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范文10篇

学术性范文篇1

[关键词]绥远旅平学会学刊;学术期刊;萌芽

随着的兴起和发展,内蒙古的一批知识青年和省外求学的内蒙古籍学生,纷纷依托同乡会、同学会及学会组织,创办了《蒙古留平学生会》《绥远旅平学会学刊》《蒙古月刊》《励志月刊》《蒙古向导》《新蒙古月刊》等进步刊物。如《绥远旅平学会学刊》(以下简称《学刊》)系在北平的绥远籍学生约于1919年成立的刊物,是以传播文化、砥砺学问、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改良社会为宗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介绍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及新思潮、新学说,研究内蒙古绥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实际问题的进步期刊。该刊除设立《评论》《会务报告》《文艺》《书报介绍》等栏目外,还设立《学术》《论著》栏目,用较大篇幅登载学术性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兼具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在思想性、逻辑性、行文结构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很成熟的学术论文,故《绥远旅平学会学刊》应属于内蒙古学术期刊的萌芽,在内蒙古期刊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学刊》刊发的学术文章的基本内容

《学刊》刊发的学术文章起到了砥砺学问、传播学术的作用,其内容涉及绥远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如在政治方面,有《县政府在训政期间的地位与作用》《绥远政务的概观并对于当局者的希望———就吏治与自治而言》《所谓(帝国主义)》等文,这些文章关注绥政,评论制度,既批判监督,又建言献策,为绥远的政治改革开出良方。对经济领域进行研究的文章如《合作运动给与现代经济组织的变动》《发展绥远农业的刍议》《抵制日货声中我们应如何推进绥远的毛织品》等,这些文章对绥远的经济现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诸多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在教育方面,有《几个中国教育行政问题的讨论》《怎样发展绥远的女子教育》《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及今后建议的刍议》等文,对绥远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和严密充分的论证,并针对教育领域存在的弊病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在《学刊》发文的有些作者在文学历史领域造诣很深,所发表的作品如《常平仓、义仓、社仓,清苗法之沿革》《魏晋南北朝之学校状况》《词的演变》《五言诗起源考》等,都是基于对大量古典文献进行研究而总结出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所刊发的学术论著还涉及管理学、哲学、法律、心理学等很多领域,选题切合实际,论证充分,在思想性、逻辑性、行文结构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是很成熟的学术论文,使刊物的质量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内蒙古期刊。

二、《学刊》刊发的学术文章的学术性

学术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性的学问,学术文章是学术成果的载体,它的内容是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对某一课题进行潜心研究而获得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的特点。(一)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文章要客观地立足于实际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论证材料充分、准确、可靠,得出的结论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并能据此提出中肯、可行的解决办法。《学刊》中的论文多是学者们立足于所生活时代的社会现状,以社会上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多为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观察法等,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和对策。如曾经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者张遐民,十分关注绥远实业,在《学刊》发表的《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见》《从此次的整理说到今后平市票的前途》《抵制日货声中我们应如何推进绥远的毛织品》等文均是针对绥远实业之弊病,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开出了治理良方。《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见》一文,是张遐民针对当时绥远省钞价格跌落而使民生凋敝的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而著,是一篇思想性、实操性、结构性都成熟的学术著作。首先,作者深刻揭示了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原因,即各路军阀退踞绥远后,均以军阀的威力或政治名义向绥省唯一的金融机构———平市官钱局———进行勒索,从而导致平市官钱局资金匮乏而滥发纸币,最终造成省钞价格大跌。加之平市官钱局发行的纸币不与外省流通,在资金薄弱、范围狭小的情势下势必导致钞票价格跌落。其次,作者分析了省钞价格跌落带来的不良后果:运用推理分析法揭示了省钞价格跌落、物价上涨,必然导致民众利益受损、谋生困难的逻辑关系;运用调研法获悉在商会注册的商户由原来的1500多家已缩减至半,走贩外蒙、新疆的驼商由原来的十六七家缩减至不足十家等商业状况,得出了生产力减低、贸易停滞等不良影响。最后,作者对整理省钞、改变经济危机提出了现实的解决办法:(1)筹备现金,包括地方筹划和向中央贷借等途径。(2)变更官钱局的组织,使官钱局的行政与政府分立。(3)用限数兑现和分类兑现两种办法将准备金兑现。[1]以上三点都是依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局而提出的具体明确的方案,作者还进一步论证了三种方案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强调了政务、财务公开和监管的重要性,可谓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结论深刻,对策可行。1931年,绥远当局提出了整理平市票、稳定省钞的具体举措,但该举措诸多方面均不利民生、难以奏效,舆论界纷纷发文指责,对此,张遐民又发表《从此次的整理说到今后平市票的前途》一文,通过分析研究后就当局举措发出议论:首先,作者用采访调查法总结了票价低落给地方民众带来的痛苦,说明了钞票价格稳定的重要性,间接地指出了混乱的政局、腐败的体制是导致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其次,作者对省府颁布的整理平市票的办法提出了三点忧虑:(1)平市的旧账不公开宣布难以提高人民对票价的信用。(2)现存的准备金额较旧票的票面额相差甚远,将来恐难维持票面一定的价格。(3)省内其他不兑现纸币的票面额已经超出新钞票面额数倍,将引起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后,作者从平市的组织、现金的筹备、收兑旧钞及发行新钞的方法三个方面给出了稳定平票的举措。[2]该文从立论上讲是针对绥远当局调整平票的具体举措,在对策方面是对《绥远省钞价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见》中所提方案的进一步补充和说明,两篇文章可洞见作者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不仅是对民国时期绥远金融局面的深刻阐释,也是绥远学术史上的不朽之作。此外,在《抵制日货声中我们应如何推进绥远的毛织品》一文中,张遐民通过实地调查归纳总结出了绥远省毛织品不发达的原因,如机器不良、产品不精、价格高昂、成品不多、运费繁重等,但主要原因是绥省当局者对毛织业不提倡、不鼓励、不引导,指出了绥远当局者变动频繁,每每上台后都大唱“振兴实业”“开发利源”的高调,却不去落实,揭露了统治者愚弄百姓、吹嘘功绩的虚伪做派。作者继续阐释了毛织品对绥远实业的重要性,并指出现实路径:在积极方面,政府应创办小规模的毛织品工厂,在平津等地设立分销所,量情减免毛织品运费;工厂应改用毛织机器,充实工厂资本,雇佣熟练工人。在消极方面,政府应令地方各官署人员一律穿用毛布,施行奖励办法,聘用专家改善牛羊种子;工厂应该顾及信用不要轻易动摇价格,合聘专家以便随时指导,成立设计委员会和检定委员会。此外,还应该抵制日货,使绥省毛织品得以推广。[3]可见,该类学术文章是建立在对当时的行业现状有深刻了解、有专业知识并进行实践的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反复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的力作。(二)创新性。创新性是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的价值和生命力,需要研究成果有新意,具体表现在: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研究;或者发前人所未发,对前人不曾发现或探讨的问题提出质疑;就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维度,运用不同的方法,用最新的实践,针对不同表现,提出新意,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使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分裂混战、列强入侵的局势下,绥远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兵匪交加,天灾人祸频仍,实业不兴,民不聊生。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入中国,冲击和影响着学者们的思想,有志学人对家国苦难深感忧虑,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和丰厚学养让他们纷纷从专业角度对社会弊病进行深入剖析,撰写深刻的理论文章为家国命运谋求治理良方,可以说,此阶段发表的学术论著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多为发前人所未发,其创新性毋庸置疑。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农村推行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合作运动,由此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各类农村基层合作社。合作社的类别涵盖较广,分类标准也不同。学界对于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团体组建的合作社进行了很多研究,王泉的论著《合作运动给与现代经济组织的变动》《农业金融十年计划与绥远合作运动》,选取绥远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个案进行分析和对比研究。《合作运动给与现代经济组织的变动》[4]追溯了合作运动的国际缘起,分析了合作运动历史的演变过程,阐明了合作的定义、性质、法制,并据此对中国现行的合作社进行分类,分析了其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制度、分配制度、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带来的影响。《农业金融十年计划与绥远合作运动》一文,作者介绍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及农村合作运动的现状,将农业银行和农民银行进行了比较,认为当时绥远成立的由私人集资和公款联合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实则与《合作制度法》背道而驰,因此,应取消绥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和省赈务会,请求中央拨款补助,以《农业建设实施方案规定办法》为准则制定金融振兴计划,并筹备由公款创建的农业银行和绥远省农业金融委员会。[5]针对当时封建制度的弊习在的家庭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张恺然发表了《急应改良的几个家庭问题》,指出来家庭破产的主要原因:(1)遗产制之弊,即遗产传子孙,但子孙不上进者会滋生懒惰习性,甚至会成为社会败类。(2)大家庭同居之弊导致家庭秩序难以维持,权利稍微有出入便生冲突,导致婆媳抵牾,妯娌不和,兄弟不亲。(3)婚姻专制之弊,即父母包办的无爱婚姻使青年倍受摧残。(4)受过新思想洗礼和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自由、理想化的婚姻恋爱观,处理家庭矛盾时容易产生消极绝望的心理。[6]此外,作者还依据实际情况列举了当时婚姻的四种组合方式以及财产划分方式,例证翔实,材料充分,具有说服力。最后,作者针对导致家庭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良办法。(三)理论性。理论是在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是实践的凝练、提高和升华,最终用于指导实践。学术论文的理论性体现在对一系列问题和材料进行总结和分析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提炼出普遍的客观规律,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学刊》的作者无不是生长于斯,对社会环境有切身的体会,对自己学习研究的领域有着清楚的研判。曾就读于绥远女子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的卜效霞先生,对中国以及绥远的教育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曾在《学刊》上发表了数篇研究教育问题的学术论著,如《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及今后建议的刍议》《怎样发展绥远的女子教育》等。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家庭观念认为,男子的最高追求是扬名立万、光耀门楣,只求个人荣华富贵,不顾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危;轻视女子,认为女子本来属外,只需要遵守“三从四德”,不必接受教育,也无所谓人格;抹杀儿童的天性,过早教育其谙于世故,致使儿童“少年老成”。对此,卜效霞在《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及今后建议的刍议》中批评了这种错误教育观念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阻碍作用,阐释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应自然化、科学化、社会化,应教授子女知识,重视对子女健康、健全的人格的培养,使其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对于中国学校教育落后的原因,卜效霞将其归结为三点:(1)财政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政局混乱,军阀因利害冲突连年混战,财政主要用于军饷,无暇为教育拨款,抹杀了教育的生机。(2)观念方面,受传统的“礼义”等观念影响,中国教育缺乏科学精神,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3)办学方面,学校营利目的强,没有明确的办学目标,也不能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计划。学校软硬件设施较差,教师待遇难以保障,没有施行西方国家的强制义务教育制度,小学教育不普及,职业教育未出现。据作者引用的教育部调查数据,当时中国共有三千七百一十九万学龄儿童,受到学校教育的仅有四十三万人,受教育比不足1.5%,可见中国的教育落后状况。同时,作者还将中国教育状况与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当时中国学校教育的病态。对此,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应该顺应二十世纪的时代潮流,在思想、理论、行动上做合乎时代需要的教育。因此,作者提出了统一教育制度,施行强制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独立等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重大教育改革举措。[7]除此而外,针对当时国民政府提倡的改革县政方针,张遐民发表了《县政府在训政期间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他依据百姓遭受的剥削和苦难以及县政腐败的现状,犀利地指出了封建官僚体系下的县政长官们盘剥百姓只求升官发财的本质特征,国民党集团施行独裁统治,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要求的“民权有所托付,主权在民”之教义背道而驰,直接指出国民党的训政是失败的事实。[8]绥远省设立了县政研究会,李启元发表了《绥远县政研究会与裁局并科后之旧行政效率问题》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国成立后,鼓吹由专制变为民主,但是却一如旧观的真相,政治上没有任何进步。他指出行政改革之研究为现在中国政治上最迫切的需要,地方政府“裁局并科”不应是简单的形式变化或者粉饰门面,要成立行政研讨的机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效率。[9]这些文章都能穿过事物的表象从理论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综上,《学刊》中登载之学术论文均能立足现实问题,透过庞杂的社会现象和所掌握的材料,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关系,以专业知识和洞察力得出深刻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与结论的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已具备优秀的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而以大量篇幅刊载该类学术论文的《学刊》可视为内蒙古学术期刊的萌芽。

