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表演论文范文10篇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肢体语言外部技巧融合

人类语言对于人类信息传达的功能是有局限性的，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性，人类在交流信息中逐步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形体语言，这些形体语言不但弥补了人类表达的不足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丰富了人类的表达艺术，艺术家们在观察、搜集、揣摩、积累的基础上将人类的形体语言运用到了舞台表演中，为戏剧表演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无声的“肢体语言”在舞台表现中的冲击力

肢体语言指用肢体动作及动作的节奏、动作的张力所体现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对于推动戏剧的发展和丰富舞台表现的冲击力有巨大作用。肢体语言的运用不仅仅在后现代戏剧的体现方式上，在现实主义戏剧中的应用也不可小视。以阿根廷的一个著名剧团演出的戏剧《萨莱托•马丽帕》为例，讲述的是两个青春期的少女，无聊、反叛，她俩争强好胜，互相比试，但快感逝去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关系全部通过肢体语言来展示，而且是通过对生活动作的编排，她们摔倒在地，跳起、倒手、翻滚、扑跌……她俩的节奏完全一致，这些高超的技巧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

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中，进行了一系列肢体语言教学的尝试与研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表演系为例，常莉教授排演的萨特的独幕剧〈禁闭〉，采用了一系列肢体语言以及现代舞的形式来解释剧本，剧中的三个演员分别扮演虐杀儿童的罪犯埃司泰乐，因开小差而被枪毙的巴西记者加尔希，还有一个女同性恋者伊奈斯，他们在舞蹈的动作中相互追逐，伊奈斯用手臂优美环绕司泰乐，司泰乐先是接受后挣脱，伊奈斯运用翻转倒立等形体动作来阻挡司泰乐和加尔希的接触，伊奈斯用一块滚动的圆木作为行动的支点，做出了很多优美的高难度动作。同学们用肢体语言体现了剧中人物都有着自私的本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结果三个人谁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体现了“他人即地狱”的该剧主题。

肢体语言若想运用在演员的体现上，必定对演员在肢体表现力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肢体语言是经过了训练的，有熟练的技巧的、有控制、有美感、有节奏、有情感、有深度、有内涵的肢体体现方式。

二、音乐剧对演员外部技巧的综合要求

音乐剧是一门综合的表演艺术，是将演员的戏剧表演、歌唱、舞蹈综合在一起的艺术。但是这三个元素并不是孤立的分割的，戏剧表演、歌唱、舞蹈是通过剧中的角色紧密结合的。歌唱、舞蹈和戏剧表演对一个音乐剧的演员来说是基本的条件，但是全方位的综合难度是非常高的。声音、表情、发声技巧、形体动作的综合运用来体现人物是音乐剧对于一个演员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演员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来达到。

音乐剧对于演员的形体和声音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必须多才多艺、能歌善舞。

舞蹈作为音乐剧的舞台表现形式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舞蹈动作是经过提炼、组织、节奏化、美化了的人体动作。舞蹈以人体作为艺术体现的工具，凭借它做出各种有节奏的动作、姿态、表情来表达作品的内容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舞蹈人物的塑造，舞蹈情绪的表达，舞蹈意境的体现，始终贯穿在舞蹈动作中。音乐剧中舞蹈的创作以人体流动的美的动态为语言来塑造舞蹈形象，表现剧情。舞蹈可以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肢体变化和动作幅度的收缩来表现内心情感的变化。

音乐剧舞台上的舞蹈种类大体分为：芭蕾舞、踢踏舞、爵士舞、欧美民间舞蹈、流行舞等。舞蹈演员一般都是芭蕾舞演员出身，受过严格系统的技巧训练，可以体现飘逸、轻灵的舞姿，在音乐剧的舞台上经常用芭蕾舞来体现细腻的感情。踢踏舞是爱尔兰、英格兰民间踢踏舞蹈和非洲节奏结合起来而形成的。19世纪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和黑人在街头最先跳起了这种舞蹈，后来在电影的音乐舞蹈片中应用，随之这种舞蹈发展成为舞台表演形式，轰动世界的音乐剧《大河之舞》就是采用踢踏舞的这种舞蹈形式，集体场面表演起来声势浩大，光彩夺目，颇为壮观。爵士舞被引入音乐剧的舞台，是音乐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写照。现代爵士舞承袭了传统爵士舞的特点之外，还成功融合了1950至1980年代所流行的舞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舞有相通之处，是以表达年轻人的心声、呈现生活状态与风貌的一种舞蹈体现方式。在《西区故事》和《舞姿摇曳》中都有富有激情的爵士乐舞蹈演出。欧美代表性的民间舞诸如华尔兹、小步舞、波尔卡等舞蹈形式，音乐剧的主要发展还是在欧洲和美国，所以音乐剧的编导们特别青睐这些舞蹈，他们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和灵感融入自己的创作。

三、中国戏曲与当代戏剧的融合

我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是具有强烈的表现力的。它来自于生活，不同于生活，出于体验，而又不止于体验。表演艺术家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蕴藏于内心深处的微妙情感，刻画得惟妙惟肖，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现了形体动作的雄、美、刚、柔、虚、实、娇、俏。想象力丰富，夸张适度，唱、做、念、打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的。公务员之家: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2

一、创造性学习环境是教育戏剧活动自发性萌发的前提条件

运用知识建构理论开展语文阅读教学，是由学生面对的真实问题开始的———如何解读阅读材料？针对具体书籍，全班每个学生都必须提出自己对文本的真实看法、想法、疑问，班级中呈现出丰富的个性化、多样化观点，而且所有观点都应得到重视和尊重。以“观点”为中心，借助思维导图、手抄报、海报、网络帖子等多种“知识外化”形式，学生进行多轮“小组内解释评论-各小组面向全班展示交流”的对话，充分表达阐释自己的观点、自由评论质疑他人的观点，并在此过程中持续改进个人观点、逐渐升华社区（小组、班级）观点。知识建构阅读不同于“教师精讲”为主的传统讲授式阅读教学，学生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听讲状态，学生被鼓励拥有自己的观点，通过多层次互动的“对话”方式不断概括升华观点，建构生成出具有“原创性”的新知识、新理论，这种阅读教学是一种允许学生创造的“知识创新”学习，班级社区在对话互动中形成了创造性学习环境。鉴于西游故事家喻户晓的普及度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教师在暑假前鼓励全班学生提出对西游记最感兴趣的问题，在问题的驱动下，利用假期时间阅读统一版本的《西游记》。开学后，在暑期阅读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所提问题形成初步观点，并根据问题和观点的相关性结成研究小组。学生所提问题及分组情况参见表1。接下来，通过面对面课堂、网络平台相结合的方法，学生写出观点、展示观点、互相阅读评论观点。根据评论中获得的意见和质疑不断进行反复阅读，搜集论据资料、修改完善观点，并制作思维导图、绘画、手抄报、海报等多种形式的作品以外化观点，开展小组交流、班级讨论，在展示讲解、质疑论证中推进观点。依此方式进行迭代阅读活动，学生对《西游记》文本的理解得以渐进式深入。阅读课程开始1个多月时，研究者和教师发现，学生在引用原文做依据论证观点时，喜欢模拟文中人物的话语，并热衷于争论文中的情节，这非常符合儿童爱模仿、爱表演的天性；同时，常规语文课堂教学进度中恰有“写童话、演童话”的内容，教师顺势而为鼓励学生进行故事编演。学生对此反响热烈、热情高涨，积极分子很快就编写出了“剧本”，包括《白雪公主》、《会走路的小房子》、《自私王子》等。以剧本为中心，感兴趣的同学自由加入形成表演小组，在语文课堂上面向全班表演。此次故事表演活动，是师生在西游记阅读中由真实问题探究所引发的偶然尝试，表演效果虽不理想（学生甚至是“手拿剧本读台词”完成了表演），但正是这一次零星片段的演出，学生表现了对表演的强烈喜爱，就连一些平时不爱参与和表现的学生也在戏剧表演时绽放异彩，表演带给学生的自信和学习热情，是后续戏剧活动的基础和动力，可以看作教育戏剧的自发性萌发。戏剧表演的自发产生，重要前提条件便是知识建构阅读教学营造的“创造性”学习环境。创造性学习是去中心的集体知识的改进，而非教师权威控制的标准答案的获取。[7]从学生的视角看：此次故事表演的肇始，不是学生接受既定的教学安排，而是源自学生的“发展需求”，是带着真实问题阅读教学的自然接续；剧本的编写也并非教师布置的硬性任务，而是学生自主创编。在这些自发自主的学习活动中，学生表现出了被知识建构学习“松绑”之后的活力与创造性。从教师的视角看：在观察到学生表现出对故事表演的兴趣时，教师没有囿于教学计划的限制，而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选择，鼓励、支持学生；五个同学在很短时间内就写出了粗糙的“剧本”，虽然篇幅简短、情节简单，甚至还有错别字、病句等问题，但教师并未过多指摘苛责，而是肯定学生的成果、鼓励学生的创造；在表演环节教师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指挥和指导，而是乐见学生在表演中展示与释放。师生在知识建构阅读营造的创造性学习环境中逐步发生转变，学生能够自由地、充分地表达自己，师生共同建构了自发性、生成性的教育戏剧活动。

