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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语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8 19:22:15

和谐语境

和谐语境范文篇1

一、和谐社会与和谐教育要求高职院校将法制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和谐社会包涵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多方面的内涵。和谐教育作为和谐社会的子系统及重要标志,其内涵一方面要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要求,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符合教育本身发展的基本规律,保证其内部和谐。和谐教育应该包括教育法治、教育公平、教育主体之间诚信友爱、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内涵。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和谐教育都将法治理念放在首位,将法制教育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因为法律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矩”,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调节手段。借助于它,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才得以建立和维护,社会结构才得以完整和谐,人们彼此之间的活动才表现得有条不紊,整个社会有机体才得以灵活运转。

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是以普及法律知识为主。这种教育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了学生的法律意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社会生活环境日趋复杂,青年学生处在思想不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型时期,仅仅通过课本上的法律条文的学习,往往不能准确理解条文的含义和法律精神。因此,这种普法式的教学方式既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适应高职院校学生提升法律素养的要求。

法制教育是指非法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大多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从某种角度看,把传统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高职院校在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法律知识灌输,轻法律意识培养

法律意识应成为法制教育的首要目标,因为法律意识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法律、法规的质量及其效果,还直接决定着人们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和运用以及对违法、犯罪现象的抵制和斗争。可见,法律意识的水平大到反映一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发展的程度,小到反映一个公民对法律现象的认识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态度。

高职院校的法制课教材大多具有知识性和广泛性的特点,知识性表现在教材多以介绍各法律部门的基本规定为主,广泛性表现在法制基础教材内容广泛、庞杂,几乎涉及了法律专业所有的基础课程,这等于将法制教育与法学教育混为一谈。此外,教师依教材来介绍法律,这样会不自觉地重法律知识灌输而轻法律意识培养。他们把法律知识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让学生背诵,然后再找一些案例分析的样板去培养所谓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根本无从谈起。

(二)法制教育的定位不准

在法制教育的定位上,高职院校仍然把法制教育作为德育的组成部分。原国家教委牵头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开宗明义———“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这使法制教育定位问题上产生一个误区,大多数人认为法制教育是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法制教育以法律为核心,德育以道德为精髓,两者尽管有密切联系,但有本质的不同。法律关注的是整体,道德关注的是个体,法律和道德不是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他们也强调道德教育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教育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长期以来,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属于两课的组成部分,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在一些高职院校中,法律基础课是由两课教师担任的。把法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而且还将致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形形色色的高职院校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进行普法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德育(政治课)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现在,两课课程体系正在进行改革,法律基础课与思想品德课合并成为一门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搞好法制教育,是摆在法制课教师面前的新课题。

(三)法律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法制教育体系

比较单一目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现象普遍存在。当前我国各行各业的职业准入资格并不以是否受过系统法律专门教育为条件,因此法制教育的各环节没有贯穿技术职业的特殊要求,培养的应用性人才却往往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法制教育与学生现实思想实际联系也不够紧密,因此社会对高职学生职业素质的评价不高。

但由于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一般也会相应开设与本专业有关的法律课。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的专业开设法律课比较随意,没有结合各专业的不同特点开设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课程。如一些经济类的专业开设了经济法课程,但存在课程与专业要求不符的现象。有些专业想让学生学习一些与合同、公司、保险等有关的法律,本来应开设民商法课程却开设了经济法课程等。

针对非法律专业的学生,高职院校几乎是整齐划一地开设一门《法律基础》课来完成“法制教育”任务。而对于《法律基础》课,大多学生只关心这门课好不好学,考试能不能过,而对学什么、怎么学大多漠不关心。久而久之,学生形成一些实用的想法,有的同学认为,法律学不学无所谓,需要的时候再学也不迟。有的同学甚至认为,只要我不犯法,法律奈我何!

三、改革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为和谐社会培养具有法律素养的高技能人才

(一)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自我教育的境界。”因此,高职院校在法制教育中应重视对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归依,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如果没有形成和培养守法的精神,形成法律信仰,在实践中也可能出现知法犯法、千方百计规避法律的现象,使法律形同虚设,丧失法的权威、法的尊严。因而,要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和培养法律信仰,知法是前提和基础,自觉守法即信仰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培养法律信仰,首先应针对高职学生的知识基础与主观需求,把握授课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做到有的放矢。其次,改革过去教学中重教学结果而轻教学过程的现象,注重在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和讨论。教师要创造问题情景,问题的提出要立足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分析能力。教学中要旁征博引、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能够透视社会现象。要重视教师自身作为法律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感染,重视言传身教。再次,要重视对教材内容的处理。教师要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提炼,处理好学生自学与课堂讲授、精讲与泛讲的关系。最后,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考试应主要考察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考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应为法律信仰这个中心教学目标服务。

(二)遵循法制教育特有规律,科学设置法律课程,构建与专业课相结合的法律教学内容

德育与法制教育均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都是为了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合格公民。德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提升人的素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进行塑造,采用法制教育与德育的结合,但不应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或德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换言之,发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完整体系且地位独立。

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方法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在教学中,可以采取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样,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固、更加深入。此外,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审判等方式,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参与、角色转换和辩论,从中感受到法律的精髓。有条件的学校可让学生旁听审判过程,通过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自觉获得价值判断。同时还可以通过包括校园网在内的互联网,进行在线法制教育,利用网络计算机声、光、影像技术,更广泛、更迅速、更紧密地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将法制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使法制教育入眼、入脑、入心。

法制教育的基本目标与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培养具有对与本专业法律规范有比较深入了解的现代专业技术人才。法律素养的欠缺,对任何职业而言都是致命的缺陷,职业技术教育中强化法制教育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把法制教育融入专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才具有生命力。因此,高职院校应敢于创新、敢于探索,开展调查研究,关注市场的需求,为提高学生自身的竞争力搭建好的平台。除开设一般的法制课外,各专业可针对本专业的不同特点,设置与本专业有关的法律专业课。如理工院校发明创造比较多,可以配套开设涉及专利、商标等方面的法律课,文科类的专业可以开设著作权方面的法律课等。

(三)营造法制教育的校园环境,优化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高职院校要营造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校园环境,学校工作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体现对学生的尊重与关怀,坚持权利义务的理念,充分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牢固树立民主法治意识,使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更加切实地纳入到科学规范的法治轨道。在管理上应做到“依法治校”,“以法育人”,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权利价值,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激励学生的权利追求,有效地促进学生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的实现。高职院校要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之下制订自己的规章制度。例如,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让学生充分、有效地表达自己合理的见解和反映自身的利益,增强规章的正当性和学生的认可度。通过类似制度寻找学生利益和学校利益最佳优化点,减少规章实行的摩擦和阻力,促使高职院校的管理行为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审查性,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和谐语境范文篇2

从社会学视角看,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这对置身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在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个体的日常生活行为、学习、工作等,都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高职教育的态度来判断高职教育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高职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然而,近几年来,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且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和谐语境下,严重影响了“打造平安校园”的工作,反映出当前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亟待提高,也说明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有效性的缺失。因此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违法犯罪预防措施上的缺陷,探讨新形式下高职学生违法犯罪预防措施,是当前职业院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公民教育的理念凝炼: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现实的辩证思考

曾任、邓小平外交顾问的李慎之老人说:“30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

公民教育问题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近年来,为了回应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二元紧张关系,公民教育问题在西方社会再度复兴。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公民教育问题也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

公民教育,又称发展教育。联合国1975年定义为:“发展教育(公民教育)”是关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尊严、自主及社会公益等活动;鼓励思想交流及汇集,并行动起来以推动社会改变;塑造一个较合理和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国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注重“德育”的国家。中国由于有儒家的信仰,一直采取道德教化的方式。自建国以来,更是重视“德育”,提出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教育,并将“德”摆在首位。

如果说传统德育是教人做圣贤的教育,那么公民教育则是教人做人的底线。公民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教育的主流。公民教育在这个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将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同度和凝聚力。公民教育的发展,不仅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而且将是构建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是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体现,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随着教育的改革,高职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

有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2004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从43万人增长到237.43万人,在校学生人数从117万人增长到595.65万人。到2007年,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到1168所,当年招生283万人,在校学生达到861万人,约占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的一半。2008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共有1184所,年招生规模达到310多万人。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占到了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一半。高职学校所培养的大学生,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而且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生力军。可以说,高职学生的法制观念如何、法律素质怎样,将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然而,由于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性缺失(法制教育有效性缺失,是指由于法制教育活动不能起到指导、解惑、规约的社会现实的作用,特别在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规范其行为上不能表现出相当的正向结果,从而使人们对法制教育本身存在的价值、作用产生疑问,否认其在社会结构中应有地位的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的高职生犯罪呈增长趋势。如某高职学院2008年12月份的案情通报称:从2005年至2008年6月底,该院学生有42人次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受到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处罚,归纳起来有三类情况:①抢劫偷盗;②寻衅滋事;③聚众斗殴(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原因与预防对策,/xxpx/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

