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治理模式范文10篇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族际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有效地实现族际和谐治理，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维系和巩固，一旦族际治理方式僵化、治理能力弱化甚至完全丧失，多民族国家也就难免分崩离析。中华民族族际政治和谐治理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人民共和为目标、以权益平衡发展为核心、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宗旨，以当代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为运作机制和实现工具的政治结构。将族际政治关系控制在不致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生存的底线范围内，发挥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并且保持调适过程的持续不断性，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充分发育并在现代国家中结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一、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

现代民族国家中，理解民族问题关键要正确理解民族、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与民族的关系。民族是在特定的地域上生活并根据自己的意愿结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全体人民，是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或人口集团。因此，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实现族际和谐治理时，既要考虑民族构成上存在的差异，又要考虑历史上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以及不同族裔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地位，考虑能确保族际政治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建筑在公正性之上的族际和谐治理的合法性，以实现族际治理持续和谐。

现代意义的民族并不是由单质性人口集团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人类社会组织不仅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的人口集团都被组织到民族国家的构架之中，围绕着这种组合才形成相应的集体心理和政治文化，以及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民族国家在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和民族进行内部族际治理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将地域上所有的人都纳入司法、行政统辖之下，使之结成了与以往的族裔文化集团不同的利害相系、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并成为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曾经作为人类共同体基本要素的某些特征，如共同祖先的血缘纽带失去了意义，而领土和人民主权这些新的要素，则进入了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国家主权的基本要素。曾经属于同一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人民，往往由于政治权力更替、版图变化而分散聚合，或是消融在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包容整合到新的共同体中，失去其独立的存在。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权力的时候，领土与生活于其上的人民才不可分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具备了拥有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的前提，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利益关系从此才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就是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在多元的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集过程中，汉族逐渐成为多元一统的凝聚核心，它从中原扩展到中国的北部、南部和西部，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而言的，而中华民族之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被概括为多元一体，这本身就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的范围基本对应于中国的国家疆域，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将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建立在多民族国家人民共同体之上，赋予各族人民以特定的外延和共同的命运，使各族人民结成了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司法、行政体系下共同生活和行为。中华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族裔文化集团之间，已在特定的领土空间形成了难以割断的密切联系，形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包含了“历史时间”的变化，与古代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不再属于同一历史范畴。即沃勒斯坦所言：“外于或先于这个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上层建筑的多国系统而存在的政治实体，不必是也不曾是‘国族’”［美］沃勒斯坦著，黄燕译：《族群身份的构建——种族主义、国族主义、族裔身份》，转引自许宝强、罗永生编译：《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因而显然不具有任何重构或改变现实存在的中国内部诸民族格局的意味。换言之，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拥有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从族际政治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内部族际关系和谐治理的历史描述、现状分析和未来图示的理论基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各民族集团或语言文化集团整体并入到中华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也有许多民族被分隔到不同的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跨境民族。既有国家疆界分割而产生的同一部族跨界而居，也有不同民族和部族同属于一个国家的现象。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凝聚功能的民族性的关键在于不是把它理解为由血缘亲属关系维系的种族共同体，而是在由地域上所有人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上的整合，凝聚的纽带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地域联系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族际和谐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将不同的历史文化集团囊括到同一领土上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对疆域内存在的差异以及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多重民族认同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理想。一个国家在逻辑上只能有一个国民意义上的“民族”，大卫•休谟指出，国家及其政策对统一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格罗斯也指出，欧洲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统一，即单一的文化，往往是国家强加的参见［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活动空间即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各族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联系形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确立一种可见性外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排斥性的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部分之间，根据现代世界通行的领土、人民主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原则，确立了彼此的政治联系，彼此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和权利，建构起相对稳固的制度法律机制和政治文化内涵，也正是通过这一个个过程的聚合与反复，中华民族国家各个部分之间才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文化生活，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建构的内涵。因此，脱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存在，无视历史结构的制约和支配力量，孤立地讨论民族的原生性和现代性、民族的行为、基本特征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何种因素对界定民族概念更为重要，其实已经是没有意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的现实基础，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的过程，正是对不同的人口集团进行整合的过程，是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种族联系的人口中创造出统一性和凝聚力的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还具有外延的特征，并取决于司法、行政及政党政治在其中得以实施的包括族际和谐治理在内的政治治理。外延性的民族性由政治治理的统一性、政治手段组成的国家、族际和谐治理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发挥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在多民族社会中建立起自觉的联系。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还包含了另外其他更重要的内容，首先在观念和实践上调整个人与法律、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各民族人民再也不是世俗政治化的臣民，而是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共同的政府里平等拥有发言权并意识到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利益的“民族”的一员。同时，它不简单地反对神权，例如承认达赖、班禅、哲不尊丹巴等宗教世系的转世制度。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启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主义民主化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力量，给中华民族增添了社会凝聚力，从巨大经济变化和社会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变革方面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的内容和外延特性。

正是现代民族性构建所包含的平等意识和共享意识，以及现代国家给予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实际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共同创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给予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各民族成员能够并必须像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家园一样，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强盛和最大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式形成。由于“爱国主义是通过否定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最不令人喜欢和最不体面的特点来加以描述的”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第271页。，因此，“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以领土及公民为根基的近代国家，必然时时会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并可为人民描绘出一幅合理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人民的生活设计的，也是命定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2-103页。。爱国主义所显示的是对祖国的热爱，而民族主义则意味着对本民族的效忠。爱国主义首先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确定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其次要求每个公民将其个人的公民身份置于民族身份之上，最终通过对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性利益优先地位的改变来整合已经或可能被撕裂的族际关系。由于爱国主义作为国家利益至上的学说，它在阐释和实施爱国主义过程当中借助批判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多元民主主义等学说而展开，因而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包容着多种反对、中和或修正民族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

只有通过具有利益调适功能的爱国主义来整合族际利益冲突、化解合法性争议，才能通过族际和谐治理达成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角度而言，根据国家的民族构成，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依据民族在国家的分布，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民族又都没有建立起纯粹的民族国家，因此，由于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非一致特征是民族和国家的常态，从而使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对应于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换言之，一体与一国乃是当今世界主权国家形态的一般模式，在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成分的多元化并不是构成分裂国家的理由：“现代民族国家既不是惟一可能的国家形式，也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成就。那种把有关人民、民族、社会、国家的概念包含在一种专断的领土背景之中的概念框架，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6页。。

多元一体国族认同应该也必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前景。对多民族国家而言，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族际政治和谐治理不断地调适族际利益来确保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援助和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实施的优惠政策，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对于缓解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共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构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上的族际政治和谐治理能够促使健全的社会、成熟的民族、自觉的信任行动、理性的公民和民族和解的可行途径的产生，并在现有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之下解决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确立已经具备由多元社会组成的政治共同体避免冲突、和平发展实现族际和谐治理需要的基本前提，即：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手段满足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实现了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资源利益分配，在社会的所有集团和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并形成一种共处与合作关系，保证文化价值差异存在的政治空间，满足了不同民族的合理要求和良好愿望，正确处理了民族间的利益纠纷，避免族际剧烈冲突，通过政治民主化增进多民族国家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实现了族际政治的和谐治理。

二、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

党的十六大向全国各族人民描绘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了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对我国族际政治治理模式进行调整，要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符合国家利益的民族政策，将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作为“国家主义”民族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民族政策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尤其要逐步改变绝大部分是针对解决“不发展问题”，而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却缺乏关注和必要的政策准备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一套完善的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机制。就目前而言，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

国族观念的建立、国族认同之所以必需，实际就是以国家既有的疆界为界线，培养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并将公民情感与原生的族群情感融为一体，使其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在这样一个领土争端不断的背景下，国家就必须充分发挥对民族性的想象力。”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体参与的现代性：本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马戎、周星：《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国族（nation—state）文化的建立是‘新生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旧殖民地国家为争得自身民族所需要（从形象外表到经济基础）的形式而做出的巨大努力。”王铭铭：《民族与国家》.赵嘉文、马戎：《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第45页。共同文化精神，才能形成主流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占主导地位，通过共同文化精神中形成的主流政治意识的积极引导，才会推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并积极帮助主流政治意识、发展和谐社会，实现主流政治意识的良性发展。在我国，“民族”一词或指中华民族，或指少数民族，在与国家相提并论时，即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名称是反帝国主义、促进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中华民族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中华民族是“国族”、“中国人”的同名词，与美国人、墨西哥人、新加坡人等的称呼都是同样的。中国“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实际上这就是国家—民族观念的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统一的，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是共生的，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并不能也不允许妨碍这种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由于中华民族族源结构的多元性和特殊性，汉族以其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融会诸多民族而形成的巨大数量和广泛的分布，以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在政治和文化上享有的主流地位，从而历史地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故汉族文化在中华各民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族传统文化也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汉族本身就是国内若干民族的融合体，包含着若干民族的血统。如果说炎黄是汉族的祖先，也等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祖先象征”之说李绍连：《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新华文摘》，1992年第2期。。必须要通过国族理念的建立构筑民族认同、国族认同，要通过国旗、国歌、国家庆典（国庆节）、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成就以及各类有广泛影响的发明创造、体育竞技赛事、文化活动等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感与中华民族的自尊、自豪。

为此，必须培养共同文化精神，强化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一是从制度上保证情感层次的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认知层次上的国家政治认同。共同种族、宗教、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特征、共同生活方式的认同是较低的情感层次的民族认同，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主要需要实现对国家统一、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方针政策的认识、理解、赞成基础上形成较高的认知层次的国家认同，要通过斩断各民族对狭隘民族传统政治方式的眷恋情感，通过科学的认知，实现对现代国家政治的认同。二是从制度上保证从本能移情的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自觉理性的国家政治认同。各民族本能的政治认同的思维模式是基于对本民族社会政治组织具有天然、下意识的血缘、种族、地域归属感，移情的政治认同的思维模式是基于在习惯和古老传统对部落首领、族长、世袭土司、头人等传统权威的认同，这在现代政治中是有害的。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要求以自觉、理性为基础，跳出血缘、习惯、古老传统、种族和地域界限，自觉将国家作为尽忠的最高对象，实现对“法定”或“选定”法理型权威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三是从制度上保证仅仅从通过权威性的决定、法令和政策等获得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注重民族一体化教育和立法而获得国家政治认同。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广播、电视、电影事业，提高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热情，广开社会沟通渠道，加强思想交流双向平等和不断增加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使国家政治系统、政治权威、政治政策和政治共识获得各族人民足够的合法性政治认同。四是从制度上保证从重稳定轻发展的政治认同转变为稳定基于经济发展、相互依赖于合作关系的国家政治认同。要改变民族地区经济主导形式的封闭、自给自足状况，改变社会缺乏充分的联系和交流，改变社会结构单一、社会分工不细，导致绝对同一的价值观念而使非民主行为流行。要促使民族地区联结的组带是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相互依赖合作为基础，克服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事实分歧和隔阂，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平等的国家政治认同。五是从制度上保证从重视身份问题的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强调程序问题的国家政治认同。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发展，领导集团不能再靠说服、压制和欺骗获得政治认同，要改变细究哪个姓氏、哪种血统、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人才有权进行管理的状况，而要只问他是“怎样”取得领导地位，是否是按照公认的合法程序、规则取得领导地位，而“怎样”的问题也是程序、规则的问题。只有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民族地区的各种政治程序和规则，按程序和规则办事，领导干部和政治政策才能获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六是从制度上保证民族文化流动的多样化向一体化的政治认同，确保文化向发达方向前进。由少数人所从事的民族文化活动，只是某民族文化的微量传播，不是变化的整体流动。民族文化流动是在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活动实现的方式也即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式。人类社会不可阻挡地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野蛮向文明，由落后向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构成了人类民族文化流动并一体化的基石。

