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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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家训是中国古人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它记载了古人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古代帝王之家、官宦之家、百姓之家皆有家训，其著作者有的是文韬武略的帝王，有的是名臣贤将，有的是宿学通儒，家训是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所感所悟而撰写的，他们在立身处世、持家治家、为政治国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1．立身处世之学立身处世是人之为人的首要课题，也成为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中做一堂堂正正之人先要立身而成为一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禽之辩”。人与禽兽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这些‘几希’之辩，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1］因此立身而成为一人，就应具有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历代家训大多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以求安身立命。《钱氏家训》)中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国藩家书》中讲“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增益圣贤品德，修炼诗文本领，这是个人和家族的财富，且都可由自己做主。而“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传统文化家训中常讲“天命”，如《朱子家训》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曾国藩所谓天命却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虽有天命却应尽人事，坚持在逆境中在失败时仍有所作为。“‘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范畴，但却是积极的用法。”［2］袁黄《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其中蕴含着命运由自己创造，人生祸福是自己求得的积极意义，启迪后人应自省知非、修身养德、奋发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需在“人群”中做一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人，就要懂人与人相处之道。要在这世上做一人，便要学习处世之道。“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钱缪提倡公益事业，以造福社会大众为行事之准则。“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袁氏世范》)与钱缪所言异曲同工，都强调对他人有益、造福世人才是处世之道。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

2．持家治家之方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国即是一大家，家亦是一小国。家庭兴旺则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则国家安定。传统文化中国家庭多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大家庭肩负着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教养子女等基本职能，需要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妯娌等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因此如何持家治家，以保亲人和睦相处、家族兴旺发达亦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家训大多强调应勤俭持家。“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文化美德，亦是传统文化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中国传统文化亦重视教育，读书劝学几乎是所有家训都有所涉及且做了重要阐释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尤重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只为求取功名，而在学习圣贤之道，成为君子。《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劝诫子孙“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开心名目，利于行耳。”“夫学者如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朱子家训》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钱氏家训》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论述都告诫后世子孙应勤读诗书，修身利行。关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古人提倡良好的家风门风对于家族成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上行而下效，家庭成员间会互相影响，因此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义则妇顺。南宋袁采所著《袁氏世范》目的在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在《袁氏世范•睦亲》篇中阐释了亲人失和的原因及其弊端，阐明了涵盖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原则方法。

3．为政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可追溯至《尚书》，“《尚书》中的诰辞可以理解为训诫之辞，训诫之辞用于家中，就是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缪所撰《钱氏家训》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缪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

二、传统文化家训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儒释道三家并存，融会贯通，而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正统。历代家训，也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宗，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中庸之道等美德和思想。

1．仁义礼智儒家奠基人孔子创立了仁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的萌芽。大量的传统文化家训对“仁义礼智”做出了精湛的诠释。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曰:“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以仁孝德义治国，这是作为君主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大仁大义。爱新觉罗•玄烨在《庭训格言》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玄烨在此体会到只有广施仁爱，才能受到亲近拥戴，才能更好地治理天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中体现了以礼为治家根本的思想。明代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曾国藩冠以“人生智慧书”的称号。在“积善之方”篇中曰:“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告诫子孙应运用智慧辨别“非善之善、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以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2．修齐治平《小戴礼记》之《大学》篇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切皆从自己的“德性”上做起。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家训都提倡中和为贵、谦恭谨慎的修养观，反复叮嘱后人要修养身心、涵养品德、待人文明谦恭，平等宽容。《袁氏世范》之处己篇就集中阐述了修身之道，内容包括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袁采指出:对待乡亲邻里应一视同仁，不该“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袁采谆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对于忧患不如意事，如能认识到世界本是一“缺陷世界，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便可得到些许安慰。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澄候四弟的家信中，告诫子侄切勿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总之古人认为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

