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论文十篇

国学经典论文篇1

现在学生不知道传统文化，缺少模糊科学，从民族的明天来讲，西方科学没有改变世界内心的幸福感。如今，上海，台北的学校都在进行经典教育，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渗入，让学生读经典。作为中学生，很多学生没有读过《三字经》《论语》《道德经》……而国学经典只有通过语文教学这个纽带渗透给学生，怎样渗透呢？主要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1　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经典

1.1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1.2　指宗教典籍

如：《圣经》《古兰经》《大藏经》等。

1.3　指文献典籍

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司马迁《史记》，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等。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经典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著作。

2　学生必须知道为什要读经典

中学生读经典就是因为让他们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朱自清曾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藉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所携带的“形上”价值。没有这一点，经典便称不上经典。

在经济全球化、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让学生多读经典，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人的素质单靠学英语和电脑是培养不出来的。人的素质只能靠人文教育来培养；而阅读经典，应该是人文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学时期，对于文字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理解能力，中学生读经典，不但能培养其内涵，也可以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导向。

3　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方法

第一是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读什么书是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现在的学生常对漫画，杂志，故事类的书比较感兴趣，一让他们读经典，他们常会唉声叹气，说经典乏味难懂，所以应让学生从小学养成读经典的习惯，把经典当作最主要的读物。

第二是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只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兴趣，有自己的判断力，会活读就好。把阅读经典看作是一件轻松、简单、有效的事情。

第三是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经典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宝库，它就在我们身旁，其中的财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略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作为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今社会的应试教育下，很少有学生去读经典。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的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　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鲁迅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

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4　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国学经典

我国的国学经典有很多，我个人认为，在小学阶段，学生应该完成《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的阅读。而初中阶段则应该阅读四大名著，《庄子》《道德经》《古文观止》。

5　国学经典在我班的渗透过程

（1）每周课时有限，这就要求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好合理的计划，才能在保证正常教学，又不给学生增加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渗入。教师要做好每学年，每学期，每个月，每周，每天的阅读计划，按照计划给学生布置阅读经典的任务。至少保证每周一课时的经典阅读。

（2）要求学生准备阅读经典的记录本，记录经典语句，读后感以及对经典内涵的理解，从而明白做人的准则，原则。

（3）要做好五个一。

第一，每天都读经典，可以是一则论语，一章《老子》，也可以是一首古诗。

第二，每周都要写读后感，不限字数，但一定要写出人生道理或者自己最大的收获。

第三，每月都有笔记展览，口语交流。同学可以通过交流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第四，每学期都有一次经典阅读竞赛，学期末小组评比。

第五，每学年每名学生至少要读一部完整的经典，并有阅读笔记。

国学经典论文篇2

80 年代初期以来, 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 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 成就最为壮观, 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医学专用的危机状态, 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 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 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 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 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 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 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 古典文论的“转化”, 对于西方文论来说, 就意味着不是求同, 而是求异; “现代转化”, 对于古典文论来说, 也不是简单求同, 而是求异。但是, 作纯粹理论的回答, 是无力的, 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 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 一) 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 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 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 但是, 革命文论话语中, 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 作为普遍的大前提, 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 就是因为, 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 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 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 但求其同, 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 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 也不惜歪曲, 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 时代》, 强行求同, 硬性歪曲, 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 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 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 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后果是理论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 那就是从革命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 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 激活革命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 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 往往很难抓住要领, 就是因为, 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 并没有根本的冲突, 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 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 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 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 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 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 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 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 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 困惑的不仅是我们, 首先是胡风, 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 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他就没有话可说, 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 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 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 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 是抽象的, 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 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 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 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 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钭②。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 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 原因在于一方认为: 理论本身的权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从40 年代到50 年代, 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 从学术理论上来说, 是比较软化了③。但是总的来说, 仍然处于求同阶段, 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 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 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 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

但是, 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 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 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 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 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 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 “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 前赴后继。革命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 在他看来, 最富有弹性的局部, 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 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 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 写真实, 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 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 他甚至认为, 当阿Q 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 “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 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④。开明的革命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革命文论的弹性; 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 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成话语同化的现象, 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 强化其开放性。