（二）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

由于强调“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汉族要对少数民族有所让步”，要向少数民族“还债”，“向少数民族赔不是”国家民委政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第48页、150～153页。等一系列观点，因而形成了以同情、关怀和帮助弱小民族为基本取向和基本价值底蕴的民族政策，这种价值取向是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革命党的地位的时候形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势所必然。但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而成为执政党以后，这样的民族政策取向与党的执政地位之间就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如果不是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不是站在政治统治的立场上来考虑和制定民族政策，便会导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执政党地位的某种程度的背离，从而影响民族政策的特定效能。长期采取和实行这种价值取向的民族政策，有可能导致某种始料不及或与政策价值初衷相悖的后果。因此，必须调整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

一是要着眼于解决“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未来不可预见的冲突，培育新型的政治意识。从同情、关心、帮助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价值取向出发，不断地重申和强调少数民族的权益，无形中也就强化了民族的概念和意识，强化民族内部的认同以及民族间的差异，并引导民族成员关心、注重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必然会产生“民族主义”，减弱“国家主义”。二是要着眼于民族地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始建构价值取向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和由此产生的政策要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国家在民族政策上，必须强调各民族间的整合，力求调动一切政策手段、政策措施来协调民族关系，确保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实施国民一体化政策，培育国民文化的一致性。三是要着眼于弱化单个民族意识，强化国家的一致性。区分民族利益的政策取向强化族际分离，使民族间的族际界限明确化，从长远来看，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必须走向融合，并以此来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内部的治理。形成和强化国民意识或者说中华民族意识十分重要，这是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思想基础。四是要着眼于在族际关系的状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必须对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调整。务实的、现实的选择，便是“国家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必须确立“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民族政策过程中，应该始终把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政策问题的选择、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手段的使用等，都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任何对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利益的考虑，都应该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五是要着眼于使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保持协调，建立民族意识调控机制。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旺盛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强盛的国民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族际政治和谐治理而言，国民意识要比民族意识更有意义。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族主义常常像幽灵一样在不该出现的时候突然现身，并搅起无数的政治风波。民族主义就是以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经过民族精英的提炼和加工，使之全面化、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完整的关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民族的权利和实现它的条件和方式的系统理论，成为一种从民族立场出发的对社会的系统见解，它就会成为民族主义。当民族意识无节制地走向旺盛的时候，也就生成为民族主义。因此，从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角度看，对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发展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如果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无节制地发展的话，就会消解和削弱国民意识，并导致许多严重的后果。从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角度来看，渐趋旺盛的民族意识对族际和谐治理是一个挑战。其他多民族国家提供的前车之鉴，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当中，应当构建必要的民族意识调控机制。要建立民族意识的评估和预警机制，对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增强的程度做出准确的评估，对出现过度发展的情况要有所预警。对民族意识中过度发展的现象，国家要保持必要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只有具有这样的一套机制，才能从民族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为族际和谐治理提供保障。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控制和调节，才能使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国民意识保持协调。（三）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重权利、轻义务的安排，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不完善，自治权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还比较低，民族意识尚处于低迷状态的条件下，并不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一个重视权利而轻视义务的制度安排将会在实践中导致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将减弱其在族际政治和谐治理中的功能甚至会使之失效。因此，从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族际治理功能的角度出发，构建相应的机制来平衡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实践提出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权利制定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与设置与民族自治地方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干部素质、领导职数结构、民族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充分获得和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力、充分享有现行制度范围内的特殊权力上确实存在问题，一些地方就难以确保民族自治权的落实。其结果要么是自治权力职位空置，要么降格以求，相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四）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

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和行政管理的基本制度，也是实现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传统民族治理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在宏观上，将一切国家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体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在中央的协调下，找到中央与少数民族地方利益互动的结合点，使两种政治行政制度在历史运行过程中通过相互磨合，从对方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支点，从而实现双方相互认同与共处，找到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点。微观上，对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使得各得其所，避免了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上的“一刀切”可能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使少数民族地方维护、服从、认同中央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中央又允许少数民族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而满足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实现目的与效果的统一，通过民族间的认同与友谊，使处于不同管理形式下的少数民族行政制度逐步从异体和谐共处走向形式与内容划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形成的中央制度体系的二元构造，虽然是历史条件下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的一种必然的和可行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就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讲，又具有暂时的和过渡性质的。只有把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模式之中并导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这才既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又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更高起点。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生活中，共和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随着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进程，自治思想最终又被“共和”思想所取代。包括西欧在内，自治作为阶级政治的实践，是以各阶级走向共和为结局的，这种结局也是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事实，共和现已成为当代国家各阶级、各民族的共识，不管这种共识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建立是一次把传统帝国改造成现代多民族主权国家的成功实验，但这种成功终因理论和制度上的问题又遭到部分失败。说它成功，是因为它把一个民族关系比奥匈帝国更加复杂的传统帝国改造成了现代多民族联邦国家，并延续了70年；说它遭到失败，是因为它在民族政治理论和国家组织结构上没有坚决地把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作为统一国家来建设，而是从宪法上规定各民族加盟共和国有分离的自由，从而为后来的民族分离留下了方便之门。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中国则继续沿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道路前进。奥秘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的族际政治原则和机制符合现代多民族主权国家建设的要求。除了中国统一的历史久远，统一国家的理念根深蒂固，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前苏联虽然都以“自治”来表达，并体现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承认，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统一国家和各民族的共和为前提的，而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则是以民族联邦和自由退出联邦为前提，故二者的族际政治治理模式并不相同。具体来说，前苏联在批判奥地利社会的民族社会组织自治方案后，采取了民族领土单位的自治方案；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不是民族社会组织的自治，也不是民族领土单位的自治，而是把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体现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管理之中，自治地方的管理又以有关民族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为原则，即实行少数民族地方自治与民族共和相结合的民族政治制度。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制度既有效地保证国家统一，又可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自治和参与国家管理的双重政治权利。我国将56个“文化民族”的差别及其相互关系置于同一个中华“政治民族”认同之下来认识、来解决，走的是各民族共和建国之路，采取的是各民族共治国家之策。前苏联的民族政治理论和实践强调联邦制度下的自治乃至自决，共治共和是下一步的事情；而中国则强调在共和制度下自治与共治同步进行，由此，前苏联的联邦思想和实践加速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民”塑造过程，并促使它们最终走向独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近和团结，促进了“中华国民”的进一步凝聚。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

族际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有效地实现族际和谐治理，全面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维系和巩固，一旦族际治理方式僵化、治理能力弱化甚至完全丧失，多民族国家也就难免分崩离析。中华民族族际政治和谐治理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人民共和为目标、以权益平衡发展为核心、以民族关系良性互动为宗旨，以当代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为运作机制和实现工具的政治结构。将族际政治关系控制在不致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生存的底线范围内，发挥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并且保持调适过程的持续不断性，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充分发育并在现代国家中结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一、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构成及特点

现代民族国家中，理解民族问题关键要正确理解民族、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与民族的关系。民族是在特定的地域上生活并根据自己的意愿结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全体人民，是历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体或人口集团。因此，在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实现族际和谐治理时，既要考虑民族构成上存在的差异，又要考虑历史上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以及不同族裔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地位，考虑能确保族际政治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建筑在公正性之上的族际和谐治理的合法性，以实现族际治理持续和谐。

现代意义的民族并不是由单质性人口集团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人类社会组织不仅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的人口集团都被组织到民族国家的构架之中，围绕着这种组合才形成相应的集体心理和政治文化，以及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民族国家在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和民族进行内部族际治理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将地域上所有的人都纳入司法、行政统辖之下，使之结成了与以往的族裔文化集团不同的利害相系、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并成为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曾经作为人类共同体基本要素的某些特征，如共同祖先的血缘纽带失去了意义，而领土和人民主权这些新的要素，则进入了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国家主权的基本要素。曾经属于同一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人民，往往由于政治权力更替、版图变化而分散聚合，或是消融在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包容整合到新的共同体中，失去其独立的存在。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权力的时候，领土与生活于其上的人民才不可分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具备了拥有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的前提，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利益关系从此才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就是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在多元的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集过程中，汉族逐渐成为多元一统的凝聚核心，它从中原扩展到中国的北部、南部和西部，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而言的，而中华民族之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被概括为多元一体，这本身就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的范围基本对应于中国的国家疆域，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将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建立在多民族国家人民共同体之上，赋予各族人民以特定的外延和共同的命运，使各族人民结成了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司法、行政体系下共同生活和行为。中华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族裔文化集团之间，已在特定的领土空间形成了难以割断的密切联系，形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包含了“历史时间”的变化，与古代的族裔文化共同体不再属于同一历史范畴。即沃勒斯坦所言：“外于或先于这个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上层建筑的多国系统而存在的政治实体，不必是也不曾是‘国族’”［美］沃勒斯坦著，黄燕译：《族群身份的构建——种族主义、国族主义、族裔身份》，转引自许宝强、罗永生编译：《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因而显然不具有任何重构或改变现实存在的中国内部诸民族格局的意味。换言之，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拥有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从族际政治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内部族际关系和谐治理的历史描述、现状分析和未来图示的理论基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各民族集团或语言文化集团整体并入到中华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也有许多民族被分隔到不同的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跨境民族。既有国家疆界分割而产生的同一部族跨界而居，也有不同民族和部族同属于一个国家的现象。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凝聚功能的民族性的关键在于不是把它理解为由血缘亲属关系维系的种族共同体，而是在由地域上所有人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上的整合，凝聚的纽带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地域联系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族际和谐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将不同的历史文化集团囊括到同一领土上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对疆域内存在的差异以及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多重民族认同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理想。一个国家在逻辑上只能有一个国民意义上的“民族”，大卫•休谟指出，国家及其政策对统一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格罗斯也指出，欧洲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统一，即单一的文化，往往是国家强加的参见［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活动空间即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各族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联系形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确立一种可见性外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排斥性的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部分之间，根据现代世界通行的领土、人民主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原则，确立了彼此的政治联系，彼此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和权利，建构起相对稳固的制度法律机制和政治文化内涵，也正是通过这一个个过程的聚合与反复，中华民族国家各个部分之间才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文化生活，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建构的内涵。因此，脱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存在，无视历史结构的制约和支配力量，孤立地讨论民族的原生性和现代性、民族的行为、基本特征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何种因素对界定民族概念更为重要，其实已经是没有意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的现实基础，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的过程，正是对不同的人口集团进行整合的过程，是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种族联系的人口中创造出统一性和凝聚力的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还具有外延的特征，并取决于司法、行政及政党政治在其中得以实施的包括族际和谐治理在内的政治治理。外延性的民族性由政治治理的统一性、政治手段组成的国家、族际和谐治理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发挥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在多民族社会中建立起自觉的联系。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还包含了另外其他更重要的内容，首先在观念和实践上调整个人与法律、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各民族人民再也不是世俗政治化的臣民，而是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共同的政府里平等拥有发言权并意识到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利益的“民族”的一员。同时，它不简单地反对神权，例如承认达赖、班禅、哲不尊丹巴等宗教世系的转世制度。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启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主义民主化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力量，给中华民族增添了社会凝聚力，从巨大经济变化和社会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变革方面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性的内容和外延特性。

