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范文10篇

国学范文篇1

首先，它反映了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的中国民族文化的自觉，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再不把过去的贫穷、落后简单地归咎于自己的文化，而是意识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恰恰是综合国力竞争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资源优势之一。今后的世界如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为文明共存的原则，那么，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具有更强的软实力，也理应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回顾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历程，怎样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古今中西之争的焦点之一。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思潮，亟需用辩证理性去进行科学的清理和总结。特别是经过“”的反思，重估国学的价值和对它进行恰当的功能定位已经提上了日程。

第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今天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倡导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积极健康地开展国学研究，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廉洁奉公、敬业乐群、诚实守信、见利思义、知荣明耻的道德人格教育，可以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有力的支援意识，人们对国学的呼唤是与对道德社会的期盼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海峡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华人除了同祖同根、血脉相连之外，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是联结他们的天然精神纽带，大力弘扬国学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因此，在今天出现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强烈要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就为复兴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指出了正确方向。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做出积极的贡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它必须与时代的主题以及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因此，在今天复兴国学、重建国学就是要创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新国学。

按照约定俗成的狭义国学概念，新国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一个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知识宝库。我们必须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对象，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献、出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祖先的丰厚馈赠保护好，保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与合理利用。当然，保存、掌握资料并不是最终目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形成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新国学理论体系。

怎样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或者说，怎样建立国学的当代形态，我认为袁行霈教授讲得比较平实，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

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上个世纪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态度来补救传统国学过于笼统杂芜、没有条理系统之弊。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实践都证明这些并不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与重构，弃糟取精，推陈出新，形成真正科学的、传统与现实贯通的人文学术体系，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

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这就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的方针。几千年国学传承与发展中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6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更是全面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而使自己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把自己封闭起来更加不可想象。因此，新国学必须坚持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主义理念，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同时新国学也要把经过科学阐释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传统智慧贡献给全人类。

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古学”、“旧学”或“国故”，但国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让历史倒退回去，不是抱残守缺，迷恋于故纸堆，而是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东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试金石和取舍、扬弃的标准。这就是立足现实、理解传统、古为今用的方针。新国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还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迄今为止的国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国学研究阶段；二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研究阶段。所谓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乾嘉学派和“疑古”、“信古”、“释古”学派，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

国学范文篇2

近年来，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国学热”持续升温。国学教育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后的兴起，有独特的意义。国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要能回应小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走生命教育的道路。学习国学，要让学生学真、求真、做真人。国学教育不在于教授学生多少知识，而在于涵养学生本真、善良、活泼和创新的天性。审美功能的发挥必定需要依靠审美教育的推行。审美教育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帮助人类挣脱“单度向”状态。美育在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1］。教育者通过美育做到以美育人、以美求真，以美怡情，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塑造学生的审美人格。如今倡导的“全面发展”实质上需要进行“成人教育”，而非“成才教育”。“成才教育”实际上更侧重于实用主义，几乎变成了职业培训，忽略了我们作为完整的人所必备的一些素养，在人格养成方面几乎空白。“成人教育”则强调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备的人格素养。挖掘小学国学教育的审美功能有助于填补“成才教育”的人格养成的空白。人的全面发展才符合美育的根本性质［2］。虽然国学教育在小学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其教学形式与理念都存在局限性，其中之一就是对审美教育功能的忽略。各所学校更重视的是国学教育的文学性与道德性教育，故而小学国学教育的审美功能有待进一步挖潜。

二、国学教育的审美功能概述

(一)注重审美熏陶，提高审美感知力。国学经典是记载中华优秀文化与学术的载体，是国学之荟萃，集国学的综合性、象征性和整体性思维特征为一体。它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凝缩着中华文化之精髓，那些流芳百世的经典著作、诗词歌赋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是一份无价之瑰宝。从先秦两汉文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再到宋元明清诗词戏曲、小说评书等，这其中的人文风俗、衣食住行、文学精神等莫不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意义;在以古典诗文作品为代表的国学经典当中，历经千百年而传诵不绝的美文在审美意象和意境等方面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诉求;除了人文知识，绘画、书法、古乐器等艺术技能也蕴含着艺术美感。国学教育中若能注重对学生审美的熏陶，让他们在其中感受前人优美的文辞、隽永的情感与超凡的意境，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审美感知力，使他们感受生活的美、自然的美与艺术的美。151(二)增强文化自觉，培养审美情感。国学教育是文化代代相传、延绵不绝的一个有效方式。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文明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是经得起历史风沙考验的文明。如今，文明不断地迈向全球化，国人对欧美、日韩所引导的文化日益热衷追捧，对本民族的文化却可能知之甚少。例如:现在的小学生可能更喜欢变形金刚、美人鱼等动画片，对民族英雄花木兰、郑成功等却十分陌生，因而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他们了解我国的渊远历史、不屈民族的风云人物、市井小城的风俗人情等，让他们从中找到文明的归属感与自豪感，进而对我们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敬意，最后产生文化自信、演化出文化自觉。文化一定要落在人的身上，改变人的气象。人格塑造与审美能力，应当从幼年抓起。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陷入一种“焦虑”的困境，人们的精神危机感愈强。生存环境的破坏与道德框架的畸变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因而人们需要审美教育来抚慰心灵、唤醒灵魂。正如梁启超所言:“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第一要素。”［3］审美教育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个体来说，它关系到如何认知世界、如何感知生活、如何诗意地栖居;对社会来说，审美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培养起真正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故而挖潜国学教育中的审美功能、汲取其中的审美情感和理论，对培养个体的审美情趣、提升社会整体的审美能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学教育的审美功能帮助我们诗意地享受生活，凝聚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三)落实审美目标，形成审美范式。在现代，科学的巨轮劈波斩浪向前探索，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愈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如何摆脱物质的枷锁、如何克服机器代劳力与精细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美育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真正的美育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所形成的教育。”［4］因此，明确并落实审美教育的原则与目标是开展国学经典审美教学的基础。国学经典审美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要造就一种审美的人，一种具备丰富的想象联想、良好的审美情趣、健康的心理素质并且具有炽热执着的理想追求的人。国学经典审美教育目标的确立会促使小学生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范式，帮助他们塑造自我、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诗意地去理解世界与人生，从而构筑起一个意味隽永的精神家园。

三、结语

国学教育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发展性的教育，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国学教育应着眼于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也是审美教育的精髓。要想让国学教育审美功能得到更好发挥，必须让国学教育走出抽象、回归现实、立足生活，而不仅仅存在于古籍或口中。如果只是一味地读书、背书，最终只会造成学生不懂如何在生活中学习和应用国学和传统文化，甚至会扼杀学生的天性与灵魂。当前小学的国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展不够成熟，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教育者共同思考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共同致力于挖掘国学教育的审美功能，为培养“完整的人”提供滋养的沃土。

参考文献

［1］栋．美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和实施途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33):43－44．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

［3］姚全兴．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58．

国学范文篇3

【关键词】：国学复兴新时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及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到今天的宇宙飞船、太空探索；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今天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美丽的诗经年代，到网络文学、手机短信、BBS大行其道，这其间产生了多少令后人无限景仰的作家或是文学家呢？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里有的身世显赫、权倾朝野，有的贫贱卑微、不闻于世，但作品却大都传承下来，彪炳青史。

中餐、汉字、京剧、中医等等所以风行世界的精髓之所在，乃是国学。大多数国人乃至西方社会都认为最伟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孔夫子。

但国学日渐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的是传统丧失，道德败坏，思想迷茫，精神颓废，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日渐凸现。崇洋媚外，唯利是图，亦步亦趋，许多人一味的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整体道德沦丧。

从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开始，我们多从器物上，抑或制度上迫切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向西方靠近。而博大精深的国学却被那么轻易的扫进了故纸堆。不禁一声叹息，也许我们矫枉过正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和“”几乎将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彻底毁弃。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今日不禁为之扼腕浩叹。

中国自汉唐盛世以降，一直为世界所推重，且我们一直也自诩为天朝上国，所以被尊为“礼仪之邦”，实国学之功也；修身齐家，兼济天下的伟大胸怀培养，亦国学之力也。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迫切的需要相应的社会意识及其道德形式，为之开拓前路并保驾护航。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使市场经济发展完善，不仅仅需要更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硬性约束，更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意识与高尚的社会道德作为社会发展的软环境。高尚的社会道德无疑能够为市场经济得以和谐发展提供更深层面的保障。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指出，他在赞颂西欧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敏锐地感觉到了现代文明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认为文明的发展可能要以文化的堕落为代价，最终导致道德沦丧，最终因精神家园的荒芜而失去方向甚至感到绝望。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针对良好的道德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最佳诠释。因此，中华民族若想和平崛起，社会要想和谐发展，恐怕社会思想、文化道德的相关建设更须先行。

“国学”，这个词的本义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周礼》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在其《周礼正义》中即指明：“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但近代，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国学的论争赋予了这个词汇更多重的涵义。这次论争是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扬弃。有汰除，亦有传承。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自我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人们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便有差异。并且不断的赋予更多的个人化色彩，以为我所用。国学针对西学而言，可称中学，针对新学而言，可称旧学。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提到了“以保国粹为主义”。

章太炎在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

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与古代有所不同,这个时候的知识精英们不仅把国学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同时也是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的。

章太炎在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章太炎《国学概论》1922年）这本《国学概论》庶几可视为论述国学的第一本专著。

陈独秀则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则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坦言：“比如说国学，我不反对搞国学，但国学这概念到底是什么，我就不清楚。”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学讲习记》）。邓先生的国学概念显得很宽泛。国学当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伦理学等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儒家思想贯穿并主导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国思想史，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尤以经部为重。《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套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大学士纪昀以及王念孙、戴震等大学者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的定义是辞书编纂者们的事情,对国学的理解阐发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国学既是知识、智慧，也是中国人的气象、精神，更是我们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该不该使其成为一种主导我们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毫无疑问，国学的概念迄今为止，尚无统一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是，国学即国故，可简单译为“GuoXue”或意译为“Sinology”（《简明英汉词典》释为汉学，这里的“汉”，非单指汉族而言，而是意指整个中华民族）。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还有一种说法，把国学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国学就是指经、史、子、集，而广义上的国学则包括中国所有的学术与文化之总和。