核心话语求同, 派生话语求异, 是我国革命文论家寻

国学经典论文篇3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国学经典论文篇4

关键词： 《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 经典教育方法 教学改革

中国哲学经典一直以来是高等院校中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重视通识教育的今天，为了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提高人文素养，中国哲学经典在许多高校都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专业的学生。经典教学在上海海洋大学综合选修课程《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课程根本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从而不断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由于过去中国哲学经典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在当代新背景和新要求面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寻找新的经典教育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建设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组织讨论、交流，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最后，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超越这些困境，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由浅入深，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变通比执著更重要，人无无虑必有近忧，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坚持力行是有志，轻诺必寡信，勇于不敢，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启迪智慧，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国学经典论文篇5

【关键词】经典诵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29-02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部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大学阶段以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校辅导员是促进大学生成才的重要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当前，许多大学生消极厌学，沉迷网络，贪图享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观念淡薄。然而，现行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却收效甚微，许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为此，探索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十分必要。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灿烂遗产，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可见，中华传统经典思想深刻，具有丰富的人身修养和爱国主义思想，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将国学经典作为切入点，利用诵读经典的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将国学经典加以渗透和运用，可推动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本文以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经典晨读”活动为例，探索经典诵读对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玉林师范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学校，是培养广大中小学教师人才队伍的摇篮，培养一批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负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对中小学教育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基于此，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于2013年9月开展“经典晨读”活动，旨在从传统经典中汲取教育资源，提升大学生人文修养及责任意识，引领学生成长成才。

一、经典略论

传统经典，曾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必诵之书，然而近百年来，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人，已渐渐连古文都读不懂，更不用说如“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了。无论世事如何诡谲，人间如何颠沛，人性始终如一。经过历史涤荡流传下来的经典，它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只是古人的，更是现代的，乃至是未来的。北宋理学家程伊川曾说：“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只《论语》一书，即可陪人一辈子。而要接近乃至于了解《论语》，用诵读的方法可谓事半功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先生曾为大学生开出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必读中国书目数十部，并认为“《论语》为二千年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希望大学生能“熟读成诵”。文化教养是人生必须涂抹的底色，经典是滋养人生德性与才情的源头活水。经典的诵读与学习只是生命启发的开始，而这个开始，不限于文史、政经、艺术、理工各门专业的学子。

一名大学生能把任何一本经典熟练诵读，他必能从经典中提升其为学的能力，必能从经典中领悟其为人处世之道，必定能变化其气质，开阔其胸襟，启发其智慧。大学生是时代之骄子，未来之希望。大学阶段，是一个个体生命最容易彷徨、失落、沮丧、孤独的岁月，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寻求方向、激发志气、砥定人格的关键时机，而一个个体生命能否挺立自我、畅明笃定地航向人生旅程，端赖当下一念之自觉。通过经典的学习，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都能够从圣贤的智慧海洋中汲取活力，拥有独立思考的胆识；每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都能够从圣贤的智慧光明中引发生机，走出坚实的每一步，不惧怕，不彷徨；每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都能够发挥他的创造力，肩负起对这个时代应有的责任。

二、经典诵读活动形式甄选

基于当前大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发，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将诵读经典教育与现代思政教育相结合，通过辅导员亲自带领学生诵读国学经典，使学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传承古圣先贤精神，开启内在心灵的真、善、美，培养爱国意识，抒发爱国情怀。同时，从传统教育的理念及模式中推陈出新，探索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将晨读与班级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学思并重，知行合一”的教育原则，实行“学――思――行”三步规划：

第一步：学――诵读经典

利用晨读（7：00―8：00）时间，辅导员亲自带领学生诵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每学期读一部），使大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明白仁、义、礼、智、信等做人处世之学。

第二步：思――解释经典

在熟悉经典的基础上，参照古代注疏，梳理文意，每个月开展一次读书心得交流会，组织学生讨论学习；每位学生每学期写2―3篇读书心得；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引导学生将传统经典思想与大学生活相结合。

第三步：行――践行经典

积极实践传统文化精神，将文化涵养与为人之道融入社会实践。组织大学生成立经典教育支教团队、文化进社区服务团队，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学生进行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幼儿教育的探索研究，为幼儿教育培养优秀人才。

