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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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论文

篇1

摘要: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从空想到科学等四个阶段,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关键词:建国6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进程创新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的精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于。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者。领导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1]他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远见的重要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发展战略方面,他提出了大约用5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等等。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偏差,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做的艰辛探索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要永远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领导否定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了同志和思想,扭转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亲自主持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他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于和。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先后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现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时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与伟大。同样,在他逝世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之世,知识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一轮全球化空前加速,国际竞争的中心已经从军事对抗,转移到实质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面对这一变化,世界各国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调整了发展战略,力争占据有利的地位。面对时代与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路线、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战略思想,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自觉地进行历史性调整,仍然固守马克思的“本本”和封闭的、僵化凝滞的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抑制新的生产要素的增长,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打压新的社会要素的孕育,用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禁锢创新智慧,那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就只能错失机遇,甚至可能重蹈落后挨打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主动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的产物。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阶段。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当首推。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来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就是讲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步和后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和更多的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能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一段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准备的,没有那一段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试想,不推倒三座大山,不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由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怎么能够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当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不是那样发展或者是很不发展的国家开始进行的。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经历民主革命这一段,这种民主革命又不同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序幕。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经过和一段恢复时期,开始进行“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实行了“赎买”政策,这种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到1956年基本完成。这时,我们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那个阶段,领导全党又进行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而且发表了光辉的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些文章中的很多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指导作用。第四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十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反斗争扩大化、“”和化运动等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有这些失误,成就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干扰带来的巨大困难,使得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第二阶段是“”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第五个阶段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阶段,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

具体分析一下,这五个阶段有十五个历史关节点:1、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开端;2、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力量;3、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没有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推迟。4、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虽然改为“具体化”,但当时的原话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1945年七大和抗战的胜利,七大确立了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在全国胜利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6、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7、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和的召开,当时所制定的路线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虽然具体措词可以斟酌,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在修改的报告当中,邓小平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8、1957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扩大化是错误的。同时,这个时期我们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9、1966年“”开始,连续十年的内乱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1、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1989年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也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13、1997年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14、2002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产生了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5、2007年十七大召开,使我们党和国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15个历史关节点中,有两次会议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这就是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历史转折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使我国进入了由邓小平指引的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点的历史新时期。

三、历史转折的实现与崭新道路的开辟

历史表明,任何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1976年10月粉碎“”斗争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但由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严重阻挠,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陷入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代表党心民心,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矛头直指当时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紧接着,邓小平通过抓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实践方面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面前终于站不住脚了。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78年12月中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主要历史功绩,一是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党内存在的僵化半僵化状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厘清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坚持的政治路线,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为历史上的过眼烟云。三是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正确的组织路线,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四是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指出“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同时还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使中国陷入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峰回路转,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有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里说的,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呢?其实,只要研读一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就清楚了。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问题,包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改革开放的大政策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整问题,特别是恢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讲话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其中一些重要问题都提出来了。此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思考、总结和概括,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新的、重要的观点的提出,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虽然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的十二大,但其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应该定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和世界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包括领导力量、国情基础、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制度保证、建设格局、奋斗目标等基本要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权威诠释。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强国之路。经过短短30年,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整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大幅提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效推进,中国已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愈来愈大影响的国家,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无视中国存在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民之路。30年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虽然还存在着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明显提高。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人民不但腰包鼓了,而且精神状态更加自信、自强了。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健党之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健壮和坚强。正是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工作作风、党的民主建设都有了进一步增强和改善。中国30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是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坚实基础。强国、富民、健党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综合效应”。这种综合效应,在当前这场由汶川特大地震激起的抗震救灾伟大壮举中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体现。正是由于国力增强了,抗震救灾才有了过去所没有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老百姓手头有钱了,才能踊跃地捐款捐物;正是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才能作出人民赞扬、举世称道的优秀表现。在抗震救灾中高扬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进展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和必然取得的胜利,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意义的一个证明。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价值。曾几何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非但没有成为“人类20世纪的历史遗产”,相反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世界的东方蓬勃崛起。尽管一些资本主义的政客和媒体,出于其制度的利害,厌恶社会主义,诋毁迅速发展着的中国,不断发出“中国”、“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意欲妖魔化中国和唱衰中国。但正如李白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航船,将会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证明了这个制度的科学性、自恰性和优越性,而且给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自强予人之路,是一条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之路,因此它的成功不但造福国人而且惠及世界。至此,我想起了剧变以后邓小平说过的一段高屋建瓴、穿越时空的至理名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就是7000万中国共产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篇2

