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行范文10篇

国行范文篇1

1.下列机构中，有权依法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是()(09-21)

A.某直辖市代表大会

B.某省人大政府的工作部门

C.某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D.某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

2.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下列哪一行为是不合法的()(09-20)

A.某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

B.国务院某部门制定规章设定行政许可

C.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2014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

3.下列人员中，通常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08-101)

A.局长、厅长。委员会主任

B.副局长、副厅长、委员会副主任

C.人民法院副院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D.副省长、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

4.某省人民政府和规章与国务院某一部门的规章不一致，按照法律规定，下列做法正确的是()(08-98)

A.由国务院裁决

B.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决

C.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裁决

D.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违法的规章予以撤销

5.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宪法制度中具有自身特色的两项制度.下列对这两项制度的表述不正确的是()(07-96)

A.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B.自治区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C.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D.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独立的外交权B组2014年—2014年公考题组

6.有权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和裁定抗诉的检察机关是()(06-卷二-112)

A.同级人民检察院

B.各级人民检察院

C.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D.上级人民检察院

7.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人身特别保护权的人大代表包括()(06-二卷-105)

A.各级人大代表

B.全国人大代表

C.省级以上人大代表

D.县级以上人大代表

8.有关人权，下列表述错误的是()(06-一卷-109)(06-二卷-95)

A.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权观

B.人权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和平等，其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与发展

C.享有人权的主体是所有的人，不仅包括单个的人，也包括人的结合

D.人权就是“人的权利”，是天赋的，和公民权是一回事

9.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负责(05-二卷-113)

A.上级人民法院

B.本级人大常委会

C.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D.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10.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所遵循的原则是()(05-二卷-105)

A.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B.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

C.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

D.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创造性

11.我国最基层人民政府是()(05-一卷-115)

A.乡(镇)人民政府

B.街道办事处

C.县人民政府

D.村民委员会

12.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对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05-一卷-112)(05-二卷-106)

A.改变

B.发回

C.改变或者撤销

D.撤销

13.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有权决定的人选不包括()(05-一卷-110)(05-二卷-110)

A.秘书长

B.审计长

C.财政部部长

D.国务委员

14.按照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有权制定和行政法规的国家机关是()(05-一卷-100)

A.全国人大常委会

B.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C.国务院各部、委

D.国务院

15.在我国，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05-一卷-99)

A.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B.委托与被委托关系

C.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D.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16.在我国，“公民”一词的含义是指()(05-一卷-96)(05-二卷-96)

A.年满18周岁具有我国国籍的人

B.具有我国国籍的人

C.享有政治权利的人

D.出生在我国的人

17.18世纪末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著名纲领性文件，并且以后成为法国宪法序言的是()(04-B卷-90)

A.《自由大宪章》

B.《权利法案》

C.《人权宣言》

D.《独立宣布》

18.我国国家最高监督权的行使机构是()(04-B卷-86)

A.最高人民法院

B.最高人民检察院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下列属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有()(03-B卷-79)

A.科教兴国

B.人民民主专政

C.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D.民族区域自治

20.根据宪法和组织法规定，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正案的主体有()(03-B卷-54)

A.中国共产党

B.1/10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

C.全国人大常委会

D.3个以上的代表团联名

21.下列人员，享有选举权的有()(03-A卷-74)

A.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罪犯

B.年满12周岁，正在上中学的学生

C.在我国长期居住的无国籍人

D.完全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22.依宪法规定，没有明确限制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职位有()(02-A卷-114)

A.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B.国家副主席

C.国务院秘书长

D.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3.下列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的有()(02-A卷-111)

A.修改宪法

B.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C.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

D.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

24.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下列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机关是()(02-A卷-110)

A.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

B.天津市人民政府

C.中共重庆市委

D.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参考答案及专家点评

1.【D】有权制定和变动地方政府规章的主体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自治区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政府，还可以根据本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规章。为保障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和变动，得以正确、慎重地进行，地方政府规章应当报国务院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备案;国务院有权改变不适当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政府有权撤销下一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与国务院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2.【B】行政许可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立法法》第8条，只能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2014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都是符合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

3.【D】《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1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4.【A】《立法法》第86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5.【D】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包括独立的外交权。

6.【C】由《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规定可知，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故本题选C。

7.【D】由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可知，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享有人身特别保护权.故本题选D。

8.【D】由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知，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并非所谓天赋的，故本题选D。

9.【D】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10.【A】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也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应遵循的原则。

11.【A】我国宪法规定：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是国家依法在农村建立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

12.【C】国务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我国宪法赋予了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性行政工作的权限，负责划分各部委、各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职责，并实施监督，改变或者撤消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消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13.【C】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14.【D】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各部和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可以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

15.【D】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是基层国家政权机关，而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对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工作进行协助。

16.【B】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17.【C】《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封建专制时期宪法性文件之一，《权利法案》则是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的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性文件，《独立宣言》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布独立的纲领性文件，只有C的《人权宣言》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并且以后成为法国宪法序言。

18.【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我国国家最高监督权的行使机构。

19.【BC】科教兴国是我国基本战略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而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答案为B、C两项。

20.【C】我国1982年宪法对修宪程序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即“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故选C项。

21.【AD】《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选项B不符合“年满十八周岁”的条件;C项则不是我国公民，也没有选举权;A、D均符合享有选举权的条件。

22.【ACD】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据此，正确答案为ACD。

23.【D】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修改宪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指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等职权，而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的职权。据此，正确答案为D。

24.【D】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必须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故B、C错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北京市人大，不属于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而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属于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故正确答案为D。历年命题思路分析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规定，常识判断测查的内容涵盖法律、政治、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侧重考查应试者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法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必将成为公务员考试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国行范文篇2

也是入世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形势。基于这一认识，我国银行业要放松金融管制，逐步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积极推动银行业的并购重组，

倡导特色银行，加速推进银行业的电子化、网络化、透明化，重塑监管体制，构建功能性金融监管。

[关键词]wto我国银行业改革对策

[作者简介]××（1965-）女，研究生毕业，湖南××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金融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全球银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全球银行业发展已明显呈现出五大趋势：金融管制放松、银行业通过并购走向巨型化、银行业务全能化、国际化、电子网络化。这是我[本文转载自国金融改革面临的大形势。入世后，我国金融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五年过渡期后，国内金融市场将对外高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同时也就是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因此，顺应全球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已成为入世后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全球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一)金融管制放松，银行监管精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资本持有者对多样化和综合化金融服务的需要，推动着发达国家政府放宽对金融领域、特别是对银行业的管制，纷纷打破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局面。进入90年代后，随着美国、日本、欧共体等主要国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和生效，各国金融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渗入市场化和国际化因素。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国际银行业的监管也日趋精细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各国普遍运用计算机辅助管制，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银行监管中得到普遍的运用。二是监管内容标准化和规范化。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尤其体现在《资本充足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三是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管。不再一味强调外部管制，而是转向内外监管结合，更加注重调动和发挥银行自身的积极作用。四是扩大信息披露，充分发挥市场约束作用。五是加强对金融集团的监管。

(二)混业经营，银行业务全能化。8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全球化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加上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冲击以及金融管制的放松，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互交叉与渗透不断加剧。进入90年代以后，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商业银行已经已突破传统的分业界限，业务范围向投资、保险等领域扩展，银行业务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受来自西欧和日本等国银行业的竞争压力，9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银行加快了改革步伐。1999年底，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相互涉足对方领域从而彻底结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美国66年的统治，标志着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三)银行业通过并购走向巨型化。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推动了银行业的收购与兼并。从90年代初开始，全球银行业的购并整合热浪滚滚，购并规模愈来愈大，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宽。据资料统计，91年至92年，93年至94年，95年至96年，97年至98年，全球银行业购并总值分别为847亿美元、832亿美元、2080亿美元及5342亿美元。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已从90年的19万9000亿美元，增至99年的25万5000亿美元，10年间增长78.4%，并且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与以往购并浪潮颇为不同的是，此轮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是混业经营发展所带来的全能化银行的出现与金融控股公司地位的确立，使银行业的购并活动广泛涉及金融领域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行业彻底打破了传统银行业务与其它金融业务的界限，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甚至新发展的网上银行运作方式紧密地融合起来。由此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金融"巨无霸"。

(四)银行业电子网络化。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服务电子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的电子化、自动化、现代化的金融服务系统基本全面形成，银行活动将先进的电子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存款、提款、转账、汇兑、查账、交换控制、金融买卖交易和咨询等金融服务领域，并将银行和客户、银行与银行、客户与客户联结成一个电子网络。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实现金融系统的电子网络化，网络银行也应运而生，并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据美国联邦保险局统计，1993-1998年，美国传统银行的资产递增率为8%，而美国网络银行的资产递增率为53%。英国保诚保险集团旗下的egg银行成立不到一年，通过互联网已吸存67亿英镑。与此同时，传统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也正成为新的时尚。银行业电子网络化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的基本趋势。

(五)银行经营国际化。80年代以来，金融管理的放松、银行经营风险的加大、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全能制银行的兴起以及跨国结算体系的发展，无一例外地导致银行经营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快。银行经营的跨国界发展，不但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及新的金融工具和技术的广泛运用，而且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90年代以来，银行经营的国际化进一步向全球化发展，并逐渐形成银行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的合理分工，即大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中小银行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发展。即使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也有类似?quot;分工"。当然，这种分工并没有严格的界线，更没有切断资产在国内和国外的流动。应该说，随着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对边界经济的影响日渐淡化和消除，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各国银行业将不断开拓新的国际业务领域，跨国银行将对海外融资结构进行必要的整合，减少传统贸易融资业务，增加投资银行业务；同时，必将增加其表外业务比重，提供东道国不能提供的服务，进一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分业经营体制面临金融集团化的挑战

我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体制，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利润无法保证。而国外银行业大都是综合经营的全能银行或金融集团，其集团化模式已冲破了传统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界限，既涉足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又涉足现资银行业务、保险自营及经纪业务，是跨行业的综合性经营。这就必将对我国银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尽管在入世后的5年过渡期内，对于进入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能限制其经营业务，使其只能从事一个行业的经营，但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外资金融机构集团化综合经营趋势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国银行传统的分业经营将面临金融集团化的强大挑战。

（二）分业监管体制面临金融业务创新与业务交叉经营的挑战

由于金融业混业趋势加强和金融业务创新，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融合和渗透，目前，已有不少业务突破分业经营界限。

其主要有：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拆借、债券回购；允许券商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日购交易；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等。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债转股等业务，实际上也是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连接起来。因此，在金融业务不断创新、业务交叉趋势加强和我国已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前提下，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金融监管难度加大；二是存在监管不到位或监管真空；三是存在各监管机构互相争夺权力

或发生事故时互相推卸责任的可能。这是我国分业监管体制面临的新挑战。

（三）粗放型的行政式监管方式面临挑战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不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复杂的金融监管环境。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是粗放型的行政监管方式，银行监管重视现场监管，不重视非现场监管，在金融监管中往往运用人海战术，依赖查账发现问题。商业银行缺乏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内部监管行为表现往往流于形式。同时，也缺乏行业自律组织。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是监管银行业务而不是监管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这种金融监管方式缺乏弹性，很容易把银行管死。因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不断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区别会越来越模糊，只有监管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才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同时又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

三、入世后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对策

（一）放松金融管制逐步取消分业经营限制。只有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核心优势，确定其业务范围，选择全能型或专业型发展模式以充分实现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专业分工经济效益，才符合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可分二步进行：第一步，根据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实力、管理效率、风险控制能力和自律能力等多项指标，允许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或自主经营，不搞"一刀切"。第二步，对现有金融法律进行全面修改，彻底取消分业经营限制。

国行范文篇3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政垄断行为大量存在和泛滥，其作用和影响大大超过了经济垄断行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也日渐深入。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如关于行政垄断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这一基本问题，学术界就存在着极大的争议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见。由此延伸出对于行政垄断如何予以规制的问题，也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分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就将制定《反垄断法》列入到立法规划中，但十几年过去了，《反垄断法》依然迟迟未能出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如何规制行政垄断，法学界争论纷纭。为此，本文将行政垄断的规制作为论题，在众多学者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法学、行政学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运用概念分析、比较分析、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了论述，希望能对行政垄断行为及其规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

本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章是有关行政垄断的概念分析。文章在分别考察了“行政”和“垄断”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将行政垄断概念界定为“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实施的排斥、限制竞争的行为”。并且认为行政垄断的外延应既包括合法行政垄断，也包括非法行政垄断，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行政垄断概念。这一观点的依据是，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是我国学者根据垄断所依据力量的不同对垄断进行的一个基本分类，因此所有依赖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都应归入行政垄断范畴，而不论其是合法垄断还是非法垄断。将行政垄断直接规定为非法垄断，而将合法行政垄断（如国家垄断等）排除在外的观点，与这一基本分类方式是矛盾的，造成了分类标准的不统一。本文认为只有对行政垄断进行如此界定才能保证这一概念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当然，本文同意合法行政垄断在行政垄断行为中只居于次要地位的观点，因此全文主要对非法行政垄断进行了分析论述，对于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规制在文章最后根据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进行了说明。