从另外5所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资料统计来看,2002-2006年各高职院校在校学生犯罪人数不断增加。2002年为3人,2003年为6人,2004年为18人,2005年为25人,而2006年则达到了30人。从调查了解的情况以及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类型涉及盗窃、抢劫、抢夺、强奸、杀人、纵火、投毒、、、诈骗、故意伤害等。而且,这些犯罪类型的犯罪性质都在不断升级,盗窃由过去的盗窃现金发展到偷盗高档生活用品、有价证券、电脑等;在诈骗案中,利用信用卡“搜刮”银行的巨额钱财、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等都出现了(黄汀著.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预防研究,2008,5.)。

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的原因很多,但法制教育有效性缺失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是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门径狭隘,对广大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基础知识的普及重视不够;其次,法制教育的目标尚未真正上升到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高度上来;再次,法制教育流于形式,忽略联系社会实际、现实发生的典型案件、校园法治氛围及大学生现实思想状况等。因此,这种现状应当引起高职院校、法律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可见,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制教育,提升法制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路径选择:提升法制教育有效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所以见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长期的培养。”法制教育有效性本质上也是法制教育活动结果与社会和个人需要是否相符及相符程度高低的判断,是法制教育活动产生与出现正向结果的效能属性,主要表现为法制教育活动在实现既定教育目标上的程度,受教育者思想行为的变化符合教育者主观要求的真实度。笔者认为,要提高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性,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找准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契合点,增强法制教育效果

在我国目前高职院校教学大纲和教学实践中,法制教育一般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其实,道德和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是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的。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法律意识的培养仅靠德育教育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要提升人的品质,应当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宜采用法制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思想道德教育是基础,法制教育是底线,法制教育离不开思想道德教育,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一方面,加强高职生的法制教育有助于培养其思想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又能为高职生法制教育创造良好的思维环境。法制教育必须以良好的思想道德作为基础,失去了思想道德基础,法制教育就丧失了自身价值的合理性。只有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两个方面一起抓,把法律意识融入到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中,将道德内化为大学生自身的观念,使法律至上的意识升华为大学生更深层次的道德义务要求,才能把高职生培养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2.法制教育形式要丰富多样、寓教于乐,增强高职学生法制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在职业院校,法制教育的形式仍比较单一,而法律是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把教学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使学生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要努力探寻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

建立队伍,找准衔接点。针对目前职业院校法制教育教师的情况,职业院校一是应积极引进具备高素质的法律专业教师,充实法制教育师资队伍,保证学校法制教育课程的有效实施。二是应大力鼓励现有法制教育的教师通过进修、培训的方式,提高自身的法制素质,同时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职业理想和道德水平,培养一支综合素质高的法制教育教师队伍。同时,选聘政法部门的优秀人员协助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和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从而解决校内外法制教育的衔接问题。

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接受系统的法制教育。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因此,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应当与实践性、应用型教育相结合,为此,在教育内容上,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可以“够用”为度,不追求理论知识体系的准确把握,但应着力使法律理论密切联系高职学生的实际。比如,合同的内容与成立条件、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法庭审判的程序、如何打官司等。另外,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还可突出一两项技能的培养。比如安全防范专业,可以突出介绍我国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计算机软件专业,可以突出介绍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会计法、税法等可以作为财经类专业必修的法律,等等。这样,学生除了进行了法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与职业有关的法律知识教育,使法制教育适应了学生的内在需求。

在其他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深化法制教育。寓法制教育于其他学科教学当中,通过学科渗透对学生进行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教育,促使学生知法、守法、用法和护法。

努力提高法律课程的教学效率。在校内开展学法用法实践活动,充实法律课程教学内容。这是最有效的途径,如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审判活动,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比赛,举办各类违法犯罪图片展,举办法制教育专题报告会,出法制教育专题墙报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既丰富了校园生活,又对学生进行了经常性的教育和熏陶。增设教学活动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选用社会治安、学生违法犯罪等与青少年联系密切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已学过的法律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教会学生从法律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

结合实际,找准共鸣点。各学校应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如组织学生参观监狱、劳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戒毒所等;到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案件,让学生亲临其境,感受法律威严。同时,“请进来”,借助外部力量齐抓共管。如邀请司法专业人员到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系列讲座;邀请正在服役的少年犯到学校来现身说法,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

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保障学生法制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学校要把学生参加教育基地的学习培训作为法制教育的必修内容和教育常项,把学生的法制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3.将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与学生就业、创业相结合,促进法制教育职业化

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动手能力强、市场需求量大的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职业化的法治人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制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制教育除了进行法学基本知识和理论教育以外,还应重点的、有针对性的进行和职业相关的法律知识教育。就业是高职学生面临的首要问题,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不能离开这个导向。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应以就业和创业为导向,以培养社会、行业所需的职业能力为核心目标,以从事现实职业活动所需的任务要求为方向,以现实职业活动进程为组织教学活动的线索,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在法制教育中,应结合学生就业实际,突出对《劳动法》、《合同法》、《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法规政策等方面法律知识的把握。

4.培养高职生的法律信仰,确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核心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宗教、理论主张以及原则等的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全方位变革,法治国的首要特性便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也就是法律拥有最高权威,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时代对当代大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中,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首先应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培养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应是法律意识中的较高层次,是法制教育的核心。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律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律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因而,培养法意识、法律信仰是法实施的根本途径,是依法治国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要培养法信仰,首先应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有足够了解。根据教学对象的知识基础与主观需求,把握授课时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有的放矢。其次,增强高职学生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再次,改革过去教学重教学结果而轻教学过程的现象。要重视对教材内容的处理,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授课前教师要创造问题情景,问题的提出要立足于启发学生思维、锻炼学生分析能力。教学中要旁征博引、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能够透视社会现象,是课堂充满知识感和现实感。在举例时,要重视现实社会问题对于学生法信仰的“激活力”和“杀伤力”。要重视教师自身作为法律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感染,重视言传身教。重视对学生的课外自学指导,通过作业来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扩大学生课外阅读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和学生交流、沟通,摸准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以便发现教学重的疏漏。考试应主要考察学生理解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考核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应为信仰教育这个中心教学目标服务。

和谐语境范文篇3

关联理论与会话含意

摘要：言语交际是人们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它实际上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具体运用语言的过程。本文根据关联理论，用实例试分析影响会话含意理解的各种因素，以便日常交际顺利进行。

关键词：会话含意；因素；关联理论

RelevanceTheoryand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

JiangShenying

(ShenyangInstituteofAeronauticalEngineering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LiaoningShenyang110034)

Abstract:Languagecommunication,asanimportantchannelforideaexchangeandinformationconveyance，isintrinsicallyaprocessoflanguageuseinaspecificcontext.Thispaper,basedonRelevanceTheory,analysesthevariouselementsthatinfluenttheunderstandingof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swiththepurposeofthesuccessfulcommunicationinourdailylife.

KeyWords: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variouselements;RelevanceTheory

1.0概述

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为了表达思想、传递信息是离不开与人沟通的，这就是交际。而具体的交际过程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场合及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与书面语相比，口语话语具有省略、简化、时效性强等特征，因而对语境的依赖性比书面语更大。而且在交际过程中，在某种场合，有时交际者会出于某种目的或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比如修辞和外交辞令的使用、婉转的批评或拒绝以及用幽默的口吻表示异议等，有意转弯抹角，将真实的意图隐藏在字面之下，作为听话人就只有借助语境(context)、透过字面来推导说话人的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否则就会使会话中断或者失败。所以，交际的效果与交际者对交际环境，即语境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这是个值得探讨与研究的课题。本文尝试用关联理论分析影响和决定推导会话含意的诸因素，以便交际顺利进行。

2.0推导会话含意的理论原则

2.1合作原则是产生会话含意的基础理论

合作原则是生成会话含意的初始理论，根据Grice的理论，在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都应遵循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以达到交际的目的。合作原则包括四大准则：量的准则(quantity)，质的准则(quality)，关联准则(relevance)和方式准则(manner)。如果交际双方遵循了这个原则，那么说话人的意思就是字面所表达的意义，即话语的自然意义(naturalmeaning)。，Grice的合作原则只能解释听话人采取的是合作态度，而说话人又成功地把信息传递给了听话人的交际行为。

下是因为第一说话人遵循说得“尽量少”的准则，提供极其经济的信息量，使得第二说话人在扩充信息时有机可乘，做出幽默。例如：

(1)(Twofriendsarechattinginthepub.)

