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16:56:46

中国经济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1

1.1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难度大

由于我国国土资源面积辽阔,能源和资源的储量丰富,所以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资源节约的重要性,一直以来都采用粗放型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正在逐渐显现,资源过度浪费导致我国正面临着能源储备量不足的危机,虽然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要想在短期内有较为根本的转变具有很大难度。

1.2煤炭能源的消耗量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煤炭资源作为主要的能源供给来源,这是由于在煤炭能源在我国分布面积较为广泛且具有充足的储量。煤炭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会导致碳排放量过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是引发温室效应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尝试改变工业生产的能源结构,开发更加新型的环保能源,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天然气资源。但由于新型能源的使用成本在近年来有不断抬头的趋势,较煤炭能源不具有成本优势,因此,煤炭的主导地位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1.3产业生产结构的制约

在全球化经济合作中,我国的贸易输出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为主,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制造通常都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带来巨额的环境成本,这不但降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还会直接加重对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

1.4低碳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技术水平较为落后是制约我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因素。要想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依托,而我国在工业生产方面,往往只致力于如何依靠能源的消耗来实现产量的增长,而对技术研发不够重视,导致我国在新能源开发和新型生产技术研发方面还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也制约了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

2转型优势分析

2.1发挥空间大,转型效果明显

由于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转型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较其他国家而言就具备更为明显的发挥空间。传统的粗放型,高耗能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世界同行业领域相比较,工业生产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都高出许多,因此,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降低产品的能耗,其低碳转型效果则会更加明显。

2.2先天性能源优势

我国能源种类众多,除了传统的煤炭资源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环保清洁能源,因此,可以通过对清洁能源的利用来实现低碳转型的目的。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就可以借助自然资源来达到工业生产目标,而同时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2.3技术合作潜力大

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比如,在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高参数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中国仍不太成熟;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氢能技术等,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领域,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车的相关技术等,还处于探索阶段;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也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

3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3.1坚持国家利益,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不仅要考虑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因素,更要考虑现代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尤其是高碳产品出口引起的碳排放问题。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客观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为由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买单,从而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同时,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中,要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对技术和项目严格把关,并准确核算减排成本,增强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洁发展机制等项目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3.2改变落后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从根本上转变对于低碳发展方式的认识,积极的参与低碳减排行动,实现最佳减排效果。首先,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低碳发展模式推广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并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充分认识到低碳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各方面长期的坚持和共同努力,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抱枕转型效果。其次,还要重视人们的配合,要逐渐转变人们对于低碳转型重要性的认识,使人人都能参与到低碳减排的行列中来。

3.3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2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四)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3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主权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威胁论”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

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二、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

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反华势力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苏东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三、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

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性服务,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四、小结:今后中国经济“走出去”要稳扎稳打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宏观调控中国经济

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同意,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或者说增长时期。其实,本轮增长周期早在2000年已经启动,其标志之一,即是驱动目前这一轮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在当年已先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拉动当年经济增长一举进入8%的增长通道。只是因为2001年遭遇世界经济“互联网萧条”的打击,中国经济出口受阻,上行态势才受到影响,但不料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本轮周期的怀疑和争议。2001年,中国加入WTO,汽车生产和消费被引爆,加入到房地产、城市化等牵引的增长合唱之中。2003年,即使遭遇SARS冲击,中国经济仍奋力达到出人意料的9.1%的高速增长,至此才平息了中国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争议。对此,中央文件承认,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行期。

问题在于,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于上行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判断各异,特别是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焦点,争论激烈,进而影响政策的出台。可以说,不同的形势判断将导致不同的调控政策,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轮经济的走势,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

正如国务院领导所公开表态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重要关口。对于处在重要关口、徘徊于政策调控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冷静的回顾、反思和前瞻,而把握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这一关键则是把握当前宏观经济态势,合理出台宏观政策的要旨所在。

一、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究竟是否过热?

未来中国经济究竟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为主要趋势?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转型,是应该实施紧缩政策还是顺其自然?自2003年3月以来,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在国内经济界已持续一年。不妨梳理一下有关各派观点。

剔除“左中右”的意识形态色彩,借用其作学术观点的分类,则当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至少有左中右三派的判断。左派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中间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尚未过热,或至多只存在过热的迹象、苗头,或者只有局部过热;右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过热,甚至存在陷于通货紧缩的危险。

持左派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有樊纲、吴敬琏、许小年等。其中樊纲是最叫预警中国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旦遇到了“生产资料瓶颈”,就说明它至少已经接近潜力的充分运用了,如果非要超越,就是过热。樊纲举出了两条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证据,一是物价的上升,二是投资增长过快,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已是历史之最。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的趋势,他指出,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比如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上涨,早晚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去,因此中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吴敬琏也坚定地认为经济过热,并对通货膨胀表示忧虑。但是,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他的观点与樊纲不同。在他看来,经济过热并不会导致物价同步上涨,通货膨胀会滞后一阶段才抬头。另外,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物价,但也是通货膨胀泛滥的信号,值得警惕。许小年坚持“经济已经过热”的论断,其观点的独特之处是不仅指出投资过热是过热根源,而且同时指出投资效率低下将使增长难以为继。在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问题上,他否定过热会导致价格上升。他提出,由于消费增长缓慢,投资拉动的“过热”只是引发生产资料等中间产品紧缺和价格上升,而消费物价指数也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对此他称之为“没有温度的高烧”。他还警告,高速的投资增长将使得通货紧缩时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需求上升没有导致价格的上升”,中国存在重新走入通缩的危险。

持右派观点的也聚集着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厉以宁、刘国光、萧灼基以及宋国青、胡祖六等。厉以宁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在健康轨道中运转,而且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勿轻言经济过热。刘国光认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过热现象,如银行贷款过多,钢材、水泥等行业很热,但与总体过热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9.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现实增长率正向潜在增长率提升,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萧灼基从六个方面否认中国经济过热:第一,2003年虽然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如果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比较,则是正常的。第二,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但未能充分释放,2003年增长幅度较高,是这种潜在能力逐步释放的表现。第三,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房地产、汽车、钢材和电子信息产业的高增长,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世界经济的回升,2003年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出口贸易增长32%,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国外投资大量增加,2002-2003年,居民存款增加3万亿元,利用外资1050亿美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第六,看待经济增长是否过热,最根本是看与增长关系密切的重要指标是否正常,而目前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是正常的。而宋国青则明确否定当前经济过热,认为原来的基数很低,一年的高速增长并不说明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增速持续两三年,那么可以认为是过热了。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宋国青认为,目前的这一波经济增长过程,短期来看是受投资拉动。投资先行一步,工资却还没有追上来,但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时滞,不需多久,情况就会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走出通货紧缩的基础”,即将出现“宏观反转”。但是,宋国青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政府调控不当导致通货紧缩回归的可能,虽然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回到负数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央行收缩信贷,并采用其他4项政策,即提高汇率、减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资优惠、减少财政赤字,那中国就没有什么通胀不通胀的问题。胡祖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均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达到10%左右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但胡祖六同时强调,政府应当警惕经济可能出现的局部过热。由于目前国内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有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信贷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急剧增加,一旦房地产价格有所调整,将对银行体系乃至宏观经济造成风险。此外,由于国内外汽车厂商大幅增加对国内汽车业的投资,有可能造成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虽然汽车需求也在上升,还是有可能引发汽车工业的投资泡沫。

