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十篇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 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现在世界经济都呈现大发展态势，金融危机虽然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现在各国家经济都在大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快的，经济的大发展，离不开银行的支持，中国银行业是金融市场的龙头，资金的流通，都不能离开银行产业。现在金融市场已经全球化，促使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和运作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国际银行业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银行产业也在发展变化，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产生了变化，经济要想发展，是离不开银行产业的支持。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理论分析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本概念

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又称“规模利益”（scale merit），通常指在一定科学技术水平下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平均成本长期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费用是越来越少。

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是与规模经济是有一定联系的一种概念，范围经济就是联合生产模式下的经销经济，就是我们长期经营一种产品的效益扩展到我们销售多种产品，产生多种效益的一种渠道，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范围经济。

（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间的关系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没有区别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品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但生产的平均成本趋于下降，但也不都是一样的，规模经济是拿企业中一种产品进行考虑，主要是分析这种产品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平均成本是否在下降。而范围经济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对企业所有产品而言，所有产品在总量增加的前提下，平均成本是否下降。

（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银行业务水平的一个标准，在人员数量与机构网点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运营成本是否在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在总量增加的前提下，银行的相对成本是否在降低，单位的效益是否有所提高，规模经济不是越大越好，必须在一定量的前提下，质上有一定的提高。

商业银行范围经济是指经营的品种越来越多，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我们在经营多种品种的前提下，我们运营成本在增加，银行的业务范围在扩大，但是要看我们的平均运营成本是否在降低，商业银行的效益是否越来越好，现在的商业银行要想长期有更好的发展，其业务范围要越来越广，经营的领域要多元化，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必须由专业化向综合经营领域扩展，经营的理念要有所转变，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二、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方法

（一）银行业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在我国对商业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实践能力一定要强。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效，国内8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始了研究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

（二）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研究中的函数选择

1.ICobb一Doug！as（CD）成本函数

在早期的研究中，Benston（2965，1972），BellandM呷hy（1965）应用对数线性CD成本函数来研究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如果我们定义c为总成本，q为产出数量，w为劳动价格，r为投入实物资本价格，CD成本函数的表达式形式如下：

2.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其定义如下：

三、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模型设计

通过市场调研，调研多家商业银行，利用数学公式建立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设计模式，如下面公式：

其中Tc为银行总成本、Y1为银行存款、Y2为银行贷款、Y3为投资、Wl为劳动力和资金的平均价格、W2为资本的价格；

总之，从货款的来源看，各种银行都存在范围经济，货款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大的方面说，国有的各个商业银行不如私有的各个商业银行范围经济做的活、效益好，国有的银行缺乏机动性，货款周期长、速度慢。世界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上有了更多的定价权，这样一些小的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其发展态势更好，现在出现不少小额货款公司，是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补充，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金煦皓.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实证研究川[D].重庆：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07.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2

关键词：调整对象；平等主体；逻辑关系

一 、民法通则第二条的基本内容

我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条是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条强调的是"民法"的调整范围，而不仅仅指本法（《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民法是指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所有的民事法律，比如《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主体是指这些主体之间地位平等，以平等关系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没有相互领导和服从关系。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这里的财产关系是指民事主体间的财产所有、财产交换、流转、财产继承等权利和义务关系，包括财产归属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

民法学需要一个表示民法调整对象的范畴，《民法通则》称这一范畴为民事关系；民法学需要一个表示民法调整结果的范畴，这一范畴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是同一个社会关系。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第二条中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与民法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同等性。

二、负面影响的评价

在《民法通则》宣布后，关于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调整对象涵盖了一切的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个调整对象过宽，那么，无疑不平等主体的关系由经济法所调整，这就误导了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但不是纵向经济关系都是由经济法能够调整的，它也可由民法调整的，如国家对企业的关系，企业对员工的关系等。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而不能调整不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调整不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而不能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把一些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当作民法调整对象来看待，夸大了民法调整对象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相反，把属于经济法调整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归入民法范畴，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经济法的调节论角度看，经济法同民法在调整对象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和某些交叉。特别表现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这领域内。当国家投资开办和经营国有企业时，国家既是经济调节主体，又是投资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从基本性质上说，国家直接投资目的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的是一种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主要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范畴。从投资经营活动上来说，国家又是以一种普通平等主体的身份出现，主要是适用民法等有关规定。

三、失误及原因分析

从逻辑关系上看，《民法通则》第二条的民法调整对象假设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民法调整， 那么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民法就不能调整， 但是公民由于种种原因生来就不平等； 法人也由于规模、实力的差别存在不平等， 所以， 《民法通则》第二条的规定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种逻辑关系错误主要由两个方面：首先，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平等主体关系中的一种。这正如"白马非马"这个逻辑问题，"马" 指的是马的形态，"白马"指的是马的颜色，而形态不等于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这在逻辑学上是一个典型的偷换概念的例子。把"白马"和"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用在了一个问题里来进行论证，并作为同等意义上的概念来分析。在哲学上，这是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混淆了。

其次，形式逻辑错误是由辩证逻辑引起的。《民法通则》第二条的立法解释中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概念的两个方面是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概念包含事物的范围大小，内涵是指概念的含义、性质。该条立法解释中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主体包含对象的范围过于宽泛，从而导致概念的含义的理解出现了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立法者必须根据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它还是重要依靠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这种政府依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企业等寻求经济收益如利润最大化机会或政府寻求政治收益如政治局势稳定或政治关系牢固最大化机会的行为或过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作为是吃我们政府引入市场经济的分配利润的一个结果。②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分配利润给吃尽了，我们现行的体制就不能支撑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这也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政府在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同时，立法机关也需要依据现实中国从而制定配合适宜的法律。

四、结语

正如北大学者杨紫烜所言："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以实现经济法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配合适宜'，而并不要求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相等、均等或大致均等。"③

我们可以利用"配合适宜"的限制语来对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前面的定语进行修饰。因此，对于这种逻辑关系错误的情况可以进行这样处理，即增加调整方法的区别因素。

"平等主体"的限定不应是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属性的描述， 而应该是对民法的调整方法的描述。平等是民法的至少一种调整方法， 它面临不平等关系的现实， 力图通过自己的作用把它们转化为平等的关系。

民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解释为平等的财产关系和平等的人身关系，"平等"二字加到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前， 即不论上述主体平等与否， 只要它们间有属于平等范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 就由民法调整， 否则不由民法调整， 恰当地指明了对象， 限定了范围。

注释：

①李锡鹤.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本质[N].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1）.

②韦森.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质的理解[M/OL].财经网，（2011-5-5）[2011-12-24]..

③杨紫烜.国家协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61-362.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2.

[2] 李锡鹤.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本质[N].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1）.

[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24.

[4]漆多俊.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44.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3

一、遗产概念中的“合法性”限定应予排除

遗产，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就是遗留的财产，其包含两个方面的界限。首先，在时间上是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因此是在被继承人生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其次，它是一种财产，不具有财产性的东西不能作为遗产。因此，在身份具有财产性的时代，身份也是一种遗产。罗马法中关于“法律地位”的继承实际上就包含了身份的继承。[1]各国对于遗产的界定均是在此两个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规定:“自一人死亡之时起，其财产全部转移给另外一人或数人。”这一规定虽未直接规定遗产概念，但“死亡之时起”和“财产全部转移”的限定已间接给出了遗产的含义。《瑞士民法典》第560条有关“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取得全部遗产”的规定，则是概括性地直接规定了遗产的含义。我国现行《继承法》关于遗产的界定采取的也是概括式的方式。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一定义为遗产概念的确定设置了四个限制性条件，即时间限制、性质限制、主体限制、来源限制。据此，确定某项客体是否属于遗产，就应从这四个限制性条件入手。

其一，时间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财产必须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前就已存在。以公民死亡为时点，死亡时已经存在的财产才可能成为遗产，死亡后产生的财产不能作为遗产。比如认为死亡赔偿金应属于遗产的观点，[2]实际上是忽视了遗产概念的时间限制。

其二，性质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客体必须具有财产性。继承的对象就是财产，一些人身性的客体不能作为遗产，比如荣誉。荣誉是社会对人的某种特定事项的评价，与荣誉获得者的人身密不可分，人存荣誉存，人亡荣誉灭，因而对于荣誉无继承之说。传统民法把权利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以财产为客体，后者以人身为客体，两者构成民事权利的两大基础性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分界逐渐出现融合之势，财产权中蕴含人身权的内容，人身权中也含有财产权的内容。因此，一些通过财产而取得的身份属于可以继承的客体，比如通过金钱购买而获得的各种会员资格，以及通过投资而取得的股东地位等。对于这类客体，须分辨出其中的财产性而作为遗产继承，不能简单地因其表象的身份性而否定其可遗产性。

其三，主体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财产必须具有个体性。在确定遗产范围时，只能以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为限，不能将共同财产全部当成遗产。

其四，来源限制，即能够作为遗产的个人财产必须是来源合法的。《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合法性限制针对的是财产的合法性。依此规定，非法的财产是不能作为遗产的。

在上述遗产含义的界定要素中，时间性、财产性和个体性的限定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或地区继承法的共同规定，而对于财产的合法性限定则仅见于我国继承法。我国继承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当初继承法制定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在继承法制定时，人们的法律观念还很淡薄，规定财产的“合法性”有助于人们对遗产的正确认识。二是符合我国民众的思维习惯，即法律保护的应该是合法的财产，如果将非法的财产规定为遗产，则会误导人们追求非法财产的不法习惯。然而经过考察可以发现，用合法性来判断财产是否属于遗产是不科学的，应将“合法性”表述从遗产概念中排除。因为对于财产的合法性判断，需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而不能由继承人自己进行，继承人自己判断作为遗产的财产是否合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财产的合法性实际上指的是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与之对应的“非法财产”无非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如果是被继承人侵占他人财产而获得财产，基于我国民法中的侵权责任或物权保护制度，权利人均可通过返还原物或损害赔偿的方式获得救济，而国外立法往往通过规定共同继承人对遗产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予以救济；[3]而真正的权利人如果不主张救济，根据私法领域实行的“不告不理”原则，法律无须主动对其进行干预。如果是被继承人通过犯罪行为而获得财产，则继承人没有义务为国家负责，自有国家司法机关进行追究。因此，在遗产继承中，对继承开始时死者遗留的财产往往采取的是推定合法，而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机关确定财产的合法性。对于非法的财产，一般是在对其非法性进行追究的过程中启动非法性认定程序的，在没有追究财产的非法性时，非法性认定程序就没有启动的必要。因此，在对遗产概念进行界定时，应将合法性的限制要求予以排除，只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即可。