三、民国时期内蒙古学术期刊的特色

学术性范文篇2

1前瞻意识

具有前瞻意识的人，当别人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却已经开始运筹；当别人还没有行动的时候，他已经付诸行动了；当别人醒悟过来一哄而起的时候，他早已转向新的思维、新的行动了[3]。也可以说，前瞻意识就是超前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如数学教学领域的热点焦点信息、与同行交流过程中或某次讲座上听到的能引起共鸣的新观点或新问题、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新方法新思想甚至是某个学生的创新解法等等。

例如，笔者曾收到一篇题为“多元齐次对称生成分拆基初探”一文，文中出现“四元六次”、“四元6次”、“4元六次”、“4元6次”等等数字使用混乱的情况。由此激发了笔者对数字用法的思考。笔者从知网里查阅过，没有人探讨过这类数字用法的规范化问题。笔者很快写成了《“四元六次”还是“4元6次”？———科技期刊中数字用法引发的思考》[4]这篇文章。由此可见，前瞻意识是论文写作的催化剂。中学数学教师平时就要养成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作出快速反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前瞻意识。

2创新意识

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论文的创新是指选题的新颖或内容的创新。

2.1选题的新颖

有积极创新个性的教师，总是善于从总体上把握和预测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的现实需要。对旧的选题资源进行多视角、深层次的开发，积极关注数学教学领域的新的信息、新的经验、新的进展、新的成果，注意发现新信息、新问题，及时地以敏锐的学术嗅觉，提出新颖的选题。

例如，新课标实施后，有的教师就能紧跟热点，写出了“新课标下的数学教学初探”。这里旧有的选题资源是新课标实施前的“数学教学”，一旦加上“新课标下”，题目就立即变得“新颖”起来。选题的新颖会带来内容上的创新，因为新课标下的教学与以前的教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新课标强调“要重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创造过程，让学生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

2.2内容的创新

当选题不新颖的时候，教师就应想方设法提高论文内容的创新性。如果论文的内容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或新的结论，符合其中一点，就达到了内容上的创新，这样的论文依然有学术价值。

例如，笔者曾接到一篇论文：“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这类选题不是新颖的，应该说在初中阶段就要注重培养学生从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了。在高中阶段还谈形象思维，好像不妥。但笔者审这篇稿件的时候，觉得这位作者所举的例子采用了新的方法。

“函数f(x)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学生难于理解。但是教师可以通过类比联想，把f想象成一个照相机。如果一个人a通过照相机f得出一张像A，那么就可以写成f(a)=A，这就是一个人对应着一张像的道理。一个人通过照相机不能出来两张像，与此类比，函数不允许一个对应两个。相反地，两个人a、b，通过照相机可以拍出一张像A，这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函数允许两个对一个，即f(a)=A、f(b)=A。通过这样类比联想，学生就可以从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实物去理解函数概念，就容易多了。”对函数概念的教学有书本上的方法，而作者创造出了新的方法，符合内容创新的四点之一。

3理论意识

3.1对分论点找理论支撑

作为一线教师，倾向于注重实践，考虑比较多的是怎样教学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很少考虑怎样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写成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性论文。因此教师要培养自己的理论意识，在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策略写成具有学术性论文的时候，对分论点要展开一段理论上的论述。笔者在多年从事中学数学论文的审编校工作中总结出了三段论的思想，即对分论点的论述要有理论支撑一段，例子一段，小结一段。

例如，有一分论点“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教师可以通过上网或者引用他人对“兴趣”的论述，后加上自己的理解，具体地在数学教学中可以……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这样就构成了理论支撑一段。如布鲁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教师要推动学生去探求新的知识，发展新的能力，就要努力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数学教学中可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各种感官，来达到激发学生兴趣的目的。

理论支撑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提高论文学术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2文中要避免“我”人称的出现

学术性范文篇3

关键词:会计学科;学术性;职业性;会计教育目标

一、会计学科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特征

中文的“学术”在《辞海》中被解释为“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而英文“academic”则被定义为“关于非职业或应用化方面的知识，如人文学科或纯数学”。可见，“学术性”是指高等院校对高等教育中理性、学术与知识等目标追求的一种倾向，其价值取向着重于增进人类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高深学术研究，培养学生从事有关学术工作的能力。一个学科的学术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属于非应用性质的知识;第二，与职业不直接相关;第三，侧重于原理性、历史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具有全面、系统、真理性等“理论”特征。“职业性”是指高等院校对高等教育职业功能偏好的一种倾向，其价值取向着重于为满足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培养学生从事有关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专业的应用性、技术性，推动了知识向生产力转化，一般情况下，它以从事某一职业必需的专门技术为存在前提。而一般意义上的专门技术则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会计学科的学术性则是指高等教育以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知识创新为中心，通过会计理论知识传播与会计研究方法的传承，培养学生从事有关会计理论研究性工作的能力并承担着会计理论知识创造和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具体表现为会计学科教学内容的专门化水平和反映会计学科学术前沿的程度、学生从事学科研究的能力等等，强调的是会计学科的学术水平。会计学科的职业性旨在培养学生从事会计专业应用性、技术性、从事具体会计工作的能力，推动会计知识向生产力转化，它以从事会计职业必需的专门技术为存在前提。会计学科的职业性几乎具有显而易见的内涵并得到普遍认同。而一般意义上的专门技术则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在这一点上，会计专业技术与电工技术、焊接技术、木工技术、激光技术、作物栽培技术、育种技术等是毫无二致的。会计产生、发展的过程也同时伴随着职业化及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会计历史进程来看，也是先有会计的职业化，继而才使会计学科得到社会承认，至于会计学科取得“科学”的性质则是更晚的事情。

二、会计学科学术性与职业性的孤立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学科的迅猛发展有目共睹，然而，如何处理会计学科的学术性与职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然成为制约会计学科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讲，或是在会计学科发展的理想层面上看，会计的学术性和职业性在会计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是相伴而生、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离开了职业性，会计学科将失去其生命力甚至不复存在，因为会计之产生和发展原本就源于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专门管理的需要;而没有会计的学术性，会计学科就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更谈不上它在科学殿堂的地位和未来的进一步发展。2012年陈晶晶在《教育与职业》第26期中撰文分析了职业性和学术性的博弈关系，解释了美国职业性教育的改革背景，深刻阐述了职业性和学术性综合统一平衡发展的教育改革有效策略，提出了职业性与学术性同等重要的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有力保障措施。然而反观我国高等院校会计学科发展的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现行会计教育的职业导向性不强，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时遭遇专业技术技能不济和竞争力不足的尴尬;另一方面，会计学科的学术性明显淡化，这将使会计学科的发展缺乏后劲继而还会影响会计学科的“科学性”。JoelS．Demski，在《AccountingHorizons》2007年第7期上以“会计是一门学术性学科吗?”为题，通过对“学术性”的词义考证和他归纳出的会计现状的10个主要方面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现在的会计不是一门学术性学科，会计已经变成了一种不断收缩的孤立的职业化的事业，对学术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我们认为，会计能够成为也应该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这也是它对学术界的一种责任。因此，要促进会计学科的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会计学科的学术性与职业性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

三、正确处理会计学科学术性与职业性的关系

针对目前会计学科学术性与职业性的孤立化发展这一现实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有效应对呢?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正确认识会计学科的属性

目前大家普遍接受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同时认为文史哲，以及伦理学、宗教学、美学、艺术学等属于人文学科，而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称为社会科学［2］，会计学则从属于社会科学中的管理科学。需要强调的是“学科”不同于“科学”，后者特指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规律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相比，会计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也即应用性，从而也具有更为明显的职业导向性，此外还拥有更为具体的专业技术，而非仅仅是理念和思想。

2．对会计教育资源进行职能划分，重新界定其目标

现有的会计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却千校一面，缺乏专业特色，不仅如此，不同层次的会计教育更是缺乏培养目标上的区分度，致使会计学科的“学术性”与“职业性”均得不到有效实现，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并造成会计教育资源的浪费不清，这也正是当前会计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作为常识化的概念，人们一般认为普通高等学校所实施的都是“高等专业教育”，对其中的“专业”一词则有不同的理解:其一，高校或其他教育领域内的“专业”特指某一学科门类或其某一分支;其二，作为社会上一般称谓的“专业”泛指特定类别的人才所从事的专门业务，或指社会某一大类职业。简单说，专业是基于学术性的一种学科分类的概念，职业则是基于社会化分工的一种社会岗位分类概念。基于此种认识，现行的高等会计专业教育应该一分为三:会计本科及其以下各层次(含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都应以“就业”为导向，以会计专业技术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实践环节的能力训练为主要手段，充分彰显和体现会计学科的“职业性”特征;会计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博士后研究则理所当然地以会计学科的“学术性”标志性特征，以丰富和发展会计理论为己任，以促进会计学术的繁荣和会计学科的持续发展为使命，以会计科学、会计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为教研主线，旨在研究会计基本理论、会计系统运行机理、会计学科发展规律并总结源于实践的会计新成果、创造会计新知识;会计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则应是介于本科生与博士研究生之间的兼具学术性和职业性的教学研究型或学术应用型人才。以上不同层次的会计培养目标对应的会计人才规格分别为:会计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会计理论工作者、会计研究人员、专家教授或企业财务会计问题最高决策者;会计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会计工作组织者也即会计部门负责人和会计业务骨干人员;会计专业本科生及其以下层次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掌握较为丰富的会计专业技术和实用技能的一线会计工作人员［3］。

3．确保和提高会计学科的学术性和职业性

我们要在明晰各层次会计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和提高会计学科的学术性和职业性。一方面，我们要以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为核心导向，强化会计学科的职业性。能力就是做事的本领，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东西。现代人的能力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结构上讲，一个人的能力则包括自我认知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心理调适能力以及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等。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但知识不等于能力，存在着二者不一致的反例;同样的道理，能力是素质的体现，但能力也不简单的等于素质，后者的内涵远远大于前者。基于上述分析，欲实现技术能力导向，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主要是充实具体工作岗位的适应性等职业素养教育内容以及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的针对性训练等。特别是要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并把“实训”作为最重要的教学环节。要针对过去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偏死、教学模式单一、外语水平偏低、人文教育薄弱等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妥善解决好知识、能力、素质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要建设一支知识结构对路、实践能力较强和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我们要以科研方法、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导向，强化会计学科的学术性，自然科学研究追求对客观属性规律的精确掌握。因此，采用观察、归纳、实验的模式，执着于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态度，绝对排斥主观精神和情感的渗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也是发现和掌握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因而和自然科学有同样的要求，即力求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最忌主观的参与和情感的介入。掌握相应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进行科研和学术创新的前提，必须注重对科学方法的培养。科学方法是人们获得科学认识所采用的规则和手段系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专门科学方法，即某一门学科中所运用或具有的相应的研究方式、规则和手段;二是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共同适用或分别适用的一般方式、规则和手段;三是全科学方法，即适用范围最广泛、具有最普遍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方法。这三个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必须加入以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论课程，以便建立起并不断完善会计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体系。科学精神是科学实现及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也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包括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集中表现在:主张科学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科学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发展的动力;重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倡导科学无国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发体系，不承认终极真理;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不迷信权威;提倡怀疑、批判、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由此可见，会计研究者是否具有科学精神从根本上决定着会计学科的学术性。会计学术性必须最终体现在对会计学科发展的贡献上，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势必成为研究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抓手和落脚点。会计学科的学术性和职业性恰似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颇，更不可或缺，从会计学科学术性和职业性各自的内涵来看，两者都是围绕会计理论知识和学问而展开的，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对立关系，但不同层次会计教育的科学分工则可以更好地保证其功能实现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付桂存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亚娟．会计职业未来漫谈［J］．会计之友，2009(6)．

［2］冯凌．美国会计职业仍看好［N］．中国财经报，2008－01－07．

［3］许萍，曲晓辉．高级会计人才能力框架研究［J］．当代财经，2005(11)．

［4］郭永清．论我国高级会计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J］．会计研究，2008(10)．

