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观范文10篇

唯物观范文篇1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为人类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全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出一系列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的唯物史观。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观范文篇2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观范文篇3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观范文篇4

惟我中华泱泱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赖兆亿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精勤创新，奋发图强。其间涌现了众多英雄豪杰，他们作出了特殊突出贡献，值得后人作为学习楷模。总结出中华英杰的独特作用与成功经验，这是当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铸中华辉煌的需要。在张大可教授主持和指导下，由王慧敏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正是旨在师承先贤，激励来者。中华英杰成千上万，为何只精选百人呢?这是由于“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为数之极，又是为数之精。在古汉语中不是有“百灵百验”、“百发百中”等众多成语吗?如果选入千人万人，又不免数量过多。

要精选历代中华英杰，又只限于百位名人，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标准来细挑。我拜读之后感到本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本书精选得当的灵魂。提起唯物史观，也许有人认为它是见物不见人，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进而认为它只讲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抹煞了个人的重大作用。诸如此类的误解不一而足。其实唯物史观是非常全面、严整的科学世界观。它既见物又见人，指明了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它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个人在历史上正面的进步作用或负面的反动作用；既突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又注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9页)。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书第4卷第695—696页)。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道德艺术与宗教、人民群众与个人之间，虽然有主次、起承、正反、源流等不同的关系与作用，但是它们都汇成为历史发展的合力。

按照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不同领域精选出百名有特大贡献的人物。其中科技文化人物达57人，政治军事人物43人。把春秋时期鲁国的木工祖师公输般即鲁班、北魏时期的农业专家贾思勰、宋元时期的棉织工能手黄道婆等人选入百名中华英杰，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性。把最早的经济改革家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首创法制的改革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创立两税法的唐朝财政改革家杨炎、通西域的汉朝外交家张骞、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郑和选入本书，体现了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把造字的仓颉、造纸的蔡伦、书法家王羲之、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东晋三绝(才绝、画绝、痴绝)画家顾恺之等文化名人选入是别具慧眼的。选入尊礼士人开自由学风的齐宣王，更是别具深意。把玄奘、慧能、宗喀巴选入是考虑到宗教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

本书在写作上也有特点。对每个入选人物的行文都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各个人物的姓名、生卒年之上加有一句简明的提示定语，以表明各个人物的特殊贡献和身份，如建立多民族一统政权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第二部分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夹叙夹议评说人物的最突出贡献。第四部分余论，或补充内容，或对其历史功过作了提示。这样对人物层层递进的评价就较为全面、深刻。

全书在附录中又列出10个反面人物，即从荒淫暴虐的殷纣王受辛到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作为10大昏暴奸佞，列举出他们的历史罪行。这样给读者以善恶对照，忠奸对比。正面英杰精选百人，反面败类只列出10人。这也显示正气压倒邪气，好人远超坏人，所以中华民族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兴盛。

对于精选的百名英杰如何分类排列呢?这是需要悉心考究的。本书采取一种独特的纵横比较方法，即把百名英杰分为10编，每编10人。第一编是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的10个历史人物，他们起于黄帝、仓颉，终于、邓小平。第二编至第九编是按政治家、思想家、文史学家、科学家、改革家、军事家等分类排列。第十编为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人物，如陈胜、诸葛亮、关羽、岳飞等。这样每一编10人都是从古至今纵向排列，而从横向来看又可以大体上看出各个时期都有哪些杰出人物。这种分类排列只是编选者的一家之言，它固然给人们以重要启迪，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每编只限10人，这样不免有的选编不当。例如把胡适列入思想家，而鲁迅只算是文学家；把文学家列为第四编，而科学家却属第五编，我认为这也是错位。此外，思想家有两编：第三编和第七编；文史家也有两编：第四编和第八编，似乎选得过多了些。像刘知几、章学诚、王国维在史学上贡献很大，然而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百名英杰未必合适。从全面的唯物史观出发，就要从总体上来考察究竟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五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两个文明建设，即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上起过最重大的作用，有过最深远影响。希望编选者在再版时能够对精选的英杰再作一些调整。例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了体现民族融合与团结，似应把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奠定了农业文明基础的炎帝即神农氏也选入本书。既然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理应增加一些科技专家，如战国时秦国的水利专家李冰，为《九章算术》作注的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宋朝发明家毕shēng@①等。二

以上是我应约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的再版所写的序言。该书最近再版时原编者在我写的序言之后，另加上如下一段重要按语：“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高放教授为本书再版所作的序，精辟而全面地对本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实际上已开展了争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风范，对读者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主持人张大可教授及全体作者非常欢迎大家来展开争鸣，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希望高放教授的序能引发争鸣。同时本次再版也吸纳了高放教授及学术界反馈的意见，增选了李冰、刘徽、张学良三个历史人物，相应删去了葛洪、章学诚、王国维三个人物，保持一百人物总数不变，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汉武帝刘彻排入了第一编与秦始皇并列更符合传统的认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重文化礼义，轻科技畴人，论实际影响，科技人物不及文史大家，因此各编列顺序未作调整。由于毕shēng@①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导论》第4节提出：‘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一试身手，在这一百个人物的名单中进行增减排序，总数以100人为限，按每个读者的增减从100人的总数中平衡，那么保留下来的，就是读者心目中的百分比。’当你做这样的尝试，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的薰陶，受到历史伟人思想品格的启迪，将不由自主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行为轨迹，不仅知识日增，而且修养提高，自觉地向历史名人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惩恶劝善。所以说本书是一部使人开窍的书。高放教授的序，启迪思考，为本书增彩，再次致以衷心的谢意。”