中国不论是实现民族自立还是未来的崛起依靠的不仅仅是国学，更多的应该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现代科技。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国学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儒学是一门需要“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学问，以读书为通天的快捷方式固然不对，但是以为宵衣旰食、皓首穷经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不对的

四书之《大学》开宗明义的指出为学之根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重振国学，对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推动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也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传统文化，她为我们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底蕴，让我们重拾文化自信。

复兴国学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第一、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成立于于2005年9月28日，这天恰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创办者创办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传统蒙学知识，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增强其基本的文化素养，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则加深了儿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其文化内涵及自身修养。韵文课程的开设其目的是培养儿童对传统文化中以诗词为核心的韵文的欣赏能力，为以后的写作能力培养及审美观的形成和建立大有裨益。

现代私塾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有这种现实需求，而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东方文化的惯性使之然。在日本，今天依然存在很多私塾，只有我国目前实行的义务制教育制度，中小学教育一律公办。

第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首次“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于孔子诞辰日同日在世界各地举行，孔子故里曲阜，成为全球祭孔活动的主会场。全球现有孔庙1300多座。

第三、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海外陆续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孔子学院”，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目前已有8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37个国家和地区落户。至2006年底,中国已经与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3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第四、2006年9月3日，由网友们发起的一场汉服宣传活动在无锡举行。数十名来自苏锡常及上海地区的汉服爱好者身着宽袖长袍出现在闹市街头，向市民宣传汉服特色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所谓“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族，又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难道就不能将自己民族的服饰传承下来吗？于是汉服复兴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风闻全国各地都有身着汉服的网友出现在公共场合以期得到更多的关注。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在中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三大学位授予时，穿着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

第五、一向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重镇”而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国学院，并且聘请当下的“国学大师”冯其庸为首任院长。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旗帜鲜明的打出“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的口号（虽然到底是“脊续”还是“赓续”大家吵得不亦乐乎，个人以为还是“赓续”稳妥些），纪宝成校长同时在媒体上发表长文疾呼“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他的这一观点倒是得到国内许多知识分子的响应。

第六、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网最新打造的国学频道()已于06年初悄然登台亮相。

百度的CEO李彦宏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是沉寂百年的国学得以复兴的最佳时机，而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有责任承担起复兴中文、弘扬国学的历史使命。

百度国学频道由百度与著名专业国学网站——国学网（）联手打造。

国学网的知名度无论在网民口碑中还是在现实的文化学术交流中都是极高的。现在，国学网日访问人数达数千，页面浏览量以十万计，其中不乏国内的国学大师和国外的汉学专家，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学网开通于2000年5月1日，为集传统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专业网站。据了解，国学网开通5年多来，累计花费超过百万，全由尹小林自己筹集，而国学网本身没有向用户收过任何费用。尹小林现任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学网CEO。在他领导下，曾成功推出了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网络版，这项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开发的中文古籍数据库工程，目前收录了古籍3800多部，总字数逾8亿字，收入书籍数目与总字数均超过了清代钦定修撰的《四库全书》。第七、被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孟母堂成立于05年9月，在运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就被上海市教委叫停，孟母堂不得不悲剧性的谢幕。

现行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的当轴者却没有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倡十几年的素质教育依然丝毫不见成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却对媒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甚至要面对就连义务教育这样低级的目标都尚未实现的尴尬局面。但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和现实情况。

当你看到“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等等类似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你会作何感想？当你看到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当你看到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的时候，你又会作何感想？

孟母堂的各位老师秉承“读经典、尊孔孟、诵莎翁、演数理”的宗旨教授着不同年纪的儿童，塑造着他们幼小的灵魂。这种对经典的回归，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不足的补充和完善，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良好范例。孟母三迁，其目的何在？无非就是为了取得对教育的主导权，而之中权力的取得是理所当然的。孟母堂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学生家长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而社会公众在关注这一现象的过程中，充分发泄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我们在目睹这一来自现存教育体制外悲情并且无奈的反击中，不得不叩问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否应该容忍更多的反思，而不是本能地消极地面对，并且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直接将胆敢挑战其权威者扼杀。作为受教育主体的我们是否应该把握更多的主导权呢？可惜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却作出了一种令人惋惜的举措，他们明确否定了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称其“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可以由此看出，教育部捍卫现行教育体制的决心未有松动，并且也不愿意积极的面对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某些已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反感。随着孟母堂的倒掉，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现存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还看到了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渴望。

第八、以《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剧集在中国的热播，生动的展示了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家庭伦理、生活礼仪、饮食服饰乃至中医药文化。它们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回归深深的吸引了国内的民众，所以才会在大陆引发韩剧的热播。而我们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却走入了一个相对狭隘的误区，展示的大部分都是香车美女陪伴下的豪富巨贾，以满足长久以来处于物质极度匮乏中的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和想象，却较少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仅有的历史剧不是戏说，便是恶搞，而且大家拍戏都是一哄而上，甚至发生撞车，造成满银屏的辫子戏，令人无法不产生视觉上的审美疲劳。

中国是一个相对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自从汉代董仲疏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当然，其间亦有反复，桓宽所著《盐铁论》一书即有所反映。其后，儒家思想迅速崛起，直至完全居于统治地位。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有勇敢的创新，将国学在新时代下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便失去了国学原本的意义。当下，只有秉承儒家传统中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精神内核，相容并包诸子百家之说，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方为正途。

第九、06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在成功的推出了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之后，于丹的露面，达到了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高峰，于丹何许人也？她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历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央视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一”黄金周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她讲得很好吗？并不是。至少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不以为然。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红透半边天。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华书局起印60万册。她在这本书的后序中曾这样介绍，孔子以及《论语》的温度：“它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亘古不变。”

央视国网站的教育频道如是评价该栏目：《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于教授这样发表她对古代文化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古代文化消亡，应该说，古代文化见之浩繁，也有诸多层次，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研究在民众中都能做到复兴这个概念的，我们只能让大家对国学——这种中国人血脉的源头，能够心存牵伴，能够在21世纪我们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时候，找到中国人朴素的人生坐标，找到心里头的一种生活原则。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当时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现存《论语》二十篇，万余字。《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传世之作。为什么《论语》能历千年而不衰，始终魅力无限呢？在于《论语》这部经典著作自身所体现出的人类永恒的道德取向以及价值判断。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标识。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主流文化的活水源头。

宋代第一位宰相赵普曾经有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的魔力和魅力。《论语》没有成系统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零星语录，吉光片羽。初读它，难免失之浮光掠影、支离破碎，但它的魅力恒久远，千载以降，仍在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教化着我们。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复兴国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为复兴国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至少可以使我们在金钱至上的经济主导一切的社会中，在重重的迷雾中辨清自己前进的方向。宋朝哲学家张载那句雄浑大气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我们，那种舍我其谁的恢弘气魄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们，促使我们勤学，上进，积极，勇敢。从费孝通到启功再到张中行一个又一个大师级人物的相继离世，使我们扼腕浩叹，也许我们将要迎来的是一个大师匮乏的年代。清末民初，那是个大师涌现的年代，梳理下思绪，充满了敬意而又尊崇的心情道出那些名字吧：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胡适、钱钟书、钱穆、冯友兰……

我们必须拥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全球化的意识来对待国学。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着共同的矛盾和冲突。包括各种危机的出现都是这些矛盾的体现和衍生。比如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甚至包括伦理道德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都迫切地需要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们提出化解的办法。这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繁衍生存下去的重要课题。而国学中蕴涵着的理念和智慧对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学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逐渐的找到自我，并将其有价值的东西传承弘扬，为我所用，弃其糟粕。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中叶发生那样以文化革命之名义，行割裂文化之实际。一个民族的过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所谓“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本义即在此。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的自己的传统和历史。

刘军宁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呼唤一场文艺复兴也就成为自然。他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国学研究当前的研究态势呈现出一种盲目而焦灼的状态。都想要进入研究，但是都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于国学的理解，所以进入的姿态和角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怎样，国学的优秀部分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至于国学的研究这是个宏大的课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研究与阐释并行不悖。最好的研究状态就是没有最终的结论和定义。若一切都已经明了，国学研究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西方现代文明是我们研究自己传统文化第一参照物，包容天下的心态、平等的文化视角，纵览世界的博大胸襟才是国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今结合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天下为公是我们的终极理想。不论任何社会都有共同的最起码的道德评价标准，比如和谐、诚信、公平、善良、自由、勤奋，这些道德观念或曰价值观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所必需具备的不言自明的基本要义。

复兴，不是复古。国学复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平崛起与国学复兴可以说是互为条件的，崛起不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被压迫的尴尬境地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与体认。从建国后的政治独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振兴再到眼下的国学复兴。这一次是我们真正的走向全面复兴。我们坚信，只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心态，假以时日，那么国学一定可以起到振衰起弊之功效。并且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呼唤国学的研究发展与之相互呼应，同时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恰恰是国学理念的精髓之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崛起并非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不仅期待着，同时也在为之努力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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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史成明，《国学热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定位》，《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月

［4］彭永捷，《国学，我们能期望什么》，《人民论坛》，2006年02月

［5］丘立才，《何为中国的“国学”》，《嘉应学院学报》，2005年10月

［6］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7］尚钊，《砖头？粮食？——国学命运刍议》，《美与时代》，2003年12月

［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9］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10］江凌，《试论国学和“新国学”》，《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02月

国学范文篇4

关键词：幼儿；国学诵读；古筝配乐；效果分析

结合当前幼儿教育中国学诵读的现状，阐述国学诵读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将国学诵读与古筝配乐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通过古筝配乐的方式更好的完成国学诵读教育，更好的培养幼儿的想象力，营造良好的诵读氛围、并调动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积极性，提高幼儿国学诵读的教育效果。