一、社会机制的概念和类型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社会机制的概念及类型,进而以社会机制规律、原则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我国大众的特点,探索恰当而有效的社会机制。 

(一)社会机制的概念 

机制的本意是指机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把机制的本意引申到不同的领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机制。社会机制指的就是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性能,如果使这些部分之间相互发生一定的关联,就可能形成形成一定的运行方式即社会机制把社会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社会得以运行和发展。 

(二)社会机制的类型 

社会机制主要有一下三种类型: 

1.层次机制。社会的层次机制是从社会层次范围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所得出的机制,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机制就是社会高层运用统一的方式将社会各部分有机统一起来;中观机制就是从社会组织的中层着手,比如,对于国家来说,地区就是中观;对于学校来说,班级就是中观。微观的社会机制是指从社会的各个基层的组成部分着手,充分调动各个基层组成部分的积极性来使社会运行和发展。    2.形式机制。社会的形式机制是从社会运行形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所得出的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计划式机制、指导—服务式机制和监督—服务式机制。行政—计划式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整起来使之运行和发展,例如一些红头文件、会议等,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导—服务式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手段和服务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整起来使之运行和发展,不同于行政命令和计划调控的手段,在指导方面所体现的是管理者对管理的对象只是提供建议,不具强制性;监督—服务式的机制使用更为普遍,综合了前两种机制。 

3.功能机制。社会的功能机制是从社会运行形式所发挥作用的角度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而得出的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励机制是指运用激励的手段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发展;制约机制指运用制约的功能把社会统整起来;保障机制是指运用提供保障的手段将社会整合起来运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通常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机制,而是综合使用其中几种达到效果。因此在运用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目标要求选择一种或几种使用,并且有效地将他们结合起来。 

二、社会机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中的功能 

探索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社会机制,对促进道路的大众认知,提高道路的大众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宣传解释,使大众能够知道并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作为国家的一种社会机制,首先会在其思想理论层面上全力解释或表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文化观念等,全力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主导价值观。认同的第一步首先要认知,因此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众认同,首先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大众知道并了解这条道路的内涵、依据、合理性。而我国的大众无论是在年龄、文化还是职业方面都千差万别,要达到普及大众的效果,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的力量,利用社会机制的功能。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机构、新闻媒体以及个人相互配合,共同宣传,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社会整合,充分发挥社会各部分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真正实现大众认同,就不仅仅是认知而已,而是让人们感受到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国情,沿着这条道路能够使国家不断发展,能够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人们带来切实的利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整合社会各部分力量。从国家到个人需共同努力,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通过一系列有效手段构建的社会机制,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使宏观、中观、微观形成有机的整体,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认同的进程。 

(三)加大参与,在实践中更有利于认同 

社会机制的层次机制中分为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三个层面,微观机制就是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以达到预定的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进程,更是需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亲身参与其中,才会更好地理解并认同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更清楚自己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例如,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和要求制定一系列政策前,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建议;制定过程中,让人民代表积极参与;实施过程中,使人们参与其中并给予监督。这样一方面,使人们充分体会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另一方面,更有效促进大众对党各项政策的理解,进而加强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 

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做出了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大又增加了新的内涵,特别是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新增的这一建设性目标,还是原有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的发展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过程中,要突出人民的主体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也要注重大众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让人们在认知和实践过程中实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宣教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 

(一)宣教机制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认同的前提是首先要认知。宣教机制就是社会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社会大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在使人们知道内涵的基础上,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条道路的特色之所在,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及舆论媒体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和舆论媒体积极推动。 

首先,政府一方面要实行政务公开,让人们及时了解国家正在实施的方正政策及其实施成效;另一方面,将中国夜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制度化,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和规定,让人们在了解制度的过程中了解道路的内涵。其次,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学校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国情教育、时政教育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课本、进课堂。最后,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新闻特别是互联网能够有效传播信息。在当今信息时代,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速度快、容量大、影响面广的优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普及给大众,并及时传播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奋斗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另一方面,制作并播放关于党艰苦创业历史的影片,提高人们对现今制度和道路的认同感。 

