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范文10篇

维吾尔族范文篇1

维吾尔族的祖先是骑马游牧民族。汉代时，匈奴在亚洲部高原上十分活跃。后来，阿尔泰语族的游牧帝国与匈奴的抗争连年不断，唐天宝三年在突厥的北方过着游牧生活的铁勒部族的一支回纥（即维吾尔族）取代东突厥，在蒙古北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起了游牧国家。此后，维吾尔族与唐朝的关系不断加深。

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维吾尔族被赶出蒙古北部高原，他们经河西走廊迁徙到今天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此后，维吾尔族的饮食从原来的以肉、乳为主转变为以谷物为主、以肉为辅。对维吾尔族来说，更大的社会变动是宗教上的变化。很久以前沿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向东发展的摩尼教和佛教势力，到十三世纪为止，在同伊斯兰教徒进行的宗教战争中均失败。于是，这一地区彻底变成了伊斯兰教的社会。维吾尔族全族改信伊斯兰教，其饮食文化也加入到伊斯兰教饮食圈子中去了。反映在维吾尔人今天的日常饮食中的饮食文化，不仅包括该民族作为土耳其民族的一支从上古游牧时代留传下来的传统饮食文化和维吾尔族改信伊斯兰教后形成的饮食文化，而且还包括该民族同周围其它民族和地区的交流中产生的多彩的饮食文化。这种多彩的饮食文化与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十分相称的。因为这一地区曾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路线，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地区也是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汇点。维吾尔族的饮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食品是烤羊肉串（维吾尔语称之为“嘎巴布”）。从西亚各地到乌鲁木齐的街头都能见到这种食品。羊肉串看上去像是来自西方，但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固有的食品。与羊肉串不同，谷类、粉食类食品中的用小麦粉和杂谷粉烤制的饼状的馕，可以看作是从西方传入维吾尔族的饮食中近东类型的饮食文化。

面类食品中的拉面已普及到维吾尔族的千家万户中，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像纺线一样把面条依次拉长放入锅中；另一种是用两手将一根面条加倍式地反复重叠拉长的方法。这些拉面可以看作是起源于汉族的拉面文化。至于米饭的吃法，维吾尔族通常是把米饭制作成称作“朴劳”的什锦炒饭（即抓饭）。人们在米饭中放入羊肉、蔬菜和葡萄。食用时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抓食。吃饭的这种方式，也属于伊斯兰教的饮食文化。汉族的把米煮成粥的饮食方法没有传入维吾尔族。公务员之家:

维吾尔族范文篇2

维吾尔族的祖先是骑马游牧民族。汉代时，匈奴在亚洲部高原上十分活跃。后来，阿尔泰语族的游牧帝国与匈奴的抗争连年不断，唐天宝三年在突厥的北方过着游牧生活的铁勒部族的一支回纥（即维吾尔族）取代东突厥，在蒙古北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起了游牧国家。此后，维吾尔族与唐朝的关系不断加深。

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维吾尔族被赶出蒙古北部高原，他们经河西走廊迁徙到今天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此后，维吾尔族的饮食从原来的以肉、乳为主转变为以谷物为主、以肉为辅。对维吾尔族来说，更大的社会变动是宗教上的变化。很久以前沿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向东发展的摩尼教和佛教势力，到十三世纪为止，在同伊斯兰教徒进行的宗教战争中均失败。于是，这一地区彻底变成了伊斯兰教的社会。维吾尔族全族改信伊斯兰教，其饮食文化也加入到伊斯兰教饮食圈子中去了。反映在维吾尔人今天的日常饮食中的饮食文化，不仅包括该民族作为土耳其民族的一支从上古游牧时代留传下来的传统饮食文化和维吾尔族改信伊斯兰教后形成的饮食文化，而且还包括该民族同周围其它民族和地区的交流中产生的多彩的饮食文化。这种多彩的饮食文化与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十分相称的。因为这一地区曾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路线，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地区也是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汇点。维吾尔族的饮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食品是烤羊肉串（维吾尔语称之为“嘎巴布”）。从西亚各地到乌鲁木齐的街头都能见到这种食品。羊肉串看上去像是来自西方，但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固有的食品。与羊肉串不同，谷类、粉食类食品中的用小麦粉和杂谷粉烤制的饼状的馕，可以看作是从西方传入维吾尔族的饮食中近东类型的饮食文化。

面类食品中的拉面已普及到维吾尔族的千家万户中，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像纺线一样把面条依次拉长放入锅中；另一种是用两手将一根面条加倍式地反复重叠拉长的方法。这些拉面可以看作是起源于汉族的拉面文化。至于米饭的吃法，维吾尔族通常是把米饭制作成称作“朴劳”的什锦炒饭（即抓饭）。人们在米饭中放入羊肉、蔬菜和葡萄。食用时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抓食。吃饭的这种方式，也属于伊斯兰教的饮食文化。汉族的把米煮成粥的饮食方法没有传入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范文篇3

关键词：维吾尔族；民间舞蹈；教学规律

一、维吾尔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精神

维吾尔族舞蹈在我国的民族舞蹈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与各民族相融合，使得维吾尔族舞蹈多元发展，而且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客观条件纯净自然，在这样一种天然淳朴的环境下也造就了人民乐观、勇敢的性格，放牧式的生活让集会舞蹈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有重大节日或者喜庆的日子时，维吾尔族人民就会围坐在篝火旁，使用集体舞的形式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这种乐观向上的净身充分体现在民族的舞蹈之中。维吾尔族的舞蹈在其生活的地区依照不同的风格被划分为三个色彩区，第一种是维吾尔族与汉族融合较多的东部区域，主要在吐鲁番、哈密一带，第二种是在巴楚、沙车县、麦盖提等乡村地区，主要以风格粗犷的刀郎舞为主，第三种就是伊犁地区，舞蹈多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且规模宏大，由于伊犁受到多民族的文化风格影响，所以它的舞蹈可以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民间自娱自乐型的舞蹈，主要表达自由、热情，俗称为“赛乃姆”；二是用于宗教和祭天活动的“萨玛舞”，三是表演欣赏的“盘子舞”，这一种舞蹈主要集合了前两种舞蹈的精华，艺术成就比较高。

二、维吾尔族舞蹈的教学规律

在舞蹈的学习中，将维吾尔族舞蹈单拎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教授，只有通过专业的系统的教学，才能真正把维吾尔族舞蹈传承发扬出去，所以在舞蹈学习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首先应该系统的学习维吾尔族的各类知识，再通过教学内容的区别选择恰当的排练曲目来搭配，再到各种活动中进行实践，比如汇报演出、社会表演、舞蹈比赛等等。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熟悉表演舞台，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和管理能力。由于维吾尔族舞蹈和其他舞蹈有所不同，它有着固定的姿势、眼神、步伐等等，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遵循“倾、拧、园、曲”的特点，除了注意舞蹈动作的规范之外，在实际的训练中还要强调舞蹈情感的表达，在舞蹈动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整合，形成一套自己的展现形式，从而让呈现的舞蹈更加贴近维吾尔族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传承。学生学习维吾尔族舞蹈，不单单只是学习一种舞蹈的跳法，还要对舞蹈的起源、发展、传播等历史变迁进行学习，必要的时候还要仔细研究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服饰、审美、语言、文化、生活等进行一个整体的了解，教师在对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定期组织下乡采风等实践活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舞蹈艺术，更好的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维吾尔族舞蹈的课堂教学

