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范文10篇

协调范文篇1

一、加强组织协调工作领导

党委书记、场长是第一责任人，对企业廉政文化建设组织协调工作负总责，纪委书记具体负责，各党委委员按照各自的分工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廉政文化工作。

二、组织协调工作内容

1、党委负责纪检监察的同志协调落实上级关于廉政文化建设年度工作的部署，制定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和目标；

2、根据年度廉政文化建设的工作计划，按照职责分解工作任务，制定落实措施并严格考核；

3、协调企业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

4、协调企业领导班子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奖惩、掌握情况，提出整改意见；

三、组织协调工作程序

1、负责纪检监察的同志按照党总委的要求对需要进行组织协调的事项提出协调意见，然后集体研究，按研究意见进行组织协调；

2、召开相关会议，对协调意见进行研究，明确分工和工作要求，并负责督促落实；

3、按照分工和要求，研究办法，落实责任，认真组织实施。

协调范文篇2

为进一步加强各类规划与城乡规划协调工作，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区域统筹、资源节约、要素共享、环境共保、设施共建的目标，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13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工作的决定》（云政发〔20****〕196号）精神，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各类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协调问题通知如下：

一、协调依据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下简称土地规划）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政府指导、协调其他各类规划的主要依据。发展规划确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具体项目以及建设时序，城乡规划的编制必须依据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必须与土地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保持一致。发展规划和其他各类专门性规划确定的具体建设项目，必须服从土地规划和城乡规划的建设用地安排。各类专门性规划必须服从城乡规划的统一要求，体现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

二、协调方式

（一）通过修编城镇体系规划进行协调。省建设规划主管部门要根据全省****尽快修编《****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并积极开展滇中、滇西、滇南等城镇群规划工作。各州(市)人民政府要依据本级发展规划，尽快修编各州(市)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区域性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城乡规划确定的布局和原则。

（二）通过近期建设规划进行协调。近期建设规划是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步骤，是城市近期建设项目安排的依据。全省尚未开展近期建设规划编制的县(市、区)，要以发展规划为指导尽快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已编制近期建设规划的县(市、区)，要根据发展规划的要求对原规划进行调整修编。近期建设规划要合理安排各类规划建设项目用地，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要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所有建设项目，包括工业、交通、旅游等项目，其选址和布局必须服从近期建设规划的要求。

（三）通过核发选址意见书进行协调。按照规定须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并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之前，应当向项目所在地建设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各级建设规划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建设部等9部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建设部《近期建设规划工作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区域重大建设项目选址工作，严格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制度的意见》等文件规定，建设项目不符合近期建设规划要求的，不得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城市建设项目在报投资主管部门审批之前，必须先由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提出项目选址审查意见；没有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部门不得提供土地；没有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关商业银行不得提供建设资金贷款。其中，跨2个以上州、市的区域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选址意见书，由省建设规划主管部门直接核发。

（四）通过规范土地出让进行协调。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城市规划管理。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之前，城市或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即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擅自改变规划条件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五）通过审核人口和用地规模进行协调。通过省发展改革委、建设厅、国土资源厅共同审核各县(市、区)城市总体规划人口和用地规模来协调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

三、保障措施

（一）下列规划在报省人民政府审批或核报国家审批之前，必须报省城乡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一是区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资源利用规划和交通体系规划；二是各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昆明市和国务院指定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设市城市总体规划、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总体规划、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部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部级和省级开发区规划、昆明市生命线工程专业规划；其他须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的规划。各州(市)人民政府要参照上述规定，确定由各州(市)规划委员会审议的规划。上述规划在报省城乡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之前，应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召开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的联合审查会进行技术审查。

协调范文篇3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一致地公开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政府信息。

第四条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遵循“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各行政机关依据职权，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共同起草生成的需对外公布的政府信息，各联合共同起草行政机关均负有公开该政府信息的义务。

第六条行政机关拟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工作内容，或后可能对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工作产生影响的，要及时与有关行政机关沟通协调，书面征求意见，被征求意见行政机关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回复。拟的信息必须经对方确认可后，方可；沟通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拟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报请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七条行政机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传染病疫情、重大动物疫情、对外贸易公共信息、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统计信息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需审批的政府信息，应当及时报请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未经审批的，不得。

第八条负有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政机关被撤销或发生变更的，由承受其职责的行政机关负责政府信息公开。被撤销、变更行政机关的职责不再由其他行政机关承受的，由决定撤销、变更的行政机关负责其政府信息公开。

第九条对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共同起草生成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申请获取该政府信息。

第十条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政府信息的，或按照本规定应当进行协调而未经协调直接的，经协调达成一致后仍不按照协调意见信息的，信息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责任，并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由上一级行政机关、同级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信息协调工作，适用本暂行办法。

协调范文篇4

一、问题成因

通过调查发现，造成村级“两委”班子关系不协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认识偏差导致行为不协调。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委会组织法》的学习和理解不全面、不深刻，加之受计划经济思想、农民狭隘思想影响较深，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发挥各自作用的认识上出现误区，摆不正各自的位置。村“两委”班子对自身职责和权力范围定位不准，造成行为不协调。

（二）素质差异造成矛盾对立。有的支部书记综合素质明显低于村主任；有的村主任综合素质明显低于村支书。素质的差异导致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工作能力的差异，双方很难合拍，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从中挑拔，从而造成矛盾对立。

（三）监管乏力造成村委会干部难管理。由于乡镇党委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关系，对素质不高的村委会干部无权撤换，启动罢免程序村民很难组织，特别是村情复杂、派性严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村主任很难罢免。而说服教育、诫勉谈话、调解、劝退等管理手段缺乏约束力，造成对村委会干部管理难，特别是对工作不力和不称职的村委会干部，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政府缺乏有法律或政策依据的处罚手段。政策不配套，乡镇管理手段软，村民制衡力度小，使“两委”不协调有了一定的生存条件。

二、工作对策

针对以上原因，要采取以下措施来进一步理顺、改善村级“两委”关系，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以明确“两委”职责为前提，理顺相互关系。根据《党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农村工作的实践，进一步规范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职能，对一些原来界定不清的职责进行调整，重叠交叉的职责重新划分，理顺村级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本着村支部领导村委会，村支部管方向性、政策性、全局性大事，村委会管事务性、技术性、具体性事情的原则，对村“两委”的决策范围、主要内容和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确保村支部在重大问题决策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确保村委会成为村民自治高效运转的工作机构，从而实现“两委”决策的程序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二）以规范三项制度为重点，实行民主管理。在对民主议事和决策、财务管理、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党员和村干部等制度进行修订完善的同时，根据规范村务决策和管理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下三项制度：一是村委会向村党支部报告工作制度。村委会每季向党支部报告一次工作情况，年中和年底分别作一次半年和年度总结报告。如遇到涉及全村发展和村民利益的重要工作，随时向党支部报告。村党支部在听取村委会报告后，要在3日内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给村委会答复。必要时，应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村委会工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村党支部支持村委会工作制度。村党支部支持和保证村委会依据《组织法》开展工作，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村党支部要定期向村委会通报工作情况。对村党支部支持村委会工作情况，纳入村党支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三是村务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实行村干部年度、离任审计制度，审计工作由乡镇党委统一组织实施，村民理财小组配合，审计结果向群众公布。对在村级重大事务决策中不按程序办事，造成工作失误、带来重大损失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权追究其责任，视情况向乡镇党委提出处理意见，直至将其撤换或依法罢免其职务。