读罢以上这段按语，使我联想到另外一本在读者中不断引起争鸣的同类书，这就是美国麦克·哈特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顾名思义，此书是以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标准，从各国历史上挑选出100个人物，按其贡献与作用大小，排定了顺序座次。结果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和争鸣。例如，作者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排在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之前，占据排名首位；把牛顿等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排在亚历山大大帝等政治家、军事家之前；又如，在1978年初版中名列第20位，可是在1992年第2版中却跌到80开外。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也许是因为每个读者读后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及其排名座次进行调整。原书的这两个版本都曾经被译为中文，于1991年和199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先后出版。

可能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们中国学者也编写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但是在排名座次方面采取了新方法，即把所有人物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10类，每类都只限10个人，各类之中再按人物出现先后排列。本书所选人物及其排列方法，有其特点和优点，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也存在缺点和疑点，所以我在以上序言中不揣冒昧，谨提出己见供编者参考。其中有些建议已被编者采纳，在本书再版时作了修正和补充。然而还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处理或评价，我仍有不同看法，现再提出同编者商榷。其一是关于炎帝。编者说：“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的体例是一人一传，如果炎帝可以附于黄帝传中，岂不违背体例?照此写法，杜甫是否也可附于李白传中，梁启超是否也可附于康有为传中?其二是关于毕shēng@①。

编者说：“由于毕shēng@①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实际上毕shēng@①的印刷术产生过很大影响。原来人们以为毕shēng@①发明活字印刷术仅见于宋朝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未见过宋朝用活字印刷过何种书籍。直到1985年台湾学者黄宽重在南宋周必大文集中，发现有周氏以泥活字印刷过所著《玉堂杂记》等书，始见确证(详见《中华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326页)。无独有偶，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专家孙寿岭对该市亥毋洞寺遗址出土的宋朝中期(约为12世纪初期)出版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这本经书确是泥塑活字印刷的珍奇真品。他不仅按照北宋发明家毕shēng@①的泥塑造字方法烧制出数千个西夏活字，而且用这些活字重新刊印出新本《维摩诘所说经》，还从中总结出泥塑活字的各种特点。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毕shēng@①的泥塑活字印刷术早在宋代就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详见《光明时报》2002年10月4日A2版记者庄电一写的报道)。我认为这个新发现有重大价值，我们应该据此改变旧观念。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后经俄国商人传到德国。德国谷腾堡于1450年才发明活字印刷术，比起毕shēng@①晚了约4个世纪。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化，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连同造纸一起，可以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但愿《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能够在读者中引起更广泛的争议和争鸣。这种读书活动一定会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憧憬和学习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兴趣，会锻炼我们比较分析和归纳的思维能力。

唯物观范文篇5

蒋大椿先生的论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001年，以下简称“蒋文”)从关心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现状，提出超越唯物史观，另创新的历史观的任务。这样一篇文章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关注。

蒋文在概述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现状时说：“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这应当是我国史学发展并促成它继续发展的征象。”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新的情况，面对着新的问题，这是人们熟知的，不只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改变，当代唯物史观研究不能说一点缺陷也没有。哲学也应当在自我批判中发展。但是，我怀疑，唯物史观真的到了“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吗?抛弃唯物史观，代之以蒋文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路吗?

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学为专业，所以对于蒋文中关于史学思潮的评述不拟置喙。但对蒋文有关唯物史观评价部分有若干困惑，拟求教于蒋先生。

一、代替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新”在哪里?

蒋文宣称，“马克思的历史视域及其历史洞察力，在我们时代是无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对前一句话，我同意；对后一句话，我有异议。

在蒋文中，唯物史观与传统唯物史观两个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观历来被称为唯物史观(有时也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一词来自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

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但他们是把唯物史观当作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批评的。他们不会在否定唯物史观之后，再宣布确立一个与唯物史观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因为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除了唯物史观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也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中的这个或那个论点，并主张用某些新的内容来丰富、补充或发展它。但丰富和发展了的这个历史观仍然是唯物史观——当然，可以称之为当代的唯物史观。

总之，蒋文把用来否定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蒋文宣布：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辩证的；(2)以实践为基础的；(3)系统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原来被人们公认的唯物史观诸特征中，是否有蒋文所列举的这些新东西。

首先，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是因唯物史观的出现而第一次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了“唯物辩证”的特征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恰恰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完全没有“唯物辩证”可言。只有在自然领域，它才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旧唯物主义离开自然辩证法依然很远。唯物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所以它才能够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驱逐出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历史观”的结果，就有了唯物史观，即第一次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唯物辩证的解释的哲学。

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观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说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特点是“以实践为基础”，这等于说，原来的唯物史观是排斥实践的。这样的“唯物史观”当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对事物作唯物辩证的分析，就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哲学家吴江认为：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然后才把它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辩证法真正变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在唯物地阐发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之后，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之后”。“单纯的逻辑改造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吴江，第19页)可见，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实践观。旧唯物主义者依靠感性直观去观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学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这样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释社会生活，当然只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而人的社会本性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并不断获得新的素质。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做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只能是唯物史观。次，唯物史观并不排斥所谓系统论思想。唯物史观历来就把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就是说，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当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系统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承认，在《资本论》里可以找到系统论的思想萌芽。

既然如此，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在是很费解的。

二、到底是谁的缺陷?

