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十篇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1

历史剧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其间也经历了困顿与迷茫，但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研究一直是戏剧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借古讽今、历史剧的类型等问题，而对于历史剧中涉及的文学性问题，常常关注不够或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文学性恰恰是历史剧的核心内涵，文学性的优劣决定着一部历史剧的成败，因此，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剧进行文学特性的研究，应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历史剧中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作用、历史剧的戏剧情境和历史剧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漫长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文学本体性特征的缺失和回归。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文学性的研究将对中国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

回顾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历程，历史剧在不断探索中发展更新，由创建时期的独幕剧为主的格局发展到抗战时期的多幕剧历史剧，戏剧的主题内涵、历史人物的塑造、戏剧情境的设置以及戏剧结构等各种戏剧因素也由简约发展为繁复复杂的戏剧构成因素，史剧观念也由早期单一直白的时代主题的宣传发展到对历史剧多方位的探索，到抗战时期，围绕历史剧的创作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直接推进了历史剧的发展，历史剧的创作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史剧观念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局面，郭沫若、阳翰笙、阿英、陈白尘等历史剧大家的创作为抗战史剧和中国现当代史剧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的史剧理论成为中国现当代史剧理论的重要收获。

尽管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史剧观、历史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趋向成熟，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从创建时期便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为中国现当代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剧和现实剧担任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创建之初，便借戏剧文学解读历史题材，直接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爱情婚姻等社会问题植入历史题材，出现了王昭君、卓文君、杨贵妃、貂婵等历史美人喊革命口号，传达现代革命思想的现代历史剧，这就使历史剧呈现出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借戏剧文学和历史两者的结合共同承载民众启蒙和社会宣传的教化功能。戏剧文学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历史故事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厚度都非常符合人民大众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这是历史剧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学便崇尚“文以载道”，这种重视社会功用的文学传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戏剧文学的发展，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尽管以浩大的声势批判旧文学，但新文学毫无疑问地是在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文学在社会功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价值观念却直接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只不过是文以载道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旧道变成了具有现代思想的新道，文学承载着现代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功能得以强化，而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作为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仍然处于服膺于新思想、新道德的地位。因此，作为中国现当代戏剧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当代历史剧长期以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承载着宣传教化功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战时期，历史剧创作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都是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正是现实严酷的斗争生活促成了抗战史剧的繁荣，写于皖南事变之后的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以及其他史剧作家创作的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阿英的《洪宣娇》、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大渡河》，都是谴责同室操戈的罪行的，此内容研究界已多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抗战时期，《屈原》《天国春秋》等历史剧轰动整个山城，“一首《雷电颂》，使雾中的山城咆哮了！到处听到‘你们滚下云头来！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许多观众带着行李卷睡在戏院前等候买票，沙坪坝的学生看完戏步行回去已经天明，有的就在戏院里过夜。演戏是斗争，看戏也是斗争，台上台下都把这演出当作反对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大示威来看待。”①《天国春秋》在重庆上演，“戏剧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重庆，当扮演洪宣娇的舒绣文在台上悔恨地喊道：‘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②从中我们看到历史剧在抗战时期发挥的巨大的抗战宣传作用以及山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热情。历史剧的文学性和历史性所共同承载的革命宣传和教育民众的意图发挥到最佳程度，这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强化历史剧的社会功用以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抗战史剧由此对后来历史剧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和史剧观念的规约也是引人深思的。

二、趋向成熟的史剧情境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进程中，众多优秀的史剧作品，其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来源于政治热情和对传统审美力量的继承？还是合理的史剧情境所产生的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从概括史剧作品的具体情境入手吧。

首先来熟悉情境这一重要概念。情境作为戏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探究戏剧的奥秘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戏剧界的重视。但对于情境这一概念的阐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情境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最早始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家狄德罗，他把情境看作作品的基础。而在黑格尔那里，情境被认为是“总的世界情况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另一方面它既具有这种定性，就是一种推动力，使艺术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容得到有定性的外现。”③黑格尔在此强调了情境作为一种推动力的意义。谭霈生则从情境与冲突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其意义：“戏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是戏剧情节的基础。”④邹红将情境概括为“情境是戏剧冲突的基础，是戏剧动作的前提，是戏剧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情境才真正是戏剧之本体，而我们通常认为是戏剧之本质的冲突或动作，其实不过是情境的某种外化或表现形式。”⑤从理论家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情境是一种内驱力，是推动戏剧动作产生变化和戏剧冲突爆发的内在力量，是冲突爆发前的各种复杂因素的总和。因此，剧作家对戏剧情境的设置直接影响到戏剧艺术的成败。

优秀的剧作家善于巧妙地设置戏剧的情境，具体体现在复杂的人物关系的安排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矛盾爆发的前提，是促使人物产生动作的直接动因，因此，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是情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如果人物关系过分单一，就很难形成戏剧冲突爆发的推动力，也就很难构成复杂的情境，戏剧性也就冲淡了。正如“五四”时期的历史剧，大多以独幕剧为主，戏剧缺少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例如郭沫若的《卓文君》中卓文君与父亲卓王孙的关系缺少独特的个性化表现，主要是代表着觉醒的青年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关系，尽管卓文君身上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但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削弱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相比而言，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在表现时代精神的同时，独特的个性特征赋予人物更强烈的艺术魅力。剧中营造了较为复杂的情境，让潘金莲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及其反抗的合理性。潘金莲与张大户的关系，潘金莲与武大的关系，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以及潘金莲与王婆的关系，并让潘金莲在与诸多人物的关系中揭示潘金莲强烈的个性特征，她的受损害的地位，她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她的反叛精神中迸发出的强悍的生命力。正是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中情境的安排，有助于塑造潘金莲的特殊的性格特征，使这一女性形象获得了心理深度，使她的形象有别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善良贤淑、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对中国现代话剧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剧发展到抗战时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景象。历史剧情境的安排也趋向于繁复与多变。有的历史剧中，一系列情节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情境。情境与情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情节是组成剧情的一系列的故事，也可以称为事件；而情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其一，情境体现为一系列事件的总和，不仅成为剧情发展的内驱力，也起到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例如，郭沫若的《虎符》中安排如姬窃取兵符是在一种紧张激烈的情境中展开的。在如姬窃取兵符之前，剧作安排了一系列的情节：秦国军队兵临赵国城下，赵国派平原君夫人到魏国求援，魏安王却规劝赵国投降，赵国危如累卵，信陵君决定带三千门客前往赵国，但却无异与“以肉投馁虎”，这一系列的情节构成了尖锐紧张的情境，如姬在这种紧张的情境中成功窃得兵符，凸现了如姬为理想为正义献身的高洁品格。其二，情境又体现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总和，如上文对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的分析。到抗战时期，史剧情境对于人物复杂关系的揭示更为成熟。