协调范文篇5

用人单位团体，在国外称雇主协会，是由用人单位依法组成的，旨在代表、维护和增进各用人单位（雇主）在劳动关系中的共同利益而与工会抗衡和交涉的团体。它作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一个要素而存在，对实现劳动关系协调的社会化和组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用人单位团体。在政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三方参与劳动关系协调的实践中，尽管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家协会曾经或仍在充当用人单位方面代表的角色，但都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企业主管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企业的行政机关，与作为社团的企业团体不是同一类主体。企业家协会虽然属于社团，但毕竟是企业家的团体而非企业的团体，并且，由于其成员只限于国有企业经营者而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不能代表非国有企业）。

用人单位团体缺位，在计划经济中还未尝不可，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则有明显弊端。这主要表现在：（1）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协调。历史和现实均已证明，“三方原则”是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关键的构成部分。用人单位团体缺位，意味着“三方原则”名不副实，从而无法形成完善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2）不利于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利益的保护。企业主管部门作为企业代表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实际上使“三方原则”中的“三方”变成“两方”。这就会造成两种可能：一是企业方由于没有实际的利益代表，其利益可能得不到公正的保护；二是工会作为社团较之作为行政机关的企业主管部门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劳动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都是行政机关，就可能使劳方利益得不到公正保护。（3）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实行“三方原则”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也是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中所必要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团体的缺位，就会影响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从而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4）不利于同国际上通行的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要求实行国际上通行的许多制度。我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无疑应当使我国劳动制度尽可能与国际上通行的劳工制度接近或靠拢，而用人单位团体缺位则与此相悖。

我国尽管至今没有用人单位团体，现实中却已存在若干种以企业或经营者为成员的团体，即工商业者团体，只不过其成员不是以用人单位身份加入团体而已。例如，企业家协会、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工商户协会、乡镇企业协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等。于是，用人单位团体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即“借用”或新建。

所谓“借用”，是指以现有的工商业者团体作为用人单位团体，即赋予它们以用人单位团体的职能，由它们作为用人单位方代表参与劳动关系协调。这可以利用既有的社会组织资源，尽快解决我国用人单位团体缺位问题，并且降低建立用人单位团体的成本。但是，工商业者团体呈现多元化格局，各自只在一定所有制范围内具有代表性，无论哪种团体都不能统一代表各种所有制性质用人单位。

所清新建，是指在现有各种工商业者团体之外另行组建用人单位团体。这便于建立一套跨越用人单位所有制界限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用人单位团体系统，从而同一元化工会组织体系相对应。但是，其组织成本高，并且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才可能形成和完善。

因此，我国用人单位团体的建立，宜兼用上述两种方式，并采取下述步骤：（1）通过立法和修改团体章程，赋予现有工商业者团体以用人单位团体的职能。其中，企业家协会充当国有企业的用人单位团体；个体工商户协会充当个体经济组织的用人单位团体；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分别充当一定类型的非国有企业的用人单位团体。（2）经立法规定或者有关国家机关指定，由企业家协会和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执掌用人单位团体联合组织的职能，在用人单位团体联合组织成立前作为各种用人单位统一代表者的过渡形式。（3）新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用人单位团体联合组织，由充当用人单位团体的各种工商业者团体作为其成员。

二、关于集体合同订立程序的思考

集体合同订立程序分为签约、政府确认和公布三个阶段。其中，签约阶段即签约双方就集体合同内容协商一致、形成集体合同书的阶段。这是集体合同订立程序的主干部分。签约阶段的程序，按照合意过程中是否含有集体谈判，可分为谈判型和非谈判型两种模式。谈判型签约程序包括谈判准备、谈判举行和双方代表签字三个环节。非谈判型签约程序包括成立合同起草小组、草拟合同草案、职代会审议通过双方代表签字四个环节。我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属于非谈判型签约程序，因为它只就职代会审议通过和双方代表签字两个环节作了规定，对集体协商未作规定；而劳动部《集体合同规定》所规定的则属于谈判型签约程序，因为它只就集体协商作了具体规定，而未要求职代会审议通过。

基于上述两种类型，就我国立法应如何确定签约程序的模式，有两种主张：（1）两种类型合并。即将谈判型和非谈判型签约程序中的若干环节组合成一套签约程序，也就是形成一套由谈判准备、谈判举行、职代会（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和双方代表签署诸环节依次衔接的签约程序。（2）两种类型并存。由于谈判型和非谈判型签约程序各自所需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而各个企业所具备的客观条件又千差万别，所以，签约程序应当允许两种类型并存，由签约双方从本企业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协商来选择何种类型。

“两种类型合并”的主张，在实践中有两点缺陷：（1）经过艰难甚至较长时间的谈判所形成的集体合同草案，如果在职代会上未能获得通过，就要再次举行谈判，使本来通过谈判得以协调的矛盾又重新产生，并且使签约程序拖延时间。（2）在谈判中本已经过平等协商所形成的集体合同草案，再交职工方明显占优势的职代会（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就有悖于平等协商的精神。

“两种类型合并”的主张，在理论上混淆了职代会和集体合同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二者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职代会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形式，通过职代会，一方面使职工意志影响和制约企业意志，另一方面使企业意志吸收和体现职工意志，这里并不存在双方的协议；而集体合同则是企业与工会的双方法律行为，需双方协商一致才可成立。（2）需要由职代会审议通过的只限于同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案；而集体合同的内容一般只限于劳动条件。（3）集体合同的效力高于企业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案，后者不得与前者抵触。如果要求集体合同由职代会审议通过，实际上是将集体合同与企业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案置于同一效力等级，亦即降低了集体合同的效力等级。

因而，笔者认为“两种类型并存”的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更为可取。尤其在我国现阶段，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工会未实际取得独立于企业行政的地位，而不具备适用谈判型签约程序的条件；而有的非国有企业由于未能建立职代会而只宜适用谈判型签约程序。

适用谈判型签约程序的关键，是培育与企业行政相对的谈判主体，即确立工会的独立地位，使工会成为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的组织。为此，有必要采取下述措施：（1）重新界定工会会员资格。工会实质上是劳动者团体，其成员只能是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相对人。因而，企业的经营者和高层管理人员都不宜成为工会会员。（2）工会干部的任免、晋升和工资福利待遇，应当置于企业的用人自主权限之外，而不受企业行政的控制。（3）对工会干部和职工代表应当依法给予特殊保护，尤其是对辞退工会干部和职工代表，应当实行严格限制和监督。

三、关于平等协商制度的思考

平等协商，又称劳资协商，即职工方与企业方就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利益的事务，平等地交涉、对话和商讨，以实现相互理解和合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达成协议的活动。它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得到较快发展，当今已遍及西方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要求采用劳资协商机构的形式，即依法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一定机构专司平等协商的职能。例如，《法国劳动法典》规定，凡雇用50名以上雇员的一切工业和商业企业等雇主都应当建立工厂委员会，对于雇员不足50人或50名的企业，劳工部长、工业部长和其他各有关部长所的命令可以规定哪些单位必须建立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为企业领导人或其代表和根据雇员人数由国务委员会法令规定的若干名职工代表。又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劳动基准法”和“劳资会议实施办法”规定，事业单位（相当于祖国大陆所称“企业”）及其劳工在30人以上的分支机构，应举办劳资会议；劳资会议由劳资双方同数代表（各为3至9人）组成，资方代表由雇主自任或雇主指派，劳方代表由工会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无工会组织者由全体劳工直接选举。在有的国家，立法只规定平等协商的一般规则，而不要求必须采用劳资协商机构的形式。《英国劳资关系法实施规则》即如此。它要求雇主方，雇员代表和工会都应大力合作以保证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协商，并规定了交流和协商的具体规则。

在我国，《劳动法》第8条将平等协商规定为与职代会并列的一种职工参与形式。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则进一步说明，职代会主要适用于国有企业，平等协商主要适用于非国有企业。为了完善我国的平等协商制度，有必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平等协商与集体谈判的关系

