出：“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⑦这些定义其实都设定了一个前提，即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学术规范同样是必需的，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通过合理的框架设定和制度体系来保证新闻学研究在“轨道”内进行的规范，看似是具有限制性的规范，但却是学术对话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新闻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其次，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现实依据是学术失范现象的客观存在。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同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还存在不少失范现象，如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严重制约了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同时也大大损害了新闻学的学术声誉，影响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

例如，“新闻无学论”的产生和影响的扩大与新闻学研究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屡有发生就有很大关系。由于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不强，导致新闻学论文的独创性较低、书籍内容重复较多，所以尽管近些年新闻传播学科已被列为一级学科，曾经甚嚣尘上的“新闻无学论”的影响也已大幅减弱，但是“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不但许多新闻从业者不大认可新闻有学，就连一些新闻领域的研究者也对新闻学的学术性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了。

正因为如此，阐释新闻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以及探求新闻学实现学术规范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路径与策略，应当是当前的一个急需破题的工作。

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包括一些认识上的障碍。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以新闻学学术失范研究取代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统观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是对学术失范现象的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要继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是，究竟何为学术规范？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学术规范的保障机制何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反而没有得到回答。或者说，新闻学学术失范首先要有“范”可“失”，然而，目前的研究却避开这个较难回答的问题，直接进入对学术失范的研究，这在研究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第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缺乏宏观视野，陷入细节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并非只是那些简单的“规定”、“规则”、“条例”，而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但是对这一点，现有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并未体现出来。其实，新闻学学术失范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范进行约束，例如“抄袭剽窃”、“注释规范”、“一稿多投”等，然而，有更多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某个环节的细节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新闻学学术规范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理念、道德、结构、保障等各层面的问题，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这些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技术操作细节的研究。同时，也需要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使得研究者的思维产生了某种惯性，即将学术规范研究局囿于表面的技术研究，甚至仅仅将学术规范看作是对学术论文的格式规定。

第三，缺乏将英美学术规范研究经验与我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英美的学术活动被加以规范的历史比较长，其所积累的经验可以给我国的学术规范研究提供借鉴，但是有的研究一味地以英美学术规范为标准，却不考虑我国政治、经济现实以及学术活动的现状，因此，基于此探讨我国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实用性，难以实际应用。所以，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需要以西方为参照，同时也要以我国学术界的现实为基础。

第四，缺少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特有问题的针对性。美国哲学科学家库恩说过，如果你得出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门科学就不能发展了，因此就不能叫做科学了。⑧同理，新闻学研究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之处，这也决定了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不能仅仅取得与人文社会其他学科的共通点，而且需要着眼于新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对改善学术规范现状有所作用。

上述四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不得不正视的，需要我们调整研究思路，能够从固有的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

三、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开展学术规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闻学取得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这其中，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破题之道，也是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为基础，建立新闻学学术规范结构严密的体系。新闻学科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在学术规范上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同的问题，许多学术失范的现象也并非新闻学所独有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可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提供捷径。

同时，目前，我国关于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和肤浅，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对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而这些恰是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新闻学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相应地，在学术规范研究上也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一些。例如，“一稿多投”的问题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一稿多投”毫无疑问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但是，由于新闻学是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研究领域，而不少论文都是用新闻理论来分析即时发生的新闻报道事件的，这些论文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具有时效性的，而现在期刊普遍的审稿期都在两个月以上，所以，一些作者不得已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来保证论文可以更快地刊出。这种做法虽然是有违学术道德的，但是就新闻学领域而言，这种现象的发生却是充满无奈的，因此，在“一稿多投”问题的讨论上，新闻学学术规范应当体现出自身学科的特点，寻找更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建立适合新闻学研究现实的学术规范体系。

总之，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现状迫切要求在理论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不断深入，能够透彻地研究学术规范体系的内容与机制，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完善的学术规范管理和保障制度，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以促进新闻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

为了对新闻学学术规范问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将“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本文就是该课题项目研究最初的成果之一。今后，课题组将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和规范的研究，也期望新闻界的朋友们能够予以关注和积极投入，共同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出力献策。

