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发展十篇

诗歌发展篇1

【关键词】诗歌 诗歌翻译 发展 分行 字数

一、诗歌翻译的前奏近代诗歌翻译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现存的中国古诗英译本，有外国译者译的，也有国内译者译的。这个时期的翻译文学，一般以小说为主，诗歌翻译比较少。主要由1864年清朝外交官董恂翻译的第一首西洋诗――美国朗费罗的《人生颂》。梁启超翻译的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名作《哀希腊》，它是拜伦诗歌在中国最早的译文。严复翻译的英国诗人蒲伯和丁尼生的诗，由于译诗以“信、达、雅”为准则，至今还为人称道。而1909年出版的由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大大开拓了中国读者的眼界，使中国青年了解到西方诗作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二、中国现代诗歌翻译的开创期

从“五・四”开始，70年的翻译实践，在英语格律诗汉译的形式方面，存在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流派，主要有一下五种：（1）译成散文；（2）译成自由诗；（3）译成半自由体；（4）译成中国古典格律诗体；（5）译成现代汉语格律诗体。

三、中国现代诗歌翻译的中期

从“左联”成立到抗战开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翻译的主要诗歌作品有：匈牙利的裴多文和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两位爱国诗人的作品翻译的较多。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青年，无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四、中国现代诗歌翻译的后期

这个时期的诗歌翻译作品范围非常广泛，从西欧古典诗歌到当时反应战争题材的诗歌作品，从遥远的古希腊诗歌作品到当时还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民族诗歌作品，翻译诗作可谓琳琅满目。

五、A Red，Red Rose赏析

英国农民诗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在我国广为流传，迄今已有多名翻译家将其译为中文。作为前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家，彭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诗《A Red，Red Rose》。诗中运用了比喻、反复、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表达了主人公对爱人忠贞不渝的爱情。原文：A Red，Red Rose

O my luve is like a red，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thou art，my bo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my luve，

Though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苏曼殊先生译本：颖颖赤蔷靡，首夏发初苞，

恻恻清商曲，眇音何远眺。

予美谅夭绍，幽情中自持。

沧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

沧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

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

掺祛别予美，离隔在须臾。

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蹰踟。

苏曼殊先生以五言古诗体来译，形式规整，词丽律严，译诗从首句到句末并没有追求与原诗在言语、句式、风格上对等。但译文中多处文辞古奥，给读者造成阅读的困扰，也妨碍诗意的流畅表达。

王佐良先生的译本：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走的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

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成灰尘。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

珍重吧，我唯一的爱人，

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

但我定要回来，哪怕千里万里！

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是对每行的字数进行限制，不超过十三个字，形式接近半自由体。王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做到以诗译诗，所以译文保持韵脚，形式上也力求接近。“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和“太阳将岩石烧成灰尘”特意替代了“海枯石烂”的陈词滥调，以一种清新的感觉使读者眼前一亮。

综上所述，从诗的不可译到可译，从古体诗到现代格律诗，中国诗歌翻译艺术和理论已渐渐成熟，译诗质量也日趋提高。

诗歌发展篇2

记者在展出现场看到，作品中既有书法家录写新诗，又有诗人自写新诗的墨迹。诗人牛汉、屠岸、邵燕祥、高洪波、寇宗鄂、林莽、邹静之等笔法从容不迫，皆有可观。刘大白、胡适、郭沫若、卞之琳、余光中、食指、舒婷、顾城、于坚等诗人的诗作，也以书法形式呈现别有风采。其中篆、隶、楷、行、草种类齐全，横幅、立轴、中堂、扇面、圆光等形式多样。读新诗品古字，可获得双重审美享受。

一些诗人和诗评家对这样的做法表示赞赏。诗人牛汉称自己经常用毛笔写诗，因为用书法写新诗快乐很多，每写到激动处，写字的节奏明显加快。“这时你就会感到，字也是有感情、有灵性的。诗歌讲究韵律，富有音乐性，用书法表现起来会更美。”他举例说，沈尹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是新诗初创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但他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修养。这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诗人屠岸说，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诞生，就是一种古与今的结合。过去只能用文言表达诗意，“五四”新文化运动用汉字书写白话诗，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在谈到用一些古典的艺术形式表现新的东西时举例说，京剧以前只表现古代生活，但梅兰芳的《邓霞姑》《一缕麻》创新出了时装戏，再后来有了现代京剧；用源于西方的芭蕾舞演《红色娘子军》也是成功的。屠岸进一步发挥道：“现在都是用普通话朗诵新诗，而古代的诗作常常是吟出来的。我的故乡常州有一种常州吟诵，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算是这一形式的代表性传人。去年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洛夫诗歌研讨会时，洛夫用书法写自己的新诗，我也用常州吟诵表现其作品。我们都是对古今艺术结合的尝试。”

诗人寇宗鄂作诗之余，书画是他的最大爱好。他表达自己创作感受时说，其实诗书画是一体的，但诗应当成为魂，没有诗的统领，没有诗意，没有诗的品质，就只能算是匠人。做一个文人，首先要成为一个诗人。做书画时的感受，也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所助益。他笑称，中国新诗的历史不足百年，算是年轻的艺术，而书法已有几千年历史了，但二者联姻的“老少配”未必不会和谐。

诗歌发展篇3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贵州诗歌处于多样化发展态势,各个群落均有一批实力诗人。就我本人的理解,贵州诗歌创作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路径:

一、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

注重诗性追求和内涵融注

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是新世纪以来提倡重建新诗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是指增添诗的社会含量和时代含量,是指歌唱人类的灵魂、揭示人类的命运,是指抒发对生命本真的关怀、体现对良知与责任承担,是指注重对生活的诗性表达、力求意蕴内涵的丰富和饱满。当然,现实主义精神不等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大家知道,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曾经使文学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它过分强调观念的表达和政治功能,从而使文学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使文学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和严重的损失。这一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作家都记忆犹新。我们现在不愿再看到这个局面出现,而且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十分忌讳这一点,以免重蹈覆辙。

贵州诗界创作风气的转变,与重建新诗精神的提倡有关。重建新诗精神是有时代背景的,它是从2006年连续发生的“中青报诗歌事件”、“赵丽华诗歌事件”、“韩寒诗歌事件”之后兴起的。从侧面来看这些诗歌事件,它是中国诗歌从强调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向反意象、反意义、反崇高之后的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于是,以良知与责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新诗重建的倡导和行动,就在全国诗歌界开展起来。其中包括贵州诗界100多名诗人于当年11月11日率先在修文县王阳明纪念馆签名通过《中国修文诗歌宣言》的重拾诗歌精神的活动。应该说,自那次活动以后,贵州诗界的创作风气有明显转变。

从这本《诗歌精选》来看,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占据较大比重。包括李发模、黄健勇、王蔚桦、程显谟、徐必常、赵雪峰、张景、杨启刚、刘毅、文城、彭殿基等具有主旋律特征的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现代性诗人和以地域诗歌写作为主的诗人的作品。李发模至今仍没有停止叙事诗创作,当年以《呼声》等叙事诗名扬诗坛,2008年又出版了叙事长诗《呵嗬》,成为贵州新世纪叙事长诗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他的叙事诗通常反映时代变革与现实生活,题材宏大而角度独特,情感充沛而内涵深厚,故事曲折而形象鲜明,以丰富的想象和形象化的语言,增加其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收入《诗歌精选》中的则是他的抒情诗,看得出,仍得力于叙事诗的深厚底蕴和真实情感,同时注入了现代性表现手法,语言更富想象力和形象化,并善于从生活中提炼诗的内涵,时代气息浓厚,充满思想光辉。李发模在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方面作出了表率。黄健勇入选的是一组散文诗,他在上世纪出版的散文诗集《东方之门》奠定了他在贵州诗歌界的地位,而这一组散文诗比他过去的作品显得沉静而朴实,增加了写实性和叙事性成分,题材取自现实生活,关注人生命运,影射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寓意色彩。这也是他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果。王蔚桦的诗以抗冰救灾为题材,现实性更强,他在诗意的呈现、形象的塑造上力求完美,通过语言的调度把情感抒发到了极致。其他如程显谟的诗,注重生活的体验和内涵的提升,注重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运用,体现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徐必常和杨启刚的诗,写时序的变换、对节令的感悟,从而进行人生和理想的思考;赵雪峰、刘毅、彭殿基的诗,以自然、风物为题材,通过状物与抒情,追求古典主义诗美创造;张景和文城,一个写,一个写黄河,在激情和诗意中,融入大量的历史、宗教、文化、意志、命运、理想等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容,使诗歌充满厚重感和可读性。

以上这些诗人诗作,从创作的精神和态度来看是严谨的,让人感觉到一种力度和使命的存在;从艺术品质来看,大部分能开放性地吸收现代性创作元素,使现实主义光辉更加眩目。因此,当前的现实主义诗歌已并非以往人们从教科书上获知的那种脱离文学本体的政治宣传工具的诗歌了,它不是单纯的观念表达的东西,而是注重诗性追求和多样化呈现,饱含社会关注、民生体恤、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命运感的厚重作品。这一点,在贵州新世纪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二、延续现代性诗歌自我审视与

批判精神的品质

现代性诗歌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终极关怀、主体体验和审思意识,突出个性、反叛和批判精神。因此,大量的现代性诗歌表现出自我审视、心灵解剖、生命关注、价值追求,以及对传统的反叛和对现实的批判。梳理贵州现代性诗歌创作,高潮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极具探索精神和前卫素质的诗人,敢于突破思想的和创作的传统,以诗歌去反映转型的社会和表达觉醒的自我,去批判现实的不合理和揭示人类精神的危机,于是出现了贵州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人。这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把落后的贵州从诗歌方面一下子推向了全国的前台,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至今还影响着贵州诗歌的创作,这对于贵州诗歌话语权的建立、对外诗歌交流平台的搭建和交流资格的形成,对于贵州诗歌多样性发展、纵深的开掘和进程的推进,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本《诗歌精选》可以看出,贵州现代性诗歌的创作仍然比较活跃,也逐渐走向成熟。入选这本书的诗人,包括上世纪80年代参与贵州现代主义诗歌实践的唐亚平、南鸥、谢迎旭、彭天朗、王付等,也包括后起的李寂荡、赵卫峰、黑黑、白沙、天空、孙捷、西楚、青红、牧之、吴治由、阿诺阿布、祝发能、尹嘉雄、袁伟等。