维吾尔族舞蹈主要从体态、动律、舞姿、眼神和步伐等进行学习，主要训练学生身体的协调能力。在体态上，维吾尔族舞蹈最要强调脚下集中、上身自如，在动作上要求沉肩、展胸、拔腰、立胯、提臀，学生从学习中掌握身体各个部位的松紧关系，这样全身形成一种立感，给人一种挺拔高傲、俏丽唯美的视觉感；在动律上，维吾尔族舞蹈强调重拍主力脚跟步随动力脚推动直立的微提，弱拍动作变化时腰部要有一个明显的打颤来使动作变得自然柔美；在舞姿上，他们遵循着自然、民间的风格，大量元素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比如挽袖、拉裙、脱帽等动作；维吾尔族舞蹈最擅长使用的就是头部和手腕，舞蹈过程中摇头、移项、翻腕、绕腕、击掌等动作的使用，再利用眉眼的活动与观众进行交流，展现了一个维吾尔族人民热情好客、端庄大方的形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对这些动作进行准确的示范和讲解，才能让学生充分掌握舞蹈的动作要领。

四、舞蹈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在民族舞蹈中，舞蹈的动作和表演风格是由一定联系的，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联系，用具有生活性和民族性的动作来进行表演，在表演过程中注意细节的恰当处理，大到画面、速度、队形等的把控，小到分散、流动、走向、姿态等等，这对于一个舞蹈的风格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对舞蹈表演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培养，学生不仅要学会基本的动作要领，还能够根据不同的舞蹈配乐让肢体和情感产生共鸣，在精神世界里充分感受到民族舞蹈的魅力，将舞蹈以最佳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当然这也是民族舞教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五、结语

维吾尔族舞蹈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发展出来的，有着丰富的民族特色，它在艺术的形式上反应了维吾尔族人民真实生活的同时，也深深的植根于维吾尔族的生活中顽强的向前发展着。在民族舞的实际教学中，只有结合该民族的发展情况，深入分析民族舞所独有的风格和元素，在教授学生实际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激发学生对民族舞的兴趣和激情，锻炼学生的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更有利于民族舞蹈的传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婷婷.维吾尔民间舞蹈教学规律和风格特点探析[J].大众文艺,2013.

[2]宋丹丹,何蓓蓓.浅谈维吾尔族舞蹈的民间表演与课堂教学[J].大家,2012.

维吾尔族范文篇4

[关键词]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内容解读

生态伦理是调节人与自然和环境之间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体系。它是人类在生命共同体中的活动规范和评价准则的概括和总结，是人际伦理向自然伦理的扩展。它内涵广泛，涉及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所有意识形态，规范和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指导着人类处理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伦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生活在新疆这个干旱地区塔里木一吐鲁番盆地上的绿洲上的古老民族一维吾尔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朴素的民族生态伦理。维吾尔传统生态伦理是维吾尔族人与自然关系信仰系统与行为规范的集成。这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要旨的生态伦理有效地规范约束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促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所在地区的生态平衡。解读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的内容，以积极的态度尊重和挖掘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中的积极成份，无论对我国生态伦理建设，还是对构建新疆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的丰富内容在生产生活方式中的生动体现

坎儿井实际上就承载了维吾尔先民在适应与改造独特自身生存环境过程中创造的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生态伦理智慧。

新疆的坎儿井，是古代维吾尔人根据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创造的一项水利工程。新疆的坎儿井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即出现其雏形。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干旱少雨，盆地北部的天山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每年夏季，山上的冰雪融水汇成河流，冲下山谷，径流进入山前的戈壁沙砾地带。大量的水在烈日下蒸发和渗入沙砾之下，能到达绿洲的水量很少。于是当地人民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下创造出了坎儿井的节水保水灌溉方法。坎儿井的水源就是山上的雪水经过渗漏流砾石层里的潜水。坎儿井一般由暗道、明渠、竖井和涝坝四部分组织。暗道即地下输水道，明渠用以引水灌田，竖井是暗道的出入口与通风口，为防风沙，竖井的井口常用石块或树枝、苇草封盖。据统计，新疆各地坎儿井有1600多条，总长达5000多公里，被誉为“地下大运河”。

维吾尔先民保护环境、美化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生产生活方式中的生动体现：维吾尔族人挖渠时种杨树、建磨坊时种柳树、屋后建果林、庭前种葡萄。没劳力的孤寡人家也栽种葫芦、南瓜、紫茉莉和牵牛花来美化庭院。葫芦可作器皿、药罐、装饰品。维吾尔民族在哪里安家落户，首先要在那里种树。从夯院墙到上房梁，至少费时三度春秋，待人住时就桑杏开花，榆杨成荫了。没有种植花草、果树的维吾尔族人家很少见。甚至在墓地上也种树养花，祝愿亡灵灵魂像树一样常青。在南疆，常见送葬队伍前有一人拿着树枝引路，人葬后，将树枝种在墓旁，由亲戚常来浇水。在于旱、缺水地区，往往以竿代树。维吾尔族人焚烧莳萝、青兰、千日红等植物除虫，在屋子里养花，在自留地里栽培胡荽、藿香等蔬菜，通过这种传统的空气洁净法来预防感冒、头痛及某些呼吸道疾病。他们还重视饮用水的清洁，不在泉头、渠首洗澡，用过一次的水不再重复使用，即使洗脸水也要和饮用水一样清洁。

维吾尔族敬畏绿色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也被融入到了其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维吾尔人认为“栽树或种田而被飞禽或人畜所食，被食用部分即为施舍善行”，给花浇水也是善行，花草枯死时向植物表明歉意。维吾尔族将动植物名称广泛运用于人名、地名。如地名中的阔什特热克(双杨树)、阿里米力克(苹果园)等；人名中的苏皮尔各阿洪(苕帚)、萨姆蒴克(大蒜)、夏木夏特(云杉)、阿娜汗(石榴花)、巴哈尔古丽(迎春花)等。所以即使在“乱砍乱伐”时期，具有500～1000年树龄的梧桐、核桃、无花果等古树及化石在天山南北也得以保留。

二、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的丰富内容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体现

维吾尔族生态伦理的丰富内容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体现可以通过《福乐智慧》略见一斑。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著名的古典叙事长诗，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成书于1069～1070年。全书共85章，13290行，韵文体。《福乐智慧》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福乐智慧》崇拜自然的思想：由于西域地处干旱地带，人们特别崇拜太阳。《福乐智慧》中写到：“太阳一出，大地温暖”、“太阳浑圆无缺，灿烂的光芒始终如一”。《福乐智慧》还用日出、月圆这样内涵深厚的词汇命名国王和大臣，将自然崇拜和社会生活巧妙搭配。同时，古维吾尔人特崇拜火神，认为它可以抵抗附身之邪恶。《福乐智慧》中说：“有四种东西，虽少也不能嫌少。”(306行)其中“一种是火”(307行)。古维吾尔人也崇拜水，《福乐智慧》有许多对水崇拜的描述，如“口腹干净，好处如河水涌流不停”(5352行)、“人心是花园，君恩是水”(1807行)、“出口的良言好比流水，流到哪里，哪里就花木藏龚”(2688行)、“哪一座花园里清水长流，必然鲜花盛开，散发馨香(1808行)。有水必有山，古维吾尔人将自己居住的山脉称为“Teng-ritag”(天山、上帝之山)、“Kuttag(福山)”、“Muzta-gata(冰山之父)”。古维吾尔人从自然中获取力量的思维方式，得益于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与崇拜。

