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范文10篇

立法法范文篇1

2月5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了《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草案）》立法调研，并听取市金融服务办、市政府法制办的法规解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副主任周禹鹏、胡炜、王培生、杨定华参加。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股票陈列室，观看了交易所情况介绍专题片，还听取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开展海外人民币结算试点情况的介绍。

据了解，2008年2月，市金融办、市政府法制办等单位组成了立法调研起草小组，《条例（草案）》形成后，起草小组多次征求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沪派出机构、市政府有关部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和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意见，经反复研究、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定位为地方促进法，着眼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规定了本市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原则要求和具体措施，调动和发挥金融市场参与者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和鼓励本市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条例（草案）》以营造金融发展环境、集聚金融机构、强化配套服务为中心任务，着重解决本市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在发展中自身无法解决的诸如人才环境、创新环境、信用环境、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条例（草案）》对涉及金融改革创新、金融监管的内容，均明确本市应当积极配合、协助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立法法范文篇2

加入WTO后的档案立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等基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更多的体现公平、公开、透明、开放与便利。

经济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档案产权的多样化，档案产权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修改完善原有《档案法》及相关法规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的不适应，是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加快完善同档案母法相适应的诸如：公共档案法、私人档案法、法人档案法、档案馆法等法规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我们目前对“入世”对档案工作影响的认识及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

2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内容与重点。

2.1领导体制。

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归属，使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化。现行的省、市、县多数档案管理部门的归属与《档案法》的要求不符，使档案工作体制面对要么改变现行的归属，要么修改《档案法》有关条款的尴尬。

2.2职能分工。

确定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各类档案馆的职能分工。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增强其管理的权威性、政策性和宏观性。明确各类档案馆的保管利用职能，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使服务更多一些学术化、公众化和市场化。而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中尚未不完备。如：如果不是笔者手中文本印刷有误的话，那么，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第六条与第十条中对于档案“接收与保管”的职能划分就产生了重叠，这不利于管理工作的进行。希望是文本印刷上的错误，或是笔者理解上的偏差。如果不是，那就应该对此疏漏进行必要的修订。再如：《条例》中新增了有关档案登记的条款，那么诸如由那个部门实施登记？如何登记？登记哪些内容？也需要细化与明确。

2.3调整范围。

将全部法人与公民个人档案纳入调整范围。现行《档案法》调整的范围只限于“国有”的范围内，不利于国家全部档案的收集、监督与管理。如，过去我们对企业档案的管理是以企业所有制来划分的，这样的划分在所有制多样化及企业产权多变的环境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所出相应的修改。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并且对此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在便于对各种各类企业、事业、社会团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同时，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4档案资源归属与管理。

明确公共档案的划分标准与所有权归属，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使公共档案的监督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档案管理机关与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效能差，成本高。确立“属地”原则，在现行档案馆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条例》第三章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些条款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得以落实，将有利于全省档案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丰富。

2.5财政体制。

虽然，《档案法》与各地方《档案管理条例》大都将“把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为重要条款写在其中，但由于现行档案管理体制归属，造成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及各级档案馆很难从各级政府财政那里等到必要的经费保障与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安排。

2.6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这一点是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条例》中对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资格认定交由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这无疑对规范档案中介服务市场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内对行业从业资格的认定大都是通过“考试”来确定，既只要通过了特定专业的从业资格（或专业技术等级）考试就获得了相应的从业资格。但我们档案专业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评聘制，既通过考试、考评、聘用三个环节才能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由于专业技术职务在一定范围内需按比例配置，并不能突破；且在退休和解聘后不在具备原有的专业技术职务。这样一来，只有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从业资格。目前企事业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还十分鲜见，那么就只有我们档案局馆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这个资格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发许可证合适吗？因此，需要对档案专业行业准入的方式做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条例》的要求。

再如，《条例》对造成档案损毁，无法确定被损档案价值时，要求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通过鉴定来确定。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时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考虑进去：一是专家不能只是我们“自己”人，这样会显得有失公正；二是在目前情况下各级档案部门是否有聘请专家进行论证的先行支付能力？这笔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一条款执行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3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进行“入世”后档案立法问题研究是我国加入WTO后，档案事业与国际接轨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档案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档案事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单单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及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采用分类对比（中外对比、现实与历史对比、行业间对比等）的方法进行研究，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对加入WTO后我国档案立法工作进行研究。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的意义：在理论上有利于从法学、档案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门学课的视角来审视档案立法工作，探索新时期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运动规律。对于充实完善，丰富市场经济环境下档案学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对我国新时期的档案立法和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践中有利于推动依法治档工作的开展，使档案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参考文献：

立法法范文篇3

关键词: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依法治国

在我国社会高速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完善刑法立法内容和结构的过程中，要适度的拓宽处罚领域和范围，建立积极的法益保护观念，充分重视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增强惩处手段的灵活性和多元性，以刚柔相济的方式，突出刑法的干预性和工具性特征，彰显刑法意义的独特性和优先性。

一、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

(一)能动立法。能动立法是指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基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变化趋势，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价值保护取向，对现有的犯罪行为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新增具有时间稳定性危害行为，重视噪声污染、生态破坏等涉及人类生存的犯罪行为，合理构建刑法体系，提高新罪增减的适用性、匹配性和科学性，构建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刑事制裁“双轨制”，不断扩大犯罪行为的打击范围，以有效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能动立法还要与谦抑立法进行有机结合，避免将反伦理以及只停留在思想层面和个人支架内的行为进行犯罪化设置，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权利。(二)理性立法。刑法作为控制社会高度专业化的手段，必须具有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首先，在立法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消除情绪化、非理性的因素的影响，对公众的处罚呼吁进行的必要的理性过滤，落实对刑事制裁的客观评估，避免“平民化”趋势的加剧［1］。其次，在现代刑法立法的犯罪化趋势中，要依据我国国情，合理界定法益保护范围，避免将在实际生活中过于抽象和稀薄的法益都纳入保护范围。最后，要反对在立法层面上的重刑化，倡导“严而不厉”，提高处罚的灵活性和轻缓性，以提高人民群众法律情感的敏感性，促进其素质修养的提升。

二、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方法

(一)轻犯罪法的制定。早在1948年，日本就制定了旨在规范公共秩序与维护公共健康的《轻犯罪法》，该法律将大量损害公共利益或仅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纳入其中，而不必提供相宜的法益实害原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型时期，中国可以借鉴《轻犯罪法》的先进思想，将其与现有的刑法体系进行有机结合，考虑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轻重罪的判定标准，并提高轻犯罪法与治安处罚法的适配性，将全部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纳入刑法的辐射和调控范围，以公安部门作为犯罪行为的执法主体，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提高城市管理的实效性。与此同时，在制定轻犯罪法的过程中，要提高刑罚手段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整合现有的公务员法、律师法、公司法等内容，增设剥夺公权、剥夺从事重要职业或活动的权利的资格刑，构建刑罚和保安处分的二元体系，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缓刑的适用比例，促进轻刑化的实现。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推进程序法改革，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简化大量轻微犯罪的审理和处罚流程，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大案件的处理上，并在此过程中尽可能的控制处罚的范围，展现我国司法体系的人文性特征。(二)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正。与时俱进的优化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正，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刑法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要拓展刑法典总则的规模，充分借鉴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秉承依法治国理念，增加与我国国情相匹配的刑种、保安处分措施、财产没收及返还等相关规定，以有效维护违法的可感性和明确性。其次，要保障刑法立法逻辑的协调性。从实用角度出发，在立法上为犯罪嫌疑人留有余地，打消其鱼死网破的心理，降低举证难度，以保障司法权力的实现。再次，要防治罪刑失衡的产生，消除直观色彩偏见，科学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有序划分刑罚的不同层次，既要避免过分的追求刑罚的趋重化，又要充分意识到刑法轻缓化对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杜绝法定刑的轻重倒置。例如，对于教唆和帮助贪污腐败行为的共犯，要避免对其单独规定罪名，在未来取消介绍贿赂罪，将其以受贿罪共犯论处，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捡便宜”心理［2］。最后，在修改刑法典的过程中，要善于应用“加减法”，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型时期的国情，适当删除相对落后和缺乏应用价值的犯罪，并依据时展要求和人民期望，逐步完善现有的刑事法律，以全面界定违法乱纪行为，促进刑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历史背景下，探索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构建本土化的轻犯罪法，促进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正，是依法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丁学鹏．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分析［J］．法制博览，2018(22):110－111．

立法法范文篇4

关键词:动物福利;立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状态的改变，我国的社会形态正处在转型时期，在此过程中产生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有关动物的权利问题也较为突出。社会公众对动物保护仍意识淡薄，从而使得虐待动物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网络上疯传的虐猫案、不断出现动物园中的老虎被累死、给活猪灌水以增加重量、刘某某硫酸伤熊等类事件不断出现。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从人类长远利益发展来看，保护动物福利，禁止虐待动物，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因此，完善动物福利立法已迫在眉睫。

1动物福利立法的逻辑起点

1．1动物福利的界定。动物福利一词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休斯提出。他认为，动物福利是指“农场饲养中的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由此可知，他将动物福利分成精神上的动物福利和生理上的动物福利两类。1990年台湾学者夏良宙认为，从对待动物的角度，动物福利可以概括为“善待活着的动物，减少死亡的痛苦”［1］。上述学者对动物福利所下的定义与理解，有利于动物福利理论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对动物福利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普遍认为其是指动物的心理和生理要尽可能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恐惧，使动物得到幸福、安全和健康，即在康乐的状态下生活［2］。动物的康乐是指动物“精神愉悦”的感觉状态，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生存与生活，包括无疾病、无异常行为、无精神紧张抑郁等。1．2动物福利的伦理基础。近代西方思想家们关于动物福利的必要性提供了三条理论根据。第一，残酷论。此观点认为粗暴、不择手段地掠夺和杀害动物是极其残忍的。动物虽然不属于人类，但是其具备一定的感知力，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理性”，人类应当人道地善待、利用动物。倘若一个人以残忍的手段对待动物为乐趣，那么他同样对同类会变得冷酷、麻木不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洛克和康德。第二，动物感觉论。此观点认为动物具有感知能力，能够感受到痛苦和快乐。凡是能够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错误和被谴责的行为，凡是能够带来快乐的行为就是正确和提倡的行为。因此在判断一个行为的对与错时，应当首先考虑动物的感受。该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边沁和彼得•辛格，其中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是该观点的哲学基础，辛格的动物理论是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和依据。第三，动物权利论。此观点认为动物具有感知力和生命，而天赋权利以感知力和生命为基础，因此动物拥有天赋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动物最基本的权利就是天生不被虐待和杀害。支持该观点的主要有汤姆•睿根、玛丽•沃伦、艾莉森•希尔顿等［3］。