(二)公众参与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要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及目标要求,必定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体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制定及实施各项政策时,应保证公众参与其中,公众参与不仅能为决策者提供意见建议,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而且通过亲自参与,公众能更加理解并认同国家实施的方针政策,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可实施性。 

首先,要实现公众的积极参与,就需要国家制定法律制度,确保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其次,公众参与不能仅仅体现在过程与末端,而应包括在立法及政策、制度中充分体现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和行为参与四个阶段的内容。预案参与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法规或改革方针时,要进行公众意见征询,在决策出台前进行可行性论证,要有公众代表参与,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行性论证后,在政策制定时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都要及时听取公众意见,接受大众监督,及时修正错误。末端参与就是政策实施之后,要将结果及时公布于大众,比如采取总结报告、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让公众参与其中,并给出关于进一步改善政策方针的意见和建议。行为参与就是公众要积极相应党和国家号召,按照政策制度的要求,从自身做起,亲身实践。通过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行为参与四个过程,一方面政策更加符合民心,切合人民利益,因而更容易获得大众认同;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全程参与,更加理解国家政策,也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制约机制应包括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以及国家、社会对公众的监督,实行国家、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双向监督。 

首先,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自身的建设也极大地形象着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程度。因此,除党内监督外,要充分发挥公民社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党充分发挥其先锋队作用,政府廉洁勤政,社会不断进步,公众自然更易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家和社会对公众的监督。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舆论、大众媒体要形成合力,监督公众学习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关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相关制度,规定社会所有成员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及要求。为响应政府的规定,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要制定本单位的规定和制度,监督单位及组织成员完成。社会舆论与大众媒体要发挥正效应,宣传模范事迹,批判不和谐因素,为大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结语 

篇3

道路自信是前提。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理论自信是引领。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只有坚持理论自信,才能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促进道路自信的正确拓展、制度自信的完备有效、文化自信的传承发展,从而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领正确方向、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科学论证。

制度自信是保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具体展开,制度自信具体表现着、规范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只有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才会形成有效依托和可靠保障。

文化自信是灵魂。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核心和灵魂,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精神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坚持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才有扎根与发展的深厚土壤,理论自信才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资源,制度自信才有创新创造的活力之源。只有坚持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才会更有动力、理论自信才会更有理性、制度自信才会更有保障。

二、从历史上看,“四个自信”层层递进丰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

道路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逻辑原点和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实践的选择。只有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理论才有实践基础,制度才有现实依据,文化才有深厚土壤。道路的具体实践为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而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则以科学化的理论、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表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道路的探索不嗌罨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的总结和提升。理论源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自信论证了道路自信的合理性、制度自信的合法性和文化自信的科学性。只有坚持理论自信,才会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才会不断强化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任务要求,为道路的拓展和制度的完善及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强化和固化。把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不断完善、在实践中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固化,就上升为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强制性、稳定性、系统性等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标准的模板可以沿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党以巨大的实践智慧和勇气,通过不懈的实践探索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将其总结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为一种制度。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升华和内化。道路、理论、制度经过不断巩固、强化,内化和渗透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则升华为文化。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发自内心和心悦诚服的自信,只有文化自觉,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清醒理智的把握和践行。“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三、从实践上看,“四个自信”有机联系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共同的哲学基础。“四个自信”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也是“四个自信”相互贯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基础。

共同的实践依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发展推动着党的每一次理论的重大突破、每一次制度的重大变革和每一次文化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既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又切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

共同的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文化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两个“百年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自信”凝心聚力,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来源:光明网)

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17-05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根据理论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不同见解、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深入研究中应把握的重点内容等再作些探讨,以扩展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国内外强烈关注的课题及其多种见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特别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的政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国际社会的热议,集中起来大致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主要评价。