A:Mywifedoesn’tappreciateme.Doesyours?

B:Iwouldn’tknow.I’veneverheardhermentionyourname.

A遵循着说得“尽量少”的准则，用Doesyours来询问B的妻子是否欣赏B。但由于Doesyours是省略的用法，在上下文中既可以理解为Doesyourwifeappreciateyou,也可以理解为Doesyourwifeappreciateme。显然A意图表达的是前者，而B故意曲解为后者，他说的“不知道，我从没听她提起你”，正是以幽默来戏弄同伴，达到幽默的效果。

但事实证明人们在交际中，往往会有意地违反合作原则，此时话语的意义就不再是字面的所表达的意思了，即非自然意义(unnaturalmeaning)，说话人的意图或目的隐含在字里行间。作为听者，是否理解非自然意义就决定着他是否能够理解话语的真正含意，即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s)。所以合作原则不能充分解释人类所有的交际行为。要想真正理解这种表达法的目的，还需将话语与话语所发生的环境相联系，于是就产生了关联理论。而关联理论可以解释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信息的成功传递。

2.2关联理论是理解会话含意的核心理论

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rule)为基础，也不以准则(maxim)为标准，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认为，人们认知事物时总是遵循着一条Sperber和Wilson称之为关联的原则，即根据与之有关联的信息来认知事物。他们(1986：158；1995：260-66)提出的关联原则是：⑴人类认知常常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认知原则)；⑵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交际原则)。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通过明示(ostensive)行为向听话人展示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为推理者提供必要的理据；听话人就要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进行推理，而推理就是寻找关联。关联指的就是说话人的话语在听话人的语境假设中可以产生语境效果。而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示，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惟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所具备的最佳的关联性(译文参考何自然、冉永平，1998)。Sperber和Wilson建立的推理模式可用下面这个公式表示：说话人话语＋听话人语境假设＋演绎推理＝语境暗含→语境效果→交际成功。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关联理论是理解会话含意最重要的手段。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展示关联原则是怎样在明示－推理交际中起作用的。例如：

(2)Mike:Shallwegotothemovies?

Mary:Ihavetostudyfortheexam.

从字面意思上看，Mary的回答是和问题不相关的，因为Mike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提议，他期望对方的回答是接受、拒绝、其他的建议或讨论等，Mary的回答是怎样被理解的呢？理解Mary回答的关键在于找出关联。为了从Mary的回答中找出关联，Mike必须根据当时的语境再结合自己的认知环境提出语境假设①，并从中推断出语境暗②。

①a.Goingtothemoviestakessometime.

b.Studyingforexamstakessometime.

c.Ifyougotothemovies,youcannotstudyforanexam.

d.Ifyoustudyforanexam,youcannotgotothemovies.

e.Generallyonecannotbothgotothemoviesandstudyforanexamatthesametime.

Mary:Ihavetostudyfortheexam.

②I(Mary)cannotgotothemovies.

③既更改了Mike的认知环境，同时得出它所花费的处理努力又较小，因而Mary的回答的关联度是较大的。因此，Mike认为②是Mary的真实意图。

3.0影响会话含意理解的诸因素

3.1互明是理解会话含意的基础

交际双方能否达到互明是话语获得关联的基础。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informativeintention，即自然信息)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intention，即话语背后的意思)的明示—推理过程。首先，交际双方应该达到互明(mutual-manifestness)。互明指的是交际双方共同明白的事实或交际者之间对共同话题的相互明白的表现，那么说话人为什么要施以明示行为呢?因为只有通过明示行为，才能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建立联系，没有这种联系，说话人将无法改变他人的认知环境。可见，说话人施以明示行为并与听话人达到互明，既有认知意义又有社会意义。所以，交际改变说话人与听话人相互之间的认知环境。但是，互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交际能否继续，持续多长，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的明白度(Grice,1975)。其次，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这就需要听话者对说话者的话语进行推理。这种推理是一种思辨过程，它要求听话者对说话者的明示行为(ostensive)中所表达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刘绍忠，1997)。任何一种明示行为在它的信息意图背后都隐藏着交际意图；或者说，寻找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首先要理解他的信息意图或字面意思。一旦了解了字面意思，听话人必然进一步去寻找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可见，关联理论是与交际者认知能力紧密相关的,而互明又是理解会话含意的基础。如果交际双方不能互相明白，话语就无法建立适当的关联，最终造成误解、冲突。

下面这段对话选自ErnestHemingway的《一天的等待》（ADay’sWait）。

(3)(Context:Theboywasnineyearsold.Hewaswaitingtodiethewholedaybecauseheheardthedoctorsaidtohisfatherthathistemperaturewasahundredandtwo.)

Boy(Bforshort):①AbouthowlongwillitbeforeIdie?

Farther(Fforshort):②What?

B:③AbouthowlongwillitbebeforeIdie?

F:④Youaren’tgoingtodie.What’sthematterwithyou?

B:⑤OhIheardhimsayahundredandtwo.

F:⑥Peopledon’tdiewithafeverofonehundredandtwo.That’sasillywaytotalk.

这个话语误解可以用关联认知理论进行分析。在话语最初①,Boy问Farther他什么时候死，他的明示行为的话语意图显然是让Farther知道：他一整天都在独自一个人勇敢面对死亡，Farther对儿子的问话感到震惊、不理解，因为他知道儿子的体温是华氏102，发烧不会危及到生命，并产生出与之最相关联的话语②“What?”和④“Youaren’tgoingtodie.”“What’sthematterwithyou?”以及⑥“That’sasillywaytotalk.”此时Farther误以为儿子因为发烧而在说糊话，由于双方不能互相明白，话语就无法建立适当的关联，最终造成误解。在日常会话中，交际双方由于社会、心理的因素，话语意图随时在改变，要时刻达到完全互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Sperber和Wilson认为，如果交际双方能始终保持互明，为“完美关联”建立基础，那么它的社会意义就要远远大于认知意义了。

3.2语境对会话含意的推导和理解起着决定作用

对于会话含意的理解而言，语境是一个开放的范畴，要正确理解话语就要纵观交际者交际的各种主观因素(言语使用者的目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经历、修养、爱好、性别、处境、心境等)和客观因素(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前言后语等)，并使之与话语普遍、有机地发生关联。语境是推理过程中产生的认识，而不是预先设定的条件，所以理解语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会话含意的理解，取决于交际双方对语境统一的建构和把握，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也是心理活动的结果。例如：

语境：一位母亲抱怨自己儿子调皮。另一位与她谈话者说：

(4)Aboyisaboy.

如果不联系语境，仅从字面上看，这句话似乎没有任何交际价值，但遵照会话原则去推断，他一定是要表达一种意思，而且是话中有话。这时听者就需要靠智力去产生语境含意，这个人很含蓄地道出他的个人见解，使听话人自己思量话语的言下之意。如果这位母亲能准确地将语境与话题相联系，并运用她所掌握的男孩的特性这一共有知识，话语后面隐含的意思就可以推导出来，即“男孩本身就比女孩调皮”或者“调皮是男孩的天性，不必过分指责”。尽管话没有直说，但表达的意思远远超出了字面本身，而且这样说，既给这位母亲留了面子，又帮助她解决了困扰她的问题，使人感到这个人讲话很有分寸。因此，在面对面的交际中，双方更应当仔细地察言观色，以捕捉住每一个语境信息，否则，交际会陷入困境。

3.3认知能力是建构和谐语境的根本

在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是相互依赖的，听与说的角色也在频繁地交替，如果彼此心有灵犀，那么交际就会十分顺畅。反之，假如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也就是无法将字面意思与说话的时间、场合、环境、讲话人的心情、语气、肢体语言等相联系，或发生关联，或者听者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交际就会中断或失败。所以，交际者的认知能力是语境生成的绝对因素。例如：

语境：在餐厅里。

(5)A:Thereisadeadflyinmysoup.

B:Yes,sir.It''''sthehotliquidthatkillsit.