学术性范文篇4

正因为它具有两类节目的交叉性质，所以它才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栏目，拥有它独有的受众群体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功用。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学术性电视节目的存在价值进行分析。

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接

“精英”一词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就是这些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而“文化精英”是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的群体。这些文化精英具有合法的学术地位和严谨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适合担当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而且传承着自古以来的文化精英们所肩负的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够满足公众获得感性愉悦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由专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技术正突破以往狭小的象牙塔，力图走入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里，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使许多科技发明不仅用于国防工业、医疗卫生、电子技术，还正在通过产品和商品的形式进入到公众的生活里，成为提升公众生活品质的一种重要产品或精神象征，如宇宙学知识、遗传学知识、纳米技术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这种形势下就要求公众具有更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学术性节目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公众对于专业科学知识的渴求，因此，学术性节目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术性节目比起科学教科书来说，它不是以冰冷、坚硬的专业教学的面孔出现，而是将硬性的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知识软化成了非专业公众可以接受的科普知识，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将专业知识进一步细化、通俗化、形象化，再通过电视媒介这个载体，结合高科技的电子手段和动画技术，将其传导给希望获取现代化学术知识的公众。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科学节目《探索?发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探索?发现》是一个以地理发现、考古发现、科学发现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性极强的栏目，其所探索的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它所传播的既是学术界的专业知识，也是关乎到人类发展的重要知识。比如在“人类的起源”这一组节目中，所讲述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如果仅仅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去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话，其涵盖的公众面积会小得多，公众的接受程度也会低得多，但通过电视为媒介所传播的人类学知识，以其真实的考古实物和考古场地的实境拍摄，将生硬的文字教科书变成了生动的画面和带有情节的解说词，使“人类的起源”的学术知识迅速、有效地传递到更大范围的公众群里，并带动了公众对此类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又如在“宇宙大爆炸”一组节目里，介绍的更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所熟知的关于原子、奇点、恒星、黑洞、宇宙大爆炸等专业性极强的宇宙学知识，但在专家们生动的解说之下，再配上完美的三维立体制作画面，宇宙学知识得到迅速的普及，从而完美地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提升了电视节目中的高雅文化气息

2005年前后，中央电视台一个几乎处于被淘汰边缘的学术节目——《百家讲坛》骤然成为全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其所播出的节目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极大关注,而其推出的若干期节目的主讲人也迅速地成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学术明星。《百家讲坛》是一个没有华丽的舞台背景和更多的媒体技术支持的栏目，它完全依靠知识本身的魅力，而在《百家讲坛》出现的也多是某一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出现决定了《百家讲坛》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其传播的学术内容也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焦点，也有利于听众与专家之间的直接沟通。以《百家讲坛》中播出的老子的《道德经》

为例，《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更是以往学术界的专宠和少数专业人士涉足的精神瑰宝，其精神内涵之丰富、其语义文字之难懂也就可想而知。《百家讲坛》所开设的“道德经”、“易经”、“论语”、“黄帝内经”的讲座，无疑是一组品位极高的国学系列讲座，它使生活于国学边缘或外延的人群也有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机会，从而修改了人们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休闲娱乐渠道的传统看法，此节目所引起的关注则更加说明公众对于高雅文化的学习热情。更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证明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发生在《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阎崇年身上的“掌掴事件”，虽然这一极端的做法应当受到指责，但却从反面说明公众对高雅文化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动情、一样的激愤。于是，受公众的热情所鼓励，各种学术性节目本着“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宗旨，带着一种求索、谨慎而又顽强的敬业精神，纷纷在电视媒体这个平台上展示着学术的魅力和思想的高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节目不平凡的行程。正如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为意外的成功作序》中所言:“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这种悲壮的探求最终换来了公众的认可，也换来了电视节目中高雅文化品位的进一步升华。四川大学研究生史挺在他的论文里称赞说：“它（《百家讲坛》）的兴起，带来了中华古老文明中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和精神，使几乎被金钱腐蚀和商业拥抱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新鲜的火种和在远古记忆中温暖而动人的气息。”

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学术知识的利用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电子化传媒时代，在中国，电视作为一种拥有数亿公众的强势媒体，在文化传播以及价值导向方面的作用堪称一呼百应，无与伦比，电视早已成了教化民众、提倡新生活新理念的最好平台，也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现代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生活的权威解读和价值取向的最佳平台。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通过《百家讲坛》这一平台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学术明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精英系统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不但使某一学科的知识引起了更多公众的兴趣，更使得这一专业知识的使用价值得以迅速扩大，使之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的机会大大增多。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于丹的“论语”讲座。《论语》本是产生于春秋时代的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观念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受到后世学者的强烈追捧，北宋宰相赵普创造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辟之语，更把《论语》捧上了政治教化的高度。而《百家讲坛》里于丹对于《论语》的精彩演绎，更把孔子的智慧讲得悬念迭起，把一个原本古老而远离生活的思想体系演绎成了鲜活的、与现代生活密切对接的智慧之源和生活宝典。在于丹的旁征博引之中，公众重新认识了《论语》的价值，也认识到了国学的价值，从而掀起了各行各业读《论语》的热潮，这从于丹在中关村签名售书时，读者排队至十几里长的盛况就可以得知。同时，因为《百家讲坛》中关于《道德经》的讲座，掀起了全民对道家始祖老子的热情，许多城市的公交车里出现了老子和“道德经”的宣传画，许多中小学开设了国学课程，并要求学生齐诵“道德经”，也推动了“国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小学课堂的步伐。而《百家讲坛》关于《黄帝内经》的讲座，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讲解得头头是道，乃至于《黄帝内经》这门古代医学专业文献迅速地推广至全社会各个人群中，带动了全社会对于中华医学文化的关注和钻研。而目前正在不断延伸的对于《弟子规》的研究热情，也与《百家讲坛》的《弟子规》讲座有关，据说目前有许多企业家正在把《弟子规》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根据《弟子规》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本企业职工的言行。由《百家讲坛》所掀起的国学文化热，直接带动了出版业、旅游业及多项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关于《论语》类书籍的发行已突破150万册，根据《百家讲坛》的模式而设计的国学教育软件正在各大书店热销，这些学术性节目在创造了国学热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学术知识的美感效果

电视学术性节目讲解的多是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纯学术内容，要想更生动、浅显地了解这些学术知识，就要调动多种电子手段，适当地加入一些动画制作和电脑技术，而这正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所在。动画制作手段使学术性节目中抽象的物质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图像，从而满足了公众眼见为实的心理需求。如《探索?发现》中讲到的许多宇宙中确实存在，而人的眼睛却看不到的物质，如粒子、光速、黑洞等；如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古代的战争场面和灾难场面等，涉及这一方面内容时，电脑制作的画面能够重现和还原历史画面，或者将原本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受众对传播内容可闻、可视、可感，并通过生动的画面刺激加深其对知识的记忆。如在“宇宙大爆炸”节目中，大量关于宇宙运动的场景都是通过动画手段来完成的。这些高超的动画手段不仅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也赋予了被摄主体丰富的色彩、曼妙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同时根据需要实现声、光、电、影的补充表达，营造了神秘的变幻莫测的宇宙世界。在生动地传播学术知识的过程中，节目的美感效果也大大提升。

学术性范文篇5

正因为它具有两类节目的交叉性质，所以它才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栏目，拥有它独有的受众群体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功用。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学术性电视节目的存在价值进行分析。

1.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接

“精英”一词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就是这些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而“文化精英”是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的群体。这些文化精英具有合法的学术地位和严谨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适合担当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而且传承着自古以来的文化精英们所肩负的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够满足公众获得感性愉悦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由专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技术正突破以往狭小的象牙塔，力图走入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里，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使许多科技发明不仅用于国防工业、医疗卫生、电子技术，还正在通过产品和商品的形式进入到公众的生活里，成为提升公众生活品质的一种重要产品或精神象征，如宇宙学知识、遗传学知识、纳米技术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这种形势下就要求公众具有更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学术性节目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公众对于专业科学知识的渴求，因此，学术性节目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术性节目比起科学教科书来说，它不是以冰冷、坚硬的专业教学的面孔出现，而是将硬性的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知识软化成了非专业公众可以接受的科普知识，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将专业知识进一步细化、通俗化、形象化，再通过电视媒介这个载体，结合高科技的电子手段和动画技术，将其传导给希望获取现代化学术知识的公众。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科学节目《探索?发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探索?发现》是一个以地理发现、考古发现、科学发现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性极强的栏目，其所探索的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它所传播的既是学术界的专业知识，也是关乎到人类发展的重要知识。比如在“人类的起源”这一组节目中，所讲述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如果仅仅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去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话，其涵盖的公众面积会小得多，公众的接受程度也会低得多，但通过电视为媒介所传播的人类学知识，以其真实的考古实物和考古场地的实境拍摄，将生硬的文字教科书变成了生动的画面和带有情节的解说词，使“人类的起源”的学术知识迅速、有效地传递到更大范围的公众群里，并带动了公众对此类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又如在“宇宙大爆炸”一组节目里，介绍的更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所熟知的关于原子、奇点、恒星、黑洞、宇宙大爆炸等专业性极强的宇宙学知识，但在专家们生动的解说之下，再配上完美的三维立体制作画面，宇宙学知识得到迅速的普及，从而完美地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2.提升了电视节目中的高雅文化气息

2005年前后，中央电视台一个几乎处于被淘汰边缘的学术节目——《百家讲坛》骤然成为全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其所播出的节目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极大关注,而其推出的若干期节目的主讲人也迅速地成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学术明星。《百家讲坛》是一个没有华丽的舞台背景和更多的媒体技术支持的栏目，它完全依靠知识本身的魅力，而在《百家讲坛》出现的也多是某一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出现决定了《百家讲坛》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其传播的学术内容也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焦点，也有利于听众与专家之间的直接沟通。以《百家讲坛》中播出的老子的《道德经》为例，《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更是以往学术界的专宠和少数专业人士涉足的精神瑰宝，其精神内涵之丰富、其语义文字之难懂也就可想而知。《百家讲坛》所开设的“道德经”、“易经”、“论语”、“黄帝内经”的讲座，无疑是一组品位极高的国学系列讲座，它使生活于国学边缘或外延的人群也有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机会，从而修改了人们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休闲娱乐渠道的传统看法，此节目所引起的关注则更加说明公众对于高雅文化的学习热情。更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证明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发生在《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阎崇年身上的“掌掴事件”，虽然这一极端的做法应当受到指责，但却从反面说明公众对高雅文化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动情、一样的激愤。于是，受公众的热情所鼓励，各种学术性节目本着“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宗旨，带着一种求索、谨慎而又顽强的敬业精神，纷纷在电视媒体这个平台上展示着学术的魅力和思想的高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节目不平凡的行程。正如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为意外的成功作序》中所言:“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这种悲壮的探求最终换来了公众的认可，也换来了电视节目中高雅文化品位的进一步升华。四川大学研究生史挺在他的论文里称赞说：“它（《百家讲坛》）的兴起，带来了中华古老文明中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和精神，使几乎被金钱腐蚀和商业拥抱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新鲜的火种和在远古记忆中温暖而动人的气息。”