1幼儿国学诵读的现状

近年来，幼儿国学诵读研究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这一方面肯定了幼儿教育中国学诵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呼吁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重视国学诵读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并结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探索符合幼儿阶段的的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国学诵读在小学阶段实施较好，在幼儿阶段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将幼儿教育的损失，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儿阶段开展国学诵读，使幼儿充分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诵读对幼儿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如孔子教我们如何做人，老子教我们如何做事，孙子教我们如何赚钱，以及庄子的达观，屈原的忧国忧民，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这些是国学中的瑰宝，除具有高度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外，还教育中华儿子褒贬善恶，歌颂真善，贬斥假恶，集合了爱国精神、忧民精神、奋发精神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国学。对于幼儿阶段来说，可诵读的经典篇章有《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四书》和《五经》等等，通过上述国学经典的反复诵读，使幼儿从小受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并达到提升幼儿道德和文化修养的目标。并且在幼儿阶段开展国学诵读，是符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的教学政策，通过幼儿阶段的国学诵读来将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使社会核心价值转向传统文化，因此在幼儿园开展国学诵读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国学经典反复诵读，使幼儿从最初的“不求甚解”到日后的慢慢体会，潜移默化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学习。同时幼儿阶段的学生，学习压力小，有大量时间可进行学习，幼儿教育中还可以通过音乐等方式实现国学诵读的教育和教学，尤其通过古筝配乐的方式辅助国学诵读，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教育教学效果。

3古筝配乐在幼儿国学诵读中的应用

（1）古筝配乐让国学诵读徜徉在远古的时空。幼儿国学课上，在教授幼儿诵读《满江红》时，配以古筝音乐，将诵读与配乐想结合，使幼儿获得全新的视听感受，让幼儿和着配乐诵读岳飞将军的词《满江红》，此时此刻幼儿会被古筝配乐牵引到当时岳家军征战沙场的悲壮场面，清新甜润的古筝乐曲让幼儿在吟诵苏轼、李煜、李白等伟大诗人的名篇时，仿佛亲临了诗人们笔触下的情境，通过音乐鉴赏的形式让幼儿在听、赏、诵的活动中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美妙，潜移默化中被传统文化所熏陶，引领幼儿思想感情的变化，使艺术教育与国学诵读达到和谐的统一，更好的完成国学诵读教学，也能够提升国学诵读对幼儿教育的效果。（2）把古筝配乐融入国学诵读，可以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审美力，增强幼儿记忆力，并提高幼儿国学学习的效率。国学诵读配以优美的旋律，让幼儿歌唱出来，不仅能够加深幼儿对古诗词的记忆，还能够让幼儿对古诗词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他们更加喜爱国学，提升国学学习的效率。在古筝配乐和国学经典的结合中，幼儿的记忆力得到提升，幼儿也能够变得更聪明、更睿智，更富有创造力。如诵读国学中的《弟子规》时，如果只是死记硬背，幼儿虽然也能够学会，但是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但配以古筝音乐，通过反复的播放和诵读，幼儿几节课就可以学会，古筝配乐很好地诠释了国学作品，幼儿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音乐响起，幼儿随口就背诵出来了。又如在给幼儿讲述国学《木兰诗》时，通过古筝配乐能够更加直观和生动的表现出《木兰诗》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使《木兰诗》具有丰富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幼儿轻而易举地就学会了这首诗。（3）将国学诵读与古筝配乐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视听感受，提高幼儿国学教学的效果。国学诵读与古筝配乐的结合能够帮助幼儿把握国学经典所表现出的情感，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感受能力，激发幼儿对中华经典诗文的学习兴趣。在诵读国学经典诗文时，幼儿教师应选择符合作品主题的古筝曲目进行配乐，运用音乐激发幼儿的情感，让幼儿在古筝乐声中投入地诵读，幼儿从美妙的古韵中，想象着、感受着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这样不仅营造了良好的诵读氛围，还增加了幼儿诵读国学的兴趣，帮助幼儿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在诵读活动中得到美的享受，更加深切地感受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和感染，激发幼儿对中华的经典诗文的学习兴趣。如《水调歌头》配上古筝版的音乐《水调歌头》，马上就把幼儿带入悠远深长的意境之中。众所周知，唐诗蕴含着丰富的画面意象，如幼儿在诵读《秋思》时，就可以结合音乐课上的音乐《平沙落雁》一课，吟诵时背景可以是幼儿们的情景剧，演唱时，可以是现场书法展示书写这首诗，那么幼儿就可以在音乐中、歌声中、表演中进一步感受国学经典古诗所特有的魅力，使国学经典韵味十足的呈现出来。在诵读国学经典诗文时，幼儿教师播放相关的曲子，让音乐引领幼儿进入优美的境界中，通过优秀音乐作品的渲染，幼儿就能产生亲临其境的感觉，深切感受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逐渐感受经典国学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魅力。所以将国学经典与古筝配乐巧妙的结合，使幼儿热爱经典诵读，把我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4结束语

国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对幼儿身心发展和素质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幼儿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幼儿进行国学教育，使幼儿具有学习意识和探索精神，并发挥国学诵读对幼儿的知识启蒙及学习意识的培养的重要作用，加强幼儿阶段的国学教学，是提高幼儿认知能力的重要措施，也是培养人才的根本举措，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应加强国学诵读与古筝配乐的结合，从而更好的完成对幼儿的国学教育。

参考文献

[1]朱密英.小学国学经典诵读校本课程价值的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下旬），2017（11）：13.

[2]公姗姗.小学国学经典诵读之我见[J].西部素质教育，2017，3（6）：293.

国学范文篇5

我的观点是,即便存在一个轴心时代,它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固然,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把目光投向永恒,那不过是他们从自己寄身的洞穴里对万物的真相和人类的本质提出的愿望与设想。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真理是,人没有本质而只有历史,人的本质只能历史地呈现并向未来敞开,所以不会有哪个既往的时代会成为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样的看法违背了我们的生活实践的经验和常识,也不符合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期许。

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却并不具备超越性。文化不是带有魔力的历史的遗留物,而是人类生存的形式与方式。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进行文化建构和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种种制度和观念遗存,为历史赋予一种可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便是传统。传统不是超越性的既在,因为人就生活在传统之中,时刻为传统所生成并生成着传统。

人们认为传统值得弘扬是因为它耦合了现实的需要,触发了社会大众的欲求——我们所弘扬的内容其实是生成于我们生活实践中的东西,只不过借用了传统的形式而已。然而,传统一旦被“弘扬”,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庙里的神灵,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这样,“弘扬”的结果很容易走向反面:对现实的误导和遮蔽——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现实的真问题而迷失在故纸陈堆里。一个自信的、开放的民族是不需要乞灵于传统的,因为对任何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他都能兼收并蓄。

梁涛先生“国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将传统从历史中抽取出来并分解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不同成分,然后“从正面去积极地加以弘扬”。

撇开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将传统的“积极方面”抽取出来,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事实上,人们所能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积极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们曾经内涵着鲜活的现实内容,但这些“精华”的文化种子只有扎根于人们生产和生存斗争的社会实践并接受了现代价值的灌注,才会重新获得生机。人们可以拿这些传统的东西去“转化”,去“返本开新”,只是不要忘了那是“旧瓶装新酒”,因而没有必要对瓶子顶礼膜拜。

梁涛先生还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同时“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本身,“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医生,不去研究病人致病的机理以根除病因,却致力于赞美病人体质“积极的”方面,表达对细菌和病毒的“抗议和控诉”,病人会康复起来吗?尤其是“积极的方面”的认定并不是经过对病人生理机制的剖析得出的结论、而只是根据想象和愿望贴下的标签时,这种纸面上的念念有辞就只能算巫师行施的交感法术了。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积极的”、“消极的”因素本来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

二、梁涛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一是认为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是“执其一偏不计其余”的“一分法”,而他自己那种“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法”强调传统中消极的一面,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

刘先生用“阴阳组合结构”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每一个命题都是由一阳一阴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中阳的一面是主导性的,“阴”则是对“阳”的必要反制和补充。如“君本”与“民本”构成一个组合命题,两者相须而在,“民本”是“君本”理念的题内应有之义。这种方法是基于对事物内在矛盾样态的结构性描述,同时关注两面而抓其根本。试问这样一种具有丰富辩证法内涵又切实有效的、对思维对象的把握方式,怎么成了不管青红皂白的“一分法”?难道抛开适用的环境条件、剔除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想当然地把传统中的“积极成分”普适化,反倒成了“二分法”?当那些“不积极”的成分被悬置、被虚化的时候,所谓“二分”跟“一分”还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至于批判刘先生“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则实在是悬鹄以射,中而不肯。刘先生一直强调在历史的环境条件下认识问题,反对抽空了现实生活内容而无限发挥,并没有用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来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价值;他主张“在分析、再创造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某些养分”(《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反对无条件无原则地对传统予以“认同”;他主张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优秀的成分值得认真汲取,而现代文化只有在追求现想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来。总之,他只是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和评判文化价值,而从来没有将两者混同起来。

三、二是批评刘先生延续了以简单进步论和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强调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而忽略其连续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没有超越性。至于对其连续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对其阶段性、时代性的认识为前提。刘先生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如“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对历史、对现实的严肃考究上,决不是在套用某种过时的简单学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有赖于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创造,而创造现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是传统所无法提供的。如果说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简单的进步论”,则梁涛先生那种把现实生活的依据和标准寄托于过去、一定要“返本”才能“开新”的主张,岂不成了“简单的退步论”?至于说阶级分析方法,尽管由于曾经被滥用而名声扫地,迄今为止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工具。倘若要指责刘先生“在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作简单对应”,只是着眼于“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恐怕需要拿出事实依据来。

四、三是批评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作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说明”。

刘先生强调古代社会“政治支配经济”,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只是在强调王权对社会的笼罩性,他从来没有说古代社会除了专制主义思想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具体表述中,刘先生用的是“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或‘主旨’是王权主义”这样的字眼。王权大一统思想当然是要支配一切的——从生产、生活资料到人的情感和欲望,但主观志向并不等于实际能力,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空缺和缝隙。任何统治体系都不可能彻底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这应当是无须论证的常识,所以,用“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思想家的涌现”来否定王权的支配性和笼罩性,实在是没什么道理的。

