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人力资本地区协调发展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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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亦被称为人力资源，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是通过投资于卫生、教育等方面而形成的。在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实物资本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对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影响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且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假以时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上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是在假设资本收益递减的前提下做出的。劳动者人均拥有资本量较少的国家，其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战后几十年来，人们看到的是不断扩大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1985～1995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0.4%，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9%。

为了说明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相关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均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所罗门·法布里坎特（Fabricant，Soloman）估计，1889～1957年，美国国内私人经济总产出年平均增长3.5%，而其全部投入年均仅增长1.7%，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1919～1957年，前者年均增长3.1%，后者年均仅增长1%，两者相差3.1个百分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导致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的原因，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二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舒尔茨估计，1929～1959年，教育收益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3/10～1/2。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

1970年，麦迪逊（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基础上，“有效的”劳动供给(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1）就业增长；（2）劳动者素质的变化；（3）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5%。1972年，纳德里（Nadiri）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123，P124)。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由生产中的专业化知识积累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溢出”效应；研究发展部门的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促进作用；正规教育开发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将产生“内生效应”。

经济快速增长是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基础。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落后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人力资本影响地区竞争优势的构造，因而影响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形成

根据传统的区际分工理论，区域分工决定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的区际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一个地区，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则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自然资源丰富，则专注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资本要素富裕，则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现实世界中，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了很多的区域分工现象。如一些劳动力充沛、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成衣生产和电器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金属冶炼及压延产业比较发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区际分工现象越来越多。如一些缺少铁矿的国家，钢铁工业却很发达；一些原本缺少资本的国家，造船、汽车等行业却日渐壮大。

事实上，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区际分工日益决定于区域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在市场区隔、成本差异、产品差异、技术差异、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和产业成长环境等基础上形成的竞争能力。根据迈克尔·波特关于区域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理论，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如下4个条件：（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的表现；（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而政府对以上4个方面均可施加影响。在波特的理论中，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

显然，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人力资本是影响区际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1.人力资本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形成、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形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前提，但是仅有自然资源，而无相应的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各类人才，资源密集型产业便难以形成，即使在特定的背景下得以形成，也难以在逐步开放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2.人力资本影响产业运行的成本，从而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作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及其掌握生产技术的娴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的竞争力。在劳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素质越高，产业的竞争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3.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从而影响新产业的形成。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通常基于既有的生产要素构成和市场需求结构，但又不完全如此。一方面，生产要素构成可以改变，如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结构也可以改变，如通过创新，在日益细化的产品市场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果一个地区有着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那么，这个地区便有可能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从而改变整个的区域分工格局。

（三）人力资本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贫困人口多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典型特征之一，而教育和健康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地说，贫穷国家是教育设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也是成人识字率有限的国家。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之外，1995年，男性成人文盲率达37%，女性成人文盲率达55%；而在高收入国家，成人文盲率不足5%；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教育支出只及发达国家水平的10%。(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61和P63～67)。

一般来说，贫穷国家也是人口营养和健康状况差的国家。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Dasgupta）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福利与贫困研究》中认为，低收入是营养不良的原因，而营养不良又是低收入的原因，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缺乏维生素A、碘和铁而导致的残废、死亡和生产率的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NP的5%。

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投资于教育、健康，将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结核病控制项目上投资2亿美元，那么，由于治疗病人成本的减少和生产率的增加，经济收益将达到7.5亿美元以上。(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74)。

（四）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急剧耗损和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行动纲领。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但并不否定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事实上，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必须以较快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然而，这种增长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无限制破坏为代价，其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惟如此，人力资本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意味着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或者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这无疑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二、中国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的差异及其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本涉及到劳动者数量、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诸多方面，鉴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文只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进行区际比较。这些方面包括劳动力资源总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等。

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区际差异。测量劳动力资源总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不同的年龄界限有不同的结果；在年龄界限既定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年龄界限之外的人口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少年打工和老年反聘）和年龄界限之内的人口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学生、军人）。为简单起见，本文以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人口的年龄界限，认为界限之外的人口不参加劳动，界限之内的人口均可参加劳动。以此为标准，则2000年东部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5198万，占全国的40.5%；中部为28931万，占32.3%；西部为24399万人，占27.2%。应该说，东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均很丰富。从劳动参与水平来看，各地区均有大量的劳动资源有待动员，但相对来说，西部地区可动员的空间要小一些。见表1。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劳动参与率超过80%的省区，西部有两个，中部也有两个，而东部没有。

要准确地反映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必须将劳动资源总量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考虑。因为，同样的劳动资源量，用于开发不同的资源时，将显现出不同的丰裕或紧缺程度。由于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包括耕地、森林、矿脉、海洋、湖泊等，这些资源又性质各异，很难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测度，本文权且以耕地面积作为测度自然资源丰寡的代行指标。由此，本文构造了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它等于劳动力资源总量与耕地面积之比。东中西部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比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劳动相对丰裕程度为12.7人/公顷，而中西部地区不到8人/公顷，东部高于中西部60.8%。另外，数据显示，劳动相对富裕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其次为北京市和广东省；劳动相对丰裕程度最低的地区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表1东中西部劳动力资源的比较

注：a劳动力资源为2000年15～64岁的人口量，耕地面积为1995年数字。在计算中假设2000年的耕地面积与1995年相同。

2．人力资本质量的区际比较。

人力资本质量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甚至劳动者的敬业精神等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选了若干反映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指标进行区际比较(见表2和表3)。在营养状况方面，本文选择了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作为代行指标，以比较区域间的差距。考虑到物价水平对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还计算了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价值量构成(由于数据方面原因，本文没有计算农民的食品消费价值量构成)（用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表示），以反映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差异。一般地说，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越低，居民的食品消费构成越具有营养价值，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粮食消费比重越高，肉、蛋、奶等副食类产品的消费比重越低，食物消费中的营养成份越低。

表2东中西部人力资本质量的比较之一

表3东中西部人力资本质量的比较之二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整体上说，东部的人力资本质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表现在：（1）西部的文盲率最高，高于东部2.8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2.91个百分点。在西部12个省区，有6个省区的文盲率超过10%。文盲率最高的省区为西藏，超过30%；（2）东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和高中及中专人口占人口的比重高于中部，更高于西部。东部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人口超过中部1110人，超过西部1515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34.5%和53.8%;每10万人中高中及中专人口超过中部1713人，超过西部3783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15.5%和42.0%；（3）东部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均为最高，前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810.9元和614.8元，高出49.3%和33.4%；后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252.2元和324.7元，高出63.5%和100.1%；东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和西部，分别低3.3和1.8个百分点。如果将中部与西部相比，则可以发现：（1）就城镇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差于西部，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中部，另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2）就农村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好于西部。

3．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区际比较。

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医疗卫生设施、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等。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现阶段，东部的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又次之。从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来看，由于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又由于“科教兴国”战略正在全国实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别不是太大。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方面的差异，本文比较了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和床位数的地区差别。无疑，这些指标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表4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比较

注：a为1999年数。

从表4可以看出，东部人均教育经费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其差额分别为176元（与中部比）和191元（与西部比），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84.6%和99.0%。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外，全国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省区为东部的浙江省，达409元；人均教育经费最低的省区为西部的贵州省，为117元，浙江是贵州的3.5倍。东中西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比较接近，东部为17人，中部和西部均为16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东部略多于中部和西部，多于中部2张，多于西部4张。除京、津、沪外，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最多的是东部的辽宁省，为45张；最少的是贵州省，为17张；辽宁是贵州的2.6倍。

总的来说，东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别不甚明显。

（二）人力资本差异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1．影响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是地区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近代以来，中国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为平衡地区发展，对内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改革开放之初，地区之间的差别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根据相关的国际比较，中国的地区差距已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情况之一。

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中西部诸省区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东部省区。虽然，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投入，但是，与东部省区相比，中西部诸省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中、西部各省区GDP平均增长速度均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

表5近年来东中西部的GDP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注：a全国平均GDP增长速度为各省区增长速度的平均值，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别。

如前所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决定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决定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与实物资本投入差别有关，也与人力资本投入差别有关。1999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最高，但其GDP增长速度最低；2000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3.45个百分点，但其GDP投资增长率却低于东部1.76个百分点。东中西部GDP增长率的差别部分地可以由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低于东部来解释。

2．影响地区合理的产业布局的形成。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耕地、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8%；西部天然气资源储量占全国的60%，煤炭资源占76%，铁矿资源占52%，锰矿资源占93.3%，铜矿资源占60～73%。中西部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未必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国外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将会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对中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构成威胁。只有显著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才能保证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不至于丧失，也才能在保持既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中西部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牧业是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阶段，农牧业在中西部也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2000年，中西部地区尚由69.0%人口主要依赖于农牧业生存；这一水平比东部地区高15.1个百分点。显然，稳定、发展、繁荣中西部的农牧业对于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入世之后，中国的传统农业和畜牧业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现在国外廉价的农副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已经显现。改造传统农牧业，是提高中西部农牧业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根据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的观点，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而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说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那么，这种差距更多体现在农村人力资源投入的差别上。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一些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际资本也越来越关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外部资本的进入，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劳动成本低，2000年，中部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东部的64.0%，西部为东部的71.5%。中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对外部资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区域产业竞争力不仅决定于劳动成本，还决定于劳动生产率。低的劳动成本只有与高的生产率相结合，才能产生强的竞争力。因此，外部资本能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成本。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于东部地区，有可能降低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能力。

3．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改革初期，中国有农村贫困人口2.5亿。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3.4%。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等8省市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以下，基本上消灭了极端贫困。河北、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的贫困发生率在2%到5%之间，这12个省区基本上摆脱了贫困。另外11个省区的贫困发生率仍在5%以上，其中黑龙江、山西、内蒙、陕西、甘肃、云南、新疆在5%到10%之间，西藏、贵州、青海、宁夏在10%以上。导致贫困的因素有多种，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人力资本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国定贫困县的文盲率、半文盲率高达1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国定贫困县只有9.1%的劳动者参加过培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对国定贫困县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户主的学历为大专的农户比户主学历为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户成为非贫困户的可能性会增加12%到1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1》，P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人力资本不足，一方面影响了当地资源有效与合理的开发，另一方面也阻断了贫困人口外出打工、挣钱糊口之路。

4．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已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其中西部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左右，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万平方公里。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已达135万平方公里，其中，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三化”面积已达90%。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在威胁着中国的长远发展。另外，中国也是自然资源颇为不丰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耕地只有44%，人均森林面积只有17%。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为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国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造林绿化；在广大西部地区，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将对中国的生态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必须解决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为那里的人民开创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为此，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然而，资金投入必须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人力资源的不足不利于中西部地区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不利于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合理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人力资本的概念被泊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各地纷纷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区”的口号，加大了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然而，应该看到，目前，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深化。表现在：（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依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各地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工业项目，搞有望留名青史的“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项目见效慢，且效益不易测度，各地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传的层面上。各地均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如教育规划、下岗职工培训计划等），然而由于投入不足，这些规划往往只能得到部分执行，有些规划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2）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地区往往只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在广大农村，改革前建立的合作医疗系统基本上荡然无存，传染病防疫体系也因为投入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事实上，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3）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只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而不注重适用人才的培养；只重视普通教育，而不注重职业教育；只重视正规教育，而不重视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4）在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视居民消费在拉动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视居民消费对于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居民的消费支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满足消费偏好而丝毫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一类是提高生产能力而丝毫不去满足消费偏好的支出，还有一类是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效果的支出。大多数有关的活动显然属于第三类支出。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更宽敞的住房便不仅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且还是劳动力资源质量提高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实在的（effective）和有效的（efficient）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达到2.79%。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1980～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平均为4.9%。其中，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发展中国家从3.8%上升至4.1%。

目前，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4年，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应该继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

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财力也不尽相同，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发挥平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资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中。2000年，东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1663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35元和617元，不足东部水平的1/2；东部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为319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44元和149元，也不足东部水平的1/2。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

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较多，影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保证每个公民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利用信贷手段，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价值，甚至具有更高的价值。遗憾的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情况更是如此。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中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还贷期限为8年，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而是因为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以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

(四)正确处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有限，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为有限。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关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既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更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适用性人才，包括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

西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如青海80%的人才集中在西宁市，甘肃88%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兰州市，四川成都的人才总量高出甘孜、阿坝、凉山3个州人才总量4倍多。在行业分布上，西部人才过于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其数量占西部人才总量的80%左右，而全国平均只有59.5%。在事业单位中，西部人才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西部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3%，而农业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8.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各省普遍需要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例如云南，大量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及职业技术资格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总需求的40%左右；对初级工的需求占20%左右；对高级工的需求达到29%以上。

无疑，中西部地区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应将进行大众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重视大众教育，不仅是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起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在发达地区就业。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国家层面上看，优化了劳动资源的配置；但是，若从区域层次上看，则无疑是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流失。对于教育资源本不富余的落后地区而言，发展大众教育，更符合实际需要，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效能。

(五)促进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创造宽松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大量的东部人才资源配置了到中西部广大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人才集聚地区，如西安、成都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力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和市场在其中作用的增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工资差别的扩大，和沿海地区的不断繁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停滞，中西部地区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

要改变“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趋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1）中央政府要制订切实可行的鼓励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献身落后地区发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又能受到社会的尊重。（2）地方政府既要为各类人才（包括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之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也要为各类人才的子女教育创造优良的条件，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3）从长远角度考虑，必须进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同档次人才的收入在地区之间达到大体上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东去”的问题。

