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范文10篇

规模范文篇1

关键词：国债；国债规模；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仅在1950年发行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年到1958年间发行了国家建设公债。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恢复了国债融资。1981年7月1日首次发行国债（国库券）48.66亿元。从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的国债规模明显扩大，特别是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禁止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款，从而导致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只有发行国债一种。于是当年国债发行规模即高达1175.25亿元，是1993年的1.59倍，以后更是逐年增加发行量，到2005年国债发行达6922.87亿元。

显而易见，我国国债规模已空前庞大，并且仍在迅猛地扩张。这一现象引起理论界和业务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有没有进一步发行的空间？中国的经济能承受得起吗？中国会不会由此而债台高筑，引发债务危机？本文拟谈一下自己的几点看法。

国债规模通常包括三层含义：国债余额、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衡量一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有四个，即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居民应债力。现分别作以分析。

1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一国的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该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表示国民经济国家债务化的程度和国债累积额与当年经济规模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它重视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考察国债限度的数量界限，被认为是衡量国债规模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被认为是各国债务规模的警戒线。近年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普遍较高，均在5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了《马约》规定的最高警戒线。而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也比较高，都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6%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去甚远，不足为虑，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国家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流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而我国举债历史不长，自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历史。而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我国的国债规模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甚至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额的增长率已大大高于实际GDP的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的增长率还要高，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运行时期，应当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一国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财政支出额的比率，是用来衡量国家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国债依存度有两种计算口径，一是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以当年国债收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二是从中央财政角度考虑，即中央财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债务收入与中央财政支出额之比。根据政策规定，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公债，国债全部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并负责还本付息，因此能够准确说明问题的应当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从流量上反映了财政支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收入。政府举债过多，债务依存度高，表明财政债务负担重，有可能给财政未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国际上对国债依存度有一个模糊的经验性的安全控制线，大体一是15~20%；中央财政则为25~30%。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5年就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控制线，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1年以来一直都在警戒线以上。

1998年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40.2%，比日本财政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最高年份的37.5%还要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超过警戒线的幅度就更远了。美国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2.30%，日本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7.4%。中国1991-1998年则为51.7%，高出美国29.4个百分点，日本24.3个百分点。这未免有点高得离谱了。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因为我国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财政赤字额和债务的还本付息能力。从“八五”期间开始，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由于采取以发新债还本付息的方式而导致还本付息额急剧增长，从而导致国债发行额的急剧扩大。1994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不得向银行直接透支或借款，这样，财政赤字的弥补过渡到只能完全依靠发行国债。当年政府内债的发行规模即飚升到1028.57亿元，是1993年政府内债发行规模（314.78亿元）的3.27倍。

二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的缘故。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0年的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已由1997年的48.9%提高到2000年的52.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3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即当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部分占多大份额。反映着政府财政偿还举借债务的能力。一国财政偿债能力越大，政府举债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指标说明，国债规模大小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国债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同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

同国债依存度相似，国债偿债率也有两种计算口径，即从国家财政角度或中央财政角度考虑。但能够说明问题的也是中央财政的国债偿债率，即在考察国债偿债率时，我们认为使用中央财政偿债率指标更有实际意义。

国际上通常认为8-10%是国债偿债率的安全控制线，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22%。世界发达国家如日本在1975-1980年平均为8.8%，英国在1984-1986年平均为6.9%，美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6.9%，德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11.5%等等，均低于或接近8-10%的安全控制线。而我国早在1992年中央财政偿债率就已高达26.59%，后虽几经变化，但目前仍然高居20%左右，是安全控制线的两倍强。

我国中央财政偿债率从1990年以后一直高于20%，1998年更是高达48.1%，可见债务的还本付息开始成为财政的一项负担。

偿债率如此之高说明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于“九五”后期和“十五”时期，因此我国面临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绝对规模比中国大得多，在GDP中份额也高很多，其偿债率反而要低得多，这是由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相差太大。国债源于财政赤字，而在影响财政赤字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的大小。然而，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1994-1998）仅为7.4%，与世界诸国相比，名列最末。

4居民应债力

居民应债力是指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

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当今世界名列前茅，到1999年已高达71.29%，而在1992年美国仅有4.5%，日本16.6%，法国12.7%，英国11.0%。可见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

1981-1999年我国居民应债力平均为9.07%，最高的一年也不过23%。也就是说，国债累计余额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储蓄仍然滞留在银行存款的环节，居民有很强的应债力。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国债规模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很低，但国债增长的速度却高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据测算，1981-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81%，而同期国债平均增长速度却为37.76%，高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8.95个百分点。1990-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3%，国债余额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0.34%，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5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国债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并且仍然以很高的速度递增。

从国债负担率来看，国债规模很合理，远没有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政府举债还有很高的潜力。

从国债依存度来看，中国的国债依存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畸高，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就是说，中国的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财政支出过分依赖于债务收入。国债规模过高，政府举债扩容的空间很小。

从国债偿债率指标分析，中国的国债偿债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且在目前仍然高居不下。也就是说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中国的居民应债力较低，社会应债能力较强，说明国债尚有较宽的拓展余地。

上述指标中，国债负担率与居民应债力得出相似结论；而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相互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预算内财力集中程度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此外，国债平均期限短，使国债余额规模累积率相当低也是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蔡可辉，冯小金.中国国债规模分析之浅见［J］.广西会计，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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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组织部召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对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总结检查，建设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和现场教学基地等工作进行了部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局级组织员史绍洁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市各区县委组织部主管副部长、市委市政府有关部委办局干部（人事）处长、全市党校系统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部分市管高校党委组织部长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史绍洁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明确要求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作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抓好十七大精神的学习培训。全市各级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做好十七大精神学习培训的重要意义，要把十七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十七大精神的学习培训上要求实效，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到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

史绍洁同志明确要求要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总结工作。各区县各单位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要求，圆满完成本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各项任务。市委组织部要牵头组织好全市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情况总结检查工作，着眼于运用好总结的成果，对在工作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做法和成功经验进行宣传推广。要围绕做好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不断提高宏观管理水平，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分类指导和制度建设工作，做好境外培训和干部在线学习的管理工作，保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健康发展。

史绍洁同志明确提出要全力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和现场教学基地的建设工作。要充分利用北京市丰富的教师资源，建设高质量的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以有效地规范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形成师资准入、评估、管理机制，吸引各方面的高水平师资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服务，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优秀师资广泛纳入进来，满足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基本需求，不但要广泛吸收党校和高等院校的优秀师资，还要吸收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把他们的丰富实践经验引入到干部教育培训中来，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加强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社会培训资源，进一步增加模拟式、体验式培训在干部培训中的比重，不断增强培训效果。在基地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明确每一个基地的功能定位、教学优势，不断深度开发教学资源，拓展和深化培训内容，把握好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探索干部教育培训新的途径和方法，使基地名副其实地成为干部教育培训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使干部通过这些培训进一步实现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素质与能力的提升。各单位要在市委组织部领导下，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师资库和基地建设工作圆满顺利完成。

参会人员就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做好会议部署各项任务进行了分组研讨，对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总结检查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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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情况

社会融资规模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部门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表内、外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三是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等。当前，对区域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主要从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的发行方进行。具体来看，以常州市为例，社会融资总量中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等指标可直接通过人民银行的金融统计系统直接采集数据；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金等指标分别从市一级发改委、金融办和保险协会等获取数据。其中，企业债券中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数据可从人民银行信贷部门获得。