《福乐智慧》顺应自然的思想：基于对自然界规律之认识，《福乐智慧》认为疾病与自然气候有关，人须顺应四季，随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而养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游牧状态下，维吾尔先民更多的是顺应自然，在看到它能给自己生存带来益处的同时，备加爱护它。

《福乐智慧》与自然和谐互益的思想：在第五章部分章节中，作者笔下或集中或分散地描述出世间万物皆与四素对应，他不但认为宇宙是由四要素构成的，而且认为生命也是四要素的一种组合。并把四要素及其对立统一看成是人体的构成、肉体和精神状态的基础，强调四要素处于统一和谐的关系之中：“大地和绿水亲密无间，百花千草绽开了笑脸。亲友们如能和睦相处，更会把新的亲友增添。”(3212)自然界的万物之间对立统一的现象是不容违背的客观规律。大自然是这样，人世间也是如此，自然界不停地运转着，生命也运转悠悠。不难发现，作者所坚持的就是人与自然要永久存在，不仅要达到自身的和谐，更须实现二者的和谐互益的思想。三、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的丰富内容在宗教信仰中的生动体现

历史上，维吾尔族在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之外，曾经信仰过萨满教、袄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其中摩尼教被维吾尔族历史上建立的两个汗国确定为国教，11世纪后维吾尔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萨满教义里，既有预防破坏森林的观念，也有限制破坏森林的规约。萨满教认为蓝色象征神理，崇拜蓝天和蓝色，同时还把绿色看成是兴旺和从政的标志。因此该民族农民至今十分倚重村庄，注重庭院的绿化，出现损害树木和植物的现象，就会受到谴责。

祆教十分重视洁净，所以有关洁净的戒律和仪式也颇繁复。祆教把生活中的事物分为洁净和不洁净两大类。火、水、金属等被认为是最洁净之物，不可玷污。水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沾染污秽之物。

对萨满教和祆教的信仰，使得维吾尔先民们不自觉的产生了对天、树、水的崇拜和敬畏之情。

摩尼教在人行为方面主张不杀生。

按佛教教义，一个人死后，再次投胎时，不一定是人，可能是一种生物体。一个人如果破坏了一根草、一棵树，都有可能伤害到他逝去的亲属朋友。任何生物和人一样都是平等、有生命的。

佛教和摩尼教这种“不杀生”、“泽被草木”等思想对信教群众起着一种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保护动植物的理念，从而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

伊斯兰教主张仁爱万物。《古兰经》和《圣训》倡导人们要对一切自然之物存有仁爱之心，禁止人们无故宰杀幼畜、砍伐幼苗。伊斯兰教还专门规定在斋戒期间在禁地之内不准打猎。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动物。同时伊斯兰教教导人们要珍惜土地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因为“在主那里，万物是各有定量的”(《古兰经》)。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应该珍惜人类的生存条件，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创造天地，是比再造人类更难的，但世人大半不知道。”所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取用应以不过分为原则，在此前提下，伊斯兰教还主张人类应该把握自然的本质和规律，通过对自然界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伊斯兰教认为，自然界变化，日月循环，四季交替等，绝无神秘之处，人们应该仔细观察，努力探索，总结其中的规律，坚定自己的信仰，合理利用大自然，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享受真主的恩典。

伊斯兰教特别重视整体和谐。在伊斯兰教看来，真主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内容丰富多彩、生气盎然。真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协调有序的世界，从日月星辰到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矿藏、河流、阳光、水分以及大地上的一切生物，这些事物共同构成了和谐有序的生态系统。万物都按各自的规律的存在发展，宇宙间的一切没有一件事物是没有意义和目的的。人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只是真主在世间的“代治者”，所以与万物是和谐的统一体。人类不能随意地破坏自然界，只有把握认识了万物的规律，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与人是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相互协调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古兰经》教导我们：“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圣训说：“善者必不损一蚂蚁。”可见万物与人类是一样的平等生存，彼此之间是和谐统一的。

伊斯兰教生态观既要求考虑现世，更要求穆斯林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的繁荣昌盛。人类相对于自然而言，其生命是短暂的；而自然存在期则需要无数代人去遵循其运行规律，共同享受自然生态环境的恩赐。伊斯兰教主张，人类应该不断寻求自我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平衡点，达到人类和自然的和睦相处、长期共存、共同繁荣。人类绝不能被纷繁复杂的自然生态所迷惑，也不能对自然生态环境简单地顶礼膜拜，而是要通过接近自然、观察自然、探索自然，了解自然的特点和规律。

四、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的丰富内容在禁忌、习惯法中的生动体现

维吾尔族范文篇5

托尔逊·卡迪尔告诉记者，连日来，村民们听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以及扶持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内容后，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帕合太克里乡是喀什地区有名的水稻之乡，乡里的农民靠着种水稻走上了致富路。2006年，全乡人均收入达到2896元，预计2007年乡人均收入将增加500元以上。

帕合太克里乡党委书记汪春说：“近年来，由于国家支持下的一些水利项目得以实施，帕合太克里乡水稻种植业得到了发展，加上国家减免农业税收增加涉农补贴，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托尔逊·卡迪尔告诉记者，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家里看上了电视，装上了电话，用上了洗衣机，还买了一台大冰箱。村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路变宽、变硬了，孩子的学校也变新了，到了年底，大家还都要搬进抗震安居房。

“好日子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政府不但免了农业税，还给我们提供种子，进行培训。大伙心里都明白，只要自己勤劳，就会有好日子。”托尔逊·卡迪尔说。

维吾尔族范文篇6

笔者通过分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维吾尔族作者姓名中英著录的常见问题，对照国家标准及规范，提出其准确表达形式的建议，现与编辑同行探讨。

维吾尔族姓名的结构特点

维吾尔族的姓名结构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同于汉族姓名结构一般情况下子女传承父亲的姓氏（例如：父亲的姓氏为张，则子女的姓氏也为张），姓名的构成顺序为姓前名后，维吾尔族是将父亲的名（父名）作为子女的姓，姓名的构成顺序为名前姓后，即子女的名加上父亲的名作为子女的姓名，名和姓之间用“•”隔开区分，这种没有固定姓氏的起名方式也叫做“父子连名制”。由于维吾尔族人的姓氏为父亲的名（父名），因此维吾尔族也就不存在姓氏传承的问题，同姓者除同胞兄弟姐妹之外，仅仅是一些父名相同的人，而这种相同也不体现任何的血缘关系。例如：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雪克来提”是他的名，“扎克尔”是他的姓（父名）。

