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正义观范文10篇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1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2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不仅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根源，而且实际上也表明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根源。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主要是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而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现在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现实社会根源。

和谐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实践是一致的。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这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首选的价值，并且在实践中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首先，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由于人们的个体素质的差异、岗位条件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按罗尔斯的观点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欠正义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必须的，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只能造成人人普遍贫穷。按劳分配的理论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齐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却享有平等的“原始地位”。换言之，按劳分配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就是承认不平等的应得的公平合理性。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其次，我国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为了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和谐的在现实的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统一威望、职业、职位等方面的因素差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与需求。任何人的成就与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上就包含了社会给予他的东西。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关注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而且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种种干预手段，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诸如：通过种种办学方式、发放各种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贷款，保障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采取各种给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正义观；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和谐正义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原刚，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将社会正义作为首选价值。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这既是正义观的历史性、具体性的逻辑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

一、近代正义观的历史嬗变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

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4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不仅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根源，而且实际上也表明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根源。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主要是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而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现在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现实社会根源。

和谐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实践是一致的。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这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首选的价值，并且在实践中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首先，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由于人们的个体素质的差异、岗位条件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按罗尔斯的观点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欠正义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必须的，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只能造成人人普遍贫穷。按劳分配的理论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齐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却享有平等的“原始地位”。换言之，按劳分配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就是承认不平等的应得的公平合理性。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其次，我国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为了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和谐的在现实的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统一威望、职业、职位等方面的因素差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与需求。任何人的成就与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上就包含了社会给予他的东西。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关注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而且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种种干预手段，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诸如：通过种种办学方式、发放各种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贷款，保障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采取各种给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正义观；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和谐正义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原刚，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将社会正义作为首选价值。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这既是正义观的历史性、具体性的逻辑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

一、近代正义观的历史嬗变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平等正义观；和谐社会

一、引言

平等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平等正义观念受到当时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正义观本身的认识就极为重要，可以说，他是我们对平等正义观认识的基本前提。只有如此，才能从历史的角度上，辩证的分析历史上的各种平等正义观，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正义理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材料。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正义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华，对我国当下如何认识平等正义，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平等和维护正义更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二、马克思主义平等正义观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平等正义观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目的性、现实性。恩格斯认为现在意义上的平等正义观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人的平等正义只不过是自由民的私人上的平等，奴隶不算在内。亚里士多德就对奴隶作为一种工具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而基督教的平等正义也顶多是上帝选民的平等正义，随着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这种基督教萌芽的平等观也很快消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不能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对商品的平等自由交换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封建的中世纪内部产生的市民阶级就成了现代平等正义要求的代表。可是在封建的时代，政治结构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变革而变化，这种封建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独立平等正义的自然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平等正义的观念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平等正义观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1.和谐社会构建中平等正义的实现需要过程。在我国现阶段只能实现有差别的平等正义，即只能实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平等正义。我国当前更加强调机会的平等，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当生产力极度发达时，社会分配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阶级也会消灭，真正实现每一个自由平等正义的幸福生活。故而，就和谐社会构建中平等正义的实现程度来说，实质上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制度性供给和体现，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平等正义的最终实现是以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变革为基础的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像式的实现我们所谓的实质平等正义，任何超越历史和阶级的平等正义理论都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全面的。把平等正义的实现看做一个过程，有助于我们清楚的看清平等正义观念变迁的轨迹，从历史当中积极吸取经验教训。2.平等正义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对社会和谐的内容予以了阐述，认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互动性社会。其中，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的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是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这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平等公正理论的发展和运用。即针对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突出，利益多元化导致的冲突加剧，我国适时的提出了和谐社会下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理论的。就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国际的现实状况，构建符合历史与现实需求的平等公正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7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不仅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根源，而且实际上也表明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根源。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主要是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而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现在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现实社会根源。

和谐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实践是一致的。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这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首选的价值，并且在实践中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首先，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由于人们的个体素质的差异、岗位条件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按罗尔斯的观点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欠正义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必须的，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只能造成人人普遍贫穷。按劳分配的理论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齐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却享有平等的“原始地位”。换言之，按劳分配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就是承认不平等的应得的公平合理性。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其次，我国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为了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和谐的在现实的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统一威望、职业、职位等方面的因素差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与需求。任何人的成就与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上就包含了社会给予他的东西。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关注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而且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种种干预手段，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诸如：通过种种办学方式、发放各种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贷款，保障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采取各种给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8

