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战略范文10篇

改革战略范文篇1

关键词:制造业物流规划物流战略物流模式

随着对现代物流管理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同时又迫于竞争环境的压力，国内各大企业集团纷纷改革传统的物流管理模式，积极推行现代物流管理。本文正是基于我国制造业的物流现状和内外发展环境，给其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进行了定位和规划，为制造业成功实施物流改革指明了道路。

一、我国制造业物流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企业物流发展规划就是根据企业现有的实际情况和物流发展的要求，确定与自身特点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物流运作模式。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物流发展方向的定位、物流战略的调整、物流运作环境的改善以及物流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改善物流管理及服务水平，从而营造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服务体系。

制定企业的物流发展规划，首先要做的就是客观、准确地评价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环境。我国制造业的物流发展现状和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宏观和外部环境上，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宏观产业政策尚未规范，物流的法律、法规建设薄弱，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第三方物流市场薄弱等，这些都是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现代物流的制约条件。在企业内部，虽然有一些企业已走在了物流设计、改造与应用的前列，在向现代化物流管理迈进。但就总体水平而言，我国企业的物流管理仍处于分散的、初步的功能性管理阶段，粗放型经营依然突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受损;物流活动被分散在各个部门，物流系统处于隐性状态;企业总体布局一般都未对物流进行规划设计，物流格局不清晰，在运行中经常造成物料停滞、混乱或无效搬运的状态，物流运作效率低下等。与国内外先进企业相比，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管理模式和水平，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随着市场环境和竞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企业的物流管理思想和手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传统的分散管理向集中化管理转化;由操作型管理向决策型管理转化;由封闭型管理向开放型管理转化;运用计算机管理系统进行物流管理。新的管理思想和手段要求企业重新认识物流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战略高度规划和管理物流活动，跨越企业范围整合企业物流系统，以提高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为目标，最终实现企业物流的系统化、合理化、信息化、现代化、网络化、绿色化、柔性化、全球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物流管理离现代物流管理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如何规划好制造业的物流发展之路，对制造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取得长久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制造型企业物流战略的调整

物流战略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兴衰存亡。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加大自身物流管理、降低物流成本之外，还要制定合理的物流战略，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物流发展的正确方向。

国外企业物流战略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我国制造业要实现这个过程，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企业内部局部物流整合，企业内物流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

从现状看，我国制造型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用地、仓储设施、运输装卸等手段和加工配送能力等物流资源，物流系统比较完备，具有相应的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物质条件。但是企业物流的整体运作效率却普遍低下，而且企业物流发展的外环境不容乐观，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国制造业急需考虑的不是盲目建立大而全的物流系统，也不是盲目地追求社会化物流服务，而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物流资源，按照现代物流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物流系统的整合、优化。通过对企业物流的整合、优化，以实现企业内部的物流一体化，并逐步将物流活动扩大到与客户和供应商相结合方面，最终通过外部物流一体化的延伸实现供应链管理，是今后长期一段时间内我国制造业的物流发展的主要战略。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正处在第一阶段，内部局部物流整合阶段。企业虽然对物流各环节改进，但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物流系统存在着“效益背反”规律，各个环节是有效的，但总体并不一定有效。这同时也告诉我们:物流整合、优化不单单是从物流各环节入手，更要把物流的各子系统，各环节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从整体上统一规划、合理组织，这样才能使物流资源达到合理利用，从而降低成本。

三、制造型企业物流系统的规划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运作和经营的效率、效益，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企业应根据物流战略的发展方向，全方位、综合地对物流系统进行规划和设计。

当前我国制造型企业的物流战略就是对现有物流系统进行整合与优化，通过把企业所有的物流活动纳入一个统一的部门进行集中管理，从而实现整个集团的物流整合;通过对企业物流系统的设计和再设计，改进和完善企业物流的运作方式、流程等，达到物流系统的优化。因此，企业物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必须以物流系统的整合与优化为方向。具体地说就是:首先，要保证物流系统的整合，就必须有充分整合的物流组织做基础。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物流管理阶段的不同目标，设计合理的物流组织结构。最初可以尝试现有结构下的功能合并和集合，然后逐步将物流功能独立出来，组建物流一体化的组织，实行企业物流活动的统一性、集中性的管理，有效控制整个企业的物流实施状态和运作情况。

其次，高效畅通的物流系统还需要先进的流程做保证。通过对企业间和企业内的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改变流程的逻辑顺序和结构，整合内外流程和资源，减少不增值的活动，缩短流程时间。从最终顾客的价值需求出发，建立起真正对顾客负责的最佳服务流程，从而显着改善企业物流的绩效。

最后，积极利用现代物流技术和现代物流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运输系统、库存系统、配送系统、物流网络和局部设施布局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有效解决目前企业物流系统中低水平运作、重复建设、选址不当、管理混乱等问题，为物流系统的优化奠定基础。公务员之家:

四、制造型企业物流模式的选择

企业的物流战略对物流模式的选择具有决定作用。企业在制定物流战略时就已经考虑了自身的资源、人力、技术、信息等因素，物流模式的抉择要看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物流需要，同时又极大地降低成本。依据还是企业的资源、人力、技术、信息等的优化组合。为此，企业要在物流战略的指导下，制定合适的物流模式。

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存在诸多问题，还远远不能满足制造业物流外协的需要。另外，我国企业仍然遵循产供销一体化、一条龙的经营模式，物流基础设施设备在企业的固定资产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若将其业务资产完全剥离，交给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去管理，在体制和市场经营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困难，难以实行。因此，我国工商企业大多采用自营物流，这既是现有体制下的现实选择，也是企业不得已的选择。国内有实力的大型制造业企业选择自己发展物流，到一定程度再社会化，拓展经营领域，这成为企业物流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我国大多数制造型企业来说，根据目前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战略联盟、投资共建、部分自营部分外包等方式，与有实力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建立灵活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增加利润，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改革战略范文篇2

200*年上半年我国的政府改革，应该说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贯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各级政府加大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是今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颁布了公务员法，明年将要在全国贯彻实施，这将对规范行政管理的主体，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作为全国综合改革示范区，提出了包括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综合改革试验，这必将对我国未来的政府管理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是国务院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政府，这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发展走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对我国政府改革的整体评价，还不能过高，按照我的判断，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就是：步履艰难，任重道远。

二、我国未来政府改革需要有战略上的突破

为什么说我国政府改革步履艰难，任重道远？主要基于对以下四个问题的分析。

1、我国政府改革的外部环境遇到了新的压力。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西方有些不愿意中国强大国家的恐惧和嫉恨，我们韬光养晦的发展策略将受到挑战，有可能形成对我国的某些打压，其直接表现就是贸易摩擦加大，中国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因素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国内环境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人们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的看法，还有很多分歧。与此同时，由于资源环境的压力，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有必要调整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用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共识。

2、我国政府改革有可能面临新的困难。

主要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内在冲突；二是旧体制复归的现象明显；三是政府改革有可能引发新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冲突。

应该看到，我国的市场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又发现有另一种现象，这就是在目前的政府管理中，一方面是市场化在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政府部门的行政化也在加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某些国家公共投资项目、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等，几乎管理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从而使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内在冲突加剧。

与此相联系，在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出现了某些旧体制复归的迹象。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断言，是旧体制的复归，但这种倾向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因为这种旧体制复归的现象，实际上是在强化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甚至有专家说，中央政府的权威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少数政府部门的权威。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此次宏观经济调控中，我们的一些政府机构，运用行政手段轻车熟路，过度依赖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不善于运用其他手段。同时，在部门之间的协调方面，由于部门利益作祟，把相当多的精力、时间都耗费在了没有实质意义的推委、扯皮方面，导致了严重的低效率。所有这些倾向，都告诉我们，旧体制复归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它的出现，无疑会对政府改革产生消极的影响。

从政府改革有可能引起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冲突来看，由于我们历次政府改革，在精简机构人员等方面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反弹，也引起了政府公职人员对改革的某些抵触和反感，使涉及到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政府改革，在政府内部的阻力也会进一步增强，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新的政府改革的阻力和困难。

3、政府改革要避免陷入新的误区和风险。

中国政府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目前的改革如何进行才能真正取得的实效，避免陷入误区，同样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就未来我国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而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三大误区，这就是：避免陷入低效率重复的误区；避免陷入政府改革孤军深入的误区；避免解决政府管理问题的单一行政思维问题的误区。

