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分析论文

关键词：女性主义妇女另类媒介新社会运动

[摘要]：

各种批判研究的探索已证实了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缺陷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本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不仅要揭示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的迷思，更要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传播情境，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行动主义者创办妇女另类媒介（womenalternativemedia）的举措就是一种突破传播产业资本密集、经营垄断与科技数字鸿沟的结构性压制，为社会公正而抗争的媒介实践策略。本文将论述妇女另类媒介的产生语境与主要特征，以及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联。从不同种类的妇女另类媒介研究可见其广阔范围和多样性，也会突出妇女另类媒介显著的共性——妇女经营和控制的、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批判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另类媒体/反主流媒体/替代性媒介，英文都以AlternativeMedia统称，具有先锋政治的性质，以弥合主流媒体所遗留的鸿沟为己任[1]，创办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体拒之门外的弱势社会团体，另类媒介的生命力与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约翰•唐宁（JohnDowning）指出另类媒介属于小规模、集体运作的媒介项目，强调自我管理，表达了“想象的政治（prefigurativepolitics）”（Downing，2001：71）。另类媒介也经常以社群（community）、激进（radical）、进步的（progressive），有时亦以地下的（underground）媒介/报纸，或是替代性媒介相互使用；台湾则以“小众”媒介或地下媒体指称另类媒介，如绿色小组、地下电台、民主电视台等[2]。美国学者大卫•阿姆斯壮（DavidArmstrong）的《战斗的号角：美国另类媒介》（ATrumpettoArms:AlternativeMediainAmerica，1981）论著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另类媒介研究堪称本领域研究的早期典范。作者认为鉴于美国的资讯工业已逐渐成为意识产业,灌输并管理大众的思想与情感，塑造大众的行为归纳起来，另类媒介创办者力图改变现状，重塑大众心智(reform-minded)。美国另类媒介作为社会行动者改变标榜客观、中立的传统新闻观念的产物，欢迎社区民众的参与，采取多元化的方式筹集资金，如广告政党捐助特定利益团体捐赠等，但仍只有少数能自给自足。另类媒介的行动者倡导解放性的（emancipatory）媒介,要求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由使用者来运作,每一个讯息接收者都可被视为潜在的传输者,在这种媒介民主（mediademocracy）中,传播过程远比媒介产品的消费更重要。在美国社会变迁的运动中,另类媒介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推进草根政治的议程弥补民主化社会的某些缺失。英国学者克里斯•阿顿（ChrisAtton）通过对一系列另类媒介的案例分析，归纳出另类媒介的共性：大量普通的、非专业的人士作为管理者、编辑和设计者，负责组织与生产；鼓励自我管理并强调集体组织，以使更多的愿意贡献的人员参与进来；为达到让更多人参与的平等目标，另类媒介激进地重新定义生产一个出版物所必需的组织和写作技能；“业余”、非专业的作者（“本土报道者”）可以通过把自己预设为行动主义者并发展报道技巧，以颠覆媒介中的等级秩序，其不仅表现了对“压迫关系”的激进态度，同时也体现出生产的激进形式；另类媒介能够“为失语者发出声音”，也就是说，它给那些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介中失去话语权的人以进入媒介的机会（不管这些人是在地方团体或是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说抗议运动）；另类媒介的实践表明，一些主流的生产手段可以被调整和重新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和更为民主化的媒介计划一部分（Atton，2002&2003）。

妇女另类媒介涵盖了上述学者对另类媒介的描述，但要充分理解妇女另类媒介的愿景，还得从主流媒介批判和突破传统社会性别约束的另类媒介实践，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构成开始，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一、妇女另类媒介产生的语境

詹姆斯•汉米尔顿（JamesHamilton）的研究发现另类媒介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希望能够大力推进商业传媒机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采用类似主流媒体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型的媒体形式，而主流媒体的排斥性正是因为媒体集团化经营需要越来越高的资本投入和专业技术运用，仅仅以增长的发行量、市场占有率和专业水平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些因素迫使大多数人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实际的媒介产品的生产中。主流媒体的“大众”仅仅是消费层面的，从参与的角度而言，实际上是很“小众”的，尽管其对国家财政贡献不薄，但主流媒体承受的结构性压力是以高度的专业化和资本壁垒为特点，从而制造了限制大众参与的“高墙”（Hamilton，2000）。而且全球媒介在公共民主空间方面呈现出的持续的萎缩现象，随着公共支出的大幅缩水、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大行其道，无视并扭曲了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目标。同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决策要考虑国内或国际情况，全球化涉及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的兼并会让媒介产品和媒介内容去地方化与去个人化（Thompson&Gómez&Toro,2005）。