正是现代民族性构建所包含的平等意识和共享意识，以及现代国家给予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实际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共同创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给予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各民族成员能够并必须像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家园一样，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强盛和最大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式形成。由于“爱国主义是通过否定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最不令人喜欢和最不体面的特点来加以描述的”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第271页。，因此，“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以领土及公民为根基的近代国家，必然时时会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并可为人民描绘出一幅合理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人民的生活设计的，也是命定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2-103页。。爱国主义所显示的是对祖国的热爱，而民族主义则意味着对本民族的效忠。爱国主义首先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确定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其次要求每个公民将其个人的公民身份置于民族身份之上，最终通过对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性利益优先地位的改变来整合已经或可能被撕裂的族际关系。由于爱国主义作为国家利益至上的学说，它在阐释和实施爱国主义过程当中借助批判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多元民主主义等学说而展开，因而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包容着多种反对、中和或修正民族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

只有通过具有利益调适功能的爱国主义来整合族际利益冲突、化解合法性争议，才能通过族际和谐治理达成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角度而言，根据国家的民族构成，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依据民族在国家的分布，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民族又都没有建立起纯粹的民族国家，因此，由于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非一致特征是民族和国家的常态，从而使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对应于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换言之，一体与一国乃是当今世界主权国家形态的一般模式，在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成分的多元化并不是构成分裂国家的理由：“现代民族国家既不是惟一可能的国家形式，也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成就。那种把有关人民、民族、社会、国家的概念包含在一种专断的领土背景之中的概念框架，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6页。。

多元一体国族认同应该也必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前景。对多民族国家而言，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族际政治和谐治理不断地调适族际利益来确保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援助和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实施的优惠政策，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对于缓解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共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构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上的族际政治和谐治理能够促使健全的社会、成熟的民族、自觉的信任行动、理性的公民和民族和解的可行途径的产生，并在现有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之下解决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确立已经具备由多元社会组成的政治共同体避免冲突、和平发展实现族际和谐治理需要的基本前提，即：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手段满足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实现了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资源利益分配，在社会的所有集团和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并形成一种共处与合作关系，保证文化价值差异存在的政治空间，满足了不同民族的合理要求和良好愿望，正确处理了民族间的利益纠纷，避免族际剧烈冲突，通过政治民主化增进多民族国家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实现了族际政治的和谐治理。

二、当代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

党的十六大向全国各族人民描绘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了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对我国族际政治治理模式进行调整，要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符合国家利益的民族政策，将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作为“国家主义”民族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民族政策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尤其要逐步改变绝大部分是针对解决“不发展问题”，而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却缺乏关注和必要的政策准备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一套完善的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机制。就目前而言，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构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培育共同文化精神，形成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

国族观念的建立、国族认同之所以必需，实际就是以国家既有的疆界为界线，培养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并将公民情感与原生的族群情感融为一体，使其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在这样一个领土争端不断的背景下，国家就必须充分发挥对民族性的想象力。”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体参与的现代性：本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马戎、周星：《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国族（nation—state）文化的建立是‘新生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旧殖民地国家为争得自身民族所需要（从形象外表到经济基础）的形式而做出的巨大努力。”王铭铭：《民族与国家》.赵嘉文、马戎：《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第45页。共同文化精神，才能形成主流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占主导地位，通过共同文化精神中形成的主流政治意识的积极引导，才会推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并积极帮助主流政治意识、发展和谐社会，实现主流政治意识的良性发展。在我国，“民族”一词或指中华民族，或指少数民族，在与国家相提并论时，即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名称是反帝国主义、促进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中华民族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中华民族是“国族”、“中国人”的同名词，与美国人、墨西哥人、新加坡人等的称呼都是同样的。中国“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实际上这就是国家—民族观念的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统一的，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是共生的，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并不能也不允许妨碍这种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由于中华民族族源结构的多元性和特殊性，汉族以其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融会诸多民族而形成的巨大数量和广泛的分布，以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在政治和文化上享有的主流地位，从而历史地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故汉族文化在中华各民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族传统文化也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汉族本身就是国内若干民族的融合体，包含着若干民族的血统。如果说炎黄是汉族的祖先，也等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祖先象征”之说李绍连：《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新华文摘》，1992年第2期。。必须要通过国族理念的建立构筑民族认同、国族认同，要通过国旗、国歌、国家庆典（国庆节）、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成就以及各类有广泛影响的发明创造、体育竞技赛事、文化活动等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感与中华民族的自尊、自豪。

为此，必须培养共同文化精神，强化国族观念和国族认同。一是从制度上保证情感层次的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认知层次上的国家政治认同。共同种族、宗教、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特征、共同生活方式的认同是较低的情感层次的民族认同，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主要需要实现对国家统一、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方针政策的认识、理解、赞成基础上形成较高的认知层次的国家认同，要通过斩断各民族对狭隘民族传统政治方式的眷恋情感，通过科学的认知，实现对现代国家政治的认同。二是从制度上保证从本能移情的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自觉理性的国家政治认同。各民族本能的政治认同的思维模式是基于对本民族社会政治组织具有天然、下意识的血缘、种族、地域归属感，移情的政治认同的思维模式是基于在习惯和古老传统对部落首领、族长、世袭土司、头人等传统权威的认同，这在现代政治中是有害的。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要求以自觉、理性为基础，跳出血缘、习惯、古老传统、种族和地域界限，自觉将国家作为尽忠的最高对象，实现对“法定”或“选定”法理型权威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三是从制度上保证仅仅从通过权威性的决定、法令和政策等获得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注重民族一体化教育和立法而获得国家政治认同。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广播、电视、电影事业，提高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热情，广开社会沟通渠道，加强思想交流双向平等和不断增加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使国家政治系统、政治权威、政治政策和政治共识获得各族人民足够的合法性政治认同。四是从制度上保证从重稳定轻发展的政治认同转变为稳定基于经济发展、相互依赖于合作关系的国家政治认同。要改变民族地区经济主导形式的封闭、自给自足状况，改变社会缺乏充分的联系和交流，改变社会结构单一、社会分工不细，导致绝对同一的价值观念而使非民主行为流行。要促使民族地区联结的组带是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相互依赖合作为基础，克服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事实分歧和隔阂，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平等的国家政治认同。五是从制度上保证从重视身份问题的政治认同转变发展为强调程序问题的国家政治认同。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发展，领导集团不能再靠说服、压制和欺骗获得政治认同，要改变细究哪个姓氏、哪种血统、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人才有权进行管理的状况，而要只问他是“怎样”取得领导地位，是否是按照公认的合法程序、规则取得领导地位，而“怎样”的问题也是程序、规则的问题。只有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民族地区的各种政治程序和规则，按程序和规则办事，领导干部和政治政策才能获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六是从制度上保证民族文化流动的多样化向一体化的政治认同，确保文化向发达方向前进。由少数人所从事的民族文化活动，只是某民族文化的微量传播，不是变化的整体流动。民族文化流动是在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活动实现的方式也即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式。人类社会不可阻挡地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野蛮向文明，由落后向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构成了人类民族文化流动并一体化的基石。

（二）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

由于强调“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汉族要对少数民族有所让步”，要向少数民族“还债”，“向少数民族赔不是”国家民委政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第48页、150～153页。等一系列观点，因而形成了以同情、关怀和帮助弱小民族为基本取向和基本价值底蕴的民族政策，这种价值取向是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革命党的地位的时候形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势所必然。但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而成为执政党以后，这样的民族政策取向与党的执政地位之间就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如果不是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不是站在政治统治的立场上来考虑和制定民族政策，便会导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执政党地位的某种程度的背离，从而影响民族政策的特定效能。长期采取和实行这种价值取向的民族政策，有可能导致某种始料不及或与政策价值初衷相悖的后果。因此，必须调整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构建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体系。