[注释]

1/2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16日。

3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提炼自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69-279页。

4[美]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2页。

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学术规范范文篇9

召开学风建设座谈会，今天。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分析高校学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全面推进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

教育部一直致力于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多年来。先后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成立了学风建设指导机构，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潜心研究，严谨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发展科学、繁荣学术、教书育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基础。然而，高校学风建设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学术失范现象、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有的性质还非常恶劣。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这一突出问题。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当前。全国高校正在全面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教育部党组明确要求各高等学校，把学风建设作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全面推进学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刚才，各位专家学者和学校领导谈的许多体会意见和建议都很好，使大家很受启发。下面，谈几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既是学术创新的过程，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学风建设的过程。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对弘扬科学精神、繁荣发展学术事业，净化校园环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是艰苦的事业。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是提高科研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科学研究是光荣伟大的事业。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科学研究以创新为灵魂，以质量为生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劳而获、投机取巧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古人云：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就是科学研究的规矩。只有遵循学术研究的程序、方法和规范，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出精品力作，推动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科学发展、学术繁荣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学风和道德基础上。学风不正是科学的大敌，学术不端行为更是对科学的亵渎，危害十分巨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进入了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阶段，进入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时期。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最根本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出创新拔尖人才，这是高等学校首要的核心任务，每位教师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教师为人师表、行为世范，教师的思想品德、教风和学风，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影响巨大。诚信是一代新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学生诚信，首先教师要诚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的学术风气端正了人才培养的方向才有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才有保证，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才有保证。如果教师品行不端、学风不正，就会误导学生、贻害无穷，培养诚实的劳动者无从谈起，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更无从谈起。

其中特别强调要“以诚实守信为荣，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是引领社会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见利忘义为耻”对我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学风是校风、社会风气的引导力量，学风既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又影响着社会风气。通过良好的学风、教风、校风服务并引领社会，社会主义大学和广大高校师生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人民教师要爱国敬业、志存高远，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者、推动者、示范者，成为具有优秀思想品德和人格尊严的社会道德楷模。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和创造者，理应成为社会风气的表率和典范，道德标准应该更高，要求应该更严。学术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基础防线，学术道德出了问题，社会道德和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我必须严肃对待，切不可等闲视之。

高校的学风是好的教师队伍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广大教学科研工作者献身科学，从总体上说。甘于寂寞，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体现了良好的师德风范，维护了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声誉和良好形象。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学术失范、学风不正现象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比较严重。这些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性质也不尽相同。这当中，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学风不正，不能严守学术规范，比如学风浮躁、理论脱离实际、低水平重复，甚至粗制滥造、急功近利；另一个层面是学术不端，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比如抄袭剽窃、伪造事实、篡改数据等等。这些不良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学术进步，影响了学术声誉，损害了学术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及时制止，决不能任其滋长蔓延；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学术道德和学风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二、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防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体系

必须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遏制学术不端行为。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内部治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要以最坚定的决心，最快速的行动、最果断的措施，尽快将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防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体系建立起来、有效运转起来。当前，要重点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教育引导，提高道德自律水平，借助道德力量，使之不愿违背学术道德；二是加强制度约束，规范学术管理，借助制度力量，使之不能违背学术道德；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借助社会力量，使之不敢违背学术道德。

第一。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自律水平。增强自律意识、严守学术诚信是开展学术研究、维护学术道德的基础。广大科研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增强历史使命感、政治责任感，始终坚守社会正义，科学探索的过程中，修身正己、自我约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自觉维护科研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和人格尊严，努力做优良学风的维护者和弘扬者，以诚实守信和严谨治学精神走在社会道德的前列。要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反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坚持潜心研究、严谨治学，反对心浮气躁、粗制滥造；坚持尊重劳动、客观公正，反对虚荣浮夸、徇私舞弊；坚持甘于奉献、尊重他人，反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要勇于担当学术责任和义务，正确行使学术权力，各种学术评价活动中，认真履行职责，发扬学术民主，客观公正、不徇私情，彻底杜绝权学、钱学交易，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要积极开展学术批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高校要大力宣传优良学风和高尚师德典型人物的优秀事迹，发挥好身边榜样的教育激励和示范引导作用。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要高度重视，及时处理，公布于众，使之产生警示教育作用。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科研工作者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的自觉性。对于新聘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要进行专门的学术规范培训教育，一方面提高认识，加强自律；一方面也要使他知晓学术规范，自觉遵守，防微杜渐。