同唯物史观研究中的缺陷作斗争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蒋文有共识。问题在于，这些缺陷绝大部分是唯物史观自身固有的，还是被人为地附加到唯物史观上去的，是唯物史观的被扭曲?换言之，缺陷的“账”应当算到谁的身上?这是我的另一个困惑。

如果归罪于唯物史观，那就要像蒋文所主张的那样否定它，并用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取代它。如果不能归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种做法——恢复真正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回到马克思，并加以发展。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后人传承过程中，除了学说本身获得新发展外，也会在特定情况下被人为地附加上背离学说本质的某些消极东西。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在马克思离开人世后，类似情况再次在前苏联的30年代出现。蒋文列举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前苏联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前苏联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但不为官方所重视)。该类文本是这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贯彻始终。所以作为它所推广、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有了距离。差异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实践观上。我们知道，在哲学中引入实践观是马克思使以往哲学得到革命变革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苏式哲学读本(唯物史观部分)中，实践的观点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实践的观点只是被安排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作为认识的来源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历史是人们创造的，是人们的实践创造的。然而在“历史唯物论”中，实践观却基本上消失了。其结果是：与实践相联系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发挥等等问题都从哲学读本中消失。难怪历史学家对这种“传统唯物史观”感到失望了。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来自前苏联的。加上长期革命与战争环境以及建国后多年的哲学对政治的紧密依附关系，哲学工作者的独立思考空间极其狭小。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被附加到唯物史观中去的消极的因素长期得不到清理。如果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这种情况，他会像当年那样愤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导致人们把背离唯物史观本质的缺陷归罪于真正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20多年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有所宽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蒋文所说的“传统唯物史观”的内容，展开了一场清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相背离的消极成分的论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争论开始，经历80、90年代的无数次有关各种唯物史观问题的激烈辨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清理附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种种缺陷的努力。比如说：

历史唯物论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和运用的直接产物吗?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对唯物史观来说，实践是它的本体吗?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接受的提法?当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时，他是否肯定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命题，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承认实践，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主体与客体、人的主体性发挥等主客体关系问题。而主体性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80—90年代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人的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同样是新时期的热门问题：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人权等，还有热衷于企业文化的企业家们也深感兴趣的“以人为本或中心”的问题。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争论相关联的历史决定论与选择的关系问题也是新时期的热点。新时期不但重新提起人生哲学、思考人的价值，而且把价值论移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提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一致的问题。此外，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启示下，重新发掘出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长期被埋没的许多珍贵思想，如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都不能是地域性的，而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今天人们不断谈论的全球化、全球意识的先声吗?而且，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鼓舞下，人们还大力拓宽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把对生活方式、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等新问题的研究都纳入唯物史观研究课题之内。

以上这些长达20余年的讨论不但使“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时也使它得到发展。过去20年唯物史观所取得的进展，我认为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践、人与价值。这不正是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缺乏的那些东西吗?其实，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些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失去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找到。所以过去的20年对唯物史观来说，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同时也有很多发展。如果不首先回到马克思，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在当前，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评述唯物史观，他就不能无视这20余年人们做过的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工作。然而蒋文对唯物史观的评述的出发点却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文本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并把它当作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批判。蒋文宣布：它从所有唯物史观著作中所概括出的6条内容当是“涵括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我敢断定，蒋文所说的“所有”，肯定不包括有关最近20年的论争内容的著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要求一位史学家十分熟悉哲学界的论争，也许是苛求。但在他着手评论另一个领域的学术时，是否应当大体上了解一下那里的基本状况呢?

三、可以商榷的问题

蒋文要求超越唯物史观，也并非完全由于对近期哲学界情况的生疏。从他对下面三个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批评来看，他确实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1.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蒋文却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普遍的。文章质疑说：“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当条件具备时，会经过新的超越意识支配下的社会实践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意识也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出新事物，便是社会意识经过人的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的明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上所述，传统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关系这个被唯物史观称为的‘基本问题’、‘根本观点’，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这个批评是对的吗?不对。

蒋文的论证是把社会本体论上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与认识论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语)相混淆了。在社会领域中，行动着的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往往在人开始行动之时以及整个行动过程中，就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他的头脑中，并作为意志支配着他的行动。创新的事物(存在)往往以行为者的创新观念为前提。但这个观念的根源仍然是来自实践、现实。因此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的意识又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道理，并不能证明社会意识普遍地决定社会存在。就社会总体来说，作为一个有机体、系统的社会依然是受某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支配的。承认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就必然否定历史决定论。但是历史决定论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转社会生活虽然是由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所创造，但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却不是取决于哪个人的意志、目的，而是服从于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统计决定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各种意志最后“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至于蒋文所说的单个人的创新意识的作用，恩格斯也没有忽略：“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不管蒋文怎样宣布他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要他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就是从根本上拒绝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贡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史方面的伟大功绩就是第一个在社会历史领域使唯物主义获得胜利。在他之前，唯物主义已经在自然领域确立起来，但是这种唯物主义一旦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原因无非是：在这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以许多具有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人往往在社会生活方面仍然认为：是某种观念(人生而有之或上帝赋予的)决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却认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从根本上说，就是承认社会意识的本原在于社会存在，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近代社会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人格独立意识、个体和个性解放意识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不是近代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占居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产物，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实践(社会存在)便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谁能在没有多少商品货币关系的古代社会里找出像近当代那样的在社会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意识来?