无可否认，情境的设置制约着戏剧艺术的成败，历史剧对于情境的安排影响着剧中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深度的表现，从而影响到对历史剧主题的体现。如果情节或人物关系过于单一，那么就无法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史剧情境。因此，史剧情境在体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同时，也受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制约。史剧情境除了受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制约外，也受到史剧作家创作意图的制约。在抗战时期，为表现民族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剧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的精神鼓舞、激发全民族的抗战热情，这种充满政治旨意的创作意图势必影响和制约着史剧情境的设置，让我们看到抗战史剧在艺术上趋向成熟的同时，政治的指向性也规约着史剧艺术的发展走向。抗战史剧情境的设置尽管也注重复杂的矛盾关系的体现，但大都处于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历史事件的选择也倾向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在表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史剧情境凸现人物的心理深度的作用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人物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的情感特征，对于复杂微妙的人物心理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对于戏剧应重点表现的人性深度也没有能够进一步充分展开。

三、社会性与个性的偏离

中国现当代历史剧长期受到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制约，在历史剧的主题表现、情境安排方面都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或服膺于战争年代的需要，史剧中的历史人物也重在表现其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观念。社会学角度考量下的史剧艺术开创了历史剧开阔恢宏的审美风范，史剧主题和史剧人物都表现出崇高与壮美的气势。这是注重社会价值的史剧观念对于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的突出贡献，我们不能因为其创作意图的政治指向性而否定其取得的艺术成就。当然，我们在客观地评价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的利弊得失时，势必会注意到史剧艺术因单一地强调社会功用而在人物的个性特征方面呈现出的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塑造了丰富复杂的史剧人物群象，例如，在黑夜里吟诵着《雷电颂》的屈原、主张合纵抗秦的信陵君、冒着生命危险窃取兵符的如姬、充满韧性战斗精神的郑成功、咬舌喷敌的葛嫩娘、胸怀国仇家恨抗击吴三桂的杨娥、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忍辱复国的勾践……他们成为中国百年史剧艺术中性格各异而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共同丰富着现当代历史剧的艺术世界。这些艺术形象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朝代，有着迥异的个性特征，他们或嫉恶如仇、或深明大义，或舍生取义，或百折不回，在他们身上更多地集中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史剧作家的意图也是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在民族精神的传承上达到古为今用的创作意图。因此，史剧艺术中无可回避的事实便是这些历史人物形象身上都肩负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社会属性被强化了，而作为生命本体的个人属性却被遮蔽了。

那么，怎样实现史剧艺术的持久生命力呢？是不是表现个体意识的史剧就一定会有所超越？人物形象的社会性与个性怎样实现统一呢？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史剧艺术的发展方向问题。史剧艺术应该继承和借鉴中外历史剧的艺术精华，同时借鉴经典现实剧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博采众长，实现史剧艺术向更高品格的戏剧方向发展。现代戏剧大家曹禺的经典话剧，对历史剧也是有启发的。曹禺的经典话剧之所以具备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达到世界戏剧水平，不仅仅在于其丰富复杂的主题内涵和成熟的表现技巧，更在于其戏剧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深度。而曹禺的历史剧没有达到其经典现实剧的水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曹禺在史学方面的限制，却恰恰是其历史剧中人物的塑造没有按照人物自身的性格规律去发展，而是成为观念的传声筒的原因。因此，史剧艺术作为戏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也是人学的艺术，应该重点表现人物的心理深度和思想深度。历史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表现出来了，历史剧主题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也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此外，历史剧中历史人物应该实现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该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⑥新时期历史剧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剧在整个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型中，逐步回归戏剧本体特征，以人学观念作为历史剧的核心内容，注重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创作出了具有鲜活艺术生命的史剧艺术。历史剧应实现人物的个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性的统一，才能创作出更高品位的史剧艺术。

注释：

①陈白尘.《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大风歌〉剧组谈话摘

要》，董建编.《陈白尘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年版第230页

②田本相/胡志毅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卷一，山

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③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第254页

④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17页

⑤邹红.《作家•导演•评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第69页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2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靠近历史；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洪子诚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即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新时期以来，由于“一体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他将左翼文学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从新的角度看到了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先锋性质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左翼文学在当代的演化，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来辩证的解读左翼文学，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考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3

历史文学研究之所出现这种难以与创作相称的落寞状况，一方面由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喜新厌旧”“贵今贱古”的风气，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研究者个人学术选择中的“避难就易”心态。但综观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当代生活不过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却有几千年的积淀，二者之间从审美资源和价值底蕴的角度看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而且，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了解和探讨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实为进行“创造性转换”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正因为如此，无论从文学还是文化的层面看，以开掘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为己任的当代历史文学及其理论研究，都应得到高度的关注与重视。

从这样一种文学发展、研究状况与时代文化需求相结合的背景下来理解，历史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吴秀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即致力于历史文学研究，积30年之功，以深厚的功力、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影响，确立了作为历史文学研究学术“重镇”甚至“重心”的地位。对于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建树与学理境界，我们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才有可能找到理解和判断的恰当思路。

一 、 学术目标与研究路径的选择

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最为显著和重要的特点，是同时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和对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考察。

从1980年代初至今，吴秀明30余年的历史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19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新作评论阶段。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两篇“成名之作”，即发表于1981年《文艺报》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和发表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就体现出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和重要创作现象考察同时进行、史论兼攻的研究倾向。但总的看来，他在1980年代是以当代历史小说评论著称于文坛的。198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就包括了对1980年代初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中20多部重要作品的评论。同时，吴秀明还独立编选了《中篇历史小说选》《短篇历史小说选》《历史小说评论选》等在当时相当全面和权威的当代历史文学作品集。其二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学理论研究阶段。就在历史小说评论颇具“独步天下”之势的时候，吴秀明却进行了大幅度的学术“转身”。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以近十年的时间沉入了对历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学术视野从中国当代历史文学扩大到了古今中外的整个历史文学，研究重心则从对创作实践的考察，转移到了对历史文学核心问题的发现和基本规律的探讨。在1994、1995年两年时间内，吴秀明相继出版了《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展示了他具有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特性的研究成果。其三是新世纪从当代文学整体视野出发的历史文学研究阶段。虽然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吴秀明的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其他领域，并同样卓有成就、卓具影响，但他并未忘怀和“撤出”历史文学研究“这块比较熟悉的领域”①。相隔十余年之后，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又在一种新的学术境界中成果迭出。既出版了从思想文化史高度探讨历史文学审美内涵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又主编了《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将梳理演变轨迹和探讨研究新视野融为一体的项目成果专著，还编选了以揭示中国历史元素在文本中的复杂呈现为目的、范围则涵盖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读本《文与历史》。