在官方看法中,对通货膨胀直接负责的央行对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最为敏感,为此,央行及其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以及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示了警告。央行在2003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坦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需要密切关注”,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行业盲目重复建设,能源交通出现了多年少有的瓶颈制约,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央行行长周小川则一再警告物价上升过快。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他继续此前的判断,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很明显,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判断与央行仍有明显差异。例如,国家统计局邱晓华、姚景源等统计局官员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基础”。根据姚景源的判断,目前国民经济运行的高速增长,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所以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目前没有必要探讨是否过热的问题。在最近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预备会上,姚景源还提出要对通货紧缩予以关注。他分析,中国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扬并不具有可持续性,2004年中国在防范通货膨胀风险的同时,不能放弃对通货紧缩的关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目前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正逐渐增强,这是宏观经济向合理增长区间回归的表现,并不存在经济过热趋势,仍然要坚持积极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大多数的观点是在中间。其中林毅夫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表面上,林毅夫赞成经济过热的判断,实质上强调的却是“投资,现在是需求,将来是供给,应该警惕潜在通缩”,即不是担忧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而是担忧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反转。事实上,林毅夫并不认为中国目前已出现了堪忧的通货膨胀,因为食品价格很快会恢复正常。和樊纲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林毅夫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仍然未充分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而通货膨胀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他认为,宏观经济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倘若2003年以来的投资热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国就会像1992年至1996年投资过度扩张那样,一二年后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困境将会雪上加霜。因此,林毅夫给出的政策建议丝毫未提到通货膨胀,而是“今年的经济工作既要谨防局部投资过热,也要继续防治通货紧缩。”

如果动态地观察各派的争论,也会发现:一是在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上,争执在弱化,共识在达成,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整体有过热之嫌或至少局部过热,尤其是对投资的极速增长普遍表示忧虑。二是就通货膨胀是否会重现的问题,共识在弱化而争执在抬头,但始终坚持严重通货膨胀将降临的学者仍然鲜见。三是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看法差距并不大。大抵判断过热的经济学家与判断经济增长健康的经济学家都认为9%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水平。

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它攻城掠地,不断地侵吞别的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领地,因而获得了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经济学的非科学性也在不断地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政策主张常常莫衷一是。在当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上,可以说最清晰不过地展现了这一现象。

二、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

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是否过热”以及物价走势问题上纠缠不清,是因为缺乏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或者不是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谈论问题。一些学者强调的是投资、贷款、货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却举证失业率、商品零售额、消费物价等数据。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没有身体接触的交锋”。

1.中国已经出现经济过热的否证“过热”应该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在一定时期中(宏观经济通常只考虑短期也就是一年内的情形),社会总需求过量增长,超过总供给的情形。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过热有三大表现:一是物价持续快速上升;二是居民消费全面高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三是出现产业瓶颈,如能源或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有四点理由,表明当前的“经济过热”难于成立,或者说不是典型的经济过热,而是一个“被扭曲了的经济过热”。

(1)当前物价虽然出现明显上涨,但总体幅度较小、涉及商品范围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续快速上涨的动力。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经济已经过热,相反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佳物价环境,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产生通货紧缩压力以来一直盼望却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势。如果仅根据当前的物价水平就说经济已经“过热”,则未免太轻率了。因为以此逻辑推理,经济则除了“偏冷”,就只有“过热”了,不冷也不热的正常态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2)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从理论上来说,判断经济运行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指标,是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对比关系。由于经济潜在增长率无法直接计算,因而人们通常把最近一个较长时期实际增长率的平均值近似地看作是经济潜在生产力水平。据此计算1978-2003年和1994-2003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9.35%和8.88%。应该说9.1%的增长并不算偏高。

如果以历史数据来衡量的话,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出:9.1%的速度并不高。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经济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1998年9年中只有3年的时间GDP速度低于9.1%,换句话说,2003年经济增长虽为近7年来最快,但实际上还不到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正常水平。

(3)目前的投资与1993、1994年不具完全可比性。譬如,个人买房这一大头不是算在消费,而恰恰是算在“投资”中的。这就使得当前的投资与1993、1994年难以比较。持投资热的观点还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消费拉动,因此不合理,并蕴含着对未来增长的风险,搞不好目前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会在几年后变成过剩。其实,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生产和收入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萨伊定律”),从投资法角度计算的GDP与用生产法计算的GDP以及用分配法计算的GDP永远是恒等的。虽然凯恩斯论证说因为某些原因会导致两者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经济波动,但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并视为脱节则是难以想象的。

(4)用投资指标衡量经济过热很不可靠,最好的衡量经济过热的指标还是物价和就业,这才是国际上普遍用以衡量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硬指标。在就业的指标上,不仅得不出中国经济过热的观点,甚至只能遗憾地得出相反的观点,因为近三年来,中国的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城镇失业率已由2000年的3.1%升至2003年三季度的4.2%,2004年则可能接近4.7%,可以说业已上升到历史最高记录。

此外,中国经济的所谓“局部过热”迹象虽然存在,但也不同于典型的过热,而是因非经济因素而带来的扭曲表现。其理由是:(1)“三荒(煤、电、油)”主要由电荒引发,而它主要来自宏观控制的失误以及中国进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时代。(2)粮价上涨也是由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失误所导致,因为前几年粮食产量就持续下降,而且一些地方撂荒严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3)高投资率有合理性。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化工业发展需要高投资来支持;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既是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另外,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现在投资需求大于消费需求,似乎不相匹配,实际上没有必要担心。(4)行业产能过剩并不等于经济过热。2003年,一些本该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质量的小企业死灰复燃,一些行业由于投资增长较快,一些行业投资急剧增长,可能导致二三年之后的产能大量过剩如纺织、电解铝和钢铁等。这是决策层认为经济存在局部过热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产能过剩是一个常态,不应该认为产能过剩就是经济过热,否则,经济将永远没有不过热的时候。更不应该用供给制时代的观点来看待产能过剩,以为产能过剩等于经济过热,等于浪费资源。除非垄断,否则“重复建设”永远存在。

2.2004年物价的变化趋势以上的分析否认了2003年经济已经过热。但是,今后的经济是否会过热,物价是否会出现反转呢?

2003年的物价变化有一定的戏剧性:在前三个季度,虽然物价保持正增长长达9个月之久,但是却没有人敢认真断言:通货紧缩早已离去。但从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开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经高达3.2%。这使得绝大多数人则开始担心:通货膨胀是否将来临?