二、及时抓住教育时机形成全员参与式的剧本编演

在常见的“学校戏剧节”等活动中，学生“表演”才是重头戏，很少组织学生参与剧本创编，剧本通常由教师事先准备好（现成剧本原作或由教师创编）；而在本研究中，学生则全员参与剧本创编。通过剧本创编，学生将阅读文本转换成剧本，即将文本情节化和戏剧化，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文本的记忆和理解，增进阅读效果[8]。另外，即使在表演这个重头戏中，常见做法也是仅组织少数学生参加，大部分孩子只是观众。实际上，“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儿童对于具有游戏特性的“表演”充满天然的热爱。[9]通过戏剧表演，把剧本语言文字转化为视觉化的场景、表情和动作，可以帮助学生深入建构文本意义。[8]随着国内外教育戏剧的发展，“通过不断探索实践，我们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戏剧教育理念，即学校戏剧教育是普适性教育，面向全体学生”。[3]正因如此，阅读教学中的教育戏剧活动，无论是剧本创编还是戏剧表演，都应该给学生提供人人参与的机会。四（上）学期的《西游记》知识建构阅读综合实践课继续进行，学生基于对《西游记》的独特视角不断改进个人观点，最终形成关于“西游记”的阶段性个人知识并写成“小论文”、做成主题绘画作品进行班级交流，在建构性对话中生成全班共享的“西游记”集体知识。与此同时，学生热烈期盼进行西游记故事编演。教师G协助学生按照人际关系自由组建小组，各小组从《西游记》中选择故事后将其改写为剧本。几周时间后，只有一个小组在稳步推进，原因是某成员在结组之前已写出剧本，只需按照剧本排练即可，其余小组则在故事选择和编写剧本上纠结延宕、进展缓慢。这种情况凸显了“剧本”的重要性，研究者和教师G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抓住这个教育时机，做出了如下教学调整：鼓励学生按照自己对西游记的理解每人编写一个剧本；教师审阅剧本，从中选出待演剧本；以选定剧本为中心成立剧组，学生自由选择加入；各小组角色分工、课后排练。教学调整的关键是“全员参与式剧本创编”，这带来了戏剧活动的有效推动：表演受到时间、人力等诸多限制，能被搬上舞台的剧本是有限的，需从全班所有剧本中选定若干个做表演蓝本，此时做选择则是“有米之炊”，进展顺利；依据选定剧本组建剧组则是“内容中心”“兴趣主导”，亦是水到渠成；各剧组自行排练后进行汇报表演。具体情况见表2。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西游记》戏剧表演具有全面的全员参与性。从“参演人数”可知，四个戏剧的参演学生数分别为7、14、8、8，总和为37，正是该班的学生总数；除了舞台表演行为，多个维度体现出学生对戏剧表演的“全面卷入”，例如从“服装道具”可见学生对戏剧表演做了很多物质准备，“观众反应”和“他组点评”表明即使作为观众学生对表演也有很强的情感卷入和认知卷入。教师G和学生在四年级上学期开展《西游记》整本书的知识建构阅读，学生从个人兴趣和对西游记的个性化理解出发，创编出丰富多样的西游剧本，在不同情境片段探究中形成了《西游记》故事的系列表演，可以看作教育戏剧的多元化实践阶段。在这个阶段，最关键的是研究者和教师抓住了“小组剧本编写困境”中蕴含的教育时机，秉持知识建构理论“多样化的观点”原则，鼓励每个学生编写自己的个性化剧本，创生出“全员参与式剧本编写”方式，有效推动了教育戏剧实践的顺利进行，并使得每个学生都能积累剧本写作体验且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加深所读文本理解；自然而然，在接下来的剧组成立、戏剧表演环节也采用了“全员参与”的方式，使得每个学生都能积累戏剧表演经验且在舞台场景、表情动作中深入建构文本意义。

三、实践中积淀升华出剧本知识和表演理论

传统教学多以听讲等被动学习方式为主，注重基于记忆的事实性知识。知识建构学习看重学生对生活中真实问题的真实想法的形成和持续改进，其目标是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化的认识，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解释。[10]在知识建构阅读教学中伴生的教育戏剧，其目标追求是在戏剧活动自发性萌发、多元化实践的进程中不断积累和改进戏剧经验知识，逐步走向教育戏剧理论体系构建。关于西游记的知识建构阅读是持续四年级整个学年的主题阅读，师生在阅读伴生的教育戏剧活动中逐步生成了“剧本知识体系”。上学期西游记整本书阅读尾声阶段，在经历剧本创作困境与调适后，师生在剧本创编体验和真实疑问的基础上开启关于“剧本”的知识建构学习，经过个人探究和社区对话初步建构起关于“剧本”的知识体系：包括什么是剧本、剧本的特点、剧本的分类、剧本和作文的区别、什么是剧作家、剧作家的工作特点、国内外著名剧作家等多方面。在下学期拓展阅读《悟空传》《西游记决战花果山》《蜗牛看西游》等相关现代文学作品时，第二次进行全员参与式剧本创编，在剧本编写“再实践”中应用、检验、改进“剧本知识”。表3是遴选出的参演剧本的情况，“故事类型”数据可知下学期编写剧本中三分之二是改编、创编作品，其比例较上学期（二分之一）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生剧本创编更具开放性和创新性。在西游记知识建构主题阅读伴生的教育戏剧过程中，师生也在不断建构“表演理论”。从表2“表演情况”可知，在上学期的系列表演中，学生仍未脱离剧本，表演衔接不紧密、站位混乱、偏台、忘记台词等表演失误比较常见，学生几乎没有表演经验，是一种朴素的“新手表演”。从“他组评价”口头互评信息可知，学生自然而敏感地意识到了舞台表演问题，对他组的点评中蕴含了表演总结和反思，已经开始了“表演理论”的生成。及至下学期的舞台表演时，多数剧组已经能够脱离剧本自如表演，台词、站位、走位都比第一轮表演有明显进步，并再次在口头互评的反思性活动中加深、改进表演理论。《西游记》教育戏剧实践延续、演化至五年级外国魔法文学《哈利波特》的阅读与戏剧活动中，并将以往积累的“表演经验”概括、升华为“表演理论”：组织专题班级讨论，就舞台表演互评互鉴，在此基础上写出“小论文”概括总结对表演的认识。例如，学生S1论文总结了“第一就是背会台词，比如*组因为没背会台词而很干ga”，“还要控制好所在的位置……主角没在中心那么整体就会偏台”，“最后演员的动作和表情也很重要……”；学生S2论文总结了“可以让*的脑袋后面带一个面具，*在台下配音，这样加工一下会更像双面人”，“在台下排练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排练的时候台词说的很快，结果上台再一紧张台词背的更快了”，“演员一定要把动作更夸张一些，……，否则离舞台太远的观众会听不见看不清，会影响观众看话剧的效果”。班级社区的论文中涉及到了台词音量、台词语气、台词速度等声音表达方面，台词准确度、台词流畅度等内容表达方面，表情、眼神、手势等肢体动作方面，上下场、站位等舞台调度方面，服装合适度、道具适用性等舞美设计方面，初步建构起了戏剧表演理论。从《西游记》整本书阅读到西游记相关现代文学作品拓展阅读，甚至延伸至外国魔幻文学作品阅读，在系统性阅读中持续进行教育戏剧实践，逐步生成出了戏剧知识与表演理论，可以看作教育戏剧的理论体系构建。不同于传统教学中的“告知式知识”，本研究中的戏剧剧本知识是学生建构生成的。从学习发生时机看，并不是由教师决定在何时教授知识，而是在真实具体的教育戏剧活动经历中，学生意识到了剧本的重要性，对剧本知识的需求便产生了，显然具有生成性；从内容获得方式看，关于剧本的知识不是由教师准备好再“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从真实的剧本写作体验和真实问题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通过探究、对话不断改进，进而形成共享的班级社区知识，这种知识显然是建构而成。表演理论亦是如此，并非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僵死知识，而是学生从多次戏剧表演实践中体验、反思、总结、提升形成的原创性理论，它虽非成熟的、完美的，却是可以改进的、不断生长的。结语通过持续追踪四年级小学生基于知识建构理论的《西游记》主题阅读教学，研究结果可归结为：第一，知识建构阅读教学营造出安全、自由的“创造性”学习环境，学生基于现实问题大胆表达真实的观点，并在观点表达时热衷模仿文中人物、争论故事情节，在教师鼓励下自发产生了零星片段的童话故事演出，走出了教育戏剧自发性萌发的实践道路。片段演出激发了对表演的强烈喜爱以及由表演带来的自信和学习热情，为后续戏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第二，在四年级上学期末完成《西游记》整本书知识建构阅读后，学生创编出丰富多样的西游剧本，进行了西游记故事系列表演，进入教育戏剧的多元化实践阶段。在这个阶段，最关键的是把握“小组剧本编写困境”中蕴含的教育时机，创生出“全员参与式剧本编写”方式，有效推动了教育戏剧实践的顺利进行。第三，《西游记》整本书阅读完成以后初步建构起剧本知识体系，从西游记整本书阅读和拓展阅读时对两次戏剧表演的口头互评到外国魔幻文学作品阅读时对表演认识的论文写作，师生在系统性阅读中生成了戏剧知识与表演理论，教育戏剧逐步走向理论体系构建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了学生自发的教育戏剧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知识建构教学中生成性课程的演化过程。知识建构阅读教学生成并演化出教育戏剧，教育戏剧也促进了阅读效果的深化。学生进行剧本创编时，是对阅读文本的情节化和戏剧化，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阅读文本的记忆和理解；在进行剧本表演时，则将剧本语言文字转化为视觉化的场景、表情和动作，深入建构文本意义。知识建构阅读教学及其伴生的教育戏剧在共生共融中走向共同发展。显然，本研究揭示的教育戏剧的机会生成与演化只是小学阶段教育戏剧实践中的一个个案，不能代表所有教育戏剧实践。但本研究力图勾勒知识建构阅读中伴生的教育戏剧的实践阶段，呈现其中细节、分析其中规律，一则可以作为生成性教育戏剧的研究素材，二则亦可作为开展阅读教学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赵小凤，李如密.教育戏剧的内涵、特征与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8,10(03):21-26.

