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观范文10篇

和谐观范文篇1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观范文篇2

——和谐社会，其本质和基石是社会公正，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人格尊严和发展平台。

——和谐是每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是人内心的要求。

——和谐之道，是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五千年智慧，去创造一个年轻而伟大的新国家。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我们现在重新提出和谐，是中国人民对当代世界又一个贡献。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和谐之道，乃中国和平发展之道。

——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以人为本，以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为本，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本，这是和谐之道的本质。

——和谐并不是整齐划一。八音齐鸣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五彩缤纷才能绘就优美的图卷。

——和谐社会就是和而不同的社会，承认差异，尊重不同，不同而不相害，相互尊重，相互容忍，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同时又享有共同的人格尊严。

——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国家和则强。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发展的基本条件。今天，人类的行为已危及人类自己的生存发展。对于和谐的追问，最终转向了我们自身。

——人活在世界上面对着三个东西：一是自己，二是社会，三是自然。和谐就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现的。

——人的发展，应该是顺天顺地顺人，就是按照天地人有机统一的内在规律，来安排人在自然中的进步与发展。

——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国防、治安、基本的医疗、公共卫生、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等。

——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是主体之一，更大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要让他们参与，自觉地参与，热情地参与，要让他们感觉到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是自己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义务。

——我们看到污泥的时候会很悲观，但是当我们看到莲花从污泥中生长出来，就有理由乐观，新的道德会生长出来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核心价值的认同，在经济起飞、社会转型的时代尤其需要这种认同。你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上路，对将来是决定性的。

和谐观范文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正义观；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和谐正义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原刚，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将社会正义作为首选价值。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这既是正义观的历史性、具体性的逻辑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

一、近代正义观的历史嬗变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

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观范文篇4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不仅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根源，而且实际上也表明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根源。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主要是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而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现在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现实社会根源。

和谐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实践是一致的。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这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首选的价值，并且在实践中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首先，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由于人们的个体素质的差异、岗位条件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按罗尔斯的观点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欠正义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必须的，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只能造成人人普遍贫穷。按劳分配的理论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齐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却享有平等的“原始地位”。换言之，按劳分配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就是承认不平等的应得的公平合理性。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其次，我国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为了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和谐的在现实的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统一威望、职业、职位等方面的因素差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与需求。任何人的成就与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上就包含了社会给予他的东西。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关注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而且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种种干预手段，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诸如：通过种种办学方式、发放各种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贷款，保障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采取各种给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和谐观范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我国的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也为生态环境的破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的祖先就主张“天人合一”，向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类在追求“金山银山”的同时，却逐渐丧失了对生态环境的敬畏，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能源短缺、战争的破坏等诸多问题，已向人类响了生态警钟，环境危机，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自然灾害已夺去了数以万计人的生命，并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如果再这样下去，人类将生活在“幸福”和“坟墓”之中。是持续发展还是自我毁灭。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刻不容缓地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

没有生态文明，我们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现在达到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人类终将面对“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发展难以持续”的窘境，我们再也不能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发展指数上去了，幸福感受却下来了，只有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全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符合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不断完善发展略，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环保意识都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真正体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和谐观范文篇6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

中国的建设发展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经验，而需要中国特色的理论来指导。指导中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面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们党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并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现阶段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要围绕和谐社会建设这一目标展开。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的角度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尊严都得到维护，权利都得到保障，价值都得到提升，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说，离开了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失去了根本意义和力量源泉，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规律。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发展的为民性、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规律。只有坚持发展的为民性，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处，不断焕发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情；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减轻社会震荡，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始终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科学发展观确立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科学发展观坚持了社会发展与和谐的有机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这一原则，努力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和谐，在和谐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着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如果离开发展去片面追求社会和谐，结果不仅会使和谐本身失去应有的价值，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我国又是在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和谐因素日趋增多的情况下来建设小康社会的，如果只顾发展而无视人们对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不仅难以更好更快地发展，就是发展起来了，也只能是一个广大人民无法接受的畸形社会。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就是为了把发展与和谐历史地统一起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科学发展观生动展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对以人为本原则的倡导，生动展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倡导，生动展示了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这些科学思想方法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以利于把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这一伟大事业中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用联系的观点做好统筹兼顾的工作，使这一工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协调一致地运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用发展的观点搞好前瞻性规划，坚持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去不断开创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现代综合式思维和开放性全局性战略思维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上的成功运用。它将国家置于国际大背景下，不仅对中国自身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还对一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其致力于和平发展、贡献人类的和谐思想不仅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全人类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建设和谐国家，进而建设和谐世界，这是全人类的伟大工程，需要一个共同的理念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内涵、深远的意义，为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以世界眼光谋发展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发展的开放性。强调以开放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把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一个开放性的视域来考察；强调要处理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我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放在一种宏大的全球视野中去思考；强调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科学发展观的这种以世界眼光谋发展的开放性发展思维进一步拓宽了发展的总体思路。

科学发展观是对世界高度负责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为改善全球生态环境、促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做出积极的努力。中国的人口占全球近1/5，但人均能耗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在节能方面的成就和努力获得了包括世界能源署在内的国际组织的一致公认。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对世界的高度责任感。