第二。强化学术行为的制度约束。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制度建设是保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学风制度，对规范学术行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具有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建设的论述，对于我加强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要建立健全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制度。要不断加强学术道德教育，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学风制度建设。一方面。明确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道德准则，改进科研评价制度，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高校出版社、学术期刊要加强对学术出版的规范化管理，建立起严格的审读制度，出版与发表的环节上筑起防火墙、把好出口关，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总之，要统筹好方方面面，建立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要建立健全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制度。高等学校对本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负有直接责任。要建立健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机制，另一方面。制定处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认真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及时妥善处理。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要根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据法律法规，对违规者予以惩处。调查处理过程中，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循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第三。营造学风建设的良好环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进一步推进“阳光工程”教师聘任、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著作出版、、成果奖励等过程中，实行信息公开，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要充分发挥媒体、网络和学术团体的监督作用，形成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以违反学术道德为耻的良好氛围，使大家对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非清楚，旗帜鲜明；舆论氛围上对学术不端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违规者身败名裂、得不偿失，使更多的人引以为戒、自尊自律。

三、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高校学风建设

倡导严谨规范的学术行为，培育优良的学风。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学者自律是根本，制度建设是基础，社会监督是保证。高等学校是推进学风建设的主体。要切实加强领导、广泛动员、形成合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形成良好的政策导向，提高认识上下功夫，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学风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上下功夫，力求在全面推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方面取得实效。

第一。切实增强遵守学术道德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充分认识、深刻领会加强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校要站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要始终把学风建设作为事关维护学校声誉，确保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全局的大事，列入议事日程，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实。当前，要把学风建设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分析检查在学风方面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努力通过这次活动使学风建设上一个新台阶。高校各级党组织都要召开学风建设专题民主生活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共识，切实提高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建立健全学风建设的体制机制。

作为高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指导和咨询机构，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多年来在学风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推进高校学风、教风、校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高校党委和行政部门以及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学风建设的领导责任，建立健全学风监督专门机构。没有学风建设专门机构的高校，要尽快成立；已经建有专门的学风监督机构的高校，要进一步明确职责，规范制度，加大工作力度。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从本校实际出发，制定并完善加强学风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从而形成领导有力、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监督到位的学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

第三。确保学风建设取得实效。

学术规范范文篇10

【摘要题】专题探讨

1学术批评本质论

1.1学术批评的性质

1.1.1学术批评的涵义

“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图书馆学学术”泛指有关图书馆学的一切方面，如图书馆学思想、理论、观点、学派、方法以及图书馆学风等。“批评”一词，一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指对一切图书馆学现象进行评论，指出其优点和缺点，并对其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这里，必须纠正对“学术批评”的错误看法。即一提“批评”，就认为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就是“找毛病”。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片面的看法。应当全面、正确理解“批评”的涵义，以健康开展图书馆学学术批评。

1.1.2学术批评的对象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属于图书馆学理论的一部分。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范围，应当包括图书馆学论文作者、学者、学术论著、学报、学刊、学会、学派、学风以及学术批评本身等。[3]

1.1.3学术批评的性质

（1）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活动。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不仅要对批评对象——主要是图书馆学论著进行分析、判断、理解和阐释，而且还要指出其优劣所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指出其优劣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批评者创造精神的运用。因此，学术批评是批评者创造智慧的发挥，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活动。

（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实质是一种自我批评。波普尔认为，学术批评表面上是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而实质是学术的自我批评。因为，他人对自己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他人帮助我们自己批评自己。同理，自己对他人的学术批评，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术观点的自我批评。学术批评，不论谁来作批评，实质上都是真理在借他之口而进行批评，学术批评是以真理为标准进行的自我批评。[3]