为进一步厘清行政垄断的概念，文章分析了行政垄断的特征，详细论述了非法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和客观要件等），并将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自然垄断等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同和不同之外。

在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本文第二章以大量篇幅对非法行政垄断行为进行了分析论述。非法行政垄断行为在我国政府管理经济过程中大量存在，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商不分的历史传统及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碰撞及法治的不健全是行政垄断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原因。行政垄断行为表现形式极其复杂，为进一步认识行政垄断性质，本文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行政垄断进行了类型划分：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将非法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和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种形态；以行政主体是否主动作为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积极的行政垄断和消极的行政垄断；以行政行为的实施方式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抽象的行政垄断与具体行政垄断，等等。本章最后根据所列实例说明了违法行政垄断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并指出如何迅速而有效地规制行政垄断行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由此引出本文另一个重要观点，即我国反垄断法有必要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本文第三章对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的必要性进行了全面阐述，认为虽然从行政垄断产生的复杂性和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深入性来看，仅靠一部反垄断法不能完全根除非法行政垄断，但这却是目前我们可以采取的唯一积极、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本文从实现我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必然要求、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然要求三个方面对以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并且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体制转型国家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规制行政垄断的立法与实践进行了考察，得出我国反垄断法可以而且必须对行政垄断予以规制的结论。

在此基础上，本文第四章对我国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第一，借鉴国际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由行政垄断的性质和我国成文法国家的特点所决定，我国应选择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相结合的原则来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第二，加强对非法行政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对实施了非法行政垄断行为的主体应给予禁令、承担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的处罚，迅速扭转此前由于处罚过轻使非法行政垄断行为有禁无止的局面；第三，设立一个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并切实赋予其调查权、审核批准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等权力，确保反垄断执法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遏制非法行政垄断的目的。第四，对于合法的行政垄断行为，本文认为应适用反垄断法除外制度予以保护，其范围主要包括国家垄断以及国家特许的垄断等。许多学者认为此类垄断是合法垄断故不属反垄断法规制范围，本文不同意此种观点。因为，反垄断法对合法行政垄断的豁免并非是全面的、绝对的豁免，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豁免。即虽然此类行政垄断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而依法实施的,但这并不是说反垄断法就完全放弃了对其规制，相反还应加强对这些部门和行业的控制。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行政垄断适用除外范围要做相应的调整，对其是否给予反垄断法的豁免应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后才能确定，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这些部门和行业借合法垄断之名行非法垄断之实。

Synopsis

Attheperiodofdevelopingsocialisticmarketeconomy,thereareplentyofadministrativemonopolyconductsinourcountry,whichhasmoreeffectthaneconomicmonopolyandhasrestrictedtheeconomydeveloping.Moreand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isissueanddeepresearchinghasbeenmade.Butinmanyaspectstherearestillnoverdicts,suchashowtodefinetheconceptofadministrativemonopolyandhowtoregulateadministrativemonopoly.LegislatingAnti-monopolyLawhasbeenarrangedinthelegislativeplanformorethan10years,butstillunfinisheduptonow,themainreasonisthecontroversyofhowtoregulatingadministrativemonopoly.Thethesisismainlyabouttheregulationofadministrativemonopoly,usingthemeansofconceptanalyzing,compareanalyzingandtheoryanalyzing,hopingtogivesomeeffectivesuggestionstotheregulationofadministrativemonopoly.

Thethesisisdividedintofourparts.ChapterⅠisabouttheconceptanalyzingofadministrativemonopoly.Afterreviewingthedefinitionofadministrationandmonopoly,thethesisdefinesadministrativemonopoly:viz.therestrictcompetitionconductsthattheadministratorimplements.Tomaintaintheconceptintegrity,itshouldincludeboth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andil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Foreconomicmonopolyandadministrativemonopolyarethebasictypesofmonopoly,soallthemonopolythatdependsontheexecutivepowerpertainstoadministrativemonopoly.Atthesametime,comparewithil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isonthesecondarystatusandshouldbereleasedfromtheregulationofAnti-monopolyLaw.

Tomaketheconceptmoreclearly,thethesisalsoanalysesthecharacterofadministrativemonopoly,thecomposingelementofadministrativemonopoly,and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administrativemonopolyandeconomicmonopoly,betweenadministrativemonopolyandnaturalmonopoly.

ChapterⅡismainlyaboutil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Duetothehistoricalandpracticalcauses,therearemanyil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donebybodiesofexecutivepower.Toseetheessenceofadministrativemonopolymoreclearly,thethesisalsodiscussesthetypesofadministrativemonopoly.AtthelastinchapterⅡspecializessomeexampletoshowthetremendousharmofil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tocompetition,socialistmarketeconomicorderandexecutiveorder,pointsoutthathowtoregulateadministrativemonopolyrapidlyandeffectivelyisatoughquestionwefaced.

ThenthewriterputsforwardanotherimportantpointofviewthatadministrativemonopolyshouldberegulatedbyAnti-monopolyLaw.ChapterⅢdiscussesthisissueroundly.Althoughwecan’tcontroladministrativemonopolyonlybyAnti-monopolyLaw,itistheonlyactiveandeffectivemeasurethatwecantakenow.Tosupportthispointofview,thethesisgivesoutthreereasons.Firstlyitisdemandedbythevalueoftheanti-monopolylaw,secondlyitisdemandedbythefactsofestablishing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system,andthirdlyitisalsothedemandofChinaenteringWTO.Theanti-monopolylawofothercountriesalsoprovidesgoodmodelsforus.

InchapterⅣ,thewriterofferssomevaluablesuggestionsonhowtodrawuptheAnti-monopolyLawtoregulateadministrativemonopoly:(1)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anti-monopolylawandtheessenceofadministrativemonopoly,weshouldcombinetheillegalruleandthereasonableruletoregulateadministrativemonopoly;(2)Establishingthelegalresponsibilitysystemofanti-monopolylaw.Giveseverepunishmenttoil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includingissueinjunction,takeexecutiveobligationtillcriminalobligation;(3)Establishingaspecialauthoritativeexecutiveorganizationwhichhasthepowerofresearching,auditing,quasi-lawmakingandquasi-justice;(4)Establishing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releasingsystem.LegaladministrativemonopolyshouldbereleasedfromtheAnti-monopolyLaw.Butthiskindofreleasingisnotabsolutelyandroundlybutconditionally.ItshouldberegulatedbyAnti-monopolyLawtoo.

第一章行政垄断的法律分析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

“行政垄断”这一概念，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学者在研究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时，为与传统的市场主体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相区别而被提出的。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家的著作中[1]。1990年，法学家王保树先生在他所撰写的《企业联合与制止垄断》一文中，首次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分为“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两种类型。此后，“行政垄断”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也有称“行政性垄断”或称“行政化垄断”等），关于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也成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关于是否应当将“行政垄断”作为我国正在起草中的《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则是学者们论及最多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

随着我国学者对行政垄断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学者都试图给“行政垄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行政垄断”所下定义近十种，其中主要观点有：行政垄断是指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排除、限制或妨碍企业之间的合法竞争[2]；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限制、妨碍或排斥经济竞争的行为[3]；行政垄断是凭籍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4]；行政垄断是指国家运用公权力实施并保护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5]；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其表述为“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正当竞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为地区分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国家垄断不科学，“从逻辑和实践两方面看，区分行政性和经济性的垄断都是没有根据的”[6]。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行政垄断现象十分突出，某些行政垄断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侵犯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但是有效规制的前提是对“行政垄断”有清楚明确的认识，因此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谓的“行政垄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要解释清楚何为“行政垄断”，首先需要我们从法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行政”和“垄断”的含义。行政垄断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形式的垄断，根本原因在于它与“行政”有关。关于行政的含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现代汉语词典》对“行政”的解释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7]因此，行政一词在一般意义上是指社会组织基于特定的目的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活动。而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并不泛指一般行政，而是指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即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8]

垄断在汉语中的原意是指站在集市的高地上操纵贸易，后来演化为把持和独占[9]。在英语中，垄断“monopoly”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一种特权或特殊利益，二是指由一个或极少数企业支配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销售的市场结构形式。[10]在立法实践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垄断的定义。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反垄断法的国家，也曾在《谢尔曼法》中使用了“垄断”一词，但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在立法中对垄断作过任何解释。少数国家的立法虽有定义，但也并不统一。[11]我国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定论。“多世纪以来人们对独占这个字不知说过多少遍，也不知写过多少次，独占的意义有很多种，每一种情形都有其内涵意思存在”[12]。这里，笔者引用种明钊教授对垄断进行的界定，即“垄断是指发生于市场运行过程中的排斥、限制竞争的经济力量和行为。”[13]

根据垄断的合理与否，当代法学界将之分为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14]。合法垄断指因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可责难性，因而为法律所承认、容忍、保护的垄断行为或状态。因为这种合法垄断在各国的反垄断法中一般不具有主要地位，往往是以“适用除外条款”的形式或以反垄断法典的“例外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故又称“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与之相对，非法垄断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应受到法律谴责或制裁的垄断行为或状态。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这里也不可能为行政垄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能从法律的角度对行政垄断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即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实施的排斥、限制竞争的行为。对行政垄断外延的界定也应包括合法行政垄断和违法行政垄断两种。合法行政垄断行为指行政主体为了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如国家指定专营。非法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违法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对于垄断的规制并不仅限于一个‘反’字上，而是既有禁止和限制的问题，也有特定情况下的允许和豁免的问题。”[15]因此我认为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规制的行政垄断行为应作广义解释，即既包括合法的行政垄断，也包括违法的行政垄断。但对两者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法，对前者进行豁免，后者予以禁止。

由于行政垄断这一概念是在探讨如何制止政府对企业竞争行为的不当限制过程中提出的，因此许多学者直接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将国家垄断、国家特许的垄断等摒弃在行政垄断范围之外，其理由是后两种垄断都是为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或为社会公共利益而依法实施的垄断，是合法的垄断，不属行政垄断范畴。本文认为，这种界定方式不够科学，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行政垄断。首先，人为地将行政垄断限定为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而国家运用公共权力依法实施的限制竞争的行为就不称之为行政垄断，这种看法过于主观，理论根据不足；其次，将国家垄断等合法垄断行为摒弃于行政垄断范围之外，破坏了行政垄断概念的完整性。有学者认为国家垄断的主体不是行政主体，而是国家通过权力机关以立法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不属行政垄断范围。笔者认为，虽然国家垄断、国家特许垄断等是以国家法律规定为支撑的，但其具体的操作和实施依然是依靠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实现的，符合行政垄断主体要件的要求。另外，即使是依法实施的垄断行为，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滥用权力或优势地位非法限制竞争的现象，这同样是我国反垄断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概念的完整性来讲，还是从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的要求来讲，对行政垄断的概念都应从广义上予以界定。

当然，合法的行政垄断在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中也同样不居于主要地位。鉴于非法行政垄断现象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并已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本文将主要在狭义的行政垄断概念上对非法的行政垄断进行分析论述，对于合法的行政垄断将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进行说明。

（二）行政垄断的特征

1、行政垄断的主体是特殊主体。行政垄断只能由行政主体实施，这是行政垄断区别于其它垄断的根本性特征。对此本文将在“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2、行政垄断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行政垄断借助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普通的市场主体只能遵守这种规定，他们既不能无视行政垄断的存在，也不能抗拒或逃避行政垄断的强制力量，因为一但违反就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制裁[16]。因此，非法的行政垄断比经济垄断危害更严重、更持久，它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的形成，是目前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3、行政垄断具有双重违法性。非法的行政垄断首先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包括违反法定权限、法定程序等实施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行政法；同时行政垄断行为还侵害了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违反了我国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由此可见它具有双重违法性。

4、行政垄断是一种超经济的垄断。行政垄断不同于经济垄断，它是行政主体通过行使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而直接导致的垄断，不是市场运行规律的反映，不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自由竞争而产生的，它的产生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它是一种超经济的垄断。

二、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

本文主张将行政垄断列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其目的就是要对具有危害性和违法性的非法行政垄断行为设定法律责任，使行政违法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对非法行政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就成为必要，这是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及其应否受到反垄断法处罚时必须具备的条件。尽管对于行政垄断的定义目前仍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于非法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多数人的认识趋于一致。

