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经典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长恨歌》、《西厢记》、《文君夜奔》、《孔雀东南飞》、《天仙配》、《红楼梦》、《嫦娥奔月》。

2、这些故事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可谓妇孺皆知，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也都拍成了影视剧，口碑极高。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源于《简・爱》的美好

九十年代初期的深圳，改革开放的潮流还未散去，许多人还都在商海中摸索着前进，经典故事就在这里诞生了。相比较许多商人，陈伯君陈总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在那个年代里，大学生还不像现在一样普遍，可是陈总却是其中之一，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听起来是不同寻常的。从1986年来到深圳，多年海上运输的背景让他的眼界也比寻常人开阔。1995年决定建立一个服装品牌的时候，他想的就不是单纯的进出口批发，而是要有一个长久的目标，针对特定的群体，建立一个完整的品牌。这个群体，他希望是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有梦想的新时代女性，于是，他便想到了Charlotte Bronte的经典故事《简・爱》。

《简・爱》的故事里有一个正直、高尚、纯洁、勇敢的女主人公，她也正像陈总心里所想的新时代的女性一样富有理想、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个故事成就了“经典故事”最初的企业文化。

关于“经典故事”这个名字，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让人可以一眼就记住。Jane Story，陈总说，Jane可以是最简单的女生的名字，但却可以造就永恒不变的经典，也带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同时隐含着《简・爱》的内容，至此“经典故事”的英文名便应运而生。而中文名字，在历经“爱情故事”、“简的故事”、“简爱的故事”等诸多在陈总看起来流传度不够的备选之后，最终选择的“经典故事”也的确让许多人都记住了，言简意赅，却又意义深远。在鲜有四个字的品牌名称的当时，“经典故事”的诞生就如一声响雷，打破了沉寂的夜空，让许多人不仅记住了它的名字，更让人们知道了原来品牌可以这样做。

品牌文化不是纸上谈兵

“当初我们第一期投资也就是100万到120万左右，那时候的计划，我想这些钱如果在经营投资中剩了一半，那我们就再投100多万，如果再剩一半就不投了。但即使这样我们还用了其中的30%来做产品设计，到现在我们还沿用着当初这一套设计。”那时候用几十万来做品牌、产品，在业界的众多“前辈”看来，简直是疯了，可是今天再回首，你才会发现当时的那几十万是值得的。这就像现在每个人都会说螃蟹好吃，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总是不被理解的，只有慢慢所有人的心里都产生了这样的意识之后，这个东西才会被认为是好的。品牌，以及品牌文化也是如此。

这种付出，所得到的回报是任凭当时那些嘲笑他们的人所无法想到的。从筹备、建立、实施，“经典故事”历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从最初的十一、二个人，六台机位开始，创出了一个属于深圳的、广东的、中国的品牌。陈总说，当时，许多人即使模仿、抄袭他们的模式，也没有办法学到其中的精髓，即使只相隔一个街口，他们在销售上也依旧遥遥领先着他人，这就是品牌的力量。1996年，他们已经引用了加盟连锁的概念，直至1998年品牌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品牌概念深入人心。

“经典故事”是第一个走出广东的服装企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服装秀，而这场秀，在今天看来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也不断被人们所提起，甚至每每提到的时候，都忍不住交口称赞。

“我觉得一个品牌不是靠三年、五年，一时的规模决定它的品牌价值和命运的。一个品牌应该是靠它多年的沉淀和积累，以及定位的准确，和喜欢你的群体所构成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风格固化好，同时在产品的质量、品质上要和你的目标群体统一，让她们一提起‘经典故事’的时候脑海里就能浮现出这个概念，是适合还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要求设计团队、精英团队的是，不怕你做的慢，但是你做的一定要有它的后续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一个百年品牌和百年老店。”

做自己的文化产业

“经典故事”的设计，并不追求个性化，而是希望是统一的、大众的，这是品牌所追求的同一性。它的内在文化不仅透过服装在体现，甚至还透过了周边在体现，即便是周边，也始终围绕在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下。

他愿意学习国外优秀的经营理念和营销经验，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品牌冠以“国外制造”的名号，他觉得，“经典故事”做的好就是做中国自己的品牌，做深圳自己的品牌。“我们在学习国外的同时，还要保留自我，毕竟我们是中国人，要坚持自我的东西。所以我们始终以自己是一个民族品牌而骄傲。”

陈总有一个酒吧，和“经典故事”相关。酒吧不是当下年轻人最热衷的“迪厅”，没有电子、摇滚或者舞曲，只是静静的让人们去体味一种文化。如果你常看电影，那你一定对其中的环境格外熟悉，是的，陈总的酒吧就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设想的就是，要通过这个酒吧，把我们服装上无法体现的文化透过它来体现。”。酒吧的文化是什么？在Jane Story是一种英伦风，他们不仅在酒吧里时常举办英语论坛、讲座，甚至还请了当时深圳英语频道的主播来主持英语角。“我觉得酒吧本身就是欧美流传很悠久的一种文化，因为欧美大部分的社交都在酒吧里实现。那么就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欧美对于酒吧文化都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同时，酒吧文化本身又给大家营造了一种交流文化、理念、宗教等等包罗万象的东西的机会。于是我们在这里既可以用我们的文化去影响我们的客户，相应的我们的客户也可以借此来影响我们。”

几年加拿大生活的经历让陈总的眼界愈发开阔，他也从中学习到了许多新鲜的理念。正如每一个成功的品牌都曾经历过商场上的沉浮一样，“经典故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几何时也出现过变动，但如今能依旧不倒，坚定的文化理念一定是其坚实的后盾。

篇3

一、典雅优美的修辞效果

罗积勇《用典研究》中说：“典故典故，顾名思义，一般认为是典正，典雅之故事。故典雅性效果历来被看作用典的主要修辞效果。”他认为，用典的典雅性修辞效果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士大夫文化人这一特殊阶层有关。下面就通过骈文这种文人雅士经常使用的文学形式，对典故典雅优美的修辞效果进行具体的分类阐释：

1. 运用名士文人的故事。众所周知，骈文作为一种文人附庸风雅最突出的文体，在这一方面是尤其突出的。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段描述“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些典故中句句都使用名人文士故事，而这些故事之所以为雅，是因为有一种“沿袭”的力量。前人觉得它用得典雅，后代也就以雅视之。

2. 运用古代的经典著作。文史名著中常使用的语言单位如被用作典故，往往也能带来典雅的效果。如下面这个骈文实例：“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毁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苍者天！”（曹植《卞太后诔》）“彼苍者天”引自《诗经》（《秦风?黄鸟》）中“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在诔这种庄重的文体中，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使文章带上了典雅的特质。

3.运用平常的事物。那些本来看似平常的事物，经过前代文人巧用修辞、点化渲染而作为典故使用时，便带上了典雅性。如庾信的《小园赋》“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对句用《国语?鲁语上》“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之所以活用典事，是用鸟来比喻北魏、北周强要留自己在北方为仕，而自己本无意于禄仕之途，这样委婉而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志。