三、经典诵读实现路径探析

（一）理念宣导

组织大学生进行经典教育理论学习，为学生接受经典诵读做好思想铺垫。学习内容包括：《人文教育从经典导读出发》、《：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

（二）晨读经典

每天7：00―8：00，组织学生诵读经典1小时，诵读书目的顺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诵读形式：辅导员领读―全班齐读―学生自读。

（三）经典读书交流会

举办经典读书交流会，分享读书的感悟与收获。学院目前已成功举办两次读书会：《大学》读书交流会，《论语》读书交流会，为学生表达自我提供了有效平台。学生在交流会上畅所欲言，分享读书的经历与感悟。

（四）国学大讲堂

邀请国学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对传统经典进行现代性诠释。学院目前已举办两期国学讲座。第一期：《礼记・大学》解读；第二期：做人做事与创业的根基――国学文化魅力探析；第三期：学习古典诗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通过国学讲座，将传统经典思想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感、就业相结合，砥砺学生从经典中汲取做人处事的智慧，让学生在学习中感悟到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艺术魅力。

（五）传统文化公益行

鼓励大学生践行传统文化精神，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学院目前已先后组织10个班级，近500人次到玉林市福利院提供志愿服务，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从中得到提高。

四、经典诵读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成效

（一）对经典文本的熟悉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现已有500多名学生诵读经典，其中《大学》诵读过100遍，《论语》50遍，部分学生已将《中庸》诵读100遍，现阶段正在开展诵读《孟子》活动。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大学生们对国学经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学生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明白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为人之道。

（二）集体意识、责任意识的增强

大学生在诵读中亲近中华经典，不仅培养了阅读经典的兴趣，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从经典中懂得了做人为学的道理，切实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大部分学生内在心性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摒弃惰性，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尊师重道，课堂出勤率和旷课率逐渐降低。学生集体意识增强，学生之间建立起感恩、诚信、互助、互爱的集体精神，同时，他们也学会打开自我的内心，释放自己的正能量，学会积极正面地面对生活。大部分学生摆脱了迷茫的状态，树立信心，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

五、经典诵读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时代特色、学生需要的道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因此，将国学经典作为切入点，利用晨读经典、国学讲座等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基于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实施“经典晨读”活动的实践与经验，本文探索出了一套具有可行性与创新性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方法，总结出了新的实践经验：

（一）高校辅导员以国学经典为载体，搭建晨读经典平台，与学生沟通交流，有利于在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将传统经典与学生活动、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既能丰富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又能使学生在活动中滋养心性，提升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意识。最后，辅导员不仅要鼓励学生成长，更要教会学生为人处世，让学生树立主体意识，以诚待人，培养民族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国学经典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学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新闻经典 经典焦虑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一个已经拥有博士甚至博士后授予权的学科，其背后隐藏的“新闻无学论”至今仍此起彼伏。基于此，有学者从词源上予以考察，“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个词的词尾是ism，这三个字母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外国的科学名词，它们的词尾，后面都是logy，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并不把它列于科学的地位”。①新闻学科之幼稚乃在于是“器”而非“道”。因此，有学者提出建构新闻经典是升华新闻学科的首要任务。②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盲目人为建构经典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即经典的建构是否基于人类认知的需要，黑格尔坦言：“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③对于人类认知自我与世界而言，经典乃是一种启蒙、召唤、塑造，跨越时空的创造性，是一种认同的想象。

经典的建构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认定的。“那些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但是自后现代转向以来，面对社会文化价值多元共生、大师缺场的尴尬，我们更相信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跨越时代的过程，是历史集体认同、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之比较

关于经典的定义，前人已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文学与新闻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关于经典的标准也许会有不同，但是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脱胎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闻学始终都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必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经典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原创魅力”。⑤但是为何在当今中国新闻学界新闻经典的建构不温不火，除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束缚之外，恐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几乎同时诞生，且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或许能够得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经典性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特质之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相异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启蒙的划时代意义，这一点中国现代新闻经典不能与之比肩。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康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总结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自我、认识世界。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阐发，意图在中国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共和政府。

