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十篇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1

论文摘要：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领域中。地缘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论文范文qiqi8.cn

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转贴于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境外投融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国际环境；“走出去”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F834

海外投融资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正在起着关键作用。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发展与变化，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受此影响，中国海外投融资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形势，对促进中国海外投融资发展，实现国家“走出去”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海外投融资现状

对于海外投融资现状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分析。

（一）海外投资现状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加快，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规模迅速扩大。然而，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海外投资在投资规模、行业分布、投资目的地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对外投资累计总量大，对外投资存量仍然偏小

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其中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为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截至2013年底，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300亿美元。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外投资存量仍然偏小，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德国的1/3。

2.对外投资产业不断拓展，投资产业技术含量偏低

中国以往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能源获取型为主导，近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对外投资产业分布看：对欧洲主要以制造业和技术加工类企业为主；对北美主要以石油、天然气、矿产、商业地产为主；对非洲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土地投资为主。总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技术含量偏低，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应从能源、矿产行业，逐步向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业进行转移。海外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并购涉及采矿、电力生产供应、文化娱乐、制造、交通运输、建筑、金融等十大领域。

3.对外投资区域明显增加，投资区域偏于集中

从对外区域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明显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亚洲为中心，对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地区的投资增长较快，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

4.海外投资不利因素增多，海外投资境况堪忧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屡遭挫折。中石油、中国五矿、中粮、华为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屡屡被拒，一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在海外市场也面临着严重的亏损，特别是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为中国企业投资带来很大损失。美国对来自中国企业无线电子设备的“337调查”、澳大利亚矿业税收政策的变化、非洲的政局变动，均大幅增加隐性成本和风险，影响着中国海外投资的收益。

（二）海外融资现状

融资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海外融资问题，事关企业生死存亡。海外中资企业如何融资，决定中资企业的生存空间、竞争能力、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

1.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活跃度减弱，且规模大幅下降

2011年中中国概念股股权下跌后，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低迷。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仅有47家中国企业在海外5个市场上市，合计融资98.42亿美元，融资规模跌至4年新低。2012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同比大幅下滑，融资规模缩水近6成。

2.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难题。“新兴”本身又意味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升级换代快、技术发展趋势不易把握，因此对融资方案和风险缓释措施有较高要求。

当前，中国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规模较小、技术不够成熟、产品品种单一、利润较低、投资风险较大，因而导致金融业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存在一些不足。创新融资渠道、推动并购重组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时间较短、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和产业化瓶颈尚未实现突破，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阶段。

二、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新变化。

1. 美国逐步强化亚洲“雁形安全模式”

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全方位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强化已经形成的亚太“雁形安全模式”。该“雁阵”的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美借势朝核危机和中日争端，与日韩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同盟。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美国无法容忍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2.朝鲜半岛面临新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09年以来，朝鲜核试验引发了第三次朝核危机，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3.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仍存不确定性

一是俄美之间前些年开展了一些实质性战略合作，但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俄罗斯与其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二是俄日互有战略需求，尤其在能源合作领域。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遏制中国和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地位的双重性，日本是天然的杠杆；三是中俄间竞争与合作交互，俄罗斯对华防范意识尚存。《俄罗斯-2020》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可见，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现实竞争关系一直客观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非敌非友的状态仍会持续，近期不会发生质变。

4.中亚危机暗伏

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力与该组织的地位不相符合。阿富汗虽已形成大国合作反恐的大势，但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对阿富汗问题的战略，未能形成持之以恒的合力；二是中亚局势暗藏危机，如出现剧烈变局都将危及中国的重要利益。这直接关乎我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关乎中国在中亚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三是中亚贸易祸及中亚稳定，威胁新疆稳定；四是俄在中亚势力的急遽膨胀不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我影响力的提升。俄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掌控的机制来解决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上合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俄罗斯掌控的各种机制的补充。

5.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性和协作性。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核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空间斗争激烈，水资源矛盾增多。此外，中国周边能源安全、走私、生态环境危机、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等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

6.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使中国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是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美国收缩反恐战线，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的反恐形势严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安定局面受到一定影响；二是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和艰巨；三是新版“中国”影响周边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

（二）未来国际安全格局

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1. 整体安全形势趋紧，地区安全形势酝酿新变化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亚、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一是争端已呈现长期发展的态势；二是美日向中亚和蒙古国渗透，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堪忧；三是美国插手中国南海，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张关系；四是乌克兰局势导致俄与美欧矛盾进一步加剧。

2.军事安全加速量变，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的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美国加强军事存在和实质性威慑，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凸显长期不稳定性。由此导致军事安全加剧变量，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具体表现：一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日本向军国主义方向迈进；二是美国强化军事存在，激化地区矛盾；三是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化军事部署；四是军备竞赛暴露亚洲的现实安全危机，体现出亚洲缺乏安全感、互不信任的残酷现实。

3.经济安全更加复杂，金融安全问题突出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未来10 年正值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日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没有好转的趋势，金融安全问题仍将笼罩全球相当长时间，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好转，中国在国际分工、经济治理、金融开放、对外贸易、大国合作和非传统领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主体体现在：一是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金融风险与日俱增，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四是对外经济依存度持续攀高。

4.全球能源新格局催生新的能源安全问题

全球能源格局加速演变，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战略发生变化。北美供大于求、亚太供不应求、欧洲供需平衡的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随着页岩气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北美正在步入“能源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也在为摆脱对欧能源输出依赖而改变战略。地处亚太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能源价格也将长期保持相对高位。

5.非洲将成为未来政治经济矛盾多发地，潜藏不安定因素

近来，北非、西非、东非、中部非洲安全形势均呈恶化趋势。恐怖主义势力与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交织，部族矛盾和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之，欧美日大国为了维护在非战略利益，高举新干涉主义旗帜，积极插手非洲事务，甚至直接采用军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三）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为复杂

经济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必须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全球性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深陷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潜藏的风险将更多。

（六）海外投融资应引入一定比例外资，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

目前，世界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应适当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欧美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建立补偿机制，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力支撑的同时，寻求诸如在第三国投保等多重风险承担。

总之，国际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稳定，关乎各个国家企业境外投融资的安全保障。目前，国际安全格局加速变动，使主要国家和地区迅速调整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贸易保护再次盛行，更加强调维护本地区、本国的国民利益，对其境内的外国企业投融资政策增添了更多的变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调整，国际安全格局急速转变，中国海外投融资的既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海外投融资政策，实现中国“走出去”的宏伟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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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仁荣.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3

中国周边安全中的美国因素

领导文萃：从2013年底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压力便开始猛然增大，今年以来危机事件频发，国内总体舆论都感觉我们今天的周边关系已经到了某种剑拔弩张的态势，对此您有何看法？

金灿荣：确实，自去年年底以来，我国在周边安全形势方面的压力有增无减。但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困难主要集中在海上，我国当前的陆上周边安全形势还是相当稳定的，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五个斯坦国、东盟陆上各邻国甚至印度的关系都算得上是比较良好，因此从全局上看我们没有理由把总体周边形势想象得过于严峻。再说回海上安全，我个人认为今年以来主要时间节点大概有这么三个：

一是去年年底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这引起了以美、日为首的传统西方国家的强力谴责，部分周边国家也加入了这一批评中国的浪潮之中，一时间又掀起了“中国”的轩然大波；二是今年3月中国与菲律宾围绕仁爱礁“设施维护”的争端爆发，说明东南沿海原有矛盾形势依然恶劣；三是今年5月，中国在南海新建的海洋石油981平台被越南方面指责已深入越方大陆架，怒斥中国单方面违反相关国际法，引发了越南国内的大规模反华暴动。这三场事件形成的合力影响了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此次会晤期间，美、日两国一反常态地亲自出马来批评中国。我们国人通过媒体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很自然地会在直观印象层面上产生了某种中国周边外交局势“水深火热”的感觉。

领导文萃：那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我们今天客观上所面对的这种海洋周边安全形势的困难呢？

金灿荣：总体来讲，当前的周边局势是在中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下形成的。一方面，中国自身实力的成长壮大无疑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具体到近年的情况而言，过去我们的军力，包括空军科技和监控能力都不足以建立防空识别区，而今天我们技术成熟了，于是作为一个有意愿、有能力行使自身的地区大国，中国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海洋石油开采能力本就属于尖端科技领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3000米深度的开采技术一直为挪威、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特有，而今天我们也获得了这样的能力，那么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中国自然没有理由不充分开发过去无力开采的南海油井。然而，类似的我们行使法理能力的上升在外界看来等同于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冲击，于是相应的强力反弹也就难以避免了。

另一方面，如美、日、菲、越等国由于其自身问题也在对华态度和行为上产生了不少变化。

首先看美国。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内是改善了许多的，主要表现在6月习奥庄园会晤的成功和9月G20峰会上美国对中方所提“新型大国关系”的正面回应，到11月，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已经在公开演讲中反复使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了。然而，中美关系的情况在今年又出现了波折，主要表现美国在诸多公开场合下及言论中批评中国当前“咄咄逼人”的态势，并积极与中国周边关系紧张国密切接触，当然还有在早些时候东海防空识别区初建之时的激烈反应。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建立防空识别区还是在远海的油气开发，中国的所作所为不仅合乎国际法与国家间交往准则，且都是美国在其国家历史中做过的事，因此美国在批评中国时其实是底气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找了一个新角度指责中国，即批评中国在做这些事之前并没有很好地与相关国家沟通，用“没有商量”说事。之所以中美关系中又出现这种波折，总结起来至少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感到诸多困惑。在赖斯的演讲中她已经向中方一再强调急需对这一新概念赋予实际内涵，但这明显是在短时期内双方难以办到的，此后恰逢东海防空识别区和东南中国海争端再现，于是导致美方对中国提出“新大关”理念的初衷产生怀疑。因为从中国的“强势外交”行动看来，美国似乎有理由怀疑“新大关”提法至少可能是中国为在稳住美国的同时扩大自身“所谓核心利益”范围所用的缓兵之计。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中美之间最深重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互信”。在去年，我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双方领导层的共同努力下基本确立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互信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目前由于缺乏实质内容，本身就不够稳，万一把握不好，不仅难以让双方建立互信，甚至可能成为中美相互怀疑、戒备的又一新层面。

二是美国商界对华态度的微妙转变。自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商界大多数时候都是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力量，他们倾心我国的庞大市场和逐步开放与相对优惠的政策条件，我们也很热衷于面向美国企业招商引资，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成为了中美关系整体格局中稳健向上的一环，更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双方的政治关系。但大约是从2008年后，随着中国本土经济能力的上升、市场的逐渐饱和，加之其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外企在中国随便收获暴利的时代已渐进尾声，尤其在中国对外企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渐完善严格后，不少美国企业开始对中国的“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放缓”以及在华不断缩减的利润产生失望情绪，从谷歌到高通等相当数量的美国大企业都在此列，而这一情绪则在去年我国政府公开整治部分外企后达到一定高潮。因此，尽管总体中美经贸关系仍持续加深，但美国商界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已在某种程度上从积极转向保守，使得中美关系大局面临新的困难。

