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影响范文10篇

诗歌影响范文篇1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诗歌影响范文篇2

诗歌公共传播媒介迅捷发展，使传统单一的政府审批的纸质媒介拓展到民间刊物、官方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等诗歌立体传播媒介。官方纸质媒介一般分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上半月刊为传统刊物，下半月刊一般是“官方刊物＋诗人挂帅＋民间资本赞助”的诗歌运作方式，民间刊物则基本上都是诗人通过各种赞助自发编辑的纸质印刷品，民间立场的加盟使得诗歌从庙堂之上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化追求。《诗歌月刊》第一个在网上正式安家落户，《星星》诗刊、《诗潮》、《诗选刊》、《扬子江》、《绿风》等刊物紧随其后，官方诗歌刊物对网络诗歌的指导性参与及肯定性认同，推动了网络诗歌的发展，网络诗歌已成为纸刊的选稿基地。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诗歌、诗歌刊物都纷纷走上了网络诗歌媒介的发展路径，而诗人也纷纷建起了个人诗歌博客，黄遵宪当年倡导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牵拘”的诗歌写作模式如今完全实现。

同时，网络诗歌在传播途径上也更为自由顺畅，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歌媒质编辑和传播的单一结构以及垄断性地位，诗人不必因为美学旨趣、编辑口味、刊物规范等问题有意迎合刊物的口味。可以说，民刊的出现，使更多的诗人创作得以肯定、传播和被人接受、阅读，诗歌的生态环境日益自由宽松，文本创作也更具个人性和自由化。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WorkofArtintheAgeofMechanicalReproduction）中所勾勒的景象在网络化得诗歌时代皆以实现，本雅明认为，所有的读者都变成了作者，读者、作者和批评者频繁互换，没有专家和权威，在“众声喧哗”中到处是虚拟情境，意义不稳定的碎片，即时交流，新风格和新经验的书写，不连贯，胡闹，主体变形，重复，震惊。这些场景如今都以网络在场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网络的崛起以及诗歌网站、个人博客的兴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表和出版难的问题。网络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在虚拟空间赋予了诗人、诗歌爱好者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及对话权，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写，都可以在自由、平等、开放的网络和博客空间发表，而且立即获得他人的关注和回应，在短暂的过程中你迅速感受到了成果发表和被人关注的喜悦和快感，大大刺激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从而使很多新诗人迅速进入诗歌界。

但不可避免，网络也给诗歌带来了负面性。网络艺术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艺术，它只存在电脑空间（赛伯空间，cyberspace）之中。在杂语并存、多元共生的后现代语境中，网络改变了我们“改造世界”的生活态度和生存姿态，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网络话语的空前自由，使诗人从单一封闭的时代开始入一个有更多机会表演和宣泄的时代，使得网络诗歌写作更即兴、更简单、更个性、更随意，网络诗歌创作不受任何束缚，而且发表的“门槛”低，有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缺少相应的自制力、道德力、责任力和专业力，随意在网上书写所谓的“诗歌”，把诗歌的性灵、责任、美学全部抛弃，剩下的只是“顺口溜”、口水化，甚至是一些“色情诗”，如此也加剧了诗歌被贬抑的发展状态，致使出现诗歌恶搞现象。当然，诗歌恶搞现象是诗歌爱好者对于1980年代中后期已降中国当代诗歌日益泛滥极端不满的“集体暴动”和渴求新诗规范和精品诗作出现的文学诉求，是对恶心的口语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的“集体清算”，是对意象清新朦胧、韵味自足的现代汉语诗歌回归的渴盼，诗歌爱好者以腼腆的怀旧情结和极端的诉求方式对抗迫使美好传统日益沦丧的后现代秩序，从而还原日常生活和美好传统的审美诉求。

一般说来，网络诗歌以其平等性、边缘性、开放性、互动性、自由性及民间性，使诗人和读者摆脱了传统诗歌话语中编辑权力对诗歌本体的遮蔽、过滤等干预性处理。诗歌不仅是文人雅士、阳光白雪的创作，也是普通细民、下里巴人参与日常生活的有感而发的情感吟诵。“网络诗歌”已经走向了当代诗歌场的舞台中心，并初步确立了自身的法则，在参与者、组织形态、交流方式和交际功能等上参与了诗坛的建构，他们抛开了“社会面具”和“审美焦虑”，尽情地在网络世界里抒情写意、感慨人生。尤其重要的是，在网络诗歌创作中，女性与男性诗人共同参与到虚拟空间中的诗歌书写。

二、博客时代下的“新红颜写作”

如上所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创作和诗歌的交流，让诗歌重新焕发了青春。同时，网络诗歌正以自由抒写的开放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即写即发的便捷性、探讨交锋的互动性、传播方式的时效性，改变着诗歌原有的交流与发表秩序，改造了情感传输与抒发的方式。许多女性参与网络诗歌写作引起了众人诸多的目光，创作出了许多诗歌精品，可以说，近十年来网络诗歌创作中最引人关注的诗歌现象就是优秀女诗人的不断涌现。李少君、张德明不久前在海口的对话《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①即是对这一现象的集中概述。“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后，涌现出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女诗人。这些女性诗人的职业与身份越来越多样化，她们大体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在开博客写诗时，还很喜欢贴照片展示形象，我觉得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有所不同的现象。”评论家李少君和张德明在对谈时提出了“新红颜写作”这一全新命名。李少君还举了个例子：河北石家庄的一个叫施施然的年轻女诗人，在新浪开了个人博客，去年11月开始诗歌写作。半年时间里，她写了60多首诗，每首诗都有大量读者跟帖，甚至一些著名诗人也成为她的“粉丝”。施施然的不少诗作迅速流传，并在《诗刊》、《诗选刊》、《羊城晚报》等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李少君和张德明甚至预测，“红粉兵团”的加入使当代诗歌染上浓厚的“脂粉味”。这种对诗歌现象的敏感概括与理论提升的探索勇气确实是可嘉的，但会不会夸大了女性诗歌的作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命名呢？