（一）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

行政垄断的主体，是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及行政垄断行为后果的责任承担者。在行政垄断的四个构成要件中，主体要件极其重要，这是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本质区别。经济垄断的主体是企业、企业集团以及其它形式的经济组织，而行政垄断并非是一般的经济主体所为，它是由特定的非经济主体实施的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将行政垄断实施主体表述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在学者的有关论述中将行政垄断主体界定为“国家主管机关和政府部门”、“国家的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国家的经济主管部门及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业行政性公司”等。虽然这些表述不尽一致，但无疑都说明行政垄断是与国家行政机关相联系的。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实施的垄断。“在我国，行政主体特指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权（表现为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行为承担责任的组织”。[17]根据本文对行政垄断所下定义，行政垄断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在这里，行政主体应作广义的理解，即不仅包括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还应包括受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一定的行政职权的企业或其它社会组织。具体说来，应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以及依法律法规授权而享有一定行政管理职权的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是当然的行政垄断实施主体，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企业或其它社会组织的主体属性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这类组织同时也是市场主体，它们所实施的垄断可能是行政垄断，也可能是经济垄断，只有在其是凭借行政权力实施垄断的情况下，它才能成为行政垄断的主体。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行政垄断的主体还可以分为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和抽象行政行为主体，中央行政主体和地方行政主体等。

（二）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

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垄断及其后果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即行政主体是否有追求行政垄断的主观过错。从现代反垄断法发展趋势上看，世界各国逐步放弃了对垄断状态的规制而转向对垄断行为的规制。而垄断状态与垄断行为两者的主观要件是不同的。所谓垄断状态就是“指在某种商品或商业服务领域内，因市场规模、市场结构的原因产生市场弊害的情形”[18]。垄断状态一般是在合法、公平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或是规模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垄断状态尽管客观上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造成损害，但主观上并没有限制竞争的过错。垄断行为是市场经营者为了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故意实施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这种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主观上出自故意。为适应现代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反垄断法也应以垄断行为为规制对象，因此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一般也是表现为故意。另外，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也可能因对法律法规的误解而实施了非法行政垄断行为，此时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就表现为过失。经此分析说明行政主体实施违法行政垄断行为时都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

（三）行政垄断的客体要件

行政垄断的客体即行政垄断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行政垄断与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合谋限制竞争等经济垄断形式一样，侵害的社会关系也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是为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把握行政垄断的这一客体要件有助于我们划清非法行政垄断与其它非法行政行为的界线。现实生活中行政主体的非法行为很多，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也非常复杂，既有侵害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也有损害国家、集体、公民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判断一种行政行为是行政垄断还是非行政垄断的标准，就是看这种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不是竞争关系。只有侵犯市场竞争关系的行为才是行政垄断。

（四）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

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即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缺陷，没能概括行政垄断客观要件的全部。因为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是所有行政违法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它不能将非法行政垄断与其它行政违法行为区别开来。因此我认为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应从行为和结果两方面进行考察。首先，非法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表现为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实施的行政行为。现代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宪法也赋予了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力。但行政法治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政，合理行使行政职权，如果行政主体对经济生活实施适度干预时没有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就构成了滥用行政权力或越权。这是非法行政垄断客观要件的一个方面。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有很多种类，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也是其它行政违法行为的客观表现，并非行政垄断所独有，因此，作为非法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此种行政权力的滥用或越权只能发生在行政主体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情形下。

其次，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还应包括该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实质性地”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的结果。这是滥用或超越行政权力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自然应纳入到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中去。行政垄断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对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和活动的限制和损害。这一点，行政垄断同经济垄断是一样的，它们都构成了对市场竞争活动的限制、妨碍和排斥，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公正且自由的竞争秩序。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行政垄断中对竞争的实质限制与经济垄断中对竞争的实质限制概念相同，即在关联市场内实质性地限制了竞争。所谓“关联市场”，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所谓实质性地限制了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竞争的状态”。[19]

上述四个要件，是判断行政垄断是否违法的根本标准，缺一不可。

三、行政垄断与相关概念的异同

（一）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

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是我国对经济生活中垄断现象的最基本分类，其它类型的垄断无不是在这两种垄断分类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分。分析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相同点及不同点对于进一步厘清行政垄断的概念及其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

经济垄断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指市场主体控制某一产品或服务的经营的状态以及利用经济优势或者通过联合组织或合谋等方式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21]。具体来讲，二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1、主体要件完全不同。这是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一个本质区别。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及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而经济垄断的实施者则必须是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它经济组织。

2、垄断依靠力量不同。虽然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都是利用优势力量以抑制竞争，但是它们所依赖的优势力量完全不同。行政垄断的优势力量来源于行政权力，这种行政权力为行政主体所独有，它依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而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取得。经济垄断所依靠的力量是市场主体所具有的经济力，与国家的行政权力无关。它表现为经济主体对于自身经济力优势的滥用，这种优势并不必然或固定属于某一个市场主体，而是可能属于任何一个市场主体。

3、垄断行为表现形式不同。行政垄断主要是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命令与禁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来实施的；经济垄断主要是通过企业兼并、股份持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公正交易方法等经济手段来实施的。

4、强制力不同。行政垄断以行政权力为支撑，借助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干预经济秩序，普通市场主体既不能无视行政垄断的存在，也不能抗拒或逃避行政垄断的强制力量。经济垄断依据的经济力是经济主体自身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主要是经济主体单独或者联合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它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5、违法性不同。经济垄断仅违反了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而非法行政垄断不仅违反了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而且还同时违反了行政法，具有双重违法性。

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虽然存在着以上显著的差别，但两者之间也有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1、滥用优势地位。无论是行政垄断还是经济垄断，虽然其所依据的垄断力量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滥用了其所拥有的优势力量。根据现代反垄断法理论，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地位并不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换言之，反垄断法并不反对垄断状态的形成，而反对的是滥用优势力量的行为，这其中就当然既包括经济力的优势，也包括行政权力的优势。滥用优势力量的特征是将优势用于分割市场，以攫取垄断利润。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都表现为是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

2、对竞争造成实质性限制。实质性地限制了竞争是一切垄断行为造成的共同后果。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莫不如此，它表现为对建立竞争关系的直接或间接的拒绝，甚至是对一定交易领域竞争的完全消除。

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共同点表明，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因而有着共同的危害，即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垄断有时还纠合在一起。比如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中较多存在的兼具行政组织与经济组织双重身份的所谓行政性公司，既享有行政权力，又是具有独占地位或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它的行为究竟是行政垄断还是经济垄断，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清其所依据的是行政力量还是经济力量来判断了。

（二）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行业在我国也多被称为公用企业。长期以来，人们把行政性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将铁路、电信、自来水、电力等行业中存在的反竞争行为误认为是行政垄断行为，并对此非常不满。实际上，这些行业都属于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它与行政垄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垄断形态。

所谓自然垄断，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是指生产具有弱可加性的领域，即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则这个行业就是自然垄断的。[22]某些特定行业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投资成本高、设施布局大，一旦已有经营者投入运营，其它经营者就不愿意再投资搞重复建设，使得先投资的经营者自然而然取得了垄断或支配地位，这就被称为“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主要分布于公用事业领域，如电信、电力、邮政、铁路运输、民航、自来水和燃气等行业，都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

自然垄断(naturalmonopoly)的出现是必然的。当一个厂商的平均成本在市场上可能容纳的产量范围内不断下降时，自然垄断就会出现。[23]自然垄断也是合理的。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巨额投资，诸如自来水、铁路、电信等行业，如果允许自由竞争就容易产生“竞争过度”，将造成资源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因此自然垄断被认为是合法的垄断而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所谓“合法垄断”即是法律允许的垄断，其得以受到反垄断法豁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并且对社会整体和消费者个体有益，所以得到法律所容许和保护。合法垄断的内涵十分广泛，而自然垄断则是其中极为重要和典型的一种。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自然垄断是由于这些行业自身技术和资金密集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垄断经营更符合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需要，是基于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而形成的优胜劣汰，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属于经济垄断的一种。而行政垄断的产生基础是行政权力，是一种超经济垄断。其次，行政垄断实施的主体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关、行政机关所属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他们做出的行为往往带有行政强制性。而自然垄断的主体则是市场主体，彼此之间依民法的平等、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开展生产经营，并不具有行政特权。第三，也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即自然垄断是合法的垄断，为各国反垄断法所允许，属于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自然垄断的存在只会使市场运行更加有序、高效，有利于消费者的利益。而行政垄断除国家垄断等特殊形态外均属非法垄断，是反垄断法必须禁止的行为。

同时，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存在大量的沉淀成本，一旦企业进入就很难退出，因此新企业和原有企业之间必然会进行破坏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这就要求对新企业的进入进行管制，以确保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效率；同时如果垄断企业有定价权，它就会通过制定垄断价格而不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而获得利润，这就会侵犯消费者的利益，从而还应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价格管制。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以美国为代表许多国家纷纷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了全面管制。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多存在于公用事业领域，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些行业多由国家进行垄断经营。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融合，使自然垄断行业走向开放竞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可竞争理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各国反对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促成了放松管制运动的兴起。有些国家开始修改本国的反垄断法，逐步缩小自然垄断行业的范围。如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第六次改革就是以对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如电信、邮政以及其它经济领域取消管制和引入竞争机制为主要内容。

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也是同行政垄断相伴而生的，其中特别是非法行政垄断行为更加突出。二者完全不同类型的垄断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电信、邮电等自然垄断行业中都存在着严重的非法行政垄断问题，这也是二者被混淆的原因所在。

第二章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形态及其危害

一、行政垄断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行政垄断不是现阶段中国的特有现象，在10至13世纪受重商主义思潮影响的欧洲大陆就曾出现和存在过世界上最早的行政垄断[24]。我国行政垄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是由于现行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原因造成，而且还涉及到我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即行政垄断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行政垄断是中国现阶段垄断的一个突出现象，只有找准了它的成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对策予以遏制。行政垄断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垄断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商不分的历史传统是行政垄断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经历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所有经济活动都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没有发展起来真正的商品经济，更没有得到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等理念的熏陶，因此官商不分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民众中也不存在市场与竞争等观念。即使是到了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种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这种官商不分的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一种历史惯性，是行政垄断大量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历史根源。新中国成立后，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使这种历史惯性有所减弱，相反，由于连商品交换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以集权为标志的行政垄断在新的形式上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行政垄断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原因

1、体制原因

从经济管理体制上讲，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都通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来推动。各地区和各部门都不拥有经济自主权。在这种体制下实行的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统一的行政垄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改变了由中央集中管理经济的体制，将经济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使它们自主管理经济的权力不断扩大。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性的改革，因此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各项新制度同时并存，两者不断产生冲突，导致行政垄断行为不断出现。本来，中央和地方在经济管理上分权的主要目的，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搞好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但是，行政性分权在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表现为经济管理权力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和各经济管理部门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以条条为主为现在条块并存、条块分割的局面，各地区、各部门为一已之利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倾向，使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等非法行政垄断行为愈演愈烈。

一方面，对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来说，由于国家授权机制不健全，欠缺对行业主管部门运用权力的必要监督机制，很难保证行业主管部门不从狭隘的本行业利益出发运用所被授予的权力实施部门垄断行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分税制”的实施和“地区非平衡发展政策”的影响，各地政府为了保留更多的当地财政收入，提高政府官员的政绩，无不提供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下，以地方利益为导向的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地区、部门利益的强化以及与之相伴的追求地方、部门利益的欲望是非法行政垄断产生的内在动力，也是非法行政垄断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政企分离亦不能做到一分到底，一步到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核心内容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为保证改革的稳步推进，使经济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不至于出现剧烈振荡，改革的方式采取的也是逐步放权的政策，而不是完全放手，将其迅速推向市场。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存在政企不分的状态，因此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一般观念上已经形成了政府直接指挥企业的积习，这一状况一时难以彻底改变；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政府职权的重新界定、政府部门间的权限分工也一时难以准确把握，这些都给行政权力的滥用造成可乘之机。政企不分为非法行政垄断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2、法制原因

中国现行有关法律制度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无法有力地防止和制裁非法行政垄断，也是造成非法行政垄断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1）规制行政垄断的立法不健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没有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立法。直至1993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了两类非法行政垄断行为，才填补了这一空白。但现在看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定过于简单，很多非法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没有含盖在内，产生立法空白，导致实践中对某些行政垄断行为的处罚无法可依。

（2）法律责任规定过轻，缺乏查处监督机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规定对违法实施了行政垄断的行政主体行为仅“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此种行政责任之轻微显然达不到扼制非法行政垄断的目的。

（3）“管辖重叠、多头执法、相互牵制”的行政执法体制，也是导致行政权力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对行政垄断拥有管辖权的部门包括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多部门多机构的执法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整体性和严肃性，造成职责划分不明晰、裁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更加剧了诸如地区封锁、部门垄断等行政垄断现象的发生。