2.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蒋文说：“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来说，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就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蒋文论证其观点的方法是：把生产力归结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认为作为要素的劳动资料也好，劳动者也好，都不可能决定生产关系。蒋文的结论是：“没有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的实践活动，生产力自身并不能决定出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首先是历史规律，属于哲学范畴，蒋文却偏要把生产力当作经济过程的生产要素来分解开，然后分别论证作为“物”的劳动资料和作为“劳动力”的劳动者都不能决定生产关系。这哪里是在讨论作为人的活动规律的历史规律呢?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并非单纯是什么“物”的因素。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一起，都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生产力表征人驾驭、支配自然的活动方面，而生产关系则表征在人驾驭自然的活动中所必须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这种活动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形式)。与蒋文把生产力同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开相反，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和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而二者的相互作用则要通过人的利益这个环节来实现。举例来说，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体现在工业资本家阶级运用与配置工业生产过程的种种资源的能力及其活动成果上。当然也体现在工业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操作能力上。而这种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形式，只能是近现代的、受市场机制所支配的、通过契约形式实现的雇佣劳动关系，而绝不可能是封建性的等级关系。后者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要求，从而使工业资产者得不到应有的最大限度利润。它同样不能满足刚刚从封建领主庄园解放出来的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法律上与雇主平等关系的需要。正是“利益之神”帮助生产力获得了与它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在这里，资产者与无产者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着的个人，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规律仍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客观历史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蒋文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社会构成的带有艺术性的形象说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应当结束其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代之以经得起推敲的严格的历史概念和术语，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包括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不错，新阶段的史学理论应当有更加严密的历史概念和术语——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但是蒋文批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不属于“严格的历史概念”、不能有助于“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却未免过于苛求了。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对概念的用处其实仅仅限于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主要指政治与精神领域)之间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艺术形象类比，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很简单的目的——没有经济做基础来支撑，观念形态之类东西是难以为继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既然马克思当初并没有赋予它们以帮助历史学家对具体历史问题“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的功能(如果有历史学家拿它们来代替艰苦的严密的历史分析，那是他本人的误解)，所以现在也无须“结束其使命”。除非上述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不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就确实应当抛弃它们。但我认为不会如此。蒋文之所以主张废除这对概念，其实是与他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立场相关的。

蒋文说，“我当然不是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而是指出探求历史规律应当改换思路亦即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如上所述，在对三个最基本的唯物史观的规律作了彻底否定之后，蒋文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能剩下什么历史规律?

至于在探求历史规律方面改换思路(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蒋文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历史规律是对的。但他不应该为此而把上述三个历史规律同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相互排斥的。

综观全文，我认为，蒋文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想摆脱那种被教条主义的、极左思潮所扭曲的唯物史观，扭转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影响日益下降的局面。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真正的唯物史观)也泼掉，就不对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观——与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当代的情况加以发展了的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蒋大椿，2001年：《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第4期。

唯物观范文篇6

(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materialism）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三种形式的基础都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个前提上，并且首先肯定了人作为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地位，同时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样他们之间的联系由逻辑变成了因果。

(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两个归结”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他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2）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

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才能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才能清楚的看到，任何社会制度都在变化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进程；才能锻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3）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任何理论的发现和创立，都需要前人的思想、理论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发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关于社会历史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

（1）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但其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说，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2）使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成完备的哲学，宣告唯心主义的破产。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3）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公务员之家: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便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4）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给人类特别是给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唯物史观可以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正如同志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三、结语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把注意力主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飞跃式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8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唯物观范文篇7

一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唯物观范文篇8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传承、演化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流变，都有其内在“文本”的原因与外在“解读”的动力。

所谓文本，系指马恩原著与未发表的文稿。依其时间顺序与相应的性质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41年至1842年，此时马克思尚属青年黑格尔派。其主要文本为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差别》。这一时期，马克思尚未从唯心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但其思想已初具批判性、革命性与实践性。

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847年，此时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其主要文本有《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等，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不是如黑格尔所说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代表现实物质关系的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并由此引申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马克思还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而社会的阶级对立导致人的劳动、人的实践之异化；只有扬弃这种异化，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他还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一些学者也把这一时期称为青年马克思。

第三阶段为1848年至1883年。其文本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三卷，其中第1卷在马克思在世时于1867年出版，第2卷和第3卷在其去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和增补，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这一时期，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一些学者把这一时期还称为老年马克思。

第四阶段为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阶段。其文本有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宣传、捍卫、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深入研讨了自然辩证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着重阐述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恩格斯于19世纪末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去世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先后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理论家没有看到后三个文本。当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以及列宁或者没有看到这三个文本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忽略了这三个文本所阐述的思想。