“红颜”是个暧昧的词语，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古语云：“自古红颜多祸水”。所以，现在论争双方都把矛头指向“红颜”。实际上，在我看来，“新红颜写作”应该是和“旧红颜写作”相对应的，也就是和传统女性诗歌相对应的，因为女性诗人都可以称做为“红颜”，从古至今，薛涛、李清照、秋瑾、林徽因、舒婷、王小妮、翟永明、伊蕾、安琪、李轻松等诗词作者皆是“红颜”，但是她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她们的生存语境、情感表达方式、诗歌发表方式与传播方式都是比较原始的印刷式。而“新红颜写作”换个说法应该是“新女性写作”，她们的生存语境、情感表达方式、诗歌发表方式与传播方式都与传统的旧女性诗歌写作不同，传统的女性诗歌写作不仅是自己内心心灵的独白，更要契合社会时代的审美要求和编辑刊物的审美口味，而“新红颜写作”不会迎合社会时代的审美要求和编辑刊物的审美口味，因为她们的作品都是通过网络博客上传发表，不需要编辑审批，所以，她们的创作只需要表达个体的内在情绪。显然，没有外在附加因素的“新红颜写作”我手写我心，自然更能触及到许多读者的内心郁结，被读者认可并产生共鸣。同时，在网络时代，这些“新红颜写作”诗人大都是具有稳定收入的小资，在闲暇业余之时，她们希望吟诗作赋调解生活风情，并通过网络发表与传播的方式进行公众视野。而对于当下生活快节奏的大多数人来说，生存焦虑迫使他们不得不远离文学，但他们欣赏和钦羡小资情调，“新红颜写作”的小资情调弥补了他们内心的冲动，那份久违了的快感使得他们喜欢阅读这类诗歌，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缺乏小资情调的大多数人在网络诗歌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到了白日梦的愿望补偿，这也是李少君、张德明对话中所谈到的“新红颜写作”出现“粉丝”的原因。

女性天然具有诗歌创作的优势，她们细腻的敏感的缜密的内心经验使她们特别擅长抒情与叙事。女诗人捕捉和描述细节的细腻是男诗人所不及的，更重要的是，女性作为情感的动物，在抒情方面也别男性诗人略高一筹。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所以大观园十二钗各个性格鲜明，而从古到今优秀女诗人、女词人的出现无不与她们的抒情优势有关。正是女性的天然的抒情与叙事的优势，使她们的诗歌收到追捧，很年轻就在网络上成名，似乎也印证了张爱玲“出名要乘早”这句话，这些优秀的网路女诗人包括蓝蓝、安琪、李轻松、莱耳、周瓒、晓音、叶丽隽、冯晏、路也、娜夜、尹丽川、郑小琼、赵丽华、林雪、吕约、宇向、巫昂、池凌芸、扶桑、李小洛、宋晓杰、林雨、杜青、苏浅、李成恩、白玛、徐颖、古筝、范雪、衣米一、杜绿绿、梅花落、金铃子、原筱菲、高璨、梅依然、重庆子衣、海烟、玉上烟、胭痕、余小蛮、海湄、苏笑嫣、王妃、施施然、横行胭脂、蓝冰丫头、阿毛、吕布布、吕露、谈雅丽等。在她们的诗歌博客中可以看到她们的诗歌创作更多的关注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存经验，在叙事与抒情的诗歌写作路径中呈现出女性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体验中的疼痛与忧伤，其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总是自然流露出来。作为重庆“红粉军团”典型代表的金铃子进行诗歌创作的时间非常短，诗人回忆说：“2005年8月6号的下午，我在百度里输入两个字‘诗歌’，出现了一个网站，中国诗歌网。我当时非常惊讶，啊，还有这么多人在写诗。我仿佛一条即将干枯的河水，一下子来到了大海。”网络成为了金铃子诗歌创作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与能量的契机。随后，金铃子勤奋创作，丰富情感得到施展，在诗歌中固执地抒情，回归诗歌的诗意，在网络上脱颖而出。从2005年到2008年三年时间，金铃子写出了不少新诗作品，并得到诗歌界和大众的认可。2008年秋，金铃子成为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成员，《诗刊》对她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她的诗作常常有出人意料的神思，这体现出她敏锐的直觉，让人看到她诗歌中的灵动之气。她也有奇异的想象力，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新颖和独特，而她的想象力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她个体体验的凝结。这也使她的诗细小，却包含着尖锐，有时直击我们心灵中，疼痛的一部分。”施施然真正开始诗歌写作是2009年11月，距今也不过半年。半年内她就相继写出了《带上我的名字去轮回》、《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印在书上的码头》、《战乱年代》等诗歌，并相继在《羊城晚报》《诗选刊》《山东文学》《天涯》《诗刊》等报刊发表，被公众认可，这种诗歌生产、发表与传播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它借助于网络尤其是个人博客的零壁垒传播，让公众迅速接受并承认了她的诗歌创作。她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也许不久的将来，“新红颜写作”这个概念如果不是现在李少君、张德明提出来，将来也一定有人会提出来。因为，一定的诗歌现象就需要一定的研究者去给以观照，李少君、张德明的这种前瞻性眼光和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三、新红颜写作的走向

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正以一种主体姿态改变了文学的格局，“新红颜写作”自然也是实至名归，她们之所以会以一种整体性的诗歌现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并被诗人、批评家李少君、张德明敏感的抓住，主要原因是网络的公众性与生存焦虑反拨下的诗意追寻。

首先是网络的公众性。网络的宽松、自由、便捷、平等、互动的平台优势以及诗歌博客公众展览式的储存库优势，为诗人的个体化写作提供了条件，更“新红颜写作”这一现象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写作环境。自由、开放、迅捷发表的网络空间激发了女诗人的私密性写作的欲望和公众性发表的渴盼，博文之间的互动使得诗歌发表不再是小圈子人物特殊权利，博客成为女诗人展露才情的秀场。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下，女诗人在诗歌中尽情释放自己的独异的艺术魅力。例如“80后”女诗人李成恩的诗歌，凭借书写汴河、高楼镇这些故乡经验而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以‘汴河’为主体的系列诗章，采用铺排的语势和镜头剪辑的笔法，在历史的追味与现实的采写之中，将诗人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感知艺术地呈现出来。诗人视野开阔，意象取用自然平实又颇具诗味，诗歌语言纯熟老到，不蔓不枝。”②李成恩在传统文化的诗意延伸中观照故乡的河流、小镇以及点滴往事，以一种抒情与叙事的方式捕捉美好记忆，显得开阔大气。金铃子的、横行胭脂、施施然等抒写日常生活以及人生经验，在诗意的获取中显得敏感、典雅、细腻和温爱。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有了网络，有了博客。是的，网络博客为女性敞开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书写平台，他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解放自我，释放心灵压力。借助博客空间的发表和平面刊物的选载，“新红颜写作”这一诗歌群体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生存焦虑反拨下的诗意追寻。在当下，大众文化的娱乐和日常生活的焦虑已经消解了我们的激情，每个个体在繁重的日常生活和紧张的社会交往中过度地透支着人性中应有的诗意，这是历史和语境给以我们的宿命，谁也无法逃离。但是，在这种生存焦虑的反拨下，“新红颜写作”的女性诗人借助网络博客，在内心中依然坚守最后一片诗意的净土，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进行坚定地守护，借助网络尤其是博客的开放性传播发表诗歌，通过文本传递出不同流俗的卓尔宣言。“新红颜写作”诗人凭借着对诗的爱好和女性对诗意偏好的天然敏感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想像对现实社会、日常生活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情感想象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言说上获得了诗意的抒情和细腻的独白，而叙述中所透露的对诗意和抒情进行坚守的独立姿态自然就卓尔不群，实在难得，这里没有任何矫情的成分，有的只是年轻女性以自己细腻的笔触、诗性的语言营造着一片片诗意，在这诗意的创造中浇灌出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灵动的诗歌意象。