3.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学术知识的利用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电子化传媒时代，在中国，电视作为一种拥有数亿公众的强势媒体，在文化传播以及价值导向方面的作用堪称一呼百应，无与伦比，电视早已成了教化民众、提倡新生活新理念的最好平台，也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现代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生活的权威解读和价值取向的最佳平台。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通过《百家讲坛》这一平台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学术明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精英系统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不但使某一学科的知识引起了更多公众的兴趣，更使得这一专业知识的使用价值得以迅速扩大，使之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的机会大大增多。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于丹的“论语”讲座。《论语》本是产生于春秋时代的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观念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受到后世学者的强烈追捧，北宋宰相赵普创造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辟之语，更把《论语》捧上了政治教化的高度。而《百家讲坛》里于丹对于《论语》的精彩演绎，更把孔子的智慧讲得悬念迭起，把一个原本古老而远离生活的思想体系演绎成了鲜活的、与现代生活密切对接的智慧之源和生活宝典。在于丹的旁征博引之中，公众重新认识了《论语》的价值，也认识到了国学的价值，从而掀起了各行各业读《论语》的热潮，这从于丹在中关村签名售书时，读者排队至十几里长的盛况就可以得知。同时，因为《百家讲坛》中关于《道德经》的讲座，掀起了全民对道家始祖老子的热情，许多城市的公交车里出现了老子和“道德经”的宣传画，许多中小学开设了国学课程，并要求学生齐诵“道德经”，也推动了“国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小学课堂的步伐。而《百家讲坛》关于《黄帝内经》的讲座，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讲解得头头是道，乃至于《黄帝内经》这门古代医学专业文献迅速地推广至全社会各个人群中，带动了全社会对于中华医学文化的关注和钻研。而目前正在不断延伸的对于《弟子规》的研究热情，也与《百家讲坛》的《弟子规》讲座有关，据说目前有许多企业家正在把《弟子规》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根据《弟子规》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本企业职工的言行。由《百家讲坛》所掀起的国学文化热，直接带动了出版业、旅游业及多项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关于《论语》类书籍的发行已突破150万册，根据《百家讲坛》的模式而设计的国学教育软件正在各大书店热销，这些学术性节目在创造了国学热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学术知识的美感效果

电视学术性节目讲解的多是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纯学术内容，要想更生动、浅显地了解这些学术知识，就要调动多种电子手段，适当地加入一些动画制作和电脑技术，而这正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所在。动画制作手段使学术性节目中抽象的物质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图像，从而满足了公众眼见为实的心理需求。如《探索?发现》中讲到的许多宇宙中确实存在，而人的眼睛却看不到的物质，如粒子、光速、黑洞等；如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古代的战争场面和灾难场面等，涉及这一方面内容时，电脑制作的画面能够重现和还原历史画面，或者将原本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受众对传播内容可闻、可视、可感，并通过生动的画面刺激加深其对知识的记忆。如在“宇宙大爆炸”节目中，大量关于宇宙运动的场景都是通过动画手段来完成的。这些高超的动画手段不仅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也赋予了被摄主体丰富的色彩、曼妙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同时根据需要实现声、光、电、影的补充表达，营造了神秘的变幻莫测的宇宙世界。在生动地传播学术知识的过程中，节目的美感效果也大大提升。

学术性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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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解释方式，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异，但都有一个相同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就是：“以……解马”，其意义就是：通过某种“中介”（从学术实践看，这种“中介”实际就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重新阐释、理解以至重新表述或重铸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们看来，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也罢，当代意义、当代价值也罢，似乎都不能靠其自身来显示，而必须通过某种中介才能彰显，才能理解。因此，它们对上述公式中介词结构的关注，对所谓中介的关注，要远胜过对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人们接受上述研究方式，以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发现，那么，他们就必须公开或潜在地承认，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意义是不完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追求，与其说是要恢复、挖掘和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性，不如说是贬低了它的学术性。这是时下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诉求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之一。

这种“新”的研究方式对“中介”表现了过多的兴趣甚至崇拜，导致许多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与其说是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不如说是关于“中介”的某种评介，以至于使人们怀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还是仅仅是关于“中介”的一个样态？虽然如此，但是人们还不能说，它们的论著中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事实上，体现时下学术性诉求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少论著，都比较注重征引马克思的原典，不仅如此，而且其征引的广泛程度还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是，问题不是在于它们是否征引马克思原典，而是在于它们是如何征引、进而又是如何理解那些原典的。从相当数量的论著看，它们对于原典的征引或理解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出发，而是从它们想到的某个观念出发的。比如，想到一个现代性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原典中寻找相关或似是而非的论述，搞出一个现代性的马克思；想到一个后现代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原典中寻找相关或似是而非的论述，搞出一个后现代的马克思；而想到一个女性主义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原典中寻找相关或似是而非的论述，搞出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这种做法看起来荒谬绝伦，研究者也并非不知道它荒谬绝伦，但实际上却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默许的或通行的做法。别的不说，这种对待原典的态度，与过去弥漫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那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和零打碎敲地运用的做法，如出一辙。研究者似乎认为，从来都没有必要去区分马克思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著作，重要的著作和不太重要的著作，体现其思想特征的著作和一般性的著作，而只要是“马字号”的，就要一视同仁地看待，就要零打碎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如何对待其原典，仍旧是一个没有解决、甚至是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这种风气，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更加强盛。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不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而且使这一哲学自身的统一性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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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范文篇7

关键词：以人为本；评价机制；学术性；职业性

发展观是系统科学中一个渗透着人类价值取向的概念，一般而言，符合科学原则的是科学的发展观，违背科学原则的是非科学的、甚至反科学的发展观，体现在具体问题上就会有一些认识误区。科学发展观一直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执政理念，当前我们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中西方文化自古以来都倡导的理念。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管子．霸言》就从治国安邦的高度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则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深刻．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等不同领域出发，对其中“人”的要素的具体解读是不一样的。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参与其中的人不仅指在教育活动中居主体地位的学生．还包括教师、管理者和其他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但主要的是从事教育教学双边活动的教师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本质。在教育领域坚持“以人为本”理念，首先必须确定教育语义中的“人”的主要涵盖范围．要以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一一教师与学生的根本利益为本。我们的教育是以人为对象、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践活动，不仅要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也要关注培养人才的教育者的发展需要，因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②高职教育是教育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人”自然也具有教育语义中“人”的多元属性，其主体也是学生和教师。要真正发挥好师生在高职教育实践中的主体作用．首先必须以科学发展观认识高职师生的群体特征，明确其利益和发展需要，才能把师生的利益作为高职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优质的教育服务不断满足这部分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并促进高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内涵。然而在当前高职教育实践中，源于学术性和职业性价值取向的错位，导致人们对高职师生的评价机制方面存在不少非科学发展观的误区，背离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本文拟从如下方面做简单剖析。

一、学术性和职业性价值取向的错位影响评价机制导向

发展观是人类价值取向在判断事物发展状况上的一种体现。高等教育固有的两种价值取向则是“学术性”和“职业性”，“学术性是指高等院校在高等教育中对理性、学术与知识等目标追求的一种倾向。而职业性则是与学术性相对的，指高等院校对高等教育职业功能偏好的一种倾向．其价值取向着重于为满足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培养学生从事有关专业实际工作的能力。”③两者是一对缺一不可的矛盾统一体．确定其价值取向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教育实践发展需要和人才培养目标，把握好学术性和职业性在高等教育不同类型或阶段中的最佳比重和介入方式，谋求两者的融合。从高职教育的名称来看，我们不妨说“高职”是高职教育和高职人应有的复姓。高职领域中的一切活动和要素都必然带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烙印，并且在学术性和职业性的价值取向上偏重后者。

之所以在此先提及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因为它对高职教育评价机制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评价”一般是指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客体的价值作出判断的活动。显然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评价标准的选择和评价结果。学术性和职业性错位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在高职领域中衍生形形色色的非科学发展观，包括对“高职人”的评价和认识方面也难免会产生一些误区和偏差。

二、偏重以学业为导向的学生评价机制，视高职生为“低素质”学生

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与人才培养目标是密切相关的。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高职的目标就是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④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从其“高职”复姓而言，也可知是既要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规格要求，又要具有职业教育面向实际、突出应用性、实践性、毕业生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特色。但当前不少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偏重于学业导向．有的搞大学本科“压缩版”，动辄升格为本科、抬高身价，忽视了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性质、类型、培养目标与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不可抹杀的突出实践能力和应用导向的差异；有的又做中职的“发酵版”，在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等人才培养机制方面未能摆脱中职模式，学生个性发展空间狭窄，竞争力不强，所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能体现出高职生应有的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含量更高的职业岗位以及具有更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特点。这种培养目标上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脱节，是高职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取向错位的一种表现，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高职生的评价机制导向。

目前进入高职领域接受教育的高职生主要是“三校生”(中专生、职高生、技校生)和最后批次的普高毕业生，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相对于本科生源，若以高考成绩做评价指标的话，高职生源的普通文化科学水平显然是不太理想的；同时高职生的培养宗旨中对理论知识以“必须、够用”为度，因而相对于本科毕业生，高职毕业生的文化和理论素养、知识面在总体上必然会窄浅些，倘若教育界(尤其是在学校一线的教育管理者)和其他社会各界采用普通高等教育的学业性导向的评价机制，依旧注重采用文化理论知识学习水平、英语过级水平之类的标准来评价高职生源和高职毕业生的质量，而忽略或没有赋予高职生的专业技能素质应有的评价权重的话，极易产生高职毕业生都是“低素质”学生的偏见。诸如此类的对“高职人”中的主体成员一一高职生的评价机制并没有正确体现高职培养目标的应然要求，没有突出高职特色，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严重背离，如果任由其在当前高职领域蔓延的话，对学风、教风和校风各方面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突出表现在课堂教学效率低下、教师的教学效能不高、学生缺乏自我效能感、高职办学质量和声誉每况愈下。

三、崇尚以科研为导向的教师评价机制，扭曲“双师型”教师的基本内涵

高校教师的职称评聘是建立在教师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评价机制上的。教学与科研一直是高等教育中难以平衡的一对矛盾，为了在系统层面弱化两者间的冲突，人们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等级划分，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三类。各等级的职能显然是明确的．若能各就其位各有侧重地发挥相应的研究或教学职能必然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协调发展。但实际上，由于科研的显形荣誉与功用及教学效果的隐性与滞后性，在大众心目中，较少从事科研活动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能算是“大学”(如高职院校)，而它的毕业生似乎也就低人一等。于是为了争取“科研”这块高贵的招牌，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高职院校)都不顾自身的等级定位，倾向采用以科研为导向的教师职称评聘机制．且对科研成果的衡量又越来越被人为地量化到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学术论文和有多少科研课题为衡量指标了，这就难免会导致大大小小的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而在教学上却偏重于以不可界定和不易操作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教师尽职尽责，即使运用了教学效能的评价指标，也大多从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几个方面稍作分解，模糊性很大，并不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效能；而在评价结果的运用上，又往往有“学而优则仕”的倾向，表面上看是尊重人才，但却可能导致这些优秀教师学术专长得不到充分发挥，以丧失更多的学术地位为代价换取一点所谓的政治地位。这种学术性取向过强的教师评价机制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拷问。其实，美国学者米凯拉克等人的实证研究早已表明，教师研究成果与教学效果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很低，“究竟学术研究和发表作品能否促进教学，目前尚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作用的话，也不会很大。”⑤

高职院校本质上应是注重职业性的教学型院校，如果一味追随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师评价思路，而忽视自身教学型的等级定位以及职业性的教学特点，必然会在人才培养上和教师自身发展上带来消极影响，背离“以人为本”的宗旨，因为人总是在寻求自身价值和注重社会评价的。如果对高职教师的要求都是既要教好课，又要出科研成果，甚至是行政人员也必须发表几篇学术论文才能评上职称，而且盲目地以博士生、硕士生、教授的引进百分比来衡量一所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而忽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那么，无疑会使许多高职教师在面对教学、科研、实践等多重职能上出现尴尬和无奈。

同时，在教师与学生相互关系的原动力中，教师是主要的动力因素，这也是为人师表之说的缘由。作为育人主体的“高职人”——高职教师的素质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从当前国际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双师型”应是高职教师的正确发展方向。“双师型”教师就是指具备渊博的专业理论和精湛的教学艺术，又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胜任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双重职责的复合型教师。目前大多数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与国家要求规定的80％的比例相差较远。“双师型”的教师评价指标理应在高职教师评价体系中唱主角。1998年原国家教委在《面向21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出了职业学校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多年来，这已逐渐成了各类中高职院校发展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和校领导的主要职责。但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对“双师型”评价指标的扭曲现象，表现之一是在“双师”和“双证”(教师资格证、行业技能等级证)间划等号，忽视对教师教学业务、教学能力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的全面培养和评价，这种评价导向难免会误导部分教师为拿证而拿证，甚至弄虚作假；表现之二是认为“双师型”教师是“教师+工程师”，这又有了对“双师”的误解与拔高之嫌。“双师”不是教师与技师或工程师称号的简单叠加，也不可能达到教师与技师或工程师水平的完美相加，而注重的是两种人才类型特征在知识、能力和态度等方面的有机融合。