三是美国内政因素。就当前奥巴马政府而言，今年的首要目标自然是顺利拿下中期选举，对华强硬则有利于拉拢一部分中右倾向的选民，而中美关系在选举年出现波折对两国来说都可算是司空见惯了。此外，今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地区热点外交上表现并不太好，从叙利亚、乌克兰到最近的伊拉克局势，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表现被国内各种舆论炮轰软弱无能，政府外交权威和形象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击。坦率地说，美国外交在上述地区目前基本上已经是面临着死局了，是难以有所作为，即便成功了，其所付出的代价和时间精力与所得也不成比例。就在最近，美国《时代》周刊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奥巴马“高票当选”为“二战后最差的美国总统”，理由是除在国内推动了一场失败的医疗改革外，奥巴马政府对于之前布什时代所遗留的海外事务问题不仅一个没解决，反而还搞砸了更多。因此为挽回外交失分，奥政府必须想办法在其他区域问题上高调表现，而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的纷争则刚好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从战略成本收益比的角度而言，美国对中国周边海域热点的干预不仅具有遏制中国和安抚盟友的双重功效，而且由于该地区目前不太可能出现高烈度武装冲突，且中美关系事实上处于不可能全面破裂的共存状态，于是其干涉政策的风险性也较小。然而，奥巴马政府在这种一味追求外交“追分”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政策言行不够谨慎的危险，包括最近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就跟美国长期以来“放纵盟友对华挑衅”的政策取向有密切联系，其最终会让美国对该地区局势的控制力大幅下降，进一步加深了泛东亚地区的混乱。

四是美国的对华心理转变。2010年度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已经超出美国，而全球贸易总额也在2012年度超越美国。尽管各方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真实性”始终存在质疑，但总体而言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如今是背负着“失去了保持110年的两项全球经济地位标志”的心情同中国交往的。问题还在于人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普遍悲观预期。奥巴马上台之初所许诺的“再工业化”于第一任期内基本没有兑现，尽管去年以来美国经济在数据上表现有所好转，但市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还远没有重拾。于是，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正前所未有地从一个“领导者”向某种“弱者”心理转变，或是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再如以往那样地自信。换句话说，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事实上都处在一个适应中国力量增长的过渡期，在这段时期内，中方的许多行为都可能导致对美方敏感心理上的过度刺激，搞好中美关系的难度以及对我们外交工作审慎度的要求也随之上升。

领导文萃：那是否可以说几个月前越南方面爆发的反华暴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美国的放纵、挑唆而导致的？

金灿荣：应该说对于这些公开叫板的周边小国，我们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也需要理解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复杂动因。一是他们国家内部的经济压力问题。越、菲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现代化前期国家，自身市场和工业能力都比较薄弱，在世界经济连续数年走低的情况下本国经济状况自然十分堪忧。而经济低迷状态的长期化在现代社会很可能造成两个状况，即政府向外转移矛盾的倾向和以打击外资为主要形式的民粹主义爆发，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越、菲两国的行为。如越南的反华暴动，我们从已了解的情况看，就是既有政府方面的绥靖、尤其是部分政客的反华言论作煽动，又有群众民粹主义政治行动的萌发因素在内，可以说是上下两方面的合力最终导致整个局面的暴力升级。二是小国固有战略焦虑的问题。对于亚太地区的小国而言，他们需要在追随大国和保护自身独立性之间不断地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在中国迅速崛起之前实施这一战略对他们来说并不太艰难，因为美国虽独霸亚太，但基于地理和人类学等客观原因，在政治、尤其是安全上并不对他们形成直接威胁。然而崛起的中国，由于地缘、人口、历史等复杂因素的纠葛却使他们感到了深刻的生存恐惧。于是，他们在经济已经客观上无法摆脱中国影响的状态下选择在政治、安全领域同中国斗争，藉此作为他们在主观意志上竭力“摆脱中国操纵”的努力。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承认，越、菲之所以敢在对中国挑衅的路上走到今天这么远的程度，美、日两国在背后的怂恿和挑动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然而，还有一点更加隐形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导致了今天亚洲整体安全局势的紧张，就是新一轮“全球政治觉醒”的出现。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近代由西方列强用炮舰传入亚洲的，在二战前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开始演变为政治现实。但当年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内涵基本上是亚洲各民族在农业文明末期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而今天，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各国基本都已实现人口的半工业化，于是民族主义的内涵也出现了更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在今天信息时代中，不止东亚，全球范围都出现了新一轮普通公民普遍对民族主义理解变异并以之行动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将此称为“全球政治觉醒”。在这一觉醒中，与民族主义相辅的是民众对自身权利要求的上升，它整体上是由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教育的普及与改善这三个巨大而相互关联因素的作用形成的。

在亚洲各国都迈向了工业化的今天，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政府的政治安全领域对他国独立造成的威胁恐惧，而且还有对他国民众自身经济权益乃至原先生活方式的冲击。各国国内民众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越来越能知晓“天下事”，加之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民众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周边国际事务的信息接收和反应速度越来越快，而在近年来较为紧张的局势下，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国内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思潮正在获得巨大的舆情市场，从而对本国政府外交的决策进程和理性反应能力构成巨大掣肘。尤其严重的是，这种觉醒还伴随着政治行动主义在国内民众当中获得的越来越多的认同，即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口头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自发地选择走上街头，为自己模糊的政治需求诉诸行动。此次越南的反华暴乱就是这一觉醒的明显表征，越南政府本身是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的，但由于这次暴乱从一开始就是民众自发的运动，而民众运动的逻辑是其一旦开始就很容易摆脱政府力量的控制范围，并且有着持续往非理性方向发展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有想想前些年我们自己反日游行的就能够理解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崛起对周边、对世界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冲击。

日本独有的对华心理特征

领导文萃：如果说周边势力是基于地缘历史等因素选择的对华对抗政策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日本将会如目前的状况一样，始终扮演着反华急先锋的角色，而且会一条路走到黑？

金灿荣：中日关系这一轮的高度紧张事实上在去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就已经达到某种沸点了，它表明安倍政府基本已经确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华对抗的政策一条路走到黑，而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在最近一轮香格里拉峰会上的公开批评都是两国关系紧张长期化的一种表征，当然，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又会把这种紧张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里还是有必要强调，中日邦交整个42年的历史应该算是成功的，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也不会忘记“8波”之后日本为中国外交重新打开局面所做的努力，当前我们对日本的斗争只是针对少数右翼政客的错误言行，绝对不愿两个民族走向对立。尽管如此，我个人仍然认为中日关系至少在未来五年内都将会比较艰难，这问题的根本诱因还是如我们前文所述，即中国的迅速崛起，尤其在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后，中国崛起的速度和强度已经大幅超出日本的预期及其承受能力了。而之所以在全球、包括中国周边各国中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最为强烈，我认为至少是源于以下三方面日本独有的对华心理特征：

一是种族主义情结。坦率地讲，在截至最近的现代化历史中，日本一直是非西方国家中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国度，这是日本民族的骄傲，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非西方工业化国家一度仰慕和学习效仿的。但同样是这一长期非西方国家工业化第一的成就，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日本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种族主义情结，即在内心深处非理性地认为所有其他非西方民族都在一定意义上低自己一等。这一“种族情结”的巅峰表现就是二战时的军国主义霸权梦，而战后它又因日本的经济成功以另一种变异形态呈现出来了。因此，当它的邻居、有着上千年恩怨纠葛的“后进生”中国于2010年在GDP这一当代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硬指标上超过它时，日本社会整体在情感上是接受不了的，这是对其民族心态的一个沉重打击，相信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正是在2010年后中日关系迅速走向了紧张且在大小波折中延续至今。

二是罪犯心理。前面说到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是日本反应过激的因素之一，在这里我们展开讨论一下。说起中日，今天的我们第一反应自然是两国的积怨。从工业化史的角度看，在近代时期日本曾先后两次主动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一次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打断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是1937年的全面侵华打断了民国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工业化发展期，事实上，破坏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是驱使其在当年决定发动对华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自己对这些事实其实非常清楚，他们否认和篡改历史正如一个罪犯不断否认自己罪行的扭曲心理一般。这种心态的形成自然有其背后复杂的文化背景因素，而在这里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作为一个“罪犯”，其战后并没有受到“仲裁者”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造”，他自己对于自身的犯罪行为也始终没有表示任何忏悔，自然就免不了心中藏有再次“作案”的冲动。尽管当今世界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但日本仍然会致力于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当曾经的受害者中国变得日益强大之时，对“受害人复仇”的恐惧更会使其变得异常狂躁不安。

三是知华而畏华。众所周知，在近代以前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日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导师，日本对于中国的人文研究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精妙而透彻，也因此，事实上他们对于今天中国崛起对世界之意义的认知也要比其他国家、甚至我们自己都来得深刻得多，而这也导致他们由此产生了最根深蒂固的对华畏惧心理。如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这样的日本社会精英就曾在其著作中强调，中国的规模当量使得其对东亚秩序的主导其实才是本地区的常态。原因在于日本赖以主导本地区一个多世纪的力量完全根源于其成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而工业化说到底是一种可扩散的知识技术实力，一旦有一天中国也完成了日本当年所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力将远超日本数倍，东亚地区也会再次回归到农业文明时代由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当中，而当前这一天正是越来越近了。

由此可见，今天日本事实上处于一种理智上清楚理解、但感情上强烈否定中国崛起而日本相对衰落现状的矛盾心理之中，这一痛苦的心态造成其国内社会的集体焦虑，并进一步导致右翼政治势力的全面崛起，而这种政治生态环境又以其对华强硬政策造成了中日关系紧张和日本国内畏华心理加深之间的恶性循环。仅就当前的安倍政府来说，可以讲他已经是下定决心在与中国对抗的这条“邪路”上走到黑的，因此我判断至少未来五年内中日关系都会十分困难。

然而，中日关系的紧张本质上讲只是近忧而非远患。相信多数做日本研究的专家都会同意，日本这个国家有一特性即“崇拜强权”，它惧威而不感恩，历史上他从古代追随中国，到近现代先后追随英、德、美，都是心甘情愿地顺从世界第一强权。众所周知，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国际权力格局转型，中国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稳定地再经历以一个增长的十年，则我们至少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至高地位将无法动摇。按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估算，最快至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120%，届时中国坐实了世界第一经济体的交椅，则以日本为首的周边各国都不会再愚蠢地选择同中国对抗了。

应对中国周边安全现状的

外交对策

领导文萃：正如您所说，目前周边各国都有着充分的动机对华实行“遏制”战略，那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当前的周边安全形势已经异常严峻、一触即发了呢？

金灿荣：如前所述，今天我们在周边海洋区域局势方面确实面临不少挑战，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对于目前周边安全形势的严峻程度一定不宜夸大。