梁涛先生还以“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论证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这是把王权政治固有的支配性和中央体制的实际控制能力混为一谈。王权主义是一个价值系统,它不仅通过国家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志,还通过种种形式的“教化”把自己的理念播植于人心。大一统的专制王权建构的是一个向心式的有机秩序网络,有控制力薄弱的边缘,但不存在一个自主、自治的地方:且不说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建立的严密的保甲联防制度,通过乡绅将地方牢牢归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是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穷乡僻壤,也是王权的天然盟军——父家长权——在实施控制。所谓地方长老,不过是具体而微的国王,他的统治可能是温情的,但绝对不会是民主的。

至于王权积极的一面,刘先生从来没有否认过。刘先生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生产资料的分配入手,落实到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历史实际,他分析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从“道”、“圣”、“中”、“和”、“君臣”等核心概念和“天王合一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君本与民本”等阴阳组合命题的解剖入手,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和结构;从“臣民意识”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话”的产生、“尊君崇圣”理念的贯彻,谏议制度的实行、朋党政策的调谐等权力机制入手,分析了王权主义政治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种种表现形态。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专制王权是传统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和资源运作与分配体系;而作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君主专制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

国学范文篇6

一、孔子与老子

《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道家宇宙生成观。《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这是儒家的宇宙生成观或谓《周易》宇宙生成观。这两种宇宙生成观实际上是有相同相通之处以及内在联系的。“一”相当于“太极”。“一生二”相当于“太极生两仪”。“二生三”的“三”指阴气、阳气、和气（阴、阳、中和三性）或地、天、人三才。在八卦符号中，初爻（重卦则为初、二两爻）为下、为地，二爻（重卦则为三、四两爻）为中、为人，上爻（重卦则为五、上两爻）为上、为天，可见“三”是与八卦相关的，“二生三”略当于“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阶段，“三生万物”略当于“八卦生万物”。比较两种宇宙生成观可知，道家宇宙生成观是完满自足的或者自洽的，而《易传》关于《周易》宇宙生成观那一段话则有逻辑或学理上的毛病（或谓“硬伤”）。

从宇宙生成观的角度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都是物质性的东西，八卦是指天（乾）、地（坤）、水（坎）、火（离）、风（巽）、雷（震）、山（艮）、泽（兑）八种基本物质。“八卦定吉凶”是指用八卦的方法，通过起卦、看八卦卦象来判断吉凶，这个“八卦”是指八卦符号及卦象，而不是指八种基本物质。用现在的话说，《易传·系辞上》在“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里偷换了概念：前一个“八卦”是物质实体，指八种基本物质，后一个“八卦”指八卦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是抽象性的、观念性的东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由于《易传》在这里“偷换了概念”，所以这段话自古以来就让学者无法圆满合理地通释，也导致各种歧见的产生。从宇宙观的角度说，“八卦”是不能定吉凶的，“四象生八卦”之后应该接“八卦生万物”之类的话，而“八卦定吉凶”是另外一层意思，需另行申论。从筮法的角度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讲八卦卦象的产生经过及其作用是勉强可通的，但这种理解与孔子述易及《易传》的精神是完全相背的：其一，孔子学易、研易的态度是“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我观其德义耳”（帛书《要》），故孔子绝不会推崇占筮而认为它可以“定吉凶”、可以“成大业”；其二，《易传》讲天地变化的大道理，变《易经》的占筮取向为哲学取向，故《易传》也绝不会推崇筮法，认为它可以“定吉凶”、“成大业”。退一步讲，就算这段话是讲筮法，但大衍筮法是对八卦产生过程的一种模拟，而绝不意味着八卦起源于大衍筮法，因此“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仍然讲的是八卦的产生和来源，即它与后面的“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仍然是两截话，前一个“八卦”与后一个“八卦”是有区别的，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系辞》的内涵、章法、文辞均精雕细琢，完全能够证实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语言锤炼功夫（南怀瑾先生曾说“《系辞》的文字真是美极了”一点都不夸张）。按理，完全不应该也不会出现“偷换概念”这种硬伤，更何况那段话向来被认为与八卦的来源、产生以及古代宇宙生成观有关，是《周易》哲学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命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孔子曾经说：“我欲观夏道，十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十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孔子所言《坤乾》即郑玄所言《归藏》，可见孔子和郑玄都知道《归藏》是与《夏小正》同类的书，即易的本相是天文历法。吕绍纲先生2001年发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通过对《老子》与《周易》古经、老子与孔子、殷道与周道、《归藏》与《易经》等等各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而不是源自《周易》（《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从这个角度看，《老子》宇宙生成观应该是根源于天文历法，而《周易》宇宙生成观亦可能如此。从天文历法的角度看，“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两仪”即一年中的冬夏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按此去理解《系辞》所言“易有太极”章，则豁然贯通：因为八卦为历法，所以能够“定吉凶”、“成大业”，《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孔子视《夏小正》、《坤乾》为夏道、殷道也正是这个意思（古代宗教权和行政权的根本及其合理性来源于掌握天文历法）；在上古，人们对四时八节的认识总是与方位观念即四方四隅联系在一起的，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参见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资料均能说明这个问题，而太极八卦自然也就成了古人的宇宙观，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打通了“八卦”奥义这一关，再看《系辞》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这段话也就顺眉顺眼了。八卦不仅是历法，能够“知吉凶”、“成大业”，而且它也与方位相关，古代式盘及勘舆、占筮活动总是与方位有关，其理也在于此。正因为太极八卦在本原上就是一种时空合一的概念或观念，所以古人将万事万物与太极八卦相比附，将太极八卦之理运用到各个方面（包括八卦占筮和《周易》古经的产生），将整个世界分为八种基本物质，对太极八卦产生崇拜等也都是合情合理、极其自然的事。这样看来，孔子和老子都没有“失蹄”，只是他们在将古易学转化为纯粹的哲学思想之后，给后人布下了迷阵。

二、郑玄和马融

“太一行九宫”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象数易学中的一个重要学说，其与医学、占筮、建筑、礼仪、军事、气功、天文历法等皆有相关并在多方面有所运用。古代与“太一行九宫”有关的图式主要有四种：太一行九宫图、明堂九室图、九宫八风图以及式盘如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这些图的基本内涵和结构大体上一致，即都由后天八卦方位图和洛书九宫数图叠合而成（虽然有的图并没有明确标示后天八卦方位，如明堂九室图、西汉太一占盘）。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太一行九宫”学说的阐释可知，“太一行九宫”学说的基本图式就是后天八卦图与洛书九宫图的叠加，其基本内涵也通过这种图式而得以表达和说明。

古代阐述“太一行九宫”学说的基本文献有三种（或三类）。一是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从于坤宫，又自此而从于震宫，又自此而从于巽宫。所行半矣，乃还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于乾宫，又自此而从于兑宫，又自此而从于艮宫，又自此而从于离宫。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宫，而返于紫宫。行起从坎宫始，终于离宫也。”二是《礼记·月令》（同见于《吕氏春秋·四时纪》）对明堂九室制的介绍：“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庙太室。孟秋，天子居总章左个，仲秋居总章太庙，季秋居总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庙，季冬居元堂右个。”三是《黄帝内经·灵枢》的介绍：“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日冬至矣。”《月令》所言是“太一行九宫”学说在建筑和礼仪方面的运用，《灵枢经》所言是“太一行九宫”学说在医学方面的运用。三种阐述，以郑玄注《易纬·乾凿度》为本，也以郑玄注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权威，但恰恰是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关于“太一行九宫”的说法是错误的、荒谬的。两千年来，学者引郑注者众，但均以误传误，以神秘传神秘，不求甚解，未予辨识和清理。

所谓太一（又作太乙），如郑玄所说是指北极星神（“北辰之神名”）。在古人看来，北极星恒居北天极不动，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旋转，带动着整个星空也围绕北天极和北极星旋转，于是北极星被神化为整个天空或星空的最高统治者即“天神之最尊贵者”太一。由于岁差的关系，人们在地球上所看到的北极实际上是处于不断的缓慢的变动之中的，因而“北极星”并非恒居北天极不动。据计算，从现在的极星勾陈往前推，天枢、后宫、庶子、帝星、太子，直至北斗，都充当过天神“太一”，成为天空的最高统治者。在前4000年前，北斗的第六星开阳和第七星摇光距北天极约13度；在前3000年前，北斗的第六星开阳距北天极约有10度的角距离。因此“这些星不仅完全有理由充当过当年的极星，而且北斗也最有资格成为当时的天神太一”（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3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北极星统治着星空，北斗七星围绕北天极旋转，由此带来阴阳消长、四时更替和万物的生长、繁茂、枯萎，古人便将北极星、北斗七星与四方四时的关系想象成是天皇大帝（即“太一”）坐着车斗一年四季在四方巡行，产生着并统治着宇宙万物（山东武梁祠东汉石刻画像对此有非常形象的表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所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太一行九宫”就是指的北斗七星围绕北天极旋转这样一种天象。北斗斗柄在一年中指向四方四隅，即形成八方八节（八卦），加上太一神北极星所居之中宫（北天极），即为九宫，古人以后天八卦方位图配洛书九宫数图表示“太一行九宫”正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古代政治要取法于天，于是产生明堂九室礼制，皇帝要象北斗四季转动那样，在不同的季节、月份居住在不同方位上的宫室；古代医学取法于天，不同的季节、方向有不同的风和气候，对病症也有不同的认识和治法，所以产生“九宫八风”学说。至于中国神秘文化中与“九宫”有关的东西，如《黄帝九宫经》、《九宫图》、奇门遁甲、六壬术等都是依样比附，并无什么科学奥妙在其中，不过由于一般人并不接触、研究而被术士搞得神神秘秘而已！天神太一既然被古人赋予生命和神性，那么它也当如人间帝王和老百姓一样，有工作也有休息，所以每隔半年（即巡游四宫）要回中宫休息一段时间，这就是“太一行九宫”的规则：每四乃还于中央。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行九宫的规则可溯源于《星经》：“太一下行，犹天子出巡……每率则复。太一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