二、行政垄断的形态

对于行政垄断的表现形态，各界学者根据不同的依据和标准，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有人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等四种[25]，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垄断、行政强制经营行为、行政部门干涉企业联合行为及行政性公司滥用优势、妨碍市场竞争行为[26]；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和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27]，等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了强制交易和地区封锁两种非法行政垄断形式。下面按三种不同分类标准对行政垄断的形态予以说明。

（一）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和强制联合限制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大纲）》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将非法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和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种形态。

1、地区封锁。地区封锁又被称为地方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块块垄断”，是横向行政区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它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本地区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或妨碍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行为[28]。地区封锁的特点，是行为主体是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通过滥用行政权力，以割裂市场、妨碍和限制统一的市场流通的做法，达到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的目的。地区封锁不仅包括对商品流通的地域性限制，还包括对资金、技术、人员流动和企业跨地区联合的限制等，是最典型、最严重的行政垄断形态。

根据2001年4月国务院的《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施地区封锁的规定》，地区封锁的具体表现形式有：（1）限定、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生产的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企业、指定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服务；（2）在道路、车站、港口、码头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3）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规定歧视性价格，或者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4）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采取与本地同类产品或者服务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进入本地市场；（5）采取专门针对外地产品或者服务的专营、专卖、审批、许可等手段，实行歧视性待遇，限制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进入本地市场；（6）通过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信息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参加本地的招投标活动；（7）以采取同本地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不平等的待遇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对外地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侵害其合法权益；（8）实行地区封锁的其它行为。

2、部门垄断。又称部门贸易壁垒、部门分割，人们也形象地称之为“条条垄断”。它是指政府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或妨碍竞争的行为。部门垄断的特点，是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将统一的市场作纵向分割。部门垄断的基本形式有部门分割与垄断性定价两种[29]。部门分割是政府或其所属部门利用经济管理权限排斥、限制或禁止本行业以外的经营者从事某种经营活动的行为，垄断性定价是指政府或其所属部门违反价格法的规定制订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行为。

在我国，人们常常将“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视为同一概念[30]。这是因为我国在进行机构改革之前，行政机关中的经济管理部门是根据行业的不同而设置的，即每个行业都有其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的内涵是一致的。但是，从反垄断法的角度考察，严格意义上的行业垄断与部门垄断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属于不同类型的垄断。部门垄断是由行政主体实施的，属于行政垄断之列，而行业垄断则是经济垄断，其实施主体是经济组织，包括大企业、企业的联合组织和企业自主组织的行业协会等。当然，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大部分的行业垄断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些行业组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自律组织，而实际上是变相的行政组织。因此对两者的区分是比较困难的。在对二者进行区别时应主要根据行为的实施主体及其客观外在表现，即以是否以行政权力为依托来进行判断。

3、强制交易。又称政府限定交易、行政强制经营行为，是指政府和政府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限制其它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的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对企业实行歧视性待遇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其基本形式有强制出售和强制购买两种。强制交易的特点，是由政府支配经营者交易的意思表示，使经营者丧失了经营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自由，使消费者丧失了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实践中存在的强制消费者购买指定企业生产的水表、限定出租汽车公司选择指定品牌的汽车等，都是强制交易的典型表现。

4、强制联合限制竞争。是指政府或政府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本地区或本部门企业联合以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其主要方式是政府或政府所属部门出于某种需要或目的，运用行政权力，以“规范”、“引导”等名义，强迫本地区、本部门的企业联合或组成企业集团；或者强迫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兼并经营不善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强制联合定价，等等。这种现象违背了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损害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限制和损害竞争的做法。

以上四种非法行政垄断形态虽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都有存在，但其严重程度是不同的。相比较而言，地区封锁、部门垄断是最为严重、最为典型的非法行政垄断形态，必须重点予以规制，以防止其不断滋生蔓延。

（二）积极行政垄断和消极行政垄断

根据我国行政法学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理论，以行政主体是否主动作为为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积极的行政垄断和消极的行政垄断。积极的行政垄断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主动的行政作为实施的行政垄断；消极的行政垄断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不作为实现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方法的积极作用在于，由于消极行政垄断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因而容易被人们忽视。表面看来，行政主体没有主动设置竞争障碍，似乎不构成行政垄断。然而，由于这种不作为没有履行依法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定义务，因此与积极的行政垄断一样，都能产生限制正当竞争的效果。

（三）抽象行政垄断和具体行政垄断

以行政行为的实施方式为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抽象的行政垄断与具体行政垄断。抽象行政垄断是指行政主体以制定和法规、规章、命令、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这类垄断方式有两个特点，即对象的不特定性和可反复适用性。具体行政垄断是指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其特点表现为对象的特定性和不可重复性。与具体行政垄断行为相比，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时间更长、危害范围更广，并缺乏司法制约，因此应着重加强规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研究。

上述种种行政垄断行为，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企严重不分和政府继续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造成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法行政垄断行为限制了竞争，保护了落后，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生活中刚刚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机制，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合理的优化和配置。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将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妨害经济发展，导致政府腐败。因此，规制行政垄断的任务十分艰巨。

三、行政垄断的危害

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对非法行政垄断的查处力度，但是非法行政垄断现象依然有禁无止。如在汽车行业，从1997年到2000年，陕西省、湖北省、吉林省、沈阳市等有关主管部门先后以通知、决定、规定等方式限制外地生产的汽车进入本地市场，在全国有近30个城市对经济型轿车有各种形式的限制；又如1994年在黑龙江省鸡西地区的啤酒大战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外地的产品不仅拒办批发和营销执照，随意没收或者罚款，甚至还发展到八方设卡，围追堵截，其激烈程度较国际竞争中的保护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广州市交通管理委员会为排斥竞争对手，限制竞争，利用发放《公路经营许可证》的权力，对其他货运站限制或不发放许可证，迫使经营者只能进入其主枢纽场站经营，以获取利益；等等。凡此种种违法现象，不胜枚举。非法行政垄断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比经济垄断造成的危害更广泛、更持久、更严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的损害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的统一开放。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此必须构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完整的市场体系，使各经济主体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本质精神就在于尊重并依赖市场的统一性、自由性、公正性及竞争性。

而行政垄断行为总是以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利益为着眼点，将本应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强行分割为彼此封闭、互不联系的市场空间，将某地或某部门的经济封闭起来，形成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人为地割裂了市场，破坏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其结果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康发展。行政垄断已经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危险的破坏力量。

（二）对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损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为了维护竞争的有序和有效，必须建立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自由包括资源流动的自由以及进入退出市场的自由；公平主要是指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和市场机会的均等，同时还包括竞争过程、竞争环境和竞争结果的公平。[31]而行政垄断却限制和损害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和活动，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公正且自由的竞争秩序，致使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盛行，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将“行政垄断”纳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三）对市场主体经济自由的损害

市场主体从广义上理解应既包括经营主体，也包括消费者。因此对市场主体经济自由的损害就既侵害了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权，又侵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市场主体是构成市场的基本要素，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而人格独立、经济自由在法律上集中体现为市场经营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生产经营权。但是，非法行政垄断为了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市场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或者强迫市场经营主体从事（或不从事）某种交易，从而使经营主体的经营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它迫使经营主体放弃经济自主权，不得不听命于行政权力的支配，同时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毫不例外地由经营主体自己承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而非法行政垄断行为却往往限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同时在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的地区实际上就是落后工业得到保护，使消费者得不到价低质优的商品和服务。禁止和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违背了消费者的意愿，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四）对国家正常行政秩序的损害

行政垄断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它非法扩大了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经济活动实行不当干预，扰乱了国家的行政秩序。行政主体在规制经济活动时通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干预经济运行、推行行政垄断的起因，不能排除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取向。行政垄断往往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的考虑，不顾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统一性，为本地区、本部门谋私利，破坏了依法行政、政令统一的国家行政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和行政的权威，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行政紊乱。

行政权力滥用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行政垄断是一种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利相结合的垄断，如果缺乏对权力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就会使行政人员借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将公共权力私权化和个人化，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干部腐败现象将难以避免。因此，要根除腐败，维护国家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除了加强思想修养和法制建设外，也必须同时消除非法的行政垄断。

由于非法行政垄断行为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如何迅速而有效地规制行政垄断行为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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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8页。

[2]王保树：《企业联合与制止垄断》，《法学研究》1990年第1期。

[3]种明钊主编：《竞争法》（2002年版），法律出版社。

[4]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

[5]王旸：《论反垄断法一般理论及基本制度》，《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6]史际春：《关于中国反垄断法概念和对象的两个基本问题》，载王晓晔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09页。

[8]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9]《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8页。

[10]《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第908页。

[11]参见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和南斯拉夫《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协议法》。

[12]高凯生（台）：《经济学理论》，水牛出版社，第272页。

[13]种明钊主编：《竞争法》（2002年版），法律出版社，第328页。

[14]钟明钊主编：《竞争法》（2002年版），法律出版社，第290页。

[15]《关于反垄断立法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访安徽大学王先林教授等》，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第8页。

[16]参见种明钊主编：《竞争法》（2002年版），法律出版社，第348页。

[17]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修订第1版，第61—62页。

[18]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9]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207页。

[20]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从逻辑和实践两方面看，区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都是没有根据的。参见史际春：《关于中国反垄断法概念和对象的两个基本问题》，载季晓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6页。

[21]种明钊主编：《竞争法》（2002年版），法律出版社。

[22]参见郑鹏程：《论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调整》，《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8期。

[23]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姚开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24]参见徐士英：《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载季晓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25]王保树：《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26]徐士英：《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载季晓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

[27]邓保同：《论行政性垄断》，《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28]种明钊主编：《竞争法》（2002年版），法律出版社。

[29]参见郑鹏程：《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国行范文篇4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否认人本主义的思想，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赋予了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价值观所不同的科学内涵，他们根据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等重要论断，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崭新的内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人本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发展是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条件，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原因，而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的同时，确立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为人本主义注入科学的内涵。同时也确立了以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获得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法则的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开始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开始为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主义的价值开始回归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使得人本主义思想重现光芒，成为一种人们认可并得到重视的社会基本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环节都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取向2。一些有违人本主义的法律、规定的条文被废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与此同时一些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新的制度开始出台，比如，新的信访条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规定，再如城市拆迁条例的出台等等。政府的很多设施建设开始体现出人文关怀，政府的执法手段开始逐步摈弃简单粗暴而向耐心的沟通和依法方向发展。

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发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并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反，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还有很大市场，“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表现在不惜牺牲个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大树官位形象，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些官员为了GDP增长，不惜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生存，这是典型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物本位”表现。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问题，这与人本主义思想是严重背离的。究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规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人本主义思想甚至相抵触的条文，比如城乡的户口管理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对农民歧视的现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实人本主义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执法手段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时候个别现象缺少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严重伤害人们利益和伤害人们感情的执法情景，这些不仅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还严重干扰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场大的趋势正来势凶猛并在不断加强，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原动力，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一体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果越来越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3。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以及由此而需要进行的国际协调，即包括组织管理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本质内涵在于经济资源跨国流动与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甚至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传统权力也受到了来自主权国家领土内外的限制，发生变异。正如托夫勒所言，“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世界上很多国家为因应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纷纷进行行政改革，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呈现出“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趋势。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起着决策、引导、协调、监督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组织、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如果不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如果偏离了人本主义这个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事实上，我们党之所以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也真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的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总结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某种对发展问题的片面认识，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的快速运行，发展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4。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等严重问题。长此以往，我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不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偏离了人本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的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人本主义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树立人本意识，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管理目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就必须实现人本管理，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彻底改变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真正的深入到人民群众去，放下架子，为市场服务、为群众服务，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行政改革人本化趋势的内在动力。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同志为我们描绘出了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基本的价值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这个本，和谐社会就会成为无本之末。要牢固地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决维护人民凑众的利益。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及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都必须着眼于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价值标准。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发展职能或者经济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行政改革中落实人本主义，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5。这是因为: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其次，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后者一样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构成，是社会进步程度的反映，三个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三、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应该成为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第四、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其原因就是人类的发展由于陷入到片面性，依靠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而自然界对人类采取了报复，各种灾害不断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破坏。说到底，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以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这就需要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检验政府是否真正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强化发展职能，就是要牢牢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以满足近13亿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小康生活水平更加宽裕，人的潜力发挥和素质提高的基本条件不断改善:以迅速发展经济，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目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结构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与内涵集约发展之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服务意识、服务手段都十分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化，服务行政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他要求所有的行政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服务型政府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烈。一是市场化改革唤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社会组织和公众迫切要求政府保障其基本权利。二是政府是公平公正的守护神。政府通过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从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三是市场经济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失衡，政府必须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当好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协调、平衡好好各种利益的矛盾点，尤其要特别关注和保护弱势集团，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救济，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服务行政是人本主义在行政管理中贯彻落实的最好表达，因为服务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断去满足这种需求和利益。离开这个出发点，服务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讲，人本主义是服务行政的核心理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也将建立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选择目标。这就要求政府:首先是要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和传统的管制型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和施政原则，把实现公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和利益服务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把社会和公众作为服务对象，为社会服务。其次是政府权力要从无限转向有限。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必须仔细区分政府的权限，哪些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哪些市场需要管理的，哪些是需要社会管理的。政府必须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积极培育和健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使它们成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并向社会逐渐转移权力和放权，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最后是政府要调整管理方式和手段，适应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服务规则、管理方式、服务程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在具体服务规则方面，政府部门应注重提高服务效率，特别要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