综观以上所述可见，吴秀明在新世纪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对1980年代历史小说评论的拓展、深化和“螺旋式上升”，二者在学术路径层面同属当代历史文学实践考察;他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则是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如果将这两方面分开来看，在当代文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创作领域，在文艺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理论领域，都不过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研究。但如果从当代学术体系对学科、专业的划分来看，这两个领域实际上分属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其中存在很大的学术跨度。按照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常规，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在一个二级学科的某个专业方向范围内“圈定一块领地”“挖一口深井”。当代文学专业领域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制度”“著名作家”之类的研究，就都是如此。另外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确实存在着“跨界”现象，比如从现代小说领域拓展到近代、古代小说领域，从五四文学与文化延伸到晚清文学与文化，或者从文学现象延伸到文化现象，等等。但其中所体现的，往往只是同一学术思路与方法的自然延伸和平移式运用。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路径则是横跨了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存在着以史为主和以论为主的学术思路差别。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研究路径选择。这种非常规学术路径所体现，不仅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视野，还包括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研究状况的深层次认知，以及抓住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根本性探索的学术追求。

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相当薄弱的学术领域。古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倒是颇为强势，研究却基本处于依附具体作品的“评点”境界。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学名家均涉足历史文学领域，并以少量的创作和零星而精辟的理论形成了巨大影响，但他们的创作均属“古为今用”一脉，理论阐述则既不系统、又不过是为了解释自己“古为今用”的创作而“自成一说”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历史剧大讨论，并出现了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只要对茅盾论著中翔实到琐细程度的吴越史实考证略加辨析，我们即可见作者立论的拘谨之态。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现，才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超越鲁迅《故事新编》和郭沫若历史剧境界的历史文学实践范例，才使得历史文学研究具有了能够贯通古今与中外的创作现实基础。

当然，历史基础薄弱而现实条件优越，反而给历史文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但在这广大的空间中选择出能获得更大学术意义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需要学术功力和思想眼光的。从文学发展全局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现实题材的创作“雄霸天下”，在众多的文学史论著中，“历史文学创作”都不过是排在章节最后、予以补充介绍的内容而已，似乎极少参与文学史整体境界的建构。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如何阐释历史文学创作的文学与时代意义，就成为历史文学研究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文学创作就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文学生长形态，相应的研究也就很可能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阅读感想与创作资料堆砌而已。在历史文学内部，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历史文学与其他题材的创作到底是否应该存在差别？评价历史文学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准与依据到底应该是什么？对鲁迅、郭沫若式的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1980年代“新历史小说”式的各类历史文学创作，能否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评价视野和阐释平台？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历史文学本体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思考。于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进行历史文学意义与价值的整体阐释，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文学的基本规律与规范，就成为了历史文学研究中分别处于基本理论和当代现实层面的核心问题。

吴秀明研究历史文学的学术路径，正是建立在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其研究形成学术跨度的原因也在于此。对于自己的学术选择，吴秀明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他这样陈述自己进行历史文学理论探索的动因：“在进行了三四年之长的当代历史小说追踪性评论以后，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由此及彼，逐渐萌生了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立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的想法”，以期“使自己以往的研究藉此能有一个新的质的提高”②。从中可见，他确实是从解决历史文学的全局性问题出发，来选择学术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吴秀明的研究最终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部或几部专著层面的成功，而且是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如何开掘出时代所隐含的学术可能性层面的成功。这种选择研究路径的方法和思路，对于从事各类专门领域研究的学者应当怎样发现问题、选择对象，才有可能使研究成功地抵达时代的学术前沿，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

《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③，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

《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

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④的逻辑结构。

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⑤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三、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

《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⑥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⑦。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⑧。《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⑨。

四、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⑩，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

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即使是史论色彩相当明显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作者也以结语“期待新的突破”来表达指导历史文学未来实践的强烈意向。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

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

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核心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

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注释：

①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页。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4

一、新课程的内容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着力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形成能够与现实和谐发展相适应的进步的思想要求,是现代公民不可缺少的素质。新课程不仅只研究过去,更强调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联系,关注当今,面向未来;不仅只研究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社会精英,同时关注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只研究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关注每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将会使学生真切体会到历史发展与每个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同时也会认同接受对普通公民提出的适合时展的要求。例如通过学习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历史,学生不仅会对人类文明取得的重大进步有充分的感受,同时也对因为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有清醒认识,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树立环保意识,自觉采取环保行动。通过学习近代欧美各国的崛起和中国落后挨打、屈辱灾难的历史,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习惯发现忧患、敢于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以适应当今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时代需要。通过学习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创新意识、科技领先的意识,树立积极参与竞争的开放思想和全球意识。通过学习日中两国古代友好交往、近代侵略与反侵略和当今合作交流加强的历史,使学生树立不忘国耻但不延续仇恨、面向未来、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开阔胸襟。

二、新课程更加关注历史学科服务于现实的时代性、启智性,有利于学生增强历史素养,学以致用

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对历史科学知识的学习,揭示历史规律,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解和整体把握,使学生逐步建立明辨是非,崇尚进步,顺应潮流的科学观念。例如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史,会形成文明史观和进步史观,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整体史观,体会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会坚信各民族共同团结、和平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信“”分裂势力不会得逞,坚信台湾一定能够实现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通过对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学习,明确经济上的工业化、信息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及思想文化的科学化、理性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对当今的改革开放、加强党的建设、科教兴国等重大战略充分理解、积极响应,增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学习的坚定信念。

三、新课程大量增加文化史的比重,将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类思想文化丰富多彩,成就众多,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和特征。新课程重视历史知识中的人文背景、知识的社会价值,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些都将成为历史教学中的血肉,成为教学过程的灵魂。提升东西方社会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和地位,学生就会有更大的学习空间、更开阔的观察视野,人文精神的教化功用将大大增加。

人文精神的内涵丰富,包括对知识、科学、真理的重视与求索,对道德修养、道德行为的规范与追求,对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观的肯定与呼唤,对尊重人性、尊重人格、实现人生价值的褒扬与鼓励。爱是生命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丰富的可以汲取的营养,孔子“仁”的思想的基本要求就是“爱人”:“出门如见大宾”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包含着奉献、感激和责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是今天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许多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有可以挖掘的人文素质,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崇高志向。通过文化史的学习,将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脱离低级庸俗,形成正直高尚的思想品德,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的精神世界。充分利用文化史教育资源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是润物细无声、日久见功效的长期的教学目标。

