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12:40:47

和谐社会论文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1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其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尽管当时中共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在做出最大让步、顾全抗日大局的良好愿望的前提下阐发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惧怕抗日军民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而且在抗日阵营内部,反对团结、制造分裂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即使是在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也相忍为国,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

其三,根据实践的检验和需求,不断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并不表明时时、事事都和谐,也不表明没有矛盾。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党内外、抗日统一战线内外的复杂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和哲学创作。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深刻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指明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大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述中无不阐发和贯穿了一条和谐思想的线索,尤其在《矛盾论》中,站在哲学高度全面把握和深入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构成、发生和发展的原理以及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的,矛盾双方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和谐的一面,且相伴相生,互相转化,但始终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事物能否达到协调、平稳与和谐地发展,关键要看事物发展过程中斗争性和统一性谁占主导地位。若能克服斗争性使统一性占主导地位,就能保持和促进事物得到和谐、平稳的发展。社会发展本身即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调适各种关系、协调各个方面、衔接各个过程,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健康运转之中。的哲学理论指导我们党能在复杂形势下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大节不失、原则灵活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从而消除了各种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避免了一些重大的不良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保持了抗战时期国内的统一和谐与一致对外。

其四,在巩固和发展国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法、美援助的策略,并始终坚持亲苏、联苏政策,突出在与各国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助我者友之”的和平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和平、和谐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国际上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援华运动。因此,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使敌人陷于孤立和包围之中,重要的是既为我们争取了外援,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由上述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目标,正确处理了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起到了稳定时局、安定人心、维护国内团结和发挥全民抗日积极性的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谋求国内外和平与追求普遍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的阐发和运用。

二、民主政权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日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和残酷的战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关键是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而一个有效且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团结人民,扩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于1940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⑤要求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组成的各党各派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随着这一民主政权的普遍推广和实施,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民主政治新景象。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创立这一制度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战时的最大民主化,它扩大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范围,明确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⑥较之以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取消了选举与被选举的阶级身份限制,这不仅有利于调动最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而且也有利于提高解放区居民的民主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与管理政权的意识与能力。同时,“三三制”政权注意调节一切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心保障一切抗日军民的合法权益,明确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个人都有同等的人权,包括财产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随着“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施与推广,一些本来不太合作的地主阶级人士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转而拥护政府并与政府友好合作。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团结,增强了抗日的力量,而且使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的社会,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作主的崭新生活。

其次,“三三制”政权保证了党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地位。和谐社会是各种社会要素、力量和势力的协调一致与合理配置,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能否保证先进政党和先进文化对民主政权的领导与指导地位,是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特殊地位和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先进性的状况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对于在贯彻“三三制”过程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⑦由此,中央对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规定了一系列明确的纪律。抗战时期党对民主政权的这种领导,突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政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各阶级、各阶层的向往光明、背弃黑暗,向往民主、反对专制的进步青年和人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积蓄了人才,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再次,“三三制”政权的具体运作实行相互合作、共同协商和民主参政议政的方式。“三三制”政权要求我党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善于与其他民主人士和团体合作的精神,尊重并虚心听取合作者的各种意见,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认为,“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民主作风,正是在抗战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当然,作为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对于来自社会基层、各个方面和各种利益群体的意见要分析合理性,区别对待。对于合理、应急的事关重大的意见或建议,当取则取;对于修改变通后就是上策的意见或建议,则给予必要的修改变通;对于合理但并非应急且一时无法实行的意见或建议,则备案在册,来日再说。

抗战时期,共产党员不仅注重加强与其它各党派的团结与合作,而且注重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引导他们,及时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他们一道前进。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建中共与其他各党派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从而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和谐、团结、充满活力。

“三三制”政权的实行,团结了根据地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各方面抗日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同时也是一次民主政治的试验和实践过程。正是在选举制、参议制、保障人民大众享有一切合法权益等制度的实施下,才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出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新气象,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谣传遍神州大地,解放区成为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人们的圣地,这对全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记者斯坦因这样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民主第一次在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⑨

三、减租减息上地政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和团结国内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和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让步政策,中止使用强制性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改为用减租减息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对此,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⑩这是一个既符合中国土地革命、又符合民族革命实际要求的土地政策,这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政策,闪烁着实事求是和追求社会普遍和谐的思想光辉。

首先,农业人口占解放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实行减租减息,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充分调动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不但有利于改善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更有利于持久抗战。因为只有这样,农民群众才会真诚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不会因为生计所迫引发社会冲突,从而稳住了抗日的后方阵线,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了抗日的基本队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

其次,中国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都从农村中转移而来,他们与农村中的各种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地政策,务必要考虑到照顾他们的利益,至少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受到过多的损害。况且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有抗日的要求,主动为抗日筹款捐物,出谋献策,而且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要求。这样,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既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又有利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对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社会进步力量的尊重与肯定。

第三,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激化且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前提下,用减租减息的政策取代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负担,也降低了地主阶级与我党的对立情绪,从而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避免因使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化,造成一部分反动地主卖身投敌而扩大敌人阵营的不良后果。再说,地主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爱国的,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战,现实情势也不允许继续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采用减租减息确是唯一能使他们接受的政策,这十分有利于战时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实践证明,切实贯彻农民减租减息政策,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保障了地主、富农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使大部分地主、富民愿意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共同抗战,甚至一些外逃的地主在经过一段犹疑和观望之后,也陆续返回家乡,参加生产与抗日。

在减租减息这一兼顾多方利益的土地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群众精神面貌最好的地方。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处理农村问题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是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减租减息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平稳的、渐进式的土地改良政策,它有效地避免了土地革命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团结,释放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减租减息政策就是一种和谐的土地政策。

在抗日战争复杂和特殊的环境下,创造性地提出和阐发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价值。

第一,继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这一法宝。我们应当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加强同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努力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完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保护群众管理基层经济组织、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认真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治省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平衡、稳定发展、永无止境的,且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都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因此,我们既要协调目标和过程的一致,又要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要坚持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当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互利、互补和相容。同时在实现国家长远目标进程中,个人和局部不仅要肯于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求得社会整体的协调与和谐,而且要懂得放弃一些眼前利益,以求得未来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①②《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138页。

③⑤⑥⑦⑧《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03,700,701,700,700~701页。

④《诗经》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⑨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解放日报》1945年6月4日。

⑩《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66页。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2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上述那些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几乎无一不与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有关,或者说,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或多或少是造成上述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根源。

比如,贫富悬殊问题。有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3年即已达到3.2倍,这两年又一直在扩大,如果加上社会福利和公用设施这一块,有人估计已达5倍甚至6倍。据《小康》杂志社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透露,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有48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人,占一半以上。如果包括土地被征用失地后无家可归不得不居住在城镇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所谓“三无”农民,这个比例将达到70%以上。而如果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其中也有70%以上是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不少,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却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农民对耕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也就很难保证土地所有权中所包含的发展权和生存权也属于自己。这样的土地制度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同时也给那些围绕土地交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创造了条件。所以,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无疑是导致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阶层普遍贫困并造成城乡差距巨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如,官场贪腐。有资料说,土地交易和有形建筑市场是官员腐败的两个最主要源头。《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却没有也无法明确规定。其结果是,实践中大量的商业用途披着公共利益的外衣进行土地掠夺。国家征用权被政府官员和商人们滥用了。我国迄今所有的征地,包括无数私人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开发项目,都是各级政府以国家公共利益名义进行的。这里不仅存在着大量的违法和欺民的政府行为,而且也为官场权力寻租式的体制型腐败培植了丰厚的土壤。据资料表明,自80年代末以来,仅仅因为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高达100亿元以上。如据中国法院网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仅广东等6个省(市)所属的87个开发区中,就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这些少收的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迄今所知的已被暴露的贪官污吏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产生于所谓经营城市的范畴内,也就是产生于土地交易或与土地交易息息相关的行业之中。尽管还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但中国官场的腐败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短短十来年时间里就形成燎原之势,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为其源头之一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国际上通行的腐败分类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corruption),一种是收买型腐败(venalcorruption)。如今,我国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给这两种类型腐败的孳生发育提供的土壤是那么肥沃和适宜,党和人民眼看着它们不声不响的就交织在一起,根深叶茂、发展壮大以至于张狂猖獗起来。此类官场贪腐案例已经被许多学者和媒体列举得实在太多了,本文无须再赘述了。

还有分配不公。现有土地制度更是主要原因。比如,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报告披露,我国从1996~2003年仅8年时间就从农民手里征收了1亿亩耕地用于房地产和经济区开发以及基本建设,而由于这些土地大多位于城镇周围、人口密集之处,每征收1亩地就大约有1.4个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加上1987~1995年以及2004~2005年这十年期间征收的土地,我国迄今至少从农民手里征收了约有1.6亿亩耕地。这么多土地变换用途后增殖的平均溢价是多少没有统计资料,反正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建设用地和房地产开发以及时间远近等等都不一样,但如果将其增殖后的平均溢价估算为每亩25万元恐怕没人会有非常大的异议。照此计算,这1.6亿亩耕地增殖后的溢价就有40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造成的失地农民至少也有两亿。

可我们给这两亿多失地农民多少征地补偿呢?笔者也没有查到全国的平均补偿金额的数字,但前些年许多地方高速公路之类的建设用地每亩平均也只有6000~8000元、水电站征地1.2~1.5万元、房地产开发1.5~2.5万元补偿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由于自然性质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土地的级差收益就可以有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差异。但我们在补偿农民时仍然是按照《土地管理法》以计算若干年青苗费为主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如果不分农地种类、年代远近和地区类别,平均按照每亩征地补偿农民2万元(即每公顷30万元)计算估计只多不少,也不算太有出入。据此,征用1.6亿亩土地就表示仅补偿了农民3.2万亿,平摊到2.2亿农民头上,每个农民仅得到将近1.5万元。另外,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的《2005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披露的比例数字也可以作为旁证。这个比例数字是指农村被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格局,即: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占5%~10%。征地成本与出让价之间的巨额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以及腐败的官员所攫取。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则占到60%。这些比例数字尽管没有列出征地补偿金额,但其比例所昭示的内容仍与上面的分析大致吻合。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以上这两个数字可以站住脚,那么就意味着这十多年来,我们各级政府和经济组织仅仅由于所谓城市化就从农民那里净拿走了多达36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财富!

