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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22:14:35

唯物主义范文篇1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唯物主义范文篇2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1)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3)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运动的形式；(4)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把它概括为“物质本体论”。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实际上没有超出十六至十八世纪英法唯物论的水平。作为它的基本原理的上述命题，都是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确实都是那种旧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企图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是反辩证法的，它与辩证法不属于同一个“血统”，因而我们是无法给这种唯物主义“输”辩证法之“血”的。黑格尔正是在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才创立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精神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是反旧唯物主义的。

人们往往这样简单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我们也就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我们(教科书)讲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论证了“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世界是辩证地运动发展的”时，我们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并没有解决这种哲学“唯物主义”如何是“辩证的”这一哲学问题。回答哲学唯物主义问题的辩证法，只能是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规定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才是被辩证法改变了形态的唯物主义。当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时，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因为这一关系正是在实践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旧唯物主义只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而没有解决意识如何从物质世界中产生、如何反映物质世界、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实践是不能解决的，而旧唯物主义不仅不理解实践，而且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因此，旧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是物质和意识的现实的统一，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实践中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已经消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而本体论的问题追求的正是“绝对的首要性”。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用本体论思维去看实践，那么，最终不是把实践还原为物质(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还原为精神(唯心主义)。虽然还原的后果相反，但二者都消解了实践。因此，实践哲学只能在本体论思维之外才能存在。

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概念“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只能在本体论之外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成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改变了形态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仍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已经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实践的能动的方面，否定实践的客观性)，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也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同传统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旧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既同唯心主义对立、又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颠倒”，也并不是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以及感性活动史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史的唯物主义。教科书讲的那种唯物主义，即使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一个倒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种连费尔巴哈都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却被安在马克思的头上，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倒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哲学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关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不仅仍然是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个非本体论的问题，而且这种提法也没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即使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人，大多数也没有反映马克思本来的思想。绝大多数人都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或“实践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就把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概念看成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尽管人们反复声明：我们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但是，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历史观，那么，作为超越历史观的“实践观世界观”所讲的实践就不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不可能是现实的实践，而只能是德国近代哲学讲的抽象实践。这种对实践的解释，不可能超越近代德国哲学对实践概念的抽象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用来解释哲学问题的实践原则，主要是主体性、能动性、超越性、批判性、创造性、选择性等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也同样是近代德国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社会性、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进入世界观，因而它对实践原则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近代德国哲学。

因此，仅仅坚持了实践的观点，还不能说就理解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我们承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是实践概念的意义，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原则。但是这不是近代哲学的一般特征。像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不仅理解了实践的能动性，而且还把它片面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把德国哲学的抽象实践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只能是体现了社会性、历史性解释原则的实践。而这一变革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德国哲学的超越。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超越了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不是那种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历史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我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仅仅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一个实践基础是不够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注：《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真理的人性基础》，《长白论丛》1996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从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科书讲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但这里讲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历史观)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原则纳入其中、并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的主流观点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唯物主义范文篇3

【正文】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转变。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注：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叫做“历史现象学”(注：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历史生存论”(注：参见拙作：《生存的关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理论探讨》2002年第2期。)。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物质决定意识新探

一引言：艰难的辩解

现行各类文献及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理解，普遍采用以下基本观点：

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生产实践的发展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科学地论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的关系。[2]

既要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同时还要承认意识具有相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就是说，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3]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辩正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物质……[5]

这些思想的直接本源，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观点：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对物质对意识能否起决定作用的大争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综述，结果是肯定与否定双方难以说服对方而未有定论。

从语言学角度看，在阐述这类物质与意识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8]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期理论家并没有特别附加任何说明，因此，这里所涉及的物质、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等语词在语义上应当仅限于普通含义上的理解。于是，对各种初学者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研习者（本人即属于此类；并经多方咨询，该领域一些高水平专家也往往难道其详或者解释的难以让人满意），在理解这些经典命题时——尽管“物质决定意识”原句并未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找到，但该命题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形式上，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意——往往存在种种难以清晰理解、真正领会的情形。较为常见、直接的诘难有以下具体表述：

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作为源于人脑的意识，可以做出对任何外在物质乃至对人脑自身做出改造、损毁主张等决定，将如何解释？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有些民族、地区、国家的当权者，或者全民公决，在一定时期可以有个人意志或群体意志偏好地，选择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又将如何解释？显见的示例如，俄罗斯国家近乎一夜之间经历了由最正统、最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社会存在剧变。

在试图回答以上诘难时，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表达了另外一种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一般文献、教材中也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征、意识的作用、认识论、人的本质等思想时，也多次不同程度地重申了如下类似观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哲学无用论”和“哲学万能论”都是锗误的。[10]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坚持意识的能动性。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在认识相改造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只有把物质的决定性和意识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才能科学地回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实现的途径。[11]

人们就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去认识事物，或者是将一定的意见、计划、思想、方案转化到现实之中。从根本上讲。离开了实践，人们既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改造世界。[12]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才能更好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13]

意识性，能动创造性。社会主体不仅要适应客观世界，使社会主体的活动符台客观对象的尺度，即对象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符合自己的内在尺度．即社会主体要根据自己的要求，需要和本性去塑造自然物，改童自然物的形式，使之符合于人类的要求。[14]

人们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5]

面对如此丰富的“改造”世界的观点，难免让人很自然地将其看作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抵触。事实上，其中也可以看到对前述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两项诘难的辩解，只是在众多“改造”观点的冲击下，任何含有辩解意味的说法似乎只能是艰难的，而且也实质性的难以自圆其说。

带有根本性冲突的是，任何“改造世界”的过程，其意向的产生乃至操作具体完成的直接承担，无疑全部来源于意识、受控于意识。简言之，“意识”、“社会意识”具有改造世界——“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和直接性。这样，再行认可“意识”、“社会意识”被“物质”、“社会存在”决定，难免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沼，也让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二症结：宽泛词义的狭隘使用

回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也即如所周知的“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还是“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问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稍有一定现代科学常识的人，已绝不会再行抱守“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这种最原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对其他变形的唯心主义思想要加以反驳，仍非易事）。然而，从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到断言“物质决定意识”（暂时搁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题），却存在实质性差异：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仅仅是断言“意识”相对于“物质”的存在次序；而断言“物质决定意识”，则是断言了物质对意识的作用形式。

那么，“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形式呢？

一般词典及专业词典中“决定”一词与上述命题相关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起主导作用”[16]；“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17]；“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18]；“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19]。

由于具有能动性、主动性的意识，显而易见地对仅具有被动性、从动性的“物质”具有“改造”功能，这样，“物质”对“意识”具有的“起主导作用”以及“……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的作用，将不复存在。换言之，从“决定”诸含义的不同层面看，真正表征“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具体含义的主要就是“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部分；而“起主导作用”、“……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部分，并不存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前述诘难观点的直接支持。简言之，在“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决定”的含义被狭义广用了。

不难想见，针对上述诘难，也许有人会提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是在更具体、更本源的意义上说的，也即是就“意识”、“社会意识”在本源上依存于“物质”、“社会存在”而言的。如此，在普通意义上遭到诘难，转而寻求对词义进行牵强的延伸，这种舍直接而诉诸曲折的硬性补救方式，多少存在有违惯例的嫌疑。这也正是本文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

