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寻租范文10篇

立法寻租范文篇1

关键词立法立法寻租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二、当前我国“立法寻租”现状及表现

在我国当前立法活动中，“立法寻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二是立法过程中强势集团的身影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处于被排挤边缘化的状态。

对于第一种，立法“部门化”的现象，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典型的莫过于《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问题以及《反垄断法》的起草。

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路法》，提出“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附加费”，拟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但随后国务院提出的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却两次未获人大常委会通过。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后，就不断传闻即将实施燃油税，但是又不断地宣布延后执行。至今将近5年时间过去，人大已两次换届，我们反而看不到出台的希望了。其中的关键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平衡与再分配问题。燃油税问题涉及到税务部门，交通部门，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庞大的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利益，都想把握改革的主动权，为了争夺《公路法》修正案的起草权，而争得不可开交。显然很大程度上，里面有“部门利益”在作祟。

从2004年开始，被看作市场经济重要指标的《反垄断法》加快了立法进程。然而，专家称这部呼声日高的法律“今年出台希望不大”。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都高调“问津”《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造成“群龙无首”，使这部法律的出台受阻（1月11日《北京晨报》）。《中国青年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干脆用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比喻，《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10年前就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起草形成了法律草案。难就难在大家抢着担，谁都想主导这个法案的起草。去年6月，在盛杰民教授的报告《警惕跨国公司在华限制性竞争行为》推出之后，国家工商总局迅速出台《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接下来的10

月，商务部又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成立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市场秩序的调查；如今，国家发改委又在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把推动《反垄断法》出台当成今年的重点工作。很显然，无利不起早，三部委这样的动作积极，就跟上述燃油税的问题一样，都想把利益的关键点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种部门行业间的立法圈利活动，绝对是一种“立法寻租”，立法腐败活动，对公共生活安全危害极大，它干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比如《反垄断法》这样一部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对于构筑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个重大妨害，同时它也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

对于第二种“立法寻租”情形，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立法寻租”，因为我们国家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很不够，一般人很难详细了解其中的明细，对其中是否参杂了一些不好的因素也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例子应该是可以拿出来佐证的。那就是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个条例把我国所有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使用软件的行为，“一刀切”地规定为非法，要加以处罚。这种超级保护超越了WTO的标准，也超过了有关发达国家的软件保护水平。有理由相信这个条例的通过其背后有不简单的原因。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微软曾经对于新条例某些条文的修改产生过直接影响。但是，微软参与其中的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在中国各地召开软件法律保护巡回“研讨会”时经常出面的几位“讲师”，同时也是软件条例修改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在其他领域内，比如汽车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地方在制定汽车引进，房屋动拆迁等地方性法规时，其背后是否有一股强力在左右着则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各个地方的保护主义是公开的，是用法律手段“合法的”对抗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原则。房地产行业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通过颁布法规规章，“合法地”以低廉的价格剥夺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倒卖出去，一切都是那么堂而皇之，强愈强、弱愈弱。而这种强势群体通过法律手段“合法”掠夺弱势群体的做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立法寻租”现象的根源

“立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无论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还是强势集团“合法”掠夺弱势群体，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者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理应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有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问题。但是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却往往是两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带有自身特殊的经

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而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从理论上讲，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

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这便使得各个部门千方百计要将各种可能获取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或者扩大部门权力。因此出现比如电信部门制定的“霸王条款”，医疗卫生部门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处理的规定”，以及部门之间互相的争权等都不足为怪。这些被称为“立法腐败”的现象已非罕见，某些权力部门乘立法之机挟藏私货，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内容写进法律、法规。难怪有学者会提出，对于这样的法律、法规人民不禁要问：依据这样的法究竟是治国还是治民？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共和社会，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它的价值目标只能是公共利益。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最近国内舆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将一切在这一期间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社会正处于调整重新确立秩序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把改革当成了挡箭牌和掩盖物。但实际上，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并不必然转移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但如果有些政府部门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圈地运动”，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域看成是其食利范围，或者把某些管理部门或者对象看作是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的手段去维护它，甚至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坑害或者打击竞争对手，这就严重背离了政府行政价值取向，也严重亵渎了法的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涉及到专有、垄断性质的管理部门比较突出，比如烟草糖酒专卖行业，铁路运输行业以及劳动资质认证行业等。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将人的“逐利”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是人们始终关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于“资本家”而言，只要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从最初的在“执法”过程通过贿赂等方式来逃避规则或降低规则的约束，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与其等法律法规出台后不时的去“公关”，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于是“寻租”活动从“执法”领域开始扩展到源头“立法”领域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既可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专心于生产，也可以从规则制定者、立法者和政府机构中争取法律或规则的有利变动，以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具体的途径取决于改变权力结构的相对成本。当成本

较低时，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制定一些使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部分实现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企业等各种利益集团公开游说国会议员的活动都是公开的，美国商界各种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对联邦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费用每月高达1亿美元，年游说费用超过12亿美元，游说主要针对联邦政府预算议案、税收、医疗保险、贸易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立法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形成一种共识，才能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国家因为政治现实状况，一直都在宣扬普适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不愿正面面对在立法、执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官商”历史悠久的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操纵政治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绝过，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一现象只会加多加重。但是，和西方社会不同，我们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立法是隐蔽的不公开的，而且很多时候只是强势集团单方面的行为，其他的利益群体则被排斥在外。这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其实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诉求无法得到伸张，并且他们的权益往往被强势集团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公权力加以掠夺。“立法寻租”或者说“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上的“执法寻租”影响的可能只是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但是如果上升到立法高度的“寻租”活动，那其影响面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对于全国普适性的法律的立法干预，无疑将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因为立法活动复杂性、周期长等特性，使得一旦出现问题，要纠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小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聚集大量财富，这样的情况只会在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存在？

四、立法民主公开是解决“立法寻租”问题的根本途径

“民主性”是立法的根本特性，法是公共意志的集中反映，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的反映。任何立法活动都应该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除非是重大的涉及到宪法决议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因为确实这样一种做法成本太高。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的民主立法模式，即由公民选出民意代表来代表他们行使立法权利。但是如此一来，民意代表是否能真正确实的将选民的意志反映出来则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发挥立法“民主性”的本质属性，积极扩大民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让法曝光于民众的视野之中，受到民众的监督。

我们知道，立法过程通常包括立法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我国人大会期比较短，而且代表大多是非专业人员，故在实践中情况是“当有关机构确定

一个立法项目，做出一个立法决策之后，只要能顺利完成起草工作，法案的通过一般不成问题，对于已提交审议的法案很少做大的实质性变动，而且表决的程序也是采取对法案的整体表决而不是逐条表决的方式”，即“使得决定法案命运的阶段前移，正式立法阶段更侧重于仪式性，而立法准备阶段却不知不觉起到了实质性的决定作用”。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立法草案皆有国务院及其部门提出，实际人大“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已经将立法的主战场从人大会场转移到了行政内阁中。而我们讨论“立法寻租”问题其实也主要是在讨论“行政立法寻租”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状况下，要解决“立法寻租”问题，重点是做好立法准备过程中的透明公开。也就是在法案形成草案提交审议表决之前的过程中要透明公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动议过程公开，人大政府在制定立法规划时，应该尽量听取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将最紧迫，人民最关心的议题列入规划中，立法规划应该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讨论，要建立系统化的立法文件公开制度，扩大立法文件的公开的范围，要保证公民可以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的立法意图和立法动态。

（二）立法草案的形成过程公开，反对部门的“闭门造车”行为。因为前述原因，立法草案实际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它的出台不能有丝毫马虎。立法草案的提出，应该尽量征集社会的意见，特别是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1982年以来我们国家有近十部重要法律采取了公布草案，由全社会广泛讨论的做法。应该尽量减少部门提出草案的机会，走出“自己立法自己执行”的困境。另外对于学者所呼吁的“立法草案招标制”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举措。

（三）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最大程度保证立法质量，保证社会各阶层权益的唯一途径。在立法上的一系列沟通与协商方式中，立法听证最为刚性，最为民主。通过听取立法过程忠可能涉及到的利害关系双发或者多方的陈述和辩论，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借此机会对即将制定的法律的成本、将会取得的实效、法律实施的阻力等问题进行充分评估，另一方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可以在此得到化解、协调、妥协。听证制度是立法民主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保障。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权力配置设计，听证制度很可能仅仅流于形式，现在社会深恶痛绝的“逢听必涨”的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做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听证和决策过程的脱节，听证制度无法对决策者起到有效的制约。

“立法寻租”活动是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需要各个方面共同配合，来根治这一顽疾。就现行政治制度而言，特提出以下几点可能适用的远景方案：

（一）放宽新闻审查制度，要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要通过媒体使国家立法活动暴露在阳光之下，亦即所谓的“阳光立法”。

立法活动本身并无秘密性可言，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彻底的公开，才能有有力的监督，最近由新闻媒体不断披露的关于有关部门争权夺利，控制立法主导权的报道是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要让这些部门暴露于公众视野中，接受公众批评和谴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受到监控，并且因此得到纠正。对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草案，应该允许人们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自由的发表意见和看法，并且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以使民间的声音及时传达上去，以便立法者做出恰当的选择。新闻媒体负有沟通民众和立法者的重任。

（二）对于现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可以做适当调整，要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让各个阶层都能有它们的立法代言人，以平衡各方利益。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各种协会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公开的立法干预，让政权外的各种群体的利益都可能得到保障。

另外，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人民代表在名义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但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事实上是缺乏选举基础的，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这些所谓的各界代表，基本上都是“养尊处优”，超然于人民之上的，特别是那些社会低阶层的代表，基本上已经脱离它所代表的群体。因此如何更有效的加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让他们确实真正的听到基层民众的呼声，并愿意为其争取最大化利益，则是我们确切需要做的事情。

（三）构筑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也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呼吁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有什么动向。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无疑是地方、权力部门“立法寻租”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通过司法程序来监督地方、权力部门的立法“圈利”活动，用公权力去干预公权力显然比用民众去干预公权力有力得多。

注释：

⑴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6。

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317。

⑶这里的“立法”采用《立法法》的范围。《立法法》第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⑷程远《千呼万唤始出来燃油税为何难产》，载于《经济日报》2004年7月30日

⑸林光《发改委、商务部再议开征燃油税各方利益的博弈》，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2日

⑹李克杰《反垄断立法主导权之争背后的利益诉求》，载于《国际在线》2005年1月12日

⑺杨涛《解读中国反垄断法立法：三个和尚为何没有水喝》，载于《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3日

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⑼俞梅荪王俊秀方兴东赵岩《立法的社会论争和民间游说与司法互动―我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新尝试》，载于《新浪科技》/it/e/2003-03-06/1327169922.shtml

⑽王以超《从执法寻租到立法寻租：〈软件条例〉的背后》，载于《财经》2003年1月6日

⑾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⑿汤啸天《立法民主与立法质量》．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4期

⒀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7。

⒁范颂九《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月费一亿美元》，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⒂李文发《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⒃法任飞何敏《代议制下的公众与立法》．人大研究2004年第6期

立法寻租范文篇2

关键词：立法，立法寻租，立法民主

“寻租”这个词语在当前学术界也算是个热门，在经济学界，“寻租”（rent–seeking）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寻租”的概念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或个人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一、“立法寻租”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的“寻租”现象一般都是“行政寻租”，即以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迎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对于更隐蔽的“立法寻租”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立法寻租”问题得不到关注。主要原因有四：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强化了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始终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被行政吸收或者包容了，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父母官”的庇护下；二、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自身的局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可以说宪政架构是以“立法至上”为标准的，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常设性，使得人大的权威大大降低，立法活动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三、长期以来国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在在立法领域进行“寻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寻租”这一问题通常是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重要信息被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名义而封禁起来，特别荒唐的是，对于立法活动这样本来应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空降”而生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调控。我们所熟知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空前重视，一大批法律法规被制定，每年还有很多法律法规被列入立法规划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6月底，全国各类现行有效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共计1581件，而其中1978年12月以前的仅有12件。在经济一切“优先”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保障——法律也相应得到了大发展，立法上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能影响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其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立法活动，以从源头上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提供“合法”的保障。

二、当前我国“立法寻租”现状及表现

在我国当前立法活动中，“立法寻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二是立法过程中强势集团的身影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处于被排挤边缘化的状态。

对于第一种，立法“部门化”的现象，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典型的莫过于《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问题以及《反垄断法》的起草。

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路法》，提出“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附加费”，拟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但随后国务院提出的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却两次未获人大常委会通过。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后，就不断传闻即将实施燃油税，但是又不断地宣布延后执行。至今将近5年时间过去，人大已两次换届，我们反而看不到出台的希望了。其中的关键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平衡与再分配问题。燃油税问题涉及到税务部门，交通部门，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庞大的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利益，都想把握改革的主动权，为了争夺《公路法》修正案的起草权，而争得不可开交。显然很大程度上，里面有“部门利益”在作祟。

从2004年开始，被看作市场经济重要指标的《反垄断法》加快了立法进程。然而，专家称这部呼声日高的法律“今年出台希望不大”。原因在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都高调“问津”《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造成“群龙无首”，使这部法律的出台受阻（1月11日《北京晨报》）。《中国青年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干脆用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比喻，《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10年前就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起草形成了法律草案。难就难在大家抢着担，谁都想主导这个法案的起草。去年6月，在盛杰民教授的报告《警惕跨国公司在华限制性竞争行为》推出之后，国家工商总局迅速出台《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接下来的10月，商务部又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成立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市场秩序的调查；如今，国家发改委又在的经济研究报告中把推动《反垄断法》出台当成今年的重点工作。很显然，无利不起早，三部委这样的动作积极，就跟上述燃油税的问题一样，都想把利益的关键点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种部门行业间的立法圈利活动，绝对是一种“立法寻租”，立法腐败活动，对公共生活安全危害极大，它干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比如《反垄断法》这样一部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对于构筑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个重大妨害，同时它也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

对于第二种“立法寻租”情形，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立法寻租”，因为我们国家立法过程的透明度很不够，一般人很难详细了解其中的明细，对其中是否参杂了一些不好的因素也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例子应该是可以拿出来佐证的。那就是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个条例把我国所有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使用软件的行为，“一刀切”地规定为非法，要加以处罚。这种超级保护超越了WTO的标准，也超过了有关发达国家的软件保护水平。有理由相信这个条例的通过其背后有不简单的原因。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微软曾经对于新条例某些条文的修改产生过直接影响。但是，微软参与其中的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在中国各地召开软件法律保护巡回“研讨会”时经常出面的几位“讲师”，同时也是软件条例修改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在其他领域内，比如汽车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地方在制定汽车引进，房屋动拆迁等地方性法规时，其背后是否有一股强力在左右着则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各个地方的保护主