二、委婉含蓄的修辞效果

使用典故可以使文章委婉含蓄，而在骈文中的体现往往更为突出，古人多是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1.在骈文这种极其讲究文人雅士情怀的文章中，他们要表达与别人的不同意见时，为了缓和气氛，给对方台阶下，就使用典故提供理由或作出解释。如《新世说?俭啬》：“（朱石君）清贫若寒素，某岁新年，值大雪，往贺裘文达公曰修，裘见其所衣为棉袍褂，乃曰：‘范叔何一寒至此。’”本典故出自《史记?范雎传》，裘文达公修对清贫穷寒、身着棉袍褂的朱某说“范叔何一寒至此”，称其为“范叔”，既言其贫，又没有让对方失去面子，因为范叔乃先贫后富，贵至相国之人。

2.古文中，作者往往为了表达自己的窘迫或有求于人时，出于文人相轻等方面考虑，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使用典故。如庾信《谢赵王赍犀带等启》中说：“花开四照，惟见其荣，鳌戴三山，深知其重。”典出《列子?汤问》。庾信感到自己受到赵王的赏赐，只觉得光荣，深知其恩之深重。这段夸张性的感恩的话，如果直说，就是古人也会觉得肉麻。现在用双关典故语说出，则缓和许多，文意的表达却丝毫不受影响。

三、言简意赅的修辞效果

典故语，或者是一个故事的概括，或者是一段有影的话语的代表，当它被引用，从而与说写者叙述的事情相互映发时，便能产生出许多附加的意思，而这对特定文体和会话场合的语言表达十分有用。尤其是骈文这种极其讲究形式美的文体，意思要表达得相当丰富和微妙，但又有字数的限制，这时用典，往往能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

如《南史?檀道济传》：“湛之、孝嗣，临机不决，既以败国，且以殒身，反受其乱，斯其效也；道济始因录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颠覆；诏、祗克传胤嗣；其木雁之间乎。”上例中檀祗是檀道济的哥哥，他立过一些功，但又没到功高震主的地步。可见他有点才能，但才能不大，处在才与不才之间，这层意思是难以具体说的，所以作者用“木雁之间”这个典故来说明，言简意赅。

篇4

一、多种形式诵读，传承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诵读是对典范性、权威性并经过历史结晶的最有价值的国学典籍的诵读，它重在“诵”。“诵”，意为“用高低抑扬的腔调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诵”这一教学手段，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诵读，在诵读中探索，在诵读中感悟和理解，在诵读中提高语文素养。

1.有节奏地读。正确停顿是诵读文言文的要求之一。停顿有两种：一是句间停，就是根据标点符号来确定句与句之间停顿的长短，语调的抑扬；二是句中短暂停顿，它是以词或词组为单位，根据句子成分之间的内在关系来划分的语气停顿。教学中，第二种停顿方法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画出小节线，以便更好地进行诵读。如教学《学弈》一课，在初读时要引导学生画出小节线：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画出小节线后，学生懂得怎样停顿，读起来也就朗朗上口了。

2.配乐诵读。音乐是一种特殊而富有表达力的语言。在诵读教学中，选一首与课文情感一致的乐曲与朗读同步播放，音乐的节奏、旋律就会把朗读者融入乐曲的意境和情感之中，让朗读者在文学与乐曲交汇的海洋中神游，受到感染和熏陶。如教学《学弈》一课时，选择古筝曲子来配乐诵读，学生在背景音乐的配合下声情并茂地朗读，情感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不仅能给听众带来美感，还能激起读者的情感波澜，扩大读者与听者的想象空间，最终达到理解曲词富于抒情性和音韵美的教学目的。

3.摇头晃脑地读。古代诗文讲求韵律，富有音乐感，诗人读诗往往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文章的节奏和韵律摇头晃脑，进入诗境。教学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摇头晃脑地诵读，不仅能把握诗词的节奏，让学生逐步进入状态，既读得非常投入，又能感悟诗文的韵律美和内涵美，感受到经典诵读的魅力。

4.表演诵读。表演是学生喜欢的形式之一。经典诗词的内容往往是通过小故事来揭示深刻的道理，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果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把经典诗词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并表演出来，就能更好帮助学生理解与记忆经典诗词。如表演《学弈》中两个弟子学习的情景，当乌鸦飞过时、当树叶飘落时、当叫卖声响时……其中一人专心致志，而另一人心猿意马的情景，可以让学生明白两个人由于学习态度的不一样，学习的结果也不一样的道理，进而理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通过多种形式诵读国学经典，可以让学生做到“乐读”、“美读”，不但能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在读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形态美、意态美和韵律美，也能使学生受到情的感染、美的熏陶，深化学生热爱母语、景仰祖国悠久文化的情感。

二、故事启发理解，感悟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诵读关键在“诵”，过程在“趣”。国学经典中有时一句话就是一个故事，学生很不容易理解。如果创设故事情景，让学生在故事中感知，在故事中体验，就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理解经典故事，感受国学经典的魅力。如教学《弟子规・出则悌》一课时，通过给学生介绍历史上很多孝悌的故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经典故事。如讲唐朝李绩的故事，李绩当时已经贵为像宰相一样的大官员，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还不忘照顾他的姊姊，还为他的姊姊熬煮稀饭，可在不小心当中，一阵风吹来，火就把李绩的胡子给烧焦了。我们想一想，当李绩的姊姊年纪这么大了，李绩年纪也不小、也是老人了，他还能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姊姊，孝悌的精神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

三、联系生活实际，弘扬国学经典

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文意蕴高远，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

1.运用经典，明辨是非。教学《弟子规信》时，通过创设情景剧“小红和小明”，让学生判断，他们中谁对谁错？错在哪？你们在生活中是否有这样失信的事？让学生在讨论和交流中，就自己与朋友、父母、同学等相处时是否做到“信”来谈感受？在明白道理的同时规范自己的行为。

让经典走进生活，使学生学到千古美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学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掌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2.运用经典，充实习作。学生在学习古典诗文后，会在习作中引用经典名句来充实习作，突出习作的主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如学生的习作片段：

①小明成天心思不在学习上，我用学过的诗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来劝导他。

②当我们要报答母亲的恩情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吟诵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③来到瀑布下，仰望倾泻而下、泼洒飞流的瀑布，我不禁想起的诗句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学生把学到的国学经典诗词运用到习作中修辞语句，不但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还使文章显得更生动，语言更亮丽，体现出学生具有的文学素养和不同一般的写作功底。

四、有效拓展，展示国学经典

篇5

一、借助互联网终端，把历史典故当作开启高效课堂的按钮  

一节课，从预习、导入到中间环节，都可以用历史典故贯穿起来。教师可以采围绕历史典故设计教学过程，按照“学生课前预习寻找典故——教师课堂导入介绍典故——学生课堂展示讲述典故——师生课堂小结感悟典故”这个流程设计教学案。通过安排学生课前借助互联网寻找典故（或历史故事），可以让学生以发现的眼光，在互联网上走进历史，探寻典故（或历史故事）的缘起、进程、作用，为课堂展开深度学习奠定基础；导入环节介绍典故（或历史故事）时，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有侧重的放大某个情节的信息量，通过渗透、隐喻、留白等形式，凝聚学生的关注点，引发学生兴趣点；课堂展示环节学生讲述典故，可以在检验学生借助互联网自主寻找、整合资源的情况下，给学生展现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创造机会，锻炼他们的归纳、分析、表述能力，随机调整“导学”重难点及破解的方法；课堂小结的落脚点放在感悟典故上，可以让学生借助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的资料，通过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解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碰撞，帮助学生提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水平，逐步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例如，学习《春秋战国的纷争》时，我要求学生课前从互联网上搜集1-2个与春秋战国社会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典故，做到上课时能声情并茂的讲述出来。由于这段时期涉及到的典故比较多，当学生借助互联网查寻的时候，需要对从互联网上搜集到的众多典故，按照“关系密切”的标准进行甄别，这种放手让学生探究的办法很富挑战性，学生会带着兴奋、挑战的心绪快速投入到任务中。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介绍了我从互联网上找的“负荆请罪”、“纸上谈兵”两个典故（理由是它们与赵国的兴衰较密切），播放完这两个动画小视频后，从ppt课件链接到能够找出这两个典故的互联网文本名——“历史典故：春秋战国时期的40个典故，你知道几个？”。之后，是学生提供链接点，展示他们寻找和选择的典故（文本或动画小视频），并简述选择的理由。学生争先恐后的抢发言权，他们罗列出了“负荆请罪、卧薪尝胆、破斧成舟、百家争鸣……”等多个典故，每个同学都讲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课堂气氛格外活跃，学生争论的也非常热烈。