唐亚平最初以地域特色鲜明的高原诗展示她的诗歌才华,至“黑色”系列出现后,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生命关怀、潜意识展现和内心自白,将现代诗写作推向高峰。她的诗不完全是人们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展示,其实这只是一个由头和引子,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转型期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冲突,把现实与理想的交锋,灵与肉的搏杀进行了诗性的呈现,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她的诗拓展了诗歌话语的空间,是贵州现代诗发展的一个标志。“黑色”系列之后,她的创作随着阅历的增长,多元文化的吸纳与融会,以及对生命、时代、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其情感显得包容、平静,而思想更加隐晦、深沉,把一个醒悟了的人生、淡泊的生活和智性的思考融入诗歌。以诗集《月亮的表情》为代表,通过一系列心灵的“风景”,展示内心苦痛后的安抚和自疗。这种对情感和语言的节制,对诗性的把握,体现出她现代性诗歌创作的成熟。唐亚平的诗歌以风骨取胜,所以她放弃常规诗歌写作的意象罗列、各种花样手法的使用、语言的刻意雕琢,而保留诗性的纯正和真实,这是她的诗歌走得远、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鸥一直从事现代性诗歌写作,近年出版的《春天的裂缝》代表他新时期的诗歌成就。南鸥的诗,以人的存在、价值、意志、信仰、尊严、情感、死亡等生命意识与终极关怀为核心内容,对生命本源进行探索,对人性和命运予以体察,具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他对诗歌艺术的探求,对文字的崇敬,对诗歌品质的坚守,几乎做到一丝不苟、竭尽全力。他以一种心灵的力量直追诗歌精神,以捍卫生命的方式捍卫诗歌理想,所以他的现代诗,内涵深厚,语言精准,想象奇崛,意象繁富,抒情才华得到尽情的发挥,为贵州现代诗创作增添了活力和色彩。李寂荡的现代诗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如《铁炉子》、《隔壁邻居》、《水洞》等诗,其触角直抵日常生活和社会底层,力图从普通经历与物事人情中挖掘意义和价值,文字细腻有质感,善于控制节奏和情绪,在平静的叙述中渗透出人性的力量和情感的深度,通过冷抒情的方式赋予人生的思考与智性的光辉。

贵州民族学院走出来的诗坛“三剑客”――赵卫峰、黑黑、西楚,他们的现代诗,将生命的思考和存在的观照融入地域、历史、文化,使诗歌显得厚重、大气。在创作思路上,赵卫峰善于揭示事物矛盾二元的统一性,写出了生存的苦恼与必然,世界的陌生与熟悉,内心的矛盾与和谐;黑黑则驰骋在旷野、峡谷、群山、高原之上,面对大自然的无限、自由与永恒,引发出人生之困惑、生命之渺茫、时间之易逝,将现代人的焦虑与犹疑、压力与疲惫、伤害与恐惧、失落与无助、迷失与遗忘等情绪和处境揭示出来;西楚却以超现实的思维,放大想象空间,使其诗歌意象纷呈,富含寓意和象征,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不可捉摸和人性的变异。在语言和风格上,我与王蔚桦先生有同感:赵卫峰充满“激烈、峭刻”,黑黑带着“感伤、冷静”,西楚富有“激情、灵气”。贵州诗坛“三剑客”,以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把新世纪贵州现代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其他诗人以各自不同的取材视角、艺术准则和创作个性把握现代性诗歌的创作要领,如白沙注重日常感悟、谢迎旭注重意境营造、天空注重想象扩张、孙捷注重意蕴提炼、彭天朗注重都市体悟、王付注重意象空灵、青红注重流利自然、牧之注重诗意锤炼、吴治由注重物我感应、阿诺阿布注重语感流动、祝发能注重乡土体验、尹嘉雄注重情境发现、袁伟注重心灵传达。他们致力于现代诗的内涵挖掘和艺术探索,作品颇丰,传播范围较广,从整体上凸显了贵州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实力和成果。

三、地域性写作成为贵州诗歌的亮点

“地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更重要的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生活及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时空环境、心理环境和具有独特根性的文化体系。因此,地域性诗歌写作贯穿的是独立意识、驻守意识、血缘意识、大地意识、底层意识、审思意识。从题材内容上看,地域性诗歌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地域民族的风情、风物、风俗的融入与感悟,对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认同与赞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坚守与弘扬,对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身份、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对落后、蛮昧、狭隘等民族缺陷和弱点的审视、反思与批判,对乡土的感恩、对大地的依归、对民族的忠诚等精神品质的崇敬与书写,对人性复苏和生命意识、忧患意识觉醒的昭示与表现,对责任意识、对现实和命运的集体性抗争意识形成的肯定与评述,等等。从本质上看,地域性诗歌写作属于一种现代性写作,它与乡土文学、民间文学有着完全本质的不同,这里所指的“民族”也不完全等同于少数民族。正如张嘉谚所说,它超越了“乡土”写作、“少数民族”写作、“行政区划”写作。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朝向厚重、大气的地域写作,产生辐射整个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品。

贵州诗人的地域性诗歌写作一直没有停歇,而且一直融会于现代性诗歌创作的足迹之中。它与现代性诗歌的探索与发展遥相呼应、同频共振,只不过它的触角伸向人类的家园,深入人类心灵的根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高原诗”,曾把贵州地域性诗歌写作推向一个高峰。诗人们在正视、感受和慨叹自己所处偏僻地域及人文的蛮荒粗野、犷朴强悍、神幻浑茫、独特纯真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地域与人、地域与世界、地域与文化的关系,思考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传统意识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和谐,并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和跨文类写作,使地域性诗歌充满原始诗性,充满个性内涵,充满文化张力,呈现出贵州诗歌的独异、厚重与大气。

收入《诗歌精选》中的作品,是新世纪以来在贵州地域诗歌写作中比较有成就的作者,包括姚辉、喻子涵、陈春琼、赵俊涛、空空、王鹏翔、鲁弘阿立等诗人的作品。

遵义诗人姚辉和陈春琼,包括前面讲到的李发模,立足黔北地域,从大地和家园、从历史和文化、从生存和活动中寻找诗歌元素,使原本具有历史渊源的黔北诗歌在新世纪里得以延续和光大,成为贵州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尤其是姚辉的诗,注重历史意象与地域声音的捕捉,从地域、民族、历史中溶炼和提取现代意蕴。正如他在《变奏曲》中说:“在此之前,我是一群奔走的岩石/尘土是一大堆即将成形的山色”,揭示出人与地域的关联和宿命意识;“我就是那条辽远的长途来自往昔/……但此刻我终于想静下来/与其他土石一起/站成一种穿越苦痛的巍峨――”,写出了对地域和命运的深思与认同。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是诗人的宿命,因此他在《歌唱》中写道:“一个反复歌唱的人又忆起遥远的故乡/那里炊烟浮动/泥筑的房舍被牲畜之声蒙住/黄土蜿蜒藏着千年的张望”。当然故乡也有让人疼痛的时候,因此带来追问与反思:“我想把所有岩石高擎成闪烁的灯盏/让光芒覆盖往事让山的疼痛/进入我们坚守年年的饥渴……”(《在群山之上》)诗人与地域的喜忧恩怨,便构成了敏锐深沉、意蕴悠远的地域诗歌。在审美生成上,姚辉的诗注重感情与理智的互渗交融,注重地域性和现代性完美契合,因而诗意隽永,境界辽阔,风格沉稳,其诗歌品质较一般地域诗歌要高出一筹。

喻子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悄入诗坛,获全国“骏马奖”后才渐渐为人所知。耿林莽评论其早期的作品时说:“以一种孤傲、坚韧和孕于其中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沉思,为我们提供了充满激情、力度和现代气质的新型散文诗。”其实,这也是基于地域、民族、历史、文化之上的人类反思与生命关注的作品。新世纪以后,以《南长城》、《喀斯特之诗》和《河山系列》为代表,转向地域性诗歌写作,力求使现代诗注入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原始诗性,其中代表地域文化含义的核心意象“石头”,从当初一直贯穿到现在,成为喻子涵诗歌中具有生命感和象征性力量的符号。

赵俊涛入选的是一组反映地域风情、风物、风景、风俗的诗歌,地域色彩明显,并予以现代性、当下性观照。从创作手法上看,这组作品是他的散文诗集《阳光的碎片》的延续与发展,当然力度有所不及。《阳光的碎片》虽然是一个具有多元性内涵的诗歌文本,但地域性特征也十分突出,它以洪荒宇宙、烈火飓风、大漠极地、战马铠甲、界碑墓志、岩画死湖、疆场远征、山地厚土、石头沼泽、山民纤夫作为写作对象,以一种粗犷宏阔的气概统摄天地万物,以一种大恨大爱的胸怀舒卷古朴情感,提供给人无尽的想象和思想情感的升华。

空空、王鹏翔、鲁弘阿立,他们是贵州西部的多情歌者和地域诗歌写作的代表诗人。空空善于将地域性意象作现代性转换,将悠悠的乡情、严肃的民族精神和心中的理想锤炼成诗意;尤其是他的新诗集《人之高原》,将地域风情、民族风俗、寓言传说以及民间生存境况融入当下的情思,写得大气磅礴、摇曳多姿。王鹏翔入选的几章散文诗,以土地为背景,通过历史遗物叙写土地经历的沧桑以及大地上发生的悲壮故事;以风景名胜为抒写对象,揭示自然与人生关系,写出了地域的灵动与色彩。鲁弘阿立的诗,有着浓厚的人类学背景,他写祖宗开疆拓土、苦难与迁徙,写边缘民族繁衍生息及其心路历程,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厚重的历史感;他的诗歌意象纷呈而野味十足,充满激情、率性与浩气,通过土地、洋芋、荞麦、火焰、炊烟、瓦板屋、图腾柱、雄鹰、族徽、节日、仪式等极富地域特征和象征意义的若干物象的陈列,传达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并使诗的意境深邃悠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喻子涵、陈春琼、王鹏翔是用散文诗的形式来表现地域的,其实,姚辉、赵俊涛、空空、鲁弘阿立也写过不少散文诗,只不过收入本书的是他们的分行诗。这就给人以启示,不管什么诗歌类型,只要得体,就不会影响地域性诗歌的抒写与表达,同时这也恰恰体现地域性诗歌写作的包容性、灵活性与多样性。

此外,让人遗憾的是,提倡并实践地域诗歌写作的黔南地域的一批诗人的作品没有收入本书,如梦亦非、黄漠沙、湄子、熊盛荣等人的作品。他们倡导“厚重大气,有本土特征,神性和人性、经验、体验和超验能够合一,属于有根性写作、可持续性写作,气象大、格调高”的西部地域诗歌理念,并付诸创作实践,成为贵州地域诗歌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引起关注。

四、后现作注重诗歌品位的提升

中国后现代诗歌起源于“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歌实验,到2000年“下半身”诗歌团体诞生发展至高

峰。后现代诗歌的基本特点是: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个性消失,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提倡更开放自由的诗歌形式;创作上强调直接性、即时性和表演效果,无须预定设想,追随多变的想象力进行自发的随机写作;语言以日常口语和民间俚语入诗,喜欢语言游戏与语言实验;风格上有散文化、叙事化、非诗化倾向,打破诗美与诗丑、结构与非结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揉不调和的因素于一体,追求文本原创和生理心理的欲望,注重在场表达的“快乐”。后现代诗歌这种无确定的内涵和意义,强调此时此刻的感觉和兴趣,甚至把肉身和本能欲望当作写作资源,而把知识、文化、诗意、抒情、哲理等所有诗歌传统一网打尽,这就带来了太多的质疑和争议,无助于诗歌建设和优秀诗歌文本的产生。当然,后现代诗歌提出对陈规陋习的反叛,对文本的原创,吸纳多种维度、声音和价值体系,超越“抒情诗的绝境”,解放诗歌语言,拓宽诗歌书写题材,冲破写作惯性和陈旧方式,强调民间立场和独立品质,解除等级制度,以推举新人为己任,等等,又增强了诗歌创作的活力,具有它的先进性和存在合理性。