二、规定遗产范围时应明确其包括债务

遗产的性质是指构成遗产的财产是积极财产还是消极财产，不同立法例所规定的遗产的性质也不尽相同。在罗马法时期，遗产继承采取的是概括继承模式，继承人不仅要继承被继承人的积极财产，对于被继承人的消极财产即债务也要一并继承。正如盖尤斯所说:“遗产继承不是别的，而是对已故者的权利之概括承受。”[4]这里的权利既包括积极的权利，也包括消极的权利。此后的理论发展导致形成了大体两类的遗产概念，一类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狭义遗产概念，仅指积极财产，即仅包括被继承人的合法收人、房屋、储蓄、生活用品、牲畜等。另一类为大陆法系采用的广义的遗产概念，其不仅包括积极财产还包括消极财产，即主要是指被继承人的个人债务等财产义务。[5]从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来看，其所列举的七类财产都是积极财产，并不包括消极财产。有学者就此认为，我国继承法中的遗产仅指积极财产，而不包括债务，所以得出我国《继承法》采用的是狭义遗产概念的结论，[6]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

关于我国继承法对于遗产概念的界定到底是采狭义说还是广义说，除了重点考察我国《继承法》第3条的规定外，还要结合其他规定来考察。《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这一规定并不像采狭义遗产概念的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来对待被继承人的债务。在英美法系国家，继承开始后，由遗产人负责清偿遗产债务后再将剩余遗产分配给受遗赠人（包括继承人）。[7]如果还有可供继承的遗产，这些遗产就只可能是积极财产了。而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的债务偿还并不是先偿还债务再继承遗产，而是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继承遗产就要偿还债务，实际上也是对债务的继承。可见，我国继承法中的遗产范围包括了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只不过是立法没有明确对其加以规定而已。

法律在规定遗产范围时若不包括被继承人的债务，对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是不公平的。因为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的公示性是有限的，如果债权人不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就无法进行诸如债权申报之类的权利主张，一旦继承已经完成，其主张自己的权利要面对的就是众多的继承人。在没有遗产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遗产管理义务人，就没有人去主动清偿债务了。

按照我国现行《继承法》的规定，遗产范围和债务清偿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条文，而且不在一个条文逻辑的层面上，从条文设计的位置排列上看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即遗产范围制度和债务清偿制度，这种分立对于债务清偿和继承进行都是不利的。继承进行时如果债权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继承人就不会主动清偿债务；在债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时，继承人也缺乏继承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债权的实现。因此，建议在《继承法》修改时应对遗产范围加以明确，使之包括被继承人的债务，并将现行《继承法》第3条和第33条予以合并规定。

三、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选择

确定遗产的范围，首先要找出确定遗产范围的依据。而哪些条件可以成为遗产范围确定的依据，取决于遗产范围立法模式的选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概括式、列举式和结合式这三种，但纯粹的概括式或列举式立法模式均不多见，多为结合式立法模式。而结合式立法模式根据其列举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排除性的结合与直陈式的结合两种。排除性的结合是指正面概括性地规定什么是遗产，再从反面排除哪些不是遗产。对于反面的排除规定，又有概括式的反面排除和列举式的反面排除两种。典型者要属《俄罗斯民法典》，该法典一方面规定“遗产由继承开始时属于被继承人的物、其他财产构成”，另一方面又从反面规定“与被继承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权利义务不构成遗产”，其采取的是排除性的结合式立法模式，排除性规定采概括式的排除。直陈式的结合是指正面概括性地规定什么是遗产，再以正面陈述的方式列举哪些是遗产。我国现行《继承法》有关遗产范围的规定适为其例。

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选择是一国在立法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进行的，世界上并无一个普适性的立法模式，凡是符合该国国情的立法模式就是应予选择的模式。我国现行法上的遗产范围制度主要体现在《继承法》之上，该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人；（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树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4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继承法有关遗产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结合式的立法模式。它首先概括性地规定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接着又直陈式地列举了具体的七项遗产范围，这样的规定是与立法当时的社会背景相适应的。在《继承法》制定之时，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民个人能够拥有的财产还很少，遗产所涉的范围自然也很小。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允许公民拥有的财产范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公民个人对于哪些财产可以拥有、对于哪些财产不能拥有均不明确。《继承法》第3条通过列举哪些财产可以作为遗产，可以帮助公民确定自己的遗产范围，有利于引导公民树立明确的财产追求目标。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一些特别的财产如国家专有的资源等之外，几乎所有的对人具有效用的物都可属于私有财产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地向国家专有的财产领域延伸和扩大。此外，对人有效用的物的范围也大大扩充，特别是无体物的财产属性越来越普遍，私有财产涵盖的范围已经不能与《继承法》制定时的情形同日而语了。但是（（继承法》第3条采取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形成了很难磨灭的法律传统，在《继承法》的修订过程中不应轻易抛弃，而是要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

当然，列举式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的列举都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是无限的，以有限的方式去描述和规定无限的社会生活，显然总是滞后的。因此，纯粹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在《继承法》的修订中是不宜采取的。尽管列举式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但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又都被普遍采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明确的导向性作用。就遗产范围而言，在根据其他法规范很难确定某一财产的性质时，如果明确将其列入遗产的范围，就可省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宅基地使用权，虽然已被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对其是否可以继承仍是争论不休，而如果将之列人遗产范围，则这些争论自然就可平息。

由于概括式和列举式立法模式均是直陈式的正面规定，并不足以解决遗产的范围问题，因此还须从反面限制的角度规定哪些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所以，在修订我国《继承法》时，应在采取概括式方式规定遗产的概念、以正面列举的方式规定遗产具体范围的同时，以排除式方式明确哪些财产不是遗产。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对有关遗产概念和遗产范围的立法条文作如下设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包括:（一）自然人的储蓄等动产；（二）自然人的房屋、宅基地等不动产；（三）自然人的股权等财产权利；（四）自然人的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五）自然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六）法律规定的自然人的其他财产利益。与自然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的权利、义务，不属于遗产。遗产继承应是对全部遗产的继承，不得选择其中的某一部分单独继承。”

四、特殊财产的可遗产性分析

在明确遗产范围的限定条件之后，我们就可运用这些限定性条件来分析某项财产是否可以作为遗产。从客体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财产的可遗产性；从主体即继承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财产的可继承性。在我国现行继承法实施的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些财产形式能否作为遗产来继承，这也是在修改继承法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问题

我国现行《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但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是否包括继承，《物权法》并未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是典型的财产权的一种表现，应是可以继承的财产权利，这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决定的。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在继承时应符合身份特征。如果继承人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则只能通过流转的形式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一种用益物权，[8]应该也是可以继承的，只是应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即继承人如果非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则不能自由使用，而只能通过转让继承宅基地使用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二）股权以及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继承问题

我国《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至此，股权继承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上得以正式确立。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资合两合性，资本的联合和股东间的信任是公司成立的基础，因此，股权的继承应兼顾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而不是当然的股东资格继承。

著作权、发明权、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等，这些权利本身包括人身权内容和财产权内容。人身权利不仅由自然人生前享有、不得转让、赠与等，而且在自然人死后也不得由其继承人继承。但是自然人基于著书立说、发明、发现、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等所获得的财产权利，除允许本人生前享有外，还应当允许在其死亡后由合法继承人继承。

（三）虚拟财产之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

作为信息社会下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遗产，数字遗产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显得相当陌生和新鲜。假如将每个人的数字遗产汇总起来的话，那么互联网所承载的文字、图片、影音就形成了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共同遗产，即形成更广义的数字遗产概念，通俗地讲就是互联网上的数字文化遗产。不同种类的数字遗产具有不同的财产性。纵观当前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数字产品服务协议，不管是免费还是付费的网络服务账号，若使用者在一定时间内未使用或服务期届满，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是不会被注销的，但可能会被网络运营商收回其网络服务账号，而电子邮箱则只要3 -6个月未经登陆就会被冻结继而被注销。如果是游戏账号，因为涉及数字财产的问题，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

从性质上讲，数字遗产大多是虚拟的，没有太多的现实财产属性。第一，数字财产是基于互联网存在的，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财产，其民事行为也是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来完成的，很难得到记录交易过程的信息，这是立法工作中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第二，数字遗产的民事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第三，QQ，MSN，E-mail、微博、游戏账号等数字遗产大多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如果其所有人离开了人世，这些数字遗产的价值大多会随之消亡，其财产价值无法得到反映。

数字遗产往往涉及个人隐私，用户在网络运营商的网站进行注册的时候，后者都会显示一个服务协议供其阅读，只有在同意了对方的服务协议后才可以继续注册。也就是说网络运营商负有保护用户个人在注册时填写的信息和隐私的义务。另外，数字遗产中不排除有死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隐私。如果数字遗产被继承，也就意味着连同其中的所有联系人的名单被一同继承，这样就违反了公民的通讯自由、通讯秘密以及隐私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因此，数字遗产的继承应考虑到这些特点。

（四）遗体和死亡赔偿金的继承问题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遗体及其器官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医学研究和器官移植等医疗活动中，这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带来巨大的利用效益。但是由于遗体不具备财产性，因此不属于遗产范围。

由于某笔财产能否作为遗产关键取决于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死亡赔偿金虽然在死者被伤害致死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但它毕竟是死者死后发生的财产，故也不应属于遗产。

五、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遗产范围的立法规定，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结论:（1）关于遗产概念的界定，可以对现行《继承法》第3条规定进行修正，不设置“合法性”限定；（2）在遗产范围中，应明确规定遗产包括消极财产即债务；（3）在立法模式上，综合采取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方式进行规定；（4）在对遗产范围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有些具有身份性的财产也是可以继承的，但应将其转换为没有身份要求的财产。比如，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继承人，可以将该权利进行处分后继承其经济价值；虚拟财产可在去除其身份性后予以继承等。

注释:

[1]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

[2] 参见张静:《浅谈遗产范围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3] 参见陈苇主编:《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4]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5] 同前注[2]，张静文。

[6] 同前注[3]，陈苇主编书，第249页。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4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Based on the existed theories in

对现代企业来说，有效的信息运用无疑是在激烈变动的环境中取胜的重要方面。基于全球信息网络互联的实践与推动力量，未来的信息竞争将以信息可转换计量、可升级，具有信息创新能力为主流，这就对每一个企业的信息工作提出了极高要求。

