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电影双向互动及启示

［摘要］诗歌与电影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有着不同的美学范式和构成要素。但诗歌与电影都是包容性非常强的艺术，一方面，诗歌进入电影，给电影带来了无尽的意蕴生成空间，电影借助诗歌的因素丰富自身;另一方面，电影进入诗歌，也以自身的方式重构了诗歌。诗歌“脱离”纸媒，走进光影的世界，通过影像载体得以重新呈现、阐释，获得了新的诗学生命。本文对诗歌与电影的双向互动做一个大致的观照和描述，以期对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诗歌;电影;双向互动;影响

电影发展之初，在我国被称为“影像的戏”，“影戏”传统使人们习惯了从戏剧和小说的角度言说电影，许多小说戏剧作品也常常成为电影改编的资源。事实上，百年影史上每一次思潮涌动，背后都有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影子，以至于在新时期“回到电影本身”的历史语境下，有论者提出要让电影“丢掉戏剧的拐杖”。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统摄、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形象塑造，使小说戏剧作品的电影改编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学界，有关小说与电影、戏剧与电影关系的论述也是屡现书章，各具新意。相对而言，关于诗歌与电影关系的探讨则是比较薄弱的。艺术是相通的，诗歌与电影概莫能外。诗歌与电影的不期而遇，不止是创作关于诗的电影，抑或吟咏出关于电影的诗歌，而是在于二者互相照亮，在艺术精神的双向互动中使更多意味的审美风格与存在方式成为可能。

一、诗歌对电影的影响

(一)诗歌成为电影改编的资源。众所周知，电影改编的主要文学体裁是小说和戏剧，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能成为电影改编的可用资源。纵览国内外电影史，将诗歌搬上银幕的事例屡见不鲜。《荷马史诗》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各具神韵的人物形象，成为电影改编的热点。在国外，《奥德赛》《特洛伊》《新木马屠城记》等影片，都是以《荷马史诗》为蓝本，力求在银幕上重塑经典。此外，诸如《浮士德》《叶甫盖尼•奥涅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嚎叫》等经典诗歌作品都曾相继在银幕上出现。在我国，汉末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观众见面。从1939年的电影《木兰从军》到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再到2009年版电影《花木兰》，那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无一不是源自那首北魏民歌《木兰辞》。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则是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长诗。这些古今中外经典诗歌进入影像，并被赋予精彩的再创造和新的阐释，从而丰富了电影的宝库。(二)诗歌进入电影，诗歌的创作手法和表意方式被电影所用。诗歌和电影有着不同的美学范式和构成要素，给接受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电影是包容性非常强的一门艺术，它常常敞开自身，借助诗的创作手法和表意方式，来丰富自身的多向度表达。象征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之一，诗人在创作时将抽象思维具体化、形象化，激发人的无限遐思。在电影中不难看到诗歌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在我国“十七年电影”中，常出现“雄鸡”“红日”“战旗”“青松”等有着明显象征意味的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源于诗歌。电影《黄土地》中腰鼓舞和求雨场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又如《红高粱》中遍野的红高粱，则象征着生命的张扬和人物激情迷荡的爱情历程;再如《阿甘正传》中主人公的奔跑等，都是意味深长的象征。象征手法在这些影片中的出现，既能“托义于物”，委婉、含蓄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主题，还能够增强作品的表现力。“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重在抒情，强调营造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电影常常利用诗歌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凸显自身魅力的有效手段。电影《城南旧事》以李叔同的诗歌《送别》的音调作为主题音乐，恰好烘托了影片“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之情调，又有一种空幻的氛围，暗示了影片的主题。电影《林则徐》中林则徐和邓廷桢的江边一别，颇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情致，而在《巴山夜雨》中，航船在三峡之中行驶，目送不断远去的群山，让人顿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此外，诗歌常常成为一部电影的叙事结构、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必要因素。比如，在电影《人到中年》中，出现了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一诗，表达了主人公陆文婷在生命垂危时对青春爱情的回顾，对生活的憧憬和和对生命的留恋。诗人翟永明亲身参加了《二十四城记》的拍摄，也使这部电影留下了深深的诗歌印迹。这部电影中出现了许多诗歌，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叶芝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和《泼了的牛奶》、曹雪芹的《红楼梦•葬花词》、万夏的《本质》等。诗歌在电影中以黑屏字幕重复出现，并以自身形式观照人物命运和叙事进程。电影成功地融合了诗歌，二者相互阐发和照亮，使得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效果成为可能。(三)诗化电影的发展。在光与影中呈现诗意。正如路易斯•布努艾尔所说:“电影的发明是为了表现已深深植入诗歌的下意识。”在诗意的感受与想象中进入电影艺术构思的现象很常见。比如，费穆的《小城之春》的创作就是从苏轼的《蝶恋花》词中获得灵感和构思，这部电影也成为中国诗化电影的典范。诗化电影，或者说“诗电影”，并不是一个电影流派，而是一种电影创作方法，一种电影风格。诗歌艺术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从小处来说，可能是一种技巧形式;从大处而言，也可能是一种总体的艺术观念和审美风格。诗电影将电影的特征等同于诗，主张用“诗的语言”拍电影，注重联想、隐喻、象征、节奏等诗的创作方法在电影中的运用，追求电影的诗学风格。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史，每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将诗与影像结合得融洽与美丽的诗化电影，这使诗化电影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成为贯穿中国电影百年的一个经典系列和传统。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因素，这条脉络在发展中注定不能成为主流，但不能否认，正是由于诗化电影的实践努力，中国百年影史虽是屡经挫折，却总有一种温润和美丽流注其中，给观众带来另一艺术世界和美学风格。