（3）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之理论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之一，它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原则方法和其他分支学科不可替代的性质和作用，成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形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

1.2学术批评的类型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类型较多，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就有不同类型。

1.2.1按其内容性质分

（1）原理批评类。又称理论批评类。这类学术批评是指对载于各类图书馆学文献（如论文、著作等）的图书馆学理论、观点、思想等进行批评。如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等，就是这类理论性批评。[4]

（2）方法、技术批评类。这是指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和应用技术的批评。如1983年乔好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新的方法存在“照搬”、“硬套”和“浅尝辄止”等问题，并对没有专门研究方法论提出批评。[5]

（3）综合批评类。这类批评是指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学风等进行全面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典型文章有1982年邱昶和黄昕的《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6]，沈继武和刘迅的《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7]，1989年刘洪波和潘寅生的《在繁荣的表象背后——评八十年论图书馆学研究》[8]，2000年黄俊贵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9]等。前三篇文章着重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观点、思潮及研究方法等进行批判和评论，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最后一篇则着重批评图书馆学风。该文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批评我国图书馆学界目前存在的不正学风，并提出了除却丑陋正学风的积极建议和意见。

1.2.2.按批评对象的载体分

（1）对论文的批评。如对1985年张晓林的文章《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的批评[10-12]，对上述黄俊贵文章的批评[13-16]，等等。

（2）对著作（专著）的批评。如刘国华等对专著《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彭斐章，1990）等的批评。[17-19]

（3）对学报（刊）的批评：如《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发表现状及未来取向》（李万健，1999）[20]、《〈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年回顾》（王国庄等，2000）[21]、《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建设刍议》（于鸣镝，2000）[22]等文就是对图书馆学学报（刊）的批评。

（4）对教育的批评。上述3类是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语言文字者，而此类为表现于传承、宣传、普及活动者。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批评，如对图书馆学系改名（如改为“信息管理系”等）等的批评[23.24]。

（5）对作者（学者）的批评。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人者，就成为图书馆学作者、学者、学人。对图书馆学作者（学者、学人）的批评，主要是对作者（学者、学人）的学风的批评。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不正学风，如“泛滥成学”、“故弄玄虚”、“滥发文章”、“脱离实际”等和学术腐败，如“到处搞学位”，不够资格，却争当“博导”、“硕导”，滥出论文集，搞创收等进行批评。上述《丑陋的图书馆学》等就是批评学界学风不正的典型文章[9.25-28]。

（6）对学派和学会的批评。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社会组织，则称为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派等。对图书馆学学派的批评的典型文章有：刘迅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1983）[29]、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派》（1997）[30]、霍国庆等的《西方图书馆学派论评》（1998）[31]等。对图书馆学会的批评，如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批评，对国际国联（IFLA）的批评等。

1.2.3按批评对象的范围分

（1）宏观学术批评。这是指对整体图书馆学发展状况进行批评。如上述文献[6-9.28]等皆属此类批评。

（2）微观学术批评。这是指对图书馆学现象的某一部分（某一点）进行批评。如对某一学术观点的批评、某一方法的批评、学风问题中某一现象（如一稿多投、剽窃、抄袭现象等）的批评等。

1.3学术批评的基本特征

1.3.1创造性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批评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批判和评论一切图书馆学现象的优与劣、经验与教训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的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由于图书馆学论著本身就是作者的创造性成果，如再要批评这些创造性成果，批评者若没有创造性眼光，是根本无法指出其成果的优缺点的，更别说对其提出建设性、指导性改进意见和建议了。

1.3.2批判性

批评的最大特点是其批判性。尽管我们不能把“批评”片面理解为“只提缺点和错误”、“找毛病”，但我们也不能把“批评”片面理解为“只说好，不说坏”。评论“好与坏”、“优与劣”，才是对“批评”的全面理解。由于“批判”的主要义项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2]，而“批评”的两个义项中都含有“指出缺点和错误”的意义，所以“批评”一词的最突出特点应是批判性。如果“只说好，不说坏”，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所以，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具有批判性，无可置疑。如前述几篇综合性批评文章就具有明显的批判性。