明白了“太一行九宫”的本义，可知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关于“太一行九宫”的说法极其荒谬。北斗绕北极星转动一圈即为一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北斗的旋转路径是环形的。郑玄注出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中十）之序，实乃望图生义。后天八卦分布八个方位，加中央即为九宫，洛书九宫数图与之相配仅仅在于其为九宫，二者外形相合而已。洛书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序并非北斗斗柄转动之序。洛书数阵的排列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中央为五。即一在北方，二在西南，三在东方，四在东南，五在中央，六在西北，七在西方，八在东北，九在南方。北斗斗柄如按郑玄所注这样一、二、三、四地乱指，岂不天空大乱（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北斗斗柄不可能按照郑玄所注“从坎宫始……而从于离宫”这种颠三倒四的方位乱指，从学理上说北极星“下行八卦之宫”也不可能是这种方位和顺序。相反，“太一行九宫”只能是一种环形路径（由于半年休息一次回到中宫，所以“太一行九宫”的路径为“8”形，但实际的天象也不可能是这样）。虽然人间帝王居明堂九室做得到东北南西颠三倒四地乱住，医学上不按方位、气候诊治也无大碍，但《月令》和《灵枢经》所述太一（或天子）行九宫仍是环形路径，符合天象。两相比较，郑玄所注实在荒谬。由此可知，那些以“太一行九宫”为基础的式盘、占法、预测、军阵等等，虽然传得神秘，但又何其荒谬！

《易经·系辞上》第九章载有起卦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以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从文字上看，这个起卦过程是对易学象数和历法的模拟（这实际上暗含了《易经》八卦的源头可能在天文历法这层意思；筮法对历法历数的模拟是借助于天文历法对于未来的预知性而使自身获得预测的“功能”与合理性，以便服人）。分析大衍筮法的数学原理，它则是现代数论中的求解一次同余式。根据同余式原理，可得“易同余式”，由此可以构造出各种与大衍筮法有同等效用的筮法（参见董光璧著《易学与科技》154——164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因此，神秘的“大衍之数五十”不过是古人为了得出四营数六、七、八、九利用数学知识而确定的一个数。古代有多种筮法，如四营数确定为一、二、三、四或其他的四个连续正整数，则大衍之数便不会是五十。之所以《周易》采用“大衍之数五十”，可能考虑到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这种筮法较好地吻合了“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这种宇宙生成观以及天文历法的数理；其二，四营数六、七、八、九正是河图四方之数，由此与河图挂上钩，增加更多的神秘以及阐释的广阔前景；其三，根据《尚书·洪范》五行生成数之说，六、七、八、九又与一、二、三、四相应（陈久金先生研究认为，河图与五行生成数的说法皆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因此这种筮法又与阴阳五行挂钩，更增其神秘与深奥；其四，“大衍之数五十”取一不用以象太极，“其用四十有九”正是七的七倍，又可以表达月相周期“七日来复”（《易经》复卦卦辞、与卦气说及天文历法有关）的规律以及古人对北斗七星的崇拜，因为考古发现在史前时代已有对七七四十九数的崇拜（如安徽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组七件石刀，其上分别钻孔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个，合计七件石刀四十九孔）。仅此四端，可知“大衍之数五十”基本上涉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内核以及古代天文历法的方方面面，确有“大演天下”之势。古往今来，学人对“大衍之数五十”总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此可以释然。下面我们看郑玄的老师马融是如何注释“大衍之数五十”的。

马融说：“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行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引）这段话如郑玄之注“太一行九宫”一样，也是易学中的一段名言和“经典”，两千年来为易学界中人原封不动地引用或阐释。但是其荒谬，虽不及郑玄之注“太一行九宫”，也不过大巫小巫而已。“太极”既生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那么“太极”应是指年周期，“北辰”为北极星，按前述北斗曾为北极星，那么北斗绕北天极旋转一周即为一年，太极“北辰”生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也勉强说得过去，但“北辰”又怎么会生日月呢？若“太极”为混沌之宇宙、元气，那么生日月是讲得通的，但是“太极”又怎么是“北辰”北极星或者北斗星呢？“大衍之数”五十，更纯粹是凑合、附会。“五十”之数的得来是：太极（北辰）1、两仪2、日月2、四时4、五行5、十二月12、二十四节气24、合计50（1+2+2+4+5+12+24）。四时、五行（五季）、十二月、二十四气，都是指一年的时间，划分标准、单位不同而已，怎么能用来凑合“五十”之数呢？“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行”更属荒唐，何来“四十九”、“四十九”指何物何数？按马融之说，“四十九”乃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之和。从年周期的角度看，此“四十九”亦等于2、等于4、等于5、等于12、等于24，所以“四十九转运而行”也等于“二转运而行”、“四转运而行”、“五转运而行”、“十二转运而行”、“二十四转运而行”。何况“日月”与“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相加，也属“1匹马+2条牛+3张桌子”之类，甚至“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相加，其和亦等于其中的任意一个加数，这与现在有些“浮夸风”的做法很是相似。总之，马融之注“大衍之数”，如从哲学的角度看，混乱无稽而已；如从科学的角度看，更混乱无稽而已：如从易学的角度看，亦混乱无稽而已。

郑玄知道《归藏》是天文历法一类的书，当也知道《周易》的根底也是如此，郑玄的老师马融亦当知晓这些。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后天八卦和洛书九宫都与天文历法有关，郑玄才不辨二者的体系不同，没有从实际的天象上去考虑，粗心地大胆地望图生义注出“始坎终离”式的太一行九宫线路，而马融也是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去注“大衍之数五十”。《易纬》是第一部以象数解易的易学著作，而郑玄又是《易纬》最早最权威的注家，但恰恰是郑玄所注最正宗历代被引述最多的太一行九宫学说成为最错误的说法。马融以博闻多识著称，是使古文经学臻于成熟的奠基者。郑、马是汉代数一数二之经学大师，二人于易注出如上之荒谬，可见易学的真相于儒家一脉在汉代已是基本湮失，“百家说易”的局面在所难免。三、邵雍与朱熹

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易传·系辞下》对此也说得很明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但是，邵雍和朱熹对六十四卦的产生另有一说。

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按邵雍的理解，三爻的八卦和六爻的六十四卦均是按“一分为二”的裂变方式产生的（有些《易经》现代科学论者又据此认为《易经》八卦包含现代物理学中的核裂变原理）。朱熹对邵雍的说法很是赞赏，他认为邵雍所说的生卦方法比起说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两两相重而成更为合理，更为自然。邵雍按“一分为二”的方法作有先天八卦小横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大横图，朱熹对此解释说：“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屈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之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周易本义》卷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又说：“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第五分而为三十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则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比之并累三阳以为乾，连叠三阴以为坤，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画八卦于内，复画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为六十四卦者，其出于天理之自然，与人之造作，盖不同矣”（《易学启蒙集说》引朱熹《答林栗书》）。朱熹甚至认为，邵雍所说的“一分为二”式的生卦过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比如可以画出七爻卦、八爻卦等等。

当代研究易图学的知名专家李申先生也倾向于邵雍和朱熹的说法。李申说：“依朱熹的解释，八经卦的产生，开始于阴阳二爻。阴阳二爻继续发展，产生了四个二爻一组的卦；二爻卦再发展，就是三爻一组的卦，也就是八卦。如果仔细推想，这样的逻辑推演，很可能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所以他认为“八卦的产生，或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某位天才人物一开始就画出了完整的八卦，为大家所应用；二是人们先画了两个爻象或类似爻象的符号。由于占卜实际的需要，符号需要增加，于是就用这两个不同的符号，两个一组，组成了四种符号。此后，又于每一组上再添加一个，成为三个一组的八卦符号。比较起来，哪一种情况更加合乎历史实际呢？我们认为可能是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由三画卦向六画卦演进，也同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传统所说，两两相重，成为六十四卦；一种如朱熹的解释，先生出四画卦，再五画卦，由于不好用，废弃了。二者相比，我们仍然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至少，二者有同等程度的可能性”（李申著《周易与易图》133——134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根据邵雍、朱熹等人所推测的八卦六十四卦生卦方法，在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存在的同时，历史上必然存在二爻的四卦（卦象即现在易学中所称的四象）、四爻的十六卦、五爻的三十二卦甚至可能有七爻的一百二十八卦、八爻的二百五十六卦等并得到某种运用，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古代文献、出土资料还是民族学资料，均无一点相关的音讯和证据。张政烺先生对传世器物以及考古发掘中出土器物上刻画的数字卦的破译更能说明问题。自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以来，目前见诸报道和释读的商周以来的数字卦约在100例左右，其中仅有数例卦符不是三爻或六爻。这几个例外的四爻卦、五爻卦，有的可能是因为器物残损或者是因为铜器锈蚀而尚未完全“剔出”的原因所致，如《续殷文存》卷上7页载“八八六八”鼎文（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而其余几例皆为爻画卦。张政烺、冯时等对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一个五爻卦、《吴愙斋尺牍·吴清卿学使金文考·读古陶文记》第七册所载的一个四爻卦以及传世商周青铜器上用连线“———”断线“———”组成的四个四爻或五爻卦作了释读，认为它们是六爻爻画卦的一种简省画法，而且有内在的规律性（略当于后世易家所说的“互体”），简省得很科学（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94——3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目前已知的有：崧泽文化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蔡运章先生在《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中谈到龙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笔者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陶器刻画符号中发现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在两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参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分布在中国东南部，中原和西北部如此广阔的地域且年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数字卦，却有一定规律性和一致性，即它们只与三爻八卦和六爻六十四卦相关，而与什么四爻卦、五爻卦无关。按邵雍、朱熹以及李申先生的理解，在史前时代，必然应该有四爻、五爻的数字卦与三爻、六爻的数字卦伴出，而且前者出现的机会还应该大于后者，至少应相等。因为根据易卦起源卜筮论者的说法，六爻六十四卦的产生是由于三爻八卦用于预测万事万物过于简略、不敷日用，所以要向六十四卦的方向发展，而超过六十四卦的七爻一百二十八卦、八爻二百五十六卦等又过于复杂，不便掌握，这样位于三爻八卦与六爻六十四卦之间的四爻十六卦、五爻三十二卦在八卦和数卜起源的新石器时代自然应该有较多的机会出现。但是考古资料一点也不支持这个推测。