虽然，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如“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尚未统一．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教师实践场所和实践机会少，缺乏切实有力的激励机制，教师聘任制无法真正实现，⑥但去除科研导向的教师评价机制，准确认识高职教师的角色，强调“双师型”这一教师评价和培养机制，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

总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正视“人”。对于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的评价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而高职教师的评价和培养机制问题也随之日益提上了学校效能研究者们的研究框架之中，因为如今“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以至公众人士都开始注意到教师表现对学生教育成果的重要性，一致同意教师是学校教育及学校改革成功的主要元素。”⑦本文在此只是着眼于“以人为本”中“人”的因素，就目前高职师生评价机制中的些许误区做了一些简单剖析，至于如何构建关于“高职人”评价和培养机制的科学的发展观还是一个研究难题，也是个更值得高职研究者深入探讨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注释：

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2005．2．21．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第23卷,649页．

③陈小红．学术性和职业性的融合[M]．复旦教育论坛，2003(4)．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

⑤小斯坦利．米凯拉克，罗伯特．弗雷德里克．李文权译．科研能提高教学质量吗，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87(3)．

学术性范文篇8

【英文摘要】Thisessayelaboratesseveraltheoreticalissuesandtheirlogicalrelationshipsinth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teachers’educationinChina.Theissueofteachingasaprofessionmainlyconcernsthestatusofteacher’sprofessionandoriginatedfromthebi-disciplinedbaseoftheprofession.Sotoprofessionalizeteachingdependsnotonlyontheenhancenmentofthespecialitylevelofteachers’educationandthescientificlevelofeducationdiscipline,butalsothetransformationoftheeducationalissuesoftcachers.Theunityofteachers’roles,ononehandasanomalandontheotherhandasascholar,helpstoimproveteachers’professionalization.

【关键词】教师教育/教师职业专门化/师范性/学术性/教师教育一体化

teachers’education/teachingasaprofession/normalacademic/unityofteachers’educati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01）04—0055—05

我国的师范教育，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形成包括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两大系统的完整独立的体系。这种典型的独立定向型教师教育体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教师队伍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封闭式师范教育体系出现了逐步向开放式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1999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大力提高师资培养质量。调整院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这意味着50年来建立的独立定向型师范教育体系将走向开放。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封闭定向型和开放非定向型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争论已久，是否就是由于师范性和学术性孰强孰弱而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对教师职业本身的特点加以探究。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概述，以期为当前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施策略。

一、教师职业专业化研究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当务之急是要在全国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中小学师资队伍。为保证师资质量，政府制定了不同层次教师的学历标准。尽管师范院校的数量与规模也在扩大，但仍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师资，且培养质量不高。为此，研究者倾向于通过更加严格的制度化措施，提高师范教育的培养与培训质量，并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师范教育以寻求有效的办法。

围绕如何培养合格教师，提高教育工作的专业水平，关于教师或者教学工作是否是一种专门职业及其专业化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在各国师范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1］。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专业结构功能理论，通过与该学派总结的一般专业最核心的五个指标进行对照，得出教师并非是一种真正的专业的结论［2］；1955年召开的世界教学专业组织会议研讨了教师专业问题，推动了教师专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3］；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被认为是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对教师专业化作出的明确说明。该建议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它是一种公共的业务［4］。这与60年代各国对不合格教师数量增加、教育质量下降的担忧有关。它提供了一种对提高教师专业化的普遍要求与政策支持。事隔30年后，这一原则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同名文件中又得到重申［5］。

进入80年代后，在《霍姆斯报告》的推动下，教学专业化很快在美国成为一场持续至今的改革运动［6］。该报告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一要确立教学工作的专业性地位，二要建立起与这一专业性职业相应的衡量标准。师范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培养出训练有素的达到专业化标准的教师，以教师的专业化实现教学的专业化，并使教师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7］。该报告被视为倡导教学工作专业化的有力文件而得到广泛引用［8］。

通过对国外研究的介绍和总结，国内的研究者也在教师专业化问题上作了积极探索。拙著《师范教育论》分析了教师职业的特性，认为虽然可以明确教师的劳动是不同于其他形式劳动的一种特殊劳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的社会职业，但教师劳动的产品是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在知识、素质、能力、个性品质等诸方面的提升，某个教师的某种直接作用的效果往往较难以定量的方法确定，也不易看到立竿见影的效应，因此与医生、律师等专业相比，教师职业是具有一定替代性的专门职业［9］。有学者则指出：在社会功能层面，教学工作作为一种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社会功能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在专业发展制度层面，尽管教学工作的专业发展制度已成为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所建基的学科基础——教育学科的科学性至今受到质疑；在专业组织层面，虽然教学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专业组织，但与其他专业相比，无论是在其所享有的自治权方面，还是在组织的权威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教师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10］。但研究者都对教师或教学工作的专业化持普遍支持的态度。相信教师职业或者说是教学工作在专业化方向上将不断取得进展。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已首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教师列为履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这对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十分有利。

可以这样认为，对教师专业化的关注，基本的出发点是要持续提高教师教育的专门性，并使教师这一职业发展成为普遍认可的专业，以改善教师的地位，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尽管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但研究使人们看到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使教师专业化得到普遍的支持。恰恰因此，就更需要政府通过加强财政拨款提高教师职业待遇，需要社会形成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才能更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师也应该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加强自身修养，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实际上，我国教师专业化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仅就教师的学术资格而言，1997年，在1141.4万教师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占初中教师的比例仅为10.6％，占高中教师的比例也不过60.7％［11］。近年来教师职业的待遇和社会吸引力有所提高，但与医生、公务员等其他职业相比，收入水平仍偏低［12］。而作为师资培养与培训的师范院校，普遍存在经费困难、设备简陋、学科单一、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不高等诸多弊端［13］。当前，更直接和富有实效的途径，就是政府通过加大对师范教育的经费资助，加强师范院校的办学实力，同时提高教师职业待遇，以加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只有当教师的职业收入相对较高时，教师资源才会越来越充足，而且也有条件采取严格的资格证书制度，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

二、教师教育中的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

就一般意义而言，师范性主要是指培养教师所不可缺少的特殊性课程与要求，具体指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相关课程和一些基本的技能、技巧与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学术性则关注这样三个层面：一是指与综合性大学同类系科相比，师范院校内各系科教师在科研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二是同类学科教学内容上所反映出来的专门化水平和学术前沿的程度；三是学生从事学科研究的能力［14］。在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对教师素质要求的变化，时而强调师范性，要求加强教育学科课程的学习和重视教学实习与见习、增加其课时数；时而强调学术性，强调学科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学科课程的比例。便是所谓的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15］。显然，可以把教师教育中的师范性抽象为培养教师这一任务规定的特殊性，即该职业对从业人员确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一些特殊要求。这和我们所讨论的专业化问题紧密相关。而所谓的学术性，则是对在教师培养中可比较的学科知识与研究水平在程度上的差异的强调，以及对这种差异可能带来的教育质量不高与教师职业适应能力较低的担忧。

尽管欧内斯特·博耶在《学术水平反思》一书中提出的教学同样应是一门学术性的事业，亦即教学同样有其学术水平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国内教育理论界人士所赞同，但由此得出的师范性包含部分学术性的结论，又不免有些绕回到老路上的感觉。从其所强调的核心意义看，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主要源于教师教育中双重学科基础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由于教学工作所依据的专业知识具有双重的学科基础，即教师任教科目的学科知识和教育学科知识，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困境，即以怎样的方式组合这两种学科课程。不过，对于教师“教什么”与“怎样教”两方面素质的形成，作为教师教育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重要基石，显然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彼此相对独立，处于一种不均衡发展的链条型联系之中。在教师教育中，应寻求两个学科基础相互间的“和谐”，通过协调与相互适应，共同发展，以增强结构的整体功能［16］。

对于“教什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教师教育中学术性的要求，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教师要在学术上做好能够将学生在某一学科上带得足够远的准备。因此，可以认为增加学科课程的比重以及向综合大学看齐的作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学术能力，增强其职业适应力，还对师范院校的发展有利。问题在于，在有限的培养期限内与严格的学时标准要求下，这一作法确实对教育学科与训练有所冲击。

对于“怎么教”，就要复杂一些。首先，随着教育观念与教学思想的变化，教师角色正在向一种类似于学生学习的协助者或伙伴的关系转换［17］，怎么教将逐渐被怎样教学生学会学习和与学生共同学习、探索所替代。核心的问题在于教师必须对这样的教学工作抱有明确的理想，即将学生带向什么方向或者说学生在教师的协助下可能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显然，这样的变化就使师范性问题产生了方向性的变化：由“怎么教”转换成了“教学生怎样学”，而且对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有符合教育理想的设计。其次，师范性是教师教育得以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标志。所谓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的根源，还在于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及其所依赖的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程度不高。而教育学科体系的完善和教师教育理念的养成，也恰恰是未来教师教育专业化的主旨所在，以此为基础的师范性将更能够体现教师教育的本质特性。

不过，就当前教师教育的改革来说，还很难获得上述意义上的突破。在开放化教师教育中，将通过执行严格的教师资格制度来规范师资的培育，师范性也主要作为从事教师职业可参照的条件予以强调。可喜的是，当前师范院校的教育模式、师资培养目标正呈现出一种有利的多元化趋向。就学术性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组合来看，传统的学术性课程和教育学科课程与训练混合、交叉进行的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师范院校正在进行积极的改革，通过借鉴国外开放化师范教育的经验，开始试验“3＋1”、“4＋1”、“4＋2”等师资培养模式。一些师范大学也开始有意识地发挥教育学科的优势，在课程开发上试图建立完整的体系，以能够面向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教师。而教师的自主发展则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课程的开发与设置毕竟只提供了一种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教师的可能，而教师自身的发展则最终决定着一个教师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并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三、教师教育的两种体制：封闭定向型与开放非定向型

同样是由于教师教育的双学科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双专业结构，在实施教师培养的途径上，就产生了封闭定向型与开放非定向型教师教育体制以及两种体制兼而有之的混合型体制的差异［18］。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师资培养与培训上采取封闭定向型体制与结构模式，并维持至今的理由是充分的。其一，这一模式能够理想地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无论是师资供需数量、质量的预测与由此确定的拨款数额，还是分层次对口培养与培训，它都体现着一种计划经济所需的直接可控性的特征。其二，这一模式是解决长期的师资供给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保证基本的师资数量供给，有利于按照稳定的质量标准开展统一的培养与培训。其三，我国教育事业总体规模较大，就基础教育而言，师范教育必须在师资的数量与质量上积极适应其需求，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稳定与发展。

尽管如此，但这一模式仍受到普遍的批评，主要是培养质量不高，尤其是学术水平不高，师范性不强［19］。但同样不可忽视，越来越多的非师范院校毕业生甚至不需任何教育训练就可以走上讲台。现实的状况也正如此，师范院校在不断提高其非师范专业比例，以扩展其生存空间并在学术水平上追赶综合类院校的同时，对于为教师提供科学化的教育学科训练热情不高，非师范院校特别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则逐渐抢占着师范院校的领地而不需对其教育环节作出任何调整［20］。这两方面，无疑都弱化着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前景，教师教育的质量因此而不断受到挑战和更多的批评，建立开放化教师教育体制已成顺应时势之举。

政府的师范教育体制开放化的决策，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判断：全国大多数地区师范教育的规模和数量已基本适应中小学发展的要求［21］，基础教育的发展对师资的要求已由数量上的满足转向质量上的提高。特别是随着素质教育在中小学的普遍实施，对于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不断提高师资培养与培训的质量是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师范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开放化、提升师资培养层次以及后文要谈及的一体化，都是为有效完成这一任务而提出来的。