贵州的后现代诗歌创作,由于不处于后现代诗歌运动中心,加上地域、民族、经济、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心理、性格等因素制约,因而总体来看热情不是很高、规模不是很大;同时,贵州的现代性和民族地域性诗歌的创作仍占主体地位,在被遮盖的情况下,后现代诗歌创作场子不大、势头不旺。因此,贵州的“后现代”诗歌特征不明显,“先锋”不彻底,还保留一些“前现代”的创作方式。并且,在不断的质疑和反思中,放弃后现代诗歌的一些极端主张,转而注重诗意、品味、语言等审美内质和外观的构建,注重艺术的相对恒定性和诗歌文本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贵州特色的后现代诗歌。

在《诗歌精选》中,收入了钟硕、邓红(青石的小城)、季节、末未、朵孩、非飞马、任敬伟、王兴伟、贺建飞等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具有后现代倾向,然而他们吸收了“后现代”和“现代”诗歌中的优秀品质,便成为贵州新世纪诗歌中具有特殊味道的作品。

女诗人钟硕,相对来说,是后现代诗歌写作较为明显者,成就也较突出。她的诗歌追求当下性和平民化,提倡日常和随意写作,大量运用口语和生活语言,主张消除构思与技术痕迹。但同时她又提出“人本主义关怀与真实”,追求“智性与感性都在场”。因而她的诗,与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诗歌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追溯她的诗歌创作源头,一方面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黑色意识”创作;另一方面又有“下半身”的影子,从女性意识转为对人体自身的观照。因此,她的诗歌题材带有明显的性别痕迹。但是,作为对“女性意识”、“下半身”、“后现代”有着清醒认识并持独立见解的诗人,她坚称“对口语风格的诗歌及种种所谓的先锋、试验和探索持有足够的尊重”,但又“对某些与之有关的伪命题和噱头、炒作,以及平面化、口水化的泛滥保持一贯的距离”,提出要“有效摆脱口水化的泛滥”,让诗歌“回到人性,回到存在的本真,回到当下”。所以她的诗,口语气息很浓,日常性的语感和场面比较突出,但又充满人文关怀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实际上她已超越了“女性意识”,超越了“下半身”和“后现代”。她没有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没有放弃对价值的思考,也没有放弃对语言精准的把握,因而成为后现代诗歌中保持诗歌艺术纯正的少数者,使她的诗歌比受到置疑而影响渐弱的“后现代”要走得更远。

另外两个女诗人邓红、季节,其诗的风格与钟硕有些近似,善于从女性视角写作,但女性意识和后现代诗风要稍淡一些。虽然在题材的平民化、生活化,语言的口语化、随意化,情感的零度化等方面,有后现代的影子,但是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人事物景入诗,物我互为观照,重感悟、重哲理,增加象征效果和寓言色彩,因而也是吸收了后现代和现代诗中的优秀成分,成为比较新异、独特的诗歌。

“印江四诗人”之一的末未,收入本书的诗来自他的第二本诗集《似悟非悟》。他的第一本诗集叫《后现代的香蕉》,受后现代诗风影响较大;而《似悟非悟》则向现代禅诗方向发展,在真与幻之间、醒与醉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他体悟着人们未能体悟的事象。末未的诗,是他基于对后现代诗潮的认识而创作的,注重在场即兴写作和生活语言表达,诗句信手拈来而又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从题材选取和内涵表现来看,似乎都摆脱不了乡土情怀和地域因素。因此他的诗是在吸收了后现代创作技巧和选题的现代性审思之后,从而创造出的具有自己个性的诗歌。他的诗注重意象的萃取和诗意的提炼,语言幽默并富有感染力,善于制造悬念,哲思性也较强,而且富有乡土情怀、人生意味、命运思考。这就完全融合了现代诗和后现代诗的优势,外观上适合于后现代诗歌讲究感性的、享受的阅读口味,而内容又不失现代性诗歌的内涵融注与个性张扬,应该说这是先锋诗歌的成功探索。同一地区的朵孩、非飞马、任敬伟,受末未影响驰骋在贵州诗坛。朵孩的诗注重情节和叙事,注重对话和倾诉,注重生活细节的观察并构成对时代的反讽,注重口语运用并富于动感和形象化;非飞马、任敬伟的诗,善于关注当下,注重意象和象征。但他们的诗,内涵稍显单调,功力弱于末未。

王兴伟和贺建飞,也有后现作倾向。他们的诗,看似无意义,但诗的意义出没在字里行间,在阅读体验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意义的存在。

由此看来,后现代诗歌有它的弊端,但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如果年轻诗人能像以上诗人一样,敢于去探索与实践,敢于去质疑和创新,就能创立自己的诗歌天地。

五、坚持古典主义写作并获得当代

性超越

这里说的古典主义,是指诗歌创作的一种风格和方法,十七世纪盛行于欧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被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提倡并推向高潮,至九十年代在“纯文学”呼声中再度掀起古典主义诗歌创作热。古典主义诗歌的特征表现在遵循古典诗歌美学传统,注重情感纯净、意境优美、想象丰富、风格清新、格调典雅,语言上要求准确、精练、华丽,结构要求精致,强调诗、画、乐、舞的完美统一,在思想倾向、诗歌意象、美学追求及语言特色等方面突出古典情怀和唯美趣味。

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它本是诗人基本的创作方法,但由于五花八门的现代、后现代诗歌使人们厌倦,于是古典主义诗歌反而使人青睐,不仅有一批人坚持写作,而且也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在这本《诗歌精选》中,禄琴、罗莲、伍小华、施波等诗人就采用的是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

彝族女诗人禄琴的诗,善于表达小资时代的日常生活及高雅情趣,如《品茗》中写道:“玻璃杯握在手中,那念佛经的女子/及手中念珠,让喧嚣静止下来/风拂过,光线变暗”,当然这也是对生活的敏捷感悟和一种心情的细腻表达。她的诗注重意象的提取和诗意的营造,如“有静心的女子拈花一笑”,“清露在红尘中绽开”,“听清晨鸟语鸣啭”,“只一低头,石缝里的小花就开了”,“美好的面容带着迷惘的微笑”,等等,清新优雅,明朗简洁,充满浓厚的古典美,读后给人以纯净、安宁的感觉。禄琴出版过《面向阳光》、《三色梦境》等诗集,他把这种写作优势曾用于民族地域题材,抒写彝家风情,探寻生命奥秘,张扬民族之魂,在彝人诗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罗莲的诗取材于佛教体验,以佛教文化作为写作背景,这本身就充满古典色彩。在她的诗中常见各种花的意象――莲、梅、菊、桃、桔、水仙、昙花、草莓、樱花等,充满清雅的古典情趣。她对大自然和生活的感悟比较细敏,试图把心性融入自然,又从自然中找到自己的心性,从而达到一种禅悟。这种禅悟,既是人生的,又是诗歌的,使古典诗歌美学在她这里得到弘扬和延伸。“我将从花朵即将消失的地方/把她带回来/……把身边相仿的花朵一一点燃”(《我将再次亲近这些花朵》),诗情细腻,诗意凝练,意象鲜明,安宁纯净的禅意使诗歌富有空灵色彩。“我听见人群内心隐秘的花朵/在秋风上粲然开放/简单而不重复……金子般干净”(《手执莲花的女子》)。她反复描写花朵,以花喻人,表达一种高洁清贵的人格寄托和超凡脱俗的理想追求。罗莲出版有诗集《另一种禅悟》,我想,她的悟,既包括对自然、生命的悟,也包括对古典诗歌精神的悟。这种悟,既使人生境界得到超越,体现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也使诗歌创作走出狭隘境况,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层次的文化特征。

伍小华善于写作清新简洁的抒情小品,并赋予一定的寓意和哲理;施波的诗以理想和爱情为抒写对象,讲究韵律和节奏,诗意浓郁,格调典雅。他们的诗写得比较纯粹,富有古典主义的诗美特征。

以上是我对新世纪以来贵州诗歌创作状况所进行的粗略评析。当然,未收入《诗歌精选》的诗人诗作还有很多,据我目力所及还有哑默、吴若海、隐石、彭澎、王家洋、陈灼、郑望春、冉光跃、郭思思、吴国清、冰木草、吴英文、拾荒者、庞非、惠子、罗树、宋冬游、刘馨泉、哑木、马也、马晓鸣、姜静玮、朱良德、杨光焕、刘燕成、朱朝访、陆大庆、曾雁平、张野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梦亦非、黄漠沙、湄子、熊盛荣,他们都是新世纪贵州诗歌创作的主干力量。

如果要说贵州诗歌存在的问题,从更宽远的视野来看,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缺失:一是个人化的小情小调较多,缺少大气和风骨;二是疏离社会生活,缺少强烈的现实关注、生存思考与人文关怀;三是题材陈旧、写法雷同,缺少艺术探索和创新;四是受平面写作、随意写作的误导,缺少深度体验和思想深度;五是存在零散写作和隐态写作,忽略交流和地域文化的挖掘与整合,未能形成“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

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需要整个文化氛围的形成。同时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诗歌的发展不好说问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和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看,不是我说的问题就是问题,我现在指出的问题说不定它本身就存在问题,或许它甚至是以后诗歌发展的障碍。因为诗歌始终走在文学艺术的前面,我们要善于看清事物发展的一面,相信它发展的一面,那么也就要有热情和良好心态鼓励新生事物的成长。当然,艺术的本质是不能忽视的,诗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始终要保持它的独立形态和艺术特征,不能因为“先锋”和“主义”把它毁灭掉。新的文化思潮再怎么消解诗歌元素,也不能把诗这种艺术类型本身消解掉了。诗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诗先锋、诗革命呢?

因此,作为艺术前卫的诗人,要有两个意识:一是自省,二是自觉。“自省”是自我反思,自我清理,自我输血,自我整合。“自觉”是需要保持清醒和独立,需要具有现实批判的勇气和自觉,其目的是自觉维护和捍卫诗歌精神。虽然诗歌不再是神话,但诗歌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神话。可是,随波逐流产生不了神话,自我放纵也产生不了神话,降格以求更产生不了神话。时代千变万变,诗歌千变万变,但是艺术良知和诗歌本质始终不变。只有始终把握诗歌精神,才能使贵州诗歌走向健康大道。

诗歌发展篇4

关键词：诗歌 诗歌教学 儿主动性发展

儿歌，是专为幼儿创作的简短的诗歌，它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朗朗上口、节奏感强、语言优美、纯真活泼。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言：“从母亲嘴里听来的儿歌，是孩子们最初学到的文学，在他们的心上最有吸引的力量。”

3-6岁幼儿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儿歌内容浅显，结构简单，语言形象，能体现幼儿的某些生活特点，因而深得幼儿的喜爱。

一首诗歌对幼儿而言，并不是单一的学习，它意味着不同层次的学习，在诗歌教学中，我们不应该只要求幼儿鹦鹉学舌。皮亚杰在谈到课堂教学时曾经说过：“所谓教学，即是引起一种主动的建构或再建构或再创造的过程，使个体有效地同化的活动，每当过早的教给幼儿那种他自己可以发现的东西时，就抑制了让幼儿自己去发现某中事物的机会，也就抑制了幼儿对那种事物的完全理解。”那么，如何在诗歌教学调动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幼儿对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的主动性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呢？在几年的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我的体会是：