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特别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西学在东方的传播贡献颇多，西学东渐局面日盛。“”前期，中国思想界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自创始起，新文化运动就显示了其激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儒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的旗手则首推文学。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自新文化运动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一种全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美学原则感召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集体建构开始了对封建守旧思想观念的颠覆并开始树立一种以重新发现现代人独立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整体演进的最大促进作用即是对国民的启蒙。“启的不是家族体系的‘子民’之蒙，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之蒙。”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对于国民的启蒙是基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与重塑，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偌大的具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性转变，在“求新”、“求变”思潮的冲击之下，国民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改造、精神更新、人的现代性转变的领航者，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恰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反观同时期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此后涌现出一批新闻学经典作品，如徐宝璜的《新闻学》，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由黄远生友人林宰平编辑的《远生遗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何未能担当起像文学一样思想启蒙的引领者的角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新闻学传入中国不久，发展并不成熟，还处在向国外学习以及自身探索阶段；其二，这些著作本身或者是对当时历史政治现状进行宏观的客观描述，或者是有关新闻采访方法及新闻思想的介绍，两种都没有对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三，最重要的恐怕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度，新闻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未普及，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报人，有着根深蒂固文学情结的国人更认同文学的表达方式。

经典的建构有赖于经典本身的多元阐释空间，这种阐释是基于对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思想意蕴的多重解读。也就是说，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单一方面的结果，除了经典文本本身具备经典的特质以外，还需要有后人给予经典的多元阐释。“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互动的结果。”⑦当然，二者之中，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性才是根本，这种经典性体现在文本作者对世界本身深邃的思索与追问，并且能够穿越时代的隔膜激发后人的想象。

相对于文学，新闻首要的特点是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所信奉的是客观、真实、不带偏见地报道新闻。以备受新闻学界所推崇的《西行漫记》来看，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新闻学著作，同时也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如果它比大多数新闻报道更有生命力，那是因为它不单单是抢先获得的独家新闻而昙花一现，更深的理由则是它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⑧然而正是其不容否定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限制了《西行漫记》的多元化阐释空间，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西行漫记》被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对其意义的表达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即作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的价值而存在。

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构成了一个意义表达空间非常广阔的张力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于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在当时曾招致诸多质疑。除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镇在于对“人”的重现发现，是一代知识分子不断地在矛盾和苦闷中思索的结果，他们的表达与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摹写，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意蕴与文化内涵的逐层解剖之上，他们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经创造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高水平，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苦难、境况、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⑨不同的读者在对经典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审美体验，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中国读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一步反思个体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这种反思是随着历史发展向后无限延宕的。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

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渐成熟，新闻学的经典焦虑也开始凸显。焦虑的表征之一在于新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从历史上看，经典的建构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鉴于新闻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位置，新闻经典的建构更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权力话语的影响。话语权力中蕴涵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将会大大强化新闻经典的建构标准，甚至，在这种标准建构下，新闻作品本身的特质会退居次席。

受众的认同同样对新闻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审美日常化时代来临，受众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主流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解构必定会出现巨大的价值断裂空间。在这一点上，从“”时期所树立的“样板戏”的命运便可窥见一斑，因此，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所面临的是“动态经典”与“恒态经典”的问题。

处于夹缝中的新闻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惑，人为地强行建构经典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经典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阐释，甚至被质疑。照此来看，中国目前新闻学界所推崇的“新闻经典”还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与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闻经典本身大多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它们似乎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由于新闻学学科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新闻经典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产生于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传承意义和文化价值。“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⑩照此来看，新闻学的经典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闻学的经典焦虑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注释：

①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新闻有学无学”论争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第52页。

②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第152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2），第48页。

⑤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⑦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3），第152页，第150页。

⑧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美国1968年版自序。

⑨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⑩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国学经典论文篇7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国学经典论文篇8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文学经典的处境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娱乐化倾向和离心倾向都为文学经典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走出当下困境，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经典的重要性，如何回应文学经典消亡论，这些都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关注经典、阅读经典已不是简单的个体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关键词 ：文学经典；困境；突围；经典改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30-02