一是要着眼于解决“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未来不可预见的冲突，培育新型的政治意识。从同情、关心、帮助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价值取向出发，不断地重申和强调少数民族的权益，无形中也就强化了民族的概念和意识，强化民族内部的认同以及民族间的差异，并引导民族成员关心、注重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必然会产生“民族主义”，减弱“国家主义”。二是要着眼于民族地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始建构价值取向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和由此产生的政策要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国家在民族政策上，必须强调各民族间的整合，力求调动一切政策手段、政策措施来协调民族关系，确保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实施国民一体化政策，培育国民文化的一致性。三是要着眼于弱化单个民族意识，强化国家的一致性。区分民族利益的政策取向强化族际分离，使民族间的族际界限明确化，从长远来看，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必须走向融合，并以此来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内部的治理。形成和强化国民意识或者说中华民族意识十分重要，这是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思想基础。四是要着眼于在族际关系的状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必须对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调整。务实的、现实的选择，便是“国家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必须确立“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民族政策过程中，应该始终把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政策问题的选择、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手段的使用等，都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任何对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利益的考虑，都应该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五是要着眼于使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保持协调，建立民族意识调控机制。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旺盛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强盛的国民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族际政治和谐治理而言，国民意识要比民族意识更有意义。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族主义常常像幽灵一样在不该出现的时候突然现身，并搅起无数的政治风波。民族主义就是以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经过民族精英的提炼和加工，使之全面化、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完整的关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民族的权利和实现它的条件和方式的系统理论，成为一种从民族立场出发的对社会的系统见解，它就会成为民族主义。当民族意识无节制地走向旺盛的时候，也就生成为民族主义。因此，从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角度看，对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发展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如果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无节制地发展的话，就会消解和削弱国民意识，并导致许多严重的后果。从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角度来看，渐趋旺盛的民族意识对族际和谐治理是一个挑战。其他多民族国家提供的前车之鉴，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和谐治理模式当中，应当构建必要的民族意识调控机制。要建立民族意识的评估和预警机制，对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增强的程度做出准确的评估，对出现过度发展的情况要有所预警。对民族意识中过度发展的现象，国家要保持必要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只有具有这样的一套机制，才能从民族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为族际和谐治理提供保障。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控制和调节，才能使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国民意识保持协调。（三）构建民族区域自治约束机制，平衡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重权利、轻义务的安排，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不完善，自治权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还比较低，民族意识尚处于低迷状态的条件下，并不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一个重视权利而轻视义务的制度安排将会在实践中导致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将减弱其在族际政治和谐治理中的功能甚至会使之失效。因此，从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族际治理功能的角度出发，构建相应的机制来平衡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实践提出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权利制定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与设置与民族自治地方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干部素质、领导职数结构、民族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充分获得和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力、充分享有现行制度范围内的特殊权力上确实存在问题，一些地方就难以确保民族自治权的落实。其结果要么是自治权力职位空置，要么降格以求，相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四）民族区域自治走向民族共治是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的必然选择

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和行政管理的基本制度，也是实现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传统民族治理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在宏观上，将一切国家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体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在中央的协调下，找到中央与少数民族地方利益互动的结合点，使两种政治行政制度在历史运行过程中通过相互磨合，从对方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支点，从而实现双方相互认同与共处，找到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点。微观上，对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使得各得其所，避免了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上的“一刀切”可能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使少数民族地方维护、服从、认同中央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中央又允许少数民族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而满足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实现目的与效果的统一，通过民族间的认同与友谊，使处于不同管理形式下的少数民族行政制度逐步从异体和谐共处走向形式与内容划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形成的中央制度体系的二元构造，虽然是历史条件下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的一种必然的和可行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就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讲，又具有暂时的和过渡性质的。只有把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模式之中并导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这才既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又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更高起点。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生活中，共和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随着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进程，自治思想最终又被“共和”思想所取代。包括西欧在内，自治作为阶级政治的实践，是以各阶级走向共和为结局的，这种结局也是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事实，共和现已成为当代国家各阶级、各民族的共识，不管这种共识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建立是一次把传统帝国改造成现代多民族主权国家的成功实验，但这种成功终因理论和制度上的问题又遭到部分失败。说它成功，是因为它把一个民族关系比奥匈帝国更加复杂的传统帝国改造成了现代多民族联邦国家，并延续了70年；说它遭到失败，是因为它在民族政治理论和国家组织结构上没有坚决地把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作为统一国家来建设，而是从宪法上规定各民族加盟共和国有分离的自由，从而为后来的民族分离留下了方便之门。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中国则继续沿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道路前进。奥秘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的族际政治原则和机制符合现代多民族主权国家建设的要求。除了中国统一的历史久远，统一国家的理念根深蒂固，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前苏联虽然都以“自治”来表达，并体现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承认，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统一国家和各民族的共和为前提的，而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则是以民族联邦和自由退出联邦为前提，故二者的族际政治治理模式并不相同。具体来说，前苏联在批判奥地利社会的民族社会组织自治方案后，采取了民族领土单位的自治方案；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不是民族社会组织的自治，也不是民族领土单位的自治，而是把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体现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管理之中，自治地方的管理又以有关民族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为原则，即实行少数民族地方自治与民族共和相结合的民族政治制度。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制度既有效地保证国家统一，又可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自治和参与国家管理的双重政治权利。我国将56个“文化民族”的差别及其相互关系置于同一个中华“政治民族”认同之下来认识、来解决，走的是各民族共和建国之路，采取的是各民族共治国家之策。前苏联的民族政治理论和实践强调联邦制度下的自治乃至自决，共治共和是下一步的事情；而中国则强调在共和制度下自治与共治同步进行，由此，前苏联的联邦思想和实践加速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民”塑造过程，并促使它们最终走向独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近和团结，促进了“中华国民”的进一步凝聚。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3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当今社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在把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起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生态伦理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

2.社会结构及各系统之间的和谐。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指各社会阶层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都能从改革发展中受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城乡之间的和谐是指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区域之间的和谐是指实现区域之间均富、合作、互补和平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布局，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缩小乃至逐步消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不仅指三个文明的发展要相互协调，还指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有序发展。

3.人自身的和谐。即人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和健壮的体格。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六个特征。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和属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使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使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平稳发展，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与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讲秩序的行为规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能够得到正确处理，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形成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讲诚信、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以道德为支撑，以法律为保证，以和谐的产权关系为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危、和睦融洽的社会，使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弘扬，各种欺诈行为逐渐得以消除。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在政策和制度上得到保证，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各个领域焕发勃勃生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我国处在“矛盾多发期”。封闭的社会管理机制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妥善解决群众内部利益矛盾，建立安定有序的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要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基础，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合点。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治理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各级政府、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具体应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实现”：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思想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社会和谐，首要的是要有理论指导，做到思想统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滋长蔓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坚持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始终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结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坚持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这一制度成为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渠道。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社团等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畅通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力，使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4.坚持依法治国，实现法制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受经济困难所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法律帮助权，促进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加大信用教育力度，强化信用、契约等市场经济观念，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

5.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文化建设要实施精品战略，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产品。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提升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素质。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特别要建设好农村的各项文化设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体制，革除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6.坚持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注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社会结构。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注重调整社会结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户籍、教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注重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渠道，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当今社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在把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起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生态伦理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

2.社会结构及各系统之间的和谐。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指各社会阶层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都能从改革发展中受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城乡之间的和谐是指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区域之间的和谐是指实现区域之间均富、合作、互补和平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布局，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缩小乃至逐步消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不仅指三个文明的发展要相互协调，还指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有序发展。

3.人自身的和谐。即人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和健壮的体格。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六个特征。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和属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使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使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平稳发展，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与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讲秩序的行为规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能够得到正确处理，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形成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讲诚信、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以道德为支撑，以法律为保证，以和谐的产权关系为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危、和睦融洽的社会，使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弘扬，各种欺诈行为逐渐得以消除。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在政策和制度上得到保证，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各个领域焕发勃勃生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我国处在“矛盾多发期”。封闭的社会管理机制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妥善解决群众内部利益矛盾，建立安定有序的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要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基础，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合点。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治理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各级政府、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具体应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实现”：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思想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社会和谐，首要的是要有理论指导，做到思想统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滋长蔓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的前提条件。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始终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结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坚持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这一制度成为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渠道。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社团等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畅通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力，使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4.坚持依法治国，实现法制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受经济困难所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法律帮助权，促进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加大信用教育力度，强化信用、契约等市场经济观念，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

5.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文化建设要实施精品战略，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产品。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提升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素质。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特别要建设好农村的各项文化设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体制，革除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6.坚持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注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社会结构。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注重调整社会结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户籍、教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注重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渠道，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服务型政府；和谐陕西

基层是指各级政权组织中最低的一层。这里讲的基层政府是指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政府。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公共权力机关为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由于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基层政府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和谐社会建设极为重要。近年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加快改革，转变职能，对推动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努力。但总体来讲，陕西各地基层政府服务意识不强，创新意识淡薄，体制僵化，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陕西、建设西部强省的奋斗目标，这是3720万三秦儿女的期待，更是省委省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完成这样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构建和谐奋进新陕西，基层政府居于基础性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积极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于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意义重大。

一、制约陕西社会和谐的基层政府因素分析

近年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加快改革，提升服务水平，对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了大量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重视经济指标轻视发展质量，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影响和谐

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在发展问题上却产生了很大的认识误区，许多基层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率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由于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引导驱使，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看起来经济增长了，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2007年陕西榆林市GDP达到635亿元，财政收入突破50亿。但该市仍有贫困人口50.2万人，其中仍有13.8万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榆林很富，但老百姓却没钱。而陕西一线职工收入也并未能随着经济发展有较大增长。据陕西省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陕西省一线职工人均年收入为13135元，比社会平均工资16918元低3783元。在调查的50户企事业单位中，职工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地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的企业有41户，占调查职工总数的80.7％。大部分企业一线职工的月收入在800～1000元，有的不足800元。一线职工收入不仅偏低，而且增长缓慢，与企业效益增长不同步。

据问卷调查统计，西安市、渭南市的财贸、建筑行业的10家企业，2001—2006年企业利润年均增长20％，而职工收入增长13.9％。5年来未增加过工资的职工占22，2％。工人工资中扣除交纳社会保险金等外，实际没有增加多少，再扣除物价、房价、子女学费上涨等因素，相当一部分职工感受不到收入的增加。基层政府如何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受益，得到更多的实惠，急需创新治理模式，调整发展思路，走出发展的误区。

(二)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困扰和谐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视，但却对环境污染问题视而不见，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些干部甚至抱着先把经济搞上去，再去解决环境问题的想法。政府环保部门每年都说关停了多少污染企业，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但许多地方环境污染依然呈加剧趋势。据媒体报道，位于陕西子长县城内的子长供热公司，高大的烟囱每天排放出大量浓浓黑烟，让整个县城笼罩在“黑云”之下。附近村民种的蔬菜，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供热公司附近居民不能在外晒衣物，白色小尾寒羊在黑烟的熏染下变成褐色。类似这些问题许多地方也存在，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不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将引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也影响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看重发展速度，宏观调控乏力。地区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妨碍和谐

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十五”期间，陕西生产总值以年均11.5％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8.8％的速度；“十一五”开局之年更以12.7％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10.7％的速度。但陕西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是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陕西人口占全国近3％，但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仅占2％左右，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6％左右，人均财政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左右。2007年陕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763元，居全国26位。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从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的资料看，2006年陕西省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40元，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79元，相差14339元。三是区域间、行业间差异较大。2007年陕西省十市一区中，最高的杨凌示范区13200元与最低的安康市8051元差距达5149元。陕西省19个行业门类从业人员收入最高的行业报酬为最低行业的3.7倍。在一些地方，西部大开发以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折射出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也反映出政府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缩小地区行业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提高管理能力，加大经济调控力度。