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而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更应当是司法工作的价值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落实到司法机制上就是要保证司法和谐。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在制度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极大权威的司法系统和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并且有了健全的律师制度；人们在思想上已普遍对法律形成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法律思想。据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已具备了很好的制度条件和思想条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中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司法和谐的构建及其进程，反之司法和谐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由此，从我国目前社会实际和司法实际出发，探究一下公平正义、司法和谐的深刻内涵及其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公平正义

正义在中文中指语言文字上的恰当与正确，或对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纠偏和匡正。比如我国唐朝有《五经正义》、《史记正义》。公平与正义合成一个词，叫做公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公平正义既是构建合法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

（一）公平正义的表述

公平正义是一个恒古至今讨论不息的主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何谓公平正义，在近现论史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诸如“公正”、“平等权利”等一类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此表达的尢为清楚。马克思强调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包括“公正”在内的观念。而罗尔斯从设想的“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即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公平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是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

我国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和基础的地位。这就要求在司法当中，应当坚持宪法至上和法制统一原则，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公平处理和规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现代社会公平正义主要表现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

第一，权利义务公正。公平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体要在权利义务上公正，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并应履行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也就是要求社会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应是公正平等的，它要求劳动、受教育、择业等的权利和机会不能受出身、种族、性别以及资源占拥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同时对应的与之相适应的义务也应相应对等。

第二，机会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义务公正的前提。机会公正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层次不同人的需要，是一种立体网络型的公正平等。它不但要求社会多提供机会，而且要求社会制度要保证所提供的机会是公正均等的。

第三，程序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程序应当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机会公正和权利义务公正，才能保证效益的提高和增长。也就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程序面前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公正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公正平等的程序。

第四，效益公正。在市场经济中，公平正义要以效益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是要以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即必须与效益联在一起。抛开效益而言的发展和公正，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效益决定公平正义，效益的水平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另一方面，效益又来源于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就难以有效益。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公平正义理念———效益公正（实质上就是竞争公正和发展公正），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公正，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石。

第五，资源分配公正。在当代，人们通常是以社会资源（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作为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直接依据，这样，资源分配公正就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内涵和终极层次。分配公正与否，不仅关系到效益的高低，而且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正义，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制度和政策作用尤为重要。

第六，社会保障公正。在当今社会，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健全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以及缺乏参与社会选择、社会竞争能力----也就是劳动能力因客观机体原因有所限制的人和遭遇各种灾难的人，政府和社会应当提供保障，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公正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义务，而且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上述公平正义内容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我国目前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资源分配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在调节过程中，在构筑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的同时，尤要重视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使公平正义最终建立在权利公义务公正、机会公正、程序公正和效益公正的基础之上。总之，司法和谐的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正义。

二、司法和谐

（一）司法和谐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理念，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求审判制度和司法当中的其它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以保障司法和谐。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以实现司法和谐，必将是我国新时期法院审判变革的重点。

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要有和谐的诉讼秩序，就要明确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协同推进行诉讼。要保障好诉讼参与人和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遵法律循情理地形成和推动诉讼参与人与法院之间和谐的诉讼氛围。诉讼参与人的共同责任是进行诚信诉讼与文明诉讼，使诉讼及时高效的顺利进行。法院在接受检察院的依法监督同时，还要注重与检察院之间关系的协调，保证审判权与检察权互相协调运行，同时也要注意协调法院内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和谐运行。追求司法和谐在各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上，要充分发挥不同审级法院的功能作用，切实把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追求司法和谐要妥善处理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和谐的多元化立体网络状的纠纷解决机制。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关系协调，保障审判透明并依法接受监督，维护和谐的诉讼秩序。

（二）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

理论界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中的权限不同，将当前世界上的司法诉讼模式大体分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类。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英语为：Adversarysystem），是指在诉讼纠纷的解决当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及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它要求当事人提起诉讼、确定争点、提出证据给法院等等。在此种模式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归于当事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的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所谓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大陆法系中，德语：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在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有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