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并非文学经典异常火热，而是距离人们越来越远。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处境渐趋尴尬，阅读群体也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文学经典搬上银幕，改编后的文学作品给受众带来文学盛宴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经典的固有形象。文学经典如何从当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突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学经典的现状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电子媒介、图像时代都对经典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注经典、阅读经典的人群逐步萎缩，甚至有人感慨：“当我们现在大谈特谈经典的同时，经典就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了。”[1]这一论断可以从高校学生的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是中外文学名著，也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它们应该是学生眼中的宠儿，但对北京10所高校的20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读过《红楼梦》等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只有11.3%,读过《战争与和平》的只占42%”[2]。这两部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它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文学经典的处境可想而知。

文学经典在传播中的另一遭遇是被改编或被改编后搬上银幕。经典的改编由来已久，近年来中国对经典的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其实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典经过改编进入千家万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经典的作用，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民智提升都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改编经典的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对文学经典形成了巨大挑战。受改编者等诸多因素影响，改编后经典往往难以保持“原汁原味”，进而导致受众对经典误解。改编后的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后命运也不尽相同。早年改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向经典致敬，尽力维护经典原貌，从而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时下经过改编的文学经典在银幕上呈泛滥之势，显然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是对经典的不敬。扭曲原著精神、篡改经典、亵渎经典等行为无疑是对受众群体的一种戕害。2013年上映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让不少年轻观众产生沉闷之感，影片过多地削弱了原著的力量。《悲惨世界》显然是一流经典，但却难以改编为一流电影。原因很简单，一流电影需要一流导演，而且导演还需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一流文学经典和一流电影难以画上等号。

二、文学经典的困境

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态度变化是经典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以往，从个人层面来看，人们将阅读经典视为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开卷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句话在清朝甚是流行，它体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和作用。但当下我们听到了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之声。以在校高中学生为例，应试语文教学挫伤了他们阅读的积极性，使他们非但没有阅读需求，甚至还心生厌恶。北京在校大学生的文学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也让我们感到它正逐渐远离人们视线。不仅是大学生，就连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在招聘编辑时对北京部分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众多的大学生，即使是汉语文学方面的硕博士研究生，也缺少阅读文学经典的习惯与兴趣。”[3]中学生、大学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们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着实让我们感到问题的严重。学生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同样影响着教师的课堂教学，不少教师在文学史教学中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学生不读或不爱读，也不愿意阅读文学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经典。学生的这种态度与某些机构的调查结果遥相呼应。2013年，有机构推出“另类”读书排行榜，评定10本最不受欢迎文学经典，其结果令人哭笑不得，四大名著不幸“中枪”，《红楼梦》居然高居榜首。我们先撇开该机构调查方法得当与否不说，这至少反映出眼下一部分人对待文学经典的心态。

“文学经典消亡论”也对经典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中为我们提出了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悖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4]按照米勒的观点，文学时代几近尾声，接近终点，就是说文学将不复存在，但又说文学“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对立又统一，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文学经典才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米勒的观点着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21世纪就是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因为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不断增多，影视、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都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依照这种观点，我们似乎感到文学经典即将进入“厄运时代”，进入一个消解传统、权威以及任何既定价值的时代。文学经典消亡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行，随着社会物质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精神力量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而作为提升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学经典难免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文学经典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反映了人们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面前所出现的迷惘和徘徊。

当下的消费文化与电子媒介也与文学经典的困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经典一方面饱受消费主义的侵蚀，在消费文化的歌声中黯然伤神；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粉墨登场，成为消费文化中的资本增值要素。正是在消费文化的嘲弄与解构中，文学经典在艰难中继续前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艺术生活化泛审美观都从不同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经典的魅力，文学经典先前的权威和神圣在它们面前几乎无处存身。因此，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经典的影响是巨大而致命的。也正是如此，消费主义在给中国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危机，在谭旭东看来，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一是电子媒介所导引的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立场消解了中心权威，动摇了原来似乎具有永久正典的经典。……二是大众文化文本经典化，使得传统的以精英文化为主的经典发生了动摇。三是理论批评话语之争引发了经典的危机。”[5]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的立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经典原有的权威受到挑战。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使人们在现实中有了更多的经典文本选择，传统的经典读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部分读者。