四、新课程倡导的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方式,不仅能有效地学习历史,还有利于学生处世智慧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新课程的学习过程方法重在探究、表达、交流,重在过程、体验、共享,目的是鼓励学生主动的富有个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积极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只有当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建立起学习知识的能力时,才能真正学好历史,这不仅是历史学习所需要的,也是现代公民终身学习的要求,从单纯的接受知识向发展学生智慧与能力的转变,是历史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要反映。

在新的学习方法中,研究性学习占有突出地位,这是跨学科、多元化、开放式的学习方法,也是学生自主生成、主动参与、合作交流的学习过程,研究性学习将会有一种宽松、民主、平等的学习环境,站在学生视角创设新颖问题、解答问题的学习要求,自由思考、勇于表达的学习氛围。现代技术教育手段的运用、对居住地人文历史环境的考察调研、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模块、多种形式的作业要求和评价体系等都是新的科学学习方式的构成部分。新课程下的教学将成为一种对话、沟通和合作共建,学生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将始终鼓励学生注重学习的问题性、自主性、体验性,起到发掘引导、保护激励的作用。

总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这些都将成为日常教学的指导思想,体现在日常教学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新课程下的历史教学将会真正把关注学生成长、服务于社会作为历史责任,将会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现代公民的培养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5

[关键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管理；问题分析；方法探讨

如何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特点，通过改进世界近代史教学方式、方法等，达到通过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通过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旨在为教学提供参考。

一、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教学思维下使世界近代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近几年，学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进行了不小的改革，除增加了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应用型课程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性课程、实践等，这虽然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受这种应用型学习思维的影响，许多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热情上也对这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虽然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也培养学生能力，但受学生、教师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造成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时间受到压缩。世界近代史课程被严重压缩，但是，教学大纳及教学要求没有改变，这就要求世界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内容全部讲完，这必然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形成教学质量下降、学习关注点降低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二）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陈旧

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应以教师阐述历史为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活动的阐述，通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研究，达到对其科研能力的培养的目的。但是，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仍以政治性分析为主，学生对于历史学习，仍以背诵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学习过程僵化，无自主能力，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失去对学生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

目前，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仍像高中教学一样，以教师课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教师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力的培养。单一、重复的教学方式，易使学生对课堂产生厌倦心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世界近代史教学与中国近代史等相关学科断层

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而忽略了与本时代历史事件相关连的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与相关历史知识断层的问题，使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将之作为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看待，缺乏连续性、全面性的思考，使历史事件、人物分析相对片面。

二、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初探

（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多样，课堂重视学生参与度

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不仅以教授知识为中心，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对学生查阅史实、分析史实的能力培养为主，因此，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注意将课堂多放给学生，通过布置资料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要学习的历史时期的全部史实，由学生向学生讲解的方式，达到学生间相互学习的目的，这也是对学生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工具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图册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图册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图画展示，向学生讲解相关历史。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历史图册向学生展示所要讲解的历史史实的脉络，引导学生清晰地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与此同时也可与中国近代史相联系，使学生能够建立全面性、系统的历史观。

近几年，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得到不断的应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影像资料的展示，向学生展示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有利于学生记忆。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课程学习中，我们通过播放关于二战史实的资料影片，配合教师前期的讲解，加深学生对二战的认识，同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自行查找资料，分析二战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许多学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甚至提出了如果没有发生二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将如何的反思。

（三）介绍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让学生自行分析

通过向学生介绍世界近代史当前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学术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历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对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质疑，发表不同观点，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通过抛砖引玉的形式，由学生向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提出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师应注意对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合理筛选，选择适宜学生理解的问题。

总之，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通过改革教学形式、应用多种教学工具，通过对现有的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研的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使世界近代史课程真正达到其教学目的。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6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 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7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8

关键词：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潜意识营造

中图分类号：TU-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42-05

一、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的营造及潜意识的出场

后现代主义建筑由于现象学的引入势必导致建筑设计方法论的相应改变，建筑现象学如何在当代建筑设计实践中运用？建筑与城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够使人们获得场所精神或环境的意义，而来自实践的问题却在于一旦设计师刻意抱着民族历史意识进行设计创作，结果往往是又一批大屋顶及斗拱等历史构件、民族符号的泛滥——在急切地为了博取受众对于设计中历史感的肯定而进行的命题式创作，往往由于丧失主体（潜）意识而沦为庸俗的做秀，所谓民族历史意识事实上已演变为一种身份危机。主体（潜）意识的丧失主要缘于设计师陷入他者视角，他者视角可能是权力意志视角，也可能是西方视角。权力意志视角导致歌功颂德迎合卖乖，西方视角导致东方主义卖弄做秀，其共同处在于都不是自发地无意识呈现。

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的营造需要潜意识的出场，诺伯格·舒尔茨提出“场所精神”的背景和指向及对“场所精神”的心理研究脉络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1979年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出版了《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在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建筑衰退和后现代主义建筑兴起大背景下舒尔茨提出“场所”与“场所精神”，在胡塞尔抛开文本“面对事实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思维态度启发下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凭借直觉从现象中直接发现本质，旨在以场所概念弥补现代主义建筑“空间”这一关键词对于特性、气氛及意义的漠视。作为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社会中“孤独和高傲流浪者”的现代都市人群心灵枯竭的回应，“场所精神”的提出得到众多建筑师及城市设计专家的认同支持。

在弗洛伊德及荣格潜意识理论出现后不久，不乏学者运用潜意识理论解读建筑与城市，直至1960年代末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探讨心理与环境关系的独立学科得以确立，但既有的环境（建筑）心理学大多偏执于研究环境的物理一生理功能一端，至今尚未看到以潜意识理论系统结合建筑现象学场所精神理论从设计方法论角度解读城市或建筑设计的正式出版物。

而就《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及舒尔茨的研究体系本身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一个心理研究的隐性脉络。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胡塞尔现象学理论指出“原初在确切意义上进行着直观的那种意向体验是对一个事物的视觉感知”，“它在所有体验类型中都被设为前提”，这种“感性感知和其他意向体验之间因而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奠基关系’：其他的意向体验没有感知是不可能的，而反过来则是可能的”。舒尔茨建筑现象学亦注重总体上感知体验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揭示建筑环境结构和形式的具体意义和价值，而这种感知体验首先基于心理。拉丁语中Genius Loci指某地“土地神”，也是个指向心理层面的词，以“Genius Loci”作为著作第一标题的舒尔茨在该书中也试图将所分析城市案例提升至某种心理结构而形成具普适性的指导原则。事实上，舒尔茨在此之前的研究如《建筑意向》、《存在·空间·建筑》、《西方建筑的意义》也一直是沿着心理学的研究脉络在推进：其研究在心理层面提出知觉、架构（schema）、社会化及具体化（concretization）、方向感、认同感等概念探讨人们拥有的环境意象——存在空间及其心理需求。