这样一来，学生们会主动把教材中提及到的史料与历史典故进行全方位对接，每个学生在聆听他人讲述选取理由后，头脑中都会留下较深的印象，这节课的目标很快就达成了。

二、借助互联网终端，把历史典故当作驱动学生思维的导航 

预习、导入时，由历史典故入手，可以刺激学生的兴趣点，为课堂学习起到铺垫作用；课堂环节推动进程中，历史典故还可以起到促进学生深度思维的作用。历史教材的“过去时”特点较明显，常常会给学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感觉；会让学生认为只需要“知其然”就行了，记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及历史意义就结了；致使学生对史料的印象还只是停留在较为肤泛的层面上。教师如果把历史典故借助互联网引进过程推进的节点中来，就会改变学生对学习历史知识惯常的认识观，进而改变他们的学习习惯，达到加深印象、提升学习效果的目的。

如，在学习“唐太宗李世民”时，这部分知识的重点应该放在了解“贞观之治”上，经验告诉我，直接的去接触重点，机械的让学生死记硬背，不会让学生形成深刻印象，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换一种教学思路，从ppt课件中链接到互联网文本名“宣武门事变”，让学生先了解一些课本没有提供的内容——李世民登上皇位的血腥过程、采取什么手段开创出“贞观之治”的盛世，就会让学生对唐朝的繁荣产生更全面、更深层的认知，对李世民审时度势的能力、治国理政的能力产生更深、更全的认识，甚至会对皇权的更迭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对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大有裨益。

通过这样的链接拓展，历史知识就不再那么静态、古板了，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不再觉得单调、机械了，课堂被动学习的面貌就会转变为主动思索和探究了。

三、借助互联网终端，把历史典故当作净化学生心智的明灯

学习历史知识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把握精髓，从中汲取养分，形成正确的认识观、学习观、是非观、人生观、世界观，进而学会做人做事。然而，这对于初中生来说，单纯的通过对教材史料的学习，很难达到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的高度。如果在教学中借助互联网适度的介入历史典故，引领学生去感悟历史，达就可以达到启迪学生智慧，净化学生心灵、濡染学生人格品质的作用。

如，在学习“吴越之争”时，教师可以从ppt课件中链接到互联网文本名“卧薪尝胆”，通过带领学生阅读文本+观看动画小视频，从侧面了解越王勾践复国的坚强意志，就会对“立志”与“成事”之间的关系引发深层思考；在学习《三国鼎立》时，从ppt课件中链接到互联网文本名“乐不思蜀”，通过让学生阅读文本+观看动画小视频，了解刘禅的昏聩，学生就会对贪图享乐的危害产生深刻认识；在学习《岳飞抗金》时，可以从ppt课件中链接到互联网文本名“精忠报国”，通过阅读文本+观看动画小视频，对岳飞生平作进一步的了解，学生就会对民族英雄的可钦可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自然地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

采取互联网辅助教学的形式，可以超脱教材的局限，通过跨时空的往返穿梭，能够让史料更具立体感、更多人性味、更富启迪性，便于对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利于学生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汲取成长发展的正能量。

篇6

诗学（poetics）狭义的是指研究诗歌的学问，即诗歌理论或学问，广义的诗学即关于文学的学问或理论，模糊诗学研究的是后者。模糊(fuzzy)这个词，是一个有争议、容易导致非议的词，它常常使人想起含混等贬义，但作为一个学术语词，它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模糊”既是一种状态、一个运动过程，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模糊”从事物的存在状态看，它指事物的一种不确定状态，与精确相对应；从认识发展论的角度看，它是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与清晰相对应；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它是事物之间的关联与整合，与单一、孤立相对应；从事物的发展看它是指事物的运动状态，与静止相对应。模糊诗学（fuzzypoetics）不是“模糊”与“诗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有机的整合。模糊诗学研究的是文学的模糊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它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诗学，属于诗学的一种。

模糊诗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认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1]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差异的融合，就是对立统一的模糊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2]恩格斯强调的“亦此亦彼”，揭示的正是事物的不清晰、模糊状态。恩格斯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儿批判继承而来的，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3]局限于非此即彼论，就看不到具体事物的中介性，“因为中介性包含由第一进展到第二，由此一物出发到别的一些有差别的东西的过程”。[4]法国作家J·F·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也认为，人类为追求整体与同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概念与感觉的一致，已经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当前知识所追求的不应该再是一种“共识”，即同一性、稳定性、确切性，而应该是差异性、不稳定性、非确切性。利奥塔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强调意见冲突的时候了，“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为正差异之名的荣誉而努力吧！”[5]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此即彼”的否定。

模糊诗学在国内外均属首创的学术命题，具有原创性。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一部学术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西方文论是一个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世纪，也是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这个大讲台上一个“失语”的世纪。当然我们说“失语”是针对西方国家的霸权话语和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十几亿人口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学术地位上来说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与我国的经济一样一度失落过。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低迷时期，从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乃至当今的钱中文、童庆炳等一大批文论界的前辈学者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也在创建中国自己的本土学术。近年来，文化诗学、比较诗学就是在世纪之交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的学术繁荣点。进入新世纪，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的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已经开始与西方学术开始对话，尽管一开始这种对话可能是不对称的，但毕竟打破了上世纪50年学说前苏联，80年代学语欧美的尴尬局面，从学着说到接着说，这就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当然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诗学的“失语”，必须有自己民族的学术，学术与艺术是一样，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培育和繁荣本土学术也不是靠提出几个新术语、新名词，搞语词上的学术“狂欢”就能解决问题。一、典故词的词义特征

典故词除了其构词等有别于汉语一般语词外，其词义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这是词典对典故词进行释义所必须把握的。

（一）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词义只是文化意义。

词义从其生成的角度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意义，亦即词目字面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它一般包括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词的语言意义是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逻辑演绎的一种必然结果，如“封”，本义是堆土植树为界，引申有聚土、土堆、隆高之物体及高、大、厚诸义，如“蚤”假借为“早”等等。另一类是文化意义，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有别于其语言意义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如离开对形成它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便无法认识和掌握。

具有文化意义的词语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词语，另一类是一般词语。一般词语在词义的引申过程中有时会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勾连，如“封”之引申而有“爵诸侯之土”义，这当与土地私有及分封诸侯这样的文化背景有关，这样的引申义则是文化意义。

