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论文十篇

规模经济论文篇1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在国际贸易学说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规模经济或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之外的决定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又一重大因素，长期以来却为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忽视。研究国际贸易的先驱者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有可能形成广泛的国际分工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应也是俄林（B·Ohlin）1993年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分题。一些现代学者从60年代末开始试图发掘这块瑰宝，直到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随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日臻成熟，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正统理论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它能够造就贸易机会和提供贸易利益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大放异彩。 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 随着规模经济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逐渐被国际贸易正统理论认可和接纳，所有一切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倍受重视。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国内规模经济与国际规模经济的研究自不待说，而今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又进一步从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 静态规模经济效应表明，一国企业若拥有超过其国内竞争者的规模优势，那么，这种规模优势必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分额。动态规模经济也能产生与静态规模经济相同的效果。动态规模经济通常发生在那些充满着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不完全竞争的高新科技产业。在实践中，收益递增最重要的动态形式与来源就是研究开发（R&D）效应和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效应。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企业围绕16K随机存贮器（RAM）展开的激烈竞争，堪称动态规模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半导体制造业是动态性极强的寡占行业，有关计算机存贮器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产品升级换代的生命周期转换令人目眩。采用更先进的线路刻印方法可以将更多的电子元件组装在一个薄薄的芯片上，因而能储存倍增的数据形式的信息。同时，生产计算机存贮芯片具有强烈的学习效应，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温度、时间、溶液、浓度、振动水平、灰尘等均须严格控制，大部分（约95％）芯片都要报废，只有坚持不断的试验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具体的生产细节，产品合格率才会大幅度提高。此外，新一代芯片的技术发明很难长期据为私有财产，在产品周期内，技术进步就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即使芯片设计的具体情节也难以长期伪装起来，企业可以通过摄制、放大竞争对手刻印线路的图象，窥测个中奥秘。正是由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交替进行，1974－1984年，随机存贮器的单位计算能力的实际价格竟下降了99％。这种显著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必然导致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而谋求动态规模经济也就成为半导体产业中国际寡头竞争的主要标志。 直到7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中仍然享有成本优势，在技术上更是独领风骚，然而，日本政府瞄准这一动态性极强的产业，实行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为日本企业保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于是，日本企业不仅获得了国内销售的机会，而且借助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动态效应降低了自己的边际成本，最后终于在随机存贮器生产中后来居上，成功地开发了出口机会。日本企业为何敢与美国同行一争高下，关键在寡头竞争条件下，国内市场保护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多重好处：他们保证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大量销售驱使成本沿着学习曲线不断下降；垄断利润足以补偿研究与开发的成本；他们能够在不同市场上实行歧视性价格，在国内市场上索取高价，但在国际市场上却采用边际成本定价，使自己的低成本商品如洪水般地涌向国外市场。 然而，从福利分析方面看，我们对日本实行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实在不敢恭维，保护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凯旋。保护使竞争减弱、规模缩小，它提高了日本国内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生产者也未能从中得到补偿性好处。既损人又害己，何乐而为之？更何况，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极易招致别国报复，争夺高技术产业的市场分额本来就是潜在的、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一俟贸易战迸发，世界经济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恶化就势所 难免了。 规模经济贸易模型与传统贸易模型的比较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一）贸易格局形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取决于各国资源禀赋、技术水准甚至需求偏好这类基本的经济特征，各国为了充分发挥以这些基本特征的国际差异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利益而进行贸易。新理论则强调，各国间基本经济特征的差异只是贸易发生的一个原因而已，只要有规模经济存在，即使是两个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也照样可以发生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一国一旦以猎取规模经济为目标开始在一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哪怕启动之初规模优势十分微弱，但这处优势将随着生产扩展而滚雪球般地增大，最终至少有一国达到专业化生产。