(四)一些干部作风官僚甚至腐败。干群关系受损干扰和谐

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衙门习气严重，对群众反映的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漠不关心，对属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不作为，行政效率低下。一些政府言而无信，对社会和群众公开承诺的事项，大打折扣，甚至不去兑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失信于民，极大地破坏了干群关系，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陕西泾阳县卖1200亩地竟然没有合法手续，明显是基层政府的失职。宝鸡市陈仓区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岐星水泥厂县功水泥建设项目”，在征用当地农民土地时，给村民土地补偿太低引发农民抵制。2007年12月21日、22日，县功镇政府和水泥厂人员两次到地里勘界划线，均遭到村民的阻拦。如何转变干部作风，强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及时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亟须创新政府治理模式。

(五)政府职能转换滞后。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制约和谐

首先是政府定位没有摆正，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服务意识淡薄。一些掌握审批权的部门管得太多，卡得太死，特别是非行政审批许可事项过多过滥。一些部门对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积极有为，导致政出多门，相互矛盾，效率低下，而对无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能推就推，想方设法不为，导致许多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事情长期难办。其次政府部门职责不清，管理混乱。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关系上，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往往既掌舵又划桨，扮演着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了许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的检查多、摊派多、收费罚款多，但对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过问少、解决少或久拖不办，影响了经济快速发展。一些乡镇政府对新农村建设不能科学规划引导，对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导致一些村镇社会矛盾增多甚至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对陕西各级基层政府既迫切也极为必要。二、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构建和谐陕西的思路与对策

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融洽的状态。和谐陕西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是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人们能够各尽其能的社会；是民众凝聚力不断增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困，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是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法制健全、管理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适应社会发展首先在发达国家推行的治国理念和方式。它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以增进公共利益、积聚社会财富、提升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与基层政府治理具有目标的同一性。基层政府处在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最基础地位，因此在构建和谐陕西中其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实现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基本目标。如何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与陕西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笔者认为有以下对策：

(一)政府职能上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是要加快经济发展，让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谈及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时说：“只有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贫困和差距，才能为陕西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证，但加快发展，不是单一地追求GDP的增长，而是要把发展建立在结构优化、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为各级基层政府解决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科学发展的政府机制。首先，政府要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经济发展规划，明确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其次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硬件环境、社会环境，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第三，要加强信息服务，密切本地与外地的经济往来和市场衔接，促进本地与外地的交往。第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完善支持自主创业，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要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为他们充分就业创造条件。要提高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缩小行业地区收入差距。第五，要改革现行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对干部的考核不以GDP论英雄，不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看结果，关键看人民群众是否得到实惠，经济是否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政府决策上由独断型向民主科学型转变

加快发展，建设西部强省，是民众的心愿和要求，如何发展，又需要科学的决策。一些决策失误的发生，根源在于长官个人意志的决定性作用，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因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长袁纯清宣布未来5年将投入1118亿元，用于教育、就业、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8大民生工程的40个项目建设。宏伟的目标，艰巨的任务，更要求一定要运筹帷幄、科学决策。首先，政府必须以大多数群众的需要作为决策出发点，兼顾各利益群体以及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群众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其次，积极探索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式。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政府可结合当地实际，建立以对话和协商为主的市民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有条件地扩大公民参与决策范围。第三，注重调查研究。决策前要组织相关专家深入搞好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确保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对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宏观调控、财政预算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应在实行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同时，积极采取社会公示、举办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减少决策盲目性。第五，实行决策责任追究。对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应按“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压力，使决策者在作决策时更谨慎，考虑问题更全面，以减少人为的主观臆断，使决策更加客观与科学。

(三)政府行政上由随意型向法治规范型转变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但同时又是法制经济，必须有法律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政府必须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积极创新治理模式，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首先，科学界定、合理明确基层政府的职能职责。以转变职能为重点，确立职责定位，建立权责明确、运行高效的基层政府体制。其次，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程度来行使权力，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第三，建立健全行政管理的制约激励机制，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严格责任追究，保证行政高效。第四，完善社会矛盾预防调处机制。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展，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应急管理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尤其要解决好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侵犯农民利益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实现社会有序和谐。

(四)社会事务管理上由政府垄断型向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型转变

健全的公共服务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和社会危机的化解剂。针对陕西各地城乡社会公共事业相对滞后，服务主体单一的状况，首先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团、企业和行业组织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将单一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变为多元的社会化管理，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模式，将主要精力用于加强城市管理、社会服务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切实改善民生上，不断促进陕西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其次要积极借助市场主体的优势与能力，充分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利用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给民众提供充分的自由选择机会，同时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政府可将一部分公共职能，即管不了、管不好或者不应当去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主体和市场中介组织去做，并由此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再次加快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全网。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范围。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减少发展阻力。

(五)公务活动上由封闭型向阳光型转变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6

迈向一种新社会公共性

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模式，这个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差序格局”的交往纽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血亲关系网络，而对于血亲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事情缺少足够的参与。但是，一个社会的构建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超越了简单血亲关系的交往格局，政府便承担起了维系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职责，即政府是社会公共性的最重要的承担者。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政府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面临经费不足，管理缺位等诸多难题；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过多的控制权，不利于相关社会组织群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针对性，甚至造成了一种政府管理越位的情况。种种情况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现实中不和谐的情况。

因此，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承担者的地位，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性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得社会公共性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具体事务中，政府要主动的、有选择地逐步退出一些领域，引导相关的社会群体积极地进行自我治理。

具体而言，新公共性有以下基本的内涵：1、公共性是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的重要分析工具。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2、公共性是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它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3、公共性是一种现代价值理念。它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4、公共性是一种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它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5、公共性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与法制。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可见，新公共性建设的核心要求是政府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建立一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格局。政府不能直接掌控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和命运，要进行合理放权。在财政权、人事权、决策权等方面给予社会更高的主体地位，政府更多的是承担起服务保障的职责，将目标集中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基本建设等方面，破除原有的政治统治模式，全力打造新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

强而小的政府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经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提高改革效率、抵御改革带来的风险、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曾经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严重滑坡，在社会领域也导致了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欧国家所实施的“休克疗法”严重损害了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造成了社会公共性的真空，从而影响了改革的稳定进行。而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在面对诸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SARS等突发事件等各种危机的挑战过程中，政府从操作层面予以强有力地了回应。而政府回应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传统的“国家—社会”动员模式。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的行政系统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最重要的连接点——单位社会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的单位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应对危机给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带来冲击。

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来看，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种“政—商—学”一体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拥有调动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资源的权力；商界是社会经济事务的行为者，为社会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维护了政治统治的稳定性；而学界则以一种入世参与的姿态成为了社会思想的源泉，同时学者还在一定程度保持了和“政—商”进行角色身份转化的通道。三者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并通过引导民众而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明显的主导作用。可以说，这样的制度框架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结构之一，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多元治理结构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内保持这个框架的延续性。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多元治理结构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型政府。

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建立起主导型的强政府模式并不意味着恢复原有的政府一元化治理结构。实际上，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努力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治改革框架。一方面，政府要回归公共职能本位，即全力实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等四大职能；另一方面，要提升社会的主体地位，强调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政府主动寻求自身改革的突破，显示了政府的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放弃原有的那种政府统治的传统思维模式，寻求一种具备高度灵活性又能够保证稳定性和效率的新管理方式。

小政府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早已启动，在经济改革领域所出现的企业股份制改革等现象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经放弃了全权管理的大政府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市场调节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个建设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过程。如今，这样的过程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改革等多领域都开始出现了改革的迹象。这样，势必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发生一次深刻的改变，即由一元化治理模式转变为多元化治理模式。

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拥有强政府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调动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主动参与，这样才能建立起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强政府和小政府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强政府要求改革同原有的政治传统保持必要的连贯性，小政府要求改革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甚至必要的突破。

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围绕和谐社会建设打造一个强而小的政府，凸显社会自我管理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艰难的管理挑战。这需要我们从更本质的层面理解和谐社会，理解多元社会治理结构的根本意义。

多元社会治理结构最根本的意义是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在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拥有的公权力完全控制了社会领域中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社会控制方式，失去了必要的灵活性。而在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下，政府充分尊重社会团体和个人所拥有各项合法权利，利用社会法的约束和道德自律完成社会的基础性整合，禁止公权力侵犯私权利领域，保护社会不同主体的合法行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实现社会最多数成员的自由和人权。

实现多元的社会治理结构要完成两个重要的工作。

第一，完善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三大部门包括：1、政府组织，此为第一部门，又被称作公共权力领域、政治领域；2、市场或赢利组织，这是第二部门，也叫私人领域、经济领域；3、社会公益组织或非赢利性组织是第三部门，也称社会组织、公共组织。建立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就是在政府部门外，大力发展作为市场领域的第二部门和作为狭义社会群体的第三部门，如NGO、NPO等社会组织，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和能力。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总体性；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自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目标，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又一项伟大创新工程。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建立在总体性哲学范畴之上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其基本内容是人的全面的发展，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行动。“和谐社会”的境界就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注释1）正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现实中的实现过程是在其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需要由其政党以及这个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发挥着引导的功能。因此，当前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时势，认识政府引导“和谐社会”构建运动的客观基础，同时，通过自身的变革去增强政府引导社会的能力，并作出科学的路径选择，从而真正承担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

一、“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基础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就这一演进过程的特征而言，实现了从单项战略设计到整体性现实操作、从以非均衡发展为手段到以均衡发展为目标、从静态的布局协调思维到动态的立体建构思维的转变；就这一演进的具体内容来说，实现了从只顾眼前的发展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实现了从简约的经济发展到协调的社会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的转变，以浓缩的形式完成了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全部进程。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必须继续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起后工业化的课题，甚至需要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地对待后工业化的问题。

从现在已经展现出来的各种迹象看，后工业化的进程是从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就和社会成果的基础上出发的，它所要从事的是“统合”的工作，它需要通过“统合”的形式把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积极成果综合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无非是后工业化进程在社会层面上的必然要求，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恰恰契合了后工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法制和市场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起点。近代社会向我们展示的是法制与市场经济共存的历史图景，“法制是市场经济的政治表述，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的实现目标。”（注释2）也就是说，法制与市场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所造成的社会结构性分化就在于：其一，社会成员身份的二重化，在经济活动和一般社会活动中，社会成员以市民的身份存在，是利益追求和开展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宪政的意义上，国家把社会成员转化为国家公民，在他们的利益追求之中寻求利益平衡的支点。其二，从上层建筑的物质形态分化出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从而形成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分立，政府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施以调控。其三，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作为近代以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使国家与社会日益分离，并从传统的统治型的国家、政府及其行政，转变为加强了社会管理职能的管理型的国家、政府及行政，造就了一种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这三个方面都模拟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根据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原则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模拟的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分化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而，我们需要通过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去矫正因为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个从社会分化向社会总体化的转变。