词语的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是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说，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词的语言意义也是文化意义。我们在这里对词义的这种区分，将语言意义从文化意义中划开，所取用的“文化”这一概念当然只是狭义的：它踢开了语言自身形成发展的文化，专指人类社会生活中上层建筑领域部分对语言中词语的形成及词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典故词是文化词语中的一类。因为典故词有较为明确的典籍源头，其构词及词义等均与其源头密切相关，而典籍无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产物，所以典故词只能属诸文化词语而不属于普通语词。文化词语一般都只具有文化意义，如词义有所引申，当然也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引申。

典故词语作为文化词语，其不同于一般词语是显见的，因为文化词语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一般词语则没有。不仅如此，典故词语与一般词语乃至其他文化词语的词义有着甚多的不同，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

（二）典故义有较为明确的源头。

如前述，典故词语有较为明确的典籍源头，因此，其词义的发端也比较清晰。

就目前出版的典故辞书看，关于典故概念大家的认识还并不怎么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一章《为典故正名》一文中，曾有所论及。事典，大家似乎并无多少争议，关键是语典和典制词语，目前的典故辞书分歧较多。

以此我在这里对典故词的把握再提出以下两条标准：

一条是文化意义。具不具备文化意义是区分语典词语与普通词语的一条重要标志。我将离开源出语言环境便无法理解、具有源出语言环境义的词语定为语典词，如“伐柯”之用言作媒，“而立”之指代三十岁，就是因为其取义不是其字面义，而是由《诗·豳风·伐柯》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及《论语·为政》之“三十而立”这样源头中的具体语言环境所规定的。

另外一条即是典故词语有确切源头可考，这样即把典制词语与一般文化词语区分了开来。如“沙堤”出于唐代典制，史籍有明确的记载，后世用来写宰相，自然可将之视为典故词；而“左券”、“左契”，从《老子》而后的许多典籍看，虽然也是文化词语，甚至可以视作典制词语，但是我们无法弄清其确切的源头，因为它可能是古代有文字而后至纸张出现之前长期存在的一种事物。那时契约都是刻之于竹的，负债人及债权人剖之为二，负债人执右片，债权人执左片。“左券”、“左契”即债权人所收执的作为索偿的一种凭证（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这样的词语实际上也可能就没什么源头可考，要考，也只能是“事物纪源”一类。如果说它一定源于《老子》，自然不合事理，只不过从现存典籍看，《老子》使用这一文化词语较早罢了，所以我们便不宜把它看作典制词语。

我与二三同人耗时三十多年所编之《典故大词典》基本上是基于以上的把握来收录语典的。至于典制词语，我们为把典故和掌故区分开来，则只收典制词语中有借代、喻指等义的一类。转语典和事典一般都有确定的典源。一般都出于某一固定的典籍，后世典籍在征引时虽或有异，甚至于其异处又能出现新的词目、词义，但典源总是十分清晰的。纵使多书记载或有不一，典故词目及词义亦或因之而变，但这些源头本身与这些词目及词义之间都有明确的脉络可寻。

典故词的源头有规定典故义的作用，也即说典故词取义一般不会超出其源头取义所规定的范围。

如源出于《易·系辞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中的“金兰”这一语典词目，其取义则只能是“同心”这一范围内的意思；源出于《太于御览》卷六八八所引鱼豢《魏略》之“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对曰：‘此谓御史，旧簪白笔以奏不法，今但备官耳’”中的“白笔”这一事典中的典制典故词，其取义亦只能是“御史”、“奏不法”、“备官”；源出《礼记·檀弓上》“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税骖而赙之”中的“税骖”这一事典典故词，其取义亦必然与故人亡故有涉。

正是因为典故义与典故源头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典故词十分注重溯源。

非典故词的文化词语及一般词语具有文化意义，其源头一般都不甚清晰，也即说其文化意义的产生虽然有其文化背景，但这一背景的来龙去脉往往难以确考。

如“帖”，《说文》：“帛书署也。”意为写在丝织物上的标签，其有文化背景是可肯定的，但正如“左券”、“左契”然，无所谓有什么源；一般语词如“龙”之指代帝王义，从目前学界所公认的观点看，我们只能说它很可能与我们的祖先对龙的崇拜有关。大皞氏、共工氏等部落都曾以龙为其图腾。《史记》称秦皇为祖龙，谓刘邦母与蛟龙交而生刘邦，又史言隋文帝杨坚出生，其母曾见其头上有角，遍体是鳞，凡此等等，只能说明“龙”之指代帝王肯定与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关，究竟它与龙图腾而来的一切龙崇拜记载如何勾来连去，委实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三）典故义与典故词的字面义差距较大，相距较远。

典故词从字面上看，有的可以说通，如“昭王坠履”，典源是楚昭王在战败时丢失了一只履，又回来拣起了它。仅就字面看，我们只能知道昭王掉了履；有的有歧义，如“覆瓿”，典源是刘歆言扬雄所著《太玄》将为后人覆盖酱瓿，仅就字面看既可理解为覆盖瓿器，也可理解为打翻瓿器；有的则不知所云，若“株守”，言守株待兔事。字面上看此二字当疑“株”乃状词，然以“株”状“守”，取义自是难解；有的根本说不通，如“友于”出“友于兄弟”语，用称兄弟，字面上根本不能成词。

整个说来典故词除事典词语字面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外，多数典故词字面都让人不甚了了。至于典故词的取义与其字面义间的差距则更是明显：语典取义是源出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典制典故词的取义是典制义，如语典“乔木”用指故园、故土；典制“彻悬”表示对灾变的忧戚等等。事典词语与上不同的是其字面义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但事典取义并非是典源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寓意。典源事实对典故词词义的规定作用当只是对事典而言，而且其所指亦是对寓意义域的规定。如“昭王坠履”取义只是留恋故旧事物、不忘故旧；“覆瓿”取义是表示著作无人理解、不被重视或用言毫无价值；“株守”取义只是墨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坐以待成，所以事典词义与字面义不同亦是十分明显的。

普通语词的词义则往往是字面义的综合，而典故词而外的文化词语，其在构词之初亦往往注意了其字面义的认可。至于普通词语在词义引申过程中所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亦往往与一般引申义有所相似，因为民族、时代背景往往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容易在我们分析词义时被忽视，容易将其文化意义误认为语言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人类所共有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探索，通过对具有民族特征、时代特征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才能把握普通语词哪些义是引申义，也即语言意义，哪些义是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因为从理论上说，人类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主导方面总是相似的，表现在词语方面，其所反映的概念相近，由之而派生出的若干词义也必然相近。有些词语其反映的概念所派生出的词义一旦与他民族有异，与词义衍绎的规律不合，这时我们当要考虑到它是否有什么民族的或时代的背景，以此我们方可识别它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词义。前述“龙”的指代帝王义，即是有民族背景的例子。另外如“婉”，《说文》：“顺也。”词义是顺从、温顺，由于古代中国人伦理、审美意识的背景，女子以柔顺为美，所以“婉”产生了“美好”这一文化意义；“徽”，《说文》：“幅也。”即绑腿，其所以亦能衍绎出“美好”义，可能与绑腿乃约束之物、儒家有“克己复礼为仁”这样一种影响中国文化的观点有关。诸如以上这样的文化意义与典故义相较，其离词语的字面义显然要近得多。