2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现状的理性反思

2．1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缺陷。动物福利对于我国国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这与我国几千年来的“以人为本”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大多数民众认为动物只是为人所利用的工具，并无任何权利可言。目前我国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多，主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渔业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以及地方性法规等。但细究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可知，我国动物福利立法有如下缺陷:第一，相关法律较少，立法体系不完善。我国目前只有数部相关动物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且这些法律法规并不全面，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关问题，导致有法不可依的现象出现。对比这些法律法规不难发现，其主要的立法目的是维护人类自身利益，并未能真正有效保障动物权利［4］。如《渔业法》第一条就说明了其立法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从事有关行业者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求而制定的。第二，对动物的保护范围较窄。目前我国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将动物分为六类: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伴侣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这六类动物都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缺少了对任何一类动物的保护，表明动物福利体系的不完备。我国仅仅对野生动物和实验动物进行了保护，而且对这两类动物的保护也非常有限［5］。第三，现行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力度不足。我国《刑法》规定，只有对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行为才构成犯罪。法律对杀害一般动物的行为处罚甚轻，可以说几乎没有，即使进行处罚无非就是罚款。这并不能体现法律的威慑力，也不能减少人们杀害动物的行为。第四，法律条文欠缺可操作性。现有的相关法律条文大多是以指导性、原则性为主，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困难。对此，我国通常的做法是另外制定有关动物福利法的实施条例或细则，但该做法的缺点是会使前后两部规范性文件内容不一致，而且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前部法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二条中大多数是框架性条款，实际操作条款不足，导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此，有关部门又颁布了《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加以弥补。第五，执法机构的权力分配不合理。法律实施的关键是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我国动物福利立法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合理分配执法机关的权力。就我国目前的动物保护执法体系来看，多头管理现象非常突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主要执法机构是国家林业部门，而动物园属国家建设部，马戏团的管理权属文化部，城市宠物的管理权主要归属公安机关，农场动物的管理权属农业部，实验动物的管理权属于科学技术部［6］。多个部门管理，不仅执法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扯皮推诿现象，不利于政府形象的维护。2．2我国动物福利统一立法的必要性。2．2．1动物福利立法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动物产品贸易问题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我国进行贸易的各国中，大部分国家的动物福利保护体系是比较健全的，他们早已利用动物福利条款来进行国际贸易，所以我国经常遭遇有关动物福利保护的壁垒，出口到国外的动物产品被退回或销毁的情况屡次出现。比如2002年，瑞典的电视台播放了有关我国东北虐待动物、活剥狗皮的生产画面，在瑞典产生了不好的社会舆论，甚至有瑞典的议会议员提议政府不应与中国的相关产业进行贸易［7］。因此，应该了解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保护法律的相关内容，加快我国动物福利法的立法进程，出台统一的动物福利保护法。只有这样，我国的动物产品才能在世界贸易中立稳脚跟。2．2．2动物福利立法有利于促进人们身心健康。众所周知，病从口入。人们想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必须从食物中汲取自身所必需的营养元素，而这些基本营养元素主要存在于肉类食品中，因此首先就要保证肉类食品的安全。但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尤其那些供人类食用的鸡、猪等农场动物，其饲养方式大都是集约化，运输、屠宰过程也都简单粗暴，其肉质状况堪忧。近年来发生的“非典”、禽流感、猪蓝耳朵病以及三鹿奶粉等事件无不提醒着人们必须尽快建立、完善有关动物福利保护的法律。2．2．3动物福利立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然包括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动物不但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人类社会中也承担着重要角色。人类社会想要快速发展，就必须做到尊重动物，切实保障动物的权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动物福利保护立法是一条必由之路。尽管法律可能存在漏洞，但通过立法追究残害动物者的法律责任，能够最大程度地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完善动物福利立法的对策

3．1构建我国动物福利体系应关注的问题。3．1．1解决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动物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就使得动物的法律地位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动物的法律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传统法律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中心，一切法律应当以维护人类利益为最终目的，动物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这种观点显然是狭隘的，在实践中对动物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德国民法典》中将动物与一般的物区分开，把动物当作特殊的物，我国动物福利立法应当借鉴德国的这种做法。人在法律关系中依然是主体，动物也还是作为客体，但是动物应区别于一般客体，作为特殊客体存在。3．1．2加强立法前的相关社会宣传。虽然社会公众已经开始关注动物福利，但并未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人们只是大概了解动物的一些状况，对于动物福利的内容、具体做法并不清楚，只有少数普通民众，以及专业人员和相关学者能够深入了解动物福利的相关问题。关于动物福利，并非要求每一个人深入研究，我们提倡的是在社会中进行广泛宣传，使得动物福利理念可以孺妇皆知，从而推动动物福利法律工作的开展。如果人们并不清楚动物福利这一概念，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就会缓慢前行甚至停滞不前，即使制定了法律，其实施也不易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政府部门应在立法前进行相应的社会宣传。3．2动物福利立法的建议。3．2．1健全动物福利法律体系。从国外的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可以发现，动物福利法律体系也是从单一到完备逐步健全起来的。通过对国外动物福利立法发展历史的研究，不难发现，法律在制定和修改时都尽量全面和详尽，这样才能使法律不被频繁修改从而保证法律的权威。构建动物福利法律体系，应首先将动物福利写入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将一项制度写入宪法之中，表示着国家对其高度重视。虽然修改宪法的程序繁杂、严格，宪法的条文也不可随便删除、添加，但就目前世界潮流来说，保护动物已是大势所趋，大多数国家都有动物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将动物福利写入宪法非但不会损害其权威，反而会促进宪法的完善，使宪法更好地发挥其统领作用。3．2．2建立动物福利分类制度。动物福利分类制度在国外建立已久，该制度根据动物的生活习性、饲养习惯、运输方式、屠宰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将动物分成几大类，并且分别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这有利于尽可能保护每类动物的权利，有利于建立健全动物福利体系，有利于社会有序发展。我国可以借鉴这种制度来改变法律对动物保护范围过窄的局面。根据前述，可将动物分为六类建立对应的保护制度:农场动物福利制度、实验动物福利制度、伴侣动物福利制度、工作动物福利制度、娱乐动物福利制度、野生动物福利制度。3．2．3明确具体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对虐杀动物者追究刑事责任的动物范围只有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与国外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规定的保护范围从刑事责任角度看显然较窄，根本无法保护动物福利，对欲虐待动物者起不到威慑作用。应借鉴国外动物福利立法机制，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三方面来具体规定虐待动物者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方面，通过警告、罚款、拘留、责令悔过等方式加以处罚，对行为恶劣者应当禁止其从事相关行业，从根本上防范虐待动物行为的发生;刑事责任方面，应当增设具体罪名，扩大追究责任的动物保护范围，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民事责任方面，应当提高侵害动物福利的赔偿金额，加大虐待动物行为成本。［8］3．2．4立法内容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任何规则必定是根据社会发展、人类需要制定出来的，脱离社会的规则是无用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福利立法更是如此。我国民众现阶段虽已有保护动物的意识，但离深入人心且身体力行相去甚远，各地区也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动物保护程度有所不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出像国外那样完善的动物福利法有一定难度，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应当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在制定动物福利法时，听取民众意见和专家建议，在一些地区进行试行，观察实际效果，再对立法内容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修改。国家应当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这有利于弥补动物福利法的不足，有利于健全我国动物福利法律体系。3．2．5建立权力分配合理的监管体制。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实施上由于执法权力分配不合理，出现多头管理现象。政府部门的执法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动物福利保障的监管，可以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根据动物福利法的内容进行［9］。另外，扶持民间有关动物保护组织，赋予其一定的社会监督权利，以完善监督机制。总之，建立权力分配合理的管理、监督体制，保证动物福利法的顺利实施，才能真正保障动物福利。

4结语

随着动物科学的发展和公众意识的提高，动物福利立法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关注动物的“康乐”，符合人类善良的本性，也契合人类的精神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应当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和人文环境的特点，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物福利法。

参考文献:

［1］刘国信．世界各国的动物福利立法［J］．肉品卫生．2005(3):40－41．

［2］常纪文．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7:6－8．

［3］常纪文．动物福利法律地位的界定及思考［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13－14．