和谐观范文篇7

关键词:以物为本;以人为本;和谐观;代际伦理

一、资本主义确立的“以物为本”的和谐观

资本主义确立了以物为本的生存方式。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以神为本转向了以物为本。众所周知，中世纪是受“神学”所统治的时代。而文艺复兴则针对这种神学统治提出了“回到人本身”的所谓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倡导“人性”，而所谓的“人性”此时就是指人与“神性”相对的“感性”。因此要求人去追求现实的感性利益。这样，就形成了“以物为本”的生存方式。资本主义是这种生存方式的极端表达。所以，以物为本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突破神学统治的一条物化的道路。它甚至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存法则。什么是以物为本?也就是人的生存离不开“物”，总要依靠“物”来满足生存的各种需要。但是，物本来应该成为人生存的一个“手段”而不应该成为人生存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物化的生存方式，其根源就在于私有财产。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完全被物的规则所统治。正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物化的生存方式上，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生存理想。共产主义恰好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的生存方式的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是“回到人本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论述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也就是说，人应该成为生存的目标。但是，人在与“物”打交道的时候，就很容易沉浸在物当中而失去对自身的把握，这就是“物化”。物化是与自由相对的一个范畴。

物化实际就是异化的一种形态。我们经常说，人总是处在异化状态之中。这其中包括多种情况。在中世纪，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宗教异化方面。人不再是人，而是异化为神。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的异化形式发生了变化，人不再把自己异化为神，而是把自己异化为“物”。马克思把这种情况称为“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把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尺度，人在资本面前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所要克服的人的异化主要就是物化。也就是说，马克思实现了从对神的宗教的批判转向了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异化状况的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

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也主张和谐。但是这种和谐主要是在物的范围内的和谐。无非是人在物质利益上面达成的普遍性。法律是这种和谐的保证。资本主义有一种理性，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是“计算性思维”。它区别于另外一种思维，即“沉思之思”[3]。这种计算理性就是要让人在经济生活当中实现一种“和谐”。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出于这种计算理性的要求被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坟墓。自从资本主义建立，人就开始把物作为尺度来衡量一切。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4]尽管资本主义也一直主张社会的和谐，但是，这种和谐都被限定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范围之内。正因为这种和谐是被限制在物的范围内的，即不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建立的，因而这种和谐并不能被真正建立起来。资本主义也企图解决社会的冲突，但毕竟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所决定，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在政治生活当中的和谐，也都浸透着物质利益原则。所以，当资本主义主张通过理性来建立一种社会的和谐的时候，其潜在的前提就是，仅仅在物的范围内来实现某种和谐。可见，它的大前提就错了。所以，即便能在某种范围内建立一种和谐，却也不是人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正是这种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和谐观，才导致对和谐的破坏。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基本任务就是重新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其终极的指向为“人的和谐发展——人对自己的可能生活和未来的追求与创造，对人类发展与人类生活的终极追求”[5]。

资本主义确立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在资本主义那里发展到了极致。因此，马克思的工作就是重新“恢复”以人为本的和谐观。之所以说要“恢复”，是因为以人为本的和谐观早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中就已经被确立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主流和谐观当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从而为当代确立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奠定理论基础。

二、古希腊和谐观对当代的启发意义

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在古希腊就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关于“和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和谐观的典范。它对后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发意义。为什么说古希腊的“和谐观”是以人为本的呢?古希腊的和谐观主要是由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和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柏拉图是从人性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谐”的。第二，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家一定是建立在“正义”原则基础之上的。而正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用他的话说，和谐就是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就是和谐。第三，以人为本的和谐观还体现在柏拉图为人类生存所提出的“设想”当中。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我们认为当代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仍然要吸收古希腊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中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我们当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恢复古希腊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当然，这种恢复不是对原来和谐观的重建。即便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对古希腊文化的真正复归。我们所说的对古希腊和谐观的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是指我们从当代人类生存的背景出发，吸收古希腊时期的和谐观，从而建立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观。因此，我们从对古希腊的以人为本和谐观的分析中，能够得出对当代建构以人为本和谐观的启示。

首先，对于人来说，和谐首先应该是人性内的和谐。这种人性内的和谐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吸收古希腊所建立的社会和谐观的可能。尽管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但是，人性内的先天的结构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今天才有继续学习古希腊文化、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必要。也就是说，对人来说的那些普遍性的问题是人类的永恒真理。比如，“人类应该是向善的”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普遍的。和谐问题也是如此。和谐问题应该源于人类的本性。因此，我们在和谐观的问题上对古希腊和谐观的考察在当代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和谐问题来说，其最高的本体论意义就在于人性内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这是一切和谐的最终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和谐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确立的理想国家模型就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的。这种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谐”。首先和谐是指一个国家内，是由不同社会角色所构成的一个统一体。比如，最起码要有统治者、辅助者和工匠三种角色。这样，好的国家无非是说这三个社会角色之间达成“和谐”。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人吗?”[6]

其次，柏拉图的总的想法是，在“人”的范围内来思考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点对于当代确立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具有如下重要的启发。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比如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制度和谐等等。但是，这些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和谐，总要以一种最普遍领域的和谐为基础。而这个最普遍领域的和谐，一定要在精神领域中实现，因此，和谐首先要在社会的“正义”当中被确立起来。这是我们按照柏拉图的对于人的“普遍性”的人性论所获得的重要启发。因为只有“正义”才是社会理性的普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要在社会正义的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和谐观。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从理性出发来思考和谐的理性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的和谐程度取决于该社会的理性发达程度。也就是说，越是坚持理性的社会，社会越有健全的规则，因而也就越有秩序、越和谐。因此，柏拉图认为，对于人来说，没有比理性更加重要的了。因而对于国家的存在来说，国家作为人的普遍性形式，其和谐主要就来自以理性为基础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好的国家就在于有理性，理性才能促成国家的和谐。这样，如果整个国家都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被确立起来的，那么就实现了真正正义的和谐。