一方面，从纵向历史比较，我们今天的周边形势比新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要好得多。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直到改革开放，我们与许多邻国甚至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且与最强大邻国苏联长期处于准敌对状态，中美、中日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缓和，其后还经历了如“89”等事件的严重波折，而与韩国、新加坡这样重要的周边国家我们也是迟至90年代才建立了邦交。当然，我们目前在同周边关系上产生了一些困难，但远不如当年动辄可能爆发战争来得危险。之所以今天国内社会对周边局势感到如此紧张，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承平盛世，对于外部不友好行为的敏感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套用今天的网络语言就是产生了某种“小清新”心态，外面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异常惊讶，却不知这其实是国家间交往的常态。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还要“归功”国内目前媒体商业化和“学者商人化”的发展，部分媒体和评论者为吸引眼球，故意把形势描述得十分严峻，有一种致力于夸大困难的倾向，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言，他们总是“把悲观主义当作是智力超群的标志”。这种情况走到极端将使我们国内思想领域面临“左”的风险。

另一方面，客观地讲，我们今天大部分周边关系都还是比较良好的，而即便是少数如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紧张关系也远远谈不上是敌我矛盾。正如我们开篇所言，目前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周边海洋区域，陆上边界、包括中印争议地区的局势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其中今天的中俄关系更可谓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这就已经保证了我国北部8000多公里边界线（包括中蒙边境）的高度安全，因此所谓当前中国外交“四面楚歌”的文艺青年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在同日、越、菲，包括美国之间程度不一的起伏紧张关系中，我国从来都是强调斗争只是针对个别错误行为和个别政客而已，绝不希望双边关系的大局走向冰点，更不会把斗争升级为敌我矛盾。事实证明，我们与这几国的紧张关系在时间和深度上都有很多局限，各组双边关系在众多其他领域上的合作并未受到全面而严重的冲击，因此没有理由把局面想象得过于糟糕。

必须承认，主席在去年年底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所做的大判断，即“我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仍然是科学的、立得住的。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对于我们外交工作的科学决策和理性行动有百害而无一利。

领导文萃：如您所言，我们自己的发展与稳定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那么为了成功把握这段“谋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您认为我们当前的外交工作是否已经到位了？要进一步缓解周边的紧张气氛，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善呢？

金灿荣：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外交在“韬光养晦”总战略不变的前提下明显增加了“有所作为”的比重。这其中包括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上大力提升与俄罗斯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开始有区别地对待周边稳定友好国家和争端挑衅国、加强与巴西等其他新兴地区大国即中等强国的往来，以及在博鳌论坛、亚信峰会等多边舞台上积极提出倡议的进取努力等。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今年4月底的亚信会议发出了“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的时代强音，此宣称被许多美国人解读为中国的“亚洲门罗宣言”，而这种理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与美国的“门罗主义”不同，中国一直强调亚洲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来都适用“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绝不会搞一国独霸的地区强权秩序，事实上，我们的周边战略设计中从来没有打算过要把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排除，反而十分欢迎美国以亚洲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建设性力量参与到地区合作中来，只不过我们所推崇的前提是这些地区合作应由本地区国家牵头发起，且切实有利于本地区而非其他地区国家的利益原则罢了。

这些外交行动是我们在力量增长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且有海外利益保护需求的大国理应开展的，但外界对于中国外交的这种转变自然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在此情况下，我们对于他们必然会产生的反弹应该有一定心理准备。更宏观地看，如前文所述，不仅是周边，整个世界今天都处在一个适应中国力量增长的心理过渡期，尤其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在他们把心态成功调整过来之前，中国积极进取的“有所作为”很容易被他们曲解为“咄咄逼人”，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而如中日关系等周边热点问题，本质上来讲都是近忧而非远虑，只要我们保持自身的经济健康增长和与他们的日常沟通交往，在中国真正意义上全面崛起抑或他们终于肯正视自己之时，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我们针对周边局势的外交努力可以有任何松懈。在应对今天中国周边安全现状时，我们的外交工作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稳定中美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双方有意愿、也有能力完全做到在分歧中合作共存，这是两国双边关系走向成熟、能够坦然面对问题的表征，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而保证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为之不断努力的。

第二，继续加强中俄关系纽带。如前所述，中俄关系一稳，我们60%的陆上边界就比较安全了，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推动这一组目前而言发展形势最好的大国关系。

第三，打好“经济牌”。目前我们是周边20个邻国中1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效利用这一资源，在经济上拉拢、团结周边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状态下我们改善周边环境的最佳手段。

第四，做好区别对待“少数争议国”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未来还有不少在方式方法上的改善空间。尤其在南海方面，我们一定不能让同少数争议国的关系影响到我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奖惩分明、亲疏有别目前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了。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4

2012年11月10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全国60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

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

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

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

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

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

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

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

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

二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

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

首先，中国如何定位。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有信心了。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力量的概念而存在，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军事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文化方面有些欠缺；超级大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军事力量之和，中国目前硬实力够，但软实力不够；中国目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苏联强大了必称霸的老路。

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

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

（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

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

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

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

（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

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000万人，还有3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

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内容上讲的，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固守阵地。就是坚持原本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科建设，组织编写教材，总结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等。二是扩大阵地。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学科都会遇到不同的危机，有人提出可以进行学科融合，将一些相关学科纳入进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增加社会影响，扩大话语权等。三是另立门户。有人提出可以转危为机，将学科独立。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认为研究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学科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定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 新动力 命运共同体 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自2013年3月以来，已出访世界数十个国家。从中亚到东南亚，从东北亚到南亚，在的外交路线图中，横跨太平洋东西两岸。在环太平洋的行程中，向各国不断地阐述了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新理念，贴近了各国的民心，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盘活了中国外交、外经贸，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当代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经济一体化、安全地区化的时代要求，引领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抓住了中国与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交汇点及与邻国深度互利合作的切入点。它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全世界诠释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理念。

“共同体理念”是新形势下我国大外交、大外经贸战略的指导思想，更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

共同体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是一个文件上的口号，而是一个以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为依托、以丝绸之路为经济发展纽带，是面向周边、互相开放、互相借力给力、互相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这个由中国倡导的共同体，不是要建立霸权，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别国资源，而是在政治上以实现互相信任为导向，在经济上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在军事上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己任，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各国振兴发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实体、经济实体、军事实体，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享经济繁荣、地区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共同体在中国的实践中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落实到改革开放，惠及各国的一系列接地气的改革动作和试验、示范。

回顾历史， 人们不难看到，中国第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从边境口岸起步的，在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导下，首先设立了深圳特区，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搞活了中国市场经济。现在人们也不难理解，在当前的改革中，在“让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思想指导下，建设口岸互相开放的示范区、自贸试验区、互贸区的尝试，必将为中国与周边共同打造共同体，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共同体理念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十报告中，中国适时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在以后的一系列外交场合使用和丰富了这个理念，逐步在外交、外经的实践中，把共同体的传统概念上升为全新的理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即民生上的“命运共同体”、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安全上的“责任共同体”。汇集起来理解，有以下几个特定的含义：

一是共同体的切入点。地缘上相近，互相联系的命运;经济上互补，互利共赢的利益;休戚与共，安全上借力给力的责任。

二是共同体的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这也是周边国家的共同诉求和愿望，倡导亲和、诚信、互惠、共同繁荣的理念。

三是共同体的目标。把中国梦与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的前景对接起来，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四是共同体的任务。在政治上以取得互信为愿望，共谋和平与发展;在军事上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己任，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在经济上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各自的发展振兴;在外交关系上以促进民心相通为宗旨，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畅的方向发展。

五是共同体的行动。道路、贸易、货币、信息、民心相通，制度共建，互相扩大开放的口岸示范区、试验自贸区、互市贸易区。

共同体的理念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共同繁荣的责任担当，展示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气派，是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让共同体的意识落地生根需要着手解决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问题

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上还存有忧虑戒备，主要表现为：

担心中国被西方技术拉拢，成为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夹缝带，被作为中国二、三流的伙伴，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名存实亡，因此他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还要看其他国家的态度。

担心中国产能过剩，在周边国家制造中国“飞地”，输出过剩产品和低水平劳动力及技术，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过度依赖，威胁自身安全，从政策、法规上，限制中国投资和产品进口。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6

面对此等情况复杂的战略棋局，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规划实施外交突围，为维护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开辟空间，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紧迫任务。

为什么要强调经略周边

中国周边地区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区域。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周边地区背靠欧亚大陆腹地，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从政治特征来看，中国周边地区共有2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而且大多是军事强国，核扩散的形势非常严峻，政治情况复杂，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另外，从人文社会特征来看，该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不平衡和文化最多样的地区，历史关系复杂，彼此矛盾纠葛较深。

自2003年以来，亚太地区在中国外交棋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周边是首要”被明确为指导周边外交的战略方针，中国在亚太地区外交上也越来越积极主动，先后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施“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强调积极开展亚太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亚洲在中国对外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战略走向也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周边之所以上居首要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周边地区事关海陆博弈态势，周边有事，则亚洲不稳

中国周边地区身处欧亚大陆东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天然是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二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框架逐渐被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高压限制，呈现区域内两极对峙的格局。这一格局在客观上为中国创造了战略的灵活控制，特别是随着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在该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结构，导致在两极对峙的大结构中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灰色地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制约中国周边地区的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峙高压解体，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地区地缘政治进入了构建新结构的寻求平衡期，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开始推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进程，以填补两极解体后的安全真空。2002年北约的罗马条约和20机制的实现，以及2004年6月欧盟由15国正式扩大为25国， 使得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关键性的突破，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逐渐从欧亚大陆西端进入中东欧，并沿着南欧和西亚逐渐进入中亚地区。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利用反恐的时机，将军事力量渗透进中亚、外高加索地区，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和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随后抓住了伊拉克战争的时机，攻占和控制了伊拉克，从而在中东找到一个相对稳固的战略基地。至此，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西线获得了广袤的欧亚大陆腹地，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在2003年以来，欧亚大陆的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的所谓陆上四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确立起了相应的政治机制。比如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久，德国、法国、俄罗斯三边峰会机制确立，对于推动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现有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贸易额与日俱增，欧盟也开始启动取消对华军售制裁、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的讨论，为中欧关系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至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通过多年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特别是2005年夏天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举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预示着两国的战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切都成为引导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周边地区事关中国发展空间，冲出亚洲，则走向世界

由于身处地理复杂、列国林立的复杂地带，使得中国的地缘环境极其恶劣，很难不会遭受周边动荡的“池鱼之灾”。近一百多年来，腹背受敌的压力一直是中国外交平衡的焦点，中国周边地区也充满了矛盾和摩擦。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中原丰泽膏腴之地，中国历来是四方袭扰侵略的对象。无论是塞防论者还是海防论者都明白，中国确保国内和平发展的首要前提是确保不受周边国家的侵略，才能争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和空间。从秦汉的匈奴到隋唐的突厥，从宋元的辽金蒙古到明清的俄日蚕食，中国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地缘压力之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越柬冲突到朝核危机、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南中国海争端等，中国很少有机会不被牵涉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周边环境一直不稳，先后爆发多个冲突。比如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冲突，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如何确保“和平周边”，历来是决定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战略议题。