一、制定符合幼儿阅读水平的诗歌教学目标

根据对幼儿的观察，我们发现，幼儿大都喜欢跟着大人念儿歌，但只是鹦鹉学舌的，机械地诵念，颇有“小和尚念经”的味道，对于诗歌的语言，画面的理解极其模糊和肤浅，为此必须制定幼儿诗歌阅读的阶段目标，如：培养幼儿学诗的兴趣及良好的阅读习惯，有计划地培养幼儿从感性的直接兴趣过渡到间接兴趣。能和老师一句一句地读，读准每一个字音，在熟读的基础上进行背诵，并能简要的说出句意和句节的意思及关系，让幼儿将学到的儿歌回家后念给长辈听，在长辈的鼓励下激发求知欲望，还要根据幼儿的自制力较差，坚持力脆弱等特点，必须寻找推动幼儿学习的动力，制定出学期诗歌阅读的数量，期末举行“看谁学得多”的诗歌朗诵比赛等。

二、选择符合目标，适合幼儿阅读特点的教材

根据所制定的目标，阶段性的为幼儿选择阅读材料，这对培养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教材的选择首先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应以浅显易懂、富有情趣、意境优美、幽默诙谐、读起来朗朗上口的为好。如诗歌《排排坐》：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这首儿歌简短流畅，可以配合幼儿的活动对幼儿进行友爱和谦让的教育。由于节奏明快，押韵上口，幼儿一听就非常感兴趣，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老师念起来，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活动中来。

三、激发幼儿兴趣，充分做好活动材料的准备

精心设计活动的材料，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为诗歌教学做好充分准备。它包括：根据诗歌教学的需要，丰富幼儿的经验和知识的准备，让幼儿在活动中可以“有物可言”。例如在教诗歌《阳光》前，老师先带领幼儿晒太阳，然后做游戏“找阳光”。

通过幼儿自身的主动活动去发现阳光，感受阳光，孩子们在阳光下那么的开心，这就是为活动进行了经验和知识的准备，所以在仿编活动中幼儿情绪激昂，都争着来编诗歌，完全沉浸在诗歌温暖快乐的境界中，编出了：阳光在秋千上荡着，阳光在国旗上飘着，阳光在滑梯上滑着等许多富有情感和诗意的句子。

为幼儿创设有感染力的意境。根据诗歌教学的不同要求，有的诗歌我们可以布置一个意境优美的环境。如诗歌《雪花》，老师可以用包水果的泡沫网做成雪花吊饰，挂满教室，用白纸片或泡沫粒撒洒在地面上，墙壁上画上雪景，让孩子们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有的诗歌我们可准备一幅意境优美，易于幼儿理解的图片，选择和诗歌意境相近的音乐等烘托气氛，例如诗歌《伞》我们就设计了意境优美的背景音乐，使幼儿在活动中被吸引到诗歌的意境中来。

四、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

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可以运用的教学方法很多，例如游戏、表演、小制作、观察等。如诗歌《斗蚂蚁》，我们采用了儿童表演的形式，在诗歌《绿色的世界》活动中，我们设计了观察活动，让幼儿戴上各种不同的眼镜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变成什么颜色了。从而使幼儿更深刻的理解体会作品中描绘的“绿色世界”。在诗歌《春天在哪里》的教学活动中，我们采用了让幼儿诗歌表演的方法，通过自身的表演，激发他们参与活动的兴趣。此外，活动中的教师富有表演力的朗诵，富有激情的表演，结合意境优美的教具，让这种美的情绪、情感来紧紧抓住幼儿的心，使幼儿对诗歌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通过语言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同时幼儿的成就感也就得到了满足，使得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去，成为活动的主体。

五、启发想象，培养幼儿的创造能力

运用提问激发儿童思维的积极性，是启发儿童展开想象的翅膀，从已知探索未知，开发儿童的创造力的重要方法。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只是数学上、实验上的技能问题、知识问题，而提出的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在诗歌教学中，要十分重视从老师发问转向儿童质疑，才能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如在教学《小小的船》一诗时，老师可抓住“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一句，让学生从月儿弯弯的样子联想到小船的样子，进而通过对蓝天和星月的描写，说出美丽的夜空是怎么样的，再启发儿童想象飞上月球遨游太空时看到的情景，这样就启迪了儿童的思维，发展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六、理解诗歌内涵，调动幼儿积极性

当幼儿对一首诗有了一定的内心体验，老师要帮助他们如何将内心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教师应给予幼儿充分的、自由的谈论个人经验和观点的机会，让它将自己理解的东西表达出来，并及时地给予鼓励、肯定。例如诗歌《秋叶》，课前，我们可组织幼儿去找秋叶的活动。通过幼儿身处大自然的亲身活动，去体验秋叶飒飒落下的动态美。有些幼儿在找秋叶时会说“我看见秋叶被风一吹，从树上飘落下来”。这就是幼儿主动表现的结果，是幼儿创造的萌芽，教师这时应及时地给予鼓励，幼儿的参与性就被高度激发，许多幼儿都争着说他们发现的事情。在活动前，老师设计了情景，在教室里摆满了许多棵树，树上贴了少许“树叶”，让幼儿有身处大自然的感受，调动了幼儿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储备。活动开始，教师一边撒树叶，一边富有激情地配乐朗诵，一下子就抓住了幼儿的注意力，让幼儿不自觉的进入了诗歌的境界中，体验和理解了诗歌的内涵，体会到诗歌语言的作用。在谈论诗歌《秋叶》中最好听、最优美的词语的活动中，有的幼儿说：“我喜欢，风儿吹，树儿摇，我好像看到了树在摇”，有的幼儿说：“我喜欢群群彩蝶在舞蹈，因为我好像看到了红树叶，黄树叶像蝴蝶一样在空中跳舞”，这些都是幼儿自己对诗歌语言的深切理解，是幼儿主动表现和创造的萌芽。

七、练习自编诗歌，鼓励幼儿创造性的运用语言

幼儿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只是间接知识，只有经过必要的练习和实际运用，才能加深理解牢固掌握。幼儿在充分感受理解了诗歌的语言，表现方式和情感后，我们可以组织有关活动引导幼儿迁移作品经验，进而扩展想象和讲述能力，这样有利于幼儿想象力、创造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仿编诗歌对幼儿来说是一种文学学习的挑战。在一系列学习活动的刺激下，幼儿兴奋地也想一吐为快。这时老师要尊重幼儿，让他们大胆地说，大胆地表示，充分发挥。也许他们的诗句不完美，但这是幼儿创造的萌芽，这时，教师就要积极加以鼓励、引导，为幼儿提供大量可以用来仿编的材料和创设语言环境，让幼儿言之有物。例如诗歌《伞》，在感受，理解了诗歌的结构，情感的基础上，在“大家都有一把伞”的愉快情绪下，给孩子编出了“白云是神仙的伞”“草地是蚯蚓的伞”“花是蝴蝶的伞”等诗句。老师可将幼儿编的诗歌用录音机记录下来，并放给幼儿听，鼓励他们，使他们在诗歌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得到乐趣，树立自信心。

八、引发幼儿爱美天性，满足幼儿自我表现的需要

人爱美的天性在童年时期就已经表露出来了。教育学家菲斯泰洛奇认为：审美教育要注意人的天性和人的天然能动性，而投其所好，要以人的本能来引导他。菲斯泰洛奇的这一主张将审美教育的主要价值放置于人格建构之中。因为一旦审美教育成了强加于幼儿的事情，那么幼儿爱美的天性就会遭到抑制，幼儿审美的人格基础就会受到摧残。

诗歌发展篇5

一、李白乐府诗创作的时代背景、艺术特点、风格转变及取得的成就

文学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新的历史条件，李白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繁荣昌盛的盛唐时期，政治开明，思想比较开放，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各族间联系密切，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生活于这样环境和条件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大胆的批判精神和昂扬进取劲头就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亦有人称之为“盛唐气象”。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巩固与经济的日趋繁荣，生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的生机也被这种新的生活之风所触动。百花齐放的盛唐，同时也是文化领域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特别是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体制发生变化的时代。文学艺术不仅继承了前人所有的成就，而且超越前人的境界，更上一层楼，乐府也处于这一发展变化之中。

当我们阅读了《诗经》《离骚》、汉魏乐府、六朝民歌，又读了杜甫、元结以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前后比较，发现李白正处于这一变化的激流之中。他继承了前代人的一切优良传统，而又为后来新乐府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李白的乐府已不同于旧的乐府了。

李白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的诗作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优美的典型形象，长久地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杜甫曾称赞李白诗作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诗的成就所以这般高，是同他向民歌学习，特别是创造性地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

郁贤皓在《李白选集序》中说道：“李白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乐府诗，其现存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他沿用乐府旧题，在传统规定内加以变化。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扩大题材，改换主题，恰恰相反，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性格的基础上，沿着原来的主题、形象、气氛、韵律向前发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这题目写深、写透、写彻底，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境地，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

二、李白――新乐府的开创者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概括的说，唐代以前的乐府诗就是旧乐府诗，唐以后诗人自立新题写的乐府诗就是新乐府诗。

新题乐府的开创者是杜甫还是李白，一直是文艺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在我看来新题乐府的开创者实为李白。首先，杜甫确实是创作新题乐府诗的先驱之一，其最早的新题乐府《兵车行》写于天宝十载，安史之乱中还写有《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均收入《乐府诗集》。但有名的“三吏”、“三别”却未收入，令人费解。即便加上“三吏”、“三别”，也不过十余首。比起李白来，不仅创作时间上迟了一步，而且作品数量上也少得多。李白最早的新题乐府诗《峨眉山月歌》作于开元十二年，因它的平仄不符合七绝的要求，所以李白才将此诗诗题名为“歌”，显然他是作乐府新题处理的。第二年即作《荆州歌》《横江词》（六首）《东山吟》《白毫子歌》，开元二十二年作《襄阳歌》《元丹丘歌》《江夏行》《江上吟》等，此后，新题乐府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势头之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五十三首新题乐府诗有力地说明李白是唐代新题乐府诗的开创者。而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在李白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开创之功不在杜甫。

三、李白创作乐府的动因

格律诗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成熟，在盛唐时期更因为行卷和女乐传唱等因素蔚为大观，而身当其时的李白为什么偏爱创作乐府诗歌，并作了如此之多，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其一，源于李白的“大雅观”和诗歌复古思想，因其诗歌复古倾向，使他偏重于创制乐府诗歌。其二，与其多才多艺、唱制娴熟有直接的关系，多才多艺给了他的创制乐府诗歌以极大的便利，于是乐此不疲。其三，李白创作乐府诗歌的动因，不能排除其借女乐自娱和扬名的因素，在李白这类乐府诗歌里塑造了一系列追求爱情、敢爱敢恨、或受礼教摧残的女性形象。

除以上三个方面因素外，当然也不能排除乐府诗歌本身的形式优长对诗人的吸引力。乐府杂言歌词在章法、句式上参差错落，不拘一格，其形式既扬《诗》《骚》之长，又弃其弊。

四、李白对乐府诗歌的继承

汉魏六朝是乐府诗创作的高峰时期，作者多、作品多，然而散佚也多，有待加工的也多，这个任务应当说历史地落在唐代诗人身上，可惜唐代诗人大多专注于创作，忽视了对历代乐府的收集整理，只有李白对传统的乐府旧题作了大量的加工整理与挖掘创新的工作。李白对传统乐府旧题的挖掘整理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对乐府旧辞的语言加以修改锻炼，以达到凿璞为玉的功效。