三、文学经典的突围

文学经典要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突围，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它的作用和价值。经典读本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是一般的流行读物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个人而言，文学经典不仅是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还是提升自身素养的关键环节。文学经典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必将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没有文学经典的社会也终将是浮躁的社会。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也同样是世界的文学经典。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就无法向他国提供本国的民族文化精髓，因此，这样的民族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正因为这样，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对推广本国文学经典极为重视，同时又注重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学习，因为外国文学经典是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发展，现如今世界各国均已达成共识，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向。认识到文学经典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我们才可能重新回到阅读经典、重视经典的轨道上来，缓解甚至化解文学经典面临的困境。相反，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战略眼光，个人和社会发展图一时之快，这种发展最终将缺乏源动力和可持续性。

转变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知是助其突围的关键一环。文学经典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整个社会的心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态度，不仅反映着我们中华民族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反映着对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和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文学经典无疑是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态度能够直接反映我们对人类历史经验传承的态度。只有态度端正，只有尊重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为民族的发展带来真正的希望。数千年来，文学经典对中华文明的兴衰延续、对国民人格的塑造以及对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细细品来，《诗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经典都给我们以无尽的精神滋养，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曹禺和冰心等经典作家留给我们一笔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经典对于个人乃至民族发展而言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更不能在“两手抓”的过程中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我们要实现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文学经典在此过程中举足轻重，推广和普及文学经典已刻不容缓。个人、家庭、社会、媒体、市场及政府相关部门都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增砖添瓦，如果我们仍然拘囿于短浅的目光，蒙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经典了，而是我们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

历经风云变幻，经典的本质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文学经典的阅读市场，读图时代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经典的困境，使文学经典渐渐远离人们视线。经典的改编在普及经典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经典本身造成了损害。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尴尬境地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文学经典若要突围，同样需要包括个人、社会、市场等各方因素的合力。文学经典的价值我们讨论得已经足够多，但我们仍要继续探讨文学经典，是因为我们还未发掘它的全部价值，我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也远没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典作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一种标识、一张名片。提及俄国文学，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托尔斯泰，提到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立刻会跃入我们的脑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代名词。我们很难想象，英国文学史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将会逊色多少。经过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我国的文学经典仍然需要在提升民智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当下文学经典的发展出现的些许曲折并不是“经典无用论”和“经典消亡论”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做的是维护经典、阅读经典并为经典的传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宋强.外国文学经典要维护也要普及[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3(005).

〔2〕王建柱.关注文学经典[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2-6-6(004).

〔3〕李浩.图像时代,谁还在阅读文学经典[N].北京日报,2006-8-1(014).

〔4〕孟繁华.21世纪: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N].中华读书报,2005-08-10(010).

国学经典论文篇9

【关键词】 经典教育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066-01

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创造条件,让青少年学生利用有限的学习时间,接触那些更有阅读价值的经典文化,经典有些过时的内容,并不妨碍我们完整地阅读和理解。经典教育中需要我们加强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看待经典文化的态度:我们尊重经典,重视经典,但绝不迷信经典,神化经典。

经典具有不朽价值,阅读经典不可或缺。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积淀了灿若星河的国学经典。这些经典承载着民族之魂,牵系着文化之根,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无论新旧文化怎样激烈地碰撞,无论东西方文明怎样相互融合渗透,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我们都无法漠视遗忘,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最值得珍视的巨大宝藏。中国历来是一个在文化上崇尚理性、重视教化的国度,以儒家为正统的官方指导学说,一贯倡导开启民智、兴办教育,配合着“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度,使教育发达、人才兴盛。在这种文教发达的背景下,产生的历史文献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而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献中,则较少涌现出经过历史选择和检验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是古人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先民的生活常道与实践经验,传达着前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些经典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习传诵,成为汲取智慧与灵感的源泉,其文化价值得到历史的检验与肯定。

