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人生十篇

国学人生篇1

法家的哲学人生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李斯。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以其政治实践鲜明地体现了法家的思想。他们共同的老师是战国后期的著名学者苟子。苟子是儒、法兼重的思想家，由于战国时期崇尚武力的特殊背景，他在承传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采纳了法家的思想成份，而提出了王霸兼用的主张。孔、孟都是重王道而轻霸道的。所谓王道，是以仁义统一天下，霸道是以武力统一天下。从唐尧、虞舜、夏禹都是以举贤、禅让的方式相继为天子的。他们是王道的榜样，因而孔、孟都主张“法先王”。但荀子则公然主张“法后王”。这里指的后王，就是指以武力夏王朝的殷王成汤，与以武力殷王朝的周武王。所以荀子在王霸兼用的招牌下，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法家的。荀子是“性恶论”的倡导者，但他更强调后天的努力与改造。他并不认为“性恶，，是法家人生哲学的动力。不过，在他的学生李斯身上，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据《史记》的《李斯列传》的记载，李斯看到米仓里的老鼠又白又胖，生活安逸而自在，而阴沟中老鼠则又瘦又脏，李斯由此得到启发，做人也必须善于选择。从而李斯决定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以彻底改变仓库小官吏的暗淡命运，最后他终于依靠他的努力与才华，成为秦始皇的宰相。从李斯的人生实践可知，治国平天下，不一定要修身、齐家，依靠个人奋斗，从一己之私利出发，同样可以走上人生的辉煌之路。

法家人物从来不讲仁慈与兼爱，他们崇尚阳刚之气，主张强力与奋斗，不断地向权势进展，为了辉煌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较动机与后果。

法家的哲学人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强力，扩张自我，要有坚强的毅力与意志，做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超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只是超人实现其强力意志的工具。

以历史人物为例证明，秦始皇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以超人自居，以其强大的武力，并吞六国、筑长城、修驰道、起阿房宫，使用了众多的民力，把民众当作实施其意志的工具。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其客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从其“始皇”的称号来看，他的意图是创立万世的基业，以其并吞六国的方式来看，曾一次活埋赵军四十万，加上其滥用民力，无仁慈与善心可言，其动机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他没有以仁与礼修身完善自己，但他确实做到了治国、平天下。秦国素以法家思想治国，秦始皇的宰相，又是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斯。可见秦始皇是法家的哲学人生的一个成功实践者。

再如汉武帝，他好大喜功，驱逐匈奴、开拓疆域，威震四方，他表面上“独尊儒术”，骨子里是“外儒内法”，他也没有修身、齐家，但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成功的历史人物。

再说，三国时期的曹操，论其道德修身而言，他远不如诸葛亮，但以治国、平天下而言，最终统一天下的毕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是曹魏政权，而不是诸葛亮辅佐的西蜀政权。秦始皇、汉武帝与曹操都是以法家哲学人生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功人物。

荀子虽然没有主张“恶”是人生成功的动力，但他毕竟是性恶论的创导者。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性恶论比性善论深刻得多，恶是创造历史的扛杆，很多大企业，创造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似乎是我为人人，但实质上是达到人人为我的目的。

“性恶”，似乎很难听，不像性善那样能使人欣然接受，但黑格尔老人的论述毕竟是有见地的，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有哪一个不是为丰厚的利润而建立的?

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以其强悍的骑兵，攻占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份土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占领了埃及与印度，是否出于善心，让占领地人们共存共荣?这些著名历史人物所作所为，使人感觉到在强力意志的背后，其动力并非出于善而是更多地带有性恶的成份。

如果以成功论英雄的话，请问以明德至善为动力的英雄是多数还是少数?如果客观地说以性善为动力的英雄毕竟是少数。由此可见、法家的哲学人生，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强调的强力意志的背后，带有浓厚的个人利益的色彩，他们是以一己之利出发，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而走上成功之路的。

中国法家的哲学人生，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并不完全赞成，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学说，但也不宜鄙弃这些学说，因为在这红尘滚滚的现实世界中，个人利益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将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就凡人而言，他们的成功之路的背后总会带有一定的个人奋斗的成份。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正视现实的问题。

道家的哲学人生

如果说法家的哲学人生，是阳刚性的强力哲学的话，道家的哲学人生，便是阴柔性的弱势者、失意者的哲学。道家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庄子，本文更偏重于庄子。老子认为阴柔终胜阳刚，并非指阴柔直接战胜阳刚，而是阴柔的状态比阳刚更富于生命力。老子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舌头是柔软的，牙齿是刚强的，但人到了老年之后，坚强的牙齿都掉光了，而柔软的舌头尚保持完好。所以道家哲学崇阴柔而贬低阳刚，其本意是指保持生命更长更久的一种手段与方法。阴柔是一个哲学概念，它在实际运用时，可以变化成很多形态。法家人生哲学是做超人，鼓励人们向权势靠拢，人往高处走。道家哲学人生则相反，认为人与人相处，应懂得谦让，要像水一样，能往低处流。能居于人所不争之处，就更有安全感。法家的哲学人生，要人们向权势靠拢，因为权势对人生大有作用。而道家的哲学人生，则强调“无用之用”。如有些大树，木质不行，虽枝叶茂盛，而无所用之，匠人弃而不顾，但可栖息树影之下，逍遥于丰草之上，这就是无用之用。又如人生的残疾，固然是灾祸，令人痛苦。但平时，可以因残疾而避免劳役，战争时期，因残疾而免去兵役。这是祸中有福，也是无用之用。道家哲学人生又认为，生与死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故生而不足喜，死不足悲。如果一个帝王，白天虽享有无穷的富贵，但晚上天天做恶梦，穷饿潦倒，乞丐不如。而一个乞丐，白天虽穷饿不堪，而晚上做梦，则锦衣玉食，不可一世。因此帝王与乞丐等同。庄子一生清贫，但他视富贵如浮云，他告知来聘请他出任高官的使者说，我不愿作高供于庙堂之上的死龟，而宁作曳尾于泥中的活龟。庄子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哲人，他不相信有绝对的权威与圣人。因为与天地宇宙的悠悠无穷和博大无比相比，万物之一的人类，芸芸众生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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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如孔子又算得是什么呢?所以道家的哲学人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观，是一种以不争为争的人生观，他要求弱势者、失意者不必为没有高官厚禄而沮丧，应该自尊、自信，为精神自由而悠闲地活着，强调天人合一。能真正做到“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并生”，人就超越于生死之外了。

道家哲学人生成功的实践者，魏晋时期，有竹林七贤的阮籍与嵇康，读一读嵇康著名的散文作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知道他对官场的深恶痛绝和对大自然的深情向往，他追求的是远离政治的精神自由。

晋、宋之交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退，他以饮酒自居，陶醉于自然风光之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生活。他对人生、对生死有很洒脱的看法，“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悲”，“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悠悠人生，不过如此而己。

唐代诗人李白就其才思敏捷、天才英发而言，就其个性豪放、不拘一格而言，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自由的追求者，仕途失意后，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就更强烈了。“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充分展示，显示了李白特有的人格魅力。他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高度自信，他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他的豪饮，他的浪漫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诗人，也唯有李白得了“诗仙”的称号。

北宋的坡，原是意气风发的儒家信奉者，政治上遭受多次沉重的打击后，转而信奉道家庄子的哲学，写出《前赤壁赋》那么优美而潇洒的文章，成为庄子《逍遥游》与《齐物论》最好的文学解读。苏轼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他追求精神自由的表述。

清代的曹雪芹亦是道家哲学人生的成功实践者，《红楼梦》一书对科举仕途、功名利禄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对荣华富贵，只视作为南柯一梦。曹雪芹感悟到，真正的人生便是归真返朴。曹雪芹以其天才的作品，证明了他对庄子的哲学人生，有最透彻的了解。