就政府改革的低效率重复问题来说，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试设想，早在1984年我们的改革中，就提出要实现政企分开，1988年我们就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每一次行政改革几乎都有机构和人员裁减的任务，但在这些最关键的层面，我们似乎都正在遭遇着低效率重复的折磨，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以至于有人认为，我国的政府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陷入了困境。

同样，在我国的政府改革中，至少在1987年以后的政府改革中，政府改革大体上处于某种孤军深入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推动政府改革中，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处于停顿的状态，尽管在一些地方，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多一些探索性试验，但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滞后的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政府改革孤军深入，这样实际上也为政府改革与事业单位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机构、人员精简，在一些地方变成了行政编制与事业编制、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数字游戏，而真正体现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负担，则是越来越膨胀。

在政府改革要防止单一的行政思维方面，主要是政府改革在解决行政层面的问题时，没有跳出政府管理自身，而是一味地在政府管理层面寻找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我们发现，许多表现在政府管理层面的问题，其成因或者解决，都是靠行政自身是难以解决的。比如有些问题，就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继续这样的思维，政府改革就有可能陷入一种新的误区。

4、政府改革需要新的战略突破。

正像过去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历史进程中，中国政府的转型是必然的。中国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而要实现这种历史性跨越，只能通过改革；而政府的改革要真正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有战略性突破。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政府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呢？我认为至少有六个关键点：

一是政府改革要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和整体设计。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对未来中国政府管理的模式、运行机制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形成目标共识，如中国需要不需要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中国需要不需要实行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等。而过去我国的多数机构改革方案主要是针对当时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展开的，缺乏长远的制度性设计，甚至受到领导人个人喜好的影响，使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断被积累。另一方面，还要对政府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等，进行整体的设计。这是改变政府改革孤军深入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不能把我国的事业发展、事业单位改革，整体纳入公共部门的功能设计中，不仅会影响新形势下我国事业的发展，影响事业单位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使事业单位的存在形态继续被扭曲，如普遍的营利性倾向等，而且也会继续成为政府改革的避风港。

二是真正树立法制在政府改革中的权威。早在1998年的政府改革中，我们就把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的法定化，作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原则，有关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也是我们一直寻求法律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这方面，似乎只是成了一种口号，法制的权威似乎一直难以被真正树立。这种在政府管理方面法制严重缺位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制本身作用的发挥，更重要的是给政府机构、编制、人员方面的人为作用，提供了可能。从长远看，中国的政府改革如果没有法制的跟进，政府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是很难实现的。

三是改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使之真正代表公正、公平与正义。防止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被俘获现象的出现，这是我国政府改革在市场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但也许是解决起来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国家综合实力有了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的情况下，社会矛盾会如此突出？为什么在短短2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的贫富差距会拉得如此之大？对一个正处在发展过程的国家来说，我们的基尼系数超过美国，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公共政策在分配制度方面的失败。至少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府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新思考构建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使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公共政策的结果，都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公平、公正和正义。

四是对官员要有更严厉的管理手段。这就是我曾经提出的“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没，稳定银根”的策略。比如最近查处的原国家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如果数数他担任的各种职务，会发现他是一个标准的官、商、学三位一体的人物。他既是拥有很大权力的财政部金融司的司长，还是汇金投资公司的六个董事之一，同时又兼任着几所研究机构、大学的硕士生导师，这样身兼多项要职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政府官员，出现腐败是很正常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必须对政府官员有更加严厉的管理手段和措施。

改革战略范文篇3

(一)目光要长远。首先，保险公司在进行产品开发和业务拓展决策时要进行长期效益评估和综合效益评估。虽然医疗保险的短期效益并不乐观，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承保规模的扩大、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资金运用渠道的放宽和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商业医疗保险还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从综合效益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还要对医疗保险加强公司形象、扩大客户群体、促进主险展业的外部效应给予一定考虑；其次要保证产品可运行的长期性，这是保险公司进行长期、综合评估决策的前提。医改政策是动态的，保险公司要研究医疗改革的趋势，把握方向，开发能长期适应医疗改革进展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这样才能保证险种的生命力，争取到长期的盈利空间。

(二)要合理考虑风险因素。保险公司应当根据现有技术水平和外部环境优先发展亏损风险小、需求空间大的险种。就改革趋势看，门诊费用和高档医疗消费是社会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但商业医疗保险并不能不计风险地有孔即入。从目前情况来看，门诊医疗费用较难控制，而住院医疗保险由于医疗费用数额大、发生率低、医疗方案相对较易于监控，因而保险公司应当优先开发住院医疗产品，谨慎开发包含门诊医疗的综合医疗保险产品；从保险给付方式来看，定额给付型产品要比费用补偿型产品管理控制成本低、操作难度小，更适合作为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险的补充，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开发、推广重大病种的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暂缓开发费用补偿性的医疗保险产品；从保险期限来看，逐年续保的产品要比长期型或终身型产品对保险公司而言承担的经营风险小，对于试验性险种，保险公司可先设计逐年承保条件，掌握一定经验数据后再附加保证续保条款改造成长期险种，但是保险公司规避风险的策略也要同时考虑到客户的实际保险需求，应尽量提供保障功能强的实用型险种。

(三)要积极争取、巧妙利用优惠政策。从国际惯例来看，国家为商业医疗保险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是大势所趋，保险公司及行业协会应当利用各种手段向国家争取政策优惠。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更要在现有政策的弹性限度内积极寻求金融创新以巧妙利用已有的优惠政策。如政策规定企业自办的补充医疗保险保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可以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福利费不足列支的部分，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列入成本。保险公司可以开发相应产品，先由投保企业申办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然后让投保企业将基金委托保险公司代管，保险公司通过各种风险分散手段使其实质上达到普通团体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并从中收取管理费用。这样既可以降低投保人的投保成本，又可以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空间。

(四)积极引进国外保险产品设计思路进行产品创新。国外保险技术比较先进，实际业务中出现了许多非传统的风险转移产品，国内保险公司应当充分汲取其中的产品设计思路，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进行产品创新。如可以尝试以下思路：

1．租借式企业自保账户。保险公司向客户企业提供一个单独账户并附加相应的管理、精算和投资服务，保险公司根据服务收取相应手续费。客户租用的账户用于该企业自办医疗保险的保费、赔款和资金运用收益的结算，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应客户要求对超过约定数额的医疗费赔付项目吸纳承保或代其办理超赔分保。这种形式既可以使企业不必自行投入人力物力便可以享受“自保”和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同时又可以将企业自保基金不便承担的高额风险及时转嫁出去，避免自保基金的剧烈震动，而保险公司也可以部分转嫁费率精算上的技术风险而拥有稳定的利润来源，保险双方可以在最大诚信基础上达到双赢。

改革战略范文篇4

时下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发表，针对国有企业的现实许多弊端开药方。笔者认为我们不光要注意国有企业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还要切实放眼未来。未来21世纪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要求企业将越来越依赖对知识的积累，开发和有效作用，在这其中人才的因素尤为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认为在未来21世纪中我国能否成为经济强国，首先要看我国的科技能否与生产紧密结合，而这又要取决于我国国有企业与科技的结合程度。但现实是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产学研未能紧密结合，人才又相当缺乏。据《光明日报》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我国高级人才资源面临短缺危机”一文报道：我国高级人才大部分都集中在事业与行政机关，企业人才短缺。尽管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80％靠企业，但企业人才占有量却一直很低。调查还指出，由于各发达国家加强了人才的争夺，我国投入科研的财力有限，我国在国际人才争夺中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该文虽然指出的是企业总体人才的占有率低，但是在企业占有的绝大部分人才又是在私营、三资企业，国有企业人才占有率则更低。这种状况怎么能不使人为国有企业未来命运担忧，因而，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在未来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短缺，而非那些体制上的弊端。

二、对策分析

（一）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

这条途径是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方法之一，能够有效的达到企业的生产目标。据《中国证券报》载，科龙电器公司聘请的常设顾问就有许多知识性单位的专家，如；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由华南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负责。该企业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1、可使企业本身的决策机制更加科学和完善。2、面对复杂市场形势的判断和反应能力明显提高，运作更加规范。3、可以充分借鉴专家的研究经验，有效地避免错事，走弯路。从经营角度看，更是投入少，效益高。

但可惜的是，目前境内上市的800多家公司里，象科龙这样想，这样做的并不多。不少企业仍是自己去摸索，经理仍保持旧的决策方式。有的企业认为请顾问得花钱，成本太高。认为专家只是动嘴皮，就要收取报酬，很是不服。这些都说明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未能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企业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切实实施“市场为导向，促进多种形式的产科研结合”。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有效途径之一。