因此，执着于对个人心灵和社会存在的经验抒情和叙事命名的“新红颜写作”作为代际命名成为一道新的文学景观。作为诗人年龄集约方式和诗歌创作追求的命名方式，它受到个体性的知识、经验、美学诉求、想像方式和价值立场的制约，也受到集体性的文化境遇、生存经验、姿态与立场的挑战。但是，由于精神成长的相似性和世界认知的通约性，由于诗歌发表和传播途径的相似性，这些活跃于网络博客的年轻女性诗人作为一种诗歌现象正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声音。而李少君、张德明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无疑把各自为阵的这群人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使她们摆脱了未被归类的焦虑和惶恐，进而有了一种诗歌创作的成就感和归属感。诗人古筝就认为“新红颜写作”是应该可以用时代来划分的：“即指向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从诗坛涌现出来的一批女性新面孔，并很快脱颖而出的那一部分，她们以女性身份介入诗坛，但她们的写作也并非全部都是女性化的，红颜只是我前面提到的性别身份。”③这是一种较为清晰地外延划分的方式。诚然，“新红颜写作”可能值得商榷，但这个概念命名抓住了当下诗歌和时代的脉搏以及特点，对一部分新兴诗人进行归类，客观上确认了她们的诗歌创作方式及其成就。当然，“新红颜写作”中诗人较为浮躁，作品没有精雕细刻，正如张德明博士在对话中所说：“一些女诗人为了追求诗歌创作的数量，为了使自己的博客能日见更新，为了让读者能持续地来此光顾浏览，她们往往会将一些并不完全成熟的诗作迅速挂到网上，这些仓促而就、未及细致斟酌和删改的诗歌作品常常会显露出某种明显的瑕疵。”而且，作为女性，她们往往把一些私密的东西当做公众阅读的内容，尽管这种“窥玉”能够满足读者的“意淫”心理，但不足以成为诗歌对象。

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概念命名，它的有效性不仅仅在于对现象的归纳概括，更在于属性下的诗人能否在未来的诗歌发展中作出一番努力，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批诗歌作品能够脱颖而出，有一批诗人能够日渐成熟并走上中国诗坛，被诗歌史家和文学史所认可。所以，我正注目，李少君、张德明振臂一呼之后，“新红颜写作”中这些女性诗人何为？

参考文献：

①李少君、张德明：《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s/blog_4b2f75ec0100ilu4.html.

诗歌影响范文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从王维前后期心态的不同论析心态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前期乐观向上、积极仕进极富盛唐之气，其诗歌豪迈、壮逸；后期他参禅入佛，诗风也更加静逸、恬淡、平和。

王维(公元701一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王维一生中最大的那次变故，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文重点着重分析其两种心态下诗歌的不同风格。

盛唐开元时期，由于国力强盛，整个社会意识呈现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与想象，形成了宏大雄壮、慷慨激昂、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盛唐气象，这种奋进的社会意识除了归因于唐帝国繁盛的物质基础外，还在于其深厚而富饶的文化、美学土壤。远溯先秦两汉悠久而优秀的文化积淀，近承魏晋南北朝充实自由的审美心灵滋养。远古文明的积淀，华夏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交流，社会心理意识的互汇交融，培育成更为恢宏的盛唐气质。这样，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社会意识以至远古记忆特别是那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情绪，必然会渗透在每一位艺术家、诗人的内心。作为开元诗坛的领军人物，王维自然会受到整个时代风貌、社会意识的审美心灵启迪，进而形成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心态。这种心态影响到他的诗歌风格，在他的诗中，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与壮阔的襟怀抱负在边塞诗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老将行》）的壮怀激烈，“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入世的建功理想。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

我们也能在王维早期的山水田园诗里感受到盛唐时代人们自信乐观的气概、浩然开阔的胸怀，这种气概与胸怀投射到诗人笔下的风景物貌，掩抑不住一股强烈的壮逸之气。如：

《渡河到清河作》：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

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诗中，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浩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后政治的黑暗使王维对政治感到厌倦，对仕途感到失望；而佛学道教中看空一切的思想和超然出世的态度又使诗人虽身在魏阙而心存山野，这两种原因形成一股合力，使诗人中年以后走上追求宁静生活的解脱之路，徜徉于自然山水之中。但王维从未挂冠而去，直到去世都在做官，他只是长期生活在山庄、别墅而已，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一方面他不必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亩，为衣食担忧；一方面他饱尝官场滋味而投身山水，不像孟浩然等诗人那样有求仕之心，时时流露出怨怅不平之气。他无忧、无愁、无怨，心境平和，恬淡超脱。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可以无牵无挂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他尽情地融入山水，体悟山水，没有孤独寂寞，没有忧思惆怅，只有一片空灵的寂静，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因此，他的心境和诗风都能达到一种恬淡的境界，形成静逸之美。另外，王维释道并修，佛家虚空境界的追求和对老庄虚静的体验形成他喜好表现自然静态美的审美趣味，特别是隐居辋川以后，王维笃志学佛，终日以禅诵为事，广泛结交各派僧侣，对佛学义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佛学素养深厚，看空一切，忘怀世情。远离长安黑暗的官场，自甘寂寞，产生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进入审美的心境。

王维诗存300余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风格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瞑》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辆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10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

诗歌影响范文篇4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诗歌影响范文篇5

诗歌艺术的学习与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开阔视野，增强想象力，容易产生出创造性成果或独特而新颖的思想火花。想象，是诗歌艺术腾飞的翅膀，我们读诗、写诗，都离不开想象。这与生产土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时的想象有相通之处。因此，有专家认为:科技与艺术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诗歌艺术对语言的表达和锻炼有着独特的要求，即采用形象化语言，讲究意象和意境的创造。诗歌是众多文学艺术中文字最少、语言最精炼、时空跨度最大、触及人们心灵最形象迅速、最自由灵活的文学形式。诗歌语言本身带有艺术性，也就有了生动性。论情感，有抒情性;论力量，有号召性;论节奏与音韵，有音乐感;论结构，有建筑性;论表现，可明朗或朦胧;论传播，有广泛性;论时效，有长期性。人们在口头、书面乃至影视、网络通过诗歌表达思想情感，其效果比起干巴巴的说教，模式化乃至假大空的报告与文章，可谓天壤之别。

