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十篇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唯物史观；创新发展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决定物质动因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的根本源泉

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从物到思想的根本认识路线。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我们不能仅仅表面地理解为是意识形态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同样是来源于社会存在，同样是受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狭隘地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理解为思想领域的活动，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整个过程上来看，就是把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并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载体传授给教育对象，以此来正确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只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便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由此得知，物质动因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的根本源泉。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性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最基本的规律，也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面向人，而且要面向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独立的一部分，必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同样也必然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制约。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制度决定政治制度，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思想体系，进而思想体系又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因此，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适应以及维护这种体系，进而决定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

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本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然而，人民群众要想发挥其主动精神，需要先进意识的引导和启发。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组织方式以及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恰恰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去理顺群众的情绪，凝聚群众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引导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这个方面讲，群众力量的发挥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建立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活动”的基础上的，是以解决人的思想、立场、观点等问题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活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活动的最重要主体，具有无穷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厚的力量，就在于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

4.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原理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作用

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人们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握个人的适度需要，不超过个人需要的实际可行性，并且引导人们在追求自我需要的过程中也尊重、认同他人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明白自己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人们通过正确的途径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离开了思想政治教育，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需要面前容易迷失方向，而正确引导人们的需要并努力实现人们的需要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发展快速、变化多样的社会，人们面临着复杂多样的选择，帮助人们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掌握发展规律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作用的要求。

参考文献：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2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是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马、恩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著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这部巨著，其第一卷“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在论述第一个问题，即“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时， 对唯物史观作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真正是“第一次”的经典表述。

为了分析研究之便，这里先把《形态》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近1000字的表述抄引如下：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

从上面抄引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在这段文字中有的用词借用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术语，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则阐明得非常清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形态》中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可以得出其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恩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一内容，马、恩在上述表述中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马、恩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在上述表述中，马、恩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恩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马、恩向我们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恩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在上述表述中，马、恩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马、恩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 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恩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在这里，马、恩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应该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为了清算马、恩以前的哲学信仰，达到自己弄清问题的目的而概括出来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说，《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正是为了克服这一不足，马克思以后一直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而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经过15年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表述。（这一表述也就是理论界称为的“经典性表述”）比较《形态》和《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两次表述，其差异还是存在的：前者的出发点是批判旧哲学，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后者则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总结；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的阐述，后者则侧重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但二者的共同性更是明显：都揭示出唯物史观的实质性内容，强调了人类全部历史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要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认识历史及历史发展的结论；都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及物质因素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内容。从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言，我们以为，《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规定其基本内容，搭框架，而《序言》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作深刻剖析，为其提供充实的论据。因而，二者都可谓“经典”。二者的结合，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最准确，也是最完善的表述。

还需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尽管没能把唯物史观的所有内容都概述出来，对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也未作详尽的解释，但它仍不失为“经典”。列宁曾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 〕从前面本文对《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表述所分析得出的五个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不难看出，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停留在思想动机上而没能从物质生活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在这里已完全被消除。马、恩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揭示出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指出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物质根源，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推动历史发展、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这一切，足以标示唯物史观的形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8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3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　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　“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　”(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　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　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　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　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　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　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　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　扞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现有理论的不断尝　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　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　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　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　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　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　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　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　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　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　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　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　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笔者同时对吴、庞两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传统唯物史观　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理论体系，而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或误读的理论　范式。而笔者认为这一估计有些过头，理由是吴、庞两位先生无论是对苏联理论工作者　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还是对我国学人理论修养的评估都有些偏低。

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　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　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着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　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　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　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　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　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分不清　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　修养的确薄弱，正处在以俄为师的模仿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联的解释变了，我　们不仅没变，还将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决定论，从而把唯物史　观推到了荒谬。经过“”的反面体验，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在理论　上真正成熟起来，依笔者愚见，成熟程度甚至胜过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标准的讨论　大概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译自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则对正本　清源的工作具有象征意义。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区分不同版本的唯物史　观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因此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上，同时从另　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二

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条“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并指出由　于史学界过去对其中两条(注：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的“局限与不足”进行过深入分析，因此他仅分析　另外四条最基本原理的“严重缺陷”，其中包括：1.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2.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基本规律表现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4.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注：见蒋大椿：《当代　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而非六条，也就是蒋先生所理　解的第二条，其他五条都是第二条衍生出来的内层和外层理论，尽管也可称它们为基本　理论。简言之，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核心理论，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　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内核周围，又有一系列支援性理论，如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