以宽机身喷气式飞机为例：飞机制造的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市场只容纳得下屈指可数的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厂家，由此而形成的少数几个生产中心便能完全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为了使这些生产中心为世界市场服务，贸易势在必行。许多贸易（尤其是资源、技术相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这种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而不是以比较利益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结果。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一个国家本身的特性决定它享有何种优势，生产什么产品，在何处交货，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格局是十分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基于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历史和偶然的因素在引导一国专业化生产方向和区位配置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在西雅图制造飞机，在底特律生产汽车，在硅谷搞计算机？这不是仅仅凭借一城一地一隅的区位特性就能说清个中缘由的。相反，关键在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客观上要求飞机之类的产品必须在某个地方集中生产，而西雅图等地恰好是滚偶然停止的地方。新贸易理论毫不隐讳历史因素在确定专业化格局和实际生产区位中的使用。一旦一国率先进入某一新兴产业，收益递增将使该产业在那里生根开花。这是因为，捷足先登者会取得某种“先入者优势”，如较早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生产成本较低，集中生产使产业规模扩展又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的馈赠，所有这些，促使最初的优势不断地自我积累和强化，从而铸成持久性的优势。这必定会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因为后来者进入该行业的初始生产成本将高得惊人。 （二）贸易利益来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或发源于技术水平差异所蕴涵的比较利益，或由生产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孕育而成。新贸易理论则揭示了规模经济是贸易利益的又一重要来源。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两个经济情形酷似的国家也可从贸易中获利，这种新型贸易利益是区别于任何比较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当两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且规模经济占重要地位和产品高度差异化时，从生产规模化和产品多样化中获得的好处就会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成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贸易利益几乎不受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每个人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缺乏规模经济或只在国内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在开展贸易后都能赢得国际规模的递增收益，本国制造业和某些服务业的厂商规模会因此而得以合理化或适度化。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对于欧共体中的西欧小国来说，规模经济是它们从区域贸易一体化中获利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不亚于常规的比较利益。即使在大国，规模经济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有学者论证到，当贸易双方绝对规模不等时，大国能够获得更多的源于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 但必须指出，传统理论所揭晓的贸易利益都是确凿而又实在的，而规模经济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往往受掣于人为干预和政策因素的扭曲，其结果，一国的价格未必能够确切地反映其真实成本和比较利益。倘若这种扭曲现象不期而至，并且贸易确实导致福利水平下降时，该国理应停止生产这种配置失误的产品。 （三）要素价格效应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H-O-S定理）指出，在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包括不完全专业化和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下，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也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 。新理论则不以为然。如果存在着规模经济、哪怕具备上述严格的假定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一般也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世界里，主产要素的价格既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大小，也取决于H-O-S定理成立所必需的若干因素。因此，在满足了后者那些严格假定的要求之后，除非各国以同样的规模进行生产，否则贸易不会使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趋于拉平。在规模经济使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客观基础日益扩展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四）贸易政策制定 传统贸易理论一向认为，自由贸易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政策基石。采取关税或配额之类的保护措施，会拒进口商品于国门之外，驱使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上升，故不可取。传统理论框架中的唯一例外是，只有在修正国内市场失灵时，保护措施方可作为一种次佳选择。新贸易理论关于制定最佳贸易政策的观点则颇为复杂，它认为保护主义具有两重性，恶善尚难定论。从世界角度来看，若各国坚持保护自己的飞机工业，其结局必然是世界市场的破裂。这不仅会带来不能依据比较利益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损失，还会造成没有规模效益生产的损失。鉴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贸易利益，故应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从单纯的民族国家利益出发，保护本国飞机工业将会充分扩大其飞机制造的产业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净利润，国内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更低的价格。