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影响范文10篇

立法影响范文篇1

1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础环境的宪法秩序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受既有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对制度变迁方式、途径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到现存制度提供的基础规则。立法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与其他制度规则相比带有更强的制度刚性，立法需求的产生、立法的供给方式、立法的实施机制与效果等都与既存的基础规则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既存的制度环境决定了立法的需求、立法的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

什么是制度环境？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法、社会法律的基础性规则。”[1]当然这个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制度环境角度来界定的。诺思将制度理解为基本上由两种规则构成的，其中非正式规则是指在人类历史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正式规则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政治规则与经济契约，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准。因此根据诺思的界定，制度环境可以理解为现行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构成的规则总和。另一个经济学家D·菲尼则将正式规则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制度是宪法秩序，即政权的基本规则，它规定了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第二类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它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2]。菲尼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意义，宪法规则同普通的法律规则、政策等比较有较大的不同，有必要将宪法规则从正式规则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分析，制度环境则包括宪法规则、正式规则（主要以既存法律制度与政策为主）与非正式规则（风俗习惯、惯例等）构成的规则基础。

宪法秩序是根本性的制度环境。宪法是组织社会生活并规定国家性质和形式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它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宪法以类似于权利初始界定的方式，确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结构，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法律秩序产生的前提。任何立法都必须在宪法所确定的结构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

立法是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活动。但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受到宪法秩序四个方面的影响：a.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与社会实践，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b.宪法秩序可能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c.宪法秩序影响以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会发生方向性错误。d.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府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2]。

一般来讲，宪法秩序对立法产生的影响有：

a.宪法秩序通过对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定框定立法的总方向，确定立法的基本价值，决定立法创新的内容与基本性质。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立法的基本规则，任何立法行为必须有宪法的依据，不论这种依据是宪法明示的，还是宪法规则内含的。宪法关于基本社会关系的界定、不同社会利益的安排都体现了制宪者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从而决定了立法对具体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利益具体的秩序安排即立法创新的内容与基本性质。

b.宪法规则确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直接影响立法创新的成本与动力。这种宪法秩序的安排有可能促进立法创新，也有可能阻碍立法创新。宪法确定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安排，体现了制宪者对各种相互重叠和冲突着的利益要求的基本态度。这种宪法秩序限定了法律安排可能达到的可行性空间。新的经济关系的调整，必然要求新的经济法律制度来调整，而这种愿望只能通过新经济关系的代表——新的利益主体才能得以表达。新的利益主体能否以较低的成本进入政治体系，直接决定着新法供给意愿形成的难易程度。在民主政体下，既得利益格局对新法的阻力较小，立法创新的成本较小。而在“民意”难以上达的集权社会中，社会公众的立法意愿难以进入政治体系，无法得到国家机关的认可，立法创新就难以实现[3]。

c.宪法通过确定立法的基本规则对立法活动进行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某一时期法律供给的质和量。布坎南说过：“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都能从宪法中找出原因。”[4]法律供给的质和量决定于很多因素，但宪法确定的一个国家享有立法权主体本身的素质、立法主体的范围、基本立法程序的设置等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立法权力是社会上一种中性的权力，它应该超越于各种利益的纷争，不掺杂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各种不同主体的利益进行权衡；同样，这种权力的行使也应有所限制，各种不同层级与同一层级的立法权力应有合理的界限，而且还要加强权力行使的监督，不应让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工具；程序的设置要符合“正当程序”，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扩大公民的立法参与等，这些都是宪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宪法对其规定的完善与否，是法治水平高低的标志。

2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凸显的宪法理念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在西方国家开展比较早，后来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大潮流。最早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是瑞典，瑞典1766年制定的《出版自由法》规定了公民为出版而阅读公文的权利。其后，芬兰于1951年制定《公文书公开法》，丹麦于1970年制定《行政文书公开法》，挪威于1970年制定《行政公开法》。

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则是由一系列的法律构成。美国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要求行政机关依职权或依申请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1976年制定的《阳关下的政府法》进一步要求，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公众可以观察会议的进程，取得会议的信息和文件；1974年制定的《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利用和传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1996年《电子情报法》对电子情报的检索、公开、期限等问题作了具体地规定。

法国于1978年制定了《行政文书使用法》；同年，荷兰也制定了《公共信息使用法》；加拿大于1982年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英国于1985年制定了《地方自治法》，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信息自由法》也于1999年颁布施行；澳大利亚也于1982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在亚洲，韩国于1996年制定《公共机关情报公开法》；日本也于1999年5月制定了《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的法律》，简称《情报公开法》。

综览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以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的“知情权”为基础的。这一点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上可以得到印证。如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第3条第1款规定：“本法案的目的是通过下列措施尽可能地延伸一项权利，即澳大利亚公众获得共和国政府所拥有的信息的权利：使公众可以得到有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管理的信息，特别是确保公众能够容易地获得那些在公众与政府机关和部门进行交易中会影响到公众利益的规则和惯例；创立一项一般性权利，即获取大臣、政府机关、部门所拥有的文件形式存在的信息的权利……”美国1996年关于电子信息自由的修正法案中的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的目的是：确保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记录及信息的获取，促进民主主义；改善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记录及信息的获取能力；确保行政机关遵守法定的期限；尽可能扩大行政机关收集、拥有、使用、保存和的行政机关记录和信息的可用性。”

知情权这一概念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罗伯斯庇尔认为公民有权了解自己议员的行为，政府事务对公众公开是政府的一项责任，且须使公开达到最大的程度。立法会议和一切法定政权机关的辩论也要公开进行，宪法要求的对公众的公开应当尽可能广泛。进入19世纪之后，德国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国家行为公开论”的主张。康德认为公共权力包括全部需普遍公布的，为形成一个法律的社会状态的全部法律。黑格尔则将“国家行为公开”具体化为“法律的公开”、“审判的公开”以及“议会的公开”，认为凡是等级会议是公开的那个民族，比之没有等级会议或会议不公开的那些民族，在国家关系上就显示出更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气象。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要求享有知情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进而将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被正式提出来。

从宪法制度方面看，较早将知情权作为一顶基本人权加以确认和保障的是西德的基本法。1949年实施的西德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享有自一般情报来源接受报道获取情报而不受阻碍之自由。在日本，虽然缺少国会的知情权立法，但判例法对知情权却做出了明确认可。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在“博多驿电视录像带事件决定”中明确表示日本国民的知情权。自此案判决后，知情权在日本就被普遍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成为三大新人权之一[5]。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知情权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早在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9号决议中，知情权就被宣布为基本人权之一。该决议宣称：“情报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二战后知情权在国际人权法中最早出现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里的“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就是知情权。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将“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78年联合国《关于新闻工具有助于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战争煽动的基本原则宣言》则是关于知情权的系统的国际人权法文件。该文件第2条重申，“享有主张、发表意见和新闻等自由的权利，被公认为人权和基本自由之不可分割部分”。该直言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有关知情权的专门性国际人权法文件。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将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在宪法制度上加以确认和保障。

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诉求

毫无疑问，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也需要寻求宪法的支持，寻求宪法提供的创新空间。在前面，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作为基础规则的宪法环境对立法的约束，它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察。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角度上看，关键是寻找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依据。

从宪法内容的具体规定来看，宪法并没有确立公民的“知情权”。而宪法涉及到的关于政府信息的条款就是该法的第53条和第76条规定。但这两条都是强调保守国家秘密的，如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第7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前一条要求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后一条则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保守国家秘密。政府信息的保密与公开是一对矛盾，保密的不能公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宪法没有规定。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的派生权，或引伸权，对其理由也有两种主张，第一，它可由言论自由权引伸而来[6]；第二，它由国家机关或公民的监督权引伸而来。

笔者赞同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不是由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引伸而来的，就其权利内容来讲，它与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一样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权与知情权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归结为一项权利，在权利内容、特点上有所不同。其一，言论自由是一种“输出”权，即由主体向外“发送信息”、“发表信息”的一种权利；而知情权是一种“输入”权，是主体从外界接受信息、获取信息的权利。因此，这两种权利在实现的途径与方式上是不同的。其次，知情权一般有特定的义务主体，即要有相对“知情”的“人”，这种“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如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也即凡需要知情的事项所涉及的“人”都是知情权的相对义务人。而言论自由没有特定的义务人，享有言论自由的主体只要在法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行使此项权利。再次，从言论自由权引伸、推导出知情权，会使知情权处在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很难使知情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

监督权固然是建立在知情权的基础上，但是很显然它们二者的权利内容是有所不同的。知情权强调“知”、强调“获取”信息的权利，而监督权有着很广泛的内容，“知情”只是它的基础，它更重视对国家机关、公共组织等的权力行使的内容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现行宪法第2章第41条所讲的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现行宪法第71条、73条、92条和110条之规定，主要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质询国务院及其各部、各委员会工作的权力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了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的权力，尤其是第71条第2款确认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特定问题组织调查委员会向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调查、了解、取得材料的权力，这些内容规定与第41条规定相比较来讲，更是体现了监督权力的精神，这更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了解权或知情权有所不同。前者体现和强调的是权力机关的权力，权力机关是权力的主体，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社会团体、公民是提供材料和情报的义务主体；后者体现和强调的是普通的人、公众的权利，在知情权中公民是权利主体，而国家、政府则是义务主体，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作为基础秩序的宪法对知情权规定的缺少便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巨大制度障碍。依笔者之见，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之前对宪法规则作出修改是必要的。笔者建议：在现行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增加关于公民知情权的规定。关于知情权利的规定宜放在宪法第35条和第36条之间，因为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第36条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知情权规定应放在这两条之间，单独作为一条。也可在第35条增加一款内容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就公民知情权的表述方案有两种选择：一是规定“公民有对国家、社会的公共信息以及个人信息知情的权利与自由”；二是规定“公民享有依据法律规定而获取信息、了解信息的权利与自由”。笔者认为，公民知情权的表述第一种方案较为科学一些，该规定明确说明了知情权的对象或范围，至于具体内容则由具体法律明确规定之。