现实世界中，真正重量级的超人只是少数，秦汉以来，人们称道的也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而己。相对而言，失意者、失势者却是不可胜数，但富有天才的失意者、失势者也只是少数，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他们都是一流的天才作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遭受了种种挫折，转而信奉道家的哲学人生，努力寻找自己的精神自由。他们千古不朽的作品，就是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真实记录。

道家的哲学人生之所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因为道家的哲学人生，不同于法家、儒家的哲学人生。法家和儒家的哲学人生，都是功利的，而道家的哲学人生是超功利的。所以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评价道家的哲学人生说：“道家学说对社会来说是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中国思想家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中某种精神上的东西”(《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9页)。汤因比又说：“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同上，196页)。这就是说，道家的哲学人生，特别关注精神自由的追求，法家关注的是权势与地位，儒家关注的是治国平天下，这两家都忽略了精神上的东西，而道家的哲学人生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恰恰是社会的失势者与失意者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前苏联的一位著名学者，因为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被斯大林点名批判后，他自称为“内心的流浪者”。这是一种很贴切的表述，道家哲学人生关注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正是社会中一切“内心流浪者”的一贴药方。道家哲学人生的意义，就是提出了一个精神的人，它正好弥补了儒、法两家不该忽略的空白。

儒家的哲学人生

儒家的哲学人生，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流派。其所以能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儒家学说有两个明显的优点。

一、立足于中庸之道，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一视同仁，均衡对待。如法家偏重阳刚，道家注重阴柔，儒家认为有所偏，即有所失，有所重必有所轻，而阴阳两极是相辅相成的，对立又统一的，因此该学派阴阳兼重，刚柔并济。这种兼顾融合的处理方法，就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如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礼是维护现有的等级制度的，礼仪制度是等级制度的规范，其作用是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而“仁”则强调爱人，以人为本，即是兼顾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融和沟通，避免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冲突，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而孔子就是抓到这两个关键性东西，以“和为贵”作为稳定、发展社会的催化剂，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

二、儒家的学说，起点较高，目标明确，步骤得当。其哲学人生的四个阶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点就是以“仁”与“礼”不断地完善自己，力争成为道德上的完人。第二阶段，就是处好家庭的内部关系。处理的原则是，做父母的要慈爱，做子女的要孝顺，做兄长的要友爱，做弟弟的要恭敬。家庭是小社会，只有把家庭内部关系搞顺了，搞和谐了，才能证明你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这样进一步就能治国、平天下。这种模式的建立，是以虞舜的事迹为榜样而建立的。据《史记》说，舜以孝为天下闻，而“孝为百善先”，故舜善于修身，以明德至善闻名于天下，唐尧举舜于民间而嫁以二女。舜父昏愦而双目失明，舜的后母狠毒而嚣张，其弟象贪婪而不择手段，舜多次遭杀身之祸而脱险，然舜终以孝敬和友爱感化了父母与弟弟，以“齐家”的完美结局，显示了舜第二阶段的成功。然后，舜作为大臣，治国有方，最终尧禅位于舜，舜以天子之位而天下大治。

但儒家的哲学人生，修齐治平的模式，并非人人都能完全做到。以夏禹为例，禹确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为了治水，他三过家们而不入，家门都不进，他如何齐家。可见，修身是关键，齐家并非是一个非有不可的环节，而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亦可因人因事而异，有所调整。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主要指道德修养，而并非指人人可以当君王当天子。

儒家的哲学人生，并非只有修齐治平一个模式，重在道德修养，而且也关注到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会有所不同。如处于盛世，则要求能做到达则兼善天下；而处于乱世，则要求能穷则独善其身。

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著名人物，大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良将。如汉代的苏武，忠贞报国，身为使节而牧羊十九年，终于荣归故国。南宋的岳飞，抗金名将，精忠报国，宁死而不改初衷。浩然正气的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不愧是千古长存的民族英雄。

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历史名人，均以其崇高的道德精神、坚贞的民族气节，感人至深。所以从总体看，儒家的哲学人生，在中国哲学人生中，始终居于正宗的地位。

国学人生篇2

前一阵子人们都在倡导所谓的普世价值，哪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念呢，不同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的。

有人说仁爱就有普世价值，是，从表面来看仁爱是。基督教讲爱，佛学讲慈悲也是爱，孔子儒家也讲爱，这看起来好像是普世价值，但我们再仔细一看，基督教讲的爱是什么爱？佛学讲的爱是什么爱？儒家讲的爱又是什么爱？它们是不一样的。如果非要说相同的地方，有，中国的墨子讲的“兼爱”有点像基督教说的爱。

不同的文化理念从生命观上就可以看出来。基督教文化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上帝的子女，子女跟父母在某一个意义来讲都是上帝的子女。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是西方文化的特色。生命的延续是上帝不断地创造出一个个新的个体，借着父母的肉体把这些生命制造出来。

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从根源来讲是天地，“天地者，生之本也”，所有的生命都要分成不同的类，有人类、禽类、兽类，每一类都有它自己的生命源头，就是它的祖先，所以“先祖者，类之本也”。生命是自然的生存，生命的延续是靠父母子女这样代代血缘相续的，所以子女跟父母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血缘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代代相承的生命观，非常强调血缘之间的亲情关系。所以中国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首先要爱你的家人，然后再去爱其他的人，然后再去爱万物。我们都是同类，所有的民族同胞和所有的物都是跟我们同类的。

西方的文化如果把它归结起来看，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救赎和他利。上帝就是救世主，我们每个人都要靠上帝来救赎，靠神来救助，包括印度文化中的宗教也是一样，一切由神来决定，一切也要靠神来改变，所以神是救赎，靠外在的力量支援你。

中国的文化是强调自救和自律，要靠自己来救自己，自我提升，行为自我约束，为仁由己，所以强调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当然人的自觉性是有限的，也必须要有外力来辅助，所以也不能没有“法”，但重点是强调道德的自觉、自我的约束。我们现在张口就“仁者爱人”，其实不是，仁的精神首先是要自爱，也就是《论语》里面讲的“克己复礼为仁”。我们要这个社会能够安定和谐，就必须要求每个人遵守社会的公共道德，就是“礼”的制度的规定，这就叫作“克己复礼”。过去常常讲“治世要用儒”，治世不用儒的话就是鼓励大家去造反，不遵守礼仪，这样社会能安定吗？安定不了。人文的概念就是“礼乐教化”，也就是中国常讲的文化，强调“自立自治”。“仁者爱人”是仁的一个内容，但我觉得最深的还是自爱，我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它告诉我们仁的思想的内涵：

有一天孔子在屋里面坐着，弟子子路进来问学，孔子就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何为仁，一个是何为智。这两个问题被古人看作是圣人的重要标准，圣人就是既有“仁”的品质又有“智”的智慧，智的问题我暂且不讲，先讲讲仁。何为仁呢？子路说“仁者使人爱己”，这固然没错，你如果是个仁者的话，必然会受到尊敬爱戴。所以孔子给他的评价是“可谓士矣”，可以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人了。过了一会儿，子贡又进来了，孔子还问他这两个问题，子贡回答说，“仁者爱人”。孔子给他的评价是“可以为士君子矣”，可以称为读书人中间的一个君子了。过了一会儿，颜渊进来了（他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孔子还是问同样的问题，颜渊回答是“仁者自爱”。孔子听了之后大为赞赏，他说“可以为明君子矣”，说颜渊是真正明白道理的一个君子，懂得“仁者自爱”。这里的“仁者自爱”跟前面讲的“克己复礼为仁”是一致的。《论语》记载的也是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的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又问他，请问具体哪些方面？孔子就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自爱，自爱才能自尊，才能够去爱人和尊敬人，才能够受到别人的爱和尊敬，所以不能本末颠倒。

