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范文10篇

唯物范文篇1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为人类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全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出一系列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的唯物史观。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范文篇2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范文篇3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唯物范文篇4

惟我中华泱泱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赖兆亿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精勤创新，奋发图强。其间涌现了众多英雄豪杰，他们作出了特殊突出贡献，值得后人作为学习楷模。总结出中华英杰的独特作用与成功经验，这是当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铸中华辉煌的需要。在张大可教授主持和指导下，由王慧敏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正是旨在师承先贤，激励来者。中华英杰成千上万，为何只精选百人呢?这是由于“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为数之极，又是为数之精。在古汉语中不是有“百灵百验”、“百发百中”等众多成语吗?如果选入千人万人，又不免数量过多。

要精选历代中华英杰，又只限于百位名人，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标准来细挑。我拜读之后感到本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本书精选得当的灵魂。提起唯物史观，也许有人认为它是见物不见人，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进而认为它只讲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抹煞了个人的重大作用。诸如此类的误解不一而足。其实唯物史观是非常全面、严整的科学世界观。它既见物又见人，指明了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它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个人在历史上正面的进步作用或负面的反动作用；既突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又注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9页)。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书第4卷第695—696页)。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道德艺术与宗教、人民群众与个人之间，虽然有主次、起承、正反、源流等不同的关系与作用，但是它们都汇成为历史发展的合力。

按照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不同领域精选出百名有特大贡献的人物。其中科技文化人物达57人，政治军事人物43人。把春秋时期鲁国的木工祖师公输般即鲁班、北魏时期的农业专家贾思勰、宋元时期的棉织工能手黄道婆等人选入百名中华英杰，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性。把最早的经济改革家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首创法制的改革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创立两税法的唐朝财政改革家杨炎、通西域的汉朝外交家张骞、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郑和选入本书，体现了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把造字的仓颉、造纸的蔡伦、书法家王羲之、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东晋三绝(才绝、画绝、痴绝)画家顾恺之等文化名人选入是别具慧眼的。选入尊礼士人开自由学风的齐宣王，更是别具深意。把玄奘、慧能、宗喀巴选入是考虑到宗教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

本书在写作上也有特点。对每个入选人物的行文都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各个人物的姓名、生卒年之上加有一句简明的提示定语，以表明各个人物的特殊贡献和身份，如建立多民族一统政权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第二部分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夹叙夹议评说人物的最突出贡献。第四部分余论，或补充内容，或对其历史功过作了提示。这样对人物层层递进的评价就较为全面、深刻。

全书在附录中又列出10个反面人物，即从荒淫暴虐的殷纣王受辛到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作为10大昏暴奸佞，列举出他们的历史罪行。这样给读者以善恶对照，忠奸对比。正面英杰精选百人，反面败类只列出10人。这也显示正气压倒邪气，好人远超坏人，所以中华民族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兴盛。

对于精选的百名英杰如何分类排列呢?这是需要悉心考究的。本书采取一种独特的纵横比较方法，即把百名英杰分为10编，每编10人。第一编是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的10个历史人物，他们起于黄帝、仓颉，终于、邓小平。第二编至第九编是按政治家、思想家、文史学家、科学家、改革家、军事家等分类排列。第十编为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人物，如陈胜、诸葛亮、关羽、岳飞等。这样每一编10人都是从古至今纵向排列，而从横向来看又可以大体上看出各个时期都有哪些杰出人物。这种分类排列只是编选者的一家之言，它固然给人们以重要启迪，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每编只限10人，这样不免有的选编不当。例如把胡适列入思想家，而鲁迅只算是文学家；把文学家列为第四编，而科学家却属第五编，我认为这也是错位。此外，思想家有两编：第三编和第七编；文史家也有两编：第四编和第八编，似乎选得过多了些。像刘知几、章学诚、王国维在史学上贡献很大，然而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百名英杰未必合适。从全面的唯物史观出发，就要从总体上来考察究竟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五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两个文明建设，即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上起过最重大的作用，有过最深远影响。希望编选者在再版时能够对精选的英杰再作一些调整。例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了体现民族融合与团结，似应把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奠定了农业文明基础的炎帝即神农氏也选入本书。既然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理应增加一些科技专家，如战国时秦国的水利专家李冰，为《九章算术》作注的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宋朝发明家毕shēng@①等。二

