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戏剧的实践

【摘要】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戏剧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他很早就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使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同时，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的思想，但由于作者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充分，使人物形象设置出现了矛盾之处。研究郭沫若的创作经历，能帮助广大剧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从事文艺创作。

【关键词】郭沫若；唯物史观；历史剧；《屈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剧作家”[1]，他的历史剧思想深刻、艺术魅力丰富，对中国话剧艺术现代化、民族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他自觉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融入创作，重新诠释了屈原其人其事，丰富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精神内涵，体现出深厚的思想价值，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但作为早期研究者，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充分，因此，《屈原》对唯物史观的呈现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分析唯物史观思想在《屈原》一剧中的体现与局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郭沫若的文学及史学思想。

一、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1912年，郭沫若远赴日本学医，旅日期间，郭沫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5月，郭沫若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该书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此书虽略显粗糙，但已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此前，郭沫若已经零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和术语，但正是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他才系统地学习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并因此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了共产主义者。在同年致成仿吾的信件中郭沫若写道：“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情感作用了”[2]，1959年，在给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回信中，他表示：“（通过翻译）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2]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次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艰难岁月里，他的史学研究却取得了辉煌成果。1930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论证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共通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新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首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历史的著作，为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在《屈原》中的体现

蛰居日本期间，郭沫若完成了《屈原研究》一文，该文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阐述了屈原时代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重申了屈原作品的文学和思想意义。同时，郭沫若又将《离骚》等诗译为白话，推动其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抗战时期，端午节被定为纪念屈原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的“诗人节”。郭沫若本来就对屈原深有研究，此时，特殊的文化情境更激发了他的热情，在第六届诗人节上，他根据《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和屈原采用的民歌体裁，认定屈原是一位真正尊重、关怀和爱护人民的诗人[3]。历史剧《屈原》的发表与上演更是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在这部历史剧中，郭沫若立足唯物史观，结合自己的相关研究，将屈原塑造成了一个心怀中国统一理想、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人民诗人。《屈原》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创作思想上。唯物史观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起点和归宿都是现实中的人，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从事的物质活动决定了其他社会活动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第二，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孤立、个体的人；第三，人依靠自己从事的物质活动推动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不断发展，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4]。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其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变革方向，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5]。这便是唯物史观人民本位思想的科学内涵。郭沫若在《走向人民的文艺》一文中明确指出，文艺应当是人民群众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离开人民，文学艺术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命[6]。这表明，他的文艺思想已经接受了人民本位的观点。在《屈原》中，作者人民本位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历史剧的体裁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历史剧的体裁戏剧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文艺形式，最初传入我国时被称作“文明新戏”。顾名思义，它的首要职责就是传播新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发挥社会教育功能。董健认为，观众在戏剧观演过程中是直接在场的参与者，所以，戏剧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易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因而，戏剧文化整合功能更强，更容易将创作者的思想传达给观众[7]；郭沫若也在《戏剧与民主》一文中指出，戏剧是距离人民的生活最近、最为人民所接受的艺术形式[6]。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历史也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题材，因此，郭沫若采用历史题材更易为普罗大众接受。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剧绝无许多学者型作家胶柱鼓瑟的缺陷。他认为，历史剧毕竟是一种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却可以“失事求似”：主干剧情和重要人物的主要性格不能与史实相悖，但旁枝之处可以根据作家的需要而自由发挥，以发掘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精神与现代价值的相通之处及其现实意义[8]。战国末期的秦国有如虎狼，楚国颓势已显，但几代楚王却寻欢作乐、不思进取。屈原屡次劝谏无果，终遭流放，最后自沉江中。屈原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郭沫若敏锐注意到了屈原的时代与当时形势的相似处：抗日战争正值胶着，国民党政府却偏安西南、消极抗日，思想控制也日益加强，因此，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必与时人思想相通，以屈原为题材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向人民群众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倡导积极抗日的革命与爱国情怀。郭沫若吸收了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思想，采用了最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历史剧体裁，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应当服务人民群众的观点，而且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声。（二）人物形象的塑造《屈原》一剧唯物史观人民本位的思想还体现在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西方文艺史上的戏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轻视人民的倾向，以西方戏剧的正统体裁——悲剧为例，雷蒙·威廉斯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悲剧中，悲剧人物往往是“反抗社会并渴望自由的个体解放者”[9]。在这种视角下，人民群众被认为是颟顸的乌合之众，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由他们组成的社会也一样混乱盲目，等待着拥有先进思想的主人公的启迪。这种精英观念颠倒了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忽略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而言，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表现其与杰出人物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郭沫若极力将屈原塑造为“人民诗人”。屈原在刚出场时便教导宋玉说，自己的文学追求是要向民歌民谣学习，以摆脱陈腐僵化的“雅颂”之音，传达出真正具有人性的内容[10]；后文中的钓者表示，“用诗歌来申诉人民疾苦”的唯有屈原一人[10]；援救了屈原的卫士称屈原是热爱真理与正义、抵御强暴、保家卫国之精神的代表[10]。可以说，本剧中的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英雄，并且不是郭沫若早期作品中那种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的英雄，而是一个体现着人民本位思想、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观念的新英雄。与屈原形象相映成趣的是剧中婵娟、钓者、卫士三个形象。婵娟本是屈原侍女，随侍屈原时耳濡目染，也学习了他热爱人民的情怀，在屈原遭革职失势后仍然坚定跟随他，这使她与趋炎附势的宋玉高下立判，最终，她还饮下了他人为屈原准备的毒酒而英勇牺牲。钓者虽只是普通百姓，却不畏强权，敢于直斥南后陷害忠良。卫士潜入屈原被囚的庙中解救了他，接近于传统文学中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民”所指的都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可以说，《屈原》中的婵娟、钓者和卫士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代表，虽然他们在剧中均为次要人物，但郭沫若仍给予了他们足够关注，挖掘出了他们的美好品质。