为什么说“学了儒释道才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中国文化中最强调的是责任，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卫国的君主就问他，我如果把国家交给你来治理，你从哪里下手？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首先要从正名入手，卫国的君主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说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连饭都吃不上，社会也不能安宁。我们要循名责实，我们考察干部就需要遵循这条原则，你担当什么职务，就要做合乎你职务的事，敢于担当。韩非子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

曾经在一个课堂上，有一个学员讲他学习了国学后的体会，他说学了儒家后拿得起，学了佛教后放得下，学了道家后看得开。总结得很好。

为什么说学了儒家就拿得起呢？最根本的就是儒家敢担当，所以儒家要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有了敢于担当的精神，才能拿得起。佛道也是中国的文化主体结构的东西，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多元、包容的传统，现实中始终是三教并存、相互补充的。西方文化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由基督教文化垄断的，一切不符合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思维方式就要被排斥，就要被宣布为异端异教，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而在中国始终是多元并存、相互尊重的。

我们过去讲“以儒治国”，儒家思想主要讲治理国家和社会。“以道治身”，确实我们的养生和医学等方面与道家思想关联得更多一些。“以佛治心”，是指佛教认为我们人类和社会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在人心中，尤其是贪、嗔、痴三心，佛家把它整个的理论实践概括为戒、定、慧三学。以“三学”来应对人心中的贪、嗔、痴。佛教里面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我们常常讲以佛来治心。治国、治身、治心是相互配合的。

学习了道，思想看得开。中国道家的思想强调“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准则，尊重事物的本来状况。它非常强调一个观念，叫作知足。道家讲每个事物都有它的天性和本性，本性规定它需要多少，满足它的需要就可以了，过了反而会损害它。道家的思想强调自然合理，要合乎每个事物自然的状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实事求是，注重个性差异。

道家是非常注重这个差异的，《庄子》里曾经讲到一个故事，讲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大鸟要吃饱肚子就要四处觅食，小鸟肚子那么小，有几粒谷子就饱了。有一次两只鸟碰到一起了，小鸟看到大鸟能够四处游走，尝尽天下美食，就非常羡慕，想像它一样。大鸟看到小鸟吃两粒米就饱了，非常轻松，免却了四处奔波觅食的辛苦，也非常羡慕。庄子就评论说，大鸟你不要羡慕小鸟，小鸟你也不要羡慕大鸟，你们两个本来就不同，大鸟如果像小鸟那样轻松，弄不了两天就饿死了，小鸟要是尝遍天下美食，一顿饭就给撑死了，大家要顺其自然，懂得知足。

知足者把其他的东西看作是身外之物，不需要留恋，看得开。所以道家的思想对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佛教能够让人“放得下”？佛教的思想让我们懂得万物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这跟缘起思想有关系。佛教认为万物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有，那么因缘形成的这个世界的万物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无常。缘有聚也必然有散，因此一切事物有生，也一定有灭、有死，有聚一定有散，有会一定有离，这是缘起法的特点，没有永恒。所以对生命的贪恋和对外物的贪恋都是没有意义的，总有一天，你要撒手而去，什么东西都不属于你。人有生老病死，万物也是如此，就像沧海桑田的变幻。我们生存的环境也不是永恒的，它在不断地变化着，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

佛教在《金刚经》里讲“一切有为法”，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在佛教里面都被称为“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就是应该这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它？是六个“如”：“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像梦境一样，像幻觉一样，像肥皂泡一样，像影子一样，像露水一样，像闪电一样。“梦幻泡影”是说它没有实实在在独立的主体和自性，在佛学里面就叫作“无我”；“如露亦如电”是指一闪而过，也就是无常。佛教的缘起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世界是无我的，无常的，所以对物的执着也好，对自我生命的执着也好，都是我们烦恼的根源。用两句话来概括人们的问题，就是：“执取名相看不破”，“执我为本放不下”。所以要是你们有一天能够放下自我，就真正自由自在了。懂得了佛教的教义，就可以放下、自在。你们可以看到佛教的很多庙里都挂了一块匾―“得大自在”。所以我们人如果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幸福的人生境界。有的人是三样俱全，既拿不起，又放不下，还看不开，这是最痛苦的；有的人拿得起但放不下也痛苦。

中国的三大文化体系应对了三大矛盾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哲学观念对于我们的人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碰到最多的三个大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己的身心的关系。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三大文化体系不恰好应对了这三大矛盾吗？

道家的思想就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道家思想里面，自然的概念不是指天地万物，而是指事物的本性，只要我们尊重自然的本性，去适应自然的环境，就不会跟自然形成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生存的环境，这不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吗？道家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要活得好，必须要顺应自然，顺应事实，顺应日夜，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现在《道德经》在全世界翻译的语言之多仅次于《圣经》，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像德国、法国，他们的学生和一般的公民对于《道德经》的了解大概比我们中国人还多。

儒家的思想其实就是来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反省自我，不要怨天尤人，这也很契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问题。

现在世界上还有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身心的矛盾，或者叫灵肉的矛盾，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所以现在心理学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人的心理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佛教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源。

中国的文化是内向，一切都往内，在天、地、人中间找人的问题；在人与人之间找自己的问题；在自己身上找自己的心，一层一层地向内，不是一层一层地向外。西方文化就是向外，身心的问题主要是去找身体的问题。

比如治理环境的问题，现在的思路就是把它当作外在的，不从人的本身去找根源。人的贪欲不灭，这个自然就永远治不好，这边在治那边又在破坏，所以西方的思路是向外。我们是向内，这是因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其实也就是哲学的差异，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学点哲学对我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对问题能够看得更明白更透彻，所以不要把哲学看成是神秘的、空洞的。

中国的学问就是强调要有所受用，要知行合一。中国哲学一个重要的品格就是实践性，不是空谈的。过去的人有没有空谈的？有。我们历史上很多的理学家，走着走着就走到空谈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道理讲得还不错，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哲学强调的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提高我们的素质，做内圣的功夫，提升自己要成圣，成不了圣，也要成贤，成不了圣、成不了贤也要成人。人跟动物的差别很小很小，一不小心就变为禽兽，所以学习首先是要学习做人，人做好了还要进一步提高成贤成圣。要做出事业来，做出事功来，叫外王，“王”就是指事功、事业。你不光修养好了就行，还要做出事业来，外王是结合在一起的。

《大学》里提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的功夫就是做内圣的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把这个心正好，然后落实到自己身上来改变自己的气质，变化气质改变心性，然后落实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出事功来。

国学人生篇3

关键词：国学经典；人文素养；中学生；教学

1引言

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高考压力不断增大，教师和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考试有关的课程学习之中，关于中学语文的学习，学生们更加注重对于应试要求的学习。一些教师将考试中经常遇到的作文类型进行归纳之后，形成相对固定的写作模板，学生只要按照这种模板写作，写作成绩一般不很很差，这样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需要通过语文教学，提升的人文素养很难得到有效发展。

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文化之后，这样的民族也不可能再独立存在，必将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因此一个民族的精气神主要还是在于其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一些不同与其他民族的一种文化，例如，西班牙人就需要显著的斗牛文化，这一显著特征使得这个民族独立与世界文明之中。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底蕴的中华民族是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才能不断显现出我们民族的精气神。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人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对于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不感兴趣，这样很难形成一种对于文化的传承氛围，在中学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很多的学生注重考点的学习，对于这种相对比较“虚”的学习不能有效开展。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都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的中小学生正在受到社会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侵蚀，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一些没有底蕴，没有思想的机械人才，急需有专门的课程进行人文精神的提升。本研究针对初中人教版语文教材进行了梳理，经整理发现，其中的文言文数量为21，诗词数量为75，高中阶段，文言文数量为28，诗词数量为28，同时本研究还针对现代的中学生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发现现代中学生在课外阅读面相对较窄，对于古文的阅读、我国古代经典小说的阅读几乎为零。这种教材对于国学经典文章的节选较少加之现代学生主动在课外时间阅读国学经典的动力不足，造成现代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极具下滑。