最后，柏拉图提供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生存理想”。对人来说，什么是“本”?这是理解和谐观的重要问题。在柏拉图看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理性”或“精神”为本。人的存在是在精神上趋向永恒的，因而，需要有一种生存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以人为本，也就是要让人类为自己的生存确立一种形而上学的生存理想。柏拉图认为，应该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各种“私情”。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最终都是由于两件事:一个是私利，一个是私情。因此，柏拉图主张，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没有私利和私情的。因而，要废除私有财产，也不能组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孩子也不应该由每个家庭自己抚养，而是应该由社会公共部门抚养，这样才能废除私情。虽然柏拉图的这些设想看起来过于理想化，但是，理想国家作为最好的生存状态，应该在原理上符合柏拉图所设想的基本条件。而且，本来就是一种理想国家的“设想”，设想总是趋向完美，这也似乎就表明了“理想”对人来说的真实意义。理想国家的模型不在于其是否真实，而在于能否提供一种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学。作为无限性存在的人，总是需要对自身未来的某种设想。而且，正因为这些设想是不能实现的，它才成为真实的。因为对于人来说，完成了的东西就已经失去了生命。这样说来，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恰好因为它没有现实性而成为了现实性。人总是生存在“未来”的理想之中。所谓“和谐”，也就是要让人类在其为自身所提供的“生存理想”中生存。有了这一理想，人类才能进入和谐。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理解以人为本的和谐观的最高的人性论基础。由此看来，人类社会的和谐，最终还是因为能够确立一种社会生活的理想。如果没有这种形而上学提供生存理想，这个社会只能在物质利益层面存活。而这种单纯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生存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状态，因而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柏拉图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许就在于:理想社会的和谐状态，一定是建立在超越功利的而且对未来充满理想和期待的秩序之中，否则和谐是不能真正被建立起来的。

那么，按照古希腊的和谐观本质，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当代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重建这种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呢?当代恢复古希腊样式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在笔者看来应该把后代人包括在内，因而，或许只能通过“代际伦理”的方式恢复古希腊样式的和谐观。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超越资本逻辑的冲击而实现超越性，进而恢复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应该成为“代际伦理”的基本目标。

三、建立在“代际伦理”基础上的和谐观

当代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仍然不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所隐含的问题是:究竟以人的“什么”为中心?是以人的“感性欲望”为中心(资本主义)，还是以人的“理性法则”为中心?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我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理解的差别。国内学术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别，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人类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的“主人”，把人类看做是全部自然界的“中心”，而把自然看做是人类满足欲望的“手段”，因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人类生存危机。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得出一个结论，即人应该把自然看做是“伙伴”，或者说是与人平等的“伦理主体”。自然物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因而，人应该保护自然。这一点构成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不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命运。因为人只能以“人本身”作为存在的理由。人对自然的“保护”，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本身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人只能以“人”为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根据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当代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如何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把“自然”纳入到以人为本的和谐观之内?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是最高的人的生存根据。任何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是以它“自身”为本的。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伦理学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并非是合理的。生态伦理学的和谐观，企图直接把“自然”纳入到和谐观是不现实的。它破坏了“以人为本”这一人类生存的最高根据。只有将自然纳入到“人本身”，才能重新理解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在人类内部的新的伦理要求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个新的伦理要求是通过“代际伦理”而不是“生态伦理”所实现的，因而，生态伦理还不足以建构当代的和谐观。

古代社会的生存状况是人与自然没有分裂，人与人也没有分裂。这种原始的天然统一，才有社会的和谐。当代人类面临生存危机。我们提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这种不和谐状态在直接性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因而，很多国内外学者都纷纷主张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这些生态伦理学企图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把自然对象看做是人的伦理对象，从而让人以伦理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应该说，这些伦理学主张是好的。但是，这种伦理学所要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生态伦理学所提示的和谐观。这种伦理学企图直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不现实的。

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根源仍然在于人本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古代社会人与人是相互依附的关系，因而，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合一关系。而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因而，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关系。如果不从根本上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是无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伦理关系的。

那么，超越生态伦理学而实现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应该在怎样的伦理视野中被确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代际伦理”。因为人与自然之间不能直接建立伦理关系，因而，就只能重新回到人类内部实现人类内部的伦理关系。但是，在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背景中，伦理关系的困境不单纯表现在当代人内部，而且表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生存危机不是当代人的危机，而是后代人的危机。因为当代人过度消耗了后代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从而导致了后代人的生存困境。因而，当代提出的和谐社会，自然应该把后代人包括在其中。而一种包括后代人在内的和谐观的建立，似乎只能通过一种代际伦理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一种伦理主体的拓展就十分必要。所谓伦理拓展，就是把后代人作为伦理主体纳入到伦理学体系之内。“就作为有理性存在者而言，后代人尽管没有出生，却应该被包括在视理性为普遍性的经典伦理学的视野之内。”[7]当伦理主体拓展到后代人的时候，人类社会的和谐才能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纳入到其中，也就是说，通过一种代际伦理所确立起来的和谐观，应该成为当代建立和谐观的基本维度。

总之，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在当代最主要的是要通过“代际伦理”来实现。代际伦理应该构成建构以人为本和谐观的伦理学基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来并不存在所谓的“伦理关系”。相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内部伦理关系被确立起来。在当代生存危机的背景下，实现伦理主体的拓展，建立一种代际伦理基础上的和谐观，应该是时代的要求。这种以人为本的和谐观超越了“生态伦理学”所主张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性的和谐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

[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6:1233.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3.

[5]于春玲.和谐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构建[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6):403.