落后地区一方面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的剩余劳动力。促进落后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地区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不仅能够增加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劳动资源的再配置、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扩大人力资本总量。由于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种种障碍，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须尽快建立宽松的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六)适度开放教育市场，引进外部资金，增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教育是无比巨大的市场。据统计，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5000多万名教师，10亿多学生和成千上万个教育机构，公共教育经费逾1万亿美元；1995年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超过了270多亿美元，2001年估计为800多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教育与科技优势，意欲不断进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然而，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对之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教育市场开放的态度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承诺。除一些特殊领域（党校、军校、警校）和义务教育外，中国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均许可外方为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并承诺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

发达国家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输出教育产业的愿望比较强烈。中国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教育市场开发方面，步伐可以比东部快一些。

当然，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教育市场开放，不仅应是对国际资本的开放，而且也应是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民间资本也可成为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七)增加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据卫生部2000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1993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2000年，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仅为东部水平的2/3，中部地区的支出甚至不足东部的1/2，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九十年代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华夏出版社，1991年。

〔2〕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

〔3〕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中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4〕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

〔5〕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学习辅导讲座）》，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2

我从事大队辅导员工作五年，平时听不少同行说大队辅导员难做，班主任不放学生，时间难安排等。我也体会到确实不好做，但我又深深体会到，只要能让红花与绿叶相辉映，就能把少先队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下面浅谈一点体会。

一、结交朋友

少先队大队的基础是中队，如果没有中队辅导员的实际努力，大队工作很容易流于形式，大队辅导员有责任指导中队辅导员的工作，但是首先得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于是我主动将自己放在绿叶间，与绿叶交朋友，多了解他们的工作压力，班级情况，家庭情况，体谅他们的忙碌与辛苦，主动帮助他们处理班中的一些事情。我虚心向他们请教，多听取他们的工作意见，与他们一起走在工作第一线。慢慢地我们成为好朋友，彼此的工作都互相支持，使学校少先队工作开展顺利并取得一定成绩，红花与绿叶组成了一束美丽的鲜花，愉悦着大家的心田，让我们工作起来更起劲，更融洽。

二、全面安排

少先队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花是少先队工作的策划者，指挥官。绿叶是少先队工作的执行。，队员是实施少先队工作的主体。所以，我善于把少先队工作计划和学校教育计划融为一体，使少先队工作在具有自己特色的基础上能和学校教育工作相协调。我在学期初就利用教师会时间向全体老师宣读大队工作计划，并布置各中队具体任务，明确指导思想及各月份工作重点，然后帮助各中队制定工作计划并作认真的审订，如发现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可行性的方案，就大力表扬并协助中队辅导员积极开展活动，然后向全校推荐，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比如2000学年下学期，我在审定中队计划时发现二（1）中队的“如何使用压岁钱”十分钟队活动方案很有时代性和可行性，于是我就马上找二（1）中队辅导员何老师商量决定在开学第一周队活动实施。方案实施时我组织了全校的中队辅导员和中队长到场观摩，并要求各中队在第二周开展“如何使用压岁钱”十分钟队活动，教育队员合理使用压岁钱。第二周，我就先后受到邀请观看了部分中队的活动，活动后我都谈了感受，对活动形式新颖，教育效果好的我在升旗礼后向全校师生公开表扬。绿叶的工作得到肯定，队员的活动得到表扬，往后的活动更加积极和认真，红花不是开的更灿烂了吗？

三、善于跟进

定期的跟进和检查既是红花对绿叶的关怀和重视，也是落实计划的必要措施。中队辅导员大多数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队工作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没有适当跟进和检查，队工作往往容易落空。所以,我在熟悉各中队工作计划的同时再作定时的检查。比如十月份检查“祖国在心中”队活动，十一月检查“交通知识”黑板板报，十二月检查“文明礼仪”活动等。中队每周上交一次好人好事登记本，学校通过广播及时表扬，组织学校值日生每天做好中队卫生清洁工作、出操等十项要求的记录，及时反映在班风建设专用黑板上，学校通过广播每周公布一次各中队得分。通过跟进和检查，各中队都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实施和体现计划，少先队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大大提高了队员的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拓宽了队员的知识领域，促进了少先队工作和学校教学工作的发展和提高。

四、量化管理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3

一、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现状考量

行政诉讼协调，它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由法院法官主动参与协调引导，就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愿景，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就诉争问题达成“合意和解”协议的一种终结诉讼方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协调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挠下，由法院法官引导行政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就争议的事实或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而形成的以解决纷争和终结诉讼程序为目的协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案件适用协调制度，但协解毕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行政审判中一种结案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使得行政诉讼缺乏人情味。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高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得以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院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作为解决纠纷的主持人——人民法院几乎对申请撤诉的都予以准许。[2]据统计，1996年因法院协调而撤诉的行政案件数占所有撤诉行政案件数的51.7%，1997年是56.6%，1998年上升至60.7%，1999年又升至64.6%，2000年甚至高达69%，[3]特别是近年来因法院协调而撤诉的行政案数更是占据了撤诉案件的绝大多数。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还没明确规定“协调”制度的情况下，一些法院大胆思维和创新，制定了《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实施办法》，通过适用协调方式由原告主动撤诉结案。

我们经调查，以协调方式由原告撤诉结案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有一定的瑕疵，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的涉及群体性的、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二是行政赔偿案件，通过法院协调，从而及时化解双方矛盾，解决纷争；三是因履行行政合同所引发的案件；四是诉不履行法定职责，尚需继续履行的案件；五是行政裁决、行政处理案件；六是不服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七是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清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协调价值的案件。对以上各类案件，法院根据合法、自愿、公平公正和主要事实清楚的原则，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进行合理的调整，促使原告撤回起诉，从而解决行政争议。因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完全排斥法官“协调”等柔性手段，法院“硬判”行政案件，极易导致“案结事不了”，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还可能激发更大的矛盾；如果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采取协调、协商的方法，既可以“案结事了”，又避免了判决后激化双方矛盾。客观地讲，行政诉讼适用协调虽在立法上没有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得到较广泛的运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我们从司法实践来看，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法官进行适当的协调，只要其协调过程和结果不违反法律，不侵害公共利益，有利于和谐稳定发展，就有构建和创设的现实必要。一是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二是从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审判实践的需要；三是从违法行政当纠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四是从行政审判中的利益衡量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行政诉讼目的的需要；五是从行政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来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建立是正公与效率的需要。但在实践中较大的问题在于，由于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调解，不少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乃至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的，被告改变、撤消被诉的行政行为，或者作出原告要求的行政行为，或者在诉讼外给予原告某些好处，原告认为达到目的，便申请撤诉，诉讼就此了结。这实际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这些撤诉案件，使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解的规定被悄然规避，名存实亡。这种异化了的方式因没有法律层面上的支撑和依据，有时使得协调显得有些过于随意，并使之异化成为某些法官手中的权力。比如“以压促撤”、“以判压撤”、“以劝压撤”、“以诱促撤”、“以拖压撤”等等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和稀泥”式的无原则协调及压服式的非自愿性协调最直接的表现和结果无疑是多年来撤诉率、尤其是非正常撤诉率的居高不下。象近年来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达到57.3%，个别法院的撤诉率竟达到81.7%[4]；又比如2003年全国行政一审行政诉讼结案88050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547件，占47.2%[5]，2004年全国行政一审行政诉讼结案92192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3705件，占47.4%[6]，2005年全国行政一审行政诉讼结案95707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620件，占43.5%[7]。

我们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正常和不正常撤诉尤为突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告不正常撤诉呢？通过调查，一是来自法院的“协调”使原告撤诉；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三是来自原告人自身的醒悟而主动撤诉。除第三种撤诉方式外，第一、二种方式的“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实际上就是“合意和解”，但这种诸多的合意和解后而撤诉的案件的案卷中，我们往往看不出原告撤诉的原因，也看不出合议庭对撤诉申请的审查过程。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采取有效措施，将其纳入司法监控的范畴，从立法制度上进行规范，使之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二、行政诉讼协调的种类

尽管行政诉讼协调的确立和适用有利于保护原告合法利益，减少诉累，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我们要明确的是行政诉讼的协调既不同于诉讼中的和解，又不同于诉讼调解。诉讼调解则作为一项原则，“既是当事人处分权的表现又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表现”[8]。而诉讼协调在行政诉讼中却不应作为一项原则，它只是诉讼活动中的审理和裁判方式。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并不是抛弃规则的协调和衡平，也不是无边无际的随意协调。它具有合法性、有限性、适度性、约束性、平等性等界线要求。基于行政诉讼协调的界线要求，它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一）行政裁决案件的协调。行政裁决是行政司法权的具体表现。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会始终围绕着自己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无及多少来争论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而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行为时，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合法也始终以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是否正确合法为标准。因此，法院行政裁决权在民事纠纷“合意和解”失去裁决基础的前提下给“私权利”让步，既不是“公权力”的放弃，又符合“裁决行政”定纷止争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立法目的。从以上层面来说，“行政裁决”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存在着“合意和解”的可能性[9]。

（二）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协调。也即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协调。我们知道，“权自法出”，“职权法定”。“行政权既是职权又是职责，是职权与职责的结合体，作为职权可以行使，但作为职责，却必须行使，否则构成失职”[10]。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即法定职责。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即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拖延履行或不予答复。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作。对拖延履行，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在一定期限履行。这对原告而言，显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机关经人民法院从中协调而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这种积极作为既合乎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来说正好达到诉讼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

（三）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的协调。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维持，而人民法院判决一经作出，行政机关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样必然导致社会效果不好。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规定实际上为行政机关在判决后行使自由裁量权，变更不合理行政决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因行政主体在裁量权范围内放弃一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和解，以促使行政相对人尽快地履行具体行政作为，既不违背行政的合法性原则，又符合行政尽快地恢复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还符合行政的效率理念和目的理念。从司法实践来看，现在有许多案件通过法院从中协调，行政机关不仅没有放弃法定职责之嫌，相反，会使行政行为更加符合立法旨意，各方抵触情绪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中最不损害行政机关权威的一种。

（四）行政赔偿案件的协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因此，行政赔偿存在着“合意和解”的可能性已得到我国立法的明确认可。关于行政赔偿诉讼适用协调制度的构建，应当体现下列考虑：一是从行政赔偿诉讼目的上来考虑。“中国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11]。可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这也是行政赔偿诉讼的主要目的。二是从实体法规定来考虑。行政赔偿诉讼是诉讼中一种，属程序法律，要受到实体法律，即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法律规范的影响。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赔偿案件调解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赔偿数额的减少，在现行已经很低的赔偿标准下，还要降低赔偿数额，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国家是否有赔偿的意图，而这又是违背国家立法的本意的。既然国家通过国家赔偿表示其对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这种尊重与保护就要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权益的保护和关怀，这也是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在价值上最大的不同。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笔者认为，对行政赔偿必须构建协调制度。一方面删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不再适用调解制度，而改为适用协调制度。另一方面从修改实体法着手，限制行政赔偿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行政诉讼设立协调制度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行政诉讼程序中，不适用协调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法律或规章明确仔细地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条件和方式，行政机关即没有自由裁量权，因此不存在协调适用之基础，不适用协调；二是对某项具体行政行为由法律、法规明显规定“无效”、“不能成立”、“有权拒绝”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得进行协调。除以上两类外，适用协调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行政赔偿诉讼案件

行政赔偿诉讼允许调解已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出于以上所述行政赔偿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来考量，从规范行政诉讼协调程序来看，行政赔偿诉讼中不再适用调解制度，而改为适用协调制度较为妥当。如侵犯公民健康权，造成其身体伤害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又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通过法院引导，当事人双方对具体补偿数额相互平等协商，达成合意和解，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二）行政诉讼案件

1、因行政裁决和处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适用协调。主要有两类：（1）如果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裁决和处罚具体行政行为是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则法院可在自由裁量权范围进行协调。比如对增收滞纳金、停业整顿、罚款、拘留、劳动教养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裁决和处罚行政行为，通过协调来化解行政相对人的怨气和对立情绪，从而树立和提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公信。（2）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裁决和处罚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仅仅违反法定程序的，则法院可适用协调。比如不服行政机关权属争议归属确认决定，不服行政机关对某种民事行为责任、效力作出认定，不服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民间纠纷处理决定，不服行政机关强制补偿或拆迁安置决定，不服行政机关对侵权或损害赔偿所作裁决等等，以上可以进行目的在于说服相对人接受行政行为的协调工作，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因行政指导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适用协调。在行政指导行政行为中，作为行政相对人有进行判断并进而作出是否服从的选择自由，若相对方不服从，行政机关不能因此而给予其处罚或者其他形式的制裁。其实现是以相对方的认同为前提，比如对“以帮助、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利益并达成一定行政目的”授益性行政指导不服的；“行政主体对于危害公益、妨碍秩序之行为，所施以规范、预防及抑制的”规制性行政指导不服的；“行政主体对相对方相互间发生争执，自行协商不成而出面调停以达成妥协的”[12]调整性行政指导不服的。对以上行政指导引起的争议进行协调，可以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从而监督行政机关进一步依法行政。