典故词语，特别是事典词语一般说来谈不上词性，因为典故词语多数都具有词组性质，从其结构上分析，有的是主谓结构，如“庄舄越吟”、“竹化龙”、“耳顺”等；有的是动宾结构，如“绝韦编”、“祝网”、“伐柯”等。另外还有少量的状谓结构，如“跨下走”、“七步咏”等。普通语词这类结构甚少，且其解释亦多可从分析其结构入手，亦即说词义与结构的关系甚为密切。典故词语则不然，其词义与其结构的

关系并不太大。特别是一些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它们并不像普通名词那样表示事物名称，如“君平肆”、“孟光案”、“庾亮楼”等等，往往用以概其出典。凡上这些典故词语别于普通词语的特征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典故词义与字面义间的差异。

（四）典故词义的横向考察——事典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取义具有多维性。

典故词的取义如前所述，一般都受到典源的规定。语典词、典制词由于典源一般比较单一，其词义有如一般语词或一般文化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比较确定。

事典词语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事典一般由人、地、物、事四大要素构成，如词语涉及的因素较多，词义往往就比较复杂。这里所说的词语涉及因素并非是词目字面所涉及的因素，而是指词目内涵所涉及的因素。另外事典典源亦有简单、复杂之分，事的寓意亦有多寡之别。有些词目由于内涵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寓意较杂。很多事典词语作者借用它只是为了唤起读者对典源画面的一种联想，从而感知画面所提供的义域，读者可从画面的不同角度作各种不同的推想。这样的词语取义往往具有多维性，也即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词义并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义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为语言学界所公认的“在一个具体语言环境中词的取义是单一的、确定的”这样一种理论，又未能正确认识典故词作为文化词语其词义的这种多维性质，很多辞书多仍旧取用解释普通语词的释义方式，对每一典故词目因例而给予一个“相应”的解释，并且将各书例附于“有关”“义项”下，其结果不是对某些词采取删繁就简，挑选词义比较单一、比较确定的书例以作解释的办法；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典故义而释语词义、专科义；或只引源而不释义，等等，这些不是科学地对待典故词词义的做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以语言学界所公认的那个前述理论套入典故词释义是行不通的。有人以“诗无确诂”为由，认为对典故词“强为之解，势必会失于泥”。将典故词视为“无确诂”的词，显然亦反映了取用传统的对普通语词的那种释义方式，其结果是要失败的。

为了论证上面的说法，我们可随便举一些例子：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子猷船”用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典。句中既有朋友相思相访义，亦有表示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义；李白《秋浦歌》之七：“醉上山公马，寒歌宁戚牛。”“宁戚牛”用宁戚饭牛而歌为桓公所用典，句中既有有才未遇义，亦有自荐求仕义；苏轼《次韵张甥棠美述志》诗：“甥能锄我青门瓜，正午时来休老手。”“青门瓜”用秦东陵侯邵平于秦破后种瓜长安青门典，传说其瓜五色，味道甚美。《汉语大词典》对此词未作释。有人在其文章中释为“指美瓜，名瓜。”而实际上由诗题“述志”看，当亦寓有安贫归隐之意。以上数例还是词义较为简单的，像这样的例子实际上随处可见。至于一个书例，词义兼有三、四者亦不乏有之。我在三十多年来对事典词语释义中，每每苦于具体书例中词义的难以包罗，有时只好取顾大端而在释义之末赘一“等”字以概之，这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

典故词语，主要是事典词语在运用中多数具有“缘情造境”的作用，这造成词义具有多维性和义界的模糊性，所以对这类词语我们在释义时就必须使用一些能够适应它们的用语，诸如“借写”、“表示”一类。因为如仅用现有辞书常用的那些解释普通语词的用语，一来往往释不通，二来则很可能因释之过死而感到有失于“泥”。（五）典故词义的纵向考察——引申的单一性。

篇7

开设于2007年的“讲故事”是为期两年120个学分的硕士学位课程，共有10门课。其中最后一学期用来做毕业设计，相当于30个学分。主要课程有“书籍设计”、“图画故事”、“理念研究”、“儿童书籍设计”、“特定地点的平面图形和插图”、“纺织品”、“从空间到故事－影像中的讲故事”、“从文本到运动图像”、“人文角度进行的研讨和演讲”，大多数课程分配了独立学习的学分。另外，有7.5个学分的选修课也非常有吸引力，有“公共领域”、“嵌入式媒体”、“空间”、“珠宝”、“设计实践中的可持续”、“艺术化书籍”等共八门课程可供选修。课程也经常在一个开放的场所进行。

这个专业的学习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学生所做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向别人讲述―个故事，但是要学习如何用词汇、画面和动画结合起来讲故事，使学生思考不用语言来讲故事，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讲”。故事如何视觉化?如何与不同的媒介打交道，如纯文本、动画、纪录片、绘本等?怎样用声音加强故事的生动性?这些都是在这个专业需要完成的任务。但所有知识的核心，是让学生知道如何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通过对讲述方式的探索，寻找一种新的设计可能性。

这门硕士学位课程对国际学生开放，对学生的本科背景并没有特别要求，只需要具有被瑞典官方承认的学士学位或具备同等条件，瑞典或其他国家的皆可。在申请中，学校较为看重申请者在平面设计、图画故事、插画、影像及媒体方面的艺术才能，另外具备印刷、网页设计、视频编辑和动画等方面的经验也会在申请方面占优势。在选择学生过程中，主要基于作品集、学习计划和面试，这很多学校是一样的，除此之外，每位申请者必须完成一个指定主题的特别作业，每年的主题不同，作业通过电子系统提交。入选资格的评估由一个专门小组来完成，这个小组由教授、老师和学生组成，不同的硕士专业都有自己的评估小组，每届的成员也不一样。从三年前“讲故事”专业设立起，每年会收到来自全世界25到30个国家申请者的申请。瑞典的大学一般都用瑞典语授课，但在研究生课程中，有国际学生参加的演讲、研讨会都使用英语。

瑞典国立艺术与设计学院每年的毕业展都备受关注。“讲故事”专业的毕业作品涵盖的范围很广，装置、书籍、插画、漫画、动画、录像等类型非常多样。尼诺・比尼夏维尼(Nino Binlashvlll)的作品以装置的方式，用一些批评的、讽刺的诗，从格鲁吉亚、瑞典和以色列三种不同文化的视角进行表达。她的毕业作品“旅程”尝试了如何将地理和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视觉化的表达。什么是旅程?以及是什么将引导你通过任何一次旅行?这个项目包括一本手册和一叠卡片，就这些问题展开探索。克拉拉・特尼(Clara Terne)的毕业作品则是寻找表达体积、重量、质量、平滑表面、运动、深度的新方式，一系列拼贴画以隧道和坑洞的方式表达了纪念，而不是传统上高耸的雕像。瑞・特尼尼诺(Rui Tenreiro)用12页的篇幅创造性地叙述了一个人参观博物馆的历程，这个人尽管有语言障碍，但他仍然发现了自己的归属。卡琳・艾琳(Karin Ahlin)的毕业作品是一个儿童秀的电视节目，包括动画、音乐和剧本，艾琳打算把它卖给电视公司，或是根据这个概念拍摄一系列的节目。