以上是我应约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的再版所写的序言。该书最近再版时原编者在我写的序言之后，另加上如下一段重要按语：“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高放教授为本书再版所作的序，精辟而全面地对本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实际上已开展了争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风范，对读者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主持人张大可教授及全体作者非常欢迎大家来展开争鸣，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希望高放教授的序能引发争鸣。同时本次再版也吸纳了高放教授及学术界反馈的意见，增选了李冰、刘徽、张学良三个历史人物，相应删去了葛洪、章学诚、王国维三个人物，保持一百人物总数不变，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汉武帝刘彻排入了第一编与秦始皇并列更符合传统的认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重文化礼义，轻科技畴人，论实际影响，科技人物不及文史大家，因此各编列顺序未作调整。由于毕shēng@①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导论》第4节提出：‘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一试身手，在这一百个人物的名单中进行增减排序，总数以100人为限，按每个读者的增减从100人的总数中平衡，那么保留下来的，就是读者心目中的百分比。’当你做这样的尝试，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的薰陶，受到历史伟人思想品格的启迪，将不由自主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行为轨迹，不仅知识日增，而且修养提高，自觉地向历史名人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惩恶劝善。所以说本书是一部使人开窍的书。高放教授的序，启迪思考，为本书增彩，再次致以衷心的谢意。”

读罢以上这段按语，使我联想到另外一本在读者中不断引起争鸣的同类书，这就是美国麦克·哈特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顾名思义，此书是以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标准，从各国历史上挑选出100个人物，按其贡献与作用大小，排定了顺序座次。结果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和争鸣。例如，作者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排在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之前，占据排名首位；把牛顿等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排在亚历山大大帝等政治家、军事家之前；又如，在1978年初版中名列第20位，可是在1992年第2版中却跌到80开外。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也许是因为每个读者读后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及其排名座次进行调整。原书的这两个版本都曾经被译为中文，于1991年和199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先后出版。

可能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们中国学者也编写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但是在排名座次方面采取了新方法，即把所有人物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10类，每类都只限10个人，各类之中再按人物出现先后排列。本书所选人物及其排列方法，有其特点和优点，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也存在缺点和疑点，所以我在以上序言中不揣冒昧，谨提出己见供编者参考。其中有些建议已被编者采纳，在本书再版时作了修正和补充。然而还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处理或评价，我仍有不同看法，现再提出同编者商榷。其一是关于炎帝。编者说：“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的体例是一人一传，如果炎帝可以附于黄帝传中，岂不违背体例?照此写法，杜甫是否也可附于李白传中，梁启超是否也可附于康有为传中?其二是关于毕shēng@①。

编者说：“由于毕shēng@①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实际上毕shēng@①的印刷术产生过很大影响。原来人们以为毕shēng@①发明活字印刷术仅见于宋朝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未见过宋朝用活字印刷过何种书籍。直到1985年台湾学者黄宽重在南宋周必大文集中，发现有周氏以泥活字印刷过所著《玉堂杂记》等书，始见确证(详见《中华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326页)。无独有偶，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专家孙寿岭对该市亥毋洞寺遗址出土的宋朝中期(约为12世纪初期)出版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这本经书确是泥塑活字印刷的珍奇真品。他不仅按照北宋发明家毕shēng@①的泥塑造字方法烧制出数千个西夏活字，而且用这些活字重新刊印出新本《维摩诘所说经》，还从中总结出泥塑活字的各种特点。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毕shēng@①的泥塑活字印刷术早在宋代就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详见《光明时报》2002年10月4日A2版记者庄电一写的报道)。我认为这个新发现有重大价值，我们应该据此改变旧观念。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后经俄国商人传到德国。德国谷腾堡于1450年才发明活字印刷术，比起毕shēng@①晚了约4个世纪。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化，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连同造纸一起，可以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但愿《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能够在读者中引起更广泛的争议和争鸣。这种读书活动一定会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憧憬和学习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兴趣，会锻炼我们比较分析和归纳的思维能力。

唯物范文篇5

蒋大椿先生的论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001年，以下简称“蒋文”)从关心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现状，提出超越唯物史观，另创新的历史观的任务。这样一篇文章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关注。

蒋文在概述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现状时说：“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这应当是我国史学发展并促成它继续发展的征象。”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新的情况，面对着新的问题，这是人们熟知的，不只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改变，当代唯物史观研究不能说一点缺陷也没有。哲学也应当在自我批判中发展。但是，我怀疑，唯物史观真的到了“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吗?抛弃唯物史观，代之以蒋文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路吗?