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阶级、阶　级斗争和政党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之下，还依附着众多的外层理论，比如在社会经济　形态演进的理论体系之下，还有《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理　论，商品、价值、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理论等，这还不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马　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原创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而实际上，这些诠释也附

着在了唯物史观的外壳之上。如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斯大林的、的、卢卡奇　等的思想理论。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4

(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materialism）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三种形式的基础都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个前提上，并且首先肯定了人作为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地位，同时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样他们之间的联系由逻辑变成了因果。

(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两个归结”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他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2）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

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才能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才能清楚的看到，任何社会制度都在变化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进程；才能锻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3）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任何理论的发现和创立，都需要前人的思想、理论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发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关于社会历史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

（1）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但其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说，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2）使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成完备的哲学，宣告唯心主义的破产。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3）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便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4）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给人类特别是给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唯物史观可以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正如同志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三、结语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把注意力主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飞跃式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8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5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06-02

“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旧唯物主义，而是对旧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是对旧唯物主义的一种扬弃。

一、“新唯物主义”的提出

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第10条的内容是：“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概念，“新唯物主义” 是相对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而言的，突出的表现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它具有一个和以往所有哲学不同的思路即实践的观点。

（一）“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了和以往的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接受的哲学思想有关。

1.马克思角色的转变。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早年曾经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力量。后来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了唯物主义，但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是把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成哲学唯一的最高对象，肯定自然先于精神，否定人和自然界之外有独立的精神存在。马克思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无视社会实践等观点，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观点，1888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这个笔记，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作为《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包括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基本观点，奠定了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在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示了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通过各自的探索，实现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在现实实践和革命斗争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全人类的解放，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原有理论缺陷已突出。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存在着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许多缺陷。马克思曾谈道过:“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直观的纯客体的理解，其缺陷就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纯主体的理解。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以及实践的存在和意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那初期开始的哲学思想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

（二）“新唯物主义”的“新”道理

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新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实践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旧唯物主义的全部观点，而是指出了旧唯物主义错误的观点。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要求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做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

二、“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强调了他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的根本的不同，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感性物质活动，确立了哲学出发点上的变革，同时也就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新原则、新路线，建立起崭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在唯物论方面，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要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去把握物质和规定物质。在辩证法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物质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批判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既要以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历史，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也要求人们用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也就是辩证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的创造活动的相互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完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具有客观性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且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法律、哲学、宗教等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阻碍作用。”

（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

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中是中心和线索。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感性的客观物质活动。首先，马克思科学地概括了实践的基本特征是客观物质性、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基本形式有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以及以观察和实验为内容的科学活动。再次，马克思指出了实践在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和重大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好的解释和定义，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一）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唯物辩证地看问题，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达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历史的统一，实现了哲学史的革命性变革。

（二）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正确地规定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哲学和一般科学的关系，如实地反映了世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和不断发展的学说，是以实践为基础和首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包括它自己必然随实践变化而变化，它否认能达到认识的顶峰和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从不认为自己结束了真理，而是进一步开辟了探索真理的大道，这种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的科学性，使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哲学体系，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它从实践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看到高度重视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就在社会作用上表现了它的科学性，使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以实践为特征的新唯物主义是顺应时代要求而生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客观实际相符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哲学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视野，指导着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断斗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 第1卷(第2版)，1972：57.

[2]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5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6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之　为指导，在各个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度左倾思潮泛滥，问题也随之而　来，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的一些个别论述被割裂开来，被断章取义，被当作教条、公式，变成束缚生动的历史研　究的绳索。改革开放的春风解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人们在总结过去历史的研究的成败　得失之余，难免会思考，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是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可以继续作　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应当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怎样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看法。

一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　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　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　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　，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　，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　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　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　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　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　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　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　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　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　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　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　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　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　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　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　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　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　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　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　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　《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　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　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　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　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　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　…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　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　，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　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　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　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　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　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　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　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　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　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　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　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　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　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　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　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　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　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　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　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　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　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　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　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　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　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　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　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　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　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　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　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　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　，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　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　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　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　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　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　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　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　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　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　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　会形态”。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　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　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　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　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　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　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　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　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　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　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　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　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　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　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　，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　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　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　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　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　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　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　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　，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　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　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　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　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　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　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　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　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　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　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　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　，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　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　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　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　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　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　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　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　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　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　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　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7