【参考文献】

1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美）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

立法影响范文篇2

关键词:民商法;价值取向;立法影响

一、引言

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个人在面对社会环境冲突和各种矛盾关系的过程之中所采取的行为态度和价值立场。因此价值取向对个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化有着关键的作用和价值，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对价值取向进行分析，那么主要以立法价值为主体，对于立法价值来说，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之中涉及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国家需要严格按照律法的具体要求，分析前期的立法目标以及后期的社会效果，保障立法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好的完成不同的立法期望。其次，在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落实后期的法律执行过程时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当各种价值目标产生矛盾时，必须要以最高价值取向作为实质的选择标准，保障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其中法律目标是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决定因素，只有结合法律目标的具体条件和相关对策，才能够体现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分析

(一)民法与商法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性。民法与商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果站在法律精神上对两者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民法和商法的法律根源性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内容和价值追求以及调整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对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出，民法和商法主要以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为核心，结合具体法律范围的相关范畴实现紧密的配合，共同构成完善的司法体系。另外在法律力度上，民法和商法对现有的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保护，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积极的提供不同的法律指导和法律保障，保障基本价值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对于商事主体来说，在产生商行为时可以严格按照民法主体制度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规定，和实践过程中的操作原则进行相应的优化升级，商事主体的行为只能够以民法主体制度规范为核心。商法并没有结合物权债权的相关内容提出明确的界定，在对物权和债权进行规定和研究时也可以直接在商法上进行使用，民法可以积极的借鉴商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相比之下，商法则立足于民法之中的具体原则和相关的操作规范实现法律法规的完善化和实践化，体现法律的指导作用和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商法民法化和民法商法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借鉴。除了存在许多的相同之处外，民法和商法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取向有所区别，民法主要以公平优先为依据和前提，积极的兼顾其他方面的利益和效益，商法则严格按照盈利的具体性质不断提高效率和质量，保障速度和效率的提升，更好的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和作用价值。其次，两者的调整对象也有区别，商法主要以不同商事活动中所参与的各类主体为依据，了解其中的财产关系，更好的突破传统法律管理模式所存在的不足。民法所涉及的调整对象比较广，涉及不同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大部分主要以民事关系为主体，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协调多方的利益和关系，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指导。所以，两者在协调不同关系所采取的调整方法有所区别，商法严格按照严格主义和强制主义的具体内容，采取针对性的行销策略，主动体现不同的主体价值和要求。民法则能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价值，在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前提之上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手段［1］。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力来说，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这也就决定了商法只能够采取严格主义的策略规范不同的内容。如果以主体范围对民法和商法进行分析，那么两者的差异也比较明显，民法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比较广，不管是人身关系，组织财产关系还是法人公民关系都可以立足于民法的具体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相比之下商法的限制因素比较复杂，这一法律只能够以从事商务活动的主体为原则，因此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最后，民法和商法的责任制度存在差异，民法直接以过错原则为切入点，了解不同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方法，商法则直接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积极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还涉及许多的刑事责任和不同的行政责任，因此必须要结合问题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二)民法立法价值取向分析。在对民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公平优先是民法的重要价值体现和意义所在，在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之中，我国严格按照价值正义来落实法律法规的管理实践工作，所有的法律都必须要注重利益的协调和矛盾的平衡，在道德规范的引导之下更好的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民法主要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内心观念和意义为前提，更好的体现公众的潜在意识，在对民法中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和公认的价值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民法必须要以合理公正公平的角度进行不断的确认，更好的体现义务与权利之间的相关性，促进利益的合理分担。如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能够接受最终的结果，那么就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的立法宗旨和公平性原则。对于民法来说，在立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必须要结合目前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为执法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保障每一个行为人都能够学会调整个人的言行举止，真正的尊重法律并主动的寻求法律的帮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商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比较强，具体包括等价有偿地位平等，私权神圣和公正合理等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与不同主体的判断和主观感受相比，公平原则存在许多的一致性，主观公平会受到个体感知差异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够直接否认最终价值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相比之下民法则十分关注社会公平，了解相互公平和个体公平之间的差异和内在逻辑联系，通过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分析和研究来更好的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2］。对于民法公平优先原则来说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在对该原则的产生原因和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时不难发现，公平是民法的核心和最高的价值取向，这一点与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商品经济与民法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紧密，与商品经济相关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必须要立足于目前经济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断的协调各方的利益和关系有利于促进基本法律的大力落实。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司法，民法侧重于保护个人的私人权力，严格按照主体人个人的意志充分的落实不同的法律管理机制，保障个人财产的神圣性和稳定性。因此学术界在对民法教学分析时直接将其作为人们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对社会大众的权利和意义都有着一定的保障作用，因此适用性比较广泛［3］。其次，民事活动的社会趋同性比较明显，存在一定的伦理性和高度概括性，这一点也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积极的提供稳定的价值判断取向，维护该法律的伦理性要求，促进公平优先原则的大力落实。

三、民商法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

(一)我国民商法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现有的民商法制度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不符合时展的要求，难以体现新时代背景之下的法律发展条件实质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现有的商法内容主要以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为主题，实质的法律条文比较粗放和笼统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在实践运作的过程之中难以发挥渠道作用和价值，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前期的立法内容与时代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无法更好的体现民商法的作用及权威性［4］。最后民商法体系不够完善，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之中必须要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积极的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条法律条例，保障规范数量和质量的一致性，更好的体现经济社会体系的发展要求，促进各类民商事纠纷问题的高效解决。(二)民商法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对民商合一进行分析时不难发现这种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民商合一主要以立法事实为主体，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除此之外的各项法律不能够直接体现自身的单独性，只能够与民法典一同运作。因此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时强调要想体现上述活动的稳定性，明确区分商事活动与民事活动之间的差距，在民商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必须要了解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差距，实现不同法律部门的相互依存和互相独立，构建独立的法律体系，为促进经济关系的有效运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保障立法体制能够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和协调价值。除此之外每一个参与者还需要关注产生基础，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分析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差异，保障两者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各种实践活动的稳定运作，体现我国市场经济的优势和价值，保证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之中积极的实现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构建。

四、结语

民法与商法的价值取向存在许多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过程之中，我国必须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现实条件，关注不同法律完善的具体需求，积极体现法律的引导作用和价值，既保障不同法律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需要结合不同法律的内在逻辑联系，加强法律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为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指导和依据。

［参考文献］

［1］赵万一．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3，18(6):12－21．

［2］任柏蓁．试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现代妇女(下旬)，2014(6):148－148．

［3］喻晓文．论民商法价值取向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15):190－192．

立法影响范文篇3

法国模式

法国作为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传统国家，亦有法典编纂的习惯。在弱势群体的保护立法方面，较之德国更具有法典化的形式，但是由于法国是典型的福利型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相比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要小得多，原因在于社会保险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福利。［6］在立法保护方面同样分为宪法保护、一般法保护、社会法保护、专门法保护四个层次。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保护方面，法国通过法典化形式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为弱势群体提供了系统化保护。在宪法保护层次，1958年《宪法》序言中援引《人权宣言》关于基本人权的相关规定。在一般法层次，主要由《法国民法典》予以保护，该法也规定了妇女、未成年人、雇工等特殊人群的基本权利(可参见《法国民法典》第88条，第1384条，第1780条)。在专门法层次，法国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社会保障法以行业为标准对社会保险进行划分并明确规定了对“特殊待遇”享有人的保护。①由于法国社会保障的水平较高，几乎超越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各种弊端，②被许多学者诟病。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作出详细规定，并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在专门法保护方面主要对特殊主体进行立法保护，涉及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等。除了以上法律外，在社会救济方面，③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得失