3、因行政合同争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适用协调。一直以来，行政合同争议纳入民事救济的理论基点在于“否认行政合同是属于行政行为”和“诉讼和复议救济的范围界定为单方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专门把行政行为的内涵作了扩大化解释，“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也包括双方行为”[13]。这一重要修改，为作为双方行政行为的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尽管目前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合同争议的案例较少，但行政合同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已在法院的司法实践得以应用。目前我国较为典型常见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国有企业承包和租赁合同、门前三包责任合同以及计划生育合同、环境污染治理合同、交通线路或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合同等等。随着大量行政合同的出现，行政合同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也必将应运而生，而通过协调来解决双方的争议更是一种明显的趋势。从司法实践来看，能通过行政诉讼协调解决争议的行政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类：（1）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的；（2）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合同违约制裁不服的；（3）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不服的；（4）对行政机关行使合同履行的监督权和指挥权不服的；（5）对行政机关缔结行政合同行为不服的等等。[14]

四、行政诉讼协调的程序和结案方式

协解是以平等自愿为基础的，判决是以强制为特征的，二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当前官民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协调不应仅限于一审程序，在二审、再审程序中适用协调，也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程序和结案方式方面，应主要从适用协调的“审前、审中、审后”三个阶段进行规范。

（一）协调的审前程序，即启动程序。协调的适用应由行政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申请提出，并且一般应采取书面申请。法院也可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在查明事实、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作出初步判断后给当事人提出申请的建议，但是法院不能依职权强行启动协调程序，另外就是法院在协调前，应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进行审查，只有在事清责明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协调。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可以有三种启动方式：第一，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只要行政争议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提出和解的想法或者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协调的，从解决争议和化解矛盾的角度考虑，人民法院可以考虑进行协调。第二，由人民法院引导启动。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合法性审查、独立审判、适用法律位价、对原告不得加重处罚原则，有可能通过协调解决行政纠纷的，经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亦可运用协调。第三，由相关部门协调启动。协调不仅仅有人民法院参与引导，有些行政诉讼案件虽然由行政管理行为而起，但还涉及到其他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内部不一定解决得了，如果当事人双方以外的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出面协调，这时人民法院可以邀请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参加，从而启动协调程序，这样可以达到最优的协调效果。

（二）协调的审中程序，即处理程序。大多数情况下，争议是发生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人民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分别倾听各方意见或者同时听取各方意见。但在协调阶段，人民法院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本人参加。也就是行政诉讼的协调要求当事人本人参加，且具有诉讼能力，包括行政机关应当是能够承担权利义务的行政主体，原告及第三人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二是公开进行。协调应一律公开进行。因“行政诉讼不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更重要的在于行政行为的公益性，可能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实际或未来的影响”[15]。三是合法协调。在行政法意义上，合意和解协议是一种公法契约，应比照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协调。人民法院主要引导双方合意和解协议确定的行为符合特定的法律规定，以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主旨。四是“协判合一”。借鉴我国民事调解、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案件调解和行政赔偿诉讼调解的经验，法院可选择“协判合一”模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协调必须坚持能协则协，当判则判，协判结合，案结事了。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过程中，为防止案件“久协不决，以拖压协”，应规定协调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可选择三级协调法，即承办人先行协调、庭长再协调、院长最后协调的方法，妥善解决行政诉讼纠纷。同时协调的时限应在行政诉讼的审限允许范围内完成。

（三）协调的审后程序，即终结程序。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经法院协调，当事人达成“合意和解”后，原告申请撤诉的，当然还是依照传统的结案方式裁定准予撤诉，对于撤诉的理由一般不再审查。但在法院协调制度下，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和解”后，没有申请撤诉而又有合意和解具体内容的，采取何种结案方式？目前司法理论界有多种观点：一是应以出具“终止审查决定书”形式结案。二是应以“书面协议”形式结案。三是应以“调解书”形式结案。四是应以“裁定书”的形式结案。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各有利弊。从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考量，笔者较为赞同第四种观点，即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结案方式应采用“合意和解裁定书”的形式。因为行政诉讼“法院协调”既是当事人之间的“公法契约”行为，又是法院的职权行为，既有当事人“自治”，又有法院依职权的“引导”，而诉讼行为的中止或终结，当事人虽具有促进作用，但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法院手中，对当事人中止或终结诉讼的行为是否准许，必须由法院审查后决定。因此，“合意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地中止或终结诉讼，其中止或终结诉讼的效力必须由审判权赋予。用“合意和解裁定书”的形式结案，正如准予撤诉的裁定一样，既能反映出当事人的“自治”，又能体现出法院的“审判职能”。

总之，为了尽快构建起我国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我们应对《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比如将《行政诉讼法》第50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进行调解，但可适用协调”。在第51条后增加一款，即：“经协调，原、被告双方达成合意和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合意和解协议裁定书”。总之，我们要真正走出困境，必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从而使行政“合意和解协议”裁定书成为人民法院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和窗口。

注释：

[1]应松年、杨伟东:《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正初步设想》，载《法律教育网》，2005年6月9日。

[2]王养庆：《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探讨》，载《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5日。

[3]何薇：《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司法需求》，载《审判研究》，2006年第6期，第40页。

[4]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国行政法学精粹》2002年卷第204页

[5]《2003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第16页。]

[6]《2004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3期，第15页。]

[7]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4期，第10页。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200页。

[9]仇慎齐：《行政诉讼存在“合意和解”可能性的案件类型分析》，载《法制日报》，2006年4月7日。

[10]扬海坤主编，《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9-10页。

[11]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12]包万超：《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指导研究》,《行政法论丛》第1卷，第66-67页。

[13]《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第5页。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4

在FIDIC条款中，几乎找不到组织协调这样的字眼，可是，在整个条款中却始终体现着组织协调的职能。所谓组织，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经分工与协作，设置不同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制度而构成的组合体。组织内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相互关系和联系方式称为组织结构。在小浪底的主体土建工程中，大坝、泄洪、厂房分别为一、二、三标。一标由意大利英波吉洛（IMPERGILO）公司为责任公司的黄河承包商（YELLOWRIVERCONTRACTOR）联营体（简称YRC）承建。

YRC的组织机构中除秘书部、安全部外，主要有生产部、技术部、行政部和设备部。生产部负责开挖和填筑、混凝土工程、料场开采；技术部负责计划、试验、测量、合同管理；行政部负责财务、人事及后勤；设备部负责机械、电气的运行和维护。YRC的现场经理由其责任公司任命，在项目经理给定的权力范围内，具有现场处理合同事务的最高权力。

根据工程监理的范围和目标，大坝工程师代表部设立了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这样“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6个部门。为了加强施工现场的监理和协调，还从有关部门抽出有经验的工程师组成现场工作组。现场工作组包括基础处理，大坝填筑、开挖及生产。这些工作组里分别设置相应的专业助理，如筑坝材料及试验助理、地质助理、安全助理、环保助理、原观仪器助理、混凝土材料及试验助理、材料助理等。现场工作组和专业助理由工程师代表直接领导，在施工监理和组织协调中是工程师代表得力的助手。所谓协调，就是联结、调和所有相关的活动及力量，使之齐心协力，从而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过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基本建设领域全面推行了招标承包制，项目建设投资也逐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这些都使得项目建设中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不同。同时，由于招标承包制带来了新的甲乙方关系，业主和施工承包单位成为构筑在经济合同基础上的新型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因此，合同双方的责权利矛盾，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只能依据合同通过协调的方法化解。特别是一些涉及面广、参与单位多、技术复杂的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其合同本身也不可能没有疏漏、合同履行也难免不产生偏差，加上施工条件变化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制约合同的履行。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协调，监理在这里就起着当仁不让的作用。在小浪底工程大坝标的施工监理中，工程师代表部为了实现质量高、投资省、工期短3大目标，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2大坝标施工管理中的组织协调事例

2．1努力消除村民干扰

从YRC1994年进点小浪底工地到1999年初，当地村民分别在东河清工作场地临建工程、石门沟石料爆破现场、马粪滩砂石料场等施工场地进行了上百次干扰。YRC向工程师代表部提交关于村民干扰的信件达30多次，累计提出工期索赔近100d，费用索赔人民币数百万元。

东河清是YRC后方的办公和工作基地。工程初期，这里除了要修建机关办公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机械装配和维修车间等设施需要马上建成。当地村民为了承揽工程施工任务，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采取堵塞交通道路，切断工厂栅拦，破坏建筑标志，强行装车卸车等非法手段，不同程度地干扰了YCR的施工现场的工作。为此，YCR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工期和费用索赔。

在业主方面，他们不但不同意YCR索赔，反而向YCR提出反索赔。理由是：根据合同专用条款15.1款的规定，“承包商应保护工程免受损害和损失，必须负责保证工程安全，如不按此规定，依照第一部分60．2（B）款可拒绝向承包商付款。”并认为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是应该有自我独立组织管理所承担工程施工的能力，而不应该依赖业主，更不应向业主提出索赔，认为YRC干扰了工程施工正常秩序，业主保留向YRC索赔的权利。

根据FIDIC通用条款42．1中之规定，在按照合同中关于实施工程顺序的要求和工程师发出的开工通知后，业主应给予YRC相应的工地和提供通路，以使YRC能按条款14所指的计划开始并实施工程。而现实情况是，村民对这些场地和通路进行的干扰影响了YRC的施工。显然，业主有关方面向YRC提出反索赔是不恰当的。

经过工程师深入细致的现场调查，关于YRC提出的时间索赔问题，工程师认为：临建工程在施工进度安排上本身就有一定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它与主体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没有直接的联系。再从YRC报来的月进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其临建工程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没有多大出入，基本上是按计划进度进行的，月进度报告中也没有反映出村民干扰影响其进度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其二是不但没有对主体工程的进度造成影响，相反，根据YRC自己的要求，右岸坝基开挖开工时间比原计划还提前了1个月。这也充分证明无论是临建工程还是后来的主体工程施工，虽然受了村民干扰，但并没有影响到大坝工程的总进程。因此，YRC提出时间索赔是不合理的，不应给予考虑。

关于YRC提出的费用索赔问题。工程师认为：YRC提出的索赔费用是根据机械设备怠工小时台班费，再加上有关人员的工时费计算的，施工工地的运输、装载设备的怠工与工厂生产设备的怠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临建工程的施工期。在临建工程施工期间，部分运输设备、装载设备闲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像工厂的生产设备那样是连续生产的设备。因此，不能认为因村民干扰而造成的设备闲置构成了费用索赔的理由。除非那些设备本身是按台班费租来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根据YRC实际租用所支出的单据按照其所影响的时间补偿YRC因此而受的损失，否则就不能给予设备闲置费用的补偿。因为YRC完全可以用其它时间的闲置设备来完成所要完成的工作，其设备的生产力并不受村民干扰的影响。至于劳务费用，工程师认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条件是这些劳务费确实是由YRC额外支付给了这些劳务者。这一切都需要YRC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些额外支付。

在石门沟爆破现场，当地村民以爆破影响了正常生活，带来了危险等理由，经常成群结队地阻塞料场进口，使YRC的施工车辆进不去出不来。有时候，村民连已经装上炸药，随时都可起爆的现场都要去阻挠，并声称不解决问题绝不撤走。以此要求当地政府和业主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村民的行为不仅危及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而且严重影响料场的正常开采和运输作业。

面对村民的干扰，YRC束手无策。他们只有以雪片一样的信件不断飞向工程师代表部，目的只有一个，仍然是费用索赔！工期索赔！

针对石门沟爆破现场的具体情况，工程师在YRC和村民之间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要求村民遵纪守法，不能干扰国家的工程建设；另一方面，为了消除爆破对村民的不安心理，要求YRC严格检查每次爆破的孔距、排距、药量，在爆破时注意观察对周边村民的实际影响。必要时YRC应减少一次起爆药量和总爆破方量。如果由于YRC爆破的冲击波和飞石对村民造成了直接损失，则理应由YRC补偿。每次爆破，工程师始终监守现场观察、了解实情，为正确协调解决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另外，如果属于当地政府遗留的问题就应由业主出面去处理。

工程师的意见反馈给业主后，很快引起了业主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他们立即与洛阳市、孟津县有关部门联系，并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洛阳市协调办、孟津县县长、孟津县驻小浪底工地办事处以及孟津县有关乡政府也分别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村民干扰大坝施工问题。为了彻底解决附近村民对工程的干扰问题，保证小浪底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由业主会同洛阳市人民政府、孟津县人民政府、小浪底镇人民政府、孟津县移民局，于1999年4月11日专门召开了石门沟料场爆破影响补偿协调会议并达成协议，在业主已支付补偿费的基础上，因移民及场区规划考虑不周，石料场爆破确实给村民造成了一定影响，故再支付一笔费用，由小浪底镇政府平衡掌握，全部用于石门沟料场附近村民因爆破震动影响可能引起的房窑维修费用。全部费用由小浪底镇包干使用，一直到2001年年底（实际上，爆破工作已于2000年6月就已全部结束）。同时，孟津县人民政府以及小浪底镇人民政府也承诺，补偿费用支付后，要加大宣传力度，支持小浪底工程建设，充分利用政府行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从此以后，大坝标的施工再也没有发生过干扰。承包商不仅没有再提出工期索赔，反而比合同计划进度提前13个月完成大坝全部填筑。