关键词：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由于这两大发现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一、唯物史观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丰富、证明了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理论是对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分析和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把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正确性。

首先，唯物史观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

唯物史观的发现、发展是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不开的。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对欧洲国家真实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研究考察。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这个事实。最后，马克思接受了一般唯物主义原则，并开始否定和解构他原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这次研究的成果，就是马克思说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⑴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诞生。我国学者张一兵教授对这一发现进行了界定，他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新世界观的创立，不仅完成了哲学和历史观的根本变革，而且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武装了政治经济学，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把作为“总的结果”的历史哲学进一步应用于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将其作为哲学方法论，完成了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论》的著述。即马克思说的“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这个指导研究工作的过程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具体化，这一运用和具体化是一个逐渐深入发展的过程。在《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克服传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描述，开始透过现象揭露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这种经济本质就是通过经济范畴所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足的是这时马克思还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中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直至《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彻底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还要研究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为此必须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哲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以蒲鲁东为代表，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一科学研究的过程，我国学者张一兵教授认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三次转变”，它“不是异质性”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进一步深入”。“这种转变基于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它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发生，经过《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中途跋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完成。”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就是这次转变的成果。⑶就是说，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同时把唯物史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阶段。从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就密不可分了，共同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丰富、证明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⑷

但是，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的基础——社会物质生产过程，这只是提供了一种正确的解释方式，还不是科学的证明。科学的证明则应当是把次序倒过来，从各该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引出全部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所以，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继续进行深入地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运用、发展、检验和证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也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丰富、具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阶段。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同时，这也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而唯物史观在运用中得到了检验、证明。《资本论》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不是仅仅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而是从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一步一步地引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生活内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因此，列宁说： “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⑸

唯物史观的发现离不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马克思一经发现唯物史观，就将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解剖。同时，唯物史观本身也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剖中得到了发展、检验、证明。

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一）唯物史观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证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种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⑹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人的历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表现为人的历史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些处在社会下层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革命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革命实践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统一的，因为一定的生产力总是与一定的劳动阶级相联系，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不只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思想和政治领域。阶级斗争将发展为全面的社会革命，推动历史前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生存现状要求必须变革现存社会关系，彻底废除私有制，才能使全人类获得解放，从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由于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代替。这样，马克思就用他的唯物史观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二）剩余价值理论从现实性方面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唯物史观的确立为马克思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这个实现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二是社会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分析了无产阶级非人的生活状况，并据此把无产阶级看作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在这时期其它文本中，马克思多次分析了无产阶级非人的生存状况，指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唯物史观创立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奴役的经济地位。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寻求和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主要成果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资本的本质就是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不过是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再去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本质到现象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对立裸揭示出来，得出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结论，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也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除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历史上一切革命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社会的基础，一要看生产力，二要看革命的群众，这是导致社会变革的两方面的物质因素。自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探讨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与这种社会性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资料也必须是社会性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却被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生产力越发展，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越激烈。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必然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废除私有制。另外，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却限制了人的这种发展。资产主义把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领域的发展都局限于资产阶级自私的眼界、要求和自己阶级的限度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也加强了，就形成了垄断。资本的垄断、生产资料的集中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必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代之以共产主义。可见，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经济地位必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马克思理论发展完善的原初背景。马克思在发现了初步的唯物史观之后，又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一步探索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规律是对一般唯物史观的证明。通过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从现实性上说，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必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代之以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8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旧唯物主义、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一1846年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后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表述了新的哲学世界观。今天，我们重读这两篇光辉论著，深刻理解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怎样批判旧唯物主义，解决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马克思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那么提纲的第一条则可以说是提纲的核心，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而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既不象唯心主义哲学那样，从抽象的人类精神活动派生物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且要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真正的人的活动，当作客观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也才能理解！日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十一条《提纲》中，一共有三条是从世界观方面批评旧唯物主义的。除了第一条前面阐述的外，还有第五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提纲》第九条又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事实、现实、感性”这三个词，在费尔巴哈著作中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感性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作为肉体的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费尔巴哈“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了解现存的东西。”费尔巴哈证明某物或某人同时也就是某物某人的本质。这样，事物、现实、感性的客体存在似乎就是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了。马克思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发展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言而喻的是，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的新唯物主义，要求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是因为这种活动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之所在，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所以把它称作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其内容的前一个方面，表明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而其内容的后一个方面则表明它是一种和旧唯物主义有区别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具体地发展了能动方向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进行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哲学观上的革命，是从哲学观上对旧哲学的否定，在这种新的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主要宗旨和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样，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上，也就否定了那种把世界观仅仅看成是关于世界本体的知识体系的旧哲学观。新的哲学观是应当这样理解世界观的：世界观不是人的观察世界结果的知识体系，而是人们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它所关注的不是那种以外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强调的不是人对自在世界的顺从，而是人对外部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因此，世界观是人以自身的眼光，从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对世界的理解和根本态度，世界观所反映的主要不是自在的非人世界的客观状态，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性质和状态。其功能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全面解放提供一个最高的根据和尺度。这样理解，才能把新世界同新哲学观统一起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在这种新世界观中当然包含着人们对外部自然世界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包含着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意义上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们对外部自然物质世界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和解放的价值追求。伴随着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也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已经不是去寻找世界的本源和本体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对待世界的实践态度和评价世界的实践标准，已经不是寻找世界的抽象本体，而是要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现在事物，其目的和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论，是人的生存论、发展论、解放论。