诗歌艺术的魅力并不亚于其它形式的艺术，且与众多艺术和非艺术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诸如与同属文学范畴的小说、散文、杂文，与影视、戏剧、音乐、美术、舞蹈、书法、摄影、建筑、广告、时装、哲学、宗教都有姻缘，都可融汇贯通。只要注人诗的成份，或取其诗的营养，都可能使手中的作品熠熠生辉。有一定形象思维能力的人，随时都可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中捕捉到诗意，从而起到美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

诗歌艺术教育在现行教育教学中的淡化是显而易见的。窥一斑见个豹地反映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长期冷峻的对峙。诗歌多年来在教材选用卜所占比例很小，学生大考小考都难考诗歌，即或试题中出现一点基本常识，也仅仅是点缀。诗歌艺术教育很难在教学中有立足之地。是诗歌艺术的难度使教师望而生畏，还是教材编写者本来就不当一回事呢?是人们只用”平常人”眼光对待诗歌，还是用偏执而猜隘的政治标尺来衡量诗人及其作品呢?

诗歌影响范文篇6

论文摘要: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都蕴育着浓烈的英雄情结，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则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总体风格。

晋人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认为曹操是汉末三国时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真正英雄。这与后世许多的文人斥之为“奸臣”、“汉贼”有些矛盾，这可归结为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伦理道德取向存在着很大不同，以及不同评价者之间也有差异造成的。尽管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总结曹操“人生几何”的一生，他的身上始终都蕴育着非常浓烈的英雄情结。这是由于汉魏时期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曹操个人的独特经历，以及他内心世界对生命价值的不断追求所造成，当反映到曹操的诗歌创作上，也就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总体风格。

何谓“英雄，’?三国时刘邵《人物志·英雄》日:“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换言之，英与雄也就是智与勇，是既有远见卓识又勇武过人的人物。中国古代英雄是指那些在现实社会中不重天命，仅凭个人的高度创造才能与后天奋斗努力而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并最终成为封建政治体制中杰出的文臣武将与创业帝王。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孕育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其生成过程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则在汉末三国时代。东汉桓、灵帝两次党锢之禁，加深了皇纲不振、宦官与外戚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而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监督力量的清流，其以儒林清议方式参政也宣告彻底失败。这些不但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也使西汉以来以儒家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趋于崩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严重衰落。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意识空前淡薄，圣贤观念衰微，圣贤不再成为社会崇尚的对象。而被人们寄以厚望能拨乱反正的英雄人物，就成为当时社会上世人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

当圣贤所代表的天命、道德不能拨乱救世，强调个人才智至上的曹操等汉末英雄应运崛起，英雄崇拜遂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化思潮，英雄概念也就取代圣贤而成为时代的核心概念。故“以曹操为典型的汉末英雄群体的崛起，不但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上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也标志着汉末三国英雄时代的开始。

汉代末年，天下大乱，战争频繁。动荡的历史现实赋予志士仁人以建功立业的非常机遇，社会价值标准也随着广阔的人生视野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往被视作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君子却不为时人所重，整个时代充满着对一种理想人格的崇拜—英雄。英雄主义豪情充塞于每个有志者心中，成就英雄的功业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与理想。在大量涌现的汉末英雄中，曹操可称为典型代表，纵观他那豪情满怀、壮志难酬的传奇一生，他都始终蕴育着“壮心不已”的英雄情结。

早在曹操年少时，他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英雄气概。卢弼引刘昭《幼童传》中记载:曹操“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憔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又“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另外，曹操未有名时，不少当时具有“人伦鉴识”的名士，如太尉桥玄、何额，就品评年少时的曹操为英雄，并认为他是拯救汉乱的最佳人选。《武帝纪》注引《魏书》中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日:‘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又《后汉书·党锢传》中记:“初，额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可以看出，年少时的曹操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英雄特质。

同时，他自己也非常重视“英雄”的名声，希望成为真英雄，他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明心迹:“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石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又“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从中道出了他年少时最初的政治理想和建立好名誉的愿望。事实上，他在年青时的确想为维护“汉天下”建功立业，任洛阳北部尉时，号令严明，执法不阿，竟敢因犯禁杖杀当时灼手可热、号称“十常侍”之一的赛硕的叔父。在光和四年被征拜为议郎后，又为因诛杀宦官被处死的忠臣窦武、陈藩申冤。其不避权贵、刚正不阿的胆量气魄，证实了他心中执守着“英雄”式的理想家园。

在他后来一步步登上政治高峰的过程中，他始终都对杰出的英雄人物表现出极大的重视，不管是奇人异士，文臣武将，还是亲友前敌，败军降将，只要是有才能的贤士，或能帮助自己完成一统天下壮举的人才，他都愿意收归摩下，委以重任，并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是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回报。如曹操开始时对尚未成气候的刘备说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显示出他心目中固有的对英雄人物的重视。当后来刘备为吕布追赶逃奔曹操，程显劝曹操趁机将刘备杀死，曹操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还有他对大将关羽的厚礼相待和极力挽留，虽然最终没能留住关羽，以致后来留下了“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的传奇故事，但曹操那种“重英雄”和“惜英雄”的精神，让人不得不叹服。从中也显示出曹操是一个真正人格上的英雄。

作为动乱时代的英雄人物，曹操还兴屯田、求贤能、明赏罚、倡节俭、抑兼并、重文教，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并颁布众多政令，希望能在危难时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建安七子”中的王架评价曹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认为曹操对功业的进取精神，像儒家极力推崇的“仁政”典范—“三王之举”一样伟大，从而对曹操作为英雄人物的政治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