（二）要注重对中层管理人员的桥梁作用。

有远见的人们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有特殊的背景，如所有权问题，企业管理问题，因此，解散国有企业不是好办法。好办法是通过内部改革，尤其要重视中层管理人员。我国中层管理人员的现状据调查情况如下：62％是技术人员出身，但绝大多数的业务知识与技术已老化生疏，79％没有受过管理专业正规教育，对市场经济了解不深。普遍缺乏跨国经营，国际贸易经验，不懂外语，计算机，对现代统计、财务与管理预测技术不熟悉。因此要加大对教育职工的投资，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现状与美国相比却不容乐观，原因是：美国在50年前职工教育水平的投入就占总投入的25％，而我国要到2000年才能达18％。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素质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比较，管理干部还缺乏风险意识。

尽管我国企业中层管理干部有许多方面的缺点，但是他们却有着自身特点即上下关系很好。中层管理人员由于自身特殊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他们既有基层经验，又有管理能力。同时，中层管理人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是没有进步，毕竟素质提高了很多，况且他们处于经理、董事成员与职工之间的层次，对国有企业中很多有才干的人物，他们非常了解如何去管理。所以我国国有企业应当注重发挥中层管理人员的以下方面：1、充分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有效管理所管理的部门。2、充分吸收他们的管理思想。3、运用各种有效激励措施，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保持上下的良好接触。笔者建议国有企业应当重视企业自身内部的中层管理人员的桥梁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内部培养和发现人才机制。这种机制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管理人员，尤其是上层管理人员需要6到10年的时间。虽说时间久了一点，但培养出的人才却是对企业情况十分熟悉的。所以笔者构想这种机制全过程如下：（1）在招聘环节上：把招聘目标对准那些被认为是未来公司领导人才良好来源的高等院校，对准那些具有硕士（尤其是MBA）及其以上学历的人才；保持人员聘用的高标准，设置相应的考核标准；注重招聘有领导素质的应聘者；除人事部门外，企业还让各级管理人员来推动充实人员的工作，包括一些职位很高的人，如公司董事长访问主要大学，人事部门主管一半时间花在招聘工作上。（2）在培养过程中“接近”策略，当发现真正需要某些人时，就想方设法接近他们；每年对全部补充人员的情况进行一次完结。

（三）引进竞争机制，包括从国外引聘人才。

笔者在第二条建议中说明了我国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现状，但笔者认为人是活的，即中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自身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知识。那么这个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国有企业引进竞争机制，就会给国有企业所有员工带来压力，这种压力会引发员工积极向上的态度。由于国外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发展了许多年，其管理经验也相当丰富，我们国有企业若是相当缺乏高层管理人员，可以从国外引聘人才。但笔者认为从国外引聘人才需要这些人才具备以下条件：1、相关的工作关系和知识可以比较迅速地得到开发和掌握（如在6个月内）。2、许多主要关键性工作关系和知识可以跨行业转移使用。3、对该企业产品国内外市场了解。一般的，若外聘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企业引聘才是有效的。以上三条均是从微观上考虑得出的对策，从宏观上，我们的政府也应起到重要作用。

（四）政府应大力投资教育与科技。

改革战略范文篇5

[关键词]司法权性质改革

一对法学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司法关怀的时代。法理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偏爱法本体研究而忽略司法研究的。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规范法学派这些早年的法学流派都把目光投向法律是什么。或法律应当怎样。一句话，他们都研究法律本体问题而不关注或起码是不怎么关注司法问题。在二十世纪初，这一传统才有所松动。自由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社会法学等等开始关注法律的经验，关注动态的法。这一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思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司法的传统看法：司法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规则演绎出结果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生命过程的一部分，是追求法律正义的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一对司法认知的改变直接推动了对司法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量的有关司法的著作问世。新康德主义的继承人考夫曼将哲理法学派传统的法本体研究引向司法程序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49年以后的中国法理学是典型的本质主义法理学，她继承的是西方19世纪的传统，（注：这一传统的哲学方面是本质主义的，在法的本质认识上则是规则主义的。这种规则主义的法学的司法观是形式主义的。在形式主义的法学观下，司法被描述为一个从大前提（法律）到小前提（个案事实）到法律结论的三段论式的确定的推理过程。其典型的是概念主义法学或潘特克登法学。西方反法律形式主义的法学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晚近才对中国法学产生实质影响。）她的主旨始终在于发现法的本质，发现法的规律而忽视司法的研究，对于这一法学来说，司法过程只是贯彻或重复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者的工具。这从改革开放以后（在此之前是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的）发表的大量的关于法的本质的文章和在本体的意义上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感知。中国法理学的司法转向始于1990年代，这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法律实效的担忧的学术回应。人们先是在社会条件中去寻找法律实效差的原因，进而转向对司法制度的反思。因此，这一转变是以对司法改革的研究为特色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仿佛一夜之间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不管是研究法理学的还是研究部门法的，一下子都成了司法改革家。

法理学的司法转向是现代社会司法权凸显的理论表现。司法权在各种权力中历来是最不起眼的，在东方，它的存在甚至被忽略。（注：司法权在东方长期在行政权的笼罩之下，它只是行政官的一项权能而已。）古代社会可以说是行政权的天下，因为古代社会通常为集权社会，集权制下立法权和司法权常常生存在行政权的阴影之下。即使在实行分权的古希腊、罗马，走在前头的也还是行政权。因为古代社会通行整体主义价值观，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下社会稳定是它的首要价值。这一社会稳定第一的价值取向自然把“行动”放在首位。在向现代转型的社会阶段，凸显出来的是立法权。因为转型的社会重在改变规范，改变规范需要立法的权威。只有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权才为社会所重，真正成为终极性的权力。因为现代社会是说理的社会，强力是行政权的特点，而说理则是司法权的特点。也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合法性成为权力行使的第一原则，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要接受合法性审查，而合法性判断的主体只能是法院。这就使司法权取得了评价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现代社会司法权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司法是法律生命之所系。法律是在运动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只有在司法中法律才能成为法律，否则，法律只不过是一张纸或一个死的规则，它只具有文化意义而没有规范意义。因此，可以说没有司法就没有法律。同时，无论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在不同的司法制度与不同的法官手里其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司法制度的优劣对法律的可预测性影响极大。而法律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它的可预测性，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可以预测结果的规范。就这一点来说，司法也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有什么样的司法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所谓法治，要言之，就是规则主治，虽然规范的确定性是有限的，但是，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社会首要的道德义务。这一道德义务将司法推向了前台。第二，司法是权力正常运作的保障。任何社会的正常运作都离不开权力的有效运作和权力滥用的防止，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司法的介入。具体来说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一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最终都离不开司法。现代社会权力对社会的推进与改造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而立法的目的只有通过司法才能正确贯彻。现代行政权担负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双重功能，这两大功能和实现本身离不开司法。二是不同权力间的权限纠纷离不开司法的裁决，当立法权与行政权存在不协调时，需要司法权来评判。当不同层级的立法权之间、不同层级的行政权之间产生不协调时，同样要司法权来评判。三是对权力滥用的控制离不开司法。例如，立法权是否符合宪法、是否符合一般价值要有司法裁决，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也离不开司法的裁决。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更离不开司法权的最终裁判。正是司法的介入将不同权力的冲突由实力的较量转化为说理，转化为法律问题，以保障权力的正常运作，防止权力的暴力化倾向以及不同权力间的暴力冲突。第三，司法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司法是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权利的有无最终得由司法来确认，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要通过司法来裁决，受到损害的权利需要司法来给予救济。这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司法是人权的保障。现代社会，司法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条防线，司法失真将使社会失去起码的公正，使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所以，司法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1962年美国黑人的造反运动就是因为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琼斯法官在苏利文案的审理中奉行种族主义政策，黑人看到通过司法实现正义无望才走上街头的。（注：参阅安东尼。路易士著，苏亚西译《不得立法侵犯》，商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页以下。）

二如此重要的司法权是什么？或曰司法权的性质为何？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这是成功的司法改革的认识前提。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不如人意之处的重要原因就是司法观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司法改革中的国家主义思路。