3．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是对事物的发展不偏不倚而又恰到好处的适度把握，用于处世，则是一种能达到平衡、和谐的人生哲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传统文化家训的作者大都熟读经史典籍，饱经世事沧桑，深谙中庸之道的“哲学和思维术”。《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通过给父母、兄弟、子侄的书信对家人苦口婆心、循循劝诫。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沅甫、季洪两位弟弟的家书中，讲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之谓也。”在此处刚柔是其两端，刚柔互用才是中道，否则“断不能久”。颜之推生活之时代“顷世乱离”，其所著《颜氏家训》正是他“结合自身的乱世体会而对儒家中庸思想所作的现实生活化解读。”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化士人，颜之推懂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无论是仕宦还是生活需求都应适可而止，“少欲知足”。因此他告诫子孙“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在处理亲友关系上颜之推曰“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在这里颜之推又体现了他的中庸处世观，中庸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要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在此处颜之推提倡的不是冷热两端，仍然是冷热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为儒家之至高境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们可以在历代家训中有所体会。

三、传统文化家训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家训中的有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传统文化家训中所蕴含的美德和思想有其超越性，于当今时代仍具有其启示意义。

1．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其内涵深藏于古代典籍之中。而古代典籍卷帙浩繁，无论儒家经典、道家箴言、佛学教义无不深奥难解，专门研究传统文化之学者欲了解其精义尚需时日，普通人自不必说，可能穷其半生也难窥其一斑。而传统文化家训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往往析事明理，文朴义实，其中又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因而传统文化家训成为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成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和阶梯。《颜氏家训》中深入浅出地通过举例向子弟们传授为人、立身、处世、治家的各种道理。颜之推通过琅琊王的例子告诫后人对孩子不宜溺爱;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通过齐孝昭帝、梁元帝的事例来说明无论何种境遇处理任何事务都要勤于学习的重要性。

2．对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的启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家国天下”，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因此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重要意义。人在此社会中生存，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传统文化中把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最重要的关系称“五伦”，其中的父母、夫妇、兄弟“三伦”涉及家庭关系。历代家训都重视对家庭和谐关系的构建，都有对后人如何保持严谨家风维持家庭和睦有序的训诫。司马光所撰《温公家范》就明确详细指出了一个人在父母、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定位以及应尊崇的道德礼制。家范中司马光通过大量的事例讲了为父、为母、为夫、为妻、为兄、为弟之道，以礼治家，形成“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家庭风貌。

篇2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篇3

1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着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如今，“全球化”、“地球村”加速了世界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合作与竞争，是摆在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严肃问题。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也带来了因袭的重负。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了解和传承本国的传统文化，是责无旁贷的。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了解传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分析传统，有助于他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变革传统，也有助于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我们的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以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极大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2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传统文化教育

篇4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人文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文本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这样一种思想。所谓最灵就是最有灵性的，最贵就是最重要的，万物中间哪一个东西最重要呢，就是人。所以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1]，天地是万物之母，而人则是万物之灵。

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还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间去的。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那么这个天地的万物也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为三，称为天地人三才。而且在天地人这三者中间，人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

人生下来就会有欲望，因此就要去追求，如果追求不到，就会发生争斗，一旦发生争斗这个社会就混乱了。所以君主们，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就不得不制定礼仪，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根据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的需求来分配给他一定的物质，这样就使欲与物之间的这种需求和供给达到一种平衡。但是礼对人欲必然是一个约束，它必须靠制度和习俗来维护，如果人人都没有尊重伦理礼仪的自觉，那么这个群体肯定是不会稳定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放在了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的养成，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之所在。对照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一词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文这个词，从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看，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周易》的贲卦里是这样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很多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对这句话做了解释。比如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再比如唐代的孔颖达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很显然从他们的解释可以看出，人文就是不要以武力，而要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文明社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个特点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教：另一个特点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

概括的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这样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的礼仪文化里，确实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还是人与天命的合一中，都时时体现出一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处处体现者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文精神的精髓。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　自然崇拜或者说天地崇拜，就是以天地为生物之本这样一种思想。同时，它又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相关联。所以天人合一中间的“天”，其实是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后来人们又认为这个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概念。