历史上，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国实力决定了中国缺乏世界视野，不愿意冲出亚洲，养成了闭关锁国的保守传统。晚清以降，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如狼似虎的袭掠，亦不乏亚洲邻国诸如日本趁火打劫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前门驱虎，后门拒狼”，此等两线作战使得中国注定首先打掉所谓“帝国主义的走狗”，才有可能和真正的棋手较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70年代的中越战争，以及两岸关系之间的折冲，说到底都不是和邻国的恩怨，真正的棋手是背后的美国和苏联。

更为棘手的是，作为天然的地缘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周边小国没有力量和中国较量，一旦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摩擦，全球地缘战略棋手必然会趁机而入，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态度越强硬，周边国家倒向全球棋手国家的速度越快，意志越坚决，反而令域外强国渔翁得利。

近年来，中国崛起速度很快，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该地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区域，也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对周边地区的高度依赖。从能源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路径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回国，由此形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困局”。即便加上已经开工建设的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原油和中缅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等路上管运通道，中国的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依然离不开周边国家。未来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从现在的3%将会提高到2020年的20%，对亚洲国家的依赖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除在进出口上对亚洲国家的依赖之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岛屿、资源等方面的纷争令中国始终处于周边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且不说域外地缘战略棋手必然会以此大做文章，随时引爆中国和周边国家外交的“地雷”，摩擦频发的事件就令中国防不胜防。区域化进程加快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区域公共问题。

有学者将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的公共问题区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涉及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等；第二类关乎区域多边经济开发，包括降低贸易壁垒、扩大相互投资、建立自由贸易区、区域货币安排等；第三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发展问题，如贩卖、生态环境保护、疾病控制、突发性自然灾难等。无论哪一类问题，都将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深入而风险提升。由此可见，要想从周边国家的重重网络中突出重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战略任务。如果不能妥善化解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崛起的空间恐怕难有大的改观。

三、周边地区事关全球战略平衡，周边不宁，则世界不安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事关全球，一直处于多事之秋，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在该地区渗透很深，关系极为复杂。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斯巴克曼的“边缘地带”说，马汉的“海权论”，以及田中奏折中的“满蒙支点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是强调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欧亚大陆依然是地缘政治的轴心，认为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地缘战略棋手，美国的战略是旨在促进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国”以及任何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从而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牢不可破。因而，只要中国周边稳定，就如同抓住了“远东之锚”，整个亚太地区就稳定了。

作为联系美、中、日、俄四大国际力量的枢纽，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走向直接推动世界经济的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在“亚太宁，天下安”的地缘战略视点下，中国的战略走向对地区乃至全球变得尤为关键。诚如基辛格所说：“一个周边都是弱小国家而且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谁来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二战以来，无论中国采取“一边倒”向苏联，还是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一条线，一大片”，中国战略走向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影响到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就像一个战略钟摆，无论它倒向何方，都会撞击出令世界侧目的交响。因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特别是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稳定者”的形象，特别是中国自身稳定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战略意义。邓小平认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因此，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首要意义。作为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即使中国毫无作为，也都难以摆脱海权与路权争夺的战略棋局，难逃地缘动荡之苦。在两极格局高压散去后，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中国本身就是左右地缘战略态势的显赫力量，无论怎样行动，它都将被视为战略棋手，影响所及不仅波及整个亚洲，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迫切需要确立一个周边战略支点，为崛起的中国开辟新的地缘空间。

怎样拓展周边战略平台

尽管以往的中国周边外交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周边外交思维过多走上层路线，过于偏重建立政府主导的多边制度外交。不仅中国如此，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域外大国也把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性制度网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区域主义和制度化的方案。结果，所有这些制度由于缺乏社会认同基础，过多受制于各国政府对利害关系的算计，往往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就会触及“天花板”而止步不前。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朝核会谈等都经过了这一历程。

因此，受制于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权力结构和网络结构的双重制约，今后中国周边外交应该同时尊重传统地缘力量和新地缘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把外交工作中心下沉，将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公共主义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区域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为和谐周边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上下结合，鼓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焕发

中国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天然是东亚的中心，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东北亚等次区域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这种地缘核心地位为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中国与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双边行动都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对本国的威胁，从而要求中国在周边外交必须确立多边主义精神。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外交除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罗斯、越南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还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参与态度越来越积极，程度越来越深，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地方政府参与周边外交的积极性也被广泛动员起来。比如云南省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和前沿，在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广西在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中扮演了中国与东盟的重要合作纽带角色。众多地方政府的参与，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参与区域制度建设的模式。

今后要继续推动上下结合，加强分工配合。特别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展各种次区域的合作，进一步挖掘地区多边合作的潜力。要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塘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环渤海经济圈、图们江—鸭绿江次区域合作和开城—首尔次区域合作及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结合起来，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与发展。要采取一手抓中日韩合作，一手抓中国+东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为和平解决创造条件。并将岭南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结合起来，推动东南亚地区和平发展。要实现西南线的战略突破，大力提升云贵川渝地区合作带动能力，推动中国、印度、泰国、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泛南亚地区合作和各种次区域合作，逐步形成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格局。要把加强陕甘宁区域发展、振兴新疆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和平发展。

二、官民并举，构建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翼齐飞的格局

除了政府官方的外交之外，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更加重视公共外交，重视政党、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作用，鼓励其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为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包括高层往来、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理论探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形式的政党外交日益丰富。

随着中国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民间外交在周边地区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中国对外友协与周边十多个国家都建立起了双边友好协会，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在2005年印度洋海啸期间，中国民间社会各界自发组织为灾区捐款，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传统友谊，促进了区域交流与发展。

此外，要鼓励中国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网络拓展海外联系，并加强组织协调，加强规范管理，使之健康有序地参与外交。

三、立体操作，打造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外交共同体

适应对外开放和区域化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偏重政府交往和政治层面的习惯，努力平衡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外交，特别是大力拓展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外交，构建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周边外交共同体。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大力开展反恐、维和、打击海盗、岛屿安全、海上磋商、联合搜救、增信释疑及信任创造等内容的军事外交。周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恐惧就是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要高度重视并准确评估军事外交的效果，既要增加信任，又要提升信誉，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磋商，积极开展政策对话，优化经济环境，为贸易、投资、金融等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充分鼓励大学、智库、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团体加强交流，以亚洲精神为统摄，鼓励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之间的对话，为文化理解和融合创造条件。

四、内外联动，创造中国与周边地区有序互动的命运共同体

区域化的深入让中国与周边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升，特别是诸如自贸区、货币互换、境外结算、区域合作协议等众多制度的深化令中国与周边地区日益趋向唇齿相依，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为适应这一变化趋势，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向政策、执行、监管等深层领域拓展，在提高透明度和增强责任与信誉上下功夫，努力打造中国作为一个令周边地区信任和依赖的负责任大国。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区域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一国政策对他国政策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均随之上升，一旦一国发生风吹草动，其他国家都会受到冲击。因此，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已经突破了外交部门的范围，其他政策部门也被卷入外交游戏圈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决策部门在具体政策上的沟通、磋商和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周边外交的必然选择。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执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加强公安、民政、环保、质检、工商、税务、安检、海关、出入境等部门之间执法网络，促进有关行业和领域对口部门的执法系统对接，是营造中国与周边地区良好合作格局的重要保证。要在既有的地区性组织、论坛和机制的基础上，创设新平台，拓展和深化执法合作领域。

要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宪法交流、跨国商业诉讼、法院外交、法官交流及司法原则磋商，建设区域司法共同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外事管理局，致力于构建区域司法协调网络，对于跨国性司法判例，尝试探索司法观察员制度、国际陪审员制度等创新，努力锻造周边法治外交和法治秩序。

五、统筹兼顾，打通国别和领域、双边与多边、国内与国外的外交协调机制

在2010年处理问题、延坪岛炮击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被动反应的倾向。之所以在外交上显得日益被动，关键在于中国外交目标设置能力跟不上国家发展的需要，没有站在日益拓展的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战略高度，拓展世界眼光，在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规划目标，以便更有效利用外部机遇充实壮大自己，更好利用内部发展优势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统筹地区国别外交与议题领域外交。防止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外交倾向，明确主次配合机制，推进地区外交战略化、国别外交政治化、领域外交专门化，构建外交统一布局，部门梯次搭配，人员复合联动的网络外交体系。

要统筹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改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缺乏联动”的倾向，把握外交节奏，增强外交互动，在双边外交中创造多边外交的机遇，在多边外交中搭建双边外交的舞台，构建统一规划、左右逢源、弹性互动的联动外交机制。

加强主动的战略筹划。转变单向的“外交为内政服务”和“外交是内政延伸”的传统观念，树立外交与内政同等重要的战略观念，站在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主动筹划中国大战略，将经济、社会、科技、舆论、军事、意识形态等众多资源整合起来，主动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巩固中国世界大国的战略基础。

结 论

近年来，中国正面临地缘环境区域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外部地缘战略环境趋于紧张的前提下，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将地缘结构压力和中国发展空间压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周边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经略周边成为关乎中国战略全局的首要议程。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7

【关键词】 亚太安全新架构 亚洲安全观 安全战略 合作路径

【作者简介】 张哲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执行副主编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6-0019-18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606002

自2013年10月10日中国领导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以来，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努力拓展和深化这一理念，并积极探索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这一理念的内涵仍不够明晰和具体，加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愈加复杂严峻，地区国家对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国内学界也有不少人对此信心不足，甚至担心未来亚太地区可能出现以大国长期战略对峙为标志的冷战或“亚冷战”结构。

与这种普遍存在的担忧不同，笔者认为，尽管亚太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近年来通过大量实际行动，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相关理念也逐渐成熟丰满起来。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复苏和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笔者从中国领导人提出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背景出发，探讨这一理念的由来及其核心内涵。然后回顾过去三年来中国在推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采取的基本思路和实际行动，并指出这些行动对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重要意义。最后，对当前亚太安全合作面临的有利条件及不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未来推动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需遵循的根本路径。

一、亚太安全新架构的理念基础及核心内涵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宏伟理念，既建立在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地区安全形势的评估之上，也反映了数十年来中国在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思维变化。