青少年儿童在当代课堂上直接面向和熟悉这些经典,是理解和把握传统便捷与有效的方式。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很多人都有体会,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而言,讲好一首唐诗胜过讲一通唐诗概论,阅读先秦诸子胜过讲述一通先秦思想概论。同时,经典不是陈旧,不是老朽,它是古老而至今还在鲜活着滋养我们生命,温润我们灵魂的元素。经典诵读的意义,或许不只在有益于语文、口才,其意义或许更多的在于通过目识口诵,烂熟于心,浸润其中,扎下思想的根,让灵魂融合于高远的智慧之中,从而远离了浮躁和平庸。

经典教育意义广泛,切忌功利化取向。倡导和鼓励青少年阅读经典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经典教育具有广泛的意义,预期的收获是多面而非单一的。对此古人早有论述。孔子指出学《诗经》有审美、认识、教育等多方面的作用,学习《易经》有文学、修身、制器、卜筮多方面的作用,学习者可以各取所需。

经典,世界视野的、上下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大经典,我们何能取其沧海之一粟？文化,中西兼容、天文地理、哲学宗教的大文化,我们何能沐其九天之一缕？如此,倾己所有,竭我们所能,为了我们的人生发展奠基,我们心之所往、力之可及的又有几何？可是,大经典、大文化,又如此强有力地感召着我们,我们仰望着、追随着、践行着。

在经典教育实践中,当经典的局限性和经典教育的当代性与现实性相遇时,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是否必须删除这一话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充分的发酵。讨论双方大致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大部分讨论者赞成传统文化经典中有些部分所宣扬的价值观并不适用于当今社会。不过,问题的焦点逐渐集中在对这些“糟粕”的认定标准,以及是否有必要删改。例如,有些教育行政部门要求不能将经典中不合时宜的内容直接带进课堂。这些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忧虑和担心也并非全无道理:让一些年龄尚小的儿童学习经典,他们尚无足够的辨别能力,经典中一些过时的内容,会对他们带来负面影响。争论到了最后,隐约地殊途同归:“怎么教”才是传统文化教材存废的关键,和教材无关,和我们的教育方法有关。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加以解决,经典教育会遇到很大阻力,甚至会难以推行、半途而废。删改经典总是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经典教育实践提出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在“经典浸润、文化育人”的使命感召引领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在“经典浸润、文化育人”的使命感召引领下——我们能够做得了多少,我们就做多少！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领域,习惯于灌输式教育,只教给学生正确的东西,而让他们远离错误的东西;热衷于教给他们正确无误的知识,而不是教给他们保护自我和认识社会、进入社会的能力。我们很容易把这样的思维定式运用到对待经典教育方面,只希望青少年儿童接触经典中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不要接触那些消极的过时的内容。

国学经典论文篇10

关键词：文学经典 解构 思潮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给文学大师重新排位”的呼声不断出现，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过。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对各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有的文学史系列的质疑，其根本就是以解构的眼光审视传统的文学经典，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学史的片面性。

一.文学经典解构的理论背景

20世纪是一个文艺理论蓬勃发展的世纪，自从解构主义诞生以来，反传统的理论精髓成为20世纪文论的一大特色。

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语音与现象》等著作奠定了解构主义理论体系，德里达将矛头直接对准西方的传统哲学，体现了强大的颠覆性力量。对自柏拉图以来的以语音压制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发起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设置了种种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现象／本质、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言语／文字等等。而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中的两个对立项并不是平等的，甚至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他认为这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打破或颠覆这种长期形成的二元格局。他说：“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一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非天经地义，他极力主张的一项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①在这里，德里达鲜明的举起了反传统的大旗。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几部著作中，颠覆主次、反传统、质疑权威，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核心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和长足发展，通过耶鲁学派学者的努力，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得以广泛传播且影响深远，成为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

解构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使反传统的思想渗透到很多领域，政治、哲学、艺术、教育等都深受其影响。当然，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使文学在二十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后期所兴起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无不显示出解构主义的思想痕迹，都表现出明显的反传统、解构传统的倾向，形成了巨大的反传统的理论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使人们固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固有秩序产生质疑，发出了解构的呼声。文学经典无疑首当其冲，被置于解构的境地。