［4］战晓程．我国动物福利立法问题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1:14．

［5］曹菡艾．动物非物———动物法在西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3．

［6］陈豪俊．动物福利立法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7:38．

［7］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77．

［8］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4．

立法法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法;立法研究;儿童阅读服务;阅读推广

1我国儿童阅读的立法现状

儿童阅读需要立法保障。儿童阅读的立法包括学校的阅读法、公共图书馆法及全民阅读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颁布后，儿童阅读领域最令人期待的立法就是国家全民阅读立法。2013年两会期间，邬书林等上百名代表联名提案，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等建议。随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立即行动，成立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组及起草工作办公室，并很快草拟出《全民阅读条例》(后改名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一条例被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2013年立法工作计划三档项目。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原则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试图通过立法推进全民阅读，其立意起点很高，但最初的立法思路比较简单。按一位全民阅读立法参与者的说法，在立法工作刚刚开始时，起草者们都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其一，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帮助大家读书，谁会反对呢?其二，有《全民健身条例》珠玉在前，阎晓宏副局长是如此比较二者的:《全民健身条例》是健身，《全民阅读条例》是健脑，二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双翼，缺一不可”［1］。其实，促进全民阅读固然是件好事，但国家通过立法促进全民阅读就意味着要动用公共资源来促进阅读。社会中需要动用公共资源来促进的“好事”许许多多，但公共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究竟哪些领域更值得动用公共资源，需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依据。立法的依据是法理基础，现代社会中任何法律都需要有坚实的法理基础，缺乏法理基础的立法形同一纸空文，只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由于全民阅读立法先行者们对全民阅读的法理基础缺乏认识，简单地认为“是件好事”就可立法，或用健身健脑的比喻作为立法基础，其立法主张很快受到社会各界质疑。余秋雨认为阅读立法难度很大，因为“立法就要规定读什么，什么书是好的，什么书是不好的”，在他看来，阅读是一个自由选择，“不要用强制、统一化的规定，阅读更多是教育和引导的问题，而不是规定”［2］。陈平原则认为，“有关部门发起联署要求阅读立法，我觉得不太现实”“应该鼓励大家阅读，但是我不希望变成通过政府行为强行推行的事情”［2］。面对质疑，全民阅读立法起草者们逐渐修正了早期的促进个体阅读的立法主张，转而秉持更具法理基础的观点，即主张用立法保障国民的阅读权利。2017年国务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后，邬书林表示，“《条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它以法律的形式为确保我国公民享有基本的均等化的阅读权利提供了强大的国家资源保障，并有效统筹各种社会资源保障阅读的经费、阅读的资源设施建设以及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等亟待解决的问题”［3］。尽管如此，全民阅读立法似乎仍然错过了最好时机。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最能体现对于儿童阅读立法保障的就是《公共图书馆法》。这部历经艰难方得问世的公共图书馆法，不但较好地继承了国际图书馆立法的精神，而且其中部分法律条款还体现出理念创新。在阅读、阅读推广和儿童阅读领域，该法对图书馆立法实践具有重要贡献:第一，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这是国际上首次将“全民阅读”正式写入图书馆法中，并将全民阅读视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全民阅读的含义不同于阅读，或者说全民阅读并非所有个体阅读的简单相加。此前，虽已有不少国家将“阅读”写入图书馆法中，如瑞典图书馆法规定“为了促进对阅读和文学、信息、教育以及普及性文化活动的兴趣，应保证每位公民都可以访问公共图书馆”［4］。但这只是用“阅读”一词来描述公众在图书馆的活动。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提到的“全民阅读”，则是国家在社会层面对阅读行为的管理与引导，具有特定的意义。第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以开展活动的形式推广全民阅读，并将“活动”正式写入图书馆法中。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我国将图书馆通过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等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服务称为“阅读推广”，国际上更多是用“活动”一词称呼这类服务。在IFLA的某些文献中，“活动”是一种正式的称呼，在某些地方等同于“阅读推广”［5］。近年来，图书馆服务有活动化的趋势，“活动”越来越成为图书馆的一种主流服务。尽管“活动”这一术语已经出现在国际图书馆标准和服务指南中，但在图书馆法中还很少被提及。第三，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继承了国际图书馆法的精神，在图书馆服务条款中强调儿童阅读及推广活动。在各国公共图书馆法越来越关注儿童服务的同时，图书馆法中涉及儿童阅读的法律条文也逐渐增加。如1996年的瑞典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应当特别关注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图书、信息技术和其他适宜的媒体，以促进语言的发展，鼓励阅读”［4］。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这正是对国际公共图书馆立法精神的传承。

2国内外儿童阅读的立法研究

纵观国际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趋势，无论英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有一个从专门为成年人服务到为儿童服务的发展过程。公共图书馆最初都是为成年人的阅读、扫盲、终身学习和文化娱乐而设计的。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精神也是旨在为城市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给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中产阶级担心工人的闲暇时间不能被充分利用而导致社会问题，于是社会活动家开始鼓励工人阶级将自己的空闲时间花在阅读等符合中产阶级道德的活动上，以促进形成更完善的社会［6］。所以英国1850年《公共图书馆法》是保障成人阅读的，法律条款中对服务对象一律用“公众”一词统称，整个法律条文中没有出现“儿童”一词。随着社会的进步及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儿童服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地位上升，儿童服务对法律的需求也随之强烈。在1964年英国《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中，服务对象已一律采用“成人和儿童”的提法。例如，该法规定图书馆在履行规定职责时，要特别考虑到“收藏足够的馆藏”，通过各种适当的方式获得“可用于借阅或参考的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以及图片、留声机记录、电影和其他资料，其数量、范围和质量都能够满足成人和儿童的一般要求和任何特殊要求”，“鼓励成人和儿童充分利用图书馆服务，提供使用图书馆服务的建议，并提供使用者可能需要的书目和其他信息”［7］。之后，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类似提法，以强调儿童在图书馆法中的地位。例如，1993年的西班牙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必须免费提供基本服务，并且必须为成人和儿童提供差异化服务”［8］;2001年的丹麦图书馆法规定，“各市议会有义务与其他市议会合作，建立一个设有儿童和成人部门的公共图书馆。市议会可以与其他市议会就全部或部分图书馆服务达成协议。市议会必须尽可能为无法亲临图书馆的儿童和成人建立图书馆服务”［9］。此外，各国图书馆法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关注频率也不断上升。例如，1997年的俄罗斯联邦图书馆法规定“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用户有权在公共图书馆、专门国立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及与其章程有关的教育机构图书馆享受图书馆服务”［10］，同时该法还将儿童和青少年当成图书馆需要提供特殊服务的群体;法律条文中规定的图书馆不分年龄的平等服务也属于对儿童服务的保障;2007年西班牙《阅读、图书和图书馆法》第五章“图书馆”中规定“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访问这些材料、设备并使用图书馆服务，不能因为地方、种族、宗教、意识形态、性别或性取向、年龄、身体状况、经济来源或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因素而歧视任何读者”［11］(115)，十分鲜明地表明了图书馆为儿童服务的立场。在图书馆法之外，还有其他相关法律为儿童阅读提供了法律保障。如韩国《阅读文化振兴法》第十条“学校的阅读振兴”规定，“确保学校阅读资料充足并配备指导学生阅读的相关教师力量”“为保障学生将读书活动日常化，学校负责人必须鼓励各项阅读活动的展开”等具体措施［11］(9);日本颁布的《少年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指出“必须积极完善环境，使全体少年儿童能够随时随地自主阅读”，并提出了设立少年儿童读书日等具体措施［11］(31－37);美国《卓越阅读法》是对《小学和中学教育法》某些条款的修正，该法的立法目标包括“教导每个儿童在其童年早期进行阅读”“增加高质量家庭读写计划的数目”等［11］(208)。尽管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为儿童阅读提供了立法保障，但法律的颁行并没有中止相关研究。图书馆法的研究与其他法律的研究一样，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立法颁行前的立法理念与法律文本研究;立法颁行早期的释法与普法研究;立法颁行后的配套文件研究与修法研究。我国图书馆立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论界开始倡导至今将近四十年，自二十一世纪初启动法律起草工作至今也已有十七年。随着《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理念与法律文本的研究工作已经阶段性结束。2017年11月，《公共图书馆法》表决通过后，我国图书馆行业正在广泛开展《公共图书馆法》的释法与普法活动，专家学者们撰写论著或开展培训，宣传《公共图书馆法》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公共图书馆法》对我国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公共图书馆法》的条款、文字进行辨析，对法律中可能产生分歧的文字进行解释。这类研究对于落实《公共图书馆法》，发挥《公共图书馆法》的作用很重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无论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还是图书馆学研究，释法和普法研究都只是阶段性的工作。《公共图书馆法》颁行后真正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围绕落实《公共图书馆法》而进行的配套政策、法规、标准、指南及其他行业指导文件的研究，以及为完善《公共图书馆法》而进行的修法研究。对于图书馆理论界来说，这类研究是相当长期的任务。例如英国《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于1964年颁布，而在半个世纪后面对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时代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时，英国图书馆理论界还在激烈地讨论该法［12］。在我国《公共图书馆法》获得通过后，图书馆人兴奋之余多少也会有些遗憾。人们普遍感觉该法缺少法律法规应有的“牙齿”，法律中更多的是抽象原则和对现有图书馆业务行为的描述。一部5千字的法律中，出现了27个“有关”，5个“相应”，3个“相关”，给人以充分的自由量裁空间。其实，这不但是我国行政法、社会法的普遍情形，也是国际图书馆法的基本形态，如1997年《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中“有关”“相应”也不少于10个［10］。英国1850年的《公共图书馆法》规定了建立图书馆的人口下限和税率，而1964年的《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则取消了这些规定，更为具体的规定则由其他政府文件来落实，如围绕该法中政府必须提供的“全面有效的图书馆服务”，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制定了《全面、高效、现代的公共图书馆———标准和评估》［13］。正因为现有公共图书馆法无法具备更多的可操作性，我国图书馆界在热热闹闹开展释法、普法的同时，应该尽快将图书馆立法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落实《公共图书馆法》的行政法规、政策、行业标准与指南等文件的研究与制定上来，使《公共图书馆法》中的“有关规定”“相关规定”变成图书馆人和读者“看得到”的规定。例如，《公共图书馆法》第十九条中有3个“相应”:“公共图书馆馆长应当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组织管理能力。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其功能、馆藏规模、馆舍面积、服务范围及服务人口等因素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3个“相应”所涉及的馆长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组织管理能力、不同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数量要求及其能力要求等，都需要由主管部门出台配套政策予以落实，这需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支撑。儿童阅读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中重要且极具特殊性的领域。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阅读行为正在形成过程中，需要社会和家庭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促使其形成健康的阅读行为;儿童的认知尚不成熟，阅读行为容易受到外界的不良干扰，需要公权部门提供适当的保护;儿童的行为能力较弱，无法熟练使用普通的社会阅读资源与阅读服务，需要阅读服务部门为他们提供特殊的阅读服务。正是因为具有这些基本特征，儿童阅读比成年人阅读才更加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提供全方位的阅读保障。我国《公共图书馆法》已经对儿童阅读服务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规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公共图书馆的儿童阅读服务将会在《公共图书馆法》的指导、制约下不断发展。但同时，由于儿童阅读存在许许多多的特殊性，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儿童阅读服务条款远远不能满足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的需求。因此，我国的儿童阅读立法研究也不应该仅停留在释法和普法宣传阶段，而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围绕儿童阅读对立法的实际需求，研究与制定儿童阅读的行政法规、政策、行业标准与指南等专门文件，为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提供切实可行的立法保障。