新贸易理论据此提出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认为一国通过出口补贴、临时关税之类的战略措施，可以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率先抢占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可趁机劫掠他人的市场分额和工业利润，促使世界专业化分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这种“高科技中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有悖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立场，对现存国际贸易竞争规则与市场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西方，围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论争正沸沸扬扬，个中是非曲直，人们且拭目以待。 对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几点评价 （一）规模经济导入贸易模型并成为其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书写了新的一页 从实践来看，传统贸易理论在解释当今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时早已大为失色，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颇为相似的经济体系之间进行的大量贸易表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已跃居当代贸易格局的主导因素。特别是在区域内、产业内贸易中，规模经济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常规的比较利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规模经济范畴被抽象出来作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今后所有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将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发和利用。 （二）无论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规模经济，都十分垂青于高新技术产业，并被其召唤到国际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战场上来 规模收益递增总是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着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尖锐抨击，那不过是撇开技术进步的纯粹静态世界的幻影。虽然边际收益递减是指单一要素连续地追加投入所造成的产量下降现象，而规模收益递减则是指全部要素投入相继追加带来的效益降低，但列宁的批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规模收益的变化规律不是同样很有启迪的吗？新技术的投入可以抵消投资或劳力追加投入时的收益递减，甚至使递减规律发生逆转。 （三）规模经济往往又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相联系 市场垄断孕育了规模经济，反过来，规模经济又强化了垄断权力。这从一个侧面将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侵吞豪夺的隐秘曝了光。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中的“垄断”概念是根本不含生产关系和国际生产关系分析的，它与列宁的“垄断”范畴迥然而异。西文学者关于暂时的垄断有利于刺激产量的扩大和技术进步，从而赢得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之类的溢美之词，怎能科学地透析垄断形成的原因和垄断贸易的性质呢？ （四）理解和把握规模经济因素在产业、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使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出口企业平均规模偏小，现主要用低工资成本优势弥补规模经济之不足，属“力战型”出口生产。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应精心制定着意培养规模经济的出口产业政策，注意选择规模经济强度大、潜力足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出口主导产业；应积极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搞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使之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和“集团军”；应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广阔的天然优势，以此作为依托和回旋余地，赢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价格竞争能力。我们 当然不是主张放弃利用比较利益，而是强调将规模优势提升到应有的地位上来，使之与比较利益互补结合，以双重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五）在目前以生产要素决定的比较利益为主要贸易利益来源的传统模式之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寻求和开辟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新来源 要重视开掘利用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静态的和动态的规模收益递增形式。厂商一旦成为出口型企业，将面对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因而能够进一步拓展生产规模，赢得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对那些尚未达到规模经济最高点而又面临国内市场限制或国外贸易壁垒的厂商来说，实行跨国经营不失为进一步寻求规模经济之策。跨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将某些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集中到某一东道国的子公司，并将研究开发活动集中到母国总部或其他合适地点，令其为全公司的国际生产和市场提供服务，从而赋予其适度的规模经济，有效地突破东道国和所在国一地一隅的市场规模狭隘的约束。跨国公司集各子、分公司的点上的规模经济于一身，必能综合成一种更大的规模经济。此外，如果我们能加入经过选择的地区性一体化，还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开掘和形成规模经济。 （六）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另一侧，又出现了小批量生产和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新潮流，“小的就是美的”成为时尚 试问，是否需要改写规模经济概念呢？其实不必。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贸易模型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虽然在规模经济制约下市场上只容许少数厂商存在，生产的品种有限，但每种产品却富有特色，厂商可凭借这些差异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扩展市场，赢得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也可选择和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特色产品。这就是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这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中国企业一向擅长小规模、小批量生产，这种小规模生产的节约可以说是我们企业的一种特异功能，若能不失时机地开展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我们的企业就能抓住新潮流的发展契机，后来居上。