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学为专业，所以对于蒋文中关于史学思潮的评述不拟置喙。但对蒋文有关唯物史观评价部分有若干困惑，拟求教于蒋先生。

一、代替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新”在哪里?

蒋文宣称，“马克思的历史视域及其历史洞察力，在我们时代是无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对前一句话，我同意；对后一句话，我有异议。

在蒋文中，唯物史观与传统唯物史观两个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观历来被称为唯物史观(有时也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一词来自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

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但他们是把唯物史观当作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批评的。他们不会在否定唯物史观之后，再宣布确立一个与唯物史观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因为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除了唯物史观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也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中的这个或那个论点，并主张用某些新的内容来丰富、补充或发展它。但丰富和发展了的这个历史观仍然是唯物史观——当然，可以称之为当代的唯物史观。

总之，蒋文把用来否定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蒋文宣布：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辩证的；(2)以实践为基础的；(3)系统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原来被人们公认的唯物史观诸特征中，是否有蒋文所列举的这些新东西。

首先，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是因唯物史观的出现而第一次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了“唯物辩证”的特征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恰恰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完全没有“唯物辩证”可言。只有在自然领域，它才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旧唯物主义离开自然辩证法依然很远。唯物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所以它才能够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驱逐出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历史观”的结果，就有了唯物史观，即第一次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唯物辩证的解释的哲学。

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观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说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特点是“以实践为基础”，这等于说，原来的唯物史观是排斥实践的。这样的“唯物史观”当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对事物作唯物辩证的分析，就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哲学家吴江认为：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然后才把它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辩证法真正变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在唯物地阐发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之后，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之后”。“单纯的逻辑改造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吴江，第19页)可见，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实践观。旧唯物主义者依靠感性直观去观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学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这样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释社会生活，当然只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而人的社会本性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并不断获得新的素质。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做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只能是唯物史观。次，唯物史观并不排斥所谓系统论思想。唯物史观历来就把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就是说，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当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系统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承认，在《资本论》里可以找到系统论的思想萌芽。

既然如此，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在是很费解的。

二、到底是谁的缺陷?

同唯物史观研究中的缺陷作斗争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蒋文有共识。问题在于，这些缺陷绝大部分是唯物史观自身固有的，还是被人为地附加到唯物史观上去的，是唯物史观的被扭曲?换言之，缺陷的“账”应当算到谁的身上?这是我的另一个困惑。

如果归罪于唯物史观，那就要像蒋文所主张的那样否定它，并用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取代它。如果不能归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种做法——恢复真正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回到马克思，并加以发展。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后人传承过程中，除了学说本身获得新发展外，也会在特定情况下被人为地附加上背离学说本质的某些消极东西。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在马克思离开人世后，类似情况再次在前苏联的30年代出现。蒋文列举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前苏联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前苏联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但不为官方所重视)。该类文本是这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贯彻始终。所以作为它所推广、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有了距离。差异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实践观上。我们知道，在哲学中引入实践观是马克思使以往哲学得到革命变革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苏式哲学读本(唯物史观部分)中，实践的观点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实践的观点只是被安排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作为认识的来源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历史是人们创造的，是人们的实践创造的。然而在“历史唯物论”中，实践观却基本上消失了。其结果是：与实践相联系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发挥等等问题都从哲学读本中消失。难怪历史学家对这种“传统唯物史观”感到失望了。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来自前苏联的。加上长期革命与战争环境以及建国后多年的哲学对政治的紧密依附关系，哲学工作者的独立思考空间极其狭小。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被附加到唯物史观中去的消极的因素长期得不到清理。如果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这种情况，他会像当年那样愤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导致人们把背离唯物史观本质的缺陷归罪于真正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20多年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有所宽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蒋文所说的“传统唯物史观”的内容，展开了一场清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相背离的消极成分的论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争论开始，经历80、90年代的无数次有关各种唯物史观问题的激烈辨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清理附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种种缺陷的努力。比如说：