义是公开的，是用法律手段“合法的”对抗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原则。房地产行业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通过颁布法规规章，“合法地”以低廉的价格剥夺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倒卖出去，一切都是那么堂而皇之，强愈强、弱愈弱。而这种强势群体通过法律手段“合法”掠夺弱势群体的做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立法寻租”现象的根源

“立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无论是部门“打架”、争权夺利，还是强势集团“合法”掠夺弱势群体，归根结蒂还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者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理应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有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问题。但是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却往往是两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带有自身特殊的经

济利益是个核心问题。而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从理论上讲，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

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这便使得各个部门千方百计要将各种可能获取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或者扩大部门权力。因此出现比如电信部门制定的“霸王条款”，医疗卫生部门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处理的规定”，以及部门之间互相的争权等都不足为怪。这些被称为“立法腐败”的现象已非罕见，某些权力部门乘立法之机挟藏私货，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内容写进法律、法规。难怪有学者会提出，对于这样的法律、法规人民不禁要问：依据这样的法究竟是治国还是治民？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共和社会，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它的价值目标只能是公共利益。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最近国内舆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将一切在这一期间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社会正处于调整重新确立秩序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把改革当成了挡箭牌和掩盖物。但实际上，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并不必然转移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但如果有些政府部门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圈地运动”，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域看成是其食利范围，或者把某些管理部门或者对象看作是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的手段去维护它，甚至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坑害或者打击竞争对手，这就严重背离了政府行政价值取向，也严重亵渎了法的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涉及到专有、垄断性质的管理部门比较突出，比如烟草糖酒专卖行业，铁路运输行业以及劳动资质认证行业等。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将人的“逐利”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是人们始终关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于“资本家”而言，只要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从最初的在“执法”过程通过贿赂等方式来逃避规则或降低规则的约束，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与其等法律法规出台后不时的去“公关”，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于是“寻租”活动从“执法”领域开始扩展到源头“立法”领域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既可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专心于生产，也可以从规则制定者、立法者和政府机构中争取法律或规则的有利变动，以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具体的途径取决于改变权力结构的相对成本。当成本较低时，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制定一些使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部分实现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企业等各种利益集团公开游说国会议员的活动都是公开的，美国商界各种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对联邦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费用每月高达1亿美元，年游说费用超过12亿美元，游说主要针对联邦政府预算议案、税收、医疗保险、贸易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立法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形成一种共识，才能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国家因为政治现实状况，一直都在宣扬普适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不愿正面面对在立法、执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官商”历史悠久的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操纵政治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绝过，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一现象只会加多加重。但是，和西方社会不同，我们国家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立法是隐蔽的不公开的，而且很多时候只是强势集团单方面的行为，其他的利益群体则被排斥在外。这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其实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诉求无法得到伸张，并且他们的权益往往被强势集团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公权力加以掠夺。“立法寻租”或者说“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上的“执法寻租”影响的可能只是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但是如果上升到立法高度的“寻租”活动，那其影响面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对于全国普适性的法律的立法干预，无疑将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因为立法活动复杂性、周期长等特性，使得一旦出现问题，要纠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小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聚集大量财富，这样的情况只会在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存在？

四、立法民主公开是解决“立法寻租”问题的根本途径

“民主性”是立法的根本特性，法是公共意志的集中反映，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的反映。任何立法活动都应该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除非是重大的涉及到宪法决议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公民直接立法的情况，因为确实这样一种做法成本太高。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代议制的民主立法模式，即由公民选出民意代表来代表他们行使立法权利。但是如此一来，民意代表是否能真正确实的将选民的意志反映出来则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充分发挥立法“民主性”的本质属性，积极扩大民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让法曝光于民众的视野之中，受到民众的监督。

我们知道，立法过程通常包括立法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我国人大会期比较短，而且代表大多是非专业人员，故在实践中情况是“当有关机构确定一个立法项目，做出一个立法决策之后，只要能顺利完成起草工作，法案的通过一般不成问题，对于已提交审议的法案很少做大的实质性变动，而且表决的程序也是采取对法案的整体表决而不是逐条表决的方式”，即“使得决定法

案命运的阶段前移，正式立法阶段更侧重于仪式性，而立法准备阶段却不知不觉起到了实质性的决定作用”。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立法草案皆有国务院及其部门提出，实际人大“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已经将立法的主战场从人大会场转移到了行政内阁中。而我们讨论“立法寻租”问题其实也主要是在讨论“行政立法寻租”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状况下，要解决“立法寻租”问题，重点是做好立法准备过程中的透明公开。也就是在法案形成草案提交审议表决之前的过程中要透明公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动议过程公开，人大政府在制定立法规划时，应该尽量听取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将最紧迫，人民最关心的议题列入规划中，立法规划应该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讨论，要建立系统化的立法文件公开制度，扩大立法文件的公开的范围，要保证公民可以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的立法意图和立法动态。

（二）立法草案的形成过程公开，反对部门的“闭门造车”行为。因为前述原因，立法草案实际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它的出台不能有丝毫马虎。立法草案的提出，应该尽量征集社会的意见，特别是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1982年以来我们国家有近十部重要法律采取了公布草案，由全社会广泛讨论的做法。应该尽量减少部门提出草案的机会，走出“自己立法自己执行”的困境。另外对于学者所呼吁的“立法草案招标制”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举措。

（三）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最大程度保证立法质量，保证社会各阶层权益的唯一途径。在立法上的一系列沟通与协商方式中，立法听证最为刚性，最为民主。通过听取立法过程忠可能涉及到的利害关系双发或者多方的陈述和辩论，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借此机会对即将制定的法律的成本、将会取得的实效、法律实施的阻力等问题进行充分评估，另一方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可以在此得到化解、协调、妥协。听证制度是立法民主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保障。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权力配置设计，听证制度很可能仅仅流于形式，现在社会深恶痛绝的“逢听必涨”的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做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听证和决策过程的脱节，听证制度无法对决策者起到有效的制约。

“立法寻租”活动是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需要各个方面共同配合，来根治这一顽疾。就现行政治制度而言，特提出以下几点可能适用的远景方案：

（一）放宽新闻审查制度，要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要通过媒体使国家立法活动暴露在阳光之下，亦即所谓的“阳光立法”。

立法活动本身并无秘密性可言，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彻底的公开，才能有有力的监督，最近由新闻媒体不断披露的关于有关部门争权夺利，控制立法主导权的报道是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要让这些部门暴露于公众视野中，接受公众批评和谴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受到监控，并且因此得到纠正。对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草案，应该允许人们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自由的发表意见和看法，并且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以使民间的声音及时传达上去，以便立法者做出恰当的选择。新闻媒体负有沟通民众和立法者的重任。

（二）对于现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可以做适当调整，要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让各个阶层都能有它们的立法代言人，以平衡各方利益。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各种协会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要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公开的立法干预，让政权外的各种群体的利益都可能得到保障。

另外，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人民代表在名义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但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事实上是缺乏选举基础的，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这些所谓的各界代表，基本上都是“养尊处优”，超然于人民之上的，特别是那些社会低阶层的代表，基本上已经脱离它所代表的群体。因此如何更有效的加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让他们确实真正的听到基层民众的呼声，并愿意为其争取最大化利益，则是我们确切需要做的事情。

（三）构筑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也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呼吁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有什么动向。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无疑是地方、权力部门“立法寻租”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通过司法程序来监督地方、权力部门的立法“圈利”活动，用公权力去干预公权力显然比用民众去干预公权力有力得多。

注释：

⑴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6.

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317.

⑶这里的“立法”采用《立法法》的范围。《立法法》第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⑷程远《千呼万唤始出来燃油税为何难产》，载于《经济日报》2004年7月30日

⑸林光《发改委、商务部再议开征燃油税各方利益的博弈》，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2日

⑹李克杰《反垄断立法主导权之争背后的利益诉求》，载于《国际在线》2005年1月12日

⑺杨涛《解读中国反垄断法立法：三个和尚为何没有水喝》，载于《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3日

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⑼俞梅荪王俊秀方兴东赵岩《立法的社会论争和民间游说与司法互动―我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新尝试》，载于《新浪科技》/it/e/2003-03-06/1327169922.shtml

⑽王以超《从执法寻租到立法寻租：〈软件条例〉的背后》，载于《财经》2003年1月6日

⑾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⑿汤啸天《立法民主与立法质量》。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4期

⒀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P327.

⒁范颂九《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月费一亿美元》，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3月9日

⒂李文发《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⒃法任飞何敏《代议制下的公众与立法》。人大研究2004年第6期

立法寻租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规章/经济分析/立法寻租/公共利益

【正文】

由波斯纳（Posner）开创的法和经济学理论最先倡导对法律规则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缺陷，又在效益基础上构造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法律秩序。法律经济分析的主要角色是驱散某些假公正的论调，藉由向社会表明必须放弃达到某些非经济的公正思想，使法律具有“经济推论的特色”和“明显的参考经济概念”，立法者尤其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素养”〔1〕（P14—18）。而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分析规章这一立法现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求和实现规章效益最大化，包括借助法律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论、规制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和阐明规章的必要性、收益性、合理的调控范围以及规章效益的归属主体，揭示和防范规章立法寻租现象等。

一、行政规章的必要性

简而言之，行政规章的产生是各种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需要”主要包括：

1.立法权的分化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独特性在于，它有权通过制定规则或作出裁决来决定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联合权力。其“立法权”主要是制定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章，这种权力传统上属于议会（国会）的领地，但是它被授给立法和司法系统之外的行政机关。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带来了管理方面的巨大变化，议会等代议制机构的作用日渐衰微，无法满足管理的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不得不把立法权再分配，转移国家权力，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立法机关的授权和司法机关的妥协，使行政机关在有限的资源环境里得以采取必要、灵活而又实际的行政规章手段，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看，立法权结构所回应的是社会的需要，其唯一的源泉和真正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本身。

2.政府作用的嬗变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是防止行政立法滥用的两道防线。其中，立法对行政规章裁量权控制的路径是：由紧到松，又由松到紧，与人们对政府作用逻辑史的认识是一致的，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行政立法观念认识的转变。经济危机以及深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社会诸问题，凸现了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勒茨总结了历史上对政府作用认识的两次变化，其一是：承认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市场，若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历史经验证明，政府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2〕。行政法学者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认为，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经济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垄断、破坏性竞争、物资匮乏和外部性问题。当市场不能通过竞争理论产生可预期的收益时，社会有几种可能的选择：（1）容忍市场所谓的效果；（2）通过运用反托拉斯法重塑充满竞争活力的环境；（3）以政府所有权取代市场之下的公司私人所有权；（4）通过规制公司活动而保持公司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经验是选择了政府规制手段，也“毫无疑问地，规制机关是通过行政规章和法规运作的制度化的官僚政治。”〔3〕（P5）“行政规制，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永久性特征”〔3〕（P384）。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政府推进型或变法型模式。行政权不再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外在变量”，而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保护性国家”，而是“生产性国家”。因此，行政立法显得尤其重要，行政规章成为政府行政规制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3.普通法的局限生行政规章的替代性在美国，联邦、州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各种行政规章的法律效力在普通法规则之上〔4〕。波斯纳研究了公共管制和普通法的关系问题，认为普通法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创设产权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或推进（不同于模仿）市场过程。私人实施权利的普通法制度，其管理方法的基本（和相关）特征有两个：（1）这种方法对政府官员的依赖程度最小，主要依据公民自己——受害人及其律师；（2）守法的激励产生于这样的威慑：如果加害人违反规则，他必须对受害人实施损害赔偿。而直接的行政管制恰恰相反，它对政府官员的依赖性极大，而且首先是竭力防止侵害的发生而不是对受害人实施损害赔偿。法律经济学派虽然极力推崇普通法增进“财富最大化”时的价值，但“鉴于司法职能的自然限制，普通法法官无力实施增进社会福利的广泛规划”，从而承认“体现公益目的的调整性法规有时也是必要的”，承认警察权力在福利国家中的作用〔5〕。通常，行政规章进行的管制缘起于市场和普通法规定的市场规则的失灵，即行政规章的特殊性在于，在社会和经济的诸多领域内，用传统的私法规范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且在效益上不划算。规章立法选择是趋利避害的产物，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

4.行政规章普适性的效益规章作为行政立法的一种类型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它能给行政相对人遵守行政法规范提供清楚的行为规则，使其获得明确的依据。规则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强制，用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具体化，在交往中建立秩序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交易成本以及参加经济活动的获益性和可知性〔6〕。而经济分析表明，通过法律形式所建立的普遍性规则，可以避免或减少交易主体在确定和认同规则方面的成本。行政规章实质是具体行政行为原则的制度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规则普适性与具体行政行为表现出来的个案性，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益和实际用途。欧内斯特·盖尔霍恩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行政法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行政机关日益依赖于规则（rules）制定——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一种手段”。“规则制定程序较之个案的裁断要更为有效，因为前者可解决在单一活动中的大量问题。一条明确的普遍规则能够在受到影响的公司或个人中间产生迅速和统一的遵守行为；而经裁断的先例的范围却难以界定，因为先例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通常取决于特定案例的事实。同时，规则制定可为个人提供重要保障”。“在未来的岁月里，规则制定过程完全有可能是行政法最有生气的领域之一”。〔7〕

二、行政规章的适度规制

承认行政规章的必要性和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规章的种种负效应和不良迹象表明，规章的干预和规制只在必要的法律事项和限度内才是合法、合理的。

1.行政规章立法经验与反思美国人发现，对工作环境完全标准的立法并未带来事故发生率降低，对汽车安全标准的规定带来的却是汽车交通事故总量和损失额的增长。一项研究表明：1977年48家公司仅为遵守联邦政府的规章（主要是环境方面的规定）就花费了26亿美元。1994年，共和党宣称美国企业为遵守各项政府规定而开支的费用为5000亿美元〔8〕。为实现行政规章的效益性，美国总统曾行政命令，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章之前必须先向联邦管理和预算局汇报，以便审查规章是否真正需要。所制定的规章必须能够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有花钱较少的方案可供选择，而行政机关没有选择时必须说明理由。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在北美取得长足进步后，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亦率先在英联邦的各法律改革组织中推广。该委员会的要旨是：“法律改革及其一般的实际意义上的立法，必须关注其内在的经济因素。我们必须谨慎地衡量法律的成本及效益，并且只要可能，就应该对此作出比现今更科学的评估……，在考虑法律改革的方案的过程中，委员会理所当然要对它们进行成本——收益测试。”〔9〕