作为职工参与形式的平等协商和作为集体合同订立程序的集体谈判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和行为，其主要区别在于：（1）平等协商的职工方代表一般经民主选举产生；集体谈判的工会代表则由工会选派，只是在没有工会组织或者工会组织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企业才由职工推举产生。（2）平等协商并不一定以达成协议为目的，通常只需增进相互理解或形成合作意向即可；而集体谈判则是为了签订集体合同。（3）平等协商中如有争议，只能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不能采取罢工、闭厂等对抗行动；集体谈判中的争议则可能表现为罢工、闭厂等激烈形式，可以由第三人协调处理。（4）在平等协商中，双方可以就企业经营决策和发展战略之类的问题交换信息和意见；集体谈判的内容则只限于劳动条件，而不包括企业有权单方决定的事项。（5）平等协商往往频繁举行（如一月一次），甚至可随时举行；集体谈判则一般一年一次，也可间隔时间更长。正因为有上述区别，在我国《劳动法》中，平等协商并未被规定为集体合同制度的内容。

尽管有上述区别，但二者仍有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集体谈判通常以平等协商作为其准备阶段。即可以在协商机构或其他协商形式中，初步拟订集体谈判的内容、时间、地点等事项。

2.平等协商的适用范围

目前的分歧点在于：（1）平等协商是否只主要适用于非国有企业，（2）实行职代会制度的企业有无必要实行平等协商制度。

对此，笔者认为：（1）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职工具有同等的地位，都是国家主人而不是所有者意义的企业主人，在参与企业管理方面应当有平等的权利，因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能作为是否适用平等协商的必要条件。（2）由于职代会只是职工参与的一种基本形式而非职工参与的唯一形式，需要有其他形式的配合。尤其是职代会一般一年只举行一次，而平等协商则可一年举行多次，既可定期举行，也可随机举行。所以，平等协商有必要作为职代会闭会期间的一种职工参与形式。

3.平等协商的规则

基于我国平等协商的实践，并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关于平等协商的立法，在我国立法中，就平等协商规则应当明确以下要点：（1）协商内容。这可以有较宽的涉及面，并允许双方约定。不论是直接涉及劳动关系还是直接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只要是双方共同关心的事项，都可以作为协商的内容。（2）协商形式。这可以由职代会确定或者集体合同约定，允许灵活多样。既可以组成协商机构也可以不组成协商机构或者进行协商机构外的协商，既可以定期协商也可以临时协商。（3）职工方代表。除首席代表应当由工会主席或者工会主席书面委托其他工会负责人担任以外，其他代表的产生方式，既可以是职工民主选举，也可以是职代会议定，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是工会选派。（4）协商程序。双方都应当按既定程序进行协商。除了法定程序外，有必要授权全国总工会和地方、行业工会组织制定示范性程序规范，还应当允许在集体合同和内部劳动规则中规定一定的程序规则。（5）协商结果。平等协商允许有多种形式的结果。就协商的事项既可以形成书面协议、会议决议、会议纪要、备忘录等书面文件，也可以只达成口头协议，还可以为进行集体谈判拟订谈判方案、谈判提纲、集体合同草案等预备性文件。其中，书面协议可以约定为集体合同的附件；协商机构所作的决议，应分送工会和企业有关机构办理，未能实施的事项可重新协商；口头协议应记录在案，但不具有必须履行的效力，也不能作为处理争议的依据。无论何种形式的协商结果，都应当传达给全体职工或相关职工。

四、关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思考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又称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它表明劳动争议发生后应当通过哪些途径、由哪些机构处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目标模式，目前尚未确定。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此所作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单轨体制或分轨体制的选择

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现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就它们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有单轨体制和双轨体制两种主张。

劳动争议处理的单轨体制，即“调、裁、审”依次进行的体制，是指劳动争议未能和解的，当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愿调解时，应当先由仲裁机构处理，只有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情况下，才由法院审理。这种体制的不足之处在于：（1）劳动争议案件如果经过基层调解、仲裁和诉讼中一审、二审的全过程，费时过长，不便于案件的及时了结，尤其难以避免案件久拖不决现象，这就不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维护社会安定。（2）把仲裁作为诉讼前的必经程序，排除了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的选择，这就与仲裁作为非行政、非诉讼的社会公断行为应当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的精神不符，也增加了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成本。

劳动争议处理的分轨体制，即“裁、审分轨，各自终局”的体制，是指未能和解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可以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自由选择其一；若已申请仲裁，就不得再提起诉讼，并且，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若已提起诉讼，就不得再申请仲裁。其中，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仲裁则有一裁终局制和两裁终局制两种主张。分轨体制较之单轨体制，其优点在于缩短了处理争议的时间、减少了争议处理的成本和尊重了当事人对争议处理方式的选择。但分轨体制难以避免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案件进入仲裁程序或者诉讼程序的现象，如果出现后一种现象，就会超过法院现有的承受能力，从而影响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

笔者认为，在法院具备审理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的承受能力之前，以实行单轨体制为宜。

2.劳动司法机构类型的选择

劳动争议的司法最终解决，对于强化劳动法的效力，保障劳动法的实施，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决定了劳动司法机构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由于对劳动司法机构同现有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的应有关系的认识不同，而对劳动司法机构应选择何种类型有不同主张。（1）“独立型”。即主张建立一种独立于现有法院系统之外的劳动司法机构即劳动法院，以取代现有的仲裁机构，由其专门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其审判组织由职业法官和工会、用人单位方委派的法官所组成。（2）兼审非独立型。即主张在现有法院内由民庭兼职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3）“普通专审非独立型”。即主张在现有法院内设立劳动庭作为审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但其审判组织同民事、经济、行政等专门审判机构一样，由职业法官组成。（4）“特别专审非独立型”。即主张在现有法院内设立劳动法庭，作为专门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的特别审判机构，其审判组织不同于民事、经济、行政等专门审判机构，由职业法官和工会、用人单位团体委派的法官所组成。

按照“独立型”主张，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由基层调解和司法两个层次所构成；按照“非独立型”主张，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则由基层调解，仲裁和司法三个层次所构成。

笔者认为，我国的劳动司法机构应当在“特别专审非独立型”和“独立型”之间选择。鉴于我国的现实情况，近期应当选择“特别专审非独立型”，待条件成熟时再向“独立型”过渡。

3.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的“三方机制”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的“三方机制”，即国家、工会和用人单位团体三方代表参与劳动争议处理过程、共同协商处理劳动争议的机制。这是劳动关系协调的“三方原则”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的具体落实。关于其内容，有的仅理解为组织机制，即主张只需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中的组织由三方代表组成即可，而不必要求三方代表都参与办案；有的理解为办案机制，即主张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审判事务，都应当由三方代表共同办理；有的则理解为综合机制，即主张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各个方面综合落实“三方原则”，而不能只强调其中某个方面。我们持后一种观点，主张我国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建立和完善“三方机制”，应当在组织、人事、权限配置等方面落实“三方原则”。

（1）“三方原则”在组织方面的落实。即在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中应当建立由国家、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代表组成的组织。在仲裁机构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地方劳动部门、同级地方工会和用人单位团体委派的代表所组成；仲裁庭的成员也应当从三方各自委派的仲裁员中指定或选定。在劳动审判机构即人民法院中，合议庭的组成应当实行分别由工会和用人单位团体委派陪审员的制度；审判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也应当有工会、用人单位团体委派的代表参加。

协调范文篇6

作为一名在科级岗位上的国家公务员，回顾一年来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始终能够按街工委办事处的要求，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管好科室，自觉履行一名国家公务员的职责。

坚定树立起自己的政治理想信念，思想政治上。坚定全面推进经济发展，逐步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忠于街道事业，正确处理工作和学习的关系。能围绕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主题、琢磨、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努力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认真思考和参入研究一元街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投入特别时期的雪灾、抗震、迎奥运重大工作。