1.“信息向量”

企业信息工作应当与其效用保持一致。当代，企业获取各种信息己十分方便，但所得信息并不一定符合企业的需求[1]。为表述和衡量企业信息的效用，引入“信息向量”概念来反映这样一种思想：企业所得和拥有的信息必须符合其对信息作用方向的要求，即与企业效益目标保持一致，并达到一定的数量要求；企业对信息作用方向和数量的要求与企业实际得到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向量”（图1）。

附图

图1　信息向量

如图1，OA表示企业为实现其效益目标所要求的信息作用方向和数量，OB为企业实际得到信息的作用方向和数量，OA需要从OB中经过企业的信息处理、加工、提炼而得到，角度α的大小取决于企业所得信息的作用方向和数量与企业要求之间的差距。需要说明的是：（1）企业的效益目标主要体现为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是由复杂因素所决定的。（2）信息作用方向体现在企业活动中是信息对实现效益目标的向导功能与导向作用，企业与信息相关的组织设置、制度建设、发展规划、资本投入、操作步骤等均与此相关，并且必须符合企业的效益目标。（3）信息功效的发挥，有一个量的要求（即有足够的信息长度），以实现企业内部的信息协同效应和组合、增值效应[2]。

在企业的实际信息工作中，应当切实把握好信息的作用方向和数量问题，并应该对所得信息进行鉴别，只把那些符合企业需求的信息纳入企业信息系统。

2.信息规模经济性

信息规模经济性是指恰当的企业信息工作可以帮助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保证效率与效益的提高，从而实现企业信息工作的价值。由于生产要素客观存在的不可分性和生产经营在组织、流程与技术上的要求，成本节约与效益提高要达到一定生产规模才能得到体现。在规模经济性的层面上，企业的信息作用方向应该是向决策层提供确定最佳投资规模、生产规模、组织规模等所需要的准确信息。与这一方向相对应，信息的数量由是否充分占有关于企业经营规模的状态、结构、过程与趋势的信息来裁定。从规模经济性的角度出发，每一个企业的信息工作都要同时考虑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依据“信息向量”来识别、判断、监督和改善企业的规模经济性。

经济学理论指出，各种经济活动的可变成本会挤压不变成本，使边际成本持续上升，依靠大的生产经营规模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益也就受到限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信息利用促进经济规模与效率的同步增长成为可能。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在把握好信息向量的基础上，现代企业能够根据企业状况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日益复杂的组织内部促进信息流动，使各种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向适当的人员和部门；然后建造更好的信息传递渠道，保证各种有价值的思想、经验、技术等在公司全部被揭示、分析、掌握和运用，将个人信息提升为组织信息；进而重新设计工作程序和沟通程序，改进企业内部的协作、业务流程和客户关系管理[3]，这就为企业规模与效率实现同步化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性。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的网络平台已成为普遍采用的工具，与信息向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帮助企业收集、处理来自于外部及内部的巨量信息，并做出及时的反馈，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产生新的企业竞争价值。企业信息网络还能完善企业内部数据库及客户管理系统，帮助企业始终与目标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提供企业更具竞争力的资源。同时，这种信息管理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员工方便地共享信息及分辨和处理不断涌来的信息，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以获得或提升个人的竞争优势，企业整体的竞争力也从中得以提高。这样，企业信息网络就通过信息传递与共享把生产要素市场、企业、客户与产品市场结合在一起，使资源配置效率大为提高，企业生产与市场销售的结合变得紧密，公司活动的空间限制得以突破，生产与销售的规模和效率能够实现同步增长[4]，企业信息工作的规模经济性也得以实现。

3.信息范围经济性

在信息范围经济性的层面上，企业的信息作用方向应确立为向决策层提供达到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益目标的多样化经营范围的信息。与这种方向相对应，信息的数量由是否充分占有和掌握有关企业经营范围的状态、结构、历史与过程的信息来裁定。

现代信息网络使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信息多样性与多源性，它比单一内容和来源的信息更能够消除片面性和不确定性，使多种信息在更大范围的交流中得到互补、协同和实现增值，取得信息交互使用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当企业不同业务中的信息活动有相同投入，不同信息流分布和信息调配手段又是共同发生时，企业的信息范围经济性将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情况下的企业信息活动中，多个信息项目组合由一个企业进行时的总成本要小于分别由不同企业经营时的成本之合。另外，新兴的共同信息协议、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公司间的多种信息合作等，不仅使企业内部，而且使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成本和风险下降，收益率增加。在信息向量指引下，做好信息范围经济性的分析，信息在企业多样化经营和广泛合作中就能起到有效的导向、调节和控制作用，使原来未能充分利用的“信息资源剩余”（包括经验、技术、商誉和商标、市场信息、管理技能等信息资源）得到共享和充分利用并大幅度地节约信息成本。

信息范围经济性与信息规模经济性密不可分。一方面，企业的信息范围扩展会在内容与形式上使信息规模经济性得到新的提升，尤其是在主营业务有关的方面大大地扩充企业的信息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企业信息规模的扩大，又可为企业的信息范围带来新的成本节约空间和效益提高空间，促进信息经济性的实现，为企业的信息范围扩展提供新的条件与机会。在这儿，信息作用的方向与数量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不可忽略的，即应当同时达到共用信息的正确导向性和信息在不同业务的相关产业链条上的足够数量，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范围经济时，在企业所经营的不同业务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保证产生1+1＞2的协同效果。因此，实行多样化经营的企业必须具体分析其技术组织、管理协调、市场规模等多方面因素，借助与规模经济性相对应的“信息向量”来识别、判断、鉴别范围经济性实现的可能与条件。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5

关键词：范围经济　多元化投资

一、范围经济概念界定

界定范围经济概念是研究所有范围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概念由Panzar和willig(1975)首次提出，是指当一个企业从专攻一种产品转而生产多种产品，即当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扩大的时候，其平均成本下降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形态。自此之后，理论界掀起了范围经济的研究热潮。钱德勒(Chandler，1980)把范围经济定义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是指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国内学者周天勇(2005)则在引入时空因素的前提下区分了厂商范围经济和区域范围经济，他认为当一种产品由一个厂商多个地点的多个工厂贴牌生产，其成本如果低于多个厂商生产时，也应当称之为范围经济。

由此可见，范围经济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扩大其经营范围，由生产单一产品或提供单一服务发展到生产多种产品或提供多种服务时，其成本得到降低、利润得到提高、效益得到提升的经济效应。其与规模经济及集聚经济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被用于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规模经济多用于解释一个企业在某一产品或某一行业的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效益增加，范围经济多用于解释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所导致的企业效益增加，而积聚经济多用于解释企业的区位积聚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一个企业是可以同时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积聚经济效应的。

二、范围经济的产生机理

从本质上来看，范围经济产生于对企业内部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些剩余资源(闲置资源)原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内部不经济性，而通过实现范围经济，企业提高了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避免了内在外部经济。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范围经济的产生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范围经济产生于对企业有形资源的充分利用。范围经济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表现在企业对有形资源的充分利用。钱德勒(Chandler，1980)认为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很显著，其成本利益来自于用很多相同的原料和半制成材料，并用同样的中间工序来生产多种产品，在同一工厂同时生产的产品数目的增多，降低了每一产品的单位成本。Panzar和willig(1981)指出，范围经济来源于分享的投入(Shared in-puts)或分享的准公共投入(Shared quasi-pubIic inputs)，即一种投入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对其他产品的生产也有帮助。Goldstein和Gronberg(1984)认为生产多种产品的企业的范围经济隆，衣赖于资源或投入的未充分利用。

2、范围经济产生于对企业无形资源的充分利用。范围经济还产生于对诸如技术、管理等无形资源的充分利用。Teece(1980)认为范围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诀窍(包括技术上的诀窍和管理上的诀窍)的共同和重复使用(The common and re-CuxTelatuse of proprietary know-how)”，Prahahd和Hamel(1990)称其为“核心竞争力”。Besanko、Dranove和Shardey(1996)的研究显示，美国许多大型企业的R&D经费都超过了销售收入的5％，资本密集型企业同时也是研发密集型企业。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围经济有可能产生于研发的溢出(spillover)效应。此外，范围经济还可能产生于对管理能力的充分利用。我们知道，企业家能力特别是其管理能力、管理经验、经营技能等无形资源不仅体现在企业家身上，而且还蕴藏于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系统和企业文化之中。其中大部分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产品，而是具有通用性。换句话说，多个产品能够共享这些无形资源，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对原材料、设备、厂房等有形资源的利用效率(王大树，2004)。

3、范围经济可能产生于市场的内部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除运输成本外，企业资产的专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的不稳定性以及时间空间的差异性等方面所导致的企业间交易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则可以将企业的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有利于交易成本的减少。一个炼钢厂兼并铁矿厂，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少经常签订合同所带来的成本，同时还能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和合法避税。因此，范围经济可能产生于交易市场的内部化。

4、国内学者对范围经济产生机理的相关研究。范围经济产生于营销网络的共享，尹义省(1997)指出，即使只生产一种产品，企业也需要一定规模的营销系统。当利用原有的营销网络进行相近产品的营销时，通常不需要增加投资，或者只需增加少许投资，分配和销售的成本会在各产品中分摊，从而节约流通费用。范围经济产生于价值链间的战略匹配关系，徐二明、王智慧(1999)基于企业的价值链角度，指出尽管不同产品或业务的价值链不尽相同，但不同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却可能存在交迭或一定的战略匹配关系，即不同产品或业务的生产经营在这些活动上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协同效应或共享，有效地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基于微观视角，叶华光(2008)认为通用技术的溢出效应是创造范围经济的核心，管理诀窍的扩展效应是创造范围经济的关键，知名品牌的整合效应是创造范围经济的保证，生产材料的节约效应是创造范围经济的补充。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基础对范围经济的产生机理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不同的研究结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解释。纵观这些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于范围经济产生于对企业内部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的观点是一致的，剩余资源既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技术诀窍、管理技能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等无形资源的共享以及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效应对于范围经济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三、范围经济与企业多元化投资

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企业多元化投资经营已呈上升之势，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巨型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都属于多元化经营企业。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经营与范围经济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范围经济的存在是以企业多元化投资经营为基础的，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经营是以范围经济为内因的。钱德勒(Chandler，1980)把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和分工及生产专业化联系起来，用实证的方法解释了范围经济对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所起的作用。陈章武、李朝晖(2002)从范围经济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探讨了范围经济为企业带来的生产成本、差