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把司法权看作是镇压之权，是刀把子。时下刀把子论虽然不怎么流行了，但是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它还是真理。这是典型的司法国家主义。司法国家主义的表现主要是：第一，在宪法和组织法上，法院系统是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法院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在司法组织的建构上仿效行政机关，不是围绕法官的独立审判权的行使组建法院内部机构，而是以权力的快捷贯彻为目际，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组织原则，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意志；第三，在司法目的上过分强调司法为统治秩序的巩固和经济发展等司法外的目标服务，而不是正义的实现；第四，在观念上将司法权视为完全的国家权力，忽略司法权的社会属性，这从所有的法学教科书上都可以看到。这一国家主义的司法观与我国古代对司法的理解有关。我国古代的司法一词是“执行法律”的意思。在我国古代，各级官员的职责都是在本职范围内执行法律，这个执行是包括了现代的行政与审判双重含义的。（注：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是明代开创的按六部的职责编纂法典的做法。）这与西人洛克的观念相似。在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里，他把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没有司法权的位置。他的司法权是在执行权之中的。这大概是洛克思想中的中世纪残余。这一概念上的中世纪残余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纠正。在执行法律的概念之下含摄司法（审判）权，本身可以看出先人对司法的观察是重其强制一面而轻其裁判一面的。这正是刀把子论的理论源头。

现在，极端的司法国家主义已经不为社会所信奉，但是，对司法权的国家主义认识仍然左右着司法改革进程，这从众多的加强对司法权的国家控制的改革措施与社会冲动，从形形色色的法院内部的行政化改革措施和各种加强对法官的行政和经济控制的内部规定中可以明显地感知。例如，人大对法院个案的监督、法官的错案追究制、法官的等级制、法院院长权力的强化、提倡司法为什么保驾护航、主审法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弱化等等。这些改革的重要后果不是提高或强化司法权威，而是矮化并弱化司法权威，使司法权进一步从属于其他的权力，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色彩更加浓厚，使司法进一步脱离社会。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这许多复杂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司法观的国家主义。司法权性质认知上的失误是产生这些失误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法律界的重视。这从众多的司法改革论著中大多缺乏司法权的性质研究这一现象中可以证实。笔者手头的所有论述司法与司法改革的著作中只有一本论及司法权的性质。且所谓司法权的性质实际上只是将司法权与行政权相比较而已，并不是真正论述司法权的性质。（注：唯一讲到司法权性质的是胡夏冰和冯仁强编著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研究综述》，该书的第二章第四目的标题为“司法权的性质”。见该书第23页以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司法权的性质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认识。

首先，从司法权的规范依据来看，司法权是宪法位阶的权力。

权力的来源有不同的依据，在现代社会，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假设。但是，人民只是政治和法律上虚拟的，除了“全民公决”这一很少使用的权力行使方式以外，人民是无法行使权力的。人民必须通过法律将权力授予不同的人和组织。因此，权力就有一个规范依据的位阶问题。有些权力是一般规范赋予的，有些权力是议会法律赋予的，最重要的权力则有宪法赋予。司法权是最重要的权力，所以，司法权是属于宪法规定的权力。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有：一是立宪史上的理由。三权分立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规定三权，其中包括司法权。在各国立法史上，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均有宪法规定，司法权的独立与权威、司法权的设置等等也都由宪法规定。在此前提下，有关司法的次一级的问题才有议会法律加以规定，关于司法机关的内部程序性的规定也要经过议会授权方可有最高司法机关来规定。这一切规定都必须遵守法律位阶原则，任何规范都不得违反宪法。至于行政机关，那是无论如何都无权对司法权说三道四的。二是司法权与诉权的的特殊关系——司法权是实现诉权的基本条件，没有司法权的正当行使，诉权就会落空。而诉权则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诉权则公民的一切权利都将流于空谈。所以，诉权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是高于政府的，他应当由宪法规定，实现诉权的司法权也理应由宪法规定。

第二，从司法权的行为特征来看，司法权是裁判权。

现在，人们大多认可司法权是裁判权，判断权。司法权之所以是裁判权是因为司法权的根本任务在于在两造间作出判决，它以裁决纠纷为己任，就如同竞赛场上的裁判。他与制定规则的立法权不同，也与主动推行规则的行政权不同。其实，古人造字时即赋予司法以裁判的含义。我国古代对应于现代司法的词之一是讼。讼，从言，从公。传说古代人相互间有纠纷，就诉之第三者，由第三者裁断，谓之“讼”。我国远古的法官称“理官”，理则“说理”、“评理”、“处理”之意也。可见在我国古代，诉讼即含有第三者裁判的意思。近代大法学家沈家本说“人不能无群，有群斯有争，有争斯有讼，争讼不已，人民将失其治安，裁判者，平争讼而保治安者也。”（注：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235页。）可见他也是把司法（审判）权定位为判断权。作为裁判权的司法权具有不同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特征。其一是它的中立性。裁判是在两造中作出裁判，裁判的依据是客观的规则，而不是裁判者自我意志的实现，也不是贯彻其他的主观的意志。两造的意志起码在理论上不应对裁判产生影响。因此它是中立的。其二是它的事后性，即只有纠纷产生以后才有裁判的介入，司法权是不能“提前介入”的，提前介入必将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或起码是使人们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不利司法的权威。司法权的裁判权属性是与司法工具主义格格不入的。因为司法权不应该为任何一造所利用，包括不能为国家所利用。

现代意义的司法一词是指审判或裁判，这是基于三权分立的宪法理念而对权力所作的划分。这一划分是以权力行使与规范间的关系而做出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划分，具有普遍意义。依据这一理念，创造规则的权力是立法权，执行规则的权力是行政权，而依据规则做出裁决的权力则为司法权。因此，司法权是相对于制定规则的立法权和执行规则的行政权而言的。对国家权力作这样的划分源自西方。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的混合政体理论中就有三权分立的思想，经过洛克和孟德斯鸠的阐述，它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则在清末变法引进西方法律文化时才有司法权一说。在民国时，才真正确立了现代的司法观。在民国体制下，国民大会代表主权，在他之下设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行使治权。司法院的职能是审判。在作为行政机构的行政院内再设一司法行政部，是为主管与司法有关的行政事务的机关。1949年以后，实行形式上的立法、行政、审判（司法）三权分立，但是另设一司法部，司法的含义又显得模糊起来。但是严格说来，司法部名实不符，因为它不管“司法”，而是主管与司法有关的行政事务。它设在行政系列本身就表明他不是“司法”的，而是“行政”的。行政权而以司法名之使得外国人不明就里，也表明我们的司法观念中有严重的行政意蕴。这是几千年行政国度的文化遗存。

司法权的裁判性质说明它的行为是说理而不是行动。以往将司法权定位为“刀把子”起码是对司法权行为特征认知的错误。“刀把子”和行为特征是行动而不是讲理。刀把于理论把司法权定位于工具是欠妥当的。因为“刀把子”论将司法认定为某一主体达到自身目的的暴力，这与司法权的裁判中立不符。司法权作为裁判权是在两造间裁决的权力，它本身不能为两造中的任何一造所用，不应当成为两造中任何一造的工具，它应当是两造的“公具”，而不应成为任何一造的“私器”。

第三，从司法权的归属来看，司法权是社会权力，或主要属社会权力。这或可称为社会主义司法观。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司法观？这是一种将司法权定性在社会权力为主的一种司法权观念，将司法权的目标确立在为社会服务，实现社会公正，将司法机构的设置社会化的一种司法观。这种司法观是有其现实与价值根据的。司法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它是介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权力，且是社会属性多于国家属性的，起码在现代社会是如此，或应当如此。我这样讲的理由有：其一，如前所述，司法权是以纠纷的存在为运作前提的权力。司法权的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司法权的启动依赖一定的社会力量，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司法权便很少开始运作。这就与立法与行政这类完全由国家主动启动的权力不同。第二，司法权具有中立性和被动性。司法权的中立性决定了司法权的行使者有较弱的政治色彩。它的作用是在不同的社会主体间作出裁决，为社会服务，从为社会服务中获取报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机构。司法权的被动性则决定了它较少地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贯彻于司法行为之中，它体现的是社会的利益和意志。起码在应然的意义上是如此。第三，现代司法权可以在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做裁决，是公民控制国家权力的工具，一个控制国家权力的工具是很难划归国家权力一类的。司法权还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之间、在不同级的国家组织之间做出裁决（例如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对联邦和州之间的权限纠纷做出裁决，法国的权限争议法院则对不同法院的管辖权作出裁决），这也是代表社会对国家权力的运作所进行的特殊控制。第四，司法权有很高的社会参与性与公开性。司法权的社会参与性与公开性是其他权力所不及的。即使在古代的中国，司法权也是有相当的社会参与和公开性的——大老爷升堂是允许老百姓旁听的。在现代社会，司法权则在社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种控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通过社会选举法官，使法官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或通过社会主导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控制法官的入口，以控制法官。现代社会直接参与司法权运作的方式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的成员来自社会，并且是随机产生的。在有罪和无罪问题上，陪审团拥有最终决定权。第五，在历史上，司法权曾经有社会直接行使，这在古希腊、古罗马和西方中世纪长期存在。当人民大会开会时，人民大会就可能成为一个审判庭。在中世纪的欧洲，有教会法院和商人法院，这两种法院是完全由社会直接控制的，他们与国家无关甚或与国家对立。欧洲中世纪的部族法院和区法院的成员就是当地的自由民。第六，在全球性时代，司法权成为国际社会控制国家的重要力量。欧洲法院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各种国际法院、特别是依据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他们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来对特殊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行使管辖权，他们与国家没有多大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色彩。总之，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源自司法权是受制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的权力，它只是从维护法律的尊严中获取利益。司法权的社会性也源自于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中，她是站在社会一边控制国家的，或者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社会与国家间的冲突作出裁决，是社会自治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相对于国家主义的司法观，这种将司法权定位于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权力的司法观，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司法观。