曹操身上所蕴含的英雄情结，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为渴望建功立业和一统天下的人生追求，当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显示出“慷慨悲凉”的总体风格。梁代刘解《文心雕龙》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钟嵘《诗品》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现代学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更是直称“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首先，曹操作为时代的英雄者，他在诗歌中体现了渴望建功立业和一统天下的愿望与理想。其《短歌行》(其一)中的名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人希望招来天下贤才，从而帮助自己完成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是曹操豪情激昂、开创伟业的真实心迹。在诗歌《度关山》中诗人表达出自己在心中所向往的政治理想:"龄砾贤圣，总统邦域。”—国家统一，君主贤明;“黝险幽明，黎庶繁息。’，，—百姓安乐，五谷丰登;“皋陶甫侯，何有失职?”—执法公正，民人不争。这是一幅国家统一、君主贤明、法制完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美生活的图景。《对酒》也表露出同样的政治理想:“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脓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这是曹操理想中的太平盛世，是他作为英雄人物和政治人物而不懈奋斗的最高目标。

其次，英雄情结还体现在曹操对历史英雄人物的赞赏和向往。诗人在《短歌行》(其二)和《善哉行》(其一)中热烈地赞颂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有历代圣王古公、直父、太伯、仲雍、姬昌，有圣贤伯夷、叔齐、孔子，还有贤相山甫、管仲、晏子，以及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等。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都大加赞赏，《短歌行》(其二)中写道“周西伯昌，怀此圣德。……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濡，其德传称。”《善哉行》(其一)如“古公直父，积德垂仁。”“太伯仲雍，王德之仁。”“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诗中歌咏这些圣君、贤相、圣人身上具有的突出优点和不朽功绩，而诗人自己也非常向往他们，并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做个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

再次，曹操在诗歌中还极力抒发自己向命运抗争的豪情壮志。这在《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和《龟虽寿》两首诗中都有所体现，当诗人“东临碍石，以观沧海”时不禁豪气喷涌，浮想联翩，以天马行空式的浪漫奇想，描绘出宇宙天地间的壮观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茫茫沧海，滚滚浪涛，连日月星辰也包涵于其中，这也正是诗人傲视寰宇、豪气冲天的自我写照。《龟虽寿》中的诗句“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淋漓尽致地显示出诗人虽已年老但仍激情昂扬、锐意进取的生命活力，他要向命运抗争，向自我挑战，这是一种生命激扬的英雄气魄和人生志向。

诗歌影响范文篇7

【关键词】高中语文；诗歌教学；语言教学；美育策略

注重高中阶段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有效提升，并把握诗词欣赏能力的挖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握学生未来的学习方向，不仅可以构建更为科学的人文素养，也可以在人文关怀等相关理念的影响之下，使得语文教师更加重视诗歌语言教学存在的主要价值。所以，本文在对这一课题的重点内容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将重点分析高中语文诗歌语言教学美誉策略创新与优化的重要价值，通过教学成效的进一步工作，不断把握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

一、高中语文诗歌语言教学美誉策略实施的重要意义

从古展进程的角度来分析，我国诗歌就已经有着较早的发展历史。比如，在春秋时期的《论语》中这样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这也说明诗歌教学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的，而在现代教学理念的影响之下，教育工作者更加注重学生学习素养的提升，也就认识到了高中语文诗歌语言教学美育策略采取的重要价值。首先，积极把握诗歌语言教学，可以更好的强化高中语文这门学科的学科地位，通过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使学生可以在美好诗歌佳作的影响之下，进一步的了解其具体的思想意识情感体验，在唯美诗歌意境之下感悟诗歌的美好。第二，中国诗歌语言教学美育方法的创新，可以从实践的的角度入手，重点强调诗歌单元讲解的科学与合理性，其作为初中语文与高中语文学习的纽带，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思维体系，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健康向上的把握知识内容，才能够及独立自主的利用自身掌握的技巧解决相关的问题。第三，注重诗歌语言教学，也可以彰显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知识精髓的进一步传授了解诗歌知识存在的背景区和历史发展进程，对于现代与古代知识内容的有效衔接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高中语文诗歌语言教学中美育策略等内容分析

在对上述内容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结合高中学生学习诗词歌赋欣赏的重要需求以及教学的规范要求，对诗歌教学存在的重要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究。从基本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教学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严格把握诗歌语言教学美誉策略的规范化分析，可以更好地发挥其诗词鉴赏的启发价值，具体来讲，其重要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2.1强化基础知识的整合。在对诗歌语言教学的美语方法和理念进行创新的过程中，要着重把握基础知识内容的教学，通过课堂教学效果的深化，为课堂设计和规划提供重要的知识保障。一般来讲，其知识教学包含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要通过意向基础的了解，对“意”和“象”融合的复合体内容进行把握，以此从主观和客观两个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其具象表现性分析。另外，也要通过诗歌内容的进一步分析，了解内在的诗歌分析秩序。比如，在对《醉花阴》这一诗歌内容进行预习的过程中，要让学生了解诗歌的背景，并结合李清照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提出自身的看法，通过基本学习程序的整合，不断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规范，这样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美育教学策略才起到重要作用，在扎实语文基础知识的指导之下，不断对更加关键的知识内容进行突破。2.2注重朗读感受，深化阅读理解。对于朗读与理解来讲，其作为诗歌学习的重要途径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存在价值。学生在不断朗读的过程中，可以对苏轼的豁达、李白的豪放、李清照的婉约等思想感情进行感受通过细细品味，对诗歌的微妙感情变化进行体会，这样才能够在和谐音韵的表达中，强化不同思想感情表达的多元化方式。当然，朗读也是有着一定技巧的，可以大声朗读，也可以通过层层起伏的思想感情况指导自身的情绪和气息，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强化语感，把握记忆。比如，对于杜甫的“百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其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如何呢，就可以通过字典行间的阅读，对其中的喜悦感情进行感受。2.3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审美熏陶。最后一个层面的内容，我们主要探讨的是诗歌审美熏陶的有效引导，在现代社会制度之下，积极注重师生共同审美过程的优化，并引导学生可以主动的通过理知识理解加强知识创造是尤为关键的。首先，要通过传统神诗歌审美价值的引导和介绍，积极启发学生对诗歌有不一样的见解。第二，注重见仁见智理念的宣传，让学生通过不同观念的解读，注重自我能力的深化。比如，有一诗歌是这样表达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首诗歌表达更加注重学生想象能力的开发，其运用了隐喻、象征等相关的手法，整体的认知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所以不能局限学生对于诗歌的看法，要让学生对。其表达的相对性进行认识，而不应该给予否定。

总而言之，在全新的发展时期，积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诗歌语言教学的美育策略进行把握，并注重诗歌学习方法的引导，不仅可以强化学生自身欣赏者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也可以让教师更加实际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升教学水平，教师还要把握诗歌语言的丰富性、多元性和未定性，通过良好的联想、暗示与明晰，不断注重诗歌教学特色的展现。

【参考文献】

[1]吴岳峰.群文阅读观照下的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教学策略探析[J].才智,2020(16):68.