例如李白对《独漉篇》的改编。原作语言精练，但是过于朴实粗糙，有些语句语意不明，特别是最后两节不连贯，李白将“报父冤”改为“雪国耻”，以“鹏搏九天”收尾，浩气磅礴，实为点睛之笔。

（二）将文不对题的乐府旧辞尽力根据史料依题立义。如《幽州胡马客歌》古辞写“剿儿常苦贫”，又写“男女共燕游”，既不统一，也不很切题。李白作新辞极力描绘边塞士卒的豪迈气概：“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双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这才真正挖掘出了这一乐府旧题的本义。

（三）有些乐府旧题无古辞，或者由于年深月久，词已亡佚，李白根据旧题所流传的故事加以增补。如《梁甫吟》本无古辞，《三国志》所谓“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正好说明《梁甫吟》不起自诸葛亮。郭茂倩的《乐府解题》也解不出《梁甫吟》的本义。只是猜测地说：“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这显然不得要领，诸葛亮隐居隆中怎么好唱葬歌呢？张衡《四愁诗》云：“我之所爱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甫艰。”显然有奸臣当道，难近君侧之意，《梁甫吟》当是隐士之歌。李白的《梁甫吟》正是从这一角度生发题意：“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李白的新作，显然有拨乱反正之意。

（四）有些乐府旧题的古辞，立意实在欠佳，不足以垂示后人，所以李白要另铸新辞。例如梁朝王筠的《游侠篇》，竟有“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这种诋毁侠客的句子，这当然是李白所不能容忍的。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侠客的评价很高：“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所以李白的《侠客行》重新塑造了一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豪侠形象，可谓郑重地为乐府歌词中的侠客形象正了名，纠正了旧题乐府的失误。

（五）有些乐府旧题立义本佳，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和讽谕意义。可是后人尤其南朝诗人的拟作，往往偏离原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辞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李白便努力以自己的创作重新阐释本义。

李白以振兴乐府为己任，发掘，加工整理乐府旧题，继承了前人的一切良好传统，他的歌行和他的乐府，虽体制不同，实互相融会。这固然是李白创作上的特色，但也有历史上的渊源和前人创作的根据。《诗经》虽不以乐府名，实为周之乐府。李白在《古风》第一首中提到“大雅久不做，吾衰竟谁陈”？就是宣誓他要继承《诗经》的传统，主要是继承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比兴手法。

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兴奋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浓厚的时代特色――狂放的理想主义。

乐府的变化，不是孤独的或者偶然的现象，也不单纯是作家个人主管的愿望，而是和一定的时代文风和乐府本身流传变化的规律相联系的。乐府古调陈陈相因，传到盛唐时期，老化到再也不能按原板眼歌唱了，不得不为新起的绝句小诗所代替，其后又不得不为词所代替。从杜甫到元稹所写的新乐府，论其内容可谓“缘事而发”，但能唱者绝少。李白处于盛唐，在整个文化领域（诗歌、散文、绘画、雕塑、音乐、书法等）发生剧烈变化而臻于成熟的潮流中，他在乐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其说他是旧乐府的终结者，不如说他是新乐府的催化者。

参考文献：

[1]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国学网

[2]朱继琢.《谈唐代新乐府的几个问题》.《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8，（02）

[3]卢燕平.《李白乐府诗歌创作成因》.国学网

[4]郁贤皓.《论李白乐府的特质》.李白学刊

[5]晓旭.《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乐府诗之艺术美摭拾》.中国文学网

[6]王立增.《李白乐府诗研究综述》.《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3，（2）

[7]杨立群.《论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内容》.《榆林学院学报》2007，（3）

[8]雷乔.《李白乐府诗复变关系之再考察》.《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

[9]叶祥虎.《读解李白乐府诗歌》.《大家》.2009，（12）

诗歌发展篇6

【关键词】 诗歌；《生民》；技法；史诗；神话

一般认为《诗经》是现实主义写法的发源点，《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发源点。这种看法未免对《诗经》的写作技法有失公平。其实，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歌》，不仅是现实主义手法的起源点，还是浪漫主义的起源点。后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两种手法。

《诗经・大雅・生民》是反映周人始祖后稷的诞生、生存成长和当时母系社会状况的一首史诗。本诗铺陈直叙，写出姜敬神明，踩上帝足迹而孕，并卵生周人始祖后稷，姜觉得卵生不祥，便弃之于窄巷、树林、寒冰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相助，成活下来，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的始祖。本诗在叙述中处处充满了神话色彩，奇丽的神话又用写实的手法加以展现。因此，本诗既是史诗又是神话，史诗要靠写实手法完成，神话要靠瑰丽的浪漫手法绘制。写实手法叙事顺承发展，融入浓浓的爱国情思，呈现一个个鲜活的诗中面孔，浪漫衍生自由想象，意象、象征包含其中。

现实主义，主要采用叙事的写法完成某一作品的艺术创造过程和对后人的影响及后人对该作品的认识反映，其主要内容一般都是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社会生活状况。接受这一写作手法和发展这一手法的诗人大体如下：

两汉乐府诗中，叙事的成就尤为突出。乐府诗中有对历史现况准确描述的，如《十五从军征》叙述八十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其中有中途和乡人的对话，回家后的烧饭作羹，饭菜熟后难以独自进餐的三个场面前后连贯血脉相通，将一个饱受战争之苦，回家却形影相吊的八旬老人形象写活于纸上；还有《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叙事诗，为个性化的对话置之于生动的场面，进行细节描写，展现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东方淑女形象，让人读后就想走进历史去斥责那些恶人一翻。

到了唐代，杜甫又将现实主义写法推进一步，揉进了尤为深沉的爱国热情。《石壕吏》在反映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的同时，又从骨子里希望国家的当权者们能有所作为。八十老妇急应河阳役，为了战士备晨炊，比《十五从军征》中八旬老人的孤苦无依更为惨烈，作者将笔尖直触社会生活中最底层的人民。同时，白居易在叙事诗的技法贡献也无人可比。宋朝陆游的《示儿》中已可窥见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亡告乃翁”，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寄于国家重振之日。

明末清初，吴伟业的诗“以唐人格调，写目前宗派近事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推为近代中之大家”。吴伟业的诗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史诗”，不但突出写人叙事，而且还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如《圆圆曲》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用极委婉的语气，讥讽吴为一己之私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沦为千古罪人。全诗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重组历史事件，用比喻珠联等修辞增强全诗的表现力。

近当代现实主义诗人和叙事诗诗人更是人才辈出。臧克家的创作使现实主义直上了一个新台阶，诗歌染上了时代鲜活的烙印，被誉为“时代的歌手”，如《烙印》、《老马》等诗对现实作出血泪的控诉，诗人的心酸和愤怒在诗中滴血。其后数十年，李季、闻捷、李英、叶延滨等当代诗人将现实主义的写法拉到了时代前列。以前较为单一的历史时空和情节已发展成多元化的运用，在叙事写史的同时又放进讽刺和哲理。“进入九十年代，叶延滨的诗加强了讽刺的力度，一洗往日的温馨浪漫，代之以冷峻犀利的幽默讥诮”（《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编）。

《生民》全诗就是一个浪漫的神话传说，它奠定了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基础，这种在后来的诗人群里衍生出各种艺术写法：想象、夸张、象征等。继承、发展、衍生这一创作手法的中国诗人大体如下：

屈原在继承和发展上贡献功不可没。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三百篇以上。”屈原大《楚辞》中多运用奇幻的想象、新奇的比喻象征，句式不等的形式为读者展现一个梦的世界，一个身披香草兰花，上天入地的跋涉者、追求者便跃然纸上。全诗以缠绵悱恻、十分强烈的感情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的不如意和对楚国政府黑暗腐朽的愤慨。艺术表现上象征、意象、比喻在本诗中已出现“香草美人”已被后人移植于诗中。

唐宋时李白又光大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把夸张也用于诗中，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宋朝陆游本质上是写实，却常借助浪漫幻想的表现方式，对李白那种独来独，鄙视流俗的人生态度和想落天外，变化莫测的艺术构思也加以学习运用。如《楚辞》国“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淮声似旧时”便是这种手法的印迹。

清龚自珍对古想化诗歌艺术有总结和发展的功劳。“其诗多用象喻，想象奇特，文辞瑰玮，接受庄子和屈原的影响较大，然现时其中贯穿一种诗人独有的凌厉剽悍之气……”如“猛忆儿时尽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等名句就有所展现。

近现代，浪漫主义发展呈多元化趋势，郭沫若一首《女神》唱响人间；徐志摩以构思新颖、意象美妙、韵律和谐追求理想化响彻文坛；戴望舒将中国的意象、意境、法国的象征等手法揉在一起，写出一曲人生梦幻曲《雨巷》就使许多诗人学者顶礼膜拜，并且意象中充满朦胧的梦幻色彩，这时舒婷已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结合起来，使诗意朦胧、含水量蓄，充满张力。顾城这位“童话诗人”更不可忽视，海子在他乌托邦的世界中一再被书写原型意象，如大地、村庄、河流、麦芒、天空、月亮、我的马和我的王等，都把浪漫情结表现在隐喻中，构成了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多样性。

诗歌发展篇7

中古文人诗兴起以后，由于对诗歌特质的理解的偏差，出现一种语意繁复的壅塞现象，妨害纯净的诗境的形成。从南朝至唐对此现象的清除过程，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为高度自觉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以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为特色的盛唐诗歌便以此为前提而产生。

【关键词】 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壅塞现象/诗境的构成/创作与阅读

南朝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近些年来逐渐得到较多的肯定。在追求“新变”的时代风尚下，南朝诗人作出了各格各样的尝试，从而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其成败得失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成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大幅跃升的基础。但由于将唐诗的成就放在与南朝诗歌相对立的地位上加以描述的态度由来已久，迄今对自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本文即试图就其中的一个问题稍作探讨。

一

关于本文的论题，首先想提出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此篇《艺文类聚》所录为如下六句：

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峰峦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这实际是类书中常见的片断摘录，但明人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却作为完篇来看，并对其篇制短小的特点大加赞赏。对此，同时代的周婴在其《卮林》卷七“诠钟”一节中给予了辛辣的讥刺：

《诗归》载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云……。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题目，肯作三韵，立想不善。诠曰：江淹《杂体诗》注（按指《文选》注）引谢《登庐山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盖即是篇发端也。不经昭明所选，代久篇残，何知“霜雪”后更无数十句乎？耳目难遍，胸臆易生，亦论古今之一大病也。又康乐游览诗绝无寂寥数语者，读其集自得之。[1]

此篇残文，《北堂书钞》尚另存“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二句，在“积峡”句前。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即是以上几个部分的合并。

钟、谭所论，从学问上说固未免轻率荒疏，但就诗歌鉴赏而言，人们或许不难发现：他们误认作完篇的片断，确实可以视为一首不错的短诗；尤其是，如将现存的另六句加在前面，诗不是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如周婴所说为“是篇发端”的四句，只是作者对其游览经历的一个交代，实无诗意可言。

另一例是东晋释子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壹传》所录如下：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也就是这一种。其实据宋孔延之的《会稽掇英总集》和张淏的《会稽续志》，这诗后面还有四句：