在古代文化里，人跟自然之天的合一，它的中心就是顺自然。所谓顺自然不是顺自然界，而是顺从一切事物的本然状态，顺从它的本性。这一点在道家的思想中，表现得最明显。道家思想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顺其自然。比如说《老子》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辅助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就是只能辅助万物的本性去发展，而不能随意去改变它。也就是“循里而举事”、“推自然之势”。其实儒家同样是非常强调因循自然的。对此孟子有段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2]。由此可见，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告诉我们天人合一的核心是要顺自然，顺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人跟天命之天的合一，它的核心就是“疾敬德."意思就是说要把提高自己的德行放在最重要的位子。因为古人认为天命是无常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天”就保佑你，没有德“天”就不保佑你。

可见，在中国的礼仪文化中，无论是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还是人与天命之天的合一，都时时体现出一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充满了人文思维方式

前两个方面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部来谈人文精神的，同时，这种人文精神还体现在人文的思维方式上。人文的思维方式跟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它们出发点上就不一样的，科学思维是从静态出发的，或者是从具体的物出发的，而中国的人文思维，则是从人出发的，或者是从人事出发的，是被动的。

科学的思维方法适用于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可以规定好一定的环境，比如恒温、恒湿，然后我们可以反方的去做实验。一次，二次……而人事的活动却不同，历史是从来不会重复的，只可能有相似之处。它一直是在变动之中向前推进的，而且绝对无法把它隔绝开来，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面一样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环境，你很难防止任何偶然的因素参与进来。所以动态的思维方式和静态的思维方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对于静态的，我们可以把它孤立起来，排除各种干扰，孤立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而在动态中我们不可能把它孤立起来，就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人文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就是说它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的，可能现在是这个样子，突然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因此我们就要马上改变自己应对的方式。

中国文化的人文思维方式是一种强调个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我们知道科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性，只有普遍有效才是科学。可是人文是考察、人文的思维方式，会更多地注意个性、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讲，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一翻的理由吧！[3]

参考文献

[1]《孟子·泰誓上》

[2]《孟子·离娄下》

[3]楼宇烈.　中国的品格.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孟季娟，女，（19769-），吉林省农安市人，吉林工商学院思政部　讲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

李金宝，男，（1972-），黑龙江省明水县人，吉林工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姜海涛：新疆博乐阿拉山口边境会谈会晤站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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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丶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大同理想；人学思想；唯物论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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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29］［3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95.

オ［3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1997-09-22.

オ［34］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オ［38］［41］［42］阮元刻,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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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2-03

前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从积极与消极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姜明，文格西则着重从消极的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朱晋元从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此不在赘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按照佛教的理论“事物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事物的产生并不依仗于一个因缘，而是依仗于众多的因缘，其中直接的因缘或许是可以计数的，而间接的因缘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察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的进行是另辟溪径，运用系统学理论，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论述，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以充实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

1 研究路径

要弄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就要把二者放入一个逻辑结构中，把二者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系统中进行分析，从繁琐复杂的点滴信息中理出一个线路来，进而进行论述，得出研究结果。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核心概念的厘定

2.1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总有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是所有的研究学者都没有、也不能丢弃和省略的部分。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地理上的封闭状态，其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民族情怀之中；其次，是指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决定了中国社会自夏商以来直到近代都是以田亩农桑为主的小农经济体系；再次，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伦理宗法观念为主的皇权氏族承袭制度，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大一统的帝国思想。商朝后期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起起落落最后由秦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大统一国家观念，秦朝以法家的严密律令管理人民，最终秦朝传二世而亡，最后由刘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汉氏王朝，刘氏以儒家的伦理宗法观念结合法家的律令来管理国家，被称为外儒内法思想，经过汉朝四百年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强化，与稳定的社会制度，从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宗法观念；最后，在具体的文化上，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兵、阴阳等家为互补的传统文化形态，其中，儒、道、佛常被称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1840年以前的、以中原地域为核心，包括流传至现今及历史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以兵、法、阴阳等家为互补，包括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人生理想、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包罗万象的非自然内容。