[2]马利文.专题：教育戏剧的理论与实践[J].教育学报,2014,10(01):56.

[3]黄爱华,徐大军,陈漪.中小学戏剧教育的三种实践模式[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106-110.

[4]关舒文,吕立杰.整本书阅读:价值向度、现实困境与当代突围[J].中国教育学刊,2019,(09):75-80.

[5]柯淑明.语文课本剧编演的指导[J].福建论坛,2006,(06):47-49.

[6]ScardamaliaM,BereiterC.KnowledgeBuilding[M]//JWGuthrie(Ed.).EncyclopediaofEducation(2nded).NewYork,NY:MacmillanReference,2003:1370-1373.

[7]张义兵.大学生的知识创新学习机制:个案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5,(08):78-82.

[8]何强生.创造性戏剧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02):62-65.

[9]范煜辉.回顾与反思:儿童戏剧的发生期[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45-50.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音乐；传承；现状

地方音乐，或称之为地方民间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能够真实反映当地的民风民俗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艺术价值。地方高校音乐院系作为培养富有地方特色音乐人才的机构，在传承和发展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方高校音乐院系要充分利用自身在音乐教育资源和教学、科研等中的优势，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引领地方音乐文化发展。同时，地方音乐文化也对音乐院系自身促进教学和科学研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扩大其在本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现状调查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校名单，湖北省共有高校123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方高校，这些地方院校中开设有音乐院系的学校有十多所，笔者选取了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和湖北文理学院3所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高校，对其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如下：（一）三峡大学艺术学院。三峡大学地处宜昌，其艺术学院成立于2000年9月。学院下设音乐系、舞蹈系、美术系、设计系、基础与理论课部等5个系（部），1个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巴楚艺术发展研究中心。宜昌是楚文化的摇篮，巴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文化”源远流长。巴楚艺术作为巴楚文化的分支，艺术品种繁多，音乐方面如土家族跳丧鼓、哭嫁歌、茅古斯、摆手舞、傩戏、打溜子、高腔山歌等。巴楚艺术研究中心扎根巴楚区域文化沃土，艺术学院以巴楚艺术研究中心为依托，将巴楚地方音乐运用在科学研究、音乐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研究，一类是创作实践。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包括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项目、专著和学术论文。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项目多项，如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长阳南曲源流研究——兼论清朝初期政治统治制度对土家文化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家族歌师文化研究》、《土家族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与传承保护研究》等三项，湖北省社科基金《楚乐美学思想研究》、《鄂西土家族傩戏传承策略研究》两项；学术论文如《长阳南曲的传承方式刍议》、《论鄂西土家族傩戏艺术音乐文化的特征》、《土家族丧葬仪式流程及其文化功能的田野调查资料解析》等多篇，以及地方音乐文化学术专著，如《三峡传统民歌文化研究》、《狂欢的灵歌——土家族歌师文化》等。创作实践方面有诗舞音画《五十年，五千年》、《三峡•大学》，合唱歌曲《江河情怀》、《求索之歌》、《峡江放歌》等，以及综合鄂西土家族具有典型代表的民歌“龙船调”，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船工号子”、“撒叶儿嗬”这三种典型文化元素及样态进行整合，并用舞蹈形式呈现的情景表演《武陵土家》。三峡大学艺术学院立足宜昌，重视地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对当地音乐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科学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其他地方音乐院校传承、发展地方音乐文化树立了榜样，唯一缺憾的是没有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课堂教学和校本教材中，这样使得地方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二）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源于1972年创办的黄冈师范文艺科。1993年成立音乐系，开办音乐教育专业，该专业是湖北省同类院校中开办最早的专业。1999年，黄冈师范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音乐系在办学规模和办学层次方面得到提升，2009年3月成立音乐学院，学院各项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扎根地方，凝练特色，在地方特色音乐文化传承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学院建成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全院教师凝神聚气，将研究方向都集中聚焦黄梅戏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止目前，学院已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黄梅戏研究》1项，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湖北黄梅戏研究》和《2018年非遗传承人群黄梅戏演员培训项目》等两项；出版学术专著《湖北黄梅戏剧目研究》、《黄梅戏音乐研究》和《黄梅戏艺术论》等三部，有关黄梅戏研究学术论文多篇。除此之外，学院在创作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歌曲《天职》、《好大的大别山》，黄梅戏《昭君出塞》，与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共同打造的革命历史题材大型红色黄梅戏《大别山母亲》，黄梅戏剧本《奴才大青天》、《兑现》、《请让我做你的新娘》，集体创作《青春无悔》黄梅戏剧本，组织大型黄梅戏舞台剧《霜天红烛》剧本创作、创作演出音乐舞蹈史诗《红色薪传》等。与此同时，学院还成立了黄梅戏工作坊，开设了《黄梅戏演唱与欣赏》课程，将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教学，有利于黄梅戏在大学生中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综合师范院校中的二级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在挖掘地方音乐潜力，凝练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方向方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以地方特有剧种——黄梅戏为研究对象，凝练出三个研究方向：黄梅戏声腔及其发展研究、黄梅戏表演研究、黄梅戏剧目及起源研究。学院以院领导带头，带领一批学术骨干，同时聘请省内外黄梅戏研究专家和表演艺术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黄梅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将黄梅戏研究成果运用在了教学当中，这在其他很多地方高校中也是少有的，为同类院校传承地方音乐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三）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92年的襄樊教育学院艺术系，2000年开始招收第一届音乐学专业本科生，2001年音乐系成立，2009年院系调整，成立音乐学院，2018年1月更名为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学院现有音乐学（教师教育）、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三个专业系。学院地处襄阳，历史文化厚重，荆楚文化、汉水文化和三国文化在这里交汇。学院建有市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汉水乐府，下设“汉水音乐研究”和“汉水流域音乐教育与发展研究”两个中心，学院教师积极参加地方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获批省部级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两项，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如《襄阳谷城湖北越调考察》、《鄂北荆山民歌演唱技法之探讨》、《荆山〈扛神〉“信仰”描述及其“音声”分析》、《荆山“阳锣鼓”艺术形态之探微》、《〈扛神〉与“荆楚歌乐”之蠡探》等，出版了地方音乐文化系列专著，如《荆山杠神》、《荆山楚韵音声研究》、《荆山阳锣鼓》、《荆山阴锣鼓》以及《沮水巫音》等，参与创作大型原创先楚风情歌舞诗《荆山楚源》，其中由学院师生创编表演的歌舞《荆山楚源——鼓盆歌》获文化部“群星奖”，此外，学院还将襄阳本土的一些民间音乐文化纳入人才培养和日常教学的计划中，开设了《襄阳本土音乐赏析》、《鄂西北民间音乐》等课程，同时邀请襄阳市艺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为学生进行襄阳地方剧种的展演和讲座，实现了将地方音乐教育资源和课堂教学的有效结合。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虽然在地方特色音乐文化传承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如地方特色凝练不够，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量少，缺乏科研领军人物，没有形成核心研究团队等等，因此，音乐与舞蹈学院要想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高校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

（一）丰富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文化内涵。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以来，我国大多数地方高校音乐院系在课程设置方面沿用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模式，在传统音乐教学中除了几本通用教材之外，绝大部分音乐院系都没有补充的地方音乐文化教材，这和地方高校音乐院系的不重视和不作为息息相关。这一现状也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中小学音乐育、社会音乐教育乃至整个社会。这也导致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我国的民族音乐只有这么有限的几种。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前流行于农耕社会的民间音乐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此同时，这些得不到社会教育部门如地方高校重视的地方音乐文化，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命运，也使得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日趋缩小。因此，地方高校音乐院系，要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区，以历史的责任感和“抢救保护”的态度对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并结合自身教学需要，将其融入各自的教学体系中，这将极大的丰富地方高校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内涵。（二）提升地方高校音乐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地方高校音乐院系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本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加以传承和开发。在教学方面，地方高校音乐教师可以将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作为课程素材运用在音乐教学中，同时，音乐院系可以把地方音乐文化纳入人才培养和日常教学的计划中，将课堂平台和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在科研方面，地方高校通过设立地方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把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纳入地方高校的特色专业申报、课题申报以及教师论文写作等科研工作中。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地方高校音乐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素质人才，而且还能够对地方音乐文化加以有效传承和保护，真正实现地方高校服务社会以及特色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三）增强学生从事地方音乐文化实践的能力。地方高校音乐院系与地方各级文化馆站在人员关系和音乐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对顺利开展学生音乐文化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学生通过音乐院系组织的各种音乐文化实践活动如地方音乐采风、地方音乐见习，邀请民间艺人进校园等，能够亲身体验地方音乐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地方音乐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学生从事地方音乐文化实践的能力。