理解这组对话，不能只看字面，否则会得到与讲话人的意图完全相反的解释。对于客人的投诉，服务员用幽默的口气回应，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当然，对于话外音的理解只能靠双方构建的和谐语境，而且双方的和谐程度越高，交际的效果越好。

由于交际对象的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不同，继而他们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地位也不同，他们对同一问题的明白程度自然会有所不同。况且说话人本身的意图实际也是一个动态的变量，这就需要听话人时刻都要注意调整自己对对方话语的明白度，重新进行推理，这些都直接影响听话者能否有效理解说话者意图,也影响交际是否能够成功。

4.0结论

综上所述,语境是理解话语隐含意义所不可缺的，而且交际双方对语境建构的和谐程度越高，越能够准确把握会话的含意，交际的效果就越好。听话者在处理信息时有许多语境假设。这种语境是最广义的语境,不仅包括对前文、情景的了解,还包括记忆中的世界知识、信念、以及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相互了解，等等，语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会话含意的理解就是听话人将其语境假设和输入的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地说就是用推理来寻找输入语句的命题和语境假设之间的关联性，目的是用最小的认知努力得到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有效的理解说话者意图，即说者的会话含意，获得成功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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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1995.

[3]Blakemore,D.UnderstandingUtterances[M].Oxford:Blackwell,1992.

[4]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5]王传经.论会话关联[J].外语学刊，1994,(5).

[6]苗兴伟.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J].外语学刊,1997(4).

[7]何兆熊.语境的动态研究[J].外国语，1997(6).

[8]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9]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0]李杰.语境与会话含意[J]外语教学,2001.

和谐语境范文篇4

不过，仅就处在“童年期”的生态电视剧而言，也有几部难能可贵的作品实有开山之功。如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在贵州乌蒙山区石漠化严重的绝地上，盘江村村民如何求生存、求发展，最后依靠科学发展成为小康村的曲折故事的《绝地逢生》；讲述上水村村主任钱大宝的女儿钱多多引进观光项目，与父亲发生观念上的冲突，而村主任的弟弟钱二宝利欲熏心将花岛的石材作为了中饱私囊的摇钱树一系列曲折故事的《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等。可喜的是，生态电视剧支脉未断，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永远的田野》是这类电视剧又一部力作，再次拓宽了电视剧创作的视野。故事说的是由于望海村的村民对向海自然保护区的破坏，有关部门决定将望海村从行政区划中撤掉，身患癌症的村主任黄榆回到望海村，决定用行动保住自己的家乡。其间，敷衍了他主动想促成自己的女儿与“刺头”乔海山的儿子的婚事、截留了政府给村里的救灾款买了树苗和草籽、乔海山向乡县两级政府反映了黄榆挪用救灾款的事情使黄榆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等情节。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击倒黄榆，他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吹响了保卫家园的号角，使村民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的重要，向海又恢复了它的美丽。这部作品播出以来，好评不断，其学理意义值得探讨，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生态电视剧是电视剧生态多样化的体现。每一门艺术的表现内涵应当是丰富多彩的，作为极具综合性的电视剧艺术也不例外，它理应是全方位反映人类历史进程中作为有情感的人的所历、所思、所盼。但是，由于电视剧艺术在收视率的片面考核下，通过“看不见的手”的牵引，电视文艺工作者不得不将视角向外，投向了荧屏热播剧，并加以模仿，而不是将视角向内去感悟万物、体察民意、触摸灵魂。这样一来，电视剧这种本应全方位拓展的艺术创作视域变得窄小，其表现就是撞车、跟风，窒息了其他题材电视剧的问世。生态电视剧《永远的田野》的播出并受到好评，从一定程度来说，调控了电视剧艺术生态，使其向着应有的多样性方向延展。正如曾永成所说：“只有尊重多样性，才能保证个性发展的广阔空间，才能在多样性的综合中生成更高的形态，并且保证人性生成过程中的生态平衡，使多样性的人性可能互补共生，甚至相辅相成”。

其次，生态电视剧要在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中反映

“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生态电视剧理应强化“科学发展”理论在剧情内容中的哲理统领作用，但是它不应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和乏味的图解而成为新闻的人工复制，而是让这种“关系”哲理“从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正如电视剧《永远的田野》，并非只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的一极来诠释政府的决策以及与之对应的基层村官的智慧，而是从更高层即“人与人”和谐的一极来展开故事。剧中的村主任黄榆与乔海山、“米沙子”的对手戏做得很真、很活，设置矛盾自然流畅，黄榆身上“土皇帝”的霸气、大家族的族权彰显；而矛盾解扣又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促成女儿与乔海山儿子的婚事、以德报怨接“米沙子”回村等。这些故事的铺排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中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确，如果没有望海村的整体意识觉醒和一致行动，解决望海村与向海自然保护区的矛盾将成为空谈。更进一步讲，如果没有国家的意志、社会的共识，解决一个国家发展中人与环境的矛盾就断难完成。

第三，生态电视剧要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人的想象”

和谐语境范文篇5

一、和谐语境下的执行难问题概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的提出,体现了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见,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人民法院的执行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拉丁法谚云:“执行乃法律之终局及果实”。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量,根据执行文书的规定,强制民事义务人完成其所承担的义务,以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活动。执行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执行难是指民事强制执行难,笔者认为,它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舆论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作用,尽管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采用各种执行方法,但是仍然无法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利的现象。“执行难”是制约法院公正、高效司法的一道瓶颈,解决“执行难”问题,事关法院的司法权威,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诚然,执行难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应当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统一,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执行难问题的成因分析与对策探讨

(一)法治观念不强是造成执行难问题的思想根源。此处的所谓法治就是要确认法律在执行工作中的最高权威,一切执行工作都必须坚持以理性的、非人格化的、公开而明确的、相对稳定的法律为依据,严格的依法办事、依法执行。在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中,司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使得司法机关在全社会具有特殊地位[1]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义务本位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的权利思想比较淡薄,形成了一种服从位尊者的思维和行为定势,因而很难在全社会树立起契约神圣、诚实守信、主动服从司法裁判的现代法治观念。执行难问题久治不愈,根本原因即在于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面对这样的现象,笔者认为单纯的法治宣传并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做好相应的配合。我们应当一方面加大法治宣传的力度,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司法权威性的认同,另一方面抓紧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全面记录社会成员的信用信息,并对失信者在融资、投资、经营、置产、就业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和惩罚,以督促社会成员诚信经营、遵规守法。

(二)立法不完善是制约执行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执行制度的基本法律缺失,至今还没有一部单独的执行法律。我国由于缺乏对于民事强制执行性质及其地位的认识及受传统“重审轻执”观念的影响,执行程序一直被作为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的一编。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在这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建立和完善了许多制度,其中关于执行的条文也达到了三十四条,但仍未摆脱过于原则化的立法模式。同时目前有关执行制度的立法中还存在立法层次偏低的问题,执行实践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的联合发文以及各地的地方性执行规则、执行法规,层次偏低,且立法不够统一,相关规定粗疏,有的执行制度只是在民诉法中作了原则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比如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案外人异议、申请执行人变更执行法院等,有的执行制度虽然有所提及,但是不够全面,比如参与分配、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执行优先权、执行竞合以及执行员的职级、等级问题等。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我国30多年的执行实践告诉我们,执行程序从《民诉法》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外有成熟的经验也可借鉴,如英国的强制执行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日本、奥地利等国也均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制定了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日益突出的执行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要求立法者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这部法律规范应该包括从执行的引起,执行的风险,执行结案方式及其具备的条件,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及后果,妨碍执行应采取的措施,强调当事人主义。这些方面,急需明确规范和强有力,以规范执行活动,执行措施和当事人行为。

(三)执行体制不合理是执行难问题难以解决的内部原因。从实践看,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最大困难来自于权力配置不合理、地方利益的自护和人情社会的挑战与影响,而且,当事人不顾诚信过度维护自身利益也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而逐渐增多。导致执行难度加大、司法权威降低。更重要的是。执行体制的设计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仅仅着眼于解决一时出现的困难,使得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积累。日益放大,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执行难”的社会问题现行执行体制下不同层级法院分散独立行使执行权力,导致执行资源与力量的分散,难以形成合理的执行资源配置。是造成执行力度不足、监督管理效果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树立宪法意识。明确执行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特点,但其仍是司法权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由法院主导并行使。其次,要在上下级法院执行机构之间建立起以管理和监督案件为主的统一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合理整合辖区执行资源,有效排除执行干扰,强化监督力度,确保民事执行功能的有效发挥。审判权的审级之间相对独立的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而一旦裁判生效,对其服从和尊重就是保障司法权威的需要,必须上下一体坚决维护裁判的权威,这是建立执行统一管理体制的法理依据。

三、结语

破解执行难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这一问题的产生不仅有法律方面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必将是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执行难的最终解决在于法治社会的确立,在于执行体制的完善,在于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笔者相信,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的指引下,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执行难”问题定能得到切实有效地解决。