不过，由于对开放后师资数量供应能否保证，师范院校何去何从等问题有所顾虑，教育主管部门甚至积极支持开放化的研究者也对开放化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和冷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较高且师资已供大于求，但短期内提升学历层次所需的培训任务还很重，初中教师与高中教师则供远远小于求，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果一下子实行教师教育开放化，不仅可能导致教师教育数量与质量的滑坡，带来整个教育结构的失衡与质量的降低，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开放的程度以及具体实施的策略都应是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开放决非绝对的、无条件的，必须充分考虑师资供需数量、质量在时限、区域和培养层次上的差异，分阶段、分地区、分层次逐步推进，而且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开放，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是逐步形成混合型的教师教育体系［22］。其次，在一段时期内，高师院校仍将是我国教师教育的主体（中师建制将逐步取消并由高师院校承担专科层次小学教师的培育）。建立开放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必须首先在教师所需的教育理念养成与教育技能训练方面，制定严格的、高于原标准的、为各方所认同和恪守的规则，实际上，完善与强化教师资格制度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也正在成为政府推动开放化教师教育体系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就改革的策略而言，可行的办法是实施由包括师范院校在内的现有高校主导的累积性的逐步变革，政府则予以适当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另外，占高校总数1／5的师范院校在开放化教师教育体系中的发展，也应受到普遍的关注。较适宜的看法是，处于优势特别是教育学科研究领先的师范大学、学院，宜予以保留并逐步综合化，而处于弱势的师范专科学校除在师资缺口较大的地区予以保留外，可考虑逐步并入综合类院校或师范大学、学院［23］。当然，这一前瞻性建议要视具体状况而定。

在市场主导教师供需的情况下，尽管师范院校在师资培养、培训上的垄断地位的丧失确实是一种挑战，但50年的师范教育经验，将有利于师范院校在教育培养、培训上占据主要的阵地。随着行政约束的减弱，师范院校自身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将会有充分的发挥，若加上政府确能在提高教师经济待遇上有所作为的话，师范院校也不必担心其在教师市场中的竞争力会下降。

四、教师教育的一体化

一般认为，教师教育一体化理论的形式与实践，源于终身教育思想与教师职业发展理论。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直接影响了教师教育的发展，各国逐渐形成把教师职前教育和在职教育统一起来的趋势。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国际教育会议通过《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及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的影响的建议》，强调了教师培养与进修相统一的必要性［24］。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深入人心，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建议：把终身教育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上，重新考虑并沟通教育的各个阶段［25］。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教师，只有教师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因此，人们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给于强烈的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工作小组、霍姆斯协会相继发表的《以21世纪的教师装备起来的国家》、《明天的教师》两个报告，它们同时提出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师范教育改革的目标［26］。

总体来看，我国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是针对我国现有师范教育中职前职后隔离，机制机构各自为政，教育内容重叠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据终身教育思想、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试图对教师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进行全程的规划设计，以构建教师教育各个阶段相互衔接，既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的教师教育体系。不过，一体化并不是单一化，它可以是多元化教师培养模式中的主体，但并不垄断教师教育；它强调整合完善的体系，但并非封闭，而希望在开放竞争中体现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因此，一体化可以看作是与开放化同步进行的两个互促互进的过程。并且有理由相信，在一体化过程中，建立开放化教师教育之路将更加多样、灵活和富有活力。当然，建设一体化教师教育体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国可予实施的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包括［27］：1.打破条块分割的师范教育管理体制，理顺各部委与地方对师范院校的领导关系，建立统一协调的领导体制，形成上下结合、内外融通的教师教育网络。2.突破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割裂，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互不衔接，不同教育机构不相往来的教育模式，建立起职前与在职教育、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相互贯通的教师教育机构体系。3.统一规划和设计教师教育内容，即把职前教师培养、新教师入职辅导和在职教师提高这几个阶段的教师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通盘考虑，确定培养目标，选择教育内容，设置课程结构、培养途径与教学方法等。4.在统一规划下，重新调整和组合原来分别承担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不同任务、相互分割、互不联系的师资力量，建立一支职前、在职既各有侧重又有合作，相互融通合一的教师教育的师资队伍。

上述四个问题是近20年来我国师范教育研究领域讨论最广泛和争论最多的几个问题，也是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几条主线。总体来看，教师专业化主要关注的是教师职业的地位，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以及封闭定向型与开放非定向型教师教育体制，都是由教师教育的双学科基础衍生出来的现实问题。其中，教师专业化，不但依赖于教师教育专门化程度的提升和教育学科的科学化，而且依赖于教师教育理念的更新。而后两个问题涉及的核心都在于这种双学科基础的现实组合，师范性与学术性是就其水平而言的，封闭型和开放型则是就其体制而言的。但不管是强调水平上的相对对立的或同步或异步的发展，还是体制上的封闭型或开放型，都是就其在教师教育实施中的相对独立性而展开的，往往忽视了其可协调性。教师教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无疑有利于弥补这一点。可以预见，随着一体化目标的逐步实现，教师教育的概念与观念将逐渐取代师范教育，在教师培育上强调教师的持续发展，教师教育的双学科课程将有机地衔接起来，不是相互割裂而是作为教师教育内容的整体统筹起来安排。同时，教师教育机构在教育课程开放和教育科学研究上所承担的责任，将有助于教育学科的不断科学化。在此基础上，教师的专业发展将不断得到推进，教师教育的价值核心也将转移到作为个体的教师的教育理念与素养的养成上来。

收稿日期：200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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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叶澜．一个真实的假问题——“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的辨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9，（2）．

［19］顾明远．师范院校的出路何在［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6）．

［20］华东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改革与发展咨询会秘书组．认清形势，积极进取，开创师范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9，（5）．

［21］［22］［23］谢安邦．我国师范教育发展道路研究［J］．师院教育，2000，（1）．

［24］师范教育一体化课题组，上海市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战略思考［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8，59．

学术性范文篇9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theteacher-trainingeducationhistoryintheworld,thispaperanalysesthe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adoptedinAsian,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threefundamentalaspectsoncomparativeeducationperspective,andinthispapertherearediscussedindetailsomerepresentativeviewsinteacher-trainingpractice.Meanwhile,thepaperalsogivessomeadviceonthereformofour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

【关键词】师范教育/师资/途径

teacher-trainingeducation/teachingpersonnel/approach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2－0001－09

一作为历史发展链条

一个环节的师资培养途径之争

在当今据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出于知识和人才对于生产增值、社会财富、国力竞争、人类向着理性、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对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同样，人们由于教育对于知识的正向增加和人才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师资质量及师资培养与培训也投入了比往昔多得多的关注。

如果从观念层面分析，这些关注有的源于知识经济的突然来临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变革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如对师资质量的关心或焦虑及对师资质量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探讨等；有的源于师资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的认识或源于对目前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本身的不够完善，如对我国当前高师课程体系中人文性、师范性和学术性薄弱的探讨分析等；[1]有的源于对教师专业化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师范生师范性不够强而不少非师范生在教学中也能够脱颖而出的现实的认识，觉得综合大学培养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可能成为好教师，那师范学校还有什么用呢？从而出现了“师范院校无用论”；另一种关注与之相对，出于对100年来、尤其是建国50年来我国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认为我国的师范学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师范院校无用论”是否会否定近百年来师范教育的成果？从而出现“师范体制不可废”论；有的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对教师学历的规定，认为既然依法中专学历为不合格学历，那么中师是否可升格，或并或废？

这些关注，或反映在教育系统之外，或体现在教育系统之内；或出现于教育理论界，或出现于教育实践界；或表现为会议上的激烈争辩，或表现为条分缕析和善意的批评。尽管形式和场合不一，反映的却是对当前我国师资质量或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的普遍关注。这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压力”，构成了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如今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师资培养途径之争并非新现象，而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在中国100多年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类似的争辩至少发生过两次。[2]而这一次争辩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目前师范教育的现状及21世纪发展前景所作的思考，它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的新要求，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是社会发展对师资培养途径变革的必然压力。

压力的积累可能会导致变革，时展要求中国师资培养体制进行变革，社会系统哪怕是一个子系统的变革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这些关于师资培养的观点或争论时，尽管我们发现这些观点或争论具有经验主义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其观点或争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或非理性部分却也使这些观点或争论丧失了部分合理性，从而不能成为指导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改革和发展的“理论”。

“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也可以为良师”，从教育实践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命题，然而，这个命题一旦与“师范院校无用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基础，就有“不理解”之嫌了。因为这个命题体现了“以实是代应是”的方法论的谬误，它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统计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没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可以为科学家、艺术家但不能以此作为论证高等教育无用的证据一样，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可以为良师也不能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根据。就是师范院校体系确实可废，这个命题也应在立论根据之外。

与“师范院校无用论”一样，“师范院校无用论会否定我国师范教育成果”的担心也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事异时迁，沧海桑田，废退兴替，史海茫茫，多少辉煌不见！如果一种体制走到尽头，狂澜不可挽，担心是无济于事的，师范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然而，1996年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稳定中师、师专、本科三个层次的师范教育结构。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途径，理性地分析人们对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观点，释惑而流清，对我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是及时而有益的。本文的下面两节将用比较教育的方法，结合在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中产生的问题，借鉴国外师资培养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进行比较分析。

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师资培养途径的比较研究

人们对于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大致可以概括为学术性和师范性、定向性和非定向性、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各国师资培养和培训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是师资培养体制研究的三个根本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

1学术性和师范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术性和师范性这对矛盾尚有不同的意见，如史秋衡同志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协调共存是高师教育的首要问题”[3]，而杨汉清同志则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范教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4]（P605）诸如这些并非对立的不同意见表达了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中是不可回避的，对于师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师范教育300多年的发展史、中国师范教育100年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资培养的两个基本范畴、一对基本矛盾，这两个范畴构成的这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直接体现了师资的质量以及师范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学术性和师范性既是在师范教育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师范教育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对这两个范畴及其矛盾运动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区别、体制差异等直接构成了师范教育的现存状态和发展链条。

体制和政策的差异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然而教育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也会对这对矛盾构成重要影响，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决策的不够科学。我国的教育理论界较多地重视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方面，而对这两个范畴相统一的方面则关注不足。许多学者是从教师的“素质”角度来研究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大范畴的，然而无论是半综合性质的对教师素质的概括还是简单枚举式的素质列举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把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割裂、相对立的危险或倾向，退一步讲，就是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理想状态的素质，这些相互对立、应该互不相容的理想状态下的素质如何体现为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上。从师范教育的一般发展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的确反映了人们对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师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从师范教育特定的发展阶段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体现社会需求的程度总是相对的。在某些教育理论影响下，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可能会发生“钟摆”式运动，也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在一个既定的师范教育体制下，由于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制约，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结构变化的允许空间往往并不大，从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变革缓慢，社会要求的师范性或学术性都不易在课程或专业科目设置的比例变化中得到迅速的、实质性的体现，因而“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上”这一观念暴露出了其理论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师资培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和钟摆状态。

1986年，美国的霍姆斯协会（theHolmesGroup）发表的《明天的教师》的调查报告在公众和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也被誉为“美国80年代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最有影响的报告之一”[5]。曼宁（D.ThompsonManning）对几百年师范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历史的教训来确定霍姆斯协会报告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拒绝霍姆斯协会的建议，那么美国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还会依然如故[6]。从曼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美国就存在学术性和师范性之争。许多业界人士认为“学术”（人文艺术）比“技术”更重要，杜威（JohnDewey）极力协调二者的关系，也重视实践的教学；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琼为什么不会阅读》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落后，故而在70年起了“回到基础”运动，然而美国的师范教育在此期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重术轻学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这一事实使美国深感危机，向平庸的教育开战、重建师资队伍成为美国80年代教育改革的强音，霍姆斯报告顺时应势，重视学术性、注意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平衡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霍姆斯协会的建议“可能会促进教师人文艺术即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会是以牺牲专业的教育学院为代价的”。[6]（P23）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和专业课程设置体制下，中国近期内很难指望专业科目和课程体系有较大比例的变化，学校既不能削弱师范教育科目来加强学术性科目，也不能削弱学术性科目来加强师范性，这既是体制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识产生的误区。如何在既定的当前体制下解开这个悖论、消除这个误区，对于我国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