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法律规范统称为“文件”或者政策，它的经济效益如何需要历史性地检讨。否则，我国行政立法仍走不出以往的思维误区，依旧认为规章立法、规章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机关“天然”的内部行政行为。如同把“市场经济”误作为多盖几个带篷的“市场”一样，把“依法行政”或“依法治国”误为多颁布低层次的“法律”。因此，规章立法常常扭曲权利义务机制，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40年的计划经济，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面对现实进行反思，设法使非经济性干预最小化。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行政立法机关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998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国务院立法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要依法行政”，“要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要与其经济利益彻底脱钩”，“防止法繁扰民”。

2.行政规章调控的广度和深度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开创的“管制经济学”以及日本植草益博士研究的“微观规制经济学”，其核心任务都是：解释发生规制的原因、规制的得益者和受损者、规制的形式以及评价规制的效果尤其是规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规制经济学对行政规章立法启示之一是：为何要制定规章、规章应规制什么、如何规制以及达到何种规制效果。行政规章调控范围不当会带来“规制失灵”（政府失灵），造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偏离帕累托最优，从而损害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在现代社会，行政立法已渗透到了细微的领域，私人行为深深地打上了公法的强制性烙印。行政规章调控的广度首先要解决行政立法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的界限。例如，在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上，行政法从行为主体、内容、客体上制约着民事行为的发展，客观上阻碍或促进着市场经济的进程。某种意义上，若不对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调控广度、深度和强度做细致的经济分析，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商法。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早在1929年就预言“行政法是社会的法律，在将来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如我们所料，民法可能会完全融合在行政法之中。”〔10〕行政规章过多地干涉民商法的内容，使中国民商法在行为标准上成为行政法的附庸，规章中膨胀性的行政权力配置悄然地“蚕食”着民事权利。因此，我们认为，规章制定者将哪些行为和主体视为调控目标和约束范围必须具有合理的限度。应该看到，规章立法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经济活动，行政规章的规制行为并非是免费的“物品”或“财货”（goods），必须坚持效益最大化原则，重视市场和法律的替代性。从社会角度看，实施规章所需的费用也是一项成本，是否制定规章应取决于一定条件下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关系。某些不受欢迎的行为，试图用行政规章禁止它们是不明智的，因为不会有效或代价太昂贵，最好是在民法或刑法范围内解决，以矫正行政立法本身的腐化。

行政规章的深度定位，即是必须给行政相对人一个合理的空间。否则，不断“具体化”、“细则化”的行政规章会窒息行政相对人的活力，从而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管理的人类社会中，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侵犯，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随心所欲的。”〔11〕就世界范围而言，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的经济性规制正在有序放松，而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的社会性规制不能放松。社会性规章主要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目的，通过行政机关制定一定的标准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为的规章，如健康、药物、医疗、劳动安全、公路交通、污染等保护国民健康、环保为目标的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内生变量”，其制度供给是否对路，需要测度规章的效用。但是，单纯的行政规章目标不能检验规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须通过规章规制的效果大小来分析。规章的规制效果，是指规章所约束的行为有多大部分是只能由规章加以说明的，规章效果在本质上独立于以文字、条文等形式所表现的规制内容，规章目标不等于其实际效果，规章的实际效果往往与规章的内容和目标发生偏差。规章效果检验极其复杂，时间虽是最好的评估维度，但是，它对已造成的资源浪费于事无补，因此要倡导实验立法。“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不能再只是指望异想天开的争论和政治运动的诱人力量。用实验方法证明法律的效力可以为这种信任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在实验观察表明法律的某个方面无效或者有反作用，并对此加以改变的同时，法律自身也会随之得到改进。”〔12〕重新思考以行政立法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后，西方不规制运动主张回到私法优越地位。

3.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行政规章作为“公共物品”，其集体决策带来两个成本即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决策成本在规章制定过程中产生，包括制定规章与协商规章时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和费用（时间在内），决策成本的大小与参与决策的人数和决策所需赞成票成正比，随之增加而增加。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决策是独裁性质的，由一人说了算，则决策成本最低为零。外在成本是集体决策通过后在规章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对某些人的不利影响或净效用损失。一项行政规章总会给人带来有利影响，使其处境改善，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不利影响，使其处境变坏。对于后者而言，这种不利影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因而谓之外在成本。在西方开放的行政规章制定程序中，参与人数越多，则规章外在成本越低。在极端情况下，如果采用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外在成本就会消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规章的法律成本可分为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立法成本指制定、修改、废除规章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执法成本指保障规章运行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守法成本指行政相对人因遵守规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费用；违法成本指相对人因违反规章规定而付出的代价。比较而言，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实为立法成本，而外在成本统为行政主体实现规章的成本和规章实施中某些相对人损耗的成本，是上述执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的总和。

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之间呈现非严格对称的反比例关系。实践证明，在规章制定中投入必要的费用，能保证外在成本的最大降低，看似决策过程影响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实则是一个思维误区。因为，行政效率和成本的检测是一个过程化的行为，效率高低与否只能是规章效果对规制目标的肯定或否定。理性化的规章决策成本应是通过行政程序有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律程序体系的经济目标，在于减少错误和程序体系的直接成本。行政听证会可预期地降低错误总和及其直接成本而增进效率〔1〕（P397～398）。“它们旨在推进思想和意见市场上的竞争……。这样做既为推动市场制定良法，又通过鼓励那些其观点没有被采纳的人们去尊重根据已采纳的意见制定的法规，来加强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任。”〔13〕当今的中国，没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公众对行政规章的参与处于原始的、受排斥的状态，一人拍板想当然的规章，其决策成本是小的，但其公正性、可接受性和效益性可想而知。行政规章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与其说是消耗了相当成本，勿宁说是为取得规章公共效益而有意识进行的一项“生产性投资”。当然，制定规章的决策过程应注意“扯皮成本”〔14〕。参与行政程序的人们为自己一个个特殊的既得利益而互相“扯皮”，会更多地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可能反倒增大了“交易成本”。

4.行政规章丛生困境“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Decontextual）原则和规则。”〔15〕行政规章只是规制社会各个领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在一个利益极其复杂和经常性冲突的关系网络中制定、修改、废除，常常带来规章的不必要代价。规章投入不足或过剩，都会导致与规章目标实现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某种损失。

最早关注规章制度环境的是经济学家C·瑟罗，他归纳了有关法规（规章）的八个基本命题：〔16〕（1）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由一系列法规组成——无管制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存在；（2）存在许多愚蠢的政府法规，在用不适当的方式试图达到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3）在许多领域里，规章应该更少一些。但是，许多行业应该取消规章这个事实并没有导致许多行业将会取消规章这一结论，利益冲突导致不同的主体反对取消既存的规章；（4）在美国各种规章几乎从来不是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实际问题；（5）当论及管制和取消管制的优点时，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对立，主张管制的左派与反对管制的右派经常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不同而改变立场；（6）经济成就的大小与管制程度两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互关联；（7）规章所导致的规章；（8）必须避免长期物价管制。C·瑟罗同时指出，政府规章的增加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类型的政府干预。由于单个经济活动产生于经济体系之中，因此，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实施规章对其他部门都会产生影响。用于保护某一群体利益的规章容易损害另一群体利益，并导致保护第二集团利益的规章产生。如能源部门的管制规章，每一种新规章都迫使我们增加另外的规章。规章正面临着制度性困境。在充满矛盾的法律制度中实施规章，这样一旦规章被制定成法律，也就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所引起的时间上的拖延及不确定性，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比规章制度本身还要大。规章遭到破坏以后，无论规章是否产生人们所向往的结果，都得花费一笔巨大的费用。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它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必须采用一套新的甚至更加苛刻的行政规章。

从权利的角度看，规章增加是权利相互性的体现，即“权利链”或“系列性关联权利”要求的结果，制定规章有利于权利界限清晰。按照边际成本规律，行政规章的供给在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增加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行政规章时，由于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及相互支持，其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即行政规章配套有其积极意义。所以，在美国行政规章需要制定而未制定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反，我国的行政规章已陷入丛生困境，该有规章的地方未规制，而有些领域则规章过剩。非但未能清晰权力（利），而且造成了行政主体按其部门意志扩张行政权力以至侵害相对人权益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三乱”现象，各级行政主体为治理“三乱”了无数个规范性文件，但效果欠佳。究竟原因，规章丛生困境靠规章制定主体自省式解决已不可能，必须由更权威的机关介入，在宪政框架下控制行政规章立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三、行政规章立法寻租

1.寻租与立法在经济学界，“寻租”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租金”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行政主体可能是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寻租的一方，利益集团常通过对行政部门的社会性接触和规章制定听证会制度或秘密渠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国会立法寻租被称为“淘金峡谷的战斗”，“它越来越从国会的门厅转向（行政）机构的走廊”，亦被称为“走廊上的活动”。〔17〕寻租是“看不见的脚”对市场平等原则的践踏。在寻租活动中，受到损失的是消费者和不成功的寻租者以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在旧中国，典型的行政立法寻租存在于官僚资本家之中。例如：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掌管的中央信托局为整垮民族资本，采用高层次的“寻租”手段，通过其父“运动”了，于1939年9月颁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新办法与旧办法有两处重大变动：原来规定经营猪鬃必须由中信局委托，现改为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原来规定私商收购的猪鬃应售与中信局，现改为可以自行收购、加工、售与贸易委员会。这个新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孔令侃的统购统销的“专利”〔18〕。目前，我国尚未有新闻机构披露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现象，倒是有篇小说〔19〕描写的故事值得注意：在市场竞相生产助力车时，某市交通管理局下达禁令，禁止助力车通行，目的是维持交通铁序。港商陈遇花钱买通交管局，推迟出台管理办法，赢得了时间，又转入其他未管制的城市生产。某国有企业因不知此行政规章而使运作中的转产助力车改革失败，全体职工重新陷入生活困境。

我国当前的行政寻租高密区是“管钱管物的部门最为活跃”。有学者指出：政府部门立法热、法规相对过剩，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政府部门利益的寻租因素，以“行政管理向法律管理转变”之名，使本属市场机制的行为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一些部门所依之法，不过是按其部门意志扩大行政权力，限制或收回宪法或基本法律赋予市场主体的权利。〔20〕这种法规和规章的泛化，不但使法律结构失衡，而且加大了行政规章的外在成本。同时，瑕疵的行政规章成为某些行政主体和个人渔利的“法律武器”。

2.行政规章目的：公共利益规制经济学对行政规章立法启示之二是：借助其方法解释和分析谁从管制中得益、谁因管制受损。行政规章规制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识别规章的目的，说明规章背后真正的利益动机，搞清楚究竟谁是一项规章的受益者而谁是受害者，没有“全民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个参照系，很难说清问题。季卫东先生认为：“制度有必要由目的来引导。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的法律制度的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同时，如果真心真意地贯彻目的，那么目的也自然可以制约行政裁量，从而也可以缓和制度屈服于任何社会压力的危险。”〔21〕

行政规章公共利益目的被各个民主社会所承认，但其确切含义模糊不清，并因各个时期、各种法律制度而有差异。一般说来，公共利益的意义视社会价值观的现存体系而定。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共利益”存在于福利国家之中，并超越于管理国家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之上，“促进公共利益”就是采取政策和实际步骤以便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所有公民的福利。提供公共住宅、社会保障以及法律援助、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等都被视为公共利益。过去的二十年间，公共利益法律在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各国，公共利益曾一承不变地被看作是一种共同利益，其中有国家的利益，也有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或者由政府官员为某些私人谋求的利益也变成了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的范围由于许多私人权利被取消或受到限制而大大地扩大了，现存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公共利益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最多的人共用的东西得到的照料最少，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公共利益”〔22〕，易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用地的灾难”现象。在公共利益代表模式上，大陆法制度采用“同属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民信赖政府的代表们会为其谋求共同利益；英美法制度采用“斗争模式”：一般认为，政府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认为政府对于公众的真正利益持敌视态度，宁愿由社区发言人来代表公共利益。〔23〕

在我国，人们一般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因而行政规章规制的形成过程也就自然地被认为是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政府应该代表社会全体的利益。但是，应该是什么是一回事，实际是什么又是另一回事。〔24〕我们有必要区分开规章中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部门行业利益。例如，我国名目繁多的电话收费引发的激烈争论中，消费者的观念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行业利益并不是公共利益，行业职能管理机关的行为可能是一种官商行为。〔25〕我们认为，行政规章的目标是公共利益，没有公正无私的决策人将是行政规章致命的弱点，有必要强调行政目的公共性与行政手段的协调关系。只有在管理管理者的前提下，公共利益才能越来越接近被管理的对象的利益。在行政规章公共利益目的上，“一个理想的国家可能会选择中间道路：一种拥有一个信得过的政府的同属模式，同时也有一种补充政府主动权的公民积极参与的机制。”〔23〕

3.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的根源和对策行政规章立法寻租表现出来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倾向和追求，带来的核心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要有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又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当利益驱动使愈演愈烈的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很难有效遏制时，都可能影响到政府作出果断选择的决心。〔26〕可以说，行政规章立法寻租是更隐蔽、更高级、更“合理”、“合法”的非正当利益行为的追求。违法规章是一种设租行为，从而展开寻租、护租等活动，这与公用企业和某些大型国有企业同行政权不分有关。行政规章制定机关与其所创立的各种实体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规章立法难免以“法”谋私。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利益本位。“公共利益的标准”就是行政授权和政府行为的试金石〔27〕。

解决规章立法寻租的办法有：（1）在新闻舆论上大力揭示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现象，观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2）建立行政公开和行政参与制度，通过利害关系人内含的制约权控制规章的公共目的性。（3）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彻底实现政企分开，行政机关只有中立性的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而不能以自身利益为取向参与经济生产。

【参考文献】

〔1〕柏士纳.法律之经济分析〔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2〕斯蒂格勒.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经济发展战略的两难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1998，（2）.