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借鉴，应当对他国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以批判的视角分析利弊，并结合本土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一)德法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成功经验第一，社会保障立法完备，法典化程度较高，法律之间的协调性较强。德法作为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是较为完善的，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7］通过经验积累构建了一套合理完善的社保体系。法国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与德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样也是以法典化的手段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确认，但以行业为基础的保障体制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这是立法之初始料未及的，［8］尽管如此，法国的社会保障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专门法保护方面，法国的立法是积极的，并且还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第二，立法层次清晰、形成多元化立法保护体系、实行宪法监督。德法两国通过立法形成了宪法、一般法、社会法与专门法的保护层次，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完备的保护体系。德国通过社会法系统化，将保障支出分为保险型、赔偿型、福利型与救助型四个方面。［9］前三类对弱势群体而言属于一般性保护，而救助型则属于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立法。德国通过的《社会救助法案》确定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需要原则”(即满足失业贫困人群的生活保障需要和生命尊严需要)，以最低收入作为救助标准，［10］救助面涉及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由于德国法律历来秉持严谨性、逻辑性的特征，其立法的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法国立法体系与德国略有不同，其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复杂，由《社会保障法》规定，以四个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总制度覆盖私营工商业部门的薪金雇员与法国电气燃气公司职工，农业制度涉及农业雇员及其家人、非领薪者和农业人员，专门制度涉及公务员、矿工、飞行员、法兰西铁路公司等。［11］在社会救济方面以特殊人群为主，涉及儿童救济、老年人救济。第三，社会福利覆盖面广、救助机构专业化。德法两国的社会福利几乎覆盖所有公民，这是两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有效结果。高覆盖率并不是短期能达到的，这与GDP成正比关系，并且还与该国的福利政策密切相关。德法两国的福利支出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都较高。在救助机构方面，德法两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专门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机构与民间机构两种。在德国，司法保护方面确立了司法机关的专属管辖制度，例如劳动法院专门管辖劳动争议案件，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的社会法院对社会保障纠纷进行专门管辖。［12］在法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机构，在社会救助方面有社会急救中心、aimayousi等。(二)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不足第一，社会保障体制超越本国经济承受能力，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德法两国社会保障支付几乎占GDP总额的三成左右，由于高福利必须要有高财政支出为前提，高财政支出又以GDP作为基础，所以一个国家的高福利须依靠该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达到内需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由于近年来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或低就业率)和社会老龄化的影响，经济形势一直疲软，这为高福利的实现带来了极大挑战。以法国社会保险的“转移支付”为例，法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成本高出7至8个百分点，且同期相比也呈现增长趋势［13］，而另一方方面，社会保险总制度的社会保险基金近80%来源于雇主与雇员缴纳的社保费，［14］，由于专门制度的需要使政府不得不将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转移支付”给专门制度，然而一旦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出现“赤字”必然加重政府投入与税收，一方面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由此必然给弱势群体的保护造成制度性阻碍。第二，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失衡，激化社会矛盾。德法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四个方面。由于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层次性，即首先参加社会保险，其次才是社会补助，最后才是社会救济，前两者属于一般性保障，后者则属于特殊保障，处于“补充”角色。由于特殊群体属于社会少数，故相应的立法较之社会保险就显得薄弱。

对我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启示

立法影响范文篇4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学前教育；立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术流派，其形成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的完整法治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我国政治和文化以及道德方面的影响虽不及儒家思想深远，但法家思想对以法治国的独特见解，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的意蕴

法家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深刻理解，根源于其对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法家先贤管仲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即“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其后继者也主张“事断于法”(《慎子》)“缘法而治”(《商君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子•有度》)等与“以法治国”相似的说法。法治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全程。(一)法治意味着务实功利。法家主张法律的作用应当是崇尚实用功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法者，事最宜者也。”法家认为法令具有功利目的，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长久实利，是治国理政的客观尺度和最佳方案[1]。以法治国，暂时痛苦却长久受益；以仁治国，暂时享乐却后患无穷。国君正是权衡利弊，从长远考虑，才选择以法治国。(二)法治意味着普施明法。1.厚赏重罚。法家主张法律作为国民行为的衡量标准，本质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商鞅提出“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商君书•修权》)法律是要求国民普遍遵守的，用以规范和衡量国民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在充分论证法律本质的基础上，法家强调制订法律应当贯彻厚赏重罚的思想理念，作为法律主要内容的厚赏与重罚，二者有效结合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和效用。韩非强调厚赏“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而重罚是“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2.易知易行。法家主张立法应是“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法律内容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有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才能使百姓容易了解法律的真实要求。3.明确具体。法家强调立法内容应明确具体和清晰无误。“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子•守道》)明确具体是成文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条文清晰无误地规范行为，臣民不至于产生歧义和误解，才不会恃强凌弱，以众欺寡。臣民能够依法明确各自权责和义务，官员就不敢徇私枉法恣意妄为，百姓也不敢偷奸耍滑触犯法律。4.法一而固。法家强调法律内容一旦制定公布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整体统一和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管仲强调：“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管子•法法》)故而“法莫如一而固”。因此，坚持赏罚如一，就能取信于民[2]。5.法布于众。法家认为法律是国君治国理政的有效工具，是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指引，应当将法律内容公之于众，令全境百姓提前知晓，而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自省自警自律自戒。正如韩非所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这既可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商君书•定分》)，也可以让“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韩非子•孤愤》)(三)法治意味着法不阿贵法家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君管理范围内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依法而为，除国君外不允许有法外施恩的情况存在，法大于人(国君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强调法律公平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管仲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商鞅提出“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韩非指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家强调法律对待百姓与权贵必须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允许以功抵过，以权压法，以期鼓励国民“耕战”“告奸”。(四)法治意味着法与时宜法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的客观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法律的制定也应根据国家现状调整和变革，即要“法与时转，治与时宜。”法律不能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应与时俱进，适时变更。正如管仲所言：“法者，不可恒也。”(《管子•任法》)商鞅所言：“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商君书•壹言》)

二、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一)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立法的地位目的和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学前教育立法由全国人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能够明确学前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有效提升学前教育立法在整个教育法律体系中的层次和影响，促使形成结构合理、整体完备、层次较高的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就学前教育立法目的而言，立法是为广大儿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提供法律保障，是为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是为减轻广大家长负担、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法律依据[3]。法家强调法治的功利色彩，注重实用高效，主张从实际出发，立法应综合考虑和平衡各方利益，兼顾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要制定有用之法[4]。法家认为，实施法治可以实现定纷止争、明辨是非和富国强兵的效用。具体到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也应关注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探究当前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难题和桎梏，深刻分析其成因和缘由，有效回应现实并提出合理规制之法；立法者应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立法对确保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升国民整体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二)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的明确性和可行性。法家一贯主张法律内容应明确具体、清晰无误地规定国民的权责和义务，使官吏和百姓都能了解法律条文的真实涵义，这对于避免歧义模糊、厘清规范边界、推进法律实施、维护法律权威具有重大意义[5]。为充分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学前教育立法领域应清晰规定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如政府在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规范、引导、督查、管理、投入等职责，幼教机构在准入门槛、办学性质、规模、管理及收费等方面的权责，幼儿教师在身份地位、福利待遇、教育保育等方面的权责，家长在创造良好生活氛围、关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方面的权责，社会机构在儿童帮扶关爱方面的权责等。厘清权责是与完善合理的赏罚激励机制紧密关联的。建立在权责明确基础上的奖惩制度能够促进相关法律主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广大学龄前儿童的受教育权，从而促使学前教育立法意图和内容真正落到实处。法家认为法律作为国民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引，其内容应当考虑国民的承受能力，易于实行。如果法律规定的标准过高，一般国民即便尽心尽力仍然很难达到要求，反而还要面临法律严厉制裁的风险，这就会给法律实施带来无法避免的困难和阻碍。正如韩非所言：“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学前教育立法毫无疑问要充分考虑到立法内容的可行性，宽严适度才能为人接受和遵守。这就需要立法者妥善协调和处理学前教育发展中各方利益关系，如政府与幼教机构的关系、幼教机构与幼儿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关系、幼教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幼儿及其家长的关系、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等。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上设置合理的界限，确保各方权责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学前教育立法内容的可行性需要考虑经济与效率成本，应从健全的体制机制、有效的监督管理、合理的资源投入等方面推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可行性内容应能切实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中诸多难题和阻碍，应能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三)贯彻落实学前教育立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法家提倡“不避亲贵，法行所爱”，虽没有把国君包含在适用对象里，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无私、法不阿贵的法治理念，至今仍是难能可贵的。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6]，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彻学前教育立法全程，方能切实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有效促使良法善治的实现。这就要求只要是我国公民，无论儿童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收入、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情况差异，都应平等享有受教育权。首先，依法保障儿童受教育权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政府应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加强管理，不断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重点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受教育情况，为使他们真正享有与发达地区和富裕家庭儿童同等的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布局合理、收费公平、办园规范的公益性幼儿园，逐步普及免费学前教育[7]。其次，明确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享有同等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地位。政府在保障公办幼儿园资源投入的同时，也应为民办幼儿园提供土地、房屋、税费、水电气等优惠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减免租金、提供师资培训等方式，积极扶持社会力量有序发展普惠型民办幼儿教育[8]。再次，明确民办幼儿教师和非在编教师与公办幼儿教师和在编教师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相同的福利待遇和职业晋升渠道[9]。最后，明确幼教机构准入标准、幼儿教师准入门槛，健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理顺学前教育管理督导机制[10]，营造公平竞争、公正管理、有序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法家强调法律“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成文法制定后应公之于众。及至现代社会，事后公布成文法显然不能满足公众享有的立法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就启示，学前教育立法应面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及其起草背景，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以及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等不同形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引导各界充分认识和理解学前教育法律草案，确保立法充分体现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强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有效收集整理各方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分析、甄别吸收采纳，并以适当形式适时向社会公开，更好地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及时公开立法的进程、内容、议题、重难点、分歧点等情况，方便民众跟进和关注立法现实情况，增强法律认同感和法律亲密感，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11]。(四)有效维护学前教育立法的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法家先贤清醒认识到法律制订中“法一而固”的重要作用，也敏锐察觉到“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不良影响。学前教育立法也应坚持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的有机结合，立法的统一稳定使得学前教育法律体系既整体协调又便于实施，立法的适时变动使得制定的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学前教育发展客观现实，二者都是从法律务实功利的视角出发而阐述的。立法稳定与变动看似矛盾，实质上宗旨是相同的，无论缺少哪一方面，都会陷入片面的思维误区。只有辩证地协调好二者关系，才能保证法律既不一成不变，又不频繁变动，真正发挥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具体而言，一方面，学前教育立法的原则精神、整体逻辑结构、形式与内容、内部构成要素、法律条文之间等要保持“一而固”，应与《宪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及相关法律解释保持整体协调统一。另一方面，根据基本国情，也应“事异备变”，尊重学前教育立法的特点规律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让现行法律因时而变，既避免法律滞后于现实的情况出现，又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需要，满足学前教育发展总体目标。

总之，为广大儿童的快乐成长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从众多思想流派中汲取养分推动学前教育立法建设。法家以法治国思想服务于实现富国强兵、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这一根本目的，法家崇尚的法治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法治，其坚持君主本位、迷信法律万能、漠视人民权益等弊端值得反思和警醒；而不能否定的是，法家法治思想提倡的诸如法布于众、法与时宜、法一而固、法不阿贵等价值理念，也给予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以理性指引和丰富启迪。

参考文献：

[1]郭玮.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2]胡孝红.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4.