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

而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是道猷栖居之处，在今浙江新昌）中提及这首诗，却仅有四句：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又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所载与之相同，唯“千里”作“十里”。明杨慎《丹铅总录》评述说：“此四句古今绝唱也，有石刻在沃洲岩。按《弘明集》亦载此诗，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笔者案，《弘明集》实未载此诗，杨氏盖误记）。独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别有人定之耶？”

杨慎疑四句的一种或出于帛道猷本人删改，是无根据的臆测；套用周婴的说法，晋代文人也没有这样写诗的。至于改定者是白居易还是之前另有其人，则不可知。但经此一改，诗显然有了一种“唐韵”；称之为“古今绝唱”或觉夸张，置于晋、宋时期，却实是难得的佳构。

诗当然不是说短的总比长的好。但上述二例却明白地揭示出：某些在诗人看来是必要的表达。却使诗意受到了破坏；从较为完美的结构来看，那些表述是多余的。这里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壅塞”的现象，它妨害诗意的纯净和意境的形成。而这种现象在晋宋诗中相当普遍，许多诗虽不是说像上述二例那样经过简单的删削就能发生显著的改变，但其毛病则属于同样性质。仍旧拿大诗人谢灵运来说，其名作《登池上楼》的开头，“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知所拙，退耕力不任。xùn＠②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整整八句，虽不乏修辞之美，意蕴却非常单薄，节奏也因而显得拖沓。清人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专门列举了大谢诗中众多的“累句”、“鄙句”，不少与此有关。而从齐梁到盛唐诗歌的发展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这种“壅塞”现象的清除。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并不只是关于诗歌应如何写得简洁的问题。所谓“壅塞”现象的产生，大抵并非缘于诗人的才力上的欠缺，而是缘于他们对什么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即对诗的特质——的理解上存在着某种偏差；这种偏差又并非是个人性的，而是具体时代性的。追求诗的艺术特质，使诗更成为“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过程。

二

建安以前的诗歌，以歌谣为主流，包括《古诗十九首》一类，实亦是类似歌谣的作品。这类诗歌抒发的感情是公众性的，不是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自建安文人诗兴起以后，情况开始改变，诗歌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发生密切的关联，诗人在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化的生活内容、思想与情感。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内涵深化了，面貌也变得丰富多样；但我们所说的诗意壅塞的现象却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

歌谣大抵集中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它或许常有稚拙、粗糙的成份，语言一般却是清浅明朗的。而文人诗由于作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以诗歌为表现此种素养的场所，其语言在转向精致、典雅、华丽的同时，每有繁复累赘的情形。大概而言，建安诗歌虽已渐超华美，但尚多歌谣气息，至晋宋诗中这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名诗人中，像陆机、潘岳的“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颜延之的“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谢灵运的“冗长”（萧纲《与湘东王书》）而“颇以繁富为累”（钟嵘《诗品》），可以代表总体的时尚。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文人对辞藻的耽迷和炫耀才学的心理。丰富而华美的语言，成了他们的精神性的装饰。

但所谓“繁复”、“冗长”不只是表现于藻饰。若以潘、陆、颜、谢这几位在《文选》中最受重视的晋宋诗人为代表，可以看到他们的诗作出现了大量的叙述与议论性的内容。无论是就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经历、生活遭遇发表感慨（如潘岳的《河阳县作》之类），还是记一次游览的过程（如谢灵运众多的山水诗），都要依着事件、思绪或两者交杂的线索，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像前面提及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的开头，就是交代他怎样游庐山、游了多久。确实，谢灵运不会像钟惺他们误认的那样，凭空地从“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下笔，因为游庐山作为他生活中的一桩事件，那样写是不完整和不明不白的；也可以确信，这首诗正如周婴所推测的那样，不会在“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结束，因为他还没首对这次游览作出具有思想性、哲理性的结论。我们再用一首完整的诗作例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超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诗典型的形态便是如此，起因、过程、结论，都是不可缺少的。

上述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诗，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线型结构，它的中心线索便是作者本人的行动与感受。在这种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诗人的在场。换句话说，诗人充分地占据了诗歌的空间。再以前面提及的帛道猷《陵峰采药》诗为例，在开头“连峰数千里”以下写景的六句中，我们尚未强烈地意识到诗人的身影和意志的存在，从“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开始，他清楚地出现了；而到了“始知百代下”等末尾六句议论之笔，诗人最终彻底实现了他对诗歌空间的占有。

这里隐涵着更深的和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问题：当诗歌趋向个人化以后，诗人与他的作品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诗人对他的作品拥有多少权利？诗歌的艺术个性应该怎样理解？

诗是什么呢？如果诗只是诗人个人行动和思考的记录，它本不需要这种特殊的高度美化的语言形式；如果诗是一种为了表现情感而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诗在写作时就隐涵了对阅读的期待并且一旦写出就不再属作者个人所有，那么诗人就不能够过度地占有诗歌的空间。

由于未能找到恰当的概念，我想把诗歌的空间称之为一种虚构性的公共空间也许是合适的。读者对一首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在它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包含了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情感的东西；凭借着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享有一首诗并在其虚想的空间中体会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的某一种状态。虽然一首诗被写出是基于作者的情感经历，但在阅读中它成为我们的经历；诗歌中必然包含着诗人所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细节，但只有这种细节有益于诗境的构成时，它在诗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也许我们会因为对于诗的兴趣而关心作者，但终究谢灵运遭迁斥的牢骚或李白喝一次酒花了多少钱那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所以，当诗人在诗中过度凸显其自身的存在、过度占有诗歌的空间时，就已造成了对阅读的排斥。正是那些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而仅与作者有关的叙述、仅属作者的议论，造成了诗歌的闭塞感，令诗境显得阻隔狭隘。所以像帛道猷那首诗，若以白居易所录四句成篇，就有可能成为或接近于“古今绝唱”；若以《高僧传》所载十句成篇，则已是稍含佳句的平常之作；若以《会稽掇英总集》所载的十四句成篇，那真是不可忍受。

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2]一书中曾以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作为例证来来阐发其符号学美学理论，但她的某些分析用在这里也是颇为合适的。原诗如下：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苏姗·朗格强调说，即使是从脱离了原来诗律的译文来看，“这也是一首诗，而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导。诗中所提及的事物，构成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而常识意义上的诸多事宜（疑当译为‘事项’）如友人所往、行程几何、何以成行以及偕谁而行等等，则被彻底芟除。洒落在江上、帆上和遮挡视线的树上的微雨，最后化作流淌的泪珠。”她说，其中一切都是“诗的因素”，“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了解更多的情况，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进一步考察李曹某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的作者以及作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这类补充只会以不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诗的意象弄得杂乱不堪。”

虽说苏珊·朗格似乎并不懂中文，但她对《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的诠释却是不错的。像这种带有纪实因素、社交功能的诗（它记录了一场实际发生的送别活动，并作为朋友间友谊的传达和纪念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关系），在中国古诗中为数众多。但作为诗而言，它必须成为艺术的构造，必须避免以朗格所说的“不相干的信息”填塞在要求纯明的诗境里。当然，这是艺术上已高度成熟的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还要经过一段行程才能抵达这里。

三

从南朝到唐代，诗歌艺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断探寻完美的表现形式，努力创造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就是更明确地把诗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向社会传达个人信息的凭借。人们在理性上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但创作活动却有力地趋向于此。

与此相关的一个变化，首先表现于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谢眺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到萧绎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将“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的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褥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这方面的问题多年以前我和贺圣遂合作的《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一文中曾有过论析[3]，兹不赘叙。须稍加说明的是，齐梁尤其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却也并非是回到歌谣的路子上，而是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其最终效果充分地展现于唐诗之中。

同时诗歌也在逐渐减少妨害诗境形成的过度的叙述与议论，并摆脱以作者实在的行动与思考为中心依次叙述和议论的线型结构。

议论的减少在写景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诗中，已经很少有抽象哲理的阐发，有时虽用某种人生感慨作为诗的结束，也只是一发即收。像《行京口至竹里》诗，在描绘寒冬时节旅途景色和旅行生活的艰辛之后感慨说：“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其情绪完全是自然涌发后出，所以它可以给读者某种触动，却不会造成诗意的封闭。而在谢眺诗中，常常连这种明显的感慨也很少。据叶维廉《中国诗学》[4]介绍，日人网佑次在其《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一书中对南朝山水诗中描写与陈述句的比例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山水诗总体上趋向于纯粹的写景。其书一时未能找到，此处转录叶氏书所作的“抽样举例”，大体可见其概况： 作者

诗

写景行数　陈述行数

湛方生　帆入南湖

4

6

谢灵运　于南山往北山……　16

6

鲍照

登庐山

16

4

谢

游东田

8

2

望三湖

6

2

沈约

游钟山之二　全景

范云

之零陵郡次新亭　全景

王融

江皋曲

全景

孔稚

游太平山

全景

吴均

山中杂诗

全景

山水诗转向纯粹的写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哲理内涵的消失，而只是取消了由作者强加给诗歌也是强加给读者的关于“意义”的限定；换句话说，这是对诗的闭塞状态的打开。优秀的诗人尽可以在纯粹的写景中直接通过意象的喻示，令读者自行寻获诗人未尝言说的哲理。到了盛唐时代，王维就成为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譬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之中虚渺的人语之声，黄昏时候透过深林在青苔上暗淡的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引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处。

诗歌中抽象议论和解说的减少，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叙述的减少，其意义则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尽管诗歌大抵是因诗人的情感受具体生活事件的激发而写成，不能完全避免对事件的交代，但在抒情诗中夹杂大量关于自身行为的叙述，就会强行牵制读者的视线、思绪，妨碍他借诗激活自己的情感。其对诗境的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像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开头：“朝旦发阴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究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这还是交杂着写景的纪游之作，但诗人一心要把自己的行动过程说清楚，我们的视线只能随着他的行动急促地转换，无法感受景物的氛围并展开想象，所以只能以比作者更匆忽的态度从那些语辞上滑过。正如前言，诗歌应该是公共空间，当作者的对之占有过度时，读者就会放弃它。

南朝在这方面带来显著变化的诗人应首数谢tiǎo＠③吧。他的诗总是将叙述的成分尽可能减少，而最佳的写法是将必要的叙述融化在景物描写中。像《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开头：“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至于《和王中丞闻琴》则是更纯粹的诗境，一切可有可无的说明与交代全都省略了：

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气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之后何逊诗也是沿着这方向发展的。他的《望新月示同羁》开头四句完全以写景代替叙述：“初宿长淮上，破境出云明。今夕千余里，双蛾映水生。”两个月夜，既各自为一美景，又在对比中暗示了时间的流失和旅程的漫长。唐代诗人对谢tiǎo＠③、何逊格外赞赏，正是因为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