[2]王学慧.修辞学在高中语文古典诗歌鉴赏中的应用[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6(06):183‐184.

诗歌影响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诗歌;哲学智慧;分析鉴赏

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主流艺术形式将发生一定的转变。但无论在什么时代，文学艺术都将在艺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与民众的精神追求具有密切联系。在民众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的当下社会，其精神需求则显得愈发强烈。作为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分支，诗歌艺术之于民众生活的影响十分细致全面。从学习到思想，从谈吐到性格都可以窥见诗歌艺术的影子。而探究这一现象的根本，诗歌的哲学内涵则是其强大影响力的重要推动因素。鉴于此，对我国古代诗歌艺术中的哲学智慧进行深度发掘便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古代诗歌所映射出来的生活哲理

哲学是人类生活中精神智慧的集中体现，其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思想还反映了人类的价值与终极关怀，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苏格拉底将哲学比喻成最高的诗，在我国古代文化当中，诗是一种主流的文学形式。其具备韵律美、意境美与情感美，且其韵律、意境与情感均不拘泥于特定的表达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当中韵律、意境与情感的种类及其表达方式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性。鉴于此，诗歌成为了表达文人自身思想的优良载体。透过诗歌文字的表象，我们可以窥见其深远的哲学内涵，从而引领我们准确地体悟生活。我国古代诗歌的哲学思想寄寓在故事之上，由此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例如在李白的《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中都对朋友送别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与友人的身份有别，但朋友之间的情谊仍难能可贵。而这之间的哲学意味在于诗中所折射出来的“朋友之间理应肝胆相照、坦诚相待而不被境遇所左右”的道理。将这一道理引申至现代生活当中，这类诗歌中所折射出来的哲学道理就教会了我们如何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类事例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诗歌的哲学智慧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其中的哲理能在潜移默化之中转变大众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其为人处事的态度。

二.古代诗歌对于事物关系的理性分析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界是由客观存在的物质所组成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其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我国古代诗歌的哲学智慧在事物关系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李白《将进酒》中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之句，这一句是对黄河自然发展规律的陈述，黄河之水自西向东奔腾不息，一去不回。这一现象不会因为大众意识而改变，且这一现象高于大众意识所存在。又例如在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亦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此诗对草的生长规律进行了概述，草的生长便有如轮回一般，春繁秋枯，就算被野火燃烧过也会随着春天的到来再次重现生机。这一现象与黄河的流向一样不受大众意识所控制，只要草的根部依旧健康其便存在再生的可能。物质世界的个体变化普遍存在一定的规律，且不同个体之间的发展会存在一定的联系。为准确认知世界，大众应从联系发展角度去分析思考问题，并按可观规律解决问题。例如，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代人喜欢用这一名句表述对事物焕然一新、乍现生机的感叹，而在诗句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智慧亦十分突出，“春风”与“梨花”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春风为梨花开放提供了条件。此类表述客观事实的诗句往往可以给大众一定启发并引导大众从实际出发解决生活问题。

三.古代诗歌所透露出来的矛盾分析理念

在维护辩证视角下，世间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矛盾思想大多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段来体现，其并不总是展现矛盾的消极影响，更多时候文人运用“对比”与“衬托”手法是为了突显某一事物的特征。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矛盾即为对立的统一。在我国古代诗歌当中，这一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入若耶溪》中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句，在诗中所描写的意境当中，蝉鸣与鸟鸣是山林的幽静显得格外突出。在诗人的思想当中，噪与静、鸣与幽皆为相互依存的关系，若无蝉鸣与鸟鸣，山林的幽静反倒不显得分外突出。此类“以动写静”的写作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出现，例如在《山居秋暝》中便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句，此句中“松”、“石”之静与“清泉”之动相互呼应，如此动静交融的场面是情景更具生动性，诗人所描绘的画面的动态美得到了良好的体现。而从哲学角度上来看，这类运用“对比”、“衬托”写作手法的诗歌大都折射出了“事物相互依赖相互发展”的哲理。而矛盾分析理念最为突出作用便是可以引导大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探查事物的核心，从而准确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相关的政治教学过程当中，大部分政治教师都常用“人间四月尽芳菲，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一名句来引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理念。收到地势与气候的影响，虽山脚下的挑花大多已凋零，但山寺中的桃花却刚刚盛开。若不考虑地势与气候的影响，对于这一存在矛盾的现象，我们便无从解释。此外，我国古代诗歌亦突显出了“在人事矛盾是，需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哲学思想。在《登乐游原》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句，在此句中夕阳是十分美好的事物，但遗憾的却是黄昏将至美景不长。由此便警示了当代人在分析认知矛盾时应明确矛盾的主要面，从而做出最为合理的取舍。

四.古代诗歌所蕴涵的唯物辩证思想

从大量古代诗歌展现哲学道理的形式上来看，诗人往往不会对于哲学道理进行十分深刻具体的描写，而是借助一定事物从侧面展现其中的哲学内涵。由此以来，在发掘我国古代诗歌哲学内涵的过程当中，读者不能在诗人所想抒发的情感上大费周章，而应对诗人所描写的情景与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在唯物辩证视角下，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都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且新事物必定会战胜旧事物。而这一理念在我国古代诗歌中亦有所体现，对于“内外因共同作用促成事物变化”这一思想，在“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中便有所体现。在唯物辩证理念下，琴声是琴与演奏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既离不开乐器的结构特性也离不开演奏者的演奏。而之于“新事物必定战胜旧事物”这一理念，在名篇《游园不值》中便有所体现，此诗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一名句将“红杏”强大的生命力描写地淋漓尽致。诗人认为“红杏”探墙而出是春天到来的迹象，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春天的到来。这与唯物辩证观所提倡的“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观念基本相符。

五.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哲学智慧的综合分析

我国古代诗歌的叙事方式具有间接的特点，诗人倾向于运用“以小见大”、“寓情于景”、“借物喻人”等写作手法。“用典”、“借代”等修辞手法更使得我国古代诗歌的内涵显得愈发难以捉摸。而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哲学智慧便好似一壶茶，若不细品则不能感受其清香。纪实的写作手法为其哲学智慧打下了基础，哲学并非一门脱离生活的科学，相反从某种角度上来看，生活为哲学提供了基础。而作为与民众生活十分贴切的文学艺术，诗歌艺术的哲学智慧得益于其对于生活细节的丰富采写。题材内容多样的古代诗歌几乎涉及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写作风格与思想感情或许会受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响，但其中所映射出来的哲学智慧却不会被社会、时代、经济等外界因素所影响。上文中提到，我国古代诗歌中所蕴涵的哲学智慧涵盖了生活哲理、矛盾分析、辩证思想、事物发展观等方面。由此看来，时至今日我国古代诗歌中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仍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然而，随着相关科学技术与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社会的阅读方式较传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进行“碎片化”、“快餐式”的阅读。这一发展趋势对类似于我国古代诗歌的需要细细品鉴的文学艺术的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而之于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所蕴涵的哲学智慧，越来越多的教师将其运用于哲学教学之中。借助古诗，教师能以更加形象具体的方式解释哲学。由此来看，在当代，我国古代诗歌的哲学智慧的教育意义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其现实意义却得到了一定的衰减，这与当下民众的生活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六.结语