规模经济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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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规模经济论文篇4

论文摘要: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文献 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 发展 中国 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 金融 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可以得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弹性系数 se是逐渐增大的。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变化低于1%,即成本的增加慢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经济;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tc表示总成本，y表示商业银行的产出，只 表示第i种投入品价格。 把商业银行的产出定义为贷款和投资，用 y表示贷款和投资的总和，将投入定义为资本、劳动及存款，他们的价格分别用r表示。则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规模经济的相关理论，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银行的规模经济性，即：

在指标数据的 计算 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 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检验结果在 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附表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 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附图所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994年至 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则提高。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商业银行规模 经济 性增强的内在影响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以抢占 金融 服务竞争的制高点为奋斗目标。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几年来 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 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 发展 需要和现代商业银行特点的一整套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到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 计算 ，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 1994年仅为 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率为 6．81万元，而 1994年只有0．75万元。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是逐渐递减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保持 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陆续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性。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管制也日益放松，这有利于提高公众利益，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降低大量的进入成本，促进了了竞争，提高了银行效率。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了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 企业 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 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我们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 1994年到 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同时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行了解释。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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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篇5

一、引言

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诞生以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种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的文章纷纷涌现。其中，部分学者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并把悖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3］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 and 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 and 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 and 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 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 et 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 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 and 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 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 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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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城市规模；规模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演变轨迹及其争论焦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大城市的规模一定要控制”，“中等城市要避免发展成大城市”。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规模发展的指导方针。

1980年12月，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0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对城市规模和发展方针进行修改。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城市发展方针，也是至今仍在执行的城市发展方针。

总体而言，从1978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再到1990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国的城市规模政策和发展方针经过了几次调整，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历程。

（二）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争论焦点

改革开放后，关于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大城市规模要不要控制，发展小城市（镇）是否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针对这一争论焦点，根据各派的核心指导思想，大致可归结以下三个主要的观点范畴：

1、大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认为：积极发展大城市，反对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大城市是千百年来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精心营造的成果，包含了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源性动力。大城市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高于中小城市，实践证明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会例外。根据经济地理学的极化－涓滴效应，经济发展前期，大城市将起着带动、溢出和示范性作用；而在经济发展后期，二者将呈现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一体化关系。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大城市始终是以高姿态、高标准统领着双方的发展。

2、小城镇重点论。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这是由我国实际国情所规定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化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大问题。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尚不健全，蕴藏巨大隐形成本，使得我国城市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量十分有限，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们要走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和复兴小城镇，“就地城市化”的道路。另外，小城镇和大城市共同发展，承认小城镇发展的公平权利，维护广大农民生存与生活的发展需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总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3、中等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认为：大城市和小城市更自均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应当确立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性色彩，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们指出，大城市规模的重点发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而言，最终会造成大城市病，同理，小城镇规模的重点发展，则会耗费现有经济资源，舍本逐末，难免会造成小城镇病。为了克服这发展的两个极端，发展中等城市无疑是一个中庸性选择。

二、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争论焦点的分析

（一）对大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根据上述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单纯从数学统计范畴，我们似乎容易论证积极发展大城市规模这个观点的正确性。然而，笔者认为，在我们运用经济模型与数理统计解析城市规模政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该模型运用的边缘性和基于该模型建立起来的合理城市规模，即当运用该模型对大城市重点论进行分析，该理论的不足之一体现在它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拥有随时间变化自我更新能力。

城市规模的自我更新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而这种合力并非单纯依靠于人口和土地指标所能限定。当城市规模仅受人口或土地规模变量影响时，变动量依循曲线形态变化，但是当该城市规模受人口或土地规模之外的因素影响时，模型的曲线状态将随着城市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不断移动，曲线交点随即变更，合理规模的存在和讨论应该考量时间尺度。因此，支持大城市重点论的经济模型数量体系需要加入时间推移的城市自我更新能力的考量，不存在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大城市重点论，也不存在一个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合理城市规模。

另外，积极发展大城市并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隐蔽的社会成本，这也是大城市重点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很多学者在中国城市集聚与规模经济的背后，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元角度出发引申出大量的家庭暴力、子女教育、伦理关系、身心状态、传统文化保育等诸多成本消耗问题，这种对城市的有形物质消耗与无形精神削弱统称“城市病”。而对“城市病”的分析正是大城市重点论和该模型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进一步说，大城市重点论没有充分衡量我国重点发展与和谐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二）对小城镇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在运用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进行城市规模政策分析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该模型两个极端点1点和3点。城市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效益成正相关，而这个正相关的起点正是1点。只有在1点与3点之间城市规模，才有资格谈论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城镇人口只有达到15万人才能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益。2002年我国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为0.73万人，虽然近几年的规模有所提高，但要正常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目前，全国镇区人口超过3万人的建制镇不到1000座，县城平均只有8万人，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人口超过5万人的不足400座。另外，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完善，基础投资成本偏高，使用效率低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阻力较大，对周边地处的涓滴效应不足，不能带动区域性的经济增长，统计数据表明真正有发展前景的小城镇比例实在不高，绝大部分城镇规模远远在1点以下，人口分布不均匀，造成小城镇人均土地规模过剩，即处于第Ⅲ阶段，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应该加大配套因素的投入。