和谐观范文篇8

关键词：和谐发展观领导行为

我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在这个时期，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鉴于此，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我理解，这是党中央继科学发展观之后提出的又一崭新的发展观----和谐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旨在改善参差不齐、自相矛盾的发展现状，其主旨是不求最佳，但求和谐，营造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各阶层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以基本满足，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它给我们把握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及科学地处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和谐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1.关注人际关系，统筹阶层和谐

和谐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它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我们党提出并正在着手解决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既触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触及了社会建设层面存在的不和谐之处。“五个和谐”渗透和推进到社会结构层面，必然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就产生了和谐发展观。这个发展观从“五个统筹”中抽象出人际关系，强调阶层之间的和谐。

和谐发展观把侧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统筹上，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我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1）经济多样化，各种新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不断发展，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越来越清晰；（2）社会阶层多样化，除了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在20多年的社会变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3）思想意识多样化，诸种文化信仰和价值取向“百花齐放”。伴随着这种多样化趋势的深化，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探索新的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机制，将会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微观求“和”，宏观求“谐”，和、谐皆本

社会是宏观的，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会”与“社”等微观组织组成的，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对宏观与微观的要求是不同的。就微观来说，一个家族、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局部乃至一个地方，要致力于求和，把矛盾解决在辖区之内，把活力奉献给社会；就宏观来说，要注意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减少摩擦，使社会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当中。

“和”是相互关系中比较满意的状态，而“谐”是指妥协共处的状态。和谐发展观之所以强调微观求“和”、宏观求“谐”，是为了便于我们找到构建和谐社会方位。自从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以来，关于指导思想、科学内涵和主要任务都有了框架，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框架有些抽象，落实到每一个单位、干部和群众的行为上还不够具体，似乎人人有责，但又很难去负责。原因在于构建和谐社会宏、微模糊。基于此，笔者提出微观求“和”、宏观求“谐”这一观点。就微观而言，一个单位、一个领导和一个群众，要致力于求和，求团结，把本单位的工作做好。这是非常现实和可能的。因为一个局部，情况比较清楚，矛盾比较单纯，资源配置比较灵活，积极因素容易调动，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哪里有“不和”的因素就把工作做到哪里，每个人都能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方位。而宏观社会，涵盖面广、跨度大，要素多而复杂，需要整合的东西多，局部、部分、系统、整体之间不仅有层次之分，而且要素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远，这些远距离的要素之间，矛盾容易激化，处理不好会产生阶层对立、党群对立。这些矛盾要靠方针政策去调整，要靠法律制度去调整。协同起来费时耗资，社会成本较大，简单地用上述求“和”的方法很难奏效。因此，对于构建宏观和谐，关键是求“谐”，先求满意，再求最优，和谐皆本。

3.“和谐度”是和谐发展观的内核

和谐就是适度，和谐发展就是科学用度，关注和谐度。在以往学习中，我们普遍接受的是哲学上讲的“度”，也就是决定事物量、质变的界限，而在和谐发展观中，我们要引入三个“度”的概念，还有科学用度的问题。

从物理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某种能量，其中有一种能量叫作势能。它告诉我们物质的势是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其能量大小与位置有关，故又称为位能。它是物质运动的状态，处于相对静止的势，蕴藏着能量，处于动态的势放出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起破坏作用，也可以为领导者作用。在领导活动中，势往往表现为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给领导者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通常叫作形势、态势、趋势和大势等。势从静到动，从小到大，有着蓄势、造势和审时度势等过程。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对事物的结构和要素的调整和形成蓄势待发的条件问题，这个条件就是一种度，过度就会势不可挡或势不两立，不足就会导致势不可及或势均力敌。

从控制论的意义上讲，动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否则，事物就会向相其对立面转化。关于动态系统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研究，就被称为控制论。领导活动是一个动态系统，符合控制系统的四个特征。一是领导活动有一个预定的和谐状态；二是领导活动过程中有经常性的变化，在内部必须进行调整，是动态系统；三是从领导活动的外部环境到内部运行有一种信息转移；四是领导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制。这些特征保证了领导使用信息和规章制度进行控制的可能。在这里，度的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使用信息和制度的数量界限，信息或制度不对称，会导致失序，像2003年的SARS事件，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公众恐慌；二是自由度，即控制的结果或秩序的范围，允许事物在一定限度内偏离标准。所以，在这里，用度旨在控制领导秩序。

从对策论的意义上讲，“度”就是一种策略选择与投机，含有“多角度”的意思。对策论是研究对抗局势的理论。人们在决定实际问题时，必须分析局势。往往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矛盾方面，每一方都有一定策略可供选择。因此，一方采取策略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方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如果每一方都强求最大所得，这种对策称为不结盟对策，后果是导致行为过度。如果每一方都指望问题得到解决，追求全局的利益，这种对策称为结盟对策，结盟对策中存在着明显的“度”，这对于全局都有好处，在某个局势中，某个个体的行动可能只对其自身有利，也有可能对其他个体有利，从而对另一些个体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利害有时会相同的，而且总是有相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结盟的情况。结盟中将形成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局势，这个局势叫平衡局势。如果这个结构是最佳的，那么任何一个个体，若改变行为后，得到新局势，会使大家的可接受性降低，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他已经选定的有“度”做法。

二、和谐发展观的若干观点

1.和谐发展观是价值增值的发展观

在探讨和谐发展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和谐发展就是利益均沾、各方满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和谐发展要么就是损害或侵占“和谐圈”外面的利益，要么在“和谐圈”内某一方或几方做出忍让，要么就是利益平均化，不存在共赢的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首先，它把和谐发展看成一种“机械式”的边界固定运动，而没有把这种活动看作一种辩证的矛盾运动，自然而然推论出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些方面的和谐肯定会引起另外方面的不和谐。这种情况当然存在。但是和谐发展是着眼于利益增值的，通过多方的努力，各自增加都能收益，减少损害。和谐发展的边界是开放的，而“机械式”多边关系则是封闭的，这种关系不可能如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因而是在不增值的前提下分割既有利益，当然不能实现和谐与统筹兼顾了。