我国古代诗歌不仅是我国历史的剪影还是我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艺术来源于生活，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就我国古代诗歌艺术所蕴涵的哲学智慧进行了探讨。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诗歌艺术所具备的哲学智慧较为丰富，其在生活哲理、矛盾分析、辩证思想、事物发展观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涉及。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随着民众阅读方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体悟到我国古代诗歌的哲学内涵，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复兴之路仍备显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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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进余.古诗在哲学教学中的运用[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7(08):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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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岚.古诗中有深刻的哲学道理[J].新课程(综合版),2011(02):110-111.

诗歌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诗歌;电影;双向互动;影响

电影发展之初，在我国被称为“影像的戏”，“影戏”传统使人们习惯了从戏剧和小说的角度言说电影，许多小说戏剧作品也常常成为电影改编的资源。事实上，百年影史上每一次思潮涌动，背后都有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影子，以至于在新时期“回到电影本身”的历史语境下，有论者提出要让电影“丢掉戏剧的拐杖”。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统摄、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形象塑造，使小说戏剧作品的电影改编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学界，有关小说与电影、戏剧与电影关系的论述也是屡现书章，各具新意。相对而言，关于诗歌与电影关系的探讨则是比较薄弱的。艺术是相通的，诗歌与电影概莫能外。诗歌与电影的不期而遇，不止是创作关于诗的电影，抑或吟咏出关于电影的诗歌，而是在于二者互相照亮，在艺术精神的双向互动中使更多意味的审美风格与存在方式成为可能。

一、诗歌对电影的影响

(一)诗歌成为电影改编的资源。众所周知，电影改编的主要文学体裁是小说和戏剧，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能成为电影改编的可用资源。纵览国内外电影史，将诗歌搬上银幕的事例屡见不鲜。《荷马史诗》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各具神韵的人物形象，成为电影改编的热点。在国外，《奥德赛》《特洛伊》《新木马屠城记》等影片，都是以《荷马史诗》为蓝本，力求在银幕上重塑经典。此外，诸如《浮士德》《叶甫盖尼•奥涅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嚎叫》等经典诗歌作品都曾相继在银幕上出现。在我国，汉末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观众见面。从1939年的电影《木兰从军》到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再到2009年版电影《花木兰》，那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无一不是源自那首北魏民歌《木兰辞》。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则是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长诗。这些古今中外经典诗歌进入影像，并被赋予精彩的再创造和新的阐释，从而丰富了电影的宝库。(二)诗歌进入电影，诗歌的创作手法和表意方式被电影所用。诗歌和电影有着不同的美学范式和构成要素，给接受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电影是包容性非常强的一门艺术，它常常敞开自身，借助诗的创作手法和表意方式，来丰富自身的多向度表达。象征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之一，诗人在创作时将抽象思维具体化、形象化，激发人的无限遐思。在电影中不难看到诗歌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在我国“十七年电影”中，常出现“雄鸡”“红日”“战旗”“青松”等有着明显象征意味的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源于诗歌。电影《黄土地》中腰鼓舞和求雨场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又如《红高粱》中遍野的红高粱，则象征着生命的张扬和人物激情迷荡的爱情历程;再如《阿甘正传》中主人公的奔跑等，都是意味深长的象征。象征手法在这些影片中的出现，既能“托义于物”，委婉、含蓄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主题，还能够增强作品的表现力。“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重在抒情，强调营造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电影常常利用诗歌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凸显自身魅力的有效手段。电影《城南旧事》以李叔同的诗歌《送别》的音调作为主题音乐，恰好烘托了影片“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之情调，又有一种空幻的氛围，暗示了影片的主题。电影《林则徐》中林则徐和邓廷桢的江边一别，颇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情致，而在《巴山夜雨》中，航船在三峡之中行驶，目送不断远去的群山，让人顿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此外，诗歌常常成为一部电影的叙事结构、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必要因素。比如，在电影《人到中年》中，出现了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一诗，表达了主人公陆文婷在生命垂危时对青春爱情的回顾，对生活的憧憬和和对生命的留恋。诗人翟永明亲身参加了《二十四城记》的拍摄，也使这部电影留下了深深的诗歌印迹。这部电影中出现了许多诗歌，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叶芝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和《泼了的牛奶》、曹雪芹的《红楼梦•葬花词》、万夏的《本质》等。诗歌在电影中以黑屏字幕重复出现，并以自身形式观照人物命运和叙事进程。电影成功地融合了诗歌，二者相互阐发和照亮，使得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效果成为可能。(三)诗化电影的发展。在光与影中呈现诗意。正如路易斯•布努艾尔所说:“电影的发明是为了表现已深深植入诗歌的下意识。”在诗意的感受与想象中进入电影艺术构思的现象很常见。比如，费穆的《小城之春》的创作就是从苏轼的《蝶恋花》词中获得灵感和构思，这部电影也成为中国诗化电影的典范。诗化电影，或者说“诗电影”，并不是一个电影流派，而是一种电影创作方法，一种电影风格。诗歌艺术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从小处来说，可能是一种技巧形式;从大处而言，也可能是一种总体的艺术观念和审美风格。诗电影将电影的特征等同于诗，主张用“诗的语言”拍电影，注重联想、隐喻、象征、节奏等诗的创作方法在电影中的运用，追求电影的诗学风格。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史，每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将诗与影像结合得融洽与美丽的诗化电影，这使诗化电影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成为贯穿中国电影百年的一个经典系列和传统。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因素，这条脉络在发展中注定不能成为主流，但不能否认，正是由于诗化电影的实践努力，中国百年影史虽是屡经挫折，却总有一种温润和美丽流注其中，给观众带来另一艺术世界和美学风格。