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师范教育是一个集学科专业（学术性）和教育专业（师范性）于一体的双专业师资培养体系，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高师课程体系中明显存在普通文化素质教育不足，其中人文素质教育尤其缺乏”、“我国高师教育对课程体系的师范性重视程度每况愈下”、“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的师范性则严重不足”、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显得较空洞，不切实际”、学科专业课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面不够宽，学科专业设置仅与中小学课程相对应，毕业生只能教授一门课，而不了解相关的科目，不利于学生所学的知识间的整合与发展；二是专业课程不能充分反映最新科学成果”。[1]（P53—5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师范生在学科专业方面不如综合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专业方面又构不成优势的状况。

这种现实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否就是学科专业水平和教育专业水平的划分？如果从哲学层面分析，“双专业师资培养系统”的观点其实和“通过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来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观点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它们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应的实践成果。

看来，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个范畴本身也需要重新进行检讨了。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资培养系统中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特性，实质上应是师资质量整合的统一体，我国过去的实践恰在统一性这方面注意不够。

教师具有相当的学科专业知识是其教学生涯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需要具备的学科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科专业知识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怎样好也不过分”的领域。过去我们存在着把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理想化的倾向，其实，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学科专业与教师在教育内容上自觉不自觉地精益求精、学术造诣不断提高的要求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拿科学家或这一领域专家的学术标准来要求教师的学术水平，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是衡量中小学教师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只有与师范性相联系才具有了师资质量的意义。由此分析，教师的学术性不是学科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而是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学术性；教师的师范性也不是教育专业知识的师范性，而是在一定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师范性。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应是指教师具备能胜任某一阶段教学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能够根据教学的真实环境和教学内容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在科学、准确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引导学生亲向科学、民主、文明的人类社会并为之而不断奋斗。

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的指导下，我们就不会再抱怨非师范毕业生也可为良师了，因为他们具有学科知识上的优势，师范性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弥补；我们也不必为课程比例难以在近期改变而束手无策了，在既定的课程体制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们相对“空洞、不切实际”的师范性教育内容，在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中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联系的教学法中体现师范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在有限的教育专业教学中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有机联系，体现真实教学情境下对师范性的要求，体现师范生为社会正义进步而努力的人文思想。

2定向型和非定向型

自从詹姆士·波特（JamesPorter）把通过师范学院培养师资称为“定向型师范教育”、把通过普通大学培养师资称为“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以来，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就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界界定师范教育体制的描述性的学术语言。

如果按照“定向”和“非定向”的理论分析，亚太地区的师资培养体制可分为四类：一是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如朝鲜、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等国；二是以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三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有分不清楚是以定向型为主还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或地区，有研究把它们归于混合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参见曾红：《对亚太地区师范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硕士论文，1996年，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欧美各国基本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8]其中美国的师范教育在其1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着一个从中等师范学校提高为独立的高等师范学院（约80年），又从独立的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综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生院（约40年或60年）的演变过程”，[9]如今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前苏联也在不断变革师范教育体制，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还要求综合大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力量，在发展高等师范教育中起关键作用”，[4]实质上是要加强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在前苏联师资培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在用“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分析各国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理论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世界各国先后出现的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已使我们很难判断许多国家是定向型还是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制，我们只能说某某国家是以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还是以非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有时以哪个为主也难以分辨，这样，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再难以成为主流的学术理念了。其次，这种挑战来自于由于对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绝对理解而产生的对师范教育体制的认识，比如有些学者提出“师范学校退出历史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既然如此，科学地理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及其现实处境，正确认识作为这个理论的支柱之一的师范院校的发展问题，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波特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不是规范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经验主义的带有描述性质的“二分法”。它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对所界定的师资培养体制的优劣进行比较，从而为师范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这种分析方式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实证的性质，是比较恰当的分析方式，但是随着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各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多样化，如原来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原来较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发展了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或在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内部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与中小学整合形成新的师资培训途径等等，原来较单纯的师资培养体制已发生了变化，混合型师资培养途径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削弱了以定向型或以非定向型界定某国师资培养体制的社会基础。二是由于招生体制的变化和终身学习（life—longlearning）思想的影响，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在定向型的师范院校学习教育专业课程，从而获得教育学硕士或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弥补自己师范性的不足；同样地，定向型师资培养系统的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到综合大学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或教育水平，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削弱。

但这是否意味着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分析模式呢？似乎不能这样认为。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削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但“削弱”并不是消失。在如马尔代夫、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里，结构合理、层次完善的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尚未形成，有些国家还长期接受国外的教育援助，国内师资培养不够规范，有些只是应急手段而不能称为“体制”，在这些国家里，师资培养现代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中国这个以定向型为主的国家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反映了在改革时期人们对师范院校的不同认识，有些认识难以形成决策的根据。就政策来讲，政府目前还是要坚持保持三级师范的独立设置地位。就是在被某些学者奉为师范教育圭臬的美国，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私家协会、州、地方学区和联邦机构引导和支持了许许多多的非大学师资培养计划（non—universityprograms）如选择性证书计划、师范公司等，就是一些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变式。

正因为如此，波特的理论仍然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师范教育实践中，它所界定的比较优势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此它并未过时。但我们如果从师资培养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突然发现，定向型和非定向型作为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模式，它并不能涵盖如今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它只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不能无限扩大；同时，波特的理论也不是什么“言必称希腊，盛必比汉唐”的理论，师资培训的现展已经表明，它并不必然地与师资培养的质量相联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两种师资培养途径的差异，并不必然地标志师资的质量，良好的体制只是有利于质量的提高而不能必然造成质量的提高，这方面同样不能扩大，不能把体制扩大到等同质量。

在科学地定位波特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与这个理论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上文提到的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师范学校退出历史的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说主要是以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发展而做出的趋势判断，其实，美国目前也只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因此，此说似乎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更恰当些；二、美国的师资培养体制是美国社会文化作用于师范教育的结果，其师资培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但其师资培养体制则无法成为其他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的样板，其师资培养体制也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三、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同，师范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就是假如美国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不存在了，也难以就此推断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师范学校一定会消亡，例如，韩国中等学校的师资，已经由综合大学培养，但是其小学教师的培养却是由专门的教育大学承担的，全国11所教育大学（每个道1所）构成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并显示出专门师范教育体系的勃勃活力；四、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具备完全的劣势，而且其体制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否定定向型的师资培养途径，在理论上欠充分、在实践上也还存在不现实的因素；五、中国的师范学校是在救变图存、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外国的师范教育而产生的，在其百年的发展史上，师范学校的存废问题也争论过多次，主张废师范学校的人甚至用了无理性的刻薄诟詈之语来攻击新生的师范学校，什么“师范学校成绩不甚佳妙，大可废止”、“高等师范学校实是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赘疣，大可割去”、“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型发展之流弊”等等，[2]（P7）如今师范院校无用论和消亡说一起，构成了对当今师范教育系统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的极大冲击，也有可能会形成当今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六、在1996年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的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的决议是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师范院校无用论的驳斥，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目前尚适合我国的国情，近期内不会消亡，师范学校消亡论似乎过于超前。

3职前师范教育与在职师范教育

职前师范教育作为为想从事教师工作的社会公民而提供的职业准备教育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师资培训途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事世俗教育的学者还是从事宗教教育的圣职人员都是在知识或技能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学高为师，他们没什么任职资格规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他们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过是自己在知识接受和积累过程中耳濡目染的经验。中国古代闻道在先，学成则为师，在师法、家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为师并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为官从政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然而，入仕不易，宦海不虞，于是他们进则入仕弃教，退则从教待仕，他们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却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其教学法也大多建立在教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这点与欧洲类似。

建立在受教育特权基础上的古代师资状况到了近代由于教育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了改变。近代社会的变革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平民化对师资的要求、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控制、教育理论的不断科学化等促成了近代师范学校的建立。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救亡图存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国人对师资的需求及近邻日本的近代化示范等因素影响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新式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出现开辟了职前师资培养的途径，体现了教育平民化的现实，在师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职前师范教育因此而生，受过规范的师范训练的师范生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师的任职资格也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因此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而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使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改变了，学高只是为师的必要条件之一，教学的技术及为师的伦理道德也逐渐成为教师任职资格中不可缺少的，教师职业本身因而包涵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

在我们讨论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忘记师范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历史，忽略以下历史事实是不恰当的：一是由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长期以来自身的局限性，教师的师范性具有而且只具有相对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相对缩短了学生对于教育规律认识的时间，毕业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技能，这种师范性的相对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不断成为人们论证师范教育无用论的口实；二是长期以来，师范教育系统以培养基础教育的师资为目的，所授学科专业知识虽不高深，但能胜任教学工作，且终身有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无在职培训的动机，师范学校也无提供师资在职培训的体制；三是在师范学校产生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广大师范生担负的是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由于师资严重缺乏，他们因受过相对良好的师范教育，在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方面均占优势，从而成为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四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闭塞和知识更新速度的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技术变化不大，教师本身的流动性也不大，社会缺乏在职进修的土壤。

这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表明：在职前师范教育产生和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需要的不是师范毕业生的再教育，也不是师范学校提供继续教育，而是大量的师资准备教育即职前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存在的矛盾不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师资不断增长与职前师范教育师资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仍然存在，如在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师一方面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只限于职前师范教育，这就造成了师资缺乏和师资质量低下两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也提到教师缺乏问题，但那是与发展中国家涵义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师资培养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职业的流动性和对教师在学术性上和师范性上较高任职资格造成的，即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由于职前师范教育不足而是由于在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会极大地制约一国师范教育的层次和水平，我们不能忽略表面相同的概念所含的不同的社会含义，字面上的比较不利于相互借鉴和问题的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对教育质量不断增长的强烈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变革速度加快，一些新的教育理论的出现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已使一次性的职前师范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革命性发展的需求，在职师范教育成为新时代对师范教育的要求。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各国开始逐渐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英国70年代出现了概念化的教师在职教育与培训即INSET（In-ServiceEducationandTrainingofTeachers）一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还设有INSET系，在地方教育当局（LEA）的主持下，组成了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中心为主的全国性培训网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并把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与其薪水相联系，日本、美国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法国将中学教师的在职学习写进了《继续教育法》，以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中国的《教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因此而负有的法律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职师范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形式。从提高教师的任职水平和任职资格的维度，有学者把世界范围内的在职师范教育分为四大类：补缺型、资格培训型（包括补偿学历型与学位进修型）、适应型（新任教师的入门教育和补充更新的适应性培训）和研究提高型。易长发同志认为中学新任教师入门教育大致有“新教师带引式”、“集中培训式”和“新教师研修式”三种形式，并把“以课程为基础的在职培训模式”分为“学位课程培训式”、“单科课程培训式”，把短期进修在职培训模式分为“老教师培训”、“备课培训”、“一般性培训”、“专题研究式”培训和“广播电视讲座式培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在职培训方式和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职员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注：参见易长发：《外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例析》，《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米切尔（YoungMichael）则在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英国80年代以来的师资教育改革，认为师范教育系统发生的对英国有作用也许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变是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心，从以大学培训师资为中心转到以中小学为中心。[10]

在对国外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形成以下认识是必要的：

一是在职师范教育的出现及其在各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师资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师资水平与社会相适应的矛盾运动。

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制约在职师范教育的层次和类型。如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教师严重缺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拔初中教师去教高中，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为民办教师，这样补缺型和学历补偿型就成了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的主体。在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计划有时无法落实，不少教师（包括“民办”、“代课”或正式教师）走上教学岗位后就无暇再受到培训，在职师范教育虽要求强烈，无奈供量不足，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高水平的发展。而美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适应型在职培训和研究提高型的在职培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任教师（beginningteacher）以资格培训型为主，补缺型的在职培训在美国不占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美国还进行了一项长达十几年师范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用以吸引并指导非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或有相关经验但没有正规教师资格的人成为教师，被称为“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11]由于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的实施，许多州逐步取消了过去长年实施的“紧急教师证书”。

三是在职师范教育应以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为最终目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在职师范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在职师范教育具有多重目标，但这多重目标必须与教师的学术性或师范性相应提高契合，才具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否则就有悖于在职师范教育的本质。在这里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倾向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培训机构或培训对象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和不切实际的决策及行为。在职师范教育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国力，必须以切实促进师资质量的适当提高为目的。