目前在瑞典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中国设计师王瑞君今年毕业于瑞典国立艺术与设计学院的“讲故事”专业。她觉得两年的专业学习打开了她在设计上的视野，发现了之前从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角度。她认为在学习“讲故事”的课程之前，她一直按照传统的思路埋头钻研平面设计本身，在比较狭窄的视野下和一些并不重要的理念较真，但这个专业的学习让她在认知和学习方式上完全改变，真正意识到了“设计是自由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想做一个有创造力的设计师，是要学着欣赏，尝试，交流和发现。而这种学习如何发现的过程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中国学生往往足够勤奋，但是不够快乐不够轻松，总是为要做什么，做什么风格，做什么内容而烦躁，生怕自己失败。而这恰恰是创作者的大敌。

王瑞君认为导师乔安娜・鲁宾・左安格尔(Joanna Rubin Dranger)给了自己很大的自由空间，使她转变了自己的创作思维，慢慢懂得在创作过程中去不断尝试、发现和改变，逐渐学会像瑞典本土的学生那样对“自我”有了―种看似轻松实则坚定的信念。很多这个专业的学生都认为，在这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这需要花很多时间，需要自我挣扎。但这是必需的经历。另外，具备环境意识、有一定水准的概念形式和细节表现能力、在创造概念或需求方面也要有所创新，这些都是在这个专业学习的重要收获。

篇8

关键词：佛教故事 文化传播 民间交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3－0125-04

Academic Reflection on Buddhist Stories in Lie Zi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ang Chun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

Abstract：Reliable historical documents has its reliable side, also has its unreliable side. One of the features about 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the diversity of ways and flexibility of means. If we are only arrested and confined to the written historical literature, we will ignore the route and modes of transmission existing. In this paper, the Buddhist stories in Liezi are taken as examples to reflect a neglected phenomenon in our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exotic culture, the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Buddhist Storie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CLC number： I206.2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1）03-0125-04

人类的文化传播是一个驳杂无序的复合体，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涵盖它的全部，在传播途径上，既没有方法的标准性，也没有方式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传播现象时，不能轻易肯定此途径，而忽视彼途径，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下以《列子》中的佛教故事为例，具体分析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及其方式的灵活性。

《列子》一书，先秦两汉文献中记载甚少，文辞内容又驳杂无序。所以长期以来，有关该书的争议很多。其中与佛教、佛典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辩论的焦点，尤其是季羡林先生，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为后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中针对《列子》剽掠佛典一说，我们与季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今就此略陈己见。

1 《列子・汤问篇》中佛教故事的母体渊源

1949年2月，季羡林先生写成了《〈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一文。针对《列子》与佛典的关系，季先生首先梳理了历代研究者的评论和看法，肯定了前人的成果与贡献，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这些意见有的都很中肯；但类似上面举出的这些记载散见佛典，我们虽然可以说，《列子》剽掠了佛典，我们却不能确切的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上面这些证据推测出《列子》成书的年代。”［1 ］然后，以《列子・汤问篇》第五章内容为证，认为《列子》抄袭了佛典《生经》，“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2 ］

《列子》袭用佛典一说，古已有之，如张湛的《列子序》、洪迈的《容斋四笔》中都有类似言论。与前人相比，季先生不仅明确提出了“剽掠”一说，而且具体指明了《列子》抄袭的佛经内容，显得很有道理，很具说服力。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季先生所举例证。

《列子・汤问篇》第十三章：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m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 ”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z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3 ］

《生经》卷三《国王五人经》：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眨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甚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当共死。唯以加哀，愿其罪。”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观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机关为木人，过逾于生者。歌舞现伎乐，令尊者欢喜。得赏若干宝，谁为最第一。［4 ］

从情节来看，《国王五人经》与《列子・汤问篇》所记确实较为接近，应属于同一情节母题，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5 ］

但是，故事情节的相似就一定能够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抄袭关系吗？这一命题要想成立，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佛教故事传播到其他地域的唯一途径只能借助佛典的输入。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一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传播，并不总是按照人们的规定路线去进行，它有自身的随意性、偶然性和多样性。佛教内容在中原的流传也具有这些特征，传播途径是多条线路的，传播方式是随意的。就我们所知，佛教内容东传中原至少有两条信息链。其一，有些佛教内容是在佛典输入中原后，方才开始传播，这类内容的信息链可以归结为：佛典输入中原――译成汉文――佛教内容逐渐流布开来。以《旧杂譬喻经》为例，此经在三国时就已输入中原，东吴康僧会将其译成汉文。此后，《旧杂譬喻经》中的许多佛教故事广为传播，为时人所熟知，其中有些故事还被中原文人纳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上卷中有“鹦鹉救火”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虽尔（乐），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遥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间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往来。天神言：“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鹦鹉曰：“我由（固）知而不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6 ］

刘宋时期，小说家刘义庆编撰《宣验记》时，就将“鹦鹉救火”的故事编入其中，虽然略有改动，但故事情节基本一致。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7 ］

可以说，这类佛教内容在中原的传播是源于佛典的输入，佛典（尤其是中译佛典）在整个信息链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它是佛教内容在地域传播过程中的“必备性”信息源。

其二，也有一些佛教内容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并非借助佛典的输入，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正如季羡林先生后来所总结：“一个民族创造出那样一个美的寓言或童话以后，这个寓言或童话绝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一定随了来往的人，尤其是当时的行商，到处传播，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从一村到一村，从一国到一国，终于传遍各处。”［8 ］换言之，在这类佛教内容的信息传播链中，没有中译佛典的位置。比如《杂宝藏经》乃元魏时期吉迦夜翻译，但在此之前，其中的一些佛教故事就已经在中原地区流传，有些还被纳入到中原文化典籍中，如卷一《弃老国缘》中记载有大臣之父“智称巨象”的故事：

天神又复问言：“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9 ］

这一故事，早在三国时期就在中原流传了，陈寿《三国志・邓哀王冲传》中就载有此故事，无非故事的主人公已由“大臣之父”改为了“曹冲”：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① ［10 ］

这说明，在佛典《杂宝藏经》译成汉文之前的二百多年中，“智称巨象”的佛教故事就已经在中原开始流传。至于流播的方式，陈寅恪先生推测说：“或（佛经）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11 ］

再比如《百喻经》卷三《医治脊偻喻》中所讲的治驼背故事：

有人卒患脊偻，请医疗之。医以酥涂，上下著板，用力痛压，不觉双目一时愠觥

我国古代的笑话集《笑林》中就记有此事：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卧。”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12 ］

《百喻经》乃僧伽斯那所撰，南朝萧齐时期天竺僧人求那昆地将其翻译成汉文，而《笑林》乃汉、魏间文人邯郸淳所编，粗略计算，该故事的流传要比《百喻经》的翻译早二百多年。

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些印度古籍根本就没有中文译本，但其中的一些故事内容也照样在中原地区已有流传。如明代刘元卿《应谐录》记载的“猫号”寓言即源自印度的“老鼠结婚”寓言，该寓言在梵文故事集《故事海》和《五卷书》中都有，但这些印度古籍直到上世纪才陆续有人将其翻译成中文译本。再如《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七引录《出潇湘记》中“木鹤飞车”的故事，也同样源自《五卷书》卷一中的第八个故事。

以上例证说明，中原地区流传的佛教故事至少有两条传播途径。一条是借助佛典的输入；另一条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对于后者，陈寅恪先生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已有所论述，他在解释“智称巨象”这一故事传播时说：“（佛经）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传至于中土。”［13 ］

2 从文化传播角度透析佛教故事的承递关系

对于上述第二条传播途径，有人难免要问：口耳相传只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方式，西域远在千里之外，又如何实现口耳相传呢？由于事隔久远，已很难追溯清楚。但中西之间的商旅往来应是一条重要的传播途径。