（一）中国亚太安全理念的演变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随着自身实力及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地区安全理念也在不断调整，并为不同时期的对外安全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亚太安全理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帝（霸）备战”阶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无数次革命斗争经验，很早便认识到亚太安全对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以“反帝（霸）备战”目标为核心的亚太安全观。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亚太地区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夺的重点，中国则是其中的焦点；第二，各国事务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解决；第三，中国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同盟者；第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亚太集体安全。 其主旨在于：尊重亚太地区人民自身意愿、尊重各国、反对外部干涉，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前提。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一边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张，一边积极争取亚太各国民众的支持，建立世界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对改善中国在亚太的战略安全环境、维护地区和平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和平共处”阶段。随着世界及亚太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科学分析世界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从地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思想。具体包括：第一，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把发展经济作为各国的首要任务；第二，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三，要加强各国平等协商，探索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新方法、新路子；第四，霸权主义是战争和动荡的根源，中国不但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也承诺永远不当头、不称霸。 这一时期，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顺利地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动荡局势下，中国坚决维护国内和地区政治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先后同俄、美及周边国家达成建立一种不敌对、不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共识，为中国及整个地区保持政治安全环境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末到2012年的“和平发展”阶段。随着亚太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转向中东，整个亚太地区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亚太安全观，包括：第一，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趋势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第二，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是提升中国亚太影响力、促进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前提；第三，经济合作是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应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带动地区各国的政治、安全合作；第四，要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新秩序；第五，亚太安全机制应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通过加强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促进地区各国的战略互信与安全合作。 据此，中国一方面大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日韩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建设，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巩固和提升同亚太各国的安全关系，并借助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3、六方会谈等机制，争取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整个地区经历了最为和平稳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奠定了基础。

第一，包容性合作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前提。所谓“包容”，不是对各国间的矛盾争议视而不见，也非仅仅依靠国家间合作寻求解决办法，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和鼓励一切真诚解决问题的努力，是一种超越“疑邻盗斧”心理、彼此以诚相待的合作精神。当前亚太地区虽然存在多个安全合作机制，但大多数局限于双边或少数国家之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常持消极甚至排斥态度。其中对包容性地区合作阻碍最大的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此外，部分多边安全机制也常常为新加入者设定较高的门槛，如中国在2014年前一直被排斥在美国主导的年度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之外。这些排他性机制无疑会加强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同，导致国家间的猜疑和对立，不利于地区战略互信的培养。因此，必须逐渐打破之前各种排他性安全合作的壁垒，方能逐渐建立一个普遍覆盖、彼此坦诚合作的地区安全架构，促进地区各国的共同安全。

第二，大国战略共识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基础。在亚太地区大国众多且缺乏根本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任何多边安全机制都难以得到持久稳定的发展。尽管大国主导有悖国际政治民主化潮流，但若大国继续彼此防范甚至相互拆台，仅靠较小国家的协调和平衡，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地区安全合作平台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小国“选边站队”，使地区安全合作更趋困难。因此，所有大国必须先就未来亚太安全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奠定基础。 其中，由于中美在经济总量、军事潜力、战略自主性等方面远超其他国家，两国能否确立和巩固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亚太安全架构能否顺利建成的关键。只要中美保持战略合作，亚太局势就很有可能维持总体和平与稳定；也唯有中美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才有望超越“两强必斗”的历史惯性，促进各方“相互信赖下的和平竞争”，达到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第三，各领域全面合作是亚太安全架构的原动力。这也是亚洲安全观所强调的“综合安全”的主旨。所谓“综合”，一是合作领域的综合性，二是合作手段的综合性。从合作领域看，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一方面应提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协调治理，另一方面须为各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使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同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多轮共进”，相互驱动。 从合作手段看，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应包括矛盾管控、危机预防和加强能力建设三个环节，在积极预防并妥善处理分歧和冲突的同时，不断提升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治理与安全保障能力，通过各国的协同努力，维护整个地区的综合安全。

第四，多层次合作机制是亚太安全架构的根本保障。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应包括一系列稳定而有效的合作机制，既能融合各国在宏观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与具体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为促进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及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以培育地区内广泛的相互理解与共识。持续有效的合作机制一方面需要各国从共同的安全利益出发，积极树立合作应对挑战的意识，主动改变自身不利于地区和平发展的思想、政策和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各国通过由浅入深、不断扩大的交流合作，逐渐培养以宽容克制代替锱铢必较、以和平协商代替威胁对抗、以力求共赢代替损人利己的良好的合作习惯。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亚太安全架构的有效运行，持续推进地区各国的合作安全。

总之，建立在亚洲安全观基础上的亚太安全新架构既非言不由衷的政策宣示，也非凭空虚构的缥缈愿景，而是明确而具体的、有望通过各国循序渐进的合作最终实现的。在这些具体目标指引下，地区各国理应对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抱有更大信心并付出更积极的努力。

二、中国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行动及其意义

自2013年10月首次提出建设亚太安全新架构以来，中国在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并以更加积极、透明的态度对外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亚太安全合作的行动，为各国共同致力于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这些行动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完成从强调“维和”到主动“促和”的战略思维转变

21世纪头十年，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地区安全局势总体稳定，同时也囿于自身实力的不足，中国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大体保持一种相对消极的“维和”立场，尽量避免对美国亚太同盟关系所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形成正面挑战，在诸如中日争端、南海岛礁争议区渔业纠纷等问题上也大都保持低调和克制。然而，由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导致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国战略界逐渐认识到，随着自身实力持续上升，过去重在“维和”的安全战略既无助于消解邻国的安全顾虑，也不足以为中国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提供保护，因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为标志，中国开始采取一种主动“促和”的战略思维。

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主席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我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联系日益紧密，很多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大环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表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正朝着愈加主动积极维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随着这一转变，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周边安全议题乃至一些全球性安全议题的重视和资源投入，并针对潜在地区安全风险主动采取多种预防措施。比如，为促进与东盟各国的战略互信，维持和平稳定的南海局势，中方提出将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进一步机制化、探讨适时设立中国-东盟执法学院，并承诺在五年内为东盟国家执法部门提供2000人次的培训。 再如，针对日本政府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中方多次强调将按双轨思路与东盟国家而非域外国家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中国军方高层人士甚至直言“若日美在南海开展所谓联合巡航或其他军事行动，中方不会坐视不理”。 这些犀利的言辞，辅之以2016年7月以来在渤海、东海和南海举行的密集演习和训练，对日本政府的企图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避免了南海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中国近年来还在阿富汗重建、伊核谈判、国际维和等全球性议题上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也为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改善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尽管中共十七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一直强调“周边是首要”，但中国对外战略重心在相当长时期内大都放在巩固同美、日、俄等大国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只要维持大国关系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便可得到根本保障。随着美、日等国同中国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中国战略界充分认识到周边外交工作对维护亚太安全环境的关键作用，因而需要更加积极地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国国家领导人完成了对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访问，并借助东亚峰会、亚信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机制性平台，不断巩固和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为了增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互信、逐步化解南海问题对双方全方位合作的负面影响，中国在诸如“981钻井平台事件”等由南海争议引发的危机中始终保持审慎克制态度，使这些危机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同时，通过重点改善同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关系，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南海局势，为继续推进地区合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三）务实发展同美、俄、日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20世纪末至今，中国一直争取同其他地区大国建立起一种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特征也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于2012年2月首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然而，美、日等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不断增强，中国开始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通过更加灵活务实的方法来发展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通过增强同美国政府在海上及空中安全、网络安全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沟通和磋商，尽力防止双方严重安全冲突事件的发生。主席在2015年9月访美期间重点强调中美两国需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原则，说明中国在当前形势下已将对美工作重心从“扩大合作”转向“预防冲突”，两国随后签署的“军事危机通报”和“空中相遇准则”备忘录，以及于该年底达成的《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均体现了这一务实精神。此外，同日本之间，中方也逐渐淡化了过去几年一贯坚持的强硬立场，为2015年11月1日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在中断三年半之后的再次召开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也借助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平台，积极加强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努力构建一个以亚洲内陆地区为中心、非正式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制衡美国拉拢亚太盟友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包围”。2014年5月第四次亚信峰会召开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将同中国一道“积极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架构”， 便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明证。

（四）加大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力度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对外经贸合作中一直强调“互利互惠”原则。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大多数亚太国家，自身也面临着去除过剩产能、促进海外商业活动发展等需要，因而开始主动为亚太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在经济合作中更多采取“合理让利”原则，通过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巩固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

过去三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示欢迎各国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政府也先后提出了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投行等地区合作构想，并主动承担落实这些构想所需的先期投入和主要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亚太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为地区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开展营造一个较为有利的氛围。

（五）积极深化和推广亚太安全新架构理念

为了加快推动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学术界及民间团体举办各种国际性论坛，借助媒体平台加快亚太安全新架构相关理念的对外传播。其中规模较大的除半官方的博鳌亚洲论坛、香山论坛等以外，还有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南京大学主办的“南京论坛”等。仅在2015年，上述四个论坛便分别以“超越冷战思维：新的亚太安全架构”、“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同舟共济：理解、协商、互助”和“共创21世纪的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为主题，就亚太安全秩序、地区安全架构建设面临的条件及路径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使亚太安全新架构理念得以不断充实和有力推广。

上述一系列行动不但标志着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角色正从过去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具体表现为：

首先，中国率先提出一整套亚洲安全观，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提交的《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的基础上，主席在2014年5月21日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升级版”的亚洲安全观。同年11月9日，主席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以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核心的“亚太梦”。这些思想展现了中国积极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愿望，对于地区各国形成“利益相系、义利相融”的共识，在加强合作过程中逐步克服彼此的安全困境，进而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具有非常积极的理念引领作用。

其次，中国坚定支持地区一体化进程，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支撑。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不但持续增加对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覆盖广泛的地区合作平台的投入，也为促进东盟内部的一体化作出积极贡献。多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东盟合作并协助提升东盟各国的能力建设，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发展。 中国还提出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体现了中国为地区安全合作与共同发展奠定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决心。这与美国口头上表示支持东盟共同体发展，却通过外交、安全、经济等手段分化东盟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中国通过积极践行睦邻友好政策，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特别是过去三年来，中国一方面更加坚决地维护领土利益，另一方面大力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通过建设“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行动，不断推进地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日益营造出一个稳定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充分展示了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决心和能力。

三、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设路径

（一）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有利条件

毋庸讳言，在当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以及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地区安全风险上升的形势下，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设之路的确面临着一些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是地区战略互信严重缺乏。虽然目前亚太各国间各种机制性或功能性安全合作仍不断进行，但受历史和现实矛盾的影响，不仅中美、中日等大国间存在着明显的安全困境，就连东盟内部的相互防范心态也相当严重。结果是，除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外，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多局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即使像东盟地区论坛这样覆盖综合安全议题的多边机制，也几乎总是由于各国利益分歧过大而难以在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外，出于对美国撤回安全承诺的担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快军力建设并制定新的安全政策，也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一定负面作用，影响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的建立和发展。

二是东盟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日益衰弱。过去20多年中，为了减轻众多地区小国的疑虑并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一直以东盟为核心，建立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机制。这一“小马拉大车式”的设计在中日韩合作良好、地区一体化共识较高的年代尚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大国战略竞争日趋严重的今天，很难继续推动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为重塑地区领导权，不断阻挠原本进展较好的东盟与中日韩（“东盟+3”）合作进程，尽力制衡甚至排挤中国的地区影响，亚太安全合作的主导角色变得更加模糊，令地区多边安全架构建设举步维艰。