[3]为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而立法[EB/OL].(2017-03-15)[2020-09-01].

[4]刘慧.韩非法思想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

[5]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0.

[6]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

[7]庞丽娟,孙美红,王红蕾.建立我国面向贫困地区和弱势儿童的学前教育基本免费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教育研究,2016(10).

[8]冯晓霞.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J].学前教育研究,2010(5).

[9]于冬青,张永慧,王晓阳.农村学前教师资源配置现状及相关建议——基于十二省份的调研数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26).

[10]洪秀敏,庞丽娟.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与政府责任[J].学前教育研究,2009(1).

立法影响范文篇5

一是对公共政策能动吸收意识的欠缺。有的地方立法机关认为立法和公共政策分属不同的工作场域，后者主要为党政机关的工作范畴，与立法无涉，不愿对其吸收；有的则对公共政策发展的现状和规律及其与立法的关系等研究不够，疏于对其进行主动吸收。二是对公共政策中显性或者隐性的“部门利益”破除不力。部分公共政策中存在“部门利益”，既有直接利益——规定了不当甚至不合法的行政权力，如无法定依据创设行政收费等，也有间接利益——体现为重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轻行政监管，或者重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轻行政指导、行政服务。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因未建立规范化的立法吸收机制，致使政府层面的意见征求和利益表达相对充分，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主体层面的利益表达和意见征集不够充分，对公共政策中隐藏的“部门利益”破除不力，从而与法治的内在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对公共政策和地方立法两种范式的转换机制缺乏把握。表现为对两种范式的性质、特征、功能和转换的具体机制，缺乏研究和把握，致使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难于吸收或者吸收不充分。

二、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机制建构

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十分必要，但在吸收的过程中又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建构以下四个方面的吸收机制予以保障。

（一）能动吸收机制

树立能动吸收的理念。基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驱动，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把公共政策作为重要的立法资源予以开拓和吸收，使制定的法规成为行政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社会各类利益主体的权威的行动指南。如国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工伤职工经治疗“伤情稳定”后，应进行工伤等级鉴定，但因对“伤情稳定”理解不一，致使工伤职工、用人单位和医院三方有时发生纠纷。广东省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职工外伤、职业病医疗终结鉴定标准（2006年）的通知》（粤劳社[2006]155号）等公共政策的实践，于2011年制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时，将“医疗终结鉴定标准”这一行政制度吸收为有关具体法律制度，实现了对上述三方的定分止争。建立反应—推动的联动装置。“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地方立法应当适时发挥规范、确认等顺应作用，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稳定、成熟的公共政策及其执行中的有益经验予以固化，并在顺应基础上增强法律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弥补成文法滞后性的不足，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立法工作应当通过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设定价值目标去引领实践、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因此，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应当建立基于反应功能的反应—推动的联动装置。

（二）利益衡量机制

马克思强调，人们需要的对象构成了他们追求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现代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动，从其动态视角看，利益冲突是利益关系的表现形态。博登海默指出，“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和调和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社会上的各种利益经由立法成为法律利益，为法律确认和保护，并具有稳定性和法定性等特征。因此，建立立法过程的利益衡量机制十分重要。在借鉴西方政治学和法学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将立法过程的利益衡量机制分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两个阶段和两种机制。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张德江委员长关于“更好地发挥立法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论述，将立法过程的利益衡量机制分为利益表达、利益平衡和利益调整三个阶段和相应的三种机制：

1.利益表达机制立法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既是各类利益主体对其利益主张的充分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平台，也是利益平衡和调整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如果在立法之前所有人的主张都已得到无偏见的考虑，即使最终某一阶层的主张从属于其他阶层的主张，该选择可以从偏见或不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立法中的利益表达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制度予以实现：

（1）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公开包括立法信息、资料和会议三方面的公开，是专家和公众参与立法的前提。该制度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将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修改稿、法委的审议报告等立法文件与资料，有关立法会议的时间、地点、讨论事项及议程等内容，以及其他与立法工作有关的信息，向社会及时公布，以保障公众的立法知情权和监督权。

（2）立法征求意见和反馈说明制度地方立法机关应当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意见充分表达的平台，将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修改稿等，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及时整理研究，对是否采纳有关意见及其理由等情况予以说明和反馈。

（3）专家和公众参与立法制度专家参与立法制度，是指地方立法机关打造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三会”等平台，充分发挥立法专家的智力支持作用，保障科学立法。如2013年5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与五所高校合作建立了五个具有“产学研”综合功能的省级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并制定了相应的运行和管理规则，是专家参与立法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公众参与立法制度，是指地方立法机关扩大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和方式，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立法工作。包括引导公众参与规划、计划、立项、起草、审议等各个阶段的立法工作，以及立法后评估、法规清理等后续立法工作；允许公众依照规定旁听立法会议；发挥工青妇、行业协会、消委会等社会组织参与立法的作用，增强公众参与的针对性和组织性；发掘博客、微博等新媒体的作用，吸引广泛人群参与立法讨论，以收集民意和集中民智。如2013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听证规定，特别规定了网络听证，探索了听证的新方式。

2.利益平衡机制该机制

由两个操作步骤组成：利益厘清。按照利益主体的不同，学界对利益结构的划分有“两元结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和“三元结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两种主要方式。结合当前国情，本文认为，立法中的利益可划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立法和公共政策均为利益分配机制，但立法是一种法定和权威的分配机制。现代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增加了立法中利益分配的复杂程度。为此，在利益表达机制运行的基础上，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开展立法调研等社会调查，厘清立法所需吸收的公共政策中的各类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包括厘清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强势群体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等。利益平衡。利益的识别与厘清是立法中利益平衡的前提，而利益平衡则是立法的核心环节，其实质是立法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其实现则应依据平衡原则（人权保障、统筹兼顾和效益最大化）和平衡方法（利益位阶、成本效益、利益兼顾和利益倾斜保护等）。同时，立法中的利益平衡也要受公共政策、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利益衡量过程中,立法者会根据公共政策的指引适时地废止一些过时的利益,确认和保障一些新生的利益,合理地调整利益格局。”

3.利益调整机制

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其独特的机制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义务以其特有的利益约束和强制功能作用于人的行为,两者有机结合并影响人们的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立法对利益的调整也基于这一调整机制，即把厘清和平衡的各种利益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并归属于相应的法律主体，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和对各种利益的首次分配。经由利益衡量机制所初步确立的行政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力）和利益，体现在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等立法文件的相关规定中，并通过立法审议（主动审查机制）和表决程序予以最终的确立。

（三）主动审查机制

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规定了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包括审查的性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法律监督权）、对象（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标准（越权、违法和其他不适当情形，监督法第三十条对此作了规定）、方式（被动审查和主动审查）和纠正程序（沟通说明、书面建议和撤销等）。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借鉴上述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立法过程中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审查机制，实现立法审议制度的具体化。即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将其所需吸收的公共政策经由现行立法审议程序导入立法过程，建立立法审议中的主动审查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议权），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有关公共政策进行审查或者列明（国家政策等）：形式审查（或者列明）方面，确立审查（或者列明）公共政策清单和吸收说明制度。根据立法法第四十八条“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的规定，明确法规案应附相关公共政策清单及其文本和吸收说明等资料，包括立项阶段收集与整理立法资料、起草阶段制定法规草案指引和审议阶段制作立法文件时，均应附有相关公共政策清单及其文本；对地方政府提请审议的法规案，要求其在法规草案的说明中增加一个部分为“参考的公共政策”，并对吸收的情况和理据予以说明。实质审查方面，明确审查的对象、标准和重点。一是扩大审查范围。在有权审查的前提下，除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还应纳入两类对象，包括行政部门制定的公共政策（目前大多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内部备案审查）和法规草案中的授权条款（通常表述为某种情形“按省〔或市〕的有关规定执行”、“某某实施办法，由省〔或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但该规定可能具体由行政部门制定和实施，未纳入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备案审查）。二是完善审查标准。包括重申监督法规定的前两条标准，以及细化第三条标准——“主要是指不恰当、不合理、不公平，有损人民利益和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宗旨”。三是明确审点。即公共政策中已为地方立法初步吸收的部分，体现为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修改稿中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尤其是配置了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则。

（四）范式转换机制

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过程，也是公共政策范式向地方立法范式转换的过程。两种范式转换的动力、基点、要件和模式，构成范式转换机制。

1.转换的动力地方立法和公共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种范式在法治内在要求上的不一致，是其转换的范式动力。其深层动因，则是社会的时代变迁推动社会问题的法治化、权威化解决，要求将公共政策转化、上升为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法律规范。

2.转换的基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行政的时代语境，决定了法治主义（核心内涵为依法规范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形式则表现为立法和法律至上）是两种范式转换的基点。对公共政策进行吸收后的地方立法，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成为新的公共政策制订的“元政策”，即为其提供了法治框架。由此，实现了以法治主义为基点的地方立法与公共政策两种范式的双向转换。