至于诗歌结构的变化，律诗的形成也许是最好的说明。而一般谈到律诗形成的过程，常常只是由声律、平仄着眼，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在永明声律说初兴之际，所谓“新体诗”是没有长短规定的，但渐渐地、自然而然地，格律诗向着八句为一首的篇制靠拢，到了梁代简文帝时间，五律的体制已基本定型[5]。在没有预先约定、也未有谁特别提倡的情况下，律诗以八句一首有什么根据呢？研究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但有一个道理是至为简单的：以南朝诗人普遍认可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为准，八句一首的体制最能体现恰当和均衡的美感。依惯例，律诗的首尾两联为不对仗的散句，中二联为对偶句（当然有例外）；散句的一联，二句间形式关系松散而意思连贯，常常二句构成一个完整的长句；对偶的一联正相反，二句间形式关系密切而意思各自独立，各为一短句；散句和对偶句在传达和表现上各有所宜。这样的四联组成了在变化中求得均衡的完美整体。如果是六句一首，对偶句与散句的关系无论怎样都会失衡；如果是十句一首，将会出现三联对偶，而由于对偶句中联与联、句与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紧密，诗会显得松散。总之，律诗的文字格式极其精致，再加上严格的声律，遂成为高度形式化的诗型。

这和本文的论题是有关的。首先，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诗型，在未被运用于写作之先就强烈地预告了诗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的性质，它对实用性的写作意图具有抵抗力；其次，在这种短小精致的诗型中，过度的叙述与议论不能被容纳；再次，它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过去诗歌中常见的诗意连绵承接而下的线型结构。在不能够任意延展而又需要表达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内容的情况下，诗人通常会在律诗的联与联之间、句与句之间采用跳跃式、并列式的连接。留下大量的空白，则需要读者依赖诗句的内在关系以及诗句所提供的暗示去想象。以何逊的《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为例：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中间对仗的两联是并列的，它和首尾联之间情绪或者意义上的联系很不确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一类诗的流行，当然会对改变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对清除诗歌的壅塞现象起到很大作用。

壅塞是由作者对诗歌本文的强烈占有欲造成的，那种情形下作者至少是不自觉地相信可以凭借愈多的语辞说出愈多的东西。而壅塞的消除则意味着诗歌更为自觉的艺术化过程，在这过程里诗人通过减少语辞来增加诗歌的空间。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实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被经验的结果”而非“被解释的客体”[6]，对抒情诗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南朝诗人在上述各方面所要追求的目标到唐代才真正得到充分实现。在盛唐，出现了许多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的杰构，被举为“兴象玲珑”。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史上的重要演变是很长的过程。

四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作的论析是以短篇的抒情为主要对象的（这类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和最精致的部分）。就在格律诗兴起的同时，也发生了诗型的分化，不同的诗型各自分担起不同的功能。拿何逊的诗集来看，其中写得短小的一部分成为律诗的刍形，而另有一些较长的诗篇则保存着叙述和议论的成分。用后世的分类来看，这就是五律和五古的区别。而后来长篇的五古将纪事、写景、抒情、议论混融一体，又自有特色。不过，从南朝到唐代诗歌类型的分化及与之相应的功能的分化，是需要另做文章来说的问题，这里无法说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本无此文.

[2]　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复旦学报》1983年6期.

[4]　三联书店，1992.

诗歌发展篇8

论文关键词：民族史诗；苗族古歌；创意产业；产品；意义

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宝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是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也是当今进行文化创意活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对象与资源。

苗族古歌是在苗族人民中广为流传的以创世为主体内容的诗体神话，是集苗族历史、伦理、文学、民俗、服饰、建筑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史诗。它担当着传承苗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延续、发展苗族文化的瑰宝。2006年，苗族古歌被列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的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金元浦教授认为，创意产业是全球化条件下，以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它是以创意为核心，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心理、娱乐产品的新兴产业。不管人们怎样界定创意产业，文化信息和文化元素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苗族古歌具有丰富的文化创意元素，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可多得的财富。

一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可行性

(一)苗族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元素

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淀的产物，是苗族文化的鲜活记忆。黑格尔曾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这样一部史诗集，如果不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苗族古歌就是这样的史诗，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迁徙、苗族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等，无所不包，是苗族活态文化体系的生动展现，表现了苗族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理念。同时，苗族古歌中的神和神的故事很多，有名字、有形象、有事迹的神就有几十个，从自然神话到社会神话，从开天辟地到人类起源和社会生活，都有神和“神们的行事”，并形成以姜央(父系祖先)为中心的体系神话雏型。这些包罗万象的内容、经世致用的哲学理念、生动感人的神话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是进行文化创意活动、发展创意产业的宝贵资源和文化原型，符合创意产业的生产逻辑和文化消费学理。

(二)苗族古歌有庞大的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消费群体

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而又伟大的民族，苗族先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等形式进行。苗族古歌包含了丰富的苗族文化记忆和文化信息，是传承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在许多苗族聚居地，苗族人民正是通过传唱苗族古歌来延续文化记忆、传承民族文化的，许多男女老少都知晓苗族古歌。因此，苗族古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苗族古歌不仅在本族群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而且在其他民族的眼里也有相当大的文化魅力，它是了解苗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解读苗族文化神秘和深厚内涵的蓝本。一旦对苗族古歌的内容进行创意产业化加工，用现代的文化形式来活灵活现地展演独具魅力的苗族文化，不仅会引起苗族人民自身的共鸣，还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苗族文化，关注苗族文化，欣赏、体验、感受苗族文化的魅力。因此，苗族古歌有庞大的消费群体。

(三)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有现实的语境和动力

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大力倡导和发展的朝阳产业。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高端，在世界范围内正迅猛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就产值而言，2002年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06年，美国的“创意和创新服务业”已成为仅次于软件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集群。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创意产业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态势，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不仅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而且形成了一股席卷世界的创意经济浪潮。为了适应发展形势，提高国家软实力，我国制订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任务，即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为核心，积极发展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目前，国内已有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长沙等城市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在国内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优势和文化品牌。国内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无疑给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提供了发展的良好契机和现实氛围，无形中也催生出了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前进的巨大动力。

(四)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

民间文化资源是发展创意产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许多国家和地区挖掘民间文化资源，插上了创意产业飞翔的翅膀。在民族史诗创意方面，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就是较为成功的范例。影片《玉战士》便以该史诗为故事蓝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作成了一部大片，在芬兰上映一周后，轻松地登上了芬兰票房冠军宝座，赢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轰动一时的大片《指环王》也改编自《卡勒瓦拉》这部民族史诗。我国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是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文化经典。1998年，迪斯尼公司将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成功改编成美国版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影片在新加坡首映后，在全球巡回放映，获得了不同文化、不同年龄观众的普遍欢迎，总收入达3亿美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迪斯尼公司生产的利润最高的影片之一。我国陕西的“大唐芙蓉园”也是在发掘西安盛唐历史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宝藏的基础上，加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的综合演绎，构成的一幅幅瑰丽的“盛唐文化奇观”。独具漓江风情魅力的山水实景大型歌舞晚会《印象·刘三姐》以及风靡海内外的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都是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创意活动、发展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为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二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产品设计

(一)建设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

苗族古歌展现给世人的是一部苗族文化史书，对苗族的历史、风俗、服饰、建筑等文化事象都有生动的描绘，而这些文化事象与当今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是他们当今生活的文化之根，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当今的苗族人主要生活在武陵山脉及贵州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山高林茂、水系纵横，自然生态环境美好，是建立生态文化公园的好地方，也是再现古代苗族人民艰苦生活环境的良好平台，如贵州的雷公山一带、湘西的坐龙峡等地方，都具有典型性。因此，把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和苗族史籍记载的一些历史和文化事象进行有机的整合，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可建设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这方面，宁波已开了先例，如近年新建的主题公园——梁祝公园，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爱情主题公园。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域，用现代的手法和科技一一展演苗族的“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滔天洪水”、“民族迁徙”等神话故事和文化内容。在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里，苗族的主要文化事象都可以展演，如银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竭力彰显苗族文化的魅力。目前，苗族聚居地还没有这样的文化主题公园。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和图象时代来临时，用现代展演的方式解读苗族活态文化，让更多的人欣赏、感受、体验神秘的苗族文化，是符合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要求的。

(二)打造苗族民族文化演艺品牌

苗族文化底蕴深厚、魅力隽永，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极具理想性和浪漫性，里面有生动的歌词、美妙的音符和能改编成舞蹈的原型，是打造演艺产品的良好素材。因此，依托苗族古歌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借用现代的一些手法和科技进行嫁接和组合，把苗族古歌的文化内容搬上舞台，打造一具苗族文化风情魅力的歌舞晚会是可行的。目前，苗族聚居地之一的湘西有综合反映苗族文化的演艺产品，一是德夯的苗族歌舞“山风鼓韵”，一是凤凰的“古怪的凤凰”篝火晚会。苗族古歌有丰富的歌舞演艺元素，在艺术家的精心打造和现代科技的参与下，可以把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间故事、传统民歌和民族风情进行巧妙的嫁接和有机融合，让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交相辉映，走上舞台，用歌舞演绎民族史诗，打造演艺品牌。

(三)将苗族古歌改编制作成影视、动漫和网络游戏系列产品

苗族古歌不仅是苗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还是一部苗族神话故事的大汇编，里面有大量的神话故事，故事情节丰富，人物形象多且丰满，各具神态性格，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也极具夸张和想象性。是改编成影视剧本的好素材，比如开天辟地、民族迁徙等故事就很具故事性和离奇性。以这些故事为基础，利用苗族聚居地自然风光，如湘西的德夯峡谷、猛洞河、红石林，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拍摄成史诗性的电影，是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一个好思路。前面提到的影片《玉战士》就是改自民族史诗。

当代动漫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头戏，上海、北京、长沙等许多地区都纷纷建立了动漫产业园，以此大力发展创意产业。苗族古歌里面的神话故事曲折动人，手法离奇夸张，富有想象性，思想深刻，充满哲思，符合当代动漫生产和消费逻辑，大可以运用现代科技，开发制作成动漫系列产品。早几年国产动画片《宝莲灯》、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以及最近热播的《功夫熊猫》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文化消费的一种重要方式。苗族古歌的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开发成网络游戏产品，让玩家在虚拟的世界中感受深厚的苗族文化。

三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开发的实践意义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探索价值与启发意义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工作，除了理论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特色进行探讨之外，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探讨保护的实践及保护对象的应用与开发问题。有的专家提出了“活态保护”、“动态保护”、“传承保护”等基本原则。但是真正对于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以上三方面的保护在实践运作上还不多见。苗族古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的代表作，如果围绕其建立主题公园，推出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起到示范的作用，具有探索价值和启发意义。

(二)鲜活地延续传统文化，提高苗族文化的影响力

由于苗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许多文化事象都靠口传心授进行传承，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苗族文化的发展。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民间文化日益式微，靠口传心授的苗族古歌濒临失传的危险。虽然，国家把苗族古歌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予以保护，但是，要真正保护好、发展好苗族古歌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把苗族古歌进行创意产业化，用现代的形式生动地展演传统的文化事象，让传统文化获得当今的发展形式和人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必将使苗族古歌焕发出青春的风采，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样，苗族古歌及伴生的苗族传统文化将得以延续和发展。采取现代的发展形式，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的苗族文化，感受苗族文化的永恒魅力，这无形中将提高苗族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高苗族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诗歌发展篇9

【关键词】现当代诗歌；非诗化；传统诗歌；倾向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264-01

诗歌的诗化是指在内容上、思想上、情感表达上的传统模式，而现当代诗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本文将通过介绍诗歌的定义、现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比较、现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表现及弊端等，对我国现当代诗歌的特点做出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