1.3.3.革命性

学术批评中，所指出的“优”，是批评者赞同的；而指出的“劣”（缺点或错误）则是批评者所要反对的。批评者指出被批评者（论著、作者、学派等）的缺点的，肯定要说出其理由并提出改进意见。这种错误或缺点的评论和批判意见，就是一种变革，一种根本性改革。如黄俊贵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在指出学风不正的同时，提出了改革（变革）学风的许多中肯建议和意见，这种变革性意见肯定会促进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学风革命。

1.3.4建设性

开展学术批评，本身就是发展学术的重要活动。真正的学术批评是建设性批评[15.32]，是为了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激发新观点、建立新理论）而进行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得力手段。图书馆学的学术批评的建设性特征也是引导学术界正确开展学术批评的活动规范。

2学术批评功能论

2.1沟通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一方面是与作者的对话，说明批评者和读者对所批评论著作者的各种意见，以纠正其错误和完善其不足；另一方面是与读者的对话，向读者说明自己对论著的评价，以帮助读者认识、理解作者的意图，了解其优缺点，激发读者参与对论著的评论和研究的热情。这样，学术批评就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

2.2导向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目的是把图书馆学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并推动图书馆学发展和繁荣。当图书馆学发展误入歧途时，通过学术批评会指引图书馆学朝正确道路发展。当图书馆学研究陷入误区时，通过学术批评便使研究者走出误区从而取得可喜成果。当图书馆学发展出现危机时，图书馆学术批评便力挽狂澜，使局势转危为安。当图书馆学发展（或研究）偏离正确方向时，图书馆学术批评便使图书馆学拨正航向。学术批评能及时洞察社会思潮、科技动向、学术动向，引起图书馆学研究兴趣（方向）的转变，对图书馆学发展起着导引作用。如对信息时代的评论，对知识经济的评论，对网络环境的评论，使图书馆学界纷纷研究对策。学术批评着重评述图书馆学的一些新进展，鼓动对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对学科内的某些已经或正在出现的态势作进一步推动。学术批评还着重于发现研究和学风中出现的问题，旨在纠正各种不健康成分的影响，为推动学科深入、理性地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上述几篇论文是学术批评具有导向功能的典型案例。不可否认，学术批评之成果中，不仅存在正导向性论著，也存在负导向性论著。但从总的结果（影响）看，由于图书馆学发展（研究）存在自组织律，学术批评总会以“正”压“邪”，真正起到正导向作用的。

2.3发展功能

在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中，往往会发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论争）[33]，如对“书目情报”的争鸣，对“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争鸣，对“学科性质”的争鸣，对“研究对象”的争鸣，等等。“争鸣”与“批评”尽管不同，但从其内涵来分析，“争鸣”是“批评”的一种，“批评”包括了“争鸣”[2]。因为“批评”别人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之碰撞，即“争鸣”。在学术争鸣中，争鸣（批评）双方都要提出不同于对方的观点（或思想、理论、方法），这样，不同观点的“碰撞”，就会激发出新的科学思想，产生新理论。如对“图书馆有偿服务”的争鸣，则产生了“一馆两制（业）”图书馆管理体制新理论。通过学术争鸣（批评、评论），不仅会产生新理论，而且也促进了原有理论和新理论的完善。因为争鸣双方不同的观点往往又是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如“要素说”的形成（从“三要素”、“四要素”到“五要素”）等，就是在争鸣中完善起来的[34]。产生新理论，补充，完善理论，从而发展图书馆学，繁荣图书馆学，这是由学术批评的革命性、建设性所决定的。2.4评价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被批评对象（论著等）的指点得失的分析基础之上，指点得失，评论好坏，则评价功能自然显现。学术批评的评价功能，如果是对论著而言，则说明该论著的创造性、科学性、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高与低；如果是对作者而言，则说明该作者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学风等的优与劣；如果是对读者而言，则是向读者介绍或推荐论著（好的，大家学习，差的应予以批判），介绍或推荐作者（学者）（好的，向他学习，差的则引以为戒）。对学术成果的评价，由于涉及到作者的荣誉、地位、待遇等各种复杂的重要的因素，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肃对待，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评价功能。