在实际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在称呼、签名时已习惯性的只使用名，很少使用姓（父名），一般只有在身份证、学生证、户籍、相关法律文件里使用全名，以至于相处多年的同事或朋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姓（父名），因此维吾尔族作者在撰写科技论文以及投稿过程中的署名标注，有时也习惯性的只填写了自己的名，而忽略了姓（父名）的填写。期刊编辑只有了解维吾尔族姓名的结构特点，在修改稿件时才容易发现问题，及时与作者沟通加以改正。

维吾尔族姓名的起名习惯及常用名

据维吾尔族人名学者考证研究，现代维吾尔族人采用的单人名字约有8500个，名字的来源多种多样，含义五彩缤纷，呈现出种独特的文化景观。（1）以长辈对孩子寄托期望和祝愿的多为男子人名，例如：阿里木（学者）、哈拉汗（伟大的王）、阿迪里（追求公正者）、哈里克（创造者）、巴图尔（勇士）、艾则孜（珍贵的）、艾尼瓦尔（光明的）、热合曼（仁慈的）、萨比尔（善于忍耐的）、萨迪克（忠诚的）、艾尼（富有的）等；（2）以植物名称起名的多为女子人名，例如：热娜（月季）、热依罕（紫罗兰）、苏如合（玫瑰）、玛依莎（禾苗）等；（3）古时维吾尔族人崇拜日月，以日月起名，男子人名例如：奎尼（太阳）、夏哈甫（星星）等；女子人名例如：阿依（月亮）、阿依木（月亮般的女儿）、玛依努尔（皎洁的月亮）、阿依吐露（满圆的月亮）、祖合拉（金星）等；（4）以圣人起名的皆为男子人名，例如：穆罕默德（被永恒赞颂者）、伊不拉音（服从圣人者）、艾沙（圣人的财富）、伊力亚斯（圣人的力量）、达吾提（曲调、音律）等；以圣母取名的皆为女子人名，例如：玛力亚木（祈祷者）、萨热（愉快、安宁）、阿依仙（美好生活）等；（5）以宗教词语起名的多为男子人名，例如：斯拉木（服从）、伊玛尼（信仰）、艾伯不拉（圣人的朋友）、阿不力孜（圣人的奴仆）、阿吉（朝觐者）等；（6）以孩子出生的顺序起名，男子人名，例如：艾克板尔（大儿子）、牙库甫（第二个儿子）、艾合坦木（最后一个儿子）、坎吉（最末的）等；女子人名，例如：热比安（第四个女儿）、哈蒂曼（最后一个女儿）等。（7）以孩子出生的时间起名，男子人名，例如：吾守尔（回历一月）、赛盘尔（回历二月）、热健甫（回历七月）、巴拉提（回历八月）、肉孜（回历九月、斋月）、库尔班（古尔邦节）、奴肉孜（回历新年）、海伊提（节日）等；女子人名，例如：阿孜娜（星期五）、纳哈尔（白天）、巴哈尔（春天）等；（8）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维吾尔族人为孩子起名呈现出新的文化景观，其中以男子人名为多，例如：阿扎提（解放）、尼贾提（拯救）、艾尔克（自由）、库吐鲁克（喜庆的、吉详的）、亚里坤（火焰）、艾伊热提（先进者）、艾孜买提（好汉）等。此外，维吾尔族常在男子人名后加江（生命）、阿洪（宗教人士）、毛拉（学者）等表示敬称；在女子人名后加古丽（花儿）、罕（女士）、克孜（姑娘）、尼莎（女士）等表示敬称，也容易区分男女。

期刊编辑如果能掌握维吾尔族人的起名

习惯及常用名，将有利于编辑加工稿件时及时发现和纠正署名错误，例如：人名中带有古丽（花）、阿依（月亮）、巴哈尔（春天）等不会是男性作者名，也不会是姓（父名）。有些维吾尔族作者在书写姓名时虽然写出了全名，但是没有区分名字与姓（父名），例如：巴哈尔古丽库尔班，巴哈尔、古丽均为女子人名，库尔班为男子人名，因此正确的写法为：巴哈尔古丽•库尔班；艾尼瓦尔玉苏甫，艾尼瓦尔、玉苏甫均为男子人名，因此正确的写法为：艾尼瓦尔•玉苏甫。有些非维吾尔族作者在书写维吾尔作者姓名时也会出现著录错误，例如：买买提江•玛依努尔，玛依努尔为女子人名，不可能做姓（父名），因此正确的写法为：玛依努尔•买买提江。维吾尔族作者姓名翻译时的注意事项1970年国务院为维吾尔族创制拉丁字母的维吾尔文文字，现行维吾尔文最近的一次改革是在1983年，采用的文字是阿拉伯字母书写体系，由8个元音字母和24个辅音字母组成，自右向左横向书写，这一标准规范了维吾尔语的书写和读音。根据GB/T28039－2011《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定：少数民族语姓名，按照民族语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分连次序依民族习惯。因此维吾尔族人姓名在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采用音译转写，而不是按照维吾尔词语的实际意思翻译，译名时按照“先名后姓”，以人名维吾尔语的发音为标准，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发音进行翻译，因此译名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这样对维吾尔族人姓名的翻译才能做到标准统一，而不会出现错译。

维吾尔族范文篇7

1.图案精美，纹饰多样

维吾尔族服饰图案主要为自然形态、几何形态和现实形态三种。从大自然的物象中提取可用素材进行图案创作，以各种花卉，植物的枝叶、蔓、果为基础创作为服饰中可用的图案纹样；以现实生活中的瓶、壶、琴、盆等物的图案为装饰纹样；同时还有矩形、圆形、三角形、新月形、心形、锯齿形等各种各样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纹样。形成如此图案纹样缘于维吾尔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以及早期的宗教崇拜，由于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所以在维吾尔族服饰上禁止人物、动物造型。维吾尔族早期信仰过萨满教、祅教、拜火教，崇拜大自然，他们把以大自然的物象为图案内容发挥到极致。因此，维吾尔族服装图案的基本形制为花卉纹、植物纹（枝、叶、蔓、果实等）、生活器物纹样（壶、瓶、盆、炉、坛等）、几何纹（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星形等）、水波纹等。

2.色彩鲜艳，对比强烈

色彩是一个民族表达情感的一项重要工具，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区别于别族的色彩倾向。维吾尔族服饰色彩五彩斑斓、绚丽多彩，一般对比强烈，喜欢用对比强烈、浓艳的颜色。维吾尔族男装多用黑白布料，蓝、灰、白、黑等各种本色团花绸缎料，以及各种宽窄相间的彩条料和几何纹样本色扎花料等制作。腰巾多为黑、棕、蓝等深色，节日时系的腰巾一般十分鲜艳，有的印花、有的绣花，色彩多为红、绿、蓝、黄色。维吾尔族妇女爱穿连衣裙，青年女性多穿红、绿、蓝、黄、白相间色的，老年妇女多穿黑、白、蓝、墨绿色的。综合来看，维吾尔族人使用最多的色彩为红、黄、绿、蓝、白、黑。之所以中意这些颜色，基本上都与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比如，在汉文化中，红色一般表庄重、威严、吉祥、喜庆，黄色代表尊贵、华贵，白色为纯洁等。