后学思潮已经揭开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与理性的真实面具，科学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中立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女性主义运动已动摇了长期以来被自然化的男性宰制主导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信仰，并针对特权的捍卫者进行了无情批判。但父权制主观性的等级在信息社会的科技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Friesen，1992；Rakow，1988；vanZoonen，1992），社会性别等级经受变革的韧性特别强，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都不受影响（Wiesner—Hanks，2001）。而且随着全球社会的媒介化，大众传播与科技、社会权力共谋，依然再现并生产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伴随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围绕着社会性别如何获得和分享这些技术的种种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促成研究者关注信息传播科技更新中的“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gendereddigitaldivide）问题或“数字排斥”（digitalexclusion）问题（表现妇女和男性在获得和使用信息传播科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情况和偏见）。到目前为止，信息传播科技主要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设计和制造的，并且通常情况下男性决策者制定信息通讯技术政策，这些都造成了这一差距，伴随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这一差距与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于共生关系之中，成为异常棘手的不平等问题之一。信息传播科技，尤其是网络，因其可能为全球化的权力关系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参与而加速发展，传播科技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已经复杂化，其顽固性与持久性也将伴随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科技的资本化、理性化和全球扩张进一步深化[3]。

上述媒介市场的资本运作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对民众（妇女占大多数）的排斥，我们可以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区隔了民众（尤其是妇女）的媒介近用权并损害地方传统的民主再现，但还必须检视媒介内容生产的社会性别歧视状况，才能综合理解妇女参与另类媒介实践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所关注的一个论题就是大众媒介和社会角色中的妇女形象之间的关系，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1963）就部分建立在关于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基础之上，控诉媒介对不愿充当“快乐家庭主妇”的妇女不断灌输不安全感、恐惧感和挫折感（BettyFriedan，1963）。根据传播学者的归纳，媒介再现妇女只有三种类型：1、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2、作为贩卖男性商品的性玩物；3、追求美丽取悦男性的人（Hole&Levine，1971：249）。塔克曼敏锐地指出：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SymbolicAnnihilationofWomen），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这是因为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定使妇女缺少接近权；而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对受众施加妇女形象象征性歼灭的影响（Tuchman，1978：3-38）。美国冷战的意识形态建构，沿袭东方学的权力关系与逻辑思维，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妖魔化为“敌对的他者”（anEnemyOther），孕育和催生出“交互性的偏执狂”（reciprocalparanoiac）。这种二元对立符码（polarizingcode）同样也为美国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社会性别秩序的文化意象——品性优良的欧美妇女呆在厨房和卧室里，支持男子汉们通过顽强的努力去遏制一个“邪恶帝国”（“邪恶帝国”引用的是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对苏联的形容）——提供了营养和食粮。在这种二元语义符码中，同性恋者被认为是“安全隐患”（securityrisks）——内敌，应该被压制、被残酷地对待并且被禁闭起来（Jansen，2002：214）。