2.5育人功能

学术批评往往引发学术争鸣。在争鸣中，人们通过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提出疑难，回答问题，能够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提高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和知识素养。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培养了参与者敢于破旧，勇于创新的科学革命精神。在论争过程中，双方为了战胜对方，迫使自己不断学习新知识、补充新“营养”，因而知识素养大大提高。在批评过程中，双方科学知识的运用能力、科研能力的发挥等都跃然纸上，为客观评价、选拔人才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学术批评不仅能培养人才，还能借此发现人才。实践和历史已充分证明，开展学术批评（争鸣），不仅是学术带头人培养科学新秀的一个有效措施，而且还为形成科学学派创造了最佳环境。

2.6自组织功能

何谓“自组织”，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从文献[35.36]我们可以得知“自组织”的含义，即：在一个开放的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科学系统通过内部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自发、自主、自动从无序向有序演化发展的机理。简而言之，“自组织”是科学在一定外部条件下自动从无序向有序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式。图书馆学术批评在图书馆学发展中的自组织功能表现为：（1）学术批评会产生正导向作用和负导向作用，但随着学术批评的不断进行，其负导向作用必然被批评而转向正导向作用。学术批评本身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会自动转“负”为“正”，使图书馆学走出误区、迷途，朝正确方向发展。图书馆学学术批评这种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强大作用，推动新中国图书馆学蓬勃发展，从一个高潮转向另一个高潮，令世人刮目相看。当我们仔细研究，并结合中国图书馆史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经典文献[6-11.28]，这些文献所表现出的学术批评的自组织功能已跃然于新中国图书馆学史册之上了[37.38]。（2）学术批评针砭时弊，匡正学风，是其主要职能。学风问题不仅影响作者品德和价值观，而且还影响作者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还影响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学术批评通过纠正不良学风，提高作者素质，建立学术规范，从而推动图书馆学研究朝正确方向发展，形成问题——批评——发展的良性循环。学术批评的这种不断拨正航向，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功能显而易见。

3学术批评规范论

欲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各种功能，以确保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从而

推动图书馆学繁荣和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的学术批评规范。

3.1人品规范——学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

开展学术批评的主体是学术批评者。学术批评的规范化建设主要是学术批评者的规范化建设，因为学术批评是由人来完成的，学术批评能否健康进行，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在人，而学术批评的学风建设的关键也是人。所以学术批评规范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人品规范，即学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点。

3.1.1要民主、平等，反对以势压人、欺人

这里的“民主、平等”是指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平起平坐，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权威与小人物平起平坐，长者与年轻者平起平坐。不要以领导、权威、长者自居，压人、欺人。小人物在权威面前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抗争。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开展学术自由批评、论争的基本前提，学术批评者应遵守这种道德规范。

3.1.2要相互尊重，反对人身攻击、污辱人格

相互尊重是实现民主、平等的前提，也是营造良好批评环境的必要条件。相互尊重，就是要善待不同意见，力争求同存异，激发催化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产生。相互尊重，就是要相互宽容，相互爱护，尊重人格，不搞人身攻击，不伤害对方尊严，互为老师，互相学习，团结共进。

3.1.3要正面批评，反对暗箭伤人

所谓正面批评，就是直接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意见，不要向对方射冷箭，不要旁敲侧击，含沙射影。正面批评，不仅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而且也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提高批评效果。

3.1.4要语言文明，反对挖苦讽刺

语言文明，是批评者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语言文明，说话要和蔼、和气，文字要优美，用词要恰如其分。不要挖苦讽刺，不要夸大其词、无中生有，更不要骂街，“以牙还牙”、恶意中伤。

3.1.5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反对剽窃、抄袭

学术批评是一种创新性、建设性的严肃的学术活动。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激发新思想，产生新观点、新理论，繁荣和发展图书馆学。而剽窃、抄袭，不仅仅是品德败坏问题，而且于学科发展有害。