二、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此，马克思在完成《提纲》不久，他又与恩格斯合作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受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的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们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史观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又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既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把人类的劳动实践看作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样，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既同“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9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10

关键词:哲学根本方法;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唯心主义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8-05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辩证法、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基本的方法,然而这种理解却是不准确的,哲学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类,而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现象还原方法、实证方法等都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一切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掌握哲学的发展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现的根本变革的实质与意义。

一、旧哲学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地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自然是唯心主义的,而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也当然地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这里人们却犯了一种惯性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的意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阐明:“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224恩格斯接着又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就是说,从哲学史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关于世界本原观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组成的哲学派别。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恩格斯在这里确实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含义的意思,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世界本原问题上对立着的两种观点,也因此哲学被区分为对立的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毫无疑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尽管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多种多样,然而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类,或者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这里蕴含更为深层的含义,就是说以往哲学派别的区别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团体和哲学派别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首先体现在历史观上,这早已是为人们公认的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否认人类社会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混同了,不存在对立与分歧。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没有不同观点,倒是绝对地一致。然而,在我们看来,恩格斯的话语中至少还应该蕴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层的、且鲜为人知的深义,这就是他们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也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称之为体系哲学方法。

翻开整个哲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长期以来,人们都被这样一种观点主导着: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整个哲学史是唯心主义不断取得对旧唯物主义的优势,而旧唯物主义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向唯心主义屈服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观点上则与唯心主义握手言和,其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唯心主义不仅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而且哲学的根本方法又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这样,唯心主义哲学方法与其基本主张具备了内在逻辑的自洽性,正是这种自洽性使唯心主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1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可以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主观体系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相背离为特征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人们自然没有什么悬念,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也是唯心主义的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不合情理,可事实却偏偏就是这样的不尽“情理”,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只是套用了唯心主义方法。相对于唯心主义的自洽性而言,旧唯物主义蕴含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也正是唯心主义对于唯物主义的优势所在。为什么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呢?为什么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唯心主义哲学而不是旧唯物主义之中呢?最关键的就在于旧唯物主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套用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的必然结局就是最终为唯心主义所控制。即便在自然观上旧唯物主义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真实的反映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过程中,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都是鄙视劳动的,不可能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因而他们无法将对象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3]97旧唯物主义虽然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然而,由于他们并不了解现实的物质世界,在他们那里所谓的物质世界仍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认识方面他们的出发点都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加之为了建构体系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旧唯物主义又不得不借助于以主观设定的概念进行演绎建构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正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样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最根本之点上就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所以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306本质上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也就是受唯心主义方法支配的世界观。