1. 肯定评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其具体观点很多,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方面,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所有这些将大大增强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美国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说,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第二,从比较中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一是比较中国与印度、苏联的不同发展。如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有学者评说,较之“苏联模式”,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上有三个重大原则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二是比较中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如俄罗斯、拉美、东亚等国家,认为俄罗斯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功应对了世界经济危机、重大自然灾害,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等。由此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批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论述现代资本主义有多种模式的时候,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意义。

2. 否定评价。这类评价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大致也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称自由民主制度即美国的所谓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否定不同于美国的任何一种制度和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一些人通过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这又有多种情况,其一,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在《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中说,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美国俄勒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里克也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其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诬指为资本主义。如美国的迈克尔・舒曼在2010年3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中国:新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文章,把中国模式诬指为资本主义。还有学者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看作是遵循同一模式,认为中国创造的所谓奇迹,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更早在荷兰、英国与美国早已皆是如此。其三,中国的发展未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如英国的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模式”,“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一个想法。

第三,更早一些,苏联学者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从而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中就说:“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受这种诬指的影响,西方的某些汉学家,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及其学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歪曲为“民族主义”。

国际方面还有多种具体的观点,如炒作“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等等,称“中国将统治世界”,企图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的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响,企图设置“美丽陷阱”;有的企图让中国承担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称的责任,达到“捧杀”中国的目的。这些观点其基本精神未超出上面的概括,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国内学术界直接以本问题命名的专论尚不多见。但是,有多个学科的著作和论文,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论证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大致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如解读了马克思的重要论断: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①。这表明,在五社会形态或者三社会形态发展中,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共性,是对世界各国多种多样的类似经济基础的科学概括,这样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再转化为各国现实社会形态时,不可能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必然与各个国家不同的经验事实相结合,使之在现象形态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又如解读了列宁关于世界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统一性和具体道路的特殊性的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固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这表明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但是由于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这种过渡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特点。学界的这些探讨都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2. 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论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这类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从而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自然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3. 在批判西方学者关于“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等等怪论时,一些学者根据关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的论断指出,世界历史并没有止步于美国的发展模式,没有、也不会始终以欧美为中心。不同性质的国家也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不同的改革而达到资本主义的趋同。“趋同论”不过是以唯技术主义为基础所宣扬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论。由此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及其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4. 在批判苏联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以及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时,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则是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以保证事业取得成功。混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界限是错误的。

5. 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有学者一方面论证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要中国不倒,社会主义就能在世界上站得住”的思想,指出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的意义。还有学者通过论证中国模式产生的必然性、中国模式的产生所带来的世界影响,较好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问题。

二、充分认识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热议,表明这个问题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有助于从现时代的高度开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课题研究将对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统一、最终由前者取代后者展开论证,这必将深化近现代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跨越论的思想的研究以及这些理论在现时代的合力作用和指导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弄清这个关系,并作出科学说明,必将展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使之细化和具体化,为群众所深刻把握。

2. 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较长时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科学内涵、结构体系、理论特点、与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历史地位和意义等多个方面。本课题在以往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宏观背景下,一方面从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上寻找人类文明的共同点,着力论述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另一方面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造性贡献、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发达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研究其它国家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这两大主题方面的好经验,阐述当今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历史文明贡献的异同,甚至质的区别,由此从世界历史意义方面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3. 有助于批判“欧美中心论”、“历史终结论”、“趋同论”、“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较长时期以来,国外流行种种诋毁当代中国的怪论,国内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必将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清是非,划清思想界限,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克服国内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

4. 有助于为中国赢得宝贵的话语权。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的贡献,以及对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的影响,必将有助于为中国赢得主动和宝贵的话语权,为我国扩大开放提供理论支撑。

三、深化课题研究的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已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涉及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多方面内容。现在要赢得对这个重大关系认识的话语权,唯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需要从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两方面着手。

研究的内容方面,要力争在以下六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南。

第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四点: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下,人类历史纵向发展过程,即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与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即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资本论》所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变为“万能钥匙”、一般历史公式,并套用到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的思想;列宁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国际世界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又斗争、又合作,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方面有共同点。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是对这个问题的有益的探索,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好的见解和经验。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贡献有异也有同。以上四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证。

第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三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发展和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关于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将走上社会主义,但各自的走法不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思想③。以上三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

以上思想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性。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奠定课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基础。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思想资料和历史依据。