尽管中国诉讼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目前实行的的仍然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上还是沿袭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立法上固定下来。职权主义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在案件管辖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只能依据法律确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自由选择管辖法院；2、在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上，法院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3、在证据的收集和提出上，法院在一定前提下可以不受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约束和提出的证据范围的限制，依职权独立地收集证据并作为裁判的依据；4、在诉讼权利的保护上，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处分权和辩论权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在处分权上当事人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在辩论权上法院可超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

5、在当事人制度上，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

现在使用的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旧法相比虽然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已被弱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这仅仅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的变革，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没有从体制上触及诉讼模式问题。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已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司法和谐应建立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虽然我国诉讼法进一步完善及法院职权再次弱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诉讼模式依然属于职权主义。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诉讼的特性、程序公正的实现不是很一致，需要改革和完善。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进行构建的，并衍生着绝对化的倾向。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在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诉讼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很大冲突。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造成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职权主义，虽然能够克服上述不足，但随之产生的法官中立性问题无法解决。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能适应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解决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诉讼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终极目标来讲，我国应在充分考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缺性后，依据我国诉讼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和完善溶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理念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确保新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在改革中受到不断撞击变化后，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案件的方式进入人民法院。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诉讼模式进行必要的变革和调整，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诉讼制度，以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诉讼模式转型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优化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诉讼理念、制度的设计到主体的行为规范，以至诉讼的结果等都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平正义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平、不正义因素。从目的上说，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一种恢复性司法，不仅要求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追求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纠纷，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公平正义观，它体现了双方诉讼地位的实质性公平和当事人的真正自由，追求司法和谐。和谐主义诉讼模式运作的基本机制是诉讼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协调配合运行的作业，他们之间应是在平等的前提下的互动与协作；是诉讼参加者（含法院在内的）相互之间平等自主的充分交流、协商与沟通。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以人为本，和谐诉讼；诉审协调，和而不同；诚信尽责，协同推进；援弱济困，实质平等；繁简得当，方便有效；调判相宜，胜败皆明；公正权威，案结事了；纵横规范，多元衔接；社会正义，回归和谐。一句话，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在司法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从宏观上说，我国和谐主义诉讼的内容主要有：第一，辩论原则中应包含法院必须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应为当事人有完全的处分原则；第二，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三，法院审理裁判范围严格限制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内；第四，当事人撤消诉讼不需法院许可即可进行，第五，法院无权直接追加当事人；第六，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七，弱化法官庭审中的控制地位，强化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辩论上的主导性。第八，对再审制度，要求只有在当事人不具备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而又提出申诉的前提下才可由法院或检察院依职权进行再审。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要求有：

首先要从和谐主义诉讼理念出发，构建诉讼的基本原则体系。确立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地位，并将其作为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原则。

其次是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案件事实探明机制。充分肯定和保护当事人的自治性和主体性，在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保障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最终决定权。严格法院职权调查证据制度，完善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释明制度。

最后是法院在判决中要注重说理，法律观点要公开透明并告知当事人，在实行法官独立审慎办案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在法律适用领域中的程序参与权和知情权。

三、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

（一）公平正义是构建司法和谐的灵魂和基石

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是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的基础，它需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障体系。并制定和建立与之相造应的法律制度。

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和《政治自由论》中，对公平与正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从公平出发论证了公平、正义的本质和二者的关系，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既是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又是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人们评价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杆标尺，更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基础地位。没有它，社会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等都将无法实现。因此，构建司法和谐应紧紧抓住公平正义这个基石和灵魂。

搞改革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前提，公平正义是司法和谐的法律价值追求。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是我们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正义作为促进司法和谐的灵魂和基石，我们就能够解决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

（二）司法和谐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尤其是在现代文化多元化状况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道德伦理的规范已经无法到达真正普遍有效的制度约束目的，甚至连起码的人类公正都难以实现。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在于司法体制的全面保护。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我国的司法体制总体是和谐的，但的确或隐或显地存在严重的不和谐因素。之所以有不和谐的因素，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存在较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所谓“不平则鸣，不平则上访，不平则闹事”，所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产生源于没有全面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我们各级司法机关应当正视实际存在问题！老百姓为什么上访？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存在公平正义。司法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恢复性司法，它要求的不仅是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追求的是将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以使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和谐状态，使公平正义得到宏扬！