和谐语境范文篇6

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

1.体育建筑文化。建筑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是哲学观念、伦理观念、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美学思想、行为心理、环境意识等多方面精神因素的外在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上建筑实践的迅速发展，体育建筑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并且日益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建筑实践的发展正在推动着体育建筑文化的研究，体育建筑文化的研究也将会促进建筑实践的发展。体育建筑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文化，它正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日益向人们展示出它特殊的风采。2.体育器材文化。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对体育器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随着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体育器材行业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制造工艺、设备，越来越多地应用微电子、计算机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航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等，为这个传统产业带来了根本的变革，使传统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大提高、高新技术产品不断提高，其中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体育器材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标志。3.体育运动服装文化。用服装来保护身体，不但是人类极好的生活手段及经济手段，而且是提高人类文化的手段。服装在人类生活中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和文化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服装是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人类服装的发展变化。体育运动服装是整个人类服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支，是随着体育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和发展的。4.项目体育文化。任何体育项目都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其中凝聚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智慧的结晶。因此，流行时间长和传播范围广、影响深远的体育项目都包含着不同区域和时代人们的体育情感取向和体育审美观念等浓重的体育文化意味。5.体育观众文化。在当今竞技体育的生长要素中，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体育观众。体育观众文化，不仅表示竞技体育赛事进程中观众的心理和行为的总体，也包括围绕竞技者和观众甚至管理者多方的社会关系，是一个由看台和传媒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心理需求的特殊的社会集群和社会文化现象。

解读和谐语境下的体育文化的建设

（一）体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成分。当前体育文化已被纳入《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并把其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基本内容其中包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体育精神、全面推进体育文化建设、努力扩大中华体育文化的影响力等。2.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体育文化建设是我们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体育文化建设维系着社会文化的建设以及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一次大型的体育赛事，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具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女排在世界杯的决赛期间，社会犯罪率大大降低，这足以看出体育文化建设对社会安定团结所起到的作用。3.建构民族精神支柱的需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的攻坚阶段契机下，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树立民族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4.展示综合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今世界各国都把体育作为展示国家实力的手段，并通过体育来壮大国威。拿日本、韩国来说，他们国家的高速发展都是靠加强文化建设来进行。他们除了提出“科技创造立国“”教育立国”等口号，同时更加注重体育的发展，加强国民素质的发展，其结果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体育文化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二）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必然会对人的整体素质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1.主体性原则。人是文化的主体，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类型，体育文化无疑是由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的人们创造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的人理所当然是体育文化的主体。这一界定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体育文化的服务对象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今后体育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二是判断、评价体育文化建设好坏的客观标准是人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可以说，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的人们是最有发言权的。2.系统性原则。体育文化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体育部门的责任，更应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只有全社会逐步建立起体育文化建设的系统网络，才能发挥系统功能，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3.融合性原则。融合与服务是相辅相承的，只有有效的服务才能达到全面的融合，而只有准确的融合才能有良好的服务。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体育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离开了经济的发展，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将走入歧途。体育文化要为经济的发展助威，经济则要为体育文化发展助力，通过互生机制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体育文化的发展。4.开放性原则。体育文化建设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与外界密切联系、共同生存与发展的开放式系统。因此，只有不断地开展对外交流，并立足自身优势，体育文化建设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三）体育文化建设与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共生互动效应1.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效应。体育文化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从属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体育文化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体育文化事业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它为物质文明建设发挥着文化渗透和精神重塑的作用。2.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效应。当前体育文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文化效应越来越明显。体育文化凭借其自身特有的魅力和特点，渗透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要求相一致的格局。综上所述，体育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活动，从诞生之时起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彰显出其文化建设的巨大功效。加强体育文化的建设，对于催生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人们有理由去积极寻求和谐视野下如何加强体育文化建设的方法，使体育这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类活动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陈洪鑫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体育教学部

和谐语境范文篇7

关键词：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规范；建议

一、引言

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是一门艺术，要源于生活，但却要高于生活，需考虑其受众的广泛性，其语言又不能太过拘谨和严肃。广播电视作为媒体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以其范围广、传播快等特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效应，而且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规范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语言文字健康规范的发展和国家和谐语言生活的建设。在广播电视中，播音主持要将书面信息转化为有声语言，不少学者将这一过程形象称为“再创作”。那么播音主持要如何再创作才能达到吸引观众的效果？如何提升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才能够得到受众群体的认可？值得相关人员认真思考。

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现状

早在2014年1月份，新华社播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其的重要通知中，明确指出：“发挥广播电视播音主持推广普通话的带头示范作用。”同时，严格禁止播音主持人员使用任何地方方言和粗俗俚语，要恰当使用网络热词，避免生搬硬套，不要求在普通话中夹杂外文，尤其是当主持不擅长的时候。又于2014年2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在召开的电视电台会议中，明确指出了广播电视播音主持普遍存在的语言问题，包括主持语言粗俗不雅、主持人滥用方言、不规范使用语言等十大语言不规范问题，并布置了规范播音主持语言的十二项工作。笔者结合自身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实践经验，发现现阶段播音主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语音基础不扎实；语法有待于进一步规范；词汇积累不充足；出现无意识地使用地方方言和粗俗俚语的情况；传递语句目的不清楚。

三、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中存在的问题

（一）语音错误频繁出现

语音对于播音主持人来说是最为基础的考察对象，按理说这些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播音主持不应该出现语音错误，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当前阶段，播音主持语音问题频繁出现，折射出我国汉字语言呈现出不规范的恶性趋势。由于播音主持人缺乏对工作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以及向词典考证的学习习惯，使得播音主持在主持期间出现较多的语音问题。例如，“仇啸天”正确读音是“qiúxiàotiān”，错读成了“chóuxiàotiān”；“庾澄庆”正确读音是“yǔchénɡqìnɡ”，几乎都说成了“yúchénɡqìnɡ”；“张韶涵”正确读音是“zhānɡsháohán”，错读成了“zhānɡshàohán”，“冠心病”正确读音是“ɡuānxīnbìnɡ”，错读成了“ɡuànxīnbìnɡ”等。

（二）严格背离语法规则

无论是播音主持，还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其实早在中学阶段，我们的语文老师都曾教授过我们语言的语法规则，在一段话中对主语、谓语、宾语以及定语、状语等都做出了严格地分析，对于播音主持来讲，这点显得就更为重要了。播音主持在主持过程中不遵守语法规则，就会使得主持听起来格外生硬。不少播音主持为了使得自己的主持风格更加洋气，滥用网络热词，生造新词，导致整个主持“风马牛不相及”。而且部分播音主持在播报过程中经常说出一些带有歧义的句子，给观众带来疑惑，降低了广播电视台的社会形象。

四、规范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建议

（一）提高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

在《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中，对播音主持人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做出了细致的要求：“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要自觉遵守宪法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自觉承担起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就广播电视的媒体性质而言，播音主持的语言运用不再只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广播电视台、社会，甚至是国家形象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播音主持人自身的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的精神是促使播音主持语言规范的一种内在动力，只有当播音主持人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才能驱使自身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素质。

（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必须不断提高和更新自身的专业素质

不断提高和更新播音主持者自身的专业素质，是实现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规范的唯一途径。随着时代和社会传媒的发展，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工作也相应出现了变化，所以需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不断丰富和更新专业素质和技能。笔者建议播音主持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要勤翻词典，孜孜不倦，尽量避免语音方面的错误，《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规定播音主持人必须系统、整体学习的必备词典；二是要规范自身的语法规则，避免因为错用、滥用语法在播音主持中闹出笑话，让听众笑掉大牙，也切忌盲目创新，做到合理创新；三是要使得播音主持听起来更生动形象，不仅要把每个“音”读准了，还要重视停顿、重读等细节性的播音常识。

五、结语

本文结合笔者自身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实践经验，简明阐述了现阶段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存在的语言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规范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建议和策略。规范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摸索和探索，只有相关人员不断探索提升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规范的措施，才能够真正让我国的播音主持越来越规范，从而带给受众群体更悦耳的感受。

作者:冯萌单位:西藏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杨德强.浅谈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言的规范［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4（04）：47-52.