二、电影对诗歌的影响

诗歌与电影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诗歌进入电影，给影片带来了无尽的意蕴生成空间，电影借助诗歌的因素丰富自身;另一方面，电影进入诗歌，也以自身的方式重构了诗歌，诗歌“脱离”纸媒，走进光影的世界，获得了新的诗学生命。(一)电影艺术手法运用于诗歌。电影艺术创作可以借用诗歌，反之，电影的一些艺术创作手法，同样也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互补。现代诗人卞之琳曾说:“《亨利第三》简直是十足的电影(尤其像那些宫闱片)，一景一景地穿插起来，也不时加入‘特写’。《旗手》虽不像电影，可也是一景一景地展下去，截去了中间的连锁———这也是现小说，尤其写叙事诗的既成也是该有的一般趋势，因为尤其到现在大家受过看电影的训练以后，讲故事再这样供给许多可省的桥梁也许反成了障碍，叫人不耐烦。”诗人回忆少时在上海的生活时表示:“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于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时在上海都市里异军突起，与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分庭抗礼。电影成为当时上海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之一……”参照卞之琳的追述，再联想到卞之琳那些最耐人解读、品味的，极具现代质素的诗歌文本，我们不难想象，卞之琳诗歌情境的陌生化和结构的繁复，主体声音“对话化”的诗歌呈现方式，除了对戏剧小说的借鉴，还与其“电影的训练”、受电影的影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关系。“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这是诗人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上海文学》“百家诗会”所撰的《谈诗》所言。从中我们可以想象电影艺术，尤其是电影蒙太奇艺术对北岛诗歌的滋养。北岛的诗歌创作尤为讲究意象的撷取营造，且其诗歌语言极具隐喻性和象征性，这让诗人在创作中通过蒙太奇与电影联姻成为可能。在北岛的诗歌中，我们常常看到各种象征性意象，这些意象通过电影蒙太奇式的剪接、娴熟的组合和切割技巧，成功地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艺术世界。中国新诗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崎岖与坎坷、伤痛与血泪，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发现，从卞之琳到北岛，当新诗在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与挤压，在题材上和技巧上日趋走向僵化与封闭之际，正是电影和电影艺术所携带的现代文化气息和技法推动了诗神的归来。(二)电影为诗歌的传播提供新路径。我们知道，诸如《死亡诗社》《二十四城记》等电影，都使用了大量的诗句。这些经典诗句在影像中绝非花瓶式的点缀。一方面，诗歌以自身的抒情表意功能，让电影增加了诗学品质;另一方面，电影以自身的声画效应、造型和动作性等重构了一个绚丽丰富的诗歌世界。观众在观影之时可能产生进一步了解、阅读这些诗歌文本的意愿。因此，电影不但可以使诗歌实现意义增殖，还以其传播优势，拓展诗歌的传播空间。如果没有电影《人到中年》，也许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裴多菲;如果没有电影改编，也许会有很多人不知道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这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越来越少的人会选择舍弃各种视听媒介而去拿起一本诗集。从这个层面来说，电影可能成为诗歌的最佳传播者，在这个时代，有时候通过视听来感受诗歌比单单通过纸媒阅读诗歌的美学体验更加深刻:诗歌借助影像在这个诗意匮乏的时代获得新的生机。2015年11月，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公映，这部电影以生动质朴的风格在全国多个城市以众筹的形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正如标题所言，这是一部关于诗歌的电影，也是我国电影史上首次专门描写打工诗人的电影。在机械往复的工厂生活和最困厄的生存现实面前，他们比一般的农民工更能感受到现实对人的压抑和异化。电影将视角聚焦于底层工人的生活、情感，以最质朴的镜头展现了挣扎在城市生活最底层的生命个体，展现了他们的痛苦与悲伤、欲望和梦想。电影在全国多个城市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在大众娱乐的时代，诗歌的神性好像正在逐渐被解构。但是《我的诗篇》的受欢迎现象告诉我们:诗歌没有没落，大众传媒的崛起可以让诗歌获得新的生命。诗神不该被放逐，我们需要诗人来重新唤醒被我们所遗忘的诗意。《我的诗篇》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就在于这是诗歌和电影成功联姻的一次大胆实验，它的成功对于诗歌传播出路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近年来，诗歌与电影联姻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唐代诗词108部系列微电影》以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微电影这种当代的光影去重新解读和传承唐诗，既能够赋予中国古代诗歌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也能在浮躁的社会氛围里让更多人了解唐诗。诗歌源于大众，也应回归大众，诗歌通过影像或许更能走出自我的狭隘圈子，走进公众视野。

三、结语

以上论述只是对诗歌与电影的相互影响做一个大致的观照和描述，简单和肤浅之处在所难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诗歌与电影的联姻会在诗学领域引发一场视觉审美能力的革命性变革，并生产出别具艺术精神和艺术意味的作品，从而促使人们原本传统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美学原则向现代品格转换。

［参考文献］

［1］刘书亮．中国电影意境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2］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3］卞之琳．雕虫纪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诗歌影响范文篇10

时值2006年春节到来之际，诗歌报网站站长小鱼儿先生代表诗歌报论坛管理委员会，向一年来支持论坛人气与士气的全体会员，向参与过论坛管理的所有斑主，向支持论坛发展的各位诗人，向关注和支持诗歌报论坛的社会各界人士，以诗的名义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回首2005年，诗歌报网站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令人兴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许多光临论坛的诗者见证了论坛的发展。首先，诗歌报论坛做为国内知名诗歌大站，聚人气一路高歌，再掀网络诗歌高潮，是中国网络诗歌的一面旗帜，打出诗歌报诗者的威风与实力，令国内媒体所瞩目，中央电视台、《文学报》等媒体先后予以报道，并与《诗刊》建立有关合作事宜，从而，开始走向诗歌前台，前景乐观！其次，从《诗歌报季刊》到《诗歌报月刊》，诗歌报论坛利用自身影响与实力，在站长小鱼儿先生的倡导推动下，在白鸦先生及各位诗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出版《诗歌报月刊》，实现网络诗歌与纸刊的对接，交流方式实现由网络到纸刊、由单一到立体化多样化的重大转型，这是历史性的跨越，是质的飞跃，是全体网络诗者的光荣与梦想！再则，2005年，诗歌报论坛成功推出三套系列丛书，出版“诗歌报网站丛书”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共36位诗人、作家、诗者的作品集，为大家办了一件实事，功不可没！另外，2005年10月，诗歌报网站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第四届金秋诗会，2005年12月评出了年度诗人白鸦先生，2005年12月24日在上海又举办了年度诗人颁奖会暨圣诞诗歌朗颂会，得到与会著名诗人及国际友人的肯定；并取得美国惠特曼出版公司在中国的汉语出版独家权，诗歌报论坛以汉语诗歌网站开始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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