反过来,如果我们设计的土地制度是合理的,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土地交易把这36万亿财富的一半留给农民(另一半则由土地买主通过有效开发以及各级政府通过征收税额不等的土地交易税等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得),由2.2亿卖地农民平分,每个人便可分到8万元之多;即使摊到全国9亿农村人口头上,平均每个农村人也仅仅因为城市化就可以额外增加2万元的收入,平均每年将近2000元!这些数以十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在卖地农民中的形成和积累将会使我国的农村地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如果这样,我国农村还会有贫困人口、还需要推出所谓的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吗?或者说,我们现在还存在所谓三农问题吗?更何况,我们目前财政每年增加的1000多亿元支农资金(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只有区区100元出头)与每年通过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征地从农民处剥夺的1万多亿元财富相比,是何等地具有讽刺意味啊!这等于是从农民身上用水泵抽血却用点滴回补葡萄糖水啊!由此可见,只要目前的土地制度不改革,仍然由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式地垄断土地交易一级市场,无论怎么改革土地交易上的一次分配制度,也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就农民而言,这种土地制度下的土地交易和收益分配已经变成一种国家对他们的垄断式掠夺,难道不是吗?

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造成的贫困、贪腐和分配不公的三重压力下,农民的因为土地征用而导致的上访和群体性抗争事件呈急剧上升势头。我也查不到这方面的确切的数据。但是有不少学者和课题组在调查后发表的文章和报告都说,我国由于各种不稳定因素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里有70%%以上发生在农村,而因土地纠纷而形成的抗争事件又占农村全部事件的65%以上。而根据国家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年初在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我国2005年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数量就达到8.76万起,平均每天达240次之多,比上年增加6.6%。(也据公安部公布,2004年全国共发生7.4万起抗争事件,共有376万人参与其中,比2004年增长15%。)相比之下,大规模征地还刚刚开始的1993年这类.事件还只有8700起。十来年时间竟然增长了整整10倍!按照上述两方面的数据分析,我国仅仅因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而造成的土地纠纷和抗争性事件光去年就发生了大约将近4万起!(8.76万x70%x65%=3.99万)这些增长速度惊人、众多而频繁发生的抗争事件都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产生的,因此,如果我们仍然把这仅仅归结于现有土地制度是合理的、只不过需要完善,国家只要严格加以管理就可以解决的话,那显然是自欺欺人,根本解释不过去的。

至于社会治安恶化、公权滥用以及民主欠缺等问题更是无不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问题一起共生共荣。可见,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稳定因素,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目前,尽管政府和学界在如何改革现有土地制度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在要否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这一重大问题上似乎都达成了一致,并无不同意见。那就是:现有的土地制度的设计肯定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挺大,所以维持现状肯定也是不行了。这是明眼人——只要不是傻子——都可以一目了然的。

我们这十多年来因土地征用而造成的社会不稳甚至冲突,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颁行《土地管理法》和本世纪初颁行《土地承包法》之后才开始出现并日益恶化起来的。所以,这十多年并不成功的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向国人表明,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所设计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及其派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它们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对解放农业生产力发挥过积极的和推动性作用,但囿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设计土地所有制度时忽略了市场经济下农民对土地的天然的权属要求,所以现在到了对其反思和改革的时候了。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呢?

目前政府和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既各不相同,也非常有趣。比如,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政府则是举棋不定,谨慎持重。如果将学界的有关土地制度在土地所有制关系改革方面的观点归纳一下,我们就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种,即,

1,实行土地私有制,即把土地还给农民。

2,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但让农民永佃。

3,实行土地股份制,取代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

4,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使用权永远归农民私有,也就是使用权物权化。

至于其他如加强土地买卖管理、建立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以及加大投入、向农民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等,都属于土地所有制改革次生的改革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上述任何一种土地制度得以实施,都会有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次生的改革措施被制订出来。但是,如果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选择错误了,后面的配套改革措施即使再完善、再周全也都是不能起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作用的。

其实大致思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上述四种土地制度改革观点主要还是两种,即第一种和第四种。一是彻底改革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制,同时实行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另一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企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诸如把使用权物化、制订征地程序、加大征地补偿和尊重土地使用者权益之类的次生改革,以达到缓解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目的。至于上列的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尽管其中也不乏个别学者的虔诚学术追求的结果,但大多还是出于认为土地私有化观点太离经叛道而采取的一种折中方案而已,何况第三种措施还只有在农用土地实行私有制后方可实施,所以并无多大影响力。尽管如此,有关农地国有或者农地股份制的探讨作为学术研究而言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学界的多样化观点在今年四月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即《绿皮书》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比如,这个《绿皮书》呼吁“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必须改革”。这个结论的确汇聚了学界和政府的共同心声。但是在怎样改革以及往哪个方向改革的问题上,该绿皮书仍然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它的建议是:在农村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的失地补偿,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买得起较低标准的城市住房。

仔细分析这个建议,发现它其实从根本上回避了如何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棘手问题。在这个建议里,改革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实行土地交易的市场化,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失地补偿,从而改善农民的绝对贫困的状态。但是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前提,即如何改革土地制度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这是一句意义非常重要、但也是一句含义非常模糊的话语,也表明学界在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惑和困境。因为,如果不解决好如何改革土地制度这个前提条件,后面所提及的那些土地交易市场化以及让农民得到合理的失地补偿等设想和措施都将无法落实,结果只是无源之水,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在学界思想混乱之际,政府的政策举措则显得更加谨慎和持重了。比如,去年4月1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了《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中央政府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推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工作。继续探索农户间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方式。加强对承包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加大对强迫流转案件的督查力度。进一步研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进一步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这里,多次强调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而且还要求对农地集体所有权进行确认和登记发证。不过,这个《意见》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了“探索”和“研究”之类的修辞,勉强、迟疑和谨慎之态一目了然。

过了一年不到,今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又了去年底制订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个《若干意见》洋洋万文,竟然只字未提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事情,甚至对国务院大半年前《意见》中一再提及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连字样也没有出现,更没有“切实保障”这类表示重视的措辞。这份文件提出了8个大类32个意见,提到了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征地和户籍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一直到粮食流通制度、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制度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制度等不下十多种制度的改革,甚至还提到了“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但令人纳闷的是,对于建设新农村最为重要的这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中央竟然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过,平心而论,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是慎重的,从而也是负责任的,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则通过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制订相应政策,加大对土地的保护力度和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力度。紧接着,国务院最近又相继出台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等一系列向被征地农民倾斜的亲民政策,力图将前些年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缓解和平息下来,为今后可能实施更为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创造一种主动积极改革的社会氛围。

然而,与政府土地政策的日益谨慎不同,最近的《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则开始企图用法律形式将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继相关土地法规之后再次确定下来,还企图更进一步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土地使用权也用物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物权法》审议稿有关土地集体所有权行使者的表述仍然与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一模一样,几乎一个字也没动,都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而这种定义恰恰正是遭到垢病最多的地方,也是造成近些年来土地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交易费用效率和谐

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

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交易且借助科层组织的指令来完成的,投入生产的资本形态主要有二种,一是物质资本(物质的,如土地、机器、货币、房屋等);二是人力资本,即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和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和贝克尔(GaryBecker)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企业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已构成决定企业成败与否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已为人们所广泛共识。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了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

近年来,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促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和林南(LinNan)在个人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关系领域的研究,使其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拓者。“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罗瑞(G.C.Loury)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a)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正式提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并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规模和数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普特南(RobertPutnam)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而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普特南开创性地把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应用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提高社会的效率,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尔曼(JamesColeman)从结构和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一个集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它是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实体,这些构成了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在这种结构框架中,它们促进了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的某些行动”。福山(Fukuyama)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润滑剂,可以使个人、群体或组织更高效地运作……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拥有社会资本多的地方,能够形成较大范围的诚信关系和合作关系,致使社会成本降低,从而导致其他交易成本低”福山的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结构纳入到文化的范畴,突出了文化传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工作和组织问题、企业家和企业绩效问题、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社会资本与民主、民主与政