据研究者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就有了较为频繁的商旅来往。张骞出使西域后，两地的交往更加畅通，规模也愈加庞大，“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4 ］“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15 ］其中的许多商人、使臣又是知识广博的佛教信徒，如安息商人安玄就通晓佛经，他于东汉灵帝末年抵达洛阳后，和严佛调合译了《法镜经》。再如东晋时的印度商人竺难提也是一位著名的译经家。这些商人在忙于商业贸易之际，也会将佛教故事传播于周围受众，甚至也会主动参与布道传教的活动，如《洛阳伽蓝记》卷五中就记载了胡商参与传教的具体事例：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尼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T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T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16 ］

《魏书・西域传》记载：“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17 ］可证《洛阳伽蓝记》所言不虚。以上所述说明，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商人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将一些佛教故事传入中原也是符合情理的。

1979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真纳大学、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所属亚洲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察队，沿着古代著名的中西商道――Y宾道一路考察，发现了许多佛教岩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公元一世纪的作品。［18 ］这次考察的结果说明，古代的商道基本上就是古代的佛道，很多佛教传播活动都是借助商旅往来传到异域他国的。这些商旅之人穿梭于中原和西域之间，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许多西域故事就会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隋书・裴矩列传》就有胡商介绍其国山川、习俗、传闻的记载：“（裴）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

有些佛教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改动，染上中原文化的色彩，如“治驼背”故事中的“有人”改为“平原人”，“智称巨象”故事中的 “大臣之父”改为“曹冲”，“老鼠结婚”寓言中的“老鼠”改成了“猫”。这种故事的“篡改”，都是文化交流传播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对于传播过程中的这种“篡改”现象，季羡林先生总结说：“一个民族创造出那样一个美的寓言或童话以后，这个寓言或童话绝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一定随了来往的人，尤其是当时的行商，到处传播，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从一村到另一村，从一国到一国，终于传遍各处。因了传述者爱好不同，他可能增加一点，也可以减少一点；又因了各地民族的风俗不同，这个寓言或童话，传播既远，就不免有多少改变。但故事的主体却无论如何不会变更的。所以，尽管时间隔得久远，空间距离很大，倘若一个故事真是一个来源，我们一眼就可以发现的。” ［19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除了借助佛典之外，佛教故事还可以通过行人的口头方式输入中原。这一点，季羡林先生在1958年写成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也予以认可：“印度故事中国化可能有很多方式；但是大体上说起来，不外两大类：一是口头流传；一是文字抄袭。” ［20 ］所以说，《列子・汤问篇》与《佛说国王五人经》在故事情节上的相似性，不能说明前者一定抄袭了佛典《生经》。

从内容上说，《列子・汤问篇》第十三章与《佛说国王五人经》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至于这种联系的发生过程，我们依据信息传播理论可以作出以下两种猜想：

第一种：《佛说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原产于古代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布，而在西域广为流传。据季羡林先生查考，近世出土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残卷中就保存有这一故事，这说明该故事流传的地区也包括我国新疆境内的天山南北地区。后来“机关木人”的故事又通过商旅、使臣等人的口耳相传，从西域传至中原。今本《列子》的编撰者（或整理者）又将民间流传的“机关木人”的故事编入今本《列子》中，从而出现了与《生经》故事情节相似的情况。

第二种：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二者之间存在“抄袭”关系。但在抄袭时间上，不一定如季先生所说，是《列子》“成书”时所抄，也有可能是《列子》在流传过程中，后人根据汉译佛典抄袭增窜所致。

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前一种，原因有三：

其一，更具口语化倾向。从行文格式看，《佛说国王五人经》属于典型的佛经韵文形式，四字一句，书面化特点较为明显。而《列子・汤问篇》所记“机关木人”故事乃是散文形式，更加接近口语，适合于民间口耳相传。

其二，具有通俗性的特点。从故事情节看，《列子》中叙述的内容更加富于故事性、通俗性。从语言风格上看，《汤问篇》所记明显具有民间故事的修饰夸张色彩，如为了突出偃师的高超技艺，结尾拿巧匠公输班、墨翟二人作比：“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戏谑夸大之辞，溢于言表。这些特点使得《列子》所述内容更具民间传播的色彩。

其三，染有途经地区的地域性特色。将《列子・汤问篇》与《佛说国王五人经》所记“机关木人”的故事加以比较，就能够感觉到前者明显带有西域特色。比如故事发生的时间已改为周穆王时，地点也改为周穆王巡视西北的途中，主人公也由工巧王子和国王变为偃师和周穆王。其所以将故事移置于周穆王身上，大概是与周穆王游幸西方的传说有关。《列子》中与佛教有关的章节还有《周穆王篇》第一章、第四章、《仲尼篇》第三章、《汤问篇》第十三章等，这部分内容也带有一些西域特色，如《周穆王篇》第一章：“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化人，又称眩人，即幻术师。据司马迁所说，幻术最早在中、西亚地区较为盛行：“条枝（今伊拉克）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国善眩。”同一章又曰：“（周穆王）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昆仑、赤水、瑶池、西王母，或为地理名称，或为传说中的人物，都与西域有关联。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种猜想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总之，《列子・汤问篇》“周穆王西巡狩”章与《佛说国王五人经》的某一个故事在情节上虽然相同，但不一定存在抄袭关系，也可能《列子》中的“机关木人”故事是由商旅间的口耳相传输入中原的，在民间流传过程中逐渐本土化，掺杂了一些中原文化的色彩，最后有人将这一故事收录于《列子》中。

3 隐性文化传播带来的学术启示

古老历史的长河中，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活动在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岁月淘洗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非都是原生态的传播信息。那些与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或自身行为有关联的传播活动，多有专人负责整理记录，容易被史家载于史册，代代相传，流传于今。同时，也有一些传播活动是很难载于文献的，比如民间商贩之间的物物交换、街谈巷语中的故事交流、私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等等。［21 ］从活动性质上看，这类传播都是非政府行为，不可能有专人负责记录。从行为特点上看，既琐碎，又随意，也很难进入文人墨客的法眼，引起他们的兴趣。最后的结果就是：此类传播既不见于正史记载，也很难见录于文人的野史笔记，久而久之，这些失录于史的文化交流，就会淹没于浩瀚辽远的历史长河中，变得无迹可寻。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显性传播，也应该意识到那些失录于史的隐性、模糊性文化传播活动，追溯它们的历史存在，挖掘它们的历史价值，并将这种意识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从学术层面还原文化传播的本来面貌。

以上分析说明，人类史上的文化传播活动历经岁月的淘洗之后，最终是以不同的形态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我们既要承认那些有文字可查的传播活动的价值，也要承认那些无迹可寻的传播活动的存在。同时，在文化传播途径的分析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驳杂多样的特点，不能局于文献，囿于史记。

参考文献：

［1］［2］［5］［6］［8］［19］［20］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85，88，87，107， 46，46，107.

［3］杨伯峻.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79.

［4］大正藏：3册［Z］.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88.

［7］［1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53，185.

［9］大正藏：4册［Z］.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449.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80.

［11］［13］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177.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896.

［15］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170.

［16］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3：27.

［1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2.

［18］李正晓.中国内地早期佛教造像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14-15.