就是在女性主义运动已经为妇女争取到了一系列权力的20世纪末期，媒介领域仍为男性公民所左右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凯•米尔斯（KayMills）认为，西方新闻业仍然将妇女视为“局外人、可疑的对象、‘他者’……异端、男性规范的例外”（Mills，1993：20）。而且，“在美国，大多数的报纸头版新闻仍然由男人撰写。这些新闻中的大多数都是由男人来唱主角——1993年头版新闻提到的人物中85%是男人，刊登的照片当中66%是男人的照片。男人同时也在电子媒介中居支配地位，电子媒介中86%的记者是男人，而且美国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的消息源75%是男人……以冲突、对抗、极端主义和煽情主义为框架建构起来的新闻正是新闻业的主打产品。男记者一般总是会被派去做‘硬’新闻，也就是那些有着重大公共影响力的新闻。相反，女记者则一般报道‘软’新闻和与传统意义上女性职责的话题相关的题材。美国报业数据显示，男记者在战争和军事（81.8%）、体育（81.2%）、政府和政治（78.1%）、世俗人情（75.4%）、经济（75.3%）以及外交关系（72.6%）的报道中居于支配地位。女记者则通常报道教育（66.7%）、健康和医疗（43.9%）、事故和灾难（45.5%）以及社会问题（42.4%）。”（Jansen,2002：212）。1995年UNESCO报告指出只有3%的媒介机构是由女性领导的（239家中的8家），这些公司中女性只有12%中担任要职（Gallagher，1995）。同样，2000年UNESCO对世界范围内70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尽管世界的新闻界的记者41%是女性，但只有18%的报道的对象是女性，还常常是刻版形象（Gallagher，2001）。

因此，鉴于主流媒介的种种排斥与扭曲传播，妇女只能另寻他途来表达自己的智慧与情感，另类媒介（alternativemedia）正好为那些抵制主流媒介的弱势社群在不同的，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传媒意识体系间获得取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媒体在产权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中，削弱了民主机制与民意表达，主流媒介的霸权地位也因之开始孕育反霸权的力量，葛兰西所谓的文化争霸（hegemony）在另类媒介的实践中展现出来。主流媒介忽略、轻视、贬低络绎不绝的妇女运动及其哲学，另类媒介则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动员与支持力量。对于这种小众媒介经验的洞识，也许可以稍宽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世界被压制与剥夺的弱势社群。但是，绝不能把这一创造性的行动轻易地看成徒劳无益的努力，任何对社会规范的拒绝承认与反对行动都是颠覆既定政治的潜在力量，创办服务于妇女群体的另类媒介已成为抵抗意识形态控制与资本垄断、数字鸿沟的途径之一。

当代妇女已经意识到建立和运作自己的传播媒介的价值，自己的文化由自己生产，并以此与她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突破了主流媒介对妇女的再现与定义的限制，另创草根阶级的另类媒介来形成和重新发现妇女的意见根源，而这正是根基于对妇女的社会动员的文字记载。妇女只有另创草根阶级的另类媒介才能形成和重新发现妇女的意见根源，而这正是根基于对妇女的社会动员的文字记载。这种反主流商业媒介的媒介，正是社会学家描述的亚文化形式，妇女创办者以自己的媒介内容建立少数群体的世界，借此与原来被社会化的世界分离，但并没有破坏既有的传播结构，而是以某种非暴力的运作程序去利用传播资源对抗“视为正当”的例行社会。另类媒介是妇女、同性恋等少数社群的心灵城堡，主流媒介已经越来越多地收编或同化这种反霸权观念，特别是当事实证明后者符合其经济利益的时候。如西方同性恋杂志从最初展现少数性社群的生活景观、理想心声，随着受众的扩大而带来商业利益而被普遍商业化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会偶尔在无意之间支持和促进媒介再现反对派的社会性别真实状况，来构建非传统的社会性别认同，如台湾《热爱》杂志的内容帮助、鼓舞同性恋读者塑造自己正在萌芽的社会身份。

二、妇女另类媒介的特征

西方妇女创办的另类媒介的历史源远流长，以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就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由人种、阶级、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压迫，也可以将妇女媒介视为“女性主义的”媒介，其由妇女经营和控制，具有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充满排斥态度。《另类出版物索引》在1970年代首次出版，其副标题是“放大社会变革与正义呼声的出版物的索引”，可以推想，妇女媒介即是专门为了妇女的社会变革与公正而呼吁的媒介（Steiner,1992：123）。女性主义运动作为激流勇进式的社会性别解放的政治议程，因妇女另类媒介的推波助澜而更加广阔地动员了全球妇女的生活实践。妇女另类媒介担负着促进社会性别公平与社会正义为终极关怀的使命，以及追求构建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的目标，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