府治理、公民精神与公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社会资本可以创造新价值、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C.North)指出,经济史上的每次重大变迁都源于稀缺生产要素的更迭。比如,从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时,稀缺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土地;而在工业社会中,用于购置机器设备的货币资本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要素;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时,计算机技术、网络就成为了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同时,网络也就成为了稀缺要素。与此相适应,兼具网络与信息传递功能的社会资本(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为社会网络)就成为了把“网络”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的、新的资本形态。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即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它体现为:(1)个人关系;(2)成员身份;(3)社会网络;(4)信任关系。以上这些要素均可称作“社会资本”,一是因为它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二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值,是无形资产。个人关系可以打通阻碍,减少运行程序,提高效率;成员身份可以享用组织或网络提供的内部资源;社会网络可以让其找到归属感或证明其成员的社会存在,从而提升其信誉度,并利用网络节点汇集而来的各种资源;信任关系可以让其形成合作,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易顺利达成。总之,社会资本能够创造价值,可以使各种资源要素得到增值。其“增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创造新的价值;二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即信任或信用、社会网络和规范体系。一般说来,经济社会的运行有赖于信任或信用,人际关系的持久也同样要靠信任来维持,没有信任,就不会有任何组织机构或网络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社会结构的产生。而信任或信用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和社会规范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是否选择诚信,主要由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原则来决定。那么,社会资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经济绩效的呢?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经济社会主体之间的反复博弈而逐步生产、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交易的频率和次数,减少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实现网络效应,为参与者或交易者提供便利,比如,与“老客户”做交易的费用和风险要远远小于同陌生人交易的成本。社会网络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信用附加,它可以赋予人们交叉交易、多边交易、多次交易的机会,成员从社会网络中会明显地获得溢出收益,这就是社会网络的优势及其吸引力所在。

与市场制度中的契约及企业制度中的产权相比,社会资本不仅交易费用低,组织费用也低。社会资本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协调、对互动能力与合作潜力的开发,增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使其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具有明显的倍增放大或乘数效应。因此,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的存在既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厂商如果不能营造足够多的社会资本,就很难获得持续长期的市场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化,深谙社会资本的营造和交易之道,以发挥企业的战略优势,占领市场经济的制高点。

社会资本强调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网络、公共精神、宗亲关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为什么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而经济发展水平却有着巨大差别呢?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和法律实施成本,产生溢出效应,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诚实合作和集体主义行为有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社会资本理论把体现个人主义的利己动机与体现集体主义的利他动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统一,有效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关系。三是提高社会资本水平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信任和互惠。

三、社会资本从文化、信仰、道德、价值体系等方面来发挥其作用

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包括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人际关系和共有信息等,国家的法律体系、道德水准、民主制度、先进文化、民族凝聚力等都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既有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也受到制度设计和文化遗产等社会资本因素的制约,并且,随着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社会资本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显著。

按照社会资本的性质来看,社会网络和人们的信仰、道德、价值体系等主观因素,都具有了“资本”的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以声誉、社会地位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它的出现说明了良好社会运行的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社会资本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隐性的,是一种无形的、渗透性的、难以转移的资本;另一方面它对于每一个受益者来说,不需付出什么成本,是一种公共品。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但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需要不断地投入与更新;个人、社会和政府通过适当“投资”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社会资本发生的前提在于个体是否愿意通过自愿联接的各种方式——市场、俱乐部、志愿者、协会、非政府组织等,来加入社区或一些组织并积极参与其活动。

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流失得很严重,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越来越低,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大大下降,从而使得人们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热情大幅度降低。社会资本的流失导致一系列社会不良现象的产生,如犯罪、单亲家庭、离婚率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增加、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抵制等等。近年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社会资本理论向我们揭示,人类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仅仅凭借国家力量或市场力量都无法得到解决,通过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昂贵的民主法律程序也不容易得到改善。相反,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结合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分析与实际应用,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项保华刘丽珍: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互动机制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7,(6)

[2](法)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胡荣胡康: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4](美)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5]杨超曹雪锋:文化、社会资本与亚洲经济增长:对中国文化圈的考察[J].生产力研究,2007(10)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4

1.1媒介的社会功能分析媒介应该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媒介的首要功能也是重要功能就是社会舆论,媒介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和促进大众的素质,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媒介负有观察和监督社会的责任,因此,媒介的公信度是媒介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例如一些新闻调查类的节目或者专栏,诸如《今日说法》、《社会调查》、《焦点访谈》等节目,对于社会上的新闻事件全视角,无隐瞒的追踪报道,对于大众来说,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一些事件也因为媒体的介入得到了妥善解决,在维护和构建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强大责任。

1.2媒介的功能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任务就是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媒介如何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的引领者的作用呢?首先,媒介应该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作为人们群众只有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感受和谐,才能积极向上,弘扬正气。媒介激励着人们、鼓舞着人们,让人们不断积极进取,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媒介在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上维护着谁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媒介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和联网的普及,使得媒介由纸质转向虚拟。虚拟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可以说,虚拟世界对青少年的而影响更大,抓不住青少年的思想构建,就会失去整个社会,因此,媒介更应该在虚拟世界进行良好舆论和观念的建树,影响青少年的观念思想,从而占领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2媒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分析

首先,社会的支持是媒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没有社会的支持,媒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谈,这可以由网络媒介的监督作用得以体现。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普及,这可以由一些著名的网络语言可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我国网民的数量也在呈几何增长,网络媒体正在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例如之前网络上出现的一些“虐熊事件”、“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在网络媒体的推动下,在广大网民的参与下,这些事件不断传播、发酵,在网络媒体的持续关注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方面起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媒介的引导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例如,前一段时间网上盛传的“女孩用身体换旅行”事件,在媒体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介入下,最终以一场闹剧而终结。这件事情之所以被媒介不断跟踪,是因为如果一旦这件事情发展下去,必将对社会的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和谐社会道德观的形成。再如每次在党中央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后,媒介就会通过报纸广播等进行各种形式的宣讲,使之深入人心,耳熟能详,从而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其次,媒介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凝聚群众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媒介通过分析世界形势,中国国情,以及我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局面,党好的方针政策把大众的注意力和干劲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例如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媒介大篇幅报道下海经商,发财致富的信息,使得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深入人心,从而激发大众不断为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活跃而奋斗。再如,神州飞船发射成功共,月宫1号空间站建设,申办2008奥运会,2014年成功召开APCEK会议等,都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从而鼓舞和增强了人们建设祖国的信心。第三,媒介还能够通过先进文化的传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就像和谐社会的两条腿,缺一不可,而先进文化的传播凭借的就是大众传媒。社会失去了精神文明就谈不上和谐,媒介不但传播先进文化,同时也创造先进文化。

我国具有自己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媒介承载着传承本国先进本土文化的责任,吸收和借鉴其他各国的先进文化,和本国的先进文化相融合,通过电影、电视、杂志、歌曲、戏曲、文艺等形式进行传播,从而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起到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例如《百家讲坛》、《学说中国话》等电视栏目,就能够在谈古论今中,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丰富着人们的知识和文化素养。第四,媒介应该通过捍卫社会正义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也是媒介舆论作用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只有充满正义和公平才能是和谐的,很难想象一个充满不公和争议的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媒介应该同情弱势群体,关注弱势群体,加强自身的监督功能,化解社会矛盾。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就通过关注一些弱势群体,来影响和呼吁社会正义力量。再如“城管打人事件”在媒介的关注下,个体商贩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也遏制了那些不良执法行为,缓解了对立矛盾,促进了和谐社会。

3结语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和谐美学/和谐社会/和谐关系/和谐人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为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机遇,也给和谐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和谐美学认为“美是和谐”,而和谐是历史的、动态的,它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就是更新、更美的社会。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美的时代”,但那是古代人未充分发展的一种和谐,是一种不完满的完满,是无法与今天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与现代和谐美相比拟的。现代社会主义新型的和谐社会,既超越了古代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超越了历代儒家期盼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也超越了毕达哥拉斯数的和谐宇宙、柏拉图的“爱情”世界和“理想国”。这个新的和谐社会,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构建的,它的形成将意味着从近代开始一直在主体基础上对立、分裂中演进,不断向现代、后现代极端化发展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而新的和谐社会将开辟出一个新的美的时代,它将总结和超越过去一切的和谐社会,它将是一个自觉的充分发展的和谐时代。