应当看到，马克思的文本既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具有发展阶段性；既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与个性。于是，由于侧重不同阶段、不同个性的文本，便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和分野的原因之一。如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同时，更注重马克思后半期关于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异化、实践哲学等人本主义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派则标榜人本主义，奉马克思前半期的文本，即人的异化学说、实践学说为圭臬，而忽略了马克思后半期的文本，对恩格斯、列宁的文本则持批判态度。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他们将这一争论标榜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恩格斯之争，而后者所注重的是在马克思后期文本及恩格斯文本中所蕴含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精神与思想。直到今天，一部分学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依然包括着文本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运动之所以会出现低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了，需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但说到底，文本的选择与侧重，疏离与回归，还是由价值取向所导引的。

马克思主义的演化与分化更主要原因还在于一代又一代革命领袖、学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不断解读。所谓解读，就是人们总是以其当时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来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尤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不断地付诸社会实践，人们更是以自身的社会实践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之中也包含了发展马克思主义。

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便迥异。传统马克思主义系指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列宁所处的俄国之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由于其亲身经历并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使他愈加重视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等。而当时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考茨基，由于其所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条件，由于其从事议会斗争的实践，当然也由于其个人性质方面的原因，便主张议会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及社会和平主义。后至20世纪，一般来说，经历过武装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领袖及相关学者，或处于不发达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及相关学者，大都奉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有所发展；而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共产党领袖及相关学者大都奉行修正主义。

20世纪，在西方社会更有一批共产党人及理论工作者标榜新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产生有着西方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使人类具有前所未有的主体能力与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使人日益趋为经济动物，普遍地平庸化，陷入了文化困境。于是，与之相适应，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成为两大主流思潮。人本主义发端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继之有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层面，展示现代人的困境、人的存在与本质及对人的终极关怀。于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以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结构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而一些原人本主义者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思想养分，最后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相异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依次出现的流派有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后又有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生活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诸派别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也有歧见与争论，但其共性在于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解读，进而倡导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另一个主流思潮是科学主义。其代表人物有孔德、维特根斯坦、波普、库恩等。他们企图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精神从事哲学以至人文科学的研究，从而拒斥形而上学。也同样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科学主义的知识结构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流派有以德拉·沃尔佩、科莱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二者均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视作自然历史进程，企图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求其结构与规律。

在中国，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中国革命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道路，因而中国革命领袖一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其具体形式为思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易言之，思想是用中国革命的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结果。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序列中，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思想都是重要的阶段。应当看到，斯大林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当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还没有文明化或理性化时，当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劳动者的一定程度解放时，这一理论无疑是有其先进性与合理性的。但由于这一理论结构与内容固有的强制性、暴力性、排他性，每每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要走上极端主义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极左。从而超出了度，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酿成灾难。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实践和中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便是明证。还应当看到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极左阶段，在经济学上每每表现为绝对的计划经济，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一种机械的反映论，在唯物辩证法上表现为一种线性思维或线性运动，在历史唯物论上表现为一种绝对的自然历史过程法则及决定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表现为铁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化规律，等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极左化及其实践，导致在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但低潮亦有低潮的功能，高潮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进而极左，就会“物极必反”；低潮就会痛定思痛，就会反思、自我批判、博采众长，从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有可能在将来“否极泰来”。于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相关学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20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所能提供的知识结构去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

二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与合理性

所谓真理性，系指主客观的统一，系指人的意识反映了客体的本质与规律；所谓合理性，系指意义、价值指标是否适应人类社会或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认为，唯物史观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低层为某些个别、具体问题的结论；中层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高层为这一史观的本质精神与基本原则。对人类社会历史全过程而言，其真理性、合理性也是依这个顺序递增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与一般原则高度抽象，具有最大时空范围内的涵盖性与适应性。这种本质精神与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可以将之归纳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内容，据我个人理解有三：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但在实践中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一个结构或系统。

关于第一点。现在许多学者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中讳言“物质”，以示与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然“历史唯物主义”之“物”、“唯物史观”之“物”与“物质”的关系是自不待言的。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把握这一“物质”概念。我们不能从抽象的、孤立的对立上去理解、把握“物质”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从而说明物质的统一性；而只能从物质运动中、进而在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把握“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阐述物质的统一性。而且“统一性”的概括较之“第一性”、“决定性”有更广泛、深刻的内涵。总之，这里是在从与第二、第三原则的联系上，来说明第一原则的。

物质的统一性原则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与人类社会是物质演化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是物质演化高级阶段的产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构成人类社会本体的人与人的实践活动其基础是物质性的。关于人，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显而易见，人的基础是物质性的。同样，人的第一个实践活动，也是基础的实践活动，也是物质性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9页。)显然，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社会实践，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也是基础性的。马克思将之抽象为社会存在，其主要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其三，意识是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又是要借助于物质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对此段文字，马克思加了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81页。)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与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关于第二点，实质上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唯物史观突出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历史辩证法。

其一，人类社会实践是主体的能动过程，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而直观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每每执著于一端。马克思批评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

其二，马克思善于把人、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抽象成“关系”或“关系”的集合。而“关系”就是对立统一，就是辩证发展。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生产”，而“生产”则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他指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注：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页。)生产关系的演化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他指出：“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模式，亦表现为关系内部之对立统一与关系和关系的对立统一。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对立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对立统一。