认真执行和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廉洁自律方面。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做到生活上廉洁俭朴，经济上公私分明，工作上秉公办事，严格约束自己，积极参加机关廉政建设，不占用公物，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参入执行机关“五不准”等规章，保证科室工作有序的进行。

协调范文篇7

2009年是矿产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给全县矿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县人民政府矿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矿业协调办”），成立于2008年9月10日（镇办发〔2008〕60号），有办公室人员6人，属临时抽调，关系一直还在原单位。一年来，县矿业协调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市矿办的领导下，在

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围绕做优、做强、做大矿产业发展这个中心，不断更新观念，创新思路，全力以赴服务于矿业企业，使我县矿产业发展得到有效推进，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现将一年来的矿业协调工作总结如下：

一、矿业生产基本情况

截止2009年底，全县共14户（不含沙石、砖瓦厂）矿业企业，其中：黄金企业3户，铅锌企业4户，铜铁企业3户，煤炭企业3户，建材企业（水泥厂）1户。今年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有7户基本金属矿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2009年共生产黄金710.288公斤，比上年310.286公斤增加400.002公斤，上升128.9%，生产铅、锌精矿466.72吨，比上年2280吨减少1813.28吨，下降79.5%，产煤78579.41吨，比上年48903吨增加29676.41吨，上升60.7%，生产水泥80392.3吨，比上年87700吨减少7307.7吨，下降8.3%，新增矿产品（铜精矿）258吨，实现矿业生产总值13437.16万元，比上年8726.94万元增加4710.22万元，上升54%，实现销售收入9649.86万元，比上年8433.27万元增加1216.59万元，上升2.7%，实现税收2181.1万元,实际缴纳税收945.99万元，比上年1354.83万元减少408.84万元，下降30.2%，其中：增值税514.3万元，比上年614.51万元减少100.21万元，下降16.3%，资源税59.34万元，比上年129.36万元减少70.02万元，下降54.1%，营业税及其它税收372.35万元，比上年610.96万元减少238.61万元，下降39.1%。矿业企业完成探矿投资2097.72万元，比上年2915万元减少817.28万元,下降28%，固定资产投资7659.11万元，比上年23701.41万元减少16042.3万元,下降67.7%。当地群众从矿业生产中直接得到劳务收入2960.3万元，比上年2238.7万元增加721.6万元，上升32.2%。矿业企业上缴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232.83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182个，矿产业从业人员1182人，矿业企业支付当地土地补偿费1200万元。

2009年矿业发展协调工作由于得到县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及乡（镇）密切配合，通过矿业协调办及其矿业企业员工共同努力，致使矿业生产在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仍然取得可喜成绩。

二、部门联动、精心组织、通力合作，着力解决矿业发展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一）卓有成效地协调了黄金公司110千伏送电线路工程

云南黄金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恩乐至和平乡110kv送电线路全长39.5公里，从恩乐镇民江村新村组t接，共计82个塔基，占用2个县、2个林业局（墨江林业局、景东林业局）、4个乡镇、8个村民委员会、26个村民小组、318户农户187亩耕地和林地（其中：塔基永久性占用5.6亩）。工程于2008年3月开始建设，总投资3000余万元，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县矿业协调办到现场解决实际问题189次，与涉及乡（镇）领导协商36次，切实有效地调处了群众与施工队间的矛盾纠纷。经一年多时间，使该线路于2009年4月25日架设完工，4月30日开始送电，正式投入了使用，为黄金公司日处理2000吨矿石大选厂正式投入生产及生活用电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征地协调工作成效显著

协调矿业企业用地的征收（用）工作是矿业协调办的重点工作之一。2009年县矿业协调办在国土、林业等部门及乡（镇）党委政府的通力协作下，扎实有效地协调了矿业企业生产生活用地。

一是快速协调征收了恒益公司在烂泥塘的探矿用地。2月11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毛瑞洪、副县长陈家斌在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县矿业协调办，和平乡党委政府等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深入普洱恒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质勘察拟征地现场，实地察看了拟征地地块现状，并召开了征收矿业用地现场会。为尽快征收恒益公司探矿及生活用地，县矿业协调办、和平乡党委政府共抽调9人领导干部及村领导组成协调工作组，通过对该被征地农户情况调查摸底、实地丈量、走访群众、公告被征地情况、制定方案等过程，总历时28天，共召开县、乡、村、公司领导人参加的会议4次，参会56人次，召开群众宣传动员会议4场122人次，登门到群众家中进行协调216人次，最终与被征占用的3个村民小组17户农户达成征地补偿协议，征地总面积212.116亩，其中：林地172.667亩，耕地39.449亩，足额兑现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共计

3189295.31元，及时提供了恒益公司在烂泥塘矿段坑探工程施工项目的用地。

二是积极协调征用了恒益公司上寨矿点林地。恒益公司因黄金生产需要在那壮村上寨矿点征用林地29.29亩，涉及箐口、中排、新田组9户农户。2009年5月17日至10月3日，征地协调工作组共72次进村入户，223人次进行征地协调工作，于10月3日与被征地9户农户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征地协调工作终结。

一年来，县矿业协调办共协调征用土地5宗，面积272亩，基本上做到企业需要多少地，就及时协调征收（用）多少地，保障了企业生产生活用地的有效供给。

（三）协调和平乡政府至便民桥村组道路建设协调工作扎实有效

和平乡政府至便民桥村组公路起点为和平乡政府驻地，终点为便民桥，为天然沙石铺垫四级公路，道路全长7.3公里，路基宽6.5米，路面宽6.0米，途经和平乡2个村民委员会6个村民小组106户农户生产经营用地，500余人受益，公路建设永久性占地248.25亩，临时占用374.52亩，拆迁房屋2户，迁坟3冢，该工程为和平乡村组道路建设项目。为使该工程项目能顺利实施，县矿业协调办于3月25日至6月28日驻扎在和平乡政府，与和平乡党委政府、交通部门领导一起共同协商、通力合作，认真协调解决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修筑道路期间，和平乡党委政府、县交通局、县矿业协调办共抽调了43名干部职工，分成3个协调组，共召开群众宣传动员会28次，参会524人次，召开项目实施研讨会11次，参会132人次，到农户家中进行协商65次410人次，工程从4月18日开工建设至5月28日竣工，历时40天时间，完成了7.3公里四级道路，共投入资金1151.6万元，创造了××公路建设两个之最，一是标准最高村组道路，二是修筑速度最快四级路。

﹙四﹚调处矿业生产中的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效果明显

调处矿业生产中的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和发展矿产业的前提和保障。一年来，县矿业协调办联合土地、林业、信访、法制等部门，在乡（镇）党委政府的全力配合下，积极调处矿业生产中的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取得良好实效。

一是联合国土、信访、法制部门，配合九甲乡党委政府调处完善了九甲乡甸坑村冬瓜林组反映九源公司破坏土地调查处理的遗留问题。九甲乡甸坑村冬瓜林组反映九源矿业公司破坏土地问题是2006年以甸坑村冬瓜林组王东、王春为代表的部分村民到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的矛盾纠纷，2007年4月26日至2008年9月，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县国土局牵头的调查组进驻九甲乡调查调处，与涉及占用的登高村6个组19户农户53.972亩土地达成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支付土地补偿费271839.6元，其中：原补偿77500元，增补194339.6元，但协调征用甸坑村冬瓜林组、上街组土地工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为使九源公司顺利组织生产，今年7月20日至12月9日，县矿业协调办联合县国土局等部门，配合九甲乡党委政府再次深入冬瓜林组、上街组农户家中和矿山用地现场，共召开研讨会9次，参会78人次，群众会6次，参会126人次，走访农户6次29人次，通过历时3个月的磋商磨合，于2009年12月9日达成了征地补偿协议。