如生产劳动过去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从和谐美学看来,它应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关系性的概念,劳动实践的涵义非常丰富,它不只是人类创造工具、使用工具,作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断发展的活动。但迄今为止生产劳动的和谐却是有限的,原始劳动的和谐是素朴的,是在强大自然威力压抑下唤醒的神话式的和谐。农业社会的劳动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土地、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工业社会的劳动,一方面是异化的劳动,是物对于人的奴役和控制;另一方面是主体的膨胀,借助工具理性粗暴地征服,摧残自然,导致生态失衡与自然的分裂对立。只有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与物、人与工具才逐步走向新的和谐,才真正开始全面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劳动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才在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中,创造并感受到和谐,体验到快乐,劳动才超越了生存的需要,升华为一种人生的享受。同样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但生产活动是和谐的,产品的流通、交换、消费的活动也不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同时是一种审美活动。人们购物不但是为了满足使用的需要,同时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审美含量,购物的过程变成一种观照体验快乐的过程。买方与卖方也不单是交易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交易的过程也变成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彼此审美素养的过程。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9年我在《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中曾说:“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已逐渐失去作用,正在被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所代替”①。当然,适应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不平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能自动调控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使之在动态中不断达到新的适应,新的协调,更高的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实践,必将进一步把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生产,在动态中平衡、有序、全面地协调起来。我们更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艺术生产、精神生产与和物质生产相互适应和谐发展的新规律,以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而当前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也正在朝和谐适宜、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着。食不只是胃肠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国古代晏子早就有“和如羹”、和五味的思想,并且认为和羹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的作用,中国的饮食文化始终体现着一种中和意识和趣味。现在各种食品更讲究造型的独特、色彩的搭配、口味的调和,使人们吃出一个和谐来,吃出一个美来;衣着不单是遮体御寒,已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人格化和亲和力,注意新颖而得体,时尚而靓丽,让人们穿出一个和谐来,穿出一个美来;房屋不单是为了居住,追求实用而美观、温馨而舒适的美化装饰,已渐成为家居的普遍风气,它为人与环境、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和谐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一位美学家曾形容审美的愉悦像坐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居正在中国大地兴起,让人们住出一个和谐来,住出一个美来;行也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不但自行车王国正逐步为轿车所挤占,而且逐步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惬意的出行,逐步让人们行出一个和谐来,行出一个美来。总之日常生活正在审美化、和谐化、人文化。但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审美化,与有些同志所说的“审美生活化”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把生活升华到精神的审美的高度,而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是让审美与生活看齐,把理性的精神的审美降至感性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水平,实是把审美感性化、快感化、生理化,越来越淡化了其人文精神和理性内涵,这是后现代消解和否定审美与日常生活差别的一种反映。审美自然包括感性的快感,但它又必须超越感性,使感性与理性、生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审美境界。

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人与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社会的理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现代和谐,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原始时代也曾产生过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但那是未分裂的、素朴的和谐。我国古代儒家也曾设计过人与社会和谐的方案,如在家庭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在国家讲君明臣忠,将相谐和,君民同乐,长治久安;在社会上讲睦邻友好,交友诚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关系。但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为适应宗族关系和封建等级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体依赖于客体、个人依附于社会、心理意识服从于道德律条的不自由。古代梦想的和谐社会是片面的、虚幻的,甚至冲淡和掩饰了阶级对立的现实。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突破和扬弃了古代的和谐,把一切社会关系置于厉害对立的基础上,二元对立也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荒诞是二元对立极端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把对立推向两极,另一方面又与“无差别”相关联,消解和抹杀一切矛盾、差别,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前期的荒诞侧重于向两极对立的极端发展,后期的荒诞,特别是其近来的动向,更侧重于走向消解和抹杀矛盾,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否认和消解一切差别。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西方称环境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同样表现了这种消解矛盾否认差别的思潮。因为在这种“整体和谐”中,侧重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生态发展的一个环节,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差别,人的社会性、主体性、能动创造性消失了,以人为本不见了,而突现出来的实是以自然为本,实是人统一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自然无差别的整体和谐。新的和谐社会关系,将结束近、现代的绝对对立,吸收、融合后现代趋向和谐的有益观念,重新创造一种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的规律性的真实存在,远远超越了古代虚幻、片面、素朴的和谐。它以新的互助互爱、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关系代替利益对立和相互争夺的旧关系,开创了人类和谐处理自身关系的新时代。社会美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创造一种更新、更高的社会美。

人与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无机躯体,自然与人的和谐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没有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依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完成,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难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学家诺曼·万尔顿曾说,“只有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而只有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和平相处”③。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美和生态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自然向更高的和谐发展,也将不断促使自然生态日益变得更新、更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落脚点是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与核心,只有人与自身的和谐,只有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试想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身心畸形、灵魂与肉体分裂、理性与感性失衡,哪里能谈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构建和谐社会实践要落实到人,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归宿也是人,都是为了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造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和谐社会是现代和谐人的摇篮。现代和谐人既富有突出的个性,又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切社会关系和谐自由的内涵内化为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他是感性与理性都充分发展,而又和谐统一的人。现代全面和谐的人远超越了古代人,古代人的和谐是原始的未充分发展的,是单纯的、不丰富的、有限的。他也超越了西方近代、现代、后现代人,从近代开始人们就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二重性格的裂变和斗争中备受煎熬,而随着现代、后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极端发展,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理性虚构了自我迷信,理性主体的妄自尊大,无度的粗暴的征服和摧残自然,陷于自然的无情报复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丧失,感性主体的膨胀和沦落,人或异化为“甲虫”、非人,或裂变为“单面人”、碎片人,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谐社会为后现代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构建了美好的精神家园,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家可归了,人类漂泊无依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非人时代的终结,将是理性妄自尊大时代的终结,将是真正现代自由人的新生。他把必然升华为自由,把受动转化为主动,具有充分的创造活力,成为最有主体主动性、历史创造性的现代人,成为既有主观目的又合“客观目的”的真正的历史的主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本身”④,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本身”。现代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将是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将是社会美的核心和主体自身,将是自然美的创造者,艺术美的立法者。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又高于现实美,艺术和谐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艺术概括和审美创造,是新型的现代和谐自由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和谐关系的典型反映和理想的表现,它也将随着和谐社会、和谐人格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日益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

总之,和谐社会的精神是把社会和谐化、审美化,从美的本质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和谐的关系就是美的关系,和谐的人就是美的人。和谐的精神照亮了我们社会整体的美,也点亮了我们社会一切个体的美。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现在和这个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可贵的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已朝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个光辉理想一定会逐步变成明天灿烂的现实。

注释:

①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原载《文艺报》1959年第2期。后收入《周来祥美学文选》(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12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6

摘要: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诉求。各级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社会改革发展的稳压器和助推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实行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是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法治政府;民主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决定了未来的中国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一、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首倡者同志把“民主法治”位列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首是非常富有科学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民主法治是制度特征和价值特征,其余都是结果特征。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法保障诚信友爱的人际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出现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状态,就难以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现代化气息,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缺乏民主和法治,是最大的不和谐。因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社会为主义,即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旗帜,以社会的高度自治为理想境界。社会主义的神髓就是反专制、倡民主;弃人治、崇法治。因此,发展民主、实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在过度强调计划功能否定市场功能的同时,虚拟民主、淡化法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建设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法治国家作为根本性的目标。当然,相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社会以至最终建成和谐社会的中长期目标来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又是后者的必要手段。但和谐社会必然以市场和计划的和谐、民主和法治的和谐为特征则是确定无疑的。就民主和法治本身来说,它们又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首先,建设民主政治是建成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要求于政治当局的,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以民为主”、“让民做主”;即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永远是主人,当家作主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首要任务;以人民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为基本特征;以人民群众的赞同和满意为根本标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文化需求而工作。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相适应,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谐调。显然,建设并实现民主政治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和弘扬先进文化,进而建成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其次,建设法治国家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但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是一个社会目标。法治本身是一个社会价值标准,同时又是实现其它社会价值标准的保障机制。所有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各种制度来保障;而法治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民主政治的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建设、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都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都需要通过依法治理来保障。就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法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又是实现其它目标的保障条件。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和谐社会的其它目标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人的各项权利的实现过程。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都要通过各种法定的程序来具体实施;人民权利的的维护和实现过程,都离不开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行为规范,因为政治官员的人治习惯正是导致官本位意识膨胀、人民权利被践踏的体制原因;和谐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诉求需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来整合协调,离开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因制度缺位而落空。另一方面,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民主要通过法治来保障实现;法治要通过民主监督去落实。离开民主,法治就会成为少数独裁者口含天宪的借口;离开法治,民主就会变成“家长”们实行人治的挡箭牌。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统一起来,把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使民主法治精神成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二、法治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里,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政府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者,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和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代中国,造就一个法治政府,不但是政府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毫无疑问,法治政府仍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首先,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定管理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和谐社会之所以要“构建”,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相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没有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其中,执政党和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上述各种机制的建立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无不体现着政府的支配作用。譬如,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是公平和正义,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营造一个制度公正、机会公平、司法正义的社会环境,处理好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环境优化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引导和执法示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和谐社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如,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和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时引发社会冲突;政府通过完善行政考核、备案审查、执法监查等措施,对部门权力进行规范,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无疑会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其次,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稳定基础上建设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和助推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相互适应的统一协调状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只有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有这种政治调控能力。在中国,政治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政府作为国家机器,首先是经济社会的稳压器,其次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谋改革、促发展,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换言之,只有政府是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才能有效发挥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稳压器和助推器作用;才能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再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各级政府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总体协调方面,还是在效率与公平兼顾、德治与法治并重、发展与稳定并举、人与自然谐处等终极关怀方面,政府都是主导力量。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要统筹规划、积极推进。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德治与法治、发展与稳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政府不但要协调好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协调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政府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管理创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有效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齐抓共管的综合效能,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三、民主宪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宪法确认后,依法治国也就是依宪治国,亦即依照宪法和与宪法不相冲突的法律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是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的内涵至少包括民主宪政观念、民主宪政精神、民主宪政制度三个层面。其一,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各国的政治实践都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稳固的宪政;没有稳固的宪政,就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民主必须是宪政民主,宪政必须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现代法治的基石,是依法行政的政治前提[1],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保障。依法行政首先追求的是公共领域的法治化。而法治政府的含义就是政府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时,必须具有民主意识,牢记宪法法则,体现公共性原则。我们强调民主宪政,是因为在政治制度史上存在过非民主的宪政,即君主立宪制(特别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正如法治史上同时存在过民主法治和非民主法治一样。与非民主型的宪政和法治相比,民主型的宪政和法治更强调人民性、至上性和独立性。在民主宪政观念中,民主观念和法治观念是对等的,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是统一的,且都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依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宪政的条件,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目的。[2]正因为宪法是保护民权的根本大法,因此,捍卫宪法不仅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在民主宪政的理念中,法治政府和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法治政府,反之亦然。按照民主与法治密不可分、法治与宪政相互依存的观点推论,离开民主政治,就无以谈宪政。在这个意义上说,同志曾经把“宪政”定义为“民主政治”[3]的论断是非常简要而精辟的,他揭示了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思想的精神实质。确立民主宪政观念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保证。其二,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宪政精神,即宪政的宗旨和要义。宪政的本质在于宪政精神。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所谓民主宪政精神,就是这种以“限政”(限制公共权力)和“护民”(以人为本,维护公民的权利、尊严和自由)为核心价值法则的宪法精神。一般认为,宪法精神还包括强调人民主权原则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这种以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架的民主宪政精神,也就是所谓宪政之道。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就是要遵循宪政之道,在全社会开展以学习宪法为基础,以发扬民主为核心,以崇尚法治为原则,以维护人权为目的的宪政精神教育;同时,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对广大公务员进行民主法治意识与宪政宗旨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懂得宪法是实行法治的核心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正当性的基础,宪法至上是宪法发挥根本法作用的条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合宪性与合目的性的监督是民主宪政的基本特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从而真正理解并自觉践行民主宪政精神,为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而身体力行。实行民主宪政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公民法治意识的普遍确立。公民的法治意识包括人权意识、契约意识、主人公意识、守法意识、监督意识和诉讼意识等。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治意识也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过程中应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它与公务员精神一道成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弘扬民主宪政精神,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精神动力。其三,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民主宪政观念和民主宪政精神最后必然要落实到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上。制度是秩序的先导。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就没有宪法秩序和宪政秩序,从而也就不可能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譬如,以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为基本思想框架的民主宪政精神,如果不能固化为一种宪政制度,就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宪政而难以成为实质宪政。就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几部宪法为例,1954年宪法明确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但过渡时期结束后,宪法并没有及时修正。及至“”爆发,人们几乎忘记了国家还有一部宪法,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人身自由被随意剥夺的事实说明,那时宪法形同虚设,是典型的有宪法而无宪政。1975年、1978年、1982年各出一部新宪法,七年之间连出三部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实属罕见。1975年宪法在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写入宪法的同时,还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口号也作为公民权利入宪,说明在无宪政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政治权威的任何政治意愿都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写入宪法。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次立宪中反映出当时宪法秩序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在无序的宪政秩序中,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必然遭受损害。1982年以后,宪法相对稳定,20多年来,虽然有三次较大的修正,但只是适应了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宪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了巩固,宪政秩序开始步入正轨,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建设也随之加快了步伐,社会发展也趋于和谐。实践证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保证。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正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诉求。因为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建设法治政府将倚赖于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断创新。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其追求的目标正是社会的和谐。民主宪政作为现代法治的最高形态,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为此,需要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注释:[1]曹闻民《法治行政模式及其实现途径》,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3。[2]李步云:《宪政与中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Ⅱ》第2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3]《选集》第二卷,第732页。人民出版社,1991。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7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价值保障。