然而，对小城镇的这些不足的弥补需要源源不断的庞大的资金链投入，甚至需要动用城市发展的贮备资源以做弥补，加之我国小城镇地理空间分散度高，区位条件、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参差不齐，这样，小城镇发展所引致的极化――涓滴效应，集聚与扩散机制究竟何时显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支付起这个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呢？这是坚持小城镇重点论者难以解决的困局。

（三）对中等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庸性色彩，这种中庸性色彩将带来中庸性结果。

位于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中间点，即大致为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可以获取比较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单方面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意味着牺牲一部分大城市趋向于自身更合理的成本－效益规模的权利，即在中等城市的重点发展的背景下，相对减少的城市经济效益能换来比中等城市更大的综合效益，中等城市发展的机会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城市综合效益是由人口的规模效益所带动的，夏小鲁在《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研究成果指出，针对中国人口现状的实证分析，人口规模200万大致为模型最优点2点。因此，这种以隔断大城市适宜发展而取得的高经济效益换取中等城市的平稳性增长似乎并不值得。另外，与对小城镇担忧一样，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中等城市的溢出效应、社会文化和影响力范围有待深化，城镇乡村之间公平、共享发展机遇的问题也将愈发尖锐。中等城市在一段时间能否有效承担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衔接角色，能否对大城市多元影响进行有效承接与利用也是一个疑问。

这种处于小城镇与大城市两难处境的中等城市重点论，与其说是中庸性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城市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抵消而形成的中庸性结果的体现罢了。

三、对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的总结与反思

（一）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

结合上述利用城市规模经济模型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分析，可以看见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合适与不合适的一面，具体表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所引申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上，结合了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和视角，作者认为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单纯的规模政策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规模的扩张，但这种规模的扩张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建立在城市的其它发展条件和内外影响因素之上。这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在每个人口聚居地都有其自身发展与停滞的发展规律，不会以人为划定的规模界限为转移，如果不考虑城市发展的其它条件而只进行单纯的规模控制，就没有抓住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没有充分把握前文所述的城市规模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的观点。

2、笼统地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不妥。从经济效益上看，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城市总效益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一般来说，城市是具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的，但城市规模和城市的经济效益又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关键还在于城市自身的内外发展条件是否协调。如果城市的发展健康有序，规模大点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3、目前的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适应全国所有地区。我国地域广阔，城市规模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而目前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全国各地。况且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自形成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国民经济却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所以单纯的规模政策就更不能绝对指导现今城市的发展了。

4、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保证城市规模一成不变。退一步来说，即使从理论上得出了一个最佳的城市规模，由于城市发展条件的千变万化，我们既不可能把小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大，也不可能把大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小。因此笼统地选择某一级别的城市去发展或者严格控制是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

（二）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合理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

城市规模伴随城市自我更新而变化，城市规模政策理论上也应该具有伸缩的弹性，这种弹性在区域上符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实际，时间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者认为：只要城镇的发展符合该地区要素禀赋的可持续发展时，市场、文化与法律三者将会共同作用，相互制衡地为这个地区确定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而且这个“合理”体现在自觉形成的城市规模变动拉伸S型发展曲线。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建立的城市规模最终将位于S型发展曲线的至高点，而且规模增长的快慢与S型曲线斜率成正相关，这个至高点就是最符合地区实际、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城市规模，否则，人为地进行力量打压和揠苗助长，最终只会付出代价和机会成本而徒劳无功。