3提升人文素养的意义

现在学校教育在人文素养方面的教学缺失，使得学生的人文素养极具下滑，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学习，有时甚至将品读国学经典当成一种虚度时光的表现，这样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现代教育对于中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本研究立足增加国学课程及国学文章的晨读时间，进一步提升中学生的人文素养，这一做法有着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国学课程的开设只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开始，一种素养的提升需要的是一种学习习惯，开设国学课，增加晨读中国学朗读的时间都是培养学生对于自我塑造人文精神的一种习惯培养，只有逐步形成这种学习习惯，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之余，学生抽出时间学习相关的文章，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底蕴。

4对策和建议

4．1添加国学课程，增加晨读的国学朗读时间：

开设相关的国学课程，至少每周一次，所使用的教材可以借鉴《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中学的语文教师担任相关的课程教授任务。同时在早晨的自读时间，适当增加这些著作的朗读时间，不断拓展学生学习国学的时间和空间。

4．2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对于国学的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使用案例教学的方法，由于上述的三本著作都属于文言文，学生理解起来有点难度，很多学生不能有效掌握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安排，将这三本著作中融入相关的故事讲解，实现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语句、段落。

4．3先易后难，引导学生对于国学经典的思考：

学生的学习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先易后难，不能拔苗助长，三本国学经典可以从最为简单的《三字经》开始，以故事情景带动学生对于国学经典学习的兴趣，第二步进行《弟子规》的自学阶段，这本著作可以采用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助引导的教学模式，最后一步进行《论语》的学习。

4．4将国学学习比赛融入校园文化之中：

学习需要有氛围的营造，才能实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引导。本校每年举办相关的文体活动，在这些活动开展的同时可以将国学朗读比赛融入其中，将比赛的激励作用引入到国学经典的学习之中，在国学朗读比赛期间，学生对于这些经典文章的诵读将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教学的氛围将进一步提升。

4．5经常交流，了解学生对于国学学习的看法：

一门新的课程开设一定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查找主要还是需要学生对其学习之后的一种意见反馈。适时组织学生进行座谈或者个别交流，增加学生对于这一课程学习的意见和建议，梳理相关的意见，不断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一课程进一步符合学生的学习特征，提高学生的学习有效性，实现其人文素养的有效提升。

5结束语

本研究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研究、学习氛围营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建议。然而人文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本研究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只是国学经典学习的开始，需要不断听取学生和一线教师的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实现学生对于学习国学经典的习惯形成，将学习国学经典变成学生自觉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于人文素养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顾晓燕．回顾国学经典，提升人文素养———国学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J］．小学时代（教育研究），2014，12（03）：153－154．

国学人生篇4

下面我讲几个案例。前些年，中国科大少年班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中国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少年大学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宁铂，中国大学少年班的“第一人”。他非常聪明伶俐，又很听话，中国人心中一个完美儿童的种种要素，他都具备了。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可是今天，宁铂却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只有中国科技大学的人才知道他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老师。2004年元旦，当记者再去寻找宁铂的足迹时，他已经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

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在内心里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但是他一再放弃自己的希望。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还是放弃了。他后来再也没有为自己争取类似的机会。

而与宁铂同时的还有一位出类拔萃的“神童”，他就是张亚勤。张亚勤后来谈到自己的同学时，异常惋惜地说：“我相信宁铂就是在考研这件事情上走错了一步。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很高，成绩也很优秀，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像我那一年高考。当时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高考，可是我就少了一些顾虑，多了一点自信和勇气，所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选择。而宁铂就是多了一些顾虑，少了一点自信和勇气，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结果智慧不能发挥，真是很可惜。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他们不会输。因为他们会想，‘即使不成功，我也能从中得到教训。’”

宁铂的不幸在于，他担心自己的能力，害怕失败。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失败，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一个“神童”的失败。他从此失去了人类身上最珍贵的一个东西——自信和执著，甚至对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也畏首畏尾，不敢伸手去拿

而他的同学张亚勤则走出了另一条通往事业与人生成功的道路：

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少年班；

1989年，23岁，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FellowofIEEE)称号，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

1999年，回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该院首席科学家兼副院长；

2000年8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

2001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张亚勤任首任院长；

2004年1月，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也就是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导致了人生与命运的差别。

国学人生篇5

一、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含意

“和谐不是个别事物的本质，而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间由无序到有序，由纷乱到和谐的关系或联系”。[2]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能够通力合作、取长补短和求同存异能够体现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工作、学习中，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施展人的能力和才华，并且能够保持心情愉快。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中，大学生在团结友爱、诚实互信的原则下，能够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既体现出个人身心的和谐，也要表现和同学、群体的和谐。

二、外国文学教学对建构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影响

建构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大学专业课程，外国文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包含广博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在教学中，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文学有教育功能,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学生不仅要学习作家的创作手法,也要研读文学作品的内涵，把文学作品中的哲学观点和内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通过传授文学知识，帮助学生积累和延续审美经验，形成健康的人格和审美情趣，为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构奠定基础。