妇女经营与控制：妇女掌控的新闻机构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新闻业中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这一趋势不容轻视（Hamilton，2000）。妇女另类媒介要求把妇女看作是一个通过传播形成的群体，信息“来源”和“受众”是同一批人。例如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各类妇女组织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甚至有自己的出版社和女性主义书店，经营权与所有权完全控制在妇女手中。现今美国正在流行的粉丝杂志，也是一种妇女自己编辑、自筹经费、自己设计、生产发行的连续出版物，用“self”这个前缀指代任何非公司化经营的出版物。如《竹子女孩》杂志的作者“SabrinaSandata”说她自己是一个混血儿（菲律宾人，西班牙人，爱尔兰或苏格兰人的结合，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统），作为一个同性恋朋克，她发现在一个异性恋、宗族制以及“美丽”作为社会标准的亚洲文化圈中，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与之格格不入的，她立即开始了她的粉丝杂志创作（Atton，2002）。再如笔者调查的一个非常草根的成立于2005年5月21日的女同性恋组织，组织者是第三次努力经营自己的月恋花LES吧（女同酒吧），因为她已经失败过两次了。月恋花LES吧在中国的女同性恋圈子中，甚有影响，组织者设立了义务服务的热线电话，作为沟通与联络的工具，接听来自于天南海北或是国外的拉拉们的电话，其中，有不少是焦虑的父母打来的，目前有20余位女同性恋者加入组织，参与行动。

反版权、去商业化：1990年代，另类媒介内产生了一种对版权的极端观点，并伴随有强烈的反对知识产权的运动。这是因为大部分另类媒体的性质即是使用最少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传播非正统的、异端的观点，很多作者和出版人都鼓励免费发行他们的材料。许多书籍和期刊都有“反版权”或者是“开放版权”的声明，告诉读者和购买者，只要不是出于商业用途，他们便可以从心所欲免费复印这些资料（Atton，2002）。

表述妇女自己的生活世界：如亚洲妇女资源交流中心（电子邮件地址：aworcweb@，网站：/），这是一个通过互联网为妇女提供信息服务的地区性网络，旨在拓宽现有的妇女运动的地区网络，促进网上的资源共享，建立区域内的信息服务平台，以支持亚太地区妇女的倡议。在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妇女并不能接触到网络之后，将创立可以使妇女参与使用的另类媒介进行替代性服务。如总部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女性主义国际广播”（Fire）通过在当地采用再次广播、国际短波、杂志、报纸、电子网络和网页的多形式的、优于网络的策略，来解决由传统的广播和网络共同构成的数字鸿沟。“女性主义国际广播”（FIRE）是由女性主义者创建的另类国际网络广播，主要为南半球的妇女提供发声和传播观念的渠道。FIRE的培训工作坊定期培训拉丁美洲妇女运动者学习自己制作网页，其利用互动的传播信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让全球妇女受众都能接受到它的节目，这些技术包括利用网络和多媒体产品来现场直播，旨在解决社会性别的数字鸿沟。FIRE通过扮演技术界面、扩音器、桥梁、连接者和增值器等互动的角色，它不仅成为了受众的互动平台，让他们聆听和阅读各种事件的妇女观点，通过建议和策略来丰富妇女的声音，它还鼓励受众（显然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并加强各种运动的联系，让运动和每个人有联系以推动社会改革，发挥网络传播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与私密性，互动的传播过程有助于建立一个民主的女性主义网络，这一网络将赋予妇女行使传播的人权，获得广播的空间（Thompson&Gómez&Toro，2005：215–236）。再如台湾1987年因为政治解严促使曾经密不透风的威权体制松动，昔日受压迫的族群团体竞相争取发言空间，以夺回己身的命名权和历史解释权，199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下揭开序幕，在此语境中，1994年8月8日“我们之间”团体制作发行的台湾的女同性恋杂志《女朋友》双月刊创刊，是目前为止发行最久的华语女同志刊物，编辑部人员都是圈里人，讨论的都是常见的女同性恋的切身问题[4]。