二、“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

虽然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新近提出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应当看到，它是一个内含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观念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无非是根据总体性的哲学原则去把握个人、社会和历史发展等不同层面的全面性、动态性和完整性，是人、社会和历史的全面总体化的过程。虽然人类社会工业化的结果是社会的领域分化，即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领域，但是，总体性却是包含在社会整体各组成部分中的统一性的因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实现和不断获得的一种全面发展的“质性”。根据马克思的总体观念，社会是一个有机总体，其领域划分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社会的发展不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孤军奋进，而是社会在整体上的协调发展。同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个体也因自己全面性的实现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个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以及一切人的发展达到了自觉的统一。而所谓“和谐”，就是指社会不同领域的发展是与其整体的综合发展进程的一致和谐调有序。所以，“和谐”一词，通俗化地把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这一哲学概念的灵魂展示了出来，使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观念转化成了现实的行动方案。

“和谐社会”既是一种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形态，又是一个总体化的过程。就“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进行抽象把握的形态，而是一个体现在人、社会以及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具体的总体化进程，是反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具体战略中的，同时，又是这些具体战略的总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过程恰恰是马克思所设定的“历史的总体”。因为，就历史的本质而言，在每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上，即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与这个社会形态相一致的具体的历史总体。在马克思发现了历史总体之前，尽管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始终，却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由于马克思的发现，使历史总体有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建构过程，“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把自觉建构历史总体的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创造性实现。

关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直接理论前提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观”所指向的是社会构成方面，而“以人为本”的理念则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方面，它们共同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但是，它在整体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在发展进程中时常陷入无序的状态。而且，人类社会是从工业化进程中的“生产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中走出来的，出现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是势所难免的。所以，在对现代社会的整体认识上，经常可以看到它在发展中出现有机性和总体性不足的问题，当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方面凯歌行进的时候，在其他领域或其他方面却出现了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近些年来，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和发展速度的加快，社会在整体上不协调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反过来，“社会整体的任何一个方面所存在着的问题都有可能使社会整体合理的结构发生异位，对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造成消极的影响。”（注释3）因此，需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根据马克思的总体观念来指导社会发展的实践，把总体观念融入到一切社会行动方案的设计和行为选择中来。

同时，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人是目的”，一切社会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个体的人的自由自觉之上的。因为，只有当个体的人实现了自由自觉，才会在社会行动中与他人团结合作，才会出现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态。因此，在现实的行动方案中，需要首先去主动地创造自由自觉的个体，需要在一切社会活动中以及社会生活中去“型塑”出自由自觉的个体。然而，指导这一行动的基本方针无疑就是“以人为本”。在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中，包括历史的总体化和个体的总体化两个相联系在一起的互动统一的方面。如果说“科学发展观”表达了马克思总体性哲学历史总体化的内涵的话，那么，“以人为本”则极其确切地反映了个体总体化的精髓。如果考虑到“社会是人的本质”这一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充分把握“和谐社会”作为“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理念的“合题”的性质了。或者说，“和谐社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是人的总体性和社会的总体性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我们引入了“和谐社会”的自觉进程。如上所说，以往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历史的总体性是潜藏在历史运动的背后的，而作为历史总体自觉实现的“和谐社会”构建，则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性质，从而用主动的、自觉的行为选择去彰显历史的总体性。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角色

近代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政府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它相对于社会而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对社会实施管理并引导着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越来越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它不是消极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是能动地、积极地作用于社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政府也将发挥着引导作用。

社会是一个包含着许多方面和众多领域的有机整体，政府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代表，肩负着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使命。因此，政府的职能必然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就是说，它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特定的方面，而是具有多向度的。同时，政府职能的各个向度之间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整体。从大的方面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公共安全职能、文化建设职能、教育职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环境保护职能、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规划职能，以及与人们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方面的服务职能。所有这些职能的整体结构就是政府职能模式，好的政府职能模式，就是由结构合理、精简高效的职能实体所发挥出的功能。

政府职能的多向度性是与政府职能的整体性相一致的。政府职能的发挥作用的状况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分化，政府职能分化的水平越高，专业化的程度越高，说明政府发挥其职能的效果越好。但是，政府职能的分化并不是其整体性的瓦解，而应该是其整体性的升华，是一种获得了总体性的政府职能整体。因为，政府职能越是分化，各种职能之间的联系就会越密切，从而更突出政府职能的整体性。或者说，政府职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应受到忽视，否则，将意味着整体不复存在。政府职能的整体性决定了各种职能之间相互关联，每一种职能得到发挥的程度都是其他职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条件

由于政府职能的多向度性，决定了政府职能模式是一个由多种职能有机联系起来的综合性整体，而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要素以及整体的结构又决定着整体的性质和存在状况。因而，不可能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政府职能模式，任何一种政府职能模式都是具体的，是从属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服务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它一旦离开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就不再具有合理性，因而，也不再具有实际的价值。这也就是政府职能的具体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政府职能模式的形成都是与其历史传统、文化结构、社会经济状况等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具体条件的产物。同时，这种政府职能模式又是服务于具体的对象和有着特定的目标指向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建构本国的政府职能模式时，都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认真地研究影响政府职能发挥的每一个具体的因素以及政府职能合理化的目标指向，而不是照搬它国的政府职能模式。所以，政府只有不断地对其职能的结构和重心加以调整，及时地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进行自我变革，才能满足它所属社会的要求。

然而，“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乃至于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政府的主要职能一直是维护等级秩序，属于统治型的职能模式。在近现代社会，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转移，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在政府的全部职能结构中的地位发生改变。但是，迄今为止，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这是政府职能的片面发展。”（注释4）在这种政府职能的片面发展中，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全面的，更不可能是和谐的。也就是说，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所在的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的、片面的社会，它们是建立在社会的异质性和政府职能的片面化基础上的。反过来，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又通过强化社会的异质性而实现它们的社会治理目标，即实现对统一社会的“分而治之”。因而，我们在社会发展中的每一个时代所看到的，都是形式上统一了的社会的内部严重分裂。要走向“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政府职能的片面化、消除社会的异质性，形成具有充分同质性的真正的共同体。

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提出的。一方面，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分属于当前中国两个领域，是两个不同领域中的目标，在政府中，是要构建服务型政府，而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则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这两个目标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前提，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服务型政府，才能同时走向“和谐社会”，反过来看，服务型政府又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和谐社会”作为社会总体化实现了的形态，是一种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社会构成因素的和谐共生，因为“和谐社会”也要求政府通过自身的改造而转变成服务型政府之后，才予以接纳。服务型政府在职能模式上表现为一种引导型的政府职能模式。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构建所提出的服务型政府要求，具体地反映在政府的引导型职能模式上，因为，只有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才能担负起全面社会管理的角色。

四、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路径选择

所谓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府职能模式，这一职能模式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代表者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与社会处在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的关系中。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选择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事实证明，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在政府经济职能的引导性功能中，我们可以断言，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创造经济腾飞奇迹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地通过引导职能的作用过程而创造出一个和谐、安定、全面发展的社会。更具体地说，政府的引导职能从两个方面在全面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其一，政府需要在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发挥引导功能，确立起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其二，政府在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过程中，着重于战略方向的把握，通过‘元战略’的确立而实现对治理过程的总体引导。这样一来，以往一切治理模式在治理问题上的不充分性，都划上了一个句号，而全面社会管理的历史，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主动合作中，走上了征程。”（注释5）

政府引导职能模式的确立，必然逻辑地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近代以来，在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问题，表现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便是以隔离的形式强化着社会的异质性。然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却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同质化的希望：这个社会突出了政府公共管理主体与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共营，并把贯穿了服务精神的社会治理活动作为呼唤社会自治意识觉醒的途径。此时，社会自治机制逐渐生成。“只要社会有了自治的机制，人类社会道德建构的主观过程就有了客观依据，就会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中注入以合作精神为内核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这是一种具有充分同质性的共同体。”（注释6）可以断定，由于服务精神的泛化而引发的信任会必然地导向合作行为，从而强化着共同体的同质性。在这一意义上，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所包含着的走向社会自治的趋势也就是社会凝聚力重现的契机。通过这个途径，不仅公共行政包含着走向制度伦理设计和安排的可能性，而且，整个社会也将重新获得伦理关怀，成为真正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可见，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在服务型政府的引导型职能模式生成的过程中，政府对于“和谐社会”构建所作出的第一项积极贡献就在于引导社会走向自治，在培育成熟的社会自治精神、创设社会自治体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主动的引导作用。

社会自治，就其本义而言，是一种自我服务，即不需要依赖政府，属于自助型和互助型的服务。但是，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社会治理群体中的自我服务负有引导、监督的责任，这种引导和监督又根源于政府的服务性质，是通过引导、监督而实现的服务。由此，社会自治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又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社会自治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容和引导型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只有在服务型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健全的情况下，社会自治的普遍化、制度化才可能得以实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分离才可能终止。这时候，国家及其政府重新回归社会，真正成为居于社会之中的和在根本性质上与这个社会相统一的公共机构。

人类合作共生的基础就是人的社会性。所谓共生，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即自然和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们有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逻辑前提是承认对方的独立性和固有价值。社会自治机制的形成，就是这种共生合作状态的恢复，是个体回复自身社会本性、回归人类本真价值的过程。当人类基本的物质需求能够获得保障的时候，基于人的社会本性而进行合作的要求就会逐渐地显露出来。由此看来，“当人类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积聚起了必要的物质财富之后，当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我治理的机制，这种机制属于建立在实质性的合作和共生基础上的治理。”（注释7）这是一种饱含伦理精神的机制，它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所贯穿的服务价值、合作精神相契合，表明人类社会向伦理生活的回归，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伦理本质。同时，作为社会治理活动的一种普遍形式，它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管理上的多元分立，属于一种在每一项治理活动和行为中都体现着社会运行总体性的治理方式。

总之，在我国，政府与社会在历史上的那种相异化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新走向同质化的方向，这决定了政府在“和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应当发挥作用。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形成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从而决定了中国政府能够在“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政府在引导整个社会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时，是把引导社会自治作为着力点的，是把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具体地落实在培育社会自治精神和促进社会自治体系的建立、健全这一行动之中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2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2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2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法治政府;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和谐;公共治理模式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治理角色。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政府治理亦是最为关键。在我国,各级政府都是公共部门中最主要的成员,是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支配和运用着最广泛的公共资源,掌握着国家权力中重要的行政权,担负着大量重要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管理任务。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措施(包括公共政策及其他制度)、公共治理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公共治理和谐目标的实现[1]。公共治理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结构内在关系与整体运行实现协调、健康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实现公共治理和谐关键在于政府治理。建设法治政府,实现行政权力的法治化,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对法治政府与公共治理和谐的关系,如何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1建设法治政府: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必由之路