三是一些国家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安全模式（hub-and-spoke approach）”有较高的路径依赖。冷战之后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的确对维持亚太和平与稳定起到很大作用。然而，面对新的地区安全形势，美国并未以开放和演进的心态推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安全体系，而是不断巩固和扩展原来的“辐辏安全模式”，即以原有双边同盟为基础，以同新加坡的战略伙伴关系（“准同盟关系”）为补充，不断扩展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较大心理压力，以及一些国家同中国的争端和利益纠纷逐渐增多，这一模式被认为更加符合这些国家的短期需要。因此，许多国家都希望美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当遇到矛盾纠纷时，这些国家不是通过直接双边协商妥善处理问题，而是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或者诉诸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平台来解决。这种路径依赖心理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严重削弱了各国共同建设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努力。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过程在未来仍有望逐步实现新的进展和突破。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受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及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增长缓慢，“辐辏安全模式”中的盟国及伙伴国愈加怀疑美国主导亚太安全的决心和能力，必将更多投入到地区多边安全架构建设当中。

其次，随着以“不冲突、不对抗”为重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逐渐确立，中美之间虽然矛盾领域增多，但相互包容、增强合作的共识也在不断扩大。当美国战略界普遍在心理上接受和逐渐习惯中国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两国更有望在包容性发展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

再次，亚太国家在建设地区安全新架构上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主席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上关于“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的讲话，唤醒了各国对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倡的“亚洲价值观”的记忆。亚太国家有望更加自觉地树立以自身为核心建设地区安全架构的共识，使其更多反映本地区的特点和利益需求。

最后，现有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基础良好。虽然其中多数平台至今仍主要针对非传统安全议题，但随着地区战略共识和大国协调努力逐渐增强，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综合性和有效性的亚太安全新架构打下基础。

（二）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的根本路径

若没有一套具体可行的实施步骤，任何宏大的构想都难以实现。尤其对于首倡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的中国来讲，为了争取亚太各国的普遍认同，共同推进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需要对其阶段性目标及落实方式和手段进行系统规划。基于对未来各国发展情况及亚太安全态势的评估，可将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分为短、中、长期三个阶段。

一是短期即未来两年的理念推广阶段。未来两年将是亚太大国关系重新整合的关键时期。新一届美国政府极可能通过加强地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建立新的安全与贸易规则等手段，进一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快速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愈加明显，中国同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东海及南海海上安全、朝鲜半岛局势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可能由于相关方擦枪走火而爆发危机；尽管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东盟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选边站队”现象可能延续。

因此，在未来两年内，期待以更多的新政策、新理念来推动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是不现实的。更为理性的态度是，本着高度的战略耐心，在维持地区经济发展势头、防止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的基础上，大力充实和推广亚太安全新架构相关理念，不断巩固和扩大地区共识。关键在于维持中美关系大体稳定。如能在美国新政府进行亚太战略调整期间保持定力，加强对美沟通和政策引导，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促使美国进一步接受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两国在不挑战彼此核心利益的条件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创造更多条件。

二是中期即未来十年的规则塑造阶段。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美“和平竞合（peaceful co-opitation）”态势有望愈加稳固：两国一方面加强彼此的政治、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展开有序竞争；另一方面通过更加密切的安全协商与合作，逐渐确立“不冲突、不对抗、共同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合作管控地区安全风险”的安全互动格局。相应地，亚太地区很可能呈现一种非机制性的“中美协调（Coordination of Two， C2）” 之下的安全秩序，中美通过密切沟通和协商，合作提供主要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由于大国关系改善，外部威胁减轻，东盟有可能不再坚持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但现有的双边及多边地区安全合作平台将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大，在有效管控和减少国家间传统安全分歧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将合作重心转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促进地区各国的能力建设上。在此阶段，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和发展困境有望逐渐取代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地区安全面对的首要问题。换句话说，到2025年前后，地区总体和平有望基本实现，但地区安全问题仍不容乐观。

在地区各国对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的基本方向形成较高认同之后，应通过巩固和扩大现有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平台，加强各国的政策协调与功能性合作，进一步提升地区战略互信，不断塑造共同的安全规则。关键在于以“中美协调”为基础，共同促进亚太各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形成一致的解决思路。若想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扩大经贸合作和安全沟通是不够的，还需要各方在参与地区多边合作的过程中一道推动地区安全制度建设。可以先从争议较小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做起，逐步达成更加公正合理、具体有效的地区多边合作规则和行为规范，根据地区实际需要决定共同行动议程，确保合作取得切实成果，为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建立共同规则奠定基础。

三是长期即未来十年之后的安全共同体建设阶段。在2025年之后，在全球化持续深入进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由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稳步发展，各层面各领域合作平台运转良好，亚太地区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和平、发展最稳定的地区。一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可能彻底取代国家间冲突及传统安全挑战，成为地区各国共同面对的根本威胁。地区安全问题将更多同全球安全与发展议题结合起来。尽管地区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能为迅速有效地处理具体安全议题提供较好平台，但仍缺乏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多层次的、为各类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合作机制。

在此阶段，地区各国应逐渐将原有的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亚太安全共同体，使之成为一个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多层次、多领域、机构化、执行力强的多边合作组织。其中关键在于从思想和机制上改变各国对原有双边安全同盟或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依赖，在各国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从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的核心机构做起，逐渐将原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整合到新的多边合作框架中，使各层面、各领域的安全合作更好地发挥彼此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发展；和平崛起；外部环境塑造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28－04

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总是在驾驭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挫败的教训都表明，只有善于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机遇，趋利避害，才有可能实现崛起的目标。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其复杂性和多变性，都是远远地“超越历史”的。如何把握这一进程中所蕴含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不以武力挑战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秩序，而是以和平手段实现自身的崛起，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一、构建成熟稳健的中美关系，减少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阻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许多重大国际事务的发展。“9・11”事件后中美关系逐渐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成为一种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美国对华采取了既合作又防范、既接触又遏制的基本政策。美国目前的“对冲战略”，即对中国“两边下注”的做法，一方面是希望把中国塑造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要防范中国实力壮大后威胁美国的主导地位，故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成熟稳健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步发展。

1．建立健全双边合作机制，加强双方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的脆弱性表现在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上，尤其是美国虽然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确定。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历史文化等方面都与美国存在差异，增添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不信任。它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并危及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危害美国的利益，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缺乏信任会大大增加中美两国交往的成本，因此中美双方应建立健全双边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首脑定期互访机制、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安全合作协调机制、经贸争议和纠纷解决机制、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等，尤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要建立信任措施机制。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一直落后于两国的整体关系的发展，两国军事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中美军事关系的冷战状态一直没有根本摆脱，军事关系的落后造成了双方互信不足，这已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因此，要加大力度建立两国间的军事信任机制，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要探讨如何通过增进军事技术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2．寻求扩大相互利益的汇合点，使双方分歧最小化

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已经稳定，但两国还将存在较长的磨合阶段。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美国将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视为其霸权体系的潜在挑战者，中国应积极加强与美国的交往与合作，以发展的眼光拓展合作领域，增加利益交汇点，不断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通过交往和沟通增加信任，减少美国对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通过合作，巩固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的范围与空间，理智应对美国的“接触+遏制”战略。在国家利益层次上，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关系错综复杂，但总体上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不仅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的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发挥建设性的全球领导作用和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以“负责任”的姿态在国际上行事。

中美关系的好坏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平稳发展，减少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阻力。无论中美关系的基本状况如何，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就要争取通过尽可能建设、维护和发展中美协调性关系来防止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巨大阻力或风险。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探索如何与美国竞争共生，将形成一份后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长期繁荣共处的历史性的国际政治遗产。

二、加强睦邻友好与区域合作，形成和平崛起的地区依托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以牺牲周边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国际条件，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宽广平台。我国周边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聚集在我国周围；我国在历史上同其他国家的一些恩怨和摩擦仍在影响我周边安全；同时我周边又是各大国利益交汇地，使得我周边环境更为复杂。我们的和平崛起就要与周边国家以周边振兴互为战略依托，因此，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

1．睦邻：增进了解与信任，加强周边国对中国的认同感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在各个领域的相互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不仅十分注意将睦邻政策的许多友好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非常理解周边邻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持有的复杂心态。中国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促使中国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尤其是需要从政策实践而不仅仅从口头上解决和消除“中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反复强调要“以邻为伴”、“以邻为友”，而不能“以邻为壑”。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形成一个共发展、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其国际凝聚力在周边不断提升，周边国家也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周边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关注中国，这种关注和它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密切相关。

2．安邻：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要“有所作为”

亚太地区是一个矛盾与冲突比较多的地区，有些矛盾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爆炸性。因此，我们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要“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地区的危机，努力保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只有不断地加强这种手段，保持必要的“有效威慑”，才能确保中国顺利的和平崛起。我们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地区安全的维护，以保障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第一，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战略依托，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 稳定，稳定中日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第二，军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必须积极投身于新军事革命。第三，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

3．富邻：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共同体建设。形成一个地区经济依托

近几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了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提升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水平，充实和扩展了合作的领域。中国与东北亚建立合作机制，同时还要开辟同南亚各国合作的新渠道。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将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经济发动机”，不断带动亚洲的经济繁荣发展，同时周边国家也可以分享中国和平崛起所带来的红利，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中国以经济合作带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强调与周边合作战略利益的长远性，加强周边经济区域的塑造，逐步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战略带和战略纵深区域。

实施“睦邻、安邻、富邻”战略，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共赢，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终极目标，也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地区依托。

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和途径与传统大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主要依靠和平融入国际机制而并非现有体制。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中国除了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还必须建设性的融入和塑造世界秩序。

1．积极全面参与国际机制。主动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

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必然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机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融入、改造、完善国际机制的过程相辅相成。首先，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主导大国利益协调的结果，主要反映了主导国家的利益，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比如说中国为复关、人世所做出的10多年努力足可以证明。其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中国更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机制中去。再次，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是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机制，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促使国际机制更为合理、合法、民主、兼顾效率与公平；参与新国际机制的制定，主动促成积极性国际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决策；适时承担一个主导国的角色。这个战略选择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角色：在当前充当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国；争取在未来的适当时机充当一般主导国。需要说明的是，争取一般主导国的地位将是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其目的是更好地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推动世界民主化、多极化的进程，而不是放弃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准则，甚或追逐一己私利。

2．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

我们在融入国际机制的同时，要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使之成为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渠道。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中国应根据客观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即提高我们的议程创设能力，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创造条件，同时促进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具体地讲，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使得现有国际机制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谋划创造适宜的国际空间；在国际机制体系内寻找共同利益，以打破“中国威胁”谬论，澄清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误解，稳定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预期，消除对中国发展的担忧，防止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促使中国外交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思想的魅力和建设性建议，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责任；在国际机制体系内维护中国的和领土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振兴；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依归，对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进程做出贡献。

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机制安排，无论是从和平崛起的国家利益还是从国际责任考虑，中国都应该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设计、完善和发展，使之具有“中国因素”，为2l世纪的中国谋得有利的国际地位，为国际机制的民主化、合理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和平崛起的舆论环境