相反，从八卦起源天文历法说的角度看，无论是早于《易经》的商、周数字卦还是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它们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三爻八卦由年周期的分割而来：“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两仪”即一年中的冬夏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太极”生“八卦”是按“一分为二”的方式产生的，这一点《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已经载明，而且它们与年周期的分割相应，即与天文历法有关。八经卦相重得六十四卦，其数理也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合：六十四卦以乾、坤、坎、离四卦或坎、离、震、兑四卦定四方四时主二十四节气，而以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纪一年三百六十日（余五——六日为过年日）。八卦六十四卦及太极图所反映的阴阳消长关系皆与天文历法相合；四爻十六卦、五爻三十二卦以及更多的七爻一百二十八卦之类在史前及商周时期均不得而见，这些数理同时也与古代天文历法和历数无关。可以这样推测：由于纪理一年四时八节的需要，产生了八卦；由于八卦崇拜和纪日的需要，古人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由于八卦和六十四卦作为天文历法有预知未来的“神性”，古人将它们用于占筮，于是数字卦产生。这种推测意味着，在数字卦产生之前，必然存在用阴爻（——）阳爻（——）表示的三爻八卦和六爻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已经为此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和证据。仅据笔者有限的了解，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均有系列的爻画八卦符号，而且大多绘制得极为精致、巧妙，将装潢、古代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白衣彩陶钵第三期AI式F1：26肩腹部饰有两圈极精美的图案、符号，肩部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均以红褐彩为地纹，衬出每个坤卦符号的六爻十二个白色小方块，计其数为六卦三十六爻七十二个白色小方块，可纪十月太阳历一季两月七十二天，腹部一周有数组竖画的白彩短条纹，仍以红褐彩衬出非常醒目，每组白彩短条纹为五条可纪十月太阳历一年的五季、五个时段（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这件保存完好距今约5000年的彩陶钵，可以说是中国史前人类的杰作之一，它至今仍可以作十月太阳历的历书使用。大河村类型与发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自西向东推进的早期仰韶文化有关，十月太阳历由陈久金、刘尧汉、卢央等学者发现、发掘于当代西南地区彝族文化（八卦在彝族文化中也正是天文历法），而彝族文化的远源正是中国西部的远古文化，这些都合若符节。当然，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史前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表明，邵雍和朱熹关于六十四卦来源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关于八卦由“太极”按“一分为二”的方式分裂产生则是正确的。显然，邵雍和朱熹是根据《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话对八卦和六十四卦的产生进行推测的，这其中有得有失。邵雍以《皇极经世书》和《梅花易数》名世，其预测大师的身份历史上罕有人与之并肩，邵雍对八卦的根底尚且猜错，其他的预测大师也就不必过分看重了。当然，所谓《易经》八卦包含原子核裂变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一清二楚了。

四、张岱年和季羡林

历史上有不少图都曾经叫做太极图，其中仅有周敦颐太极图和现在流传很广的阴阳鱼太极图最受学界重视，这不仅因为此二图来历不明（其他名为太极图的图形大多是在此二图的基础上繁衍、改造而成或者为图解易理而作、有明确可考的作图之人），引发历代学者为此考证、聚讼不休，更因为此二图与易道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甚至与《易经》八卦真相的揭破关系最巨。

关于周敦颐太极图，历史上的学者多认为其来自道家系统，或得之于陈抟，或得之于道教典籍，总之系发行自道家炼丹之图；关于阴阳鱼太极图，学者也多认为其与道家、道教有关。中国当代研究易图的名家李申先生一直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是周敦颐自己的创作并为道教所窃取，而阴阳鱼太极图也是明初公开此图的赵撝谦或其他儒者所创作。他在《太极图渊源辨》（《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话说太极图》（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周易之河说解》（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朱伯昆先生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版）中均持这种观点。1994年初，李仕徵先生在《中华气功》第1期上发表《天下第一图·太极图考略》一文，介绍与朱熹同时代的南宋著名道教学者张行成的《翼玄》中载有阴阳鱼太极图，且其周围整齐地排列着伏羲六十四卦卦名及卦画；同一年，张其成先生主编的《易经应用大百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束景南先生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披露了李仕徵先生的发现。1994年《周易研究》第3期发表了我国哲学界的泰斗张岱年先生关于李申《话说太极图》的评论，认为李申先生“对于太极图的渊源作了详细的考证，非常精确，发前人所未发，解决了太极图的起源问题”。随后，李仕徵先生又在1994年《周易研究》第4期发表《玻尔“并协原理”与八卦太极图》，在文中再次介绍南宋初年四川人张行成书中所载阴阳鱼太极图及伏羲六十四卦圆图《易先天图·浑天象》，对张岱年和李申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无言的反驳。李申先生以及历史上否认周敦颐太极图改造自道教炼丹之图的主要理由有：其一，唐明皇制序载有太极先天之图的《上方大洞真玄妙经品》、《上方大洞真玄妙经图》都不是唐代作品，唐明皇的序是伪托的；其二，周敦颐之前的古籍不见载有与周敦颐太极图有关的图形；其三，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为周作的墓志铭中说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关于墓志铭，邱汉生先生指出其中标点有误，正确的标点应是周敦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因为周氏没有作过《易说》，所以周敦颐是以易说图，而不是作太极图（《理学开山周敦颐》）；关于文献资料，束景南先生指出李申先生的考证“忽视了唐、五代、宋大量亡佚的易书、道书、术书，而但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这先在考证的方法上已经失误”（《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关于唐明皇制序问题，林忠军先生指出明本《道藏》“所收的唐代作品不是原作，而是经明人编纂修订的著作。后人在整理前人的作品时也常将当时避讳的字改过来”，因此不能凭唐玄宗制序中有“世民”二字而否认其为唐玄宗作品（《周敦颐太极图易学发微》）。

专家们对太极图的考证、研究表明，传统的凭文献资料研究历史的做法是有很多局限的，张岱年先生的误判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李申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周易与易图》中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周敦颐太极图为周氏自作、阴阳鱼太极图“不是蔡元定万里迢迢，到四川得于隐士之手，而是元未明初才出现的”。李先生的顽强让我想起一本闲书中的一段闲话：“专家意见的主要问题是，专家们总是极力倾向于维持事物的现存方式，因为专家对于他们成为专家的方面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投资。假如他们要破坏已有的投资，他们本质上就等于在摧毁他们自己的权威地位。假如他承认了新的东西，那他自己赖以立存的脚踏板就会被毁坏。因此，专家永不认输。”（吉恩·N·兰德勒姆著《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26页，张军、漫长、王小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90年，赵国华先生出版了一部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作《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本书特别受到季羡林先生的赞赏和肯定。季先生在序言中说自己“被其中十分精采的阐述、石破天惊的推理、天外飞来的论证、恢廓弘大的内涵吸引住”，认为“本书成就极大，优点甚多，读者如入宝山，到处是宝，眼花缭乱，不知道要拣哪一块宝石好了”，而他向读者推选的第一块“宝石”就是赵国华先生关于八卦起源的研究和论述：“本书第一章：‘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的发现’，就是非常精采的一章。八卦、河图、洛书等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一个聚讼了几千年而始终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的问题。最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对八卦产生了兴趣，骎骎成为世界显学了。然而它的真正含义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赵国华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崭新的独到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简直可以说是发千古未发之覆。他又把八卦的起源与西安半坡的鱼纹联系起来，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敏性。”

运用考古资料论述八卦及河图、洛书的起源，赵国华先生作了非常认真的努力，这在当代学者中是少见的，也难能可贵。但是，赵先生关于八卦及河图、洛书起源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假课题、假问题、假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这里仅作简单的说明：其一，赵先生认定八卦起源于卜筮，数字卦是爻画卦的前身。这个前提没有确定性，甚至今天已有充分的资料和证据说明这个前提是虚假的、错误的。其二，赵先生认定八卦八个符号各自有它的原始数字意义（其意图和目的在于人为地让八卦、河图洛书及半坡鱼纹与生殖崇拜挂钩），而且八个原始数字必定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进而认为伏羲八卦存在“深层矛盾”，认为其“形”与“数”不合。这个前提和认识也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伏羲八卦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邵雍按太极“一分为二”生八卦的方式作出先天八卦小横图后为八卦所标的顺序数，可以说与八卦符号、八卦含义根本上没有内在的关系，即使从历法的角度看，八个数字与八卦符号也没有内在的联系。即使八卦符号起源于数字卦，八卦符号与八个数字之间（无论哪八个数字）也没有内在联系，因为任何一个数字卦都可对译为八卦符号但它却不是任何的某一个数。任何一个八卦符号都不与任何一个数存在内在联系，它也不必要存在这种联系。其三，由于赵先生人为的追求八卦“形”与“数”的相合，所以他制造出一个八卦“母图”，认为先天、后天，一切八卦图都由其“母图”演化而来。赵先生所谓的八卦“母图”即今传洛书，而他则认为是原始“河图”，它本是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祭坛布局图。赵先生对八卦、河图、洛书的图式、内涵、相互关系完全作了“为我所用”式的改造，而所谓半坡鱼祭、祭坛之类也是没有任何考古依据的。其四，为了论证八卦符号严格对应八个数字，他规定阳爻代表三、阴爻代表二，又规定一部分八卦符号分“实质部分”和“附加部分”（“附加部分”则不计数），又对坤卦符号运用“合三为一”、以一半代表整体的运算规则等等。为了将半坡鱼纹论证为八卦符号的前身，赵先生采取“三个鱼头等于一条鱼”、“一个三角形代表一个鱼头”、“两个三角形代表两条鱼”、“以一代一”、“以一代二”、“以一代三”、“合三为一”、“合四为二”、“一与三通”、“六与二通”等等、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昏头胀脑的他设定的半坡鱼纹示数的重要“密码”，终于将乾、离、坎三个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挂上钩，而巽、震、艮三个八卦符号以及兑、坤两个八卦符号与他归类的半坡鱼纹都不甚吻合，便只好认为半坡鱼纹尚待进一步演化才能最终完成向八卦符号的过渡。这种论证将八卦符号及考古资料半坡鱼纹都作了为所欲为的改造和理解，论证过程中不断设定新的释读规则和“密码”，前提、结论和过程都是虚假的，虽然最终仍没有在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之间搭起桥梁。其五，赵先生论证的最终目的和结论“八卦源于半坡鱼纹”与他默认的根本前提八卦源于卜筮和数字卦是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余不再述。