（三）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是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9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理想。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顺应了时展的潮流，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平正义，从本质上说属于社会、道德范畴，它是衡量社会制度、系统、重要活动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尺度。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社会条件下，社会不公往往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是引导人们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公平正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的；涉及整个社会生活，也涉及每个社会成员。从社会学角度看，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比较接近，没有悬殊差距；正义则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等。然而，公平正义总是历史的、相对的，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只有在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具有了前提与基础。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越高，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也就会越高。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而社会不公现象是引起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社会和谐体现为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需求得到较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得到有效保障。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放到了突出位置予以强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等环节入手，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生活，都能依靠法律和制度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才能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制度则是其根本保证。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的生命力系于公平正义，制度的最大效用在于保障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而且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各项制度设计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真正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同时，坚持按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保障社会正常有序运转，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和谐正义观范文篇10

一、程序正义可以加强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存在固有的缺陷，因而任何一种程序都不可能十分完美，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善的正义。无论诉讼程序如何设计，均不可能完美的实现实体正义的结果。

另外法律基于其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的特质，在取得其积极价值的同时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从而具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三大局限性。不合目的性是因为法律具有普遍性，其在作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工具时只注意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因而即使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适用于个别情况可能是不公正的。不周延性是由于法律的确定性难以实现造成其实然的外延小于应然的外延，即存在法律漏洞。滞后性是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而不能自我调整追随社会的发展并与之相适应，从而造成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脱节。

还有虽然刑事诉讼以发现真实为目的，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物质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不可能将纠纷的真实过程还原，只能根据诉讼中所能利用的资料再加上法官的经验及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的推定作出合理的事实认定，而这种认定的‘真’并不一定是事实上的‘真’。

从以上可以看出，程序建构和法律本身的缺陷以及认知水平的局限，诉讼结果不可避免的出现不正义，所以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正当性绝无可能单纯通过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而得以确立。如何使一个可能在实体上错误的裁判结果获得正当性，程序正义就成为加强司法机关权威和司法裁判正当性的必然选择。

诉讼的目的是要解决纠纷，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就是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认真适用法律，展示法律文化的魅力、树立善良的风俗、塑造行为的范式。但是任何程序所做出的决定都不可能实现皆大欢喜的效果，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部当事人的不满，程序要件的满足可以使决定变得容易为失望者所接受；程序要件不充分的决定，即使其目的是正当的也容易引起争论，从而造成贯彻执行上的阻碍；如果要强行实施之，那么就回给全社会以一种被放大了的压抑感；而如果试图解释说服，那么就只能是事倍功半。

法律权威固然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但是这种强制力有可能使法律权威异化为粗暴的威力。只有吸收不满才能促进纠纷的真正解决，公众对解决纠纷程序之公平与否的感觉最终决定着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程序公正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法律的内在化、社会化效果。只有通过程序的公正才能获得公众的真正服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司法机构也就建立起了权威性。

二、程序正义有助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随着哲学对人的本质与价值思考的深入，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主体性原则也就作为一项重要思想原则体现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正是主体性原则的保障，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自由，保证人类所珍视的基本权利——人权不受野蛮的践踏和肆意的侵犯。

人权保障理念是程序正义的核心目标，这就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将被指控有罪行的人作为有着其自身目的的主题来对待，而不是将他作为惩罚的对象和获得证据的工具。在程序正义理念下任何人在刑事诉讼中均应当享有一些与生俱来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受到公正地对待。

法官中立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是指法官必须不偏不倚、消极中立，不受偏见、利益、不适当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允许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者在程序决定的制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尊重。然而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对于程序正义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方几乎总是处于较弱的地位，他们在程序中理应受到更多的照顾，因此法律必须通过拟制的手段加强辩护方的力量，这就是程序正义的平等武装要素。程序正义还要求程序理性，即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做到仔细地收集证据并对各项论点进行考虑；仔细地对这些证据和论点进行衡量；冷静而详细地对案件做出评议；公正而无偏私地解决问题并以事实为根据；对判决和决定提供充足的理由。程序正义还有一个要素是及时性原则，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对被告进行迅速的审判乃是被告的一项基本人权，因为久拖不决一方面有可能使被告遭受无限期的羁押，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使被告的法律地位处于长期的不确定状态，而这与人类追求确定性的心理本性相违背。