异化、市场营销、技术创新及抵御风险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孙晓峰(2003)剖析了多元化经营的各类模式，指出能否达到范围经济是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关键。彭祖湘(2006)指出，企业多元化经营既可能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由此可见，范围经济与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经营有着必然联系，可以用范围经济解释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现象。正是范围经济的存在，企业才会选择多元化投资经营战略，同时企业也能从多元化投资经营中获得范围经济性。但必须明白，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盲目的多元化投资经营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定要根据企业实际，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选择其投资、经营战略，这对于企业的司持续成长至关重要。

四、范围经济实证研究

除范围经济的理论研究外，国内外学者还对范围经济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某个行业是否存在范围经济的经验检验，特别是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经验研究。而在方法的选择上，主要有CobS-Doughs成本函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BOX-COX函数、利润函数等。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6

城市人口预测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首要工作，合理的预测城市人口对于城市合理的规划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城市规划人口规模预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了城市规划人口规模预测中应进行规范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规划；人口规模；预测；

人口预测是指以人口现状为基础,对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提出合理的控制要求和假定条件――即参数条件，从而获得对未来人口数据提出预报的技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精神生活同步提高，人口不断的向城市集聚，致使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因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主要是根据城市人口规模来确定的，因此，人口规模预测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问题。

人口规模预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预测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预测的不准确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目前人口规模预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对其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相关的内容进行分析、评定以后主要概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基本概念不统一

一般来说，提到城市人口规模，往往会涉及到两种概念：人口概念以及空间概念。从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的案例来看，两种概念的运用出现不规范、不统一的现象。就人口概念来说，就有总人口、常住城市人口以及非农人口实际居住人口、暂住人口、户籍人口、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等概念。就城市空间范围的概念来说，就有规划区、市区、主城区、建成区、中心城区、市域等多个概念。那么将人口概念与空间概念相结合以后，组合起来的概念就更加复杂，而就目前的城市规划而言，“城市人口”的概念非常的笼统、模糊，在人口规模统计中常常会出现很多的分歧，由于运用的不一致，与统计部门的数据结果缺乏相应的统一。

统计口径不一致，基础数据误差较大

除了运用的概念过多、过于复杂、不统一所导致的概念的混乱之外，还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导致同一城市的不同部门统计出不同的数据。其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第一，现行的统计口径的设置主要是以行政区范围为主要标准，但是行政区范围常常将非农业人口包括在内，这样的话就与城市建成区人口统计有分歧；第二，农业人口以及非农业人口的统计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果只将非农业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来统计，很显然的忽略了农转非人口，这些人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城市人口了；第三，暂住人口的统计有很大的困难，暂住人口的数据统计资料主要来自公安局的统计数据，而这种统计数据常常忽略那些未办理暂住证的人口。

（三）预测结果的确定有着一定的困难

预测结果是在假设一些前提的情况下对未来的情况的一种推断，在推断的过程中，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客观的预测具有科学性，定量的反映了预测对象与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的推断，但是在主观条件下，只能凭借经验判断这种假设条件是否可以运用于未来，这种假设是无法验证的，预测期限未到达，就无法判断预测结果是否正确。这种预测的科学性与不科学性即客观主观并存的“两面性”，决定了预测结果有难追溯的特性。鉴于这种情况，在大多数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文本以及说明书对于人口规模的预测都非常的概略，大多数缺乏依据性说明，或者是依据性内容的缺失、表述不清，在文本表述中，人口规模的基准年份、数据来源、采用的预测方法、参考数据的来源以及理由等等大多数都呈现缺失状态，由此导致预测结果可信度以及可靠性较低。

预测时使用的方法不严谨

人口规模预测研究领域属于人口学的相关领域，在人口规模预测方面有着很多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不够严谨，常常采用简单方法如综合增长率法以及一元回归法等来计算，很少考虑这种方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这种人口预测方法运用上的不规范性导致预测结果的误差较大。

人口规模预测注意应该规范的重点

统一口径

对于现有的城市规划中人口数据统计口径不统一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界定以及规范概念，并且统一人口数据的统计口径。关于暂住人口在我国城市人口规模统计上造成的差异，我国国家统计局规定：各省、市在计算人均GDP时，统一使用常住人口的说法。按照户籍统计人口的方法已经被废除。

统计部门是统计数据的权威部门，在城市规划中需要的人口规模的数据大多来自统计部门，为此，我国规定，城市规划中人口规模的计算中，应采用“常住人口”，统一口径以后在统计中统一加上居住满半年的流动人口。

(二)适应城市规划工作的转变职能的需要

在科学预测人口规模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于区域背景、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分析，以便为城市的合理布局以及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依据。第一，要拓展人口分析以及预测的视野。在人口规模预测过程中，不能割裂城乡关系，不能割裂人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要在一个整体的、大的局面上来综合统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人口互动关系。

（三）将暂住人口分析预测作为人口规模预测的重要内容。

第一，要根据暂住人口需求的住房、教育、社会文化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进行规划，确保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第二，加强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引导人口稳定、合理的流动。

（四）在规划文本以及说明书中说明依据

为了使预测结果有本可依，在规划文本以及说明书中提出明确的说明，例如对于现状、假设、预测方法的说明，对于基准年人口规模、主要结构、空间的分布的说明，并且给出计算分析人口年增长率以及分类预测的变化特征的依据。在预测检验中说明有关系数、历史检验、结果检验，针对重点监测年份反映预测区间值以及代表值。另外，用图表等方法反应人口规模的历史演变和预测结果，用增长曲线表达历史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较为清晰直观。总之，在规划文本中要将必要的数据、年份、参数等加以阐述说明，作为预测结果的依据。

（五）不断地改进人口分析方法

第一，合理的选择人口预测的方法。要根据城市中所处的具体的区域背景和发展阶段进行预测方法的选择，形成方法的合理选择，注意因果分析以及时间序列的分析，各种方法进行合理的组合；第二，不断地丰富人口预测的内容。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收入上的差异都是在人口规模预测中要分析的内容，另外，暂住人口的总人口数、变化趋势、产业结构与就业岗位之间的关系、城中村人口的规模构成也应在分析之列。

总之，在城市人口规模预测中，要不断地解决不规范的问题，避免因不规范而产生的不准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炜,纪江海,冯洪梅. 城镇规划中人口规模分析与预测[J] .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1.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7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证伪主义；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交叉学科

1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溯源

在欧美国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研究者一些相关的、少量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球员工资、转会）、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体育场馆）、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职业体育市场竞争）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国学者罗滕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体育经济学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滕伯格在此篇论文中勾画了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其中“不变性原理和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假设”，被后人视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国学者斯隆发表的《职业足球的经济学：足球俱乐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开创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国足球实践指出，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获胜最大化为发展目标，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利润最大化”［2］6。德国早期有关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集中于体育观赏活动的分析，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被应用到体育观赏活动的研究中。在德国，体育由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管理，但这一组织类型长期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加之经济学家在当时的体育学研究领域未获得认可，体育学长期受到非经济学科的影响，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趁机进入该研究领域。多曼认为，非经济学研究者极少使用经济学中已建立的规范标准来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和不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而饱受诟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体育经济学在概念生成中缺少准确性。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标志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启蒙与发展。1991年，在我国体育经济学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当时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西方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1］。在对体育经济现象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既与经济学发展有明显的衔接，也存在断层。针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促进了一种管理学视角的建立，这一视角超越纯经济学领域而为行为学相关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经济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学向系统的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管理学到底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科学，还是一种纯艺术性科学。企业经济学是一种能够引导不同学科进行融合的学科。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学传统路线的影响，它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学下的纯子集”，其中经验目标仅限于体育中真实存在的行为体。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并没有明显参照经济学进行构建，同时也不是一种与管理学相同的学术体系。布罗伊尔和蒂尔将体育管理学称为一种由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法学和体育社会学构建的科学。纽弗与比勒的研究虽然没有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区分开来，却突出强调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与体育法学是体育管理学重要的相关学科，且与体育经济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应用研究性的学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种趋势”［1］。综上，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分为经济学与非经济学2条传统路线。经济学传统路线明显局限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学科理论，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则运用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非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够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类理论数量和性质的限制，进而生成一系列学术理论性问题。

2体育经济学概念争议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就是对那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体育的恰当归纳。之后，蒂姆建议将体育经济学用来指代人们所参与体育行为中的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则指特殊的企业经济学原理。霍希一方面区分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体育经济进行区别。霍希认为，体育经济学指的是扩展的、与问题相关的概念，它与一种有限的、与学科相关的概念相对立；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体育领域，也就是体育经济；关于体育乃至所有体育中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依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组织学原理来解释，因此，这类科学在国际上称之为体育管理学。与霍希的“体育经济”概念意义相同，多曼使用的是“体育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体育经济学是将企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理论机制应用到体育的各个领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张使用“体育经济学”名称来表示“经济学中的子学科”。我国学者苏义民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成来看，体育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体育经济学也可称作一门部门经济学；体育已成为一个产业，体育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3］丛湖平、郑芳则指出：“体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不是简单地研究体育或经济，也不是某个运动项目的经济学研究，而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育资源实现价值的各种规律的学科”［2］9。此外，哈格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为经济学中的应用型子学科和体育学中的理论场域，用来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格鲁普认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领域；体育商业化的加强，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普廷格尔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体育学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以及连接体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如今他强调经济学原理对体育的适用性，并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体育学新的分支领域。按照尼区关于体育经济学的建议，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中的经济学和体育的经济学。前者关注体育研究领域之外的普遍性现象，同时这些现象具有经济学意义，而后者是对体育进行经济学解释，以全面重建一个独有的领域。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思考

科学理论是一种元理论框架，用以解释那些规范性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最具影响力的3大科学理论概念框架。依此对体育经济学进行科学理论思考。