马粪滩砂石料场是当地村民干扰的另一个目标。自从马粪滩砂石料场开采以来，附近村民不断进入该料场，从挖掘出来的砂石料堆上拣石料到外地出售，严重影响了大坝反滤料、过渡料的正常生产。为此，YRC多次来函要求解决，同时提出索赔，严重时甚至只能暂时停止了加工厂的生产。面对马粪滩砂石料场的混乱局面，工程师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尽快处理，将会给工程带来损失和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村民在已征用的场地内采拣矿石和扰乱生产秩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予以坚决制止。这对保证大坝填筑进度和实现“九七”截流目标非常重要。在工程师的主导下，业主的公安、环保等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使这一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2．2迅速平息罢工风波

1994年12月，小浪底工程主体工程开工，年底大坝右岸坝基开始开挖。经过8个多月紧张施工，到1995年8月右岸坝基开挖基本结束，大坝工程进入填筑施工。根据用人计划，大坝标承包商需要裁减人员，并在1995年8月10日公布了裁减计划。工人对此无法接受，便于1995年8月11日凌晨夜班交接班时开始罢工，用26台大型施工机械堵住了YRC东河清工作场地出入的大门。8月12日，大批工人聚集在中方雇员营地外的交通路口，秩序混乱，机动车无法行动，愿意上班的工人也无法到达工作现场，并受到个别人阻挠和威胁。

事情发生后，工程师代表部立即派人前往现场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信息。工程师代表和咨询公司总监理工程师也亲自到工人聚集地了解情况，并告诫雇员代表提出的问题应该合理合法，罢工活动应符合中国的宪法及法律。同时明确指出，在小浪底这样的国际工程上罢工闹事是不合适的，劳资问题可以与YRC谈判解决。

为了尽快平息风波，工程师一方面深入现场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与业主有关部门联系。8月12日和13日，业主的主要负责人两次召集工程师、业主等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通报罢工情况及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在工程师及业主的大力协调下，承包商与工人代表终于达成协商意见，使矛盾很快化解，罢工得以平息。8月14日，罢工工人复工，各工作场面秩序良好。

罢工现场刚刚平息，YRC就于8月14日、15日两天连续致函工程师，称这一罢工引起了对大坝工程的推延和破坏，该问题应属于业主的风险范围，要求就生产损失和引起的其他费用提出索赔。针对YRC的来函，工程师以事实为依据，以FIDIC条款为准绳，明确指出这个事件完全是因YRC与其雇工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根据合同通用条款34．1的规定，雇佣劳务是承包商自己的事，而劳务与YRC之间的纠纷自然也就应由YRC自己去处理。

其次，YRC与所雇工人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是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就束手无策。这次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YRC突然公布要大规模裁员，由此诱发了这次事件的发生。所以，工程师认为这次事件不应属于业主的风险范围，而恰恰属于合同专用条款第20．4（V）款中所指的例外情况，即“完全局限在承包商或其分包商雇用人员中间，且是由于从事本工程而引起的”。因此，YRC不但不能向业主索赔，相反，这次事件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和损失都应全部由YRC负责。

在这次罢工风波中，由于工程师的大力协调，不但使罢工风波很快平息，而且在YRC提出无理要求时，公正地维护了业主的利益。

2．3妥善解决噪音污染

噪音污染是YRC遇到的又一个问题。由于YRC的砂石料加工厂建在河清村是由业主指定并划拨的，自开工以来，粉碎石料的噪声直接污染着周围环境，对村民尤其是对河清小学影响最大。河清村委会多次向业主和YRC反映情况。YRC试图采取安装隔音罩来降低噪音，但收效不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对于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白天不大于55DB（A），夜间不大于45DB（A）。而YRC加工厂产生的噪音，经洛阳市环境监测站采样分析，有的位置在白天就达96DB（A），经市、县环境监测部门进行多次监测，结果都是超标。

根据合同通用条件第19．1（C）的要求，以及我国噪声防治有关法规的精神，工程师认为YRC有责任采取合理措施控制其现场作业产生的噪声。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消声除噪办法，则应考虑同意将学校搬迁新址。但考虑到工厂位置是业主提供的，那么噪音的产生也就与业主有关系。所以，在工程师、业主、YRC三方面反复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对学校搬迁达成共识，并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一起签订了协议书，YRC拿出20万元人民币，业主承担12万元人民币共计32万元作为河清村小学全部搬迁费用。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另行解决，不再向YRC和业主索取。地方政府也保证今后不再因YRC在砂石料生产的噪声找麻烦或闹纠纷。

2．4协助缓解资金困难

1996年初，YRC多次来函，希望工程师协助从业主那里借款8000万元人民币，以帮助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对此，工程师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和分析，认为YRC的困难主要是由于大坝填筑尚处于准备阶段，料场开发和土料储备等大量生产活动没有收入，加上右岸设计基础面比招标时抬高很多，使石方开挖工作量减少了将近二分之一。因此，YRC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YRC还必须为工程设备购置、辅助设施建设以及必要的经营管理活动支付费用，以保证工程正常进行。原则上讲，出现资金困难主要是YRC自己的责任，是他们在投标时由于对资金流的估计不充分造成的。但是，如果不协助解决这一困难，势必影响YRC的履约能力，从而影响到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如果直接借款，又不符合我国银行的有关规定。那么，要解决YRC这一困难，就只有遵循既对工程有利，又不损害双方利益，而且必须在合同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样一个原则。

在工程师的积极努力下，业主也表示了尽可能支持。按FIDIC条款规定，工程师可在28d内证明应付给承包商的金额，业主可在收到临时付款证书后的28d内向承包商支付，最终证书可在56d内支付。但是，为了缓解YRC的困难，工程师和业主都尽量缩短了对YRC中间支付申请的审核时间。

按合同规定，应在承包商填筑完成并且质量、进度都合格以后才能一次性支付。为了缓解YRC的困难，采取了对YRC完成的填筑备料（1区料和反滤料）给予部分支付的办法。

另外，对当地劳务调差及“新劳动法”的补偿等等这样比较繁锁，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审查以后才能确定其支付金额的项目，采取了预付的方式，即根据预估先支付部分金额，待审查结束后再最终核定实际的支付金额。

通过以上措施，大大缓解了承包商施工中的资金困难，从而保证了大坝标工程的顺利进行。

2．5积极处理设计变更

小浪底截流后，坝体施工项目进入工程的关键线路。截流后从基坑抽水、基础开挖、河床混凝土防渗墙施工到主坝坝体填筑等都比计划提前完成。可是由于施工中的设计变更给工程带来严重影响。

1997年7月设计方面提出的主坝河床槽孔防渗墙的施工图与合同招标图相比，河床基岩面轮廓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老虎嘴”、“悬石”、直立岩坎和两个大台阶，从而增加了施工难度，分包商为此提出需增加的工期将直接影响1999年防汛目标的实现。面对严峻形势，工程师代表组织质量控制部和有关人员与YRC进行了3个月的谈判、研究和讨论。经过补充勘探、方案分析，最后制订出了包括对各个特殊部位处理的完整的技术方案。同时，确定了一、二期槽孔接头采用国内外水电工程中首次使用的“横向槽孔填充塑性混凝土保护下的平板式接头”新工艺。在实施中严格管理，合理协调，结果不但工期未延长，反而提前了58d完工，总费用比合同所规定的还少600多万元，并且施工质量优良。

左岸心墙区岸坡与河床砂卵石层接触处是一个直立的，高20余m的陡坎，长约140m。原设计方案是在岩坎下进行大开挖直到20余m深的基岩面，现浇混凝土防渗墙，沿岩坎回填约2万m3素混凝土，形成一个与岸坡一致的人工边坡，心墙土料从基岩面开始填筑。如果按照这一方案施工，工期需要7个月。并且因为心墙区的施工区域窄小、采用这种方案工序多，干扰大，必然要占用直线工期，会严重影响1999年渡汛目标的实现。工程师预见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低于上述主坝河床槽孔防渗墙的变更。通过对河床复盖层勘探资料的仔细分析及对主坝工作条件的理论探讨，工程师认为不需要大开挖处理。因为这样做反而对安全不利。在与业主、设计院多次共同讨论研究后，最后改为采用高压旋喷灌浆桩对砂卵石地基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实施中由于与其它项目合理安排，致使这个新增加的设计变更项目没有占用直线工期。最后经设计者试验检验，认为达到了预期效果。

3体会

通过大坝标施工管理的实践，感到作为一个合格的、尤其是国际工程的监理工程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处理和协调施工中的问题时，无论是对待业主还是对待承包商，都必须坚持行为公正。这也是FIDIC通用条件第2．6款所明确规定的，同时，要注意同业主和承包商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只有这样，工程师才能公正地处理和协调施工中的各种问题。也正是这样，YRC的现场经理马尔瓦涅先生才激动地说：“我到中国来，很幸运碰到这样好的监理工程师，因为他们处理问题公正，很少扯皮”。也正是这样，大坝工程师代表部（西北院小浪底监理中心）连续4年5次被业主评为先进集体。

（2）监理人员必须熟悉合同条件和有关法律，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实践经验。因为监理工程师作为一个工程项目的管理核心，随时都有可能协调施工有关事项。根据FIDIC合同条件的规定，监理工程师的决定对业主和承包商都有约束力，因此，监理工程师的指示，作出的决定都必须符合法律（包括合同条件）的要求。另外，只有熟悉了合同条件和有关法律，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及实践经验，才能提高监理工作的预见性和指导性，最终使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3）必须重视组织协调的作用。在工程项目的“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中，人们往往比较注意控制和管理，从而忽视协调；在协调中，人们往往比较注意施工现场协调，从而忽视监理单位内部的协调。有的虽然也讲协调重要，但在具体问题的对待上却是另一种态度。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具有中观卫生管理功能、卫生资源整合功能和效率促进功能。在集团功能实现过程中，由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内外存在着组织结构形式、管理能力和手段、利益分配方面的冲突，需要从政策、利益、管理、组织结构、文化等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理顺了农村医疗服务竞争秩序，缓解了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困难，提高了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效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但是在集团运行过程中，由于集团本身存在时间较短，发育不够成熟，以及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集团内外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影响了集团功能的实现[2]。在确立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功能的基础上，分析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内外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原因，进一步揭示医疗服务集团矛盾根源，寻求建立冲突的解决机制，有利于解决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发展的瓶颈，促进集团发展。

1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功能

乡村医疗集团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产物，是政府为了改变当时农村医疗秩序混乱、农村居民卫生服务不足的状况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从政府的初衷看，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应具备卫生管理、资源整合、效率促进的功能。

1.1中观的卫生管理职能

在传统的合作医疗体系解体之后，农村个体行医、村卫生个人承包使得原有的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机构管理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丧失，此后村级卫生机构就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村委会既不具备管理的能力，又缺乏管理的合法权力基础；县级卫生行政监督部门是村级卫生机构的法定监管机构，但限于其人力、物力条件，往往无法实施足够的日常管理。村级卫生机构处于宏观上有国家卫生政策调控、微观上有卫生机构自己的管理，缺少了中间的行业中观管理的境况。组建医疗服务集团，通过契约的形式，制定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机构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手段，恢复了乡镇卫生院的管理职能。但是，在新的集团体制下，乡镇卫生院的这种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下的管理实现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是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管理，而现在应当是双方平等条件下的契约管理。

1.2资源整合功能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设立，是在区域卫生规划指导下，由集团的核心机构——乡镇卫生院主导，制定村级卫生机构设置的标准和原则，以1～1.5公里为服务半径，以3000～5000人为服务对象，对村卫生室的布局重新调整，对村卫生室的房屋建筑、仪器、设备等统一规范，对村医的业务能力、从业资格进行规范化管理，理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关系，避免无序竞争，使农村乡、村二级卫生资源重新纳入有序、规范的轨道。

1.3效率促进功能

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室的整合和管理，能够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安全性。集团的人员共享、乡镇卫生院医技人员和村医的双向合理流动，提高了人才使用的效率。业务、药品的统一管理也有效降低了经济成本，为农村居民提供初步的、安全的医疗服务，促进了农村卫生服务效率的提升。

2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冲突与原因分析

2.1乡村医疗服务集团的冲突

在集团功能实现进程中，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集团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冲突和不协调，影响了集团的效能发挥。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主要集中在集团管理，包括组织结构、管理能力、管理手段、集团内外的利益分配和医防业务等。

2.1.1组织结构形式和集团属性之间的矛盾集团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其成员不都是乡镇卫生院的直接下属机构，而乡村医疗集团的组织机构大多数是在乡镇卫生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下，乡镇卫生院内部各机构直接履行集团的各项职能，混淆了集团与乡镇卫生院之间的界限，使得乡镇卫生院过多地替代了集团的职能。

2.1.2形式多样与管理手段单一的矛盾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联结纽带既有产权，也有契约，也有两者的混合体，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形成模式具有多样式特征，这样就使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多样化。基于集团模式的多样化，其管理手段和方法也应当是多样化的，但目前实践中所有乡村医疗集团都存在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

2.1.3乡镇卫生院的核心地位与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中，乡镇卫生院居于核心主导地位，是技术输出者、医疗业务和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应当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和资源供应能力，但由于乡镇卫生院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乡镇卫生院自身大都存在着资源不足、管理能力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和困难。乡镇卫生院院长也普遍缺少管理的系统知识和能力，更缺乏管理集团化组织机构的经验。