三明晰：各司其职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者对天、人关系有过一些精妙的论述：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20]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21]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22]

从这些观点不难领略这样一些思想：天的功用在于为人供给，产生万物，没有天，人就不会存在；人的功用在于主动作为，料理万物，没有人，天下也不会有富含灵气的智慧。这里的人当然泛指广义的具有一定智能或类似智能的人及逐步演进的“前类人”。

这里论及的天人关系，与前文论及的“物质”、“意识”关系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车上御驰马”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自觉、主动的能动性与非自主、被动的从动性的相互关系：没有车、马，人做出的“御”及其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将无从谈起；而没有人，即使有车、马，也仍然无所谓“御”，更谈不上御的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

事实上，纵览世界哲学史可见，直到列宁才给出物质的完整、明确的定义，并对其特性进行了根本概括，此前数千年来的西方唯物派、唯心派哲学家们，对物质是什么尚且没有明确，居然能够围绕世界的本源究竟是物质或意识长期争执不休，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乖谬；而且，此类现象，即便在当今学术领域，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时有发生（如对“真理”、“科学”、“理性”等概念的认识，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共识，但自说自话的论述仍然洋洋洒洒）。关于物质的定义及特性概括，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时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23]。

这一观点表明，物质“是客观实在”，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或者从物质与感觉——意识的本原关系来说，物质与意识间属于这样一种关系：物质对于感觉——意识具有客观实在性，能够为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而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来源、依托于物质，同时，意识的作用对象也是物质，且至为关键的是这种作用是能动的。因此，为避免“决定”一词的广义狭用，导致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含混，不妨在保持揭示其关系本质的前提下，以如下形式更清晰地进行阐释：

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社会存在以其非能动、非生命性本质，是意识、社会存在的依托基础及功能作用的先决条件，并对意识、社会存在发挥功能作用有一定制约性；意识、社会意识以其长期发展而来的能动、生命性特质，在立足于物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发展、变化具有导向、支配作用。

或者，更简要地概括为：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存在有先决、制约功能，意识、社会意识对物质、社会存在有导向、支配作用。

与传统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含义相比较，不难发现，上述概括中的核心词“先决、制约”、“导向、支配”含义正相当于上述“决定”含义的不同侧重方面。前一方面揭示了“物质”、“社会存在”对于“意识”、“社会意识”的基础性功能，后一方面揭示了“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作用。

四结语：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在论及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提及了下列被很多哲学史文献忽略了的深刻思想：

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非发生的永恒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人这个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的实体，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则是第一性的。[24]

尽管这一观点用于解释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仍显不够完全，如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意识不仅是时间排序上的第一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赖以依托的基础性的，然而，仅此已能够极为深刻、形象地洞悉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也许并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观点的改变，仍然包含于恩格斯“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5]重要理念之中，当然很自然地加上这一理念的扩展：随着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每一个新的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能要改变自己的观点。◇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18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578页

[3]张铁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57页。引者说明：选择本书作为参考资料仅仅因为该书语言叙述及对马克思原著内容的表达较为全面、细致。其他各种文献、教材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不再赘述。以下引用皆出于类似想法。

[4]玉波朱成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54、55页

[5]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01月第1版,第163页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31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82页

[8][英]乔治.莱尔因著，《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第21页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10]张铁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3页

[11]同上,第58页

[12]同上,第61页

[13]同上,第166页

[14]同上,第291页

[15]同上,第318页

[16]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缩印本，1990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17]万启智等编，《新法编排汉语辞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226页；另，基本相同的有，李科第主编的《实用汉语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98页；

[18]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718页；

[19]唐志超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463页；

[20]东汉.王符，《潜夫论·本训》

[21]唐.刘禹锡，《天论·上》

[22]南宋.何承天，《达性论》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第128页。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定义未必无懈可击，然而。总体上并不妨碍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见拙作另文详述。

唯物主义范文篇5

我们更要指出在研究“四色问题”的界的探讨时的一个逼近序列就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字“田”字为基本单位而加倍展开的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中有“田”字。这就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中早就蕴藏着“四色问题”的基本原理，只不过也吸收了别个国家的文明发扬而光大之。

【关健词】“四色问题”“五色问题”，贯穿曲线，欧拉(Euler)公式

Four-colorsolvetheproblem-thetextofdialecticalthinking

HuHanlin

【Abstract】Thisarticleaimstomake“four-colorproblem”provedtobemoreaxiomatic,systematic,rigorousandscientific.Androsetothedebateprovedthatthe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ofphilosophyandthehigh,becausethedevelopmentofdialecticalmaterialismisadialecticsofseniorformofthinking.(Weusecertificates,andtheunityofoppositesorcontradictionsinthelawofquantitativechangetoqualitativechangeinthelawandthelawofnegationofnegation)Toillustratetheproblematthesametimeinto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henomenonandessence,acausalrelationship,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evitableandaccidental,aswellasSpaceandTimeaseriesofbasicareassuchas.

Wealsowanttopointoutthatin“four-colorproblem”ofthecommunityanapproximationsequenceatthetimeoftheChinesenationisthecharacters“Tian”andthewordforthebasicunitofthevotetoredoubleWhichcountryornationintheText“field”word.ThisshowsthatthecivilizationoftheChinesenationhaslongbeenhiddenina“four-colorproblem”ofthebasicprinciples,butalsoabsorbedinothercivilizedcountrieshavemadeYangoftheChinaEverbright.

【Keywords】“four-colorproblem”;“coloredproblem”;throughoutthecurve;Euler(Euler)equation多元一次不定方程，多元一次齐次不定方程，非负整数解，容斥原理、匹配原理，藕合问题、错位问题。

我们这里研究的“四色问题”是属于数学科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恰恰是一个在人类认识论中的一个飞跃，使人类的智慧又上一新台阶，解决一个世界性难题(或猜测)当然更是如此。谈到人类的智慧，笛卡尔认为哲学一词就是关于人类智慧的研究。而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哲学学说(源出希腊语dialego意为谈话，论战的技巧)，后指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了使我们对“四色问题”的研究更公理化、系统化、严密化和科学化。我们再引进一个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的什么是“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人的认识所正确反映的不依赖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再我们讲：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研究对象。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

有了以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才开始研究“四色问题”。

我们研究“四色问题”是从引进“贯穿曲线”后的“基本思想”开始的，而开头引出三个客观真理：Ⅰ．Ⅱ．Ⅲ．(即公理Ⅰ．Ⅱ．Ⅲ)

客观真理是人的认识所正确反映的不依赖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正如恩格斯说：“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就是客观真理。

则预备知识1、只需要对在任一顶点相交的国家都不多余三个的地图作证明。因为若在某一个点相交的国家超过三个如下图1、那么我们就可以别作一新地图除了围绕顶点的小国家外和原图一样，这点对于任何地图都可以这样处理，(所以是正确反映不依赖于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那这个新地图比原图多一个国家的若干个顶点。但在顶点只有三个国家，相交的多余三个国家相交的点都被除掉了。如果对于每一个相交的多余三个国家的顶点都这样做，那么最后就有一张没有任何这种点新图。现在，如果我们注明了四色对于这种图就是足够了。(以后我们把国家改称为某区域)这就是我们的客观真理I(公理Ⅰ)（图1）