二、个人潜意识作为营造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的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升华是转换被压抑的“本我”（即荣格所谓个人潜意识）欲望形成的心理能量、平衡构成人精神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协调活动的引导条件。要营造建筑与城市的场所精神亦须心理升华。在建筑设计中需要释放个人潜意识使其通过设计过程得以升华，并使身处场所中的人由场所精神产生共鸣以获得归属感、认同感进而达到心理升华。

而设计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是，抱着历史意识刻意搬弄陈旧的斗拱、窗格等历史符号往往并不能够达成心理升华，场所精神亦难以藉此得以营造。因为历史的真实不是绝对的，它始终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我们无法规定后代人必须按照我们过去乃至目前的方式去认识历史，更不用说每代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识都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所谓历史意识只能以当代人的观点来重写历史，仅仅建立在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和未来理解的基础上。所以克罗齐说，历史就是当代史。这是因为“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这就是现在中心观（presentiist）。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学派重要人物哈布瓦赫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一书中使用的正是这种现在中心观的方法。他认为，在每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因此，某个特定时期的朝觐者建构圣地形象的方式与其他时代的朝觐者是很不相同的。而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中干脆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跨知识型的历史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只能在特定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才有意义；而所谓传统线性连续、进步的历史观，只不过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而已。

荣格说个人潜意识包含着个体生命史中一切被遗忘的记忆、知觉以及被压抑的经验，它以情结的形式表现出来。情结的表现类似于“上瘾”即不能自拔。“上瘾”说明个人潜意识中潜伏着强大动力，这些动力对精神发展起着巨大作用。被压抑的个人潜意识通过进行话语建构并诠释对于过去的看法而得以升华，历史亦由此被不断重新形塑。个人潜意识的升华为文化的成就带来不竭动力，这动力使历史中某些较为恒定的东西随着不同时代而呈现出不同面貌。营造场所精神是设计师个人潜意识升华的重要途径，个人潜意识为其提供不竭动力。

这动力使当代设计者运用当代社会审美趣味及新材料技术对历史及传统空间意象进行新的诠释，正如洛克菲勒广场的壁画、浮雕等建筑装饰虽都延续了“过去”常见的历史题材，但很明显都具有其建造时代的独特面貌。可见，任何历史作为当代人的社会建构都是在个人潜意识驱动下所进行的现在时态建构，历史的当代性根源于个人潜意识的现时态，建筑与城市中场所精神的营造是以个人潜意识为动力所进行的人类精神建构活动的一部分（见图1）。

笔者曾就上述相关问题请教导师潘公凯先生，先生指出：除柯布西耶等早期现代主义大师，现代主义及其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建筑形式探索大多囫于显性节奏，而事实上业已发生美学转向的当代建筑创作更多应注重隐性节奏。落实到设计方法论层面即需调动设计师个人潜意识的作用机制：例如强调设计中的直觉而不是程序和过程，注重平时潜移默化的学养积累，而不是做设计时再翻建筑画册等……笔者在导师潘公凯教授带领下参加三亚华宇迎宾酒店建筑设计时曾请问潘先生是如何设计出折脊短檐状如白鹭屋顶的（见图2）？潘先生说这是没有过程的。这其中其实是个人潜意识直觉在起作用，这种建筑创作中直觉个性自由纵横的张扬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建筑历史上基于理性计算的“现代主义”的东西（见图3、图4）。可见，调动设计师的个人潜意识具有设计方法论层面的实际指导作用。

三、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的营造以集体潜意识为素材

虽然前述关于历史的现在中心观的理论有重要意义，但当人们面对那些很久以来一直保持着主要社会相似性的社会时，对于从过去和现在盘根错节的交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错综交织的复杂性，纯粹现在中心观的方法并不能够恰当地加以处理。一个社会当前所感知到的需要可能会驱使它将过去翻新，但同时，即使是处于当代改造中，通过一套隐形的符码和象征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社会学家施瓦茨认为，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具有别的河流无法与之共有的性质。如果过去被视为完全异己的，那么集体记忆包括集体潜意识也就不能作为当前历史的支柱。关于历史连续性的问题社会学家涂尔干强调定期的纪念、公共节庆、大众节日等至关重要，它们确保了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连续性，至少是不同时代一定程度的聚合力。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确保历史的连续性，建筑与城市的场所及其场所精神起到了更为普遍而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舒尔茨所谓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与族群的“集体潜意识”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首先，以集体潜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信息有相当的部分通过建筑与城市的场所及其场所精神来存续，场所是身居其中人们“集体潜意识”的重要载体。并且场所会帮助形成族群的“集体潜意识”。特定民族群体的“集体潜意识”，将对特定场所作出特定反映，建筑与城市的场所包涵的场所精神使今天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从他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记忆痕迹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其心理状态与精神状态。

其次，集体潜意识有两大要素：一是本能，一是“原始印象”，而通常科学家艺术家的创造“如有神助”，都是原始印象起了一部分作用。而设计师在设计营造建筑与城市的场所精神中，往往须要凭借其社会族群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始印象”来获得灵感，这种“原始印象”是人类从原始时代一直积累到现的印象，往往同生与死这样至关重要的记忆痕迹相关，不仅具有生理遗传的先天倾向，更是一种社会性遗传。因而，场所精神与“集体潜意识”之间的这种渊源，决定了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的营造须以集体潜意识作为素材。

四、“潜意识传统”的“潜意识传承”

如前所述，历史其实存在于一个当代性与连续性的悖论之中，悖论缘于人类思维逻辑的内在矛盾，这是由线性思维的致命弱点所决定的，它把可信赖的基础完全放置在逻辑的轨道上。为克服逻辑思维方式的局限，人类开始以基于潜意识的直觉来替代线性逻辑的推导。就建筑与城市的场所精神营造中民族传统及其传承而言，以潜意识视角把握潜意识传统，以历史潜意识实现潜意识传承，或可作为对场所精神营造中历史当代性与连续性悖论的一种有效回应。

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传统不同于匢于具体形态的民族显性传统，它是一种微妙而深刻的隐性意象（images）。它渗透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及其无意识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习惯中。如贝律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室内外山水景观表达的内容就可归入这类意象（见图5、图6）。室内楼梯处瀑布水槽以黑色花岗岩做大气精确的线型分割叠落，灰色烧毛壁面由此化作山体形成富有变化的体块构成；室外水庭叠山举重若轻，将中国传统造园小中见大的“壶中”范式推向超现实的极致：几块普通顽石，并不如传统园林叠山层层堆积，而是以大观小若观盆景，从形质到色彩斟酌着沿背后粉墙一字摆开，前后稍作叠障而已，却超越有限空间而在意境上达到了无限，真可谓“移天缩地入君怀”、“一勺则江湖万里”。或高山流水、或江湖之远，“山水”意象中的人格和气质、玄思和禅意所潜藏的民族潜意识传统得到了极富当代性的一种表达。可见，作为某种微妙而深刻的隐性意象的民族潜意识传统是活的传统。