2.1.4乡镇卫生院与村医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体制落后、改革滞后的原因，乡镇卫生院存在着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合理、生存和发展困难的情况。在成立集团之后，在缺少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卫生院自然会产生一种用集团收益补偿卫生院的冲动，进而表现出降低村医收入、侵占药品的购销利润等倾向，与村医争夺利益。

2.1.5医疗服务与防保业务之间的矛盾农村卫生中防疫保健缺乏的状况在集团成立后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政府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投入仍然较少、乡镇卫生院专业防保人员奇缺、村医只有防保责任和义务，缺少报酬补偿、技术设备简陋，这些都造成了防保业务薄弱，与得到改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医养防”的局面难以彻底扭转[3]。

2.1.6集团与个体行医者的矛盾在国家有关政策推动下，农村个体开业行医和私营诊所迅速增加，与集团的村卫生院形成竞争。医疗集团化中的村卫生院失去了“产权明晰、职责明确”的优势，费用有所上升，服务态度和质量、服务便捷性反而都有所下降，与个体开业者的竞争优势相比处于劣势[4]。于是，在一些地区，为了保护集团利益，出现了取缔或限制个体开业行业的状况，实质上阻碍了农村卫生的进一步发展。

2.2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产生冲突的原因

乡村医疗集团上述冲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2.1政策原因政府政策是医疗服务集团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医疗集团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政策上没有对乡镇卫生院本身的运行机制、产权制度、人事与分配制度等改革做出规定，使传统的乡镇卫生院管理机制与体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农村卫生组织结构形态产生了矛盾，旧的机制无法适应集团组织的管理要求，无法处理好集团内外的管理问题。

2.2.2经济原因在政府投入不足、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的条件下，经济因素成为集团内部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乡镇卫生院占有职能管理之便，出于补偿经费的目的，侵占集团的服务经费结余，使得村医收入下降，服务热情降低。政府投入不足，集团的防保工作依然成为薄弱环节。

2.2.3社会原因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知识的不了解会造成对医疗服务的逆选择；乡镇卫生院管理者狭隘的部门所有的意识也可能导致管理决策中对村医的不公平。乡镇卫生院人才选聘考核机制中权势因素也对乡镇卫生人员的结构产生不良影响。

3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协调机制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存在制约了集团功能的实现，也影响了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在农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后，农民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乡村医疗服务集团冲突的解决有了新的契机。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运用政策和利益手段；从外在因素着手，运用组织管理手段、社会文化手段，综合性地协调解决集团的矛盾冲突，形成冲突解决的有效机制。

3.1政策协调

首先是要加大现有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纠正基层卫生组织在执行政策中的不当行为。在“三制、四有、五统一”的约束下，明确乡镇卫生院的职责，防止乡镇卫生院过分追求经济补偿的倾向，杜绝借医疗集团的名义取得或限制个体行医的做法。其次是完善和修订现有的政策规章。医疗集团的地域性使得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一体化管理的规章，这些规章贯彻了国家的方针，考虑了地区的具体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也存在着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严格的科学性，对一体化组织的特征认识不够深入，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加以完善和改进。通过政策的完善和实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制约集团健康发展的矛盾冲突[5]。

3.2利益协调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乡镇卫生院在分配集团收支节余时，首先要考虑到村医的收入与其作用匹配，收支节余分配与村卫生机构建设的关系，收入向村医和预防保健倾斜。合理制定药品购销的差价分配，对不同模式的卫生室给予不同的分配方法，乡镇卫生院举办的卫生室药品购销差价归卫生院，其他模式举办的卫生室药品购销差价可在收取手续费用基础上返还给卫生室。政府应当保证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维持防保工作的正常进行。

3.3组织协调

实行职能管理的委员会制，民主决策，约束乡镇卫生院和行为。乡镇卫生院院长仍然作为集团的行政负责人，保证在民主决策之下的统一管理。重新调整设立集团的组织架构，在人员精干高效的基础上，成立集团办公室，作为集团日常办公机构，与乡镇卫生院的职能部门和人员独立，全权实施集团的业务、财务、人事管理。

3.4管理协调

建立集团内部有效的沟通、约束、激励机制，协调各成员之间的矛盾。建立定期的会议、通报制度，把集团的业务发展、建设成就、管理成果在集团成员间传播；通过职能管理，对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和村医诊疗行为、服务态度、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行为予以惩处和约束；强化卫技人员业务培训，选拔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奖励业务突出的优秀人员，用激励机制推进集团发展[6]。

3.5文化协调

在产权、体制改革难以突破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协调是提高集团效率和效能的有效途径。改变乡镇卫生院注重短期效益分配的观念，建立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理念。树立群众观念，建立长期效益来自于就医方便、服务价格适当、服务态度较好的服务体系。乡镇卫生院和村医通过人员交流和互动，建立集团成员“一家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集团文化观念。

乡村医疗服务集团产生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它所承受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产物，是我国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阻碍集团功能的实现和目标的达成，需要从政策、利益、组织、管理、文化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协调。

[参考文献]

[1]郝模,姚树坤,王小宁,等.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政策研究和实践概述[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1,17(3):133-138.

[2]汪雪梅,张业武.我国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的现状与思考[J].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1):26-29.

[3]杨柳.湖北省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效果评价与完善对策[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1,21(9):41-43.

[4]徐杰.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的评价[J].中国卫生经济,2002,21(11):22-25.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知情权话语权危机事件

尽管已经进入电子网络时代，但我们无法否认，从宪法赋予的权利角度考察，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目前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知情权缺失，二是话语表达渠道不畅通造成意见偏差。从大众传播的实践运作来看，民众的知情权是他们有效运用话语权的前提和保障，如果民众知情权缺失，将导致话语表达权得不到有效保障，造成意见市场出现失误、偏差甚至混乱，干扰政府决策及政策实施，影响社会稳定。

本文所论述的政府新闻主要指我国各级政府通过主流媒体，采取新闻公告、新闻会等形式来向公众传达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与民众利益休戚相关的各类危机、灾难、疫情等事件。最近我国发生的松花江污染危机事件，再次凸显政府新闻在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及满足民众知情权、话语权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亟待提高。

一、政府新闻的认识误区

2005年11月21日哈尔滨东北网刊登一则后来全国几乎所有主要媒介都转载过的新闻稿，其中，哈尔滨市政府以哈政发法字【2005】25号字样了《关于市区供水管网临时停止供水的公告》1。我们注意到关于停水的主要信息是：“自2005年11月22日中午12时起，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检修并停止供水”。但就在同一天数小时之后，又有哈尔滨市政府的第26号公告，其中公布：“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据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水体未发现异常，但预测近期有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为确保市区内人民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安全，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区供水管网临时停止供水。”一天之内发两次公告，许多民众只注意到后来晚上的第26号公告，知道停水是因为上游水被污染了。可是另外有些民众只看到中午的第25号政府新闻公告，言称管道检修，所以停水四天，但晚上政府的新闻公告又说是因为污染而停水，民众自然感到政府一开始是想欺骗公众，也就是后来被政府官员所称的“善意的谎言”。停水原因从“供水管道检修”变成“来自上游的污染”，确实给民众造成了事实上的困惑。第二天11月22日，政府又了第27号公告，即《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正式停止市区自来水供水的公告》。面对第25、26、27号连续三个公告，政府朝令夕改，媒体、公众议论纷纷。从网络即时信息、手机短信到民众口头，小道消息铺天盖地，甚至还有传言说要发生地震，总之，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受到严重打击。

查阅众多媒体关于哈尔滨停水事件的报道，无论是人民网、新华网，还是传统纸质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我们获知的共同信息表明：哈尔滨市政府最早对公众发出的通告（即第25号公告）有关停水的真实原因是被扭曲的。尤其在经过SARS、禽流感、数次重大矿难等危机事件之后，我们的政府新闻仍以某些借口来屏蔽事实的真相，损害广大民众的知情权与话语权，确实值得深刻反思。认真分析此类政府新闻的思维路径，可以看出其认识误区大致如下：

其一，某些官场惯性思维本能的沿袭。多年来，政府新闻习惯正面高调宣传，而对于危机突发事件，经常想到的则是应该立即想方设法遮掩住，不让公众知道事实真相。11月13日吉林省石化双苯厂爆炸案发生不久,该省不少媒体记者其实已经获悉爆炸造成了江体污染,但政府不允许公开报道。比如，同样位于松花江畔的吉林省松原市早在11月16日起便开始停水,直到11月23日,连续停水七天的松原市才正式恢复供水。这一时间,恰好是松花江水污染团完全流过吉林市,逼近哈尔滨的时刻，而此前一周,吉林松原停水的消息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两省政府、决策部门的沟通,公众也几乎毫不知情。相反官方还有悖于事实、误导民众的假消息。比如11月14日的哈尔滨市政府机关报《哈尔滨日报》就这样报道:“由于吉林地处哈尔滨市松花江上游,对于哈尔滨市民最为关注的爆炸是否会影响松花江水质的问题,吉林石化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吉林市环保部门连续监察,整个现场及周边空气质量合格,没有有毒气体,水体也未发生变化,松花江水质未受影响。”

其二，只为维护政绩形象，危机公关意识淡漠。遇到突发灾难危机事件，许多政府领导首先想到的不是把事件的真实情况告知民众，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事件对自己政绩的所谓负面影响，甚至要努力将“坏消息”变成“好消息”，突出“光辉”政治形象。11月27日下午6时，哈尔滨市恢复供水，比预定时间提早五个小时。同日的《哈尔滨日报》报道说：“为讴歌在这次抗击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全省人民特别是哈尔滨市人民，在省委、省政府和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表现出的团结友爱、同心协力、万众一心的大无畏精神，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今晚19时50分别将在黑龙江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文艺频道并机播出，黑龙江电台新闻广播和文艺广播同时转播。”我们知道，处理公共危机应该是政府的本分责任，消除水污染也与抗洪救灾不同，应对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花费公众、纳税人的钱，用三天时间抢出一台大型节目，无非就是为某些官员的政绩工程形象服务，这实际上还折射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低下。

其三，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保护个人以及地方部门利益。许多政府官员如此考虑问题，不仅是轻视民众心理承受能力，而且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过去政府对待突发事件信息的指导思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前，为了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和混乱，不能随便消息，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现代政府承担的责任之一，便是及时向社会提供客观的信息，不一定要等到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之后再告诉人民才算对人民负责任。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如果政府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们可以有许多渠道寻找信息，而政府的公信力将会因此而大大降低。2许多媒体都曾报道过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对所谓“善意谎言”的解释，其中主要传达了四点信息：一是“责任在邻”（吉林省），二是“稳定压倒一切”，三是担心“友邦惊诧”（俄罗斯），四是得到“中央的支持”。黑龙江省有关政府或者可以自我包装成无辜的受害者，甚至是民众的保护神，但先撒谎后作类似“善意谎言”的解释，反倒把自己推到尴尬的境地。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相关的高级官员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外交部长李肇星也罕见地代表中国政府因松花江污染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造成生态危机而正式向俄罗斯道歉。前不久，俄罗斯就松花江污水向中国索赔，谈判已展开3。

二、政府新闻与政府危机公关

黑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研究生12月10日在中华传媒学术网上集体《水危机事件中哈尔滨市民舆情调查报告》，他们认为：面对突发事件，当没有明确的官方消息时，大多数人首先是通过人际传播来获取信息的(见图表)。4

该调查报告还显示：大多数民众在危机时刻会相信政府的相关消息，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民众只占少数。由此可见，政府新闻在危机公关中的重要性。考察分析此次松花江污染危机公关决策者（政府领导）、实施者（政府新闻发言人、各类媒体）、接受者（国内外民众）之间的互动反应，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政府的新闻及其危机公关行为。

1、对公共突发危机事务，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就是拥有权力的决策者首先应该开展有效的危机公关，敢于直面媒体与民众，满足他们对危机信息的知晓权。学者苏伟伦认为危机就是“危险和机会”，5危机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也可以成为政府树立良好形象、提高民众信任度的契机。与日常的公关相比，危机公关具有很大的时间压力和公众压力，因为它要求政府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向公众提供真实及时的危机事件信息，满足公众在危机中的信息知情权，从而赢得公众对政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实现“转危为机”。吉林省、哈尔滨市政府最先隐瞒化工厂爆炸造成污染危机的真实情况，尔后导致停水原因的虚假信息，因此在危机传播中基本失去了对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从而丧失了进行危机公关的最佳时期，导致后面的舆论引导工作十分被动。因为当时民众的不信任、疑虑已经在非政府意见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市场中产生，他们通过现代的手机、古老的口头并存的人际传播过程中知道：“松花江上游有化工厂爆炸了，水被污染了，而政府新闻说是管道要检修才停水……”。当地政府对于“地震谣传”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予以澄清，可见尚未意识到这是一种公众危机。