公开与透明，能够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管理方式方面，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应趋向于协商、解释、说服，注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服务程序方面，注意便捷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公民到政府机构办事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较好地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管理手段上，要放弃过去单一的命令式的管理手段，而代之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提供服务和法律保障。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都将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行为和成效。“以人为本”己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上必然是服务行政。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应具有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本质是上是一致的。如何把这些理念和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以及政府改革、组织设计方案、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应该是新一轮行政改革必须考虑的。必须强化“以民为本”的意识，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设施等方面倡导人性化，突出公众的利益。要更新管理观念，倡导和树立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公开意识等。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行政法律法规的人本化。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执法的人本化。行政执法中的简单粗暴甚至野蛮无理己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阻碍着人本主义的落实。政府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性化趋向需要执法观念变革和执法制度创新的支持，政府执法应当强化以人为本的观念，发展执法制度的人本主义精神，表达法治的人文关怀，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要真情关切。应该说，这些情况正在改进，也是2003年来人本主义加强的一种表现7。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尊重人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政府执法应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人格，严禁殴打或采取其他侵害其身体的暴力行为，不对当事人实施精神折磨或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如游街、示众、罚跪(站)、辱骂、公开隐私等。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行政执法坚持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十六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制度文明，本质上是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如何尊重人，平等待人，如何为多数人服务。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还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这是实现行政管理向人本化管理转化的根本之道。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就是要为为最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增强国力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为方便民众服务，为平等对待公众服务，这就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

[6」肖振远:《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7]黄铸:《试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本观的统一》，《人民日报》2004年5月28日。

摘要：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个人价值和需求越来越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本主义价值观开始为人们接受和重视并在社会各个方面开始回归。我国的行政管理开始承认并接受人本主义价值。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以及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都是行政改革贯彻和落实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动因。“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客观上必然要求把不断满足个体的人的需求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国行范文篇5

干部文化教育是提高工农干部的关键，根据现有统计，全区城乡各系统脱离生产的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和仅及初小程度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帮助他们突破文化关，荆州地委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也在为今后工农干部的大批培养与提拔创造条件。

（一）在1949年到1953年，在区以上工农干部中，分期进行速成识字班的教育

1.省文教厅代开办速成识字法训练班，一期专门训练速成识字法教员，由每个地委、市委、县委选派干部2名，于7月20日前到省集中受训，为期2个月，结业后仍回原地充任速成识字法教员。

2.各县应即准备于十月初开办第一期速成识字训练班，本年至少应办一期，1953年内办5期，每期1个半月至2个月，抽调区以上文盲、半文盲干部50至70人受训，计划至达于1953年底将现有区以上干部文盲、半文盲轮训完毕。

3.各县可成立速成识字法推广委员会，以县委书记或县长为主任委员，县委宣传部长与文教科长为副主任委员，各市委与地委直属省委员，亦可成立类似组织，以便统一领导。

4.为使干部经过短期识字教育后，能够进行得到巩固与提高，各地应采取如下有效办法：第一，号召知识干部帮助工农干部经常的文化学习，专人专事的订出互助计划，并检查其实行情形。第二，多要他们写报告、写信、写短文。各级领导机关应组织知识分子干部为他们修改，写的好的应多予表扬通报。第三，不断供给通俗书报杂志，并号召他们多争取为报刊通讯员，取得联络与帮助。第四，尽量把他们组织到宣传员、书报组、黑板报、及其他政治文化活动中去。第五，采取各种办法与各种形式，鼓励他们文化学习的热情，并多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并定期予以议评。

与此同时，建国初期荆州地区，各县与部分县辖镇相继设立人民教育馆，后更名为文化馆，担负图书借阅、戏剧改革、编黑板报和进行业余教育等。1950年前后，成立专区文联及各县文联或筹委会，在许多乡镇建有业余剧团。

（二）在1953年到1957年，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的方针与基本要求是积极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巩固提高大力开办各种文化学校和训练班。

1.在离职学习方面

（1）县委县级干部，凡文化程度不及高小毕业者，全部分批调入地委文化学校学习达到高小毕业。

（2）区委正副书记区长等区级机关主要领导人，现正在地委干校学习的，年底大部分可以达到初中学业，高小学业以下者，全部抽调到地委学习。

（3）乡支部书记、副书记、乡长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全部调离扫盲，由各县开办扫盲班（或文化班）负责训练。

2.在业余学习方面

（1）几年来业余教育工作已有开展，并获得一定成绩。但这与要求还相差很远，全区据初步调查（缺洪湖、荆门）干部中，除少数离职学习外，大量的干部主要是在职业余学习。，因此，必须大力组织干部业余教育。

（2）根据各县不同情况，学员对象；必须贯彻以干部为主的原则。

（3）区级机关业余文化学校，今年要求各县在半数以上的区办起来。

通过以上措施，积极的、有计划的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干部文化教育是党培养干部的重要环节，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为此，必须批判那种认为学文化搞得好坏没关系，或者只看到眼前工作繁忙，看不到今后工作发展的需要。

二、地委关于加强农村的扫盲工作

（一）当前农村扫盲工作的情况

我区农村扫除文盲运动，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春节前，全区共组织570089人入学，占全区文盲总数的20%强，其中青年274120人，妇女219192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已训练民师29352人，在教学方法上，由于创造了一些扫盲服务中心和推动中心的经验，广大干部群众反映良好。如有的群众说，“不但领导我们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还领导我们文化上翻身”,“合作化、学文化是共产党又给我们办的两大喜事”.

但另一方面，扫盲工作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特别是春节后，一部分学员未及时复课。如不抓紧时机解决，将有重复过去“冬紧春松夏垮台”的危险，其原因是由于有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中央关于加速扫除文盲的指示学习不够，看不到扫除文盲并继续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水平，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因之也就放松了对扫盲工作的具体领导。部分区、乡领导，尚未把扫盲列入全面生产规划与议事日程中去，怕“扫盲影响生产”,这种右倾保守思想，是某些地区扫盲运动开展得不好的基本原因。

（二）为了全面开展农村扫盲工作，为生产中心服务，地委特作如下指示

1.进一步加强党对扫盲工作的领导，是全面开展扫盲，巩固学习成果的重要关键。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级党委要把扫盲工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在安排农村工作时，要具体把扫盲安排进去。为此，各县委扫盲5人小组应迅速成立，具体领导扫盲工作，区、乡党委应分工一个副书记或委员负责领导扫盲工作，乡文教组织不健全的也必须结合并乡迅速健全起来，农业社应由专管政治工作的副主任兼管社员学习。此外，各地扫盲协会也要尽快的建立起来，农村工作干部，也要积极参加扫盲工作。县、区委除平时加强检查督促外，也要定期的讨论扫盲工作。

2.大力作好民校巩固工作，乃是当前扫盲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地委认为，在春耕生产以前，凡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原定入学任务的地区，要以巩固提高为主，如果群众要求，仍可适当发展，没有完成入学任务的地区，要边巩固提高，边积极开展，在巩固入学学员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继续组织群众入学，完成入学任务太差的地区，必须大力开展，但也要随时注意提高质量，为了做好民校的整顿巩固工作。

首先应妥善安排和调整学习、生产和会议时间。善于根据农事忙闲程度和生产、工作情况，把农民业余时间作适当的安排和灵活的调整，善于抓住生产空隙组织学习，切实做到“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教学原则，在基础较好的地区，逐步推行每月20个晚上的学习制度。

其次，是依照农民生产、生活的特点和条件，对不同对象采取适当的多种多样的学习组织形式，如对有条件的青年男女组织课堂教学，条件较差的如一般干部，壮男等应以生产组织为基础，或按居住情况编成小组，分散学习，那些工作忙、会议较多的主要干部和妇女，就采取自学辅导，包教保学、送字上门，等办法，组织个人学习。总之，应采取各种便利群众的教学形式，切实开展教学活动。

其三，教学内容必须结合群众生产、生活和工作，以提高农民学习兴趣，各地当前可推广公安38个民师提出的一个月内教会群众记劳动手册的倡议和天门的民校经验。

其四，健全组织制度，如考试、请假、奖励等制度，严格掌握做到准时放假，定期开学，对督促农民坚持常年学习会起很大作用。此外，还必须做好民师培养提高工作，作法是加强辅导，组织集体备课，观摩教学，成立传授站，进行层层传授，以及老教师带徒弟，举办教师进修班等等。

3.扫盲工作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学习运动。应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党的宣传部、农村部应加强对扫描工作宣传，教育部门负责提出扫盲规划的建议，具体领导教学，编写教材，培养民师，青年团保证青年学习，并与教育部门合作，培养民师，改进教学，妇联负责动员妇女上学，解决妇女上学困难，兵役局保证民兵的学习，使民兵训练与扫盲密切配合起来。文化科应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开展对扫盲工作的宣传，建立农村图书室，组织阅览，解决业余剧团文化学习。50年代主要配合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广泛开展宣传演出，城乡盛行唱歌、演戏、扭秧歌、打腰鼓，1956年举行全区首届民间文艺会演，收集整理、创作一大批音乐、歌舞、曲艺节目。

国行范文篇6

关键词：抽象行政行为听证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在我国行政法中对行政行为的分类中，最主要的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行政现象日益复杂，行政法律关系也渐渐复杂化。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国行政公开，特别是我国的“红头文件”的公开。此外，根据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的原则，我们对抽象行政行为给相对方的权利造成的侵害应该给与相应的救济。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受案范围。我国的行政诉讼也应将其适当的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同时，我们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为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规定相应的、法定的程序来规范抽象行政行为。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及其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是一个学理概念，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定义，至少有30多种，这些定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企图划定一个抽象行政行为的边界，以便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通说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主体制定的，对后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复适用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从特征上说，非特定人是相对特定人而言的；对后发生法律效力是指其效力及于未来；可以反复适用是指可以不止一次地适用该规范性文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才能称为抽象行政行为。

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立法行为。其依据是《立法法》第二条“法律、行政法、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因此，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制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但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行为显然是指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使得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行政规章的行为。而我国绝大多说的学者认为，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将抽象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立法行为是极为不妥的，它会造成诸多问题。至少会造成如下问题：（1）对行政立法进行了过大解释，扩大了行政立法行为的范围，必然导致时间中行政立法权普及化、部门化和地方化，影响行政法制的完整和统一；（2）这种“等同”完全排除了在行政立法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环节的存在，意味着行政机关除了立法，就只能采取具体行政行为，极大地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职权，使得行政行为单一化、简单化。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

二、作出抽象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相关制度

听证程序

一般认为，行政听证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涉及有关当事人权益的决定时，必须先听取对方意见的一种法定程序。其基本目的在于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法律人格，保证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与公正性，事前防范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发生。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其中以美国最为发达。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首次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这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次很有意义的突破。在听证范围问题，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除了目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几类重大的行政处罚实行听证之外，其它的一些涉及行政相对人的重大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限制人身自由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较大数额的行政收费、行政许可等是否需要实施行政听证程序？我国行政机关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也有必要或可能实施行政听证制度？目前，法学界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行政听证程序的发展给予很大的关注。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有必要进行听证。

从我国情况看，在《行政处罚法》确立对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以前，尚无法律、法规或规章对抽象行政行为实行听证作出明确规定。但在《行政处罚法》施行之后，有些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开始了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听证的实践，甚至作出了有关听证的具体规定。如1997年4月23日，福建省物价委员会就确定福州市居民使用管道混合气的收费价格问题专门举行了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物价决策官员认为：听证会上的意见“对于我们科学合理地确定福州管道混合气价格很有帮助。”再如江苏省物价局今年则制定了专门的《江苏省公用事业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④这些都反映了一些行政机关对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实行听证制度的的实际探索和积极态度。