二、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变革的实质所在

恩格斯的“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结论是不是对哲学方法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的否定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除了在本原观上的不同主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还能不能体现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呢?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特别是恩格斯还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基本问题。这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的意义,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由此引发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延续至今:如果说唯物主义只有唯一的意义,那么关于哲学方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否还成为可能呢?要使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命题得以成立就必然要肯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具有多重含义。这无疑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还停留在自然唯物主义水平上,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哲学”是指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后就很少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也不将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称之为哲学。在他们看来,“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74。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4],或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是指旧哲学,也即体系哲学。因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只有关于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又仅限于自然观,所以恩格斯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上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在历史观和根本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则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旧唯物主义的半截子不仅表现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矛盾上,而且更在于自然观与其根本哲学方法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并且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实质所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旧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坚持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问题。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贯穿于哲学发展始终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蕴含着这一基本问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但最高问题则不同,因为哲学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哲学中有着不同的最高问题,旧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高问题则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或者说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精神对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成为隐含其中的低层次问题。我们从恩格斯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出,即使在旧哲学中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也是有区别的。在谈到基本问题时,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23在谈到哲学的最高问题时,恩格斯的表述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224。就是说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是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是不知道感性的活动即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而现代唯物主义正是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突破,因而哲学的最高问题就不再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体现的是不同哲学间的共性,而最高问题体现的则是不同哲学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清晰的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基本问题是贯穿哲学始终的,没有例外,可以说是绝对的,而最高问题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哲学也是发展的,任何最高问题都只能是特殊时代哲学所能达到的水平的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哲学自身的发展,一个最高问题必然为更高的问题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又不是截然分离的,最高问题其实就是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基本问题又是通过最高问题得以体现和展开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从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恩格斯是在“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在旧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这时的唯物主义只在本原观上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这种本原观仅仅停留在自然观上,而在历史观上都毫无例外地是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即不能扩大到社会历史观上,同样,也不能扩展到哲学方法上,因为在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都是套用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从而超越了整个旧哲学。在全新的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必然拥有了新的含义,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譬如,列宁在认识论问题上就明确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5]这样,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就有了肯定的答案。

恩格斯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判断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只在旧哲学范围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用语被赋予更为广泛的意义,打破了从古代至近代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哲学方法上的唯物主义基础,从此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的含义就被确认下来。唯物主义方法的确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唯物主义又具有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就是哲学方法上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对此,列宁作出了这样的解答:“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6]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是唯物主义方法上的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开创了哲学的全新时代,从此结束了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使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并最终使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方法

唯心主义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哲学的根本方法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由此不难看出,唯心主义从本原观到历史观、从认识论到方法论都贯彻了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特征,从而实现了自身逻辑的一致性。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逻辑支撑的唯心主义方法。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我们将这种方法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着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之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背离为特征的,即使有一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天才”地猜测到了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也只能是局部的、或然的。旧唯物主义在本原观主张物质第一性,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但是他并不了解物质世界,也不知道获得正确认识的途径,因而他们的对象世界仍然是一种主观抽象,在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上借用了唯心主义从主观想象出发、通过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推演建构体系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并最终在历史观上完全步唯心主义的后尘。由于唯心主义做到了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根本方法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旧唯物主义却埋藏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观点与根本方法的矛盾,从而导致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并且节节败退,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所支配,并最终形成从古代到近代哲学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局面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创立才被彻底打破。

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决定的,正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旧哲学区别开来。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的,当批判黑格尔并表明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1]578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当批判费尔巴哈并表明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9马克思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定性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的能动的特征无疑优越于直观唯物主义,但这也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73德国哲学无疑代表着旧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包括唯心主义最高水平的黑格尔哲学,而且包括集旧唯物主义大成的费尔巴哈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从人间升到天国”是哲学根本方法上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并从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哲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即都是主观构造体系。由于一切旧哲学都是以主观想象构造体系的,他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客观的物质实践出发,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创的哲学方法。可见,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方法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马克思曾经作了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不难看出,马克思将“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的方法称之为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之为“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在于“思辨终止的地方,即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简单地说,唯物主义方法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并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的哲学方法。与“从人间升到天国”相对立的哲学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方法,即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唯物主义方法称之为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作为与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因而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不仅历史观是哲学方法上唯物主义变革的结果,就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确立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辩证法,虽然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初步具备,“但是这种方法(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1]242。“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即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才使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方法之上。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来自于客观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只不过是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观也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然后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离开唯物主义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了外部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方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5]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