（一）有助于建构大学生交流沟通的能力缺乏人际交往的技能是影响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因素之一。当代大学生独生子女较多，很多学生从小生活在娇惯、迁就、纵容的教育环境中，缺少与同龄人交流的经验。进入大学后，人际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使许多学生感到不适应和紧张，与人交往时缺乏勇气和信心，以至语无伦次，从而影响交往的效果。有些学生在与别人交往时，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隐藏起来，他们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封闭自我，无法与他人沟通。他们有强烈的交友意愿，却不知从何做起，使自己的人际关系陷入危机。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导学生细读文学经典，领悟蕴涵其中的人本精神，陶冶情感，通过提高学生的情感素质，帮助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唯一作品《飘》，刻画了许多典型形象，其中斯嘉丽和梅勒妮的关系能够引发学生对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思考。她们是情敌，但也是生死与共的朋友。斯嘉丽从不对梅勒妮隐藏她对其丈夫艾希礼的感情，梅勒妮的温柔善良、宽厚待人、对生活的追求让勇敢果断的斯嘉丽认识到，在那个战争年代，只有通过让自己强大起来，才不会被生活击败。正是因为她们一起经历了种种困难，她们相互鼓励，她们的真诚交流沟通，才会让这对处于弱势和敌对地位的女性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自尊心极强的伊丽莎白拒绝了远亲柯林斯的求婚，柏林斯却马上与她的好友夏洛特结婚，让伊丽莎白大为震惊和失望，但是经过与夏洛特的促膝长谈和细心交流，让伊丽莎白理解了柏林斯的行为，并诚挚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并主动拜访柯林斯夫妇。外国文学作品中蕴涵着普世价值观，教师在教学中，应认识到传递给学生的不只是文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学习领悟，最终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人格。同时，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应该学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说话做事要因场合而异，总结自己在人际交往中遇到的问题和挫折，从而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诚实守信的品德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人际交往中，诚实守信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更是大学生必备的品质。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不可能和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大学生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条件就是诚实守信。诚实是基本品质；守信是根本道德。然而，随着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性剧增，他们认为自己有必要通过一些有悖于道德的方法来实现自我保护，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是否会对他人或集体带来危害。同时，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21世纪，他们宁愿在网络上向陌生人倾诉自己的苦恼，分享自己的秘密，他们放弃了相信他们本该相信的周围的人。在大学生中，存在许多不诚信的现象：有的同学逃课缺课、考试作弊、不请假离校；有的同学无故拖欠学费；有的同学利用网络散布流言、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等等。因此，通过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熏陶，可以从无形中帮助大学生形成诚实守信的品德。狄更斯的作品以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把中、小资产阶级人物作为描写对象,揭示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司法制度的腐败和慈善机构的虚伪。他的晚年教育小说《远大前程》中，皮普在故事的开始具有诚实、正直、无私的品质，随着他一波三折的经历，这些品质逐渐丢失，还学会了势利，与老朋友隔绝等不诚实的言行，他为此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负伤累累。但是在马格威契身亡后，皮普再一次体现出狄更斯倡导的高尚、诚实、仁爱的道德品质，皮普也得到了相应的报偿，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公开地向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挑战。思想开明的安吉尔和纯洁勤劳的苔丝在新婚的夜晚，苔丝诚实地向安吉尔坦白了过去所受的，安吉尔冷酷无情地抛弃了她。在巴西，安吉尔历经磨难之后，才真正懂得人生，认识到自己坚持的传统道德观念是何等的迂腐，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苔丝。于是带着悔恨和思念，他重新回到了苔丝的身边，陪她度过了她一生最美好的五天。外国文学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素质，提高学生的修养。通过对外国文学中沉淀的文化学习，使学生感受到文学的深刻蕴意，拓展学生的精神空间，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从而帮助大学生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有助于形成大学生团结互助的精神目前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较多的关爱，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自我意识比较容易得以膨胀，因此缺乏与他人主动团结协作的习惯。在学校，部分学生的集体意识淡薄，班级荣誉感较差，漠视班级活动；与老师主动交流的意识较薄弱，认为教师很难接近，往往在遇到困难时都是自己默默承受。同时，由于各种社会问题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使他们对人际关系心存芥蒂，也阻碍了他们与别人的正常交往。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意思是说，人之所以能驱使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相互帮助，相互依靠。因此，团结互助是人类能够生存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构建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必备条件之一。同时，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是促进大学生成长的重要举措。在合作中，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角色，只有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沟通才会使团队目标得以实现，从而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长期的团队合作，还会有利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文学作品中不乏团结协作的精神品质。小说《飘》中斯嘉丽的父母由于对庄园所有人的尊重，不仅受到白人庄园主的尊敬，也得到了黑人奴隶的爱戴。在战争年代，整个庄园才会在所有人的努力下继续得以维持；《双城记》中，起义人民为了攻击巴士底狱，通力合作，展示出人民的伟大力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化解家族的仇恨，双双殉情；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讲述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被困在了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岛上，他们起初按照文明社会的秩序来运转他们的集体，他们分成小组进行食物采集和房屋建造，他们还点燃烟花发出求救信号，他们过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分配给他们的任务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孩子们分成了以拉尔夫和杰克为首的两个帮派，他们开始了明争暗斗，有序的集体变成了无序，原来的文明世界失去了理性和规则，没有了互助合作，孩子们堕落成一群嗜血的“野兽”。原来的世外桃源全部烧毁，像一块烂木头。读了这些故事，学生自然而然地从正面、反面开始思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经过自己的选择和领悟，内化为自己的品质。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树立学生在现代生活中相互协作的人本精神，使学生认识到团结互助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只有尊重了他人，个人才会得以尊重，个人的社会价值才会实现。此外，文学课也是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良好资源，通过小组学习，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问题进行多样化的探究，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真正成为知识的建构者。

三、结语

国学人生篇6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生态问题；引进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17—06

引言：补课的背景很尴尬

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的理论与实践，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学界一般认为是由美国的维达（Vayda）和拉帕波特（R.A.Rappap）于1968开始启用这一名称，主要是聚焦于人类及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尤其关注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磨合关系。在尔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却因故中断了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作为民族学分支学科的生态人类学要引入中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民族学不仅实现了在中国的落地植根，而且还展现了现代根深叶茂的发展。生态人类学也乘此机会获得了一个补课的机会，但即令是补课，处境也十分尴尬。这是因为刚刚恢复不久的中国民族学由于受积习所染，总是有意识地规避正面推介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生态人类学引进中国，为此不得不选择一条崎岖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氛围对生态人类学的引进极为不利，人们都习惯于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这样的社会氛围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并不明显，对社会科学就不能等闲视之了。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刚刚恢复的社会科学，如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推介西方的学术思想时都显得谨小慎微。当然，对生态人类学的推介也不例外，致使生态人类学的引进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曲折和尴尬。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与西方各国早就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西方直接引入生态人类学，应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实际的引进过程却深受社会氛围的干扰。中国民族学学会早期的领导人和学术骨干对西方的生态人类学并不陌生，有的人甚至还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如吴文藻、费孝通、宋蜀华等。然而，他们在推介生态人类学时，却总是尽量淡化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致力于推介来自前苏联的相关理论，对“经济类型划分”与生态背景的关系加以系统推介。来自西方生态人类学的著作和论文只能在《民族译丛》一类的杂志上零星露脸。甚至美国生态人类学代表人物萨林斯（M.Sahlins）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就受到了冷遇，这并不是民族学学仁不了解他，而是怕沾染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可是，当萨林斯在厦门大学，却享受了应有的礼遇。生态人类学最先在南方受到关注，也由此而来。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需要稳妥的考虑，在我国南方陆续设置了经济开发区和开放城市，如深圳、广州、厦门、上海等，偏巧中国南方地区的民族学长期以来与欧美的学术交流十分频繁，交流的渠道也比北方要广。这样的开放格局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却在无意中加剧了中国民族学学仁的内部分歧。南方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由于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倾斜优惠，有较多的机会直接接触来自欧美的民族学专家，也有较多机会的获取来自欧美的民族学专著，从中得以最早接受来自欧美的生态人类学。与此同时，较少关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中国民族学早已客观存在的南、北学派之分，无意中地被人为放大了。不管是出于争取话语空间的考虑，还是出于推动学科快速发展的考虑，南方的民族学学仁，当然也包括北方的部分青年学仁，有意识地选用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名称，同时申请成立人类学学会，就此种下了中国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同时并存的格局，进而生态人类学应称为“生态社会学”，还是“生态民族学”也相继成了争论的焦点。这样的纷争必然要干扰生态人类学的消化和吸收。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之争暂告平息，我国社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却因为积习所使然，一时难以调整到位。具体表现为在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名称同时并用，而且相互标榜自己的特殊性，甚至酿成了激烈的学科争辩，以至于费孝通先生不得不出面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劝导学者们放弃学科名称之分，而致力于“问题”的研究。然而，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与民族学一道恢复的社会学、心理学等都堂堂正正地称为“学”了，而民族学则不伦不类地称为“民族问题研究”。这样的区别对待，尽管事出有因，但由此而引发的负作用却不能不加以关照，以便今后逐步弱化这样的负作用。要不然，作为民族学分支学科的生态民族学，就无法纳入“问题研究”的框架内，去展开教学和研究。其原因正在于，现行学科体系习惯于将文化人类学理解为致力于研究非主流社会的学科，理解为以文化为单位的描述性学科。最终使得西方的生态人类学，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环境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在引进和推介的过程中，到底纳入民族学，还是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也就只能听任研究者自由选择了。听任这一事态延伸的后果，必然导致资料的查询、理论的推介，甚至学术的交流都会变得无章可循。这样的学术格局一直到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十六届民族学和人类学大会，中国的学者仍然是以“民族学一人类学”的名义参加大会。如果三十多年延续下来的积习不果断澄清，生态人类学的消化吸收工作还得继续走弯路。