〔3〕ERNESTGELLHORN:Regulatedindustryinanutshell.

〔4〕霍伯.美国法律的现代渊源和效力层次〔J〕.外国法学研究，1994，（2）.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70～572.

〔6〕诺斯.制度〔J〕.经济译文，1994，（3）.

〔7〕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8～190.

〔8〕周汉华.行政立法与当代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J〕.法学研究，1997.（3）.

〔9〕维尔杰弗斯基.成本—收益分析与澳大利亚的法律改革〔J〕.法学译丛，1991，（3）.

〔10〕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37.

〔11〕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7.

〔12〕豪沃思.实验立法〔J〕.法学译丛，1986，（6）.

〔13〕安守廉.论法律程序在美国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J〕.中外法学，1998，（2）.

〔14〕樊纲.人间的“扯皮成本”与科斯定理〔J〕.读书，1992，（2）.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

〔16〕C.瑟罗.得失相等的社会——分配和经济变动的可能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3～135.

〔17〕洛伊.通向奴役的两条道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行政权力〔A〕.新宪政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92.

〔18〕赵映林.猪鬃大王古耕虞创业记〔J〕.名人传记，1992，（2）.

〔19〕肖克凡.最后一座工厂〔J〕.当代，1997，（4）.

〔20〕李胜兰，周林彬.法律成本与中国经济法制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1997，（4）.

〔21〕转引自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

〔22〕转引自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84.

〔23〕维拉.兰格.大陆法及英美法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检察官的作用〔J〕.法学译丛，1989，（1）.

〔24〕樊纲.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A〕.樊纲.经济文论〔C〕.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88～101.

〔25〕林光辉.电话收费引发激烈的争论〔J〕.新世纪，1998，（8）.

立法寻租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规章，经济分析，立法寻租，公共利益

「正文」

由波斯纳（Posner）开创的法和经济学理论最先倡导对法律规则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缺陷，又在效益基础上构造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法律秩序。法律经济分析的主要角色是驱散某些假公正的论调，藉由向社会表明必须放弃达到某些非经济的公正思想，使法律具有“经济推论的特色”和“明显的参考经济概念”，立法者尤其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素养”〔1〕（P14—18）。而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分析规章这一立法现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求和实现规章效益最大化，包括借助法律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论、规制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和阐明规章的必要性、收益性、合理的调控范围以及规章效益的归属主体，揭示和防范规章立法寻租现象等。

一、行政规章的必要性

简而言之，行政规章的产生是各种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需要”主要包括：

1.立法权的分化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独特性在于，它有权通过制定规则或作出裁决来决定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联合权力。其“立法权”主要是制定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章，这种权力传统上属于议会（国会）的领地，但是它被授给立法和司法系统之外的行政机关。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带来了管理方面的巨大变化，议会等代议制机构的作用日渐衰微，无法满足管理的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不得不把立法权再分配，转移国家权力，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立法机关的授权和司法机关的妥协，使行政机关在有限的资源环境里得以采取必要、灵活而又实际的行政规章手段，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看，立法权结构所回应的是社会的需要，其唯一的源泉和真正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本身。

2.政府作用的嬗变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是防止行政立法滥用的两道防线。其中，立法对行政规章裁量权控制的路径是：由紧到松，又由松到紧，与人们对政府作用逻辑史的认识是一致的，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行政立法观念认识的转变。经济危机以及深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社会诸问题，凸现了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勒茨总结了历史上对政府作用认识的两次变化，其一是：承认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市场，若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历史经验证明，政府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2〕。行政法学者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认为，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经济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垄断、破坏性竞争、物资匮乏和外部性问题。当市场不能通过竞争理论产生可预期的收益时，社会有几种可能的选择：（1）容忍市场所谓的效果；（2）通过运用反托拉斯法重塑充满竞争活力的环境；（3）以政府所有权取代市场之下的公司私人所有权；（4）通过规制公司活动而保持公司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经验是选择了政府规制手段，也“毫无疑问地，规制机关是通过行政规章和法规运作的制度化的官僚政治。”〔3〕（P5）“行政规制，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永久性特征”〔3〕（P384）。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政府推进型或变法型模式。行政权不再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外在变量”，而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保护性国家”，而是“生产性国家”。因此，行政立法显得尤其重要，行政规章成为政府行政规制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3.普通法的局限生行政规章的替代性在美国，联邦、州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各种行政规章的法律效力在普通法规则之上〔4〕。波斯纳研究了公共管制和普通法的关系问题，认为普通法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创设产权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或推进（不同于模仿）市场过程。私人实施权利的普通法制度，其管理方法的基本（和相关）特征有两个：（1）这种方法对政府官员的依赖程度最小，主要依据公民自己——受害人及其律师；（2）守法的激励产生于这样的威慑：如果加害人违反规则，他必须对受害人实施损害赔偿。而直接的行政管制恰恰相反，它对政府官员的依赖性极大，而且首先是竭力防止侵害的发生而不是对受害人实施损害赔偿。法律经济学派虽然极力推崇普通法增进“财富最大化”时的价值，但“鉴于司法职能的自然限制，普通法法官无力实施增进社会福利的广泛规划”，从而承认“体现公益目的的调整性法规有时也是必要的”，承认警察权力在福利国家中的作用〔5〕。通常，行政规章进行的管制缘起于市场和普通法规定的市场规则的失灵，即行政规章的特殊性在于，在社会和经济的诸多领域内，用传统的私法规范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且在效益上不划算。规章立法选择是趋利避害的产物，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

4.行政规章普适性的效益规章作为行政立法的一种类型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它能给行政相对人遵守行政法规范提供清楚的行为规则，使其获得明确的依据。规则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强制，用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具体化，在交往中建立秩序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交易成本以及参加经济活动的获益性和可知性〔6〕。而经济分析表明，通过法律形式所建立的普遍性规则，可以避免或减少交易主体在确定和认同规则方面的成本。行政规章实质是具体行政行为原则的制度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规则普适性与具体行政行为表现出来的个案性，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益和实际用途。欧内斯特·盖尔霍恩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行政法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行政机关日益依赖于规则（rules）制定——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一种手段”。“规则制定程序较之个案的裁断要更为有效，因为前者可解决在单一活动中的大量问题。一条明确的普遍规则能够在受到影响的公司或个人中间产生迅速和统一的遵守行为；而经裁断的先例的范围却难以界定，因为先例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通常取决于特定案例的事实。同时，规则制定可为个人提供重要保障”。“在未来的岁月里，规则制定过程完全有可能是行政法最有生气的领域之一”。〔7〕

二、行政规章的适度规制

承认行政规章的必要性和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规章的种种负效应和不良迹象表明，规章的干预和规制只在必要的法律事项和限度内才是合法、合理的。

1.行政规章立法经验与反思美国人发现，对工作环境完全标准的立法并未带来事故发生率降低

，对汽车安全标准的规定带来的却是汽车交通事故总量和损失额的增长。一项研究表明：1977年48家公司仅为遵守联邦政府的规章（主要是环境方面的规定）就花费了26亿美元。1994年，共和党宣称美国企业为遵守各项政府规定而开支的费用为5000亿美元〔8〕。为实现行政规章的效益性，美国总统曾行政命令，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章之前必须先向联邦管理和预算局汇报，以便审查规章是否真正需要。所制定的规章必须能够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有花钱较少的方案可供选择，而行政机关没有选择时必须说明理由。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在北美取得长足进步后，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亦率先在英联邦的各法律改革组织中推广。该委员会的要旨是：“法律改革及其一般的实际意义上的立法，必须关注其内在的经济因素。我们必须谨慎地衡量法律的成本及效益，并且只要可能，就应该对此作出比现今更科学的评估……，在考虑法律改革的方案的过程中，委员会理所当然要对它们进行成本——收益测试。”〔9〕

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法律规范统称为“文件”或者政策，它的经济效益如何需要历史性地检讨。否则，我国行政立法仍走不出以往的思维误区，依旧认为规章立法、规章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机关“天然”的内部行政行为。如同把“市场经济”误作为多盖几个带篷的“市场”一样，把“依法行政”或“依法治国”误为多颁布低层次的“法律”。因此，规章立法常常扭曲权利义务机制，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40年的计划经济，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面对现实进行反思，设法使非经济性干预最小化。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行政立法机关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998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国务院立法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要依法行政”，“要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要与其经济利益彻底脱钩”，“防止法繁扰民”。

2.行政规章调控的广度和深度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开创的“管制经济学”以及日本植草益博士研究的“微观规制经济学”，其核心任务都是：解释发生规制的原因、规制的得益者和受损者、规制的形式以及评价规制的效果尤其是规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规制经济学对行政规章立法启示之一是：为何要制定规章、规章应规制什么、如何规制以及达到何种规制效果。行政规章调控范围不当会带来“规制失灵”（政府失灵），造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偏离帕累托最优，从而损害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在现代社会，行政立法已渗透到了细微的领域，私人行为深深地打上了公法的强制性烙印。行政规章调控的广度首先要解决行政立法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的界限。例如，在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上，行政法从行为主体、内容、客体上制约着民事行为的发展，客观上阻碍或促进着市场经济的进程。某种意义上，若不对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调控广度、深度和强度做细致的经济分析，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商法。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早在1929年就预言“行政法是社会的法律，在将来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如我们所料，民法可能会完全融合在行政法之中。”〔10〕行政规章过多地干涉民商法的内容，使中国民商法在行为标准上成为行政法的附庸，规章中膨胀性的行政权力配置悄然地“蚕食”着民事权利。因此，我们认为，规章制定者将哪些行为和主体视为调控目标和约束范围必须具有合理的限度。应该看到，规章立法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经济活动，行政规章的规制行为并非是免费的“物品”或“财货”（goods），必须坚持效益最大化原则，重视市场和法律的替代性。从社会角度看，实施规章所需的费用也是一项成本，是否制定规章应取决于一定条件下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关系。某些不受欢迎的行为，试图用行政规章禁止它们是不明智的，因为不会有效或代价太昂贵，最好是在民法或刑法范围内解决，以矫正行政立法本身的腐化。

行政规章的深度定位，即是必须给行政相对人一个合理的空间。否则，不断“具体化”、“细则化”的行政规章会窒息行政相对人的活力，从而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管理的人类社会中，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侵犯，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随心所欲的。”〔11〕就世界范围而言，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的经济性规制正在有序放松，而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的社会性规制不能放松。社会性规章主要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目的，通过行政机关制定一定的标准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为的规章，如健康、药物、医疗、劳动安全、公路交通、污染等保护国民健康、环保为目标的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内生变量”，其制度供给是否对路，需要测度规章的效用。但是，单纯的行政规章目标不能检验规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须通过规章规制的效果大小来分析。规章的规制效果，是指规章所约束的行为有多大部分是只能由规章加以说明的，规章效果在本质上独立于以文字、条文等形式所表现的规制内容，规章目标不等于其实际效果，规章的实际效果往往与规章的内容和目标发生偏差。规章效果检验极其复杂，时间虽是最好的评估维度，但是，它对已造成的资源浪费于事无补，因此要倡导实验立法。“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不能再只是指望异想天开的争论和政治运动的诱人力量。用实验方法证明法律的效力可以为这种信任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在实验观察表明法律的某个方面无效或者有反作用，并对此加以改变的同时，法律自身也会随之得到改进。”〔12〕重新思考以行政立法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后，西方不规制运动主张回到私法优越地位。

3.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行政规章作为“公共物品”，其集体决策带来两个成本即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决策成本在规章制定过程中产生，包括制定规章与协商规章时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和费用（时间在内），决策成本的大小与参与决策的人数和决策所需赞成票成正比，随之增加而增加。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决策是独裁性质的，由一人说了算，则决策成本最低为零。外在成本是集体决策通过后在规章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对某些人的不利影响或净效用损失。一项行政规章总会给人带来有利影响，使其处境改善，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不利影响，使其处境变坏。对于后者而言，这种不利影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因而谓之外在成本。在西方开放的行政规章制定程序中，参与人数越多，则规章外在成本越低。在极端情况下，如果采用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外在成本就会消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规章的法律成本可分为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立法成本指制定、修改、废除规章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执法成本指保障规章运行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守法成本指行政相对人因遵守规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费用；违法成本指相对人因违反规章规定而付出的代价。比较而言，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实为立法成本，而外在成本统为行政主体实现规章的成本和规章实施中某些相对人损耗的成本，是上述执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的总和。

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之间呈现非严格对称的反比例关系。实践证明，在规章制定中投入必要的费

用，能保证外在成本的最大降低，看似决策过程影响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实则是一个思维误区。因为，行政效率和成本的检测是一个过程化的行为，效率高低与否只能是规章效果对规制目标的肯定或否定。理性化的规章决策成本应是通过行政程序有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律程序体系的经济目标，在于减少错误和程序体系的直接成本。行政听证会可预期地降低错误总和及其直接成本而增进效率〔1〕（P397～398）。“它们旨在推进思想和意见市场上的竞争……。这样做既为推动市场制定良法，又通过鼓励那些其观点没有被采纳的人们去尊重根据已采纳的意见制定的法规，来加强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任。”〔13〕当今的中国，没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公众对行政规章的参与处于原始的、受排斥的状态，一人拍板想当然的规章，其决策成本是小的，但其公正性、可接受性和效益性可想而知。行政规章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与其说是消耗了相当成本，勿宁说是为取得规章公共效益而有意识进行的一项“生产性投资”。当然，制定规章的决策过程应注意“扯皮成本”〔14〕。参与行政程序的人们为自己一个个特殊的既得利益而互相“扯皮”，会更多地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可能反倒增大了“交易成本”。

4.行政规章丛生困境“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Decontextual）原则和规则。”〔15〕行政规章只是规制社会各个领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在一个利益极其复杂和经常性冲突的关系网络中制定、修改、废除，常常带来规章的不必要代价。规章投入不足或过剩，都会导致与规章目标实现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某种损失。