3.1归入证伪主义的思考

证伪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创立的理论。他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4］24。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猜测，而最终无一幸免地要被证伪，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4］25。在证伪主义中，由于错误的结论能够回溯到至少一个前提中，而且通过不断证伪来一系列错误，这样可以实现科学理论对事实和假设的要求［5］。尽管将研究的不同传统路线归入科学理论，并不能对目标研究领域进行命名，但却能提出一些符合事实和假设要求的陈述。当前经济学传统路线也描述体育领域内的独特现象，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证伪过程中，确定了体育现象中经济学陈述的适用范围，同时这些陈述也经历了证伪的过程。借助体育这一客体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将会验证或否定这些陈述。如果人们不去讨论到底何时进行证伪，所进行证伪的到底是哪些组成部分，那么，这种通过体育现象对经济学陈述的证伪只不过意味着，一种证实的经济学陈述的使用范围并不能对某一种体育现象起作用。某些不经意的修改调整能够针对这种体育现象生成新的陈述，而这类陈述必须重新进行证伪，并在证实的情况下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进行验证。用体育领域的现象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对其进行特别调整时，可能存在与目前陈述系统的不协调。这些矛盾至少限制了适用范围，并最终抛弃原有的理论而选择另一种替论。如果某种被证实的经济学陈述无法在体育研究领域中得到实证验证，人们可以将这种相关现象称作研究领域的特殊性。针对体育领域进行的学科性科学证伪被归到“体育经济学”或“体育管理学”，它重点对内容进行说明，但仍停留在上位学科的认知层面。对于体育经济学来说，若将每一学科陈述相关联（其中某一学科陈述必须源自经济学陈述系统）并能够被证伪的话，之后体育经济学就能形成一种知识增长。证伪主义并不能判断一种学科性或者超学科性的方法是否能够更好地符合研究目标。其仅能够在陈述的复杂性上进行对比。那些着重论述经验事实的陈述体系，揭示了很大一部分实证性内容，却很少能避免被证伪的结局。基本陈述的复杂性随着其关联性的增加而强化，因此，一种学科基本陈述H1与另一种基本陈述H2（它与H1具有关联性且由来自其他学科陈述H3组成，即H2=H1+H3）相比显得更简化。从学科认识兴趣（H3的来源）的基本立场来看，H1也不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无法对H3进行证伪，同时H3也不能对认知对象进行补充性描述。与H1、H3其中之一或两者相加比较来看，H2更有可能进行实证性解释和预测。基础陈述的关联性是一种研究策略的定量问题。对极其复杂陈述的验证会缩小陈述体系的适用范围，而这些陈述体系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它们所研究的现实状况；然而，对简单陈述的验证会形成普适性陈述，这类陈述经常会有很大的适用范围，因此，体育经济学及体育中经济学的科学传统路线存在一定风险，总结的陈述并不能生成可供相关专家使用的知识，由于自身的非学科导向能更明显地促进不同描述体系的延伸，最终形成带有具体适用范围的理论体系。在证伪主义的前提下对体育经济学进行学科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些被证实的，但在体育研究领域无法进行实证检验的经济学观点可以充当体育的特殊性；作为决定性组成部分，体育经济学体现了学科陈述的理论融合程度，并如同作为整体的体育学一样在进一步提升融合度时面临难题。

3.2归入范式理论的思考

范式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6］。范式是库恩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这一概念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方法论等进行总的概括，另一方面也表示总体中的某一成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这一过程作为模范典型能够替代常规科学对一般性问题的解释规则”。在解决一些学术圈内专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时，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各种范式更加有效。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专家所达成的一致，即将一种范式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基础，而非通过证实或证伪。相互竞争的范式借助它们的预言、知识、地位和声誉来获取科学界的拥护，然而这些范式原则上是不能进行相互比较的。范式并不是以某种理论存在为先导。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用来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的结论”。弗里克在讨论体育经济学中体制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协议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贸易和博弈论的意义时，运用了核心经济学范式的内容。同样，多曼在定位体育经济学中经验和认知目标时，也使用了相同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断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学传统路线是否采用了与经济学常规理论相对的其他范式；因此，经济学传统路线也被理解为经济学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常规科学的认知界限也无法确定。但针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对金融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抨击，表明了常规科学的局限性。目前，还无法确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传统路线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然而，对于体育经济学中的非经济学传统路线来说，还无法确定一种可以用来确立学科身份的范式。通过研究，对于是否已经形成一种与其他学科范式相独立的范式仍值得质疑。目前，体育经济学的非经济传统路线仍处于前范式理论时期，也就是还没有获得一种范式，因此仍无法进行常规科学的研究。另外，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在非经济学传统路线中生成一种或多种范式。内在原因可能是体育学中缺乏主导范式或管理学的学科融合度不高。另外，常规科学拥有一种较高的吸引力，它能够引导科学家做出有利于范式的规范化选择。体育经济学中2种传统路线的不同范式的发展程度，导致了学科内与学科间不同理论或理论成分通约性的差异。虽然库恩和费耶拉本德认为经济学传统路线中，常规科学的扩展不存在不可通约的问题，但无法避免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内部，以及2种传统路线之间的通约性问题。理论对比需要一种中间语言，这样就可以将那些需要进行对比的理论毫无保留地翻译成这种语言，然而并不存在这种中间语言。如果各种范式及其机制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吸引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对称的范式发展（此处存在经济学传统路线下的常规体育经济学，而那里融合了存在各种通约性问题的前范式尝试）。初生的非经济学范式也许通过与学科母体（由象征性概括、模式、价值和范例式解题构成）保持一致来渡过前范式理论时期，这样在与其他范式竞争时可以争取剩余的吸引价值。总之，集中将核心经济学范式应用到体育研究领域，同时缺乏替代范式使得体育经济学中的常规科学带有认知理论的优点和局限性，非经济传统路线由于没有统一的范式而限制了各个理论解释问题的能力，但可以使用其他理论成分进行解释。

3.3归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思考

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科学的评价往往不是针对单独的理论，而是一个具有相同硬核、可变的保护带和正反启发法的理论系列，这一理论系列就是科学研究纲领［7］。拉卡托斯用一系列理论组群来替代证伪原则和范式的规范性原则。根据他的方法论，绝大部分科学都是一些可以通过问题转换来进行评价的研究纲领。科学革命源于一种研究纲领推动另一种研究纲领的过程。各个研究纲领具有连续性，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并不能反映整个科学，但是与某一特殊问题对象相关。这种连续性通过研究纲领的硬核而产生，而这一硬核作为反面启发法摆脱了检验。当一种研究纲领能够揭示更高层次的真理时，也就是说它能够毫无矛盾地解释其他研究纲领也能描述的现象，另外，也能至少解释一种其他现象或能提出一些新的可证伪的预言时，这种研究纲领将会优先受到重视。研究纲领是由具有连贯性理论T1、T2、...Tn组成的理论系列。一种针对体育领域（T1;S）中一个或多个现象的理论系列出发点，可以成为另一种理论系列的组成部分，后者描述的是体育领域以外的其他现象（T1;S=TX;nonS）。如果TX;nonS后续理论的应用范围被证实与假设一致，或者范围更大的话，对体育领域内和领域外现象的解释就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Tn;S=TX;nonS）。若通过实证发现应有范围受到限制的话，这种限制也会影响到体育领域或其他研究领域。当涉及体育之外的研究领域时，这种应用在更多研究领域的理论将会发展成用来研究体育领域内一种或多种现象的理论。当这类范围限制影响到体育的研究领域时，那么这种体育研究纲领的作用将会降低。然而，一种理论系列的出发点也可以是单个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是对其他理论系列中不寻常现象的反映，也可以作为对意想不到检测结果的反映，最终它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研究纲领。体育经济学的2种传统路线中，可以重建一种评价性的研究纲领。作为早期体育经济学论文关注的焦点，体育中的单个现象（比如体育成绩的均衡性与观众需求的关系、体育比赛中高额的固定成本开支）可以借助完美的经济学研究纲领进行研究。柯西盖塞仅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纲领出发，认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就是经济学行为模式。而对这种行为模式的有限性利用形成了硬核的保护带，比如在无限理性、信息、利己和易变的偏好性方面，与研究纲领的硬核相反，这种有限性最终被证伪。在非经济传统路线中重建研究纲领，并不能形成一种像经济学传统路线那样具有更广维度的研究纲领。有限的非经济传统路线研究纲领既能够展示有关体育团体的理论发展状况，这类理论通常与体育金融分析、结构分析及之后体育发展报道相关。对于这2种研究纲领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行为观点是它们的硬核，将经济学研究纲领保护带中出现的内容成分纳入它们的保护带中；然而，可以发现2种体育经济学传统路线科学纲领之间的重合点，也许可以通过体育这一形式化对象中为数不多的理论或通过对不同现象的关注得到解释。随着非经济学传统研究纲领的扩展，以及经济学研究纲领更多地在体育现象中应用，上述现象也可能发生改变。当这类归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更加关注一些科学训练或取得体育成绩等问题后，它们也会与其他体育研究纲领相竞争。由此，2种传统路线下的体育经济学研究纲领在研究相关现象时就会变成未成熟的研究纲领。起初这些研究纲领缺乏解释力。同时，缺少证伪的现象描述，由于自身的简化性而在中期会使研究纲领整体陷入质疑之中；因此，要么尽快克服这种简化性，要么通过忽视相关现象来其合理性，从而避免这种简化性。拉卡托斯认为，“如果一种研究纲领能够在没有竞争性纲领的情况下进行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抛弃它”［7］。由于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明确解释一般意义下的科学理论状况，以及那些研究纲领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它们的硬核与保护带；因此，确定进步的问题转换或发现体育经济学或管理学研究纲领的退化现象变得尤其困难。概言之，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与经济学研究纲领齐头并进，或者禁锢于自身有限的适用范围内。体育领域内的现象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通过各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得到研究，这些研究纲领首先要与其他强劲的体育学或其上位科学的研究纲领相竞争。

4结束语

在体育经济现象的研究历程中存在2种研究路线，这2种传统路线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研究现象。在证伪主义、范式理论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分析框架下，发现它们产生了不同科学理论及其难题。对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进行二分法区分，使得科学理论的蕴涵更加明显。有时对体育经济学提出双重标准，要求它们与经济学和体育学都要建立起关联，这似乎没有注意到研究纲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范式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类问题尽管能在个别论述层面上得到解决，但无法在学科发展层面上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丁文,彭延春.基于学科建设视角的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比较论析［J］.体育与科学,2014,35(2):117.

［2］丛湖平,郑芳.体育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苏义民.关于《体育经济学》教材建设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基本认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5):84.

［4］孙明湘,陈娜.浅析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对“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的解决［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3.

［5］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60-63.