和谐语境范文篇8

关键词:经济法/法域价值/现代使命

一价值、法的价值及经济法价值

任何种法学派别亦或不同部门法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或许说，若不对“价值”的一般含义加以解释，人们就很难厘清“法的价值”及至“经济法价值”等具体子项的相互关系。从词源系的角度看，“价值”英文译为Value，该词可追溯至梵文中的“Wer”、“Wal”及拉丁文中的“Vallo”、“Val-leo”及Valus，原意为“掩护”、“保护”之义，而后发展为“可珍惜、令人重视、可尊重”的语义。对于“价值”的释解，西方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价值的本质是数，柏拉图则视价值为理性的本质，亚里斯多德则提出“价值”的目的为至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是最高的价值，以至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们举起自由与平等的大旗，将公平权利和民主自由视为人应当追求的核心价值。我国有关“价值”的阐述肇始于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仁学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其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论道：“何必曰利”。到了汉代，董仲舒重申“贵义轻利”的思想。到了近现代，价值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表征物质的稀缺性。在哲学领域，李德顺指出：“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属性以及客体同主体尺度的一致性属性”。[1]马克思认为，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最基本的特质是人本性，价值只有通过人的需要才能得到体现，人类认识世界、改进世界的目的与其说是探索事物发生的规律，还不如说是创造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上有关价值的阐释，对正确理解人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法的价值本质、标准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价值子项的法的价值问题，学界有诸多理解。“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称‘正义’有张普洛透斯的脸，在中国的法学教科书、专著中，法的价值同样有这样一张多变的脸。”[2]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不懈探求，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运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3]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关系的物的属性。[4]由此可见，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之需求的满足以及人对法的绝对超越指向。[5]法的价值主体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和群体的统一，作为法的价值的客体则是广义的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法的制度，包括作为制度的法及其规范；其次是以社会状态存在的法，包括法的执行与遵守以及法律行为、法律制裁等；最后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包括意识中的法和法意识。法的价值一方面是指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在人处理法与人的关系时对于人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品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鸣，但其中不乏启迪学人智慧的精辟见解。漆多俊先生在其《经济法理论》中指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漆多俊认为经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是效率与公平，亦即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经济公平；史际春先生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论道，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6]单飞跃则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和社会价值”。[7]作为一个庞大而又精神的理论范畴，想要对经济法的价值作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探寻经济价值作为部门法的价值的基本品格与德性。与其它部门法相比较，经济法价值的突出品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法价值的经济性。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中有关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效率最大化和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经济法价值中的效率价值便是对经济性的回应。此外，经济法价值实现的方式及运行目标也浸润着经济性的价值指引。（2）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性。尽管一切法律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都有其社会性的特征或元素，但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将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置于社会整体效率之中认识和评价，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育到自身无法弥补自己缺陷，传统民商法不能有效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时产生的。也就是说，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矫正市场失灵、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从社会需求出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经济法的价值要求。（3）经济法价值的与时俱进品质。经济法的价值及其实现与社会、经济现实密切契合，并使自身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经济法价值一方面要使自身的体系协调，自觉形成逻辑一致、内在统一；另一方面则动态把握经济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担负起干预市场、矫正失灵、回复效率的重任。

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各价值间互为依存又相互独立，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作为法的价值子项的经济法价值的体系，亦是如此。解读经济法价值体系离不开经济法的历史和现实，也离不开经济法本身的客观功能和经济法主体的主观要求。这是因为：（1）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有其独特的法律关系主体，它会与传统民商法等传统市场法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法律价值体系。就主体而言，经济法的价值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和个人。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扮演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干预角色，要求经济法为其提供权力进入市场的合法途径并保障政府干预行为的实施结果的实现；自然人与法人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不同于民商法中个人的价值追求，经济法中的个人的最大需求是其效率的最大化。社会是作为主体人的社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中是连结政府和个人的纽带，由于市场本身难以克服自身的缺陷而时常致社会整体利益遭受破坏，导致国家、个人利益的损失，因此，社会在此意义上应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并要求经济法对其诉求作出回应，这也就是经济法社会整体效率与效益的价值目标。[8]（2）法的价值是以法的属性为根据的，任何价值都有客体自身所具有的属性。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律一样，以分配正义、解决争端和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它也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职能，即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以实现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权能及对这种功能的保障与矫正，把政府的干预行为规范好，又把被干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法的价值将主体的需求与客体功能有机结合并在各价值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关于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本元素。经济法价值元素的特殊性是由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性决定的，“经济法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9]因此，其价值元素与经济性保持着高度的因应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秩序。正如张文显先生所言：法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体现为使经济活动摆脱随机任意性而获得稳定性及连续性，在经济法秩序下，个体显然是自由的，享有充分而广泛的权利，但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损害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济法侧重从社会整体角度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其秩序价值尤为突出，表现为其所追求的充分有序的竞争状态。（2）效率。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都有赖于效率的提高，这里的效率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享有较为优先的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经济法的经济性使得效率的价值尺度从经济学领域导入经济法律制度，成为衡量经济法的重要指标之一。（3）自由。自由是人类的理想、目标、目的和价值，追求自由是人类因有的本性，是对人类基本需要的伦理关怀。建立在经济人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以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经济法是以经济自由为基础并以保障和促进经济自由为其价值指引的，但它往往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从宏观调控法到市场规制法，都可以看到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自由的品格。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经济法亦认同真正的自由是相对的，没有不自由就没有自由的辩证规律，竭力实现干预与自由、规制与自治的有机统一。（4）公正。公平与正义是古老而又持久的法律价值。公平主要指经济生活的公平，且大多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包括社会公平、实质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乃至结果公平等等。对公平的追求也是经济法对正义价值追求的体现。要实现经济公平，就有必须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经济法正是以现实人的平等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公正价值体系的。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冲突。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的缺陷，满足人的需要而创制的，体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由于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多样化取向，人们对于价值的选择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法的价值层面上就体现为法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1）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是法价值的灵魂，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经济自由是人们在经济领域中不受束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思想行为，它包括财产自由、生产自由、经营自由、劳动自由等。但是，如果允许个人可以运用任何手段来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那么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这就需要秩序存在，通过秩序得以对不同主体间利益进行划分、分配和协调，这就势必造成对自由的限制从而构成自由与程序的冲突；（2）自由与正义的冲突。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市场失灵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个体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损失，社会正义不复存在。就在经济法律以维护正义而大行干预之道时，市场却力图维持自由的德性，从而构成了正义与自由价值的冲突；（3）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效率首先是个经济学概念，用来表征经济生产的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是因为经济法作为社会总体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部门强调对总体效率和全局效率的追求，以期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然而市场的固有缺陷使得趋利避害的经济主体在追求效益最大化时将制造的损失转嫁给他人，如市场主体追求垄断地位及利用垄断优势限制竞争的行为危及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尽管垄断对部分市场主体是效率的，但它与社会经济的公平相冲突。以上三组冲突，需要调适与调偕直至消解，只有这样，经济法的功能才能顺利得以施展，其价值追求才能得到完整实现。

三价值冲突的消解及其现代回应

经济法价值要素的冲突是随经济法产生而产生的，自经济法创立之初便伴随着价值间的冲突问题，这是经济法主体无法回避，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价值元素间冲突的消解程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经济法价值冲突的消解历来是法学家们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语境，提出以下消解的径路。（1）在经济秩序与经济自由的价值冲突方面实现秩序为重，意在自由。经济秩序是经济法的基础性价值元素，是实现其他价值元素的基石，经济秩序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关于行为自由的纪律，若社会上的个体都从自己需要和利益出发，为所欲为，则这种各行其是的自由是狭隘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人人没有秩序，人人丧失发展。因此，经济自由始终是我们的追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同并构建一种秩序，甚至允许政府之手介入，这都是为了招展更广阔的经济空间，获取更多更充分的自由。可以认为，经济秩序是实现经济法的前提和屏障，而经济自由则是经济秩序的服务对象和目标前站。（2）在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方面实现保障公正，提高效率。效率属于经济范畴，公正则属道德范畴，它们之间既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冲突，但又具有互相一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助于提高效率。效率的提升需要自由、秩序与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财富配置的结果，是发展机会的平等，也是效率提高的奋斗方向。和谐语境下的经济法，应当是实现效率与正义一致的法。现阶段，效率——公正问题表现突出，“保障公正、提高效率”就是一剂良方，因为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告别共同贫穷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只有保障公正，才能使增加社会财富得以合理地分配，实现更加殷实财富占有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因此，保障公平、提高效率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也能有效实现经济法效率与公正价值冲突的有效消解，更能符合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经济法不仅包括经济法在当代所担当的历史使命，还要探究经济法发展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其产生时所承载的人们的期待，尽管各阶段经济法的价值使命会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部门法，其使命必然具有一脉相承性。（1）从经济法的产生看，在西方世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的重创，而且这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所不能自逾的缺陷。此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悄然出现，“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不再是经济人不变的信条，人们强烈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经济，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的出台，使经济法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经国济民的划时代法律。就我国而言，我国的经济法并不产生于市场的缺陷，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以及市场机制的发育相伴而行的。所有这些深刻国情的变化，需要有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管理经济职能的法律，由此，催生了我国经济法的发生与发达。（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赋予了经济法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使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命题，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正如同志所言：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社会基本内涵大致何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将以人为本作为其基本要素，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集合，人本主义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从价值意义上表征对人的重视和善待。在人本意识的关照下，人将成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本位，人的生存和发展将被视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其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则是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核心思想则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建构决策的基础之上，其所追求的目标既要使人类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当代的经济法不仅要担负起传统的因市场缺陷而赋予的使命，还要对和谐发展指引下的社会经济运行作出有效的回应。