二、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合理地借鉴吸纳维吾尔族优秀的设计元素，吸取其精华之处，与现代包装设计理念相结合，合理运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中，可以丰富人们的审美情感，丰富现代包装设计的寓意蕴味，民族化的艺术风格。

1.图案纹样的借鉴组合

“图案是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美术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在工艺材料、用途、经济、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图样，装饰纹样等方案的通称”。维吾尔族图案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其图案比较注重对自然、现实生活的提炼，比如最具维吾尔族特征的维吾尔族花帽，其图案纹样都是以新疆的花卉果实等自然物象为素材，加以艺术提炼而成。最负盛名的当属南疆喀什地区盛产的男式巴旦木花帽，图案以四方连续排列。纹样空白处舒展有致，纹样有秩序感，不是对具体物象的再现，而是在现实自然物象的基础之上，做了抽象的组合再现，注重神韵、似像非像、意蕴深邃。将这种图案的处理方式融入现代包装设计中得图形设计，设计将会有更深的意蕴。

2.对色彩意蕴的借鉴思考

设计中的色彩，一般讲究装饰性、平面性与主观性，色彩是能够直接吸引观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赋予了几何形体的一种生命力，一件作品在视觉效果上的优劣好坏，往往是观众评判一件作品好坏的主要评判标准之一。在维吾尔族服饰中，大多颜色艳丽、对比强烈，多为蓝色、红色、绿色、黄色、黑色、白色、灰色、棕色等。这些色彩的组合可以作为维吾尔族服饰的标识之一，神形兼备，色彩明艳，较为突出，维吾尔族服饰对色彩对比、协调的处理，可以为我们现代平面设计中对于色彩冷暖关系的处理、大的黑白灰的穿插布置与变化提供优秀的借鉴的案例，增强实际工作中对于色彩的处理。

3.传统服饰意蕴对现代设计的启发

赵农在《厚德载物》中曾经说过“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就如同丧失了自己的家园，颠沛流离的结果只能是自己意志的丧失”。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在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不需要单纯的重复模仿。维吾尔族服饰上的图案，色彩等都是有特定的文化意义的，不论是典型的巴旦木等的植物纹样、几何纹、生活器物纹样还是鲜艳多姿的色彩都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情感，给欣赏者一种特定的符号标志传达。我们应当挖掘设计元素背后的文化意义，并将这种文化意义赋予我们现代的包装设计中。维吾尔族服饰中都是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崇拜，传达了深刻的哲学思想与设计理念，为我们研究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设计价值都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现代包装设计应当依托于文化之上，正是现今包装设计所需求的。

三、小结

维吾尔族范文篇8

【关键词】婚姻质量;乳腺癌;维吾尔族

Abstract:ObjectiveToanalyzethemaritalQualityinUygurpatientswithbreastcancerwhohadundergoneanoperationandtoprovideatheoreticalbaseforpsychosocialinterventionforpatients.Methods156Uygurpatientswithbreastcancerwereincludedinthestudywhohadacceptedsystematicaltreatmentafteroperation.Olson’sENRICHquestionnairewasusedtoanalyzethemaritalqualityofUygurpatientsandHanpatientsinthesametime.ResultsThestudyshowedthatUygurpatientswithbreastcancerafteroperationhadalowermaritalqualitythanHanpatientsintheareasof:satisfactionofmaritallife,charactercompatibility，communicationbetweenpatientsandtheirspouses，sexuality,roleequality.Uygurpatientswithbreastcancerafteroperationinflueneingfactorsofmaritalqualityincluded：age，earnings，marriageyears，procreationcondition，occupation，educationdegree，operatingmode.ConclusionUygurpatientswithbreastcancerafteroperationhadalowermaritalqualitythanHanpatients.Psychosocialinterventionneedstobeimplementedinordertomaximizethepotentialforrecovery.

Keywords：maritalquality;breastcancer;Uygur

乳腺癌是一个严重影响妇女健康的疾病,其诊断、治疗、可能复发的威胁及躯体形象改变都使患者及其家属面临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她们的夫妻关系及健康状况。目前国内外研究多数认为乳腺癌术后病人婚姻质量低于正常人群[1-2]，国内研究基本以汉族人群为研究对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其对婚姻质量都有所影响。目前对于新疆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婚姻质量的调查研究很少。本研究对维吾尔族与同期住院汉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进行比较，旨在探讨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手术后婚姻质量状况,为有针对性地为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提供整体护理及进行心理社会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7年5月~2009年10月就诊的全部维吾尔族及汉族女性乳腺癌患者。依据入选及排除标准，最终入选维吾尔族156例，汉族352例。入选标准：初次诊断为乳腺癌，均为已婚患者，既往未患过其他恶性肿瘤及接受过相应治疗，均为可手术的患者并接受手术治疗，依据乳腺癌诊治规范接受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治疗后无复发或转移，患者愿意接受调查。排除标准：导管及小叶原位癌，非初次诊断乳腺癌，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出现明显的并发症，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出现复发、转移或其他部位新发肿瘤，中断治疗，离异、丧偶。

1.2方法

1.2.1测量工具采用的Olson婚姻质量量表(ENRICH)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Olson教授等于1981年编制，此问卷为自评量表，与其他婚姻质量问卷相比，O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具有样本量大、控制了背景因素干扰、多维度、夫妇双方评估等特点[3]。该问卷条目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判别婚姻满意与不满意的准确性(判别效度)为85%~90%[4]。此问卷曾在1428名中国已婚妇女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等因子得分与美国妇女的常模相似[5]。问卷按1~5分5个等级评分法，分正性条目和负性条目2种，评分高提示婚姻质量好，每一因子分着重反映受试者婚姻某一方面的情况。ENRICH量表共有12个因子，包括124个条目，12个因子为过分理想化(El)、婚姻满意度(E2)、性格相容性因子(E3)、夫妻交流(E4)、解决冲突方式(E5)、经济安排(E6)、业余活动(E7)、性生活(E8)、子女和婚姻(E9)、与亲友的关系(E10)、角色平等性(Ell)和信仰一致性因子(E12)。

1.2.2测试方法及质量控制对调查员进行严格选择与培训，经培训后，对调查员进行考核，选取能准确理解此次调查目的和要求、调查结果一致性好的调查员;调查员记录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在患者治疗结束后，进行问卷调查。所有问卷均单独对患者进行调查,其丈夫不参与。调查过程中先向调查对象说明此研究为匿名法,并对调查资料严格保密，为不记名填写方式。征得同意后,以统一指导语对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和患病后情况调查问卷的调查方法进行指导,当场个人完成方式进行填表,文化程度低者由调查者以中性、无暗示和偏向的方式逐项念给受试者理解后自行答之。答卷检查合格后当场收回。在调查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对每天完成的问卷都要进行检查，评价完成的质量，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调查问卷正常登记和编码，防止遗漏或重复登记;检查问卷的完整性及填写的正确性;问卷记分工作由2人分别完成，并进行对比。