3.1.6要敢于说真话，反对“中庸之道”，只评优不批劣

要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批评者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要具备一种挑战性的理论人格。对图书馆学风要敢于说真话，成绩与问题都要说。对学术论著要说真话，优点、缺点都要评论。必须纠正过去那种怕得罪人、怕权威、怕报复，对学风对论著只说好不提缺点的、远离“批评”、“评论”本意的做法。要还“批评”之本来面目，让批评真正成为匡正时弊、纠正学风，客观公正评价论著，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旗手、鼓手和斧手。[8]

3.1.7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把学术批评“政治化”

人品规范，首先应该是政治规范。学术批评，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违和国家大政方针，但也不要把学术批评（争鸣）政治化，不要扣帽子、抓辫子，不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应当吸取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3.2学术规范

学术批评不仅要求批评者遵守人品规范，而且要求批评者遵守学术规范，即批评者在具体进行学术批评研究时所应遵守的规范。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3.2.1要实事求是，反对以偏概全

批评论著，批评学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要是啥说啥，要公允、客观，克服学术批评的片面性。只有如此，批评才会有针对性，才会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才会使正气压邪气，克服学术腐败，使学术批评向科学、健康方向发展。

3.2.2要立字当头，建树求实，反对破坏性批评

要立字当头，就是要以建设性批评为宗旨，以立论为主旨开展学术批评[15]。这是由学术批评的任务决定的。学术批评就是为了匡正学风，以便把图书馆学发展引入正确轨道，激发新思想，建立新理论，以促进图书馆学繁荣和发展；培养人才，以推动图书馆学可持续发展。所以，只破不立，不是好的学术批评；不破不立，即非学术批评；违反人品规范和研究规范，借批评以中伤学人，借批评以泄私愤，便是破坏性批评，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破”不是最终目的，“立”才是最终目的，既破又立，才是最佳学术批评。

3.2.3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蹈空而论

这里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是除“理论图书馆学”之外的图书馆学理论，如应（实）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编目、读者心理学等），以及专门图书馆学（如大学图书馆研究等）。因为，以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理论图书馆学，恰恰是学术规范的错位[39]。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图书馆事业实际、工作实际、业务实际进行研究，以指导图书馆事业发展，指导图书馆工作、业务的提高。否则就是脱离实际，蹈空而论。

3.2.4要明确对象，有的放矢，反对泛泛批评

明确对象、有的放矢，就是研究问题要具体，要明确，即批评要有针对性，要有具体目标，不要泛泛而论。这样才有助于澄清误区、辨析是非，才能切中要害，令人心悦诚服，提高批评效果。

3.2.5要以理服人，反对扣帽子

学术批评是用说理的方法指出对方论著或学风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批判、评论。以理服人，是最佳批评方式。但如果不说明对方错误的充足理由，使对方不知为什么错，反而会引起对方不满，不能使人心服口服，达不到批评目的。所以，讲道理，不扣帽子，应该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

3.2.6要注重批评内容，更要注重批评方式，反对讽刺、挖苦、嘲弄

学术批评欲达预期效果，不仅在批评内容上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还要讲究批评方式。语言要文明，既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又是学术研究规范。有话好好说，比挖苦、嘲讽更能使批评动机与效果一致，否则相反。

4学术批评环境论

欲使学术批评达到最佳预期效果，还必须营造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学术批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还应包括学术批评自我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实现大众学术自由讨论、批评的良好竞争氛围；良好“自我环境”是指学术批评参与者共同遵守上述人品规范和学术规范，不断加强、提高学人的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写作修养，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学术批评水平。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学术批评园地（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责无旁贷），需要学会、教育、研究等部门鼎力支持。

总之，在我们认识到学术批评的本质后，为了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促进图书馆学繁荣发展，图书馆学人必须恪守上述各项人品规范和学术规范，在开放的自由的竞争环境中开展学术批评，使学术批评真正成为促进和推动图书馆学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导航员。学术批评已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为推动图书馆学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光辉业绩。笔者坚信，她在21世纪必将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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