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高效率的运行机制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让市场经济初试锋芒,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不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多么地不公平,但整个社会的财富毕竟增加了,尽管个人分配相对不公平,但对整个人类来说毕竟是进步了。30年前短缺经济的状况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计划经济把我们带入了普遍贫穷的死胡同。而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后,社会财富就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之间经济上的收入差距的确拉大了,但无法否认的是机会均等却大大加强了。一个基本事实是,计划经济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民与城镇职工这两个社会阶层的身份不平等及与之相伴的全面的机会不均等。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参与竞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机会均等意味着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

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更多注意的只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富”了,另外的人就一定“穷”。因此,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和谐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的创造,创造财富是人类对来自制度的鼓励和刺激的一种反应,某种制度越是能提供对人类创造力的刺激,这个社会创造的成果、财富也就越多。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的财富会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就是对不断增长的财富的分配。

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诚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基石,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为取得某种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它是参与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必要品格。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完善

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明显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反映,有其客观规律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样的问题,缓和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由基本矛盾造成的单个或局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追逐超额利润的破坏性后果和根本局限。所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为了避免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开辟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双重体制并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仍是框架式的,存在不少的漏洞;我国的体制改革虽然减少了资源行政性的配置,但仍存在“双轨”,行政性垄断权力直接介入市场,资源行政性配置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少数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侵占社会财富,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覆盖面窄,农村社会保障普遍缺失,导致大量的社会成员甚至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农民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

可见,仅靠市场本身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以及社会和谐的一系列重要价值,也难以解决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有效克服其带来的缺陷。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3.1民主法治的社会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完善法治,法治和民主政治也是很有关联的,法治本身就包含着平等、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民主是完善法治的重要保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可以说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素,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3.2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标准是最多被用来问责市场经济的,而市场经济实际上蕴涵并强调公平,这种公平是一种过程的公平,是机会的公平,民法和经济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3.3诚信友爱的社会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是市场制度中市场文化内涵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同时又作为社会契约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市场制度的构建而存在着,它是市场规则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遵守诚信原则可以获得更大收益,信用可以作为企业的生产力,品牌的力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完善的市场规则包含诚信友爱原则,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增强了社会的诚信友爱。

3.4充满活力的社会

充满活力就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市场机制是最具活力的机制,单个人、单个组织分散决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的人会在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预期目标。因而增进社会活力的改革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3.5安定有序的社会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但安定有序的社会并不排斥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是竞争的经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市场交换实质上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价格形成是均衡的结果,均衡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理想的市场体制最终能够达到稳定有序的状况,这种状况就是经济学所称作的经济的核。虽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照、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

3.6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显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贯穿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化和拓展的重要方面,也即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参考文献: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和谐社会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理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党充分吸收和利用“和而不同”的重要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建设现代和谐社会,同样要尊重和而不同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而且也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所追求的和谐思想一脉相承。中华文化中“和”的前提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源头,可追溯到公元800年左右的西周末年,当时郑国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周语》)的思想。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也指出和而不同是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差别性和不同性。没有多样性,差别性,不同性就构成不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性。因此和谐之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和而不同的成分。

一、和而不同构成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有一位作家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没有两只相同的苍蝇,没有两双相同的手掌,没有两个相同的鼻子。这话说明,自然界里的事物是千姿百态,无限多样的,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否则就不会成之为世界。

人类社会的事物也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的事物。世界上的国家,生产力有发达的,也有不发达的,科学技术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等等都说明由于不同,才形成了人类社会,这也是“和而不同”,否则就无所谓人类社会。

“和”是指世间万物相附相生,相互依存的一种状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和”不等于“同”,“同”是无差别的同一,而“和”是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事物的有机结合。和而不同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承认不同,尊重不同,才可能追求“和谐”。

2002年同志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演讲中提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想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二、和而不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之路

和而不同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和准则。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扬“和而不同”这一闪耀着辩证法光辉的传统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上成功之路。

其一;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其宗旨是同志主张的“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民主即“不同”,通过民主表达不同意见,寻找共同点从而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而实现党内的集中。这种“和而不同”既让个人发表了意见,又能达到统一实现全党团结和谐,从而使中共能在各种困难面前经受考验,取得成功。

其二;统一战线。把它称之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等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点上进行合作,在合作中扩大和增进共同性,同时又承认成员之间的差异和一定范围内的组织独立性,政治自由和法律地位的平等。不同时期,我党始终与不同的阶段、阶层、团体党派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分别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功。这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实践中成功的运用。

其三;“一国两制”的思想。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创新和发展,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真正做到了承认不同,尊重不同,从而达到一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施,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好评和普遍欢迎。

三、和而不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或者说其最后落脚点,就是处理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从利益的原则。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各依其序,各尽其能的社会。和谐社会不是要遏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诉求,保持分配上的平均;也不是要泯灭个性,保持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绝对统一。和谐社会主张“善解能容”,本质上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和谐社会应鼓励差异的合法存在,以彼此的尊重融合而不是以相互排斥,压制形成社会秩序,这种社会是多元的,是“和而不同”的。

2005年2月19日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六大基本特征都贯穿和体现着“和而不同”的精神。

其一,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应该是通过完善的制度来实现的,本质上就是要建立系统的利益均衡制度。通过法治和德治共同实现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将有助于加快我国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追求的理想境界,而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则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和根本途径,“和而不同”是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精髓。其二,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要求我们首先应该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做到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将公正的天平稍微向弱势群体倾斜一点,这样可以更好的实现社会阶层利益最大化,有助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由此可见,公平正义是有差异的公平正义,是“和而不同”的公平正义。

其三,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诚信友爱有助于消除人民内部矛盾,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特别有助于缓解当今中国社会突出的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有助于缓和城乡以及地区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人性化”发展。但是,提倡诚信、友爱,绝不是主张消弭个性,牺牲自我。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充分尊重个性,尊重独立思想,要容忍各种不同利益关系存在,要容忍各种思想观点存在,要尊重别人做出的不同选择,特别要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确立自律自立与宽容共存的理想诉求,通过教育增强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不同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诚信的基础上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形成团结友爱的社会大环境,一样是“和而不同”。