2、担任危机公关具体实施者的政府新闻、主流媒体应该保证传播渠道透明、畅通，否则妨碍危机处理。网络信息时代，对于灾难危机信息报道，决策者以及实施者们不应再主观臆断。哈尔滨市政府首先没有将停水的真正原因告之于民众，主观以为可以减少松花江水污染危机，有利于社会稳定，而真正导致的却是老百姓对于停水原因及其后果无边猜测，政府、媒体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遭遇危机，社会秩序陷入非理性、失衡状态。在各种突发性灾难面前，政府新闻、主流媒体应当是保障社会稳定、民心安定的“稳压器”，是调适社会各系统动态平衡的“协调器”。其实，尽管怀揣种种猜疑、不安，广大民众仍然会依据“心理定势”即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政府新闻的权威形象而主动寻求、了解政府对于事件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所采取的措施。但一旦政府与媒体提供的是某些所谓“突发性事件新闻通稿信息”，受众也会根据过往使用媒体经验所形成的“心理过滤器”和“反应模式”去译解、处理信息，并可能产生排斥和怀疑心理。必须承认，哈尔滨市民把超市饮料抢购一空、饮用水急需外地支援、车站、机场挤满逃离人群的真实图景以及哈尔滨将发生地震的传言就是对政府新闻怀疑、不信任甚至排斥的具体写照。

3、政府新闻必须注意危机公关技巧，促进决策者（政府）与接受者（民众）之间的沟通，为民众提供精神支持。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的认知能力、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化，政府构建社会信任的难度已经加大。其实，落实民众的信息权应该是政府最有效的危机公关技巧。所谓信息权是以受众为出发点的，包括获知权与接近权。其中获知权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从媒介与当权者的关系出发，主张媒介有从当权者处获知各种信息的权利；二是从大众与当权者的关系出发，主张大众有从当权者处获知各种信息的权利。6松花江污染危机事件中，吉林石化厂和吉林省政府的领导最初否认爆炸造成污染，而且一直到廿一日都重复相同的声明。《中国青年报》曾在廿六日报道：吉林市一名工程师证实，爆炸发生后八小时内，吉林省官员就知道有化学污染，该省一些水电站开闸放水，以冲淡污染的浓度，企图藉此解决问题，不惊动民众。一直到廿一日晚间，省政府向中央紧急请求援助和指导后，下游的哈尔滨市官员才决定结束隐瞒。廿二日凌晨二时，亦即哈尔滨市政府接到中央指示约两小时后，当局宣布实情。由此可见，当地政府刚开始对民众的获知权相当漠视，后来得到中央最高指示，才促使危机事件良性转化。这体现出政府危机公关技巧的欠缺，当然也有些许无奈。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被称为基于“政绩合法性”的“压力型政府”，政府运行的动力来自层层下传的压力，压力内容是逐级分解的各种管理目标和任务指标，而达成目标和完成指标则事关各级领导的政绩。其中最大一项“政绩”是“稳定压倒一切”。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相应管理权限的领导者会格外审慎和重视，以上各级领导直至政府最高层也会予以关注并做出相应决策。7

4、重塑政府在新闻中的角色，完善舆论环境建设。一般而言，危机事件由于对政府决策乃至社会制度存在着否定或部分否定的强烈诉求，隐含着下层百姓和利益关联人的悲伤、控诉和呐喊，危机信息的披露往往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而新闻行业的职业特点造成了媒体对危机事件的特殊青睐，因此新闻界和代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会把危机当作争夺的焦点。二者之间存在着危机报道话语权方面的博弈。8目前，我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还处于变革之中，危机公关过程中传受互动行动依旧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比如“我说你听就有效果”的陈旧“魔弹”理论仍有较大影响。许多新闻媒体尽管在走市场化路线，竭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但在突发危机报道中，其话语权终究控制在政府手中。然而，在危机公关中只将公众视为容器，而漠视他们的主动性，也不利于准确把握舆情动态，构建和谐舆论环境。《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2日刊登的《新闻发言人应是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一文中提到“一些部委对于新闻发言人的建立不够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很不完善，在认识上存在误区。首先，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其次，新闻发言人是一个专门的信息公开机构，其性质不能等同于本单位的宣传部门。作为一个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而言，其机构的领头人——新闻发言人必须是专职的。”松花江污染危机事件无疑再次暴露出有关政府在新闻中的角色错位以及危机公关能力低下。因此，对于突发危机事件，各级政府的新闻应该把握好政府话语权的权限，注意与大众新闻媒体进行整合传播，共同致力于危机公关，实现公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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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新闻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

20世纪以来，知情权保障逐渐超越国界，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我国近年来对此问题也十分重视，比如，国务院2004年4月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从制度上对公民知情权给予了保证。这反映出“知情权”正成为我国公民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诉求。而话语权，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符合宪法的精神下，民众可以享有对任何公共事物表达意见和建议的自由、并且必须受到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

考察中国当下的新闻体制，政府新闻即使在网络时代依然拥有绝对话语权，媒体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利益和话语一致的状态，而民众的话语权经常被宏大的时政新闻和畸形发展的民生新闻所遮蔽。如果民众的知情权从政府、媒体的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仍会从其它一些非主流渠道获取信息，但这些信息难免不准确、不真实，以致话语表达也容易导致偏差。反过来，民众知情权的缺失和话语表达偏差又将导致政府、媒体知情权的缺失和偏差。因为，民众话语权的缺失是由于缺乏可以真实准确反映民意的正常渠道所致。民众话语权的偏差导致政府从主流媒体、从体制内、从报告和汇报中得到的往往是偏差迎合的而不是真实准确的民意，这实际上也深刻影响、损害着政府的知情权，造成政府知情权的缺失和偏差，从而使政府难以了解真实的民情民意。所以，我们很理解为什么总书记要上网了解民情，总理半路下车改变既定的考察路线的用意所在。再比如，2005年11月26日，当总理到哈尔滨察看、了解松花江水体污染、群众生活用水供应等情况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次视察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当温总理到哈尔滨市居民杜继亮的家里探望时，杜的大女儿很激动，说：“我们的生活井井有条，社会秩序也很好。谢谢党和政府，把群众放在心里。”而温总理说：“你这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党和政府谢谢你们，谢谢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一句“要倒过来说”证明话语表达的偏差问题已经受到政府总理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政府举办的新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会；二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迄今做的那样，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中心，进行新闻活动。迄今，我国三级新闻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新闻的具体运作和相关法规仍然有待健全与完善，政府新闻时常与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有矛盾冲突，双方的利益、目标需要协调。

1、各省、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新闻应该以民为本,充分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让政府官员们明确，公民的知情权并非来自政府官员恩赐，恰恰相反，告知是政府公务人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属分内之职责，如果不这么做，就应该被问责追究不作为或欺骗公众。凡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就会造成政府官员责任不对称，比如：某一级主管的官员，不披露某类信息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一旦他披露了，却可能要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后果。在这种责任不对称的情况下，官员倾向于沉默，倾向于不披露，倾向于不跟媒体接触，从而导致媒体获取信息的困难，9进而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引起社会舆论莫衷一是，造成社会秩序失控。这同时也说明中央、地方、部门政府在新闻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要改进落实，以便更好地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共处。

2、改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发言人专业水平。新闻发言人制度首先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推行政务公开的需要。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公开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新闻制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之后众多媒体反映新闻发言人的“服务”并不到位。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专访时给予了应对。他认为：应该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的决定》，既然强调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那么就应该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反应机制。履新不久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事件后，也表示政府官员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不能遇事再捂着”。12月2日在北京开班的第四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蔡武主任表示，“如果在正规的渠道没有权威的信息，必然会有旁门左道或者虚假的消息冒出来。我们应主动、及时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以引导舆论，抢占话语的主导权。”10另外，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水平应该提升，目前，我国几乎所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都来源于官员背景，其新闻敏感不够、新闻专业语言运用不到位、传播沟通技巧不熟练，可以考虑从媒体优秀的记者队伍中引进新闻发言人，并且逐步实行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职业化制度。

3、切实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最大化。现代文明政府不是万能政府，而是有限责任的服务型政府，应该具有公正精神、责任精神、协调精神、自律意识、宽容精神。政府要承担来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并向所有公众及他们的代表机关负责，责任政府意味着国家行政机关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和有效维护者。11比如，美国为了保障其公民信息自由权，有一系列的法典制约：美国建国之初的《独立宣言》、1791年颁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等等。以后，又有1966年开始实行的《信息自由法》、1977年3月通过的《联邦公开会议法》，即《阳光法案》。这一系列法典为公民信息自由权提供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即成为了政府的基本义务。12列宁曾说，“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以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为前提的。随着通讯手段的多样化，互连网的发展，信息的封锁几乎成为不可能，不及时传播应该传播的信息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政治民主化和传媒的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13信息公开是公民实现参政议政的前提条件，也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新闻源，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信息公开和保守国家秘密是一种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如何在这对矛盾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目前，我国公众期待已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已经推出草案并进入政府讨论议程中，值得期待。

4、即使面对危机事件，公众也应该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这样民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同时凸显政府正面形象。民意监督政府，自然会给政府官员增加压力。当然，这里的民意应该依据公共领域内正确信息，代表广大民众进行合法合理的政治诉求。他们及时发现问题、讨论并且试图解决问题，尽管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有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也在减轻政府负担，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她的《制造新闻》一书中认为，新闻是对真实新闻的建构；新闻是法定机构的同盟者，同样使现状合法化。美国媒体大量报道社会冲突事件，这似乎无助于社会稳定，曾引起广泛的批评。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媒体作为社会的“排气阀”通过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轻社会内在的压力。14所以，我们的各级政府应该警醒“防民口甚于防川”的危害性，至少让民众的舆论监督成为促进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切入点、突破口。民意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展公众的话语表达通道，是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体现，它只会有利于社会稳定。目前，政府体制内的某些监督机构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如“矿难治理”、“官煤勾结”、“环境治理排污”、“国企改革”等等），政府以及所控制的媒体如果给民众更多的实际话语权，将可以保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重大公共决策、危机处理的讨论以及监督，自然也可以减少决策、处理问题的失误和风险，避免“利益由少数人独享，风险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现象。

四、小结

处理与报道危机事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这三个因素，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共生体系。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是决策阶层，对外权威信息，政府的介入对事件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而相关的信息是否公开，责任是否到位又常常是关键的关键，如果不让公众知道事情的真相，隐瞒事实甚至假信息，这就不是一个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作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坚实平台，它需要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同时也要传达民众的话语，监督政府的行为；民众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不能借口稳定，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回观有关政府这次并不成功的“危机公关”的过程，从策划者、实施者一直到接受者之间的信任、起疑、协调、再度信任（或者无奈认同），让人民看到了新闻与民众知情及话语表达之间的不均衡不对称，耐人寻味的是，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代表，包括此次停水危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传播语境中，这种不对称最终总能在最后得到“解决”或者“化解”，这样的危机及其最终结局虽然是“大团圆”，我们还是不希望它再次呈现，因为这样做，成本和风险太大，而且对政府的形象贬损和信誉销蚀是巨大的，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认为，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政府的新闻必须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方式。如果政府、民众、媒体这三者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充分调动发挥三者的功能，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危机，解决危机，有利于社会真正稳定与和谐。我们期盼法律制度对现代化的媒体系统与对公众知情权、话语权能够实行完整的保护。松花江污染危机事件再次警示我们，政府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应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准确地相关信息，维护民众的利益，满足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塑造负责任的良好政府形象。

注释：

1《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区停水的公告》，

2靖鸣等：《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与传播》，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5武：《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页

6薛中军：《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7石磊：《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传媒控制问题》，《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8熊玉文杨贵昌：《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报道中的话语博弈》，《传媒观察》2005年第9期

9张卫华：《解读新闻发言人制度》，《传媒观察》2004年7期

11鄯爱红：《服务型政府的伦理精神》，《哲学动态》2005年第2期

12吴建：《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起因探析》，《新闻界》2005年第1期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7

本文作者：范煜昊冯桂平工作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国外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上都已经比较成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都有一个具有独立性且高权威性的监管主体部门，负责统一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联合执法过程中，既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又有利益相互冲突的地方。由此导致食品监管部门间既可能为了资源以及民意争夺而产生竞争，又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多部门分环节的监管体制设计以及食品链条的自然属性使得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具有典型的“团队生产”特征，要求各监管部门协调一致、有效合作，以实现各监管环节的无缝化对接。然而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合作状况并不理想，针对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监管的执行力进行分析，并未深入探求监管过程中的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本文从竞合关系的视角研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合作问题，探究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合作的影响因素，在因素识别的基础上进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合作关系及合作机理研究。协调食品安全监管链中各下属部门的工作，这样奖惩主体就十分明确了。综合执法可以减少各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因职能交叉而增加的行政成本，减少各执法部门的工作量，提高监管效率。例如，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多个独立组织共同分担，食品安全立法权在中央政府，而执法权主要在地方政府。另外，英国政府于2000年成立了食品标准局，该局是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之外的监督机构，负责食品安全总体监管和制定各种标准，每年向国会提交工作报告。食品标准局还设立了特别工作组，加强对食品链条各环节的监控。在地方一级，各郡、区设立与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相对应的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同时食品标准局监督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的执法情况，并向地方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技术支持。职能部门精简高效，执法成本也可得到有效的控制。

