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关联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对权力的解释是:权力是人际关系特定的影响力,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凡是依靠一定力量使他人行为符合自己的现象,都是权力现象[1]。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2]。由此可见,权力应该是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对某种资源的占有与控制,通过对该资源的分配实现对别人思想和行为的支配。大学的权力体系错综复杂,纵向来说,有系、院各层次的权力;横向来说,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等。学术权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1978年)提出,指学术治理的权力,是一种法定权力。高校学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学位授予以及就业、招生等方面的权力。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力,主要表现为校长、处长、科长等行政治理人员的权力。

1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高校是一个由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组织结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权力行使的主体不同,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二者的失衡和冲突。

(1)高校中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机关化倾向,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仍然存在。诸如应当由学术系统做的事情基本由行政系统包办,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频繁,忽视教授、专家对学术事务的管理。行政权力泛化的结果是官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使更多的人关心权力而不关心学术,甚至有些教授、专家、博士都将“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信条,希望谋个一官半职。举一个例子,我同学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导师被提升为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在学校仍然兼职当导师,每次论文答辩,这位具有行政级别的兼职导师说话总是很有分量,其他评委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诸如此类已经成为高校屡见不鲜的现象,由此导致有些具有学术和科研天分的人才,宁愿不惜一切代价混个一官半职,既清闲,又体面,更受人仰慕。

(2)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中的分配不合理。从理论上说,我国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权力配置的重心往往偏向行政人员。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了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但现实中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作为咨询机构被置于其外。各种学术权力委员会中党政管理人员占据绝大多数,以致学术权力运行的结果仍然是行政权力占主导。学术权力系统沦为行政权力系统的附庸,代替执行某些行政权力。有调查显示,高校学术组织的成员基本上由校院系的主要行政领导构成,或由行政领导负责,也就是说学术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行政和学术双重头衔,从成员的构成上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学术决策中也必然更多地从行政取向和行政利益出发,而一般的学术带头人很少有参与重大学术活动和项目的资格和机会。

2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正常的大学运转需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通力合作,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利益是共同的而不是对立的,两者都是大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像同事一样分享权力”[3]。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理顺二者的关系对高校内部治理和对外提升知名度日益重要。

(1)权责明确,协调发展。没有学术权威高校就不能称之为高校,同样没有行政部门,高校难以正常运转。对于高校而言,二者不能或缺。只有合理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建立一种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能分工,协调互助,高校才能良好运行。首先要把泛化的学术权力回归到适合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说,掌握行政权力的各级人员都必须真正了解高校行政管理是在“学术”这个特定的情境之中的管理,不能“越级”挤占学术权力的空间,其核心的意义是贯彻行政权力为学术进步服务的管理价值观念。在学术权力回归的同时,也要避免“学术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2)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得以生存的基础,是锤炼学术大师的土壤。42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大师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只要看看北京大学建校之初对人才的选聘原则、制度和方法,就能真正感受到大学的魅力所在。众所周知,大学的存在性在于教书育人,学术理所当然成为大学的核心内容,与之相应教学科研人员本应是实施主体,而行政人员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如果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或包办代替学术权力,大学的文化底蕴无法积淀、大学精神无法形成,没有学术权力的尊严,就没有现代大学。要牢固树立“师生为本、学术至上、有限行政、优质服务”的理念,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3)加强制度创新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主体的利益,加强学术民主制度建设,强化以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师生权益,彰显师生的主体地位。针对近几年学术道德失范的现象,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规范体系与学术诚信系统,适度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学术事务,以真正实现学术规范的制度化。也可适度改革当前的管理运行机制,杜绝和制约集权化倾向,转变管理方式,强化咨询和服务功能,扩大基层学术权力,达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均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