其次，这种观点只看到事物中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相互对立的成分，没有看到事物内部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统一性。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双方总是要互相攻其短，取其利；否定矛盾双方相互克己短，取其长，并在一定条件下有共存共荣的趋势和可能。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和谐发展看成是孤立存在的、凝固不变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东西，矛盾各方既有对立的因素，也有一致的因素，在统一体中完全存在着兼顾发展的契机。

2.和谐发展观的定位

在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中，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方面、每一个分子、每一要素都存在着一个摆正位置即“定位”问题。或定位于极端，以独占全部的“好处”；或定位于和谐发展，以分享合理的“好处”。由于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独占“好处”必然会抹煞利益的共享性，而招致多方的对抗，所以，极端取向的单边发展往往会导致矛盾各方群起而攻之，这种定位往往以失败告终，继而会出现“协同”或“分享”的局面。可见，走极端的事物是短命的，和谐发展的事物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的价值。大量的事物都应该定位于“和谐发展”。

在这里，可以把和谐发展观理解为相互联系的诸方面的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或几个对于各方面都较为有利的“和谐发展区间”或“和谐发展点”，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在它附近达成共识，从而使问题得到较为完美的解决。和谐发展价值观告诉我们，在相互联系的事物中，各个方面都不宜过分扩张自己，而应该兼顾其他，共存共荣。我们必须对上述定位的和谐发展观做点说明：

其一，这个和谐发展观不是着眼于双方或某几方面，而是着眼于总体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你好我也好”，有可能会损害“总体”。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GDP，而承接了发达国家排污严重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政府和企业都得到了眼前的利益，但污染了环境，也就是损害了“总体”。又比如，制假和售假一旦结盟，就会损害消费者乃至整个经济秩序，也就是损害“总体”。

其二，和谐发展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实现和谐发展。我们知道，事物的统一性是矛盾统一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我们要依据统一性的条件来把握和谐发展。当矛盾诸方处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和谐发展活动才能卓有成效。因为诸方在争取自身利益时，会同时去维护统一体的存在和发展；当矛盾诸方依据一定条件向对立面转化时，竞争将日益剧烈，和谐发展就会变成独赢或多损，这时就不存在和谐发展的机会了。

3.和谐发展观的三个观点

总体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和谐与共赢观点，是指站在问题之外来看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这里需要指出，总体观点不同于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都是以全局或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标准的，局部或要素必须服从全局或系统。而总体观点则认为，无论全局或局部、系统或要素、对立面之间，都是“总体”中的一个“部分”，必须统筹考虑。可见，总体观点高于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其考虑问题的容量要比它们大得多。相比之下，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的这种层次差就不那么明显了，考虑问题比较狭隘，也就容易以全局或系统来代替总体，而忽视“部分”的作用，失去和谐发展的基础。

动态观点就是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认为“运动”是和谐发展问题的根本属性。和谐发展问题的多边矛盾性，再加上背景的模糊性，就孕育了问题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任何一个和谐发展问题都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关系的综合统一体，它总是处在对立统一运动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因诸事物的“势”的均衡而相对稳定，一旦其中的“对立”有所变化，就会产生新的“势”而统一起来。因此，和谐发展问题的随机性是很大的。它的“势”的变化，是形成随机性的依据；而外部背景力量的消长，又使和谐发展问题的走向身不由己。这两方面构成了和谐发展问题的区间变化和和谐发展点的移动：或在特定的条件下徘徊，或有所进化扩大，或有所缩小。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必须确立动态观点，跟踪它的变化轨迹，使和谐发展区间明晰化，便于实现和谐发展。

权变观点是指事物诸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时空条件的变化有所侧重。这种侧重或表现为非均匀性，或表现为非对称性。权变观点就是要根据这些特性来把握和谐发展。在这里，所谓非均匀性，是指和谐发展问题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效应，舍此便会发生性质的变化。权变观点要求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和谐发展问题置于一定的环境中去考察，因地因时因势地加以处理，而不能简单地用原则去套。所谓非对称性，是指参与和谐发展的各种因素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支配与从属、策动与响应等不对称关系中，其中某种因素会起到推动整个问题演化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因素则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干扰中失去了自身运动的独立性，从而使和谐发展问题形成某种整体的效应。权变观点要求我们始终注意和谐发展中诸因素的地位和作用，预测其可能发生的某种整体效应，从中把握住和谐发展存在的必然性。

三、和谐发展观与领导行为

1.和谐发展观与领导工作思路

和谐发展观认为，正确的领导工作思路必须体现统筹兼顾、和谐协调的思想。我们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来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我们要着眼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和谐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

和谐发展观点认为，可行的领导工作思路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一个关键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十分繁重，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将陆续出台，处理好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领导决策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好、现实好和维护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结合点和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推进各项改革要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群众的可以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精心部署，制定多种预案，确保改革符合群众利益，切实做到在社会稳定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和谐发展观认为，阻力最小的领导工作思路必须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特别是致力于营造人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重要思想，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认真加以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人为本，强调人际和谐，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各项工作都要把努力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求和谐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就全社会范围来说，要比较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而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要较好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很明白；我们党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而又和谐兼顾，根本目的没有别的，唯一的就是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健康需要。绝不能把以人为本抽象的空洞的和遥不可及的口号，而必须从眼前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时时刻刻注意把这个原则体现到我们的各项工作当中，体现到我们执政理念、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当中，体现到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当中，并且十分注意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从而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能够越来越充分地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从实际出发来考虑和谐发展