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无疑是食品安全监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执法依据，也是规范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行为的法律保障。除立法外还有司法监督保障体系。虽然“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司法体系独立于立法和行政以外，而我国目前司法体系(主要包括法院和检察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行政体系，因此监督体系对于决定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合作外部性因素的强制性作用有限”。但是，理论上司法保障是真正具有强制力的保障因素。行政保障主要是通过人事管理约束力达到的，例如“引咎辞职”制度。食品安全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对于政府和民众来说应该是一致的。但政府是否通过监管以及通过什么样的监管来维护食品安全取决于多种因素。我们看到很多食品安全的违法事件的惩处都是缘于新闻媒体这个巨大的“权力部门”的曝光。正是新闻媒体的曝光，才引起社会的反响进而进行违法治理的。公共新闻媒体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也发挥着其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在食品安全监管的过程中给执法部门和违法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的企业和个人施加社会舆论压力，是不可忽视的保障性因素。另外，应当发挥普通民众在食品消费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巨大作用，让普通公民积极参与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中，发挥广大民众的舆论监督，无疑能对食品安全监管成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和各个社会公益团体日益发展，其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显出来，尤其是在社会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表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性团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维护百姓权益、关乎百姓生命健康发展方面，在涉及到打击违法和维护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是其他政治团体目前所不具有的特性。因此，理应重视第三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充分发挥其监管积极性作用。

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这种相互促进关系，可以达到最终的监管部门间的合作。首先，通过司法行政体系，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各部门的权限进行监管分配，合并重复的职能部门，使监管所得利益在监管部门中能得以均衡分配；发挥民众及新闻媒体等各方的舆论监督作用，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合作进行有力敦促，促进监管部门的合作。其次，各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只有加强合作，才能达到本部门监管的成效。另外，对于监管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绩效考核部门在监管绩效考核时应给予对监管付出努力的监管部门进行“补贴”，以平衡监管的外部性。再次，通过司法行政体系，对权力寻租行为和利益集团现象进行打击和制裁，进而弱化监管部门在此方面的竞争，促进部门间的监管合作。比如，2011年5月29日辽宁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省级公安机关中，第一个成立打击防范食品药品等领域犯罪专门机构的省份，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处罚起刑从“拘役”，提高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也向全国其它省市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依法打击食品犯罪，公安机关应该发挥其特有的威慑打击作用。司法机关也应效仿辽宁公安的做法，严厉打击参与制造、销售违法食品的企业部门和利益集团，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制裁，使违法食品生厂商丧失再次进入食品生产行业的能力；对涉及权力寻租及利益集团的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严惩，列明食品安全监督渎职犯罪，将最高法定刑从7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0年等。这样就通过司法行政体系，对权力寻租和利益集团现象进行打击。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亟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法制协调机制是整个协调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行宪政框架下，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立法协调机制、执法协调机制和司法协调机制，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以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部地区崛起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亟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化单个省份的优势为区域优势，为中部地区的优势互补和均衡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法制协调机制是“补救抽象规则所想象的情形和现实存在的情形之间不可避免之裂隙的方式”①，是整个协调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法制协调机制，整个协调机制就难以有效运转，区域的协调发展就可能会时时受阻。因此，坚持法制优先，加强法制协调，是实现中部地区崛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制度保障。而构建中部地区法制协调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及法制监督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协调机制三方面作些探讨。

一、立法协调机制的构建

所谓立法协调机制，就是为促成立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而建立的一些制度与采取的一些方式的总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念，建立、健全区域立法协调机制和立法透明机制，从而提高区域立法质量。通过立法协调，可以维护法制统一，消除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性障碍，加快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为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就目前而言，成立一个跨省的区域性立法机构存在宪政制度上的障碍；让中部地区享有立法权的地方权力机关或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既无实体法上的依据，也无程序法上的保障。因此，只能建构中部地区的立法协调机制，以保障区域的协调发展。建立立法协调机制可从下列方面着手：

1．建立中部地区立法协调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中部地区立法协调委员会。

由中部六省的人大常委会或政府定期举行中部地区立法协调联席会议，就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关立法事项进行交流与协调，通过联席会议达成共识，并在各自的立法活动中尊重和反映协调的意见。在举办立法协调联席会议的基础上，待条件成熟时可以联合成立中部六省立法协调机构，名称可定为“中部地区立法协调委员会”。它是一个非常设性机构，由中部六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或者政府法制办主任以及有关法律专家组成。通过“中部地区立法协调委员会”，积极促进中部地区的立法合作，保障区域的和谐发展。立法协调委员会还可以就中部六省以及区域内其他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在立法中可能出现的立法冲突进行协调，以将立法冲突降至最低限度。

2．构建中部地区立法信息交流平台。

中部六省及其他有立法权的较大市要建立一个立法信息交流平台，加强日常信息交流与反馈，相互借鉴各自在立法工作中的技术和经验，促进资源共享。各地在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时，要基于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认识，事先与区域内的其他省、市立法机构进行沟通，力求使各自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与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保持一致，以更好地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3．创新中部地区地方立法程序。

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在立法前将立法的信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公开，不仅让本省、市范围内的公众知晓，也要让利益相关的其他省、市的公众知晓。第二，在地方立法中通过举行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不限于本省、市行政区范围，对涉及省、市际关系的，可邀请对方相关代表参与、磋商，听取意见，扩大利益表达的范围。第三，建立公众评价机制。对拟要通过的立法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草案文本，可以在公共信息网络平台上，鼓励中部地区相关省、市的公众参与评价，广泛吸收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使出台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更加完善。第四，尝试建立地方立法交叉备案制度。中部六省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除了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进行备案以外，还应向利益相关的中部其他省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当其他省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发现该立法有可能损害本省利益时，可以提交中部六省立法协调委员会进行审查判断，再由中部六省立法协调委员会向有权机关提出纠正或处理的建议。

4．加强中部地区地方立法的清理工作，整合现有的地方立法资源。

中部地区立法协调还需要完成一项重要工作，即加强地方立法的清理工作，对不符合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依法予以修改或废止。目前中部六省及其区域内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数量众多，对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共性问题，由不同的立法主体分别立法，其规定可能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阻碍了统一、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形成，对此必须进行系统清理。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建立中部六省区域立法的相互认可和立法资源共享机制，以解决目前中部六省区域法制不统一的问题。

5．积极推动和协助中央立法机构制定有关中部地区的法律文件。

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需要立法支持，不少跨省立法事项属于中央立法的权限，例如行政区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均需要由中央进行立法。为促进和保障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立法机构也需要积极推动和协助中央立法机构制定诸如《中部崛起促进法》、《中部地区经济合作条例》等法律、法规。通过加强中部地区区域立法，出台一些保障中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法律规范，为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6．加强中央立法机关对地方立法的备案审查工作。

这是对地方立法进行事后监督的一种方式，以保障中央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执行。各地在进行地方立法时，由于立法者对法律的理解不尽相同，加之每个地方又有其自身特点，因此，为实施同一部法律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之间，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规定，也可能出现越权立法的现象。遇到这些情形，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审查地方性法规，纠正地方立法出现的偏差，以保证法律、尤其是区域性法律得到统一实施。

二、执法协调机制的构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均需要相应的行政执法机关本着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理念与原则加以执行。执法协调在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推进法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实现执法的统一与高效，有利于解决行政执法中产生的各种冲突与争议，有利于提高执法的整体能力与水平。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执法协调机制，如在日本，有些事情牵涉到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权限，或引起各机关的管辖之争，在此情况下，便由各有关机关相互协议定夺。若各有关机关的主任大臣经过协议仍无法解决，则由内阁总理大臣召开内阁会议进行裁定②。在英国，地方政府所设立的联合机构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1972年的地方政府法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市政府可以选派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调彼此之间的工作或执行相互委托的事务。联合委员会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能征税，经费由成员政府议决负担。二是联合会（jointboard）。英国有些法律规定，为了实施某一特定事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政府必须或者可以组织联合会。联合会具有法律人格，但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才能成立③。法国1982年的地方组织法第65条规定：“两个或若干个大区为行使它们的职权，可以签订协议或组建共同利益机构。”德国的“合作联邦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系的机构和委员会网络。而美国的州际协定和行政协定是重要的区域法制协调方式。在我国，中部地区执法协调主要包括省级或市级政府在有关重大事务处理上的统一协调，不同省、市的同类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由国务院法制工作机构主持的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等。执法协调可以建立下列机制：

1．联席会议和行政协议制度。

实践中，联席会议与行政协议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行政协议是不同地域的行政机关之间为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实现行政管理职能，通常以举行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的方式，为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在意思表示一致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如行政事项管辖协议、行政协助协议、行政合作协议、行政联合执法协议等。行政协议在性质上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的缔结主体是不同地域的行政机关，即省、市人民政府或其职能部门；行政协议的缔结方式是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行政协议的具体形式表现为“宣言”、“意见（向）书”或“协议”。有学者认为，行政契约制度在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和法制协调中具有重要地位④。泛珠三角区域内也建立了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规定了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研究决定区域重大合作事宜，协调推进区域合作。

中部地区可以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行政协议，以加强中部各省、市之间的联动与协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省省长、市长以及省级政府的职能部门首长对中部六省联动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决策，以及对行政执法中重大问题进行沟通、磋商。经协商一致，联席会议可就有关执法事项达成行政协议，以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做到相互配合，形成省际间的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行政执法的正常高效运转。事实上，中部地区在此方面已经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如2006年8月11日，在国家建设部的指导下，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省建设厅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城市规划调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有序发展等方面达成了共识，签署了《中部六省城市规划会商合作机制协议书》。按照协议要求，中部六省还将建立城市规划会商合作机制，在建设部规划司指导下，六省建设厅、规划处及省会城市规划局负责同志每年会商一次，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协调具体合作事项。

2．联合执法与行政协助制度。

联合执法，是指多个执法部门联合组成执法机构，统一对相对人进行监督检查，但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对相对人实施处理或处罚的活动⑤。我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经常采用联合执法的方式。据悉，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安全监管总局等国务院九部门联合组成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旨在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联合执法模式避免了各职能部门职责不清、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的问题，也解决了由一个部门单独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由各省政府办公室或综合治理办公室共同组织，加强对联合执法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使各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相互衔接、密切配合，以克服各自为政、相互牵制的问题，形成执法的整体合力。

行政协助，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向与其无隶属关系的其他行政机关提出协助请求，被请求机关依法提供职务上的帮助以支持请求机关实现其行政职能的制度⑥。通常情况下，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时就产生了行政协助的需要。如果行政协助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则依法律的规定进行；如果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单独不能完成行政任务而需要其他行政机关协助的，则需要通过签订协助协议的方式进行。行政协助有利于减少和消除执法内耗，克服各自为政，整合各行政机关的执法优势。

3．跨地区的案件移送和信息通报机制。

跨地区的案件移送制度是区域行政执法协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各地区可以按照职责分工、归口管理、相互协助的原则，建立跨地区的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本区域内的行政执法案件，依法进行及时、公正的处理。当本地行政执法机关着手办理的行政执法案件涉及异地行政执法机关管辖时，本地行政执法机关应将案件及时向有管辖权的异地机关移送，不得拖延。受移送的异地执法机关应依法及时办理并反馈情况。本地行政执法机关故意拖延，不移送案件或逾期移送案件的，有权机关应责令限期移送，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异地行政执法机关无故不接受移送案件，或接受移送案件后不依法及时办理并反馈情况的，由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向有权机关反映情况，由该机关作出处理。通过规范跨地区的案件移送的程序与责任，形成异地行政执法案件移送、接收、处理、反馈的协作机制。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在每个地区成立一个案件移送中心，具体负责案件的移送和接收工作。各地区行政执法机关之间，不管有无协议在先，都应主动配合、积极协作，在信息沟通、案件移送、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强制执行等各个方面予以相互支持配合。

中部各地区行政执法机关在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为避免出现重复执法或者执法空白等不利于行政执法顺利进行的情形，还可以建立和完善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通报和交流各地执法工作情况，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情况汇报会，开展执法办案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和执法水平。

4．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是指政府法制工作部门根据行政执法部门的提请，或者依职权，对行政执法争议进行协调处理的活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应当遵循维护法制统一、保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则。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的范围包括：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执法部门对同一事项是否有管理权发生争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执法部门对同一事项都有管理权，但在执法环节、标准等事项发生争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执法部门对同一事项联合执法时出现争议；行政执法部门因行政执法协助而发生的争议；行政执法部门在案件移送时出现争议；其他涉及行政执法争议的事项。不同地区的行政机关之间发生上述行政执法争议时，先由双方协商解决；经自行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由发生争议的任何一方向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提出解决争议的请求。

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对争议事项，应当按下列规定分别处理：经协调，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达成一致意见的，制作《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意见书》，载明协调事项、依据和结果，加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印章，发送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经协调，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对争议事项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其他枝节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制作《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意见书》，载明协调事项、事实状态、各方意见、法律依据、协调意见，加盖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印章，发送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经协调，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提出书面建议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司法协调机制的构建

在司法协调方面，现阶段主要取决于各地司法机关之间的协调，具体体现在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司法协助、排除地方保护等方面。

1．统一司法标准。

（1）建立区域司法鉴定协作机制。中部地区的有关部门在遵循平等、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可协商签署司法鉴定合作协议。在符合国家有关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将区域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准入资格、司法鉴定人员执业资格、司法鉴定的程序和认定标准逐步统一。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监督方面进行资源整合，做到标准一致、结论互认、信息互通。

（2）统一司法适用标准，确保司法公正。第一，尽管区域内各司法机关无司法解释权，但对于在区域内司法适用的标准，可以达成某些共识或意见，以指导区域内司法机关的司法适用。当然，这种意见只具有参考价值而无法律约束力。第二，对于区域性立法，各地司法机关可提出法律解释建议，由有权机关作出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统一区域内的司法适用标准。