一、什么是诗歌

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丰富情感、反应社会现实，且具备一定韵律和节奏感的文学体裁。诗歌独特的韵律增强了其可读性，从最初孔子及其弟子编撰的《诗经》到《楚辞》、汉乐诗、唐诗、宋词、元曲，最终成为近代诗、现代诗。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很多优秀的诗歌被流传下来供人们诵读。诗歌在推进我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出现现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的原因

（一）现代人对诗歌的要求逐渐增多。现代社会正处速发展状态中，单一的表达方式无法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因此，当代诗人便在作品中使用了各种创新技巧，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要。

（二）时代不同，反应的社会现实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断发展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不同时代背景，人们思考的问题也不相同。现代诗歌反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三）人们思想上的转变。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人们在思想上多了许多包容性，传统的含蓄内敛的性格逐步改变，由保守的性格慢慢增添了开放性与创新性。这些特性被直接表现在了现当代诗歌的创作中。

（四）学习西方现代诗歌学派的结果。西方现代诗歌学派起步比我国早，发展较为成熟。在我国早期的现代诗创作者中，很多都借鉴了西方诗歌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技巧。因此，纵观目前的现代诗，多数具有西方诗歌的特色。

三、现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比较以及现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表现

（一）由文言文逐步向白话文过渡。现代诗在语言上与传统诗歌有很大区别。古代诗歌大多使用文言文的形式，而现代诗歌多使用现代人通俗易懂的语言。因为在抒发作者情感的同时还要便于读者理解，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语言形式上的差别是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最显著的区别。

（二）文体格式不再统一。传统诗歌绝大多数要分段、分行，一般采用四言、七言等较为统一的文体格式。而现代诗歌的形式比较随意，不拘泥于格式的要求，没有严格规定，作者可以自由发挥。

（三）诗歌内容由含蓄转变为开放。由于社会背景、思想观念的不同，传统诗歌注重含蓄的表达方式，常常通过具体的事物、情景来抒发感情。而当代诗歌在内容上比较自由随意，开放性强，表达的情感更加强烈。

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写到“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不直接写内心的愁苦，而是通过“黄花”的凋零来抒发自己悲伤的情感。曾经繁盛的花朵美得令人驻足观赏，如今却如此破败，无人理会。前后鲜明的对比令人唏嘘。传统诗歌会给读者留下很大的遐想空间，以物抒情，以景抒情，情感含蓄，诗歌的衔接韵律感强，句式紧凑，使人回味无穷。这些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化。

现代诗歌的感情表达较传统诗歌更为直接，比如宫辉的《清明雨》中写到“一个青年酗酒后喊着要喝水，一个伤兵正用舌头舔着岩山的青苔”。通过生活安逸的青年和征战沙场的伤兵进行对比，体现出作者对不懂得珍惜生活的人们的哀叹。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是现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的主观原因。

四、现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的弊端

现当代诗歌虽然在内容、语言、表达形式上进行了创新，但是也存在着不足。现代人创作出了许多新新题材，只是丰富了形式，在内容上却欠缺不少。把白话文稍加改动就变成了所谓的诗歌，这是现代人急躁的表现。只求结果不注重内涵，只会造成诗歌繁荣的假象。当下有关部门应当针对这些现象做出整改方案，不能让“假作品”滥竽充数，要提高现当代诗歌的档次，使现当代诗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五、结语

现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文体格式、表达方式上，这与社会发展、时代背景以及人们思想的改变有很大关系。非诗化倾向淡化了传统诗歌的特点，使现代诗歌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需要引起关注。

参考文献：

[1]高燕.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研究[D].四川大学，2004.

[2]胡艳琳.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D].北京大学，2012.

[3]赵彬，崔煜杨.论当代女性诗歌艺术变革的叙事化倾向[J].华夏文化论坛，2013，（1）：247-254.

诗歌发展篇10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诗歌 武汉“地铁诗歌” 市民 大众文化

一.武汉“地铁诗歌”发展契机

1.诗歌重新由边缘回归大众视线

诗歌素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学之正宗，一直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居于至高的地位，被称作文学中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读诗无以言的时代，人们将理想希望痛苦愤怒统统付诸于诗歌。然而这阵热潮褪去后，90年代的新诗逐渐被边缘化，市场经济、大众媒体的发展等使诗歌渐渐被人们所疏离。21世纪的今天，诗歌又重新借助于地铁、书店、咖啡馆等城市公共空间，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2.新型城市公共空间诗歌载体的出现

早在1986年，伦敦就出现了“地铁诗歌”的活动。华沙图书协会和英国文化协会曾在都柏林、巴黎、纽约、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斯图加特和莫斯科举行过多次类似活动。2006年，“地铁诗歌”首次出现在中国上海，随后北京、南京、香港、广州等地先后出现了城市公共空间诗歌。2012年由湖北省作协、中共武汉市宣传部、武汉地铁集团和英国文化协会共同打造的武汉“公共空间诗歌”公益活动，以地铁空间诗歌为核心起点，集中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诗歌建设的发展成果。

3.武汉独特的市民文化风气

而与此同时，武汉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市民气息重的城市。这种厚重的市井气多少让武汉这个城市少了几分积累与沉淀。“公共空间诗歌”这一公益活动，不仅拉近了市民与诗歌的关系，同时也让武汉成为了一座既极富市民气息同时又不乏文艺特质的综合性大都市。诗歌与武汉，看似毫无和谐可言的二者，却借由地铁这个新的公共空间的载体，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和始料未及的生命力。

新诗从80年代的活跃走向90年代的边缘化，正借助于城市公共空间拉近与普通市民的关系，同时在武汉这座市民气息较重的城市里，“地铁诗歌”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文化综合进了一点文艺气息，既符合了武汉创建文明城市的目标，又满足了文学为大众服务的本质。

二.武汉“地铁诗歌”的发展现状

1.活动现状介绍

活动由由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提出和发起。方方在出国期间，看见了国外交通系统上有关于诗歌的宣传，效果良好，于是省作协通过武汉市委宣传部与武汉地铁营运公司联系，策划属于武汉的公共空间诗歌。现如今，武汉公共空间诗歌的活动至此已经成功举办四届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效果来看，后面三届的影响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一届。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而言，武汉的公共空间诗歌都在往更加成熟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更多国家的更多诗歌被分散在了更多交通线路上的更多公益广告牌内，给了人们或新奇或感动的体验。

第一届是由省作协与英国驻武汉领事馆合作，展示了5位英国诗人的17首英国诗和46位湖北诗人的一百首诗，中英文对照。第二届则是由省作协和法国驻武汉领事馆合作，展示16名法国诗人的28首诗和191名中国诗人的197首诗。在第二届里面，地铁诗歌作家群体不再局限于大陆，而面向了全体的华人，包括香港、台湾等地区。第三届以人与自然作为主题，也正是从第三届开始，“地铁诗歌”有了主题；第四届（2016年）则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作为主题进行展示。

2.展示诗歌筛选标准

地铁诗歌现在主要是通过约稿的形式，再由省作协聘请诗歌研究者进行筛选，再交由地铁运营公司由它们做成展板，最后形成市民所见的诗歌展板。而武汉地铁诗歌作为公共空间的展品，其内容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文化宣传的效果。据省作协的相关人员的介绍，武汉公共空间地铁选取诗歌主要有：一.积极向上，符合主流宣传。地铁诗歌是面向大众的普及，不是个人的小沙龙，所以要考虑到诗歌的主题思想的倾向性问题，过于个性化的诗歌是不宜选为地铁诗歌的；二.篇幅要精悍短小。一般不超过二十行，这主要是因为每一块地铁展板的大小限制，如果地铁诗歌过于长，那么诗歌的字体就必须减小，这样乘客看起来会比较费力；另外由于乘客候车乘车的时间不一定很长，所以过于长的诗歌乘客或许也没有时间读完。

三.有关“地铁诗歌”的思考与展望

种种数据显示，武汉的公共空间诗歌发展在时间长度、规模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走在了国内公共空间诗歌的前头。与此同时，市民的关注度、接受度也在逐届增长，可以说地铁诗歌成为了帮助诗歌从边缘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有效途径。通过调查研究和国内外公共空间活动对比，我们发现武汉的地铁诗歌活动处于发展上升期，仍然具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1.诗歌主题化

首先，从选取诗歌内容上来看，武汉“地铁诗歌”以当代作家作品为主，所选诗歌多短小精悍，主题多健康向上，面向大众。然而现代诗作为私人化的产物，其内涵意义具有隐秘性和多义性。当私人化的诗歌与公共化的空间相撞时，诗歌的接受与反馈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四届武汉地铁诗歌活动来看，诗歌选取上逐渐系统化和开放化，选取标准也逐渐由私人化喜好转向大众口味。在未来的公共空间诗歌发展上可多树立主题意识，选择能够引起市民共鸣点的主题，例如乡愁、爱情等，这样一来，在同类主题的诗歌比较之中也能提升乘客的鉴赏意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民文化氛围。

2.从“地下”到“地上”

其次，从诗歌展示方式上来看，展牌设计上存在着“安静地占领城市”与“快速吸引人眼球”的矛盾。诗歌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其品读与领悟需要人们静下心来体会，版面设计自然倾向于素面。然而在地铁公共空间下，只有依靠鲜艳抢眼的版面设计才能来快速吸引住快节奏生活下市民的眼球。

除开设计外，展示牌的摆放也不均衡。由于地铁诗歌是一个公益文化活动，展板提供有限且逐届减少。而且现有的诗歌展板也多集中于地铁口上下扶梯处，不便于市民观看。

因此，在未来的展牌设置上，可以将眼光由“地下”走向“地上”。除地铁外，武汉的公交站牌、图书馆、咖啡厅、地标性建筑等公共空间也同样具有人流量大，关注度高等特点。这样将展牌的范围扩大化也有助于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3.调动学生群体积极性

诗歌朗诵会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将诗歌与音乐等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并设置诗歌朗诵环节，让书本上的诗人在公共空间与市民直接见面接触，增加与市民的互动，让空间里的诗“活”了起来。

通过调查研究可见，学生群体仍然是地铁诗歌关注的大头，在未来的诗歌朗诵会上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参与度。适当选取优秀的大学生诗歌作品，由专业的诗人来诵读、点评，形成诗歌创作互动的氛围，吸引住来往的乘客。

4.宣传新媒体化

从活动宣传上来看，以往的四届活动宣传多集中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稿件，而在信息时展迅猛的今天，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市民们的生活。因此，在未来的活动宣传中可以多发挥新媒体、自媒体等的传播力度。在微博上发动市民及时进行讨论；在展板上设置二维码，介绍整个活动的历程、概况，展牌的分布，并设置相应的讨论区，收集市民反馈，增强与市民的互动。借助于新型媒体平台一方面能扩大活动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收集市民反馈。

5.打造品牌文化新名片

而从整个活动来看，已经举办过四届的武汉地铁诗歌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影响力。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将系列活动品牌化，在武汉的公交站牌、图书馆、咖啡馆、地标建筑等其它公共空间做系列的诗歌展示牌，“用诗歌占领城市”，打造武汉旅游新名片。而往届选取的诗歌作品也可以编辑成册，在公共空间内陈列，供市民品读。

在信息极速发展的今天，武汉公共空间诗歌活动未来将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与市民产生更多互动，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