3.转换的要件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指导思想或工作原则、工作目标、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行政制度、措施、手段，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语言等，经由地方立法这一路径，吸收为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目的、工作方针、立法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具体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以及法规的结构和语言等。

如广东省于2011年制定《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时，积极探索了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参考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广东省政府为其配套的五个子规划等配套政策，将其中所规定或者蕴含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科学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工作目标（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先行发展）、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等）和政策措施、手段（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五个一体化），通过立法予以了转化和吸收。包括突出了《规划纲要》的重要战略定位及指导地位，《条例》规定《规划纲要》是经国务院批准指导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建立了促进产业布局一体化等五个具体法律制度；重点构建了组织协调机制、争议处理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法制协调机制和评估考核机制等保障规划实施的新机制；甄别、吸收上述公共政策的语言规范，将其转化为法规的“法言法语”。

4.转换的模式以法治主义为转换基点，地方立法和公共政策两者相互吸收和转化并构成双向对流模式，是两种范式的转换模式。

三、结语

立法影响范文篇6

〔关键词〕美国贸易立法中美贸易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2)1974年贸易补救法案的201条款和301条款

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一步步放松了进口补救的标准,更加满足了受冲击行业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第XIX条款即保障条款的对应条款,它规定对美国厂商因关税减让和进口激增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或者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该法案第一次授权私人企业可以就国外产业的非公平竞争行为直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上诉。如果达到预定的标准,ITC会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总统则有权下令提供包括关税、配额或其它进口限制在内的临时性补偿措施。1974年贸易法将1962年法案中规定的“严重损害”的标准降低为仅仅要求证明进口是“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损害也不必源于美国的关税减让。此外,TAA计划的标准也有所降低,这些法律规定的变化使得遭受进口冲击的工人、公司和行业组织更容易获得法定的调整援助。

301条款是美国向所谓“不公平贸易”进攻,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将301条款的有关权力由总统转至美国贸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门的投诉后,负责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总统采取行动(征收额外关税或者实施其它进口限制),针对其它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进行反击,以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这些由美国单方面定义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以及美国提出的贸易报复和制裁措施常常会招至贸易对方的谴责和批评。

(3)1979年有关反贴补和反倾销的贸易立法

东京回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议法》,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承诺法律化。东京回合上所通过的关于贴补和反贴补以及反倾销的准则,要求对承诺遵守国家的产品反倾销案例进行“严重性损害”的调查。然而,这些多边的规定和标准在美国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宽,比如该法案缩短了对所有的反贴补诉案的时间限制,并且将不公平贸易补偿法的执行责任由财政部部长转交给商业部部长。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反贴补及反倾销立法的实施和执行,为申诉的美国企业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贸易补偿法标准的放松、规定调查时间的缩短和贸易执法机制的强化,导致70年代以来美国不公平贸易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对于保障条款和贸易调整计划而言,反倾销和反贴补立法成为各个工业部门寻求进口保护的“通常”的“第一选择”。

(4)80年代贸易立法及301条款的各种变形——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

进入80年代,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贸易立法的301条款,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服务。1984年的《贸易和关税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国贸易评估报告》,对重要的国外贸易障碍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该法案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主动发起301条款的调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付贸易壁垒的打击力度。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301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交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报告,列出所谓“重点国家”和“重点贸易作法”,并将此作为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它强调了美国的所谓的公平贸易规则,加强了对国外“不公平贸易”的进攻和报复性,是强化了的301条款,因而被称为“超级301条款”。

特别301条款作为301条款的另一发展,是用于加强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促进国外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该条款特别创立了“观察国”、“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名单,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家的政策威慑,促进美国维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中国曾几次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为特别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并以法定调查和贸易制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5)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

1996年美国出台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就连美国的老朋友英国也站到了它的对立面。1996年6月4日,与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年贸易额为18亿美元的欧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国提出抗议,就连被美国认为最保险的第26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也谴责美国“执行损害其它国家主权的法律”。10月16日,欧盟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后者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37票对3票通过了反赫—伯法的决议。赫—伯法一出台就非议纷纷,结果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6个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决定将赫—伯法第三条推迟到1997年2月执行。美国还曾表示,达—马托法的实施也可以考虑灵活地进行。

二、美国贸易立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战后美国的贸易立法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其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和竞争者的兴起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的根本性原因。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不仅表现在其对外贸易在世界总额中的份额下降,也反映在美国同其主要贸易对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缩小上。70年代世界经济的“滞涨”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贸易问题异常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的实施,更增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和经济活动的风险,美元从1981年到1985年期间升值了40%以上。美国同期商品贸易逆差由2.8亿美元增至122.22亿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当时美国贸易差额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欧洲、日本的兴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向经济多元化格局的演变,冷战的结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各国为争取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而进行日益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为特征的。美日欧这三大经济集团为了加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参与到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贸易安排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剧了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美国不断地调整其外贸政策和贸易立法。

1、贸易政策范围的日益广泛,与其它国内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增强

70年代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关税和较为明显的非关税措施(如数量限制)。随着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进行,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大降低,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从单一考虑关税措施逐渐扩展为包括政府采购、卫生和技术标准、政府补贴等相当广泛的领域。从行业政策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制造业如纺织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近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开始更多地针对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的贸易问题和争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贸易政策的触角也从制造业开始伸向服务贸易、有贸易关联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对外直接投资。1984年通过的综合贸易法案号召不发达国家杜绝侵权和仿造行为,放宽对美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并将301条款的适用范围由商品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政策范围的扩展在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反映得更为充分,它涉及国际金融政策、外国贿赂作法、技术竞争力、教育以及培训等诸多方面。这个法案的名称使用“综合”一词,其原因显而易见,加之该法案长达一千多页的文本,其政策范围的广泛性可见一斑。

2、贸易政策基础观念由“自由贸易”转向“自由和公平贸易”,更强调对等观念

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宣扬其追求“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7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贸易的目标却逐渐地被一种“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论调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政府由主张自由的多边贸易转向主张“自由的”和“公平的”贸易,其重点则是所谓公平贸易。7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及处理贸易关系的方法。美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国家,要求贸易对手国单方面进行贸易减让以“摆平竞争基础”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美国对所谓的国外“不公平贸易作法”越来越难以容忍,贸易当局开始积极行动。他们更多地利用态度强硬的双边谈判和单边的贸易制裁和威胁以迫使谈判对手作出让步。例如,日本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来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美国认为,这些国际市场上的新的竞争者一方面十分积极地为其出口扩展创造条件,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开放极其封闭的国内市场,亚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商业做法和市场结构在美国看来更是无形的贸易障碍,严重阻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美国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所谓在其它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免费搭车”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生产厂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贸易”论调同美国的对等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最早的“对等”观念(Re-ciprocity)出现在1934年的《对等贸易法案》中,它强调对等的关税减让即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等幅的关税减让,并鼓励以经过谈判协商的同等的步伐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公平贸易论调的兴起扭曲了贸易对等原则。原来意指在具体贸易谈判中各方减让程度的对等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整个市场状况的均衡方面。这种新的对等观念的产生将美国其国内的市场开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国家能否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令其满意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而且美国通常把双边贸易是否平衡作为美国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场准入的判断尺码。3、贸易政策的重点由注重限制进口转变为加强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国传统的贸易管理是注重对进口贸易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对国外进口商品的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的产业部门。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开始由进口管理转向加强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重视和对策研究,美国政府也开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积极地为美国公司的出口扫清障碍,打开封闭的国外市场。

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计划”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由“自愿进口扩展计划”取而代之。很明显,后者的进攻目标转向打开对方紧闭的市场大门,美国这种贸易策略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所谓的“结构性贸易障碍”,抵消它们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它的1988年贸易法主要内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贷款条件以帮助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促进政府行政部门更积极地为出口创造良好条件、扩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定义范围等等,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及外交官员对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经援机构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还减少了对与安全有关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国政府机构还修改相应的财政规定,与进出口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一起为美国的出口提供优惠贷款。

4、美国贸易强硬化、法律保护主义和贸易立法治外法权主义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来管理贸易事务,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并且显示出更强的主动性和进攻姿态,美国单方面定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其中的许多做法在关贸总协定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它还单方面决定贸易对手国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认为必要时并不提交进行多边仲裁,而是要求对方同美国的贸易代表直接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被其贸易对手称为“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及其各种变形,它们是美国“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遭受国外抨击和谴责的主要目标之一。超级和特别301条款的出台与实施使80年代美国反贴补税和反倾销税的征收迅速增加,严重损害了其它国家的贸易利益和出口产业。他们纷纷指责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指出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表现,是“过程保护主义”或者“法律保护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动辄抬出国内贸易立法,宣布对所谓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单方面的报复和制裁,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贸易领域里的典型表现,美国这种贸易法的治外法权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准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它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增加了贸易环境中人为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取得进展,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和301条款的滥用很容易激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大战,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作为美国“治外法权主义”典范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一出台就遭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一致的强烈反应和抨击。西方新闻机构评价说,美国可能是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之后本世纪受谴责最多的国家。1996年,不仅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国际组织对美国的贸易沙文主义加以公开抨击,就连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责美国贸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战之后的新经济形势下,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越来越难以行使其个人意志。美国的这两项法律只不过起到了一个稻草人的作用而已。公务员之家

三、从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的演变看中美贸易争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磨擦。近年来,两国在诸如纺织品贸易、市场准入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都发生过纠纷。加深对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演变历程及其经济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关系和纠纷,为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正确看待中美贸易争端