对这几个月的物价变化,经济界已解释如下:一是从国内市场看,主要是粮食减产所致。二是从国际市场看,因主要粮油产区的产量下降,导致价格快速上升,进而传导至中国国内市场。三是在中国市场改革开放过程中,越来越多过去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服务开始进入市场,使得服务价格形成持续上涨趋势。四是从汇率方面来看,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出现相应的贬值,导致许多进口产品的人民币标价出现相应上扬。五是从理论上讲,过多货币的投放会造成物价上涨。尽管其内在机理难以完全弄清楚,但从历史经验看,我国M2的变动一般会对半年到1年之后的消费物价指数产生正向拉动作用。

对于上述分析尚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粮食供求变化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食品价格的上涨和服务项目价格上涨是当前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的两大动因。原因在于粮食减产并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实际上,1999、2000、2001年连续3年粮食也都减产。然而,在那几年,消费物价指数在一半的时间里都是负增长。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今年粮食减产导致消费物价指数的快速上升就感到不太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预测学上讲,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最难预测。这也是10月份物价快速上涨让人感到突如其来的最主要原因。

(2)当前物价加速上涨包含“预期效应”。如果说去年10月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8%,让人感到突如其来的话,11月上升3.0%同样让人感到吃惊。11月物价上涨的主动力依然是粮食和食品。其中,粮食价格涨幅由10月的3.2%进一步升至10.8%,食品价格也由10月的5.1%进一步升为8.1%。然而,与10月相比,11月市场真正的供需关系变化相对平稳,相差不会太大,另外,去年两者的基数也基本相同。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却相去如此悬殊,唯一的解释就是出现了预期效应。即多年来,企业和居民在购买粮油方面基本上不会太考虑库存问题,但在物价上涨的刺激下,他们开始加大了购买力度。与此相反,过去农民整天发愁的是,如何将粮食卖出去,现在却期望粮价继续上升,许多人因此反而将粮食囤积起来。这样一来,供求缺口被人为拉大,粮价也就被进一步拔高。

2004年,我们分析,物价上涨将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1)物价总体将继续往上涨。理由是:第一,由于10月份以来粮价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而等到农民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增加粮食产量,再到新粮上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二,2004年物价将有个翘尾效应,由于同比基数低,明年前三季度物价照样会上去;第三,从现在趋势看,全世界的经济明年会上升,而且会比较快地增长,这样也会使得物价上升。

(2)通货膨胀不会出现。受各种因素制约,2004年物价也不会涨得太快。第一,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基本上每年是以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往下降。这说明,粮食对物价的影响是越来越小。另外,现在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很小,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传导至工业方面的力度也比较小;第二,很多产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商务部的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78.8%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出现快速上涨可能性也不大。第三,当前的粮食价格涨幅实际上还是属于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根据估算,2003年我国大约有5千万吨的粮食短口,但是粮食储备就有1.5亿吨,只要动用其中三分之一就足以平抑粮价。然而,据媒体报道,目前政府通过拍卖陈粮的方式调用的粮食储备最多仅有130万吨。与此同时,中国本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的物价,但政府在这方面也未见大动作。第四,政府已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并通过对农民直接发放粮食补贴的方式促进粮食生产,同时扩大春播面积2000万亩。比如,在产粮大省安徽,当地政府从今年6月起直接对种粮户实行补贴。其它的产粮大省也相继进行了粮食补贴方式的改革。这些将有助于促进粮食产量的增长。第五,从货币政策看,中央银行持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对2004年下半年的物价将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六,国际因素制约中国物价上升。中国现在60%的经济活动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也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制约。第七,从历史上看,1988年和1993年我国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最主要的成因是价格市场化改革。1988年的导火线是放开工业消费品价格,1993年则与粮食、石油、电力、钢材、铁路运费等产品价格上调有关。但现在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不会再对物价上涨产生大的推动作用。

(3)物价运行特征将由局部、急剧上涨过渡为全面、小幅上涨。当前,我国物价运行的一个非常明显特征就是,少数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多数价格按兵不动。除了服务价格之外,上涨的主要是上游产品,如食品和能源。有关计算显示,去年11月,剔除食品价格之后和能源价格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实际上正在下降。

估计上述特征在明年前一段时期仍将得以保持,甚至短时得以强化。比如,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上海的电费已经实行结构性调整,除了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其他各类用户一般上调2.5%至5%。相信有了上海榜样在前,其他电力供应紧张地区也将跟进,全国平均电价水平将因此明显上扬。

随后,物价运行将逐步向第二阶段转移,即由局部、急剧上涨过渡为全面、小幅上涨。理由有二:一是由于目前价格上涨的都是上游产品,受其影响,下游产品的成本将相应提高,企业有提高产品出厂价的内在冲动;二是部分行业可能通过联手制订价格同盟之类的协议,来促使价格上升。最近就有消息说,由于彩电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上扬,如钢材从3810元/吨涨至4100元/吨,工程塑料从7000元/吨涨至10000元/吨,使得彩电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中国五大彩电巨头明年将提高彩电价格。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彩电市场是竞争最为惨烈的市场之一,其价格的变化是整个一般消费品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如果明年彩电价格上扬,则意味着物价水平全面上升的开始。三是由于下游产品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价格在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将被明显削弱。多数下游企业只能通过加强管理、做大规模、开发新产品、降低消耗等措施将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内部进行消化,从而使得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不会太大。

总体判断,去年第四季度是中国物价运行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此正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2004年将是一个物价温和增长年,物价上涨的领域由局部转向全面,由激烈转向平和。初步预测,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约3%左右。

3.中国经济过热与物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在西方国家,物价的上升与生产遭遇瓶颈都是由于居民消费太旺盛所致,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它为“消费推动型经济过热”或“消费推动型物价上升”。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经济过热更多地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的需求推动型,而是“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或物价上升。

这种过热是由过度投资所导致,后果就是:产能大量过剩,产品供给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物价不断下跌。只有在经过长时期的调整之后,市场才能实现“出清”,经济景气才能缓步上升。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未来10年内,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也不可能全面出现大幅上升,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格局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无需担心出现消费推动型的经济过热,所需要防范的只是后一种,即大家还不太熟悉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

根据诺迪克的研究,东亚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均出现过投资率大幅度上升的“投资过渡期”,在此期限投资率往往能直线上升5个百分点以上,并且伴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提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有可能处于诺迪克所称的“投资过渡期”。它将带来中国经济的一轮高速增长,但长期将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并且无法完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事实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完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更长时期的通货膨胀危险,做出过度反应,痛失一轮增长的良机。

至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是合理更是不可一概而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情况与目前美国的情况比。在今天的美国,基础设施、房地产早就都搞得差不多了,人们还能干什么呢?只能靠不断地刺激“消费”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最缺的就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在这些方面的需求目前仍然是方兴未艾。

事实上,投资导致的高需求只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市场对投资有高需求而已。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一段时期投资高并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完全合理的。

三、成本与收益:政策的权衡与选择

形势判断之争背后掩盖的是政策之争。如果我们认同当前的经济基本健康,只有局部的扭曲性过热,而不存在总体过热,则总体上可以否定需要大刀阔斧的紧缩性政策出台。事实上,任何调控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因此政策出台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并掌握好时机、分寸以及组合,而不能简单化。

我们来考虑几种可能的调控成本:

1.导致更多的失业。按照著名的菲利蒲斯曲线,就业和物价存在着替代性。因此,如果以物价为准,并且以稳定物价进而调控所谓经济过热为宏观政策调控的目标,则中国的就业状况会更加糟糕。在所谓“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你还要“把热降下来”,谁吃得消?显然,充分就业相比稳定物价,是本届政府更加优先的目标。为此本届政府再三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关心弱势群体,关心下岗职工,并从上任伊始,即将宏观政策取向从增长优先转移到就业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在不太可靠的基础上断言中国经济过热,再主张治理“经济过热”必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就可能是代价太大的选择,甚至是不可选择的选择。公务员之家:

2.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角度看,可能会形成排挤民营经济的客观效果。因为外资经济不受国内融资约束,而国有经济更为容易从现有的金融渠道中获得资金支持,即使在紧缩之后也是如此,因此只有民营资本被挤出。而目前的投资,恰恰是民间投资增长进入资本密集型领域,开始在这些领域与国企相竞争,并逐渐替代国企和进口。如果半途而废,则不仅民营经济的发展受损,而且国企改革的进程也将受到影响。