二.文学经典面临的解构

1.文学经典确立者面临的解构

文学经典是文学历史中的优秀代表，但文学史中的文学作品千千万万，到底哪些应该划入优秀的经典行列？谁来评判呢？当然，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任何时代，都没有固定的人和团体来进行文学经典专门的评定工作。事实是，当一部作品得到了一个社会较长时间的高度评价后，它就可能进入优秀行列进而被奉为经典。在这个过程中，谁拥有权威的话语权呢？从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阶层，无疑掌握着决定文学经典的话语权，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西方的贵族、骑士阶层、作家、评论家；当代的作家、评论家、大学教师、研究者等等，他们无疑是文学经典的主要决定者。他们的文学观、文学评价观，无疑对文学经典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文学经典真的是由他们决定的吗？他们发出的就一定是自己的声音吗？透过表象可以看出，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学评判是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的，甚至他们就是统治者的代言人。掌握了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统治者，为了有利于对政权的掌控就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很自然的要把权力意志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而对引领民众精神道德走向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文学经典，就成了他们极力占领的阵地。哪些文学作品被平庸化甚至被妖魔化，哪些文学作品被经典化，就以是否利于凝聚民众人心、加强统治为衡量尺度的。

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曾被称为诲盗诲淫之书而被列为禁书，这就是统治者对文学的强力干涉。如同四书五经成为经典，就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

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明显经历了的政府干预。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教育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忠实贯彻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当时出版的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写指导原则。现今我们通常提到的“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形成。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的主持下全面展开。先后有《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等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这些教材虽几经再版，但它们成为几十年来中国高校的必选教材，直到90年代后期，它们的神圣光环才逐渐消褪。但是，就是这几十年的影响，使这些教材中被高度评价的作品，成了众多民众心目中理所当然的文学经典。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赵树理、茅盾、周立波、丁玲等人的作品；外国文学史中托尔斯泰、高尔基、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歌德等人的作品。

近些年来，这些作品被奉为经典受到人们的质疑，并非完全由于其中某些作品名不符实，而主要是人们质疑经典确立过程的单一性――几乎完全由政府或其代言人决定文学的等级，他们拥有的是一种文化霸权。而文学的受众，那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文学消费者，却完全处于评判权利的劣势地位，很难有足够的话语权。

传统文学经典的确立者面临的解构实质是对文学经典确立的民主性呼声，希望文学经典的确立充分体现广大受众的情感意志和审美追求。虽然，文学评判的绝对民主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评判过程的自由度是可以扩大的。那些以前被边缘化的非文学经典，可能被遮蔽了太多的价值，淡化了应有的关注点。

2.文学经典确立标准面临的解构

文学经典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是人类艺术才华的体现，是思想、情感与艺术、技巧的精妙结合，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轻视，都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所以，对文学经典的评定，应该从思想、艺术的层面进行全面把握。但在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做到客观全面的评判文学经典，常常出现评判标准的偏僻，导致对文学经典确立的失衡，也最终导致文学史书写的不公正。

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历了政治对文艺的过多干预，以政治性、思想性取代文艺的艺术性、审美性。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是政治对文艺的强力干涉。《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作品，因其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政治追求，而被奉为经典。而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张爱玲等人因其作品缺乏足够的政治思想高度而曾长期被打入另册。而当时海外文学史家笔下，却让这些人具有较高的地位。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评价《围城》，因其“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②成为40年代最佳小说。

对一个对象价值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和所持的标准。当仅用政治性、思想性的标准来评判文学时，得出的结果是不会得到普通读者的承认的。《中华读书报》曾于20世纪末举办一次“‘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调查评选活动”，“调查情况反映了读者朋友们相当宽广的读书视野,总共有900余部作品得到提名；同时也表明广大读者对于经典作品存在共识，”③其中钱钟书的《围城》排名第6，沈从文的《边城》排名第25，这是以从前的评判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的结果。

当然，传统经典遭受质疑，并非一定就是废此立彼，而是要打破那种经典确立过程中的一言堂，消解确立标准的偏颇性，用宽容的、多元的眼光审视经典之外的作品，赋予它们更多的生命力。正如解构主义所认为的，对中心的颠覆，并非一定要建立新的中心，关键是要用无中心的视野审视文学。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