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些疑虑和担忧，各种“中国”甚嚣尘上，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影响，塑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关键要立足于自身形象的塑造，其次要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营造和平崛起的舆论环境。

1．加强自身形象的塑造，展示中国良好的大国风范

首先，大力宣传和平发展理念，塑造和平大国的形象。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反映和张扬了中国所坚持的如下政治理念：主动融人世界和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选择；协商与合作是中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首要行为方式；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既符合中国强调内部稳定的思路，也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大力宣传和平的发展理念，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还要在实践上向世界作出证明：中国派出多批次的人员进行世界范围的维和，对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也付出很大的努力。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有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中国追求和平崛起，应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总特征。

其次，展示中国良好的大国风范，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充分考量一个国际责任的国际道义、自身能力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中国勇于承担那些符合国际正义或是众望所归、将会带来长远利益的国际责任；尽可能多地积极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尽可能广泛地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全面地遵循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准则；在不牺牲中国根本利益和中国外交根本的自主性质的前提下，多同其他大国协调处理有关国际问题，尽可能使之形成中国好对话、负责任的形象，并且逐渐发 展出较大的对华认同感。同时，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时，我们始终奉行理性审慎的原则，切实地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形象的塑造既不锋芒毕露或趾高气扬，也不过于过分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弱；我们避免为了谋求短期的、局部的、非核心的利益而过多地对外承担责任，既分散用于国家建设的资源和精力，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又给“中国”以口实，加剧困扰自己的“安全两难”，恶化国家的周边和国际安全形势。

2．消除“中国”的负面影响，营造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9

传承研究的意义从学术价值方面看，进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则可以创拓出跨境民族文化学，进而开拓出跨境民族学学科，实现学科的突破与创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是国家跨境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民族问题历来关系到国家周边地区稳定和邻国间的合作与交往，因此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方面;跨境民族文化传承还与国家文化安全密切相关。当前，随着时代和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东北边境东部的朝鲜族已经受到韩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许多朝鲜族青年已经流向韩国，韩国的文化早已越过鸭绿江，以韩流的态势流入东北甚至全中国;而在东北边境的北部，俄罗斯文化正跨过黑龙江向南蔓延，而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东北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向俄罗斯流动和推进;在东北边境的西北部，我国的蒙古族文化凭借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正极大地影响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与此同时，跨东北边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其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如何使东北跨境民族文化在时代潮流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和发展，使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不至于在这种潮流中被淹没甚至冲刷殆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挑战。当前，中国与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邻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民族关系和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纷繁复杂，在面对和解决这些关系与问题的过程中，国家急需文化方面的参考和学术支持。因此，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不仅仅是传承保护和开发东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扩展其发展区域的问题，同时也应该是国家跨境国际文化合作发展的重要课题，以及国家文化边疆建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拓深到东北跨境民族发展与国家文化边疆建设领域，是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

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空白状态

跨境民族研究目前还没有较多的文献积累和高层次研究论文，迄今为止知网收录的有关跨境民族研究论文只有170多篇，且大多是关于中国西南跨境民族的研究，东北跨境民族问题研究基本空缺，较大规模的跨境民族研究会议也只在21世纪初举行过两次。代表性论著方面:方铁、张锦鹏在《论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传统》(2004)中，提出西南边疆跨境民族众多，本民族文化保持相对完整，并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葛公尚2006年9月出版专著《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主要讨论时代背景与跨界民族发展问题;张兴堂2008年2期撰文《论跨界民族与我国国家安全》认为，加强跨界民族研究，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关于跨境民族文化问题，学界较多的是对西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关注，而东北跨境民族的研究和阐释还多为空白。魏道俊、黄江在《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2011)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多跨境民族的国家，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深入探讨跨境民族问题，对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1年3月9日广西新闻网访问周光大教授，以《重视跨境民族发展推进和谐边境建设》为题，指出深入研究广西与东南亚的跨国民族关系，为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边境，是党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精神的体现;2012年6月19日云南网发表《河口县推进中越跨境民族文化建设繁荣边境文化》，关注中越文化交流，认为跨境的民族可以在文化方面实现水融。具体到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学术成果，目前极少见到。

当前关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研究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及其作用。曹能秀、王凌(2007)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目标，主要是使学生在了解和掌握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井祥贵(2011)提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民族教育肩负着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双重使命，找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平衡点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少数民族及其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二是从政策角度探讨民族文化传承。汪春燕(2006)认为，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关系为切入点，可以显见出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温开照(2007)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具体要通过寻找文化与经济的契合点促使文化发展，同时加强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与宣传来进行;［赵鹏程、徐琴(2005)提出，在认清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应遵循保护、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产业化开发。王欣欣、袁美(2010)提出，需要运用城市化视野去认识和理解对河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唐德彪和卢家鑫(2008)分别论述了民族文化资源化问题、原生态民族文化及其旅游开发的均衡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旅游开发产生的民族文化变迁因素;张晓宇(2011)认为，要加强旅游业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注重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以特色文化造就和哺育民族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健康发展。综上所述，学界在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尽管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但是关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尤其是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还甚少。

三、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在一个几近空白的领域里展开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文献调研、搜集与整理。因此，系统地总结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收集、整理及研究成果，形成文献资料汇编是推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规划和提出实地考察和调研的内容与路线。因此，推进该领域研究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由文献搜集和实地考察、调研搜集到的所有的关于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资料和信息将作为分析对比和进一步实施的基础，在现状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探索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其次，要实现通过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创建新的民族文化载体和创新性产业园区;设计并规划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新载体和创新性民族文化产业园区，为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操作性平台，以及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新领域。在具体研究上，应该分别推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成果集成与文献资料汇编、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生态考察与研究、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载体创新工程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理论建设，以及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五方面研究，通过这五个方面研究的互相支持和整合，最终形成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

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拟主要采用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获取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生态的数据信息、文献资料和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各跨境民族文化资源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展开研究和分析，按照产业竞争力原理、不均衡的要素结构是不利于竞争力系统的持续发展和提升等理论方法，采用竞争力均衡度分析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和量化评价，以此作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然后运用战略学、民族学、旅游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创意产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或体系，以及其他与文化传承相关的理论，对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原则、目标、体系和空间布局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进行分层次和分类别的研究，同时进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在具体方法上，将运用文献查阅、搜集和整理，田野调查，统计样本和数据挖掘，以及文化产业战略设计等方法。通过上述的研究设计和构思，可以实现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创新与突破。目前，在跨境民族问题处理和文化传承实践方面，国家还没有较大区域的可资借鉴的成功先例，只提出一定的操作原则，即要求尊重相关国家的，维持现有政治疆界，妥善处理两国跨境民族间以及两国间的政治、文化关系，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建立相关的科学研究机构，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安全。同时，学术界目前还极少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研究成果，缺少理论方面的借鉴和启发。因此，该课题的研究面临着许多需要突破与创新的内容和领域。按照既有的研究原则，即将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战略建立在深入、较全面的文献调研和现状调查及相关数据和相关情况的分析比较基础上提出，在保护和传承东北少数民族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以及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应该通过新的民族文化载体建构和创新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来实现。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或领域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学术空间，也是一个实践战略课题。通过整合与发掘东北跨境民族文化资源，利用新学科理论和知识方法创制新民族文化载体，建构创新性文化产业园区，从而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是创建跨境民族文化学。

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

研究的平台建构在操作层面，要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目标，科学的方式是搭建独立的研究平台。该平台可以借助2011年教育部号召的“协同创新中心”模式进行构建，称之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从国家发展和战略的层面看，构建该中心首先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意义。2005年，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和内乱。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相当活跃，它们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加强东北跨境民族研究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迟缓。由于跨境民族与国境线相连，鉴于这样的特点，跨境民族问题具有更强烈的国际性和政治性。因此，我国边疆跨界民族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关系。它常常与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的跨境民族关系本身就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从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有很多都包含着跨境民族的因素。因而，加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并因此构建较大的研究平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梳理我国周边安全中的跨境民族元素构成，这对于保持和维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为我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对开拓我国周边文化外交新思路意义重大。此外，构建该中心也具有丰富民族理论体系的意义。冷战结束后，跨境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世界局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东北跨境民族地区正在成为新的国际热点。没有科学的跨境民族理论做指导，不利于对东北跨境民族现象进行分析和解决东北跨境民族问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构建高层次科研平台，认真研究东北跨境民族和跨境民族问题，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理论体系，对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新领域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具有很大意义。在具体的平台构建中，应坚持研究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的原则。

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构建三大创新体制机制:一是管理体制。实行中心指导下的理事会制度，负责指导不同时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对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给予支持。二是遵循“任务驱动、平台支撑、资源共享”的运行机制，突出中心原始创新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促进人才、资源与成果的共享，造就领军人物与创新团队，提升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能力。三是全面开放机制。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应展开多层次交流，协同开展项目合作。面向中心所涉及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不限定身份，不固化单位，人员可进可出，只要具备协同创新基础、具有突出的创新思路、能够解决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领域重大问题的单位或机构均可加盟中心。同时，广泛汇聚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及国际社会的力量，扩展协同创新体，构建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解决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东北文化边疆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成立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协商与决策，制定科学的总体发展路线，明确创新体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实现开放共享、持续发展;在人员聘用方面，协同创新中心应该以项目任务为目标，增强对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造就协同创新的领军人才与团队，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10

关键词：域外大国；地缘影响力；南海；演变；介入程度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理论基础

地缘，即地理环境关系的简称[1]。具体包括地理的因果关系、地理的边际关系和地理的战略关系[2]。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距离等地缘要素产生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地缘文化等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3]。其中，地缘要素决定着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威胁，以及它们在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4]。

影响力一般指用一种为别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思想和行动的能力[5]。在地缘理论中，这种影响是由国家实力与相互依赖关系综合作用产生的，并受到空间距离的制约。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无形中形成了彼此依赖的权力，即相互依赖力。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以影响其它问题，而弱势的一方就由依赖转化为依附[6]。地缘影响力通常被定义为：一定地域内，受空间距离约束，由硬实力、软实力和相互依赖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作用的能力[7]。

南海地区，或南海周边是指由北向东而南至西共六个沿海国，即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8]。大国是世界地缘战略格局的基本力量，它们之间的实力消长和利益变化关系，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基本概貌[1]。本文所研究的南海地区大国主要是指具有强大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且直接介入或对南海争端形势走向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五个大国。我们在研究大国对南海周边国家地缘影响力时，将中国与域外大国之间进行对比分析，而南海周边国家则是除中国在外其他五国。本文借鉴地缘影响力概念基础上，对近20年来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五个大国对南海周边五国产生作用能力的大小进行量化，对比分析了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介入程度，剖析了当前南海争端现状。

2 地缘影响力的评估方法

2.1 模型的构建

20世纪40年代，西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将物理学中的“位势”概念移植到相关区位问题的分析，建立起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区位势”模型[9]。一个地方的区位势表现为周边所有地方对它影响的总和，反映的是区位与区域系统内在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的机遇或概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Vi=■pjexp（-？茁rij） （1）