二是联合国土部门，协助和平乡党委政府成功调处了和平乡那壮村箐口组反映黄金公司征地补偿问题的纠纷。黄金公司与那壮村箐口组等当地农户之间因土地征用问题纠纷主要是群众反映原黄金公司征用土地补偿过低，企业改制下岗人员未全部安置，搬迁的5户农户宅基地补偿未彻底，黄金公司内小集市权属未分清共四个问题。县矿业协调办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于2009年8月始配合和平乡党委政府深入村组农户家中，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作了详细调查核实，通过县、乡、村领导对群众作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后，最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五﹚认真开展矿业调研，积极做好协调服务工作，为矿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今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上半年我县基本金属矿山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部分企业有观望心理和消极情绪，为使矿业企业增强信心，度过难关，县矿业协调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多渠道协调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是深入各矿山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矿业企业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寻求破解难题的方法和措施，全年共开展调研活动3次，调研企业20户次。

二是召集各矿业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和召开联席会议，增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部门之间，企业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建立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是对各矿业企业加以引导，提高各矿业企业对安全、环保、维稳等法律意识，使矿产业发展走向良性发展轨道。

四是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今年6月，金豪公司准备在九甲乡登高村登高组进行勘探工作，遇到当地群众阻拦，县矿业协调办及时与九甲乡领导协商，乡领导亲自到现场协调，使金豪公司探矿工作顺利进行；11月，自主择业公司准备在按板镇恢复铜选厂生产，但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县矿业协调办多次与电力公司协商，电力公司想尽一切办法，同意12月开始供电，使自主择业公司日处理200吨矿石选厂终于得以恢复生产。

五是认真调查核实普洱恒益公司矿业权问题。今年4月，恒益公司提出他们矿界跨越新平界线，县矿业协调办到实地进行核实，通过核实，恒益公司矿界跨越新平县部分为61.4866公顷（922.3亩），并把调查核实情况形成调查报告报告了县人民政府。今年10月，恒益公司到九甲乡三台村半坡组罗家箐（属恒益公司探矿区块）进行勘探工作，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遭到当地群众阻拦，11月下旬，恒益公司与县矿业协调办联系，并报告此情况，11月24至27日，县矿业协调办配合九甲乡党委政府到现场核查，通过调查核实，罗家箐铜矿点从1996年起就由村组多次组织探矿，并产生了256万元费用，县矿业协调办又把这一情况形成调查报告如实报告了县人民政府。

﹙六﹚广开门路，寻找新矿源，为我县矿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县地处哀牢山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好，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进一步查明我县矿产种类，挖掘新矿点，县矿业协调办组织在××辖区内找矿，收集各区域矿产资源信息，并在我县勐大镇半坡村大地组、辣藤箐组、仰里村恩乌组发现有铜矿露头点3个，铁矿露头点7个，前景看好，在者东镇发现有金矿露头点，为我县挖掘新矿点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七）认真组织办理简报，收效甚好

简报是传达信息，汇报工作情况的桥梁和纽带。一年来，县矿业协调办共撰写简报信息36则，其中：抄摘矿业资讯4则，总发行12期520份，为相关部门及时报送矿业发展信息情况，受到县委政府领导好评。

（八）按月收集整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为全面掌握各矿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反映矿业经济发展水平，县矿业协调办每月定期向各矿业企业收集《矿业开发进度表》，全面了解各矿业企业在各个时段的投资、生产、销售和上缴税收情况，掌握各企业就业人数和劳务收入，为科学开发矿产品提供了决策依据。

三.矿业生产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是矿产资源大县，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建设不发达，给矿业企业在在开发矿产品中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1.电力供应不足，影响矿业企业的正常生产生活。

2.勘探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地质勘查程度低，矿山开发缺乏充分的地质资料，许多矿山矿产资源的储量和品位不清，明显存在着零星开发，盲目找矿，盲目建厂等问题。

3.基础条件差。矿业企业绝大多数地处偏远山区，许多矿山作业区道路都比较窄，路面差，有的矿山还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导致矿产品生产难、成本较高。

4.产业链短，综合利用程度不高。目前矿山企业基本上都以生产半成品，出售原材料为主，除水泥和部分黄金产品以外，矿产品都只出售原材料，综合利用率较低，××境内矿石绝大多数都是伴生矿，在开发某种金属矿的同时，实际还有很多伴生矿未得有效开发利用。

5.矿业协调工作经费紧张。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各乡（镇）共投入矿业协调工作经费93万元，但这部分资金有投入却没有来源，乡（镇）领导对此感到很困惑。

6.部分群众满天要价。矿业企业在进行矿产品开发时，都离不开土地，都要与当地群众打交道，应该说多数群众是支持矿业企业生产发展的，但也有部分群众，甚至是少数领导干部在土地、地上附着物征用补偿上满天要价，有的群众提出征用1亩土地要求补偿30万元，搬迁1户农户要求补偿20万元，企业的确难以承受。

三、2010年目标任务及工作思路

2010年，我县矿业企业预计建设总投资10000多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8000多万元，探矿投资1800多万元。预计实现总产值17710万元，其中：生产成品金870公斤，产值11360万元，铜金属200吨，产值150万元，铅金属300吨，产值500万元，锌金属500吨，产值1500万元，水泥91000吨，产值2400万元，煤13万吨，产值1800万元，预计实现利润400万元，上缴税收2000万元。要完成上述指标，县矿业协调办主要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及时调解矿业生产中的矛盾纠纷。矿业生产涉及面广，矿产品开发中所需的土地、电力、水利、交通等经常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如果不进行调解，必然影响矿业生产进程，甚至会导致企业无法组织生产，所以县矿业协调办要组织协调各部门、各乡（镇）及时协调解决处理矿业生产中的矛盾。

二是及时协调好矿业企业生产、生活用地。矿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开采矿石需要土地，建设建厂需要土地，修路、建房都需要土地，所以我们要把协调企业用地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做。

三是做好富民铜业建厂协调服务工作。富民铜业在振太帮庆正在着手建设日处理200吨矿石铜选厂，我们将会跟踪做好相关协调服务工作。

四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做好探矿工作。发现新矿点，增加新资源是协调办工作之一，矿产资源是财富，如果没人去发现，沉睡在地下的资源永远都是资源，所以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做好查矿找矿工作，使资源优势尽快地变成经济优势。

五是争取加大矿业协调经费投入。矿产品开发涉及面广，遇到的矛盾问题比较多，协调工作量大，没有资金投入，难以做好矿业协调服务工作。

协调范文篇8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相关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实现经济一体化，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如税种、税率）互相接近或统一，以减轻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行为。[1]国际税收协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全球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

目前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有三种形式：WTO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协定约束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下的税收协调是目前最高水平的国际税收协调（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而欧盟则代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水平，因此，研究欧盟的国际税收协调对于各国发展国际税收协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欧盟（包括作为前身的欧共体）的税收协调主要包括对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个别财产税的协调，另外也包括对所得税领域的协调。关税领域的协调是欧盟税收协调的主要内容，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其关税协调主要包括对内关税协调和对外关税协调两个方面。根据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第9条的规定，欧盟的关税协调采取的是关税同盟的形式，即建立一个各成员国统一的关税，一方面完全废止成员国相互之间涉及一切商品交换的进口税与出口税，另一方面，在同第三方国家的相互关系上，采取共同的关税税率。在增值税和消费税领域则是根据共同体条约第90—93条禁止采用歧视性国内税保护国产品的相关规定来达到协调的目的。欧共体于1977年5月提出了统一增值税计税依据的意见。1996年7月又公布了新的增值税方案，基本内容为实行单一征税地和单一税率。关于统一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适用税率的问题，已由欧共体在80年代分批陆续协调完成。[2]但增值税与消费税领域的一体化程度远不及关税领域，欧盟15国仍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征收。在所得税领域，欧盟各国税法的差异仍很大，依然阻碍成员国间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主要是根据欧共体法第293条关于消除双重征税的规定，以及第94条关于理事会可以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的规定，通过颁布指令的方式来进行所得税领域的协调。目前所颁布的指令主要包括成员国主管机构在直接税领域相互协助的指令、关于公司合并的指令和关于母子公司的指令。另外，在1990年7月，共同体还通过了《消除关联企业利润调整中的双重征税的公约》（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DoubleTaxationinConnectionwiththeAdjustmentofProfitsofAssociatedEnterprises），也称为《仲裁公约》以避免一个共同体成员国的税务当局根据正常交易原则（arm‘slengthpricingprinciple）对在另一成员国的关联企业的利润进行调整时所可能导致的双重征税。