赵先生的研究可能会迷惑一些没有八卦和易学基本知识（或这种知识不够详备）的人，季羡林先生当是其中之一。所幸季先生对赵国华“把八卦的起源与西安半坡的鱼纹联系起来”，说了一句“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敏性”，算是为自己挽回了一些损失。

国学范文篇7

【关键词】国学素养；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具体策略

大学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学生需要掌握丰富的国学知识，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之间的契合点，这才应该是大学生必须要具有的基本素养。在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能使学生及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解读，在把握其精髓的同时，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立足于社会，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下面将围绕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如何开展古代文学教学进行讨论。

1国学素养概述

国学素养，是指通过对大量国学经典的阅读与研习，在对国学经典有正确认知的同时，灵活运用其内容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通过长期以往的国学经典研习之后，学生能构建起良好的价值体系，并且自身的涵养、素养、品质等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简言之，国学素养折射到教育中，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以不断的修身养性来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代大学生基本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个性张扬较为张扬，再加上网络的不断普及，他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必然会有些偏差，加强对其国学素养的培养，势必能让大学生在不断的传统文化学习与吸收过程中，逐渐受到有效的熏陶，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弘扬与传播。

2国学素养培养与古代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分析

2.1互相渗透。国学的深入学习极为重要，能将各学派思想进行完美的统一与融合，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之时，能在理解历史背景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的解读，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古代文学史学习效果。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有效解读，则能对作者创作时的心境、思想境界等进行了解，并感知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面貌。比如对于“欧阳修”这一人物，大多人数都会联想到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但其实他在政治、经学、农学、书法等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并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2.2全面认识古代文学思想。大量调查数据发现，人们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之时，往往能保持客观公正的心态，梳理出合理的评价准则，但对国学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常会有较多不同呼声出现，如国学缺乏清晰的界限、国学践踏了古代文学等，并且持这些论调的人数也比较多。如果以学术史视角来看，国学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概念，将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对其内容的研究需将之放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中，进行纵向与纵向的深入全面研究。相信在此种国学素养教育背景下，必能使学生全面、系统的认识古代文学思想。

3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具体策略

国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及精神，是培养当代大学生国学素养的有效途径。下面将从国学素养培养视角着手，对其改革策略进行探索。3.1活用本校资源，制定德育纲要。新时期的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需在全面了解学生国学素养的基础上，深入浅出的指导学生阅读国学经典，循序渐进的让学生受到熏陶与感染。一方面，要明确本校师资资源的优势，对其进行活用。课堂是高校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场所，是提升学生国学素养的重要载体，需要合理的开设国学课程，基于学生的道德成长需求，将社会热点道德话题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师生、生生讨论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此外，实际教学过程中，老师尽量不要用空洞语言来进行知识讲解，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邀请相关教授、成功人士开展主题讲座；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在网络平台中开展专题讨论；参观历史古迹等。相信在此种主题极为鲜明的多元化活动之中，大学生会得到积极的情感体验与认知，对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的古代人物等进行了解，相信通过长期以往的努力，必能够达成提升学生审美情趣及思想境界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高校需根据大学生的实情制定有效的德育纲要，这样才能合理的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对于每部经典文学作品而言，都是作者心血的重要体现，其中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人文知识、人文情怀等，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学生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之后，对于社会、自然、人生、他人等会有全新的认识与透彻的理解，能帮助学生更好的修身养性、净化心灵、完善人格，所具有的积极传播价值不言而喻。为此，作为高校相关领导者及教育者，需要对大学生的国学经典阅读进行有效的规划，这样才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进行高效的课内外阅读，将古代文学教学的育人功能及价值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3.2明确教学标准，优化古代文学课程内容。明确的教学目标，是达成对现代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前提。那么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需根据专业发展需求，优化其教学内容及方法，这样才能保持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发挥其长处。当然，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作为一线教育者，需要有意识的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传授文学知识的同时渗透育人内容。尤其是在每学期的初期，学校及相关老师需要以多种途径对社会所需人才的需求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合理的安排课时、学习篇目，将之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发挥出来。同时，还需要做好学科融合的教学工作，将之与外国文学、现代汉语等进行融合，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及融会贯通能力。3.3优化教学过程，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第一，活用教学手段。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想要显著提高其教学效果，就需要对各种教学手段的优势与弊端进行了解，对其进行活用。如微课、多媒体、慕课等多种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其优势是能够将枯燥难懂的国学知识进行直观性的呈现，既能够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老师、同学进行有效互动，更好的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让学生更好的学有所获与学有所得。当然此种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也存在其弊端，即过于依赖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再如情境教学法，其实就是让学生入情入境的去理解国学知识，对其内涵及思想进行深入理解，但其弊端是如果创设情境不合理，便会出现单纯活跃课堂氛围的情况，不利于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为此，只有根据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规避性的运用教学手段，才能够显著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第二，优化教学流程。实际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对学生们的心理需求及个性特征进行了解，以此来优化教学流程。针对教学导入环节，应根据实际教学内容及学生的喜好来设计有趣的导入，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针对课堂教学环节，需要营造探究教学氛围，调动学生的情感去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理解学习内容。针对教学总结环节，需引导学生总结与梳理，升华情感之时，感知古代文学学习的乐趣。第三，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古代文学教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知识，需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如文学作品表演、辩论活动、创作活动等，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向欣赏学习→自我陶醉→触类旁通过渡。此外，老师需要明确兴趣小组的学习价值，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喜好及学习需求来参与到各种兴趣小组之中，这样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不仅会受到更多的启发，而且还会感悟到更多的生活真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3.4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体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以往高校中进行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常采取的是期末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的考核方式，难以真正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难以让学生得以持久的发展，并且此种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难以将考核评价本身具有的激励作用发挥出来。为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体系尤为重要，一方面能对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进行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丰富评价内容，将多元化考核评价引导学生、激励学生发展的作用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能使学生从面向书本发展向面向生活发展过渡。

4总结

毋庸置疑，大学生即将要步入到社会，其国学素养如何，直接会影响将来在社会中发展的效果。为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学生国学素养的培养，除了从上述的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活动、教学评价体系几方面着手外，还需要构建高素质的教学队伍，这样才能够提升学生的古代文学学习质量及国学素养。

参考文献

[1]侯智芳.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郑玲.基于应用型办学定位下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池州学院为例[J].池州学院学报,2014(5).

国学范文篇8

德国在二战之后，对自己的罪行做了深刻的检讨。按照德国在战后形成的法律，德国可以说是非常严格地遵守。从社会心态上说，德国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给欧洲各国所犯下的罪行认识很一致，而且可以说是从骨子里真正认识到德国纳粹当年那样做，实在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到德国去访问，问到一些普通的德国民众，他们都说，我们为什么要比别人强呢？和别人一样就好了。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谦逊的国家，我甚至都认为，德国民族在今天的时代里已经缺少一些锐气了。在组建欧盟和成立欧元区的过程中，德国为此支付了相当高的代价，以至于形成了今天之所以进步缓慢的三大原因之一。在欧洲，德国是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德国周边的国家像瑞士、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波兰、捷克、芬兰等等，这些国家都以分享德国文化为特点，德国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都是起影响别国的作用的。可是，今天的德国，并不让人感到有什么野心。她在国际上始终保持一个低调的形象，和周边的国家以及其他各大洲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保持着一个平等和主张正义的形象。即使是对待以色列这样对德国来说是非常敏感的国家，德国也一样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态度，反对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无休止地骚扰，但也不赞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强硬的手段。德国的这些做法为她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可是，日本就不同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各国实施的侵略和罪恶，到现在日本还死不承认，拿着一个政府免责制到处当借口，和韩国、中国以及周边的很多国家来打官司。其实，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哪里是什么官司可以清算得了的。和德国相比，日本对被自己侵害过的国家和民族根本就不愿意认罪。日本这样的做法，自然要激怒亚洲各国的人民。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最不甘心自己被埋没在一堆穷国当中的。当年，日本的福泽写的文章《脱亚论》，就主张日本脱离亚洲。虽然，在地理上日本不可能脱离亚洲，但是，在心理上，在民族优越感上，甚至在人种上，日本要努力地和亚洲国家拉开距离。这种疯狂的理论是从日本民族的内心当中发出的，非常可怕。日本在民族文化上，一直认为她是神国，而别的国家都是芸芸众生，所以，她始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始终觉得自己应该去统治甚至奴役那些穷国和劣等民族。日本的这个心态直到今天我看在很多日本右翼的人士当中还是很有市场的。所以，日本就是不肯向被自己侵害过的国家和民众赔不是，那几个政府官员就是要去参拜什么靖国神社，就是要在自己给后代留着的教科书上写什么日本没有侵略过别人而是别人威胁了日本。日本的这些做法，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更是非常愚蠢的。