二、存在问题

1.社会融资规模制度建立之初，一些影响极小的因素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口径，导致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所缺失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统计的便捷性和准确性等要求，对一些在当时对社会融资规模影响极小的因素未计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些过去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已经足以影响到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准确性。比如，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银行贷款移出银行体系，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人民币贷款（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标的均为人民币贷款）虚减了该项业务。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该笔贷款依然存在，是其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而从银行角度来看，该笔贷款已不在银行表内和表外反映，相当于该笔贷款已经收回。若按现行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方法，会将该笔证券化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人民币贷款项下扣除，导致该笔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漏统计。2.实体经济新融资渠道不断增加，使得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当前不断创新的金融市场不相匹配伴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实体经济越来越多地选择直接融资方式和各类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产品进行融资。这导致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仍旧按照现有的统计方式，将难以全面地反映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一是通过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权融资计划等获得的资金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1）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是为推动城市化发展、产业化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应运而生的一种融资渠道。比如，常州地区自2014年6月成立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来，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通过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已累计募集资金189.06亿元。（2）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银监会于2013年10月，创新推出了银行理财管理计划和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其目的是利用“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开辟新的标准化投资标的，为银行理财资金对接直接融资提供渠道。常州地区自2015年8月发行首笔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以来，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企业通过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已累计募集资金33.6亿元。（3）债权融资计划。债权融资计划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于2015年创新推出，是指融资人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投资者，以非公开方式挂牌募集资金的债权性固定收益类产品。常州地区自2016年6月发行首笔债权融资计划以来，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企业通过债权融资计划已累计募集资金50.5亿元。二是“新三板”市场企业融资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继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证监会监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服务对象以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为主。截至2017年9月末，常州地区“新三板”市场企业融资共计18.55亿元，为尚不符合主板上市条件的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而目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统计只包括A股和B股筹资(金融企业除外)，不包括企业在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融资。关于健全区域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思考陆逸超3.实体经济跨地区融资情况难以准确反映与全国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不同的是，对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还需要考虑资金的跨区域流动问题。在当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中，对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统计，采集的数据是依据当地金融机构发生的业务。而当前金融机构的业务存在跨区域经营的特点，比如，异地贷款、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贷款等。目前，对于实体经济异地融资数据，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能够提供一定的统计支持，但因系统间的架构不同或统计口径差异，统计数据在及时性和准确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也存在跨省交易的情况，目前暂时还不能及时、准确地统计；信托贷款是当地信托公司吸收的资金，计入当地社会融资规模。但是，信托贷款更多是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金，并非完全用于当地的实体经济，因而造成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存在偏差。

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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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政府规模的大小的确定在政府这个内在系统内是由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所以，政府规模的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化社会转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心转移和内涵扩张致使政府的行政边界不断外扩，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规模增长是指在政府职能行政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由于增长的原因和效果不同,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分,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时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加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规模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增长又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体相适应。

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并减轻或消除外部性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数具有服务性,那么,公共物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的相对增加必然促使政府规模也相应地增长。

②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调节社会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开支已经占到政府支出高达5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6年社会保障开支占联邦支出的53%”。

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受到社会组织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社团变成一个‘媒介’,通过它的作用,许多特殊的利益都可以从公民转迁到政府。”利益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便获取公共物品和社会再分配收入,并且降低自己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中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这样,政府只有增加机构和人员,通过向利益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偏袒溢出”来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

(2)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

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是指政府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协调一致而导致的过度增长,其结果损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①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政府行为的非效率。不论是官僚个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都天生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官僚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从官僚体制来看,它缺乏竞争,鼓励浪费与低效,容易诱发财政赤字、官僚主义等政治弊端。

②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寻租行为泛滥。权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权力的非制度性扩张,将导致政府官员以偏离甚至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在特定领域设租并且同既得利益集团勾结,以此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合理性基础。

③政府职能垄断性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社会与市场的萎缩。政府职能的垄断性,是指政府扮演全能的角色,统包统管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在不断扩大其规模,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存在物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使社会与市场丧失自治能力,从而消极地依附于国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总之，从纵向进行比较，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政府规模应该是由政府行政环境各种因素构成的变量综合作用而最终决定的一个因变量，即最合适的政府规模应该是在考虑社会总的环境的大前提下，考虑社会最需要的政府职能，摒弃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政府职能之后的一个均衡态。

3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在充分考虑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后的一个均衡态。

正如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商品的价格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这种均衡是偶然的，也是短暂的，政府的规模正好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程度也绝对是偶然的，一旦行政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规模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政府改革应是进行这方面的纠偏。

参考文献

［1］姚静.对政府规模问题的研究［J］.兰州学刊，2005,（2）.

［2］刘霖.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J］.社会科学研究，2005，（1）.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4］姚玫玫尹道军.浅论优化我国政府规模［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5］刘博逸.政府规模分析与调试［J］.行政与法，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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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规模膨胀的必然性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一直处于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因为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断地推动政府规模的扩大。

政府就其实质来说，是公共力量的实体化，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和代表着公共利益，不同的政府类型在公共性上的差别仅仅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别。统治型的政府是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来强化少数人的统治；管理型的政府是在少数人的管理活动中行使公共权力和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的这种公共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所在，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和属于社会的，是社会的公共部门，与社会有着不可分离的一体性。但是，已有的一切政府又都是社会的异化，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异己力量而存在的。因为政府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力量统治着或管理着社会，社会不再是孕育政府的“母亲”，反而政府成了支配社会的“父亲”。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愿望，成为与社会相对应的存在物。

既然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物，那么它就有了自我发育、自我成长的要求，就有了不断扩大、不断膨胀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又是根源于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由于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它对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权，因而可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打破资源配置平衡的客观要求而主观地使资源配置向政府自身倾斜，通过损害公共利益而实现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占有。虽然这会使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发生了背离，但政府却获得了自我膨胀的物质基础。所以，任何时候，政府都拥有足够的使自我膨胀的能力。而且，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节制自我的理性的话，就会不自觉地展示这种自我膨胀的能力。

毕竟政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哪些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哪些是私人事务，是没有明确的标识的。也就是说，关于哪些事务是政府应当管的，哪些事务又是政府不应当管的，没有明确的规定，至多也只能做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划分。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非常繁荣的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常常成为聚焦的中心，而且几乎所有的争论又都是没有结果的，如果说能够取得了什么进展的话，那也只是通过举例的方式划定一些政府不应当管的领域。例如，说微观经济活动的领域是政府不应当管的。个人的私生活是政府不应当管的……对于市场自身无法调节的那些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政府是否应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个人的私生活总是与他人相关联着的，当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危及到他人的个人生活时，政府能够冷眼旁观吗？诸如此类，作为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都无法理清，要求政府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活动范围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活动的边界是不明确的，而政府又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唯一者”的身份出现，那么一切没有人管或者没有人能管得好的问题都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要管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趋势。

从理论上说，政府是一个纯粹的公共领域，政府在理论合理性意义上所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权的垄断，当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这一垄断性演化成一个心理定势时，就出现了强烈地排斥社会中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结果，社会中介组织萎缩了，而政府自身的规模则开始了膨胀。