第一,20世纪初期以来,在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人类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如形态学派历史学家O.施本格勒、A.J.汤因比等,他们将世界历史看成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从而突破了“欧洲中心论”;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文集和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需重新定向的观点;L.S.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的《全球历史》,注重考察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应对这类历史资料加以系统的梳理、研究和评述,以为科学把握这一关系提供有重要支撑意义的思想观点。

第二,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上有大量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两种类型的实例,即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发达的乃至最发达的地区开始的;第二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国家开始的。长期以来,第二种类型被认为是特殊现象――特例,现在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通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应对两种历史类型的典型、特别是第二种历史类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是通过多样性实现的这一规律,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提供历史的依据。

3.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根本观点和一贯主张。

第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以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想④。要着力研究《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著作,深入把握和阐发中国共产党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思想;要深入研究《论十大关系》、《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著作,深刻把握和阐发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的原理。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思想。要认真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著作和谈话。特别是其中关于对立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类历史演进到现代以后,这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统一、合作、竞争、斗争的关系,人类文明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推进。不同制度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做出贡献,但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会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等思想;中国的发展“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思想⑤(邓小平)。

4. 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概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一,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统一性和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证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第二,对人类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上,成就举世瞩目,形成了“十个结合”(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经验。这对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复兴有重大影响。

第三,对当今国际社会政治格局等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在摆脱贫困和失业、建立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支援,提供的可供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分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负责任的态度等。中国在维护世界的稳定及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证明了它的国际意义。

5. 充分论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⑦。在现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意义。

6. 对“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中国”等多种错误理论的评析。

第一,收集归纳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社会有关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

第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种种魔化、诋毁中国的怪论产生的背景、实质和影响。

第三,通过批判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思潮,进一步深入论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要求是:

1. 在思路上,整个研究应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立论和驳论相结合。

第一,明确界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概念。“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概念,可做多种解读,应予以明确界定,避免概念本身缺乏确定性。我们将这个概念规定为整个社会文明,主要指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限于文化。

第二,深入研究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实现过程(即通过多种文明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来实现的过程),以为论证本课题的中心内容做好理论铺垫。

第三,具体研究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体上取得的成就及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同时研究积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意义。

第四,通过反驳上述“中国”等种种错误理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认识。

2. 在具体方法上:

第一,坚持系统的文献研究与梳理。这包括运用现代技术研究手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国内外相关的权威性著作、杂志进行系统的梳理,以详细地占有与本课题有关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并对占有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分类,研究其内部联系。

第二,重视反面材料的研究。全面收集、系统整理涉及本课题的国内外的有代表性的资料,包括专著和论文。仔细研究著作者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根据、论证的方式和造成的影响,以为研究提供不同方面的思想资料,特别是提供进行科学批判的针对性观点。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正面研究和批判分析等相结合。当前应特别注意从正反两面开展研究和论证,通过这种研究和论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页。

②③《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87页。

④《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373页。

篇5

 

最新文化自信个人心得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一、道路自信。道路问题关乎党的命脉,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我们要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实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礼貌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发展道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二、理论自信。理论问题关乎党的性质,关系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安康。我们要高度重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定学习日程表,设置“周一学习日”,构成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党章、“两学一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

 

三、制度自信。制度问题关乎党的方向,关系国家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制度,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确立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在制度确立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以高度的制度自觉性,不断推进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精神标识。为逐步培养党员干部的文化自信,我们认真组织好了“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阐释工作,结合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主题宣传,精心组织一批重点理论、评论、综述文章,深入阐释讲话提出的重大论断和重要观点,深入学、认真学、反复学、系统学。

 

最新文化自信个人心得

 

“全党务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总书记在7·26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又突出强调了“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曾在不同场合被多次提出,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就“道路自信”而言,选取一条正确且适宜的发展道路,对于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指向好处。道路是党的生命,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我们党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特色之路。党的xx大报告鲜明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充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果,凸显了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相结合,坚决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式的封闭僵化思维。回望历史发展的征程,偏离马克思主义,往往会断送中国革命前程,阻碍中国建设发展。

 

解放思想永不止步,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才能持续兴旺发达,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征程,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就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继续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经受检验、顺应潮流、贴合民心,是几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追求,我们应当加倍珍惜和坚持,不断创新和发展。