欧盟的税收协调对于欧盟内部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于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

在欧盟的税收协调中，欧洲法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欧洲法院（CourtofJustice）设在卢森堡，是欧盟的司法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对欧盟法律作出解释，监督和保证各成员国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一致，监督和保证欧盟的组织机构和官员遵守欧盟条约所规定的法律，同时，为各成员国的法律机构执行欧盟的法律法规提供指导和帮助。[3]由于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方式，特别是欧盟包括了西方两大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因此，统一执行欧共体和欧盟的法律法规是一个缓慢而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欧洲法院的职权可以归纳为两个：诉讼管辖权和先行裁决权。其所管辖的诉讼形态包括成员国之间的诉讼、成员国与委员会、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委员会与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和个人与共同体（欧盟）之间的诉讼等，诉讼的形式主要包括撤销之诉（ActionforAnnulment）、不作为之诉（ActionAgainstFailuretoAct）、违约之诉（PleaofIllegality）和关于非契约性责任（Non-contractualLiability）与罚款抗辩之诉（ActionAgainstPenalties）。先行裁决权是基于欧盟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相分离的原则所设计的制度，也就是在某些方面，欧盟法的解释权归于欧洲法院，而其适用权则归于成员国法院。当成员国法院发生的诉讼与欧盟法的解释或者效力有争议时，可以由条约所规定的人向欧洲法院申请裁决，以确保欧盟法在各成员国的统一解释和适用。[4]依据《罗马条约》第177条规定，欧洲法院对于下列事项有权进行先行裁决：对本条约的解释；对共同体机关制定的法令效力的解释；根据理事会制定的法令而设置的机关章程中已规定其宗旨的章程的解释。

欧洲法院对欧盟（共同体）税收协调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通过判例确立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和最高效力原则。直接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律规范能够直接为个人创设可在成员国法院执行的权利。共同体条约所规范的是国家行为，所设定的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共同体条约中找不到直接效力原则的依据，这一原则是通过欧洲法院判例确定的。[5]

在VanGendenLoose案[6]中，欧洲法院第一次阐述了直接效力原则的含义。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律秩序，成员国的主权因此受到限制。该法律秩序的主体不仅包括成员国，还有成员国国民。独立于成员国立法的共同体法不仅为个人施加义务，还为个人创设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产生于共同体条约的字面上，还存在于条约所明确施加于个人、成员国、共同体机构的义务中。[7]在该案之后，欧洲法院还通过一系列案例发展了直接效力原则和条约条文具备直接效力的条件。

最高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的效力优于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内法。最高效力原则在VanGendenLoose一案中就已经被提出，欧洲法院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秩序，成员国的主权因此受到限制，成员国不能通过国内法来改变共同体法。在FlaminioCostav.ENEL案[8]中，欧洲法院指出，共同体条约创立了新的法律秩序，也是成员国法律制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员国法院在诉讼中有义务适用共同体法。当成员国法与共同体法不符时，共同体法优先，不论国内法是在共同体条约生效之前或之后颁布的。总体来说，共同体法的最高效力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共同体条约、二级立法（规则、指令、决定）、共同体法的一般原则、共同体与第三方签订的国际协定，不论它们是否有直

接效力，都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而适用。[9]

欧洲法院所确立的这两个基本原则，为欧盟进行税收协调奠定了法律基础。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起的第二个大的作用就是在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

欧盟关税协调的依据主要是共同体条约第23条和第25条，第23条规定建立关税同盟，适用于所有货物，第25条强调“禁止在成员国之间征收进口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这种禁止也应适用于具有财政性质的关税。”这里的“货物”、“关税”以及“捐税”的具体含义是由法院通过判例予以明确的。在Commissionv.Italy案[10]中，意大利对文物出口征收关税，并认为文物不属于“货物”。欧洲法院认为，“货物”应理解为可用金钱标明价值并用于商业交易的物品，文物具有这样的特征，属于货物。在SociaalFondsvoordeDiamantarbeidersv.SACh.Brachfeld&Sons案[11]中，比利时要求进口钻石缴纳相当于其价值0.33%的款项到一个为工人设立的社会基金中。欧洲法院认为，虽然该基金的目的既不是为财政获取收入，也不是保护国内产业，但这并不能使其规避第25条的管辖，其对进口货物征收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禁止征收关税或类似税收问题上，也存在例外，包括（1）成员国为进口国提供服务而就此收费；（2）作为成员国国内法的一般制度，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基于相同的标准都征收的税费；（3）履行共同体法所施加的检验义务而就此征收税费。[12]欧洲法院虽然原则上同意这些例外，但在审查时非常严格。在Brescianiv.AmmisintrazioneItalianadelleFinanze案[13]中，意大利对进口的生牛皮实施强制卫生检验并为此收费。欧洲法院认为，成员国政府实施卫生检验是为了公众利益，不是为进口商提供服务。在Commissionv，Germany案[14]中，德国政府对进口的活动物收费，这种收费是为了弥补履行共同体第81/389号指令下检验义务的成本。欧洲法院认为，该案中的收费是履行共同体法施加于成员国义务的经济性补偿，不能视为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法院判断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看其是否阻碍了商品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

共同体条约第90条还禁止成员国采取歧视性的国内税保护国产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第23—25条的规定被成员国的歧视性国内税所破坏，因为歧视性国内税同样可以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从而达到和征收关税相同的效果。第90条的规定是这样的：“成员国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超过对类似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成员国不得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具有间接保护其他产品作用的国内税。”在FirmaFruchtGmbhv.HauptzollamtMunchen案[15]中，欧洲法院对“类似”（similarity）产品解释为，属于财政、关税或统计上的相同分类的产品。在AmministrazionedelleFinanzev.EsseviSpAandCarloSalengo案[16]中，意大利政府对一种酒给予税收优惠，但其条件是该酒在生产过程中应当能在意大利境内检验。这样，意大利境外生产的酒由于不能满足这一条件而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欧洲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是歧视性的，违反了第90条的规定。在Commissionv.KingdomofDenmark案[17]中，丹麦法律对白兰地酒（Aquavit）和其他酒采用不同的从量税率。由于Aquavit酒的销量远较其他酒大，而且该酒大部分为丹麦生产，因此，欧洲法院认为Aquavit酒和“其他酒”属于竞争产品，丹麦的税收安排具有歧视和保护作用。