3关于儿童阅读立法的思考

立法法范文篇6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民主制度同具体的中国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行使立法权能是人民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活动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多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都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但人大实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却一波三折。1949年—1956年是人大立法的初始阶段，该阶段在新中国立法史出现了两大里程碑性的事件：其一是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隆重召开，其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诞生。在1954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1957年—1976年是人大立法罹遭严重挫折的阶段。在此阶段，唯一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除通过1975年宪法外，未制定一部法律。尤为可悲的是人大自身的活动也极不正常，特别是1965年2月至1974年12月，10年中全国人大竟未曾召开一次会议，1959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只剩下100多人。1978年至今是中国人大立法的快速成长时期。因应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人大全面加速立法运作的步伐。主要表现在：立法权限体制划分日趋完善，立法权运行体制逐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既具特色又颇有规模的法的体系。到2003年底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法律性文件有40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8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近8000件，部门性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多达30000件。与此同时随着部门法的增多，形成了一个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等基本部门法和其他一些法的集群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发的体系，一些新兴的部门法在法的体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渐进主义的修宪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宪法与社会现实的疏离，生成了体现宪政规律的核心机制（如人权保障、宪法监督）。

综观中国1978年以后的立法发展，其具有明显的“变革性立法”的特点，意即以立法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推进器，以政府主动立法来进行市场要素的培育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其表现特点为：

1）鼓励前瞻性立法，从既有的关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前见出发，进行“探索性”立法。造成法律在内容上超越社会经济和文化现状，在技术表现形式上原则性、概括性规范居多，忽视法律规范后果性要素的设计。）2）鼓励实验性立法。“授权立法”和“先行立法”是这种立法形式的典型表征。所谓“授权立法”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对某些应属“法律规制”的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法律”。先行立法是指地方权力机关可根据地方事务的需要，对应属法律或行政法规调整的事项在还未有法律或行政法规制定时先制定地方性法规。3）强调法律是政策的固化或总结，强调社会现实的变动性高于法律的稳定性。4）忽略法律执行的严格性。法律本身没有至上性，当法律与改革、发展的需要相抵触时，强调法律为改革开放让步。所谓改革要闯“法律的红灯”，执行遵守法律要考量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方针，均为其典型例证。5）行政机关在启动立法过程方面具有支配性优势，绝大多数立法往往是行政机关管理意志的产物。

“变革性”立法存在的历史逻辑在于：

第一、前现代的落后、停滞和现代化发展的“共时性”，要求动员一切国家和社会资源实现“超常规”发展。中国的法制发展是与现代化转型及民族独立几乎同步展开的。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中原本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因子；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袭承苏联式的发展模式，造成国内政治的高度集中、经济的高度计划、文化的高度单一，造成官方力量的极其强大，民间力量的委弱不振。在民间自由发展力量被长期压抑的情势下，希望中国社会内部短期内凝聚一股自发的变革力量、渐进地从容地推进社会的现代化断无可能。于是合理地利用强势的政府资源，以外力来掣动社会的转型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似成当然之理。又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改革要求的普遍性与系统性必然要求立法来导引、宣示和巩固改革行动。

第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一定上是对外来先进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冲击的回应，“与狼共舞”造成外来竞争的巨大压力和时间上的强烈紧迫感。

国际全球化以风吞浪卷之势将一切民族国家裹挟到现代化的进程中，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发展使我们受到极大震撼和刺激，也使中国的公共决策层感到只有主动求变，迎头赶上，才能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上述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具有自上而下的突进性与较短的过渡性。在这种功利主义的背景之下，造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是在相应的社会关系、市场因素、政治环境还不完全确定甚至尚不具备的情形下进行的。此时的立法不再是等待民间社会生活自发形成规则，然后对其有选择地加以总结并固定到法律中；而是在社会的转型、发展还不确定时，先设计好法律框架、自上而下地诱导社会向立法预设的方向演进。

第三、现代化所要求的架构在中国缺乏本土性的资源。那种以尊重保障人权为根本目的、以有限政府为首要原则、以经济自治为存在基础、以文化多元为关键环境的法律体系在近代中国以前备感隔膜。建国后对军事革命时期动员体制的眷念和强烈依赖以及对法律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处理，将近百年来法制发展的一点可怜积累摧毁殆尽。在法制的一片废墟上扯动现代化的风帆，也当然会要求观念先于行动，法律先于存在。

第四、“变革性立法”的内部运行成本较为低廉，能够保证政府在推进社会转型过程中手段、政策的灵活性和手段的可控制性。其原因在于：只有降低立法权运行内部成本，才能使频繁的法律变动和经常超越社会现状的创新式立法、实验式立法及过渡式立法成为可能。而频繁的法律变动是不断更新政策导向、保障社会变革方向正确性的最直接有效手段，同时为政府的不断试错提供了机会。另外，通过创新式立法、实验式立法以及过渡性立法积累起来的经验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铺垫。上述立法取向在技术操作层面也表现出鲜明特点：法律框架在构建上比较原则化、充满弹性，留下了法律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化的空间；实行多层次立法体制，在中央权力机关统一原则性立法的条件下，各地方有所变通、各地域立法也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各领域立法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各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本属配套的立法显现出时间上的差序性；立法权运行的整个过程带有局部的实验性与阶段的探索性，在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在进行总结和固定。

“变革性立法”的弊端在于：

第一、“变革性立法”蕴涵着运用理性建构能力去改造社会和开辟未来的努力。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社会变革的合法性依据。而法律要实现对社会活动的规范功能，必须从文本走向现实，形成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在法治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这

些制度会促使生活在其中的公民和团体的发展胜过另外一套制度下的公民和团体。但什么样的制度会在竞争中胜出，并不依赖于理论上的论证是否缜密以及这一制度覆盖的地域、人口和跨越的时间度，而在于该制度能否表现出较优的绩效。除此之外对这一制度进行评价还应该将其置于已存在的一套制度序列中。“对传统的任何一种产物进行批判，其基础必须始终是该传统的一些其他产物—而这些产物或者是我们不能够或者是我们不想去质疑的东西；换言之，我们主张，一种文化的特定方面只有在该文化的框架内才能够得到批判性的检视。”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任何心智尚无足够的能耐在砸碎一切制度框架后对组成这一制度框架的任何部分进行评价。因此，从理性的角度而言，任何心智都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进化到足够的理性阶段，从而可以全面掌握各种情势来评判某一制度的优劣。过于强调法律的变革性，无疑会滋生理性万能的浪漫情怀，动摇社会的有序结构。

第二，法律与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说，应该是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应有的关系出现

颠倒，在此种情况下，无论立法者多么聪明，多么详细地研究和借鉴别国的有利经验，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法律不能反映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的后果。与之俱来的是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甚至走向现实的反面，从而最终出现法律滋彰对社会禁锢逾深的可怕局面。有法聊胜于无法而已。

第三，“变革性立法”易在法的价值选择上保持对变动性、适应性的过份偏好，造成牺牲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法律依附于政策会导致法律的朝令夕改，这不仅牺牲了法制的稳定性，引发社会精神上的不安全感，阻滞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预期，破坏了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而且增加了法律实施的成本。

第四，“变革性立法”易造成立法与执法的脱节，司法丧失终极权威。法治包括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合理厘清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解决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树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观念；其二，政府以良法来治理社会，管理公民，以促进公序良俗的建立和社会可持续地和谐发展。但法律规则的创制通常关乎利益的重新配置与安排，因此法律制度设计的成败又与制度设计过程中利益各方的协商、沟通、讨价还价是否充分密切相联。由于“变革性立法”启动的内部成本极低，法律制定的民主化程度不高，法律制定修改的程序颇为简单，造成那些过于反映官方立法者主观意志而忽视社会客观需要的法律难于获得社会的普遍遵从。

综上所述，“变革性立法”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和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体中国人坚定不移的选择。社会的转型、阶层的分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情势也要求实现立法模式的战略变迁。笔者以为变迁的途径在于应该从“变革性立法”走向“自治性立法”

所谓“自治性立法”是从立法内容到立法形式都体现立法的规律性和审美艺术性的法，其特征表现为：

1）立法价值的自治性。首先法律是人民组织社会生活追求秩序的一致性规则，它不是流行价值的时尚表达，也不是某个个人或少数阶层价值取向的固化。虽然法律确立的过程是价值争锋和价值争夺的过程，强者的价值观可能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表达机会，但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和对话理性来使少数获得基本的尊重。其次，立法价值的自治性表现在那些对于维持人类最基本尊严和生存的价值必须得到社会全体的遵守，也是立法不得变易的对象。再次，立法所追求的根本价值表现为保障人权，维护自由，增加人的自主性，一切立法安排和制度设计不得逾越和侵犯这条底线。

2）立法规范的自治性。首先它要求法律规范要素的齐备性，假定、处理、制裁规范必须严谨表达，实体性和程序性要尽量完整。其次，法律原则反映社会生活的道德向度，体现公平正义的标准，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致使成文法不能无缝隙地反映和调整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当然也不能象“芝麻开门”式的神话一样由成文法提供全部答案。这样导致在法律中原则规范不可避免。但不能当然以原则规范凌驾与法律规则之上，也不得因重视法的弹性而牺牲法的可预测性和安定性。最后，立法规范的自治性还要求法律规范具有准确性和鲜明性，做到内容清晰，界限分明。法律规范条文，务求表达清楚，意义确切，造句严密，文字通俗正确。基本立法典，应尽可能结构严密，前后关照，不留明显的逻辑瑕疵。