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成为其掌握者谋取私利的工具。鉴于此，政府要维护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就必须设立相应的制约机构，用来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行使。这样一来，围绕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权力的制约也造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而且，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越大，公共权力异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就越需要加强，以致于机构和人员都要不断地增长。特别是对于管理型政府来说，它的规模的膨胀就更加突出。因为，管理型的政府不象统治型政府那样强调官员的忠诚，它总是特别注重行政人员的能力，即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运用管理技巧的能力。从而忽视了他服务于公共事务的意志力和思想素质。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存在着诸如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权力的问题。由于对行政人员能力的片面要求，在解决诸如以权谋私、滥用公共权力的问题时，就又不得不寻求另一个相对独立的途径，即寻找权力制约的单独领域或机构，以致于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

社会对政府规模的膨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社会经常性地表现出和表达着它对政府的不满，批评政府低能甚至无能，不能满足它的要求。只是当政府规模膨胀到一定的程度时，社会才感到政府已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要求限制政府规模。因而，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的要求，总是通过自我规模的扩大来提高其能力。在社会与政府之间，政府是唯一的，而社会是多样的，来自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和多种多样的。所以，政府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其基本依据就是它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却是一般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统一性和强制性，是特别适合担当那些非排他性服务的特性。如公众需要的防御外来入侵的安全服务、维持社会公正的经济社会保障服务等，有效遏制“搭便车”现象，使外部性内在化，规模而经济地降低服务成本，公正合理地分摊服务的负担等等。所以，即使各种公共服务可以由社会自身中的公共组织承担，也需要有政府来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性提供保障。然而，这种政府的必要性往往演变成政府规模增长的必然性，政府总是站在自己的特殊地位上，把社会对它的要求理解成扩大规模的动力。

政府规模的膨胀是政府职能扩张的直接结果。每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都或大或小地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部门或政府机构的出现，即使在没有设立相应的部门或机构的情况下，也需要有相应的人员去具体地承担这项新的政府职能。如果这项政府职能是暂时性的，那么承担此项职能的相关人员也是临时性的。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政府总是选择了职能扩张的单向运动，几乎所有的暂时性职能都能够被转化成永久性的职能，因而，在规范运营的政府中，很少有承担暂时性政府职能的临时人员，一旦一项新的政府职能出现之后，它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员都会变得永久化。现实情况是，一切政府职能都是与相关的部门或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一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部门或机构的建立。所以，政府职能的扩张必然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是，较之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已经大大扩展了。显然，政府职能的履行必须依靠政府机构，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政府机构的扩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职能扩张的必然性。一方面，政府在主观上希望做一个称职的政府，希望把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如果现在的政府工作存在着问题和不足，那么政府做出的第一个选择就是通过扩大机构、增设部门和增加人员来处理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不足。这是政府规模膨胀的主观动因。另一方面，社会对政府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任何时候的政府所为都不是太好了，而总是太不足了；而且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过程，在它的每一个前进的步伐中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这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客观原因。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不虞效应

在政府规模膨胀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中都包含着希望政府做得更好的愿望，但是政府规模膨胀后的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

就近代社会而言，政府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的，那就是社会自身没有完全的自我管理能力，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具有完全的自我健全能力，需要由政府来承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节者的角色，需要由政府来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但是，关于政府结构的历史分析告诉我们，政府职能的专业化与政府结构的分化是一个恒定的历史趋势。当然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是由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公共要求多样化决定的，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是从属于更好地满足社会要求的需要。但是，这种政府职能专业化和政府结构分化包含着两种可能性：其一，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造成职能分离而使不同的职能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造成职能空缺。其二，政府职能交叉，致使边界不清。实践中的情况是，职能空缺非常容易被发现并会迅速得到校正，而职能交叉则往往被非理性地感觉为高度协调的特征。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由于职能交叉而派生出的不协调、管理秩序的紊乱和管理效率的低下。可见，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府结构的分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表现为专业的交叉重叠和不协调性，结构的分化紊乱，政府机构的各部门任意扩大自己的职能范围，争夺领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共管领域，这些共管领域不仅是一个单纯增加管理成本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命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管理混乱问题。为了对这些共管领域做出协调，又要进一步增加相应的机构和部门，从而增加了管理成本，造成政府规模的进一步膨胀。这就是所谓政府专业化的悖论。

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近代社会所选择的政府模式是一个官僚制组织结构模式。官僚制是政府规模膨胀的总根源。因为，与官僚制的政府机构相伴而生的行政权力和公共预算最大化倾向，导致了大政府、大公共开支和高行政成本。特别是把这种官僚制模式放在与其职能和与社会的关系中，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如上所说，政府机构的设置是同政府职能相适应的，一定的政府职能就应有相应的机构来行使。而政府职能应当有一个从合理到不合理的自然演进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地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政府担负新的职能。政府自身的发展，也会出现原来的部分职能将会更新或丧失，新职能会应运而生。这种新旧职能的替换，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是政府职能更新的问题。但政府职能更新如何才能成为一项经常性的活动，而不是以发动行政改革运动的方式实现，这是官僚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官僚制下的政府有着天然的维持其政府职能的惰性，维持有余而创新不足，而且它还可能以维持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为借口来延续政府运行的惯性。说穿了这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因为官僚制事实上造就了一个特定的利益阶层，如果不是到了不得已的程度，它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所以它有着拒斥改革的惰性。当社会要求政府承担新职能时，它为了表明自身的公共性又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承担起了新职能，但是它却不愿意放弃那些旧的、过了时的职能，它依然要抓住这些职能不放。所以，我们总是看到那些失去了存在合理性的机构依然存在。虽然经过了一场行政改革，精简了一些机构，但要不了多少年，又出现了一些失去存在合理性的机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从精简到膨胀的恶性循环。

当然，社会的要求或公共选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府规模的膨胀是公共选择的结果，缩减政府规模也应当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但是公共领域的自由选择，总是有利于政府规模的膨胀，而不利于做出缩减政府规模的选择。因为，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的理性可能会成为整体的非理性，政府规模膨胀作为公共选择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政府职能的增长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正是议会、官僚、特殊利益集团各方面的个体理性选择，才推动了政府职能的持续增长，与此相应的就是政府规模的膨胀。也就是说，政府本身是一种公益物品，人们即使不付出，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虽然间接地人们付出的更多，却总是不被意识到。所以人们总是自然地倾向于选择扩大公共领域和扩大政府规模，以致于巨型政府总是成为各国的现实，反而缩小政府规模的行政改革却举步维艰。

从政府发展的实践来看，近代社会早期的自由主义理念对政府的角色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过分贬低政府作用而无限夸大市场的功能，难以避免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由放任主义彻底破产。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新范式应运而生，提出国家应干预经济活动，实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才能避免自由市场的严重缺陷，从而开始了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大规模干预。然而，过分强调政府作用，无限扩大政府的权力和职能，造成了官僚机构的庞大和低效。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政府在职能方面属于典型的小政府。1929-1933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出现，使一部分人认识到很多问题不能够由市场制度解决，存在着“市场失败”。为了弥补市场失败，美国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赋予政府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通过法律措施把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政策措施进行合法化、固定化，导致了美国政府社会职能、经济职能的持续增长。美国政府的职能增长经历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时期、约翰·肯尼迪的开拓“新边疆”时期三个阶段。通过历届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以及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管制制度，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由于美国政府规模过度膨胀，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联邦政府的工资从不到130亿美元猛涨到700亿美元以上。全部的联邦开支已经上涨了6倍，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国债几乎是过去的3倍，接近1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人口总数仅增长了大约20%。由于政府贯彻执行陈腐规章和处罚条例，也阻碍和限制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美国前总统里根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得到的只是新政、伟大社会以及产生一个拿走45%的国民财富的政府。”（注：［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文版，184-1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政府规模的膨胀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财政紧张。为了提高经济活力，缓解政府的财政紧张问题，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小政府理论的影响下，80年代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早在1967年1月2日，里根在州长就职演说中就已提出：“我们将压缩政府机构的规模、裁减冗员、整顿秩序直到减少行政开支。”（注：［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文版，184-1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