图1再在“四色”的地图(这里可染色的意思，是指没有2个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是同一种颜色，但是只在角顶点相交的国家可以有同一种颜色，而且作为国家，我们是指连成一片的陆地，而不是由几个分离部分组成的政治单位。

贯穿曲线的定义：一次(或二次)性通过区域的两个边界的封闭曲线“贯穿曲线”可色含于一个或多个区域的子域内构成一个环(贯穿曲线用虚线表示)直到目前为此还没有人能举出一反例这种曲线作不出。所以是能正确反映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转发转移的客观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客观真理Ⅱ（公理Ⅱ)。

我们再来谈一下“四色问题”证明的“基本思想”，首先谈“思想”。“一种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黑暗地狱中囚徒的思想比天堂的奇迹还更崇高。”这里讲到的囚徒不外乎是奴隶和无产阶级即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吧，又…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的发现(即新的思想)——它的实际应用图2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怡然心悦)

(摘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而我创立的“贯穿曲线”的概念和方法就是在“拓扑学”“图论”和“组合数学”等中的新思想和新发现的方法，现在就谈谈“四色问题彻底解决”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理论的基本思想：我们先假定a、b、c、d、e为五种不同的颜色。如图2、一“贯穿曲线”它穿过的一串与周边相邻的是封闭环状区域，这些区域围绕着一个或多个区域为中心，环绕着它们的区域的颜色为底色，中心区域中总有一个子区域的颜色与底色b同色。因为用五色可以作有分辨能力的地图见(4)，若假定底色是b，则“贯穿曲线”穿过的封闭环状区域的每个相邻的区域不同色(否则难以作出五色图，我们在这里所说难以作出有五色图是指我们作出了五色图之后因上面若假设中心区域不含底色b的五色图，我们只要将底色b置换中心区域中的e色的子区域很快地得到四色图。因为该地图中没有e色)故在被上述的封闭环状区域间开。而这些区域只须a、c两色，至多用a、c或d三色染色。＊1这里边有一个说明，(作“贯穿曲线”后)的封闭环状区域的的子域个数为N，则1、N三0(mod2)才可能用a、c两色，这时因为只用a、c两色，故a、c两色在封闭环状区域中出现概率密度太大。我对许多地图进行了这样的染色很难作出四色图！2、N三1(mod2)则一是要用a、c、d三色染色，3、N三0(mod6)也应该用a、c、d三色染色，参见五色作图的证明中最关键的一个图(e)。

图3(e)图4它有二层封闭环状子域，外层的五个子域5三1(mod2)是用a、c、d三色染色而在内一层封闭环状子域的也是五个子域，5三1(mod2)是用b、c、d三色染色故我们在读书时在这点问题上要仔细和慎之又慎啊!我们再分三种情况加以说明(讨论)一、中心区域中至少有一色为b，而不含e，这样就把五色问题改为了四色(见图2)。二、如果中心部分包含e、而不含b(见上＊1的一个说明)则中心区域的第五色e改为b(见图4)则完成四色作图。三、如果中心部分色含b又包含e，则若e不与b相邻改b，若e与b相邻e改为a或c或d(图3)，一、二两种情况显然可证明，“四色问题”的结论。下面三(情况)为什么可经过上面的置换可得“四色问题”彻底(证明)解决呢?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即矛盾所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现在来看我们创立的“贯穿曲线”的理论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证明用的是形式逻辑学中的简接证法(简接证法分两种方法:①是反证法;②是同一法)。我们的证明是用反证法。何为反证法，是证明命题的等效命题是正确的(即逆否命题是正确的)指战略上的方法：因为证明“四色问题”与证明“五色定理”不但方法相似，而且要用到“五色定理”所以用现有的基本定理和公理先证明一下“五色定理”。与之对应的，在战术上有五种具体的方法：由否定结论ABC而C不合理，或与本科公理抵触；或与前此定理不相容；或与本题己知条件冲突；或与临时性假设违背；或自相矛盾。我们选择即与前此定理不相容(即与五色定理矛盾)

再看在引进“贯穿曲线”后在复原图形的过程中后来的图形与原来的图形在四色的性质保持不变，因为(i)将“贯穿曲线”向四方扩张，直到图形边界为止，其实这就是拓扑学中的同胚变换（homeomorphism)即拓扑变换。(ii)经过区域的颜色与“贯穿曲线”每段的内侧颜色相同。故这样一来贯穿曲线的内侧的颜色，①使相邻的两子域不同色，②又是构成一个封闭的环状图这样一来复原图形后和原图形一样，不但没有增加任何颜色，而且保持仍是四色(即只要四种颜色就可以作出可分辨的地图就与以上图(e)一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对图(e)作出“贯穿曲线”后再用上法复原图形会得不出原地图和四色图来。所以是不能正确反映不依赖于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即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客观真理III(公理III)有了上面所述的内容我们罗列一下公理和引进“贯穿曲线”后的“基本思想”和有关定理。

三个客观真理Ⅰ、Ⅱ、Ⅲ，即公理(Ⅰ)、(Ⅱ)、(Ⅲ)。

定理1，欧拉(Euler)公式[4]V+F-E=2(1)且注意V、F、E均为非负整数。

定理2，[2]关于多元一次，不定方程

a1x1+a2x2+……+anxn=N(2)

其中a1，a2，……，an，N均都是整数，n≥2并且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假定a1，a2，……，an均不为零，则(2)式有整数解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是(a1，a2，……，an)=d｜N，即(a1，a2，……，an)｜N系1、若在(2)中含a1=n，a2=n-1，……，an=1N≥0(且n≥2)

则(2)1nx1+(n-1)x2+……2xn-1+xn=N

因d=(n、n-1……1)=1符合有解充要条件

所以d｜N故(2)是有非负整数解

系2、若N=0(2)’变为一次齐次不定方程n≥2

nx1+(n-1)x2+……2xn-1xn=0故只有零解，x1=0，x2=0，x3=0……xn=0

回顾一下“五色”和“四色”的证明(这里a1>0，a2>0，……ai>0，i=4，N=12>0)

“五色”证明：由3V=2e和2e=2f2+3f3+4f4+5f5+6f6+……

很容易得出4f2+3f3+2f4+f5=12+f7+2f8+…(3)

参见[4]M且4f2+3f3+4f4+f5=12(3)’

若f6≠0f2=3,f3=0,f4=0,f5=0

f2=0,f3=4,f4=0,f5=0

f2=0,f3=0,f4=6,f5=0

f2=3,f3=0,f4=0,f5=12

四个数组均不为，多元一次不定方程(3)’的非负整数解且12>0但据定理2的系1d=(4、3、2、1)=1所以，d｜12，则(1)’一定有解、矛盾!这是第一次否定，至少肯定得出有一个地图的边界的顶点数少于6。

“四色”证明由3V+4V＝2（e+3V）=2E

和2e=2f2+3f3+4f4+5f5+6f6+……

及F=f2+f3+(f4+V)+f5+f6+……

很容易得出

4V+4f2+3f3+2f4+f5=12+f7+2f8+……(4)

且4V+4f2+3f3+2f4+f5=12(4)