此外，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中的潜意识传统虽是一种微妙而深刻的隐性意象，却也是具有客观性的，它有别于那些被随处主观滥用以致作秀的固定观念和符号传统。在最低限度上，它也是由地域气候风土（包括地段肌理结构、地质及建筑材料工艺等）文化历史及其形塑的潜意识心理等“外部条件的总合”即“contaxt”所决定。如ZAHA HADID设计的维特拉家具厂消防站，若从地段肌理结构看，十分注重与周围农田、铁路和公路及建筑的关系，而建筑尖锐形态造成的紧张、刺激的动态造型方式，也与消防站的特殊建筑属性以及人们的潜意识心理特征相吻合，它激发了人们的警觉性。

潜意识（包括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是建筑与城市场所精神作用于人的实质途径，无论对于历史抑或场所，潜意识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以潜意识视角看到潜意识传统，还需以历史潜意识实现其潜意识传承。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9

【关键词】高考；历史；复习；方法

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包括了中国在内的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要史实，按中外史分别编写。在四个版本的教材中，“人教版”的专题设置完全与新课标相同。在高中历史教材的整体结构设计中，遵循了“古今贯通，厚今薄古”的原则。在高中历史教材的8个学习专题中，古代史的内容史仅占1个，近代史的内容占2.5个，现代史的内容占4.5个。这样的编排，有利于引导人们关注现实，有利于进行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笔者对历史必修二的复习方法做了如下探讨。

一、以课程标准为纽带梳理历史知识，把握历史命题方向

凸现了对历史基本概念、史实以及教材中重点部分的考查。重视“双基”，注重对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掌握，是做好高考复习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狠抓课标，夯实基础是提高能力的关键。考生须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剖析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在复习阶段，要让学生真正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即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等。要让学生真正理解基本的历史概念，即在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形成对历史人物、事件、现象本质属性的理解和把握。同时最近几年的高考题目关注社会时政热点、研究热点、课程改革热点、教学改革热点；关注人的发展；关注公共事业；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关注国家现代化；关注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等，实现对考生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考查的有效统一。最近几年的高考命题，则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第一，要关注文明史。“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是新课程标准的内容总纲，也是今后高考命题的指导思想。第二，要关注自然。新课程既然关注文明史，必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关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复习的过程中，要增加对史料的鉴别和评价等方面的训练。同时，要设计一些政史地相结合的题目和热点问题，提高学生的综合应试能力。

二、多角度梳理历史知识，构建历史知识网络

高中历史教材的8个学习专题中，对同一个学习专题可以从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知识梳理，加深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如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个学习专题，有古代农业、古代手工业、古代商业、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等方面学习内容。学生可以以纺织业、制瓷业、商业、城市或者其他知识点为主题纵向梳理不同时期相同主题知识.也可以以时间为主题横向梳理同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知识。在历史必修二中，也可以以不同学习专题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为主题进行知识梳理。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等等为主题梳理知识。学生在复习时应该多角度建构历史体系，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提高分析与理解历史问题能力。

三、掌握近年来的高考试题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复习

近年来的高考题型中首先是传统与创新交替。传统指的是基本题型没有改变，还是采用了两大类型：选择题和材料题型。内容以考查基础与主干知识为主，没有出现全新的题型。创新则指的是题目内涵的设计上摆脱了过去就事论事的模式，开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次是基础与能力并重。突出了以能力立意素质考查为中心，着重考查了考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历史学科的思维方法。再次是情感与生活结合。新高考在题目的设置上较好的地体现了三类价值观：一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如民生、人权、民主等；二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三是爱国主义精神。注重树立全球意识、国际意识、多元意识、社会问题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等重要的价值观念。第四，历史与现实互映。重视内容的时代性、现实性和试题的综合性。从现实立意，从古今联系中取材是新高考试卷最为鲜明的特色。

四、历史复习必须将历史知识与热点现实结合起来，提高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纵观近几年的历史试题，命题人员在试题设计上不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不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注重考查学生把历史知识与现实问题结合的能力，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和迁移运用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注重历史知识与时政热点的结合。如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系；建国后农村四次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当前中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土地流转”联系比较：罗斯福新政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金融危机采取措施的关系等等。

五、历史复习应注重比较方法分析历史知识，更深刻地把握历史知识

分析比较是历史学习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运用比较法学习历史，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基础的历史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比较的方法多种多样，概括来说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是纵向比较法：不同时期类似的和相关的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比较。如同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侵略方式的比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不同时期发展情况比较等等。二是横向比较法：就是把同一时期在不同空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比较，并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方法。如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比较。三是类似比较法：把类似的历史内容加以对比。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特点的比较、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差异等等。四是相反比较法：两个或几个内容完全相反的历史问题进行对比。如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比较。

六、纵向性阶段复习法

通过科学地划分历史阶段，并充分考虑知识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容结构的相对完整性，力求突出表现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如，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年）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66年）

（4）“”十年内乱时期（1966-1976年）

（5）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通过阶段的划分，由学生归纳出各阶段的总体特征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表现，掌握重要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分析各阶段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达到复习的目的。

当然，复习迎考的方法很多，我们应联系本校学生实际，摸索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搞好教学而积极探讨。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10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历史电视剧;影视艺术;叙事策略;诗学嬗变;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972.1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处在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冲突异常激烈。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历史深处,在“以史为鉴”的古训中寻找民族复兴的支点,希望在五千年华夏文明中追寻到精神家园的寄托。作为一种以历史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艺术形式,中国历史电视剧通过将现实历史化,历史现实化,以期达到恩格斯所言的“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完美的艺术表现”相融合的戏剧创作的理想境界。

一、历史诗化:民族寓言的镜像演绎

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认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由个人心理学出发,巴特利特所强调的仍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记忆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认为第三世界的历史有着自身的修辞策略,他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巴特利特的“心理构图”和詹姆森的所谓“民族寓言”,将其移用在历史电视剧叙事策略之中,就是将历史诗化。