三、结语

通过对湖北省三所地方高校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现状的调查，可以得知地方高校在促进地方音乐文化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高校音乐院系通过科学研究、音乐创作、舞台表演以及校本课程等形式，对当地音乐文化进行发掘、整理，使得这些地方音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将地方音乐元素用新的创作手法和表演形式搬上舞台，可以使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传承更有效；同时，将地方音乐文化编写进教材，真正实现谢嘉幸教授所希望的“让所有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实现地方高校音乐院系和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田咏媛.师范院校开设地方音乐特色专业的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2]姚三军.地方院校音乐专业教育中的乡土音乐文化传承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4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术节共演出剧目31台，其中参赛剧目25台，祝贺演出3台，晚会3台。在25台参赛剧目中，有13台大戏，12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13台，除2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情感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了经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5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术节共演出剧目31台，其中参赛剧目25台，祝贺演出3台，晚会3台。在25台参赛剧目中，有13台大戏，12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13台，除2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情感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了经验。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6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术节共演出剧目31台，其中参赛剧目25台，祝贺演出3台，晚会3台。在25台参赛剧目中，有13台大戏，12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13台，除2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情感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了经验。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7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术节共演出剧目31台，其中参赛剧目25台，祝贺演出3台，晚会3台。在25台参赛剧目中，有13台大戏，12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13台，除2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情感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了经验。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8

随着各种或新或旧的社会思潮渐次兴替，中国戏剧的理论与实践正面临一个空前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混乱是否存在于所有文化领域且存而不论，至少是在艺术领域，它确实存在着而且正在对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现实的影响。而在戏剧领域，尤其是本土戏剧领域，混乱的程度显然要甚于相关的其它领域。混乱最典型的表现形态，就是戏剧观念的驳杂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戏剧界普遍弥漫着思想与观念上的迷茫气氛，觉得无所适从；诸多似是而非的陈旧观念，依然在对中国戏剧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负面作用。

我们不能想象中国所有戏剧创作与演出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因此，戏剧表现样式的丰富多彩以及不同艺术观念的并存与互相竞争是应该提倡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戏剧界目前存在的观念混乱驳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因为多元的语境基于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互动，只有人们基于理性坚持自己的风格与观念，并且允许不同艺术风格与观念平等地互相竞争，才能出现真正多元的、百花齐放的戏剧环境。然而，目前戏剧界理论与观念的混乱，却缘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诸多文化领域都意识到了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展了这项工作，在戏剧界这项工作开展得却很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开展过，致使与相关的诸多戏剧理论与观念，仍然在戏剧界不可思议地处于主流位置。这样一种独断和排它的戏剧艺术观念占据着理论高地，戏剧界当然很难出现真正多元的繁荣局面，所以，目前的驳杂并不是经过认真反思的、建立在历史理性基础上的多元，只是由于理论的软弱、放纵或者是惰怠，由于思想文化层面的反思精神的缺失，才使得历史以惯性的形式在不正常地延续。

现在的中国戏剧界，与时代当然有了质的区别。由于给社会造成的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创伤过于触目惊心，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对于中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全社会形成了程度较高的共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对于作为期间文化艺术事业之代表的“样板戏”，现在还存在不少相距悬殊的评价（其中既有不愿意触及时间的痛苦记忆而激烈地拒斥“样板戏”的老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因为“样板戏”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特殊关系、或者由于在“样板戏”创作演出过程中得以成名而对之不能忘情，因而对“样板戏”有着这样那样的怀恋情绪，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否定“样板戏”的政治倾向的同时，对于“样板戏”的艺术成就仍然给予高度肯定），但是从整体上看，期间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政治倾向，确实遭到了戏剧界的唾弃。尤其是期间所有传统剧目曾经被一律禁止上演，只允许上演几个“样板戏”以及钦令演出的少数几个按“样板戏”模式创作的剧目，虽然各地方剧种并没有被完全封杀，但是要求所有剧种都必须按照所谓“革命现代京剧”的范本移植演出“样板戏”；这样的现象在结束之后的两、三年里，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大批中受迫害的著名或不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始，1978年以后，传统剧目终于艰难地渐渐开禁，对民间戏剧演出活动的干预渐渐减少，创作上的空间也开始得以开拓。

但是，政治的批判并不能代替艺术的批判，人的“平反”并不能代替戏的重新评价，对所谓“阴谋文艺”的揭露，也不能代替艺术观念的彻底清理。应该看到，“样板戏”创作所遵循的那些教条现在仍然在四处照搬，足以说明戏剧界对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并没有向着艺术层面延伸，或者说很少延伸到艺术层面上，因此，期间盛行的那些艺术观念也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清理。

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样，盛行于期间的极左戏剧观念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应该说，导致期间政治对戏剧的强暴，以及导致“样板戏”出现的那些理论根据，既不是出于某个“阴谋家”的个人趣味，它们在戏剧界形成的普遍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撇开那些极左的政治观念不谈，坦率地说，指导着“样板戏”创作的那些艺术层面上的思想观念，大到“三突出”、“高大全”之类刻有鲜明“样板戏”印记的戏剧原则，在题材选择方面只能局限于现代题材、所谓“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这样的苛刻要求，小到舞台美术方面受到强调的写实置景，以及表演手法上的“生活化”等等，都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并且已经在戏剧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这样一些实际上最终导致了中戏剧百花凋零、“样板戏”一枝独秀的艺术观念，在理论上受到的批判相当有限。而正由于被否定的同时，导致与孕育了戏剧的思想基础仍然有着很广阔的市场，我们的戏剧也就没有真正从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走出来，而戏剧领域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都与此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要追索70年代末以来戏剧界没有像其它领域那样经历一个有深度的“拨乱反正”历程的原因，势必会触及到从1949年到的这段通常被称为“十七年”的时期，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观念与戏剧之间的联系，而这样的微妙关系，正是刚刚结束的那些年代人们讳莫如深的。

因此，人们在批判时期戏剧界的极左思潮时，并没有真正从“十七年”去寻找原因，相反，由于戏剧界“十七年”成长起来的大量演员、作家和理论家在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人们很简单地将“十七年”视为的对立面，于是，虽遭批判，“十七年”却反而被神化了，存在的问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一个非常之突出的例子，就是最近出版的《中国京剧史》将五、六十年代称之为“京剧的黄金时代”。虽然这样的评价受到一些来自戏剧界之外的质疑，但是质疑的声音显然非常之微弱。实际上远远不止于《中国京剧史》，近年里最有影响的当代戏剧史著《当代中国戏曲》，以及《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和《中国戏曲现代戏史》等著作，对于“十七年”里流行的那些戏剧观念，以及该时期出现的、带有这一时代特殊印记的诸多作品，几乎完全没有新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在70年代末，基于“十七年”与时期戏剧创作演出的强烈反差，因而给予“十七年”以比较高的评价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本该更冷静更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给予它以切合实际的评价。

二

当代戏剧史有其特殊的复杂之处，期间虽然传统戏剧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然而某些经过特殊处理的戏剧作品又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这一现象本该早就引起我们的思考，探讨何以是戏剧而不是其它的艺术样式，在期间突然得宠，这其中除了一些个人的偶然因素以外，是否还有更多原因，或者说是否有其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就需要考虑“十七年”的戏剧发展是否已经内在地孕含了“样板戏”出现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清理“十七年”构成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些流行的戏剧艺术观念，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对戏剧功能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到，对戏剧工具化的和庸俗社会学的理解，贯穿在“十七年”的始终，不仅是在戏剧政策与体制等方面形成诸多负面作用，相当多的作品也受到这种工具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影响也不能低估，那就是从苏俄等途径传入的欧洲流漫主义艺术观念，它们过于强调艺术家的个人表现以及艺术的纯粹性，强烈排斥艺术与一般民众欣赏需求之间的商业化联系，这种精神贵族气息十分浓厚的艺术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戏剧的制度层面与创作演出层面。

戏剧演出团体的国有化和专业化过程，一方面基于对戏剧的意识形态理解，这样的理解正缘于将戏剧片面地视为政治宣传工具的理念。如同政务院“五·五指示”所要求的那样，“十七年”的戏剧一直强调“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同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①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戏剧的本体功能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而忽视了戏剧长期以来实际上以大众娱乐的形式存在，忽视了它千百年来作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娱乐方式的价值，所谓“政治挂帅”以及“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想与演出指向，在“十七年”从未受到质疑。因此，在政治与戏剧的关系上，戏剧自身的价值显然被不恰当地矮化了，同样的思想也涉及到诸多传统剧目的评价上，比如众多曾经深受民众欢迎的“义仆戏”、丑角戏遭到“丑化劳动人民”的指责而被中止上演，传统剧目在改编过程中被加进一些政治性的教条，新创作剧目更被大量注入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训导的内容。而对戏剧功能的这种理解，正是“样板戏”出现的前奏曲。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戏剧表演团体的制度性变革产生的影响。戏剧的商业功能受到不切实际的批评的部分原因，在于戏剧几乎完全被等同于诗歌、小说或绘画那样的个人化艺术创作，因之出现了重视创作轻视演出、把剧团主要当作一个创作部门而不是一个演出团体等现象。戏剧理论界机械地照搬欧洲17-19世纪资本主义成长期滋生的浪漫主义思潮，从纯艺术的角度批评与反对戏剧的商业化、市场化和娱乐性，鼓励戏剧作家、演员乃至导演、音乐、舞美等部门个性化的表现，导致剧团长期以来很少顾及戏剧的市场效应，以致逐渐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因之也就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天然的联系。②在“十七年”里，像连台本戏、机关布景这样的舞台手段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现象，仅仅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与繁盛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众多长期以来深受大众欢迎的趣味性极强的折子戏、甚至包括一些大型剧目，被指斥为“低级趣味”而被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历史上持续下来的众多剧团的赢利模式，也在“十七年”里被有意无意地丢弃。剧团的运作乃至整个戏剧领域完全不顾及大众审美趣味，不顾及戏剧的娱乐功能，片面追求按照少数人的趣味裁定的所谓艺术性，正是“十七年”占主导地位的戏剧方针。当今人不无羡慕地提?啊把逑贰钡囊帐跎系木裣缚淌保剐枰峒啊把逑贰痹谝帐跎献非蟮模谴印笆吣辍狈⒄苟吹墓笞迦の丁K母丛谟谝慌骰潭群芨呋蛘呤亲砸晕骰潭群芨叩闹斗肿拥H瘟宋幕姓棵鸥涸鹑酥螅崧实匕凑账切欧畹哪且惶鬃砸晕堑墓笞迦の恫枚ū就料肪纾苹盗吮就料肪缤ü槔终庖晃冉⑵鹄吹挠氪笾诘木窳怠?/P>