其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绝不是不允许各种矛盾存在,也不是要从根本上消灭矛盾的社会,而是承认差别,正视矛盾,协调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社会。我们应该给予个人充分的个性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能,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效果,“和而不同”才可以最有效的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

其五,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所谓安定有序,一方面是强调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在承认利益主体差别的前提下,强调要有着不同利益与要求的群体和个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样才能使不同群体之间的激励得到公平的反映,才能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到保障,社会才会安定有序。这种安定有序毫无疑问也是“和而不同”的。

其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就是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其前提是尊重自然规律,承认自然规律与人类的“不同”,尊重自然规律。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敬畏自然,保证生物物种资源的繁衍及其生活环境的保护,确保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建立起地球上最大的两个群体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这种和谐很明显也是“和而不同”的。

四、结束语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始终追求的一个美好理想,以“和而不同”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通向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华民族精髓之一的“和而不同”思想,它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它在今天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控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和而不同”思想的魅力越来越凸现出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和贯彻“和而不同”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王伟光,《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新华网,2005年2月24日

[2]邓伟志,《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公关世界》,2005年5月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政府树立危机意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健全危机管理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全过程的危机管理机制;建立多边合作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论文关键词:危机管理和谐社会政府

1.树立危机意识,掌握危机管理知识。提高危机管理的能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知道,今天的危机已呈现常态化,今天的社会时刻都有危机发生的可能。因此,作为危机处理的主要指挥者和组织者,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危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危机不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屡见不鲜,难以避免。”

2.建立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公共危机管理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就社会现实情况看,应对各种公共危机已不再是政府偶尔为之的任务,而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常态职能。这就要建立常设性的专门危机管理部门,统一指挥重大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工作。然而,我国有些地方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却缺乏专门、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当公共危机出现后,主要依赖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临时机构来进行危机管理。这些临时机构,一方面缺乏对危机的预测、预警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危机管理的专业人员,缺乏应有的培训和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必然影响危机处理的效果。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地方各级政府内部,成立一个专门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公共危机事件。

3.建立全过程的危机管理机制。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弭各种危机

根据危机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过程,危机大致要经过危机的爆发、持续、消失三个阶段。政府完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该包括危机爆发前的防范预警、危机持续中的应对处理和危机结束时的善后总结三个过程。为此我国政府加强危机管理就必须在危机预防、预警、处理及善后等各个环节上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建立健全各方面的制度和机制,着力构建全过程的危机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危机预防预警机制。从危机管理的目的和效果来说,危机预防比危机处理更重要。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加强危机管理,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就是要加强危机预防,以减少和避免危机发生,并预见可能发生的危机。一是,各级政府要定期不定期地开展自我诊断,对发生在辖区内的各类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进行分析,查找原因,查找自身工作的薄弱环节,从源头上扼制危机的发生和扩大;二是,建立一个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测系统,及时捕捉、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对事态的发展和应对措施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建立危机应对处理机制。危机不可能绝对避免,一旦爆发危机,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运用所有的资源开展危机救治,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快速、有效遏制危机的发展和升级,迅速解决危机,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其一,实行强制性干预,保证社会公共生活正常。要对付危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就必须享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并且可以制定和执行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在危机状态下,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快速处置危机的需要,政府有必要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采取多方面非常态管理措施,使各级政府在危机状态下能依法行政,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化解危机;其二,建立危机管理的监控系统,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变化,及时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其三,探寻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产生后,对社会和公众心理影响巨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危机产生根源的不确定或不明确,从而引起恐慌。探寻危机根源一方面可以暂时安抚公众心理情绪,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的前提;其四,确保信息公开。危机事件所涉及的公共信息应该及时、公开、真实地披露,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稳定公众的信心。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篇10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了和谐社会,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十个基本条件。提出,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因此在当前,要特别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学会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还指出了社会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和谐社会条件利益群体关系社会学视角

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个提法很好,既符合我们民族长期的文化传统,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追求和建设和谐社会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长期主题。虽然在用词上,以往的社会学并没有频繁采用和谐社会的说法,但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功能、社会整合、社会协调发展等,在价值取向上与和谐社会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笔者以为,社会学对于和谐社会的探讨历来有两种基本的视角,一种是正向的视角,即探讨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基本内容、基本目标以及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另一种是负向的视角,即探讨社会不和谐的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冲突的视角”,即探讨不和谐或冲突的原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表现以及缓和或解决社会冲突的途径等等。本文的前两部分主要是从正向的视角讨论,第三部分主要是从负向的视角讨论。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想阐述,什么是和谐社会,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实现和谐社会,换言之,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提出了六条标准: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条标准,体现出新一代领导人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从共和国的历史上看,几代领导人都对于理想社会有过他们的表述。主席比较强调的是“所有制”,所以,解放后,他比较强调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平均分配,后来他又在农村里推动创建了“”的体制,在城市里,通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成了以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城市里的单位体制。后来,到了晚年,的实验偏重于“”式的政治模式,他的实验并没有成功。邓小平同志非常讲究实际,他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主要使用的是经济指标,他提出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经济水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说,改革26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在按照邓小平描述的模式在发展。和谐社会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以后,比较强调社会建设的方面、社会关系的方面。

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社会学是如何理解和谐社会的呢?和谐社会的提法,与社会学的社会整合思想、结构功能思想、社会秩序思想比较接近。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例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上,社会学曾经提出过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1][1]。这些条件是:

第一,社会与物质环境相适应。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相当复杂。这是讲社会的支撑体系,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首先要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的支撑,如果由于物质产品的稀少,社会成员的生计都难以保障,那当然谈不上和谐。我国改革以前,经济不发展,物质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社会就不和谐。当然,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社会与物质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那就是过度地攫取资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所以,这里讲的是社会与物质环境两者的相适应,既不能经济滞后使社会成员出现生存危机,也不能因经济的过度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

第二,适当的社会人口再生产。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体会最为深刻,我们现在的人口达到13亿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我们这样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是超载了,所以,我们才于80年代初,采取人口急刹车的作法,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虽然采取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要到2035至2040年期间,才会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按中方案估计人口峰值为15.4亿人,此后人口总数才会下降。按照宋健先生的估计,中国的“适度人口”人口是7亿人[2][2],那么,在峰值期,15.4亿人就超过了8.4亿人,人均资源当然就显得十分紧张。此外,由于人口急刹车,造成的人口老化的到来就会比较迅速。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到了204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6.52%,2050年为28.76%。所以未来又会出现人口老化比较严重的局面。所以,教训惨痛,先是人口的放任政策,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后来又人口急刹车,导致老化严重。人口过多和过少都会产生不和谐的问题。

第三,基本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的适当安排。从结构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是要比例适当的,比例不适当就会不和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片面突出重工业,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全民都大炼钢铁,结果产业严重失调,社会出现灾难。社会的劳动者之间也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人们常常计算,多少个劳动者中有一个干部,如果干部比例太高,就好比人的脑袋太大,身子太小,比例不适当,社会就会出问题。同样,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劳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雇不到操作型工人,特别是技术操作型工人,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很多失业下岗工人又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不匹配的原因就是,从国有企业失业、下岗的工人在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和区域结构上都不能与就业需求结构相适应。所以,和谐的社会需要实现就业方面社会需求结构与社会群体结构之间的互相匹配。

第四,社会成员之间信息等的沟通。这一点对于我们国家尤其重要,我国是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信息之间的沟通并不容易。自秦以后,我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统一国家,这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但是,由于国家大,上下之间的层级体制重重叠叠,层级越多上下之间的信息沟通就越困难。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上下之间的信息怎样能够畅达。我国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下面的信息往往不能够顺利地传达到上层决策者。地方管理者比较容易报喜不报忧,上级来检查工作,往往是事先安排好了,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其结果是上面比较难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传统上,上层管理者也曾尝试一些手段了解民情。比如,皇帝、高官微服私访,但是,即使是再英明的个人,仅仅凭借自己个人的观察,所了解的情况必然十分有限。所以,在我国要实现信息的沟通,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下层向上层顺畅传达信息的体制,比如,我国近来在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等。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就尝试过各种下情上达的制度,比如古代就有“击鼓鸣冤”的作法,政府设立“鸣冤鼓”,有冤屈的老百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达给上层。今天,信息沟通的手段比古代多多了,可以创建更多的信息沟通渠道。

第五,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对于基本事物的涵义都产生分歧,社会群体必然分裂,社会无法稳定。历史上,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诸侯纷争,人们对于社会基本事物涵义的认识有重大分歧,秦开始将列国统一起来,并试图建立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秦始皇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到秦二世很快就亡国了。这就证明,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倘若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在基本事物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到了西汉,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如何建立一套政治法律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体系。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最终选中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西汉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3][3]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标准的基础。当然,今天,我们也遇到了难题。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26年了,改革本身就是改变了很多社会事物的基本含义。比如,改革以前,“倒买倒卖”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倒买倒卖”就是先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入,再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我们知道,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低价买高价卖”以获得利润。改革以前,之所以将“倒买倒卖”被认为违法行为,是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26年来中国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而改革本身就是对于改革以前的社会事物定义的修正。而社会基本事物定义的修正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从负面的影响看,它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有个概念叫做“社会失范”,是指社会失去了规范,而如果社会真的失去规范,那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进体制改革,因为理顺体制确实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推进改革,必然带来对于社会事物基本涵义的修正,必然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样,社会当然难以和谐。所以,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矛盾、冲突等都是因为人们的基本观点不一致而引发的。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导致违规、犯罪行为的增长。所以,我们今天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逐步建立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体系。