3.从沿海和内地的角度看,可能会扩大二者的发展差距。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扩张往往是从沿海扩散到内地。从2001年开始,沿海经济已经发力,并且紧缩时沿海的承担能力较强,而内地可能刚刚处于经济上升的起点阶段,并且承担能力较弱,因此较易受冲击。反观中国历次紧缩过程,往往也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差距扩大的时候,因此宏观紧缩可能会影响均衡发展的局面。

4.从城市和农村的角度看,可能会对农村向城市的就业转移形成负面影响。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在加大,近年来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或辞退农民工,或限期使用。如果实施紧缩政策,则农民工更容易受到冲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紧缩结果就是导致农民工受到冲击,城市化倒退。这在当前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5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6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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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主权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7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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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更新时间:2007-8-1621:03:58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

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

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

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

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

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

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

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

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

格分别下降3.4%、3.3%、1.8%.(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为7%左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要付出艰巨的

努力。对此,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

(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力度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调整结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上去。调整结

构,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而且要调整地区结构,加快西部大开发,这是关系

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设的老路。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坚决淘汰落后的、重复的生产能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

产更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实际上

是处理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拉动力,就是

扩大投资需求。这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国债投资为主导,重

点投向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

为了促进发展,增加经济总量,但同时也是调整结构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我们

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

上求得更好的发展。

(二)既要坚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坚持政府投入,是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的必

然选择。但是,政府投入数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制约,而近几年国家财政

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增加发行2100亿元国债,专项

用于基础设施等项建设。政府的这笔投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数量要少

得多。启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要靠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否则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着力点,是要努力引导和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政府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贴息、参股、合资、补贴、担保等方式,

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例如:1999年下半年国家增发600亿元国债,其中150亿元用于

企业技改项目的贴息和补充相应的资本金,以此带动银行贷款1500多亿元,使社会投资

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2000年要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并结合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3)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

2000年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实现科技进步,立足点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

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

动摇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2000年各项改革已处于攻

坚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

年改革脱困和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只有国有企业搞好了,效益上来了,才能

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改革和发展,使社会稳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和发展,

最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中,因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的深化,使下岗、失业现象增加;因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竞争加剧,一些人的习俗、观念适应不了环境变化的需要;等等,如果处理

不慎,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改革和发展将一事无成。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使三者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经济工作任务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艰巨而又重要。但基本着眼点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并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上,以国有企业

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这个基点出发,2000年经济

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连续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

启动以前,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现在银行资金充裕、存贷差达1.2万亿元,生产能力充足、近1/3的生产潜力

未能发挥出来,劳动力丰富,面对钱多、物多、人多的因素,应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对资源利

用具有见效快、导向作用大、宏观配置合理的特点,通过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

动用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将相对过剩的人、财、物资源利用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2000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双管齐下,

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继续落实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来扩大消费支出;同

时要运用好税收政策,包括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政策,通过适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进

一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发财政风险?据初步测算,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按国际通行口径,包

括为弥补债务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债务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2.15%和9.9%;1999年约为2.80%和12.0%;预计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与上年大体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4.0%,仍

明显低于60%的警戒线。我国发行国债尚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风险,关

键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只要国债资金能够发挥好的效益,促进经济较快的发展,

就能够为偿还债务创造有利条件,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也不会给后人留下债务包袱。近

一两年,财政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就包含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收效应,

国债投入已经出现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当前经济偏冷的情况下,要采取相应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社会资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仅仅财政政策是扩张的,而没有货币政策的相应配合,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

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进而会减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果。例如:将国债资金投入具有一

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贴息方式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银行贷款与之相配套,如果银行配套贷款跟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国债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二是要满

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要适当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促进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同时对有困难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再贷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开展住房、教育、汽车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业务

;六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总之,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必要增长。

只要积极财政政策不出现风险,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风险。金融业要正确处理

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银行内控机制和银行监管机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

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关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2000年要重点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继续压

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坚决淘汰那些

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缓解重复

建设压力,增强企业活力。(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拨出一部分国债资金用于企

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对于技术改造所需先进设备的进口,国家可适当提供外汇、免

税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等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3)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一些有特别困难、但有一定发

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

同时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4)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经济效益较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选择一批信誉好、

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国有股来筹集资金。一些资信好、实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可在境内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滚动发展。(5)实施规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外,积极发展具有

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老三会”(党委

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加强企业领导

班子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实行企业会计外派制度,完善企业在经营、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要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按“三家抬”(财政、企业、

社会负担)的办法来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

国有企业人员多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要靠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覆盖所有企事业及行政

机关单位职工的、由政府承担并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实行由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从当期收入中偿付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的现收现付制,近期

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通过个人帐户实现的基金积累制,即职工在领

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缴款,这笔缴款连同企业缴付的部分社会保障缴

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以后就从职工的个人帐户中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

基金积累制,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在个人帐

户中积累足够的养老金。成问题的是,已退休的职工和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较早参

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统称老职工),由于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没有直接为自己积累养老

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过预先扣除把保障费用转化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国有资产中。转入基金积累制以后,老职工新建的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

工的个人帐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实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时,政府应

对老职工过去对养老金基金的贡献作出补偿,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来筹集和建立社会保

障基金,这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条件。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对所有不

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和职工依法收缴社会保险费,提高收缴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同时

也要考虑,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对国有股权变现

所得,中小企业的拍卖、租赁所得,国有房地产的出售、租赁所得,以及财政预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基金。条件成熟时要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度。

(五)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科技进步是加快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

最薄弱的环节,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滞后,这与现行科

技体制和生产体制密切相关。现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与生产相脱节。企业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许多优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这种体制,大大阻碍了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为此,

要深入进行科技体制和生产体制的改革,将应用科技的基本力量从原来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业中去,使企业成为应用科技研究的载体和主要力量。这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与企业合二为一,既可以使科研经费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业生产有技术创新力量的支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使应用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或纳入企业的科研体系中

去。对于高校中的应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离出来,按照科研机构改革的方向进行运

作。

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保护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尽快制定反垄

断法和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技术市场及其他市场,维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

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鼓励技术投入的税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对市场

前景好的共用性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助外,应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投入的政策。

如:对技术转让收入、设备投资等扣减所得税;改进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明确企业研究

开发、科技人才工资等支出划入无形资产的办法,等等。倡导推广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8

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转变为品牌竞争格局,随着我国在WTO框架下的不断开放,我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直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强势品牌的竞争,而且在本土也面临着强劲的竞争。如何在这场品牌大战中赢得未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形象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

本文以品牌为核心,以我国制造业如何实施品牌营销为主线进行探讨,希望能为我国制造业树立优势品牌提供思路,支持我国民族品牌发展壮大,创立自己的世界品牌。

关键字:制造业,品牌,市场营销

一、我国制造业实施品牌营销的意义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对于我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当前的市场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向了品牌竞争,实施品牌营销对我国制造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制造业的特点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制造业形成比较独立完整体系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制造业中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迅猛发展期,带有比较明显的粗放性和后恢复性发展的色彩,这一阶段制造业的发展使我国基本上告别了工业产品短缺的时代;第三阶段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制造业在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中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的新时期,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明显上升,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制造业发展速度惊人,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制造业产值居工业的主导地位