司法权的这种特殊性，早已为许多先贤们注意，特别是西方的先贤们。康德认为，公民有三项基本Recht：法治自由、公民平等、公民独立性，这三项基本权利在宪治国中才能实现，公民的这些权利只有司法权才能保障。因此在康德那里，司法权是明显地站在社会一方的。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司法权更是明确划在社会一方的，与政治国家对立。正是这种立足社会的司法观弱化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国家主义。

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司法观也是社会主义的。

早年的恩格斯就认为司法权是社会的，不是政治的或国家的，以此来反对国家、阶级对司法权的控制。恩格斯在《〈刑法报〉停刊》一文中指出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时认为在英美等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21页。）那末，司法权与行政权有什么不同呢？恩格斯指出，“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是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21页。）恩格斯称那种受行政控制的司法为“批发式”的宣判，批判由“领取薪俸的国家官吏而不是由独立的陪审员根据起诉进行的审判。”（注：参阅《齐格弗里特的故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43页。）

在恩格斯那里，司法权在历史上就是完全属于社会的，从而是完全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的。现在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对独立的陪审员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对于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不利。他说：“陪审员的自由法庭当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自由法庭不仅会使他们丧失司法职权，而且会使法律的神圣的字面意义，即死板和抽象的法面临危险。而这个法无论如何不应当被破坏。它是他们的帕拉斯神像，因此，如果在法国或英国，有一个不幸的无产者在饥饿难忍的时刻偷了一文钱的面包，尽管案情已经得到证人的证实而且被告也供认了，而陪审员仍然宣告他无罪，那这些老爷们就惊恐万状地大喊大叫起来。于是他们郑重地宣称：请看，陪审法庭的后果如何，财产和生活本身的安全失去保障，非法行为合法化，公然宣扬犯罪和革命！”（注：参阅恩格斯《〈刑法报〉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21页以下。）这一思想在后来就发展成为在无产阶级掌权的时代，主张法官由普选产生的思想，主张社会通过普选制选举与罢免法官来实行社会对司法权的控制。这在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与的序言中可以看到。（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司法国家主义和司法社会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司法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司法价值取向。在这不同的司法观下塑造出的司法制度也会有相当的差异。我们只有在认知上摆脱司法国家主义的梦魇，确立司法社会主义的观念，才能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建立法治社会的司法制度。因此，我们应当实现司法改革战略由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换，并在司法社会主义战略之下重新审视我们的司法改革实践。在司法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下，我们应当以实现司法权的社会回归为主旨，在此基础上强化司法的权威，以公正的社会的司法保障个人权利和实现社会正义

三基于以上对司法权的认识，我们接下来对司法改革作一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改革”我们的司法改革。

首先，重视司法改革的体制问题研究。目前的司法改革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从权力系统来看，党的系统、人大系统和法院系统都在进行司法改革。从权力的层次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都在进行司法改革。甚至基层法院也在搞司法改革。有的城市的区一级甚至制定出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联席会议制度，完全不顾宪法确立的权力分配体制。基层法院还搞“判例法”试点。这些都涉及到宪法确立的体制的权威问题。这告诉我们，司法改革也有个体制问题，必须在司法改革的体制内进行司法改革。因为我们的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自我完善，不是无秩的改制。这一体制要求我们明确改革权的归属问题。就司法的大政方针问题作出变动，特别是事关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问题，这是宪法层面的问题，必须经过修宪程序来解决。例如，司法独立问题或者是他的反问题——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问题，法院系统的设置问题等等都应当如此办理。应当结束从上到下都进行司法改革的局面。

其次，在司法制度的目标取向上，革除司法工具主义，确立司法中立观。这涉及我们对司法制度的预期。我们的司法改革应当有的放矢，针对我们司法制度的问题而展开。从表象上看，司法制度的问题是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但是实质不在此，而在于在工具主义传统与工具主义理念下型塑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社会现状不符，与政治文明的要求不符。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末，我们的司法改革就应当以确立中立的司法为目标。中立的司法不为任何个人与团体的政治偏好与利益所动，他只是个中立的、被动的裁判者。因为只有中立的司法才与司法的性质相符。只有与司法性质相符的司法才能根除司法腐败而达于司法公正。

再次，在司法的价值取向上，要确立社会主义的司法价值取向，建立社会主义的司法。司法国家主义是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司法观念与司法实践。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它的派生物的司法观与司法体制却仍然顽强地存在，并成为我们沉重的包袱。

依据这一战略构想，就需要对司法改革的思路重新设计。既然司法权的社会化是司法改革的主旨，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那末，司法改革首要的步骤就不是强化其他国家权力对司法权的监控。恰恰相反，司法改革的措施就应当围绕两个目标展开：一方面强化司法独立，使司法权足以对抗任何司法外的权力干预；在此基础上，将司法权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实现社会监控下的司法公正。为达这一目的，应当在司法权的宪法地位、司法权的内部结构和司法权的社会控制等三方面做出改革。

第一，在宪法层面上强化司法的权威，使司法权成为可与其他权力相抗衡、相牵制的强大的司法权。强化司法权是所有法治国家的基本经验。现代法治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司法权威建立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制度依托就是强化司法权的宪法地位。人们不必担心由此而带来司法专横，（注：在美国的法治经验中，也有过对司法专横的担心，特别是在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问题上。历史证明，这一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一个只有裁判权能而又无法主动行为的法院是无法专横的，更何况它又在规则之下，在社会监督之下。顺便提一下，司法审查这一概念近年来已被滥用甚至误用，在权威的著作中将行政审判当作司法审查，使得本来专指法官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的裁断的一个词变成了一般的审判行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立法权有意志，行政权有行动，有强制，而司法权则一无意志，二无行动，三无强制，是最弱的一个。而法治说白了就是法律之治、法官之治。要使最弱小的司法权担当起法治重任，特别是能够牵制住立法权和行政权，只有在宪法上赋予司法权以足够的权能。否则就不可能有司法的权威，因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这方面目前有两项权能是最重要的。一是牵制立法权的司法审查权。因为没有司法审查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就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控制，立法权就成为失去控制的权力，司法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威可言。二是扩充司法对行政的控制权，实现司法对行政的全面控制。真正做到法治国家的“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在原则上，任何行政权都不是最终的，它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行政裁决的最终性只是例外。

改革战略范文篇6

（一）关于河南省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状态

河南省以河南大学创办的旅游管理为标杆，然后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还有我院郑州理工职业学院等，随着旅游事业不断热火，每年招生都暴增，河南省旅游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涵盖教育群体层次众多硕、本、专、中专。面对河南高等旅游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快，随之的问题也日益产生。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中心”的传统旅游教育体制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开拓意识较差。高等旅游教育培养目标模糊，专业方向不明确，培养层次出现结构性失衡。食、宿、行、游、购、娱是现代旅游的六大要素，可培养出来的人才跟现代旅游从业人员的要求相差一定的距离。由于各校缺乏较为周密的师资建设计划，不能适应高等旅游教育的需要，并与培养目标相脱节。笔者认为随着旅游的转变增长，学校应该培养更多符合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才是关键。由于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导致河南省旅游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能顺利进行。旅游向支柱型产业发展，给高等旅游教育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机遇。

二、改革河南高等旅游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多年的发展，旅游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入了一个崭新的提升时期。目前，我国旅游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河南省作为大省也不例外，同时河南省面临以上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对确立新的高等旅游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培养优秀的旅游从业人员、寻求新的改革措施的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河南省旅游潜力亟待开发