电视剧《天下粮仓》以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百官树德、为天下开太平为主旨,以关系民生温饱、社稷安危的粮食为切入点。从惨不忍睹的天灾到令人发指的人祸,深刻揭示出吏治腐败是民生痛苦的罪魁祸首。在这样腐败的制度之下,即使有圣明国君的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惨淡经营也很难推动社会的进步,电视剧揭示出了这个深层的历史规律。观众发现了该剧与现实的共鸣处,播出不久就取得41%的收视率。程蔚东在《天下粮仓》的序言中,很好地概括出同名剧作的当代意识:“全剧充满了当代意识,也使得我们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了许多现实的忧伤。”从民生到吏治,从国家统一到民族进程的推进,该剧都取得了与现实相联系的契合点。

电视剧《长征》再现中国人民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排除万难,挑战生命极限,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雄姿勃发的坚强意志,坚忍不拔的勇气、智慧和胆略。长征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光照千秋的精神长城。《闯关东》展现了朱开山一家的生动感人的命运变迁,作品把个人命运、家族命运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平民传奇史诗。民族精神在家族空间中得到弘扬,家族叙事升格到家国同构。曲折的故事,传奇的英雄,跌宕的命运,开掘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在剧坛上可谓一个大手笔。作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气质相结合的“民族寓言”的文本,以家国同构的模式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自恋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通过特定的民族心理接受模式和表达方式,把国家意志转化为家的言说,“国”的寓意蕴藏在“家”的模式中得以传递。

电视剧《汉武大帝》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历史场景中重塑和定位汉武帝,将他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与文化上的雄伟气魄相联系,可谓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和考察传统文化的当下视角。《大明宫词》以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演绎了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对爱情与权力这两个永恒人性追求的不同表达。对女性权力与情感欲望冲突的寓言故事的抒写,成了导演阐释自己历史理念的能指。电视剧在对历史权威话语的破解的同时,透露出对被权威话语遮蔽了的艺术本质的向往,具有将经典美学渗入日常生活之中的革新意义。

电视剧《贞观长歌》以积极健康、高昂激越的格调,艺术真实、生动感人的情节,展现出一副中华民族走向大融合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部中国人追求和平发展的绚丽诗篇。深刻褒扬了华夏胄裔自强不息、刚毅进取的民族精神,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善良宽容、敦睦仁厚的博怀,生动体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一体多元的伟大风采。如今,中国面临历史提供的新机遇,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带来的新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道路的形势下,诗化历史电视剧的播出,对亿万观众正确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促进民族团结,培养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自信心,做一个积极向上而又从容大度的大国国民,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启迪。

历史电视剧不可能完全再现渐趋模糊的历史。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阐述的,历史本身就是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的主体精神和主体意识生产出来的观念。历史永远只能是主体认识范畴中的历史,正如完全否定客观存在过历史的反历史主义不可能成立一样,完全否定主体参与的所谓的纯客观的历史主义也是不能成立的。历史主义是人们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历史电视剧中历史主义是编导用艺术的手段所达到的对历史的诗意理解。历史是人的历史,对历史的关怀也就是对人自身命运的关怀。在此层面上,新历史主义试图以其诗学的叙事策略,在历史上构筑理解的新支点,传达出人类古今文化交流碰撞的声音,使历史这一人类最后的栖居地,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家园。

二、历史与现实互文:历史曲笔中的现实真意

互文性建立在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其原则源自结构主义。罗兰•巴特、查理•罗蒂以及克里斯蒂娃等人皆青睐这一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在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②新历史主义也认为一切历史知识都是具有特定时代属性的知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必须包括他对自己现今时刻的认识。因此历史研究不是单向的,而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辩证双向对话。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强调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统一的存在体。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现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历史不再是矢量的时间延伸,而是一个无穷的中断、交置、逆转和重新命名的断片。现在与过去、过去与未来,在文本意义中达到瞬间合一。③新历史主义在历史的互文性和主体性的建立中,挖掘出自己的现代性命题,即主题化与结构化过程,它们相互依存并处于历史之中。

王岳川说得好:“新历史主义重新发掘了历史意义与现实的关系,并不将历史看成是与现代无涉的、过去某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件,而看成是在不断的连续与断裂中,对当代做出阐释性的启发文本。从而使过去对文本的阐释成为对今天意义的敞开,对过去的意义发掘成为对当代思想的启示。于是,历史与现代、文学与社会,成为一种互相阐释的张力结构,而且具有全新的生命。” ④一些电视剧文本,诸如《雍正王朝》、《康熙帝国》、《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电视剧对古代的帝王将相进行了一定重构,融入了编导对治国、改革、惩腐等方面时代性的思考。如电视剧《雍正王朝》,编导在正确把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对主要历史人物雍正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构。由于历史学家对雍正的偏见,现今我们看到的清宫史料上的记载,多数是给人留下他是一个大兴文字狱的暴君形象,历史上的雍正执政11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启了“康乾盛世”,但却落了个千古骂名。编导们抱着还原历史真面目的态度,在对雍正形象的塑造上突破了某些历史陈说,一改历史上雍正杀人如麻、大兴文字狱和黑箱政治的君主形象。突出他在主持户部、吏部的事务时,面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力图扭转官场积弊,不畏权贵,机智果断。他继位之后更是日理万机,勤政敬业,大力改革,严惩腐败。主演唐国强说出了拍摄该剧的现实意义:“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雍正当年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依然在做,像反腐倡廉等,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当家难啊,国家要强大,经济要发展,有些事情不做不行。” ⑤把雍正皇帝塑造成为一个大力反腐倡廉、事必躬亲、克己奉公、励精图治的皇帝,这在今天,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发掘出与当代“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共鸣的新主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因循守旧势力时时抬头,群众对政治经济领域里的腐败日渐不满,电视剧在这个时候充当了观众心理宣泄的渠道。通过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反思比照现实,历史和现实在此处找到契合点并碰撞出火花。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合中寻找意义的释放,历史因当代性而复活,当代生活也因其历史的根源而成为稳定的有序的进化象征。

有研究者认为:“电视历史剧顺应国人回归历史的时代期待,将镜头锁定历史时空的同时又着眼现实,‘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演绎现代人的梦想,反映当下的生存境遇,为四顾茫然的现代人撑起一方心灵栖居地。电视历史剧应时运而生,对历史现象进行当代性阐释,及时反映了当前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达到历史意识与当代透视的相互融合。” ⑥历史电视剧的文本建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力图挖掘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共性,既浸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又涵盖现代人的理想,对传统作出理性的反思和不懈的探索。这要求编导自身应具备一种超前意识,以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历史生活,挖掘历史电视剧的现代性价值,追求历史感与时代感的完美统一,引导观众对历史的现代性思考和对现代的历史性思考,达到既超出历史,又跳出现实的目的,将现实注入底蕴深厚的历史内容,用现代的眼光阐释历史,最终达到历史形象的艺术描绘,思想的升腾,人生哲理的探索,古今命运的沟通等多方面互相融贯、辩证统一。