注释:

[1]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2]张恒山：《“法的价值”概念辨析，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第18页。

[3]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四，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

[5]于娟：《商法价值指向与经济法价值向度相关度考察》，《求索》，2010年第2期，第122－124页。

[6]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9页。

[7]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第24页。

和谐语境范文篇9

对于价值子项的法的价值问题，学界有诸多理解。“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称‘正义’有张普洛透斯的脸，在中国的法学教科书、专著中，法的价值同样有这样一张多变的脸。”[2]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不懈探求，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运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3]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关系的物的属性。[4]由此可见，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之需求的满足以及人对法的绝对超越指向。[5]法的价值主体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和群体的统一，作为法的价值的客体则是广义的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法的制度，包括作为制度的法及其规范；其次是以社会状态存在的法，包括法的执行与遵守以及法律行为、法律制裁等；最后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包括意识中的法和法意识。法的价值一方面是指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在人处理法与人的关系时对于人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冲突

三价值冲突的消解及其现代回应

和谐语境范文篇10

关键词：过劳死；职业病；工伤；法律界定

Thelegalponderonover-workingdeath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phenomenonofover-workingdeathappearsrepeatedly.ButinChinathereisnothavetheconceptofover-workingdeath.Therealsohasnolegislationonthisphenomenon.Speciallysafeguardsworker''''srestpowerthroughthelegalregimetobeurgent.ScholarsinChinaunifytherealityinabundance,givingmanycommentsandthesuggestion.Thepaperwillcombinetherelevantlegislationandforeignresearchresults,whichshenjiube,tofindasuitabletoChina''''snationalconditionslegislationtoprotectmode.

Keywords:Over-workingdeath;Workrelatedinjuries;Vocationindustrialdisease;Legaldefinition

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手段。因此，千百年来，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世人所传颂和景仰。但是，当我们沉醉于对劳动的尊重和赞扬之时，当我们面对社会生存的压力时，却往往忽视了辛勤劳作的根本目的。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劳动者承担超负荷、超强度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做法对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劳动者因过度劳累而在工作岗位上意外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过劳死”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现象。

过劳问题是现达国家的通病，许多国家都对“过劳死”问题作出了规定。最典型的国家是日本，将“过劳死”纳入工伤的范畴。当今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年富力强的员工都肩负着沉重的负担，各行各业的人的倍受职业疾病的困扰，有七成的知识分子在“过劳死”的边缘。但目前中国的法律对“过劳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职工的利益无法合理保护，卫生，劳动人事等部门从未正式承认过“过劳死”。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对“过劳死”的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阶段。对“过劳死”的自我感觉标准或工作认证标准，甚至都没有一个政策上的概念。可以说“过劳死”在中国的科研、法律及政策监管上都是一个全新的名词。有些单位在职工发生“过劳死”的时候，以工伤进行赔偿。其依据是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里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但本质上立法将更多的过劳现象排除在外了，仅仅是承认在工作时间或是48小时之内。并不能给“过劳死”的员工提供完整的法律救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普通劳动者最基本休息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笔者对“过劳死”问题作了做了简单的分析，以期给予立法者以建议。

一、“过劳死”概念的法律界定

（一）日本学者的定义

1981年日本公共卫生学者上田铁之丞和田九俊一郎共同编著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过劳死》。两位学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过劳死，并不完全是医学上的概念，也不完全是统计学上的概念，而是由日常工作中日积月累所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脑疾病患和心脏疾病患引起的突然死亡。而日本社会医学家把“过劳死”界定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进而引发脑血管病或者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从而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的一种社会医学现象。随后有学者对“过劳死”做了更为确切的定义，其认为：过劳死是指长时间过度劳累而造成的突然死亡，具体说是在超越生理性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正常的劳动规律及生活规律遭到了破坏，其结果是导致体内疲劳积蓄，产生过劳现状，这种状态的长时间持续诱使高血压、动脉硬化恶化，导致脑出血、脑梗塞、心脏功能不全等而造成死亡。

（二）国际通用定义

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为：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的一种现象。

（三）本文定义

“过劳死”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直到2000年10月16号，中国首例“过劳死”案件在上海市静安区开庭审理时人们才意识到“过劳死”现象己在我国蔓延开来。我国目前对“过劳死”的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结合相关论述及我国国情，笔者认为“过劳死”一词的概念应做如下阐述：过劳死，就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死亡，是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迫使劳动者长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侵犯其休息权，任意加班加点或违反劳动法体系中有关劳动安全与卫生的规定，而致劳动者死亡的情形。

过劳死的构成要件至少应包括：第一，用人单位的违法事实，即用人单位具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强制劳动者劳动，任意加班加点或存在违反有关劳动安全卫生规定的行为。但是，判别该要件还必须联系实际，因为在现实中大多数“过劳死”并不表现为用人单位直接强迫劳动者过度劳动，而是一种“无形强制”。诚然，若是个别劳动者自愿加班过度劳累至死的，用人单位当然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过劳”的事实，主要指劳动者长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在这里，“劳动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如何界定“劳动强度”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因为各行各业的劳动形式不同，很难测定出不同行业的劳动量特别是脑力劳动量正常的标准，进而制定出“劳动过量”的标准。因此，在正常劳动量标准无法制定的情况下，法律规制“过劳死”是非常困难的。笔者以为，从立法的角度看，衡量劳动强度的最为可行的重要的指标仍是劳动时间的长短。一段时期内持续超过法律规定的工时标准就是“过劳”，如果造成了劳动者死亡的后果，就可以认定为“过劳死”。从法律实务的角度来看，认定“过劳死”的标准可以进一步细化。“过劳死”劳动者的继承人在提起诉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1）劳动者平时无高血压或心脏病史或虽有病史但处于服药控制中，猝死与工作有关；（2）死亡前有持续的过度工作；

（3）死亡前一段时期内每天工作严重超过法定日平均工作时间。

第三，劳动者的死亡与“过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把因病死亡，如因心脏病、癌症死亡等列入“过劳死”。“‘过劳死’就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死亡”，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代表了广大社会公众和多数新闻媒体对于“过劳死”的普遍理解。具体到个案，这种理解又往往和“英年早逝”联系在一起。对此，多数法学专家并不认同。有学者就曾指出如果这样简单理解，那不就是说，所有因过度疲劳引发的早死、猝死都是“过劳死”。对于“过劳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理解有扩大解释的倾向，即把不属于“过劳死”的问题列入“过劳死”的范畴。绝大多数英年猝死者都有致死病因，如心肌梗死引起心跳骤停、脑中风等。虽然“过劳”可能诱发或促进某些病人死亡，但毕竟不是主要或基本的死因。把诱因作为死因，显然不妥。从另一方面来说，致死的因素很多，“过劳”只是原因之一，而不可能是惟一的，“过劳”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死亡，因此，确定“过劳”和死亡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过劳死”可以是体力劳动者，亦可是脑力劳动者。

第五，“过劳死”不以年龄为限，不能认为“过劳死”必定是年轻人，壮年、老年如果因过劳而死，亦应认定为“过劳死”。

二、“过劳死”的法律性质

对“过劳死”如何进行定位，涉及到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对侵害劳动者休息权、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行为怎样加以规制以实现劳资和谐的问题，从而有利于社会稳步、健康的发展。

(一)过劳死不应纳入职业病范畴

有人认为劳动者“过劳死”应是职业病的一种。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当。“过劳死”与职业病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不能等同。所谓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及其他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的疾病。由此可知职业病必须符合两个要素：一是职工本身是健康的；二是由于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而引起某种疾病。德国法律列出了构成职业病的三个要素：一是该种疾病是由劳动岗位因素造成的；二是从事该劳动岗位的人群得此病的比例高于其他人；三是该种疾病列入联邦政府颁布的职业病目录中。由此可见职业病是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的疾病。我国常见的职业病有：职业中毒、尘肺、职业性眼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皮肤病等九种。因此不难看出职业病是职业性疾病，而“过劳死”则是劳动者过度劳累而死亡，二者不能等同。