我国的制造业在国家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的GDP快速的增长,跟我国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不无关联,如今我国的制造已经占据了我国工业产值的绝大部分。据国家统计局信息,2005年制造业占我国工业企业数量的九成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占八成以上、利润占七成以上,在我国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制造业132.9万个,占91.6%。

2.OEM比重较高,缺乏自己的品牌

由于我国制造业低廉的人工和成本,各种资本不断涌入制造业,使得制造业空前繁荣,但我国的制造业的繁荣是以丧失自己品牌,为国外公司贴牌加工产品为代价的。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我国的制造企业只摇荡在中低端。据统计我国外贸200强中企业出口值有74%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与此同时,在全球的制造企业500强中,我国制造业没有一家上榜。我国有识之士不无忧虑的告诫说我国制造八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拥有自主商标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大部分企业国际营销投入不足,121家自主品牌出口企业平均境外广告投入不足300万元。

3.制造企业品牌创业时间短

西方强势品牌大都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这些品牌在长期的市场运作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品牌运作之路,它们的强势与其时间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大多创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着品牌时间比较短。品牌时间短,可以让品牌更好的迎合现展的需要,但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我国家电制造企业海尔品牌创建时间仅仅24年,作为后起的制造品牌,可以灵活的赋予品牌以新的形象,但也存在着品牌文化底蕴的不足等弱点。据统计,我国制造品牌大多数创业时间在20年到50年之间。时间是检验品牌的最大的试金石,我国的制造品牌仍需要时间的考验。

(二)我国制造业实施品牌营销的必要性和意义

品牌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一种无形的竞争手段,是企业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与顾客建立起来的、同时需要企业维护和开发的一种关系。品牌具有控制效应、增值效应、优化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品牌营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包含了品牌定位、品牌推广、品牌维护和品牌创新,此外它还涉及到质量的控制,广告,公共关系,售后服务,跨文化营销等等一系列的运作。实施品牌营销可以有效的整合我国制造业的各种要素,促使其提高素养,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市场正由产品营销转向品牌营销。

传统的产品营销在现代市场格局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将是品牌的竞争,品牌的多少与强弱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来说,生产一种产品所能创造的价值也许是有限的,但创造一种品牌,对于资本的增值往往是惊人的。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竞争的最后归宿,就是品牌的竞争。

可口可乐人有一句名言:即使我们的工厂一夜之间全部烧光,我们也能够很快恢复生产。这就是品牌的威力。拥有一个好的品牌可以抢占市场份额,可以赢取最大的利润,还可以迅速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国的制造业目前仍处于产品营销的阶段,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和境外强势品牌的不断碰撞,我国制造业走向品牌营销将是大势所趋。

2.制造大国需要成为品牌强国

我国是个制造大国,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三的位置,但在世界的100个最强品牌中却没有我国品牌的身影,并且我国品牌与国际品牌存在巨大的差距。美国著名财经杂志《商业周刊》与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品牌咨询公司联合的2006世界最新品牌价值排行榜(表1)中,可口可乐以670亿美元位居榜首。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理人周刊联合主办的世界品牌大会的2006年我国最有价值品牌榜(表2),海尔(Haier)以639.89亿元人民币的品牌价值保持第一。

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产品大多以低品牌,低附加值的方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中低档的市场。还有部分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是通过贴牌的方式,而我国制造业只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走品牌营销之路将是拉近我国制造业品牌与国际强势品牌距离的必要途径。

表12006年世界最新品牌价值排行榜前5强

排名

品牌

品牌价值(单位:亿美元)

1

可口可乐

670

2

微软

599

3

IBM

562

4

GE

489

5

INTEL

323

表22006年我国最有价值品牌前5强

排名

品牌

品牌价值(单位:亿人民币)

1

海尔

749

2

联想

607

3

TCL

362

4

五粮液

358.26

5

一汽

357.28

3.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实施品牌营销能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形象。品牌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好的品牌能让受众更好的接受,也能得到更好的美誉度。来自瑞典的沃尔沃汽车将安全作为自己的品牌形象,不厌其烦的向客户灌输它的安全的理念,并收集车祸后驾乘人员安全脱险的各种生动故事加以传播,现在沃尔沃公司已经成为了值得信赖的安全汽车生产商;而我国的民族汽车制造厂商如奇瑞、吉利汽车公司仍处于低廉、低档的品牌形象。

实施品牌营销能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我国制造企业不断的上演着价格大战的硝烟,如彩电大战、影碟机大战,甚至在国外市场上,我国制造业不仅要同东盟、越南的企业大打价格仗,而且中国企业之间也在相互的压价,这导致企业的利润的直线下降。通过品牌营销,企业可以找准市场空间,通过品牌定位的差异化来赢得利润。

实施品牌营销可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品牌营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涉及到质量的控制,品牌的定位,品牌的维护,品牌的延伸,广告,公共关系,售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运作,实施品牌营销可以整合这些资源,使之相互协调配合,从而从整体上来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竞争实力。

4.品牌能迎合消费者的需要

品牌能反映消费者的生活理念。现代意义的品牌,是指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全部体验。它不仅仅包括物质的体验,更包括精神的体验。品牌向消费者传递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消费某种产品时,被赋予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最终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及生活观念。产品是冰冷的,而品牌是有血有肉的,有灵魂有情感的,它能和消费者进行互动的交流。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产品的物理属性已相差无几,唯有品牌能给人以心理安慰与精神寄托,能够展现消费者的个性和身份。同样是牛仔,穿万宝路牛仔,表示你是个有男子汉气概的人;而穿利维斯牛仔,则表示你是个自由、反叛、有个性的人。

品牌能节省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品牌的功能在于减少消费者选择产品时所需要的分析商品的心力,选择知名的品牌无疑是一种省时、可靠而又不冒险的决定。在产品制造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同类产品多达数十上百甚至上千种,消费者不可能逐一去了解,只有凭借过去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加以选择合适的品牌。如此而言,品牌是一种经验。因为消费者相信,如果在一棵果树上摘下的一颗果子是甜的,那么在这棵树上的其余的果子也是甜的。这就是品牌的“果子效应”,它能大大减少消费者购买商品耗费的心力。

品牌能降低购买风险。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商业世界充斥着信任危机感。对于陌生的事物,消费者不会轻易去冒险,对于品牌和非品牌的产品,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的是有品牌的产品,这时,品牌会使人产生信任与安全感,使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而是消费者认为你怎么样,就是为了留住顾客的心,也要加強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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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的品牌营销探讨

[日期:2008-09-21]来源:作者:[字体:大中小]

二、我国制造业在品牌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的磨练中逐渐开始重视品牌营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国制造企业的规模不大,实力有限,对品牌营销存在误区,因此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营销总体程度仍旧不高,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程度低,产品品牌单一粗糙

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程度底,尤其在国际市场上。2005年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7600亿美元,但自主品牌出口只占到10%,其他90%都是OEM,我国制造企业只获得了产品价值链中8%的加工利润,而剩下90%的利润被品牌商和经销商获得。品牌是商品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自己的牌子的商品很难进入国际市场,即使进入国际市场,其竞争力也远不如别人,很难登堂入室。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46.5万个制造企业加上服务业,到1995年底,在国内注册的商标仅为53.87万个,在国外注册商标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不少制造企业,为了完成出口任务,不得不依附于“洋品牌”,赚下很少的原料费和加工费,为他人做嫁衣裳。