三、历史修辞: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适度性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作为曾经鲜活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人们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海登•怀特曾指出,“历史的存在”和“历史的文本”永远不存在真正的对应和对等关系,任何“历史”都不过是一种文本的“修辞活动”和“修辞想象”,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是经过了取舍甚至删改的,它取决于写作者的修辞态度、解释角度与价值立场。历史与文学一样充满了虚构、想象、加工,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如果我们把历史电视剧当作一种历史的叙述话语,一种充满想象性的历史文本,那么,“真实再现”就成为建构这种历史文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修辞手法。从修辞发生学角度看,它隶属示现辞格。所谓示现,即把非现在时空中的或想象中的景象具体描绘出来的一种修辞手法。在“诗学”的意义的基础上提炼史料,促使中国历史电视剧在叙事策略上有了明显变化,在张扬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平民视角和细节叙事。

新历史主义把历史看作是符号系统,历史叙事同时指向两个方向:“叙事所形容的事件和历史学家作为事件结构的图标所选择的故事类型或神话。叙事本身不是图标;历史叙事形容历史记录中的事件,告诉读者怎样才能找到关于事件的图标,使得事件变得‘熟悉’起来。因此,历史叙事是所报导的事件同我们文化中通常使用的前类型情节结构之间的媒介,给陌生的事件和情境添加上意义。” ⑦历史电视剧是历史科学和电视剧艺术的有机结合。只有经过以历史生活为基础的艺术创造和艺术虚构,才能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深刻地再现历史生活。中国早期的历史电视剧侧重从宏观的角度来展现历史,常以全知视角诠释历史。

受新历史主义影响,近年来的历史电视剧开始注意从细节做文章,以小见大,通过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真实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比如在电视剧《延安颂》中,许世友对抗大的“批张”扩大化极为不满,他不仅扬言要杀,还要把队伍拉出去打游击。在被关禁闭期间,他提出带上自己的枪去和辩个高低。不仅同意接见许世友,还准许他带着手枪和10发子弹来见自己。许世友怒气冲天地闯进已经撤了警卫的院子,只见蹲在地上和着稀泥,准备用烧土豆款待他呢。用重新温习和稀泥的说法一下子使双方紧张僵局的气氛缓和下来。主席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把许世友感动得当即跪倒在地,表示今生跟定了主席。《延安颂》中“和稀泥烤土豆”的情节体现出影视艺术家对细节真实的充分把握。的凛然大度、虚怀若谷,和许世友知错就改、坦荡率真的性格相得益彰,互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这两位伟人思想、性格与灵魂的碰撞交融。编导运用“诗学”思维和审美想象,不仅真实还原出当时的历史场景,还营造出一种历史时空、历史氛围和历史心境,从镜像所涵盖的画面细节中捕捉反映历史原生态的瞬间,从历史发生的现场氛围中还原历史真实,进而实现了对历史图景的重建。

艺术的真虽然不同于生活的真,但是艺术的真必须立足于生活的真,因为只有基于生活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才会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一剧,剧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戏剧元素,但它并不杜撰历史、歪曲历史,其艺术虚构植根于史实的土壤中,借艺术演绎历史的真实性。融史入诗,是它的最大特征。剧作家在叙事转化时,不单使用创造性想象,而要将其和再造性想象交替糅合,艺术地把史实融于作品之中。譬如笔者始终未查到海瑞与李时珍结为知己的史实。但这种虚构符合历史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符合历史可能会如此发展的轨迹。再如剧中“改稻为桑”的国策,也属编剧的自创,但它不仅使观众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当时大明王朝处于矛盾对立的双方,还对推动剧情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显然这种诗意化的审美建构是合乎情理的。不管虚构的是主要情节还是次要情节,其所虚构的情节必须能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并由此而形成一定的叙述张力。电视剧《汉武大帝》,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窦婴在大难临头之际声称自己有景帝颁发的免死诏书。汉武帝到尚书房查询时却发现密诏不翼而飞,结果窦婴手中的诏书因查无实据而成了一纸空文。历史上窦婴的免死诏书是如何失踪的一直是个悬案,窦婴久居官场,必然知道“矫诏”会招来灭门之灾。而电视剧虚构为诏书被王太后和田联手盗走,这种虚构非常合乎故事情节和事件因果逻辑,所以说这种虚构是成功的。

艺术虚构要把握好一定的度,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艺术虚构的部分只能是细枝末节,并受历史真实的制约,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胡编乱侃,游戏历史,消解中心,削平深度,充满平面化和虚无感,带有浓厚的后现代文化色彩,纯属一种历史想象的狂欢。这种过度的虚构不仅容易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搞得似是而非甚至面目全非,极度淡化和削弱了历史电视剧应有的严肃性、真实性和深刻性,还会导致历史电视剧创作沦为简单图解某些政治意念的工具。比如,昭君出塞和亲,在当时是汉朝统治者之于匈奴的一种政治策略。昭君与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也不会先前就会爱上他。电视剧《昭君出塞》却硬是虚构出让他们俩人在和亲前就邂逅且一见钟情。历史上的王昭君因不愿贿赂画师毛延寿而被之丑化才遭到汉宣帝的冷落,而电视剧却改写成毛延寿暗恋上了王昭君。历史上与王昭君毫无牵连的王莽,在电视剧中也竟然对昭君一往情深。王昭君、呼韩邪单于、毛延寿等人之间构成的多角恋成了该剧主题。编剧置历史真实于不顾,过度地虚构杜撰历史,随意歪曲历史,历史成了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该剧的虚构脱离了历史内在的可能性,严重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陶东风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作品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有相当部分具有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基本不尊重乃至根本无视史书中的原始记载,借题发挥,肆意篡改,大有戏说历史、性说历史的味道。” ⑧可见,艺术虚构要有一定历史尺度,否则,就会使叙述变成拜物,游戏转换成生产,历史的话语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解构的危机。

总之,历史电视剧本身就是一个经由创作者体悟虚构的艺术世界,历史纷繁错杂的脉络经过电视剧艺术家有选择地挑出来重新组合,按照最大限度实现创作主体意图的方式再次安排。但它的虚构必须符合历史真实,从而达到艺术真实。它在既定的历史面前“带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寻求突破限制,在虚构中深化历史内涵,升华审美理想,进而实现历史电视剧戏剧本体的回归。(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②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③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④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⑤ 《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12日,第7版。

⑥ 韩俊伟《电视艺术接受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5页。

⑦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⑧ 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New Historinism and the Poetical Nar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Teleplays

DU Ying-jie1,2

(1.School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2. School of Literature,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