(1)中美市场准入争端

市场准入问题是中美贸易的本质问题,也是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问题。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是导致该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对美国拓展出口意义重大。因此,美国近年来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开中国市场,为美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对美国产品封闭市场,批评中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中存在的许多“障碍”和“壁垒”,如繁琐和复杂的进口管理和许可证制度、进口限额管理的不公开、贸易管理和法规透明度不够等。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对服务行业过度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特别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运输等领域中国的开放度太低。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文章,并频繁地向中国施加压力,充分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竞赛规则的公平合理转为追求竞赛结果的对等性,由单纯限制进口转变为限制进口与积极扩大出口相结合,通过增加出口,改善贸易状况,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

(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与美国的阻挠

我国根据通行的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国情,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是我国的一个根本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进口关税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绩,以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开放标准和经贸管理的做法来要求中国,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过高的义务和责任。美国还抬出其国内的贸易立法单方面给我国施加压力,以贸易制裁和报复主义的措施相威胁,力求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化的减让,扩大美国从中国发展中所获取的份额。

(3)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中美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屡有争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国就根据美国特殊301条款,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年4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为由将中国列为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之一,并以价值28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和对中国某些出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与之签订旨在制止对计算机软件和音响制品的盗版行为的贸易协定。此后,美国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文章,并以高额的贸易制裁相威胁。美国的做法其实质是将知识产权同贸易利益、经济实力挂钩,利用贸易问题和贸易手段外交手段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法规强加于其它国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从表现上来看特殊301条款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实际执行往往取决于美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和对因贸易伙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损害的美国利益进行的判断。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

2、采取正确的策略对付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立法

(1)坚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同贸易对手谈判和协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强大了,外国才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双边的经贸磨擦。

(2)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善进口管理体制,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经贸管理和规则的学习,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实现,然而,对于危害我国基本经济利益和属于原则性和立场性的要求和做法我们要坚决顶住压力,维护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

(3)争取早日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利用多边机制的约束来抵制霸权主义的贸易,争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所应得到的适当保护的权力和我国正当的经济利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大势所趋,我国应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来妥善解决同其它国家的贸易争端,更好地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依靠多边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限制和约束个别国家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制裁的泛滥。

立法影响范文篇7

一、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概况

(一)基本案情和背景

1997年之前,墨西哥的国内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一直由Telmex公司所垄断;1997年之后,墨西哥政府授权多个电信运营商可以提供国际电信服务,但根据墨西哥国内法,在国际电信市场上对外呼叫业务最多的运营商有权利与境外运营商谈判线路对接条件,而Telmex公司作为墨西哥对外呼叫业务最多的运营商,自然就享有了该项谈判权利,事实上就拥有了排除外部竞争者的权力,从而引发了希望大举进入墨西哥市场的美国电信业巨头的不满。2000年8月17日,美国以墨西哥的基础电信规则和增值电信规则违背了墨西哥在GATS中的承诺为由,向墨西哥提出磋商请求,之后,美墨双方进行了两次磋商,但未能达成共识。2002年4月17日,根据DSU第6款,成立了专家组,因双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就专家组的组成达成一致,2002年8月26日,WTO总干事最终任命了以Ernst-UlrichPetersman为首的三人专家组。另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共体、古巴、日本、印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十国提交了他们的书面意见。[1]专家组分别于2003年11月21日和2004年4月2日提交了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2004年6月1日,经过再次磋商,墨西哥放弃了上诉,正式接受了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并最终就此电信服务争端与美国达成协议。协议中,墨西哥同意废除本国法律中引起争议的条款,并同意在2005年引进用于转售的国际电信服务;美国同意墨西哥继续对国际简式电信服务①进行严格限制以组织非授权的电信传输。[2]

(二)争议焦点

⒈墨西哥是否根据《参考文件》第2条保证其主要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服务的条件和费率“基于成本”且“合理”,这是本案的重中之重。《参考文件》第2条是关于电信服务运营商线路对接的规定,美国认为Telmex公司是主要供应商(mainsupplier),其没有按照基于成本的费率及合理的条款向美国服务商提供对接。专家组审查了墨西哥《长途电信规则》(ILD规则),发现该规则授予前六个月的长途呼出服务中占市场份额最大的一家特许运营商谈判制定结算费率的排他特权,经审查,专家组认为Telmex公司符合参考文件中对于主要供应商界定的“有能力实质性干预参与市场的条件”,构成终端服务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墨西哥在《参考文件》中承诺对接费率应当“基于成本”且“合理”,这是墨西哥在参考文件中的重要承诺,美国认为墨西哥未能根据承诺保证Telmex公司按照基于成本的合理费率为美国电信服务商提供对接服务。因为,⑴针对同样的网络设备,对美国供应商的对接收费比对国内的平均高出75%;⑵通向墨西哥的各种国际线路的灰色市场费率远低于Telmex公司的收费;⑶许多国家与其他竞争性长途运营商之间的终端服务费率批发价远低于Telmex公司的收费;⑷根据ILDRules对墨西哥运营商涉及“成比例回报”的财务安排,Telmex公司的费率高于成本。而墨西哥认为,只有服务供应商在另一成员境内自己完成终端传输时才算跨境传输,本案中美国运营商只是在边境将初始端服务传输给墨西哥运营商进行终端服务,不构成GATS中定义的“跨境支付”。专家组经分析否认了墨西哥的观点,确认本案中美国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构成“跨境交付”,属于GATS所管辖的范围。专家组支持了美国所提出的第一、二、四项观点,认定Telmex公司提供的对接费率非“基于成本”也不“合理”。

⒉墨西哥是否根据《参考文件》第1条采取适当措施保证Telmex公司不从事反竞争行为。《参考文件》第1条主要是关于竞争措施的规定,它要求禁止独家或多家供应商构成的“主要供应商”采取反竞争行为。专家组在对“反竞争行为”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反竞争行为不只是《参考文件》第1条中列举的情况,还包括横向定价和市场分配协议。之后,专家组分析了ILD规则中的两个要求,即“统一结算费率”(由Telmex公司谈判商定一个结算费率,并在有关机构批准下与其他墨西哥供应商一起将该单一费率适用于来自美国的线路对接服务)与“成比例回报”(Telmex公司必须根据呼入电话与呼出电话成比例放弃自己的或接受其他供应商签订“经济补偿协议”,由墨西哥有关机构批准)。对于“统一结算费率”,专家组认为该法条排除了价格竞争,有垄断性的效果,可能导致Telmex公司这样的主要供应商实施“反竞争行为”;对于“成比例回报”,专家组认为法规中规定的市场份额分配及授权墨西哥运营商商定经济补偿协议具有市场分配协议的效果,据此,专家组指出,由于ILD规则中以上两个措施从法律上要求主要供应商采用反竞争措施,墨西哥未能维持防止“反竞争行为”的“适当措施”。

⒊墨西哥是否保证使用其公众电信传输网络的条件符合GATS《电信附件》第5条的“合理、非歧视”标准。[3]根据GATS《电信附件》第5条的义务,墨西哥应在基础电信服务业中保证外国供应商自由取得并使用墨西哥的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但美国认为墨西哥并没有以合理的、非歧视性的规定和条件向美国供应商提供互联。专家组指出墨西哥在《参考文件》的部门承诺与减让表中都没有将商业机构跨国提供服务排除在外,因此墨西哥对商业存在的承诺中应当包括对基础电信服务的承诺,其中既包括墨西哥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对外提供基础电信服务,也包括其他成员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对墨西哥提供基础电信服务。墨西哥没能完成在《电信附件》第5条中的承诺,即没有保证私人租用线路供应的自由获得及适用。墨西哥ILD规则要求只有被授权的运营商才可以成为网关运营商并享有与外国公共电信传输网络相关联的权利,而商业机构无法获得该授权,因此ILD规则对商业机构与其他国家的公共电信网络连接起阻碍作用,与墨西哥的入世承诺是不一致的。

(三)专家组结论

⒈墨西哥基础电信服务的主要供应商Telmex公司对美国电信服务提供者收取的互连费率不符合墨西哥《参考文件》第2.2节(b)项“基于成本”的要求,墨西哥没有履行其《参考文件》第2.2节(b)项的承诺;

⒉墨西哥采取相关政府措施,要求作为争议服务的主要提供商的提供者之间的限制竞争做法,因此,墨西哥未能维持合理的措施阻止限制竞争做法,因此违反了《参考文件》第1.1节的承诺。专家组特别指出墨西哥ILD规则中的“统一清算费率”和“按比例回馈”属于“限制竞争做法”;

⒊墨西哥向美国电信服务提供者收取的互连费用大幅度地超出了“基于成本”的费率,而且其统一实施的方式导致在墨西哥电信服务的“相关市场”中排除了市场竞争,因而违反了GATS《电信附件》第5节(a)款;

⒋墨西哥未能确保美国在墨西哥境内设立商业存在的“商业机构”在墨西哥境内进入和使用专门租用线路,并将其线路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或其他服务提供商的线路互连,因此,墨西哥违反了GATS《电信附件》第5节(b)款;驳回了美国的部分诉求,裁定墨西哥在基础电信服务的国际简式电信服务方面,并未违反《参考文件》第2.2节(b)项和GATS《电信附件》第5节的规定。

综上所述,专家组建议争端解决机构要求墨西哥修改其相关措施,从而与其在GATS项下所承担的义务相一致。[4](p112-113)