当发展中国家希望追赶发达国家时，政府规模膨胀尤为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国家，没有成熟的规模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些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为了创造国际竞争的优势，这些国家的政府有着促进本国经济规模化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迫切要求。这样一来，政府总是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对经济的发展加以干预，总是感到政府干预能力不足，所以就会通过政府规模的增长来提升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

政府规模的膨胀说明了政府的必要性。因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系统安排。要使一个社会具备完善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使自然资源和各种生命支持系统永不枯竭，使社会智力系统和生产力系统长盛不衰，使人类情感系统和伦理系统永续长存，就只有依靠政府。所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政府规模不受限制的膨胀，政府规模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就会成为社会健全的一种破坏力量。也就是说，政府规模膨胀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社会及其公众在政府规模的膨胀中可以获得种种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规模的膨胀，又受到了公共权力被滥用和误用的威胁，并且总会最终感受到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税赋的增加。当前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经济学思考的中心是政府运行的成本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运行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公众的负担。政府自身不是经济实体，它没有独立的自我经济支持，政府运行必须从社会上获得经济支持，即政府运行的一切费用都需要由社会来负担。因而，政府规模的膨胀必然是政府运行费用的增加，最终也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负担的增加。如果这种负担达到一定程度，即达到社会公众无力承担的程度，就会引发政治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中断社会的发展。

政府规模的膨胀不只给社会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而且意味着政府作为社会的压迫力量的增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统治型的政府还是管理型的政府，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对社会的压迫性质，应当说统治型的政府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压迫力量，而管理型的政府如果职能合理、规模适度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压迫力量往往不是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但当其职能交叉重叠、浑杂混乱的时候，当其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开始表现为一种压迫力量。具体地说，就是非理性的、非规范的管理活动的泛滥，以致于社会及其公众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自由遭遇丧失。

从政府自身来看，政府规模的膨胀暴露出了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不合理性。如上所说，政府规模如果不是适度的，而是过大，那么它的机构和职能必然有着严重的交叉和重叠，机构间的分工是不明确的，职能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一项职能由多个机构来承担，不仅增加了政府运行的成本，而且存在着推诿扯皮的问题。也就是说，机构和职能的交叉重复，最根本的是效率目标的丧失。政府机构重叠，层次繁多，必然会相应地出现协调工作的增加，因而出现了文山会海的情况；制度化的协调工作又以复杂的程序而存在，所以出现了公文旅行的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了效率低下。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所谓重复管理，浪费了管理资源加重了社会公众的负担，而且不断地引发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困难和矛盾冲突。结果，损害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规模的膨胀，机构和职能交叉重叠，就会把行政人员和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转化为一种破坏力，并必然会造成中介组织萎缩的局面。因为，每一个机构和部门的存在，每一个行政人员，都不会无所作为，它或他必然会找一些事情去做，而每一个机构或政府部门及其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就在总体上造成了所谓政府的全能化，从而剥夺了社会的自治权，许多可以由社会自行处理的事情就会由政府全盘包揽起来。结果是中介组织全面萎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而中介组织的萎缩，最终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与动力。

三、难寻适度政府规模

政府规模膨胀的不虞效应促使人们对政府管理作以全面的反思，特别是从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是，关于政府规模问题的思考容易陷入二难境地。限制政府规模的底线是不降低政府的信用度，即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政府规模太小，不能履行其应当承担的职能，社会的要求和期望得不到满足，就会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从而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破坏。反之，政府规模过大，造成公共支出的增长，加重了社会负担，也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多方面的公共物品，即追求公共物品的最大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心理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供给，希望政府职能的扩大和更好的履行；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政府廉洁和廉价，公共权力不被滥用。然而，限制政府规模的理论与实践却在行进中。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导致了以高失业、高通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现象的出现。政府管理也危机四伏：政府扩张、机构臃肿、效益低下、政策失效乃至政府失灵。从而引发了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在改革中，限制政府规模成了基本的价值追求，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说被重新提了出来：“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得到了普遍的响应，而且在社会政治行动中变成了人们的行动指南。

限制政府规模的激进理论可以以货币理论、供应学派、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大政府是坏政府，因为坏政府往往趋向于扩张自己，强制性地干预市场，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是一件坏事，市场失灵正是干预的结果。罗伯特·诺齐克从维护个人权利出发，主张最弱国家，他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指出：“可以得到证明的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功能的国家；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国家，都将因其侵犯到个人不能被强制做某些事的权利而得不到证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正确的，同样也是有吸引力和鼓舞人心的。……国家不可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也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注：［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文版，1页，北京，中国安全生产出版社，1991年。）所以，属于新自由主义这一范畴的学者们无不主张限制大政府，推行小政府，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规模，限制政府职能。管理学大师杜拉克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提出批评，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中，他甚至激烈地说：本世纪建构的大政府，无论是在道德上或财政上都已破产，它没有达成承诺。

沃尔夫、哈拉尔等人对政府规模的膨胀作了相对主义的解释。沃尔夫说：“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是复杂的，而且，通常并不仅仅是这两个方面，因为这不是纯粹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而经常是在这两者的不同组合间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的各种方式的不同程度上的选择。”（注：［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132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哈拉尔说：“在美国历史上，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政府的发展，这种发展始于反对企业垄断的反托拉斯法，在需要联邦规划来稳定经济的大萧条时期突然加快，到以社会立法来限制对环境、消费者和劳动者造成损害的70年代达到顶点。由于一个成熟的国家逐步出现了更加复杂的需要，所以人民已经要求政府保护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引起公营部门的惊人增长。”（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的范围、内容、力度和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力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各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信奉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原则。那时的政界和学界都认为，让市场力量自由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总是会自行确定的，而且将达到“充分就业”、“最优化的”均衡状态。因而，人们主张限制国家。但是，“信息技术似野火般地蔓延，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复杂程度。由于需要控制这一动乱的状况，造成了我们时代中最重要的，然而又最少被人理解的准则：一个惊人的发现渐渐明显，即民主参与和企业自由已不再是一种奢侈或雅兴，而是求得生存之最基本的要素。”（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页。）这就是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又是与当代社会的“大政府官僚机构众所周知的无能”（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页。）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干预实践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政府的作用不是由立法者和公众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企业决定的。企业—政府关系的历史表明，政府是作为一种抵消公司权限的力量发展起来的。’结果是大企业越多，政府就越大。”（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页。）哈拉尔回顾了大政府产生的历程：“大政府是在三个主要的改革时期出现的。在本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了一次反对企业垄断的人民党起义，产生了现在的反托拉斯法。后来，‘大萧条’促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提出抵押保险、救济、财政与货币控制以及其他形式的条例来稳定经济。在60年代，对生活质量的兴趣引起了一阵新的‘社会立法’浪潮，以避免污染、伪劣商品、工作事故和诸如此类的问题。”（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页。）所以，哈拉尔把政府规模的膨胀归结为“大企业的过错和缺少更好地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不成功的。