三、《屈原》在唯物史观的理解上的局限

郭沫若是中国最早采取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的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有开山之功，但也正因其早，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尚有不充分处，这也间接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西方自由人文主义者往往认为，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一个人的性格也根深蒂固、不可更改，超越任何环境和社会的影响[11]——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西方文艺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尤以盛行于17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为甚。新古典主义者主张从特定年龄和职业的人物中抽取出一种“普遍”的性格特征，将这种性格作为一类人群的“人性本质”，并且始终保持性格固定不变，拒绝任何发展变化[12]；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这样的人物是立不住的。唯物史观中的人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活动和发展着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因此，人性并非空无所依，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来表现。布莱希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戏剧把表现的对象变成没有时间性的东西。对人的表现则依赖所谓的永恒的人性”[13]。从这个角度审视《屈原》，我们会发现，屈原的历史身份并不完全符合作者的政治意图。屈原身为奴隶主贵族，毕竟与劳动人民地位悬殊，对百姓的关怀是自上而下的同情，而不能用同等的眼光打量人民，更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解放；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在刻画屈原人民本位的思想时，只能止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和关心百姓的行为上，无法令屈原更进一步通过实际行动改革社会。郭沫若试图借《屈原》鼓舞抗日士气，批判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表达对祖国早日实现和平与统一的殷切希望，故以剧中昏庸的楚王象征腐朽的国民政府，以张仪等秦国势力代表侵华日寇。在屈原的时代，秦国攻楚无疑属于侵略战争，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恰恰又是中国大一统的必经之路。郭沫若以秦国象征日寇，而秦国又恰恰是统一中国的推动者，因此，剧中反对侵略和追求统一的思想无法融合，屈原的形象与全剧的主题也出现了矛盾。

四、结语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极大体现了人民本位的思想。但由于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够充分，没有完全依照人物所处的历史语境塑造人物形象，降低了全剧的思想魅力。

作者：白璟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