则(4）”是多元一次不定方程1<V≤3

若令V＝3（4）”变成了4f2+3f3+2f4+f5=0即变成了多元一次齐次不定方程

根据定理2的系2则d=(4、3、2、1）＝1所以d｜0一定有解（非负整数解)且N＝0只有零解则f2=0,f3=0,f4=0,f5=0

作贯穿曲线后仍是一个地图f5≠0但若故0＋0＋0＋f5≠0矛盾！

这是第二次否定！至少得到肯定得出有一个地图的边界上的顶点数少于5。

这第二次否定：①我们否定f6≠0,所以解f6=0；②我们又否定f≠0,这二次否定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三个规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终而复始呢！恰恰相反是螺旋上升，由只要5色，减少到只要四色，观点更高了，达到肯定四色结论的正确，便能使客观自然的地图染色规律与我们主观认识由基本(近似)符合到完全符合。简言之我们人类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至少是在地图染色问题上是这样。

因为一，我不是想吹捧自己，尽跟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匹美二，我也不是穿凿附会，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说过……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之就豁然开朗了起来，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的资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我在研究“四色问题”中引进地图的“贯穿曲线”的概念，也使之“四色问题”的研究豁然开朗起来。用与证明“五色问题”极其相似的方法彻底证明了“四色问题”。在这之前的理论数学家和计算数学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而已。在1976年和1977年美国的两位计算数学家阿佩尔和哈肯，用电子计算机对“四色问题”进行了证明，但受到世界上一些数学家这样或那样的非议，暂且不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证明世界难题获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有一点，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常将逻辑称为辩证法，经院哲学将辩法变成环琐的论证和诡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哲学的角度)环琐的论证，就可称为环琐哲学或经院哲学，这意味着人类智慧的倒退。

牛顿说过：“如果我所见的比笛卡尔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缘故。”牛顿的这句话蕴藏着很深刻的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再就是时间和空间(时空观)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因为牛顿处在英国(伊丽纱白女皇)正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而英国当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站在那些巨人的肩上，无外乎指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德国，费尔马(Fermat1601—1665)法国，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德国，欧拉(Euler1707－1783)瑞士等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等科学家的基础上。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当然有他独特的发现，但有些发现却都是在他前面所说的科学家的巨人的基础上，看起来是偶然的结果但都有他必然性的原因。

同样我为什么比牟比乌斯看得远一些，也是因为我站在一些数学家(巨匠)的基础上，如欧拉(Eulerl1701－1783)瑞士，牟比乌斯（Mobius1790－1868)德国，希伍德(Sherwood)德国，西尔维斯特（Syevester1814－1897)英国，蒙特莫特(Montmorh)的基础上，而西尔维斯特在组合数合中创立了“容斥原理”，这是计数法中一个重要原理，有了这个原理，和蒙特莫特，在1708年首先提出并解决了藕合问题。才把组合数学中的“匹配”概念，藕合(或相亲)(problemeclesrencontres)重排(derangement)亦称“(或错位”。等“藕合”A知“错位”B有关系：

S＝A∪B且A∩B中＝Φ所就有｜S｜=｜A｜+｜B｜。得

｜S｜－｜A｜=｜B｜＝n!-n!(1-11!+12!-……+(-1)n-11n！

故｜B｜=n!(12!-13!+……＋（－1）n1n!)=n1∑ni=0（-1）1i！（和谐地写为)

要知上面的公式怎样得来的怎样用在四色问题上，下面作以下叙述：

问题的提出。“四色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文，以后称文章[1]中得出的定理，在任意地图都只须用四种颜色作图的前提下，子区域为n(即任意区域的子区域的个数)的地图必有一种四色的染图1(1)色方法。

以我国2003年高考试题为例(理工医农类(15)为例1，某城市在中心广场建造一个花园，花园分为6个部分(如图1)，现要栽种4种不同颜色的花，每部分栽种且相邻的部分不能栽种同样颜色的花，不同的栽种方法有图2120种(以数字作答)。

略解：P14P15P33=120即当n=6时的条件下，有120种四色的染色方法。

例2，如图2，下述的图的染色方法有288种方法。

略解：P14P16P33P12=288

即n=7时的条件下有288种四色的染色方法等等。

也即是说在子域个数为6或7…等等。有120种方法

、288种方法，…等等。也即有一百多种染包或二百多种染色的方法，…等等，而且都是有比较大数目的染色方法。

所以用四种颜色染色只须一种方法是一个必要条件，仿佛自然界有特大的浪费，有几百种，几千种…甚至于更多的方法。都只要其中的一种就够了。也就是说，四色问题是一个显然可以也解决的问题，而且须要方法对头的话。

这里有一个声明，即打招呼，也就是象计算机联网那样，在图论中我们往往把具有相同顺序的排列视为一种排列(一种图)，如作贯穿曲线形的环状封闭区域尤其是这样。但在四色问题中，因为是地图，涉及到地翟的方位。故属不同排列。如图3

图3不按环状区域算，则有P44=24种，即在四色问题中是这样算的。

如果按环状区域算，P44／4＝6种，而在图论中是这样算的。而我们以(3)，的方法为例，在解放前设a为红色表解放区，b为绿色为国民党统图3（2）治下的白区，c为黄色(日寇占领区)即沦陷区，d为白色东三省日伪区。

就只有这种地理位置的方位，任何一种环状排列改变了它们的政治地理的位置而视为同一种图实属荒谬。

现在为了进一步研究，在一个有n个子域的地图，可用四种颜色染色的基础上，到底有几种染色的方法的界的问题。我们引进子域标准图。为若干正方形方格。又设Cn＝B［4·2n-22］,如上6个区域和7个区域为4<6或7≤16，则B0（4）≤c′1或c′2≤B(16)c′1和c′2分别为6和7个子区域的用四色的染色方法数)。即6个出区域和7全子区域时染色方法数的上、下界，当然是4种颜色都出现的上下界问题。引进标准趋近图是一群若干个正方形方格。以“田”字为单位加倍展开。

图4……等等。C1=B0(4),C2=B(16),C3=B(64),C4=B(256),……,Ck=B[4·2k-2)2],…….

有了这些预备知识，我们转而来研究：

（i)“容斥原理”(principleofinclusionandexclusion).

引理1容斥原理：把集合A分为子集A1，A2，…An即

A=A1∪A2∪…∪An,则：

｜A｜=｜A1∪A2∪…∪An｜=∑1≤i≤n｜Ai｜-∑1≤i≤j≤n｜Ai∩Aj｜+∑1≤i≤j≤k≤n｜A1∩Aj∩Ak｜+……+(-1)n｜A1∩A2∩……An(1)

证明见[2]

(ii)“耦合问题”和“错位问题”，也即“相遇问题”（problemedesrencontres)和“更列”或“重排”问题(derangement).

引理2和引理3，即耦合问题和错位问题。

有甲乙两副纸牌，各有n张编号，自1至n的牌，把牌洗过，然后配成n对，每对甲乙牌各1张，如果同一对的两张同号，就说有1个相合。

（1）至少有一个相配的配牌方法有多少种？

（2）没有相合的配牌方法有多少种？

设所有配牌方法的全体记为S，满足(1)，（2）的配牌方法全体，依次为A,B。则有S=A∪B,A∩B=Φ。则

引理2（即耦合问题）problemedesrencontres

｜A｜=c1n(n-1)!-c2n(n-2)!+c3n(n-3)!+…+(-1)n-1cnn!0

=(n!)(11!-12!+13!-14!+…+(-1)-11n!(2)

引理3（即错位问题）derangement

｜B｜=(n!)(12！－13！＋14！－15！＋…＋（－1）n1n!)