可持续发展是合理的城市规模政策的题中之意，既包含在政策之中，也指导着政策的发展，它作为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和重要价值判断标准，时时刻刻带动规模向合理化发展，带动规模政策向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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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 细化 对接 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规模经济论文篇8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因此，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规模经济论文篇9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但它们的整理方法却是相似的，装具和各种设施也可以统一；另一方面，档案工作也出现了讲求效益的倾向，在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各个部门绩效的重要标准。企业领导人普遍承认档案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但是单独设立档案室，投入的成本又太大，企业档案工作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两难境地。还有，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许多单位建立了计算机辅助管理信息系统，档案部门怎样参与到整个机构的信息系统中，成为摆在档案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规模经济理论对于档案管理工作尚未过时。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

规模经济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讨论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建立了支持力评价的指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进行了评价。

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支持和带动作用〕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是否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与区域经济系统相协调，是否能够很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其支持程度如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川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指数，对东部10省市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进行评价，据此分析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的内涵

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指区域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适应、协调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定义为: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协调程度，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领能力_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规模，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与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第二，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二、支持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述支持力的定义和其两方面含义，建立指标体系，应包括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

其中，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模的大小，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科技经费支出额;’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规模的发展速度，采用科技活动少、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

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标也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大小，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两个指标2其中，论文、专著、专利数量指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来表达，指数计算方法是:结合科技司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实际情况，本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二1: 4: 5,最后将三部分汇成指数，称为论文、专著、专利指数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发展速度，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和新产品产值增长率两个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三、支持力指数评价模型

本文以上述支持力的定义和指标体系为基础，给出新的指标，即规模指数、贡献指数和支持力指数，分别描述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持力度

1.单指标指数计算模型

令x表示规模指标，y}表示贡献指标，其中;.l分别表示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选取的个数令x表示被评价的省市第i项规模指标的均值，令牲表}j s被评价的省市第j项贡献指标的均值

定义规模指标单指标指数和贡献指标单指标指数肠。分别为:

其中.i=1,2,3,4; j=1,2,3,4; m=1,2,11,10, n‘代表被评价的省市:s;‑为m省(市)第!个规模指标t-‑的指数;!h为贡献指标s}‑的指数

2.规模指数计算模型

区域创新系统的规模指标指数y，定义为4个规模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指数设各规模指标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i=1,2,3,4)，则区域创新系统规模指数计算模型为:

3.贡献指数计算模型

(2)与规模指数计算模型同理，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数模型形式为:

式中:，为区域创新系统贡献指数;气,j=1 ,2,3,4分别为经济贡献指标指数的权重

4.支持力指数模型

支持力指数是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综合从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支持力的定义可以看出，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是支持力指数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低水平，都会导致支持力的低水平。因此，支持力指数不适合用规模指数和贡献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来构造’

变权综合原理是因素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理不仅可以反映综合决策与评价中诸要素在重要程度上的区别，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要素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具体解释是:即使是最不重要的要素，只要其评价值为0，则总体评价为0为表达支持力指数中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不可替代性，下面给出支持力的变权综合指数模型:

式中:s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指数;w,指数y和贡献指数，的常权权重值lim s = 0，正适合不可替代性的要求显然，,w:分别为规模lim s = 0以及i训此外，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某一指标特别大时，其变权会变得较小，从而避免了由于某一指标值很大而使总体评价过程过高“

上式就是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指数模型。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进行测度，能准确地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科技、经济支持的程度和贡献

四、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支持力的评价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 )提出的将内地划分为“四大板块经济区”的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其中，东部板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不一东、海南为一r能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价与比较，而东部版块的10个省市具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位特征相似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东部10省市的相关数据，评价这些省市的区域创新系统对该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年度指标数值采用2005年的数据，增长率指标数值根据2004年、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具体数据如表2

(1)按照(1)式计算单指标指数

(2)按照(2)式计算规模指数值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的意见，科技活动人员、利一技经费支出额、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等指标的权重分别取0.3,0.3,0.2,0.2a

(3)按照(3)式计算贡献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新产品产值、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新产品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的取值分别取0.2,0.4,0. 1 ,0. 3。

(4)按照(4)式计算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力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取0. 4，取0. 6。计算结果见表3

五、结论

从以上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指数为0.9800，在东部地区排名第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