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的主导戏剧观念既与戏剧的本体相背离，又与戏剧的传统相背离。它要求戏剧承载过多非戏剧的政治与社会学功能，又在着力将戏剧抽离它生于滋长于滋的感性文化土壤，这样的观念与理论，本身就已经构成对中国戏剧或隐或显的破坏，同时还直接导向了戏剧。

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是“十七年”的戏剧观念里非常值得反思的方面。有关“推陈出新”这一提法背后蕴含的复杂内涵，我已经在多篇专题论文中提及，③虽然我的观点目前还不为许多人认同，但我相信已经无需在此多做阐述。我只想重复一点，那就是“十七年”虽然对传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发掘与整理，在此方面有着任何一个时代均无法比拟的卓著成就，但是这样的挖掘与整理主要涉及的是文学剧本的挖掘与整理，在舞台表演艺术层面的传承这个更艰难也更重要的方面，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是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演变，这项工作遭到越来越大的外在政治压力，直至中止。传统剧目的演出也是如此。“十七年”里传统剧目的上演并没有完全停止，不过它总是在不停地经历着种种磨难。“十七年”召开过数次剧目工作会议，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始终是为了解决“上演剧目贫乏”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量传统剧目的上演受到限制和抑止。相关的事件，包括50年代初各地的大规模禁戏，“”时期各地纷纷规定剧团上演现代戏要达到相当大的比例，直至提出“以现代戏为纲”，以及60年代开始禁演“鬼戏”的风波，我们不难由此看到，其中已经清晰地表露出一条通往期间百花凋零一花独放的不归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多数民族无论是否出于自觉都会采取种种文化措施以保护自己的传统。然而，在“十七年”，给中国戏剧的悠久传统留下的却是累累创伤。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整个“十七年”，戏剧界可以用于支撑历史承传的理论资源极少，相反，那些糟践传统、毁灭传统的做法，却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许许多多的理论依据。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活动需要有“意义”的支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只有在清晰地了解某种行为的意义时，才有可能自觉地、主动地、持续地从事这种行为。在传统的承继问题上缺乏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导致“十七年”里在发掘与继承传统剧目和传统表演技法方面经常起伏，缺少必要的连贯性，那些曾经流传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经典剧目的上演经常受到封杀，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遭遇夭折的厄运。在某些时期，要允许在民众中备受欢迎的传统剧目上演，甚至需要以所谓“为了保证艺人的经济收入，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为理由，这样的理由之苍白无力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传统艺术需要以这样的理由存在，其苟延残喘之态已经毕露无遗。

讨论“十七年”的戏剧观念，还需要特别提及现代戏与实际上的“题材决定论”的影响。现代题材戏剧作品的创作与演出在“十七年”受到特殊的关注，在这里，题材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被置于作品主题与风格之上。抽象地看，要求向来十分注重历史题材的本土戏剧转而更加重视当代生活题材作品创作，以深刻反映当代民众特有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并且使之在作品内涵上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这样的理论与观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在“十七年”受到鼓励的现代戏并不纯粹是个题材概念，而使现代戏受到特别推崇与提倡的理论背景，不仅包括前述对戏剧功能的远离戏剧本体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对传统戏剧价值的深刻怀疑。因此，现代戏以及对现代戏的倡导，并没有从中国戏剧历史与现状出发的足够理由。至于它的实践所引起的恶果，虽然直到时代才最终达到极致，但无可否认，在“十七年”的多数时期，对现代戏的片面提倡给戏剧创作演出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一个同样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十七年”创作演出的大量现代戏，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其实很少，因此它对中国戏剧的贡献其实很小。然而，现代戏的价值与意义却被无限夸大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戏剧舞台上的存在空间受到强行压缩，直至完全被驱逐出戏剧领域。这一结果对中国戏剧无疑是灾难性的，它导致了中国戏剧传统的中断，在文化资源方面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弥补。

在表现技巧与形式层面，“十七年”值得怀疑的流行戏剧观念包括从苏俄引进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戏剧与生活关系简单化的、肤浅的理解。这样一些观念都在“样板戏”里臻于大成。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从戏剧的功能、题材的选择以及形式技巧方面的演变上看，“十七年”都是“样板戏”的必要准备，或者说，许多在中出现的现象，其根源都要到“十七年”去寻找，要通过对“十七年”的考察才能得以理解。

三

客观地说，“十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研究和反思“十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对“十七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不容易。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多数当代戏剧史著里，“十七年”的成就明显被高估了，而这样的高估并非偶然。即使我们不过多地纠缠于它的意识形态背景，那种将“十七年”看成是有史以来中国戏剧最繁荣和最有成就的时期的判断，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的戏剧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其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十七年”特有的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引导，而恰恰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应该指出，左右和支配了“十七年”戏剧创作演出的前述理论观念，其影响面远远不止于戏剧领域，但是，假如我们将“十七年”的戏剧创作与演出和其它相关的艺术门类相比较，那么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戏剧界所受到的极左思潮以及欧化艺术观念的影响，比起其它的任何领域都要小。由于戏剧在一般民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即使是在极左思潮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民间仍然有地下的传统戏剧演出；同样，由于戏剧的悠久传统以及它所蕴含的美学内涵强烈地作用于在这个文化氛围里成长的所有个体，即使是那些最热衷于宣扬背离戏剧规律和本土戏剧传统的欧化理论观念的人们，其实际的欣赏趣味也往往与他们之所提倡相背离。④而本土戏剧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在民众审美需求方面难以动摇的地位，都使得那些与之不相谐调的政策、理论和观念，受到或明或暗的阻力。兼之戏剧表演的表现手法和技巧等方面的特殊性构成了一道天然的防护屏，非专业人士难以对这一领域涉及到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问题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意见，这就给了本土戏剧按其历史规定性生存发展的一定空间；而那些传统遗存拥有的魅力，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新时代创作上的空虚。这样一些特殊的因素，都给中国戏剧的持续生存发展注入了内在的动力，保证了本土戏剧没有为“十七年”所流行的那些实际上极具破坏性的理论与观念摧毁，而且还多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是，也许正由于“十七年”本土戏剧所受到的外力干预并不像其它领域那么大，也许是由于中国戏剧自身拥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使得来自于非戏剧领域的干预以及来自异域的戏剧观念的影响，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得“十七年”的戏剧创作演出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前述那些有可能对中国戏剧造成致命打击的理论与观念的危害性，也就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以致于结束以后，“十七年”流行的那些艺术理论与观念，仍然能够基本上以其本来面目得以安然延续。而通过基于这样一些理论与观念的社会评价机制和艺术教育系统的作用，它们还在左右着目前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生存与发展，其负面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而所有这些未经反思与质疑的政策、理论与观念，最关键和最致命的影响在于，它们在根本上偏离了本土戏剧长期以来自然生存、发展的运作规律，而且由于体制的变化令中国戏剧失去了自主性，戏剧本身曾经拥有过的自然生存、发展空间也就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不看到这一现象，盲目地歌颂“十七年”中国戏剧取得的成绩，即使“样板戏”已经失去了再生的政治土壤，像“样板戏”时代那种百戏凋零的历史，未必没有重演的可能。

对于中国戏剧的当展而言，仅仅对做出政治层面上的否定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仅仅着眼于否定与批判时期导致戏剧遭受浩劫的理论观念本身也还是不够的。结束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补上“拨乱反正”这一课对于目前的中国戏剧界仍然至关重要，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十七年”有足够的反思。我并不想过于夸大“十七年”的戏剧政策、理论与观念在今天的作用力，不过，如果我们不对之前“十七年”的戏剧观念与思想做一些必要的清理，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以及影响，中国戏剧的当展必定会处处受到掣肘，就不可能重新走入正轨。至于“十七年”的诸多戏剧理论与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的戏剧史论研究，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讨论。“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注释：

①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

②欧洲流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它们是当时社会无法阻挡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潮流的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与矫正。因此，“十七年”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思潮本身，而在于它出现于一个商业化与市场化受到严厉抑制的社会环境，因此它所起到的就不再是补充与矫正作用。真理向前一步就成为谬误。

③参见拙文《关于“推陈出新”的断想》，《戏剧文学》97年第2期；《谈传统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二十一世纪》98年2月号；《论“推陈出新”》，《原道》第5辑等。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电影；舞台艺术；关系

电影和戏剧都属于综合艺术，即它们都吸取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的长处，获得了多种手段和方式的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特点融汇到一起，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至今才有110年历史的电影，已完成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全过程。从起初被排斥在高雅艺术之外的市井“杂耍”，到现在已具备较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在西方尤其美国取得较高的学术地位，电影发展之快，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都无法与之匹敌和媲美的。