（1）要考虑实际的客观性和多样性。

所谓实际，就是指人们头脑以外的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它包括自然界的物质现象，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现存的生产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表现等等，都是在我们头脑之外的客观实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实际情况不仅是客观的，而且还是复杂的、多样的。比如说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其地形、气候、土壤、资源、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的差别就很大，尽管都在奔小康，但各个省各个地区在生产力、科学技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对于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来说，就是要努力认识和研究这些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其中特别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内外形势，要全面了解国情、省情、县情和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要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尊重客观情况，就是要尊重它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及其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如果对这些情况及其特点若明若暗，就不能在工作上实现正确的领导。正像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

（2）要尊重群众的要求

关于客观实际，除了上述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际之外，群众的要求和觉悟的程度，尽管不具备实在性的特点，但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就曾经把“群众的要求”、“群众的觉悟”看作是领导者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之一。他多次讲到，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要考虑对象，做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就要了解群众的思想，否则，就叫做“无的放失”。当然，在我们谈到“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觉悟”和“群众的要求”等，也是实际存在时，应当注意分清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从观察和研究对象的角度上来说的。“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觉悟程度”等，对于领导者来说，具有客观性。因为这一类的东西，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一经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存在于领导者的头脑之外，它作为认识对象，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我们党非常重视的研究对象。第二，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讲，“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觉悟程度”之类都是精神的现象。它们根源于物质，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但对于领导决策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

3.和谐发展要把握好“度”

在和谐发展观中，“度”是指和谐对象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最底条件，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及的“和谐发展区间”或“和谐发展点”，颇具“盈亏点”含义。

（1）和谐发展要注意适度。

所谓适度，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有利于保持事物的稳定性，且与“质”相统一的一定量的界限。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度”，是小度。而和谐发展观要着眼于“大度”，要对若干“小度”进行综合调度。换言之，要注意适度，不仅仅是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一般的度，而是要从一般的度中的相互作用中选取和把握最为适当的度。各种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它们的最佳适度点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佳适度点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适度点通过整合才构成一个矛盾群的度，和谐发展就是要依据这个度，找出有利于各方面的决策，然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说得好，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少花钱多办事”。前一句是要我们在工作中量力而行，把握力度。我们不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正确估计现有的人力、智力、物力和财力，有条件的事坚决干，而且要把它干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事坚决不干，以免给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后一句话，是要我们在工作中尽力而为，做到适度。我们不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争把工作做的更好一些。既不要把余地留得太多，也不要过度。

和谐观范文篇9

关键词：和谐发展观领导行为

我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在这个时期，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鉴于此，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我理解，这是党中央继科学发展观之后提出的又一崭新的发展观----和谐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旨在改善参差不齐、自相矛盾的发展现状，其主旨是不求最佳，但求和谐，营造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各阶层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以基本满足，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它给我们把握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及科学地处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和谐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1.关注人际关系，统筹阶层和谐

和谐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它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我们党提出并正在着手解决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既触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触及了社会建设层面存在的不和谐之处。“五个和谐”渗透和推进到社会结构层面，必然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就产生了和谐发展观。这个发展观从“五个统筹”中抽象出人际关系，强调阶层之间的和谐。

和谐发展观把侧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统筹上，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我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1）经济多样化，各种新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不断发展，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越来越清晰；（2）社会阶层多样化，除了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在20多年的社会变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3）思想意识多样化，诸种文化信仰和价值取向“百花齐放”。伴随着这种多样化趋势的深化，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探索新的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机制，将会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微观求“和”，宏观求“谐”，和、谐皆本

社会是宏观的，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会”与“社”等微观组织组成的，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对宏观与微观的要求是不同的。就微观来说，一个家族、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局部乃至一个地方，要致力于求和，把矛盾解决在辖区之内，把活力奉献给社会；就宏观来说，要注意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减少摩擦，使社会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当中。

“和”是相互关系中比较满意的状态，而“谐”是指妥协共处的状态。和谐发展观之所以强调微观求“和”、宏观求“谐”，是为了便于我们找到构建和谐社会方位。自从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以来，关于指导思想、科学内涵和主要任务都有了框架，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框架有些抽象，落实到每一个单位、干部和群众的行为上还不够具体，似乎人人有责，但又很难去负责。原因在于构建和谐社会宏、微模糊。基于此，笔者提出微观求“和”、宏观求“谐”这一观点。就微观而言，一个单位、一个领导和一个群众，要致力于求和，求团结，把本单位的工作做好。这是非常现实和可能的。因为一个局部，情况比较清楚，矛盾比较单纯，资源配置比较灵活，积极因素容易调动，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哪里有“不和”的因素就把工作做到哪里，每个人都能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方位。而宏观社会，涵盖面广、跨度大，要素多而复杂，需要整合的东西多，局部、部分、系统、整体之间不仅有层次之分，而且要素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远，这些远距离的要素之间，矛盾容易激化，处理不好会产生阶层对立、党群对立。这些矛盾要靠方针政策去调整，要靠法律制度去调整。协同起来费时耗资，社会成本较大，简单地用上述求“和”的方法很难奏效。因此，对于构建宏观和谐，关键是求“谐”，先求满意，再求最优，和谐皆本。

3.“和谐度”是和谐发展观的内核

和谐就是适度，和谐发展就是科学用度，关注和谐度。在以往学习中，我们普遍接受的是哲学上讲的“度”，也就是决定事物量、质变的界限，而在和谐发展观中，我们要引入三个“度”的概念，还有科学用度的问题。