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者——政府,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当代中国,造就一个法治政府,更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选择。因为毫无疑问,法治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前提和保障。

1.1建设法治政府,是解决政府公共治理不和谐的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在我国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情况、问题、面临挑战。譬如,一些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意识比较薄弱;行政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导致政治制度缺失、公共政策的偏颇;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社会治安、资源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2]体制创新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触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法治政府的建设。

政府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依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方面,作用巨大。如,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国务院及时并实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各级政府依法采取各种应急处置措施,控制、减轻和消除地震灾害引起的严重危害,依法解决因地震灾害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力地保障了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有效进行,为积极稳妥恢复灾区群众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促进灾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事关我们是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局。

1.2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根本保障

1.2.1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协调、有序发展的需要。公共治理和谐之所以要“建设”,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相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没有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其中,法治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譬如,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是公平和正义,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营造一个制度公正、机会公平、司法正义的社会环境,处理好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环境优化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引导和执法示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和谐社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如,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和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时引发社会冲突;政府通过完善行政考核、备案审查、执法监查等措施,对部门权力进行规范,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无疑会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

1.2.2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要统筹规划、积极推进。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德治与法治、发展与稳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政府不但要协调好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协调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3]政府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管理创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有效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齐抓共管的综合效能,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公共治理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

2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模式与实现路径

法治政府是在宪政理念指导下,依照宪法原则而构建的国家行政管理与公共治理机构。因此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作为外在表现,必然是政府行为全面受到法律的约束,政府权力运行有着明确的法律边界。

2.1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模式: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全面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权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实施管理、履行责任、提供服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模式:

(1)法治政府必须是民意政府。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基本职能就是执行民意,因此法治政府制定的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法治政府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政和治理国家,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正当的根本性标准是人民对行政是否满意。

(2)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要义和精髓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依法规范和限制行政权而非扩大和强化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和法律的规定。法治之下的政府权力和职能是有限的,政府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以法律作为自己的最终依据。

(3)法治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固然要管理,但管理不是目的,“公共服务”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是为公众提供廉洁、公正、高效的公共服务。

(4)法治政府必须是阳光政府。政务公开是实现决策民主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化,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离开了知情权,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造成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滥用职权,行政执行随意性强且缺乏监督而极易导致腐败。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办事内容公开,办事程序公开,适用法规公开以及办事结果公开。凡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除涉及国家机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外,都应向社会公开;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证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实行开放式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为建立廉洁透明政府提供制度保证。

2.2建设法治政府路径

2.2.1树立“民本位”思想。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理念上破除“官本位”意识,强化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实行民主行政,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搞好权能划分,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机制;依法行政,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增加政府行为过程的透明度,使行政过程发生在法律和人民的密切监督之下,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2.2.2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做好政府立法和行政决策工作。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等行政立法机关,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高度重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以及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立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以及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制度建设;健全政府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决策实施后实行评价和决策、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行政首长问责等制度,严格追究责任[4]。

2.2.3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加大对各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完善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责任,及时解决职责交叉重叠等问题,防止出现监管职责不清问题;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和种类,制定公平、公正的行政处罚实施标准,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区分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分列执法流程图,明确各自执法权限、执法流程、执法依据。

2.2.4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建设法治政府,确保执政为民,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在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应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政务公开,切实使政府在阳光下运作,不断加大新闻舆论、互联网等的监督力度。二是要加强层级监督和责任追究。要从源头上厘清政府和行政机关各项权力对应的责任和行使程序,形成监督制约关系。要整合现有的监督资源,切实推行行政问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三是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争议、维护公民权利、监督政府的职能作用,构建良好的政府自我纠错机制。

2.2.5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产生竞争,出现矛盾,如何处理这些利益矛盾则成了关键。一方面,政府应协调治理主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他们有机会申诉其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合法的形式、正规的渠道解决利益需求。人们的利益问题解决了,社会的稳定运行才有了基础。

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又要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离公共治理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近。

参考文献

[1]玉凯.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N].《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0月12日

[2]唐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现状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政府；法治政府；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和谐；公共治理模式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治理角色。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政府治理亦是最为关键。

在我国，各级政府都是公共部门中最主要的成员，是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支配和运用着最广泛的公共资源，掌握着国家权力中重要的行政权，担负着大量重要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管理任务。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措施(包括公共政策及其他制度)、公共治理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公共治理和谐目标的实现。公共治理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结构内在关系与整体运行实现协调、健康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实现公共治理和谐关键在于政府治理。建设法治政府，实现行政权力的法治化，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对法治政府与公共治理和谐的关系，如何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一、建设法治政府：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必由之路

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者——政府，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当代中国，造就一个法治政府，更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选择。因为毫无疑问，法治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前提和保障。

1.1建设法治政府，是解决政府公共治理不和谐的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在我国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情况、问题、面临挑战。譬如，一些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意识比较薄弱；行政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导致政治制度缺失、公共政策的偏颇；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社会治安、资源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创新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触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法治政府的建设。

政府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依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方面，作用巨大。如，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国务院及时并实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各级政府依法采取各种应急处置措施，控制、减轻和消除地震灾害引起的严重危害，依法解决因地震灾害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力地保障了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有效进行，为积极稳妥恢复灾区群众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促进灾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事关我们是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局。

1.2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根本保障

1.2.1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协调、有序发展的需要。公共治理和谐之所以要“建设”，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相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没有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其中，法治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譬如，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是公平和正义，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营造一个制度公正、机会公平、司法正义的社会环境，处理好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环境优化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引导和执法示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和谐社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如，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和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时引发社会冲突；政府通过完善行政考核、备案审查、执法监查等措施，对部门权力进行规范，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无疑会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

1.2.2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要统筹规划、积极推进。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德治与法治、发展与稳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政府不但要协调好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协调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政府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管理创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有效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齐抓共管的综合效能，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公共治理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

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模式与实现路径

法治政府是在宪政理念指导下，依照宪法原则而构建的国家行政管理与公共治理机构。因此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作为外在表现，必然是政府行为全面受到法律的约束，政府权力运行有着明确的法律边界。

2.1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模式：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全面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权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实施管理、履行责任、提供服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模式：

(1)法治政府必须是民意政府。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基本职能就是执行民意，因此法治政府制定的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法治政府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政和治理国家，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正当的根本性标准是人民对行政是否满意。

(2)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要义和精髓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依法规范和限制行政权而非扩大和强化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和法律的规定。法治之下的政府权力和职能是有限的，政府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以法律作为自己的最终依据。

(3)法治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固然要管理，但管理不是目的，“公共服务”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是为公众提供廉洁、公正、高效的公共服务。

(4)法治政府必须是阳光政府。政务公开是实现决策民主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化，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离开了知情权，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造成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滥用职权，行政执行随意性强且缺乏监督而极易导致腐败。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办事内容公开，办事程序公开，适用法规公开以及办事结果公开。凡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除涉及国家机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外，都应向社会公开；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证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实行开放式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为建立廉洁透明政府提供制度保证。

2.2建设法治政府路径

2.2.1树立“民本位”思想。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理念上破除“官本位”意识，强化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实行民主行政，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搞好权能划分，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机制；依法行政，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增加政府行为过程的透明度，使行政过程发生在法律和人民的密切监督之下，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2.2.2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做好政府立法和行政决策工作。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等行政立法机关，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高度重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以及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立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以及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制度建设；健全政府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决策实施后实行评价和决策、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行政首长问责等制度，严格追究责任。

2.2.3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加大对各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完善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责任，及时解决职责交叉重叠等问题，防止出现监管职责不清问题；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和种类，制定公平、公正的行政处罚实施标准，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区分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分列执法流程图，明确各自执法权限、执法流程、执法依据。

2.2.4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建设法治政府，确保执政为民，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在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应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政务公开，切实使政府在阳光下运作，不断加大新闻舆论、互联网等的监督力度。二是要加强层级监督和责任追究。要从源头上厘清政府和行政机关各项权力对应的责任和行使程序，形成监督制约关系。要整合现有的监督资源，切实推行行政问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三是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争议、维护公民权利、监督政府的职能作用，构建良好的政府自我纠错机制。

2.2.5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产生竞争，出现矛盾，如何处理这些利益矛盾则成了关键。一方面，政府应协调治理主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他们有机会申诉其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合法的形式、正规的渠道解决利益需求。人们的利益问题解决了，社会的稳定运行才有了基础。公务员之家

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又要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离公共治理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近。

参考文献：

[1]玉凯.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N].《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0月12日

[2]唐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现状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和谐治理模式范文篇10

［关键词］工会维权;功能创新;法治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国家对工会等群团组织的放权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通过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让渡社会自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工会等群团组织的自治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又担心群团组织的创新发展会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在法律层面并没有赋予工会组织维权的刚性手段，工会科层化的行政组织体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使得新时代工会维权功能模式从行政依附型向利益代表型之转型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这正是工会不得不进行改革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上述悖论是当前我国以工会为代表的群团组织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工会维权功能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第二条明确界定了工会的功能和性质:“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存在的基础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职工群众的新期待，对我国新时代工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工会维权功能模式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突出政治性:工会必须以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为最高原则。在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这既是新时代推进工会维权功能创新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也是工会组织发挥党和职工群众之间桥梁纽带作用的根本原则。中国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会的最本质特征，工会组织的任何行动策略都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要求。2015年7月，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并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新时期工会等群团组织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政治规矩，为党排忧，自觉承担起党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桥梁的历史重托。可见，中国工会不仅是劳动者利益的代表组织，还肩负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使命，因此，中国工会必须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为己任。(二)突出先进性:把牢新时代工会维权的历史使命。要完成党的提出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居于领导地位，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所以，“先进性”是国家根本大法赋予工会的特殊使命，是支撑工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脊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会组织的先进性。2013年4月，他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强调:“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2］2015年7月，他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工、青、妇”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必须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可见，中国工会不仅是劳动者自愿组成的职业团体，更是国家领导阶级的代表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特点。(三)突出群众性:增强新时代工会组织生命力。从本质上看，工会是劳动关系的产物，维护劳动者权益是其基本职责，所以，群众性是中国工会维权职能的根本属性，是增强工会生命力及激发工会活力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群众性是工会的根本属性。2013年4月，他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工会要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和工会干部是“职工之家”和最可信赖的“娘家人”［3］。2015年7月，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强调，工会工作应当着力解决脱离群众问题，要努力为职工排忧解难，成为职工的知心人和贴心人［4］。当前，虽然我国劳动关系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但这是职工群众基于具体利益诉求导向的社会行动，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利益分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工会组织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立法参与、合作性博弈等非对抗方式实现劳资或者劳企利益和谐。从某种程度上讲，突出劳动关系矛盾的非对抗性，倡导劳动关系合作共赢，是对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创新发展，是走中国特色工会道路的根本［5］。