3）“自治性立法”重视法的社会演进，以真正的社会需要来决定立法行为，排斥将立法变为政策的“签章行为”。尤其在社会的私权领域要特别淡化立法者的主观创造和个人恣意，而应更多地依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自发的经验与习惯的渐进积累。立法者如果太过注意在这些领域发挥“创造者”的角色，则极有可能打乱法治自身演进的规律，最终导致立法设计中的缺失被转嫁到法律的执行与遵守之中，造成立法运行的外部成本剧增，形成巨大的法律实施负担。

4）“自治性立法”要科学厘清政党与立法机关的关系，科学地划分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司法机关的权限。基于中国特有的政治架构，立法当然不可能成为立法者专门作业的事情，执政党在其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执政党对立法的影响要程序化、公开化、法制化。执政党既要依法享有引导立法的权利，又要依法承担领导立法不利的后果。基于对行政专业管理规律的尊重以及对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兼顾，在人大立法之外，允许行政机关进行“授权立法”也为现代立法活动的大势所趣，但这种授权内容应明确化，授权程序要制度化具体化，同时要建立可操作性的机制来防范被授权机关僭越授权机关的意志。基于司法机关的自然性质与功能，司法机关应享有司法解释的权力，但这种解释只能限于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而不能司法机关“自行造法”。

目前在我国要完成从“变革性立法”到“自治性立法”尚行路艰险，千头万绪，但从经济分析的视角而言，其要务在于针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特质而采用不同的立法技术进路。

对于涉及私权领域和传统习惯领域的立法权，应该坚定地加大其运行的内部成本。这样既可以防止非社会自发力量过分左右私权领域和习惯领域的法制建设，降低了法律设计的风险，又为社会与民间实体的内发自由发展留下了宝贵的余地与空间。对于社会权领域而言，为了防止政府过分强化社会权领域立法的公法性，而忽略社会在这一领域的自身调节功能；防止公权力对需要干预的私权领域的过度渗入，有必要增加立法权在社会权领域运行的内部成本，让更广泛的民间利益代表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与实施管理权的政府力量进行公平的博弈。但是，由于社会权领域立法的结果本身意味着政府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也不能在成本设计中过多的给政府设置障碍致使其引导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削弱。因此，对社会权领域的立法只能在有条件的前提下缓慢地加大其运行的内部成本。对于传统的公权领域因其主要关涉公权力在政府内部的分配，又因为我国采取中央集权下的一元多层次的分工配合式的政治体制，所以只能轻微加大立法权在该领域运行的内部成本。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我国采行一种多层次、多形态、不同权限、不同效力位阶的立法体制，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本质在于权力的集中和统一。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组织活动原则又要求统一与集中必须通过权力分工来实现。因此要增加私权和传统习惯领域的立法权内部运行成本不能仅将注意重点放在中央性民事立法上，多元性的立法体制造成许多地方性和行政性的立法也广泛渗透于这些领域。上述情况造成难以依靠立法主体的自律来实现立法权运行内部成本的增加，因此比较可靠的方案是在现行立法体制之外新设一个集中统一的立法终审机制，对私权和习惯领域的立法进行事先和事后审查，对不合实际的法案条文或立法结果进行滤选或暂时冻结。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前成立的法规审查备案研究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这种需要的一种回应。

余论

从“变革性立法”到“自治性立法”的转变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旅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该命题本身是否成立也还需要科学地证成。

立法是人类舞台上一项极其艰巨又富挑战性的事业。在当今的中国，如何从程序上加强对人大立法的审查，从内容上加强对人大立法权运行成本投入的科学测算，从形式上建立完善人大立法权运行的公开机制，从权限上建立中央与有关地方人大立法权的合理分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我们憧憬着经过广大法律人的不懈努力，这些问题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完美地解决。

立法成本是立法进行公共选择而丧失掉的其他选择所能带来的利益。立法成本可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所谓内部成本是指法律在立、改、废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即法律孵化成本。所谓法律的外部成本通常指法律执行中所消耗的政府资源以及社会为遵守法律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即法律实施成本。

参考文献：

[1]参见：何宁论文《立法运行成本论》，见武汉大学生毕业论文集。

[2]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3]参见：秦前红、李元《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载于中国宪政网。

[4]参见：秦前红、李光霞《关于最高检察院法律解释权的宪法思考》，载于

立法法范文篇7

对强迫罪概念及我国相关立法的认知，可助于对该罪进行立法分析。强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迫他人实施非法定义务、容忍或不实施法定权利的行为。我国有关强迫类行为的规定仅限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个别条款中。（一）我国《刑法》中有关特定强迫罪的法律规定。我国对严重强迫类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于刑法分则中相关的具体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符合强迫性质的犯罪有第三百五十八条强迫罪、第二百四十四条强迫劳动罪、第二百二十六条强迫交易罪、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等等。我国刑法分则对多种特定强迫罪根据其侵害的主法益分设在了多个章节中，但主要集中于第四章、第五章侵犯个人法益的内容里。从刑法中规定的特定强迫罪罪状中分析发现，其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一，犯罪对象不一，但其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共性，皆是“暴力或胁迫手段妨碍对方行使权利或让其做义务范围之外的事情”。例如，非法拘禁罪是以暴力方法使他人失去身体活动自由——妨碍他人行使权利；强迫罪是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强迫他人做非义务行为。我国刑法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定强迫行为入罪，且规定了相适应的刑罚，反映了我国人权保护的现状，而诸多特定强迫罪的规定也恰说明我国刑法具有强迫罪这一一般罪名的立法基础。（二）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强迫行为的规定。对于强迫类行为的立法除刑法典中的特定强迫罪外，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对相关行为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中胁迫他人乞讨——实施没有义务实施的行为、第四十二条中以写恐吓信等形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强迫他人容忍某种行为等。以上行为符合强迫罪行为方式要件，情节严重时符合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特征，而我国对这类行为在情节严重时的处罚却只规定了行政处罚，即将其归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这是对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混淆，而行政处罚的法律效果亦是无法替代刑罚对行为人的惩罚、教育、改造功能的。综上，我国对相关强迫类犯罪的立法虽有基础但尚存缺陷。首先，相关法律规定皆为特定强迫罪，缺少对该犯罪行为的一般规定，这不利于公民意志自由的保障和我国刑事法网的构建。其次，将部分强迫类犯罪行为性质与一般违法行为相混淆。我国目前对许多情节严重的强迫类行为规制只能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依据，即将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最后，我国现行《刑法》对第四章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法益重视程度不高，对公民自由、安宁的保护规定欠缺。为弥补以上立法缺陷，我国刑法需要增加对意志自由保护的规定。如果在刑法存在法网漏洞时，不是通过刑法的自身修复，而是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补网”，这将是与人权保障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法律手段。

二、外国刑法有关强迫类犯罪的立法例

阿兰•沃森曾言“法律主要是在借鉴中得以发展”，通过对外国刑法相关立法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本国立法现状，完成刑法的自我修复。而在各国立法例中，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日本，在有关强迫罪的立法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且相较于英美法系国家更能适应我国国情，因此其刑法立法方式对我国刑法则最具有借鉴价值。首先，两国刑法的相关立法规定分别为：《日本刑法典》第223条对强要罪作出了规定：“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相通告进行胁迫，或者使用暴行，使他人实施并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的，处三年以下惩役，以加害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相通告进行胁迫，使他人实施并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的，与前项同，前两项犯罪的未遂，应当处罚。”《德国刑法典》第240条则对强制罪规定为：“非法用暴力或以明显的恶行相威胁，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容忍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其次，比较两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发现：两国刑法对强迫罪都大致定义为，“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迫他人为一定之作为、容忍或不作为的行为”，并将强迫罪归入到了对个人自由、安宁的犯罪类型中，但在罪名、刑罚以及具体行为方式的规定上有所不同。日本刑法将侵犯意志自由的犯罪行为以强要罪这一概括罪名收纳入法网，对于特定强迫类犯罪，则单独设罪名规定，例如强奸罪、非法剥夺自由罪、职务上的强制罪等罪名；而德国刑法与日本刑法以单一罪名概括侵犯意志自由的犯罪行为，另单设某些特定强迫罪的立法模式方面略同，但其以强制罪罪名立法，在具体行为方式上多了容忍行为，且规定了罚金刑，在具体立法技术上仍有较大差异。最后，两国刑法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立法具有的借鉴意义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罪名与特别罪名的组合方式，可有效弥补刑事法网漏洞。二是增加对个人自由法益的保护，重视人权保障。大陆法系国家中除德国、日本外，韩国刑法也将严重强迫意志自由的行为以强迫罪入罪。《大韩民国刑法》规定强迫罪的成立条件是“通过暴力或胁迫手段妨碍对方行使权利或让其做义务范围之外的事情”，这一规定的行为方式与日本刑法规定的行为方式类似。以上各国立法例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普遍涵盖了对个人意志自由的保护，以及重视人权保障的国际立法背景。但外国立法例对我国的立法应是有利借鉴价值，即本土化与国际化统一，既要分析借鉴外国优秀立法例，也要立足本土资源，达到一种积极的统一。