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旗帜; 道路; 理论体系; 制度; 逻辑关系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5-0017-03

收稿日期:2013-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及逻辑结构研究”(10BKS017)

作者简介:袁银传(1965-),男,湖北云梦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和最宝贵的财富,它是内涵、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统一整体,它明确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理论作指导、确立什么社会制度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简要地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社会主义,其二是中国特色。即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突出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从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此后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并围绕其建设进行理论展开与实践动员,如党的十三大报告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十四大报告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党的十五大报告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七大报告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以及党的十报告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统率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讲“举什么旗”的问题,指称的是前进方向、引领航标和光辉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讲“走什么路”的问题,指称的是路径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讲“以什么理论作指导”的问题,指称的是思想武器、理论指导、方向引领、精神家园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讲“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指称的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属性、规范化成果、稳固化载体和制度化保障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从不同的指称维度、内涵彰显和价值功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既各有侧重又彼此兼顾的诠释。

从指称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而体现在制度规范上,则是要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分别立足于政治、实践、理论、制度规范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诠释。

从内涵彰显来看,党的十七大和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强调: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制度。

从价值功能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面旗帜,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方向、确定目标和展现形象。“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正确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前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昭示着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它是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举世瞩目,这些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离不开伟大旗帜的凝聚与鼓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彰显。它立足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中国特色,是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问题,是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思想理论武器,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维度为当代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进步提供制度依托与规范。所以说,旗帜是方向的指引,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鲜明特色。

由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立足于不同领域、以各自的内涵指称与价值功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各有侧重的诠释,但同时又是彼此兼顾的,这种兼顾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上。一方面,就其共同特征而言,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四方面要素的本质属性相同,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立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确认知目标的长远性与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其次,它们的现实定位与历史使命相同。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整体水平不够发达、生产关系整体状态不甚成熟、上层建筑尚不完善,这是共有的现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系世情、立足国情、结合民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次,它们的生成路径和发展指向相同,即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以“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共有的发展指向和价值旨归。

另一方面,就其相互作用而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其中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规定和彰显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性质和方向,起着规范、导向、引领、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旗帜在实践层面、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展开、支撑和具体体现。没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就没有方向和动力;而离开了道路探索、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旗帜就成为没有具体内涵的空洞口号。道路探索是在旗帜下进行的,是形成科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经验总结,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道路走对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得到发展、取得成功;道路走错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4]理论体系是旗帜、道路、制度的凝结和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灵魂。理论的源泉在于实践,理论的价值通过实践体现出来。不进行理论总结的实践,是不重视经验价值的实践;没有理论作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体系对旗帜进行内涵诠释,对道路进行经验总结和现实指引,为制度提供内在依据。制度是道路探索与理论探索取得的成果积淀,是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规范化成果和稳固化载体,它是旗帜的制度表征、道路的制度依据、理论内涵的制度表现,并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提供制度化保障。总之,伟大旗帜、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中的本质要素,四者各自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缺一不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正如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5]在党的十报告中,同志进一步强调:“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6]

参考文献

[1][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2).

[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4.

[3]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54.

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路径;三大特色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9-0047-03

赵曜等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总字数近57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互动研究,并通过历史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路径创新,表现出大历史视域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和判断,体现出一大亮点和三个特色,阐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的亮点和特色

首先,《史论》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发展历程,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互动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本书的出版不仅深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路径。