从物理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某种能量，其中有一种能量叫作势能。它告诉我们物质的势是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其能量大小与位置有关，故又称为位能。它是物质运动的状态，处于相对静止的势，蕴藏着能量，处于动态的势放出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起破坏作用，也可以为领导者作用。在领导活动中，势往往表现为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给领导者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通常叫作形势、态势、趋势和大势等。势从静到动，从小到大，有着蓄势、造势和审时度势等过程。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对事物的结构和要素的调整和形成蓄势待发的条件问题，这个条件就是一种度，过度就会势不可挡或势不两立，不足就会导致势不可及或势均力敌。

从控制论的意义上讲，动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否则，事物就会向相其对立面转化。关于动态系统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研究，就被称为控制论。领导活动是一个动态系统，符合控制系统的四个特征。一是领导活动有一个预定的和谐状态；二是领导活动过程中有经常性的变化，在内部必须进行调整，是动态系统；三是从领导活动的外部环境到内部运行有一种信息转移；四是领导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制。这些特征保证了领导使用信息和规章制度进行控制的可能。在这里，度的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使用信息和制度的数量界限，信息或制度不对称，会导致失序，像2003年的SARS事件，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公众恐慌；二是自由度，即控制的结果或秩序的范围，允许事物在一定限度内偏离标准。所以，在这里，用度旨在控制领导秩序。

从对策论的意义上讲，“度”就是一种策略选择与投机，含有“多角度”的意思。对策论是研究对抗局势的理论。人们在决定实际问题时，必须分析局势。往往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矛盾方面，每一方都有一定策略可供选择。因此，一方采取策略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方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如果每一方都强求最大所得，这种对策称为不结盟对策，后果是导致行为过度。如果每一方都指望问题得到解决，追求全局的利益，这种对策称为结盟对策，结盟对策中存在着明显的“度”，这对于全局都有好处，在某个局势中，某个个体的行动可能只对其自身有利，也有可能对其他个体有利，从而对另一些个体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利害有时会相同的，而且总是有相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结盟的情况。结盟中将形成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局势，这个局势叫平衡局势。如果这个结构是最佳的，那么任何一个个体，若改变行为后，得到新局势，会使大家的可接受性降低，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他已经选定的有“度”做法。

二、和谐发展观的若干观点

1.和谐发展观是价值增值的发展观

在探讨和谐发展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和谐发展就是利益均沾、各方满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和谐发展要么就是损害或侵占“和谐圈”外面的利益，要么在“和谐圈”内某一方或几方做出忍让，要么就是利益平均化，不存在共赢的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首先，它把和谐发展看成一种“机械式”的边界固定运动，而没有把这种活动看作一种辩证的矛盾运动，自然而然推论出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些方面的和谐肯定会引起另外方面的不和谐。这种情况当然存在。但是和谐发展是着眼于利益增值的，通过多方的努力，各自增加都能收益，减少损害。和谐发展的边界是开放的，而“机械式”多边关系则是封闭的，这种关系不可能如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因而是在不增值的前提下分割既有利益，当然不能实现和谐与统筹兼顾了。

其次，这种观点只看到事物中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相互对立的成分，没有看到事物内部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统一性。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双方总是要互相攻其短，取其利；否定矛盾双方相互克己短，取其长，并在一定条件下有共存共荣的趋势和可能。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和谐发展看成是孤立存在的、凝固不变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东西，矛盾各方既有对立的因素，也有一致的因素，在统一体中完全存在着兼顾发展的契机。

2.和谐发展观的定位

在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中，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方面、每一个分子、每一要素都存在着一个摆正位置即“定位”问题。或定位于极端，以独占全部的“好处”；或定位于和谐发展，以分享合理的“好处”。由于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独占“好处”必然会抹煞利益的共享性，而招致多方的对抗，所以，极端取向的单边发展往往会导致矛盾各方群起而攻之，这种定位往往以失败告终，继而会出现“协同”或“分享”的局面。可见，走极端的事物是短命的，和谐发展的事物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的价值。大量的事物都应该定位于“和谐发展”。

在这里，可以把和谐发展观理解为相互联系的诸方面的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或几个对于各方面都较为有利的“和谐发展区间”或“和谐发展点”，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在它附近达成共识，从而使问题得到较为完美的解决。和谐发展价值观告诉我们，在相互联系的事物中，各个方面都不宜过分扩张自己，而应该兼顾其他，共存共荣。我们必须对上述定位的和谐发展观做点说明：

其一，这个和谐发展观不是着眼于双方或某几方面，而是着眼于总体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你好我也好”，有可能会损害“总体”。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GDP，而承接了发达国家排污严重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政府和企业都得到了眼前的利益，但污染了环境，也就是损害了“总体”。又比如，制假和售假一旦结盟，就会损害消费者乃至整个经济秩序，也就是损害“总体”。

其二，和谐发展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实现和谐发展。我们知道，事物的统一性是矛盾统一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我们要依据统一性的条件来把握和谐发展。当矛盾诸方处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和谐发展活动才能卓有成效。因为诸方在争取自身利益时，会同时去维护统一体的存在和发展；当矛盾诸方依据一定条件向对立面转化时，竞争将日益剧烈，和谐发展就会变成独赢或多损，这时就不存在和谐发展的机会了。