在国外，听证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是将行政听证制度运用于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在美国，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一般都要经过听证程序，但听证又分为非正式程序和正式程序即审判式听证两种。非正式程序是行政机关在法规制定中，先将其所要制定的法规草案或其主要内容予以通告公布，供公众了解和评论，行政机关可以接受书面或口头意见、采取非正式的磋商、会谈、咨询以及其它方式来听取公众意见，最终考虑公众意见来制定法规。在这一点上，我国有关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要求广泛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与之是有相似之处的。但在行政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与一般性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是有重大区别的：听证（无论是正式听证或非正式听证）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制度，它对行政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是有约束力的，未经听证的行政立法将是无效的。如美国将法规草案或其主要内容向公众通告就是一种法定程序的规定，未经这一过程而制定的法规，将因程序上的严重缺陷而不能生效。⑤而行政立法中一般性地征求公众意见可由行政立法机关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无论是否采取均不影响其立法活动的效力。据此而言，我国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建立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法律程序。正式听证程序则在方式上更为严格，它是行政机关在制定某一法规之前要举行专门的审判型听证会，由有关当事人到会提出意见及其证据并与行政机关进行口头辩论，听证所作的记录将是制定该法规的根据。在美国，制定行政法规主要采用非正式程序，只是对一些法律特别规定要举行审判型听证的法规制定，才运用正式听证程序。⑥在日本，对于法规命令的制定程序没有一般性的听证程序规定，但有时要求：“制定某些命令应经过听取审议会意见（公害补偿法第60条第2款）、如开公听会、听取有关人员及一般公众的意见（景表法第5条）”。⑦在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有必要广泛实施行政听证程序，这要根据行政听证的功能并结合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和实际状况来考虑。听证程序作为一种现代行政的民主法律制度，其功能在全部行政程序中是非常独特的。这些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行政活动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取向上，它偏重于确保公正，兼顾效率，有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牺牲效率。其次，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这一程序的作用并不在于保证行政实体权力的实现，而是主要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它是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它是通过赋予行政相对人听证权利形成一种外部约束力，以抗衡行政权力的恣意使用，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并阻止违法行政行为的生成。可见这一程序与行政程序中的其它步骤诸如立案、调查、取证、执行等在功能上是不同的，后者是偏重于实现行政实体权力，偏重于有效实现行政目标。最后，听证程序对行政行为违法的防范是事前的，这便使它不同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事后救济程序。结合以上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和行政听证的功能来分析，抽象行政行为是有必要进行听证程序的。

在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听证的原因有：第一，抽象行政行为通常是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规定和分配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活动，这一活动的本质和宗旨就是要求公正、合理地分配权利义务，而听证的重要功能就是保障公正，是在全部行政程序中确保公正的最主要步骤。第二，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行政立法行为，这些行为的权力起源于国家立法机关（议会）的委托和授权，其结果使立法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议会立法是代表协商讨论后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法案的通过，而委托和授权给行政机关之后便基本成为由行政机关单方作出决定的方式，即它并非是各有关利益方协商合意的结果。而且，在行政机关内部，行政立法最终的形成上有时还采取的是首长个人负责制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因而在民主性上远不会或权力机关的立法，由此它容易产生只站在行政主体自身立场而轻视相对人利益的结果，也容易产生个人专制立法。这种立法在高效上是有优点，但它极容易侵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而在行政立法中运用听证程序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听证程序可以使行政相对人参加到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相对方的意志。第三，抽象行政行为针对的是广泛而不特定的对象，而且能反复适用，一旦其不公正、不合理，对以后产生的危害性将是普遍而长远的，即使将来能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也将造成一些大的损失，国家为纠正这种危害所负出的代价也比较巨大。而行政听证制度，根据其功能能够事前防范这种结果。

如何在我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我们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听证范围问题。听证程序虽然能够体现一定的公平、公正的价值，但如果事事都必须经过听证则会牺牲行政效率。因此，我们必须对听证范围进行界定。首先，凡不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较大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都不必确立听证程序。如行政机关的内部抽象行政行为，只涉及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很小数额的收费（如清洁费等）或罚款等，因为这类抽象行政行为没有涉及或较小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同时，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对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也做到大体一致。对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较重大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果有一定的方法和措施能明确、及时地防范和纠正的，也不必硬性确定听证程序。如对执行性的抽象行政行为就可如此。此外，紧急事项例外。对于虽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重大权益，但属于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情况紧急而及时作出重大调整的抽象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法的应急性原则，则不应采取听证程序。关于听证方式的问题。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应借鉴美国的非正式听证程序。

（二）行政公开程序。

抽象行政行为的公开包括两个方面，即抽象行政行为作出过程的公开和结果的公开。其作出过程的公开有听证制度保障。我们所要说的是抽象行政行为结果的公开。这与保障行政相对方的知情权相适应。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方必须将其行政法规、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公开并建立相应的咨询制度。避免“红头文件”对相对方造成损害，而相对方却对其一无所知。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行政相对方的知情权。

除以上述两种程序制度外，还有许多制度应该进行完善，如应该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并向权威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总之，在我国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

三、相应的救济制度

依据“有权利就应该有救济”原则，针对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犯相对方权益的行政纠纷应当提供相应的救济方式。当前，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如《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可以对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政府的规定进行行政复议，但仍然排除了对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行政复议。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诉讼的范围。《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采用“违法原则”，而非“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则，而“违法行使职权”既可能通过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表现出来，又可能通过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表现出来。国家赔偿法实质上已经过大了司法机关对审查监督范围。但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的范围之外。

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因此诉讼范围不宜过分宽泛。但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应当与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相适应，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其必要性表现在（1）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可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保证法院审判权的完整性。（2）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这种法制并不排除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⑧（3）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共性及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运用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了抽象行政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监督。⑨（4）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无审查抽象行政行为职权，便无从审理行政案件，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5）根据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成员方政府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将纳入到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部分终局行政裁决行为将纳入到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这些都要求我国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进一步得到扩展。

此外，外国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例如，法国行政法院可以受理公民对条例质疑的案件，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条例违法，可在条例公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其他诉讼中，主张条例无效，对本案不能适用。⑩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撤销诉讼是请求撤销“属于行政厅处分及其它权力行使的行为”，这些处分就包括直接具体地决定国民权利的法令及条例，但这些法令和条例必须是具有“纷争的成熟性”，即已至最终决定的终局阶段。对于英美国家来说，有所谓的“推定可审查原理”（Theoryofassumptionofreviewability），即凡是法律和司法判例不排除审查者，都可以推定为法院可对行政机关的任何行为进行审查。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应将抽象行政行为适当的纳入受案范围，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进一步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督促行政主体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能够依据法定的职权、法定的程序。降低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不合理性。这同时也保证了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范围上的一致，保证了法律规范的统一性。

此外，我国还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立法监督。我国《立法法》第88条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和撤销下一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注释：

①马原主编：《行政审判实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②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5页，方世荣《论具体行政行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90页。

③参见《经济日报》1997年5月14日。

④参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9日。

⑤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⑥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⑦[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⑧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⑨高鸿：《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版第3期。

⑩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页、第730页。

参考书目：

1、《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张树义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

3、《行政法学新论》应松年主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

国行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复议前置诉讼衔接

一、复议与行政程序衔接关系

（一）现有类型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最为直接的法律规定。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当事人选择补救手段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一般原则，行政复议前置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例外的模式。

其实，除了上述条款所确定的复议与诉讼自由选择型、复议前置型两种基本类型以外，根据我国其他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程序衔接还存在终局性选择型、复议终局型迳行起诉型三种例外情形①。（1）终局性选择型。这种模式意指相对人对箕行政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旦相对人选择了行政复议，就由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终局性裁决，对行政复议定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我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条、《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29条以及《行政复议法》第14条均属于终局性选择型的规定。（2）行政复议终局型。这种模式意指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寻求救济，即使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在我国，受司法审查范围限制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立法脱节等因素的影响，行政复议终局型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情形：《行政复广义法》第30条第2款所规定的省级政府确定的复议决定；《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3条所规定的人民政府针对不许可集会、游行、示威决定作出的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对定作的处理决定；复议机关对除行政处罚之外的其他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变更复议决定。（3）迳行起诉型。这种模式意指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直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4条、《草原法》第21条、《商标法》第50条、《著作权法》第55条、《兽药管理条例》第48条、《土地管理法》第16、83条等少数行政法律、法规有类似规定。

（二）缺陷分析

从理论上说，我国立法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多元化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实证角度来看，上述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设置标准不明确、无规律可循。鉴于复议与诉讼在程序上的衔接关系与相对人救济权的实际行使和最终实现息息相关，因而立法上必须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综观我国当下有关复议与诉讼衔接关系的救济程序（如是否需要先行提出复议）完全听凭于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更严重的是，复议与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设置还极其零乱，不仅不同种类的法律法规之间规定的模式不同，而且同一种类的法律法规之间、同一类型或同一机关管辖的案件之间甚至同一部法律法规不同的条款之间的规定也不一致。例如，同样是属于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草原法》规定的是迳行起诉型，而《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是终局性选择型；同样是涉及水资源的法律，《沙土保持法》规定的是非终局性选择型，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则是迳行起诉型；又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1款规定的是复议前置型，第2款规定的则是终局性选择型。如此随意的制度设计，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2、设置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影响到行政纠纷及时、公正的处理，无论对复议与诉讼衔接关系作何种安排，其本意都不应该是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设置障碍，而应当是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获得更为方便、有效的救济。然而，考察现行的相关制度设计，却发现其关于复议与诉讼衔接关系的设置违背了这一初衷。以作为一般原则且受好评的复议与诉讼自由选择型为例，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法治的精神，也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但是，在下列一起普通行政案件中，人们会发现当事人的盲目选择有时会产生对其极为不利的后果：享受的是程序自由选择权，丧失的却是其意欲维护的实体权利。该案的基本情况是：一户拆迁户有三口人，夫妻二人均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人已七十多岁。在与负责拆迁的公司就拆迁安置事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房屋管理部门作出裁决，，安置该户回迁位于无电梯的六楼顶楼的一套三居室。该户家庭成员均认为安置不公，没有照顾到其特殊情况。于是直接起诉到法院，要求给个说法。但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法院认为房管部门裁决安置楼层的高低属于其自由量范围内，法院无权进行审查。在此案中，当事人选择的是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行政行为不当并不属于法院的审查范围内，因而当事人目的根本无法得到实现。相反地，如果当事人当初选择的是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那么复议机关就完全可能通过适当性审查解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从而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即使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仍然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法院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敦促行政复议机关履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的职责。如此以来，当事人不同的选择竟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而这种选择权恰恰又是法律所明确赋予的，这种局面不能不令人对现行立法有关复议与诉讼程序衔接关系设置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3、设置的正当性不足，行政权对司法权侵蚀的现象十分严重。作为法律救济的具体方式之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本质上具有“同价性”，二者之间和程序衔接关系直接反映了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立与协调。如果设计不当，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就会出现相互侵蚀，进而导致整个行政救济体系的紊乱。在我国，大量的复议前置型和复议终局型的存在既是设置不正当的体现。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7条将复议前置型的规范依据下放到“法规”，导致实践中相对而言人救济权行使的自由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在当下我国行政复议机制普遍难以公正化解行政纠纷的情况下，这种安排无疑延缓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且在客观上加大了当事人维权的成本。更严重的是，复议终局型的广泛存在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法治国家所公认的司法最终原则，从而造成了行政权对司法权大面积的侵蚀。即使从微观角度而言，当下复议终局情形的存在下也缺乏合理解释：专业性、技术性更强的商标、专利纠纷都已经全部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为何技术性较弱的出入境纠纷却还可以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作为行政机关一分子的国务院的裁决为何就具有终局性？难道说行政级别就可以成为剥夺公民诉权的正当理由？可见，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蚀已经成为现行复议与诉讼衔接关系设置不当所造成的一大恶果。

二、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的制度设计

（一）应严格限定行政复议前置适应的范围

所谓行政复议前置，即行政复议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是指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必须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仍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②。虽然实行行政复议有一定的合理性，如：1、实行行政复议有利于行政机关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利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义务便于行政职权的行使。2、将大量行政纠纷全部推之于法院法院将无力承担，行政复议在这方面起着“过滤的作用”，使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纠纷由法院来承担。但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行政复义案件居高不下的维持率和判决改变率，行政复议前置所具有的减轻法院负担、加速救济程序等内在功能不仅难以发挥，甚至还阻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维护，因而必须减少目前单位立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前置情形，将复议前置引向那些真正能够发挥行政机关优势的事项中。具体构想如下：

第一，对《行政诉讼法》第37条第2款进行修改，取消“法规”可以设置复议前置程序的规定，将此项权力仅仅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如此以来，复议前置的范围有所缩减，作为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救济选择权将获得更为有效的保障。

第二，将复议前置模式限定于某些具有极强技术性、专业性的案件领域，以便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和技术优势。这些行政争议大致包括：商标、专利、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交通事故、环保、税务、海关、商检、外汇等。