三、“强迫罪”的立法必要性及立法建议

（一）强迫罪立法之必要性。1.强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矛盾解决的需要实践中，强迫他人容忍或无法行使权利，或者做非义务范围之事的行为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例如，陕西铜川城管“扔人执法”一案，城管将违章小贩强行“丢弃”在城外20公里的荒野——强迫小贩实施没有义务实施的行为，侵犯了小贩的意志自由，而城管这一严重行为却仅停职调查，因限制人身自由时间不足的原因而不构成非法拘禁罪。杜尔曼诺夫言：“如果犯罪的实质是社会危害性，那么犯罪的形式特征就是违法性”。强迫行为须入罪正是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司法实践中却由于刑法无明文规定使得此类危害行为被放任，这正反映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立法（社会危害性的范畴）进行价值和目的选择并提供规范，而司法（罪刑法定的范畴）则使用规范并使价值和目的得以实现。”基于此，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是完善刑事立法。2.填补《刑法》规范疏漏的需要我国《刑法》只规定了特定强迫类犯罪，而它们所保护的法益有限，并不能周延地概括强迫类行为。当公民的意志自由在遭到暴力、胁迫等行为阻碍，情节严重时，所能依据的刑法条文却是空白的，这表明我国刑事法网在对公民内在自由层面的保护上存在“缝隙”。而填补我国《刑法》规范的这一疏漏的途径正是通过立法将强迫罪纳入刑事法网。3.加强《刑法》人权保障的需要我国《刑法》对公民私权保护的规定，只集中在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中。此立法模式反映出《刑法》对个人法益的重视程度不高，对公民权利保护不充分，这与其保障人权的目的相悖。《刑法》的制定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当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游走于《刑法》边缘时，更应完善立法，以顺应重视人权保障的刑事立法趋势。（二）强迫罪立法之建议。通过分析我国对强迫类行为规制的立法现状，以及借鉴国外强迫罪立法经验，笔者对强迫罪的立法建议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强迫罪的立法模式强迫罪的法益是公民的意思活动自由，因此建议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中，独设一节侵犯公民意志自由罪，将强迫罪列入其中。鉴于我国刑法对一般罪名与特别罪名的立法模式，如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第一百四十条与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罪构成法条竞合、且是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因此提议独设一节侵犯公民意志自由罪，愈加复杂的“越轨行为”即同类法益的特别犯罪滋生，若日后立法增加此类罪名也可归入此节中，同时不破坏刑法分则的体系。笔者对强迫罪另一立法设想是，将强迫罪归入亲告罪范围，不独设一节而仅在第四章中增设一条罪名。我国《刑法》对于亲告罪只规定了五种，即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诽谤罪，第二百五十七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二百六十条虐待罪，和第二百七十条侵占罪，范围很窄。我国法律对亲告罪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处理地也尚不完善，但这不能湮没亲告罪重视告诉人诉权的司法价值。在外国立法例中，如《日本刑法》就将第174条公然猥亵罪、第175条散布猥亵物罪、第176条强制猥亵罪、第177条强奸罪、第178条准强制猥亵强奸罪、第224条掠取和诱拐未成年人罪、第225条以营利等目的的掠取和诱拐罪等等归为亲告罪，这一范围就包含了某些强迫类犯罪。不仅日本，韩国、瑞士亲告罪立法中也存在强迫类犯罪。综合外国亲告罪的立法规定，亲告罪特点主要是：（1）侵犯个人法益；（2）量刑上为轻罪；（3）易于被害人进行诉讼的举证。笔者通过借鉴外国立法例中亲告罪的特点认为，强迫罪符合亲告罪的特征，可纳入其中，且将强迫罪归入亲告罪中也是对我国亲告罪的完善做出的立法实践。因此，可在该罪条文第二款中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相较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在第四章中增设一条罪名，较之独设一节可操作性更强，且将其归入亲告罪范围，也可对国家刑罚权地发动产生限定功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2.强迫罪的罪状概述对于强迫罪的立法，建议采取叙明罪状的方式，可设计为：“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迫他人实施非法定义务、容忍或不实施法定权利的行为……”。这里的暴力要做广义理解，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不要求直接针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只要求暴力针对被害人；而胁迫是指狭义概念，不要求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理论界对义务、权利的含义尚存争议，笔者赞成肯定说观点“只要法不禁止，就应保护其行动自由；反之，只要不是法所强制要求的，其不行动的自由也应受到保护。”因此，这里的义务、权利是限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3.强迫罪的刑罚处罚“明智的立法者，需要标出刑罚与犯罪这一尺度的基本点”。对于该罪的处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考量到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其次在具体量刑时还要考量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一般强迫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低于强奸、抢劫等特定强迫罪，高于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罪，属于轻罪范围，建议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对该罪刑罚模式上不建议增加法定刑升格情节，当情节严重危害到其他法益时，可以其他特定罪名规制。

四、结语

立法法范文篇8

关键词:扶贫开发;规范;地方性法规;中央立法

近年来学者对于农村基层法制建设的讨论不在少数。而贫困村属于特殊类型的村落，不仅应在农村基层法制建设中予以重视，还应对精准扶贫进行特别的规范，对此学界给予的关注度并不高。国务院刊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文规定:“加强法制建设。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加强精准扶贫立法已是共识。

一、扶贫规范的现状

通过北大法宝以“扶贫”为标题对“中央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对于现行有效的扶贫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性规范进行量化分析，以得出对于扶贫开发规范体系现状的宏观认知:(一)概念界定。由于本研究所采取的检索工具对于规范文件的分类较为细致，同时为了突出本文所研究的“地方与中央”、“政策与法律”两个对立面，有必要对以上分类进行界定。本文以“是否全部属于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为标准将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四类文件区分了狭义与广义。作为中国法的正式渊源的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本文界定为狭义。而本文所界定的广义不仅包含了相对应的同名狭义法律文件，也包含了其他制定部门相同、规范性性质相似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命令。如广义的部门规章不仅包含了狭义的行政法规，也包含了同样由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同样对行政事务有规范效力，但是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批复许可、部门工作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以此类推。法律与政策皆为规范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规范体系亦包含这两个部分。除具有法渊意义的法律规范外，表中所列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两高工作文件、国务院规范性文件、部门工作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行政批复许可、地方政府规章、地方工作文件、地方行政许可批复、地方规范性文件等，不是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其标题以“意见”“通知”“批复”居多，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本文将其界定为政策规范。(二)现状及其原因分析。通过对于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政策化取向明显、法制化程度低由表中数据可以得知，法律规范仅占扶贫开发体系的0．52%，而政策规范所占比例可达99．48%，形成强烈的反差。可见我国目前主要以政策对扶贫开发活动进行规范，法制化程度低，行政化色彩浓厚。在工作开展前期，扶贫活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合适路径中不断发展变化，可以“朝令夕改”的政策文件自然更具灵活性，扶贫开发政策化取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其应然性。2．地方性法规走向完善，而中央立法迟滞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截止至2018年，全国共17个省级行政区②通过了地方性扶贫开发条例。农村贫困率超过3%的省级行政区中③，未立法的省级行政区仅有山西省和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已能覆盖大部分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3%的地区。且广义的地方性法规所占扶贫开发规范体系的比例高达91．37%，可以说我国地方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规范及立法工作已逐渐完善。恰恰相反的是，中央立法却较为迟滞。早在2014年，确立《农村扶贫开发法》就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时至2019年仍迟迟未出台。中央扶贫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昂，却因一些因素陷于迟滞:一是中央法律难以调整扶贫开发中较为具体的社会关系。精准扶贫讲求“精”与“准”，各地贫困状况千差万别，扶贫开发中要处理的关系更加复杂、具体。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即为贫困户的识别标准难以统一。2014年，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明确贫困户识别标准为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以2010年2300元不变价)，很显然这种僵化的标准并不能适用于人均收入千差万别的大江南北。二是扶贫开发是一种覆盖面较广的社会活动，出台专门扶贫开发法律易出现法规竞合。扶贫开发是由多主体所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涵盖农田水利、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多个方面，由特定的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组成，各个方面可找到对应的现行法律来规制，如《合同法》《劳动法》《农业法》等。在立法中若只是对于已有法律的简单重复，《农村扶贫开发法》也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和确立的意义。拿捏好法律规制的“宽严度”、通过立法创新填补空白并防止简单重复，都是中央立法需要解决的难题。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良法的构建难免需要时间和经验。

二、中央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扶贫工作是不断动态发展着的，政策化、地方化的规范已经不能适应贫困地区法制建设的需求，上述中央立法的历史困境也逐渐消解，扶贫开发中央立法是时局所趋:(一)确立扶贫开发法是法治化取向的要求。在扶贫开发初期，政府全面主导工作，政策、行政命令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发展，扶贫公司、扶贫基金等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工作中来，扶贫工作的民意呼声增高、贫困区人民权益意识不断增强。此时仍然选择政策化取向，行政单极的政府将国家意志政府化、政府意志社会化的权力运行逻辑，导致高尚的扶贫因为“居高临下的单向度给予与施舍”而失去民间活力，甚至产生贪污、挪用、傲慢、偏见的异化的扶贫。④有必要将政策法律化，让政策通过民主程序的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能够更好地反映民意、吸收民智。(二)扶贫开发规范零散化状态亟待改善。采取政策文件与地方性法规的规范方式具有灵活性强的优点，但难免会出现各地对于基本问题的规定千差万别、规范体系陷入零散化状态的弊端。以帮扶对象为例:广东省给出明确定义:农村扶贫开发对象中的贫困户，是指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村扶贫标准、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农村家庭。而湖南省贫困户中却包含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⑤对于规范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等基本问题中央层面应予统一，防止出现“群龙无主”状态。目前扶贫开发中央规范主要是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还未达到国家法律效力，在上位法缺失的情况下以其作为地方性法规的规范，难免给人一种“政策优于法律”的主观感受。既然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立法进路，试点成功后就应及时出台中央法律以增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三)扶贫开发活动走向特定化。随着我国扶贫开发活动的不断推进，扶贫开发已于普通的行政行为、民事行为脱离开来，逐渐成为一种特定化的社会保障活动。其中所涉及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已逐渐明晰。当前，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已经有《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慈善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来规范涉及4000万贫困人口的扶贫工作。因此，我国亟需制定一部扶贫法，完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体系。(四)地方性法规的确立为中央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1995年一部扶贫开发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通过至今，全国各地方已制定过33部扶贫开发地方性法规，从最先试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和《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仅罗列条文、不分章节，到后来各地方相互借鉴、不断创新，各省级行政区扶贫开发条例基本形成(或类似分为)了以“总则、扶贫开发对象、扶贫开发措施、扶贫开发资金、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的章节化编纂模式。随着新时期扶贫工作的不断发展，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区的扶贫条例还进行了修改。地方性扶贫开发立法的试点已为中央立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验，中央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三、扶贫开发中央立法的建议