最早关注规章制度环境的是经济学家C·瑟罗，他归纳了有关法规（规章）的八个基本命题：〔16〕（1）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由一系列法规组成——无管制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存在；（2）存在许多愚蠢的政府法规，在用不适当的方式试图达到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3）在许多领域里，规章应该更少一些。但是，许多行业应该取消规章这个事实并没有导致许多行业将会取消规章这一结论，利益冲突导致不同的主体反对取消既存的规章；（4）在美国各种规章几乎从来不是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实际问题；（5）当论及管制和取消管制的优点时，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对立，主张管制的左派与反对管制的右派经常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不同而改变立场；（6）经济成就的大小与管制程度两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互关联；（7）规章所导致的规章；（8）必须避免长期物价管制。C·瑟罗同时指出，政府规章的增加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类型的政府干预。由于单个经济活动产生于经济体系之中，因此，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实施规章对其他部门都会产生影响。用于保护某一群体利益的规章容易损害另一群体利益，并导致保护第二集团利益的规章产生。如能源部门的管制规章，每一种新规章都迫使我们增加另外的规章。规章正面临着制度性困境。在充满矛盾的法律制度中实施规章，这样一旦规章被制定成法律，也就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所引起的时间上的拖延及不确定性，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比规章制度本身还要大。规章遭到破坏以后，无论规章是否产生人们所向往的结果，都得花费一笔巨大的费用。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它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必须采用一套新的甚至更加苛刻的行政规章。

从权利的角度看，规章增加是权利相互性的体现，即“权利链”或“系列性关联权利”要求的结果，制定规章有利于权利界限清晰。按照边际成本规律，行政规章的供给在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增加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行政规章时，由于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及相互支持，其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即行政规章配套有其积极意义。所以，在美国行政规章需要制定而未制定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反，我国的行政规章已陷入丛生困境，该有规章的地方未规制，而有些领域则规章过剩。非但未能清晰权力（利），而且造成了行政主体按其部门意志扩张行政权力以至侵害相对人权益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三乱”现象，各级行政主体为治理“三乱”了无数个规范性文件，但效果欠佳。究竟原因，规章丛生困境靠规章制定主体自省式解决已不可能，必须由更权威的机关介入，在宪政框架下控制行政规章立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三、行政规章立法寻租

1.寻租与立法在经济学界，“寻租”又称“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UP）。寻租活动就是非生产性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利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租金”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行政主体可能是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寻租的一方，利益集团常通过对行政部门的社会性接触和规章制定听证会制度或秘密渠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国会立法寻租被称为“淘金峡谷的战斗”，“它越来越从国会的门厅转向（行政）机构的走廊”，亦被称为“走廊上的活动”。〔17〕寻租是“看见的脚”对市场平等原则的践踏。在寻租活动中，受到损失的是消费者和不成功的寻租者以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在旧中国，典型的行政立法寻租存在于官僚资本家之中。例如：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掌管的中央信托局为整垮民族资本，采用高层次的“寻租”手段，通过其父“运动”了，于1939年9月颁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新办法与旧办法有两处重大变动：原来规定经营猪鬃必须由中信局委托，现改为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原来规定私商收购的猪鬃应售与中信局，现改为可以自行收购、加工、售与贸易委员会。这个新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孔令侃的统购统销的“专利”〔18〕。目前，我国尚未有新闻机构披露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现象，倒是有篇小说〔19〕描写的故事值得注意：在市场竞相生产助力车时，某市交通管理局下达禁令，禁止助力车通行，目的是维持交通铁序。港商陈遇花钱买通交管局，推迟出台管理办法，赢得了时间，又转入其他未管制的城市生产。某国有企业因不知此行政规章而使运作中的转产助力车改革失败，全体职工重新陷入生活困境。

我国当前的行政寻租高密区是“管钱管物的部门最为活跃”。有学者指出：政府部门立法热、法规相对过剩，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政府部门利益的寻租因素，以“行政管理向法律管理转变”之名，使本属市场机制的行为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一些部门所依之法，不过是按其部门意志扩大行政权力，限制或收回宪法或基本法律赋予市场主体的权利。〔20〕这种法规和规章的泛化，不但使法律结构失衡，而且加大了行政规章的外在成本。同时，瑕疵的行政规章成为某些行政主体和个人渔利的“法律武器”。

2.行政规章目的：公共利益规制经济学对行政规章立法启示之二是：借助其方法解释和分析谁从管制中得益、谁因管制受损。行政规章规制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识别规章的目的，说明规章背后真正的利益动机，搞清楚究竟谁是一项规章的受益者而谁是受害者，没有“全民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个参照系，很难说清问题。季卫东先生认为：“制度有必要由目的来引导。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的法律制度的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同时，如果真心真意地贯彻目的，那么目的也自然可以制约行政裁量，

从而也可以缓和制度屈服于任何社会压力的危险。”〔21〕

行政规章公共利益目的被各个民主社会所承认，但其确切含义模糊不清，并因各个时期、各种法律制度而有差异。一般说来，公共利益的意义视社会价值观的现存体系而定。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共利益”存在于福利国家之中，并超越于管理国家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之上，“促进公共利益”就是采取政策和实际步骤以便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所有公民的福利。提供公共住宅、社会保障以及法律援助、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等都被视为公共利益。过去的二十年间，公共利益法律在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各国，公共利益曾一承不变地被看作是一种共同利益，其中有国家的利益，也有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或者由政府官员为某些私人谋求的利益也变成了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的范围由于许多私人权利被取消或受到限制而大大地扩大了，现存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公共利益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最多的人共用的东西得到的照料最少，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公共利益”〔22〕，易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用地的灾难”现象。在公共利益代表模式上，大陆法制度采用“同属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民信赖政府的代表们会为其谋求共同利益；英美法制度采用“斗争模式”：一般认为，政府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认为政府对于公众的真正利益持敌视态度，宁愿由社区发言人来代表公共利益。〔23〕

在我国，人们一般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或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因而行政规章规制的形成过程也就自然地被认为是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政府应该代表社会全体的利益。但是，应该是什么是一回事，实际是什么又是另一回事。〔24〕我们有必要区分开规章中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部门行业利益。例如，我国名目繁多的电话收费引发的激烈争论中，消费者的观念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行业利益并不是公共利益，行业职能管理机关的行为可能是一种官商行为。〔25〕我们认为，行政规章的目标是公共利益，没有公正无私的决策人将是行政规章致命的弱点，有必要强调行政目的公共性与行政手段的协调关系。只有在管理管理者的前提下，公共利益才能越来越接近被管理的对象的利益。在行政规章公共利益目的上，“一个理想的国家可能会选择中间道路：一种拥有一个信得过的政府的同属模式，同时也有一种补充政府主动权的公民积极参与的机制。”〔23〕

3.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的根源和对策行政规章立法寻租表现出来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倾向和追求，带来的核心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代表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要有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政府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政策制定实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使社会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保持相对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又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有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难以成立，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政府机关事实上默认了自身特殊经济利益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强化了这种默认，使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当利益驱动使愈演愈烈的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很难有效遏制时，都可能影响到政府作出果断选择的决心。〔26〕可以说，行政规章立法寻租是更隐蔽、更高级、更“合理”、“合法”的非正当利益行为的追求。违法规章是一种设租行为，从而展开寻租、护租等活动，这与公用企业和某些大型国有企业同行政权不分有关。行政规章制定机关与其所创立的各种实体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规章立法难免以“法”谋私。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利益本位。“公共利益的标准”就是行政授权和政府行为的试金石〔27〕。

解决规章立法寻租的办法有：（1）在新闻舆论上大力揭示行政规章立法寻租现象，观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2）建立行政公开和行政参与制度，通过利害关系人内含的制约权控制规章的公共目的性。（3）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彻底实现政企分开，行政机关只有中立性的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而不能以自身利益为取向参与经济生产。

「参考文献」

〔1〕柏士纳。法律之经济分析〔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2〕斯蒂格勒。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经济发展战略的两难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1998，（2）。

〔3〕ERNESTGELLHORN：Regulatedindustryinanutshell.

〔4〕霍伯。美国法律的现代渊源和效力层次〔J〕。外国法学研究，1994，（2）。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70～572.

〔6〕诺斯。制度〔J〕。经济译文，1994，（3）。

〔7〕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8～190.

〔8〕周汉华。行政立法与当代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J〕。法学研究，1997.（3）。

〔9〕维尔杰弗斯基。成本—收益分析与澳大利亚的法律改革〔J〕。法学译丛，1991，（3）。

〔10〕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37.

〔11〕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7.

〔12〕豪沃思。实验立法〔J〕。法学译丛，1986，（6）。

〔13〕安守廉。论法律程序在美国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J〕。中外法学，1998，（2）。

〔14〕樊纲。人间的“扯皮成本”与科斯定理〔J〕。读书，1992，（2）。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

〔16〕C·瑟罗·得失相等的社会——分配和经济变动的可能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3～135.

〔17〕洛伊。通向奴役的两条道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行政权力〔A〕。新宪政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92.

〔18〕赵映林。猪鬃大王古耕虞创业记〔J〕。名人传记，1992，（2）。

〔19〕肖克凡。最后一座工厂〔J〕。当代，1997，（4）。

〔20〕李胜兰，周林彬。法律成本与中国经济法制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1997，（4）。

〔21〕转引自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

〔22〕转引自奥斯特罗姆

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84.

〔23〕维拉·兰格。大陆法及英美法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检察官的作用〔J〕。法学译丛，1989，（1）。

〔24〕樊纲。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A〕。樊纲。经济文论〔C〕。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88～101.

〔25〕林光辉。电话收费引发激烈的争论〔J〕。新世纪，1998，（8）。

立法寻租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应用寻租的有关理论,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下所产生的各种寻租支出,从而提出相关对策。

一、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差异及其寻租支出分析

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出于稳定和吸引外资的考虑只对内外资企业的流转税制进行了合并,但对所得税仍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不可否认这种政策对当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变,这种差别待遇的弊端日益突出。其中对于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当中存在的问题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讨论的比较透彻,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所得税征管工作中产生寻租活动的原因,对如何减少企业所得税征管工作中的寻租支出做一些探讨。

(一)现行内外资企所得税制的差异比较

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使得内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同的“游戏”规则下,这种差别待遇可以从以下三张表格中看出。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内外资企业税制方面存在三方面的差异:首先,立法级次和效力不同,外资企业所得税属法律范畴,透明度和权威性比内资高;其次,外资的实际税率低于内资企业;第三,外资的扣除标准明显优于内资。

(二)所得税征管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寻租支出

税收是政府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现行企业所得税制的模式,使得外资企业享有更多的优惠,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和缴纳的系列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可能产生各种寻租活动。这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也是有损效率的。

第一,从法律级次差异对征纳双方的影响来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除在税法和细则中作出原则性规定外,其具体措施一般散见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各种法律、法规中,这使我国税收优惠法规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在征管工作中必然导致蒙骗、贿赂、拉关系等一些行为,这时产生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同时租金由一个利益集团转移到另一个利益集团往往采取上述低效率的方法。

第二,从纳税人行为角度来说,由于内资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标准窄,导致成本费用补偿不足,外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比内资企业少纳税,政策的差异导致租金的产生,外资企业由于相对优惠的条件获得更多的租金,那么内资企业必然为获得同等的待遇而进行寻租活动,从而产生几种可能行为。(1)内资企业向征税机关展开寻租活动: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可能采取一些非法手段以达到少纳税的目的。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假外资泛滥,具体模式有资金上的“出口转内销”及国内资金先流动到国外变成外资,然后再以外资名义投资国内;或者外商出小头中方出大头;或者有限的外资在全国游走,在全国各地举办许多合资,从中享受高额利润等等。(2)内资企业在政策对自己不利情况下必然会采取措施避免遭到这种不利于自己的政策的损害。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若仅仅从企业资金转移角度来说,虽然政府税收收入少了,但私人的收入多了,看似总体收入没变。但事实是企业在进行这些行为中,为了少纳税,赢得和外商投资企业一样的竞争环境,产生了非生产性支出比如贿赂支出、改变企业组织模式所带来的损失等等,从而产生了额外成本,而这部分成本若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是可以避免的。而外资企业为维护现在的即得利益和获得更多租金,同样也与征税部门展开活动,要么呼吁政府给与更多优惠的政策即发生寻租行为,要么要求维护现有的各种优惠即发生护租行为,当然当内资企业为获得相同的税收待遇而对有关部门进行游说的时候外资企业也有可能也对其进行阻挠活动。这系列行为在可能给外资企业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却给内资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同样导致了资源的无谓损失。

第三,从征管部门行为来说,由于上述企业行为有悖国家引进外资的初衷,政府征管部门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发生而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力资本,即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投入各种先进设备和技术、配备更多人员和机构,想法设法完成自己的税收任务。这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征税成本。在这里讨论的是假定政府征税管理机构没有对租金的要求,但从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看到政府本身也有自己的需求,如果我们设想政府征收机构有对租金的要求,其进行抽租和创租,那将产生更大的效率损失。总之,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各种企业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不可能完全处于信息对称状态,一方面我国所得税实行内外两套制度,二者立法级次、效力不同,征管机构复杂,纳税程序复杂,并不是每个纳税人都清楚自己在整个市场与政府中的位置,而征管部门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各企业信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寻租活动而引起的资源浪费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寻求一些限制或使这种寻租支出最小化的对策和措施。

二、减少企业所得税征管中寻租支出的几点思考

制度是指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正如劳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费用,消除交易的不确定性,节约了生产成本,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有效的制度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样一个有效的所得税制将会对整个所得税征纳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税收上的国民待遇原则

税收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主要包括国籍无差别、常设机构无差别、费用扣除无差别和企业资金无判别其实质是公平原则。而非我国现阶段对外扶持,对内歧视的状态。

(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

第一,统一其立法级次,二者均应纳入到同一部所得税法中,增强其透明度,便于征纳税方可以明确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义务以及各种优惠。第二,统一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前面已经论述过由于税率和税收优惠差异导致的各种寻租支出,通过逐步消除这些差异我们可以考虑降低我们的所得税税率,当然只有降低税率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小于消除差异扩大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增长,这样的税率改变才是可取的。

(三)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所得税分享改革

2002年开始,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改革,这一举措的方向是好的,但这项改革方案由于制度设计缺陷,使得各级政府出现程度不同的随意减免和优惠政策的存在,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法效力降低,导致各种寻租支出产生,各地各级政府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租金从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征税成本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分享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对减少所得税征管中的寻租支出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立法寻租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会计寻租租值耗散适度控制

社会经济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出现权利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rent-seeking)。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而规范会计配置资源机制运行的规则一般又通过政治程序制定且难以做到绝对公平，因而谁能够对会计运行规则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谁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的直接手段。