欧洲法院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成员国税法的直接和具体的规定，因此，欧洲法院就借助于共同体条约关于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和原则来消除成员国内直接税法对共同市场的阻碍。其核心在于消除对成员国国民国籍的歧视。[18]共同体条约第39、43、48、49、56条分别规定了人员、开业、服务和资本等方面的自由流动和限制禁止。Commissionv.France案[19]是欧洲法院处理的第一个所得税案件。欧共体委员会认为，法国不给予另一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以股东归集抵免（avoirfiscal）优惠的做法违反第52条。欧洲法院认为法国税法的规定构成了在其他成员国注册的保险公司开业自由的限制，违反了第52条的规定。在FinanzamtKoln-Altstadtv.Schumacker案[20]中，欧洲法院认为，在另一成员国居住的该国居民，在一成员国工作并获得其几乎全部所得，但在其居住国没有足够所得使其个人和家庭情况为居住国考虑，如果工作国对其征收比从事相同工作的居民为重的税收，就为第48条所禁止。在Wielockxv.InspecteurderDirecteBelastingen案[21]中，欧洲法院认为，尽管直接税的调整属于成员国的权限，但这种权限的行使应不违背共同体法并避免任何形式的基于国籍的歧视。由此可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所得税远没有统一，当前仍然主要借助四大自由来逐步消除这方面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显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了，税收协调并不仅仅是政府及其税务主管当局的事情，各国法院在税收协调中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税收协调只是税收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在整个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就是欧洲各国法院在税法实施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在税法的贯彻执行、税法的完善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我国而言，研究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所发挥作用的意义，就不是简单地说，应当发挥法院在我国税收协调中的作用，而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法院在税收执行、税收司法、税法的完善以及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税法的解释与适用似乎仅仅是税务机关的事情，而税法也似乎很难进入法院的视野之中，税法的可诉性问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税务诉讼都是非常重要的诉讼，在把税务诉讼归入行政诉讼的国家，也是占据行政诉讼案件比重非常大的诉讼。[22]更有众多的国家专门设置了解决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税务法院等。而在我国，税务案件的数量还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简单的行政案件，真正具有“法律味”的案件很少，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更是凤毛麟角。法院在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中基本上被搁置了。而发达国家税收法治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不充分发挥法院的作用，要想实现税收法治是根本不可

能的。

我国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被动地位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缺乏真正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只有不予适用的权力而没有撤销的权力。我国法院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也非常弱，特别是税法领域，法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解释工作。[23]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解释法律和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职权。欧洲法院有权审查各成员国法律是否违反欧盟法，对于违反欧盟法的成员国法律可以拒绝适用，从而间接废止了相关成员国的法律。其实，如果我国法院能充分利用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也能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权审查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规章或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院都有权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如认为违反，就可以不予适用，从而对税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未有法院否定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的判决，可见，法院尚不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

（2）缺乏专业的税务法官，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税法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法，没有经过专门的税法训练很难胜任处理税务案件的工作。[24]我国目前的法官大多都没有专门学过税法，即使在本科学过一点税法的基础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法院在处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往往求助于税务部门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对税法一知半解的法官如何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提高法官税法素质的重要途径就是设置税务法庭，培养专门的税务法官。有了专门的税务法庭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进行最后的监督，相信一定会促进我国税收立法（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税收执法的水平不断提高，也一定会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25]

（3）税收宪法、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欧盟法或共同体法的存在，而且它们的效力是高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的。而我国税法领域缺乏一个高层次的法律，在宪法中只有一条涉及到税收的条款，而且是规定人民纳税义务的条款，宪法没有赋予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也没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税法领域的法律目前只有四部，[26]《税收征管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点税收基本法的作用，但远远不够，而且税收征管法是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定位于法院监督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税收征管法也很难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不敢对税务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审查也就不足为怪了。扭转目前的状况必须进行税收立宪，[27]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通过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尽快制定税收领域的几部主要税法，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推动中国的税法建设和税务行政尽快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将来随着我国加快国际税收协调的步伐，我国所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会越来越多，我国税务主管当局与其他国家的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税务合作也会越来越深入，单边预约定价（APA）和双边预约定价也会越来越频繁，相应的，国际性的税务纠纷也会越来越多，这些纠纷的一部分将有可能进入司法解决的轨道。因此，我国法院在将来的国际税收协调中也是大有作为的，但这种大有作为必须以我国法院在我国国内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为前提，就目前我国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水平来说，即使有国际税收协调中的案件进入法院，法院恐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难以胜任处理案件的需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让法院成为推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注释」

[1]参见苑新丽：《国际税收协调的发展趋势》，载《财经问题研究》002年第10期。

[2]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491页。

[3]参见张荐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经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页。

[4]参见朱淑娣主编：《欧盟经济行政法通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1—64页。

[5]SeePavlosEleftheriadis，TheDirectEffectofCommunityLaw：ConceptualIssues，YearbookofEuropeanLaw1996（10），p205.[6]Case26/62，NVAlgemeneTransportenExpeditieOndernemingvanGendenLoosev.NederlandseAdministratiederBelastingen[1963]ECR1.[7]译文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8]Case6/64，[1964]ECR585.[9]SeeAlisaKaczoroska（edited），EuropeanLaw：150LeadingCases，OldBaileyPress2000，p130.[10]Case7/68，ECR[1968]423.[11]Case2and3/69，ECR[1969]211.[12]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3]Case87/75，ECR[1976]129.[14]Case18/87，ECR[1988]5247.[15]Case27/67，ECR[1968]327.[16]Case142and143/80，ECR[1981]1413.[17]Case171/78，ECR[1980]447.[18]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19]Case270/83，ECR[1986]285.[20]CaseC-279/93，ECR[1995]I-225.[21]CaseC-80/94，ECR[1995]I2493.[22]比如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百分之六十以上为税务案件。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页。

[23]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近十年来所解释的案件，以税法案件为最多，所占比例还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8页。

[24]台湾著名税法学家葛克昌先生认为，财税法庭的设

置是财税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5页。

[25]关于设立税务法庭的设想，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协调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经济；协调性

我国在近几年提出和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可持续和全面协调发展作为根本性原则的。而金融作为经济系统中的一项重要组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经济服务。但也因为金融活动同经济的联系十分密切，使得现代市场对金融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由于金融和经济间高度的互相依存关系，所以，如何推动二者协调可持续发展，便成为当前人们重点关注的一大问题。因此，找出当前影响二者协调性的措施，并制定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势在必行。

一、金融和经济协调性的本质

虽然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十分的复杂，涉及范围较为广泛，但这些关系之间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借助融通资金来建立的。为经济活动开展和进行融通资金，一直都是我国金融系统功能最为基本的工作职能和根本要义、是金融行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经济系统中各个方面对于金融系统所提出的根本性需求。尽管有时融通资金提出的需求时通过分货币形态的资金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其最终却需要依靠货币形式来实现，由此可以发现，货币供求间存在的矛盾，就是在协调经济和金融二者关系时存在的主要矛盾。目前，货币供求间的协调性主要包括了货币供求总量间的协调性和供求结构间的协调性。此外，货币供求总量本身的协调性，有效的反映了金融同经济总体间的协调性；而货币供求的结构协调性则反映了同经济中某个子系统或者是经济某一方面的协调性。

二、影响二者结构协调性的因素

1、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

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处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小型企业都是确保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融资难作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该类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获得制度内金融的支持。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无法在正规机构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还无法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借贷和自由资金这两种形式。与此同时，中小企业以为内自身资信条件比较低，基本无法达到商业类金融机构授信的条件，这也是造成融资难这一世界性存在的原因。就目前来看，中小企业的融资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可以通过强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方式，建立起适合中小型企业的金融机构。此外，我国政府部门也应当就这一问题颁布一些政策给予支持，带领中小企业走出该困境，推动我国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

2、民间金融机构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投资总量较少；二是农村地区大部分都是中小规模的乡镇企业，所以，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融资难问题。我国民间金融缺乏信贷资金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业金融的基础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相关机制体制建设还不是十分完善。与此同时，由于民间金融存在较大的自然风险、经济效益不高，使得一些商业银行不愿意向民间金融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在近些年大规模的撤出民间金融市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构建出适合民间金融和农业特点的金融合作体系与政策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三、推动二者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