产品品牌单一粗糙,没有考虑到国际商标的问题。我国制造业的产品的品牌大多是一些简单的线条和字母组合,缺少动感和内涵。我国部分制造企业如永久自行车,蝴蝶缝纫机的品牌就是简单的汉语拼音,这在国内市场尚无可厚非,但是进入国际市场就很难让人认同。有部分企业花费巨资设计了漂亮的品牌,但没有考虑到该品牌在国外已经被注册了商标的问题,致使品牌在国外的推广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我国的电脑制造企业联想集团,在国内已经做到了最大,但是进入国际市场时,发现联想的英文商标LEGEND早就被国外广泛注册,不得不将商标换成了LENOVO。

(二)我国制造业不重视对自有品牌的保护。

企业的注册商标是企业进入市场的标志,企业品牌商标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商标一旦被抢注,企业要么面临丧失市场份额的危险退出该国市场,要么更换商标进入该国市场。2006年3月,中国知名制造商标不断爆出境外被抢注的消息,委内瑞拉商标局近日连续收到众多注册中国知名制造商标的申请,包括“TCL”、“HISENSE”(海信)、“CHANGHONG”(长虹)等在内的知名商标。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国内有15%的知名商标在国外遭遇抢注的尴尬。

在国内,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老牌制造品牌则不断的被国外强势企业收购,然后束之高阁。如曾经风光一时的扬子冰箱被国外收购后就销声匿迹了。1996年,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合资成立公司,2006年双方因为“娃哈哈”商标的使用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娃哈哈创办人宗庆后总结说“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意义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2007年,我国轴承制造品牌洛阳轴承不断传出被国际品牌收购的消息,亦令人担忧。

(三)我国制造业的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国际化程度不高

品牌的附加价值是指那些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国外的调查显示,抽“万宝路”香烟的人,平均每盒香烟要从口袋里掏出来30次,其中有1/3是为了欣赏和向别人显示这个品牌。可见“万宝路”给消费者提供了较高的品牌附加价值。而在消费市场上,我国制造品的品牌多是低价格,低档次。以我国重要的服装制造大省浙江省为例,浙江省2005年服装出口总额为133.18亿美元,同比增长23.73%,但平均每件卖价仅有3.2美元,与国际名牌服装的售价有天壤之别。

国际化品牌的海外收入占据企业总收入的百分比是用来衡量一个品牌国际化的程度。一直以来,国际品牌的出口能力很强。日本的本田汽车,有42%的收入来自美国。可口可乐70%的收入来自海外。相反,我国制造品牌在国外的营收比重较低,在国外的知名度不高。近几年我国电器制造品牌“海尔”、“联想”、“TCL”等企业虽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不能改变我国制造业品牌的国际化程度低的现状。

(四)我国制造业品牌缺乏跨文化营销的意识

品牌文化的营销是营销的最高境界。我国制造业往往忽视文化的因素,单纯的为营销而营销,尤其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很好的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在跨文化交流中,由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冲突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企业,尤其是跨文化流动性很强的制造企业,如果要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营销传播,就需要考虑怎样才能穿越地域和文化差异形成的障碍,赢得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喜爱。我国的制造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开始尝试一种文化的营销,但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则令人忧虑。怎样既体现中国文化,又能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将是摆在我国制造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另外,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设计没有考虑目标市场国的风俗习惯和人文俚语。世界各国的文化风俗、习惯制度迥异,我国制造业的一些品牌的设计仍旧沿用国内的设计,导致进入目标市场时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相抵触。

三、我国制造业实施品牌营销的对策

品牌是一个企业长期的战略资产,被认为是获取竞争优势和财务回报的一个重要来源。不管在什么市场,针对何种产品,不管是对公司绩效还是对股东回报,品牌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品牌消费观已经深入人心,品牌作为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日益主导着市场的购买需求与动向。我国制造业企业由于竞争的不断加剧、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施品牌营销,走制造业的品牌之路势在必行。

实施品牌营销,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基础,还需要准确地营销和传播,品牌的跨文化营销,品牌的结构管理,和品牌的维护与知识产权保护等等系统的工程。

(一)需要提高质量、技术和服务水平

产品质量改进、技术水平提升及服务的水平都直接影响到我国制造企业品牌的形象与地位,它们成为我国制造企业品牌营销的基本前提与保障。

1.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质量是产品的核心与生命,也是品牌赖以形成的基础。产品没有稳定可靠的质量,再好的品牌策略和宣传也是无法建立优势品牌的。制造企业尤其需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我国的制造企业生产的大多是生活消费类产品,与消费者接触密切,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品牌形象。因此我国制造企业实施品牌营销,首先要在内部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提高质检的水平和力度,其次积极实施国际质量体系认证,通过外部的认证来强化产品的质量。

2.提升技术水平

产品的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并最终体现在企业品牌的核心价值上。我国制造业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技术核心大多掌握在国外先进国家。我国制造企业要建立国际品牌,就必要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我国制造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其一是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我国制造企业大多经历了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引进提高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其二与科研机构合作,我国内地拥有众多的高校、研究所,企业出资与科研机构合作,双方互补,能很快的将技术应用在产品上;其三,行业内企业技术交流和共享,例如电视制造类企业,可以建立类似于研究所的机构,在内部共同探讨,并实现技术的共享。

3.提高服务的水平

企业品牌美誉度是指一个品牌获得公众信任、支持和赞许的程度。在企业品牌营销进程中,服务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品牌的美誉度。建立一套完整的从售前到售后的服务体系,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我国制造业提高服务的水平,首先要真正改变客户服务的职能,将客户服务从“道歉”部门变成真正的解决问题的部门;其次可以考虑建立呼叫中心,实现服务的快速响应,另外还需要加强对服务人员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客服人员的责任心和耐心。

我国制造业企业尤其需要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服务水平,我国制造企业国际市场的服务要尽量的本土化,使用当地的客服人员,这对于解决纠纷,提高亲近感具有很好的作用;要提高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包括售前到售后的一整套流程,以提高客户对企业品牌的认同感。

(二)加强品牌的营销与传播

1.实施准确的品牌市场定位

由于消费者的年龄、性格、偏好、文化、教育、经济水平等的差异以及竞争者的存在,一种产品不能满足市场上所有的目标消费者的需求,而且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实施品牌营销市场定位显得很重要。我国制造企业必须对市场进行细分,通过市场细分,对产品进行明确的市场定位,针对不同的市场推出与竞争者相区别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产品的市场定位需要分析目标消费群体的不同喜好、不同消费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推出相应的产品。

2.取合适的品牌名称

产品进入市场进行销售,都会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往往成为品牌名称的一部分或全部。我国制造业企业要树立强势品牌,合适的品牌名称不可忽视。我国最大的电脑生产商联想集团将英文名称由LEGEND变为LENOV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名称不仅琅琅上口,而且带有很好地寓意。又如娃哈哈集团,娃哈哈的品牌特点很好地体现了儿童的特性,因此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合适的品牌名称既要带有该行业的特点,也能够体现企业的文化风格,好的品牌名称能让消费者过目不忘。