一、经济后果：会计寻租研究的逻辑起点

尽管会计的经济后果学说自斯蒂芬·A，泽弗(StephenA.Zeff,1978)在其一篇著名论文中首先提出，引起了人们对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广泛关注，并因此而使人们对制定会计准则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经济后果”学说，只引起了人们对会计准则最终运行结果的公平性的重视。其实，会计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本身就说明了会计天然就具有经济后果，只不过在此之前，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会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而已。从这个角度说，会计或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就应该是指各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在他们中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而带来的社会性后果，当然其表现就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影响。

经济后果学说在美国提出后，使人们更加注意到会计准则及其制定过程的公平性、公开性，进而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演变成了一种政治程序或政治博弈。而事实上美国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申，确有许多利益集团乃至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都参与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评论过程中。其基本特点是对拟出台的会计准则进行政治游说，陈述“经济后果”，对准则制定人员施压等，而且往往取得成功或至少获得折衷的博弈结果。

从广义上说，凡能够引起经济后果的资源配置机制都能够引起寻租活动，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毫无障碍地运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市场的价格机制，还是企业的内部层级管理机制，抑或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机制都有其运行成本，都有其“失灵”的地方，当一种机制因为"失灵"而被其他机制代替时，就会有社会经济资源处于“公共领域”而其租值未被界定，于是寻租现象就自然发生。显然，资源的非生产性使用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是其最大特点。由于会计对资源配置发生影响是间接的，通过会计来寻求租金就需要通过会计信息进而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进行，因此会计寻租就是指通过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便出台或修改的会计准则于已有利，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既然会计能引起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会计实际上难以做到中立，那么通过影响会计运行的规则即会计准则的制定或会计政策的选择就能够将社会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其中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而且这种财富的转移并不是为了获得有效的利用，它只不过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分割而已，这一点己为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会计实证研究所证实。就这一点而言，会计上的非生产性财富转移与寻租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同时，如果会计没有经济后果，就不会有各社会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也就没有会计及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博弈，因而将经济后果作为会计寻租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的。

二、会计自制: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

会计及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会计寻租要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需要有会计管制的出现，而会计管制的出现则是以会计信息市场的失灵而政府介入为前提的，随着会计信息社会影响的日益重大和会计数据开始作为控制的一种重要工具，政府对会计的管制规模有越来越扩大之势，会计寻租也就有越来越严重之势，但并非两者呈正比例演变之规律，还要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会计信息的生产、加工提供是由各企业经营者依据自行确定的会计处理方法来进行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时，就可能对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铁道业作为最先受到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部门，其会计信息的处理规范是由根据1906年赫本法案授权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进行的。由此，政府根据会计经济后果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而将其他行业的会计信息提供规则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以至于最后成立了专门的会计管制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会计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后果，也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通过会计手段对“公共领域”中的租金流攫取的寻租活动便会随影而至，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就成了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而会计信息揭示管制一旦开始，会计上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会以一种惯性一直进行下去，除非有大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的变迁。一方面，作为受管制者即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只要其会计数据被广泛用于收费管制、签订债务契约和经理报酬契约、决定工人工资及其他公共用途，他们就会有动机和激励去进行寻租，因为通过会计寻租获得的利益往往要比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得的利益来得快、来得多；另一方面，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政府管制机构和官员都有一种扩大自身管制范围以获取最大租金分割或最大抽租的内在激励，一旦设租成功，他们就有一种将分租或抽租活动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而且，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方式决定着会计寻租的方式和内容，一般来说，对会计信息揭示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实现的，因而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便成了会计寻租发生与否、寻租方式、规模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会计准则是由立法机构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就表现为直接的政治游说；而当会计准则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者就会通过直接说服准则制定机构官员、或者发表对准则的所谓“评论”意见、或者通过游说立法部门让其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政治压力来寻租；当准则是由立法或政府机构授权的民间部门来制定时，会计寻租更是表现得异常激烈。例如，会计寻租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美国，势力强大的企业说客、金融团体、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要求改进某会计实务以满足各自特殊利益需要而进行的会计寻租，往往使得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及其前任有时不得不放弃其“产生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的公正的信息”同的会计准则开发计划。

三、会计寻租:租值耗散与适度控制

寻租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且寻租过程中要耗费社会经济资源，因而寻租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

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事实上，寻租理论就始自于寻租理论创始人GordonTullock和AnneKrueger对关税、垄断、偷窃及贸易管制等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的研究，后来寻租的基本思想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寻租给社会带

来的福利损害，而致力于寻租损失的量化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则一直是寻租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尽管精确的寻租规模与寻租损失的计算很困难，但还是可以给出一些初步的估计，如AnneKrueger(1974)就对印度1964年的租金进行过估计，达146亿卢比，占当年国民收入的7·3%；阿克尔估计，1968年的土耳其仅进口许可所带来的租金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寻租的间接效率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会计寻租由于其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间接性与基础性，我们很难直接估算出会计寻租给社会带来的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会计寻租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范围。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

成本；(2)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3)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与垄断寻租和贸易寻租相比，会计寻租引起的租值耗散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从直接数额来看也是令人惊讶的，这里以美国著名的“储蓄与贷款会计规则”为例来说明。在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是接受公共管制的行业，其破产将会得到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20世纪80年代初，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普遍业绩恶化，为避免其对联邦预算赤字影响的进一步加剧，该行业的上级管理机构“联邦国内信贷抵押公司”首先是游说FASB为其出台“管制性会计原则(Reuglatoryaccountingprinciples)”，在该会计规则仍不能挽救其财务状况之败局时，直接向其会员发放股票股利以增加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规定资本，并说服FASB最终同意了这一会计处理方法，这一做法虽避免了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的崩溃，但却便纳税人由此而承担了7500-10000亿美元的未来福利损失门。可见，会计寻租导致的直接社会福利损失是相当大的。

尽管会计寻租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但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将会计寻租予以消除。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的会计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对其适当干预是增进社会福利所必需的，而且为控制会计的经济后果也需要政府对会计信息揭示进行管制;另一方面，会计寻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会计寻租博弈对会计准则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具有一定效率同。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扼制会计寻租活动的发生和蔓延，况且扼制会计寻租是要花成本的。就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寻租活动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适度控制会计寻租：(1)教育社会公众，让其明白过度会计寻租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受损；(2)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3)确立准则制定者的独立性，让作为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准则制定者与被管制者分离，并延长其任职期限，“长期的工作保障可以使准则制定者从利益集团要求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机会主义准则的高压下解脱出来”；(4)对会计寻租行为尤其是非法的会计寻租行为予以揭露，形成一种反对会计寻租的道德或思想环境，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资本将有助于扼制会计寻租现象的进一步滋生与蔓延。

四、结束语:在我日开展会计寻租研究的意义

寻租与制度、体制、产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为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震荡，我国采取了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其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的“双轨”运行。从会计的角度看，我国目前乃至将来都将因经济的转型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会计寻租现象，其主要促动因素有：

(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并存，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双轨”会计规则的存在就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则范围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同时，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规

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逐步放开的经济出现了大量新业务、新情况和新问题未能完全纳入现有会计规则所规范的范围，这更为会计寻租提供了“边际性”空间。

(二)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异质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性使用，相比于传统单一的公有产权主体，更有可能使新生的利益主体去游说管制部门，争夺传统经济主体的即得利益，而后者则为保住自身利益更有激励去“护租”(rentprotection)，或者二者反过来行事。如我国曾对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及外资企业实行过不同的会计规则，一些企业为获得诸如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存货的后进先出法之类的“优惠”会计政策，而试图说服财政部门或其主管部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非均衡性，还会便会计规则制定的博弈有更多的参与者，这便为会计寻租准备了寻租主体。

(三)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政治经济生活中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与寻租规模大小有很大关系，而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为会计寻租活动准备了积极的、活的因素，这表现为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评论、意见日益增多，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及其使用效果更加关注等。尽管政治活动要受到“搭便车”现象的困扰，但其财富转移的易得性仍将吸引很多人参与其中。可以预见，随着会计经济后果的“日益严重”，人们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关注其运行规则制定过程的“充分性”、公平性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会计寻租活动也将越来越普遍。开展会计寻租研究就应该成为我国会计界较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斯蒂芬A泽弗、贝拉G德兰主编，夏冬林等译。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RL瓦茨JL齐默曼著，黄世忠主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3同1

4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5lawtenceRevsine.TheSelectiveFinancialMisreprsentationHypothesis.AccountingHorizons,1991

立法寻租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化立法执法效率

经济法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目标。从20世纪中期传统经济法嬗变开始，各国基于有限理性的认识论假设，基于对自身能力边界的认识和对市场的尊重，进行了一个持续的经济法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变迁和创新，经济法要达到两个目标，其一，在市场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工具的前提下，经济法能够最大可能地反映市场的干预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二，经济法执法机关能够忠实地执行反映市场干预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干预法。

因为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这种不完美来自于其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因素。主观方面的因素指公权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会使干预行为偏离社会公共利益；客观方面的因素是指政府自身有限能力有可能不足以解决市场失灵。正因政府在主观上、客观上都存在着不当干预的可能，从而导致干预的法偏离公共利益，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所以只有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和优化，明确政府应该干预什么、干预多少和如何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的修复市场失衡的理想效果。现代化的经济法正是以否定政府的完全理性为前提的，是以对政府干预权的有效法律约束和优化为基础，其表征为在干预范围上主张均衡干预，保障私权，确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在干预目标上严格追求公共利益；在干预目的上，讲求效率至上原则，克服市场失灵，使市场达到均衡；在干预方法上讲求方法的科学性、合目的性。事实上，在现代市场体制中，“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①这是干预行为的最基本规则，突破这个规则将导致破坏性干预，而这个规则的最终确立则完全有赖于对公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优化。

经济法的现代化以对立法行为的规制和优化为必要条件和前提。评价立法行为是否被有效规制和优化的首要标准是“立法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趋向于产生良好的公共政策”。②为了能使经济法最大限度地趋向于符合公共利益，必须对立法行为进行规范和优化，使市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转变为有效的、科学的制度创新，同时，经济法的现代化要求必须优化经济法的执法行为。

一、立法决策程序的法定化与科学化

决策程序的优化和完善是指设计一种机制，在最大限度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从法律的视角研究，决策程序的优化和完善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决策程序的法定和决策程序的明确化和科学化。前者指决策程序的形式合理性，后者指决策程序的实质合理性。

（1）决策程序的法定。决策程序法定化有助于高质量经济法的产生。就经济法而言，这种规则不仅要法定，而且要最高层次的法定，以约束经济法立法机构。从经济法历史考察，经济法产生完全源于市场存在缺陷而不能自行克服从而对国家干预产生需求，国家在干预过程中其权力因此大幅度膨胀。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市场作为一种力量对国家也进行了干预，以使国家的干预具有合目的性，同时也能使私权得到保障。市场对国家的干预之一就是使国家确定经济法的质和量的程序必须由最高层次的法加以规定。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如果对人缺乏程序上的宪法约束，无论何种政治过程，都不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运用合理的规则约束经济法的制定是经济法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

（2）决策程序的科学化与明确化。在制定科学的程序时，我们必须转变一种观念，即只要立法者具有纯粹的公益精神，就必然会有良好法律的产生。这种观念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市场，它是导致有效立法程序制度充分供给的主要障碍。事实上，这种观念存在着相当的不科学性，第一，想做好事和真正做成好事，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第二，“立法者具有纯粹的公益心”这个假定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现实性。立法者也是一种社会动物，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也可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立法者的经济人倾向要求我们，其一，不能对立法者高度公益心的期望而减少制度供给；其二，在制定科学的立法程序时，要充分考虑到立法者的经济人倾向，以防止非法追逐私利。经济法立法程序的制度设计相当复杂，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我国目前而言，应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改变经济法立法草案的起草机构。在我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法立法草案由各部门自行起草，带有相当的部门利益和短期利益色彩，加上我国目前立法机构存在相当的能力局限，经由立法机构审查的草案可以不经修改或经过细微修改即可获通过。这使正式通过的干预法不能准确反映社会总体偏好。对此，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是改变草案起草机构，草案不应由各部门自行起草，而应由专门机构起草。该新机构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但必须确保独立性。其成员除了相关部门的代表外，应以中立的专家为主，还应该有不同利益的代表参与。

第二，有效确立立法机构“议”和“辩”的程序。这种程序能够促进良好制度的出台，但现行制度没有激励代表或委员去深入了解待表决的议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所以很难进行有效的“议”和“辩”。因此我国目前通过的绝大部分经济法在表决时，反对票占的比重相当小，这并不一定是好的现象。所以，制度的变迁相当必要。

二、立法机构信息问题及其克服

信息问题主要指信息不足、信息偏在和信息错误。它们都可能使立法偏离市场对干预的需求。

1.信息不足。立法机构在决策时会面临信息不足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立法机构在收集信息时存在能力限制；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收集需要成本，并且边际成本递增；因此导致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实践中许多决策失误都可归因于信息不足。如对法律的移植与本土化的选择问题最终可归结为信息问题。因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自身可以轻易地移植，而文化不可能被移植。所以，对移植与本土化进行选择的科学性取决于立法者对制度和相关制度环境的了解程度。而这正是一个信息问题。对立法者来说，信息不足的问题必须加以有效解决，以优化决策。其途径有三：立法机构应设立相关的信息收集、分析机构；改革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取消计划体制下的统计项目，以节约统计资源；增加与国家干预相关信息的统计。

2.信息偏在。信息偏在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一般而言，立法机构所拥有的信息要多于其它主体的信息拥有量，但在特定问题上，立法机构可能会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优势主体因此会滥用优势，作出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对抗立法。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应该使立法机构与其它主体在相关问题上处于信息平等地位。其路径除了加强立法机构相关部门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外，还包括有条件地赋予信息优势者的解说义务并规定违反义务的责任。

3.信息错误。产生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由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这是我国目前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大量的报表人为失真，导致最终决策者决策失误。对错误信息的克服途径主要有：优化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程序；严格执行《会计法》、《统计法》和《刑法》，对制造虚假信息者依法严厉处罚。