1.3统计学处理数据统计及分析采用收回的问卷通过资料复核、整理、编码与量化后，输入Excel工作表中，经SPSS15.0软件包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其中一般情况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婚姻质量的现状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各因子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8份,收回问卷508份，其中不完整和不合格调查问卷26份，经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基本合格。

2.1维吾尔族与汉族乳腺癌患者一般情况及疾病相关资料比较维吾尔族与汉族乳腺癌患者在年龄、职业、经济收入、教育程度、生育情况、手术方式方面分布有统计学差异。与同期入院汉族乳腺癌患者相比，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年龄分布偏小居多，教育程度偏低，经济收入偏低，已生育患者居多，保乳比例偏低(表1)。

2.2维吾尔族与汉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比较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性生活、角色平等性评分低于汉族乳腺癌患者(P<0.05)(表2)。表1患者一般情况及疾病相关资料表2维吾尔族与汉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比较

2.3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术后Olson婚姻质量多元回归结果以O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因子、夫妻交流、解决冲突方式、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角色平等性及信仰一致性共12个因子作为结果变量，以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的年龄、职业、经济收入、教育程度、生育情况、结婚年数、手术方式、疾病分期、放疗与否等共9个变量作为原因变量，作Stepwise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过分理想化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经济收入、结婚年数、生育情况、手术方式;婚姻满意度的影因素为生育情况、年龄;性格相容性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经济收入;夫妻交流的影响素为经济收入;解决冲突方式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生育情况、经济收入;业余活动的影响因素为职业;性生活的影响因素为手术方式、经济收入;子女和婚姻的影响因素为教育程度、年龄;与亲友关系的影响因素为经济收入;角色平等性的影响因素为经济收入,见表3。表3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术后Olson婚姻质量问卷

3讨论

3.1维吾尔族与汉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比较本研究对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中的维吾尔族与汉族乳腺癌术后患者的婚姻质量进行比较,得出维吾尔族乳腺癌术后病人的婚姻质量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性生活、角色平等性评分低于汉族乳腺癌术后患者。分析原因可能为:与入组的汉族乳腺癌相比，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年龄分布偏小居多，教育程度偏低，经济收入偏低，已生育患者居多。本研究中汉族乳腺癌患者有19.6%的病人行保留乳房根治术,80.39%的患者行切除乳房的根治术,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有12.18%的病人行保留乳房根术,87.82%的患者行切除乳房的根治术,两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3.2影响维吾尔族婚姻质量的相关因素探讨目前手术治疗仍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术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乳房切除手术以及保留乳房手术。由于乳房切除术后的病人失去了女性重要性征器官,外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婚姻质量。诸多研究提示乳房切除术后,由于形体的改变会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带来负面的影响[6]。本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保乳手术的病人具有相对较高的性生活质量。保乳手术病人体形改变较少,而乳房切除术后的病人由于形体的缺陷可导致自尊心的伤害并引发自卑感,担心自己对丈夫缺乏吸引力,从而担心丈夫可能在性方面对自己不感兴趣。有研究表明乳房切除术严重破坏和影响乳腺癌妇女的女性角色和身份,使其产生严重的焦虑,并严重影响病人的性功能和生活质量[7]。本研究中汉族乳腺癌患者有19.6%的病人行保留乳房根治术,两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考虑其婚姻质量较汉族乳腺癌患者低与此有关。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年数的增长,乳腺癌病人在稳定和牢固的家庭生活中,已没有婚姻的危机和压力,生命的动机和源泉被丈夫和儿女的亲情所鼓舞,其心中的紧张不安和恐惧、孤独会比年轻的妇女有所缓解和减轻[8]。有研究者认为年龄越小的病人对现有生活越不满意[9]。年轻患者手术后自我调整能力较差,年轻女性更多感受手术对婚姻关系的负面影响[10]。本研究结果显示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年龄分布较汉族偏年轻，可能是其婚姻质量偏低的一个因素。

教育程度高对乳腺癌病人心理有保护作用,病人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以及信息寻求能力较强而迅速,更能正确地面对疾病,处理好家庭关系;且通常教育程度较高的病人,更容易获得较好的经济来源,从而使物质及精神的压力减轻[4,8]。本研究结果显示维吾尔族乳腺癌患者文化程度较汉族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目前尚无客观的针对新疆地区女性婚姻质量的常模数据，故本研究将同期住院汉族乳腺癌患者术后婚姻质量作为对照，得出维吾尔族乳腺癌术后病人的婚姻质量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性生活、角色平等性评分低于汉族乳腺癌术后患者，维吾尔族乳腺癌患婚姻质量影响因素有年龄、经济收入、结婚年数、生育情况、职业、教育程度、手术方式，针对维吾尔族患者乳腺癌术后婚姻质量特点，有必要开展相应的心理干预,以尽可能地促进其身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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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范文篇9

关键词：多元文化；民族预科；英语教育；教学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多民族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国少数民族一方面通过学习族际共同语和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和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保持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化，保留本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这是我们开展民族教育的使命之一。民族预科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为培养民族高等专业人才、发展民族教育、解决民族发展问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它兼具民族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三重身份，是基础教育步入高等教育的阶梯，具有民族性、分散性和多社区差异性、基础薄弱性和起点悬殊性、文化背景多元化、多语性和多文性、国际性、多项特殊性形成的艰难性七大特征[1]。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成分复杂、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大等问题，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学生不仅南北疆差距大，与内地学生差距更大，英语尤甚，民族预科英语教育在少数民族学生从基础教育顺利过渡到高等教育过程中尤显重要。