（3）统一证据公开的标准。在司法活动中，证据公开无论对保障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还是提高诉讼效率、制约权力滥用与遏制司法腐败，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司法实践中，证据公开标准不一致导致了证据认定与采信上的混乱，所以证据公开的标准应当统一。在区域司法协调中，可以建立统一的证据公开标准，包括证据公开的对象统一、证据公开的范围统一和证据公开的途径统一等。

2．加强司法协助。

（1）司法文书的送达与执行方面的协助。第一，建立司法文书异地委托送达机制。对区域内需异地送达的司法文书，可协商采取委托转送，并规定相应的送达时效和协助责任。第二，建立异地司法文书执行协助机制。对司法文书的执行，可协商委托异地司法机关代为执行，如查封、扣押财产，异地执行司法拘留；或者是提供协助，如协助维持执行现场秩序、提供交通工具和警用装备等。通过建立相应的协助机制，促进区域内各司法机关积极协作，形成合力，改变“跨区域执行难”的状况，形成“异地执行公务、当地司法机关支援”的局面，以提高执行效率，缩短案件的执行周期，遏制跨区域转移财产、跨区域逃避执行的现象。

（2）案件调查取证方面的协助。健全系统内的委托调查取证制度，对需要异地调查取证的案件，可协商确定由当地的司法机关代为完成，并对委托调查取证的一般时限、取证情况汇报、证据移交等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3）案件管辖方面的协助。各地司法机关对区域内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可达成协议，由最先收到申请材料的司法机关进行初步审查，并作出相应处理：如果经审查发现案件涉及到共同管辖问题，则通知共同管辖机关，由共同管辖机关协商确定由哪一个司法机关管辖该案件；如果经审查发现自己对本案无管辖权的，则直接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4）区域法律服务方面的协助。第一，通过律师协会建立合作平台，加强区域内法律服务信用标准、评比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区域内法律服务分支机构的管理监督，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建立区域间统一的诚信体系。第二，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可异地互设分所，允许机构之间合作组建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目前，律师在异地调查取证或申办执业手续方面较为繁琐，今后各地相关业务部门应加强合作、简化手续，对异地司法行政机关提供的律师身份证明予以确认，平等对待本地律师和外地律师。

（5）区域法律援助。第一，健全和简化系统内的委托调查取证制度，节省办案成本和时间。第二，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转办制度，即案件可以在一个城市受理，然后转给其他省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以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奔波劳累之苦。

3．排除地方保护。

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其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在办案中产生地方保护现象，司法功能出现“错位”。在寻求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中，必须排除和抵制地方保护，可从下列方面着手：

（1）各地司法机关应当遵循公平、公开与非歧视原则，对本地、外地当事人平等对待，做到一视同仁、公正司法、中立裁判，维护社会诚信，增强司法的公信力。

（2）对跨区域案件，可以组成联合调查与执行机构，协同办案，以减少干扰，排除阻力。对跨区域的涉诉案件及执行案件中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履行能力等及时调查，互相公布，克服信息不对称现象，为异地司法机关提供便利。

（3）搞好社会联动，寻求全方位支持。对跨区域案件，可及时向当地党委、纪检、监察、人大等部门汇报，取得它们的信任、支持。同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四、结语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实施中部整体崛起战略，必须重视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制度建设问题，尤其是要充分重视法制协调问题，为中部地区协调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软环境，建立起一套长效保障机制，破除条块分割、行业垄断、部门壁垒、职能重叠的弊端，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形成统一、高效、规范、有序的次级区域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应对发展的外来压力，激活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冯凯、高志新主编《中国行政程序法：起草资料汇编》（下），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页。

②［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5页。

④叶必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法制协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9

1.1施工技术方面的问题

随着现代建筑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施工技术的专业性越来越高，对施工和安装活动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不同的专业岗位既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岗位职责和空间位置，又要与其他专业岗位形成协调配合的关系。要综合考虑施工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各种要求，如果一些交叉性部位处理不当，可能会带来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和冲突。每个建筑项目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是同一施工工序，但施工内容不同，这就增加了技术操作的难度。此外，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人员需要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掌握最新的技术技能，这些都是施工协调性管理困难的因素。

1.2施工管理方面的问题

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多数项目都由分包商来完成，有时一个工程项目需要多个分包商来共同完成，发包单位与分包单位会通过签订协议来约束分包单位的职责范围，但受利益的驱动，分包单位会逃避一些规定不明确的职责，再加上多个分包商之间协调关系的复杂性，工序上难免会出现一些遗漏。另外，施工企业缺少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施工技术人员和管理领导自身的专业素质不足也会给管理协调工作带来困难。

1.3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

在很多施工项目中，不同的施工单位、不同的作业工程之间需要进行交叉作业。各个单位虽然都有自己的协调员，但项目整体没有统一的协调专员，往往由项目经理兼职担任，但项目经理平日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到这些协调管理问题，直至问题发生后才会去处理。

1.4施工人员素质的影响

在施工项目中，一些工序要靠大家共同来完成，但不同施工单位、不同部门的员工只服从各自的上级管理体系，施工活动中无法协调各个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导致工程中的协调机制不畅通。

2改善协调管理工作的应对措施

2.1提高施工协调管理意识

一个工程项目涉及到多方参与者，分别是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各个单位都要本着对业主和使用者负责的态度，明确认识自己在整个项目施工活动中的角色，认真履行合同中的职责，发挥好在整个协调关系管理中的作用。施工技术负责人应该意识到协调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协调管理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管理水平的高低。加强协调管理有利于提高整个施工管理水平，构建科学的施工管理模式，通过对一些关键的施工工序加强管理，从管理、技术和人事方面完善管理制度，构建以责任制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每个专业都是为项目整体服务的。只有做好局部工作，工程项目整体才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协调、管理不当，会对工程造成难以挽救的损失。施工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提高协调、管理意识，组织安排好各个分包商之间的任务和进度，并及时与分包商进行沟通和交流，在合同中详细规范各个施工单位的职责。此外，还应该加强对施工管理层、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专业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形成以大局为重的工作作风和对本职岗位认真负责的态度。

2.2加强管理及组织协调

为了提高协调管理水平，应该建立和完善协调管理制度。为了加强各个专业之间的合作和配合，应由建设方、施工方为主，构建统一协调管理领导小组，并指定专人负责指挥。协调管理领导小组应该熟悉各专业的施工特点、施工工序和设计要求等，这样才能统筹兼顾，分配和管理好各个施工队伍，将每个施工环节安排得井井有条。此外，还要建立责任追溯制，建立起上至管理层下至基础员工的责任制，并建立配套的绩效考核和奖罚制度。要将责任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保证每个员工都能形成协调管理意识。为了提高组织协调管理水平，应该建立协调管理定期会议制度，由建设方和施工方领导参加，主要目的是解决施工活动中协调方面的问题。在对复杂的部位、关键的工序进行施工之前，要组织技术领导开专门协调会议，并形成一个指导性方案或文件，将不同专业队伍的责任、施工顺序等都进行明确规定。当施工协调中发现问题时，应该及时总结，并在下次会议上分享经验，提高各专业队伍的专业素质。

2.3加强技术协调管理

设计图纸对协调管理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图纸会签需要不同专业之间的协调。图纸会审环节应该重视专业协调管理工作，及时发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避免施工后发现新问题。做好技术交底，可以减少施工方信息的不对称，从而能够充分理解设计方案的意图，掌握施工中的每个环节，减少协调管理问题。

3结束语

协调管理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建筑施工协调管理工程技术施工管理

现代建筑无论是民用住宅、工业厂房，还是其它建筑物的建设，都有一个专业协调的问题。要建造一个高质量、高标准的建筑产品，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各专业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至关重要和不容忽视的，各专业协调的好坏不仅影响施工进度更直接影响工程的质量与品质。

在很多建筑物建设中，就其各专业本身，如建筑的外形、使用功能、结构型式、安全合理性等，不论在设计，还是在施工方面的质量，在理论上都能得到很好地控制和保证。但各专业工程施工中的交叉配合与协调工作，却不能尽如人意。由于各专业在施工中不能很好的配合，往往出现、误工、返工等问题。并因此影响工期，影响建筑物质量，造成工程投资的浪费，严重的甚至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可见，工程施工中各专业的协调管理工作不仅很重要，同时也很必要。作为工程的建设者、管理者，在工程的设计阶段以及施工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好这项管理工作呢?

一、出现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说很多，牵涉到从设计到施工，从业主到项目承包人到各专业队伍、监理等多个技术工种、单位部门的方方面面，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从技术质量的角度分析

由于现代建筑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涉及的专业也越来越多，有通风、消防、对讲、监控、电视、电话、宽带网等等。同时安装的质量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每一个专业既有自己的特定位置空间、技术要求，同时又必须满足其它专业施工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位置的合理需求。如果在技术上不能全面充分考虑，特别是一些交叉部位的细节，如果考虑不周，则极易产生问题。

再者，由于现代建筑的个性化，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件特殊的产品。每一条管线、设备都有特定的要求，少有类同，这也就增加了技术工作难度，增加了各专业之间出现矛盾和问题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和应用，施工人员未能及时掌握，也会带来各种问题。

2.从管理的角度分析

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施工单位的专业分包现象普遍存在。专业分包单位在工作范围的界定上很难做到十分明确。主观上各单位在利益的驱使下，总希望相关单位承担更多的工作。往往造成工序上的遗漏，人为的带来一些问题，增加了协调管理的复杂性。

此外，施工组织管理不健全，存在着人员责任不明确，或者是专业人员思想麻痹，认为这么大的工程项目，出现一些小问题，返返工是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以后总有办法补救处理，加之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的水平素质参差不齐，都会给施工中各专业的协调工作带来困难与不便，也是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再者，由于各专业的分工协调不尽人意，每一个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对其它专业的工作、工序以及技术、质量要求很难全面了解和掌握，有的虽然是本专业的问题，但由于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对其性能与施工工序不太熟悉，这也就无疑给协调工作带来更多的问题。

二、做好协调工作的方法

从理论上讲，协调工作并不十分复杂，只要我们在施工中能严格按规范要求做好每一道工序，并及时进行工序交接。也许就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矛盾，至少会大大减少问题的出现。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上述人为的、技术上、管理上的因素，各专业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非常突出且非常琐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呢?

1.充分认识协调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工程的建设者、管理者。从设计、监理到施工的各专业班主首先要从对业主、用户负责的角度认识问题，要从履行合同中自己的责任义务的角度，认真对待协调问题。同时，从提高行业标准，做好各专业的协调工作是十分重要的。2.加强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

这里所强调的加强管理，是指在现有管理水平的基础上，针对影响工程质量品质的一些关键问题，从技术上、人事制度上建立更有效的、更加科学的管理体制，明确每一个施工人员的目标责任，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

三、加强协调管理的具体措施

1.技术协调

提高设计图纸的质量，减少因技术错误带来的协调问题。设计图纸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的优劣。图纸会签又关系到各专业的协调，设计人员对自己设计的部分，一般都较为严密和完整，但与其他人的工作就不一定能够一致。这就需要在图纸会签时找出问题，并认真落实，从图纸上加以解决。同时，图纸会审与交底也是技术协调的重要环节。图纸的会审应将各专业的交叉与协调工作列为重点。进一步找出设计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再从图纸上解决问题。而技术交底是让施工队、班组充分理解设计意图，了解施工的各个环节，从而减少交叉协调问题。

2.管理协调

协调工作不仅要从技术下功夫，更要建立一整套健全的管理制度。通过管理以减少施工中各专业的配合问题，建立以业主、监理为主的统一领导，由专人统一指挥，解决各施工单位的协调工作，作为业主管理人员、监理人员，首先要全面了解、掌握各专业的工序和设计的要求。这样才有可能统筹各专业的施工队伍，保证施工的每一个环节有序到位。

建立问题责任制度；建立由管理层到班组逐级的责任制度；建立奖罚制度，在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奖惩制度，提高施工人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建立严格的隐蔽验收与中间验收制度。隐蔽验收与中间验收是做好协调管理工作的关键。此时的工作已从图纸阶段进入实物阶段，各专业之间的问题也更加形象与直观，问题更容易发现，同时也最容易解决和补救。通过各部门的认真检查，可以把问题减少到最小。

3.组织协调

建立专门的协调会议制度，施工中业主、监理人员应定期组织各专业施工单位举行协调会议，解决施工中的协调问题。对于较复杂的部位，在施工前应组织专门的协调会，使各专业队进一步明确施工顺序和责任。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会签、会审还是隐蔽验收，所有制定的制度决不能是一个形式，而应是实实在在，或者说所有的技术管理人员，对自己的工作、签名应承担相关责任。这些只有在统一的领导基础下，设立相关的奖罚措施，才有可能一级一级落到实处。

4.提高施工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综合素质

建筑产品质量的好坏与管理人员的水平素质不可分，在做好管理的同时，应加强施工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专业水平的提高，以及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了解掌握。培养施工人员的敬业精神与细致的工作作风，施工中不遗琐碎，不留后患。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建筑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施工新技术与新产品的日益更新发展，施工中协调工作的牵涉面越来越广，施工中各专业的协调对施工的重要性欲显突出，我们只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把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工程质量，从而得到最好的建筑产品。

参考文献：

[1]成虎.工程项目管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