（和谐地写为)＝n!∑ni=0（-1）i1i！（3）

证明见［3］和［4］

例3在8×8格的国际象棋盘中，用8种颜色染色，要使具有公共邻边的格子染上不同的颜色，并且使水平顺序的每一格八种颜色都出现。问有多少种染色方法？

见图(4)3略解与提示：

分任意染色的方法为八步：第一层横格染上各种颜色，第二层横格染上各种颜色，……，第八层染上各种颜色。在第一步显有8！种可能性，而后下列每步里可能性的种数用前面引理3即错位原理中的公式：

B（n)=(n!)(12!-13!+14!-15!+…+(-1)n1n!)

B（8)=(8!)(12!-13!+14!-15!+…+(-1)818!)=14833

故答案方法有C8=8!×148337种。

看来染色问题中每一格代表一个区域，有多少子区域，类同。而8种颜色的错位，即射映着4种颜色的相邻的两个子区域的不同色。即文章［1］中的附注*即有分办能力的图，指相邻边界的图象，或区域染不同的颜色。这样才构思出Cn=B[(4×2n-2)2]（4）

情况1：用a,b,c,d四种颜色染色的问题（对“田”字正方格的染色。

见图(4)1n=1时，C1＝B0（4）＝B［(4×20)2］＝B(16）的计算为

B（42）＝4！B30（4）＝4！（4！∑4i=0(-1)ii!=4!×93=17496

情况3：在8×8正方格纸上用四种颜色，使每格与相邻的格图5不同色，用上面情况2，如下图5,这是第一步，在位于右上角的4×4的一个正方形的子域上。

第二步将4个4×4的正方形格子，同步旋转4下得到的图形仍为每格与相邻格不同色的四色图

C3＝B［（4×2）2］＝B(64)=4B(16)=424!B30（4）

C4＝B［（4×2）2］＝B(256)=4B(64)=434!B30（4）

Cn＝B［（4×22n）2］＝B(22n)=4n-14!B30（4）

∵B0(4)=4!(4!∑4i=0×(-1)ii!)3=4!×93=17496

∴CN=∑nk=1Ck=4!B30(4)(1+4+42+……+4n-1)=17496∑k-1i=04i

（顺便检查一下后得到）定理在有N个子区域的地图上N即在(4×2k-2)2<N<(4×2k-1)2。它的四色染色的方法数的上、下界可能是17496∑ki=04i≤CN≤17496∑k+1i=04i。

然而“四色问题”的彻底证明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正像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或公式除了在理论上证明是正确的之外还要用实验来检验和核对是正确的。从正面我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外，还要从计算中计算出“四色问题”是正确的如B(42)===B(16)=4！1B30(4)=4！(4！∑4i=0（－1）i1i!)3=4！×93=17496(种)即16块子域可能有17496种四色的染色的方法，数学上的计算便是实践上的检验。正如周兴龙教授与我合写的“超越数的哲学史话”一文也是从两方面证明超越数的存在的：一方面是柳威尔(Liouville)1844年代数无理与超越无理数存在着区别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种超越数a110+a2102!+a3103!+……，其中ai是0到9之间的任意整数。另一方面康托(cantor1845-1918)从集论中发现代数无理数是一个可列集，故给了超越无理数在数轴上占一个相关大的空间，才证明了超越数的存在。……数学中这些。“四色问题”，π，e是超越这些真理，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用中世纪阿拉伯的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伊本·西拿(ibnsina，980-1037)拉丁名阿维森纳(Avicenna)曾这样说过(大意是)“……那些帝王将相和救世主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作历史的尘埃吹得无影无踪。而只有那永恒的真理和劳动人民创造的绩却永受烈日的曝晒和疾风的狂飚。……”

诗歌二首

(一)赠中科院科技情报中心《中国数学文摘》编辑部主任冯玉明同志

诗一首(七律)

悲痛欲绝送母归，百感俱淡万念灰。

不忍目睹妻儿泪，就此作罢调头回。

党的召唤似春雷，中华儿女哪能退。

“四色问题”彻底解，神州大地尽朝晖。

(二)《攻破“四色难题”有感》(七律)

华人学子好风采，太平盛世树英才。

锦涛书记来关怀，艰难险阻只等闲。

“四色问题”彻底解，人类智慧上台阶。

历尽磨艰论文在，千古绝唱中华来。参考文献

［1］胡含琳《四色问题的彻底解决》文中内容的进一步充实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数学文摘［J］，2007年12月5日

[2]胡含琳《关于多元一次不定方程的行列式解决》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的中国数学文摘[J].1993年7卷5期19～20页

[3]胡含琳《四色问题界的探讨》——“四色问题彻底解决”一文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数学文献数据库》光盘(2004版)上[J].

[4][德]汉斯·拉德梅彻，奥托·托普利茨著·左平译.数学欣赏[M].北京出版社，1981年

[5]胡作弦.数学在你身边[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

[6]谷超豪.数学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唯物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3)12-0035-05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1](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4](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5](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2](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其次，批判的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虽然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意识到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归结到对它的世俗基础的批判，但怎样批判这个世俗基础，费尔巴哈恰恰又回到了抽象的“人”之中。正是从这里，马克思转向了社会生活的经济过程，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可能趋势，使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当新的唯物主义澄清了现实历史进程以及自己在历史生活中的定位时，这种唯物主义不仅获得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意识，而且获得了自身的自觉意识，具有了反思历史与反思现实的力量，这样的反思才是一种现实性的批判，并在实践中促进现实革命化。正是理解了这一点，霍克海默才说：“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6](P217)唯物主义总是在面对着历史本身，并在这种面对中获得批判历史的张力，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本性规定。

收稿日期：2003-08-22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仰海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五次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4).

[4]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唯物主义范文篇7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合法性

在二十一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理解的对立出现了凸显的理论现象。这个问题的凸显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和中国社会主义面向市场的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是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性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部分中国的理论精英思想理论的显性与隐性的意识形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到最近“郎顾之争”中显现的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某种重大，都表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这些论争中的失语和缺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论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喧嚣与骚动”在这种思想理论背景下就成为极不正常的理论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从其基本理论资源看，在大量地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哲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注重于与西方理论的接轨和研究；个性化研究、价值中立原则和以青年马克思为基本理论资源成为这种研究的基本的导向。在这里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化――这是一个民主的理论学术环境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某种统一的、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需要的，但是某种统一的、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合法性在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话语中面临着持续的、强有力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就成为确立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对立的互文本阅读