二、多元文化与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关联分析

民族预科教育的特殊性，在英语专业的教学中，集中体现在多元文化方面。新疆维吾尔族预科生的英语教育，除英语教育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之外，更多也更为特殊存在的问题是多元文化问题，对这些集中在多元文化领域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不仅在专业教育上有利于排除维吾尔族预科生的英语学习障碍，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和效率，更在教育本质上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一）族际共同语、教学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影响分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教学，必须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因此分析族际共同语、教学目的语与本族语的文化差异，是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础。我国的族际共同语即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背后是以大河文明（黄河文明）为代表的大陆农耕文化；预科教育的目的语即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背后是以西方文明（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文化，相对于保守的农耕文化，西方海洋文化则明显外向；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表现的文化是以种植谷物和园艺业为中心的农耕经济文化，较大陆农耕文化外向但相对西方海洋文化内向。一方面，自古以来新疆地处东西贸易的中枢通道，本地区语言多元、文化多元且互相交叉并高度融合，具备多语言学习和交流的环境，维吾尔语采用过突厥文字、回鹘文字、摩尼文字、藏文字、叙利亚文字和阿拉伯文字等，现采用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原有维吾尔文字。维吾尔族人生性好客、善于经商、乐于学习、易接受新鲜事物，新疆维吾尔族预科生除熟悉维吾尔语外，大都有在其他语言（如汉语）环境的经历，这有助于其进行多语言横向和纵向比较，初步具备了理解不同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意识，这对于英语的教育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开放的英美文化对部分相对保守的维吾尔族预科生来说，存在一定的抽象可能性，部分维吾尔族预科生可能产生心理不适甚至对英美文化产生抵触，无形增加了维吾尔族预科生的英语学习难度。（二）族际共同语、本族语对目的语教育的顺向迁移效应分析。一方面，当采用汉语作为维吾尔民族英语预科教育教学语言时，普遍形成如下的语言转换关系：即汉语实质上成为维吾尔族预科生的第二种语言，维吾尔族预科生以维吾尔语为媒介语，用维吾尔语理解汉语；而英语在实质上成为维吾尔族预科生的第三种语言，即维吾尔族预科生将汉语作为学习英语的媒介语，用汉语去理解英语，形成了“维吾尔—汉—英”的转换关系，从而在语言关系转换过程中易产生语际干扰，客观上增大学习量和难度，且在转换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乃至错误，同时汉语标音和汉语书写与维吾尔语差异较大。因此单纯从英语教学效果来看，采用汉语作媒介语，起到了一定的负迁移效应。另一方面，维吾尔语和英语则共性较多：如在构词构形上，成分附加是维吾尔语和英语构词构形的重要手段，且二者均有格的变化；在发音上，维吾尔语和英语均有元音和谐律，且元音和谐律严整、塞音较多、清浊音对立、无声调且重音固定；在结构上，定语一般在定语中心语前面；维吾尔语中存在相当数量的英语外来词。整体而言，维吾尔语和英语共性要多于差异，特别是口语部分更加明显，且二者差异易于克服[2]。（三）地区经济、交流传统和民族性格与目的语教学效果关联分析。除上述文化影响、语言迁移是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育普遍性问题之外，维吾尔族预科生所在地区的地区经济、交流传统和民族性格等与英语教学效果也有直接关联。正确认识并合理有效地对这些关联因素扬长避短，是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北京邮电大学对其维吾尔族预科生生源的统计，新疆维吾尔族预科生大部分（约六成）来自民族成分较为单一、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南疆地区，少部分来自民族成分较为多样、汉族人员数量较大、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北疆地区。一般来说，多民族杂居地区的维吾尔族预科生可更为熟练地使用族际共同语———汉语，这对以广泛采用汉语为媒介语的预科教育有利；同时来自地区经济较发达、家庭经济条件和教育环境较好的北疆维吾尔族预科生，相较经常出现英语零基础的南疆预科生而言，具有更为扎实的英语基础，他们一般也有效、熟练地掌握英语学习方法。这些由于地区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等造成的文化水平差异，需要在后期的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中区别对待，因人施教。新疆位于我国西北，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接壤，新疆地区与这些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传统的密切往来。由于交流传统、民族性格造成的学习倾向问题基本覆盖了英语学习情绪、学习态度和学习坚持性三个方面。在学习情绪方面，维吾尔族预科生普遍对本民族文化深爱，对英美文化敏感，相当多是出于目标学校要求等工具型动机去学习英语，且在学习中处于相对偏高的焦虑情绪中，若从融合型动机来看，他们对英语学习兴趣并不高；在学习态度方面，大部分维吾尔族预科生对英语不制订学习计划、不愿意沉心学习、课堂参与程度较低、课外投入时间较少，很多预科生不愿将精力投入英语学习；在对于英语学习十分重要的学习坚持性方面，维吾尔族预科生多为被动应试型，平时预习、复习普遍较少，依赖考前突击，英语学习坚持性较差。

三、基于多元文化背景、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的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

适应民族“文化自觉”发展，基于多元文化背景的多元文化教育成为世界民族教育发展的潮流。但是，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包括维吾尔民族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在中华文化一体格局内的多元文化并存。自古以来我国新疆地区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融合发展的历史事实，决定了维吾尔民族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与其他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3]。要秉持基于多元一体文化的理念，克服文化狭隘、民族狭隘，强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多样性，为包括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更需顺应时代，建立起基于多元文化背景、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的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体系。（一）建立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加强多元文化知识学习。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应反映文化多元性，尊重民族文化归属性。接受和欣赏文化多元，尊重维吾尔民族文化差异，是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育基本的思想要求。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中，作为外界权威的代表，教育者应多肯定维吾尔族预科生，尽量减少维吾尔族预科生特别是女生处于双重“文化震撼”下的敏感和自卑，增强其学习信心；教育者应以同理心去理解有厌学思想的预科生，激励他们通过学习将来更好地、更久地为父母分忧，替家庭分担。需要指出的是，维吾尔族预科生会把教育者对其友善转化为其对教育者喜爱，并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去，形成维吾尔族预科生少见的融合型学习动机。教育者对学生要站在高于知识传播者的高度上，具备文化共鸣意识，摒弃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加强多元文化知识学习，成为理解型的文化研究者，实现当身处维吾尔民族文化环境时，可达到将自己文化对象化的目的[4]；教育者应掌握处理文化差异能力，以汉语为媒介语的教育者应熟悉维吾尔民族文化，逐步掌握常用维吾尔语语法、单词和发音等语言知识，当学生发生语际干扰时，减少乃至消除维吾尔族预科生采用汉语作媒介语而产生的负迁移效应。（二）优化预科英语教材，培养预科教育师资。作为预科英语教学用“器”———教材，与教学质量直接相关，以英美文化为背景的传统英语教材“工具”特征明显，难以适应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需要。因此，编制基于中华文化、兼顾英美文化的多元文化理念，适应民族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包括一定数量新疆地区地理环境、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等特色内容的教材，有其必要性。教材应以可理解的语言来帮助维吾尔族预科生更好地认识文化的多元性，编制宜考虑南疆、北疆地区维吾尔族预科生的英语基础差异现实去分级，如教学中通过分班、分级实现；范例可参照由国家民委组织、由北邮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修订版）》系列预科英语教材。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育与传统英语教育有着很大区别，传统院校培养的师资力量面对维吾尔民族预科教育有相当局限，故现在基本是只能在实践中长期锻炼培养，但民族预科英语教育师资力量流失严重，应注重从院校开始专门培养尊重文化差异、具备文化多样性知识、掌握多元文化教学策略的英语预科教育专门师资力量，源源不断为民族预科英语教育提供人力智力支撑。（三）注重融合教育基础研究，改进预科英语教学方法。民族预科英语教育是需要将民族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融合的教育，也是需要将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融合的教育，更是将多文化和多语言融合的教育，整体而言，民族预科英语教育需要基于多元文化理念，以“融合”为关键词，运用包括语言比较学、教育心理学等在内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去开展扎实的基础研究，逐步建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体系，更加有效地指导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持续改进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学方法应以持续夯实的预科英语融合教育为基础，以逐步建立的预科英语教学体系为指导进行。在教学实践中，应避免单一以传统英美文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作为教学方法[5]。首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维吾尔民族预科英语教育者应多以多元文化理念，采取各种方法，例如用英语讲述维吾尔民族风土人情、传统小故事、民族诗歌等，以维吾尔语中英语外来词系统引导英语单词学习，充分利用维吾尔族预科生遇到英美文化中与维吾尔族文化相似之处时的高度兴趣等，尽全力将预科生的工具型学习动机转变为融合型学习动机。其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针对维吾尔民族预科生对英语学习普遍存在的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教育者应理解其英语教育基础薄弱性和起点悬殊性，包容他们由此产生的学习方法的缺乏，从普通基础教育的角度，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指导其确立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及时预习和复习，同时注意课后作业布置数量和质量，引导预科生形成良好学习习惯。最后，一定要紧紧扣住媒介语，在维吾尔族预科生英语教学过程中，降低汉语作媒介语而产生的语际干扰是教学操作层面的关键问题，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注重提高预科生的汉语水平，另一方面注重提升教育者的维吾尔民族文化和语言水平，实现以汉语为主、维吾尔语为辅作媒介语，特别是在预科生发生语际干扰、理解障碍时，宜多采用维吾尔语作媒介语。