二、工会维权功能模式类型化及评析

从社会组织功能论角度，可将工会维权功能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利益冲突型、行政依附型、功能参与型、利益代表型。新时代中国工会维权功能模式，既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冲突型”，也区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依附型”，同时也迥异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协调型”。新时代中国工会维权功能创新应避免“冲突型”、改革“依附型”、完善“参与型”、走向“代表型”。(一)利益冲突型工会维权模式之悖论。利益冲突型工会，是指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国家“工联主义”运动意义上的工会体制。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利益冲突或者对抗性的，其工会主要是劳工利益的代表者，独立于政党、政府和雇主组织，具有组织独立和阶级立场鲜明等特征。因此，西方国家劳资矛盾常常表现出激烈对抗性，工会也往往采取暴力冲突的极端方式来解决劳资矛盾。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中后期，工人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发生过“抗争”行为，但是中国工会利用行政“依附型”的功能运转模式和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方法，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保障了社会总体的和谐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早期，虽然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工业化早期大量劳工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温州模式”“浙江模式”通过“股份合作式”的劳资关系创新，避免了劳资双方的对抗和冲突。所以，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党和国家力求营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氛围，利益冲突型工会与和谐劳动关系理念是相悖的。(二)行政依附型工会维权模式之转型。行政依附型工会，是指我国改革前及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会体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工会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官民二重性”的身份定位，在法人属性上多表现为“带有私法人性质的公法人”特征。众所周知，中国工会是依附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而产生的，工会就是围绕党和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目标开展工作的，工会的组织力量主要来源于国家和政府。具体表现为，工会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单位拨付，国企工会主席往往由企业党委副职或者纪委书记兼职等，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特性。这一工会体制虽然政治合法性良好，但其缺点是弱化了工会的群众性。总之，行政依附型工会其政治功能远远大于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会利益代表功能的发挥。所以，如何从法治层面实现工会去行政化特征，开创新时代中国工会维权功能创新的新局面，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三)功能参与型工会维权模式之定位。功能参与型，也可称为功能协调型工会，是指在我国改革的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向，国家积极推动劳动关系治理机制创新，并在2006年提出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获得了作为职工群众利益代表参与国家治理的身份，工会组织功能从“依附型”向“参与型”转变。具体表现在，在宏观层面，工会从源头上参与表达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促使国家建立和完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规体系，实现劳动关系矛盾的源头治理;在中观层面，企业工会利用职工董事监事等制度，积极渗透到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直接表达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实现职工源头参与;在微观层面，工会充分利用劳动者个体劳动权让与，通过开展行业、区域及企业层面联动式的平等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充分发挥合作博弈的利益代表功能，展示劳动者利益代表的社会影响力。但是，笔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工会要在和谐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多重社会功能，不仅要考虑劳动者的具体利益，也要考虑国家的总体利益，不能采取对抗性手段来处理劳资冲突，它只能在法律政策框架下“依法维权、和谐发展”，在党政工部门之间协调运行，从而帮助国家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从国家治理参与的角度，“协调”和“参与”叠加，是现阶段中国工会的基本功能属性。(四)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模式之走向。利益代表型工会，是指工会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其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主体功能，依法依章独立自主地创新性开展维权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改革倒逼国家治理劳动关系方式发生现代化转型。工会等群团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给工会自身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这就要求新时代党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方式，在保持工会政治定力的前提下，由原来的以党代群、政企不分的管控方式转变为以领导立法的方式，引领和推动工会实现从“依附型—协调型—代表型”的逐次转型，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道路实现从“革命建设”向“改革开放”再到“创新发展”的历史跨越。

三、构建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功能模式的法治化路径

在国家治理体系系统中，工会作为子系统，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构具有参与功能的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功能模式，即工会以“职工利益代表型”群团组织的身份参与国家治理，这样能将国家治理能力延伸至劳动关系的微观领域，帮助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按照这一逻辑，构建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模式的法治化路径主要落实在两个维度:一是不断强化工会源头参与立法及法律执行力度，实现职工群众对国家良法善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二是在厘清工会角色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与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法律制度性融合，赋予工会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地位和刚性手段，有效解决工会体制存在的过于行政化的问题。(一)强化工会源头参与立法及法律执行力度。这是构建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功能模式的政治保障。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大的群团组织，其广泛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决定了工会组织在党依法执政过程中的历史担当。党的以来，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践行与发展，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颁布与实施，劳动关系领域的新矛盾也会出现多元化。如何对职工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维护和实现，自然而然成为工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直接关系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党要通过领导立法的方式，不断拓展工会源头参与立法力度，努力将职工关于劳动就业、劳动报酬、劳动保障、劳动安全和职业教育等相关诉求体现到国家劳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中，不断满足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职工群众对国家法律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构建新时代工会在党和职工之间的桥梁关系。为此建议，国家法律应明确赋予工会参与立法权，立法机关对是否采用或者不予采用工会立法建议的理由给予说明。这样，才能更有效保证工会参与各级人大与职工权益密切相关的各项立法工作中，更好满足职工的诉求。例如，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是新加坡最大的群团组织，会员约占新加坡劳工总数的90%。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执政地位以后就通过依法执政的方式强化对职工总会的领导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逐渐通过领导立法的方式颁布和实施了《雇佣法》《中央公积金(修正)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将职工总会的维权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职工总会形成了共存共生的伙伴关系，从而推动新加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其次，党要把自己信任的党员干部依法定程序推荐到全总及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以增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力与工会干部的法律执行力。“推荐或者输送干部”制度一直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增强对重要的社会团体领导力和执行力的组织保证。在新加坡，职总工会体系有很多工会干部原本就是人民行动党成员和支持者，他们被选上国会议员后继续担任工会领导职务，这样一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人事上形成了与工会稳定的共同体。借鉴新加坡的立法经验，我们党要发挥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用党组织在工会组织中全面嵌入的方式，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权，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二)重塑工会独立社团的私法人属性。这是构建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功能模式的主体要求。从历史上讲，中国工会是依附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产生的，具有很强的行政依附性。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需要从立法上还原工会独立社团的私法人属性，改变工会“行政依附型”工作方式，增强工会在化解劳动关系矛盾中立法参与、整合、博弈、调处、沟通等利益主体代表功能。重塑工会和法人属性，要从宪法方面着手。我国《工会法》应将工会代表权规定为义务而不是权利，确认工会的代表权来自劳动群众通过团体契约的让渡，从而使工会有代表劳动者权益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因为如果法律不赋予工会独立社团的法人地位，工会就难以承担更多的模糊不清的法律义务。从立法上修复“官民二重性”的工会特征，还原工会独立社团的私法人地位，是为了从法人制度上保持工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类似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企业经历了40多年改革，实现了从政企不分的“单位制”到现代公司制的企业法人地位的转型，从而激活了企业市场的活力。同样，工会获得独立社团的私法人地位也是为了增强工会活力，形成一种相对自治的劳工维权模式，在组织功能上和国家形成互补的“共生关系”，实际上国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工会只是在法人制度和组织功能上发生了转型，成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中介组织，重塑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延伸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域中。因此，亟待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工会私法人性质，在工会组织的资金来源、责任担当等方面祛除行政性、机关性色彩，在实践中发挥工会维权的利益功能，保证其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三)赋予工会在合作性博弈行为中的劳方排他性代表权。这是构建利益代表型工会维权功能模式的刚性手段。在中国企业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工会作为劳动者利益代表的核心主导功能逐步增强。市场化劳动关系逐步形成之后，计划经济时期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被“资强劳弱”的劳资关系代替，劳动者的话语权被资本不断地削弱，工资、工时、劳动安全、社会保障、体面劳动等关于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已经成为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推动完善集体协商制度，缓解劳资矛盾。集体协商(集体谈判)制度作为平衡劳资力量的有效方法在我国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首次确立，此后，全国总工会就开始把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和谐劳动关系治理的核心主导机制。目前，中国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利益协调机制要通过走中国特色工会道路来实现，即只能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合作性博弈”［6］的方式来实现。“合作性博弈”不仅顺应了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主题，也是新时代追求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和谐劳动关系治理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合作性博弈”规则运行中，需要明确工会的角色定位，理顺劳资政三方面关系，确定合作性博弈的规制原则，如此，才能实现劳资双赢及劳动者利益最大化。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工会可代表劳动者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但同时又规定，在无工会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行推选代表同企业进行协商。这样一来，建立工会的企业在集体协商问题上就会缺乏主动性，即使在上级工会的敦促下为完成指标而进行了协商，也摆脱不了流于形式的宿命。而对于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在劳资矛盾激化时，劳动者不经过协商环节，直接采取怠工、罢工等激烈手段同企业进行“非合作性博弈”，不仅造成企业重大经济损失，也冲击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使企业和社会都为之付出很大代价，这与和谐劳动关系发展目标是相悖的。从私法自治原则出发，雇员自愿组成工会体现了雇员意志并同时把谈判权让渡给工会，除非有合理的怀疑，雇主不能拒绝谈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会谈判资格的取得是工人民主选举授权的结果。另外，在劳动争议处理的各个环节，代表劳方的只能是工会，否则不会被接纳。如德国基本法规定没有工会组织的罢工是非法的。与此同时，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工会接受了工人集体谈判权就必须忠实地为工人服务，这是法定义务，不得拒绝。如果工会领导人在集体谈判过程中有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行为，将会受到惩罚。例如，2009年韩国平泽事件中，由于工会组织受到政客的教唆而被裁定为非法组织罢工行为，不仅工会被解散，而且工会负责人也被拘留逮捕［7］。因此，我国法律应该禁止越过工会的“非合作性博弈”的极端行为。在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工会应该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劳动者代表组织，即劳动者必须首先要加入工会组织，然后由工会代表劳方进行“合作性博弈”，为会员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果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能够通过完善立法赋予工会在“合作性博弈”中排他性代表权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实现劳资利益平衡和劳动关系和谐就有了刚性手段。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2］［3］．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4－28．

［4］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开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5－07－08．

［5］王珍宝．中国工会转型及其困境［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218．

［6］许晓军．中国工会的博弈制衡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