我国早期的电影美学观便是“影戏”理论。这一理论延续了几十年，直到1979年，白景晨在《电影艺术参考资料》第一期上发表了《丢掉戏剧拐杖》一文，对电影本质及其语言创新的探讨才正式拉开帷幕。接着，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也对戏剧化的电影模式及其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得电影与戏剧的关系问题受到电影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理论争鸣。虽然讨论最终并未产生定论，但双方都意识到一个最基本问题，那就是，电影的产生是从戏剧中得到启示与影响，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密不可分;但另一方面，电影与戏剧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在戏剧原则中束缚自己的手脚，而应发挥电影艺术本身的特征。

一、中国电影与传统舞台艺术形式的历史渊源

电影在中国首次放映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896年，这正是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成功放映自己拍摄的电影(1895年12月28日)的第二年。至于中国首次摄制本国影片的日期，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是这样叙述的:“1905年，开设在北京琉璃厂集市的‘丰泰’照相馆的照相师任景丰，把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的片断，拍成了影片。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电影的诞生不仅与戏剧结合，而且也与文学结合，《定军山》是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片断。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就形象地冠之为“西洋影戏”的称谓和中国首次拍摄电影就和中国的戏曲以及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历史事实。

影戏与电影虽一字之差，却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电影美学观念，透过“影戏’，这一看似平常的称谓，很容易让人窥视到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从戏剧角度，沿用戏剧的观念，来谈论电影的特点。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认为，“戏剧中最能‘逼真’的，只有影戏”。这种电影即戏剧一族的观念便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中占统治地位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形态，并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深远影响。飘洋过海的影戏终于成为中国人在茶园里消遣娱乐的一种洋玩意儿。茶园的老板常常把影戏作为娱乐节目之一，穿插在其它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以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不少中国人看了影戏后，果真为之倾倒，惊叹其中“人物活动，惟妙惟肖属目者皆以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也”的不可思议。尤其是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的一篇题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则更生动宣泄了中国人初看外国电影时油然而生的那种亦真亦幻，像戏又非真人在演、不是真人又胜似真人的惊诧、神秘而又奇特的感觉:“……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停灯开演:旋见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询奇观也!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海市厨楼，与过影何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象，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如果按现在通行的中国电影史结论，从1896年到1905年长达近十年的时间，中国一直处于观看外国影片即西洋影戏的阶段，始终没有拍摄自己的电影。中国电影的诞生与商人任景丰分不开，这个来自沈阳的照相馆老板，早年曾去日本学过摄影，因为多年受外国电影的刺激和启发而跃跃欲试，终于在1905年拍了一次电影，为中国电影制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影戏神话。任景丰渴望把谭鑫培炉火纯青的京剧拍成一出“影戏’，他特意选定谭鑫培“唱念做打”的拿手好戏《定军山》作为首拍题材，并和照相技师刘仲伦用三天时间拍了三本露天电影。当《定军山》热播以后，丰泰照相馆受到极大鼓舞，这种名利双收的轰动效应，激励着任景丰又继续拍摄了谭鑫培主演的《长坂坡》和其他一些京剧名角的《青青山》、《收关胜》、《艳阳楼》、《金钱豹》等京剧片段，这些戏曲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中国传统戏曲或中国古典文学。

直接改编于传统戏曲、间接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电影《定军山》，将谭鑫培擅长扮演的古代名将黄忠的角色以及在京剧表演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精彩片段一一呈现出来。虽然无声电影无法把京剧名伶过硬的“唱”、“念”功夫在银幕上加以表现，而且影片拍摄时的自然光线也不甚理想，但是它终究使中国观众第一次以电影的形式饱赏了中国戏曲演员的演出，因此当人们从电影屏幕上而不是戏曲舞台上看到他们仰慕的京剧大师的精湛表演时，感到格外新鲜和满足。《定军山》这个由中国人第一次拍摄的印在胶片上的“影戏”终于诞生。

在中国早期的电影工作者看来，电影既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摹写，也不是与内容无关的纯形式的游戏，而认为它是一剧种。由于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长期接受的就是以戏剧和文学为代表的叙事艺术的熏陶，所以在他们的头脑里渐渐积淀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戏剧观念，而正是这种戏剧观念又直接导致了视电影为影戏的电影观念。不久以后，随着长故事片电影的拍摄，中国早期电影渐渐地又把关注的焦点由改编戏曲转向改编具有话剧性质的文明戏，并且，文明戏对电影的影响比戏曲更为显著。当时，一些有影响的鸳派作品，都是先改成文明戏，尔后才搬上银幕的。比如幻仙公司1916年拍摄的电影《黑籍冤魂》、明星公司1924年拍摄的《玉梨魂》等都是从名噪一时的小说先改编成文明戏而后又改编为影戏的《玉梨魂》就是当时正走红的鸳鸯蝴蝶派的徐枕亚的畅销书)，两部作品在文明戏阶段就有很好的票房基础，当改编为电影以后它们的票房收入更是如虎添翼。

二、中国电影与舞台艺术的异同

美国的乔治·布鲁斯东在他的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引用埃尔温·帕诺夫斯基在《电影的风格与手段》一文里对电影的源流所包含的基本含意“对活动电影的欣赏，其最初的基础，并非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客观兴趣，而是会活动的东西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单纯的喜悦”一说，并进一步阐释道:“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并不要紧。我不妨将帕诺夫斯基先生的这个论述引申为:‘而是会活动的形象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单纯的喜悦。因为最初把观众吸引到走马盘、镍币影院和节日游艺会上来的，正是这种和现实相似的幻象所引起的喜悦。”他一语道出了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艺术，它所特有的基本功能——影像。

然而，电影与舞台艺术有着截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一）是表现方式的不同，电影形式相对较自由灵活，电影的制作表演、台词、背景主要根据剧本的安排以及导演的设想进行令或多样的展现，而舞台艺术要服除了服从以上要素的同时，还要按照艺术剧种的规范模式。我国舞台艺术的剧种式样繁多，每一剧种都有自己唱腔、身段、背景等的独特要求，而且相同剧种还有派系之分，这种特点限制了表演形式的丰富多样。

（二）是意境创造的不同，电影可以调动光影、音乐、色彩、造型、背景等各种元素来创造自己所需的意境，电影开放式的制作方式决定了它可以不停的调动这些要素，更换背景、音乐等烘托意境的元素。但是我国的戏剧则更过的依赖于演员的台词与身段以及观众对剧情本身的理解来营造意境，这也是电影艺术发展迅速，而戏剧艺术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三）是电影与戏剧表演方式的不同，电影观众对电影情节与细节真是性的要求较高，因此电影有必要也有条件通过演员的表演、台词、场景来真实再现生活。舞台戏剧限于本身调动生活元素条件的限制、时空的限制，在表演过程中很多方面要经过艺术的处理，因此便于真实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距离。

但是戏剧仍然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它以舞台艺术的形式，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在三维的舞台空间里展示人事的演变过程，观演之间可以交流互动，演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而且是一次性的。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都各有优点和局限。戏剧的局限性就是它的舞台，但也正是这个固定的舞台给了戏剧鲜活的生命。虽然这种鲜活性是短暂易逝的，但是这种短暂性和不可重复性赋予了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电影的优点在于它的包罗万象，灵活性和丰富性，可也正是这种特性，让电影中缺乏一种与受众之间情感的交流和对话的直接性。

那么，同为叙事的艺术，电影与戏剧有着哪些相同之处呢?首先，二者都是一种融导演、表演、美术、音乐、建筑、舞蹈、灯光、布景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以同时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感官的方式进行故事的讲述;其次，二者都是在具体可感的时空转换中通过演员的动作表演再现故事;第三，电影吸收了戏剧故事讲述的一些特征:如讲究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善恶有报的完满结局;习惯叙事段落在时间线上的前后相继，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讲求矛盾冲突，设置悬念;追求情节的曲折生动，峰回路转，要求叙述者明确通俗的故事讲解。

三、戏剧观念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影响

著名电影导演费穆曾直言不讳地说:“与其说是中国电影中了文明戏的毒，毋宁说是受了文明戏的培植。”在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要想发展电影业，戏剧和文学是个绕不过的门槛，而且它们还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一笔丰富资源。电影在初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多是从戏剧文学转行过来的，尤其文明戏在辛亥革命以后很快走向衰落时，更有大批新剧家和演职员转向影戏创作。另外，还有大批的戏曲、小说、文明戏被相继改编成电影。可见，从创作人员到创作题材，中国电影都离不开戏剧与文学的扶持和借鉴，可以说，是戏剧和文学协助中国电影的羽翼日趋丰满的。

因此，中国电影诞生伊始就对戏曲、文学等几千年的市井文化情有独钟是绝非偶然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戏剧与文学宝藏为中国电影奠定了戏剧观念的基础。中国“影戏”的发展和兴盛得力于戏剧和文学的现实是不容小觑的，它最初得力于戏曲，但不久文明戏就成为中国电影主要借鉴的对象，而文学尤其鸳鸯蝴蝶派文学渐渐地也成为影戏关注的重点。总之，用鸳派文学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的素材，用文明戏的艺术经验及叙事手法和已经凝聚起的人气，最终用充满梦幻又逼真的电影载体拍摄时尚的影戏，便成为当时中国电影制作的惯用伎俩。中国戏剧文化艺术的摇篮不仅培育了诸如郑正秋、费穆、郑君里、水华、谢晋、赵丹、石挥等几代优秀的戏剧电影大师和一批电影表演艺术家，而且在潜移默化间也培育了亿万熟识戏剧电影模式的中国电影观众，形成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戏剧角度、沿用戏剧的概念来谈论电影的一种思维定势和电影观念。来自戏剧观念的“影戏”称谓虽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画了句号，但渗透着戏剧意识的电影戏剧观念却绵延统治了中国影坛长达80年。