［6］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31.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8

关键字：经济法律行为市场主体行为实质公平政府经济行为

法律行为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受到了法理学及其他各部门法学的普遍重视。然而，在进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行为的研究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中几乎没有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向行为重心发展的方向相左。本文试图探索一种从经济法律行为入手来解释经济法律现象的新方法，以拓展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意义

法律行为是指“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活动。它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1]关于法律行为的研究起始于民商法学。

由于法律行为被认为是连结主体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纽带，是“主体和权利之间的桥梁、媒介”[2]，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转化的路径，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因而被作为法学的指导性概念，受到了法学理论的普遍重视并成为了各部门法学共同关心的一个基本论题，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等学科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以及价值目标的不同，它们研究法律行为的重点、角度和具体目的都是各不相同的。在民商法学中，研究的重点是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将其看作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实现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3]民商法学研究民事法律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清行为的法律效果，分清有效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的行为和侵权、违约行为。刑法学上主要是研究犯罪行为，将其看作”不仅是连接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纽带，而且是刑事责任理论赖以建立的支柱“，并形成了”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的格言；[4]刑法学研究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在行政法学中，则将行政行为和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看是一对最基本的概念，其研究行政法律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依法行政问题。[5]，法理学作为对一般法律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学科，则在总结部门法学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其研究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归纳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各种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为有效地对人们的行为实行法律调整提供必要的理论；为各部门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其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

关于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无疑的。

（一）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规范体系，其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人们的行为。

按一般法学理论，法律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经济法也不例外。而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它依赖于人们的交互行为而产生，又由于行为的作用而充满生机与活力。因此，法律只有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才能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法律作为为人而设计的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影响人的行为或行为倾向，使人们的行为达到法律规则和原则所设计、所表达的行为模式，进而实现它的价值目标。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干预经济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是市场经济体制定的社会关系。经济法规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和行为模式，亦为市场的基本主体而设计，它必须通过对各主体经济行为的规制而实现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协调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

既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要有效地发挥经济法对经济行为的调整机能，实现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当然首先要深入研究经济行为。

（二）经济法律制度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而法律行为体系是动态的法律现实。

经济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经济法律制度，而经济法律制度则是由权利和义务组成的规范体系，因此，经济法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要素仍然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所谓经济权利，不过是主体可以主动地做出一定经济行为，或者要求权利相对人做或不做一定经济行为；经济义务则是主体应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在此意义上，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就是行为，由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组成的经济法律制度实际上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法定的权利义务向行为体系的转化，即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形成具体的权利义务，法律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事实。法律系统并非仅指规则及其结构。“在任何法律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即人们实际上做些什么。如果没有人们的行为，规则不过是一堆词句，结构也不过是被遗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因此，无论是要研究经济法律制度，还是全面深刻地理解经济法律现象，都必须深入地研究构成经济法律现实的经济法律行为。

（三）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必须借助于经济法律主体的经济法律行为才能实现。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协调全社会经济利益目标的体现，作为法律文件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不过是立法者主观设定的国家意志和目标，这种意志和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经济行为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行为，经济法律的国家意志和价值目标都只是一纸空文。

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经济法律秩序的建立，经济法律秩序作为存在于法律社会中的人、机构、关系、原则和规则的总体，是以由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构成的经济法律关系为核心的。而经济法律关系也主要是通过法律行为而创设或变更的，法律行为的最基本涵义就是“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人的活动”[7]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从事法律活动中，在自己与他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权利与义务联系，才形成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秩序。

经济法律规范能否真正地得到实施以及取得实施的效果也是需要法律行为来检验的，行为的规范化程度是检验经济法律规范的效力和实效的主要标准，法律行为使法律中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等诸要素相互联系和转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法的效力和实效存在于经济法律行为之中，要真正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建立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就必须为人们的行为注入合理的法律动机，而研究经济法律行为也正是实施经济法规范之所必须。

（四）经济法律行为的本体属性与作用已构成了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充分理由。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规范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其行为科学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经济法规范实质上是关于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利动机形形，法需要日见其多，法资源合理配置日趋突出，法行为选择模式日益重要，各种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为加强法制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法学研究拓展了广阔领域。”[8]现代法学的焦点正是由规范重心向行为重心转移，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既然是一门新兴的法律科学，就应充分适应现代法学发展的要求。况且，自经济法产生以来，法学家们在运用传统规则或规范研究方法解释经济法律现象时又的确遇到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借鉴国外法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必要。

如果说经济法律行为本体性质和经济法学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必要性，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空前发展的经济法律关系和正在进行的经济立法则为经济法律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法理学、各部门法学的理论成果为经济法律行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必要的条件。我们认为，研究经济法律行为，就是要在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弄清经济法律行为的内涵，建立相对系统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其研究目的在于：第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确立其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和指导性概念的地位；第二，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过程与结构，弄清其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解决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度与量的问题。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

（一）相关概念的比较

法律行为理论起源于民商法学，现代民商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德国民商法总则中首先被确立，统辖着合同法、遗嘱法和婚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民商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作为抽象观念，它又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商法学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9]以后，这一概念为各法律学科所普遍关注，在法理学、行政法学、刑法学中形成相应的概念。但是，我们在对各学科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法律行为的内涵在各法律学科中是有差别的。在法理学上，“法律行为是一个涵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广义概念和术语”，它具有社会性、法律性、可控性、价值性的特征。[10]而在民商法学上，民事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11]而民事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是一种调整方式，它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相对应，它仅适用于法定主义不能发挥作用的范围。”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既”具有法定主义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法律调整功能“，”又具有其发挥作用的必要范围，无限夸大其作用或者试图以之根本取代法定主义调整方式，显然也是不适当的。“[9]（55-56）而在行政法上，行政法律行为包括行政行为和相对人行为这一对概念，”行政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主动地对国家事务和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该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刑法学上的法律行为则是指犯罪行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而在民商法中，有学者将违法行为归入事实行为，即并不认为其是法律行为。自此可以看出，在各学科对法律行为的研究中，不仅存在认识上的差别，而且其成果直接反应到立法中，也形成了法律制度的不同。民商法作为传统的私法领域，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直接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其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理念。而行政法作为公法领域，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则以权力为基础，特别强调行政权力的意识先定理念。法理学作为各部门法学理论的系统抽象与概括，其对法律行为的研究建立在部门法学的基础上，因而得出了既能适用于公法领域、又能适用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的概念。但法律行为研究的这种现状却给经济法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1）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意志的法律部门，是适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领域的规范体系，这样一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行为应是怎样的法律涵义？

（2）如何建立经济法律行为制度？其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它所适用的范围又是什么？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界定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人们发自意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法律事实。这一定义包括如下函义：

第一，经济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的一种。它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是人的有意识活动。无意识的活动，如人在昏迷或熟睡状态中的动作、以及受他人暴力所强迫所为的动作，不是行为。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因其无意识能力，所为的动作也不得称之为行为，并不是一切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事实，但人的行为大部分为法律事实，并且是最重要的法律事实。在人的行为中，由经济法所规定的，是经济法上的行为。

第二，经济法律行为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规定和调整的行为。这是经济法律行为同其他法律上行为的重要区别。其他法律行为如行政法律行为是由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犯罪则是刑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经济法律行为是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法律事实。这里所谓经济法上的效果，指经济法上权利的变动，也就是发生、变更、终止经济法权利和义务。

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是以政府对市场其他主体的行为调控为中心的概念，是以限制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为其本质要素的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动事由，它由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其他主体的行为的一对概念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法是从公法角度对民商法的私法缺陷的弥补，同时也是在公法领域中对行政法的补充，因此，经济法律行为在作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民事法律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有密切联系。并且经济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调控要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经济法律行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要遵循民商法、行政法的原则。建立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应当充分注意这些联系，同时从理论上划清它们之间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笔者认为，经济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首先应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10]

1、社会性。法律行为作为人的活动，当然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制约。第二，行为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人的法律行为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其中包括利

益的冲突与一致。第三，人的行为是社会互动行为，即引起他人行为的行为。这种互动性是法律行为成为法律事实的动因。第四，法律行为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形式或一个方面，它往往与其他社会行为交织在一起，并作为其他社会行为的形式或一个方面而存在。第五，受社会法律规范的制约。

2、法律性。这是法律行为区别于一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指：第一，法律行为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为，即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的范围内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国家希望发生的行为，也包括国家不希望发生的行为。第二，法律行为是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即首先，它能够引起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其次它是受到国家承认、保护、奖励或是受到国家否定、取缔、惩罚的行为。第三，法律行为是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

3、可控性。法律行为都是可以控制的行为，既可以受到法律的控制，又能受到个人的自我控制。这种可控性是由于法律行为的规律性和意志性所决定的。

4、价值性。法律行为的价值性在于：第一，法律行为是基于行为人对该行为的意义的评价而作出的。第二，法律行为是以需要为机制的，由行为人的需要所推动或引发。第三，法律行为是一种对象实践活动，体现了主体与客观的关系。第四，法律行为是一定社会价值的载体，人们可以用善恶、好坏、利害等范畴进行评价。

经济法律行为除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之外，与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比较，它还具有自身具体的特征。

1、目的的实质公平性。经济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政策目标或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战略，为此，它必须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自治和意思自由，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这一行为目的显然既不同于以谋求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同于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企业自治的自由竞争秩序为目的的行政法。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行政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以现有秩序为前提，以消极限制为手段，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范围，一般不参与或不介入市场主体相互的法律关系，其价值判断仍以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为标准。而经济法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与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它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动机、以积极引导促进为手段、以市场无功能为作用范围，是对市场主体间法律关系的直接介入，其价值判断以结果公平或实质意义的公平为标准。因而，从目的的性质和内容上看，经济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是当然存在差别的。

2、主体的法定性。经济法律行为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其行为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主体较之于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和行政法律行为主体具有自己的特性。其一，经济法律行为主体一方恒定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及其法律授权的部门或团体，另一方为一般的市场主体，主体双方的地位不平等，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平等主体。其二，经济法律行为中的管理主体经法律授权而取得权利能力，不一定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要求其享有完全的行政权力，因而不同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在经济法律行为中，除依法享有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外，经由法律授权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经济法律行为中管理行为的主体。如（食品卫生法）规定的卫生防疫站和仪器卫生检验所可以行使一定范围的检查权等。