篇9

借助媒体融合，形成传播优势

传统的典型报道是长时间、大幅度的强势报道。互联网时代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而典型报道占据的媒介空间日益缩减，已很难形成以往强大的宣传效果。因此，典型报道要走出传播困境，就要把握信息传播的规律，科学地利用不同媒体的优势与特点，构建多种媒体互补互动的整合传播势态。

典型报道的传播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要将典型人物的世界观、人牛观、价值观等意义性信息，蕴藏于报道之中，蕴藏于典型报道的大传播环境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效果，就要进行整合传播。在聚焦典型人物时，以独特的报道角度和报道亮点，体现出整合的理念，在互补与互动中形成传播的合力。这种多层次、多侧而、全方位的传播方式能促进信息的整合与浓缩，使新闻典型的“信息核”得以呈现。媒体要突破线性思维，改变单一的、简单的传播模式，真实、生动地表现典型人物的生活原貌，尽可能使受众深入地了解典型人物，适应受众的需求。

对“海军372潜艇官兵群体”的宣传中，众多名牌栏日同时聚焦，多家新闻媒体和网络开辟专栏、专题进行报道，采用了多种体裁与形式集中宣传这个荣耀的集体。人民网专题策划了《敢打必胜的深海铁拳》军旅典型报道专栏，推出了《海军372潜艇MTV：逐梦深蓝》这种新颖的传播形式，并通过动漫视频再现了海军372潜艇绝境重生和摆脱外军侦察的历程；新华社配发了多篇专稿：如《致敬，中国潜艇兵！――采访海军372潜艇官兵群体先进事迹记者感言录》；央视通过多个栏目报道了潜艇官兵的事迹，如《372潜艇――强军先锋深海铁拳》等。

选择合适的媒体，重塑新闻竞争力

媒体的信息通过各式各样的“包装”传递给受众，这些“包装”对典型报道传播效果的发挥有强有弱。典型报道采用哪种“包装”，如何“包装”，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典型报道主要有实录性典型报道、传记性典型报道、解释性典型报道、调查性典型报道四种形式。“传记性典型报道以宏大的背景、全景式的画面，再现新闻人物经历的广度和深度。解释性典型报道是对典型事件、工作进行解释或分析的典型报道，这种文体最能体现出典型报道以教育和启迪为主要承载的新闻写作思想。”报纸以其严密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更适合传记性典型报道、解释性典型报道。报纸可以突出通讯、言论等体裁，在写作上下工夫，给读者以书面语言独有的想象空间和心灵感受。

电视则应侧重实录性典型报道和调查性典型报道，以纪实性节目和调查性节目为主。“实录性典型报道以颇具镜头感的描写见长，忠实地再现重大的典型新闻人物、事件。其报道形象、生动，把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串联起来。调查性典型报道以展现事实为基础，阐述记者鲜明的立场和独到的见解。”采用这两种报道文体更能发挥电视媒体的声画优势。

总之，媒体的典型报道应该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报道体裁，发挥相应媒体的优势，尤其要避免报道交叉重复、资源浪费的现象。

就媒体内具体新闻形态而言，一种媒体内有着不同的新闻形态，选择最具影响力、最适宜的新闻形态也是典型报道成败的关键所在。例如，电视新闻节目有新闻消息类、新闻专题类、新闻评论类、新闻杂志类四种主要的节目形式。电视新闻典型报道往往多侧重新闻评论类、新闻消息类节目报道，在新闻专题类、新闻杂志类节目的投入上较少，而新闻专题类、新闻杂志类节目在表现典型人物和事件的生活化、细节化、感情化方面更具“杀伤力”。新闻专题人物节目对典型人物表现的感染力是其他媒体无法企及的。

例如，央视“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精心策划拓展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除了在《新闻联播》、《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军事报道》等新闻消息类节目中播发报道外，还通过央视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微博等新媒体发声，开设《央视网独家：图说中国人的生活》、微纪录片《中国梦365个故事》等栏目，采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求证与诠释新闻的魅力，讲述平民梦想，增进网友互动。

此外，央视综艺频道特别开设了《我们的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专题栏目，采用表演艺术家讲故事、人物访谈、优秀作品分享、特殊赠送环节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复合式地展现“中国梦故事”，将典型人物的经历和感悟呈现给广大受众，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借助新媒体互动，增加平民视角

由于受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典型报道应该更多地通过普通人对典型的关注和参与，来反映典型，塑造“普通”典型，同时让典型通过媒体的传播，走入寻常百姓家，使受众感到平实、亲切、可敬。这种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典型报道形式，能引发受众的共鸣，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新媒体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拉近了典型报道与普通人的距离，它具有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互动性，增强典型报道的互动性，为的是增加平民化新闻视角，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平民关怀，回归典型的本我。典型报道从开始策划，就要有借用新媒体优势的意识，尽量采取一些新的媒体形式、新的“包装”策略。

微博、微信等一些新传播形式的引入，吸引了大量受众参与到典型报道之中。通过这些新媒体新闻文本的催化剂作用，典型报道的可感染力、可接受性及与受众的相关性等大幅上升，典型报道从理想化走向理性化。典型报道突破以往的传播模式，借助互联网与新媒体覆盖面广、传播迅速的优势，反映受众的心声，用普通人的话语引导、感化受众，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典型的影响。

例如，中国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五网联盟”2014年共同开设《好人365》专栏，每天在网络上一个感人故事，讲述中国好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故事。十多家地方都市报也开辟了《好人365》专栏，刊载好人故事。这些报道带来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过亿，百度相关搜索数百万条，网友转发、评论留言数十万条。专栏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传达“中国好人”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引领网友们一起追寻好人、走近好人、分享好人，一起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篇10

开启文化营销成功先河

与官方结缘，通过文化感召吸引高端人群，一直是舍得酒经销商河南道合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推广舍得酒的法宝。2006年的河南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还处在创品牌的初级阶段，这一年，舍得酒也在积极找寻承载文化的结合点。二者从此结缘，舍得酒成为赞助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高端白酒。这一赞助就是6年，当所有的酒开始进军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生出千般花样，万般说辞的时候，作为舍得酒在河南的经销商，河南道合酒业营销有限公司开始寻求新的文化表达。

2011年，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办期间，作为主办方的郑州市政府发现，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作为影响全球华人的文化名片，竟然没有属于自己品牌的物质产品。

“每年的参会人员纪念品，都是从众多工艺品企业上报的材料中，由当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合作协调处筛选后报组委会确认的。”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合作协调处处长刘东方说，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名义，将部分元素植入，很少能准确表达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文化实质，“组委会一直都想开发能够准确表达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精神实质，传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文化品牌的衍生产品。”刘东方说。

文化融合

中国五大高端白酒中，茅台以地名命名，五粮液以原料命名，唯有舍得，以文化内涵来命名。与拜祖大典传播的根亲文化一样，没有地域，没有疆界，是用文化和精神感召。这一传播本质的结合，使得这两个品牌深度融合。

《舍得·黄帝颂》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礼品，品牌化建设的创新传播手段，迈出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品牌化建设的第一步。

启封仪式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省辖市市长级干部丁世显先生表示：“酒是拜祭活动的必备之物，这不仅是中国白酒界的一件盛世、收藏界的一件喜事，也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品牌推广的一件大事，对传播黄帝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勇华表示，舍得酒作为文化国酒，其品牌主张和文化个性在中国高尚智慧人士的心目当中已经是生根发芽，舍得品牌也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款全国化的白酒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