第六,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基本一致。这一点与上面一点是有联系的,上面一点强调社会基本事物的定义,或者说文化认同。这一点强调更宏观的、高层次的目标。这里讲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制约下,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目标,它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但也不完全是政府可以控制的。该目标一旦形成,就会制约着普通百姓的行为,社会学家帕森斯称之为:目标实现(goalattainment)。比如,改革以前中国社会是政治主题的社会,社会所规定的主要是政治目标。当时,追求富裕不是社会目标。人们积极地表现,希望能够政治进步,人们追求能够入党、入团,并以此为荣。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宗族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强调的是家庭伦理目标,人们追求的最高荣誉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再比如,一些重视宗教的社会追求的是宗教目标等等。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目标变得异常重要。社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以追求富裕为目标。据报载,新近的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投票者的72.68%。[4][4]当然,老百姓追求发财这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太快,从过去的政治目标,一下子就转到致富目标,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得上的,人群中很容易产生分歧,甚至出现社会群体奋斗目标严重分歧的情况,这就会产生冲突和争论。另一方面,财富的目标如果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发生冲突,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与混乱。此外,设立了社会目标,还必须解决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这是第七点所要谈的。

第七,建立了社会规范以限制追求上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对于行为的限制,与第六点讲的目标是联系的。当一个社会设定了社会目标以后,还必须规定和提供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实现社会目标可以有多种手段,社会必须规定人们只能够采取那些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正义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而不能够采取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不正义的手段。比如,改革以后,我们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如上所述,追求财富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那么,用什么样的手段追求财富呢?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对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严格的限制。目前,社会上一些人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违法的、违规的手段追求财富,这样,社会当然就不会和谐。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由于社会变迁迅速,社会规范本身就不清楚、不清晰,比如,河北省的孙大午事件,抓的时候说是有罪,判刑几年,放的时候又说没罪。一时间,社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到底是否犯罪也说不清楚。一个社会如果连犯罪不犯罪的标准都产生分析、出现含混的话,社会规范就出了大问题。

要注意,和谐的社会,目标和手段必须协调。社会学认为,目标和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比如,如果追求财富的目标设立得太高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太强烈,而社会又不能够提供给人们比较充分的手段去致富,那么,就可以降低一些财富的目标,以适应社会上很多人无门路致富的现实。

第八,对感情表达方式的限制。这里强调的还是人际关系,任何一个和谐运转的社会,其文化就规定了人们相互之间交往和情感表达的方式。比如,历史上,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讲究特定的夫妻关系。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世界各国也会有所不同。社会学的研究证明,在不同民族中,两个人交谈时,相互之间接近的距离都有所区别,所以,这方面的和谐要符合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

第九,对社会新成员实现了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在社会学中是个专门的术语,指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不断接受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的过程。我们知道,社会和谐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够遵守社会规范,如果人们不遵守社会规范,哪怕是轻微地违规,比如在城市里乱扔垃圾,社会也难以和谐。那么,怎样做到人人都严格遵守社会规范呢?是不是靠严格的管理就能够实现呢?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有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里,如果仅仅依靠管理,即使建立一支巨型的管理队伍,也难以“看住”每一个人。所以,关键还是需要人们的内在约束。而怎样实现内在约束呢?社会学认为,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做好“社会化”。让人们从小就训练得非常成功,长大了自然就遵守社会规范。

事实证明,在人口高密度的社会里,对于人们的规范的训练要比人口稀少社会的更加严格。因为,在人口高密度社会,违规造成的人口“乘数效应”后果太严重。比如,在实际人口1650万的北京,即使仅仅四分之一的人乱扔垃圾,那也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所以,良好的社会化形成的内在约束比什么都重要。

第十,有效地控制了分裂性社会行为。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在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的时候,任何政府都会采用强制手段制止冲突。当然,有效的控制可以防止社会局势的恶化,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它可以防止社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到了这一步,社会仅仅依靠控制手段,要想实现和谐就很难了。

二、为什么在当前要特别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自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观点。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的重大意义,他说:“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5][5]这就是说,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的时期。本文这一部分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分析,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期,以及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

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有26年了,年均GDP增长超过了8%,持续增长的时间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36万亿,到2005年3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这些当然都是好的消息。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至3000美圆之间的时候,也是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

为什么呢?难道“不发展”反而结构稳定、矛盾不容易激化、社会风险反而小?发展反而会带来不稳定吗?事情确实如此!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社会学理论。关于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观点,最初是由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来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发现,经济越是繁荣,政治自由越能在一些地区获得广泛基础,这些地区的不稳定特征就越突出。

托克维尔的研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受到了尊重,国王开始关注贫困者的疾病问题,政府很少对于穷人采用暴力手段,反而减免他们的税额或给穷人以救济。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比较繁荣,增长率比较快,个人比过去也更为富裕。于是,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6][6]

自托克维尔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曾经用一些国家的资料和史实证明:发展带来了不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风险。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就用很多资料证明了J曲线理论,他们用这种理论阐释,为什么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不稳定[7][7]。J曲线理论解释说,客观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值。当期人们望值增长得比客观状况改善的速度还要快时,就会导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该研究认为,动乱常常发生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因为,这时人们的期望值已经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而实际的经济条件却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于是,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所以,J曲线理论认为,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动乱的发生。如果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稳定就难以发生,但是,如果在高增长之后出现经济滑坡,那么就要警惕动乱的发生。

对于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库兹涅茨是用“倒U形曲线”理论解释的。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如果用他的理论解释中国改革的话,那就是,在改革以前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也不大。改革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体制不完善,漏洞很多,从而导致了不公平的增长。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健全,贫富差距又会缩小。

此外,解释高增长期的高社会风险的理论还有:赫西曼的“隧道理论”和

朗西曼的“ABX理论”

[8][8]。与上述戴维斯和格尔、库兹涅茨等的理论相比,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更偏重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解释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产生的原因。简言之,他们认为,人们满意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对比较的结果。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某一个人如果看到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的收入不断增加了,而总没有自己的份,他就会感到不公正,甚至会采取过激行为或违规行为。有时候,其实,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没有别人快,而这个人的欲望却比别人强烈得多,他总是与更高的收入者比较,结果,他还是不满意,甚至是极大的不满。所以,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说明,即使在照顾了一些人利益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还是会发生。

总之,上述理论说明,发展与不稳定、不和谐往往是共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群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所谓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必然是有些人获利多一些,有些人获利少一些,有些人利益相对受损,有个别人甚至会出现利益绝对受损的情况。获利的当然会沾沾自喜,而受损的或获益较小的却常常会发生心理失衡。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况。

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带来与经济相关连的其他多方面体制的变革问题。比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带来了金融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问题。所以,在当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随时发现潜伏着的问题和危机,及时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一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在中国改革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提出的战略构想。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是在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实验,正因为如此,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验中,可比较的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他们也是一种实验的模式,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国家采用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制度设计,邓小平使用“改革”一词,改革这个词意味着,在经济与社会的改变中,是用渐进和改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完全打碎原有的体系,重建一个体系。“打碎原来国家机器”的方式,在历史上和全世界也不乏其例,其损失是很大的。“打碎”之后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去重复原来的许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1979年以来的变革跟苏联和东欧就很不一样。他们采用了打碎原来的国家机器然后重建的方式,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把他的心脏做了手术,同时也将肝、脾、肾,全都换了。那么这个人,没有很长的时间肯定是恢复不了的。而且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他的每一项手术都做得非常成功。在这种社会实验中,苏联和东欧是一种模式,我们中国实际上是给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发明者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实践证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这种渐进模式的改革实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过程,也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只有理解了这个关键时刻,才能理解和谐社会对于我们的重大意义。26年的经济迅速增长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严峻、社会保障缺失、犯罪问题严重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实验就难以成功。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协调好社会的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所以,本文第一部分谈了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当然,这十个条件只是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也不是没有重点的,在当前,笔者认为,核心问题或关键问题是特别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所谓协调利益关系,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有关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关键是财富、收入在各个群体之间如何分配。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启发经济的动力。26年后,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力不足,反而是动力有些“过度”了。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贫富分化的问题日益变得突出了。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应该说,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知道,测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的方法,中国的经验也证明采用这个方法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改革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改革以后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了0.38的水平,1994年达到0.434,1997年为0.4577。根据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较了2004-2005年的一些调研,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的水平。

基尼系数0.5的水平,在国际上比较应该是比较高的差距水平。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十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些国家的水平,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在改革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从0.33上升到0.5的水平,确实是上升速度太快了。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确实是严重的问题。上述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大多分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均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带来了社会动荡,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目前基尼系数0.5的水平,确实到了应做出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从另一个极端看,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奥地利基尼系数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确实比较低,它们的情况比较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所描述的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大体都在2.5万美圆以上,其贫富差距之所以小,重要原因在于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和贫困线等社会保障体系。而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只有1千多美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确实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比较。而且,我们已经有过经验教训,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用计划体制强撑着建立高覆盖的福利保障体系,其结果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变得更穷了。