第三，鉴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仅仅局限于合法性审查，因而对于涉及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的案件应以复议前置为原则，避免因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导致当事人无法获得行政救济。如果相对人因无法辩认而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有义务在案件受理之后的合理期限内以案件所涉性质（即合法性、合理性还是二者兼具）进行初步审查。一旦发现案件涉及例题性争议而法院无法进行审查时，应当告知相对人撤回起诉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

（二）明确司法最终原则。

司法最终原则，亦称救济原则，是确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重要准则。行政复议活动虽然是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与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但不是最终的救济方式。当事人对行政复议不服的，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外，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的终审判决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最终决定③。为什么实行司法最终原则有其合理性：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对行政机关进行外部监督便于更好的依法行政；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

总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已成为社会救济的两种重要制度，进一步做好二者之间的衔接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健全法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应不断对二者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行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①参见张步洪、王万华著：《行政诉讼法律解释与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国行范文篇8

一、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缺陷

1、立法方面疏漏不宜操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我国确定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司法执行模式。在这种执行模式中，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后，出现执行不能的情况，可否再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对此，《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理决定感到有利可图的自己强制执行，无利可图的则申请执行，这种做法在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利益驱动、行政执法不规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则给行政机关执行权的随意运用提供了方便之门。

2、司法权超越行政权。

法院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依法定程序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乃是法院的首要任务，审判职能被看成是法院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职能，也是法院与政府最明显的区别所在司法厅权有两个本质特征——裁判性和被动性。即有纠纷才有司法，不告不理。而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其也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性和主动性。因此，行政强制执行从根本上看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是行政权的一种运用，但现在却由人民法院来行使，这是司法权超越行政权一个典型表现。

3、法律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能实现。

在我国现行的司法执行模式中，行政强制执行有一个前提，即相对人既不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如果对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行政处理决定再进行司法审查，这首先浪费了司法资源。再深层次分析，对已经设置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两种法律制度也是浪费，人们谁还会去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在强制执行前还有法院审查这一关。实践中这种司法操作手续的烦琐，影响了行政效率。

4、法外现象影响社会效果。

人民法院实行审执分离后，其他案件都按此进行了分工。由于行政庭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多，为平衡各庭之间的工作负担，有的法院不得不将行政案件和非诉行政案件交由行政庭来执行。而行政庭面临人员和财力紧缺的问题，行政庭自行执行所有的案件已不可能。事实上，目前很多法院更多地依靠行政机关来实施。实践中出现的这些法外现象，说明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体制的确存在着制度上的欠缺。实际运行中，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后，人民法强制执行，尽管法官在执行时要讲法说理，但老百姓常常想到的是“官官相护”，其次感觉到是法院只不过是行政机关的工具，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另外，由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多或少的地造成一些行政机关依赖思想，在作出一些棘手的行政处理决定后，将执行推给法院了之。

二、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构思

要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双重价值取向——即提高行政效率和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归还行政机关，在这个前提下，构建新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笔者建议尽快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把行政强制执行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关于实施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依法进行，这是行政强制执行最根本的原则，也是行政强制立法的基本目的。其内容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内容、方式、程序必须合法。国家行政机关在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时，如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或缺少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均属违法，该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应属无效。行政相对人有权申请救济，并应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合理性原则：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合法、公平、适当，以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一原则包括执行手段的从优先原则、适度原则、人道主义原则以及社会整体利益优先考虑原则等。

3、高效率原则：行政权的运用一般都要贯彻及时、效率原则，而行政强制执行要使逾期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及时履行义务，更需体现高效率原则，否则就失去了行政强制执行的意义。

4、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在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应贯彻首先是教育，然后是强制，强制中仍寓于教育的精神。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一般应先告诫当事人，尽可能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

（二）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

根据我国国情，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可分为以下三种：

1、代履行。指义务人逾期不履行义务，该义务由他人代为履行能达到目的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代为履行或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代履行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一般认为，代履行费用可在执行前或执行后征收，义务人拒不缴纳代履行费用的，可强制征收或划拨。

2、缴纳强制金。即义务兵人逾期不履行不能由他人替代的义务或特定物的给付义务，行政机关采取罚义务人缴纳强制金的方法，促使其履行义务。义务人拒缴强制金的，也可依法强制征收或划拨。

3、直接强制执行。这是行政在无法使用间接强制执行达到使负有行政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或在遇有紧急情况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加以适当实力强制，使其履行义务或取消危险和危害社会行为状态的严厉的行政行为。直接强制执行可分为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强制、行为强制、财产强制等内容。

（三）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法”的条文应侧重于程序规定，以弥补和完善我国过去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执行规定在这方面的不足。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依法行政处理决定，预先告诫相对人限期履行义务，为义务人提供最后机会。

2、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发出行政强制执行通知书。执行决定内容包括义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执行的机关、时间、方法、程序、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途径等。

3、执行实施。如果义务人在限期内仍不自动履行，行政机关就要依据行政强制决定采取具体强制措施。其与民事强制执行基本相同。

国行范文篇9

[摘要]近年来，“韩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我们的视野，尤其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流行不衰。本文从两部韩国爱情剧《浪漫满屋》和《我的名字叫金三顺》说起，分析其文本的“灰姑娘”叙事模式，说明其俗套之处。其次，从爱情剧文本叙事的细节、唯美和影视话语的充分调动等方面说明文本本身的取胜之处。其中还兼顾的讲到中国受众群体的状况和东方式的审美文化心理。此外，从两国文化发展的高低位置，中国社会转型期状况以及文化政策上分析“韩流”流行的原因。最后着重点出中国文化“韩化”的杞人忧天性。

[关键词]叙事模式灰姑娘唯美悲情

不知何时起，“韩流”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我们的视野，街头巷尾韩国料理、韩国服饰店鳞次栉比；韩国精品、饰品、化妆品琳琅满目；行走在路上，不经意间飘来的就是某个热播的韩国连续剧插曲；巨幅的韩国明星照招摇过市地显现在门头店后……各个电台循环热播的令人应接不暇看到的或者在音像店信手拈来的《巴黎恋人》、《大长今》、《浪漫满屋》……，都让我们不能回避扑面而来的这股“韩流”。

然而，令我们惊奇和疑惑的是：韩剧真的有那么好看和吸引人吗？仅就2005年热播的两部韩国爱情剧《浪漫满屋》和《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来说，其故事内容，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如出一辙，而且许多情节、细节一致到不能不令人怀疑到底是谁在抄袭谁？这么俗套的爱情剧，却依旧阻挡不住我们观看的热切，每部片子初露头角，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守在银屏前翘首企盼，无论每部片子有多么雷同，无论我们有多少似曾相识的感慨，无论其中的煽情工具被多少导演在剧中运用，无论结局我们是否早就可以按照韩剧的惯常思维设想出来，我们依旧如第一次看韩剧般新奇和激情不褪，每部片子都照常买单，跟着剧情像着了魔的疯子似的时哭时笑，唏嘘不已。是中国观众太好被骗了？还是韩剧真有那么大的魔力？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一下韩剧的文本。2005年热播的韩剧很多：《大长今》、《浪漫满屋》、《巴黎恋人》、《爱在哈佛》、《悲伤恋歌》、《我的名字叫金三顺》……尤其是《浪漫满屋》和《我的名字叫金三顺》，采用韩剧惯用的“灰姑娘”的叙事模式。“灰姑娘”的模式，常以两个地位落差较大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母题，然而“灰姑娘”的性格、相貌、职业、文化素养、生活背景在不同的叙事作品中总处于不断变化中，不同文本在化解“灰姑娘”的爱情矛盾的方式也不一样，“反对者”的存在让“灰姑娘”爱情多些波折（现代版的“反对者”多为“王子”的父母和双方的情敌担当），而且起到考验主人公爱情的作用。这两部韩剧的叙事基本模式是：首先，家境普通的女主人公有难（前者是韩智恩被“好朋”欺骗，为了保住父母留下的房子；后者是金三顺家中破产也是为了保住房子），不得不与有钱的男主人公签订协议（前者是结婚协议，后者是恋爱协议），而且两个男主人都是为情所伤才做出如此鲁莽决定（前者的男主人公李英中被自己所爱的女人深深伤了面子，一气之下才把身边的韩智恩当作挡箭牌；后者是玄真贤因女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不明原因的离开而深深受伤，为了搪塞一直让自己不断相亲的母亲而和自以为相互不会产生感情的“没女”假装恋爱）。两部电视剧都是女方先发现自己爱上对方，当男方对女方也从冤家的水火不容转有好感——有违游戏规则时，无巧不成书的时，男方先前爱恋的女性——第三者（也是“反对者”）出场，正当男主人公犹豫不定难以取舍之时，带之而来的还有喜爱女主人公的另一男性，使得本来就复杂的“三角恋”越发热闹起来。“情”是韩剧叙事的原动力，这种爱情注定要经过种种磨擦、猜忌、疑虑、分分合合的马拉松式长跑。不过，结局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

同时，两部韩剧中的许多细节和情节也出奇地一致：两部韩剧的女主人公都有着阳光般灿烂、温馨、简单、快乐的性情，还有善良、纯朴的心地，（“傻乐”型的女人绝对有福气，这些“灰姑娘”虽处社会底层，但她们的简单、明朗、与众不同的个性激起有钱的帅男的好奇心），且都有逗男主人发笑和快乐的能力；两个女人都爱吃，大谈美食之道，有爱做白日梦的习惯；连男主人公在先爱上的女人面前还叫着另一女人的名字的口误都一样；都有女主人公在情敌出现时想挽留男主人公却遭拒绝的伤感、无奈、感人场面；还有用来煽情的道具——秋千……

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韩剧不是靠它俗套的文本叙事模式而是靠细节、细腻、唯美和有效调动的电视语言取胜。

韩剧演的、讲的并非什么宏大场面，宏大叙事，只是平常人琐碎的生活小细节，平淡的居家生活，吃喝、工作……男男女女的爱与不爱，喜欢与不喜欢和吵吵闹闹、分分合合。恋人的一个眼神，一束鲜花，一个感动或惊愕的表情等，都可能成为特写镜头，放大给你看，让你清清楚楚地欣赏和体味。《浪漫满屋》里宋慧乔和Rain好像什么都没做，一直围在他们的“浪漫满屋”里拖地、打扫卫生和做饭。就在耳鬓厮磨中，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爱情慢慢地滋生、生长、壮大。此外，搞笑幽默的细节加入令韩剧增色不少。《我的名字叫金三顺》基本上算喜剧片，其中引人发笑的场景很多。金三顺的“没女”形象本身就是一出喜剧，她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丑俗的名字改掉，但却历经“磨难”，并为实现。她的吃态、坐姿、走势……酒醉后的呕吐、人事不省、生理失控……丑态百出，却又令人忍俊不禁。厕所戏分尤其多：第一次，失恋的金三顺误入男厕，衣衫不整，哭泣得满脸流着“墨汁”（劣质化妆品的杰作），被玄真贤嘲笑为喂奶的大妈。第二次，蹲在厕所却没有手纸的玄真贤不得不向隔间的金三顺求救，结果被金三顺讲了一个有关四种血型人的应急措施的令人恶心又搞笑的故事后拒绝了。第三次是吃醋的玄真贤把正与前男友约会的金三顺拉到男厕，真情告白。……同时，我们注意到韩国人似乎特别喜欢回忆，每天发生的事情，许多场景都被主人公过电影般在脑海中一遍遍的历数到天亮。细节的往返重复不仅增长了剧情，同时也加强了情感体悟的强度。所以，不用抱怨韩剧的长和啰里啰唆，因为它的看点之一就在细节中，真正是一沙一世界。许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繁忙的现代人最易忽略和遗忘掉的，所以细节在电影叙事中起着唤起观众记忆或者回忆的功能，让他们完全投入其中，如在看自己的生活一样亲切。在平淡细节里，怀着亲切熟悉感，发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产生共鸣，这是韩剧调动观众情绪投入的一大法宝。

韩剧对于永恒不变的主题——爱情，也是和谐叙事，温馨表达，纯净唯美到极致。看惯了好莱坞式的大制作和色情暴力加恐怖画面，怪不得有人看了半天或者几十集韩剧才看到恋人的亲昵动作而感叹：“哎呀，两人终于拉手啦！！”“哎呀，都拥抱了！！”，“哎呀！能看到kiss了，真不容易啊！！！”……这种调侃式的评价值得我们思考，这个浮躁充斥“激情”的年代，这种童话般的纯情竟还有立足之地和庞大的受众群体，是否是中国观众太幼稚了？难道韩国导演的这点伎俩就骗了我们吗？其实，鬼都知道韩国青年男女在国内有多么开放，私生活有多么不羁。但正是这种纯情唯美，绝对东方情调的浪漫、含蓄和温情，在这样一个商业操纵、快餐消费的文化时代，已经几乎绝迹，很难看到，所以物以稀为贵。而且因为两国文化很有亲和力，对爱情有着同质的认同，所以审美期待也很有一致性。而且这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受众群体当然以庞大的普通民众为主体，尤其以青年人和闲散在家打发时间度日的中老年妇女占主导，如紫罗兰般淡紫色的忧伤爱情很是契合人天性中所有（尤其是女性）的敏感、细腻、童真和对理想、浪漫爱情的期待、憧憬、向往……