二、WTO电信服务贸易规则简述

由于电信服务贸易涉及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WTO中服务贸易涉及的法律文件也相当复杂。在WTO的法律文件中,对电信服务业的承诺十分特殊。GATS第四议定书(《电信附件》)及其所附《各成员承诺减让表》、《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和关于管制原则的《参考文件》构成了WTO《基础电信协议》的内容。《电信附件》本身十分简短,其中没有实质性的承诺,而是有关电信这一部门的基本准则。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每一成员应保证任何其他成员的任何服务提供者可按照合理和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接入使用其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以提供其电信开放承诺减让表中包括的服务。[5]所有发达国家和40多个发展中国家成员都参加了基础电信市场准入的谈判,有超过70个成员就基础电信市场准入作出了具体承诺,涵盖了91%的市场交易总额。[6]基础电信谈判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电信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GATS的适用范围。②《电信附件》所附的WTO各成员关于基础电信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和关于管制原则的《参考文件》,则是基础电信协议的主要内容。[7]《参考文件》的目标是通过对设置合理的鼓励竞争的管制制度的承诺,确保有效的市场准入,从而保护成员方期望从市场准入自由化中获得的利益不被抵消和损害。《参考文件》所规定的基础电信服务领域的定义和原则被很多成员接受。③在这份《参考文件》中主要规定了国家垄断经营私有化的实质性规则,以及这些主要由国家垄断经营控制的电信网络的准入。《参考文件》列出了为保证鼓励竞争的、透明、合理和非歧视管制环境,政府所应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按这种方式,该文件有助于保证原垄断服务不会阻挠政府的改革。与《电信附件》不同,《参考文件》的法律地位表现为———当基础电信谈判在1997年2月结束时,69个作出承诺的WTO成员方中,63个成员方部分或者全部签署了《参考文件》。后来又有5个成员方做出包括《参考文件》在内的新近承诺;1997年2月以后加入WTO的所有国家已采用完全的《参考文件》。整体而言,与WTO一揽子承诺原则相一致,GATS体系中对于电信服务市场开放的诸项义务都具有强制约束力。唯一的例外是信息传递的安全、保密。但援引信息传递的安全和保密例外必须满足下述条件,即相关措施的实施不构成武断的或不公正的歧视,亦不会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因此,在实施此类措施时,相关成员必须平衡信息安全、保密与歧视和贸易限制之间的利害关系。如果其可以证明为了保证信息传递的安全和保密性,必须采取某种带有歧视性的措施,则实施该措施便不是武断的,从而便是合法的。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涉及了电信服务这一WTO服务贸易中的重要领域,它不仅涉及微观层面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电信服务的贸易条件,更涉及到了宏观层面一成员调整其引进国外电信服务的许可、竞争等方面的政策。本案专家组报告包括对GATS及其《电信附件》、《基础电信协议》及其《参考文件》以及具体承诺表的诸多条款的详尽解释。这些解释对我们理解相关条款的含义,特别是理解WTO在电信部门所特有的具有国际竞争法性质的规范以及贸易和竞争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此案的论述和结论对WTO成员制定电信管制的政策和法律,有着显著的参考价值。

三、对我国电信服务贸易立法与实践的启示

(一)我国电信服务贸易实践之现状

就经营情况而言,在国务院下发(1993)55号文件(要求加强电信管理,放开部分垄断的电信服务项目)之前,在我国,电信服务业一直由邮电部门独家垄断经营。原邮电部于1993年9月11日发文,正式对社会放开部分电信服务经营项目,至此,我国电信服务才初步打破高度垄断经营的格局。但放开经营的多数是增值电信服务或社会缺少的服务的项目,而电话、电报、电传等基础电信业务仍然被独家垄断,基础电信垄断并未真正打破。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电信运营商还是国字号招牌,电信运营商在国内的经营也是垄断经营。中国入世后,为了提高国内电信运营商的竞争能力,打破电信运营商垄断经营的局面,政府虽对电信运营商进行了多次拆分,但国内电信运营商垄断局面并未真正打破,竞争能力也没有特别显著的提高。[8]

(二)我国电信服务贸易立法之现状

从法律渊源看,我国在电信方面的立法包括多种渊源,既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又包括信息产业部及其他部门制定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至今,我国尚未有统一的《电信法》,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效力等级最高的调整电信及互联网有关问题的法律文件。其他相关规定散见于行政法规和信息产业部的部门规章中,④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目前我国调整电信关系和互联网服务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电信条例》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一部专门调整电信关系的综合性法律文件,共有七章,81条。除了总则、罚则和附则等必要的立法内容外,在实体部分的相关章节中确立了我国电信行业监管的经营许可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资费管理制度、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电信服务质量监督制度、电信建设管理制度、电信设备进网制度、电信安全保障制度、外商投资电信制度、电信违法制裁制度等十项管理制度。《电信条例》是对我国现阶段电信改革实践的总结,同时也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它贯彻了政企分开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了保护竞争、促进发展的原则;反映了当代通信和信息技术进步的要求;考虑了国际接轨,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办法》确立了分类管理制度、许可证制度、信息服务内容限制制度、融资管理制度、统一和分散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和违法制裁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电信法》,我国对电信服务的管制更多的是依靠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地区相关部门和地方的法规。由于这些法规种类多,特别是地方性法规往往不透明、不公开,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电信服务的立法严重滞后,如果这种状况短期内不能得到改观,必将影响到我国电信服务业的正常发展。

(三)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对电信服务的承诺

加入WTO,对我国电信业来说具有多方面的机遇,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促进网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有利于打破原有垄断局面,使竞争公平化,市场开放化。根据WTO关于基础电信服务的法律制度,WTO成员对基础电信服务所承担的义务,需要考虑其在GATS框架协定、《电信附件》、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表、附加承诺中所负的义务。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对GATS所定义的国际服务贸易额度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这四种提供方式中,我国做出了不同的承诺。在商业存在的电信服务提供方式看,在增值电信服务和基础电信的寻呼方面,入世2年后,我国就应取消地域限制,但外资不得超过50%;在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方面,我国自入世5年之后(即2006年12月11日),取消地域限制;在其他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方面,我国应在入世后6年内,即2007年12月11日之前取消地域限制,外资不得超过49%。此外,任何在中国境外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向中国境内的消费者以“跨境交付”的服务方式提供增值电信、基础电信、移动话音和数据、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服务时,必须通过中国电信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进出口局进行。我国电信服务对以“境外消费”方式进行没有市场准入限制,对以“自然人流动”方式除“水平承诺”中规定的条件外,不作承诺。此外,中国电信主管机关将按照基础电信协议的《参考文件》第5款的原则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运作。

(四)我国电信服务贸易立法与实践的因应之策

传统理论认为,贸易法律和政策与竞争法律与政策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逐渐增多及其影响不断增强,贸易和竞争的界限开始模糊,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交叉和冲突。[9](p140)我国至今对电信服务市场保留着比较浓厚的行政性垄断色彩,占有市场地位的电信供应商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往往还有国家法律作为“后盾”。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的专家组意见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某一项做法并不因其国内法上有合法的根据而自然就在国际法上也合法。因为在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中“统一清算费率”和“按比例回馈”是按照墨西哥电信法律的要求实施了,但最终却被专家组认定违反了《参考文件》中的相关义务。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如何对国内竞争规则进行规范和监督。

电信服务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金融、保险、证券、航运、旅游、法律服务等诸多服务部门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信息通道。随着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对电信服务的要求更高,而电信技术革新,特别是信息收集、处理、传输及使用方面的创新,更是在世界经济整个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更有效地促进商品生产和优质服务的提供,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电信技术的创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信立法的难度,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规范和发展我国对外电信服务贸易,电信方面的法律规范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相关改革:

⒈应按GATS及其有关电信服务的附件的要求和中国电信改革开放的方向,加快制定和出台有关的电信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完善的电信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体系。有关电信服务管理部门和对外谈判部门,应深入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与条款,特别是本次基础电信服务贸易谈判的结果,对各国提出的电信服务贸易减让表,各国电信服务政府措施及相互磋商的情况进行分析,加以借鉴,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电信服务政府与贸易减让清单。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出台《电信法》以取代当前的《电信条例》。

⒉要利用GATS有关发展中国家参与服务贸易的原则和精神知道电信服务贸易的立法,通过立法加强我国对电信服务经营者正当的贸易利益的保护。要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例外条款的研究,比如应注意电信服务与广播电影电视分离,市场准入指公共电信网而非专业网、国家安全保障等。熟悉WTO体制中对电信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熟悉GATS中的争端解决方式。GATS虽然从法律条款到体制安排、从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到部门的谈判内容,都力图反映并精心维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平衡,但是毕竟无法改变文本背后真实力量的对比。[10](p192-196)我国应积极调整电信服务贸易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GATS中的有关规定和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的承诺,尽可能给本国电信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最大的空间,提高本国电信服务供应商的竞争力,同时也要熟悉GATS的争端解决方式,积极应对有关的争端。

⒊在法律的内容上,可参考国际电信联盟政策顾问组对各国立法的建议的内容。国际电信联盟的建议包括市场结构、经营机构的所有权、市场准入的商业存在的条件及规章、成本合算与定价、机构角色。应当认识到《电信法》不可能解决电信活动中的所有问题,它只能调整和规范那些基本的电信社会关系。在《电信法》出台后,电信监管机构等还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相应配套的规范政策。