长期以来，由于势不可挡的戏剧观念几乎取代了中国电影应有的位置，所以中国电影几乎成了戏剧观念电影的一统天下。在戏剧观念支配下的中国电影，尤为注重对戏剧化情景的营造，注重故事情节的统一完整和曲折离奇，注重以戏曲舞台假设的生活场景戏剧化地表现生活……而对画面造型镜头语言、时空运动和写实特性等电影本体的追求却始终难以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这些本应在中国电影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电影元素反而被戏剧观念排挤得没有了立足之地，戏剧观念对中国电影的垄断和霸权地位把电影的艺术个性给遮蔽和淹没了的现实令人堪忧。

今天回过头来看，对电影戏剧观念的全盘否定似乎也有些偏颇，直接导致矫枉过正后的一些中国导演越来越轻视对戏剧和文学基本功的修炼，却只知一味玩弄电影技巧，造成一些编导日渐缺乏用电影讲好故事的起码才能，这也是中国电影失去大量观众长期处于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诚然，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形式的电影理应强调自己的艺术个性，可这并不意味着在以电影观念取代戏剧观念时，就不需要汲取戏剧文学艺术的精华。好在80年代后期中国影人在经历了深刻反思之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90年代的电影实践中，终于有了一个重要的创作转型，产生了如《秋菊打官司》和《霸王别姬》等一些既强调电影乏的可视性又蕴含着戏剧与文学色彩的中国电影的艺术突围。

总之，我国电影与舞台艺术有着极深的渊源，就算是在电影艺术发展迅猛，电影市场与艺术地位已经雄霸天下的今天，它依然摆脱不了与舞台艺术的纠葛，依然需要从戏剧艺术的影响中不断“进化”，需要从戏剧艺术中吸取新的养分。

参考文献

「l]白景最.丢掉戏剧的拐杖「A].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2]顾肯夫.影戏杂志发刊词「A].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3]陆弘历.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戏剧表演论文范文篇10

有时候我想我应该早已作古了，因为当有个机构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时候，感觉像是这个人已经谢世很久了，希望我们运气都好，我还会健康地生活很久。现在我要勾画人类表演学的大致轮廓，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人类表演学究竟是什么？第二，人类表演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缘起和发展。第三，我会试着对人类表演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一些建议。前两部分我很自信，第三部分我只能说可能和建议，因为最终人类表演学在中国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谢克纳，而取决于在座的各位。

事实上，人类表演学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有了，先是在美国，然后是欧洲。从1945年到现在的这几十年，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代，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文化背景是一个美国男性。人类表演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确定的真理，不管是谁讲的，他所讲的只是他创造了一个现实。著名电影《罗生门》讲了个杀人的故事，但是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出来的。人类表演学好像是学科的《罗生门》。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冷战和热战，比如朝鲜战争、越战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无论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这个世界已完全不一样。人类表演学认为，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要从人们怎样表演这个角度来认识。同一件事物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政府官员、大众娱乐、拍电影和电视的人、各种各样的伊妹儿或手机等，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会呈现出同一个事件的完全不同版本。假设我们这个剧场发生了什么事，如炸弹爆炸，过后一定会有一个官方版本、电视新闻版本，还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通过伊妹儿、手机发给亲戚朋友的各种版本。如果用学者的语汇来说的话，人类表演学研究的是认识论的相对论。这要比一个单纯的真理复杂得多。所以，人类表演学对于官方和权威的关系总是有点不太顺畅。我说的权威不仅是政府的，也包括宗教的、家庭中父母亲的权威，研究人类表演学的人对权威总是持怀疑态度。我个人碰到的一个悖论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很多人把我当成权威。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会对我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我一直和我最好的学生在争论此事，这是最有趣的。人类表演学分析并且质疑一种表演制度，而这种体制会决定我们的现实。表演出来的现实是什么意思呢？回到我刚才所讲过的，每当一个事件发生或者还没有发生，权威常常会有一个说法来解释事情的合理性。这个“叙事”和现实是会有距离的，试图用叙事的方式来控制现实就是我所谓的表演性。人类表演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学科，教育或训练人们既要学会利用表演性的行为，又要学会质疑表演性的行为。表演性的行为包括经常会重叠的五大门类：审美表演、社会表演、大众表演、仪式表演、游戏表演。

传统的戏剧研究一般只研究审美的艺术表演。人类表演学并不反对研究舞蹈音乐戏剧，只是把这种研究扩大到另外四大类。我们来看看这五大类型，以及他们相互之间有何关系。审美的表演可以分成传统的、经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经典的其实也是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叫经典呢？因为权威人士认为它们是优秀的。之所以传统表演中的某部分会得到特殊的保护，是因为它是经典的。日本的歌舞伎既是传统的又是歌舞的。其实歌舞伎在当时根本不是经典的，当时的权威人士瞧不起它。最初歌舞伎是在京都旁边的河滩上跳舞，由女人担纲，可是当局认为这些女人是妓女，以跳舞来卖身，所以就禁止她们。那以后就由男人来演女人了，这就是歌舞伎男旦的起源。说明传统的表演有时可以是被压制的，后来又可以变成被保护的经典。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研究具体门类的历史才能弄清楚。传统还包括其他所有的大众传媒方式。比如有一次我在广州，正值中国农历新年，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包括狮子舞、放焰火等，我看都是传统的。曹路生曾带我去贵州看的地戏，我想也是传统的，但未必被认为是经典的。现代这一类非常有趣。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表演和现代艺术与殖民主义很有关系，在很多地方是西方人强加给殖民地的文化。日本的新剧和中国的话剧都是现代的形式，都是学了西方的现代形式才出现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文化形式现在还应该被看成是西方的形式。现代的要比传统的、经典的短得多，大部分在十八、十九世纪后才开始，现代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人口和信息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这个概念我认为不应该被称为后现代，而应该被称为高度超级现代，或者说现代的加倍。在后现代的背后是这样一种动机和想法：各种各样的形式混到一起，不管它是经典的还是传统的，也不管它原来具体的文化前景怎样，反正都给揉起来。举一个例子，纽约有一个后现代表演团体叫伍斯特剧团，他们的演出中可以有日本歌舞伎演员，同时也可以出现多媒体、电影投影，文本可以是契诃夫的。（孙注：这个剧团最早是谢克纳创建的，曹路生翻译的《环境戏剧》中很多剧照就是在那儿拍下来的。纽约有条街道叫伍斯特街，原来有个修车的车库，谢克纳创建表演剧团的时候，把车库改造成一个演出场地，若干年后他不再继续这项工作。团里的一些艺术家把剧团重新定名为伍斯特剧团。）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后现代的表演门类叫舞踏，就揉进了一些日本传统形式，同时有德国的表现主义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非常现代的艺术思想。人类表演学者会把这些表演形式放在他们具体的历史文化前景当中来分析，同时也会试图找出他们背后的表演理论。

第二大门类就是社会表演，社会表演可以就是日常生活的表演，比如说半个多小时前，我在佛西楼平台上谢克纳中心揭幕仪式中扮演的角色。我该扮演什么角色呢？因为该中心是由我的名字命名的，所以我要讲几句话。在那里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要扮演，那个仪式是为我们而作的，同时也是为媒体而作的，最好的位置属于那台摄像机。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举行一个仪式没有任何记者来，没有摄像机，也没有人拍，最后一点记录也没有留下，大家会认为这个仪式很失败。其实这个理论跟首演一部戏时没有一个观众是一样的。因为在社会生活当中，一种仪式的举行是为了给人看的。在大众媒体出现之前，以什么来证明仪式发生过呢？人们写信，讲故事，但一旦大众媒体出现之后，一定要有照片，要有图像，没有这些东西，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就没法证明。这些社会表演要求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设计自己的形象、服装，规定的行为方式。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好几个生活圈中，我们生活在谋生的生活圈中，还生存在家庭圈中，还生活在社交圈中。每一个这样的圈都会对你提出特定的社会要求。我们有生活当中的角色：父亲、母亲、女儿或者朋友。我们还有职业的角色：博士、医生、教师，或者清洁工；还有一些很惨的角色，这些角色并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你不得不接受，如住在集中营里的人，或者乞丐。对于一般人来说，每天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当一个人被迫只能扮演一种角色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被压迫的人。有的人在外人看来非常风光，比方说，国王、王后。但他们自己觉得很惨，因为他们被迫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不能有自己的选择。莎士比亚经常运用的剧作技巧，就是让他的角色放弃他本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来扮演别人想象不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们作为观众也特别喜欢看这种场面。这是莎士比亚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法，特别是在他的喜剧里。悲剧人物常常没有办法逃脱他们的悲剧命运，悲剧是完成命运注定要你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表演与艺术表演之间的不同关系。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所说的那句著名台词：戏剧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这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说，生活也是艺术的一面镜子，它们相互反映。就像好的演员、舞蹈家、音乐家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好多社会表演家也是训练出来的。在英语中，当母亲对孩子说：“actright”。就是要他做正确的事。其实act就是表演，这些大家都知道，不知中文中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如果没有，我们来创造一个吧！现在，人类表演学者已经开始来培训医学、法律及管理的专业人士，教他们在特定的情景中如何表现。我知道孙惠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研究如何把社会表演学与工商企业管理、干部培训这些行业结合起来。我知道在美国，医生是要得到这方面的训练的。由此他们可以学到如何跟病人更好地交流。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表演，权威人土利用开会、集合、游行来表达他们的力量，甚至恐怖主义者的行为也可以被称为表演。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有的人把他标为恐怖主义者，其他人则称他为烈士。恐怖主义者的行为，事实上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与象征性的影响比较起来，差别非常大。有时只抓了几个人，但在媒体上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个差别就使得这个行为超越了它实际具有的内容，变成了一种表演性的行为。至于对力量的展示，除了权威人士做的，还有老百姓做的。老百姓做的也有两大类：一大类是狂欢节，在街上玩，还有一种就是示威游行。