2.2 民族传统体育

同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学者们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的立体性、时间、空间的不同性，总能发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特征，进而给予不同的概念，赋予它不一样的价值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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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电影；传统文化；电影传播

1 中国电影中传统文化

1.1 内地电影中传统文化

在中国内地电影中，主要体现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乡土文化和人文精神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民俗。多种多样的乡土气息在我们的电影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马楚成导演的电影《花木兰》（2009年）一直以来被外界期待为民族题材电影的新标杆。花木兰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女性“忠孝两全”的典范。影片参加了十多个国家电影节的展映，这些均很好地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国际声望。传播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呈现中国全貌。这部电影不仅体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化，以及体现出对中华民族的的忠孝的精神。就总体而言，我们从电影《花木兰》中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义和忠义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1.2 香港电影中传统文化

在中国香港电影中，总是能看到香港电影中古代神话与现代科技、魍澄幕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我们能在徐克的武侠电影看出，武侠电影其实正是特有的中国民族电影类型，它兼有商业性与民族性双重特点。而香港导演吴宇森电影《赤壁》（2009年）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举足轻重。当然近年来香港电影比较多从中国古代传统中发掘题材，是因为中国传统有着民族性和泥土性，有因古代远离现在，更能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更富于想象力，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中国电影中的许多形象都很具吸引力，如果能够发掘其中精华和要素，则更能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中国电影中的传统文化可谓是推动电影受众的有力手段，如果加以适当的现代化，则更能令观众乐于接受。

1.3 台湾电影中传统文化

在台湾电影中，我们常能看到台湾电影体现台湾世风民情的现代风貌，以及反省历史的民族主义精神。从中不但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在台湾电影中感受的民族主义精神更为强烈。导演侯孝贤倾向于传统文化的体现和表达，他的电影有表现台湾名民俗风情和时代风貌的，也有表现中国人文精神的，是值得我们探寻的。喜剧电影《鸡排英雄》（2011年）符合春节氛围的讨喜与欢快，更深入台湾最底层民间，因此更拿捏到了台湾人一直以来“爱拼才会赢”的坚韧精神。是值得推崇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电影。

1.4 电影中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中国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人文精神。导演张艺谋是中国电影中传统文化的其最好的体现。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陆电影在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多元化，进而以来逐渐出现了众多的大片，如导演张艺谋拍摄《英雄》（2002年）和《十面埋伏》（2004年），影片《英雄》不仅仅在书法与武术的交融和传统和合哲学、以及士为知己者死文化这三方面反映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传统审美观，如在行武过程中用剑点破碧绿寂静的湖面，就生动地体现了动静结合的传统审美情趣，以及中国的传统建筑，书法，琴棋书画都有所体现。《英雄》和《十面埋伏》创造的视听奇观，绚丽之极，尤其是《十面埋伏》。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则是让我们体会到浓厚的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个故事里的忠义之士程婴摔死自己儿子以保护大官僚遗孤的壮举，符合我们的文化核心价值。

2 中国传统文化由电影在国外的传播

2.1 “中国功夫”

众所周知，在电影作品中中国功夫则是最具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特色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武术文化，注重内外兼修、形神具备的道德修养。既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又反映了东方的民族文化色彩，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近年来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电影之中，从《卧虎藏龙》（2000年）到《功夫熊猫》（2008年），中国武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电影人的关注与青睐。《功夫熊猫》系列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其中大量地集中了中国武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它在全球的热映，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因此如何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是我国电影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2.2 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困境