其三，强调运动的普遍性、永恒性。马克思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他还认为：“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9、142页。)等等。

关于第三点，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人的活动即实践则表现为是历史的本体。以下依次论析此历史的主体与本体。

其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或第一个前提。前引马克思语：“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与社会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3页。)人又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年3月22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又是物质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为历史的主体，在于他有其本质力量、主观能动性、实践能力。三者似为不同的提法，但其内涵是一致的。人的本质力量首先在于他们能进行生产活动，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其还表现为如前引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其还表现为人是有意识的。马克思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的本质力量又表现为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加的脚注(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从根本上讲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的本质力量又表现为人的激情。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正因为人的这种本质力量使人具有社会实践能力。这在下面还将详叙。

其二，人的活动，亦即人的社会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而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甚至人的社会生活又都是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他还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正因为实践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人的本质可以从人的社会实践能力去理解，人的主体性原则也可从人的社会实践性原则去理解。

唯物史观最高层次的三个原则还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与基本方法，即唯物辩证的历史方法。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这里就不详加论析。唯物史观之所以为唯物史观在于它的本质与精神，亦即最高原则与方法。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卢卡奇以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页。)当代中国学者衣俊卿以为：“马克思的学说的确博大精深，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去加以理解和发扬光大。但是，就更好地发挥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现实的生命力而言，我们的着眼点应是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本质精神，而不是其具体结论。”(注：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48页。)当然，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最高原则与方法会有不同的总结。

基于上述认识，唯物史观理论的存在范围与发展空间就是极为广阔的三项最高原则所统摄的范围与空间。所谓唯物史观性质的理论，就是贯彻这三项最高原则的理论。所谓具有唯物史观性质的理论，就是包含有这三项最高原则的某些因素的理论。所谓发展唯物史观理论，就是在这一广阔空间中所进行的理论创新。

三唯物史观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模式之性质与特点

唯物史观的中层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模式。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有效地阐释人类社会的结构与机制的理论模式，它无疑具有大限度的真理性与广泛的合理性。但也应当看到，作为人类社会宏观理论模式，不是简单地用考证的方法或科学实验的方法能证实或证伪的。它只有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加以验证。而且，这种理论模式的真理性与合理性最易在其深层的精神原则、在其所遵循方法、在其理论架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这里，着重论析其两个本质特点。

其一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充分贯彻着上述三个最高原则。关于这一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完整的表述：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显然，这一叙述的字里行间，这一理论模式的架构充分贯彻了唯物史观的三个最高原则，或者说这一理论模式体现了三个本质特点，即物质的统一性、发展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

关于物质的统一性，即上述引文所谓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关于发展的辩证性，这一理论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宏观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演化规律，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演化规律。这一理论注重阐述“关系”。关于人的主体性或实践性，这一理论揭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载体就是人，人的社会物质活动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动。或者说，前者是历史的具体，后者是理论的抽象。对此，马克思还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其二为这一理论模式在架构上的开放性、兼容性。详言之，首先，这一模式之基本概念具有合理的抽象性；其次，其架构具有立体性，其演化具有辩证运动性。

关于第一点。从人类哲学史、思想史上考察，古往今来优秀、合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概念或逻辑的出发点，都具有合理的抽象性。所谓合理的抽象性，系指一方面其有明确的或较明确的指向，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指向广阔领域的理论抽象。明确的指向性，为这一理论的可社会实践提供了前提条件；而抽象性则创造了其兼容的空间。如老子的“道”，儒家的“礼、仁”，程、朱的“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萨特的“存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抽象性。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架构之最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则具有大限度的合理抽象性。其表现为：一方面这些概念明确指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及其所演绎的理论具有确定性、社会实践性；另一方面其又是对这一广阔领域高度的理论抽象，从而使之具备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适应性和对之进行多方面、多层次解读的兼容空间。关于前者自不待言。关于后者，就在马克思那里，他自己对这两个概念就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如对生产力，就有劳动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活劳动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4页。)，死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9页。)，特殊的生产力，主观的生产力与客观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5页。)，一般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220页。)，社会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联合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28页。)，个人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259、260页。)，实际生产力，物化生产力，潜在生产力(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7、211、270页。)，等等。而对生产关系则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注：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社会生产的关系，经济关系(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注：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页。)，交往，交往形式，一切物质交往(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83、130页。)，社会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认为：“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页))，历史的关系(注：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等等。马克思有时还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并列使用(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4页。)，把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并列使用(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3页。)，等等。

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更有可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整个唯物史观作新的解读与发展。

关于第二点。在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模式是一个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与反作用的多层次架构与系统过程。易言之，其具有结构的立体性与发展的辩证性。这就使我们能借助这个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社会结构，动态地、辩证地考察社会演化。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做的。如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与取代的规律性描述，就是因角度与层面的转换，有本质一致而表现形式不同的诸种描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经过的五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也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在1886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此为“五形态说”原形。后斯大林将之固定化、普遍化。

几乎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三形态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写道：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许多论著认为，“三个形态说”是马克思成熟的思想。这在《资本论》里也有所阐述。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拜物教”一节中，马克思从剖析价值形式的资本入手，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这同“三形态说”是一样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除上述两种主要划分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划分。如以阶级斗争为着眼点或标准，把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划分成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力为着眼点与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页。)；以社会文明的程度为着眼点与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史前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等(注：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