二、电影对诗歌的影响

诗歌与电影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诗歌进入电影，给影片带来了无尽的意蕴生成空间，电影借助诗歌的因素丰富自身;另一方面，电影进入诗歌，也以自身的方式重构了诗歌，诗歌“脱离”纸媒，走进光影的世界，获得了新的诗学生命。(一)电影艺术手法运用于诗歌。电影艺术创作可以借用诗歌，反之，电影的一些艺术创作手法，同样也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互补。现代诗人卞之琳曾说:“《亨利第三》简直是十足的电影(尤其像那些宫闱片)，一景一景地穿插起来，也不时加入‘特写’。《旗手》虽不像电影，可也是一景一景地展下去，截去了中间的连锁———这也是现小说，尤其写叙事诗的既成也是该有的一般趋势，因为尤其到现在大家受过看电影的训练以后，讲故事再这样供给许多可省的桥梁也许反成了障碍，叫人不耐烦。”诗人回忆少时在上海的生活时表示:“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于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时在上海都市里异军突起，与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分庭抗礼。电影成为当时上海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之一……”参照卞之琳的追述，再联想到卞之琳那些最耐人解读、品味的，极具现代质素的诗歌文本，我们不难想象，卞之琳诗歌情境的陌生化和结构的繁复，主体声音“对话化”的诗歌呈现方式，除了对戏剧小说的借鉴，还与其“电影的训练”、受电影的影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关系。“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这是诗人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上海文学》“百家诗会”所撰的《谈诗》所言。从中我们可以想象电影艺术，尤其是电影蒙太奇艺术对北岛诗歌的滋养。北岛的诗歌创作尤为讲究意象的撷取营造，且其诗歌语言极具隐喻性和象征性，这让诗人在创作中通过蒙太奇与电影联姻成为可能。在北岛的诗歌中，我们常常看到各种象征性意象，这些意象通过电影蒙太奇式的剪接、娴熟的组合和切割技巧，成功地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艺术世界。中国新诗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崎岖与坎坷、伤痛与血泪，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发现，从卞之琳到北岛，当新诗在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与挤压，在题材上和技巧上日趋走向僵化与封闭之际，正是电影和电影艺术所携带的现代文化气息和技法推动了诗神的归来。(二)电影为诗歌的传播提供新路径。我们知道，诸如《死亡诗社》《二十四城记》等电影，都使用了大量的诗句。这些经典诗句在影像中绝非花瓶式的点缀。一方面，诗歌以自身的抒情表意功能，让电影增加了诗学品质;另一方面，电影以自身的声画效应、造型和动作性等重构了一个绚丽丰富的诗歌世界。观众在观影之时可能产生进一步了解、阅读这些诗歌文本的意愿。因此，电影不但可以使诗歌实现意义增殖，还以其传播优势，拓展诗歌的传播空间。如果没有电影《人到中年》，也许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裴多菲;如果没有电影改编，也许会有很多人不知道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这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越来越少的人会选择舍弃各种视听媒介而去拿起一本诗集。从这个层面来说，电影可能成为诗歌的最佳传播者，在这个时代，有时候通过视听来感受诗歌比单单通过纸媒阅读诗歌的美学体验更加深刻:诗歌借助影像在这个诗意匮乏的时代获得新的生机。2015年11月，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公映，这部电影以生动质朴的风格在全国多个城市以众筹的形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正如标题所言，这是一部关于诗歌的电影，也是我国电影史上首次专门描写打工诗人的电影。在机械往复的工厂生活和最困厄的生存现实面前，他们比一般的农民工更能感受到现实对人的压抑和异化。电影将视角聚焦于底层工人的生活、情感，以最质朴的镜头展现了挣扎在城市生活最底层的生命个体，展现了他们的痛苦与悲伤、欲望和梦想。电影在全国多个城市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在大众娱乐的时代，诗歌的神性好像正在逐渐被解构。但是《我的诗篇》的受欢迎现象告诉我们:诗歌没有没落，大众传媒的崛起可以让诗歌获得新的生命。诗神不该被放逐，我们需要诗人来重新唤醒被我们所遗忘的诗意。《我的诗篇》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就在于这是诗歌和电影成功联姻的一次大胆实验，它的成功对于诗歌传播出路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近年来，诗歌与电影联姻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唐代诗词108部系列微电影》以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微电影这种当代的光影去重新解读和传承唐诗，既能够赋予中国古代诗歌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也能在浮躁的社会氛围里让更多人了解唐诗。诗歌源于大众，也应回归大众，诗歌通过影像或许更能走出自我的狭隘圈子，走进公众视野。

三、结语

以上论述只是对诗歌与电影的相互影响做一个大致的观照和描述，简单和肤浅之处在所难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诗歌与电影的联姻会在诗学领域引发一场视觉审美能力的革命性变革，并生产出别具艺术精神和艺术意味的作品，从而促使人们原本传统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美学原则向现代品格转换。

［参考文献］

［1］刘书亮．中国电影意境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2］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3］卞之琳．雕虫纪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095

作者:李恒才 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