我们注意到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学者对此持极为对立的两种立场。这里对立的互文本阅读，可能能够使我们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两种基本立场的理论线索。陆剑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现实状况的两个概念。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1917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只能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后来，在被逐步运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它才向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为了给‘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工作以一定的地位”“凡是中国学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的、学理的、历史的学术研究，都可以承认其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意义是：防止和抵制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的企图和倾向。”从陆文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叙述中可以看出，显然，陆文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通常理解的“教科书体系”，而且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基础的”。在同一期上的胡为雄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这一原理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去太远，几乎是两个话语体系”，不应再“精心修补了，而是转向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从而提出了要“走向‘后原理’”。显然胡文的观点在陆文中只能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称不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陆文的观点在胡文看来正是应当从根本上颠覆的教科书体系，因为它基本上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为陆文观点的对照，黄楠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能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则批驳了“否定或取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几个理由，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联，力图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作为胡文观点的对照和深化，作为“转向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的实际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向，张一兵、胡大平、张亮的《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则指出了“走向后原理”时代的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传统教科书的地位高度相关，前者是突破教科书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并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其原因，张一兵在另一文章中认为是“传统教科书”“它显然将带来理论上的无根性。”即无马克思理论之根。这种区别马克思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论现象，可以视为一种论述的策略，其中的内涵是意味着以往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并不是来源于－不是个别的方面而是从总体上－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相关性的深层意味，它们所共同围绕的是中国学者哲学思维方式变化这个中心问题。”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关‘实践’‘异化’等专题的讨论之间的关系变得明了了，因为随着这些中心范畴的广泛使用，它的人本主义整体思维方式也开始成为潜在支配许多中国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无意识前提，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存在主义风格’――以主体性为内核的人学旗帜高扬。”并指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知识分子之理论革命的特征”6。张一兵的“无根”与“回到”和胡文的颠覆与“走向后原理时代”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也可以明晰这种“后原理时代”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这十多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否是来源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都把回到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前提，但从解释学的角度看都是在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的选择：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是“真正”符合马克思的本真精神的。

作这种互文本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讨论，已经从一个所谓的学术讨论进入了思想价值上的对立。无论“自我放逐”或者“喧嚣与骚动”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可置疑地进入到它的“危机阶段”。危机正是理论创新甚至如何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常发展的理论环境的机遇。我认为，这就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二，为什么肯定“教科书体系”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所谓合法性，在通常的意义上是指的合于一定的，在广义上即人们通常使用的情况看，包括合于一定的伦理、风俗习惯以及传统。从一种理论来说则是合于它的（或者某些方面）理论传统、源流和基本原则、基本精神。这是一种社会事物(一种社会的制度、活动、现象、思想理论等等)得到认可、承认、认同的基础和前提。黄楠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能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认为：“一般说来，所谓‘转型”是一个东西的表现形态转换了，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就是从一种理论与其理论传统和基本精神的承继关系而言的，即是否存在被认可、承认、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例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某些思想资源的渊源和思想立场上表现出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这一基本点上，人们把他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因此，根据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形态转换的问题，这显然应当是以肯定原有形态的某种合法性为前提，起码承认原有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为前提。而辩证唯物主义恰恰是在当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那“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的观点，在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转型时，则是以根本颠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为前提。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逝世后，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出现了断裂，只是在卢卡奇等等人为源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才真正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因为马克思的本真精神就是他的批判理论。这样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否仅仅是他的批判理论？这一精神是否是抽象的、超历史的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否就没有体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唯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体现了这一精神？等等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批评者的观点看，他们事实上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发展采取的是一种理论传统上的的态度。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传统的合法性、理论合法性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作用三个方面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历史传统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看着是它的根本特征。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历史看，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发展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这种理论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必须把它放到这整个过程中来理解。从这个过程来看，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我在另一文章中认为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即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所谓“教科书”体系）虽然从今天的眼光看存在着种种问题――诸如教条主义和片面性等等，但它曾经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革命的、能动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合法性的前提。因此将所谓“传统教科书”体系归结为“无”马克思理论之“根”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理论虚无主义的表现，其理论前提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割裂开来，不承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把经恩格斯阐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传统解释框架，认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空白和断裂。同时这种理解也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曾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革命的、能动的作用的事实。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讲到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时，都是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9

认为教科书体系是僵化的、是无根的观点的一个重大的论述上的策略，是把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以往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分离开来，然后在与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中，断言与西方哲学的现代形态相比，教科书体系只能是近代哲学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教科书体系是非马克思的哲学，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在这里不准备对这种在不同哲学的对比中断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进行，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这里仅仅就“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标签作一分析。我认为所谓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的问题。斯大林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虽然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但他身前从来没有自称自己的思想是斯大林主义，而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应用（其中存在重大的曲解和错误）。虽然在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其批判策略是创立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以便区别于列宁主义，但由于斯大林事实上在理论上并没有根本的创新，理论的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基本是遵循的列宁主义，因而批判的目标最终是指向列宁主义的。这从前苏东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即可看出。在中国的某些学者那里同样存在这样的思想倾向，即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归结为斯大林主义哲学，从而给予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这样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就它的实际的内涵来讲，实际上也就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直接渊源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而也同时是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评价。我们同意卢之超、王正泉在《斯大林与社会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剖析》一书中的观点：“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当然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我们同意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观点。

那么，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是否能脱离它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的作用来认识呢？这显然是一种设想理论只是遵循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而不是首先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为社会实践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意识过程。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和继续，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改良，这就决定了我们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是与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相联系的，有的学者在有意或无意的精神状态下，正是在否定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上否定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合法性，是那股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的思想过程的极端的思想表现形式。在反思以往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深入发展的问题，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的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但是这是在肯定以往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的超越与发展，决不是全盘否定以往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

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置疑是与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模式的置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国家社会基金特别委托基目《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前苏联的这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理论功能，在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人的尊严”等等理论口号中，其实际的(特殊的)社会内容一方面是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崛起，回归资本主义。该书的研究成果指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被指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弊端是对人的尊严和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就是在前苏联人们“看到的是不合理性，是暴力、不人道。”12。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则被指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人和人的地位。正如对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我们要问抽象的“人”和人的地位，突显的是何类人？是何种主体性？那么传统的社会主义在经过暴力革命建立时，它突显的是何类“人”，何种主体性？那么，作为阶级整体的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解放无疑是这种革命的目标。我们可以说这种政治的解放必须伴以经济的解放(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经济解放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的深化，而经济解放无疑决不仅仅是如政治解放那样通过革命可以实现的，而是一个必须通过长期的、技术上的变革和发展实现的过程。但是，劳动者地位的提高，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虽然其中存在许多值得和批判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的批判的吸取则为我们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借鉴和，而不应是全盘的否定。在中国，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冲击，也是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进程相联系的。虽然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的过程，但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则被认为是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相一致的。所以，最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往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的老一辈哲学家。但是讨论的深入很快引起了分歧：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在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口号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构成了肯定和否定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话语主要依据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所以在中国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口号的转换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介绍和传播相一致的。张一兵先生也把教科书体系的衰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就不是偶然的。

所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合法性是与认识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合法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那么，这就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体统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改良”？如果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对于“体统教科书体系”的回答，也会是肯定的：因为作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正是对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实践的合法性论证作为基础的。而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国际）持批判立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列宁主义、尤其是批判东方现实社会主义，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这就是所谓“‘批判’的‘视界融合’的特征”，即它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的异化现象的批判，也是对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所谓“极权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显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肯定性的理论资源。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繁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渡阶段中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实践功能的合法性。