所以,笔者以为,贫富差距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处理贫富差距问题要考虑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探讨。第一,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大的原因。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与中国的区域差异大和城乡差异密切相关。那么,有人会反驳说,改革以前区域差异也很大,为什么贫富差距比较小呢?笔者曾有《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一文解释,证明改革以前中国是政治分层社会,当时人们政治地位的差异并不小。第二,贫富差距与公平效率的关系。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确实与该社会的效率有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看,以及从各国之间的竞争角度看,贫富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如果讲贫富差距小,中国改革以前贫富差距小,时期甚至最小,但是,我们都知道改革是对的,不能回到改革以前,不能回到“”政策。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与收入分配的刺激有关。从国际经验看,前述的高福利国家贫富差距确实小,但是,经济的竞争力也不强。而经济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比如美国,贫富差距也是不低的,近年基尼系数约为0.4。所以,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既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度增长,又不使得贫富分化太严重。第三,当前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果仔细考察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话,自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政策与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路是一致的,26年来,这项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目前,基尼系数达到0.5的水平,是否意味着,在政策上应有所调整呢?其实,如果仔细阅读党的16大报告,报告在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节中,已经提出:“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微调。如果细心考察中央2003年以后的政策,也可以看到政策上的调整,比如:2004年中央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又如中央关于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2005年对农村合作医疗增加中央拨款的决定等,都体现出了在收入分配上的调整。总之,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的政策的同时,在再分配中重视公平,实行通过再分配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政策。第四,从长远的政策取向看,笔者以为,有五个方面的对策不可忽视:其一是城乡关系的调整,中国最为主要的贫富差距还是出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二,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与贫困是孪生关系,所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下岗可以缓解贫困;其三,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调节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其四,通过税金调整,完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多种调节手段;其五是推进基础教育,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贫富差距呈反比例关系,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的不和谐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什么是利益群呢?笔者以为,所谓利益群体就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或有一致的利益要求的人所构成的群体”,这里所说的物质利益核心是经济利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差异或矛盾问题,绝大多数是以利益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社会学家就开始用这个概念分析[9][9]。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曾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10][10]。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比较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矛盾的真实情况。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以经济为主导的改革,所以,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经济利益的分化比较明显。矛盾和冲突大多与经济利益有关。而所谓不和谐,也主要是因经济利益的差异、分化、对立造成的不和谐。比如,改革以前,城市居民居住的房屋基本上是国有的或单位的,既然人们不是房屋的所有者,人们也就不会因为房屋的质量、面积、管理等产生矛盾。改革以后,在政府房改政策的推进下,“居者有其屋”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房产主、业主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多数老百姓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房屋的所有者,于是开始关心房屋的利益,关心房屋的质量、面积、管理等。这样房产的拥有者就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的利益群体。由于房屋的利益争执,最近产生了房产主、业主与居住者的维权运动。相比较之下,改革以前的中国,城市里那样低的私房比例,自然也就形不成所谓房产主的维权运动。当然,作为房屋所有者的老百姓,之所以变得态度激烈,之所以常常因为房屋的利益发生冲突,是有特定原因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刚刚形成,在很多方面还很不规范、缺乏有效竞争。特别是一些开发商确实存在欺诈和侵权行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房产主、业主和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业主和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就可能转化为业主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并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对于和谐社会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妥善解决因为房屋利益分化而产生的利益群体的矛盾就变得十分重要。

再比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就是两个有着利益差别的群体。近来的一些研究证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的总数超过了一个亿,其主体是城市农民工。2003年以来,中央对于城市外来人口和城市农民工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强调要保障城市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取消了对于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要求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等。然而,在调整城市外来人口的政策后,新的矛盾又暴露出来。过去,采取的是强控制政策,在高度控制之下,矛盾处于潜伏状态。现在采取的是宽松的政策,在环境宽松的时候,矛盾反而暴露出来了。笔者近来的调研证明,流动人口统计处于失控状态,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明显上升,街头抢劫、盗窃等案件频仍发生。笔者近来对于市民的访谈发现,市民方面有较大的不满和怨言。可见,城市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城市里生活的两部分人——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共享城市空间内的有限资源,当政策调整对一方面有利的时候,另一方就会感到利益受损。所以,要想实现和谐就必须妥善调节有利益差异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在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方面,我们曾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同志还专门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了著作。但是,改革26年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与过去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难题,在有些方面,矛盾甚至变得更为尖锐了,而且传统的处理方法已经失效。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和解决办法。

近来,在社会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上,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二是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城市建设拆迁引发的矛盾。三种矛盾有共性,我们先以城市发展向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为例,作一个简单分析。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随着城市向郊区的迅速扩张,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扩张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而在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社会保障措施不配套、盲目上马导致“征而不用”、“暗箱操作”而滋生腐败、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等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基层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导火索,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甚至不得不采取集体上访、诉讼等手段,甚至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来保护自己。“失地农民”的问题难以解决与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有很大关系。在我国城市化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当时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工人身份。当时的农民甚至盼望国家开发,希望国家安置、希望转变身份,因为一旦国家安置就成为“铁饭碗”,终生有了保障。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经济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变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于是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突出起来,并逐渐演变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这里就要研究,为什么当年农民盼望开发、安置,核心是有国家的“保障”。今天对于失地农民再想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保障是没有可能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够采取其他的保障形式。比如,为失地农民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基金。河北省秦皇岛的开发区就尝试建立征地补偿的新型社会保障基金,实践证明还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是说开发征地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矛盾,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研究新的情况,提出符合新的实际情况的对策。

至于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征地的矛盾有相似之处,关键还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移民的补偿要合理,使得移民在迁移以后,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原来的水平。二是保障问题。上文已经指出,过去的“安置”政策之所以成功,心理上的安全感起了很大作用,核心在于被征地或被迁移者得到了保障,解决了后顾之忧的问题。今天的征地和移民之所以常常激化矛盾,是因为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心理上总没有安全感。总感到将来未来有不测风云,因此,总是在补偿费用上发生争执。而我们的管理者,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总想简单化处理问题,采取“一笔买断”的方式处理问题,付一笔钱了事,使得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总有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付给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的补偿费用也并不少,如果用这笔钱来建立社会保障计划,也是够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一部分管理者总是不能够从被征地者或被迁移者的角度看问题,不能够以民为本,工作方法上又总是图省事,结果激化了矛盾。

至于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上述征地和工程移民的情况有一些区别。城市的被拆迁群体往往是城市市中心区域居住的老居民。由于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经济地位比前述的失地农民和工程移民要高很多,因此,处理上难度还要大一些。从以往的拆迁工作看,拆迁所激化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在城市改造中,由于拆迁管理工作不到位、拆迁补偿标准测定机制不完善、滥用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的行政行为等原因,引起大量群体型上访事件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威胁到社会稳定。当然,虽然与农村比,城市拆迁者的经济地位高很多,但是,在城市市民中,被拆迁者的一部分又往往是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城市居民,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小生产者、个体户、不充分就业者等。如何有效保护这种城市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成为城市管理中的新的难题。

第四,社会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要认识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特别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更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如:“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等。传统上我们说,中国社会还是“金字塔”结构,指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农民占人口的多数。笔者最近的研究证明,问题比金字塔结构还要复杂。[11][11]

笔者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Socio-EconomicIndex,简称ISEI)的研究方法,该方法是综合了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该方法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而且在形成该指数时,将教育的和收入的指标也作到了国际标准化,从而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所以采用该方法测量,是能够反映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的。笔者使用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既下面是一条比较长的“横杠”,得分是23分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就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的主体,占该组91.2%的都是从事大田劳动的农民,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即在上述的63.2%中,58%都是大田农民,另加上5.2%的其他一些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构成了丁字型社会的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其他各阶层形成一个大体上是“立柱”的形状,竖在这个“横杠”上面,所以,总体形状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结构。其实,这个数据模型反映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即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作为人口中多数的农民形成一个“横杠”,而城市就业者大体上形成一个“立柱”。

笔者以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是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根源。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间阶层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问题等等,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认为,如果要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笔者曾经提出过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变,即实现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的任务。目前,任务的焦点还在于第一步,所以,社会政策的配合主要还是在于为第一步的转变服务。比如,第一步对于教育的要求还在于国民普遍受到9年以至于12年的教育,强调操作型专业技术的培训,所以,教育的投入,应主要导向于中、小学领域。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而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综观我国改革26年来的社会结构转型,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目前的进展也还算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可能指望速度很快。中国社会属于人口巨型社会,农村的包袱又如此沉重,社会转型必须要有耐心。虽然,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在进行,但是,转型的时间是相当长的,笔者曾经计算,所需时间,从2000年算起,大约需要40年时间。这就告诉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我们全民族为之长期奋斗。

注释:

[1]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5页。

[2]宋健,宫锡芳,宋子成,孙以萍:“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人口研究》增刊,1981年。

[3]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4]报道:“中国青年第一欲望:发财”长春:《新文化报》2005年7月20日第6版。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一版。

[6]AlexisDeTocqueville,TheOldRegimeandtheRevolution.NewYork:Harper&Brothers,1856,p214.

[7]JamesC.Davies,TowardATheoryofRevolu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ume27,No.1,1962,p5-6.

[8]AlbertO.Hirschman,EssaysinTrespassing:EconomicstoPoliticsandBeyo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40-41;W.G.Runciman,RelativeDeprivationandSocialJusti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66,p.10.

[9]参见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