历史唯物论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和运用的直接产物吗?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对唯物史观来说，实践是它的本体吗?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接受的提法?当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时，他是否肯定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命题，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承认实践，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主体与客体、人的主体性发挥等主客体关系问题。而主体性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80—90年代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人的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同样是新时期的热门问题：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人权等，还有热衷于企业文化的企业家们也深感兴趣的“以人为本或中心”的问题。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争论相关联的历史决定论与选择的关系问题也是新时期的热点。新时期不但重新提起人生哲学、思考人的价值，而且把价值论移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提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一致的问题。此外，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启示下，重新发掘出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长期被埋没的许多珍贵思想，如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都不能是地域性的，而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今天人们不断谈论的全球化、全球意识的先声吗?而且，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鼓舞下，人们还大力拓宽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把对生活方式、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等新问题的研究都纳入唯物史观研究课题之内。

以上这些长达20余年的讨论不但使“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时也使它得到发展。过去20年唯物史观所取得的进展，我认为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践、人与价值。这不正是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缺乏的那些东西吗?其实，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些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失去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找到。所以过去的20年对唯物史观来说，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同时也有很多发展。如果不首先回到马克思，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在当前，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评述唯物史观，他就不能无视这20余年人们做过的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工作。然而蒋文对唯物史观的评述的出发点却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文本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并把它当作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批判。蒋文宣布：它从所有唯物史观著作中所概括出的6条内容当是“涵括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我敢断定，蒋文所说的“所有”，肯定不包括有关最近20年的论争内容的著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要求一位史学家十分熟悉哲学界的论争，也许是苛求。但在他着手评论另一个领域的学术时，是否应当大体上了解一下那里的基本状况呢?

三、可以商榷的问题

蒋文要求超越唯物史观，也并非完全由于对近期哲学界情况的生疏。从他对下面三个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批评来看，他确实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1.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蒋文却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普遍的。文章质疑说：“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当条件具备时，会经过新的超越意识支配下的社会实践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意识也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出新事物，便是社会意识经过人的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的明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上所述，传统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关系这个被唯物史观称为的‘基本问题’、‘根本观点’，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这个批评是对的吗?不对。

蒋文的论证是把社会本体论上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与认识论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语)相混淆了。在社会领域中，行动着的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往往在人开始行动之时以及整个行动过程中，就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他的头脑中，并作为意志支配着他的行动。创新的事物(存在)往往以行为者的创新观念为前提。但这个观念的根源仍然是来自实践、现实。因此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的意识又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道理，并不能证明社会意识普遍地决定社会存在。就社会总体来说，作为一个有机体、系统的社会依然是受某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支配的。承认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就必然否定历史决定论。但是历史决定论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转社会生活虽然是由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所创造，但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却不是取决于哪个人的意志、目的，而是服从于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统计决定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各种意志最后“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至于蒋文所说的单个人的创新意识的作用，恩格斯也没有忽略：“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不管蒋文怎样宣布他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要他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就是从根本上拒绝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贡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史方面的伟大功绩就是第一个在社会历史领域使唯物主义获得胜利。在他之前，唯物主义已经在自然领域确立起来，但是这种唯物主义一旦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原因无非是：在这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以许多具有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人往往在社会生活方面仍然认为：是某种观念(人生而有之或上帝赋予的)决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却认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从根本上说，就是承认社会意识的本原在于社会存在，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近代社会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人格独立意识、个体和个性解放意识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不是近代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占居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产物，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实践(社会存在)便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谁能在没有多少商品货币关系的古代社会里找出像近当代那样的在社会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意识来?