四、结语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15〕46号）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在此背景下，民族英语预科教育更应秉持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多元文化的理念，正确认识族际共同语、教学目的语、本族语及其背景文化对预科英语教育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新疆地区经济、交流传统和民族性格与目的语教学也存在重要关联。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应基于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加强自身多元文化知识学习，教育机构做好民族预科英语教材优化和师资力量培养工作，共同夯实民族预科融合教育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持续改进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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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范文篇10

一、印花布艺术产生的背景

新疆，古称“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之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脉络可归纳为：

（一）印花布艺术的历史背景

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维吾尔族的远祖生活在亚洲大陆的北部，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经历的重要发展阶段为：第一，汉、唐时期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并存、传播与吸收阶段，印花布艺术传入西域；第二，10世纪左右西域喀拉汗王朝建立，标志着维吾尔族进入对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接受与改造的阶段，并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伊斯兰艺术，随之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也逐渐发生改变。“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喀什噶尔运往俄国的物品中就有当地印花布3万余匹”[2]。

（二）印花布的考古发现

从新疆境内出土文物来看，在棉花传入之前，当地居民多使用毛丝织品。《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此指木棉由印度传来。《新唐书•西域传•高昌》载：“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此为非洲木棉所织之布。古代文献中较早记载草棉的应该是《梁书•西北诸戎传》，其称：“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由此推断，至5世纪初，草棉已传入新疆高昌地区。新疆近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出土了大量的棉织物，这对了解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出土了两块汉代蓝白花布残片，随后在和田地区出土了北魏时期的夹缬印花绢,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印花板等珍贵文物。考古资料表明，当地居民早在汉代就已掌握印染技术，但由于新疆地区不生产蓝靛，所以可以推断镂版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可能由中原传入。综上所述，大量史实表明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在千年发展中，已具有完整的工艺流程，技艺精湛，是一种独具本土民族特色的艺术。印花布汇集了民族民间艺术中的绘画、雕刻、印染等优秀技艺，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二、印花布艺术濒临衰弱的现状及原因

对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目前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都较为薄弱。探究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也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迫切需要，是开拓本土民族民间工艺理论研究、促进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本土经济的重要环节。

（一）印花布濒临衰落的现状

经济全球化、技术标准化的背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是该民族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手工技艺，但因现代工业文明等的辐射，导致其不仅在数量上逐渐衰退，而且传承艺人、精湛技艺、工艺种类、装饰等诸多方面的现状令人堪忧。这种原生态的民族民间工艺被边缘化、异化。目前，印花布在现代市场中处于急剧缩小的态势。据调查，现在掌握传统印染工艺的艺人已越来越少，且都已年过半百。市场中可见的印花布大都已抛弃了传统工艺，采用现代化的印染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居住环境的改变，印花布艺术正逐步被遗忘，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的市场占有量在逐渐减少，加之新工艺、新材料的冲击，使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的发展举步维艰。

（二）印花布濒临衰落的原因

印花布衰落的原因有：

（1）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进，导致印花布的实用范围缩小，又因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给当代人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与感受，使得曾被广泛使用的民间印花布逐渐被现代社会所遗忘，逐渐走向消亡，印花布自身的价值也在渐渐发生着改变。换言之，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文化挑战，导致当代受众审美取向逐渐时尚化与趋同化，这就必然冲淡当代受众对民族民间工艺（包括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传统特征的认同。

（2）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师传口授的印花布制作技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技艺传承出现问题，生产规模逐渐缩小，面临即将失传的危险境遇。据调查显示，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在新疆南疆的喀什、和田等地区，维吾尔族聚集的乡镇还有少量生产。传统文化市场几乎被新的文化形式所占领，因而民族民间工艺（包括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受到极大冲击。通过以上研究发现，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这种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是本民族精神世界与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

（3）在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与保护上，目前尚缺乏政府部门和有识之士参与的倡导与保护，继承与创新。综上所述，面对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濒临衰落的状况，研究其传承与保护尤为重要，正确认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印花布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重要性

（1）工艺价值蓝夹缬是我国古老的雕版印染活化石。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中最具特色的木模彩色印花布的制作工艺采用了类似于流传较为久远的版印刷[3]的工艺，同时受到了内地蓝夹缬工艺的影响。

（2）文化价值民族民间文化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和民族特征的重要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不断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现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利于我们真正把握民族文化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土壤，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发展民族民间优秀文化，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唯一性与不可替代性。

（二）必要性

民族民间文化是人类活动的客观记载，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浓缩了本民族优秀文化，惠及子孙后代。因此，是不可替代的特殊资源。如今民族民间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工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极易受到冲击，所以，我们要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有效保护。四、对印花布传承与保护的措施及建议在工业文明对民族民间文化冲击不可逆转的趋势下，部分民间工艺的衰退、变异乃至消失是难以避免的。对于珍贵、有价值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我们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因而加大传承与保护的力度，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为例。新疆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技艺于2006年被文化部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各民族世代相传,并被视为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承、保护、研究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的问题上，应在遵循其文化特征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传承与保护措施，对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进行传承、保护、研究等工作。

（1）命名式保护命名式保护是传统手工艺文化保护中常用的一种方式。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应尽早建立各级民间文化保护名录，制定相应标准，通过命名式保护达到推动人类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我国政府通过命名式保护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如新疆大漠土艺馆63岁的尧尔达西•阿洪和喀什市英吉沙县50岁的胡加西木•吾守尔，由此来进一步加强传承、保护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艺术。

（2）立法式保护立法式保护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方式对文化财产、文化资源、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方式。此方式在西方早已被使用，我国在近几年逐渐颁布实施了文化保护条例。例如，新疆维吾尔族民间印花布技艺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运用立法式保护。

（3）区域式保护应进行深入普查，掌握自治区、地（州）、县（市）各级民族民间文化的现状，由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使当地艺人继续从事传统技艺，让印花布艺术重现往日辉煌。这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可以切实地将维吾尔族这项具有本土特色的印染工艺传承下去。

（4）传授式保护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机构将民族民间工艺进行传授，或根据老艺人的口述，记载这些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工艺，将其编写为教材，并由专家作为兼职教师，通过培训，开展各种活动，鼓励民众参与，选拔、培养、建立一支能够熟练掌握、运用此技艺的队伍。在2005年11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建立了自治区首家民办民俗艺术学校，准备开办传统手工艺课程，这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