（二）过劳死应属于工伤

1.工伤的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中所称的工伤是指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工伤认定因素有四：一是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公务造成的；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造成的；三是从事与本单位或本职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工作；四是从事有利于国家或社会活动造成的，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构成工伤。

2.“过劳死”是工伤

劳动者“过劳死”符合《劳动法》对工伤的认定因素。首先，“过劳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其次，劳动者之所以会“过劳死”完全是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要求或变相要求劳动者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积劳成疾所致；三是劳动者从事的是与本单位或本职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工作；四是从事有利于国家或社会活动造成的。因而对劳动者“过劳死”，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况且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把“过劳死”纳入工伤的范畴。另外，根据我国一些文件精神也应把劳动者“过劳死”列入工伤的范畴。1965年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65)险字第760号文件规定：“职工在正常的工作中，确因患病而造成死亡的，原则上应按非因工伤死亡处理。但是对于个别特殊情况，例如由于加班加点突击任务（包括开会）而突然发生急病死亡，……，可以当做个别特殊问题，予以照顾，比照因工死亡待遇处理”；1996年劳动部办公厅的《关于在工作时间发病是否可以比照工伤处理的复函》所体现的精神，过劳死也应当按照工伤死亡来处理。因而劳动者“过劳死”可以比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四款有关工伤死亡的规定来处理。

3.过劳死是一种侵权

所谓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因而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一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并产生了实际损害结果的行为。劳动者过劳死现象中，用人单位侵犯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权和休息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修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制度，”同时还对延长工作时间做了严格性规定。由此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超负荷劳动，是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当然，有一些劳动者纯粹出于对工作的热爱，拼命地工作，自愿性的劳动，用人单位似乎没有侵犯其休息权利。但深思一下，用人单位也是有责任的，用人单位应采取措施保障他们休息权利的实现。保护人才是用人单位的义务。

4.过劳死是特殊工伤

笔者认为“过劳死”既具有工伤性质，又具有侵权属性。因而把“过劳死”界定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工伤，将其纳入工伤范围予以规制。这样不仅可以弥补我国在此问题上的立法空白，使受害者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同时也是尊重人权的体现，有利于我国立法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中国“过劳死”的现状及成因

（一）中国“过劳死”现状

调查显示，中国现在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已经超越了韩国和日本。最近几年，随着市场竟争的日益激烈，“过劳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且呈现出向年轻人蔓延的态势。据上海科学院最近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已降到当今的五十三四岁，这是一个值得替惕的信号。我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已经有超过7亿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占全国总人口的60%至70%。中年人是亚健康的高发人群，比例接近50%，脑力劳动者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和企业管理者的比例最高。从行业分布来看，城市的新兴行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IT业、新材料业、广告设计、新闻及行政机关等人群高达50%以上。

（二）过劳死的成因

1．就业压力大与过劳死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压力较大。许多就业人员为了谋得一份生计，常常隐忍企业苛刻的用人制度。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几乎每个人都在透支自己。同时来自家庭、社会乃至舆论的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所形成的氛围，已经使得过度工作、超时加班成为众多行业难以逆转的潜规则，大多数企业都以一种所谓企业文化和敬业精神的形式对加班进行“变相鼓励”，这种做法对于职工的“自愿透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这些残酷的竟争压力，导致诸多人不堪重负，过劳死亡。

2．用人单位不法用工与过劳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修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卫生均作了专章规定(如第36条、38条、41条等)。但现实生活中许多用人单位违背法律规定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把员工当作赚钱的机器，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工作环境和身心健康。特别是中小型私营企业，任意要求员工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现象相当普通。正是用人单位的这些违规做法导致大量过劳死的发生。

3.执法不力与过劳死

很多现象表明，在当前社会中劳动行政部门行政执法力度不够。被侵权的劳动者向劳动执法部门举报或投诉，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处理。有的地方政府在“惟GDP论英雄”的理念导向下，对企业用工管理上的不法现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为这样就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忽略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同时劳动行政执法和许多行政执法一样，通常处于行政执法经费保障不力的局面，即财政投入不能满足行政性干预的需要，履行执法监管职责往往难以到位。不仅如此，还有少数劳动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存在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偏袒用人单位、掩盖非法侵害事实。

四、过劳死的法律规制

（一）立法规制

1.给“过劳死”正名

笔者建议应根据中国国情，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增加相应确认、衡量劳动强度的更为全面、准确和明细的规定。此外，应该修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过劳死”是工伤中的一种。同时对“过劳死”的构成要件、性质、认定机构、认定程序、处理方法加以细致的规定。“过劳死”的要件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用人单位违法的事实；二是过劳的事实；三是过劳与死亡因果关系的测定或推断；对过劳死的性质，劳动法应以工伤、侵权性质加以立法，明确用人单位应承担法律责任。设立专门的劳动卫生与健康监督管理机构为认定机构，该机构应由工会、用人单位、政府、专家四方面的代表组成，统一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领导。认定过程中，技术性结论应以专家认定为主。

2.完善劳动者休息休假的强制性规定

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又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但现今大多数人认为劳动是一项义务。人们普遍认为劳动者休息越少、干得越累就越先进、越光荣，劳模是不该有休息日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强制自己劳动是合法的。在这种理念下“过劳死”现象在中国越来越多真的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虽然在宪法、劳动法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中都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但现实生活中，为了赶进度、获奖金、加班费，部分劳动者不惜牺牲个人健康放弃休息休假权，长期积累的疲劳以及心灵的压力严重侵蚀着劳动者的身心，造成了“过劳死”。为遏止这种现象，立法有必要重新检视“劳动权”“休息休假权”的性质，对其规定作出相应修改。如，在充分肯定休息休假权的基础上，对这些权力科以强制性规定，要求劳动者每周休息不少于一天等。同时，在延长劳动时间的限制上应有针对性地加大用人单位的加班成本，并将加班的补偿确实落实为为货币和休息时间两种形式，以满足劳动者休息的需求。最后，应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带薪休假”制度，使劳动者的休息权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保护。

3.明确责任承担

“过劳死“在本质上是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的一种行为，不可否认用人单位则应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侵权的法律责任不仅仅是民事赔偿，还涉及用人单位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民事赔偿责任

现今我国对于工伤的认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过劳死”属于特殊工伤，理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对于“过劳死”死者，可以按《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工伤死亡的规定来确定用人单位的责任。用人单位应当给予“过劳死”死者与其他工伤死亡者相同的待遇。同时，“过劳死”也是侵权行为。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和惩戒用人单位的角度，应当给予权利人两个单独的请求权。但是权利人在行使请求权的时候就两种请求权中重叠的部分只能行使一次权利，不能重复行使。

另外，从和谐劳资关系的角度考虑，法律也应规定用人单位的免责事由。如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职工“过劳死”纯系本人个体原因(如身体缺陷、向雇主隐瞒了严重疾病、自杀等)所引起，与工作无必然联系，或者劳动者的工作量完全在正常劳动定额之内，同时雇主也不存在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则可予以免责。

（2）行政责任

现有劳动法对违反劳动时间的处罚非常轻微，规定只有警告和罚款。这种处罚手段在现今的社会生产大环境下对保护劳动者休息权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笔者认为，应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对违法用工单位要加以严厉制裁，增设“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相关领导人的行政责任及至刑事责任。对于一些自愿加班加点的，劳动法应规定用人单位有劝戒的义务，如未尽劝戒义务、构成失职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警告、罚款等。只有惩罚具有威慑力才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以此来遏止过劳死现象。

（二）设立专门的劳动卫生与健康监督管理机构

目前我国劳动行政部门未设此相关机构。只是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负有监督职责。事实告诉我们，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过于宽泛，对现实中用人单位诸多违法行为力不从心，监管不力，甚至存在很多的监管空白区域。笔者认为只有设立此类专职部门，明确具体的职责，由这类机构制定措施，督促用人单位保障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卫生及身体的健康。同时法律应赋予该机构监管实权，立法应明确规定一旦用人单位有员工“过劳死”，劳动卫生与健康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进行罚款并追究用人单位领导人的法律责任。

（三）加强工会制度改革，突出工会维权职能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工会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上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纵观中国现实，我国工会处在社会全面改革的背景下，也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发挥工会的作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属于职业团体，他们往往将工会定义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集体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要求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发挥作用，而禁止工会具备其他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职能。反观我国对工会职能的规定，工会往往存在维护国家、组织和劳动者利益的多重职能，成为准政府机构，这种多重职能恰恰使工会维权陷入冲突，而无法实现维权。为此，当前我国工会需要重新定位，尽量淡化政治团体的色彩，突出职业团体的特征，强调其作为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身份，发挥平衡劳动关系的作用，并完善具体维权制度，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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