国学人生篇7

第一，我国大学生支出随意。除在校大学生收入不足问题外，大学生支出问题也是大学习个人理财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众所周知，个人理财是通过对个人资金的有效管理从而提高财产效能产生收益的行为。而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目前普遍缺乏对现有资金的有效和合理的管理，这一点体现在大学生日常支出的规划上，我国绝大部分大学生对没有支出的总体规划，并且消费结构非常不合理。一方面根据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学生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对自己每月的开销有一定的规划，而对自己资金有长远规划的则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我国大学生消费主要支出大学集中于请客、零食、化妆品等方面，并且信用卡透支现象十分普遍，这对本来收入较低的大学生群里来说无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使其很难有资金和能力投入到理财当中。

第二，我国大学生对于个人理财的重视程度不足。目前我国大学生大多数都没有接触过个人理财方面的知识，即使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专业的学习掌握了部分相关金融知识，但是也缺乏自身理财的意识，真正将自身的资金投入到个人理财之中的并不多。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在校大学生认为个人理财是毕业工作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应当考虑的问题，而在现阶段作为在校生，不存在涉及到个人理财的情况。这种观点之所以成为我国在校大学生的普遍共识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理财观念的淡薄和理财意识的缺乏，使其不能够正确认识个人理财的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在于学校、家庭对大学生跟人理财教育的忽视致使我国大学生对个人理财的重视程度不足和认识存在误区造成的。

2我国大学生个人理财的完善

面对我国大学生领域个人理财发展的萎靡以及大学在理财问题尚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笔者通过对我国大学生跟人理财的现状研究后认为我国大学生个人理财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应当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收入来源渠道。资金剩余是更人理财最基础的问题，面对我国在校大学生依靠父母为主的单一收入模式，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大学生收入渠道，吸引更多大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这需要社会和学校以及大学生家庭的配合。首先大学内部应当多为大学生提供兼职岗位，例如图书馆、食堂等一些校内部门应当优先聘用在校大学生进行勤工俭学，给予大学生一定数量的薪酬。其次，还学校还应当充分联系社会上有用工需求并且适合大学生的单位，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安全的兼职岗位。最后，国家应当加大大学生奖学金的投入和涵盖范围，使更多成绩优秀的在校大学生获得奖学金。

第二，建立大学生理财基金制度。在学校、国家和社会给予大学生充分资金来源渠道的前提下，还应当建立起大学生理财基金制度。既在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或是奖学金获得的收入，一定比例应当交由学校统一建立的大学生理财基金之中统一管理，待到学年结束后将这笔资金统一发放给每位大学生。这一制度可以有效的避免大学生奢侈浪费和乱花钱问题，可以将大学生日常零散的钱通过大学生理财基金攒在一起，这样当一定数量的资金一并交由大学生时，相当多的大学生必然更为重视这边资金。

第三，加大大学生个人理财的教育和宣传。最终要想使大学生将其资金参与到个人理财之中离不开大学生理财意识的提升，因此作为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大对大学生理财和规划意识的培养，并且金融机构也应当重视大学生这一理财的潜在市场，更多的走进校园为在校学生讲解和宣传跟人理财对大学生意义和大学生参与个人理财的好处。同时引导大学生学习理财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对个人理财的重视程度，更加主动的参与到个人理财之中。

3结语

国学人生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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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须 知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掌握牢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在科学和专门技术领域取得独创性成果的公安高层次创新人才。

二、报考条件

(一)政治条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思想品德良好，组织纪律性和法制观念强，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无不宜做公安民警的其它情形。

(二)年龄条件：

1、报考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2年7月1日以后出生)。

2、报考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2年7月1日以后出生)。定向就业只招收公检法系统机关及其事业单位的在职工作人员。

(三)学历条件：

1、报名时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2017年9月1日前取得硕士学位，一般不接收提前毕业的硕士生考生);

3、同等学力人员，即获得学士学位满6年(截至2017年9月1日)且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同等学力者报考我校，还须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专业与所学专业及目前从事专业相近;

(2)提交补修与所报专业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学习证明及成绩单;

(3)提交3篇以上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5000字以上学术论文;

(4)已获得国家外语六级水平考试证书，或2005年6月以后参加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6分以上;

(5)同等学力考生在取得复试资格后，须加试两门本学科硕士阶段主干业务课程。

4、非学历教育(单证，只有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的考生或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报考我校博士生，必须在网上报名时获得硕士学位;

5、在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在报名时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四)身体条件：考生既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细则的要求，还应达到以下标准：

1、男生身高应不低于1.70米(在职考生1.68米)，体重不轻于50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25%;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在职考生1.58米)，体重不轻于45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25%。左右眼裸视力不低于4.6(0.4)。无色盲、色弱。

2、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觉不迟钝，无鸡胸、驼背、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纹身、少白头，无各种残疾，两耳无重听，无口吃，本人和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慢性肾炎，无高血压。

在复试时我校按照以上要求对考生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复试、录取。

三、报名程序

(一)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时间：2016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网址： yzb.ppsuc.edu.cn。

(二)网上交纳报名费：

1、报名费一经支付，概不退还;

2、未完成网上支付的，视为报名不成功;

3、报名费只能网上支付，不接收汇款及现场交纳。

(三)确认报名信息：

考生应在2017年2月25日-3月1日期间向我校寄(送)下列材料：

1、《2017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3、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

4、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和评议书;

5、硕士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

6、政治审查表;

7、身份证复印件。

同等学力的考生无须提交3、4、5项材料，但须提交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我校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核发准考证(由考生在报名网站下载)。

(四)注意事项：

1、考生登录报名网站，必须先注册为其用户，方可提交报名信息;

2、网上提交报名信息、网上交纳报名费和确认报名信息三个步骤缺一不可，否则将视为报名不成功;

3、考生网上报名开始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须如实、准确提交报名信息和报名材料。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我校将随时取消其报考、录取资格，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4、我校部分通知将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请正确填机号并保持手机畅通;

5、考生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性别等信息必须一致，如不一致，请在报名前去公安部门更正;

6、考生报名信息在报名结束后，一律不再更改。

四、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一)初试

时间：2017年3月18日、19日;

地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考生须在考前在网上查询具体考场安排;

初试科目：政治理论(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和应届硕士毕业生可免试)、英语和两门业务课;

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门业务课和政治理论。

我校不举办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试卷、不指定参考书目。

(二)复试

初试合格的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体检和综合面试。

时间：2017年5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

综合面试内容：

1、英语面试(外语听力、口语水平测试，50分);

2、专业面试(150分)。

五、录取

初试合格的考生原则上按照导师优先的原则，差额确定复试名单。

六、有关费用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等文件精神，我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研究生新生收取学费，并执行如下学费、国家奖助学金、学业奖学金规定：

(一)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学费标准

法学、公安学、公安技术一级学科(专业)：学费10,000元/学年，3年共计30,000元。

(二)国家奖学金

在校学习期间可参与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3万元。具体办法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

(三)国家助学金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结合我校实际，博士生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年12,000元。

(四)学业奖学金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学校对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实行学业奖学金制度。

一等奖学金评定比例不超过区队人数的8%，每人每学期11,000元;二等奖学金比例不超过18%，每人每学期9000元;三等奖学金比例不超过35%，每人每学期6,000元。

(五)住宿费按学校规定统一收取;警用生活用品费由本年中标生产厂家直接收取。

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财政部 人事部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教民[2004]5号)文件精神要求，按照“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原则，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等特殊措施，我校2017年将继续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4人。

八、研招办联系方式

(一)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电话：(010)83903086

(三)网址：yzb.ppsuc.edu.cn

国学人生篇9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广大师生发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在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第二轮（2007-2009年）一级学科评估中，中国人民大学七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全国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排名第一的人文社科类一级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截止2011年7月，我校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下的109个博士学位授予点招收博士生，2012年拟招收博士生900人，其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拟招收15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录取的非在职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50%，汉族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10%，中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80%。每名博导每年招收1名博士生，已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博士生导师，一般不再招收普通招考的博士研究生（我校《硕博连读博士生录取名单》将于博士生网上报名开始前在网上公示（pgs.ruc.edu.cn））。