3.加强品牌的推广

企业品牌的推广是企业品牌营销的出发点,需要企业的营销活动来支持,需要企业坚持统一的品牌形象,进行品牌的全球传播与推广。我国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种策略进行品牌的营销与推广:通过赞助某些国际上的大型比赛或运动会以提升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为我国制造企业提升品牌知名度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借助某些有利时机开展有积极影响力的公关活动以提升品牌。如,“健力宝”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巧借美国总统搞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关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健力宝”在美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从而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在相关国家或地区寻找品牌总,借助品牌总提升品牌在该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这一战略的关键是要与总建立利益同盟关系,使总能积极地参与企业的品牌推广与宣传。选择分销商,对即将进入的国际市场选择一定数量的经销商,并在当地建立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品牌在当地的销售、推广及维护,并对经销商进行一定的管理和给予一定的帮助。

4.加强品牌的维护和创新

企业产品的品牌需要不时地维护。我国制造企业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不断的对品牌进行投资,以保证品牌始终赢得消费者的眼球。此外还要及时地、有效的处理品牌危机。

品牌的创新是品牌发展的关键。由于消费者的喜新厌旧,时尚的变化,品牌需要时时跟上时代的变化,原地踏步的品牌是致命的。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的创新可以通过赋予品牌新的内涵来实现,包括创立主品牌下的附属品牌,或者是赋予新的时尚理念。

三)正确实施企业品牌的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目标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近几年,我国制造企业不断的走出国门,我国的家电制造企业海尔集团在国外设立了制造厂,我国的电脑品牌联想集团甚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我国制造品牌在对外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跨文化冲突,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的影响我国制造品牌的声誉,甚至不得不退回国内。

进行品牌的跨文化管理主要有如下策略:

1.本土化策略。

通常国内制造品牌进入国外,对当地的文化、习俗均不是很了解,或者国外市场对我国品牌存在疑虑,这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我国制造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推广品牌。

2.文化相容策略

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文化与当地国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却并不排斥,反而互为补充,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例如我国制造业品牌可以将自己的品牌特点融入对方的节日,用来自于中国的品牌文化为目标国的节日增加喜庆。

3.文化创新策略

文化创新就是我国制造品牌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我国文化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企业品牌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我国的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

(四)优化企业品牌结构的管理

在我国制造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的过程中,无论是运用原品牌还是引入全新品牌,最终的结果都导致企业的品牌数量增多,受托品牌和亚品牌的广泛使用,使品牌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容易变的混乱,管理品牌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1.品牌结构的设计

品牌关系是品牌结构的基石。品牌间的关系按照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多品牌组合体、主品牌和亚品牌、品牌化组合体。

多品牌组合体包含了各种独立的、彼此间没有联系的品牌,每个品牌都在某个市场施展自己最大的影响力,每个品牌都通过明确的定位或价值取向直接与目标顾客联系起来,各品牌代表不同的产品和市场领域。如我国制造企业可以分别使用三种不同定位的品牌,分别形成高中低档的品牌结构,而如果共用一个品牌,就会使产品在顾客心目中的定位混乱。因此,运用多品牌组合策略可以突出个品牌间的差别,使品牌定位更清晰。

主品牌和亚品牌的关系比较密切。主品牌是基本参照点,亚品牌可以为其增加联想物、品牌个性甚至活力,来改变主品牌的形象,从而使主品牌获得扩展。如拉尔夫劳伦品牌和该品牌延伸到高级女装时使用了拉尔夫劳伦Collection品牌间的关系表明,拉尔夫劳伦Collection品牌向顾客承诺最新的时尚以及拉尔夫劳伦特有的格调,此时两者之间共同起作用。

品牌化组合体以主品牌带动具有相同识别或不同识别的品牌。品牌化组合体能加强清晰度和品牌间的协调性。如联想集团旗下的电脑就分别建立了若干品牌,如联想天逸、联想昭阳等等。

2.品牌结构的规划和优化

我国制造业企业随着企业业务的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将不断增多,这就需要将这些品牌进行归类,将有共同特征的品牌按照逻辑归集起来,根据这些特征归集的产品品牌能更好的为消费者所理解。

品牌结构需要不断的优化。由于每个品牌创建都需要占用资源,如果品牌过多,就不足以支持所有的品牌,就需要修剪品牌组合。修剪品牌首先要辨别出担任驱动作用的主品牌或亚品牌,当主品牌起到基本的驱动作用是,我国制造企业就不要在亚品牌中投入更多的资源,此外必要时还要删掉由于过度扩展而削弱主品牌的部分品牌以及市场中重合的品牌。

(五)注重品牌的维护和知识产权保护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产品在海外申请注册商标中约有15%遇到已被抢注的尴尬局面。2002年公布的123个中国名牌产品的品牌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的调查中,竟有近50%的制造企业没有在美国、加拿大注册,近60%的制造企业没有在香港地区注册。可见,我国制造企业品牌意识淡薄,给企业带来了不少经济损失,不利于企业品牌的营销。

品牌营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制造企业在创建强势品牌时,要细致地做好品牌管理与维护工作。建立健全知名品牌保护制度,注册国际商标,实施全方位注册,申请原产地保护。坚持创牌与保牌并举,我国制造企业可以成立商标、商号和名牌保护自律组织,形成企业自我保护的保护体系,并与政府、社会形成品牌保护合力。我国制造企业之间以及同行业之间的企业要在市场上建立互相监督反馈机制,实时反馈市场动向,保护自己及其它合法企业的利益,防止假冒及盗版商标等侵权行为的出现。

及时处理有可能对我国制造品牌造成危害的事件和危机。例如我国的温州曾经以制造鞋而闻名,但市场鱼目混珠,恶性的竞争导致温州的鞋假货成堆,使温州一度成为了假冒伪劣的集中地,在西班牙更是出现了集中焚毁温州鞋的事件,给温州鞋企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及时处理恶性事件就是要提高市场警惕性,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在恶性事件没有激化之前就要采取应对措施,将其完满化解;在恶性事件出现之后,企业要本着负责、诚恳地态度化解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一般采取道歉、处理内部当事人等措施,以赢得公众的谅解。

四、结束语

今天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了品牌的竞争,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制造强势品牌、知名品牌是经济水平发展与否的标志,是综合实力强弱的集中体现。

市场的变化需要我国制造业实施品牌营销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使“中国制造”摆脱积弱的市场形象,创建属于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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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于希.《谁动了我们的品牌?》.2008年5月30日访问

12.景玮:《创新的宁波工业》,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1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货殖列传序》;公共政策;公共经济

公共政策是具有公共决策权力或权利的政治主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目标而制定或适用特定行为规范的过程及其结果。它是一系列制度过程,作为该过程产出或结果,具有约束力的各种谋略、法令、条例、办法、措施的总称。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货殖列传序》中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对当今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和优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从《货殖列传序》看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功能

1.1《货殖列传序》揭示的公共政策理论

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主张所有政治主体都如同市场主体一样,在政治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2021年8月认为,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同人们在市场中走到一起一样;通过相互之间的契约,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如同市场中的贸易行为一样。二是精英理论。“于是太公劝其女功”“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精英理论,该理论主张公共政策可以被看成是握有统治权的杰出人物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反映,公共政策不是“群众”通过他们的要求或行动来决定的,而是由掌握统治权的杰出人物决定的,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精英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任何已有的政治制度下,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它有助于了解部分社会现实与政府部门决策形成过程,但是精英人物的统治与决策的形成是否受民众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判定的问题。因为民主政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前提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反映民众的要求以获得其支持,因此,决不能忽视民众的要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精英理论所倡导的渐进主义政策变迁观点,在节奏大大加快的现今时代也越发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加快,人民要求日益多样且变化频率加快,精英标准以及行为方式也不断变迁。