1、优化金融结构

对金融行业来讲，其结构是否合理，将决定其能否良好发展。首先，相关部门应当扩大金融行业的规模，增加金融市场存款和贷款的份额，对现有的金童结构展开合理的优化，使得我国该行业在存贷款方面存在的差额可以得到有效降低，存贷款比例被调整，确保提升金融机构自身金融效率的目标得以实现。而对于北上广等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加快的地区，其在降低存贷款差额的同时，也需要对存贷款比例展开有效调整，以便能够保证金融体系发展的必要资金充足，从而使更多的存款能够投放到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而一些地区较为偏远、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或者是城市，其不仅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推动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张，还需要降低存贷款差额，将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1]。

2、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发展

同外来的金融机构相比，支持本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不仅可以在推动地域性经济水平提升这一方面，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还能够确保其所在区域的各项经济政策都能够被全面的贯彻落实。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当强化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力度，将提升地方金融机构整体实力作为未来发展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政府部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扶持推行有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政策，为证券公司增加资本，扩张股票份额提供支撑，使其控制风险能力、综合能力与管理能够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以此来为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大力发展保险机构。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险机构的存在不仅可以分散和转移该行业的发展风险，还具有存储、投资和理财等作用。如果推动保险行业的发展，可以借助该行业本身在融资和投资方方面的作用，对分散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风险都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三是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建立起以银行业为基础，以新兴产业投资为核心、以信托和证券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为支撑，不断的而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综合能力和整体实力，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力[2]。

3、强化金融体系改革深度

如果我国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给予支撑，就能够通过利用我国现行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来有效的推动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加深对金融体系的改革，强化对于非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的扶持力度，扩大一些新兴的金融机构在金融行业市场中总的占有率。与此同时，我国政府部门应当颁布一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这样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长我国的就业率。就目前来看，我国中小型企业占据全国企业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也就是说，我国基本都是中小企业，所以，扶持该类型企业，对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期间经常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尤其是边疆等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小企业。因为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都会考虑效益和风险等因素，所以，其对中小企业也会提出一定的要求，从而对该类型企业的发展产生制约。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完善我国金融机构颞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强化中小型企业对风险的承受、预防、控制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与扶持我国中小型企业发展与壮大[3]。

4、鼓励和保护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即使在没有获得制度内的有效金融支持，仍旧可以获得迅猛发展这一现状证明：民间金融也是一种行之有效，且适合我国中小型企业发展的金融类型。与此同时，民间金融本身具有顽强生命力，也证明了其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价值。因此，我国向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能够因为民间金融本身的可控制性较差、经营风险大等缺陷，而放弃这一金融模式，也不能够只依靠政府政策的作用，而是应当采用积极的措施对民间金融的发展给予有效的鼓励和支持，通过主动引导、加强对其发展策略进行规划的方式，确保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从而将民间金融本身具有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4]。

5、完善金融体系建设

首先，我国相关部门应当积极的建立与完善中小型企业的信用担保机制，不断提升中小型企业自身的担保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其次，我国相关部门在推动该项建设时，应当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为中小型企业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和金融服务机构[5]。最后，强化国有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信托租赁公司和证券公司等其他企业的内部建设，提升相关毒物工作的质量、手段，从而确保金融行业中各类型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与管理水平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上文的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和经济间的协调性，最终是以货币供求关系间结构和总量协调性体现出来的。因此，要想对二者协调性进行判断，首先就应该了解货币供给同经济增速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借助各阶段物价和利率的变化进行把握。对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分析当前影响二者结构协调性的根本原因，结合当前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出提升二者协调性，维系二者协调性关系的具体方案，从而推动我国金融行业稳步发展，社会经济水平逐步提升。

作者:关溪媛 李金秀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宋立.探讨金融与经济协调性[J].经济视野，2013(18).

[2]吴小亮.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16(4):106-107.

[3]崔志瑞.对巴州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协调性的分析与探讨[J].西部金融，2009(9):35-36.

协调范文篇10

一、坚持统一领导，积极出谋献策，当好“参谋长”

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是纪委组织协调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原则，党委是司令部，纪委就是参谋长。一方面，县纪委始终把自身的工作放到全县工作的大局中去考虑，坚决地执行县委的各项决定，及时地汇报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重大问题，使各项工作得到党委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县纪委坚持做到“三多”：多请示汇报、多听取意见、多出谋划策。主要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县委反映各方面情况，为县委正确决策提供依据；根据中央部署，结合本县实际，认真提出反腐倡廉的工作规划、年度工作意见、工作重点、责任分解和实施方案等，及时提请县委研究决定后作出部署；主动承担县委交给的其它工作，为全局工作尽心尽力。同时，根据现行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实际情况，我们主动配合、服从县政府抓好廉政建设，特别是在抓行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出主意，想办法，不但协助县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活动实施方案》，还狠抓了各项要求在各地各单位的贯彻落实，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

二、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当好“指战员”

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需要“部门各负其责”。县纪委充分发挥自身具有的掌握政策更全面更准确、开展工作更专业更规范和监督检查更权威更有效等优势，主动担负起了牵头人和指战员的责任，组织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进而形成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一是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各项任务细细分解层层落实。通过抓责任制的落实，实现“牵头”和“指挥”的职能，在工作中搞好安排部署、搞好组织实施、搞好监督检查、搞好考核评比。二是主动与有关职能部门建立起干部监督、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规范有形建设市场、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等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会议研究工作。三是帮助、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制定实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廉政法规；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完成的任务，拟定方案，要求各部门切实履行好职责。在新形势下，特别注意充分利用县纪委书记由县委副书记担任的这一岗位优势，强化指挥权威，从更高的角度，开展更高层次的组织协调。

三、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当好“服务员”

县纪委在唱好主角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演好配角。一是提高认识，甘当配角。组织协调工作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作，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并非所有的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都必须由县纪委牵头，在专业性很强的执纪执法检查和专项治理中，我们就主要依靠有关职能、业务部门的力量去牵头完成，比如干部监督工作就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就由县建设局牵头等，县纪委在这时主要是当好配角，积极主动地为各单位特别是牵头单位搞好服务。这样做既使县纪委从大量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更多的精力，为县委、县政府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当好参谋助手；又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启动职能部门的内在动力，改变了纪检监察机关“孤军奋斗”和唱“独角戏”的局面。二是提高水平，善当配角。县纪委充分发挥自身在政策、职能、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利用政策上的优势，帮助各部门想主意、出点子，全天候地提供咨询服务；利用职能上的优势，在执纪执法等工作中，和各部门打好配合战，加大执纪执法力度，使各部门在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中获得应有的震慑力；利用专业方面的优势，在各部门需要的时候，适时地抽调骨干力量帮助协助调查、突破案件等。县纪委始终着眼全局、抓住重点、把握难点，主动地贴近各部门的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促进服务工作朝“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四、加强收集整理，做到信息共享，当好“信息员”

对信息的占有、处理和利用是纪委实现组织协调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建立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访网络，加强了对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与查处，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既依靠群众，又取信群众。县纪委通过对公安、审计、物价、财政、组织等部门在各条战线上发现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信息进行多渠道多途径收集、分类别分层级整理、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有针对性及时性地传递，使零星信息集中化、分散信息统一化、紊乱信息有序化，真正发挥信息员的作用，把县纪委建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信息中心”。县纪委还适时召开专门的信息交流联席会议，专门研究信息工作。在案件线索方面，建立执法执纪部门线索通报和信息交流制度，要求各部门将案件线索报送责任落实到人，坚持定期报送。对各部门报送的案件线索，及时分类登记，逐一进行核实，对有关党员干部的案件线索逐一编号，纳入“案件线索库”管理，从而拓宽案件信息来源，做到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