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2012年我校继续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全面建立鼓励学术研究、学术探索和学术进步的全方位的、系统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和激励机制，在广大研究生中树立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学术理想，通过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环节，以及导师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研究生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为此，全面建立了动态、优化、具有激励功能的“研究生基本奖学金”制度和“三助”

岗位制度。学校设立特等奖学金，专门用于鼓励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报考我校，同时设立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等研究生基本奖学金，奖学金的覆盖面高达90%以上。

一、招生信息

我校博士生招生信息均在网上，考生须随时登录研究生院网站查询有关通知。考生自行从研究生院网站（pgs.ruc.edu.cn）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报名费、网上下载《准考证》、网上下载《初试成绩通知》等。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有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

3、考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国学人生篇10

小村庄走出的大学生

1895年，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叫硖石口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个乡绅，有约二百亩土地，此外还在广西桂林与人合伙经营一家五金商店。因而，少年时的何廉，生活过得比较优裕。

辛亥革命后，科举彻底废弛，新学兴张的教育得到年轻学子的青睐。1913年12月，深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何廉投考了由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名列录取生第一。但随后，袁世凯称帝，张勋“襄赞复辟大业”，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扶持自己的“人”，各地军阀肆虐。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何廉，从此他抛弃了寄望于少数人拯救国家的幻想，转而信奉教育救国。打铁先要自身硬。何廉学习中勤勉奋进，白天用心聆听来自耶鲁大学的葛罗纳尔·格奇、迪克逊·利文斯等教授讲解的英语、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课程，到了晚上则沉浸在主教中文和中国历史的王耕稼先生主讲的“二十四史”中，以期学成之后好广授“民众的大多数”。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何廉进步神速，深为雅礼大学堂的教授喜爱。

二十四岁那年，何廉作为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被雅礼大学堂选派往赫赫有名的美国波姆那学院留学。毕业时，何廉获得耶鲁大学奖学金，进入该校研究生院攻读“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专业。在那里，何廉第一次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浸润，他一边系统地学习英国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的方法和高级经济理论等课程，一边跟着著名经济学家、数学指数理论创始人欧文·费暄教授从事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调查和编制工作。此外，他还在时任美国联邦政府国内税务局技术顾问的亚当斯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进入美国国家税务局实习，以了解税收的流程。三年下来，从理论到实践，何廉掌握了开展经济调查研究的要领和技巧，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奠定了一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基础。

1925年9月，何廉撰写出《关于国家行政机构所得税征收过程比较研究》的毕业论文，数月后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编写首套“中国化”经济学教科书

1926年6月，何廉学成回来，接受张伯苓校长延聘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

何廉对工作充满热情，每天忙乎十余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在1926-1927学年中，他一人独教《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程，每周至少要上十二节课，最多时竟达三十节课，其备课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然而，身累体乏可通过休息进行调节，但内心的焦虑与纠结却始终难以疏解——1926年秋天，一切安定下来之后，为使自己全面熟悉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工作，何廉挤出时间奔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先后访问了北大、燕大、清华、金陵、东南、复旦、交大、暨南、沪江、圣约翰、光华、大夏等十多所大学，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异常落后：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内容几乎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与中国的现状毫不相干；虽然经济学已经列入中国大学教育大纲十多年了，可是竟然没有一门专论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状况的课程；教学方法僵化古板，老师照本宣科而学生则忙于背定义以应付考试测验；课程设置过分专门化、琐细化，而内容则空洞无物、华而不实；课堂制度脱离实际，完全像是在温室之中，缺少与外界的联系，如此等等，以至于学习商科的学生毕业后竟然看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更无法胜任工作，正如张伯苓所指出的“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束手”。在这种情况下，何廉决定在自己的教学中推行改革，即将中国的材料和学科内容融合起来讲解经济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学教学“中国化”。

何廉把自己的想法向张伯苓校长表明后，开明大义的张伯苓深表赞许并极力支持。他告诉何廉：“你就放开手脚去干吧，出了问题我来承担责任……”这让何廉深受鼓舞，他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自己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第一步——编写讲义。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何廉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麻烦，当时中国高等院校的图书馆中收藏的主要都是些欧美出版的教科书和通俗杂志、普通书籍，而反映经济运行实况的基础性文件，像贸易报告册、政府政策和统计报表之类的则少之又少。何廉迎难而上，他通过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渠道尽可能地搜集资料：有一次，为了拿到反映中国公共支出的材料，何廉手持南开大学开具的“介绍信”来到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古应芬的府上。古应芬正在为筹划稽征某项国税的事宜，何廉就买了一兜子烧饼当干粮揣在怀中，每天早去晚归一动不动地蹲在古府大门口候着。等了整整半个月，始见古应芬面容憔悴地回来了，他赶紧跑上去堵住车门，央求古应芬同意他去查资料，见不行就放狠话说如果不答应就不让走，直“逼得”古应芬赶紧“吼”过来一个秘书：“你，带这位何先生去一趟档案室……”就这样，何廉收集到了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支出的详细报表。又有一次，何廉获悉自己的好友颜惠庆履新北京某个行政院下属组织任主任，主抓公债研究工作，遂不请自来：“老伙计，你调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帮帮忙吧！”结果，何廉轻而易举地就拿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发行外债和内债的全套“保密资料”。还有一次，何廉听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库房里留存有一套政府财政报告书——是民国初期出版的，里面有财政报表，包括每个省的消费和税收，立刻赶了过去。不想，看守库房的老头就是不放他进去，何廉磨蹭了半天都不行。到吃饭时，老头从墙洞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来，何廉定睛一看，原来是酒！便猜想这老头肯定好“闹两口”，就跑出去打了满满一壶高浓度的东北老烧回来。见到酒，看守库房的老头认为自己遇到了知己，不再盘问何廉来此有何贵干了，非拉着何廉一醉方休。何廉心说有戏，就一个劲儿地劝酒，不大一会儿就把老头给灌晕了，然后他不慌不忙地进入库房，喜滋滋地誊抄开了。

有了充裕且翔实的资料，何廉编写的时候格外顺手，不久即推出了一批以中国经济为讲解对象的经济学讲义，包括《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以及《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在这些“中国化”的讲义中，何廉运用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实例来阐述经济学问题，比如：在解释“基本土地税”时，先讲述基本土地税包括的土地税、人头税和折合粮食税，接着逐一讨论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及在制定年份但不同地区之间的纳税兑换率，再通过“为什么收税规定交银子，但很多时候却必须用现洋来缴税”这么一个活生生的问题，指出“兑换率正是增加税收的手段”，更“是贪污中饱的来源”……何廉的讲义，大大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经济学功课的兴趣，但也招致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人甚至说这种大白话教科书有悖于“学术严肃性”。不过何廉不为所动，依旧优哉游哉地照着自己的讲义去授课。

1931年，在经过几年的课堂实践之后，何廉将这些业已定型的讲义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刻就成为全国各个大学财经学科使用最为广泛的教科书。

创办“独开先河”的经济研究所

从事教学之余，何廉还承担起了经济学研究工作。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教学必须和研究真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教师若不参加研究，教学只有死路一条”。