我国的电影电影在国际上的传播仍然是很有限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还是很有限的。我国的电影产量还是较大的，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影响力。中国的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仍处于困境中。首先，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处于劣势，国内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仍以欧美大片为主。中国电影的产量还是很大的，但是中国的观众仍热衷于欧美好莱坞大片，在本国的市场就很难推进，在国际上就更难推进，这是我们所缺失的。其次，电影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电影市场监管机制不成熟，资金运作模式欠规范。电影投资方对市场的把握能力有限，大多倾向于投资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需要大资金投入的商业大片缺乏投资的勇气和决策。最后，我国电影产业还未能形成自己的优势品牌和未能形成自身的文化标识。虽然我国电影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名导演和名演员，但从整个电影制作团队来看，精英化和品牌化的电影人数量仍然很有限，当然更不用说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会有品牌系列的优秀的电影产品了，我们很少有自己品牌的可以走向国际化的电影产品。

2.3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传播仍然很有限。而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这是我们应该加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国电影中。中国电影人应该站在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点上，发掘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电影品牌。制定正确的电影文化传播策略，让国际观众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兴趣和开始喜欢中国电影。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体现在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被国际市场接受和认同。纵观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中国电影作品，那些影片都突出了我们中国文化特色或价值理念，它们都清晰的打上了中国烙印。因此我们需要在本土文化的审美范畴和国际化的审美趣味之间达到平衡，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又要符合国外观众的审美需求，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标识和文化品牌。我们必须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事实证明没有特色的作品是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好莱坞电影也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日韩电影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各国电影各有其特色，文化标识清晰可辨，让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好莱坞作品还是日韩电影作品。因此，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引导和培养观众的对中国电影的中国式审美。充分借助电影传播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找到不同文化间的契合点，让我们独具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电影作品引起国际观众的共鸣，同时善于利用国际观众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心理因素，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中国异族文化所形成的电影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寻找各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华艳红.东方主义与伊朗电影中的文化抵抗[J].当代电影，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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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然性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论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说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把握，才能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本身，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准确的运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是恩格斯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和工人生活环境的深入的调查，并参照当时发表的报纸，统计资料等文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的文章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现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实地考察，得出了对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贬低的论调截然相反的结论，洞察到当时的农民阶级的巨大的革命性和改变命运的迫切要求。这一发现，也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并为以后在革命战争中依靠农民埋下了伏笔。《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更是准确运用马克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经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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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教育 爱国主义 思想建设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050-02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是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传递下来的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历经了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在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容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瑰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渐渐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价值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并且受到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受美国等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对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从而必须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还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知识储备，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将传统文化运用在大学生的教育中来，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包含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诸多内容，可以利用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几乎是每个人从接受教育以来就被灌输的思想，可以说每个人都对爱国有着与生俱来的认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一种国家民族危难时深沉的忧患意识，一种以中华民族的兴盛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一种为中华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奉献精神，一种作为中华儿女所具有的民族气节与民族自尊”。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战争、民族存亡、革命这些词汇渐行渐远的当代大学生逐渐淡化了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爱国不仅是民族存亡时刻的献身报国，更是民族安定时期的奋发向上、繁荣建设。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资源。从春秋战国时期道家老子提出的“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到三国时期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到清朝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奉献精神，爱国主义贯穿着我们民族发展的始终。在当代社会，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为了祖国建设毅然放弃外国优越条件回国的詹天佑、华罗庚、为祖国强大而默默工作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为解决祖国人民温饱而劳作的水稻之父袁隆平......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也是人们忠诚、热爱和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思想和意志行为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大学生是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将爱国主义渗透在大学生教育中的方方面面，才能让他们更好的将感性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理性的爱国行动，通过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思想道德建设

英国的文学奖获得者莎士比亚曾说“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留传到辽远的后世”，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曾说“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的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受封建社会儒家主流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如：关于明志的“志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关于持节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出淤泥而不染”，关于自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关于仁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于诚信的“失信不立”、“一诺千金”等等，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涵盖了道德品质的方方面面。