立法影响范文篇8

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确立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旱灾的根本手段之一。与其说旱灾的发生是天灾不如从更严格的角度说是一场人祸，这其中包括人们滥砍滥伐、围湖造田、污染水资源等等。所以要解决旱灾造成的损失不能仅仅解决表面的问题，更重要的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根本抗旱。而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上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宣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健康问题。鉴于此，在抗旱立法上我们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地位，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的手段，运用无线通信和有线通信技术,卫星通信、光纤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充实我们抗旱立法的理念。通过电子信息技术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全民参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群众积极参与到抗旱的各方面。首先逐渐将抗旱工作形成以法律为主要的积极指导手段的局面。其次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则，固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近几年旱灾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告诉我们，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来实现抗旱的全面成效很困难。所以我们应当转变思路在政府的组织下发动群众参与，让抗旱法制走到群众中去。同时为抗旱群众切实的落实政策保障和鼓励。这也是避免近几年媒体常说的“抗旱不值论”，即很多农民所反映的抗旱预期收益弥补不了抗旱的成本。让我们群众在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的社会责任的同时，更多的享受抗旱带来的积极利益。对抗旱灾的发生中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这就是要求将就是要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在环保工作中，把预防为主、源头治理放在首位。法律的制定不仅仅要只是着眼于“治”，更重要的是“防”，做好了“防”的工作不仅能使应对灾害的资金投入达到最小，而且对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损害也将是最小“。防”与“治”是对旱灾发生两个不同阶段的应对措施。有学者指出要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完善的应用的抗旱中去。

2加快抗旱立法步伐，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建立抗旱法律体系

2.1对于从宏观上建立健全抗旱法律体系，笔者认为比较有

借鉴意义的是防洪法律体系在防洪方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外，1991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7年全国人大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以及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其它部委颁布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各个省份基本上都制订了自己的地方性水法规、政府规章和省级规范性文件，一些城市也结合自己的情况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和文件以及详细的管理规定。这些规定中都有想当一部分使用电子信息技术如何应对洪灾的内容。由于抗旱法律体系和防洪法律体系同属于水法律体系，同时二者都是应对比较极端的自然灾害，所以笔者认为抗旱的法律体系可以参照防洪法律体系的内容对抗旱法律结合抗旱法律体系自身的特点进行完善，在适当的地方加入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更好的解决旱灾问题。

2.2从具体的与抗旱相配套的不同的法律建设的角度讲，主要有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一定的变更，在风险管理中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对风险进行监控，通过网络空间对已经发生的风险进行反馈和评估。预防旱灾的发生，将《抗旱条例》中涉及的建设完善的旱情监控网络落到实处，配套完善《气象法》。这其中对于旱情监测的落实，笔者觉得澳大利亚试行的旱情监测的风险管理很值得借鉴，即农民按有关部门测定的周期性干旱预报调整农业计划，农民所遭受的旱灾如果不能归入正常的风险管理实施范围，属异常情况(特指预测之外的特大旱灾)时，政府将向农民提供利率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损失。政策性农业保险法规的制定中可以适当将电子信息技术贯彻到其中去，通过网络信息录入，以智能的方式将应当纳入保险范围的民众进行界定规范。加强对旱灾的风险管理，对农业保险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对其进行专门的立法，从制度层面确保农业在经历旱灾的时候受到的冲击最小。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分别颁布了相关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法、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等；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斯里兰卡和菲律宾，也分别制定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法律。[4]所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立法经验，把政策性农业保险同商业保险区别开来，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门立法。因为美、加、日等国的农业巨灾的保险都是政策性的，所以依据现有的经验和我国的情况来讲将我国的农业巨灾保险的法律定位为政策性的也比较合适。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及时的汇总，改变现有的陈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现状。为了旱灾发生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出台《农田水利建设法》，健全抗旱工程——农田水利设施。

2.3从地方性立法与配合实现抗旱法律完善的角度来讲

鉴于全国性的《抗旱条例》已经出台，加上国家对于抗旱工作的知道也越来越细致，各个地方据此出台抗旱条例也是题中之义。目前我国有一部分地方已经进行了抗旱条例的起草出台，其余各地也应尽快把抗旱立法工作纳入本省人大立法计划，尽快制订适合自己实际的地方性抗旱法规，规范本地区的抗旱减灾工作，将抗旱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3在《气象法》中合理全面的使用电子技术

预防旱灾的发生，将《抗旱条例》中涉及的建设完善的旱情监控网络落到实处，配套完善气象法律体系。建立完整的电子监控网络，使其对旱灾的监测更加的智能合理。将电子信息技术的制定贯彻到气象灾害的防御条例指定中去，使其能够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及时的协调应对气象灾害。其次，制定部级突发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在政府层面中全面推行电子信息技术的使用。因为电子信息技术是应对突发气象灾害，监测气象灾害及时反馈给群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再次，需抓紧修订和审批《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详尽的规定相关部门如何部署应对气象灾害，对其进行风险评测，考虑气候因素对其带来的影响。最后，各地政府应当配套出台适应自己当地气候、气象特征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因地制宜做好当地突发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建设。

4结语

立法影响范文篇9

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违规放贷，还贷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和不想还贷，后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紧接着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最终引起的金融风暴。金融风暴蔓延全球，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激发了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症状”一一恶化，例如，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大了发达国家通货紧缩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放纵的模式有碍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佐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摆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商品供给过剩与购买力缺乏之间的矛盾。仔细察看危机爆发每个细节，我们易于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处就已经潜藏着暴发这类危机的基因，简单地说，金融危机出现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本身的贪婪自然地引导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长周期的金融管制以及法律漏洞。这些问题也将势必引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链条断裂和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全球资金安全性下降。无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受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必要的和严峻的警示———我国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加强我国立法薄弱环节的建设紧迫而必要。例如，金融经济领域的立法无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显得强度和力度不够。倘若金融经济领域的法律健全就能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风险，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毒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地立法达到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危机的毒害，是一项急需而必要的战略性课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立法的警示

1．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金融危机有助于我国认清国际金融规则，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权重，也有助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下面从三个方面作相关论述：

①促进完善的金融体系建设。在美国，所谓的金融危机是指以银行、保险公司、中投公司为主要代表的金融企业出现严重的资金问题，例如，筹措资金困难、不良贷款增加、资金流动性差等等。这危机也延伸到我国银行业，因为我国银行业握有美国的按揭证券化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种类齐全和数额巨大。由是观之，我国有必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积极与国际银行业保持联系，对其相关制度的修订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样还有助于消化我国银行业发展不失衡现象，提振银行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无论在制度还是执行力度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强化和提高，以求防止非法牟利。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开放度不高，所以对西方世界的经济金融“病毒”略存抵抗力。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寻求完善健全的金融制度和监管势必长期存在，而且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②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危机出现说明金融衍生产品并不总是如人所想的那样有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s)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s)价值变动的合约(contracts)。合约分有两类———标准化的和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这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远期协议。金融衍生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由是观之，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用于规避风险，但当交易不当时，风险就变得出乎意料的巨大，而且这种风险会不断的传染。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来看，由于金融机构监管不利，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有着巨大的传染性，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所积累的风险就像“蝴蝶效应”传遍全球，我国也受其影响。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产品单一、交易方式古板，缺乏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能力。在此时，我国不健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会让国际投机资本的有机可乘，出现风险，发生危机。因此，创造出合乎国情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更新监管制度，使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与实体经济保持相关的一致，降解潜在风险。

③调整经济结构。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我国经济长期是依赖于低人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而赢得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且是浓烈的外向型经济。然而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袭圈全球，使得我国经济的外向特色必须转变，对出口的依赖度必须下降。这是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更是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民族自信的伸张。具体地说，今后，我国经济需要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依靠本国国民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2．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金融立法的警示

①深化金融监管立法。首先，转变观念。事实证明，市场并非万能，所以监管必须存在。目前，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职，然而这“一行三会”能否胜任，有无纰漏值得深思。其次，明确权责，落实问责。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不明和独立性不强的现象急需更改。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和人员渎职失责应当采取问责手段，以示惩戒。

②建立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来看，对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抱有盲目乐观的预期激促出次贷危机。这也警示着金融投资不可能无视风险的存在，因此，对投资市场风险的辨识能力有助于预防和消除不必要的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由此可知，建立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保护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利益，有助于本国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稳定。

③构建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美国次贷危机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相关而必要信息公开透明有利于投资者和机构准确预判风险。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应当包涵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具体的披露方式众多，如网站监管规则和信息、出版定期公报、编制和公布年报、定期举办新闻会等，其中如实年报是多数国家法定义务。

三、此次金融危机引起我国涉外金融法律关系的新变化和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议

在金融危机之际，我国政府在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当与各国保持联系与合作，以获得相应的资助，并且能够共同探讨应对经济发展之策。合作和助益表现有以下几点：

1．边贸合作增多，有利于经济复苏

合作范围扩大能吸引丰富的投资，对各国经济发展都较强刺激力量。如东盟10+3创意就很好。经贸合作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无障碍与双赢。因此，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边境贸易应当有所突破。第一，由单一边贸方式向综合边贸合作方式发展；第二，由单边实施建设转向双边共建；第三，由单一机制改为多重机制；第四，努力搞好双边的产业对接，由产业间合作向产业内合作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创新边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机制，来加快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由边疆地区的“中介效应”向“集聚效应”转变。

2．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共同探讨解决之策

金融危机袭卷全球之后，我国积极参与基金组织资金交易计划，把我国已认缴的份额资金作为救助的交易基金，以助一些需要资金渡过难关的国家与地区。还有一些国家希望我国政府能够购买他们政权债券或者向我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想法不错，也正处于积极研究当中。其实，在危机之后，我国已经积极地购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机构的债券，以帮助某些国家渡过危机难关。

立法影响范文篇10

关键词：生态伦理观环境法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

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公务员之家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环境法学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把环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类在同大自然融合过程中得出的珍贵经验，是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构建和谐生态系统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40.

[2]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

[3]姬志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表征与困境[J].河南大学学报，2003，43(3)：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