之所以沃尔夫和拉哈尔等人只对政府规模膨胀做出相对主义的解释而不愿提出自己的具体方案，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政府规模多大才是合理的，很难找到一个判别标准。因为，就政府自身来说，政府规模的问题，在表现形式上是个机构精干或臃肿的问题，因为机构有一个纵横层次结构合理性的问题，机构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结构状况决定了不同层级官员数量的比例，结构不合理，高、中、低层官员之间以及他们与普通工作人员之间的比例也必然是不合理的。合理的结构也就意味着这种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其实，这个比例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机构问题往往被看作是不同层面上的人事编制问题。但就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政府规模是指政府拥有工作人员的绝对数量，即人员多寡的问题，我们所讲的政府规模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政府拥有的工作人员多少才是合理的，关于这一问题可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判别标准。根据工作量标准，政府工作人员数量的合理标准就应该是，有多大工作量就配置使用多少人员；根据财政支出数量的标准，那么政府工作人员规模的标准就应该是，有多少财政收入，就配置、使用多少政府工作人员；根据人口数量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可以与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

当前提出政府规模问题的现实原因主要是财政的紧张。在西方国家，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财政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财政的困难迫使各国政府必须设法节约行政开支，因而不得不缩小政府职能范围，限制政府规模，即通过机构精简，裁减人员，以求财政汲取与财政支出的平衡。但是，控制政府职能范围和限制政府规模又有一个如何保证公众的公共期求得以满足的问题。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和政府规模的膨胀本身就是公众的公共需求的结果，特别是现代社会是公众的公共期求迅速增加的社会，政府职能范围的缩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依然保证公众的公共期求得以满足。所以，在实践中可以看到，80年代，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新政”，都是向大政府宣战的改革运动，表现出了极力缩小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强市场功能的努力。结果是“里根革命”试图削减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烈反对，联邦开支实际上进一步增加了。“撒切尔夫人同样遇到了大规模的抵制，所以英国的政府开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40%增加到了44%，而税收则从国民生产总值的35%增加到了39%。”（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90年代以来，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已经发展为以政府“再造”工程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它把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整合起来，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适当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增加政府管理的权威。新公共管理的口号是要建立“小而能的政府”，提出引进企业精神，建立一个创新、弹性有应变能力的政府，其行动方针包括三方面：一是限制政府权力和职能。通过下放权力，一方面使政府退出经营和社会服务领域，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企业和公共机构交由社会私人组织去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向地方和基层下放管理权限，使行政决策与执行尽可能地由接近服务对象的各级行政单位做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二是限制政府规模。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公务员数量，压缩行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三是限制政府行为和运行机制。借鉴企业管理经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或新型公共管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树立市场观念、投入产出观念和服务意识。最为基本的还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有的人把新公共管理形象比作重新安排“掌舵”和“划桨”的职能，要求政府不再承担所谓“划桨”之类的具体工作，而主要承担所谓“掌舵”的职能。认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在于“掌好舵”，至于具体的管理工作可以放到社会中的公共部门来承担。当然，如果单纯地考察政府的经济职能，即对政府职能进行片面的经济学思考，那么所谓“掌舵”和“划桨”的区分是正确的。但政府的职能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政府实际上担负着促进整个社会健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责任，它的政治职能、文化职能及其公共安全、环保、保健、科学、教育等全面的公共管理职能都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掌舵”的问题，它永远都应当把维护社会的秩序作为主要目标，而这个秩序又是必须在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全面的管理中才能实现的。这就是说，政府职能具有综合性的性质，并不是通过掌舵与划桨的区分就可以把所谓划桨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体系中摘除掉的。虽然，新公共管理在90年代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它试图单纯地通过对政府经济职能的分析来谋求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扩大和政府规模膨胀问题的方案设计显然是片面的。

即使假定新公共管理所讲的政府职能是全面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模式是不存在的。社会是在发展着的，它会使一些政府职能失去存在的价值，又会对政府提出一些新的职能要求，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政府不是及时地根据社会的要求调整政府职能模式的话，那么政府职能模式就会变得不合理。而政府历来又有着维持自身现状的惰性，它不愿意轻易地改变自己。所以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模式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很快地就变得不合理了。

在现代社会，更多的人拥有对法制的信仰，希冀通过法制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提出对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加以法律规定，限制其从事本该由社会、公民或市场自我服务和管理的具体事务，使政府真正做好制定法律规范、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性设施的本职工作。当然，法制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但从人类历史的总的过程来看，没有一项法律是永恒的，法律既然是由人制定的，也是可以由人来废止的。所以，运用法治的手段来确定政府规模，或者使政府规模法制化，也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它决不可能保证政府规模永远不变。

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建立适度政府规模的可行性方案。所以，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需要彻底改变政府存在和发展的理念，从根本上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这不是具体的、个别的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而是政府的根本性改变。

四、限制政府规模的基本理念

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思考政府规模的问题，必然会把社会自治作为缩小政府规模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及其政府必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完全的社会自治。但是，就目前来看，这还是一个理想。因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发现政府丧失存在的价值，政府担负着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公共职能。其实，现实的情况也说明，社会的自我运行机制总是与政府的公共职能互为补充的，特别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职能对社会自我的运行机制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抑制着社会中的那些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行为。政府的公共政策愈是能够全面地涉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就愈能够维护公平的竞争和交易，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品，缩小贫富分化，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可见，政府是必要的，但政府又总是理性批判的对象，以致于在今天人们只能无奈地提出“小政府，大社会”。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无非表现在机构和职能两个方面，在机构方面是指政府机构比较少，规模比较小；在职能方面是指政府的职能少，不包揽过多的社会管理具体事务。然而，如上所说，政府机构究竟应小到什么程度？政府职能边界的合理界定不是固定的，也没有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标准。所以，围绕机构和职能而展开的上述限制政府规模的方案都是不成功的。与这种把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作为解决政府规模膨胀问题的思考终点不同，我们所提出的重建政府理念是把机构和职能作为解决政府规模膨胀问题的思考起点。

检讨政府理念，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中迄今存在过的政府大致属于两种类型：统治型的政府和管理型的政府。统治型的政府是从属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和为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政府模式和行政行为受着阶级统治的理念所支配。管理型政府突出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因而，它所建立的政府模式和做出的制度安排都以强化对社会的管理为目标。统治型的政府在本质上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无论是暴政还是怀柔都是随机选择的手段。管理型的政府扮演着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但在实际的运行中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它的行为往往在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下破坏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两种类型的政府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管是进行统治还是管理，都选择了强制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它们作为社会的异化，成了社会的异己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有着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把自我力量的强化作为作用于社会的前提。所以难以避免政府规模的日益膨胀。

具体地说，统治型和管理型这两种政府类型的政府理念有两大共同特征：第一，它们是政府本位主义的政府类型，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体制和运行机制。第二，它们是权力本位主义的政府类型，是以集权形式出现的权力本位主义，统治型政府的集权是不言而喻的，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也是建立在集权的主线上的，也就是说，被称作行政权的政府权力一直表现为一种集权，权力在官僚制体系的金字塔中被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上层发号施令，下级依令而行。政府本位主义造成了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为政府的畸形发展制造了机会。同样权力本位主义也造成了权力拜物教，使政府不当地运用权力，把政府规模膨胀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管理型政府与统治型政府的区别只在于，有着科学意识的官僚制体系提出了效率目标和普遍的个体利益实现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两点原因，管理型政府在促成政府规模膨胀方面表现得比统治型政府更加强烈。结果，效率追求造成了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慵懒闲散、推诿扯皮以及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问题；普遍的个体利益实现的追求导致了无法根治的腐败，因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的个体利益的觉醒促使他运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而损害了公共利益。政府规模膨胀本身就是一种腐败，而腐败也会加剧政府规模膨胀的速度。