我们在研究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之所以能这样清醒而理智地面对自己的过去，主要原因除了战争的教训之外，还在于德国民族自觉的反省意识，战后的德国文化还是那么杰出，但是，扩张主义的理论已经死亡。面对周边曾经被自己奴役和残害过的国家和民族，他们只有真正从内心里发出忏悔，否则是难以为别国所接受的。二战当中充当邪恶轴心国家的历史使他们的后代始终觉得面对那些善良国家和民族难以抬起头来。这甚至也包括当年追随德国的芬兰，我到芬兰去，感到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在埋头发展自己的国家，芬兰人口比较少，所以，一个手机第一品牌NOKIA就可以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强劲发展，成为欧元区国家当中的后起之秀。德国民族的这种良性转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欧洲临国的帮助和监督。欧洲人是比较讲究社会文明的，向德国纳粹那样的暴行在欧洲是被深刻唾弃的，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欧洲文化都还是围绕着纳粹的暴行从不间断地展开检讨，电影、小说、戏剧、绘画等等，可以说一切都使用了。用这些方式来教育包括德国、意大利、芬兰人在内的欧洲所有国家的后代，告诉人们历史上曾经的确出现过那么荒唐的事情，并将导致这种悲剧的真正原因给予不断地总结。

国学范文篇9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国学经典；教学策略

国学经典与语文阅读有机结合，能够让学生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从小培养爱国情怀，了解并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既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和效果，又能转变灌输式、功利化的教育价值，让学生真正感受国学经典之美。

一、营造学习优秀国学经典的环境氛围

小学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很多成年人在意识或道德上的缺陷，都是在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没有得到矫正，导致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以至于后期造成诸多认识的差异。小学生已经具备了学习阅读能力，但需要教师甄选阅读对象，要避免让学生随意接触对身心发展不利的书籍。近年来，由于网络快速发展，很多不良信息充斥在学生周围，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如何运用国学经典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让学生接受经典国学的熏陶，是教师的教学关键。小学生对世界的认知不全面，他们充满了好奇，教师要抓住这一特点，将小学生的精神集中到国学经典教育上。传统的阅读方式多是让学生单一地拿着书本在教室内逐页读书，这样的阅读枯燥无味，和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相矛盾[1]。因此，学校和教师可以采取多渠道的教学阅读模式进行思想教学。例如，学校可在走廊上悬挂国学经典内容，在墙上张贴国学图画，在清晨举行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开展与国学经典相关的板报比赛等，这些都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教师应营造浓厚的国学氛围，让学生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国学经典的熏陶。

二、举行多样化国学经典阅读活动

教师需要重新定义阅读。阅读，先“阅”，有阅览、观看、体会的意思，而“读”，有诵读、领悟、学习的意思。学校可以展开相关阅读活动，避免采取过于单一的教育形式，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对事物充满好奇，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学生对事情容易“三分钟热度”，在遇到阅读困难时，他们容易放弃，所以教师应根据阅读的定义来重新组织相关国学经典学习活动。首先，学校可以建设关于国学的阅览室或读书教室，让学生在课余时间或假期借阅国学经典书籍，并安排专门的教师做好记录。其次，学校可以根据记录评比“国学阅读标兵”“国学优秀之星”等称号，并给予学生一定奖励。最后，教师还可以定期利用多媒体设备组织学生观看国学经典影视作品，让学生深刻体会国学之美，逐渐培养学生优秀的品德，使学生领悟国学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经典的内容非常广泛，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和优良品质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渗透。“读”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国学经典的途径，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接触大量国学经典知识，并在脑海中形成深刻印象。学校在训练学生“读”的能力时，可以举办国学经典诗歌朗诵比赛。学生经历朗诵比赛的赛前收集筛选准备工作、中期的朗诵比赛过程及后期的比赛体验三个步骤，会在此过程中更好地学习国学经典。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学生在教师和家长的帮助下，收集大量国学经典诗歌资料。在收集过程中，学生认识到国学经典的魅力所在，初步了解传统经典国学阐述的内容。在中期比赛中，学生不仅能够培养和锻炼朗诵能力，而且能够明白朗诵国学经典时，需要带入感情，需要对经典国学内容形成一定的认识及独到的理解，才能让感情自然流露，才能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在后期的比赛总结中，学生会深刻体会到每部优秀的传统国学经典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都是文化的精髓，学生能够在精神层面上领悟国学的魅力[2]。

三、家庭教育下的国学经典氛围营造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其影响深远。家庭教育对学生而言十分重要，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能够让国学经典充分地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家长可以约定和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欣赏、背诵国学作品。这样不但能够让学生在家庭环境中受到国学经典的熏陶，而且能够加强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交流沟通，让家长也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从而使家长更好地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让家长真切了解孩子的具体学习状况，时时了解孩子的思想价值状况，当孩子出现不良思想情绪时，及时引导和批评指正。此外，家长可以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如书法、绘画及古典音乐，都可以在家中营造浓厚的国学氛围，日积月累，将家庭氛围变成“笔墨芬芳”的环境，体现家庭对文化的尊重和家长自身的涵养[3]。

四、国学经典教材及学习计划的制订

小学语文课本的知识内容相对单调，无法做到完全结合学校的特色或地域环境差异来制订符合学生需求的内容，这不利于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4]。学校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特点，选编适合学生学习、适合当地发展状况、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国学经典教材。为此，笔者所在学校做了有益的实践，尝试在现行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实际，开发编写经典群文阅读校本教材。小学生的学习时间相对较少，课余时间较充裕，教师需要抓住学生的学习时间，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学习知识。为此，教师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情况来制订不同的阅读学习计划，随着年级的增长，相应地为学生增加国学经典阅读任务。例如，在早晨上课前三十分钟及下午放学后三十分钟，学校可以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并为学生安排相应的任务。教师应尽量选择学生容易接受的形式，不能占用学生过多的时间，设置不同于传统作业的新型作业形式。如在学习“孝敬”一词时，教师可让学生观察生活中的案例，学生只需要在下次课堂上能够表达清楚，就算认识了这一个词。这样的作业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能收获更好的教学效果。

如今，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传统的语文阅读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这要求教师探索不同的途径，收集不同的阅读文本，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教师应结合国学经典作品，带领学生领悟国学传统经典的精髓和魅力，让学生从小做起，从小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让学生成为品学兼优、拼搏向上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辉.小学语文教学中以读代讲的途径与评价策略研究[J].考试周刊,2018(33):43.

[2]汤锦秀.强化阅读实践彰显学生主体——小学语文教学以读代讲的探索与实践[J].语文教学通讯:学术,2014(05):44-45.

[3]张宜成.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朗读训练策略探究[J].科学咨询,2018(02):109.

国学范文篇10

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重要职能，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化和知识涌入，精华与糟粕并存。大学校园亦非净土，多渠道的信息来源，社会思潮的冲击，对青年大学生时刻产生着影响，思想呈现多元化趋势。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引导大学生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将国学所代表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就显得格外重要。

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什么是国学？

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宏观来说，有认为以传统文化为主体，兼容新时期的各类学术文化，包括儒、道、释和诸子百家，新时期的文化包括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化的西方文化；有认为包括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绘画、天文、地理等；综合起来，可以认为，国学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兼顾诸子百家，同时包含一切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体系，国学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国学从字面上来说，可以理解为“国家之学”或“中国之学”，本来是没有国学这个概念的，国学概念的产生，正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国学自从概念诞生起，就具有时代性，新时代赋予国学新的魅力和新的时代生命力。国学同样是发展的，正如季羡林所说，“国学是分析、品位中华文化，发掘其中的精华，并结合具体情况发扬光大，以推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前进与发展的一门学问”。我们为大学生带来的国学，必定也要具备时代性和发展性，要用新时代的话来讲国学，要用发展的话来讲国学，要用大学生的话来讲国学，而不是言必称孔孟，死读、背、诵，那样的话，是形式主义的学，与死读书，读死书没有什么区别。

3国学融入大学德育的实施路径

3.1营造浓厚的国学文化氛围作者:单位:一是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培育有地方特色的高校国学文化氛围，包括物质文化，如校园雕塑、楼栋道路命名等；包括精神文化，如校歌、校训、理念、活动等。二是拉近国学和大学生的心理距离，通过漫画、音乐、文学、讲座、谈心谈话、心理咨询等，讲大学生身边的事，用传统哲学开展心理辅导，构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等迅速拉近国学与大学生的心理距离，让大学生觉得国学真正管用、有趣，愿意进一步深研。3.2纳入高校德育和思政课程建设体系作者:单位:（1）建设高素质的国学教师队伍，编写适用性强的教材。坚持开展教师国学培训和学习，努力提升教师对开展国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国学教学评估体系。高校应在选择权威国学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各校校园文化和学生实际情况编写配套解读教材，可结合地方文化和学生需求，从“小切口”做“大文章”。（2）建立国学教学大纲，融入德育和思政课程建设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国学教学大纲，确定培养目标和实施路径，促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开展研究，开设必修和选修课，大力建设一些“金课”，推广建立网络在线课程。3.3与大学生“第二课堂”建设紧密结合作者:单位:（1）鼓励建设国学类社团。通过社团吸引更多同学关注、了解国学，通过各类活动使大学生在活动中成长，一方面对学生个人有益，也形成了良好的校园国学文化氛围。（2）国学融入各类社团活动。尝试以国学为突破口，引导各类社团开展国学类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国学的兴趣，不断丰富社团活动的底蕴和形式。（3）大力开展国学为主题的校园活动。校园活动是高校德育和文化氛围营造的重要抓手和载体。丰富多彩的活动能让大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学，潜移默化地接受国学内蕴含的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团结和谐、刻苦学习等积极思想的熏陶。（4）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要结合时展特点和文化变迁发展焦点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与国学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参加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内外实践，用亲身经历来切实感受、领悟国学的魅力。目前，“国学热”在各高校方兴未艾，客观推动了国学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国学在高校德育中的力量和影响力在逐步体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国学教育的示范性、引领性、实效性还不够，和青年大学生的需求及契合度还不高，要将国学教育广泛地融入大学德育之中，能够在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1］陈苗苗.经典教育融入学校理想人格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途径[J].教育科学研究,2012(11).

［2］江琴.“经典精读型”通识教育模式探索———以《中国文化名著选读》课程教学为例[J].黑河学院学报,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