显然，上述种种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观察历史结果。它们虽貌似不同，却本质一致，是互相说明、互相补充的。当然，人类社会各个部分的发展历程，在总的趋势上是一致的，而具体阶段的表现形式和细节又可互不雷同、各有特色。一般来说，对一种将阶段分得过细的划分，可能在内容上更为具体，但其所代表的普通性与一般性就受到限制；反之，一种将阶段分得比较宽的划分，可能在内容上比较简单、抽象，但它更反映出普遍性与一般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个形态说”是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的。

总之，这种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既是唯物史观解读的空间，也是唯物史观发展的空间。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形态，我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仍具有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等新观点。

四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从而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在人类思想史上，诸思想体系及其物质外壳既有属于开放的系统，又有属于封闭的系统。所谓封闭的系统，系指这一理论系统没有长时间，更没有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具体而言，这种系统由某位哲学家、思想家一次性完成，就终结了；或者由几位旨趣相类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某一历史阶段完成，就终结了。封闭的理论系统每每表现为其学院式或象牙塔式的特征。其一般不整体地、长时间地、主导性地付诸社会实践，即不会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流政治或主导的价值观。它只是在成为人类、人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才间接地参与社会实践。如中国的老庄思想体系、墨家思想体系、杨朱思想体系、名家思想体系，西方的苏格拉底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黑格尔思想体系、费尔巴哈思想体系、康德思想体系、尼采思想体系、罗素思想体系，等等。

所谓开放的理论系统系指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体系、基督教思想体系、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等则属于开放的思想系统。这种系统之所以保有开放性或交换性，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

首先，这一理论体系必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社会实践的本身就具有主客体之间、主体内部各部分之间、实践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就存在内部发展的动力，从而构成开放的系统。一般来说，理论体系的核心或原生态表现为哲学。哲学之付诸社会实践又演化为政治，付诸历史实践又演化为民族文化。当然，这一实践还有量与质方面的要求。即这一实践不是短暂的、片断的、浅尝辄止的，而是长期的、广泛的、深入的。这样，这一实践每每有千万、亿万民众参加，亦即这一学说有千万、亿万信仰者；这一实践每每延绵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其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其核心概念或逻辑的出发点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本性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兼容性，从而既具有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

再次，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宣传诠释，发展创新。正因为这一理论体系长时间地代表主流政治、主流文化，必然有政治的力量或传统的力量制造或驱使一大批学者对之阐释研究；又因为这一理论体系广泛、深刻地参与了社会的实践活动，与时推移，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之开拓、发展。

如儒家思想体系，既作为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而付诸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其具有千万、亿万信仰者自不待言。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或逻辑出发点首先是“孝”，其次是“礼、仁”，三者均以其独特的角度与层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本性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趋势，又具有某种抽象性，而且“孝、礼、仁”的三级架构具有某种立体性、兼容性、张力。这样，都为后人创造了解读与发展的空间。

唯物观范文篇9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观范文篇10

【关键词】郭沫若；唯物史观；历史剧；《屈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剧作家”[1]，他的历史剧思想深刻、艺术魅力丰富，对中国话剧艺术现代化、民族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他自觉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融入创作，重新诠释了屈原其人其事，丰富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精神内涵，体现出深厚的思想价值，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但作为早期研究者，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充分，因此，《屈原》对唯物史观的呈现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分析唯物史观思想在《屈原》一剧中的体现与局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郭沫若的文学及史学思想。

一、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1912年，郭沫若远赴日本学医，旅日期间，郭沫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5月，郭沫若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该书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此书虽略显粗糙，但已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此前，郭沫若已经零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和术语，但正是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他才系统地学习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并因此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了共产主义者。在同年致成仿吾的信件中郭沫若写道：“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情感作用了”[2]，1959年，在给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回信中，他表示：“（通过翻译）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2]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次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艰难岁月里，他的史学研究却取得了辉煌成果。1930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论证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共通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新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首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历史的著作，为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在《屈原》中的体现