1.2《货殖列传序》体现的公共政策功能

一是导向性功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物质性导向功能明确规定目标,不强制实施,通过有计划的宣传、教育、经济激励及其他措施予以保障,其类似于调节性功能,但主要运用正向鼓励性手段来实现。名誉性导向功能政策的制订关键在于影响对象的观念或思想意识,推动各种政策理念的社会化,该类政策主要是产生精神性或道义上的影响,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物质性影响。二是管制性功能。“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管制性功能,也可以称调控功能。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是政府用以实现各种政治社会目标的基本手段。管制功能的形成通常涉及两个或多个阶级、社团之间的冲突,出于对这些冲突进行调节的需要,目的在于确定和维持特定的社会、市场或管理秩序。管制功能以规范性法律法规形式出现,通常以强制手段作为保证,属于预防消极被动型政策功能,是最原始的政策功能。三是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分配与再分配功能。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巴莱多提出了“二八定律”: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这说明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有这样两种人,第一种占了80%,拥有20%的财富;第二种只占20%,却掌握80%的财富。政策的分配功能就是政策主体将公共价值分配给人口中特定部分,再分配性功能则是政策主体有意识地在社会各阶级或团体间进行收入、财产和权利等私人价值转移的特殊分配形式。

2公共经济角度下中国近代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历程

政策系统是为实现公共政策功能,由若干政策主体、程序、制度以及各种环境因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包括政策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体现了政策的一个改进过程。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随着政策环境的改变,政策内容也会不断调整。我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也历经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1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共经济———公共政策绝对的强制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共经济由公共部门统治一切。公共部门几乎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从城市的低工资高福利到农村的“政社合一”模式,不管是宏观控制还是微观经营都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公共部门对社会财富拥有绝对支配权,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财政控制。公共部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渠道,公共政策缺乏与社会的沟通。这种公共部门垄断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计划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旧政策因没有实现它们的目标,或者对它们意在解决的问题没有发生作用而走向失败。导致政策失败的因素主要为:一是政策主体内在性与执行不力,即政策可能被以削弱其功能的方式进行落实,包括内在性抵制、寻租、低效率与无能力;二是政策本身问题,即政策只能解决公共问题或众多根源中的部分问题,政策可能有互不相容的目标而相互冲突,政策滞后,政策成本与收益具有分离特性;三是政策系统构成与运行机制问题,即政策系统自身、各子系统内部以及相互之间互动机制可能存在种种问题,导致政策失败。

2.21979-1993年的双轨制改革———公共政策改进的开放性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是权力精英的内输入。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策制定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而双轨制改革预示着公共政策逐步开放,公众通过投票选举、请愿、上访、听证等方式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公共经济开始逐步焕发独立的生机活力。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9-1993年我国实行双轨制改革,国家财政下放权力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1980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分灶吃饭,实行地方财政包干。1983年,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国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向政府纳税,不再向财政上缴利润。1985年,国务院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国家预算安排“拨改贷”,财政不再拨款,改为银行贷款。2.31994年以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政策环境的适应性公共政策环境是政策系统边界以外的实体、状况和事件组成的一个并列系统。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从而改变由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支持,并改变系统自身。输出可能导致新的要求与支持,并进一步导致新的输出,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公公共管理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分析政策制定或形成,研究不同功能的实现过程、效果及功能主体,通过动态改进政策系统来提高政策质量并端正社会发展方向。1994年以后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一是建立了新的财税体制,并确立了复式预算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二是深化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三是实行了政府机构的改革,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逐步形成“小而精”的政府。并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适应市场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市场效率。我国公共政策的改进历程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政策提供了启示:一是通过纳入多种政策主体、协调政策实施主体关系、充分发挥非官方政策主体作用等方式,来保持政策主体系统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二是通过加大资源投入、优化组织结构、规范监督体系等方式,来保持政策执行系统的实施性与针对性;三是通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并利用外部客观规律来保持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与平衡性。

3公共政策功能限度对政策系统的要求

公共政策系统的功能限度可理解为公共政策功能效果发挥的边界。对于某一公共政策,政策在其体系中实现特定目标政策效应最大化的范围;对于整个政策系统,政策在政府部门职能范围内,以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各个政策相互配合制约中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程度。公共政策的功能限度是经济、效率、效能、公平的综合有机体现。为有效避免发生政策内容与政策预期目标出现偏离的情况,在政策制定以前,政策主体就必须要对当下的诸多政策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归纳总结,进而才能够以预期目标为基础,以政策环境的考察内容为补充,建立起符合当下政策环境的公共政策,最终保障公共政策能够得到良好的执行,同时,还不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

3.1公共政策制定要兼顾公平性和科学性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权利的体现,政策内容构成易受政策制定者的意志左右,同时也可能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增速和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政府不仅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环境因素与政策对象的利益诉求,还要保证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尽可能适应社会急剧变化,保证政策执行的相对稳定长效。一是纳入多源政策主体,征求官方政策主体意见,统筹非官方政策主体观点。二是综合采纳政策议程,政府议程随政府日常工作产生,关注在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大众议程由公众通过信访投诉、舆论讨论产生,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且在政府职权范围内,再由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

3.2确保公共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畅通性

政府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受政策执行者能力、信息、权威资源的影响,政策目标人群对政策合法性、权衡自我利益以及情感道德的认同程度各有不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政策失效。为了消除政策失真、避免政策失效的情况发生,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应具有动态灵活性,即在允许限度内采取灵活的做法,以确保政策严肃又活泼、权威又亲民,共同促成政策目标顺利达成。同时也要保证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沟通的畅通性,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追求某一方利益向好而不会有其他人利益受损。政策执行者倾听政策对象的诉求,畅通行政听证、意见征询、信访等途径,积极论证出让多方满意且服从的方法,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3.3建立公共政策全过程监督及评估机制

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最大的阻碍往往并非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出现认知能力缺陷,两者间的利益差别可能是导致政策失真的根本原因。公共政策自身的缺陷,造成了执行困难、应付执行、多策打架的现象。因此需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公共政策全过程进行监控,在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由专业人士进行政策可行性评估。一是内外联合监督公共政策执行,内部监控包括组织结构协同分工、专设纪律监督部门以及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外部监控包括立法、司法、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公众监控。二是系统评估公共政策全过程,包括政策方案、政策执行以及政策效果,通过权衡多方信息,来调整政策和优化资源配置。

4结语

《货殖列传序》中有诸多的内容可以对当今的公共政策系统改进及功能限度的优化进行启发,这不仅说明司马迁有远见卓识,也说明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能够启发现代工作的改进的内容。因此在现代工作过程中,不仅要参考现代的诸多理论内容,还要从古代文献中发掘出具有参考作用的文献,并以其内容为基础,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想法进行完善和补充,确保其能够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最终促进现代工作效果的提升。我们要优化创新政策系统,关键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关系,科学制定政策、优化执行过程、监督评估政策,让公共政策发挥最大的作用,建设“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政府。

主要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肖珊.公共政策系统视角下的《货殖列传序》[J].商情,2018(6):263.

[4]刘帆.从《货殖列传序》分析公共政策系统的功能限度[J].河南农业,2020(3):63-64.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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