当然，管理型政府由于包含着公共利益所代表着的理念，在具体运行中迫于社会的压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作出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的姿态，以致于有了关于政府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思考，并推动着政府自觉地进行改革运动。所以，在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上，尽管其实践在历史的循环中表现得徒劳无功，但近20多年来的探索却展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必然扩大的前提下，主动地促进政府职能分化，然后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一些非政府的社会公共组织，甚至有些职能交由企业等营利性私人组织承担，而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此来限制政府规模的膨胀。从操作的层面上看，政府职能的社会化是限制政府规模的明智选择。因为，当政府把一些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下放给社会，发展起社会中介组织，甚至把一些政府组织转化为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确可以实现政府规模的缩小。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带有临时的性质。只要政府存在的基本理念不发生改变，仅仅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引进市场机制，就必然会造成新的不虞效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职能走向就会出现重新回归，并导致新一轮的政府规模膨胀。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性质，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定位没有改变，调整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就只不过是在人们长期感受到政府规模庞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反应，一旦这种压力解除，而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政府规模就会又重新走向膨胀。即使对政府职能和政府组织、机构做出明确的立法，也会在强烈的现实要求面前废止相关的法律。所以，要从根本上限制政府规模，就必须对政府存在的哲学理念作以重新整理。我们的看法是，需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型政府和近代的管理型政府的新型政府，我们把这种新型政府称作为服务型政府。明确地说，这种新型政府在哲学理念上是一种服务定位，而不是传统的统治定位和近代的管理定位。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之所以多次机构改革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说明单纯谈论政府规模并不能解决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时时不愿放弃已有的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社会领域进行不正当的干预，却名曰为“要对社会和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另一方面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了社会，却名曰为“向社会放权”。前者属“抓好处”，是政府权力侵害了社会领域，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后者则属于“卸包袱”，推卸必要的社会责任，应当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可见，政府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是主动的一方，有着统治或管理的权威，它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找出任意一个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何种意义上不至于成为社会的祸害，就在于在任何时候它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无法为自己侵害社会的行为找到辩护理由。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告别作为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角色，以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姿态出现，忠诚地服务于社会公众的要求，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手段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

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服务是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为什么说这种服务定位是一种服务型的政府理念？我们知道，传统的统治型政府是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御民之器而存在的；管理型的政府虽然前进了一步，把政府的公共力量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统一了起来，实现了对社会的管理，但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处于管理的核心位置，驱使着作为管理客体的整个社会围绕政府的活动转，所以表现为一种政府中心化的现象，政府成了社会的“主人”，高高在上地实施着对社会的统治或管理。服务型政府在根本性质上与这两种政府类型的性质相反，它将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作主”的观念，而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作主”的理念。相应地，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维护人民和社会自由权利的法律，也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服务理念贯穿于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严防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驱使社会公众的力量。

服务型政府坚持以社会为本位，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培育社会自主运行的健全机制，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即使存在着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也是从属于服务的目的。服务型政府也有着自己的政府职能，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有着随时根据社会的要求改革自我的积极性，一旦一项职能不再存在，它就会中止这项职能，与这项职能相伴生的机构也会被撤消，不是继续存在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和负担。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管理型政府因僵化和被动变革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政府规模膨胀。

管理型政府以为，行政人员的素质的提高可以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能够实现科学的而又艺术的管理，政府机构也就可以实现层级简化，就能减少官僚主义和各种失误，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但是，实践证明，政府所需要的这种行政人员的素质从未生成，因而建立在所谓理想素质基础上的各种期望值也就从未达到。虽然人们常常把管理型政府说成是精英行政，而实际上这种政府模式的机械化体制设计妨碍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人的才干和素质的提高，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素质的途径达到对政府规模的限制。服务型政府则不同，由于它的服务定位，才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的综合性的、全面的素质上。从而在公共行政的源头解决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

规模范文篇6

国债负担率是指一国的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该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表示国民经济国家债务化的程度和国债累积额与当年经济规模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它重视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考察国债限度的数量界限，被认为是衡量国债规模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被认为是各国债务规模的警戒线。近年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普遍较高，均在5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了《马约》规定的最高警戒线。而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也比较高，都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6%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去甚远，不足为虑，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国家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流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而我国举债历史不长，自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历史。而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我国的国债规模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甚至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额的增长率已大大高于实际GDP的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的增长率还要高，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运行时期，应当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一国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财政支出额的比率，是用来衡量国家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国债依存度有两种计算口径，一是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以当年国债收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二是从中央财政角度考虑，即中央财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债务收入与中央财政支出额之比。根据政策规定，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公债，国债全部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并负责还本付息，因此能够准确说明问题的应当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从流量上反映了财政支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收入。政府举债过多，债务依存度高，表明财政债务负担重，有可能给财政未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国际上对国债依存度有一个模糊的经验性的安全控制线，大体一是15~20%；中央财政则为25~30%。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5年就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控制线，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1年以来一直都在警戒线以上。

1998年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40.2%，比日本财政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最高年份的37.5%还要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超过警戒线的幅度就更远了。美国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2.30%，日本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7.4%。中国1991-1998年则为51.7%，高出美国29.4个百分点，日本24.3个百分点。这未免有点高得离谱了。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因为我国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财政赤字额和债务的还本付息能力。从“八五”期间开始，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由于采取以发新债还本付息的方式而导致还本付息额急剧增长，从而导致国债发行额的急剧扩大。1994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不得向银行直接透支或借款，这样，财政赤字的弥补过渡到只能完全依靠发行国债。当年政府内债的发行规模即飚升到1028.57亿元，是1993年政府内债发行规模（314.78亿元）的3.27倍。

二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的缘故。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0年的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已由1997年的48.9%提高到2000年的52.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3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即当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部分占多大份额。反映着政府财政偿还举借债务的能力。一国财政偿债能力越大，政府举债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指标说明，国债规模大小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国债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同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

同国债依存度相似，国债偿债率也有两种计算口径，即从国家财政角度或中央财政角度考虑。但能够说明问题的也是中央财政的国债偿债率，即在考察国债偿债率时，我们认为使用中央财政偿债率指标更有实际意义。

国际上通常认为8-10%是国债偿债率的安全控制线，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22%。世界发达国家如日本在1975-1980年平均为8.8%，英国在1984-1986年平均为6.9%，美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6.9%，德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11.5%等等，均低于或接近8-10%的安全控制线。而我国早在1992年中央财政偿债率就已高达26.59%，后虽几经变化，但目前仍然高居20%左右，是安全控制线的两倍强。

我国中央财政偿债率从1990年以后一直高于20%，1998年更是高达48.1%，可见债务的还本付息开始成为财政的一项负担。

偿债率如此之高说明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于“九五”后期和“十五”时期，因此我国面临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绝对规模比中国大得多，在GDP中份额也高很多，其偿债率反而要低得多，这是由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相差太大。国债源于财政赤字，而在影响财政赤字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的大小。然而，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1994-1998）仅为7.4%，与世界诸国相比，名列最末。