根据统计，2014年河南省旅游产业总收入高达3875.5亿元，旅游作为河南省第三产业，它的经济增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河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政府应该侧重把河南建成旅游大省，但是高收入的旅游业在河南发展并不那么理想，对比国内旅游发达省份还是相对落后的，例如，一些景点的开发不彻底，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同时要发展河南省旅游业，离不开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个旅游大省而言，高素质的旅游人才是旅游大省的重要支持。

（二）旅游人才的培养是旅游发展的根基

作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它的发展快与慢取决于很多因素，而旅游教育的关键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总体而言，旅游教育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给旅游产业带来无穷发展源泉，但是所面临的旅游人才缺乏的问题愈来愈重，高素质旅游人才更为稀少，加上不合理的人才结构，人才队伍学历层次不齐等。这将对河南省旅游健康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三、基于河南省高等旅游教育的改革对策

（一）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

目前，河南省旅游高等教育缺乏有序的发展，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同时，河南省要想在短期内实现旅游业发展相匹配的旅游高等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教育机构或者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力量，政府对旅游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二）实施教学改革

1.旅游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相关部门应该根据河南省旅游发展和教育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对河南高等旅游教育的课程、教材进行改革，必要时成立旅游教学指导、教材评定委员会，运用外聘专家的方法对河南省旅游专业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针对教材进行审定，充分参考其他高校教材计划、教材，制定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培训计划、课程体系，以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为目标，制定合理完善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水平提高。就目前而言，旅游师资队伍基本上都是兼任或转行来的，这种情况出现最多在中等教育的师资队伍中，而高等旅游教师也存在从其他专业而来，比如，经济管理、地理、历史等专业。作为高等院校而言，除了响应国家、政府号召外，致力于自身教师队伍的建设，应对现有的旅游教师队伍进行培训、再教育等方式提高学校师资力量；同时，也要加强旅游专业的办学规模，形成一定数量的教育师资，有计划地组织旅游教师到旅游部门、企业进行学习、培训、实习。

改革战略范文篇7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航空公司；战略转型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民航业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当前，我国在消费领域出现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国民对国外产品的热情却日益高涨，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升温。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在于国内市场产品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实行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从民航业的供给侧改革来说，我国的航空公司要通过提高民航产品创新能力实现消费需求的升级，要通过全面提升民航产业的服务水平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要通过提高民航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要通过加快转变民航业增长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通过不断开拓创新实现民航强国战略。

一、供给侧改革形势下航空公司实施战略转型的必要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创造新供给和提高供给质量来扩大消费需求和推动消费升级。从政府层面来说是简政放权，创造好的市场环境；对企业来说，则是改革创新，提供好的产品供给，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的时机。目前，我国国内航空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一是航空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体现在运力过剩、国际增长快于国内增长、自费旅客增长快于公费旅客增长的新常态；二是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旅客对出行品质的要求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类交通手段都在争夺旅客资源，体现在高铁、高速公路、邮轮经济对航空运输冲击持续化；三是竞争态势的结构性变化，体现在国外航空公司对本土航空公司的冲击、地方航空对国有航空的冲击、低成本航空对全服务航空的冲击日益加剧。虽然，基于目前航空市场的航油价格优势以及良好的市场需求，我国航空公司也实现了稳步发展。但是航空公司能否长期实现盈利，应如何进一步开辟市场，创新发展，顺应市场结构性变化，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航空公司应积极通过战略转型转变传统思维，探索发展机遇，不断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释放消费潜力，实现航空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将航空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

二、航空公司战略转型的具体措施

1.制定竞合发展战略，加强空铁联运合作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才能使企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现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经营活动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博弈，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要制定合作与竞争理念相结合的经营战略。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营业里程达到了世界第一，对民航形成了巨大冲击，但空铁联运模式在为市场提供新的服务产品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民航和铁路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对此，航空公司应积极与铁路运输企业开展合作，将短途铁路运输与航空公司中长航线相结合，通过与全球航线网络的延伸衔接，创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通道，为中转旅客提供“立体化”、“一条龙”的服务，更好地满足国际旅客在国内的中转需求。在此模式下，航空企业可将空域资源转移到更有需求的长线领域，这样既可进一步优化航线结构，拓展输送渠道，获取更高的收益，也可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同时，通过资源共享，民航和高铁可以实现在旅游酒店、物流业务、商贸餐饮、文化传媒、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延伸整个服务价值链，实现航空公司由传统的航空承运商向现代集成服务商转型。

2.定位目标市场，针对性满足出境需求

随着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日渐频繁，以及国民出境游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航空公司积极开拓国际航线市场，在近年来发展中呈现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国际航线稳定增长的新态势。以国航为例，2016年夏秋季国航经营的客运航线条数达到380条，其中国际航线103条，地区航线16条，国内航线261条，通航国家（地区）40个，通航城市176个。2015年三大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上可用座公里分别增长18.95%、24.34%和30.71%。同时，国内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上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外航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国内航企对开辟国际化航线的积极性很高，但仍需进一步明确目标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分析、了解旅客出境的主要航线和目标区域，根据客户需求针对性地加密国际航线布局，通过精准定位开拓国际市场，节约开发运营成本。

3.制定差异化服务战略，提升客户满意度

当前，各航空公司同质化服务现象较为突出，基于竞争压力都在压缩成本，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高效满足旅客需求是航企亟须解决的问题。航空公司率先实行差异化战略，以顾客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有效提供增值产品服务，将成为抢占市场的突破点。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航空公司不应只依靠增加航线和投入运力来提高客户满意度，要针对旅客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提供独特的航空服务体验和服务。对此，航空公司应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根据不同客户群体需求细分市场，推出相应产品。一是航班增值服务，如机上WIFI、优先选座、优质餐饮、娱乐项目等；二是第三方企业的佣金收入，比如与第三方企业或平台合作开展的租车、机场接送、酒店预订、景点门票预订等服务；三是会员积分服务，如航空公司与银行合作推出联名会员制信用卡，通过刷卡消费累积积分或里程数，兑换服务及机票等。这些个性化服务项目，既满足了不同旅客的个性化需求，也为航空公司拓展了新的盈利空间。

4.打造智慧型供应链，提高物流服务水平

改革战略范文篇8

（一）国家有关部门要放手放权，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构建的行政模块和行政编制，减少行政干预，放权于企业，只在宏观上加强管理，依法监督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方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

（二）目前我国的保险业还刚刚起步，尚在拓荒时期，国家还应给予保险产业政策上的扶持，适当调低保险税率，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支持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利于商业保险公司增加资本金积累，使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加速积累和保险偿付能力稳步增强，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快速、健康发展，不断壮大我国保险业的实力。

（三）国家还要支持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现代经营机制，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四）彻底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行政设置，以《公司法》为依据，按照现代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改任命制为聘任制，建立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人才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

（一）建立新型的用人用工机制，全面实行聘用制度。目前的直销、营销管理模式，使两支队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所得利益不均衡，同工不能同酬，导致内部分化，凝聚力减退，队伍不稳定。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必须以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加大改革力度，打破正式职工与营销员、代办员的身份界限，在公司内只有工作岗位的区分，没有员工身份之分。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员工能进能出的新型用人用工机制和淘汰机制。对高级经营管理者的资源配置，既要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管资本、管事与管人相统一”的用人原则，又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把组织考核与引入市场机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结合起来，采用市场配置和组织结合的办法，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真正把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各类优秀人才充实到各级管理岗位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尽其能、才尽其用，为各级经营管理层注入新的血液。

（二）建立新型的工资分配制度，真正实现收入能多能少。要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壮大要求相适应的工资分配制度，并建立与之配套的企业内部劳动评价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淘汰机制等，根据劳动效益和工作业绩的大小，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对专业性、技术性强和工作责任大的岗位人员实行岗位倾斜制，对一般管理人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对一线展业人员实行与业绩直接挂钩的佣金制。这样，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掘和调动公司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三）建立健全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或资源，应该给予比一般的生产要素更高的回报，这样才能有利于激发经营管理者搞好公司经营的热情。要制订和完善更加科学、有效、合理的指标考核体系，重点考核业务发展、经营效益、管理质量、服务水平等主要经营指标，把公司经营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发展结合在一起，激励并约束经营管理者的经营行为，促进保险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实施好六个战略工程

（一）坚持发展战略

要建立跨国保险联合体，在先壮大自己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合作、技术合作、共同经营合作等多元化合作模式，寻求比较强大的合作伙伴，联合起来建立更强大的国际保险集团，增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并学习和借鉴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来提高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二）积极实施人才战略