2.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蒋文说：“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来说，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就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蒋文论证其观点的方法是：把生产力归结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认为作为要素的劳动资料也好，劳动者也好，都不可能决定生产关系。蒋文的结论是：“没有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的实践活动，生产力自身并不能决定出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首先是历史规律，属于哲学范畴，蒋文却偏要把生产力当作经济过程的生产要素来分解开，然后分别论证作为“物”的劳动资料和作为“劳动力”的劳动者都不能决定生产关系。这哪里是在讨论作为人的活动规律的历史规律呢?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并非单纯是什么“物”的因素。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一起，都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生产力表征人驾驭、支配自然的活动方面，而生产关系则表征在人驾驭自然的活动中所必须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这种活动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形式)。与蒋文把生产力同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开相反，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和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而二者的相互作用则要通过人的利益这个环节来实现。举例来说，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体现在工业资本家阶级运用与配置工业生产过程的种种资源的能力及其活动成果上。当然也体现在工业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操作能力上。而这种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形式，只能是近现代的、受市场机制所支配的、通过契约形式实现的雇佣劳动关系，而绝不可能是封建性的等级关系。后者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要求，从而使工业资产者得不到应有的最大限度利润。它同样不能满足刚刚从封建领主庄园解放出来的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法律上与雇主平等关系的需要。正是“利益之神”帮助生产力获得了与它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在这里，资产者与无产者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着的个人，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规律仍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客观历史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蒋文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社会构成的带有艺术性的形象说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应当结束其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代之以经得起推敲的严格的历史概念和术语，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包括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不错，新阶段的史学理论应当有更加严密的历史概念和术语——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但是蒋文批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不属于“严格的历史概念”、不能有助于“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却未免过于苛求了。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对概念的用处其实仅仅限于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主要指政治与精神领域)之间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艺术形象类比，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很简单的目的——没有经济做基础来支撑，观念形态之类东西是难以为继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既然马克思当初并没有赋予它们以帮助历史学家对具体历史问题“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的功能(如果有历史学家拿它们来代替艰苦的严密的历史分析，那是他本人的误解)，所以现在也无须“结束其使命”。除非上述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不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就确实应当抛弃它们。但我认为不会如此。蒋文之所以主张废除这对概念，其实是与他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立场相关的。

蒋文说，“我当然不是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而是指出探求历史规律应当改换思路亦即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如上所述，在对三个最基本的唯物史观的规律作了彻底否定之后，蒋文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能剩下什么历史规律?

至于在探求历史规律方面改换思路(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蒋文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历史规律是对的。但他不应该为此而把上述三个历史规律同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相互排斥的。

综观全文，我认为，蒋文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想摆脱那种被教条主义的、极左思潮所扭曲的唯物史观，扭转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影响日益下降的局面。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真正的唯物史观)也泼掉，就不对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观——与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当代的情况加以发展了的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蒋大椿，2001年：《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第4期。

唯物范文篇6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唯物范文篇7

(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materialism）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三种形式的基础都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个前提上，并且首先肯定了人作为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地位，同时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样他们之间的联系由逻辑变成了因果。

(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两个归结”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他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2）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

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才能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才能清楚的看到，任何社会制度都在变化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进程；才能锻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3）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任何理论的发现和创立，都需要前人的思想、理论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发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关于社会历史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

（1）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但其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说，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2）使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成完备的哲学，宣告唯心主义的破产。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3）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公务员之家: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便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4）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给人类特别是给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唯物史观可以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正如同志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三、结语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把注意力主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飞跃式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8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唯物范文篇8

一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唯物范文篇9

生物学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是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虽然书中的每章每论文节的具体内容不同，也没有明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具体论述，但若细细的分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去透视，我们就会发现，事物的矛盾法则，才是这些内容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

事实上，在自然界的万千生物中，不论它是植物还是动物，不论它是水生还是陆生，也不论它是低等的单细胞植物还是高等的多细胞动物，它们的生长、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因为生命的过程，就是矛盾运动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简单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

既然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问题是生命发展过程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那么，在生物教学中，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材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但有助于学生对书本内容的理解，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生物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我认为主要应以三个基本观点为基础。

一、运动和发展的观点。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因此，我们认识物质，就是认识它的运动形式、认识它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过程。例如多细胞动物是由一个受精卵逐渐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在整个发育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吐故和纳新的矛盾运动。卵细胞的发育，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完成的。单个生物如此，整个生物界和整个自然界也都不例外。

二、普遍联系的观点。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诸方面，不但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一面，同时又有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一面。生物体内各个器官系统之间，在结构和功能上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在不同的生物个体之间，也是关系密切的。如寄生虫同寄主之间的关系，寄生虫若是离开了寄主就无法生存。再如，海葵与寄居蟹共同生活，寄居蟹依靠海葵的保护，海葵则依靠寄居蟹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捕食机会。

三、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因此而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自然界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结果。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则是因为生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并由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斗争推动了生物体的生长发育，其中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就是很重要的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的存在和斗争，才是推动生物生长发育的主要动力。同样，在生物与自然界中，也充满了矛盾和矛盾斗争。例如，位于印度洋南部的克尔格伦岛，岛上经常刮大风，高大的树木完全不能生长，只有那些发生了矮小变异的植株才能生存，这一矛盾斗争的结果，最后使这个岛上出现了贴着地面蔓生的植物。

唯物范文篇10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复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