其次,《史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发展”为主线,在逻辑架构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统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之中。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历史实践为基础,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呈现出三个主要特色。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史论》作者们既坚持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又通过采用比较法,做到了史论结合。《史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互动结合上,一方面打破了传统中共党史的宏大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凸显并使用更多的笔墨叙述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特色。并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道路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对比,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准备、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蕴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意义,而且有利于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存在的失误和曲折,明晰这些失误和曲折发生的原因,从而有助于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其二,在历史分期上,《史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历程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期。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备(1949.1-1956.3)、孕育(1956.4-1978.11)、形成(1978.12-1992.2)和发展(1992年2月至今)四个时期。在写作安排上,1949年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了准备期的起点;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成了孕育期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形成期的开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成为发展的标志。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不仅有助于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提升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连续性和历史整体性,而且有助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开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的历史视野。实际上,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去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有益于冲破狭义历史阶段上(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景束缚,从而形成对广义历史阶段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认知。其三,在研究内容上,《史论》避免了以论求论的空泛议论,代之以每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基本路线等重大问题的具体中国化操作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的转变、新民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以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内容,展现其作为准备期的历史表现;通过对《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外交政策上的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理论等内容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的孕育特征,又通过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反斗争、“”、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等错误的反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间孕而不育的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期,《史论》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通过对转折期、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四个时段的历史考察,从思想领域、生产关系、政治体制、精神领域、外交战略等内容上指出其作为形成期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言,《史论》尤其凸显出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新的成就和新的经验总结。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建设、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等内容。可以说,深入历史事件内部,呈现中国特点、突出中国道路,使《史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序严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的基本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在章节的安排和观点的提炼上明显表现出历史实践与理论总结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并在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提炼出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史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突破了狭义视域下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的研究思路,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追溯到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并通过准备、孕育、形成和发展四个时期塑造了广义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有助于开阔读者的历史视域,全面审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而且能够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当前的道路探索形成有效的历史衔接,更有助于人们在历史实践基础上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艰辛历程,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和信仰。

其次,《史论》不仅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史总结经验来吸取教训,而且把研究的主线始终围绕在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自觉性之上,凸显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中国模式探索的尝试。《史论》比较客观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准备;“左”倾错误的指导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孕而不育的根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形成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次,《史论》通过史中求论的学术态度,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层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题和主线,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与此同时,《史论》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针。

三、结论

通过对本书的研读,笔者认为,《史论》不仅内容翔实、观点明确、文风朴实,而且在研究路径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的历史分期上、观点提炼上都有新的尝试和创新。它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完全可以作为党政干部学习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深入历史发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不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要在实践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确保在建党一百周年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还要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宣传和普及,增强中国人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从国家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信仰内涵;从社会层面不断打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生态;从公民个人层面提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高尚品质。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调动广大人民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热情,开辟中国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之路、城镇化道路及新农村建设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道路,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着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

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教育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复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培养处处长,教育学部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条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之路,是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教育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制度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科学研究,具有战略意义。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领导 教育发展道路

2013年3月17日,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则明确宣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1]这一重大论断,既是对我们党带领人民发展教育事业的奋斗历程、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同时又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这一重大论断的基本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初步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其中“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首要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社会建设部分的首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发展的背景,对其具有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思想基础、内涵特征、制度、经验价值等的深刻认识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教育成为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社会事业的基础上,对这条道路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提供重要的资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探索过程,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是一致的。在党领导下的长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2]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正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突破口就是人才问题和教育领域的改革。“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两次找有关同志谈话,都是强调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5]1978年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1978年4月22日,召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要求。这些论断和要求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相一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开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党和政府不断地调整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政策以回应新出现的教育问题,逐渐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发展路径,这条路径我们就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一条我国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之路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内涵与特征,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袁贵仁同志在全国高校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发展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条道路遵循了教育的基本规律,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6]同时,袁贵仁同志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一文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内涵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教育优先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育人为本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改革创新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促进教育公平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提高教育质量之路。[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一条我国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之路,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科学地处理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遵循教育规律的关系,科学地处理了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科学地处理了继承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科学地处理了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科学地处理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科学地处理了教育规模扩张与提高质量的关系。这条道路“既凝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教育的基本经验,又反映了世界教育发展规律;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本理论,又体现了中国国情;既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建立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既继承了我国教育优良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8]。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条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之路,是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教育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制度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科学研究,具有战略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教育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教育之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领导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开创者、领导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光辉历程,把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努力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9]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首先,党对教育事业的政治领导保障了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0]。其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如“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实现“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等重要理论与论断,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创新和发展,都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另外,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工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11]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强调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突出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首要位置和基础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与教育的“全局性、先导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培养“创新人才”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教育公平”和“创新型国家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以人为本”与“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这些方针和政策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战略和政策指南。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也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保障下形成和发展的。首先,“道路引领制度建设”[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之路,这条道路的实践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必然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鲜明标志。其次,“制度又为道路提供制度保障”[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突破口,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制度是规范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因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规范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教育政策以及法律体系组成。教育领导制度、党的教育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制度,体现教育的性质和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主要标志;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公平制度、终身教育制度是教育基本制度,规定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教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优先发展制度、教育质量制度、对外开放制度、教师发展制度则是教育的具体制度,推动着我国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们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