要“筑巢引风”，建立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用人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能有所酬，对高级人才在待遇、管理、考核上区别于其他普通工作岗位，要不惜重金大胆引进人才，不但要高薪聘用目前缺乏的高级精算人才及其他技术人才，还可聘请国外专家，国内著名的经济、金融学家、大学教授、有关部门的权威人士等，组建国有保险公司经营决策的高级智囊团或顾问小组，深层次地研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要善于发现和发掘人才，加大人才的培训与培养力度，提高现有员工的整体素质，尤其要加强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为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实施产品开发战略

实施产品开发战略，首先要进行公司的市场定位、社会定位、人群定位和产品定位，找准企业的发展座标。市场定位，是指根据自身管理和发展的实际，衡量公司在国内外同行业中的地位，确定企业的发展目标。社会定位，是指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定的社会形态，确保保险公司的发展方向，产品的开发与服务，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社会效益。人群定位，是指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研究不同人群的保险需求及收入水平，开发适合不同人群需求及经济承受能力的保险产品。产品定位，是指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开发出满足不同人群需求，适应不同地区发展水平、有市场前景、性能趋向多元化，既有保障型，又有投资型，独具特色的名牌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一要根据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加快研究开发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险产品，这既是配合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有保险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要抓住国家允许保险基金进入资金市场的契机，尽快研究开发投资性的保险产品，加快业务发展速度，逐步消化和扭转保险公司利差亏损的局面，化解经营风险，增强发展后劲。

三要以市场为导向，瞄准现阶段国内国际保险产品趋势，调整现有产品结构，用创新和特色的产品引导人们的保险消费，以增强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

（四）实施创新战略

作为国有保险公司，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创新的重点要在经营决策、市场企划以及服务和管理方面有所突破。用战略眼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研究新事物、新问题，用前瞻性思维方式，来创新和决策。

（五）实行直销营销一体化的市场销售战略

国有保险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正式职工的直销方式；二是个人人队伍的营销方式。两种模式并轨运行，虽然在前几年的市场拓展和业务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经营体制和管理方面难以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很难适应今后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形势，必须实行直销营销一体化的市场销售战略。要建立新型的用人用工制度，全员实行聘用制，劳动报酬实行佣金制，让所有员工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评考核，正式职工可优先竞聘到管理岗位上，对特别优秀、德才兼备的营销员，可以择优聘任到基层领导岗位和专业性强的管理岗位上，推动企业的长足发展。还要大胆运用网络技术，积极研究“网上保险销售”和“手机保险销售”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拓展快捷、高效、廉价的销售服务渠道，研究探索新型的保险销售服务网络。

（六）实施服务战略

改革战略范文篇9

[关键词]新常态；企业战略；调整；改革

1.引言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长期状态，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各行各业都应当充分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积极围绕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来创新优化企业财务管理方式，要保证企业战略的适应性，逐步提升企业的运营发展水平。

2.新常态下企业战略的理论概述

2.1新常态下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如图1所示，最近几年，我国的GDP增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提升国内企业的营销水平，需要调整战略方向。从国际市场环境来看，很多企业纷纷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积极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寻求更加优质的海外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缓解国内市场的发展压力，并且能够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实现资源的快速转化。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化企业，更应当充分认识当前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情况，要围绕各个国家的市场政治、经济等因素来调整企业战略，积极应对不确定风险，挖掘市场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2.2新常态下影响企业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关注外部竞争环境，要通过基本分析法来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充分了解到当前市场环境中可能影响企业战略的因素。企业的管理人员要保证企业战略决策的执行效果，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实现内部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保证企业战略能够落到实处，在新常态下逐步提升企业的营销水平。2.3新常态下企业战略调整的内容。企业管理人员首先应当创新自身的管理理念，要打破传统财务管理方式的束缚，引入更加先进的技术、软件，对历史数据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利用，要关注政策和竞争因素的变化，加强企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管理层结构。同时，要实现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积极适应当前“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趋势，完善信息工作基础，更好地为战略调整服务。在新常态下，国内大型企业纷纷与互联网公司进行深入合作，不断创新拓展业务，这充分反映了技术创新对企业战略调整的积极作用。另外，企业还应当实现管理内容的创新，要围绕产品服务质量、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客户资源等进行战略调整，提高员工的心理认同感，增强组织凝聚力。任何一个企业在新常态下都应当积极提升实际的管理技能，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为企业战略决策调整打好坚实的基础。

3.新常态下企业战略存在的问题

3.1创收能力有待于提升。国内不少大型能源企业尽管整体规模很大，资产较多，但是创收能力较低，收入水平与利润差距越来越大，资本回报率不足。一些企业主营业务板块盈利能力不高，没有积极拓展上游供应链，并且下游营销渠道单一，生产与销售水平不匹配。同时，一些钢铁行业工程技术、建设技术、服务保障技术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战略定位不明确，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过高，影响了自身的实际竞争力。3.2管理体制存在滞后性。一些能源、钢铁行业在近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实力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体制机制上存在严重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与国际一流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公司不仅承担生产、销售职能，并且还具有行政管理和监管职能，在国际合作中对经济因素考虑不足，缺乏市场竞争性。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特殊性质抑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新常态下，国有大型的企业经营所有权不清晰，主动性、创新性不高，区域业务存在碎片化等情况严重，各部门、各板块信息独立，加剧了运营管理负担。3.3企业的战略决策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当前国际经济面临着资源价格波动较大，经济发展失衡，壁垒增加等方面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合作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外部经济压力日益增加，很多新兴经济体受到出口国家外贸政策影响，运营发展情况不理想，增长动力不足，难以积极应对当前的外部风险。这就需要创新优化企业战略部署，完善财务管理方式，从而适应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

4.新常态下实现企业战略改革创新的有效途径

4.1创新以标准为基础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我国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要围绕资金进行财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支撑，要充分体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贯穿企业生产、运营的各个流程，涵盖了筹资、股权优化、投资、收益分配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新常态下，我国企业面临诸多的发展风险，需要优化财务管理标准体系，全面提升战略决策水平。企业的财务管理标准体系要确立基本的评级制度和应用标准，要以基本框架为依据，对每个项目进行全面、严谨的考核，不断总结、提炼企业以往发展过程中值得推广的财务管理经验。同时，我国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管理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保证相关细则的落实情况。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国家战略方针突出保障民生等公益职能，稳步实现价值增值。4.2升级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系统。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要依靠先进完善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来开展各项工作，因此要保证信息系统的先进性与适应性，实现内部信息的快速传递，对外及时进行财务信息的公开。企业应当通过信息系统来改善当前的业务流程，将财务管理嵌入到业务流程中，摆脱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提升运营管理效率。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充分考虑外部的风险因素，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围绕重点领域集中突破，实现在线实时的财务管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完善远程查账报账、远程审计等功能。企业管理层要实时地对企业战略决策所涉及的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要将数据快速转化为有价值的财务信息，强化企业的监管职能。另外，要实现全流程的财务管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将企业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充分整合，要建立全流程的财务管理体系，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财务信息管理。企业的战略决策工作不应当局限于财务部门，要提高各级、各部门的协同效率，对财务进行动态跟踪管理，保证资金流、管理流、审计流信息流的有效统一，为企业战略的全面实施做好有效支撑。4.3进一步加强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评级。企业在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要注重评价与评级，重点围绕企业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职能和市场运营化机制进行效果评估，从而优化股权结构，提升融资水平，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资金运营。同时，企业还应当关注预算编制的执行情况，对各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及时的定性定量评价，积极应对市场运营风险。4.4实现跨界整合，创造全新价值。我国传统行业应当积极向互联网领域靠拢，实现跨界整合，要全面提升行业的互联网运营水平，加强电商化、智能化建设，构建全方位的综合产业服务平台。要依托互联网的优势作用，构建全新的企业生态系统，与外部合作方进行资金、技术、平台等要素的交流，汇聚更多的社会参与者力量。要在构建合作共赢平台的基础上明确企业的核心能力，定位平台价值，强化技术手段、产品质量、运营能力、市场地位等优势，从而快速找到企业战略转型契机，进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5.结语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企业应当充分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求，积极转变运营管理模式，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改造升级信息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自我评价，从而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提高企业战略的执行效果，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实现长期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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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战略范文篇10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战略管理；创新路径