3、手段的多样性。经济法律行为为实现其价值目标而使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权力手段与非权力手段的综合使用为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经济法律行为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干预，是国家为实现政策目的而积极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从形式到内容与民事法律行为都有重大区别。经济法律行为中的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具体表现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制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两方面，这两类行为较之于行政法律行为也是存在区别的：第一，在市场规制行为中，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虽然也是运用行政权力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但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存在广泛的裁量权，经济法律行为的对象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预测其变化十分困难，因此，在为实现经济政策目标而进行的规制市场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活动中，不得不容许经济管理部门享有广泛的判断自由。因此，较之于行政法律行为，经济法对经济管理部门的裁量权规定得相当地宽松。第二，在经济法律行为中，经济管理部门的行为手段较之行政法律行为也有明显区别。例如，在警察行政方面，当公民的生活行动要引发社会性的危险或威胁到他人的生活和权利时，才对它加以限制，或者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命令、禁止或许可制约公民的个人生活，除此而外，不再介入公民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与此相反，经济法律行为为实现政策目的而积极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命令、禁止、许可等手段外，对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其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方面通过认可的形式加以限制，对于特殊的公共企业，通过特别许可加以监督和限制，如此等等，都呈现出经济法律行为的手段的多样性。第三，大量非权力手段在经济法律行为中被运用，并且在现代以宏观调控为经济法重点的时代，非权力诱导在经济法律行为中的比重和作用都日益增大，国家指导、合同、规划、预测等手段的意义重大。而这些行为由于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行为，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4、实现目的方式的灵活性。在经济法律行为中，主体双方居于不同的法律地位，但行为目标是一致的。并且经济法律行为目标的实现还取决于市场主体即经济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对经济法律行为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影响，这就要求经济法律行为在实现其目标时必须把握直接干预的程序和范围的以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为界限，因此，在经济法律行为中，对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于的领域或活动，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一方面要避免过多的直接行政强制带来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损失，采取诱导、激励、促进等方式，建立审议会，听证会等使市场主体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或与其进行协议；另一方面也要对政府非权力手段的效力加以确定，明确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与协调。当然，经济法律行为实现目标的诸多方式既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协商，又不是完全基于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因而，它既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又不同于行政法律行为。

我们这里所列举的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仅是探索性的，应该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揭示经济法律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只有把握了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才能深入地认识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宗旨及其体系等基本问题，因此，在此进行的探讨应是有益于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三、经济法律行为的基本分类

经济法律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活动的多样性而极其多样，根据不同标准可以有多种的分类方法。此外，由于经济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的分类理论对经济法律行为分类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在这里，仅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

（一）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行为和市场主体行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行为主体，政府、企业、消费者，不同主体的行为受到经济法的规范，将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二）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分为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为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而介入市场，为实现一定的经济政策目标而发挥作用。一方面它要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从宏观上调节经济的运行，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与合理化，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减少内部或外部的不经济，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保障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地发展。为了保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市场失灵，还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规制以保护公平、自由的竞争，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两方面基本任务相适应，经济法律行为也分别地表现为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若从市场经济其它主体的角度看，相应地也可分为接受宏观调控行为与接受市场规制行为。区别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的意义在于政府作用手段和方式的不同而将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调控行为注重采用间接调控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积极引导和激励；而市场规制行为则注重对市场主体的消极限制或禁止。

（三）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其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可分为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经济法作为国家运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关系的法律部门，政府在经济法上处于中心地位，其行为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主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与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在经济法上无同日而语之可能。直言之，规制行为是指宏观调控机关和市场规制机关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而受制行为则是指市场主体的接受调控和规则的行为。区别这两种行为的意义在于规范规制主体的行为，以保证受制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换言之，研究规制主体的行为制度，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界定范围。

对经济法律行为进行分类的的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法律行为，制定相应的制度或规则体系。因此，分类仅仅是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起点，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展开关于经济法律行为的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02。

[2]江平，主体、行为、权利[N]，北京日报，1986—6—20。

[3]申卫星，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新思考[J]，长春：吉林大学学报（社科），1995（6）。

[4]马克昌、鲍遂献，略论我国刑法上行为的概念[J]，法学研究，1991（2）。

[5]王清云、迟玉收，行政法律行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1—9。

[6]弗里德曼，美国法概念[M]，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199。

[7]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044。

[8]黎国智、马宝善，市场经济与行为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9

一、全域旅游的提出与演进

2015年8月18日至19日，安徽黄山市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研讨班上，李金早局长从国家旅游局层面，首次明确提出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战略部署。随后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旅发[2015]182号）。通知中明确提出“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主导产业，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和全社会共同参与，通过旅游业带动乃至于统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旅游发展理念和模式。”2016年2月9日，李金早局长发表署名文章《全域旅游大有可为》，进一步完善全域旅游的定义，指出“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h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随着国家旅游局全域旅游理论的逐步成熟与规范，全域旅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大众面前，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基础越加成熟。通过概念的调整，全域旅游的意涵有六个重大变化，表现如下。

1.“一定的行政区域”调整为“一定区域”，说明根据地方实践和理论分析，发现全域旅游不必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根据旅游资源特征和旅游产业现状划分的跨行政区域的特定范围可能更适合全域旅游实际创建和发展，因此概念针对这一实际需要而提高了灵活性。

2.“以旅游业为优势主导产业”调整为“优势产业”。主导产业，是在区域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它是指那些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其它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而优势产业是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两者定义可以看出主导产业在产业地位上远高于优势产业，其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显大于优势产业。过去的表述中，全域旅游的理想蓝图和发展路径（即目标和过程）均要求旅游产业的定位是优势主导产业。而新的表述中旅游产业成为优势产业即可，是适当下调了预期与要求。针对长三角、珠三角等二产、三产发达地区旅游产业比重较小的现实问题，做了理论上的优化，从而使全域旅游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3.“全社会共同参与”调整为“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共同参与”表示全域旅游的对社会影响止于参与，没有明确说出对社会影响的具体目标和程度，而新表述“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对全域旅游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有了更准确的认知，指出全域旅游既能够也应该为“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带来优化和提升。这一表述弥补了过去概念对于全域旅游社会价值方面阐释的不足。

4.“带动乃至于统领”调整为“带动和促进”。这个概念的调整类似于文中第二点变化，下调了预期，反映了概念对旅游产业发展预期的深刻认知。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参考德国、美国、日本等超大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支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未来产业结构中，旅游产业地位甚至旅游加关联产业的“泛旅游”产业地位在很多地区可能都不具备成为统领产业可能。考虑全域旅游要在全国众多地区推行，其发展模式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因此这个新表述适当下调了预期，更契合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实际。

5.“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调整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表述的调整，表明对全域旅游社会价值的预期进行了下调，发展全域旅游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对全域旅游的要求过高。尽管旅游相关的经济产业、社会职能部门和公共事业很多，但肯定不是全部关联，因此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存在现实困难。调整为协调发展，表示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既应该也能够影响相当多的经济产业、社会职能部门和公共事业向更关注大多数社会个体（旅游者及旅游服务者）的方向转变，更有利于大多数社会个体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契合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要求，具备促使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因此这一调整使全域旅游的概念更具有合理性。

6.“区域旅游发展理念和模式”调整为“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这个调整是整个概念的根本性调整也是最重大的理论突破。根据这一调整，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从旅游行业发展理念升华为统筹社会经济的一种全新发展理念，极大的扩展了全域旅游的外延。全域旅游涉及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包括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因此仅仅局限于旅游产业内的一种发展模式，难以落实这一理念的丰富意涵和系列目标。只有将全域旅游视为统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和新理念，站在社会经济的全局去思考、去推动，才有可能真正落实这种理念，实现全域旅游的效果和价值。

基于“区域旅游发展理念和模式”调整为“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这一个根本性调整，显而易见，全域旅游的研究视角应该跳出旅游产业，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视角下审视，从全产业和全社会的新高度统筹研究，这样才能厘清审视全域旅游这一全新理念的适用范畴，确立全域旅游理论的研究边界，同时也有助于真正推进全域旅游工作的实践。

二、全域旅游的提出背景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应“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保障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明确提出新常态下“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央经济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供给侧改革是破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突出矛盾的关键思路，而全域旅游理论的提出为落实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发展全域旅游，能够有效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以快速增长的旅游消费市场倒逼相关产业创新发展、品牌发展、文化发展、情怀发展，对于尽快实现三产的结构性调整和提质增效具有积极的现实性意义。

同时，另一方面，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由于国内旅游已经由团组式观光为主的消费形式，转变到以休闲体验为主的大众化多元消费形式，因此，产业内部供给侧也必须适应这一需求，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全域旅游的提出，正是系统改善旅游发展环境和丰富完善旅游体验内容，从而有力的推动旅游目的地型旅游产品建设的必由之路。

2016年0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国内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面临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重挑战”。具体包括“农业基础依然薄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开发粗放低效，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目标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迫切需要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新引擎，以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全域旅游，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广大乡村，具有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十三五期间的主要社会发展目标更快实现的社会功效。因此在国内许多省份、市县和地区，全域旅游成为统筹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理念和模式，受到到广大地区党政一把手的认同和践行，也使得全域旅游这个超越旅游产业的新概念得到了全社会高度关注与广泛探究。2016年9月，宁夏视察时指出，“发展全域旅游，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走下去”。书记的肯定，将全域旅游工作推上了新的高度。

三、全域旅游的内涵

部分学者从旅游目的地理论入手阐释全域旅游的内涵，指出“全域旅游是旅游目的地理论的自然升级”。旅游目的地理论是旅游景区的自然延伸，是旅游产品升级的高级阶段，是旅游产业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需求。旅游目的地理论，仅仅将关注停留在相关产业和相关部门对旅游提供保障的水平与能力上，而没有对相关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路径。随着旅游目的地理论的践行，旅游业者和学者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旅游目的地建设仅仅依靠旅游行业是远远无法实现的。旅游目的地建设所需要的大交通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信息化技术应用、法制环境、生态环境等内容迫切需要旅游行业与相关行业部门深度联动，共同推动。因此这就需要对相关行业和相关部门的发展提出相应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动能。旅游目的地理论的边界就需要进一步放开，旅游目的地理论就需要进一步升华。

基于这一实践认知而提出全域旅游，是对“旅游目的地”概念的升华。全域旅游的基本内涵之一是引入“旅游+”，通过旅游指引，将旅游产业与其他业有机地结合，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不仅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资源、产品和支撑，同时也应促进各行各业产业发展和社会职能完善。“促进各行各业发展和社会职能完善”是旅游+的根本目标，是全域旅游的根本使命。全域旅游围绕“旅游+”的概念，明确了“产业融合、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方面的发展要求，明晰了其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目标，将旅游产业发展蓝图提升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路径，由产业单一发展目标提升为社会经济统筹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因此，全域旅游的基本内涵是“旅游+”的发展模式，是统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四、全域旅游的外延