式中：Vi即为地方i的区位势；pj表示围绕地方i的其他地方j区位要素供应量，一般采用人口规模指标，此外，还可以用商业零售额、就业机会数、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等其他替代指标；rij为两地间距离，？茁为距离摩擦指数[10]。

王淑芳在区位势概念基础上，率先提出地缘影响力概念，并构建地缘影响力模型[11]，即：

Pi=（Hj+Sj+Mj）e-rij （2）

式中：Pi表示某国在另一国或地区i的地缘影响力；Hj表示j国的硬实力；Sj表示j国的软实力；Mj表示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中j国获得的权力。rij表示某一国家j到i地区的物理距离与友好距离形成的综合距离。

在借鉴该地缘影响力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仍有可改进和突破的地方。首先，该模型默认了硬实力、软实力及相互依赖力具有相同的比重。硬实力是国家形成强大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是形成软实力与相互依赖力的基础要素。软实力是国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相互依赖力是国家竞争中获得的权利。三者在地缘影响力评估中应具备不同的权重，本文认为硬实力>软实力>相互依赖力。其次，该模型对综合距离的考量还不够全面。实力随着距离增加而削弱，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实力的强度[12]。然而，随着国家战略调整，科学技术水平发展，装备性能不断提升，跨越海洋、登陆岛礁、潜入海底等突破空间地理限制的能力大大加强，距离的地缘政治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即距离应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呈阶段性变化的动态变量。因此，本文认为地缘影响力模型应修改为：

Pi=（？琢Hj+？茁Sj+？酌Mj）e-？啄jrij （3）

式中，？琢、？茁、？酌分别表示为硬实力Hj、软实力Sj、相互依赖力Mj的权重，？啄j表示为j国到i地区的距离变化因子，受到国家间友好P系、装备发展、国家战略等方面因素影响，rij表示某一国家j到i地区的物理距离。该地缘影响力公式表明，一国在特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受4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国家各种实力大小；二是各种实力权重大小；三是国家到特定地区物理距离远近；四是物理距离变化因子。

2.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地缘影响力指标构成要素中涉及到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及国家间相互依赖力。参考克莱因国力方程和文献11的指标选取基础上，我们将硬实力划分为基本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而软实力则重在选择对外吸引力和对外辐射力指标[13]。国家间相互依赖力则采用贸易依赖力和投资依赖力来表达。按照层次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构成如图1所示的指标体系。

本文在查询大量统计资料和官方网站的基础上，搜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01年～2014年》；《东盟统计年鉴2006年～2013年》；《中国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2014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1994年～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1994年～2014年》；《SIPRI年鉴2015―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The Russian Federation ODA. National Report》；《All IndiaSurveyon Higher Education》；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世界银行官网；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中国商务部网站；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美国开放门户报告》；美国商务部网站；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贸易部门网站；日本统计局官网；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官网；印度商务部网站等。

2.3 数据的处理

参照克莱因综合国力方程，采取两两指标比较的权重判别分析方法，通过专家打分、经验判断方式对指标间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并赋予不同的权重。

首先，将硬实力Hj、软实力Sj、相互依赖力Mj的权重？琢、？茁、？酌分别赋值为1/2、3/10和1/5。即：

Pi=（■Hj+■Sj+■Mj）e-？啄jrij （4）

其次，对硬实力Hj的子指标基本实力A1j，经济实力A2j，军事实力A3j，科技实力A4j设置不同权重，分别为1/5、2/5、3/10和1/10。即：

Hj=■A1j+■A2j+■A3j+■A4j （5）

再次，对软实力Sj的子指标对外吸引力B1j和对外辐射力B2j，设置相同的权重大小。即：

Sj=■B1j+■B2j （6）

最后，计算国家间相互依赖下的权力大小。相互依赖形成取决于一国对另一国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双方贸易关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14]。其测度公式为：

Mj=？渍j-？渍ji+Iji （7）

式中Mj表示在不对称依赖中j国获得的权力；？渍j表示j国的贸易总额；？渍ji表示j国与i国之间的贸易额；Iji表示j国对i国的直接投资总额。

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军事同盟数量、军事基地的部署，使其能够迅速在全球集中大量军力，影响到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假定美国到南海诸国距离变化因子？啄j恒为1，则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四个大国在近20年的历程中距离变化因子？啄j是不断变化的，用1-5取值来计算其他四个大国的距离变化因子。而物理距离r我们取为两国首都之间的球面距离，则：

r=R×arccos[cos？茁1cos？茁2cos（？琢1-？琢2）+sin？茁1sin？茁2] （8）

式中R表示球面半径，？琢、？茁分别表示两国首都的经度坐标和纬度坐标。

我们通过计算大国与各国的相互依赖力之和，来计算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实力；通过取南海五国的首都的质心位置，来计算大国到质心的距离，进而计算大国对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

在构建的地缘影响力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每个指标的物理意义不同，需要对数据初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所选指标与地缘影响力均具有正相关性。在确定各指标最大值Xjmax，最小值Xjmin后，选择如下公式对各指标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X■■=■ （9）

分别测算出硬实力、软实力和相互依赖力形成的综合权力，再考虑综合距离与距离变化因子，得出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值。

3 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测算分析

根据测算的地缘影响力结果，我们首先深入分析了近20年大国对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演变；其次对比分析了2013年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

3.1 大国对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历史演变

通过实力的综合及距离的处理，我们得到近20年来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趋势图，如图2所示，大致分为3阶段。

第一阶段（1994年～2003年），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保持相对稳定。这一时期，冷战刚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无论在GDP大小、军费开支的投入，科技、文化的吸引力方面，还是在与南海国家贸易、投资额数量方面，都保持绝对优势，这也使得美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日本以其经济、科技优势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的经贸投入，使其保持对南海地区第二位的地缘影响力。中国凭借地理优势及经济发展的快车，对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逐步追赶日本。印度及俄罗斯受限于地理及自身综合实力的不强影响，其地缘影响力也相对较弱。

第二阶段（2004年～2009年），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均有较快增长。这一时期，美国仍然处于领跑优势，但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战略重心向反恐的偏移以及国际霸权主义的形象，使其对南海周边地缘影响力增速由快减缓。中国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影响力逐年上升，有赶超美国之势。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与南海周边国家贸易、投资额也有所下降，其影响力增速也所放缓。印度作为金砖国家成员，经济发展迅速，军事实力显著提高，东向战略使其逐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在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其对南海周边国家的地缘影响力与日本不相上下。俄罗斯尽管在军售方面与南海周边国家联系较多，但受制于地理因素以及战略重心的西偏，导致其地缘影响力上升速度较慢。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下，大国影响力均略有波动。

第三阶段（2010年～2013年），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呈现不同的态势。美国随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行，在南海周边的战略布势逐渐增强，经济也有所复苏，企图在亚太地区构建TPP协议，拉拢东南亚国家，地缘影响力也显著增强。该阶段中国经济实力已赶超日本，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日益增多，相互依赖力明显大于其他大国，对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已赶超美国。日本逐步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印度加快东进战略的步伐，两国均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技术、防务等合作，地缘影响力有所增强。俄罗斯通过增加军售、输出石油勘探技术等手段，增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也有所增加。

3.2 当前大国对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对比

取2013年大对南海周边国家地缘影响力的大小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所示，得到以下结果：

从每个大国角度看，中国对越南地缘影响力较大；对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影响力一般；对印度尼西亚影响相对较弱。美国对菲律宾、越南地缘影响力较大；对文莱、马来西亚、印尼影响力一般。日本凭经济优势对马来西亚、印尼地缘影响力较大；对越南、菲律宾影响一般；对文莱影响较弱。印度对越南地缘影响力较大；对印尼、文莱影响力一般；对马来西亚、菲律宾影响力较弱。俄罗斯对越南地缘影响力较大，对印尼影响力次之，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相差不大。

从南海周边国家角度看，大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已经形成以中国、美国为主导，日本、印度次之，俄罗斯较弱的态势。中国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对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长期效应已经远远超过区域外的美国。美国把南海问题视为其“重返亚太”战略的着力点，积极强化与越、菲、马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经济联系。日本与印度试图借助美国分上一杯羹。日本借干预南海争端在中日东海争端中向中国施压。印度实施“向东看”战略，试图将南海争端作为遏制对华战略的一个支点。俄罗斯以向域内国家出售军火为切入口，不断增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但相对于其他大国，其影响力还较弱。

4 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地缘影响力指标体系与数学模型的构建，分别从历史与现状出发，测算出五个大国对南海周边五国以及整个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时空演变，对比分析了当前大国对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影响力大小，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与思考：

（1）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基本上呈逐年提升态势，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①从域外看，不仅有大国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影响，还有全球化发展促使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原因。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逐渐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等方面的互动日益增强。这也使得大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国与国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形成的相互依赖力也相应增加。在全球化的推进下，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逐渐增强。

②从域内看，南海周边国家积极引入域外大国，制衡中国的影响。首先，随着中国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显著提升，西方学者和媒体鼓噪下的“中国”甚嚣尘上，南海周边国家担忧情绪有所增加，积极引入美、日等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崛起造成的地缘战略压力。其次，越、菲等国极力诱导美、日等国的涉入，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多边化、国际化。这些域外大国在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下，积极迎合南海周边国家的需求，试图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这些正是域外大国地缘影响力稳步上升的原因。

（2）对当前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分级有助于指导我国对外战略决策。

①大国对南海周边国家地缘影响力的分级，有助于指导我国与域内国家关系的发展。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域外大国对越南、菲律宾的影响较强，对马来西亚影响一般，对文莱、印尼影响较弱。而对南海的侵占和掠夺最为严重的越、菲两国，始终扮演着南海争端中挑衅者的角色，更加渴望得到域外大国的支持。我国应针对这一现状，对南海争端国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政策。积极发展受大国影响力较弱国家的关系，如印尼、文莱；争取受域外大国影响一般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影响少数挑衅争端国如越南、菲律宾。在确保中国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促进南海局势稳定。

②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分级，有助于我国更加准确地把握与域外大国的关系。首先要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美在军事、政治等领域的交流，促进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良性互动，照顾彼此在南海地区的关切利益，确保南海航行安全与自由，减少战略猜疑和误判。其次要处理好与日、印的关系。两国均与我有领土之争，他们一方面欲借插手南海端在中日东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于欲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我国应妥善处理分歧，降低冲突风险。最后增强与俄友好关系。中俄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中国应在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与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换取俄在南海问题上配合中国的立场。

本文在对王淑芳副教授的地缘影响力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算了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分析了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剖析了当前南海局势，为我国南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辅助支持。但是在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指标体系权重赋值的科学性、距离变化因子的取值合理性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本文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对学术界以定量方式研究南海问题打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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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erospace Surveying and Mappping Satellite Center，Beijing 102100，China；2.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