我国开展了诸多的道德建设活动，如“道德模范”评选、“道德讲堂”巡讲、“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都旨在提高国民素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把道德建设作为重要的内容。“正确引导大学生接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扩展他们的知识面、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升审美情趣、增强民族文化尊严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应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使其内化为相对稳定的气质、修养和人格”。

三、方法论教育

大学是树立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与之相对，也是培养一个人方法论的重要时期。我国自古就有“授人鱼不如授人渔”的说法，这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体现。例如《论语》中就提到了很多的学习和做人的方法：“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说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是说要注意点滴的积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是指无论学者身份高低，都会积极的请教不懂得问题，体现了一种认真踏实的学习态度。这样的论述在古代文学著作中不胜枚举，特别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作“四书五经”，以详实的姿态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方面仍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另一方面，方法论教育也不单单是指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传授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能不断的顺应时代，融合具有先进意义的外来文化。同志1994年1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段话涉及到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方法论原则。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时不仅要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应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指导；要教给大学生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教给学生正确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

四、高校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是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结合时代与自身特色的产物，如北大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就体现了当时的北大人爱国图存，锐意进取的精神；清华大学的校徽由三个同心圆构成周易两卦，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个易经的全部内涵也是清华对学生的要求。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能展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理念，也是维系学校团体的重要力量，影响着学校师生价值观的形成、工作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的规范，可以说，一个学校质量的好坏与这个学校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综观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活跃的校园文化和深邃的人文底蕴。我们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时，也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办学特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学校办学过程中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晶，是一种创造。大学校园应当是现代化的气息与厚重的历史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积淀，一经与现代文明、现代意识有机结合，就焕发出勃勃生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的首要任务，树立新观念，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努力营造适合学生发展的良好校园氛围。

参考文献

[1]顾冠华 中国传统文化论略 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2]李宗桂等 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迟成勇 吴锦旗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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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价值

1.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在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而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民族团结、仁爱包容、自强不息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传统，是丰富和充实到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现其现代价值，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新情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需要借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作为精神动力，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实现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便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通过对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进行探讨和研究，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推进中国大学教育民族化、重塑中国现代大学精神以及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2.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英国学者泰勒在他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个综合体。”？我国的学者一般都采用《辞海》对文化的界定：“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处于流变与整合过程中。而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3.传统文化概念简析

所谓传统文化，它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小概念组合而成的。“传统”从文化学角度i全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逐代延续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等。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汇集了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以其历史悠久为世人所公认，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举世瞩目，除了儒、道、佛、法、墨等家学说之外，还包括天文、地理、农学、医学、文物、服饰、书法、绘画、风水等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的结晶，而且是有着几千年生命的鲜活体系，它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影响。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也一定能发挥其强大的推动作用。

4.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4.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动力，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的纽带，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培养当代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民族精神，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如果我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就等于剥离了民族精神所依赖的土壤，就会导致大学生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失落、民族凝聚力的下降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令人鼓舞和振奋。

4.2有利干培养大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道德精神

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日益膨胀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道德精神教育显得是如此的单薄，以至于无法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目标。人文精神的失落，无可争辩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迷失和乏力提供价值基础。“高等教育办学的思想各国虽有不同，但因为时代的要求，逐渐趋同。这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道德精神的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给予学生正确的人文教育。“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高等教育要以理性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这样才不至于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这是高等教育对学术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恪守。“社会是大学的根基，大学不能负于社会，也就不能抛弃社会公德的趋善精神”。当前，高校集中着一大批的优秀的学者和纯洁、善良的学生，他们以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体现着人文道德精神。

5.结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离幵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丢掉了文化之魂，淡化了民族特色，并将沦为外国文化的附庸。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人的文化积淀，是无数先祖智慧的结晶，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途径，不能仅依赖传统的教学模式，内容和形式上更不能停滞不前，而是应该吸收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更多的融入传统文化因素，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通过对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查找不足，确定目标和方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更要承担起历史重任，为继承、发展、创新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进而形成全社会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大环境。同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与借鉴。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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