三、寻租与创租问题及其克服

寻租是指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或确立垄断地位的行为。在国家经济职能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公权的含金量也随之提高，寻租行为因此会大量存在。寻租者的目的在于促使国家作出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由于寻租者力图促使国家帮助其建立和维护垄断地位和经济优势，以便获取高额利润，故成功的寻租行为不仅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和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导致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公共利益，而成为仅为部分人服务的政府。寻租与创租问题是不法寻租者和不法创租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寻租和创租问题的克服需要双管齐下。我们认为，克服寻租现象的关键在于政府本身，其路径有三：其一，在干预经济过程中，国家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市场能比国家做得更好的领域，国家不应介入；已经介入的要及时退出。这样通过消除大部分租金，使经济人无租可寻。其二，加重寻租者和创租者的法律责任，提高其各自的违法成本，使寻租者和创租者不敢为。其三，由于刑事处罚的适用对象只是自然人和单位，对国家机构不能适用刑法，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机制，包括组织机制和程序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经济法的制定者将会权衡利益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产生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干预法。

四、用效率观念塑造立法行为，制定高效率的经济法

1.以效率为标准确定干预范围。市场失灵的存在是国家干预的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以被国家所克服。国家干预存在成本，当国家干预不经济时，干预就成为不必要。确定国家干预是否不经济需要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而得出结论。其中，成本包括干预成本和市场缺陷导致的效益损失，收益指通过干预而增加的效益，收益与成本之差若为负值，则不存在干预的可能。所以，以效率为标准确定干预范围并把该方法法定化，不仅可以杜绝过度干预，而且还可使国家干预合乎市场的干预需求。当然这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实践中适用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相当多的行为所涉及的利益很难量化，因此也就很难进行利益比较和权衡，这还需要经济学和法学工作者再作进一步的探索。

2.以效率为导向确保干预目标的公共利益性。干预行为必须具有合目的性，必须具有纯粹的公共利益性。因为作为经济法最高价值的效率指的是社会总体效率，而不是区域、行业效率。这要求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单独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国家的一切干预行为应该具有实质上的公共利益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现实中的政府不一定会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斯蒂格勒的政府管制经济学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的私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所以，以效率为导向对立法者进行有效的行为控制，促使其行为具有公共利益性，尤为必要。

3.以效率为标准选择干预工具。任何干预工具都有自身的能力边界，所以，国家在干预时就存在最佳工具的选择问题，如选择使用财政工具还是货币工具，选择直接规制还是间接调控等。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效率，即最能提高法律运行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率的工具就应优先采用。除了工具的选择外，选择最佳的干预方式以减少干预成本也有必要。美国政府在征收汽车牌照税时，让每个车主在出生之月去主动缴纳以消除拥挤现象，这样既可以减少车主排队等候的时间，也可以减少政府雇佣的人数，社会的整体效率因此得以提高。

4.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虽然自身存在缺陷，但我们不能抹杀市场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国家作为一种外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必须首先尊重市场，了解市场的内部运行规律，否则只会导致对市场的破坏，使资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在市场体制中，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个体必须是自由，必须能主动对激励作出反应，并能以他们个人的自我利益管理有价值的财产。这是市场能有效率地运行的最主要条件，所以如果国家在干预过程中破坏了这一条件，将导致市场不能有效运行。

五、经济法的执法行为优化

经济法的执行主要依赖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行政执法可能偏离经济法立法原意，使经济法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终得不到实现。在实践中，经济法执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把执法手段当作执法目的，只关心收费、罚款，而对被收费的对象不进行管理、引导；功利地选择法律进行执法，导致经济法在适用上支离破碎；不对市场及其主体进行有效管理、服务，只着眼于自身利益而对市场主体进行搔扰式的“管理”；某些行政机关没有“利润”观念，只关注干预投入，而不顾及干预产出等。这些不良执法行为是经济法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克服。理论界对这些不良执法行为的法律克服多有探讨，认为只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行为约束和外在监督，就可以有效克服。我们认为，对行为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监督必不可少，但这只是从行为层面出发的治标措施。要切实地优化经济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还必须改变政府治理理念，改变政府行为的基本激励机制。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塑造政府行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的表征是什么？戴维·奥斯本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1）必须促进在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2）把焦点放在后果而非投入上；（3）行为动力来自目标而非规章制度；（4）满足“顾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5）防患于未然；（6）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众服务，而且也是向市场主体提供催化剂。④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有效的行为约束和监督外，还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改革政府：

1.改变执法行为激励机制。企业行为的激励机制是利润，而目前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存在相当的问题，它并不太激励政府官员进行创新与改革，而追求工作中的平庸。“在政府中，一切激励因素是以不犯错误为定向，你取得了九十九个成功也没有人注意，但只要犯一个错误你就完蛋了。”⑤这样的激励机制不仅使政府效率受到影响，还使政府行为与民众利益相分离，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使政府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公众利益。

2.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由于国家在性质上属于自然性垄断组织，所以，有学者对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提出质疑，认为引入竞争会导致重复和浪费。但实践证明，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据美国研究公共事业竞争的专家萨瓦斯的研究，美国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要高出35%—95%.纽约市私营承包商收集每吨垃圾花费约17美元，而该市的公共部门却要花费49美元。在市政工程业、供水业、公交服务业、邮政业等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后，无论是资源的节约、还是市场主体的受益都相当明显。

3.引入效率动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拥有效率动机，而这要求政府关注结果而非仅仅行为本身，关注效率而非仅仅资金投入的多少。目前，在政府的行为模式中，成本与产出往往相分离，这种分离会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因为“如果维持一种活动的收入与生产它的成本无关，那么获得一个给定的产出时，就会使用较多的资源，而不是必要的资源，或者为了补偿最初的市场缺陷而采取更多的非市场行动。由于不把进行一项活动的成本与维持它的收入联系在一起，那么低效率往往受到鼓励。”⑥引入效率动机有利于提高政府行为本身的效率和行为所涉及的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法的现代化。但没有制度支撑的效率动机将是一句空话。效率动机的有效引入有赖于合理的制度创新。如按效果制定预算的制度将使行政机关的预算额同业绩挂钩，使行政机关更关注行为的业绩。

注释：

①陆丁：《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②（美）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9页。

③应飞虎：《论均衡干预》，《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第54页。

立法寻租范文篇8

一、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分析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不规范，预算编制制度不完善，导致预算编制质量较低，这不仅影响了预算执行质量和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为预算单位争取预算最大化而采取寻租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下面就从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制度入手，分析寻租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预算编制管理范围狭窄、内容不够全面。我国政府预算的编制和管理范围仅限于预算内资金，而各类预算外资金、政府性基金等基本上由部门和单位自主安排收支，这样就脱离了预算的监管。从财政角度看，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编制的预算主要包含国家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而部门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取得的收入（如收费等）游离于预算之外。从部门来看，不仅拥有预算安排的大量资金并享有很大的自主支配权，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建立各种收费、基金，形成预算外资金。另外，现行政府预算编制中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安排使用程度较低，造成了部门间经费水平也因预算外收入能力不同而苦乐不均。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各部门突破预算管理的限制对自身经济利益进行追逐，加之财政难以实施有效监督，这就为寻租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政府预算编制与管理缺乏细化，约束力不强。目前各级政府向同级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中，往往缺乏详细具体的明细资料，没有将预算指标细化到部门和具体支出项目，存在着预算编制粗糙、内容简单的问题，因此无法对预算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代表审查监督作用的发挥。由于政府预算编制与管理缺乏细化，导致了预算本身的约束力软化，在预算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报告不断、追加过多，致使两张皮现象严重。政府预算编制与管理缺乏细化、约束力不强的现状，使得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激化了寻租现象的发展。

（三）政府预算编制时间过短，安排不够准确。按照现行的政府预算编制制度，各级政府都是在年初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前，确定一个大概的收支计划报人大审批通过。当财政预算报告人大通过以后，按“切块”得到分配权的主管部门和财政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就会根据人大通过的财政支出预算进行新一轮的预算分配。但是，由于预算编制的时间晚，整个预算编制过程只有短短的1～2个月，造成预算安排的先天不足，形成大量的预算缺口，使得年度预算的追加难以控制。同时，这也造成了年初处于无预算状态，单位预算批复下达的晚，再加上有一些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出台更晚，许多资金只能够按上年度的支出水平进行预拨，严重影响了预算编制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为预算单位的寻租提供了可能。

（四）政府预算编制方法不够科学合理。长期以来，政府预算编制方法主要采用传统的“基数法”，即以上一年度各部门各类经费的支出基数为基础，并考虑下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收入状况和影响支出的各种因素，对不同类别的支出确定增长比例，从而确定预算。这种“基数法”虽然可以简化预算编制过程，但也存在许多弊端。由于基数的不合理造成了部门之间、支出项目之间的苦乐不均，预算安排难以符合实际支出需要。有的部门由于执行困难不得不改变预算规定的资金用途，造成有些经费项目入不敷出，有的经费却连年结余。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了资源供求矛盾，导致财政分配不能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固化了财政资金在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保护了各部门的既得利益，从而助长了这些部门的寻租行为。

（五）政府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且编制的程序不够规范。现行政府预算编制所涵盖的内容范围只包括了既定收支之间的资金安排，缺乏科学的分析预测工作，没有很好地将预算编制与经济预测、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影响了政府对财政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上政府预算编制时间仓促造成的内容不够细化，仅仅是将资金简单“切块”分给主管部门进行再分配，这就导致了有些主管部门为了强化自身对财政资金的控制，根本不让财部门参与后续的分配。这样“切块”后，政府相关机构对有关部门的后续分配就失去了必要的监督和控制。其结果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多个部门行使财政分配资金的职能权利，致使更多的权力寻租者以权谋私加入寻租行列，造成寻租活动的恶化和蔓延。

二、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经济分析

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的寻租现象是一种经济活动，其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还有着更深刻的诱因。下面就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剖析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性：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

寻租现象产生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交易中某些参与者拥有另一些参与者所不拥有的私人信息，在自利观念的驱使下，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会借此向对方寻租，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则会采取各种措施获取对方的私人信息以便采取对策。信息不对称非常普遍，与稀缺资源和机会成本一样已成为经济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信息的不对称对于政府预算编制管理活动来说亦是如此，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使用者在资金运用上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凭借其信息优势，并利用公共产出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号召，通过各种游说与寻租活动向政府预算部门施加压力，人为地扩张其预算需求；二是政府预算部门具有资金配给自由权上的信息优势，可以利用资金配给权影响资金使用者的行为。

从而，通过不断改变预算资金配给的规则与结果，人为地创设超额预算资金配给的分布结构，并以这种“设租”行为，诱导预算资金使用者展开寻租活动。同时，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考察，政府预算部门所掌握的资金配给自由裁量权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就使得预算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租价值难以消散。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调整过程中，如果缺乏竞争性的进入力量来促使租金耗散，那么租金就会存在，寻租活动就不可避免。在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双边垄断市场结构中，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预算资源分配中存在的超额预算资金配给，往往难以通过竞争性的力量加以耗散。因此，政府预算编制管理过程中就会产生寻租活动。

（二）公共权力的“委托-”关系：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政府预算编制管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委托-的过程。经济学中的委托-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应采取何种行动，委托人应相应地向人支付何种报酬。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最终拥有者）处于委托人一方，实际中即是国家以及全体社会公民；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处于人一方，他们在实际中的代表为政府官员，表现为受全体社会公民的委托，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调节，也就体现为对预算的编制以及管理。但是，根据“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掌握稀缺资源配置权利的政府官员也是一群“理性经济人”个体，作为个体或某个集团的内在利益需求驱使他们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就会按照这个目标来对待面对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因此，在委托人与人信息不对称、各种制度规则以及外在约束（即各种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大量漏洞的情况下，也就是存在大量寻租空间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或多或少的为自己取得合法收入之外的利益。这样，人行为偏离了委托人的最优目标，使用委托人赋予的权利来牟取私利时，寻租现象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三）外部监管疏漏及寻租成本低下：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催化剂。通常意义上，政府预算编制管理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对象，那么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外部监管机制和法律体系建设无疑对保证政府活动有效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外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行为发生的外部刺激。从政府预算编制体制的外部监管来看，由于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预算管理外部监管体系，因此监管力度太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寻租现象的发生。此外，寻租现象有很长的潜伏期和隐蔽性，有一些舞弊可能是根本无法发现的，这些从客观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寻租现象被发现的概率越小，风险就越小，双方收益相对就更大，寻租动力越大。

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方面的缺陷使得“设租”、“寻租”双方成本低下，这也是政府预算管理工作中寻租现象发生的外部原因之一。现行的《预算法》是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相应的立法体系和立法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表现为：法与法之间不衔接甚至相互冲突、与实际工作不相符等。特别是预算管理法律体系中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导致了寻租现象的成本很低。因此，只有加大处罚力度才能对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设租”、“寻租”的双方起到足够大的威慑作用，减少寻租现象的发生。

三、现阶段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的治理对策

目前，在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寻租活动是不会自动消失的。要防范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政府就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杜绝寻租现象应重视治本之策，因为一切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要在体制上下功夫，以制度创新来防范寻租；同时也要重视治标之策，要加大寻租行为的成本，减少寻租活动的收益，使经济人通过成本-收益计算，觉得得不偿失，从而自动放弃寻租行为。

（一）健全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法律体系。

我国政府预算编制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先后出台了《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对我国的编制制度涉及组织机构、运作机制、时间期限、编制程序、编制范围、编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和要求。但实践中预算编制的时间已提前，部门预算为主的改革措施相继推行，但都没有在《预算法》中得到体现，客观上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支撑，《预算法》的实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冲击。这样，就为寻租者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寻租者就会在法律的真空地带大肆进行寻租活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严格而及时的预算法规制度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最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从某种角度看，贪污腐败不是人品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制度建设与创新跟不上改革步伐，就可能演化为滋长腐败的“沃土”。因此，健全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法律体系是杜绝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内在要求。

立法寻租范文篇9

一、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分析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不规范，预算编制制度不完善，导致预算编制质量较低，这不仅影响了预算执行质量和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为预算单位争取预算最大化而采取寻租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下面就从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制度入手，分析寻租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预算编制管理范围狭窄、内容不够全面。我国政府预算的编制和管理范围仅限于预算内资金，而各类预算外资金、政府性基金等基本上由部门和单位自主安排收支，这样就脱离了预算的监管。从财政角度看，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编制的预算主要包含国家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而部门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取得的收入（如收费等）游离于预算之外。从部门来看，不仅拥有预算安排的大量资金并享有很大的自主支配权，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建立各种收费、基金，形成预算外资金。另外，现行政府预算编制中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安排使用程度较低，造成了部门间经费水平也因预算外收入能力不同而苦乐不均。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各部门突破预算管理的限制对自身经济利益进行追逐，加之财政难以实施有效监督，这就为寻租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政府预算编制与管理缺乏细化，约束力不强。目前各级政府向同级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中，往往缺乏详细具体的明细资料，没有将预算指标细化到部门和具体支出项目，存在着预算编制粗糙、内容简单的问题，因此无法对预算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代表审查监督作用的发挥。由于政府预算编制与管理缺乏细化，导致了预算本身的约束力软化，在预算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报告不断、追加过多，致使两张皮现象严重。政府预算编制与管理缺乏细化、约束力不强的现状，使得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激化了寻租现象的发展。