其次，认为这一原理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去太远，几乎是两个话语体系”，不应再“精心修补了，而是转向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的说法，是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呢？这里涉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来源的理论合法性问题。这显然是事实根据不足的。一般说来，这一说法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立的即断裂为前提的。认为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这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胡文刻意从外语的原意上证明Marxism“是指‘原生态的Marxism而不包括其他”正是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中国式解读的表现。奇怪的是他总是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提，而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中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源头，例如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辩证法等等观点。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不彻底的表现。）。其次，是以突显青年马克思和贬抑成熟期的马克思(或者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解读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的。他们认为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从学者们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人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主要依据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的批判理论的理论倾向正是以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范畴为立论的核心的。从前一种断裂中引申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被人为地割裂，在某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那里（例如张一兵那里），认为只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的思想才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则被认为是无马克思理论之根的哲学。在有的学者那里，认为它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后一种凸显和贬抑中，出现的是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来重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向，例如证明“异化”始终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范畴。

应当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定于一尊是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直接相关的，并且，一旦定于一尊，成为官方的、唯一的哲学体系会产生“受人供奉，也代人受过”这种理论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斯大林逝世以后对体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和批判，尤其是前苏东的巨变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人们不仅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而且对与体统社会主义体制相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来源的合法性加以置疑，在“反思”的意义上进行研究。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正如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二十世纪的伟大实践一样，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也并不仅仅是斯大林的理论创造，而是一个来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并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等著作中初步具有一个理论系统，而后经过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发展，再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以及早期苏联的哲学家们的讨论，由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固定化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并不仅仅是那种理解真正符合马克思思想本身，而是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从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者的观点看，他们的理论逻辑也是导向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

第三，从改革开放中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社会作用方面看，辩证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直接的实践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导因和基础，它的直接结果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正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开始和发展确立了思想理论前提。因此，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合法性也就是事实上否定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最终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否定。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完善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次推动改革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邓小平、、）都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作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某些观点极力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合法性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其实践中从来没有否认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合法性及其在改革实践中的社会作用。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作了准确的解读，而且按照张一兵先生的说法，二十多年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而回到马克思，作为一种中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正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在有的学者那里就是何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来源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回到马克思的口号的真实含义也在于此(我们并非反对要不断地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灵感)。所以问题就成了是否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且可以被唯一的解释，可以为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所垄断，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显然根据解释学的观点，这种理解是存在问题的。虽然马克思的文本作为的客观对象，任何正确的理解必然是对文本思想的接近，也就是说存在着绝对的因素，但因为理解的条件性、时间间距、前理解等等因素的作用，解释本身也是多元的。而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传统也是多元的：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传统；还有起源于卢卡奇等等人为源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新（后）马克思主义传统；源于伯恩斯坦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合流形成的民主主义传统；托洛茨基主义传统（它的直接源头显然是列宁主义）；拉丁美洲的神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等等。从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看，显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从后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其代表人物不仅有陈独秀、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有李达、艾思奇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代表。因此问题就被转换为哪种理论传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其它的理论传统是否具有取代这一理论传统的现实需要和理论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的看，虽然自称把探索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道路。除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不仅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持普遍的否定的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因此，虽然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远离实践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大学中的左翼学者为主体，在理论上主要是回到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主要是从文化的、心理的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的问题的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决定了它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功能。

首先，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同，它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因而也具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民间的、批判的立场的一般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其以关注社会及其知识发展为职业，因而往往对社会持一种民间的、批判的立场，这是与其职业地位相联系的。近年出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一方面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中国的回响，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出现也与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尤其是在社会中的职业地位直接相关。如果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斯还以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启蒙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从而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动主体的问题以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理由，转向了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人群，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身为革命的主体的思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仅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尤其是脱离了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通向人类解放的必然路径，它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除其早期的卢卡奇等人以外，都是以大学中的学者为主体，他们不仅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除了存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共同点，和致力于一种大学学院派的激进话语的构建以外，他们内部观点各异，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相结合的着眼点也各异，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也是多种多样。他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学说进行研究，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这种态度实质上回归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知识创造的老路。他们凸显“批判”，称自己的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虽然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对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思想文化现象具有启发的意义，但是这种批判只发生在瞬间，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偏转：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逻辑是导向实践批判的批判理论，主张的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才有后来的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左翼知识分子那种高调的“批判”是与实践上的无所作为相联系的，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功能，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决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批判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的一种和发展，但是它首先是一种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出发的话语体系，这表现在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和心理上的异化状态，而不是马克思关注的资本主义的、对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的剥夺状态。因而其基本理论必然地发生了理论逻辑上的偏转：它关注的不是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是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异化感，首先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的现实的异化感及其认知。因此它并不导向实际的运动和实践（最多是1968年的法国红五月风暴那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运动，而这一运动同时又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而是全面地转向了大学的讲坛。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在西方资本主义有其现实意义，是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力量，对今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下，如果如中国的信奉者那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出发，构建一个中国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那么其理论逻辑必然地不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导向否定；不是导向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例如汪晖先生的观点）的结论。这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逻辑是完全相悖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的历史境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新的理论趋向：新左派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某些学者的言说，表现为力图建构一个中国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一种民间的、反对的立场，这就有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地位，有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思想立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功能，还在于它的基本理论逻辑是抽象的“批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是马克思理论内在具有的理论逻辑“通过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类解放”。异化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主要是一个文化的、心理的概念（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个社会存在论的概念，而在后来，则不仅成为从属性的概念而且主要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里才能得到说明。），它在现象形态上是人在自己的活动（劳动、思想等等）中感到自身的活动不是由自己自主的支配（虽然它表面上具有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形式—这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的一般特点。），而是由人自身活动的产物、过程以及其它外在的因素所决定。虽然异化的根源总是经济的、社会的原因，但是异化现象本身却是表现为文化的、心理的非自主性。这种非自主性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那里却有不同的感受：劳动阶级因生存条件感受到的是生存的艰辛，在极端的情况下是一种反抗的意识，而主要不是自身活动及其结果的异已感，更不会导向形成自觉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列宁主义反复论证了自在的工人阶级只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上升为自为的阶级；有产阶级因占有财产普遍感受到的是奠基在财富占有基础上的支配感和聚敛财富的冲动感，金钱的拥有给他们最多的感受是“自由”：对物、对他人、对社会的的自主感，虽然有时他们也会有不自主的感受，但决不会是异化理论想象的感到自己被奴役，因为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唯有在从事文化心理活动的人文知识分子那里，一方面远离社会的管理活动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自身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倾向于追求一种文化的、精神上地自主，因而对市场经济下的人的活动受金钱的支配会强烈地产生一种文化的心理的异化感。可以说异化理论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异化理论在现代的境况下总是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的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讨论的语境下总是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而不是以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它的人本主义基础和“知识分子之理论革命的特征”，使异化理论的“人类解放”的承诺不是导向实践运动，而是仅仅导向一种左翼的学术理论的建构。

唯物主义范文篇8

【正文】

一、传统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二、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

三、回到本文：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够成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成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正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他的新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的。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仅仅是在论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这里不仅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也同时论述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观的标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标题。在本书中，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的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30、31、48、50、49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30、31、48、50、49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唯物主义范文篇9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生物课的教学，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深入理解生物的特征和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等基本知识，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问题，还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包含着哪些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教材编写中怎样体现这些观点呢？对此，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高中生物学课程中几个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在高中生物教学内容中，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内容，其中包含四个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一）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