现在讲第三大门类，大众表演，包括电视电影、流行音乐、体育运动。现在手机也变成了一种大众表演，手机的短信也是一种表演形式，对年轻人特别有影响。我看这里每个人都有手机，短信联系也非常普遍。另外，体育从参加体育运动到看体育运动，从奥林匹克到各种各样的比赛都是很重要的表演形式。

第四种是仪式，仪式和游戏是独立的，又是有联系的，可以说这两大类是所有表演门类的基础，涵盖所有艺术的和社会大众的表演成分。其实仪式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一种经常重复的活动，这活动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仪式，每天怎么起床刷牙，还包括见到别人怎么打招呼，怎么吃饭，如果每天的仪式被打破的话，人们就觉得很不舒服。这几个词：常规、习惯、仪式是很难区分的，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解释可以选择不同的词。其实三者没有多大区别，但在公共仪式领域当中有两大类，一种是宗教的，神圣的；一种是世俗的。很多权威人士试图压制宗教，都失败了。人们会奇怪地问：为什么宗教会存在，最简单地回答是因为上帝，但是，哪怕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也会有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宗教的仪式能把人和特定的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这个组织有它的历史传统，也能向参加者预示未来。尽管人们可以不承认有上帝，但这个组织可以创造上帝，宗教组织常常与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协调，他们常常可以说比政府更高，有时也可以说比政府更低，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来把人们联系起来。宗教可以把人和更上界的存在联系起来，人们喜欢这样的联系，不需要经过世俗的政府。世俗的仪式就好像是没有上帝的宗教，在美国很多世俗的仪式与政府有关，如总统就职典礼，独立节的游行和焰火表演。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些仪式是为了政府的权威，给政府以力量。人类表演学者研究仪式可从四个角度进行：宗教、世俗、日常、个人私密的。

最后一个是游戏。从某种角度来说，游戏正好与仪式相反。如果说仪式是建立秩序，把人组织起来，那么游戏就是打破这种秩序。在英文中，体育比赛、下棋、打牌都是game，都有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仪式的成分。但是在玩的时候，人可以想办法绕过这个规则，或者利用这个规则来得分。英语里有个说法叫游戏式情绪，这种情绪常常意味着颠覆和搞笑。

接下来讲讲这个学科的历史以及在中国的前景。人类表演学有不同的学派，我着重讲一讲事实上是由我开创的一个学派，即纽约大学人类表演学系。还有一个学派在芝加哥西北大学，那边也有一个人类表演学系。纽约大学这个学派主要由戏剧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几个领域的学者创造的。它从1950年代开始萌芽，好几个重要的学者做了贡献，绝大多数都已去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社会戏剧的概念，还有一个非常难译的概念—边际性。从1960年代到1983年他去世为止，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还有一位欧文·高夫曼，被很多人误以为社会学家，其实是人类学家，他不喜欢人们把他当成社会学家。高夫曼写了很多书，最重要的一本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孙注：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但现已无法买到。）还有一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了一个观点叫文化文本，即所谓表演是人们告诉他们自己，用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方式。（孙注：格尔茨的《文化的阐释》有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类学家兼心理学家格莱格雷·贝曾的一个理论是关于仪式，游戏和表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人的书都非常重要，希望你们去读一下，格尔茨还活着，他最重要的著作从197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前期都有。贝曾最早，去世也早。他从1930年代到1950年了一些很重要的书，他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丈夫，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做了很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我很荣幸认识所有这些学者。我跟贝曾第一次见面是在巴厘岛上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们交流了好几天。我和人类学家格尔茨有过好几次交流。我跟高夫曼也谈过很多次，但他很年轻就去世了，特纳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在他最后的八年里，我们共同合作组织了各种学术会议，正式形成了人类表演学。这些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只有我认识了这些人，应该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年纪比我大很多，但是我好像是一个合成器，把他们这些想法合起来。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开始形成一种观念，我称它为人类表演理论。到了80年代就变成了人类表演学。当前从事这一重要工作的还包括孙惠柱、费春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和孙惠柱合作在我主编的TDR《戏剧评论》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如芭芭拉·克欣卜莱·金卜莱，她曾是孙惠柱读博士时的系主任、人类学家。佩姬·菲伦是该系出来的一位女教授，现在斯垣福大学。还有一位非洲来的现在去了加州大学。还有一位菲利浦·奥斯兰德，是乔治亚理工学院很重要的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这些学者经常为我的刊物写稿。在西方世界，只要提到TDR，即《戏剧评论》，学术界都知道。实际上该刊物已经远远超过了戏剧评论的范围。凯萝·马丁教授是这个刊物的书评编辑，孙惠柱也是特约编辑。在座的钟明德、曹路生和发来贺信的蒋维国都曾在纽约大学人类表演系学习，现在又回到各自的文化当中，从事这方面的重要工作。我们这个系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努力争取更多非美国的学生来学习，但是这事越来越困难，因为那个很愚蠢的、压迫性的政府，我都不好意思把它称为自己的政府。但我们仍然有很多学生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欧洲。

现在我来谈谈谢克纳中心能做些什么。大概有五个方面：艺术、研究、出版、教学、国际会议交流。当然并不是五个方面同时开始。如果我们五个手指都同时工作的话，这只手不会非常有力。在艺术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计划。台北“国立”艺术大学戏剧学院、香港演艺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这三个非常出色的学院将会共同制作由我导演的《哈姆雷特》，演员也会来自这三个地方，演出也会在上海、香港、台湾三地进行。曹路生会作为演出的文学顾问来帮助我。我们正在讨论办纽约《戏剧评论》的中文版，《戏剧评论》发表的文章可以几乎是同步译成中文，用中文出版。我们也在讨论发表更多中文写成的人类表演学论文和出版更多的人类表演学书籍。还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教师和学生互访。互访可以在上海戏剧学院、台北艺大、香港演艺学院、纽约大学或者其他大学中进行，因为我在这个领域里认识的人很多，可以帮助实现更多的互访。去年这时候我在台北艺大戏剧学院教了两门课。马丁教授也在香港演艺学院教过课。教学这部分已经开始了。希望以后有时间到这儿来正式讲课。同时，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南京大学的学者也可以共同发展另一个研究领域，就是民俗表演的研究，这将是十几年前曹路生和我一起在贵州所做的傩戏和地戏研究的继续，如果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传统的表演形式，包括地戏、傩戏、昆剧、京剧等与现代的话剧结合起来的话，一定很有意思。很多年以前梅兰芳试过，几十年前中国的样板戏也试过。根据目前情况，我觉得这个领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把人类表演学的国际会议拿到中国来开。在这个会上，世界各地的人类表演学家都可以来交流经验。国际人类表演学会曾经在美国、德国、新加坡召开过会议，我相信中国也会把这件事情放在议程上。目前我们可以从小做起，中国学者、美国学者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一对一交流，逐渐扩大。总结一下，人类表演学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学科，它并没有冻结，还很年轻、很活泼，还有很多的可能，对二十一世纪来说非常合适。因此，在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上海戏剧学院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校，建立这么一个中心，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我简单说了一下人类表演学是怎么回事，人类表演学的历史是怎样的，在中国的前途怎样，谢谢大家！

问题一：根据你的演讲，似乎随时随地都存在表演，那么什么时候表演不存在呢？

谢克纳：你大概知道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表演分成两种不同的运作，一种是“是表演”，一种是“作为表演”。我先讲“作为表演”。人类表演学认为这个学科可以是一种用来认识人的行动的办法，物理学是一种办法，数学也是一种办法。这本笔记本可以当成物理学来研究，也可以当成文学来研究。所以可以说，你可以把任何行动都当作表演来研究。当你要问的问题是：身体形象是怎么塑造的？这种行动到底是不是先准备的，他是怎么准备的？怎么排练的？穿什么样的服装？做了一些什么动作等等问题的话，你问的就是与人类表演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到任何行动上。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把它当成了表演。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表演。被当成表演的行为未必一定“是表演”。要发现什么东西是表演有两种方法。一个办法是要看在特定的文化中，特定的时间地点，什么东西被认为是表演的。过去在饭桌上的举止并不被认为是表演，自从高夫曼的书1950年代出版之后，自从我写了不少书和论文以后，现在很多人已经认为，饭桌上的举止就是表演，所以是不是表演是个相对的说法。每一个特定的文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什么是什么不是，有特别的定义。是不是表演也可以用理论，用抽象的概念来定义，这就用到一个概念：表演性。这个行动是不是想要表现什么？是不是要做什么，有没有一个动机想要完成什么，是不是要给人特定的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可能是表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行动就会遵循一系列的事先确定、策划好的一个程序，包括场景、布景、动作的先后、具体的做法。现在我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表演，你没有办法用抽象的语言来说是不是表演，你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环境当中，但是，任何东西又都可以被视为表演，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人类表演学就是这样一种学科工具。它教给你一种方法，让你以表演的角度来研究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