（三）政府预算编制时间过短，安排不够准确。按照现行的政府预算编制制度，各级政府都是在年初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前，确定一个大概的收支计划报人大审批通过。当财政预算报告人大通过以后，按“切块”得到分配权的主管部门和财政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就会根据人大通过的财政支出预算进行新一轮的预算分配。但是，由于预算编制的时间晚，整个预算编制过程只有短短的1～2个月，造成预算安排的先天不足，形成大量的预算缺口，使得年度预算的追加难以控制。同时，这也造成了年初处于无预算状态，单位预算批复下达的晚，再加上有一些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出台更晚，许多资金只能够按上年度的支出水平进行预拨，严重影响了预算编制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为预算单位的寻租提供了可能。

（四）政府预算编制方法不够科学合理。长期以来，政府预算编制方法主要采用传统的“基数法”，即以上一年度各部门各类经费的支出基数为基础，并考虑下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收入状况和影响支出的各种因素，对不同类别的支出确定增长比例，从而确定预算。这种“基数法”虽然可以简化预算编制过程，但也存在许多弊端。由于基数的不合理造成了部门之间、支出项目之间的苦乐不均，预算安排难以符合实际支出需要。有的部门由于执行困难不得不改变预算规定的资金用途，造成有些经费项目入不敷出，有的经费却连年结余。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了资源供求矛盾，导致财政分配不能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固化了财政资金在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保护了各部门的既得利益，从而助长了这些部门的寻租行为。

（五）政府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且编制的程序不够规范。现行政府预算编制所涵盖的内容范围只包括了既定收支之间的资金安排，缺乏科学的分析预测工作，没有很好地将预算编制与经济预测、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影响了政府对财政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上政府预算编制时间仓促造成的内容不够细化，仅仅是将资金简单“切块”分给主管部门进行再分配，这就导致了有些主管部门为了强化自身对财政资金的控制，根本不让财部门参与后续的分配。这样“切块”后，政府相关机构对有关部门的后续分配就失去了必要的监督和控制。其结果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多个部门行使财政分配资金的职能权利，致使更多的权力寻租者以权谋私加入寻租行列，造成寻租活动的恶化和蔓延。

二、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经济分析

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的寻租现象是一种经济活动，其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还有着更深刻的诱因。下面就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剖析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性：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

寻租现象产生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交易中某些参与者拥有另一些参与者所不拥有的私人信息，在自利观念的驱使下，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会借此向对方寻租，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则会采取各种措施获取对方的私人信息以便采取对策。信息不对称非常普遍，与稀缺资源和机会成本一样已成为经济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信息的不对称对于政府预算编制管理活动来说亦是如此，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使用者在资金运用上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凭借其信息优势，并利用公共产出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号召，通过各种游说与寻租活动向政府预算部门施加压力，人为地扩张其预算需求；二是政府预算部门具有资金配给自由权上的信息优势，可以利用资金配给权影响资金使用者的行为。

从而，通过不断改变预算资金配给的规则与结果，人为地创设超额预算资金配给的分布结构，并以这种“设租”行为，诱导预算资金使用者展开寻租活动。同时，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考察，政府预算部门所掌握的资金配给自由裁量权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就使得预算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租价值难以消散。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调整过程中，如果缺乏竞争性的进入力量来促使租金耗散，那么租金就会存在，寻租活动就不可避免。在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双边垄断市场结构中，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预算资源分配中存在的超额预算资金配给，往往难以通过竞争性的力量加以耗散。因此，政府预算编制管理过程中就会产生寻租活动。

（二）公共权力的“委托-”关系：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政府预算编制管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委托-的过程。经济学中的委托-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应采取何种行动，委托人应相应地向人支付何种报酬。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最终拥有者）处于委托人一方，实际中即是国家以及全体社会公民；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处于人一方，他们在实际中的代表为政府官员，表现为受全体社会公民的委托，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调节，也就体现为对预算的编制以及管理。但是，根据“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掌握稀缺资源配置权利的政府官员也是一群“理性经济人”个体，作为个体或某个集团的内在利益需求驱使他们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就会按照这个目标来对待面对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因此，在委托人与人信息不对称、各种制度规则以及外在约束（即各种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大量漏洞的情况下，也就是存在大量寻租空间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或多或少的为自己取得合法收入之外的利益。这样，人行为偏离了委托人的最优目标，使用委托人赋予的权利来牟取私利时，寻租现象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三）外部监管疏漏及寻租成本低下：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催化剂。通常意义上，政府预算编制管理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对象，那么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外部监管机制和法律体系建设无疑对保证政府活动有效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外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行为发生的外部刺激。从政府预算编制体制的外部监管来看，由于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预算管理外部监管体系，因此监管力度太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寻租现象的发生。此外，寻租现象有很长的潜伏期和隐蔽性，有一些舞弊可能是根本无法发现的，这些从客观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寻租现象被发现的概率越小，风险就越小，双方收益相对就更大，寻租动力越大。

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方面的缺陷使得“设租”、“寻租”双方成本低下，这也是政府预算管理工作中寻租现象发生的外部原因之一。现行的《预算法》是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相应的立法体系和立法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表现为：法与法之间不衔接甚至相互冲突、与实际工作不相符等。特别是预算管理法律体系中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导致了寻租现象的成本很低。因此，只有加大处罚力度才能对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设租”、“寻租”的双方起到足够大的威慑作用，减少寻租现象的发生。

三、现阶段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的治理对策

目前，在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寻租活动是不会自动消失的。要防范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政府就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杜绝寻租现象应重视治本之策，因为一切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要在体制上下功夫，以制度创新来防范寻租；同时也要重视治标之策，要加大寻租行为的成本，减少寻租活动的收益，使经济人通过成本-收益计算，觉得得不偿失，从而自动放弃寻租行为。

（一）健全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法律体系。

我国政府预算编制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先后出台了《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对我国的编制制度涉及组织机构、运作机制、时间期限、编制程序、编制范围、编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和要求。但实践中预算编制的时间已提前，部门预算为主的改革措施相继推行，但都没有在《预算法》中得到体现，客观上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支撑，《预算法》的实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冲击。这样，就为寻租者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寻租者就会在法律的真空地带大肆进行寻租活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严格而及时的预算法规制度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最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从某种角度看，贪污腐败不是人品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制度建设与创新跟不上改革步伐，就可能演化为滋长腐败的“沃土”。因此，健全政府预算编制管理的法律体系是杜绝政府预算编制管理中寻租现象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内在要求。

立法寻租范文篇10

关键词：会计寻租;经济后果;对策

一、会计寻租的含义

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如果出现权力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那么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行为。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效果,如果经济人能够在规范会计运行规则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的直接手段。会计能够导致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并且会计在事实上难以做到中立。因此,通过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就可以将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此时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种会计行为正好体现了寻租的基本思想。

会计寻租是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包括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以及供内部管理决策使用的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二、我国会计寻租的经济后果

(一)会计寻租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信息是利益分配、财富转移的基础,具有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而会计寻租的本质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这种操纵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因而会计寻租行为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非公正、非公平地反映社会财富和企业真实绩效的后果,即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低下。

一方面,会计人员需要根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但是,在委托—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激励机制也不健全,这样,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经常会进行寻租,这就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另一方面,政府的寻租行为也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来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显示政绩,会对所属单位虚报及虚夸问题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地方政府这种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必然会使基层单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另外,作为主要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有的注册会计师为了从被审单位得到更多的好处,经常与被审单位串通一气,致使“合谋”出具的审计报告含有很大的水分,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利益相关者的会计寻租行为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会计寻租行为必然影响到会计信息数据的计算,进而影响到国家以这些会计数据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准确性,同时也会弱化经济杠杆的应用力度。

(二)会计寻租造成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

会计寻租的一个明显的不良后果是导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会计寻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更主要的是,会计寻租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扭曲资源优化配置。从寻租人本身来讲,他从寻租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寻租所付出的成本,尽管在寻租过程中他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并且还要消耗财富。从整个社会来看,寻租行为导致社会整体损失大于利得。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成本以及会计寻租主体进行寻租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二是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三是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

(三)会计寻租降低会计监管效率

会计监管制度从建立到执行,会计寻租行为一直贯穿其中。通过对会计监管制度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取得对己有利的会计政策的寻租行为是一个重要类型。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对“公共领域”中租金流的攫取的寻租活动便随影而至。在会计监管制度建立过程中,被监管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追租、护租,会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对政府的游说和疏通中去,一旦监管机构被“俘获”,不公平的监管制度便产生了。规则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公平,规则的不公平是决定意义上的不公平。不公平的会计监管制度必然会受到避租者的抵制,他们同样会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花费大量的经济资源抵制这种监管制度的产生与实施,进而影响会计监管制度的执行效率。

(四)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股民“用脚投票”来选择投资机会并最终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近年来,美国爆发的世界通信、安然、施乐以及中国爆发的银广厦、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郑百文、科龙等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使得股价狂跌,投资人受到重大损害,资本市场受到重创。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危机,他们对公司的经理层、董事会,对会计、审计、分析师等中介机构,对政府当局的监管,乃至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都产生了怀疑。会计寻租行为重重打击了国内、国际的资本市场,也引起了会计理论界、会计实务界与政界的极大关注。

三、我国会计寻租产生的原因

(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双轨制”模式导致了有租可寻

双轨制条件下租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双轨制制度本身的缺陷,这种制度的存在改变了寻租与寻利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了经济人的激励结构与偏好,只要该制度存在,就会产生寻租(林钟高,2001)。同时,“双轨制”的存在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范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2001)。

(二)不完善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是会计寻租产生的制度基础

会计准则,顾名思义是会计工作的规范和准绳。从广义上讲,会计准则是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它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与制度的缺陷,致使会计寻租行为合法化、合理化,助长了会计寻租行为:

第一,会计准则的不完全,使“公共租”的提取合法化。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方面的政府行为,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这样,一项准则的制定,往往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谁取得会计准则制定权,谁就可以通过规范会计运行规则来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并且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

第二,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致使会计寻租合理化。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会计准则不可能制定得很完备,只能对企业会计工作提出基本原则和规范,同时保留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这样,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成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对象,这些给相关利益者的会计寻租行为提供了可能。

第三,会计准则、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会计寻租行为的合法化。首先,会计准则的规定常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很难找到长期有效的会计操作的依据。当某些新经济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据可依的现象。其次,会计准则定义或释义可能出现不准确性,某一项会计准则的涵义可能有歧义,就必然会产生实务操作的不确定性。最后,会计准则中有些核算原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会计信息首要质量特征是可靠性还是相关性,过分的稳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偏离实际。会计准则的缺位和缺损会导致“会计寻租”的合法化。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得对会计寻租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产权主体虚置与内部人控制,为会计寻租提供了条件。由于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国家或法人控制,中小股东不仅持股比例低而且分散,缺乏监督和约束内部人的动力和手段,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甚至逆向选择。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当局有可能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寻租提供条件。

(四)独立审计制度缺陷

独立审计制度的缺陷,不仅掩盖了会计寻租造成的虚假信息,同时也诱发了审计市场的寻租行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缺陷,使会计寻租活动滋生蔓延。我国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虽然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挂靠单位独立经营,但仍与挂靠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挂靠单位或为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或为了诸如争取上市额等地方利益,默许乃至纵容事务所与企业一起操纵利润等。

另外,非审计业务的展开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审计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会计师事务所过多介入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必然会使得双方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影响到审计活动的独立性。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使得审计寻租行为不断发生。

四、抑制会计寻租的对策

(一)加快行政机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

寻租理论指出,寻租行为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活动范围与区域大小有关。从我国目前条件看,还不可能对市场完全放开,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调控的能力越大,其成员就越容易参与权力寻租活动。因此有必要减少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仅履行将准则作为法规颁布并监督其执行的职能,只有在必要时才能直接参与准则的制定。

(二)完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

1.限制制定准则中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法定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是导致合法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但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应通过内部审计或一定的监督机构来制止企业钻会计政策可选择性的空子。另外,对于同一行业相类似的不同企业,其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应有所限制。

2.会计准则制定人员要有广泛性、层次多样性和专业性。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会计法律、法规均由国家和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无例外地由财政部负责,现行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源于财政部、证券监管机构、会计职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他们是国内外知名的会计专家,是会计领域的资深人士。但总体来讲,其代表性不够,表现为:第一,缺乏相应数量的会计实务界人士加入;第二,没有证券市场中大股东、企业投资者和银行债权人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准则制定组应有会计实务界人士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因为他们是会计准则的使用者,他们的理解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使用效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计准则很难发挥预期效果。

(三)强化监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会计寻租成本

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督机制和事后惩治机制,提高寻租者的行为成本。即要设计出一套严密科学的管理制度、制约规则、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提高寻租者预期受罚概率,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因寻租得不偿失而放弃寻租行为。严惩非法设租、寻租,完善机构司法监督,加强立法,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提高微观主体的寻租成本和寻租风险,使其主动放弃寻租行为,从而有效降低寻租概率。

(四)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确保会计信息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内部治理机制一旦失衡,会计寻租发生的概率就会居高不下。公司治理就是一种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的安排,实行股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减少会计寻租活动发生的重要举措。

(五)提高人们的反寻租意识,建立反寻租的道德规范

遏制寻租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建立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文化与道德。防范寻租活动,除了依靠健全的体制、完备的法制和有效的社会监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约束。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建章立制,许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赖人去执行,人的素质高低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关键。因此有必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内心调节,制约其行为和活动。

【参考文献】

[1]雷光勇,姚晗.会计制度变迁和会计寻租[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77-80.

[2]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J].会计研究,2001(3):50-53.

[3]林钟高.寻租理论与会计准则[J].财经研究,2001(2):28-34.

[4]阮梓坪,韩玉启.会计寻租研究探讨[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3):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