四是不同程度地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受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英国学者詹姆·波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阶段师范教育的构想：第一阶段是个人教育阶段，即高中生毕业后；在相应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里学习的阶段；第二阶段称准备教育阶段，这是指任教后的试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职教育阶段，也就是被录用为正式教师后的继续教育阶段。波特理论的一个重大理论价值就是他把师范教育看为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它启示我们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就是要促进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另外，建立在职进修的激励机制、严格教师的任职资格、规范教师的聘用、规范教师的实习试用期培训、提供有效的培训物质条件，建立在职师范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在职培训的科学研究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五是借鉴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加强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支柱，既要加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在新时期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法和学法的研究，改变教育专业空洞不切实际的状况，使教学真正成为一门职业（teachingprofession）。

三作为21世纪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改革建议的结论

1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从中外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无不学高为师，教师非职业化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教师的非职业化仍有较大的市场，他们不承认教师的职业性质，不承认教学是一门专业，他们顽固地坚持“只要掌握了任教学科知识，人人都能做教师”[11]（P62）（美国的一些人的观点）、“非师范学校毕业的人照样可为良师，师范无用”，对定向型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否定。

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但我们也如坐针毡地面对着教师职业化不足（注：赵微同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生的职业训练极为欠缺。”见《中国特殊教育》1998年第4期，第36页。）的现实，忧虑不安地关注着我国师范性严重缺失的状况。责人无过，闻过则喜，师范无用论的论调、教师非职业化的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重于九山的巨大压力，使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实事求是地审视我国师范教育的不足，理智地为改变这种不足作出建议。

我们当然可以把师范教育的不足归于历史、归于历史上教师非职业化的传统、归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归于相关领域的不够成熟，但这种归因无益解决当今我国师范教育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教师肩负众多的社会使命，有着众多的神圣光环，他们应有哲学家的睿智、雄辩家的口才、书法家的功力……然而教师的神圣并没有提高他们的职业地位，人们好像只把他们看成是教书匠，他们似乎不具备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似乎不能融学术性和师范性于一门专业。

如此看来，如何促使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教学在人们眼里能成为一门专业，便成为摆在师范教育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教师职业化的研究既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不断具有新的内涵的课题，其中似应包括加强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核心的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社会职业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将为教师的职业化做出理论贡献，为教师正名，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柱。

目前，教师职业化研究已引起国内外有些学者的重视，在建构性学习、教师的专业地位、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师素质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很不充分，因此为了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2定向型师范体制内部需改革

从对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相比，并没有比较的劣势，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一国的存在也有其理论的根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也需要不断变革。

从体制设计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体制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出路问题。按照传统的体制设计，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教育管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专业的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设计出现了弱点，教育系本科毕业生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缺乏学科专业的知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业出现了很大困难。

二是师范生层次提高问题。我国的学历教育层次单一，以学术标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师范生的学历提高，或者以牺牲师范性为代价，去报考综合大学的非师范专业，或者去报考教育专业，而又面临着知识结构不适应问题。美国的做法可作为借鉴。美国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学衔，如今在教育方面大约有120个学衔，如B.A／B.S，M.S.／M.A，M.Ed.／M.S.Ed.／M.A.Ed.，M.A.T.／M.T.／M.S.T.等。

三是高师院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目前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业已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1]亟需改革。教学内容改革也是一个重大课题，例如：如何改革高师院校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内容以使其既能体现该学科的基础体系又能反映该学科的现展成果？如何改革高师院校的教育专业课程以体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发展教师的“临床能力”和“扩展能力”以及提高教师的学术素质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如何改革“两课”教学以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文素质？等等。

鉴于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建议：切实改革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高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建立为契机，建立多样化的教育学衔制度；慎重对待、积极促进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改革，使教育系成为引领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化机构；改革师范院校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促进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在提高院校办学质量基础上的整合统一；加强相关的教育研究，为改革准备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

3建立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是20世纪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虽然世界各国教育实践与终身教育的要求还相差较远，然而许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指导本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所谓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就是指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把教师的培养、任用和在职培训结合成一个相互衔接的体系，这个体系使得教师能在职前师范教育结束后的教学生涯中的任何阶段，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接受在职的培训和提高。终身性的师范教育体系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联接成一个连续的整体，重视教师的实习和试用期的培养和培训，把在职师范教育制度化，并把教师接受在职学习的主动动机与培训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把在职师范教育看作是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义务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预见，终身教育性师范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体系，是当今师范教育革命性发展的方向。

发达国家为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理念、物质条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础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师资水平等一系列方面距离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大的差别。然而我们可以在终身性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为改革目标，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促进包括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内部改革以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为适应21世纪终身学习化的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的师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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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锐锷，王晓青.试评美国师范教育改革的一项实验［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8，（3）.

学术性范文篇10

教学学术:新范式的内涵与意义

正是基于一种“乌托邦式”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使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之路在现实中却越来越窄，畸形的教师评价政策使很多大学教师抛却了大学教师的“本源性”使命———教学，并视之为“鸡肋”甚至是负担，而所谓的科学研究成了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机会与重要象征。我们承认，现代大学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各自使命的丰富性使得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也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大学不能千篇一律地模仿“伯克利模式”，并以此为标杆去评价学校的成就。这种将科研泛化到大学每个层面、每个教师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模式会使科研与教学形成一种背反趋势，使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失去应有的方向，其结果不但会摧毁大学的教学体系，还会阻碍大学的科研深化。美国教育家博耶以一种深邃的眼光洞察到了这一危机，于上世纪90年代《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中首次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很快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界的关注与共鸣。博耶智慧地拓展了“学术”的概念，并用“学术”这一名词来延展“科研”的内涵，他将大学学术分为四种类型:大学必须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的新知识，即探究的学术;通过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等方式，充分发挥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而整合得到知识，即整合的学术;把理论研究与人类的现实生活需要相联系起来的学术，即应用的学术;而为了确保学术的传承，就得让学术持续保持交流与流动，对于大学而言，必然的方式就是让教师在教室里与未来学者(学生)进行交流，这种传播知识的学术被称为教学的学术，并且，几种类型的学术并不是隔离孤立、相互排斥的，而是交叉共依、相互促进的，彼此分不出孰重孰轻［1］。创新的、探究的与整合的研究属于学术，而推动知识传承与运用也是学术，如果学术止于发现、没有传播与运用，学术就会成为一潭没有生命价值的“死水”。因此，博耶“教学学术”的学术理念透视了教学活动的复杂性与学术性。他认为，教学是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能动过程，而“教学学术”的内涵比较丰富:其中既要根据学生特点以及教学内容将各种知识有机组织起来，面向学生有效地呈现知识，并使他们乐于接受、容易掌握;还要不停地吸取本专业领域中的最新知识，使教学的知识传承与新知识的发现相得益彰;多样性的教学方式也是教学学术的重要内容，它不局限于封闭的教室空间以及固定化的课堂教学程序，而是以正式化与非正式化的教学方式来实现知识的传播与应用［2］。教学学术实际上是“把教师教学作为学术的一种类型，同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相并列”［3］。由此可以看出，教学与科研都是教师的学术性工作，教学不但是将体系化的高深知识进行传授的过程，还是对已有的教学理论进行反思与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使知识易于被学生所接受，也可以实现教师自身的提升，因此，教学就具有学术性成果的特性。“当教师将工作公开、接受同行评价和批评，并与所在专业社团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时，反过来又加强了自己的工作，这时教学就变成了教学学术。”［4］教学学术的提出与被社会的认可使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开始发生了新的转向: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再仅仅专注于对新知识的探究，而是将显性知识的传播、新知识的探究以及实践性知识的提升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隐性的反思，从而使教师教学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大学是专门从事高深知识传播、创造的场所，传播知识、探究知识、整合知识以及应用知识都是大学的天然使命，而教学就是一门有关知识传授的学问和艺术，它需要教师发挥自己创造的智慧，创新高深知识的呈现方式与传播方式，从而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高深知识。因此，教学学术就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合法性”。正是由于人们对教学能力与科研成就的关系认识不清，才导致了教学总是被排除在学术的范畴之外，“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体系使教师漠视自己教学能力的提升，大学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提高。基于此，博耶“教学学术”的理论贡献不仅仅是拓展了大学学术的意蕴，更在于他为大学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平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博耶提出“教学学术”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消解人们对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认识误区。他认为，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减少教师从事科研的分量或者从事教学的分量，而是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和激励教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学术性的反思，从单纯的科研者或教学者走向“研究型教师”。通过对教学中的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整合性的研究以及应用性的研究，不但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广度与深度，更能将知识有效地传播给学生，这样就使四种形态不同的学术统一于教师的教学实践，使教学活动成为一种高质量的学术活动［5］。通过这种学术性的教学活动使教师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以及判断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教学的学术性自然而然地要受到尊重、保护与鼓励。博耶的“教学学术”概念给教学赋予了学术的尊严与崇高的地位，在理论层面使教师的思维成果得到有力支撑，在实践层面保护和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热情，不但为人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对学术的理解方式，还为现代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专业发展:多途径的提升之路

1．广采众取，做一位博学型教师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导者，必然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知识架构与知识储量，并要努力将这些知识传播给学生。为此，教师要有足够的教学技巧与教学经验。大学教师本身具有教育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对大学教师的学识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6］。既然教学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的工作，这必然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并能迅速而准确地把握本专业学术前沿的能力。在中国传统的教学文化中，“教学相长”就很好地诠释了教师教学的作用:教师在教学中不但通过传授知识使学生的知识得到增长，更是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促进了自身的知识学习，进而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创造性的发展。而现代资讯的超常发达，使教师具有广泛的知识获取途径，不但可以通过广博而纵深的阅读来吸取新的间接性知识，还可以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获取经验性知识，如课堂观摩或教学反思等方式使自己的经验性知识得到增长。2．在教学中研究，做一位反思型教师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知识。如果教师仅满足于获得的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他的教学水平的发展将大受限制，甚至有所滑坡。”［7］为此，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教师成长=经验+反思”。所谓的反思，就是教师对自己教学中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话。这种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反省、思考、探索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研究的性质。教师反思的方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记录课堂中新技术与新方法的运用技巧与体会;记录个案性的教学过程并进行交流与讨论，从中找出可借鉴的成分;通过自编教材或讲义的方式来加深对某个领域内知识的理解或者体系化，等等。教师还要在海量的记录中筛选出能够促进教学学术的部分，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发展的资源。在这些资源的整理中还要逐步形成对教学与学生学习问题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如何将探究性的研究方法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将思维方式的训练以及问题的解决置于教学实践中，让学生感受到教学的学术价值。3．广泛交流，做一位智慧型教师教师教学智慧是教学学术能力的重要体现。而教学智慧的提升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与教学实践，更要教师善于利用合适的平台与教育理论研究者交流，在交流中不断地提升教学理念。任何卓越的学术都具有良好的交流特征，并通过交流使个体的智慧变为大学教师群体的共同财富与教师专业成长的源泉。教学是具有公众化行为特征的学术活动，即使在不同学科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是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理解和接受这些专门化的知识。因此，教师的交流就是要通过说课、现场教学、专题研讨、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同行进行多层次的对话与学习，提升自己传授知识的技能。再者，教师还可以与自己的学生就某一教学内容进行知识性的交流，让教师理解学生的需要与障碍，以便提升自己的教学效率，更好地传播学术、促进师生智慧的生成与发展。4．整合资源，做一位创造型教师教师职业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与个体性，无论是学生个体还是教学环境与教学内容都不是呈固化的稳定状态，因此，教师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对象以及内容来确定自己的教学策略。而实施这个策略的过程不但需要教师灵活而智慧地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技巧，更要整合已有的资源，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案与方法，形成适合当时情境的教学风格与特色。在具备合适的知识结构、人格特征、认知特征之后，做位创造型的教师就必须善于整合与教学相关的人力、物力与智力资源，使之为自己的教学所利用。如怎样调动相关专家、学生以及同行的积极性来促进自己的教学活动;如何利用相关经济资源或者设备等来服务于自己的教学。可以说，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教师如何利用资源上。从整合资源的方略中可以历练大学教师敢于创新与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品质，为自己的专业发展创造条件。

本文作者：尤伟工作单位：南京邮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