人物塑造上，韩剧中几乎没有一个绝对的大奸大恶的坏人，只有因情因爱的执著而做了自私而又在情理之中的事的人。卖了韩智恩房子的申东旭也只是为了怀孕的女友。姜慧媛对李英中的情感占有，“在我放开你的手之前，你不会放开我的手，这是约定。”，对于一个得不到自己爱的男人的柔弱女人，又眼看着爱自己的男人也渐渐离去，除了心痛和激起的嫉妒贪婪占有欲之外，还能怎么办？所以观众对于这样一个女人的“恶”，也只能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平淡，“中和”美，令看惯和过惯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现代人很是放松，因而他们可以在韩剧中觅得一方绿洲，疗养疲惫的心灵。

如果只是一味的喜和乐，就难免单调腻味，“悲情”成分也具有非凡的杀伤力。家庭的不完整：金三顺、玄真贤都无父，而且玄真贤的兄嫂也在车祸中丧生；韩智恩很小就无父无母，身世孤苦，李英中虽然有父母奶奶，但与父亲的隔阂一样令家庭不和谐。韩剧中反映的这种死亡、车祸、疾病，家庭的不健全本身就奠定了悲情的基调。而且重要的是每份感情的来之不易，“灰姑娘”的变身，总是要历经坎坷波折和不少磨难。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李英中的韩智恩，却屡次被他放鸽子，只因另一个他爱的女人，所以女主人公的一句：“你总是让我等，那么辛苦！……”，感伤的音乐恰到好处的响起，漂亮的女主人公再“梨花一枝春带雨”，你说能不让人跟着抹眼泪吗？还有金三顺流着泪的狂吼和经典名言：我现在失恋了，眼里什么都看不见。金三顺蹲在厕所，把本想在定婚宴席上用来报复负心男友的辣椒全部倒在厕所里，呛得流泪，更重要的心的哭泣。……所以，为缠绵悱恻的，绵密哀婉而又真挚动人的爱情悲喜交加，唏嘘不已，是观者在所难免的。喜中有泪，但又是大团圆的结局，光明的尾巴很是符合深谙儒家中庸之道和“温柔敦厚”的中国观众，尤其符合情感细腻的女性观众的口味。所以说，韩剧文本本身某种程度上是契合了中国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需要。

此外，韩剧在调动电视的视听语言上，功力不可小视。一大帮帅哥靓女，每部都有新的亮点：宋慧乔（饰韩智恩）、Rain（饰李英中）、元彬（饰玄真贤），这样的明星阵容真是饱人眼福。即使被称为“没女”的金三顺（金善雅饰），除了胖大的身躯，丑怪的行为举止（这是为了性格塑造的需要），其实脸蛋也是相当漂亮耐看的。当然，成功的剧作还是要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塑造。两剧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性格大同小异，但恰是这“小异”才特殊和典型。金三顺颠覆了韩剧女主人公或漂亮或纯清或泼辣或古典或时尚的的苗条美女模式（韩智恩仍属于时尚的美女型），开创丰润大龄版的女主角先河。30岁的她与27岁的帅哥的姐弟恋非常具有看点。变化百出的服饰，也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宋慧乔和Rain在《浪漫满屋》中的扮相，没有穿过一次重样的衣服，每次出场的着装都别致异样（宋慧乔的发式也很有特色，与服饰相得益彰），所以怎能不引领服饰的时尚潮流？亲近自然的精美画面，画中有诗、诗中有情的浪漫温馨的风景，色彩选择上淡雅、唯美的倾向：济州岛的迷人风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满屋”……充分调动视觉语言的冲击力，让人有身临其境，要去旅游的憧憬。还有略带伤感的音乐，轻扬优美的旋律，醉人心扉，极尽电视语言视听快感之能事。

韩剧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小资独有的浪漫情调和贵族化的生活方式是相当令人神往（贵族化的平民化）。所以如约翰﹒道克尔总结阿多诺对电视的认知：“电视的目标因而就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他充满了形象色色的原型和程式。他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深层结构，这就是意识形态意义。它让观众身不由己认同屏幕上的东西，束缚他们令其‘婴儿般地寻找保护’，就像孩子那样，寻求和企盼精神分析可以解释的安全保障。”[1]虽然阿多若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对电视的看法也相当悲观，但以上的认识还算相当精辟地评价了电视吸引人的某些特征。一定意义上，电视体现的是典型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对于韩剧的魅力和“韩流”的成因，上面除文本分析之外，同时也兼顾的分析了中国的受众群体，以及东方式的文化审美心理需要等要素。此外，我们还应该从两国的社会现状和国家政策机制方面做一个探讨。

如人民大学的马相武教授所说的：流行文化和时尚有一个原则或惯性就是由高到底。韩国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初步发达国家。这对于文化产业、流行文化和时尚进入中国有着高位优势，所以并不奇怪它能够一定程度影响或改变我们当下的流行文化的方向。而且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价值交替，经济规范和文化范式都出现大片混乱，迫切需要别人的教科书。韩剧是儒家文化、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结合的成功范例，韩国先经历，所以有先讲故事的话语权和机遇。[2]

中国的确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打破了前现代社会的封闭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联系；全社会甚至全世界都已经连成一体，但这种联系都不是感情上的，而是利益上的或工作上的。从情感的角度说，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反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依赖关系解体。”[3]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城市人的异化感、孤独感、寂寞感、浮躁感和无根的漂浮感更加强烈。这种社会气候和文化土壤中，纯情唯美的韩剧正如一场甘雨降临下来，滋润着许多心灵沙化的人。

另外，近年来中韩两国外交政策的倾斜，当然也有利于韩国文化商品的输入。正如80年代日剧在中国的流行一样，都有着一定时代的国家政策倾向原因在内。

韩剧在结合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以及现代性和人文关怀的特定传统文化的理念因子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我想，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某些人杞人忧天的论调——中国文化有一天会不会被“韩化”了。因为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而且我们的文化素来就以兼容并包、勇于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开放性著称，不是说被“同化”就可以立马变质那么容易的。同时，因为韩剧仅仅是流行文化而已，它早晚会被中国文化边缘化。因而，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只要拿来所用，用其所长就行。

[1]转引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第462页

国行范文篇10

一、国外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概览

由于各国法律传统、行政法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即行政本位模式和司法本位模式。

（一）行政本位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为德国和奥地利采用，强调行政权包括行政命令权和强制执行权，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主要体现于行政机关的自力执行。也就是说，对于拒绝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人，行政机关可径自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而无需借助法院的介入。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执行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行政主体既然有下命令权，自然也有执行权，即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具有对相对人的普遍效力，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或停止其效力。行政机关有权实施该决定，也有义务实现决定内容，行政权中的命令权与执行权是统一的。

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这一体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司法程序的繁琐和费时。因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由行政机关独揽执行权可能会导致行政权不受限制或滥用权力损害公民权益的情形发生。特别是在目前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断增加，社会管理职能日益扩大的环境下，对行政机关的执行权作出必要的限制是应该的，也是有益的。

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并不是说司法对行政就毫无办法。其实，对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模式的司法控制，主要体现在对被执行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经司法审查后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仍由行政机关以自力为之，不涉及强制执行行为本身的司法化，因而是一种间接控制模式。行政本位模式的司法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具有可执行性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诉讼过程中，当然，这并不排除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启动之后对被执行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

（二）司法本位模式

这种模式的待点是：行政机关在具体决定难以实施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法院的介入，由法院通过判决执行行政决定，也就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司法机关，实施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和法国。美国法制素以“司法优位”及“法律支配”为主要特征，传统上就将行政命令和执行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司法审查之下。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模式的理论基础是：1、分权制衡理论。强调行政权必须受司法权制约，以保持权力均衡，防止行政权力滥用。2、司法权优于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剥夺、限制公民的权利、设定公民义务的权力应该受到法院的最终审查。因此，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得自行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而由司法机关行使。

司法本位模式对于防止行政权专断、滥用和不公正，保护公民权益方面无疑是有利的。然而这种模式降低行政效率、拖延执行的时间，极有可能造成法院负担加重。所以，纯粹为了保障相对人的权益而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司法本位模式还值得商榷。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而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我国实行的是申请法院执行与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相结合的模式。结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可知，我国对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是概括式综合式的，而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规定是列举式的、单一式的，换言之，我国在行政强制执行上采取的是以司法型行政强制执行为主、行政型行政强制执行为辅的复合型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一）司法型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如法律没有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就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申请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申请如经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强制决定就成为司法强制决定，法院可以运用其司法强制执行权，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因此，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以后，法院必须认真进行审查，不仅要作形式审查，还要作实质性审查。对行政机关的申请，经审查合法，将由法院实施司法强制；经审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机关，不予执行。

（二）行政型行政强制执行

除司法型行政强制执行外，我国相关法律也特别授权行政机关享有部分强制执行权，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形：

1、属于各部门专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一般由法律规定，专项授权给主管行政机关，如：关于人身权的，有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强制履行（《兵役法》）等。属于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如滞纳金（《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强制收兑（《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强制许可（《专利法》）等。

2、属于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原则上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只授予少数几个行政机关，如税务、海关、审计等。

3、涉及民计民生的问题如拆迁房屋、退回土地等，原则上都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强制拆迁既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也可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值得一提的是，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何种强制执行权，从积极方面说，意味着法律的授权；从消极方面说，也意味着行政机关不享有其他种类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

三、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以司法型行政强制执行为主、行政型行政强制执行为辅的复合型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虽然对制约行政权的行使、遏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也暴露出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不利干提高行政效率。因大多数的行政机关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其作出的生效具体体行政行为得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法院不仅有权拒绝诉讼过程中的执行申请，而且有权拒绝行政机关提出的未处于诉讼状态的执行申请。无论法院以何理由驳回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都会导致行政强制执行的困难，况且，法院的审查和执行难免会出纰漏，在法律推定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的行政领域中，即使法院执行不力，行政机关也无可奈何，这无疑削弱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当前，“执行难，行政强制执行更难”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行政机关交不起申请执行费或担心执行不力不交执行费，以至不申请执行，使具体行政行为执行流于形式，行政决定成为一纸空文，客观上助长了行政违法行为的泛滥，不利于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实践中对一些数额较少又无争议的处罚，如果都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显然即不经济又不切实际。例如，低额罚款，100元，200元，且人数较多，被罚款人拒不交纳，是否也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农民建房，超出批准面积10公分，主管机关发现，责令停建，不听，如何处理；如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房已盖好，为了10公分再强制拆除？等等，

（二）导致法院的“执行难”。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担负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责，它行使权力的最基本的形式是公正、中立地作出裁判。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绝大多数由法院实施，但我国各级法院审判任务十分繁重，而法院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很有限，很多诉讼案件久拖不决，也有相当一部分裁判得不到执行。目前，法院在执行案件的处理上，实行审查和执行分离的制度，由行政庭负责案件的审查，由执行局负责执行。但近年来，由于执行案件的增多，为平衡各庭之间的工作负担，有的法院将行政案件执行转到行政庭来执行。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法院执行局承受不起大量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压力。然而，即使现今大量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依靠行政庭来实施，也不能满足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要求，仍有许多强制执行案件得不到及时解决，况且，法院不谙行政管理中的专业技术问题，在执行中对涉及的专业技术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大量的行政行为由法院来执行，不仅使许多强制执行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而且大大减弱了法院的行政监督权从而模糊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

（三）法律责任不健全，缺乏责任追究机制。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说，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不愿经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繁琐程序，往往无视法律的规定擅自强制执行，而在我国又没有明确规定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且强制执行本身就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处理比较简单，依法撤销。造成损害的，依法赔偿。另一种是，无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但强制执行内容是合法的。例如，行政机关拆除民房，未经申请人民法院而自行强制拆除。但该拆除决定本身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公民向法院提起诉讼，如何处理？此类情况屡有发生，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恐怕除了建议有关部门给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主管负责人员以行政处分外，似别无良策。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如果法院未能及时审查行政申请、也没有及时强制执行、因疏于审查而执行了违法的行政决定或违法执行时，法院应否承担责任？目前，我国法律无明确规定。因而实践中法院即使存在诸类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也往往无能为力。虽然，决定权与强制执行权的统一，会导致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缺乏监督，但其实被分离出去的执行权同样处于监督体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