程序正义正是由上述五个要素来规范诉讼行为，通过抑制、分工对权力进行制衡，补充了实体法控权的不足，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效率与自由的协调、形式合理性与实体合理性的结合。使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和承认，从而使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标得以实现。

三、程序正义能够促使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得到真正实现

法律的指引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提供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模式，引导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法律的教育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其规范和实践活动教育人们接受一定的行为方式，培养一定的行为习惯。

虽然法律规范一般由假设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是一种确定的指引，也是对公民的教育。但是法律规范毕竟是很生硬和枯燥的，并不能以很直观的形式给公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程序的参与者则可以亲身体会法律的氛围，正义的程序可以给参与者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力，使他们对法律有更深的体会。正义的程序使一个人在国家审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协商的地位，即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他的意见和辩解被认真而充分的听取。。这样，不论被告人最终被定罪判刑，还是被无罪释放人们都会确信这种结果不是裁判机构任意或者随意作出的，而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和讨论，也听取了被告人本人的辩解，因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使裁判结果的形成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实施过程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正义程序形成的裁判结果不管对其是否有利，都会从心理上真诚接受和承认。只有让社会公众从心底里对法律产生信服感和尊重感，法律才能实现教育和指引功能，进而实现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秩序的功能。

另外，程序正义使公众对对法律尊重和重视，相信法律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正义，保护其合法权益，对法律有一种信任感和近乎宗教信仰的感情，这就具备了朴实无华的守法思想，愿意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法律的指引和教育功能才真正得以实现。

四、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首要前提

公正的法治程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实现。美国学者罗尔斯在阐明程序对实现法的内容的辩证关系时指出，追求实体公正，只能在保证程序公正的条件下获得。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正当程序的基础之上，实体正义才有可能实现。这是由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不同属性决定的。实体正义具有相对性，程序正义具有绝对性，程序正义的绝对性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程序是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则加以建构的，遵守这些规则谓之合法，反之谓之违法。合法为正义，违法为非正义，它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而取决于法律规定之准绳作用。法官只要按法定程序进行诉讼，不仅能较好地保证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受到正当、平等地对待，也能够更好地使判决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精神。关于实体正义的相对性，北大教授陈兴良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绝对的实体公正是不可能的。诉讼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找回案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真实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情况相一致。但由于人们对既存的案件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诉讼中的查明事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在客观真实不可得的情况下，人们退而求其次，追求法律真实，法官在追求法律真实中无论是对法律的理解上，事实的认定上，还是最后结论的形式上都无一例外地渗透着主观意识和客观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正义具有相对性。二是实体正义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衡量尺度，即使是罪与非罪的界限，也不像数学公式所表示的那样精确。至于量刑，对某一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内到底是判三年还是五年，很难说有一个精确的标准。同时，社会公众对于审判结果的正当性也很难作出直接的判断，也只能借助于程序的正当性加以衡量。三是实体正义具有一定的主观感受性，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在许多时候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互融合的。严格按程序审查案件，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实体真实，而且即使是实体处理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也能够使人容易接受。例如：有些败诉的当事人对判决结果感到不满，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也相信承办法官是公正无私的。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丧失了客观的依据而只能接受。这种结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的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程序的这种功能，被我国学者称为吸收不满的功能。当不满像汹涌的洪水泛滥时，程序像宽阔的大海将其接纳，当不满像凶悍的猛虎袭来时，程序像茂密的山林，将其淹没。洪水猛兽般的不满在大海群山般的程序面前会平静无息。因此，程序正义能够强化当事人对实体正义的认同的这种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即使实体处理的是公正的，由于违反正当程序，当事人受到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他同样难以对实体正义认同。

五、程序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要素，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角度看，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和谐应当是整体和谐、全面和谐，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和谐。每个公民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和谐，等等，都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基本特征。而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就不能离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贯彻，有利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实现。

.程序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西方一位法学家曾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就是将正义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在这种程序中，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被置于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受到裁判者的充分关注，因而会产生一种受公正对待的感觉，社会公众也会对判决结果连同其据以形成的合理根据一起表示认可和满意。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即使裁判结局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无关。这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秩序，使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