3.和谐发展观的三个观点

总体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和谐与共赢观点，是指站在问题之外来看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这里需要指出，总体观点不同于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都是以全局或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标准的，局部或要素必须服从全局或系统。而总体观点则认为，无论全局或局部、系统或要素、对立面之间，都是“总体”中的一个“部分”，必须统筹考虑。可见，总体观点高于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其考虑问题的容量要比它们大得多。相比之下，全局观点或系统观点的这种层次差就不那么明显了，考虑问题比较狭隘，也就容易以全局或系统来代替总体，而忽视“部分”的作用，失去和谐发展的基础。

动态观点就是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认为“运动”是和谐发展问题的根本属性。和谐发展问题的多边矛盾性，再加上背景的模糊性，就孕育了问题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任何一个和谐发展问题都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关系的综合统一体，它总是处在对立统一运动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因诸事物的“势”的均衡而相对稳定，一旦其中的“对立”有所变化，就会产生新的“势”而统一起来。因此，和谐发展问题的随机性是很大的。它的“势”的变化，是形成随机性的依据；而外部背景力量的消长，又使和谐发展问题的走向身不由己。这两方面构成了和谐发展问题的区间变化和和谐发展点的移动：或在特定的条件下徘徊，或有所进化扩大，或有所缩小。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必须确立动态观点，跟踪它的变化轨迹，使和谐发展区间明晰化，便于实现和谐发展。

权变观点是指事物诸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时空条件的变化有所侧重。这种侧重或表现为非均匀性，或表现为非对称性。权变观点就是要根据这些特性来把握和谐发展。在这里，所谓非均匀性，是指和谐发展问题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效应，舍此便会发生性质的变化。权变观点要求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和谐发展问题置于一定的环境中去考察，因地因时因势地加以处理，而不能简单地用原则去套。所谓非对称性，是指参与和谐发展的各种因素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支配与从属、策动与响应等不对称关系中，其中某种因素会起到推动整个问题演化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因素则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干扰中失去了自身运动的独立性，从而使和谐发展问题形成某种整体的效应。权变观点要求我们始终注意和谐发展中诸因素的地位和作用，预测其可能发生的某种整体效应，从中把握住和谐发展存在的必然性。

三、和谐发展观与领导行为

1.和谐发展观与领导工作思路

和谐发展观认为，正确的领导工作思路必须体现统筹兼顾、和谐协调的思想。我们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来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我们要着眼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和谐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

和谐发展观点认为，可行的领导工作思路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一个关键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十分繁重，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将陆续出台，处理好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领导决策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好、现实好和维护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结合点和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推进各项改革要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群众的可以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精心部署，制定多种预案，确保改革符合群众利益，切实做到在社会稳定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和谐发展观认为，阻力最小的领导工作思路必须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特别是致力于营造人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重要思想，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认真加以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人为本，强调人际和谐，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各项工作都要把努力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求和谐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就全社会范围来说，要比较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而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要较好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很明白；我们党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而又和谐兼顾，根本目的没有别的，唯一的就是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健康需要。绝不能把以人为本抽象的空洞的和遥不可及的口号，而必须从眼前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时时刻刻注意把这个原则体现到我们的各项工作当中，体现到我们执政理念、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当中，体现到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当中，并且十分注意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从而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能够越来越充分地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从实际出发来考虑和谐发展

（1）要考虑实际的客观性和多样性。

所谓实际，就是指人们头脑以外的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它包括自然界的物质现象，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现存的生产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表现等等，都是在我们头脑之外的客观实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实际情况不仅是客观的，而且还是复杂的、多样的。比如说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其地形、气候、土壤、资源、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的差别就很大，尽管都在奔小康，但各个省各个地区在生产力、科学技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对于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来说，就是要努力认识和研究这些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其中特别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内外形势，要全面了解国情、省情、县情和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要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尊重客观情况，就是要尊重它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及其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如果对这些情况及其特点若明若暗，就不能在工作上实现正确的领导。正像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

（2）要尊重群众的要求

关于客观实际，除了上述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际之外，群众的要求和觉悟的程度，尽管不具备实在性的特点，但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就曾经把“群众的要求”、“群众的觉悟”看作是领导者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之一。他多次讲到，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要考虑对象，做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就要了解群众的思想，否则，就叫做“无的放失”。当然，在我们谈到“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觉悟”和“群众的要求”等，也是实际存在时，应当注意分清两个问题：第一，这是从观察和研究对象的角度上来说的。“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觉悟程度”等，对于领导者来说，具有客观性。因为这一类的东西，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一经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存在于领导者的头脑之外，它作为认识对象，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我们党非常重视的研究对象。第二，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讲，“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觉悟程度”之类都是精神的现象。它们根源于物质，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但对于领导决策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

3.和谐发展要把握好“度”

在和谐发展观中，“度”是指和谐对象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最底条件，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及的“和谐发展区间”或“和谐发展点”，颇具“盈亏点”含义。

（1）和谐发展要注意适度。

所谓适度，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有利于保持事物的稳定性，且与“质”相统一的一定量的界限。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度”，是小度。而和谐发展观要着眼于“大度”，要对若干“小度”进行综合调度。换言之，要注意适度，不仅仅是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一般的度，而是要从一般的度中的相互作用中选取和把握最为适当的度。各种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它们的最佳适度点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佳适度点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适度点通过整合才构成一个矛盾群的度，和谐发展就是要依据这个度，找出有利于各方面的决策，然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说得好，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少花钱多办事”。前一句是要我们在工作中量力而行，把握力度。我们不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正确估计现有的人力、智力、物力和财力，有条件的事坚决干，而且要把它干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事坚决不干，以免给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后一句话，是要我们在工作中尽力而为，做到适度。我们不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争把工作做的更好一些。既不要把余地留得太多，也不要过度。

和谐观范文篇10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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