扶贫开发中央立法呼之欲出，为贯彻政策精神，吸收地方立法的试点经验，反思现行规范体系的不足之处，中央立法应着力于以下几点:(一)基本问题统筹化统领地方立法，限制政策的恣意性，做好“规范的规范”是中央立法应有的主要功能，纵然扶贫开发更多地要因地制宜，中央立法也应确立好基本原则，规范好基本问题。首先对于扶贫开发的定位、性质、任务、地位、作用等最基本的问题有必要由中央作出统一规范。其次面对贫困户认定、扶贫开发资金、监督管理等较为具体的问题，更要发挥立法智慧灵活统筹。以贫困户认定问题为例，中央法律难以给出明固定的标准，但可以通过明确规范化申报流程、统一评定程序的方式统筹全国识别工作。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好目前处于零散化状态的规范体系，是中央立法应特别注意的重点。(二)扶贫开发规范精细化。既要发挥中央立法的统筹功能，也应避免中央法律过于原则化，中央立法应制定精细化的规范，增加扶贫工作的可操作性。切不可以空喊口号、空头倡议来落实“精准”的要求。精细化立法，应充分总结现有实践经验，对于实践中所反映出的特殊问题也应进行规制。例如，家庭成员一场严重疾病，也可以使正常收入家庭倾家荡产。“贫困户的进口钢琴”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因病致贫的特殊贫困户初入公众视野。衡量一个家庭要不要帮扶，不能仅从是不是“家徒四壁”。来判断，在一些曾为小康的贫困户里，有一两件体面甚至贵重的家具也不足为奇。扶贫工作需要一套更细化的标准。中央立法理应进行列明并给予特别的规制。(三)贫困户权利义务能动化精准扶贫不是简单的救助给予，而是旨在提升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提升贫困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恰是目前现有地方性法规所相对缺失的点，也是中央立法所应体现的价值取向:1．鼓励勤劳思富贫困户、贫困村身份意味着接受国家补贴和政府扶持。于是很多人不思致富，只待向政府“等靠要”。《广东省扶贫开发条例》中创新性地规定:“对勤劳思富的贫困户和贫困村，应当优先予以扶持。”但此条文实际操作性较差。“造血式扶贫”的价值导向需要在中央立法中贯彻。建立完善的对勤劳思富贫困户的激励制度，有利于增强脱贫内生动力，也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与效率。2．增强贫困户的程序性权利赋予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权利，有利于实现精准扶贫对象与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间全方位的沟通和交流，比如，赋予精准扶贫对象行政了解权和请求权，从而确保从精准扶贫制度起始阶段，精准扶贫对象就能知晓并参与进来，实现与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间直接的对话，增强扶贫对象主动脱贫的能动性。⑥

四、结语

立法法范文篇9

20世纪末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主流话语。立法协商理论渊源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立法协商也开始受到国外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规范的立法协商理论研究依然显得相对匮乏。协商民主是在对西方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批判中产生的，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其内涵不断地得到充实与丰富，研究视角与范式也得到不断创新，但其内涵在学术界依然莫衷一是。然而总的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家都认为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和利益竞争，其最基本的主张是将个体间相互的论理作为指导性的政治程序，而不是利益竞合和讨价还价。协商民主是协商与民主的有机融合，它体现在对公众期望的回应和参与者平等这两条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上[1]。协商民主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立法协商思想，该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历经了三代学者的努力与贡献：第一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孕育形成期；第二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第三代是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一）协商民主理论孕育形成期

协商民主，即公众参与、公开运用理性进行公共协商和决策。其实，它并不是现论的创新，而是早期公民资格概念的复兴[2]1。在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约翰•杜威等学者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协商民主的少量论述，但这些论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进入孕育期，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内涵的解释上，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进行宣传。埃尔斯特是最早提出协商民主概念的学者之一。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通过讨论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可以拆解成协商与民主两个部分，民主即所有受该决策影响的人都有权且都应该参与决策过程；协商即所有参与决策过程的人都应运用理性、讨论与辩论等方式来参与这一过程，参与者需具备理性和公正的协商美德[2]1–2。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概念。他阐述了反对精英主义、提倡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思想。他反对将美国宪法作精英式、贵族式和理性计算式的解释，赞同基于《联邦党人文集》论述美国的宪政结构，他对美国宪法的民主性进行了理论阐释和辩护：美国宪法既体现了多数原则，又是对多数的制衡；这两个方面必须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即是协商民主的鲜明写照和题中之意[2]。但是，对协商民主进行更深入阐述的是曼宁和科恩。曼宁主要从合法性基础角度来考察协商民主，认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一套正义的原则和稳定的制度。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理想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探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制度使这样的社会更合理[3]338–368。由此，曼宁提出了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科恩与曼宁不同，他将协商民主作为社团组织的自我组织方式，更细致地论述了作为社会自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的特征[4]。

（二）协商民主理论发展成熟期

继毕塞特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不断拓宽协商民主的研究范围。可以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理论明显地朝协商转向，即公共政策由此前的通过投票和理性利益计算等方式实现集体决策偏好转变为由所有公共政策相关者通过实质性的协商实现其合法性[5]。而直至1994年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加入，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者开始深刻地构建与反思协商民主，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中呈现出了旨趣各异的多种研究路线、视角和范围。细考察之可以发现，这些对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同路线、视角和范围的阐发并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内在地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张力，但“自由、平等公民通过理性、述理和说服来实现共识”这一共享观念已经基本形成[6]。下面笔者试从这一时期协商民主学者们的研究和辩难中提炼出关于协商民主之主体、程序、原则以及制度设计的相关观点。1.主体协商民主理论家普遍认为公共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确保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并愿意倾听、考虑相反观点的决策过程。至于参与主体的范围，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罗尔斯为主的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主的欧陆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就主体能力展开了讨论与辩难。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认知、沟通和协商的基本潜力，要保证有效协商，应避免外部干扰。他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出发，给定了每个人具有一定政治美德的冷淡而又理性的公民的主体预设[7]。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所预设的公民先天潜能是协商必须实现的目标，必须通过社会的结构才能获得。具体来说，即个体公民的理性和潜力是随时代和历史情境流变的，并不是普适的和既成的，因此协商制度应该转向公民协商能力的建构，打破公民之间的各种限制，以实现公民间“主体间性”交往[8]380–381。约翰•帕金森和费伦等学者从主体角色、主体与权威的关系对协商主体做了分析。约翰•帕金森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解决矛盾冲突、实现共识的决策机制，应该赋予参与者以决策者的地位，专家或权威只是知识的补充者，而不是垄断者。“这样的决策（经由协商民主）比以前具有更好的质量。”[1]1732.条件关于协商民主的条件，有众多学者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但总体而言可概括为前提条件和运作条件这两种视角。就前者而言，詹姆斯和雷吉认为，“只有当某种最低条件满足以后，民主化才能够真正开始”。这种最低的能力是通过公民能力来确定的。古特曼和汤普森从背景条件提出了其看法：“互惠性、公开性作为可接受方案约束的责任性、基本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9]272政治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而不同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耐特等人持机会平等观；博曼赞同耐特的观点并排斥、否定了结果平等观；托马斯•克里斯蒂安诺提出了资源平等观；罗尔斯则提出了“完全的自主”这一概念，这才建构起协商民主理论的前提，即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正义原则的融洽关系的自觉确认[10]77。.就后者而言，哈贝马斯、朱迪斯•斯夸尔斯等学者进行了极富贡献的研究。埃尔斯特认为，•53•基于各种考虑，协商决不可能是达成集体决策的唯一程序，它必须伴随投票或讨价还价或两者一起作为补充[2]。而哈贝马斯为了解决民主与决策之间的关系，设计了一种双轨制协商模式。在该模式中，有正式公共领域和非正式公共领域两种协商运作的场域。这种代议性协商，必须使正式公共领域的意志形成过程得到开放的非正式公共领域所有公民的支持。戴维•米勒认为，理想的协商民主应该包括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11]140。亨利•理查德森则从协商参与者偏好转移和理性辩护的角度阐释了在合理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三个条件：个体愿意修正意愿、回应和对公共利益负责[5]41。德雷泽克则更具概括性地认为，真实民主的唯一条件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对偏好的考虑是非强制性的[12]。与前述学者不同，博曼从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协商民主所需的政治平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成功的协商需要社会和文化土壤，只有社会和文化条件才能给予公民相互尊重、互相述理、论辩说服的环境[5]323–324。3.程序德雷泽克认为，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明显地呈现出聚合式民主向协商民主的转向。提及这种转向便暗含了聚合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竞争。其实，协商民主并没有否定代议民主，而是在其自由民主理想的指导下探寻着更优的制度。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具体程序研究显得太过分散与单薄。科恩于1989年就指出，理想的协商应该遵循自由、平等、理性和合法性原则的程序。而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协商程序要求的研究值得注意。哈贝马斯设想了一种协商民主的双轨模式，社会存在两个协商领域：正式领域与非正式领域。这两者要通过理性的协商一致相互配合，后者做好前者的补充，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然而这种模式是非连续性的，只有当这种双轨关系相互明确时，这种非连续性才能被消除。正如杰克•耐特和詹姆斯•约翰森提出的决策模式那样，在协商民主的进行过程中，必须引进聚合式民主程序[13]286。菲什金的“协商日”协商程序构想和反对将代议制与参与民主对立的观点也可圈可点。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最值得介绍的便是伊森•里布关于美国公众部门制度设计的实证案例构想。里布大胆地提出了在美国建立第四部门，即公众部门的制度构想，并对其制度安排、模型设计、程序设定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里布认为，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仍不够制衡，应设立由随机陪审团组成的公众部门来制衡三权。程序设定不能由精英管理，应由大众部门参与，否则又会沦为自由民主、选举民主下的理性选择。并且，他就大众部门如何嵌入美国的三权中也做了详细的探讨[14]1–10。