何廉的研究课题是从物价统计开始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指数的构成和物价感兴趣。早先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他曾协助导师欧文·费暄从事过几年物价指数的研究，收集了当时在中国出版的所有的指数，包括尚流行的和已废除的，已对这方面的研究“情有独钟”。二是受到可以利用的材料的限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中国形势混乱不堪，尚无专业的机构和个人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唯一可利用的现成研究材料，就是上海贸易局有关上海物价资料的完整合订本和广州农本局有关广州物价的完整合订本，以及两家都出版过的一段时间的指数，只好“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如此，何廉还是相当知足，他把自己在教工生活区的四间屋子腾出来作为工作场所，然后四处借钱买了一套统计仪器，包括加法机、计算机以及一些制表和制图的仪器，一头扎进了研究中。艰苦的条件下，何廉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在认真清点了中国截至1926年研究物价方面的统计资料并分析了上海贸易局和广州农本局编纂的物价指数后，他采用另外一个更为科学的公式，重新计算了一遍上海和广州从1912年以来的物价指数，从而大大修正了上海和广州的物价指数，并完成了对所有中断处的详细分析说明，使其更为客观、实用和具有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在看到何廉研究的指数后，上海贸易局决定自1927年起全面修正物价指数。

1927年7月，在何廉的提议和筹措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这个不属于任何学科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开先河”——虽仅有寥寥数位工作人员——何廉自任主任，两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做研究助手，外带几位兼职的实地调查员，却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即：一方面，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然后整理编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另一方面，做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翌年，随着北伐的成功，中国进入国家重建阶段，国民政府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界亦围绕着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展开讨论。鉴于此，何廉随即决定，让社会经济委员会通过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来开展研究工作。

在调整好方向后，何廉遂组织人员在天津地区展开考察，准备先行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的指数以及天津生活费用的指数。在他的计划中，需要对城市工业进行调查，包括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和制鞋工业。但由于未受过专门训练，加之人力、物力严重不足，何廉在收集商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时遇到了一连串的大难关：一是不懂生意场上广泛应用的“行话”，常常把商户“吓得撒腿就跑”；二是天津市场的度量衡既不统一又不规范，市场与市场之间、昨天与今天、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五花八门，各不一样，难以绘制物价变化图表……没办法，何廉只好“三顾茅庐”，花高价钱请来了一位“资深土著向导”。在“向导”的协助下，何廉很快熟悉了批发市场大多数商品的市场行情，并在来来往往中同以前从未曾直接打过交道的纺织品、棉布以及食品市场等建立起了适当的联系，更掌握了大大小小各种度量衡的名称和换算方法。

在这期间，何廉常有“意外收获”：有一次，他和“向导”去一个大型市场收集零售价信息。路过一家批发店时，他瞥见商贩正准备点燃一沓发黄的本子，定睛一看，竟是账簿，便一个箭步冲过去，死死地按住说：“哎，别烧，别烧……”见有人管闲事，商贩呵斥道：“都是陈年老账了，还留着作甚？”何廉赶紧作揖道：“我买下了，这总可以吧？”听罢，商贩立时转怒为喜：“那好啊，里面还有哩，你都拿去好喽！”就这样，他仅仅花了几个小钱就买来了一堆陈年账簿，回去细细一翻，发现前后延续了二十多年。还有一次，他在走访一位颇有名气的手工业者时，竟在一间废弃的作坊里搜罗到一箱早期的经济和金融资料，包括外汇兑换率、利润率和现洋率，年代可追溯到1913年甚至1900年以前，其宝贵程度可想而知了。

历时三年有余，何廉带领社会经济委员会摸清了天津地区各行各业的市场行情，然后执笔开始编制物价指数，终于1934年编成一本汇集了各种各样的指数的年刊——《南开指数》，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此后，《南开指数》年年发行，一直坚持到1952年，从而成为后来研究中国当时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

1931年，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改名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在坚持研究天津地区工业化程度及影响并编纂和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统计数字两项课题之余，又给经济研究所扩充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研究中国乡村和农业经济情况。说起来，这一全新课题还是在编制《南开指数》的时候意外发掘的：当时，为收集和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统计数字，何廉对山东、河北向东北地区移民的问题做了一番深入的探讨。也就在探讨迁出地（河南、山东）和迁入地（东北地区）的联系中，何廉慢慢地体会到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是赶快设法增进生产，复兴农村。”从此，何廉就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农村，先后研究了华北、西南等地区的人口组成、土地所有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等多个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何廉及经济研究所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全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实地考察上逐步抛弃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起初，何廉采用的是美国极为普通的做法，深入农村向调查对象分发征询意见表。但意见表收上来后发现，由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毫无数字概念的乡民们填写的答案压根就不能参考并采用：问全村有多少人？回答“没多少”。问村子有多大？回答“没多大”。问一年能赚多少钱？回答“很少”。问每天干多久的农活？回答“很长时间”……这个时候，何廉才明白：面对特殊的对象，必须采取特殊的调查手段。为了能和农民毫无障碍地交流，何廉甚至要求研究人员都必须深入田间地头同农民一起干活。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何廉先后出版了多部（篇）研究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的专著（论文），如《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从研究物价统计到研究农村和农业问题，何廉带领大家“一路狂奔”，先后摘得“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桂冠，亦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因科研成果丰硕而“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至于其出版发行的《南开指数》《统计周刊》《经济统计季刊》和《南开社会经济周刊》等出版物，更是驰名全球。

“卧龙先生”的仕途人生

在旧时中国，一个学者名声大了，很容易被政客拉拢，不管是不是真的投缘，也要来借用你的名声“往自己脸上贴金”。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也容易牵扯进来一些本来不在利益集团中的局外人，以壮声势。何廉这个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最终也被“拉下水”了。

1936年，何廉开始着手考察并拟订“国民政府关于调整战时经济行政机关”方案，这是他应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的“第一把火”。初时，何廉踌躇满志，以为终于可以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一份力”了。但他很快就发现，黑暗腐败的官场和微妙深邃的关系总是羁绊自己的工作。有一次，他欲把某人调离岗位，不想文件还没签发，就招惹来一连串的半夜砸窗和一大堆的电话说情，最后只得无可奈何任他去。不过，虽然屡遭羁绊，但何廉还是顶住压力拟订出了可行方案，其统筹优化之绝妙令拍案叫好。遗憾的是，这一重大举措拖了整整两年才勉强落实到位，让何廉摇头叹息不已。此后十年间，何廉先后就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经济部政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但由于政府自身的种种原因，他不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派系纷争，就是因不愿迎合他人而受到排挤，因而多次就战时的经济政策进谏都没有被采纳，以至于常常被一些权势官员当作笑柄来开涮：“何先生，这儿不适合您，还是回南开大学教书去吧！”直到1944年，他才得以“见到一面”，被委以“就战后经济重建编制可行方案”的重任。这一次，何廉依旧尽心竭力。但当《（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出炉后，虽然“没有困难地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且不久“即在报纸上刊载，并指出这些原则是目前正制订中的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却还是因宋子文搁置以及后来形势变化而不了了之。

何廉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点儿成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无可奈何中度过的。但通过从政，何廉也结交了不少正直官员，更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正如何廉自己所说，官场失意但忘情于南开，这笔宝贵的人脉财富使这位经济学大师可以更好地“继续本职工作”。何廉在此期间一直关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学和研究，多次为经济研究所筹措赞助资金和引荐交流学者，并为经济研究所创造了许多宝贵的实践与研究机会，从而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在抗战期间继续屹立潮头。可以说，何廉就是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救命恩人”。

1946年6月，何廉坚辞委任的经济事务特别助理，退出政界。不久，他应友人之邀加入上海金城银行任常务董事，主要负责计划与发展工作。在国内当时的情况下，他认识到商业银行的发展前景是很有限的，遂建议董事会不应将活动局限于银行业务，而应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发展事业，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制措施。与此同时，何廉还创办了《世纪评论》和《经济评论》杂志，先后发表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正直有力的反对派》《为国家，为人民，还是为自己》《苛政猛于虎》《这样的宋子文必须走开》等多篇言辞犀利的评论文章，抨击时政。对这种做法，有人评说何廉已走至的对立面，何廉也不加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