4居民应债力

居民应债力是指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

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当今世界名列前茅，到1999年已高达71.29%，而在1992年美国仅有4.5%，日本16.6%，法国12.7%，英国11.0%。可见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

1981-1999年我国居民应债力平均为9.07%，最高的一年也不过23%。也就是说，国债累计余额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储蓄仍然滞留在银行存款的环节，居民有很强的应债力。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国债规模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很低，但国债增长的速度却高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据测算，1981-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81%，而同期国债平均增长速度却为37.76%，高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8.95个百分点。1990-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3%，国债余额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0.34%，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5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国债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并且仍然以很高的速度递增。

从国债负担率来看，国债规模很合理，远没有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政府举债还有很高的潜力。

从国债依存度来看，中国的国债依存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畸高，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就是说，中国的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财政支出过分依赖于债务收入。国债规模过高，政府举债扩容的空间很小。

从国债偿债率指标分析，中国的国债偿债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且在目前仍然高居不下。也就是说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中国的居民应债力较低，社会应债能力较强，说明国债尚有较宽的拓展余地。

上述指标中，国债负担率与居民应债力得出相似结论；而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相互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预算内财力集中程度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此外，国债平均期限短，使国债余额规模累积率相当低也是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蔡可辉，冯小金.中国国债规模分析之浅见［J］.广西会计，2002，（5）.

［2］焦艳玲.我国国债规模的统计分析与政策取向［J］.财经研究，2001，（6）.

［3］高培勇，宋永明.国债的规模控制与管理问题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5）.

规模范文篇7

关键词：网购；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我国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2007年我国网购规模为0.056亿元，2016这一数字已增长至4.969亿元，十年增幅高达8773%。因此，对网购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通过互联网发展报告查询及专家访谈，本文提出了我国网购规模的一些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Y为网购规模(万亿元)；X1为网民规模(亿人)；X2为互联网普及率；X3为手机网民规模(亿人)；X4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5为GDP(万亿元)；X6为居民消费水平(万元)。

二、数据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个变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734，其标准化后的α系数为0.994，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为0.757，说明效度较好，可以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2.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0.940、0.958，高于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三项影响因素。3.回归分析。由表-3可知，t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显著的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归方程如下。

三、结论

结合数据分析，本文所得结论有以下两点：1.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高度相关；2.居民消费水平对我国网购规模预测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四、展望

本文对我国网购规模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对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为我国网络营销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将进一步丰富网络营销领域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规模范文篇8

（一）我国国债的长。期均衡模型

国债规模的大小在客观上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本文得到与国债规模（C），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四个影响因素，即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本文采用这四个因素作为国债规模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根据1981～2003年的历史数据，运用OLS回归法，建立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

运用Eviews3.1软件，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系数上看，我国国债规模（C）与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的系数最大，是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说明我国的国债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付国债本息，而不是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的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回归效果上看，R2＝0.9994，拟合优度较好，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高；F值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著；由于模型的观测个数n＝23，解释变量个数k＝4，水平α＝0.05，查表可知D.W.的临界点为d1＝0.986，du＝1.785，而回归方程D.W.=1.84227，大于1.785，不存在一阶自相关；L、S系数的t检验值较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724和0.2041，均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L、S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要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根据惯例，逐个剔除t检验值较低的变量。经检验，若单独剔除L，会使S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著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降低；同样，若单独剔除S，会使L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著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会降低。因此，应将L、S两变量同时剔除，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FD、PD的符号方向与调整前的一致，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与国债规模的关系；拟合优度R2＝0.9987，说明在国债规模的变动中，有99.87%的变动是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解释变量作为个体对国债规模有较显著的解释能力；F=8289.02，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模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整体与被解释变量B的线性关系显著。

回归方程为：B＝44.28+1.028FD+0.99PD（1）

回归方程的两个结论；

1.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但是，这种回归模型的有效性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GDP虽然和国债发行规模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二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不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上，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年的国家预算赤字和到期国债的还本付息决定的，结合本文前面的实证分析，很容易得出真正与国债发行规模有较强因果联系的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到期还本付息这两个因素。

2.振兴财政与提高“两个比重”刻不容缓。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与国债发行规模的因果关系最为紧密，这从侧面说明我国财政对于国债的依赖过于严重，国债的发行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国债本息，而不是用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建设。国家财政之所以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无力偿还到期国债，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央财政实力不是很强，因此振兴财政，提高“两个比重”是很迫切的。

如果假定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是一致的，那么上述回归方程就是国债需求函数的均衡方程，否则上述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就不能代表需求方程，它只是我国国债发行量的回归方程。因为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一致是很偶然的，大多数年份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对上述方程进行动态调整，才能得到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实际需求模型。

（二）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动态调整模型

动态调整模型也称为局部调整模型，是非均衡模型中最简单的一种，其模型如下：

Bt-Bt-1＝θ（Bt*-Bt-1）（2）

其中，B*t是第t期国债需求量或意愿水平，Bt和Bt-1分别是第t期和第t-1期国债实际持有量，θ是调整速度。

假定我国第t期的国债需求量B*t是确定的，并且政府总是打算弥补期初实际持有Bt-1量与这一需求量间的缺口，但由于受国债调整成本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一国在第t期内不大可能将期初实际水平Bt-1调整到本期需求水平或意愿水平B*t，因而本期的实际水平Bt只是作局部调整，调整速度为θ。均衡模型假定实际持有量就是需求量，即θ=1，那只是这里所讨论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不足以满足该期的需求；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超过了该期的需求量。根据动态调整模型确定需求函数可以避免用实际持有量代替需求量，但需要得到国债需求的均衡模型。

由于一国的国债实际发行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债需求的客观反映，所以根据前文所确定的国债需求的均衡方程（1），我们可以设定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具有下列形式：

B*t＝α0+α1FDt+α2PDt+εt（3）

其中，B*t表示我国国债需求量，这是不可直接观察的；εt是随机扰动项；FDt、PDt分别为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

假定我国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满足下列动态调整模型：

Bt-Bt-1＝θ（B*t-Bt-1）+μt（4）

将关系式（3）代入（4），经整理后可得

Bt＝θα0+θα1FDt+θα2PDt+（1-θ）Bt-1+θμtεt（5）

根据国家国债发行的年度数据对模型（5）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回归方程为：

Bt＝39.98+0.77FDt+0.81PDt+0.25Bt-1（6）

根据以上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模型（5）符合OLS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统计属性，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本文将回归方程（6）作为模型（5）的最后估计结果。比较模型（6）和（5）得：

θα0＝39.98θα1=0.77θα2＝0.811-θ=0.25

可解出各个参数值为：

θ＝0.75α0=53.31α1＝1.03α2=1.08

将上述参数的估计值代入（3）式，即可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

B*t＝53.31+1.03FDt+1.08PDt（7）

同时，我国国债的动态调整模型为：

Bt-Bt-1＝0.75（B*t-Bt-1）（8）

由（7）式可以看出，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并且都与国债需求量呈正相关。由（8）式可知，θ＝0.75，也就是说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这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根据我国国债需求模型（7）可以算出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需求量，再与当年实际发行量相比，可以得出各年度我国国债发行的缺口，如表4所示：

三、结论

本文采用动态调整模型这种非均衡方法间接地估计了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并找出了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适度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