（三）协商民主理论与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近20多年来，西方协商民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实践研究，从“理论陈述”转入了“实际操作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理论家们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种种研究与构想。简•曼斯布里奇提出了市镇会议和工厂民主的分析，胡诺德、福雷斯特等提出了协商标准以判断协商过程，格雷厄姆斯密斯和科琳娜•威尔斯设计过公民陪审团制度，沙恩•奥尼尔提出过少数族群文化权利的虚拟对话协商构想[11]。2012－2013年，美国政治学年会的标准工作会议主要探讨了立法协商的问题，就立法协商的概念、程序、条件和质量评估作了深入的探讨。哈佛大学的简•曼斯布里奇和波士顿大学的卡蒂•乔•马丁将与会学者的一系列论文编撰成《政治中的协商一致》一书[15]1，对如何完善立法协商的程序和实践极具学术贡献和启发意义。马克•沃伦和简•曼斯布里奇指出，民主即人民统治，而行动则是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立法僵局和政治困境会有损民主[15]86。在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后工业社会，要使立法能够改善大多数公民的现状且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保证法案及时获得通过，就应该组织“审慎的协商”。他们认为立法不同于市场竞争，要关照到公共利益，但是可以引入一些审慎协商的程序和制度来保证立法的效率和民主的质量。审慎协商介于在政治博弈中几乎很少存在的纯粹协商和纯粹讨价还价之间。马克•沃伦和简•曼斯布里奇坚持认为，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审慎协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审慎协商可以是：(1)完全整合性的协商，双方所追求的利益不重叠，但能达成完全共识；(2)部分整合性的协商，双方利益也都未受损，但要引入其他利益才能达成共识；(3)公平妥协的分配性协商，即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核心利益以实现获利。他们进而论述了三种有助于审慎协商且又符合民主精神的制度：反复互动、闭门协商和选票交易[15]103–114。首先，在选民信任其代表的情况下，长期任职有利于代表间相互了解、尊重和对选民负责，而且选民有替代性选择，信息也不易被操纵。其次，闭门协商往往比公开辩论更加高效，议员之间的沟通更加自由，只要能对协商的最后结果给出合理解释，便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对于那些具有深刻的冲突、矛盾很难调和的问题，公开辩论很有可能损害政体的合法性。最后，选票交易往往在规范上受到传统协商理论家的反对，但如果选票交易公开透明且对公众福利是有益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卡蒂•乔•马丁等人主要从美国政治困局和制度缺陷出发，提出采纳某些促进协商的政治参与规则和制度以利于克服这些问题[15]121–143。他认为，政府内部协商是必需的，但又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它很容易陷入商谈短视症和集体行动的困境；要克服这些缺陷需要采用某些有利于推动协商的参与规则；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协商需求和协商能力。他从政党、国家结构和工业关系组织三个角度对一些国家的协商需求和协商能力做了对比分析。除上述学者以外，小爱德华•莱斯切以协商的程度和质量为持续变量，设计了一个可对立法协商进行评估的理论框架[16]。在《评估立法协商》一文中，他首先探讨了促进高质量协商的条件，然后就如何衡量立法协商的程度和质量问题提出了一些标准和假设，并就立法协商可能会有的积极和消极后果进行了论述。例如，从积极的方面看，好的协商对参与者而言会有知识上的收益，如减少与拟议政策相关的错误判断，可使立法者更具公共精神，还可增加立法者决策的合法性。而从消极的方面看，不好的协商会对立法者造成认知上的损失（例如小集团思维），增大机会成本，导致对有缺陷观念的支持增多。莱斯切的观点非常有价值，因为在普遍关注协商民主理论应当怎样的时候，他基于自己对美国立法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可以对不同协商程序的质量高低进行衡量的标准。

二、国内协商民主与立法协商理论的研究

立法协商的理论基础是协商民主理论，是协商民主理论在立法领域的实际运用。本部分先简要勾勒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历史与发展近况，再就立法协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一）国内协商民主的学理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兴起得较晚，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典型的非主流研究领域变成了学术热点。最初对协商民主作介绍的中文文献当属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其中第七章作了专章介绍[17]。直接相关的文献有陈家刚翻译的乔治.M.瓦拉德兹的《协商民主》、费斯廷斯泰因的《协商、公民权与认同》（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两篇论文译著和《协商民主引论》一篇论文[18]。而协商民主真正被学界关注则是在2004年在杭州召开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地方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剩勇、林尚立、郎友兴、徐勇、张国清、许纪霖、韩福国等学者分别阐释了自己的观点[19]。自从2006年起，中央编译局陈家刚主持翻译了《协商民主》译丛，包括[美]博曼和雷吉主编、陈家刚等译的《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博曼主编、黄相怀译的《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南非]登特里维斯主编、王英津等译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澳]德雷泽克著、丁开杰等译的《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9年，该译丛又后续出了4本译著：[美]约•埃尔斯特著、周艳辉译的《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美]本哈比主编、黄相怀等译的《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美]菲什金与[英]拉斯莱特主编、张晓敏译的《协商民主论争》，[美]里布主编、朱昔群等译的《美国民主的未来：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之后，协商民主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上述8本译著系统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的渊源、论题、概念、意义、内涵、形式与争论等，还涉及协商民主的现实操作和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就在差不多的同时，谈火生的博士论文《民主审议与合法性》正式出版成书，该书至今仍是我国对协商民主研究最为系统、深刻的学术专著之一[20]。此后协商民主的学术研究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大力推动了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并为立法协商这种协商民主的独特形式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国内关于立法协商的研究

国内关于立法协商的学术研究作品还很稀缺，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标题含“立法协商”关键字的学术专著只有侯东德主编的《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21]。该书对立法协商的背景、概念、理论渊源、程序、主体和制度设计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证了立法协商的必要性与独特价值。根据笔者的梳理与观察，国内学界关于立法协商的学术研究还处于争议阶段，且文章多散见于行政立法、政协参与立法、公众参与立法等研究领域，文章也多发表于机关刊物和报纸等传播介质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未跟上实践吁求的步伐。本文下面将从理论基础、学理论争、实践困境及对策三个方面对我国立法协商研究做一个简单梳理。1.理论基础国内主流的立法协商理论基础当属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中蕴含的立法思想是国内研究立法协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侯东德等人在《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其理论基础作了专章梳理，奠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李燕认为“协商民主是协商参与的理论基础，指导着协商参与的实践”，而这种协商参与必须结合中国实际[22]。姬静静更为直接地根据博曼、登特里维斯等人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公众参与立法问题做了理论输入，她认为“公众参与立法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公众参与立法就是协商民主在立法领域内的体现”[23]。孔令秋、赵吟、陈建华、朱志昊等学者也都持这种观点[24－27]。杨帆运用哈贝马斯协商法哲学理论探讨了行政立法程序中实现协商民主的价值意义，并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立法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意见[28]。殷啸虎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协商民主[29]。另一种比较小众的观点是将人民主权理论作为立法协商的基础。胡照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主权理论是开门立法的基础[30]。2.学理论争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立法协商的研究尚嫌不足，其中关于立法协商的概念讨论也呈现出莫衷一是、各说各话的状况。就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相互龃龉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协商主体不包括政协。张献生认为，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单个主体参与立法协商[31]；陈建华认为，人民政协不能作为立法协商的主体，立法协商应该由有权机关主导；蒋都都、林忠武和王丛伟等学者认为，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的平台，而不是立法协商的独立主体[32]。第二种观点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应包括政协。常纪文指出，立法协商是政治协商的一部分，应由政协主导[33]；殷啸虎、彭凤莲等同持此观点[34]。第三种观点对立法协商主体做了模糊处理。朱志昊在《立法协商的概念、理论与类型》一文中对立法协商主体做了三种制度类型分析；孔令秋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具有分散、无组织性，但他并未对其进行确切论证。就范围而言，也主要有两种相斥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上。狭义观点认为“立法协商是发生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本质上属于立法活动”，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协商不是立法协商[35]。而广义观点则将其作宽泛界定与探讨，如侯东德、姬静静、彭凤莲等人在论述立法协商时就如此处理。3.实践困境与对策由于立法协商概念的不成熟、实践的先行以及各项配套制度机制未能跟上节奏，以至于我国立法协商实践存在着种种乱象，主体、程序和运行效果上都存在着种种缺陷，这就激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总体而言，对于立法协商困境与对策的研究主要还是散见于公众立法参与、行政性立法和听证制度等研究领域，不过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缺陷的研究也在日益增多。笔者在此主要梳理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的研究文献。就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的研究而言，苏绍龙较为全面地点出了我国地方立法协商主要存在的问题：缺失健全的制度和程序，缺失平台和机构，党委和人大未发挥应有作用以及人大缺乏对立法协商的反馈机制，效果难以评估等。他从制度框架、程序设定和关键机制运行三个方面提出了较为细致的建议。总体来说，其意见较具参考性和可操作性。孔令秋在苏绍龙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国传统文化惯性这一因素，彭凤莲、蒋都都、王丛伟、朱志昊、郭杰[36]等学者的观点与前述二者基本相似。值得一提的是，赵吟从更可操作的层面对立法协商进行了风险评估。他从立法协商的主体、运行和结果三个层面对我国立法协商全过程进行了规范性的缺陷评估与对策构想。彭凤莲、陈旭玲和侯东德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且基本持相同意见。殷啸虎以人民政协为核心，指出了人民政协在参与地方立法协商中的“名”“实”不对称和参与度不足问题，并从观念、制度和操作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除了这些直接与主题相关的研究之外，曲广娣还对行政性立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徐国磊和杜立民就地方政府听证制度进行了探讨，姬静静就公众立法参与做了充分的讨论。

（三）总结与启示

立法法范文篇10

第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要公开。社会需要哪些法律，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起草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必须开门纳言，采取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可以直接向人民群众征求立法项目建议，也可以通过代表提出的议案，选择出社会需要最迫切、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最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优先安排起草和审议。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要向全社会公开。

第二，法律草案的起草要公开。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在由相关部门承担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发挥科研院所、有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的作用，专业性强或者涉及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的法律，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科研院所在立法机关的组织和指导下起草建议稿，避免有的部门通过起草法律草案不适当地扩权诿责，防止“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法律草案起草阶段就应当允许公民、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团体以适当方式发表意见，以便及早地更广泛地汇集民意。

第三，法律草案的审议要公开。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的会议，可由委员会决定向新闻单位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审议法律草案，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法律，安排电视或者网络进行直播。

第四，征求意见的情况要公开。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特别是需要设定普遍性的公民义务的重要法律案，要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通过电话、信件、传真、网络等多种方式，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提出了哪些意见，也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对于人民群众和代表的意见，不但要广泛地“听”，更要认真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