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着中国企业的转型与发展，传统经济模式下，需求管理是我国政府开展经济管理的重要模式。然而在新经济常态背景下，单一化的需求管理模式并不能很好地拉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而导致企业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基于此，我国开始逐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主张明确指出，需要改变传统以需求管理为主的经济管理方式，将宏观管理转移至供给侧。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供给质量，借助改革措施促使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矫正资源和要素较为扭曲的配置状态，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使得企业供给结构能够随着需求变化得到适时优化。具体而言，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得到四大目的：即去产能、减库存、降成本以及防风险，通过对各种生产资源的科学调配和配置，例如劳动力、资源以及技术等，实现对资源的持续性地有效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直接引发了企业外部生产环境的变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结合新的政策环境以及市场变化，积极推动战略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及附加值，才能让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

1现阶段我国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1.1我国企业战略管理创新面临的问题。我国消费能力的显著增强，促使企业数量激增，由于常年处于买方市场，导致同质化产品比重明显提升，由此产生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发展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国企业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缺乏核心竞争力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失去了市场话语权和号召力。核心竞争力指能够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主要涵盖核心产品、核心技术以及整合能力三大内容。在粗放式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往往会通过模仿的方式快速复制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使得产品严重缺乏创新，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产品同质化以及产品过剩问题。另外，由于企业并未掌握和研发先进技术，其产品会被高科技产品所取代，使得企业自身的生存周期缩短，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部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研究不足，缺乏对资源的利用和整合能力，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一致处于不利地位，一旦不及时调整经营管理战略则会被市场淘汰。其次，存在明显的市场供需错位问题。供需错位严重限制了我国企业的发展。由于我国企业不注重科技创新，市场敏锐度和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目前，消费者对高科技产品具有较大的需求，这是我国强大消费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产品大多以低端产品为主，投放市场后并未得到市场的有效反馈，明显增加了企业的库存压力和折旧风险。1.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了企业活力，政府为企业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为了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会持续加大政策投入和资源倾斜，例如打破垄断、简政放权等，极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的活跃度。在传统供给学派看来，持续进行需求调控还让经济陷入“供给约束”中。相对于供给侧改革而言，其关键目的在于放松供给约束，避免抑制供给，一般而言，可借助降低税收比例以及简化办事程序等方式来实现上述目标。另外，鼓励自由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知识产品保护制度也能激发广大企业的创造力，而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其战略目标逐渐由低廉产品生产转移至高品质产品研发，能够极大地改善供需错配状况。另外，严峻的供需问题一旦有所缓解，则意味着政府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将趋于更加稳定，降低了国家对股票市场的干预，给企业融资带来诸多利好。1.3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潜在风险以及应对措施。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并存，具体而言，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而目前产能过剩的企业大多以重型加工制造业为主，一旦“去产能”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将会被重组或者淘汰，而这类企业贷款规模较大，如果被市场淘汰出局，就会造成严重的债务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其次，企业为了控制产能，则会引发大规划裁员，而裁员会在企业内部造成人心不稳的氛围，而由失业带来的社会风险更加不可预测，这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不可控因素。同时，在去产能过程中，地方政府还会采取一系列变异措施，使得部分过剩产能以及“僵尸企业”的经济波动更加显著，甚至还会影响当地甚至全国范围内的融资环境。由此可见，企业必须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加强战略创新，才能更好地抵御市场风险。

2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的有效策略

2.1整体竞争战略创新。长期以来，企业竞争领域聚焦于需求端，在需求端的竞争以及营销中投入大量企业资源，从而造成了人财物资源的严重浪费，还导致企业陷入竞争死循环。所以，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战略创新必须转移需求端创新的焦点，推动在竞争领域战略创新。竞争战略理论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波特提出，波特在其著作《竞争战略》中将企业竞争战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集中战略。以上竞争战略都基于需求侧进行思考，以较高的竞争优势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品质相似的产品为例，一旦某家企业的价格具有明显优势，那么该企业胜出的概率将会提高，这一现象直接导致大量企业开始进行重复生产，不断突破价格“天花板”，谋求以更低价格来占领市场，部分企业甚至还发动了价格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而差异化竞争战略指从消费者需求出发，通过全面评估和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习惯来把握生产的侧重点，然而在互联网模式下，消费者需求是快速变化的，如果长期依赖差异化竞争战略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风险。集中战略指部分企业在细分领域谋求突破，以增强在该领域或者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由此说明，上述竞争战略都是围绕用户需求进行的，而在新经济常态下，企业应该反思和审视传统竞争战略的局限性和有效性，需要果断摒弃传统竞争战略思想，借助归核化竞争战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在业务发展上应优先突破主营业务，通过充分调配内部资源不断提升业务竞争力，增强企业战略管理的针对性。2.2职能战略创新。2.2.1对营销战略进行创新。营销战略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传统营销战略下，企业在营销上的投入巨大但是收效甚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具有明显的不确定，导致企业的广告宣传以及媒体公关并未将资源投放在特定领域。而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应该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从而降低在营销宣传上的投入，需要注意的是，降低营销宣传并非指不进行宣传营销，而是需要将营销宣传资源投放至精准领域、精准受众，真正实现“以小打大”的局面。具体而言，结合互联网发展趋势，营销战略创新可从精准营销、粉丝社群以及品牌打造3个维度进行。精准营销指围绕特定用户群体、特定圈层，基于对消费群体特征的研究从而开展深度沟通和互动，这是保持与精准用户黏性的重要举措。粉丝社群指利用新媒体，如微博以及微信等，以培养种子用户为目的，引导粉丝参与产品开发以及口碑宣传，通过不断扩大种子用户规模来达到营销目的。在粉丝社群打开营销局面的品牌商中，以小米手机最具代表性。品牌打造指在营销规划以及产品研发过程中都必须加强品牌理念和文化渗透，以品牌驱动整个商业价值的升级，品牌打造是加强用户黏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降低营销推广支出的有效方式。2.2.2对人力资源战略进行创新。人力资源战略是影响企业管理能效以及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在传统企业管理战略中，企业更加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将业绩以及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的有效考虑内容，而在企业内部，却严重忽视员工，特别是一线员工的福利待遇等个体需求，一旦企业发展面临困境首先采取降薪或者裁员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同时，部分企业还存在忽视人力资源作用的现象，以某个管理层意志为转移，严重干涉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以个人喜好制定人力资源战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消极影响。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的目的在于依托科技创新来提升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企业必须关注基层员工的个人需求，在整个企业管理中培育创新文化，不仅要为员工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以及工作环境，还需要鼓励员工加强工作创新。在企业内部形成以创新就业为价值导向的环境，对于培养高精尖人才、解决人才后顾之忧以及吸引本领域的优秀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使其更加符合员工期待，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必要条件。2.2.3对运营战略进行创新。以机械化、规模化为代表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从长远而言，容易造成产品积压，进而增加企业的库存压力。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去库存，让企业从库存压力中解脱出来，进而释放市场活力。所以企业必须积极调整和创新运营战略，将精准运营理念融入企业的生产以及运营活动中，彻底摒弃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对现有生产线以及生产流程进行重塑，快速定位优化生产流程的关键点和切入点，这是保证企业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的基础。另外，需要对精准化市场需求进行监控，了解市场的变化需求，以便及时对生产线以及生产流程进行调整和优化。另外，需要打通运营模块以及营销模块，促使信息的能够快速传递，当社群用户提出产品新需求时，应该立即展开调研和分析，在明确可信性的基础上，迅速组织生产以获得产品在市场中的先发优势。2.2.4对产品研发战略进行创新。目前，企业都将刺激消费者需求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在执行层面缺乏对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部分企业因为资金以及人才短缺，不愿意在产品研发投入更多资源，在小微企业管理者看来，创新与自身业务以及管理关联不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自主创新是驱动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升级的重要切入点，并且也只有创新能力才能更加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并且在未来，企业的员工将以“90后”“00后”为主，这部分群体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愿被条框束缚，敢于创新、用于创新，所以为了让企业产品更具科技含量，必须及时创新产品研发战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同行或者异业合作的形式建立R&D联盟，让产品研发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而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应该积极利用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政策优势，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并将资金投放至产品研发以及人才培养上，为消费者提供更具附加值以及含金量的高端产品。

3结语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各个行业都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缔和淘汰了大量过剩产能，同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驱动下，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着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战略管理模式，是引导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能更好地抵御财务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因此对中国企业而言，必须对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以及提出背景进行充分把握和研究，企业管理者必须及时了解行业变化，科学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本企业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基于多个维度统筹企业战略管理的创新事宜，如战略目标、战略制定以及战略评价等。企业必须重视在竞争战略、营销战略、人力资源战略以及产品研发战略等方面的创新和突破，从而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把握改革创新的关键点以及关键环节，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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