存在的问题：妇女另类媒介的问题包括缺乏资金、参与度，以及方向和目标，也有专家认为对于网络的过高期望也应该稍有冷却，因为它是技术密集型的，需要大量的通信基础设施，而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广泛覆盖，而且网络正急速且势不可挡地融入商业媒介组织（Hamilton，2000）。笔者长期跟踪的大陆另类媒介《朋友通信》就面临这一尴尬景况，《朋友》纸质版本的流通与电子版的网上浏览共同为项目的传播创造了跨区域的空间，在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都市，点击《朋友》电子版的比例逐年递增，品牌效应之下，2007年8月下旬，“朋友”的域名被某网站抢注了，抢注方要求项目组每年缴费3千元方可继续使用，出于捍卫正义与经费拮据的考虑，张北川拒绝如此要求，正在重新注册登记。如果项目组不及时解决传播新技术的应用问题，那么，《朋友》就会因缺乏互联网技术的推进，而失去部分影响力，项目本身参与抗争的力度与彻底性也必然受到相应的制约[5]。当然，也有克服互联网技术问题的妇女另类媒介例子，比如女性主义国际广播（FIRE）为了在其他媒体平台上分发和繁殖信息，利用了妇女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广播网（拉美国家的广播普及率相当高，超过电视，如哥斯达黎加的广播拥有率为100%，电视仅50%），因为它意识到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妇女并不能够上网，但是这些人可以通过社区广播或者其他广播网连通女性主义国际广播（Thompson&Gómez&Toro，2005：228-229）。是否可以越过网络技术与资金困难的障碍，关键是看另类媒介组织的传播策略是否可以多样化，找到更加有效和便宜的传播途径。

当然，还有一个被普遍忽略的问题，就是在妇女阵营内部的不团结也是导致妇女另类媒介无法长期良好合作的因素，如《妇女们的未来服务》（Women’sFeatureService）的主旨是介绍全球被忽视的妇女的新闻实践活动及其取得的成就。但其明确区分运动的参与者、运动的反对者以及纯粹的旁观者，破坏了运动的广泛团结阵线。以笔者的调查来看，大陆很多都市的妇女组织或女同性恋组织一开始激情澎湃，创办小型期刊，但因意见分歧或是人际矛盾，最终没有坚持下来，这就不是资金与目标的缺乏，而是妇女内部的关系协调的困限所致。（待续）

[注释]

[1]鸿沟意指因传播体系的彻底商业化、集中化与技术化，大众无法参与媒介生产与公正的媒介再现，如詹姆斯•汉米尔顿（JamesHamilton）的论述：报业市场依赖资本密集型和企业化的组织结构，以及更加专业化和商业化的信息产品，报纸这一“人民的公仆”却有悖于人民的需求，20世纪初期，媒介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愈加厉害，大多数人民已经被排斥于主流媒介之外（Hamilton，2002）。

[2]台湾小众媒体/地下媒体既冲击主流权力，又与科技资本的累积力量抗争，但最后皆不敌商业资本逻辑与政治的顽固力量刻意的稀释，黄慧樱的论文《从TANetBBS发展脉络，探讨跨出虚拟空间的“异议BBS”》（《第二届资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2月18-20日）梳理了台湾小众媒体/地下媒体研究的历程，如表1所示。

[3]200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第一部分提供了有关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几个发展中国家入网成本的比较、互联网使用者使用的语言及互联网内容的表格。目前缺乏分性别使用互联网的数据，但是很明显，在妇女获得、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并享有该技术益处方面要比男性低得多。表2也说明这一点。表2还表明，在泰国、菲律宾、南非、智利和墨西哥这样拥有较高比例的女性网络使用者的发展中国家中，整体的使用水平并不高。所以，尽管一小部分精英妇女能够获得同男性精英相似的机会，就大的范围而言妇女很少能够获得这种机会。

[4]吴素柔（1996）.压迫与反抗：台湾同性恋社群团体出版品的语艺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5]曹晋（2007b）.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12，第91页。

[6]陈慎庆（2002）.基督宗教研究：社会学的进路.收入罗秉祥、江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第255－276页。

[7]曹晋（2006C）.《杂志封面女郎：美国大众媒介中视觉刻板形象的起源》的“译者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9页。

[8]简家欣（1998）.九○年代台湾女同志的认同建构与运动集结：在刊物网络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号，第63-115页。

[9]温迪•哈科特（WendyHarcourt，中文版，2004）.《世界妇女和万维网》.收入DavidGautlet主编的《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北京：新华出版社，第256-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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