整体设计、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建设,可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大历史任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制度变革是关键,是重点。《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指出,要“以破解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突破口,以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完善推进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为着力点,不失时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发展的着重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建设应注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注重完善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与构建终身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注重强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与引导社会教育资源开发有机结合,注重统筹整个社会相关领域协同发展与教育制度改革目标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迫切需要从实践上、理论上、政策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系统、科学研究,可以深刻回答教育改革发展中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可以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丰富的素材,可以为向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宣传、传播中国特色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理论和政策奠定基础,还可为推广中国经验、在国际上展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制度影响力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所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研究,要从实践维度客观地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历史轨迹,总结其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教育发展成就。要从理论的维度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探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体系,总结其发展的基本经验。要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面临的挑战、问题、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0-07-13.

[2]郑德荣,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

[3]刘云山.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体会[J].求是,2008, (2).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 (7).

[5]顾明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2.

[6][7][8]袁贵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J].求是,2012, (12).

[9]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篇9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7月1日,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再一次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接连把“文化自信”作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彰显了我们党鲜明的文化立场,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趋成熟,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也为我们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提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作用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发展的深刻体认,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所具有的文化优势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坚定信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理论、运动和制度的统一。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我们党逐步将这一基本观点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系统概括。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并首次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统一”到“三个自信”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和执政自信,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自信提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高度,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一科学判断清晰地指出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有机整体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也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列宁指出,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里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任何道路、理论、制度,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离开了文化的滋养,道路、理论、制度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探索找到的,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牢牢立足于本国的国情。”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与心理基石,构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基因,也是一切自信的源泉和根基。在当代中国,能否建立文化自信,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只有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坚持好、发展好。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指出:文化之用就在于它的无用之大用。文化在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各领域,具有极强的扩张力、渗透力和持久力,虽然无影无形,却总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价值,并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成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拥有自觉的文化价值导向,会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步伐变得稳固、坚定而持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只有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所理解、所认同,内化为价值追求、外化为行为准则。只有坚定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真正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篇10

中国道路在今天

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我们党突出强调中国道路,事实上是对现实需要的明确回应。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民族的郑重承诺。十报告把 “建设”改为“建成”,并对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越是接近目标,人民群众对增加经济收入、丰富文化生活、扩大政治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保障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期望值就越高,对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更加具体和丰富;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不再拥有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容处理社会需求和矛盾的时间,改革发展的复杂性也非往日可比。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很明显,有的国家政治和社会走向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反思自己走的路子时,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出来。但也有人对中国道路有疑义。有的发出“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的“捧杀”中国道路导致“”,有的喊出中国“崩溃论”。因此,在当今的中国,清楚地知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走这条路,至关重要。

中国道路是什么

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适应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

中国道路是途径、理论和制度三种形态在实践中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构成形态之一的具体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结晶;中国道路的制度形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中国道路能够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自觉地把成功实践上升为理论,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把成功的和成熟的实践确定为制度。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所谓总依据,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它是中国道路的出发点。所谓总布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整体推进。所谓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是十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走中国道路夺取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基本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总结了中国道路的新鲜经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内社会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道路最本质的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是对中国道路前进规律、途径和方向的具体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映在实践领域,必然延伸出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具体道路。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具体道路,是对中国道路实现途径的细化、丰富和发展。

中国道路从哪来

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和新世纪新阶段的“成功坚持和发展”。

在中国道路形成以前,为拯救和发展中国,中国先进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道路的问题先后作了两次选择,使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次探索,最终才形成了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奠基于改革开放前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没有解决好”,是指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对中国道路来说,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承续和承载。对此,十报告提出,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不仅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思想活的灵魂,还有: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这个最大国情和历史方位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论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做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主张;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等。“物质基础”则包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就。至于“宝贵经验”,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正确有效的做法,也包括“”那样严重错误的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开创中国道路,积累了必不可少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