无论何种生物，它们的身体都是由各种化学元素以及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构成的。每一种生物时刻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生物体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形式，生物体的其它各种生命活动，如生殖、发育、遗传和变异等，都是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进行的。生物体自身生命活动的调节，也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实现的。新大纲中关于生命的物质性的内容很多，充分说明生物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着的物质。

（二）普遍联系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同周围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着。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有很多内容体现了这一观点。

生物体自身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生物体的内部结构之间、生物体各个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之间、生物体各个器官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虽然生物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各有一定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谁也不能孤立存在。生物与生物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自然界中的生物，虽然形态各异，多种多样，但都体现了统一性，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和结构基础，都遵循共同的生命活动规律。生物与其生活环境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所有生物都依赖于它的生活环境而生存；另一方面，生物的生命活动又影响着它周围的环境。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知道，无论是生物体内部还是生物之间，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三）永恒发展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变化发展的趋势是复杂的代替简单的，高级的代替低级的，有生命力的代替无生命力的。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也有很多内容体现了这一观点。

生物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细胞的水平来看，细胞有分裂、生长、分化、衰老、死亡的发展变化；从个体水平来看，生物个体有生长、发育、生殖、衰老、死亡的发展变化；从物种的水平来看，生物界种类繁多的物种是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而来的；从生态系统的水平来看，有群落的演替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共同进化等。

由上述可知，生物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如此，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对立统一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内部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在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可以充分说明这一观点：

第一，同化与异化的对立统一。生物体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是由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组成的。同化作用是合成有机物、贮存能量的过程，异化作用是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的过程。这两种作用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生命活动过程，但是又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它们在生物体内是同时、偶联进行的，共同决定着生物体的存在和延续。

第二，遗传和变异的对立统一。生物体的遗传特性属于生物体的稳定性、保守性；变异特性则属于生物体的前进性、创造性。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变异是在遗传的基础上产生的，而遗传又是过去发生的变异积累的结果，因此，两者又是相互统一的。正因为生物具有遗传性，才能保持物种的相对稳定和生物类型的区别；又因为生物具有变异性，才可能产生新的性状，并导致物种的变化发展。因此，遗传性和变异性这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推动了整个生物界的变化发展，是生物界由低等到高等、由简单到复杂进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第三，生物与环境的对立统一。生物体受环境中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它必须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同时，生物体一切生命活动也时刻影响和改变着环境。可见，生物体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体会到对立统一的观点，进而认识到对立统一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内部存在的、推动其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要体现好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面的教学目标

新大纲的教学目标明确规定：通过生物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生物体和生物界。了解生物体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的统一；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了解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初步形成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逐步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新大纲同时指出，高中生物教学内容含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因素。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认识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通过关于生物与环境知识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生态学观点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通过关于生物界的发展的科学事实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生物进化观点的教育。对于教材编写者来说，应该按照新大纲规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学目标的要求、认真研究新编高中生物教材的改革，编写好新教材。

（二）要选择和组织好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知识内容

高中生物学教材是结合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教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如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永恒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等，每一个观点可以反映在不同的生物知识内容中。例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贯穿在整个教学内容中，几乎每一部分知识内容都包含着这个观点。同一部分知识内容，又可以同时反映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生物的新陈代谢”，既可以反映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各种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又可以反映事物是永恒变化的，还可以反映同一事物的内部是对立统一的。那么，应该通过哪些知识内容、进行哪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呢？怎样才能既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普遍性而又使教学具有重点，既能体现各个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又不面面俱到呢？这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高中生物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高中生物教材的内容特点和高中学生的接受能力，确定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方面的重点，即重点进行哪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关于这一点新大纲已有规定，本文在第一部分也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然后，解决这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需要通过哪些知识内容来体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在选择和组织知识内容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每个观点都应该有一组知识点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观点建立在众多事实的基础上，而使学生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普遍性。

第二，每个观点都要选择1～2个能够明显体现这个观点的典型内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重点。“生命的物质基幢、“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生物的新陈代谢”等是体现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典型内容；“生命的物质基幢、“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生物与环境”等是体现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的典型内容；“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生物的进化”等是体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典型内容；“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则是体现对立统一观点的典型内容。通过这些典型内容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对相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有初步的理解，然后再引导他们在同类型内容的教学中，举一反三地逐步加深对这个观点的认识。

第三，选择的内容可以有部分的交叉，也就是说，同一部分知识可以排在不同的观点组里，用来说明几个观点。这样有利于学生体会各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联系性。

确定了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方面的重点，选择和组织好了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内容，就能使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具有计划性，既有观点又有充分的事实，既全面又有重点，切实得到落实。

（三）要努力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教材中的表达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不是空洞地说教式进行的，而是要密切结合知识教育进行的，结合得越紧密，教学效果越好。怎样才能使知识教育与观点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要在章节的教学目标方面做到知识与观点具有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知识要能明显地、充分地说明观点，而观点则可以贴切地、深入地解释知识。例如，“生物的新陈代谢”与“对立统一”的观点，“生物的进化”与“永恒变化”的观点，就具有内在联系，可以在教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很重要，如果教学目标的知识与观点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很难使教材的知识与观点有机结合。

第二，要在教材结构方面做到知识与观点相互协调、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在安排教材的知识内容时，要把知识和与它有内在联系的、相互对应的观点组合在一起，这样编写教材，就可以使知识教育与观点教育进程一致、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唯物主义范文篇10

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讲话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思想性和指导性。“三个代表”思想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又是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新要求的自觉体现。它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和人民性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奠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刻洞察与认识上。

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生产力理论，这也正是“三个代表”思想科学性的突出体现。

生产力理论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成为科学的关键之一。在马克思之前，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之所以不能取得科学的形态，其根源就在于此前的哲学家们在社会历史中看不到物质生产的力量，只能在精神世界中排徊。马克思对于历史观实行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探求人类社会的理想。由于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性地位，因而在运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是否坚持这一理论，也就成为衡量其科学与否的基本标尺之一。

“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它重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发展先进文化其根本的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精神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支撑;同时，没有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个代表”思想对唯物史观上述原理的坚持和重申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它在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指明了当代中国如何大力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同时，它通过对发展先进生产文化以及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强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扩展到了党和国家工作的方方面面。

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又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等特点，它总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我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与世推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理论创新，指导新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是顺应历史进步的要求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时代变化了，社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当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新的实践中发现事物的新特点、新的关系、新的规律，形成新认识，创造新理论，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精辟分析国内新的形势、准确把握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就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的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得出的新结论。

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突出强调要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作为人们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首要的一条，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认识的深化，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新情况和新要求。为了贯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科技含量，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二要抓好人的工作，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作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要改革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公平竞争的机制;四要深化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为先进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五要转变政府职能，进行体制创新，制定出好的政策，管理好经济环境;六要谋求可持续发展，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重复建设。

先进的生产力要求先进的文化与其相适应，并为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先进文化则以它所内蕴的科学理论、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社会思想导引着社会发展的方一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只有把握并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激发全体人民的政治热情和道德精神，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四、“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要求，高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导地位，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