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基本是适度的，没有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90年的国债发行缺口是34.02亿元，到2002年这一缺口达到386.48亿元，1990年至2003年的国债发行平均缺口达137.99亿元。这说明我国的国债政策是稳健的，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幅增加是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缺口，除1993年国债实际发行量略高于需求量之外，其他年份国债实际发行量均低于需求量，但缺口数量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国债规模基本适度。

2.我国国债还有发行的空间，国债政策依然是有潜力的。我国国债规模逐年大幅度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担心国债规模扩张给国家财政带来风险。但我们不能据此片面理解控制国债规模，甚至走向淡化国债或消灭国债的极端。中国财政每年出现财政赤字难以避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而发行国债是政府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应该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安排适度的国债规模，及时调整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之间的缺口，以保证我国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

3.我国国债发行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国债规模也不能盲目扩张，要注意风险的防范。今后一段时间，如果我国能一方面通过优化国债的使用结构，提高具体国债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扩大国债投资对经济总量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控制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我国政府将有能力保持适度的国债规模，并且完全可以避免因国债规模失去控制而导致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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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模养殖场的现状

（1）缺乏科学的规划和选址大部分规模养殖场选址和规划还不规范，有的建在交通要道的干道边，有的建在村中，还有的建在河流边，这些都不符合建场要求。

（2）畜（禽）舍设计不科学，缺乏必要的生产保护大部分养殖场是根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从网上下载图纸资料作相应参照，自行设计建设，没有全面考虑风向、坡度、采光、通风、污物、污水排放等。场区布局也不尽合理，部分养殖场，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饲料间、污物处理区不分，没有相应的隔离。部分养殖场场内主要干道、栏舍内地面没有硬化，场区四周无围墙，没有污物、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污道与净道共用一个通道，缺乏必要的生产保护措施。

（3）生产管理不规范，消毒制度落实不到位相当一部分养殖场无完善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无章可循。场区大门口未建消毒池，有的有消毒池但长期不更换消毒液或消毒池干涸，也无紫外线消毒室，场内不开展消毒工作，有的即使消毒，也是流于形式，没有落实到人，也没有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加之卫生管理不到位，少数场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到处飞，特别是离村较近的规模场产生的臭味与污水、粪便使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严重影响到周围环境和居民生活。

（4）滥用抗生素，病死动物处置不当在预防与治疗疫病过程中长期、大剂量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原料药，导致动物体内有药物残留，产生抗药性，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饲养过程中，发病和死亡动物随意处置的现象较普遍，有的为了眼前的一己私利，尤其是疫病流行中，随意将病猪、死猪销售，更不做无害化处理，造成动物疫病蔓延和流行，死亡率增高，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5）养殖档案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可追溯性许多规模养殖场从种苗的购进，饲料、兽药的采购、使用，免疫接种和日常消毒、生产等都无祥实记录，更谈不上建立规范档案。多数规模养殖场进行免疫后不对免疫效果进行检测，不能随时掌握动物的健康状况，这是疫病发生流行的根源。一旦发生疫情也不易找出原因，对疫情控制、扑灭和动物卫生监管带来困难。

2.加强规模养殖场监管的有效措施

（1）突出抓好监管责任制的落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监管责任，明确监管职责，确保工作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强化企业责任，明确企业是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细化监管任务，做到各专项、各环节有专人负责，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要依法问责，依法追究，依法处理。

（2）加强规模场动物防疫条件监管通过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和监督，推进规模养殖场内布局合理、人畜分离、生产区与生活区分离、配备必要的消毒设施设备、无害化处理设施及病畜禽隔离圈舍等标准化建设设施，建立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消毒、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使用等制度，健全养殖档案、免疫记录、诊疗记录、畜牧投入品使用记录等，制定规模养殖场各项人员岗位职责，实施封闭管理，提高规模养殖场管理水平。

（3）做好规模养殖场免疫监管一是对自行免疫的规模场要实行备案制度，加强对自免记录、档案等的监管，以确保免疫工作真实有效。二是加强免疫抗体监测，有条件的规模养殖场应定期开展免疫抗体监测，免疫抗体监督抽检每年每场应不少于3次。三是对不按规定实施强制免疫、多次抽检不合格、不配合开展监督抽检及不接受免疫监管的场，要依据法律法规实行责任追究。对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的，依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规定从严处理。

（4）加强养殖场安全措施监管要监督和指导养殖场做好相关工作：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闲杂人员、车辆、用具不得随意进入养殖区，实行全进全出的饲养管理模式，确保“外病”不传入。二是严格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要严格按照无害化处理规范及时对病死畜禽实施无害化处理，确保“内病”不外传；病死畜禽要在动物防疫监督员的监督下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必须达到100％，并做好无害化处理登记，凡擅自丢弃、转运、加工、贮藏、食用病死畜禽的要依法严惩。三是严格动物隔离制度。对新调进的动物要进行隔离观察处理，隔离场所要远离养殖区，隔离期间要专人定时观察，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并做好无害化处理的准备。四是严格养殖场消毒制度。要建立日常消毒、集中消毒和突击消毒制度，科学规范使用消毒药品。要按照不同畜禽种类、不同的生长阶段，正确使用畜禽饲料。五是要做到合理用药、科学用药、对症下药、适度用药。只能使用通过认证的兽药厂生产的产品，以避免产生药物残留和中毒等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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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国债融资。自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日益扩大,国债政策在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无限制地发行国债是有风险的,也会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在此,本文拟谈一下自己的几点看法。

二、中国国债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评价

国债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它的限度导源于国债的负担。国债的限度一般是指债务规模的最高额度或指国债适度规模问题。所谓国债规模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历年积累债务的总规模;二是当年发行的国债总额;三是当年到期需还本付息的债务总额。衡量一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有四个:即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居民应债力。现分别作以分析:

(一)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国债积累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反映政府债务存量的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积累情况的基本指标。用公式表述为: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当年GDP)×100%。各国债务规模的警戒线是60%,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6%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我国的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如果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

(二)债务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国债依存度从流量上反映了财政支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收入。政府举债过多,债务依存度高,表明财政债务负担重。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是15%-20%,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25%-30%左右。在我国使用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地方政府无权发行地方公债。我国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

(三)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可用公式表述为:国债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支出额/当年财政收入总额)×100%。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至2009年我国国债偿债率继续上升,主要原因是在于我国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未能有效地收缩财政支出的范围。

(四)居民的应债力

居民应债力是指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这是考察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指标。居民是我国认购国债的重要主体之一,而城乡居民存款和手持现金是居民购买国债的主要来源。自1981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99年已高达71.29%。我国居民的应债能力在进一步增强,但是,据测算,1990-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3%,国债余额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0.34%,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三、适度控制国债规模的建议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经济增长双双减速。为此,2008年11月5日,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2009年,几千亿元的巨额投资加上超过千亿元的减税,财政压力不言而喻。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支出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8%,占GDP的4%,这样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十分少见。虽然2009年国债发行规模还将扩大,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应采取多方措施来预防国债规模扩大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降低国债偿债率和国债依存度。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必须加快财政改革的速度。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减少税收流失,严厉打击偷税、漏税、逃税行为。

第二,保持国债的平均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保障国债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是减少国债风险的有效方法。只有在经济增长率大于国债利率的情况下,国债负担率才会逐步收敛。

第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净化财政支出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要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逐步减少财政补贴,消除软预算约束,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使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