张辉（2017年2月《旅游现象认知的理论误区之一：全域旅游》）指出“全域旅游的解释便就是一种有限度的旅游化过程。”张辉认为“以旅游消费为重心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旅游化过程，这个旅游化过程不是旅游产业的事情，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通过旅游化发展方式提升相关产业的附加值，而不是要做大做强旅游业。张辉提出“旅游化浪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旅游化是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思路。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旅游资源丰富、不适宜大规模集约化工业发展的山区，我们可以通过旅游化的发展方式，不必通过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来解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张辉旅游化的理论正是对全域旅游概念外延的有益探索，正如张辉文中所言“问题是（全域旅游）为什么要定位于以旅游产业为优势产业呢？以旅游消费为重心和以旅游产业为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旅游化正是以旅游消费为核心，构建起以移动者和定居者双向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是植根与社会经济全视角，破解工业化遗留问题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思路。旅游化是社会经济面向移动者完善保障、释放消费，是聚焦新群体的社会经济完善与修复，不强调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注重经济产业的新发育、新成长。旅游化通过各个产业和政府各部门的“+旅游”，来消除弥补工业化发展的不足与缺憾，其发展的结果未必实现旅游产业成为优势产业，未必旅游产业成为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因此旅游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旅游”，从空间域、产业域、要素域、管理域各个角度+旅游（+旅游，即关注、服务、聚焦移居者，关注旅游消费），从而构建起以移动者和定居者双向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旅游化是工业化的升级路径之一，是旅游产业高度发达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全面变化的总和，是“+旅游”的问题。

而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全域旅游是“旅游+”的问题，是以旅游产业为核心，依靠旅游产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激发相关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由经济发展撬动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全域旅游是旅游引领下的各产业做大做强和旅游产业推动下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发展模式，是旅游化初级阶段的问题，是旅游化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子模式。

通过与旅游化的对比，全域旅游的外延昭然若揭，其概念的外延在于是否依托旅游资源、是否旅游行业处于主导地位、是否旅游带动下实现了产业结构性调整，是否由旅游产业发展推动了社会协调发展。只有从旅游出发，围绕旅游发展，最终实现旅游主导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才属于全域旅游的范畴。

五、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理论探究

全域旅游是一种发展模式，而全域旅游示范区，是践行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而建立的理想蓝图。2016年9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明确认定条件包括政策支撑、旅游交通、公共服务、智慧旅游、旅游环境、旅游要素、宣传推广、共建共享等八个方面。国家认定标准的提出，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特征勾勒基本框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阐释全域旅游理论，也能够指导具体工作开展。但我们应看到，受创建三年时间的掣肘，国家认定标准并不是全域旅游示范区最终蓝图的特征，而是全域旅游阶段性蓝图的特征。全域旅游创建，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行政深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显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因此认定标准提出的考核目标作为定量标准使用难免存在争议，但作为定性的示范区特征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从理论研究来看，依循全域旅游的定义，全域旅游的最终蓝图应该是以旅游产业为龙头，统筹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因此应该具有相关产业全耦合、生态环境全共生、公共服务全覆盖、体制机制全支撑、政策法规全保障、文明素质全提升的“六个全”特征。

1.相关产业全耦合。指旅游产业的龙头地位已经夯实，旅游产业的拉动作用已经十分明显。大量相关产业的发展战略已经受到旅游产业的影响而发生了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的对相关产业链条的孵化带动和制约影响已经十分强烈。

2.生态环境全共生。指生态环境已经与旅游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即通过旅游发展生态环境已经得到人为改善，同时旅游发展已经依靠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经济收益，两者已经形成良性的利益共同体。

3.公共服务全覆盖。指城乡、景区内外已经能够享受到均等完善公共服务，区域差别几乎消失。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水电暖、污水、垃圾、安全、消防、通信、金融等旅游需要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长期居住所需的公共保障实现全覆盖显然需要长的时间，在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理想蓝图中可以后置。

4.体制机制全支撑。指行政体系能够对于旅游产业带动下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充分规范的支撑。体制机制保障不仅限于产业经济方面的支撑，更涉及社会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和环境生态方面的体制机制支撑。

5.政策法规全保障。指政策法规健全清晰，能为大量旅游者常年涌入而形成动态人口社会提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有序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国家法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全域旅游示范区应积极完善地方政策法规，建立安全、便捷、透明、高效的“阳光”特^。

6.文明素质全提升。指通过旅游活动的持续影响和政府社会的有意引导，本地居民文明素质显著提升，并能够对外来游客产生积极影响，使整个区域的文明素质得到显著改善，达到中国社会文明窗口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产品全时空”，指依托旅游资源基础和文创新业态等二次开放，形成空间分布合理，四季内容丰富的旅游产品群落。这个“全”经常被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特征而被广泛谈论。笔者认为，这个“全”是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基础，也是创建条件，唯有一定区域内具备相当比例的旅游产品群落，才能够支撑起旅游产业对整个区域的拉动作用，也才具备发展全域旅游的基础。因此旅游产品的全时空是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基础条件，尽管也会在创建成功后，呈现为一个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特征，但从理论来看，作为条件认知更具有合理性。

六、结语

全域旅游提出时间不过三年，距离理论成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由于其影响面广、涉及内容多，非常值得广大业者和学者探索研究。尽管理论尚未成熟，实践也尚在探索，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全域旅游不是破解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万金油，全域旅游是旅游系统为具备旅游资源优势的地区指出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即使是在旅游资源优势地区，这种模式还有诸多探究之处。正如李金早局长所说“不是所有地区都有条件在近期实行全域旅游，全域旅游要分步推进，切不能搞运动，不能刮风。”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篇10

关键词：规模经济 网络经济 范围经济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范围经济则意味着对多产品进行共同生产相对于单独生产的经济性,是指一个厂商由于生产多种产品而对有关生产要素共同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由它们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性与否,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领域。

1.问题产生

西方经济学家利用成本函数对运输企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进行过测算,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卡福斯等将运输成本函数应用于铁路企业规模的研究上,得出铁路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的结论对运输业规模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尚未弄清运输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特殊表现,以及未能在它们与运输业的各种网络经济特点之间建立起应有的联系,是导致有关研究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认真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微观经济学用来分析一般厂商或产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的方法,不能直接和简单地套用在运输领域。

2.道路运输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运输活动无疑存在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现象,但由于运输业网络特性和运输产品本身及其计量方式的复杂性,使得对运输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把握变得十分困难(对经济学来说,凡是描述和计量比较困难的商品,其分析的难度也往往大为增加)。作为运输产品的每一个客货位移都具有不同运输对象、不同运距和起迄点或不同运输时间等特征,而运输产品的计量单位是把重量和距离复合在一起的吨公里(或人公里),当对运输产品进行加总时,上述特征会被抽象掉,因此运输产品的总计中往往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运输产品。而运输生产过程又要分别体现在可移动的载运设备和作为运输基础设施的固定网络、线路及各个节点上面,故运输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1)运输是地理空间上的活动,运输网络在空间幅员上的规模越大,线路越长,网点越多,其服务覆盖的区域范围就越大,因此从运输网络的幅员大小看,可以考察运输企业是否具有管辖线路越长或网络覆盖区域越大,单位运输成本越低的效果。

(2)从运输线路的通过密度上看,可以考察具体运输线路上是否具有运输量越大就导致该线路的单位运输成本越低的效果。

(3)从单个运输设备的载运能力(如列车牵引重量、车厢容积、飞机客座数或轮船载重吨位等)上看,则可以考察是否具有载运能力越大,其单位运输成本就越低的效果。

(4)从运输企业拥有车(船、机)队中车辆数的多少,可以考察是否车队的规模越大,经营效率越高或单位运输成本越低。例如机队的规模既与在航线上所能提供的服务频率有关,又与保持合理的维修队伍及合理的零部件数量有关,有数据说在只有一架客机单独使用时所需储备的零部件数量相当机价值的50%,而当拥有10架相同客机时所需要储备的零部件数量仅相当机总价值的10%。我全国目前拥有500余架民用客机,分别属于数十家航空公司,飞机总数还不如国外一家大公司拥有的数量,因此每一家公司的机队都很难达到应有的合理规模。

(5)由于客货发送量越来越大,而且存在大量同种运输方式内部或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中转、换装、联运、编解和配载等问题,交通网络内港站或枢纽(包括车站、港口、机场、配载中心以及它们的结合体等)与相关线路或相关运输方式的能力协调变得十分重要;枢纽的能力必须与整个网络相协调,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枢纽决定或限制了网络系统的整体能力;反过来说,枢纽的规模和能力也是其所在运输网络发达水平的标志。

(6)还可以从运输距离角度考察是否具有单位运输成本会随着运距的不断延长而下降的效果。运输经济中一直有所谓“递远递减”的规律,特别是终点成本所占比例较高的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这一特点更为明显。

运输业范围经济的存在使得其规模经济概念的把握更加困难。前面已经提到运输产品及其计量上的复杂性,此外在通常情况下,运输基础设施特别是运行线路往往需要客货运混用,例如铁路客货运公司利用同一个铁路网络,同时提供客货运服务并生产出多种客运和货运产品,一般要比分别建立两个各自拥有客货运专线的铁路公司分别进行客货运的成本要低。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同一运输线路上被运送,甚至就在同一部载运工具上的旅客和货物,也会对应着很多不同的运输产品。因此运输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存在范围经济的,产生范围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设施和设备的共同使用可更充分地发挥效率,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如果不考虑运输服务质量上的差别,对运输产品可以根据客货运、货运中的不同货种、同类货物但起迄点不同以及不同的运送时间等进行分类,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个特定的位移都是一个特殊的运输产品。运输业就是这样一个提供极端多样化产品的特殊行业,同样的运输位移可以由不同的运输行业(即不同运输方式)分别提供,而每一个运输行业和运输企业往往又都面对着不同的运输市场。

3.运输业的网络经济

道路运输业是网络型基础产业。运输业(或运输活动)的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网络上运输总产出的扩大,平均运输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内容。运输业的范围经济,是指与分别生产每一种运输产品相比较,共同生产多种运输产品的平均成本可以更低,这可以是指某一运输企业的情况,也可以是指某一运输网络或网络某一部分(如线路、节点、车辆和车队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