蛰居日本期间，郭沫若完成了《屈原研究》一文，该文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阐述了屈原时代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重申了屈原作品的文学和思想意义。同时，郭沫若又将《离骚》等诗译为白话，推动其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抗战时期，端午节被定为纪念屈原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的“诗人节”。郭沫若本来就对屈原深有研究，此时，特殊的文化情境更激发了他的热情，在第六届诗人节上，他根据《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和屈原采用的民歌体裁，认定屈原是一位真正尊重、关怀和爱护人民的诗人[3]。历史剧《屈原》的发表与上演更是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在这部历史剧中，郭沫若立足唯物史观，结合自己的相关研究，将屈原塑造成了一个心怀中国统一理想、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人民诗人。《屈原》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创作思想上。唯物史观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起点和归宿都是现实中的人，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从事的物质活动决定了其他社会活动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第二，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孤立、个体的人；第三，人依靠自己从事的物质活动推动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不断发展，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4]。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其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变革方向，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5]。这便是唯物史观人民本位思想的科学内涵。郭沫若在《走向人民的文艺》一文中明确指出，文艺应当是人民群众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离开人民，文学艺术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生命[6]。这表明，他的文艺思想已经接受了人民本位的观点。在《屈原》中，作者人民本位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历史剧的体裁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历史剧的体裁戏剧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文艺形式，最初传入我国时被称作“文明新戏”。顾名思义，它的首要职责就是传播新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发挥社会教育功能。董健认为，观众在戏剧观演过程中是直接在场的参与者，所以，戏剧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易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因而，戏剧文化整合功能更强，更容易将创作者的思想传达给观众[7]；郭沫若也在《戏剧与民主》一文中指出，戏剧是距离人民的生活最近、最为人民所接受的艺术形式[6]。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历史也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题材，因此，郭沫若采用历史题材更易为普罗大众接受。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剧绝无许多学者型作家胶柱鼓瑟的缺陷。他认为，历史剧毕竟是一种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却可以“失事求似”：主干剧情和重要人物的主要性格不能与史实相悖，但旁枝之处可以根据作家的需要而自由发挥，以发掘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精神与现代价值的相通之处及其现实意义[8]。战国末期的秦国有如虎狼，楚国颓势已显，但几代楚王却寻欢作乐、不思进取。屈原屡次劝谏无果，终遭流放，最后自沉江中。屈原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郭沫若敏锐注意到了屈原的时代与当时形势的相似处：抗日战争正值胶着，国民党政府却偏安西南、消极抗日，思想控制也日益加强，因此，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必与时人思想相通，以屈原为题材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向人民群众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倡导积极抗日的革命与爱国情怀。郭沫若吸收了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思想，采用了最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历史剧体裁，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应当服务人民群众的观点，而且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声。（二）人物形象的塑造《屈原》一剧唯物史观人民本位的思想还体现在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西方文艺史上的戏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轻视人民的倾向，以西方戏剧的正统体裁——悲剧为例，雷蒙·威廉斯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悲剧中，悲剧人物往往是“反抗社会并渴望自由的个体解放者”[9]。在这种视角下，人民群众被认为是颟顸的乌合之众，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由他们组成的社会也一样混乱盲目，等待着拥有先进思想的主人公的启迪。这种精英观念颠倒了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忽略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而言，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表现其与杰出人物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郭沫若极力将屈原塑造为“人民诗人”。屈原在刚出场时便教导宋玉说，自己的文学追求是要向民歌民谣学习，以摆脱陈腐僵化的“雅颂”之音，传达出真正具有人性的内容[10]；后文中的钓者表示，“用诗歌来申诉人民疾苦”的唯有屈原一人[10]；援救了屈原的卫士称屈原是热爱真理与正义、抵御强暴、保家卫国之精神的代表[10]。可以说，本剧中的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英雄，并且不是郭沫若早期作品中那种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的英雄，而是一个体现着人民本位思想、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观念的新英雄。与屈原形象相映成趣的是剧中婵娟、钓者、卫士三个形象。婵娟本是屈原侍女，随侍屈原时耳濡目染，也学习了他热爱人民的情怀，在屈原遭革职失势后仍然坚定跟随他，这使她与趋炎附势的宋玉高下立判，最终，她还饮下了他人为屈原准备的毒酒而英勇牺牲。钓者虽只是普通百姓，却不畏强权，敢于直斥南后陷害忠良。卫士潜入屈原被囚的庙中解救了他，接近于传统文学中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民”所指的都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可以说，《屈原》中的婵娟、钓者和卫士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代表，虽然他们在剧中均为次要人物，但郭沫若仍给予了他们足够关注，挖掘出了他们的美好品质。

三、《屈原》在唯物史观的理解上的局限

郭沫若是中国最早采取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的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有开山之功，但也正因其早，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尚有不充分处，这也间接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西方自由人文主义者往往认为，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一个人的性格也根深蒂固、不可更改，超越任何环境和社会的影响[11]——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西方文艺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尤以盛行于17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为甚。新古典主义者主张从特定年龄和职业的人物中抽取出一种“普遍”的性格特征，将这种性格作为一类人群的“人性本质”，并且始终保持性格固定不变，拒绝任何发展变化[12]；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这样的人物是立不住的。唯物史观中的人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活动和发展着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因此，人性并非空无所依，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来表现。布莱希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戏剧把表现的对象变成没有时间性的东西。对人的表现则依赖所谓的永恒的人性”[13]。从这个角度审视《屈原》，我们会发现，屈原的历史身份并不完全符合作者的政治意图。屈原身为奴隶主贵族，毕竟与劳动人民地位悬殊，对百姓的关怀是自上而下的同情，而不能用同等的眼光打量人民，更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解放；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在刻画屈原人民本位的思想时，只能止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和关心百姓的行为上，无法令屈原更进一步通过实际行动改革社会。郭沫若试图借《屈原》鼓舞抗日士气，批判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表达对祖国早日实现和平与统一的殷切希望，故以剧中昏庸的楚王象征腐朽的国民政府，以张仪等秦国势力代表侵华日寇。在屈原的时代，秦国攻楚无疑属于侵略战争，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恰恰又是中国大一统的必经之路。郭沫若以秦国象征日寇，而秦国又恰恰是统一中国的推动者，因此，剧中反对侵略和追求统一的思想无法融合，屈原的形象与全剧的主题也出现了矛盾。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